“梦中情狗犬夜叉”通过精心收集，向本站投稿了6篇工程塑料开创汽车塑化新时代，下面是小编整理后的工程塑料开创汽车塑化新时代，希望能帮助到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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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工程塑料开创汽车塑化新时代
工程塑料开创汽车塑化新时代
在现代汽车设计中,为了轻量化和降低成本,广泛采用工程塑料.文章介绍了汽车制造中工程塑料的.种类及应用领域,阐述了塑料在汽车上的应用研究与发展趋势,指出汽车塑料化有利于节省能量和能源,塑料在未来汽车上的应用将向汽车外部结构件发展.但由于塑料比金属材料的强度差,随之要增加零件壁厚,因此,有待开发出既便宜又强度高的塑料.
作 者：燕来荣 YAN Lairong 作者单位：东风汽车公司 刊 名：汽车工程师 英文刊名：TIANJIN AUTO 年，卷(期)：2009 “”(2) 分类号：U4 关键词：汽车轻量化 工程塑料 汽车零部件 应用研究篇2：开创农商新时代
开创农商新时代
告别短缺时代，全面走向市场，标志着农业和农村经济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如何加快农业结构调整，实现农民收入长期稳定增长，事关农村经济、社会发展全局，是必须在理论与实践上做出回答的重大战略问题。
近几年来，农村生产经营体制发生了巨大而深刻的变革。农业产业化经营的方向确立和模式推广，促进农村以家庭为单位的传统生产经营逐步与社会化、市场化的加工、流通相联结；农产品流通体制改革，使农民经纪人、各类购销联合体、合作社与国有、集体流通企业共同构成多元化、多形式的市场流通新格局。这一系列变革的核心和实质在于，计划经济条件下的传统农民成为市场农业的主体。这种主体地位的确立，使农民不再是单纯的生产主体，同样也是市场流通的主体；不仅使农民在参与市场农业中获得了广阔的发展空间，同样也为农民进入市场带来了现实挑战。
农民主体的素质和作为，决定着农业、农村经济的运行质态和发展速度。然而，只要我们对现实稍加分析就不难发现，在广大农村农民缺乏走出土地跑市场、搞流通的胆识，农产品流通缺乏分散市场风险，高效便捷的载体。一些农民感叹：农业结构不调没出路，要调有风险，陷入了多不得、少不得，不多不少又难得的两难境地。可以说，在当前多数地方农业产业化经营尚未突破的前提下，农业生产经营多了砍、少了赶，农民弱势群体导致农业弱质产业的局面难以改变。因此，拓宽组织农村经济发展的思路和视野，引导农村干部和广大农民主动顺应市场农业新形势，树立现代农商新观念，组织和引导农民进入市场，对促进农业结构调整，实现农业增效、农民增收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基于这样的认识，近几年，我们着力提高农民进市场、闯市场、拓市场的组织化程度，实现千家万户小生产与千变万化大市场的有效对接，这一思路的确立及其指导下的丰富实践取得了明显成效，有一组数据表明了农村经济发展的可喜变化：近年来全市流转土地万亩，农民承包经营土地超过亩农户万户，种养殖业收入超万元农户万户，分别占总农户的和；全市经济作物占种植业，特种养殖占多种经营，多本网版权所有种经营占大农业的比重均接近；全市发展农民经纪人万人，民营专业合作流通组织个，承担了全市以上农产品的市场销售；近三年农民人均纯收入年递增，去年达到元，农村储蓄余额亿元，农村楼房率达；全市生猪、家禽个产业总量规模超过亿元，蚕茧、山羊、蔬菜、水产品等个产业总量规模超过亿元，农产品总量位居江苏、全国前茅。
总结我市实践，组织引导农民进入市场，大力发展现代农商，必须注重把握三个环节。
第一步，重抓现实教育，启发农商意识。一方面农民是现实利益群体，规避市场风险意识强，只有看到现实收益才会主动调整结构，参与流通。另一方面，一些农民长期闯荡市场，信息灵、门路广，在开拓市场上富有首创精神，勇于探索实践。年我市许河镇农民自发组建产销联合体，生产经营相近的农户联合起来经营一、二个种养殖项目，农户间在生产、技术、运输、销售上明确分工，分户生产，统一经营，按股分红，当年联合体内农户亩平种植业收入多元，养殖业多元，收益大大高于其他农户。我们没有简单地把农民这种创新实践纳入传统的`管理模式，而是尊重群众首创精神，在联合体的章程规范、信息服务、技术指导上做文章，及时总结推广这一成功实践，使更多的农民从中认识到，农商结合才能调出效益、调出规模、调出市场。年当订单农业刚刚兴起时，我市许多农民与加工企业签定了芦笋生产合同，由于农民看到预期市场和效益，规模迅速泡大，但后期市场行情走俏，一些农民只顾眼前小利、不顾合同约束，把产品卖给小贩，龙头企业严重亏损，结果当年农民一季赚了几年的钱，第二年又一季赔了几年的本。对此，我们不是一味责备农民，而是引导他们吸取教训，开展诚实守信、规范经营教育，让农民懂得，利益从生产环节到加工、流通的合理转移，市场行情涨落都是市场农业的客观规律和必然要求，启发农民用“商”的观念务农，以“农”的诚实兴商，形成农商结合，互动并进的全新观念和良好氛围。
第二步，依托主导产业，培育农商载体。农产品市场竞争力，是农民进入流通，农商发展水平的决定性因素。农商结合从主导产业、特色产品切入基础好、易启动。我们针对不同区域、产品和流通规模，对所有在外经纪人运销大户和联合体进行拉网式调查，逐产品筛选出一批好的典型，编辑成册印发农户，制成专辑电视播放，因势利导，发挥滚雪球效应。同时，每年请市场老总和在外经纪人大户到本市发布市场信息，签订购销合同，并组织经纪人大户和流通专业合作社在上海、南京、西安等地举办农产品购销洽谈会，拓展市场空间，提高知名度和影响力。几年来，农民联合体、专业合作社等农民合作流通组织覆盖了全市主要农产品的产销，参与农户占总农户的。本网版权所有
第三步，整合竞争优势，提高农商水平。我市农村从
事三产流通业的劳动力高峰时达万多人，农民大量进入流通，经营规模和水平差异拉大，加之农产品市场竞争日趋激烈，如何稳立潮头是现实的考验。在农商思路上，我们先是把市场推到市外，在重点销售地兴办上规模的批零市场，实行“东台”字号的连锁经营，仅在沪宁线，就建有销售窗口个，其中年销售超亿元市场个。在营销策略上，将产品按质量档次、上市时间、价格实行分档分期交售，用灵活的销售方式打地区差、季节差、质量差。在营销组织上，去年对常驻上海的农民经纪人经民政部门登记批准在上海成立全国首家农民商会――东台经纪人上海商会，在信息、资本、技术、品种等方面实行同业联合，优势互补，近期南京、杭州、常州等经纪人商会也将挂牌运营，着力营造上规范、上规模、上档次的市场销售“桥头堡”。
大力组织农民进入流通，实行农商结合，在当前具有普遍意义和实践价值，给我们许多启示。
⒈农商结合，有利于农村劳动力转移，促进土地流转，实行规模生产与专业流通的有效联结。土地向种养大户集中，一部分农民从事专业生产，一部分农民专事流通，进而促进农民素质结构、土地经营布局和流通水平的优化和提高。
⒉农商结合，有利于农业集约经营，实现生产要素的优化配置，提高农业综合效益和农民收入。农民进入流通，多层次、多形式的一体化经营增强了农民抗击市场风险能力，农民不仅从生产更从流通中获利，使联合体内部农民收益最大化。同时，农商在自身利益驱动下加快建立与农户及生产基地间技术、品种、信息的快捷反应机制，对引导农民调整结构，促进新品种、新技术推广等方面更好地发挥桥梁和纽带作用。
⒊农商结合，为农业产业化经营打牢基础提供准备。由于大部分农产品适应于鲜活上市，农业产业化在这类产品的加工链及产业形成上先天不足，而农民间从生产到市场交售的专业协作形式简单，便于操作，易于管理，适应大多农产品生产流通的客观要求，因而不失为当前农业生产专业化、市场化、集约化发展的现实选择。同时，农商结合加快农民资本、技术积累，为农业产业化和农村二、三产业发展提供广泛的基础和潜力。
事三产流通业的劳动力高峰时达万多人，农民大量进入流通，经营规模和水平差异拉大，加之农产品市场竞争日趋激烈，如何稳立潮头是现实的考验。在农商思路上，我们先是把市场推到市外，在重点销售地兴办上规模的批零市场，实行“东台”字号的连锁经营，仅在沪宁线，就建有销售窗口个，其中年销售超亿元市场个。在营销策略上，将产品按质量档次、上市时间、价格实行分档分期交售，用灵活的销售方式打地区差、季节差、质量差。在营销组织上，去年对常驻上海的农民经纪人经民政部门登记批准在上海成立全国首家农民商会――东台经纪人上海商会，在信息、资本、技术、品种等方面实行同业联合，优势互补，近期南京、杭州、常州等经纪人商会也将挂牌运营，着力营造上规范、上规模、上档次的市场销售“桥头堡”。
大力组织农民进入流通，实行农商结合，在当前具有普遍意义和实践价值，给我们许多启示。
⒈农商结合，有利于农村劳动力转移，促进土地流转，实行规模生产与专业流通的有效联结。土地向种养大户集中，一部分农民从事专业生产，一部分农民专事流通，进而促进农民素质结构、土地经营布局和流通水平的优化和提高。
⒉农商结合，有利于农业集约经营，实现生产要素的优化配置，提高农业综合效益和农民收入。农民进入流通，多层次、多形式的一体化经营增强了农民抗击市场风险能力，农民不仅从生产更从流通中获利，使联合体内部农民收益最大化。同时，农商在自身利益驱动下加快建立与农户及生产基地间技术、品种、信息的快捷反应机制，对引导农民调整结构，促进新品种、新技术推广等方面更好地发挥桥梁和纽带作用。
⒊农商结合，为农业产业化经营打牢基础提供准备。由于大部分农产品适应于鲜活上市，农业产业化在这类产品的加工链及产业形成上先天不足，而农民间从生产到市场交售的专业协作形式简单，便于操作，易于管理，适应大多农产品生产流通的客观要求，因而不失为当前农业生产专业化、市场化、集约化发展的现实选择。同时，农商结合加快农民资本、技术积累，为农业产业化和农村二、三产业发展提供广泛的基础和潜力。
篇3：开创新时代梦想在路上作文
开创新时代梦想在路上作文
活力四射地看那一抹阳光，勇敢努力地去实现自己的梦想，将阴影留在身后，青春的我们在这个崭新的时代不允许自己的生活有一点遗憾！我们，新时代的我们，为自己的梦想而奋斗着，为证明自己的力量而存在着。我们，新时代的我们，是坚强的，是勇敢的，是不畏艰险的。梦想，在路上！
回望古今，旖旎的山山水水，宝塔青铜上斑驳的纹理，见证着我们祖国曾经的丰功伟绩，可是，一切的辉煌只是过眼云烟。又是一个崭新的时代，又是一个充满活力的青春舞台，新时代的我们在这个新时代里奋勇向前，追求自己的梦想。梦想，在路上！
乘风去旅行，我们走遍千山万水，随着时间的变化而成长，也许汗水浸湿了头发，也许泪水朦胧了双眼，也许受到成长的痛苦，也许尝过成功的喜悦，渐渐的，我们明白了什么是青春，青春就是希望，即使可能会落空，也依然相信自己的梦。青春就是一条不悔的路，走过了就无法回头。青春就是一本厚重的书，在这里面，有欢乐，有痛苦，却不能因为扉页空白而停下前进的脚步。新时代的我们有自己的梦想，我们不会被挫折打败，也不会向风雨认输，年少的青春，让自信化作黎明的翅膀，扫除黑夜的阴霾，追逐梦想的脚步。梦想，在路上！
我们是新一代的骄傲，奥运会，世博会等活动，哪里没有我们志愿者的身影？地震，泥石流等天灾，哪里没有我们帮忙的汗滴？我们拼搏着，只为了证明新时代的我们，不是颓废的一代，而是充满希望朝阳的一代！再回首，林浩承担起班长的责任，地震来临时，他义无反顾，冒着生命危险救同伴；再回首，同一中学的学生被深深埋在地下，却放声歌唱，唱出他们对生活的渴望，唱出他们对生命的热爱，唱出他们临危不惧，对灾难沉着冷静的态度；再回首，再回首，一幕幕场景在我的眼前挥之不去，我为新一代的`人们而感到自豪与骄傲！梦想，在路上！
新一代的我们是执着的，我们坚持不懈，锲而不舍，只是为了一个蜕变的梦。毛毛虫经过在茧里奋力的挣扎，最终才变成蝴蝶飞向自己曾向往的蓝天；一颗平凡的沙粒在蚌中忍受磨难，最终才变成珍珠受到人世间所珍爱；而我们也一样，只有经历过风的捶打，雨的滴答，才能实现自己的梦想。遥望中外，王羲之为练书法染墨了一池水，匡衡凿壁借光，苏秦孙敬悬梁刺股，爱迪生为发明电灯，失败一千多次，仍然毫不气馁。这都是我们的榜样，“青出于蓝而胜于蓝”我们一定会比他们更加刻苦努力，开创一个崭新的时代！梦想，在路上！
时针旋转，红尘轮回，在历史中行走，鸟瞰古今中外，先辈们的足迹深刻脑海，我们的未来自己把握，拼搏！用青春的热血谱写时代新的篇章！梦想即将到来，我已做好准备，用新的时代迎接梦想的到来！
篇4：研究开创文学理论的新时代论文
研究开创文学理论的新时代论文
摘要：姚文放新着《从形式主义到历史主义：晚近文学理论“向外转”的深层机理探究》紧紧抓住晚近文学理论“向外转”的大趋势，着重从九个代表性方面论述“向外转”的深层机理，做到宏观与微观的高度统一；从中西方经验出发，重新考量国外学术前沿与中国问题的关系，着重强调研究的立场是回归和解决中国问题，做到西方论域与中国问题的有机结合；在体例上独具匠心，将组织形式与写作方法、研究方法有机融合，追求文体形式的完美。
关键词：姚文放；文学理论；形式主义；历史主义；向外转；
20世纪以来，西方文学理论流派众多，纷繁复杂，花样不断翻新，令人眼花缭乱。众多的文论流派和思潮纷纷涌入国门，形成了巨大的冲击和震荡，给我国文学理论的发展带来了机遇和挑战。但是，我们仔细考量后发现，我国文学研究存在明显的“重西轻中”和“重西隔中”现象，许多文学理论研究者的学术兴趣和精力主要集中在西方文学理论流派、命题和发展趋势等方面，由此产生了一批批学术成果。对于中国文学理论而言，虽然自新文化运动以来，一代代学人审时度势，开风气领潮流，不断致力于中国文论话语的建构，但是在传统与现代、西方与本土之间的较量中始终无法找到出路，无法在与西方文论对话的基础上研讨文论发展的中国问题、无法发出自己的声音和确立自己的学术思想。姚文放教授的新着《从形式主义到历史主义：晚近文学理论“向外转”的深层机理探究》（被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文库收录，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以下简称“姚着”），从晚近西方文论转型和中国当前文学理论发展过程中抽检出比较隐蔽的“深层机理”问题，将之作为文学理论发展中的理论命题，深入发掘和探究晚近文论发展的规律和趋势，打通和融会了传统和现代、中国和西方的文论话语资源。可以说，姚着既推动了西方文论中国化，又助推了中国文论世界化，开创了中国文学理论研究的新境界。
一、宏观了望与微观透视
对于晚近文学理论的研究，姚着是放在整个20世纪西方文学理论发展的宏观视野中进行的，通过梳理整个西方文论的发展变化，从形式主义、新批评、结构主义、现象学、接受美学、结构主义到后现代主义、后殖民主义、解构主义、文化研究，为我们勾勒了一幅完整的西方文论版图。对于繁杂的文论现象，许多学者从多种形式、多种视角对其进行了专题式和史论式的研究，在爬梳各派各家观点的基础上，厘清各自的思想脉络，提出了许多精彩的见解。显然，姚着另辟蹊径，紧紧抓住20世纪文学理论发展中的形式主义和历史主义两条主线的转换来了望和慎思文学理论发展，将激荡半个多世纪文论的形式主义这一主潮作为晚近文学理论转型发展的起点。正是由于形式主义在20世纪80年代以来发展的深刻变化，使得其与俄国形式主义开创的形式主义思潮区别开来，并为文学理论转向历史主义提供了合法性基础。姚着深刻地洞悉到这种规律性趋势，指出：“如果说当年形式主义文论的勃兴是朝着语言、形式、文本‘向内转’的话，那么在经过七八十年‘与世隔绝’的状态以后，文学理论又折返回来，朝着社会、历史、现实‘向外转’了。”1对这种文学研究重心转移的敏感捕捉，来自1979年美国学者希利斯・米勒的灵感，他提出1979年以来西方文论研究重心发生了重大转移，从文学的“内部研究”转向了“外部研究”。具体来说，“就是从单纯的修辞学研究转向研究文学在心理学、历史或社会学语境中的位置，从研究语言的性质与能力转向研究语言与上帝、自然、历史、自我之间的关系”。遗憾的是，米勒并没有针对文学理论转向的大趋势进行深入探讨。显然，姚着抓住了这一文学理论变革大势，并在文学理论发展的历史漩涡中专注于这一变革规律的研究，以非凡的学术勇气试图超越米勒提出的学术命题，聚焦“向外转”的“深层机理”探究，以此破解晚近文学理论研究重心转向的内在奥秘。这种由“向内转”到“向外转”的转换是对20世纪文学理论发展趋势的整体性观照和判断的结果，体现出姚着始终是站在全局和宏观的高度来把握文学理论发展的趋势，也使得姚着在理论格局和境界上格外大气磅礴。
毫无疑问，姚着在宏观视野上的掌控力和表达力，所体现出来的大格局大境界令人赞叹不已。姚着建构的包容万象的学术景观是与晚近中西方文学理论中的经典命题紧密结合在一起的。换句话说，之所以对晚近文学理论做出“向外转”的坚定判断，是牢牢建立在对20世纪西方文学理论思潮、重要理论家的具体理论，以及21世纪初中国文学理论研究“文化转向”分析的基础之上的，探微索隐，见微知着。因此，以俄国形式主义和解构主义的“文学性”为出发点，探究和辨析文学与非文学之间的关系问题，来为言说文学理论“向外转”寻找合法性的学术基础。正如姚着所言：“从宏观上看，百年文学理论的发展演变还有其内在机理和总体路径，值得注意的是，这些机理和路径都以俄国形式主义为起点，都受到‘文学性’问题现代性内涵的规定。”（1）这直接导致了一种文学理论研究的连锁反应。此种强烈而具体的问题意识，引诱和撬动了对文学本质的再认识、文学理论与后理论、文学理论与文化政治、文学形式与政治、文学经典与文化权力、文学理论与话语更新、大众文化批判等经典问题的重新思考。对于每个经典理论问题，姚着都要细致考察理论的问题意识，将其放在具体的学术语境和时代背景中还原其发生和变化的内在机理，准确透视理论演化的趋势。比如论述“从文学理论到理论”这一章节中，以描述的方式，将晚近文学理论的热点问题如现代性问题、全球化问题、文学经典问题、失语症问题、文学终结问题、文学边界问题、文化转向问题等，这些在很大程度上已经跟文学互不相干的问题却成为文学理论研究的重要问题。这些问题不是从文学文本中产生，也不是解决文学创作规律问题，而从事文学理论研究的学者基本不再阅读文学作品，更多的是关注哲学、文化学、历史学、心理学、符号学、语言学、现象学、解释学、生态学等。面对文学理论距离文学越来越远的现实，姚着直接剑指20世纪60年代以来文学理论究竟发生了什么，并在此追问的基础上回答文学理论走向理论是当时学术史的变革和后现代文化氛围中人们价值取向转变的结果。一个最基本的认知和判断就是“理论要自由得多、直接得多，它并不限于文学，而且贴近新鲜活泛、生生不息的社会现实，直接介入和干预人们的实际生活，从而在行动性、实践性上更盛于文学理论”（2）。显然，“理论”具有的这种优势是整个晚近西方文学理论“向外转”的呼应和支撑，也是为此作出总体判断的基础。更为重要的是，姚着在微观建构的过程中，并不是断章取义，堆砌概念，而是在文学理论发展变异的细微之处，在原初语境和现实境况的比照中，深度挖掘和论证“向外转”的典型性表现特征，识契真要，四两拨千斤，不失大气。除此之外，姚着在全面而深刻地把握晚近文学理论发展大势的过程中，能够将抽象的理论问题与具体的社会问题、文学文本结合起来，一方面以文学理论的知识立场回应社会上关切的现实问题，比如身份差异、性别权力、文化权力。在分析文化政治的中国问题时，姚着在层出不穷、俯拾即是的文学作品中抓住了旅美作家严歌苓的小说《吴川是个黄女孩》和中国当代著名作家范小青的小说《城乡简史》，分别将种族差别问题、城乡差别问题呈现在读者的面前，来透视和思考中国社会现实中的文化政治问题。另一方面又将具体的现实问题上升到理论的高度，批判性地阐释和建构文学理论发展的“深层机理”，比如文学经典的发展和当代建构，其具体发展变化和演变的规律是在文学经典之争的历史与现实的基础上总结出来，指出文学经典之争已经演化成为“一种文化权力的博弈”“审美的、艺术的基本机制取向与功利的、实用的实际价值构成了文学经典建构的两极”，文学经典总是在“这两极之间来回摆动”。在姚着的论述中，文学经典在中国和西方，文学理论发展过程中的规律清晰可见。这也是对晚近文学经典之争在理论上的强有力的回应。
如此这般，姚着既有宏大视野的铺陈，直指晚近文学理论“向外转”的大势，也有微观层面的透视，汇聚晚近文学理论研究重心转移的主导性力量；既有宏大理论的推演，以“深层机理”作为探究文学理论转换的引擎，点燃了文学理论研究转向发生的各种元素，又有微观问题的建构，将表征晚近文学理论变化的构件进行逻辑组合并形成合力，展现晚近文学理论转换的必然性和合理性，因此，宏大视野与微观透视始终相向而行，相互补益，相得益彰。从这个意义上说，该着彰显了作者宽广的学术思想视野和非凡的学术智慧。
二、西方论域与中国问题
进入新时期以来，我们在吸收和接纳西方文学理论思潮和流派的过程中走向了“滥用”和“泛化”的道路，逐渐陷入“失语症”的困境，无论在本质主义立场的坚守上，还是在非本质主义观念的争斗中，面对中国文论问题都显得束手无策，甚至哑口无言。失语症“是一种文化认同焦虑的表征。这种焦虑自近代以来像一个幽灵始终萦绕在文化共同体中。说穿了，这是一种对中国文化‘他者化’的忧患意识”（1）。在我看来，在全球化的今天，要想走出这一窘境，并不是要有意避开西方文论的话语系统，直接滑向或建构自己的文论体系，而是在保持中国本土文论话语独立性和自主性的基础上，以对话、共享、互补和协作的方式实现中西方文论发展的双赢。进一步说，晚近文学理论的研究需要重新考量欧美文学理论学术新潮与中国问题之间的关系。毫无疑问，姚着跳出了文学理论本质主义与非本质主义的纠缠和对立，直面中国现实问题，为我们走出集体“失语”的困境提供了一种可能，同时更为我们探索和考量如何对待国外学术新潮的问题，实现西方文论中国化，提供了一种成功的范型。正如作者所言：“我们对于上述每一个问题的研究，最终都归结到中国问题，包括中国的文学问题、文化问题乃至社会问题。”（2）这是姚着的立意和着力之处，充分体现出作者强烈的现实关怀和学术担当。
对晚近文学理论“向外转”的认识和对文学理论问题的整体性把握，是深刻洞察和高度提纯中国问题的.基础。姚着认为，21世纪初文化研究在中国的兴起，预示着中国文论从新中国建立以后的政治诉求、新时期的审美诉求，过渡到当下的文化诉求。而以文化诉求为主导性特征的中国文论与以从形式主义到历史主义的“向外转”为大趋势的晚近欧美文论不期而遇，其中聚焦的一个关键领域就是文化研究。“文化研究的介入对于这一新的转向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它推动了文学理论走出了自我封闭的境地，挣脱了纯粹的文本、语言、形式的禁锢，打开了通往时代、历史、社会、现实的大门，重新磨砺在形式主义时代长期收敛、趋于萎缩的思想锋芒，剑指种族、性别、阶级、政治、道德等方面的重大问题，从而积极参与和介入当今历史舞台轰轰烈烈上演的变革进程，这既是文学理论的日日新之路，也是人文学者的接地气之机”（1），其旨趣所在就是“文化政治”。在姚着看来，“文化政治”是“后阶级政治”，但与“阶级政治”不同。如果说，“阶级政治”关心的主要是阶级、革命、斗争、政权、党派、制度、战争、解放、胜利等问题，那么，“文化政治”主要关乎民族、地缘、人种、族裔、身份、性别、年龄等问题，虽然两者之间都关涉权力问题，但是“文化政治”所属的是相对宽泛的文化权力。这种文化权力的生成是由于文化身份差异所致，因而必然导致文化政治的产生。站在这一逻辑起点上，“文化政治”是经典的文学理论发展到“后理论”的重要表征，也是晚近文学理论从形式主义到历史主义“向外转”的集中体现。其具体表现为“身份政治”“性别政治”“审美政治”“形式政治”“娱乐政治”“消费政治”“身体政治”“肉体政治”等。诸如此类的“文化政治”形式与整个时代的文化交织在一起，与人所生存的鲜活的日常生活有密切关系，因此，“文化政治”无处不在，必然导致各种文化理想的诉求无所不在。
毋庸置疑，“文化政治”概念的引入，一方面激活了我们对经典文学理论观念和文学文本的重新理解，催生出一种“新阐释学”；另一方面能够直面当下文化发展所面临的现实问题，突破以往的思想局限和理论误区，深耕晚近文学理论“向外转”所蕴含的理论潜力。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文化政治”自然将西方文学理论的经典议题和中国当下文论关切的重要话题联结在一起，在传统与现代、西方与本土之间，针对具体的论域展开对话和融合，在彼此交互和牵引话语资源的基础上共同探讨文化发展面临的问题。在研究的过程中，时刻注意西方文论和中国文论原初语境的还原、思想资源的互相借鉴和辩证分析，这种研究的格局在姚着体现得淋漓尽致。在“文化政治”的统揽下，西方文论中的重要问题，比如“症候解读”“话语理论”“文学经典之争”和“大众文化批判”等晚近文学理论讨论的热点话题，在经过词源学和谱系学的深耕梳理之后，被纳入各种文化权力的理论层面上，同时融入当代中国文化发展的实际中，旨在推进解决中国问题。具体来说，西方话语理论和文学经典之争在欧美学界一直享有很高的学术影响力，对于晚近文学理论从形式主义到历史主义的转折起到了重要的参照作用。近代以来中国文学理论界重建自己的话语体系和经典观念的努力从未停息过，“无论是时代变迁、体制更替还是社会思潮的激荡，其中种种权力关系的博弈都会在文学理论话语的嬗变中及时得到回应、引起反响”，因此，姚着重点分析了“中国当代文论中的话语问题”和“文学经典之争在中国”，并指出无论是话语理论还是经典之争，都是文化身份、权力关系博弈过程中动态塑造和建构的历史现象。对于“大众文化批判”的阐释，如果说从话语理论、文学经典之争、大众文化批判等理论问题探讨中国文学理论和文化的现实问题还显得比较零散的话，那么，姚着最后一章“中国当代文学理论的理想诉求及其嬗变”清晰而集中地分析了中国当代文学理论发展的轨迹，认为中国当代文学理论的演变经历了三个阶段，即新中国成立后十七年以及“文革”，新时期以及20世纪90年代初至21世纪。十七年以及“文革”文学理论以政治诉求为主导，新时期文学理论以审美理想诉求为主导，20世纪90年代初至21世纪为文化理想所主导，这是中国当代文学理论“向内转”又“向外转”的轮回中难以逃避的宿命。在分析中国当代文学理论发展变化的基础上，姚着全面总结和提炼“文化政治”的理论内涵和特征，高度概括了“文化政治”的政治性、意识形态性、现实性和超越性，使得“文化政治”更贴近中国文化发展的实际，使得“文化政治”将在中国大地上不断获得更新。更为重要的是，“文化政治”被提升到更高的文化发展逻辑的理路上，是整个社会文化转型期人们巨大精神空白的填充物，对原有的社会价值体系有替代作用，“在重建精神家园的过程中起到补偏救弊的作用”，同时以辩证的方式理解“文化政治”，以此客观地推演文化研究范式的转型以及未来文学理论发展的动向。可以说，这是姚着对从形式主义到历史主义转向的内在机理的深刻揭示，也是姚着最重要的学术创见。它不仅厘清了中国当代文学理论发展的脉络，而且极大地拓展了中国当代文学理论的话语空间和言说方式，为中国文学理论未来发展指明了方向，这必然将中国当代文学理论研究引向一个新的境界。
三、绝妙的体例与娴熟的方法
单从标题上看，“从形式主义到历史主义”这一主标题很容易让我们想到着作有可能会按照一般文论史的路数，针对有影响力的思潮，罗列有影响力的文论家的观点，紧扣他们的观点来梳理论证，从中找到它们之间发展演变的关联，达到以论代史的效果。但是姚着在组织形式上可谓独具匠心，在文论研究着作体例上创造出一种新的风格样式。
姚着以“向外转”的大势为推力，以问题为中心，以关键词为节点，以辩证逻辑为链条，选取问题、观念、概念、论争、理论、方法、基础、动向、宗旨九个方面，整体上凸显晚近文学理论发展的脉络，并且将晚近文论讨论的热点关键词“文学性”“理论”“后理论”“文化政治”“文学经典之争”“话语理论”“症候解读”“批判理论”“美学重构”“中国问题”等落位或汇聚到“向外转”的大势中，既能充分体现不同理论观点及其彼此的关联，又能清晰地呈现关节纲目，既能展现晚近文学理论发展的大势，又能在重大文论问题上精雕细刻，表达真知灼见，发出自己的声音。毫无疑问，这种体例得益于姚文放教授对20世纪整个西方和中国文学理论发展的学术大势的精准把握，得益于聚焦晚近文学理论“向外转”的深层机理的立意。只有这样，才能超越一般史述的体例编排，才能将论述的着重点扣紧“向外转”的深层逻辑关联，准确把脉文学理论重心转移的根本动因。在对重点问题的具体论述和组织架构上，姚着以历史的视角追根溯源，考察概念的语义变迁和演化的历史文化依据，以逻辑的视角，探究具体问题的发生发展的因果规律以及文学理论发展的知识规律和思维规律。比如对于“文学性”“理论”“文化政治”“文体”“文学经典”“话语”“批判”等概念，姚着总是从历史和逻辑的视角，探究它们为什么会作为一个问题被发现，考察它们的语义变化特征以及在不同理论视域转换中的逻辑理路在哪里，追问它们所面对和解决的问题及其以后的发展动向，在此基础上对今后的文学理论提出构想。
姚着完美体例的组织和编排，离不开具体写作和研究方法的娴熟运用。针对某一段历史时期的学术问题研究，一般的研究，往往习惯于历史线索的梳理，平铺直叙问题演变的历史进程和背后的文化历史背景，穿插交叉比较不同观点的异同，推理不同观点在某个理论上取得的突破和贡献。显然姚着在对晚近文学理论发展的研究上超越了这种写作方式，呈现出不同的特色。概括起来就是定位问题，框定理论，解析机制，阐发观点，回归问题。可以说，这种简洁利落、一气呵成、成熟大气的写作方式，是作者经过长期的学术积累和沉淀，不断追求学术思想和学术表达形式完美结合的结果。在研究方法上，姚着更是精心设计，追求方法工艺的精益求精，精挑细选哲学、美学、语言学、知识考古学、谱系学、文化政治学、文化社会学等学科中经典的研究方法。具体来说，姚着坚守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结合谱系学方法和关键词批评，考察文化政治、话语理论、身体话语、文学经典、批判话语等晚近文学理论关键词，考察它们作为知识话语产生的社会体制和时代文化背景，以及是如何在某种权力形式和权力关系中诞生的，并且以此种方法探究这些关键词如何在知识生产主体中产生出来和散播出去。这种方法的运用打破了传统形而上学的追问和理论建构，而是将问题放在错综复杂的关系网中考察，发现文学理论知识演变的体制。另外，更值得注意的是，姚着娴熟地运用黑格尔经典的“正―反―合”的三分法、阿尔都塞的“症候解读”方法、福柯的谱系学，取其中的锋芒和精髓，并将三者有机融合合宜运用。对此方法的融通和精湛运用在第十五章“前现代、现代、后现代审美文化的逻辑走向”中有集中体现，该章沿用学界通用的历史划分方法，将人类社会分为前现代、现代、后现代三段。通过症候解读的方法，“把看不见的东西同看得见的东西联系起来”（1），发现在三段不同历史时期中，沉默、脱节、被掩盖的东西背后蕴含的审美文化逻辑演变路径，提取其联系的纽带：“是”“非”和“去”三个关键词，认为它们之间相互断裂又相互联系，“既是一种否定又是一种接续”“构成了正、反、合的逻辑圆圈”。通过仔细阅读发现，在论述审美文化逻辑发展的过程中，姚着巧妙地将自己论析的阿尔都塞的“症候解读法”运用到文学理论发展嬗变的阐释上，“无论是在理论上还是文学的文本中总是隐含着某种空白和缺失，表现为沉默、脱节和疏漏，它像病人所表现出的‘症候'，昭示着身心内部的某种病患，从而读者必须像医生诊断和治疗病患一样，从这些’症候‘入手，去解读出这些文本背后隐秘的、缺场的、被掩盖的东西，去发现更大、更重要的问题”（1）。我认为，姚着深得“症候解读法”的精义，总是能耐心地寻找和对话细节、微小的转换，解释和阐发其中的差异，推进审美知识和理论的生产，进而形成了自己新的见地，获得新的建树。对于“话语理论”“大众文化批判”“文学经典”“身体美学”等理论的论述，这些研究方法同样在姚着中得到娴熟运用。
总体而论，姚着大开大合，气势磅礴，在体例上精心设计，追求卓越，在写法上精雕细琢，文思跌宕，有强大的理论穿透力和思辨力，语言鲜活充满思想张力，让晦涩的理论散发着生命的气韵，在研究方法上创造性地将传统经典方法与现代研究方法转换运用，拓展了理论文本的研究空间和理论的再生产，是一部当前学术界文学理论研究的新范本。无论是对于专业人士，还是对于普通读者，在文学理论研读、研究和着述等方面都具有极高的参考价值。
四、结语
该着作是姚文放教授主持的同名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的最终成果，也是他本人完成的第四个国家社科基金项目。这些项目的完成耗费了姚文放教授“最纯熟最精彩的年华”，正如在着作的“后记”中所写的那样：“那些在文字中讨生活的日子里，每天念兹在兹、心无旁骛，早、中、晚三个单元时间，除了教学和公务之外，基本上都交付给它了”“做学问就是我的活法”。我们可以想象，姚文放教授整天手不释卷、乐此不疲、业精于勤的身影。因此可以看出，《从形式主义到历史主义》是一部精心撰着、厚积薄发的文学理论研究专着，凝结了作者二十多年来对文学理论学术前沿持续研究的心得和体会，以及对相关重大理论问题持续探究的学术勇气和智慧，充分体现了一个学者孜孜不倦勇攀学术高峰的追求，也体现了一个学者“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学术情怀和学术精神。
任何学术着作总有一些让人遗憾地方。仔细研读，我们会发现，姚着在回应和解决中国问题层面上，还有许多值得深入探讨的地方。比如在“文化政治的中国问题”一节，虽然对具体的文学现象和文学作品进行了解读，但是并没有深入分析中国与西方在身份差异、阶层关系等问题上的不同，以至于无法区分中西方文化政治内涵的差异，忽略了中国文学和社会现实的复杂性、特殊性和易变性。在论述“向外转”的深层机理上，或许是受着作框架的限制，对“女性主义”“后殖民主义”和“生态主义”等晚近文学理论讨论的热点问题缺乏深入观照，这些学术思潮关注的重要问题与当代中国社会、文艺创作有着紧密的关系，如女性与权力、女性话语、生态批评、生态与正义、生态伦理与政治等，诸如此类的问题都与晚近文学理论“向外转”有着紧密的关系，在着述中只是提及并没有展开论述。虽然姚着在这些方面存有遗憾，但是无法掩盖其在学术上的开创性。
学问永无止境。在当今大变动、大分化、大重组的新时代大潮中，文学理论以开放性、包容性、自反性和怀旧性的姿态，在历史长河的激荡中跌宕起伏、纷繁变化，不断挑战文学理论工作者的学术胆识和智慧，为一代代学人开辟新的学术境界提供了施展才华的舞台。姚文放教授是一代学人的楷模，期望他能够永立潮头，以非凡的学术创造力，创造出更多富有中国气派的文学理论成果，开创更加独立自由的学术人生。
篇5：同里古镇开创居游新时代
对很多游客来讲，都有一种旅游的期待，到了一个地方就想长期住在那里，像住在家里一样，对很多旅游目的地而言，有一种旅游的境界，就是可以做到让游客到了这里，如归家，而不是过客。对于很多原住民来说，最大的幸福不是生活在为别人而存在的景区，而是我在这里，我和这里相融，这里属于我，也属于远道而来的客人。区镇合一后的同里，获得了强劲的发展动力，在大同里时代，同里已经突破了传统古镇的观光模式，并升级了体验模式，同里不断向“最佳居游地”跨越和迈进。在同里居游新时代，在这里游客可以享受一种旅游的至高境界之一，即生活在别处。
区镇合一
一个平台托起同里大世界
吴江开发区与同里镇区镇合一。这一合并犹如一夜东风，让同里旅游各业态“千树万树梨花开”。 区镇合一后，有效推进了城市化引领城乡发展一体化的步伐，实现两者优势互补、一体化发展，强化了统一招商引资的力度和促进了转型升级。
同里利用“区镇合一”的历史性机遇，立足高起点规划、高标准管理、大手笔投入、大力度招商，加快古建修复，努力实现古镇功能的“七大提升”，逐步在实现古镇经营业态提升、景区秩序综合提升、古镇综合承载能力提升、文化传承载体提升、对外品牌形象提升、旅游管理水平提升、景区环境面貌提升。
借助这一改革创新东风，民间资本进一步青睐同里。本土资本不断深化如何做强、做大旅游发展。与吃、住、购、娱等息息相关的外部资本更是不断涌入同里，它们带来了外部的理念和模式，又很好地融合了同里本地特色，
一内一外两类资本，在同里这个平台上，不断合作、互补、融合、竞争，使同里旅游服务体系不断发展、壮大、升级。资本的竞合，已经在同里旅游的创新业态上得到淋漓尽致的发挥，同里的“后半天经济”、同里的“月光经济”、同里的“居游经济”离不开这些资本的努力。
改革的春风为同里古镇这一世界级“文化品牌”注入了新的活力，使同里古镇走进了更为广阔的“大同里”时代。世界的同里其内涵的深厚和外延的广阔相得益彰，去镇合一后的新平台托起了同里更大的世界。
水墨同里
一台新剧述说万千江南情
一台新剧述说万千江南情，不看水墨同里，怎知同里如许？
大型多媒体水乡情景演出《水墨同里》，是同里古镇文化旅游又一巨献， 整场演出由上海戏剧学院专家团队精心打造，著名导演薛伟君暨《少林武魂》后又一力作。演出围绕珍珠塔爱情故事，借助男女主人公成长足迹，完美展现了同里的乡土风貌、古镇风景、文化风情、四季美景等，完整的还原了旧时同里水乡居民的生活场景。
此剧不仅故事具有吸引力，情节充满冲突，并且大胆创新。首先是营造景在梦中，通过数字技术和声光电效果，打造了独具一格的室内江南烟雨之美；其次，通过技术实现时空穿越，无论何时，都可以看到四季同里之大美。观众有如穿越千年之前，真实的感受了一次醇正的同里水乡之旅。
204月18日“水墨同里”将正式开演。该剧在内测和专业场演出阶段，获得了专家、旅行社和资深游客的一直认同，纷纷表示剧情跌宕起伏，氛围具有高度的感染力，置身剧场，即如置身故事情节之中，会有一种“景在梦中，情在心中”的感受。
篇6：新时代精选：凝聚追梦力量 开创远大前程！
凝聚追梦力量 开创远大前程
即将召开的十三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是我国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是在新中国成立70周年、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关键之年召开的一次重要会议。开好这次大会，向全社会传递近14亿中国人民坚定的信心和强大的力量，对于贯彻落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精神，更好把全国各族人民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齐心协力完成今年各项目标任务，以优异成绩迎接新中国成立70周年，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惟其艰难，方显勇毅;惟其磨砺，始得玉成。过去一年，面对复杂严峻的国际形势和艰巨繁重的改革发展稳定任务，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砥砺奋进、攻坚克难，成绩来之不易，经验尤为宝贵。十三届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紧紧围绕党和国家工作大局依法履职、开拓创新，立法、监督、代表、自身建设等各项工作取得了新进展新成效，社会主义民主法治建设迈出新步伐，实现本届人大工作良好开局。
作为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的根本政治制度安排，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党领导人民建立发展起来的。实践充分证明，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符合中国国情和实际、体现社会主义国家性质、保证人民当家作主、保障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好制度。新时代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最根本的是坚持党的领导，不断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自觉把人大工作紧紧扣在贯彻落实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上来，紧紧扣在回应人民群众重大关切上来，紧紧扣在厉行法治、推进全面依法治国上来，为党和国家事业蓬勃发展夯实制度保障。
法治兴则国兴，法治强则国强。做好改革发展稳定各项工作离不开法治，改革开放越深入越要强调法治。牢牢把握依法治国这个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在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下推进立法，推动民主法治建设，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重任在肩。“法与时转则治”。根据新时代改革发展的需要，积极推进重点领域立法，加强涉外法治建设，深入推进科学立法、民主立法、依法立法，发挥好法治固根本、稳预期、利长远的保障作用，必将有力推动新时代改革开放事业。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根植人民，人大代表来自人民，以人民为中心，为人民履职尽责，是人大工作的永恒主题。履职之路千百条，造福人民第一条。人大代表把根深扎于群众之中，练好密切联系群众的基本功，真正了解人民群众在想什么、忧什么、盼什么，才能号准群众的脉搏，汲取群众的智慧，当好党和国家密切联系人民群众的桥梁纽带。坚持从大局和全局出发、从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出发想问题、办事情，把人民群众的愿望呼声反映上来，把基层实践的经验做法总结出来，提出接地气、惠民生、有实效的议案建议，才能做到民有所呼、我有所应，推动破解改革发展热点难点问题，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潮头登高再击桨，无边胜景在前头。毛泽东同志曾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豪迈地宣告：“我们有充分的信心，克服一切艰难困苦，将我国建设成为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共和国。”新征程上，让我们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坚定必胜信心、激发奋进力量，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苦干实干，共同创造我们伟大祖国的远大前程。
预祝大会圆满成功。
追梦新时代 奋斗新征程
“草木蔓发，春山可望”。在这个万物复苏的季节，沐浴着新时代的阳光，每一株草都在努力发芽，每一朵花都在努力绽放。一个流动的中国，充满了繁荣发展的活力，火热的奋斗图景激动人心。全国两会即将召开，两会热词评选、调查街采等在网络上火了起来。
岁月不居，时节如流。2018年全国“两会”以来，长江两岸绿意盎然，建三江万亩大地号稻浪滚滚，深圳前海生机勃勃，上海张江活力四射，港珠澳大桥飞架三地……全国各族人民“撸起袖子干”，战胜各种风险挑战，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加快新旧动能转换，保持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2018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GDP)突破13.6万亿美元，经济增速在世界前五大经济体中仍高居首位，对全球增长贡献率接近30%。
发展中的点滴，需要我们用心铭记;奔跑中的故事，值得我们细细品味。站在时间的坐标点上回望，可以发现，在2018年的全国两会热词评选中，社会保障、教育改革、医疗改革、脱贫攻坚、乡村振兴等都位居前列。一年来，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顺利推进，125个贫困县通过验收脱贫，1000万农村贫困人口摆脱贫困，17种抗癌药降价并纳入医保目录。各项民生事业加快发展，近14亿人民群众的获得感更加浓郁。
幸福都是奋斗出来的，奋斗者最能品味幸福的滋味。社会的每一点进步，人们的每一点收获，都离不开奋斗者的坚实足迹与无悔付出。过去的一年，在广大人民群众矢志奋斗下，党和国家事业再开新局，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新征途上迈出了坚实的一步。今年是新中国成立70周年，是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关键之年。人们期待，肩负着汇民意、解民忧、促民生神圣使命的代表委员们，能够在两会上建言献策续写发展新篇章。
“伟大事业都始于梦想。”梦想，总有穿越时空的力量;时代，不会辜负艰辛的努力。经过长期努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已经进入了新时代，这是我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让企业轻装上阵、真诚尊重各种人才、让敢担当有作为的干部有干劲有奔头、如期完成农村1000多万贫困人口脱贫任务、关爱退役军人……前行路上，仍有重峦叠嶂，仍有狂风疾雨，仍有艰难困苦，但我们坚信，只要用奋斗定义人生价值，再远的征程也终会抵达。
“我们都在努力奔跑，我们都是追梦人”。70年来，从安居乐业到天蓝、地绿、水净，从“通讯基本靠喊、照明基本靠油”到“楼上楼下电灯电话”，亿万个不断生长的梦想与时偕行，成为了中国发展进步的力量之源。在大有可为的新时代，我们期待借助全国“两会”这个平台，凝聚中华儿女之力，保持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大局稳定，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打下坚实基础，以优异成绩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秦平)
让雷锋精神扎根当下
历经56年波澜壮阔的岁月洗礼，雷锋精神历久弥新，已经融入中华民族的血脉和灵魂，成为一座不灭的精神灯塔。习近平总书记2018年9月参观抚顺市雷锋纪念馆时强调，“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需要更多时代楷模”。新时代学习雷锋精神，就要把雷锋精神蕴含的价值追求转化为实际行动，体现在平凡的工作生活中，作出各自应有的贡献，让雷锋精神扎根当下。
像雷锋那样坚守理想信念。雷锋的一生虽然只有短暂的22个年头，但从自身命运的变迁中，形成了朴素但坚定的信念，他在日记中亲笔抄录的“唱支山歌给党听”，虽不是他亲自创作的，但的确反映了他的心声。对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的信仰，对社会主义的信念，并做到内化于心、外化于形，成为雷锋精神坚如磐石的根基。心中有信仰，脚下有力量。让雷锋精神扎根当下，就要像雷锋那样积聚信念能量，深入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坚定理念信念，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不忘初心，继续前进，在推进“四个伟大”新征程中书写新的篇章。
像雷锋那样终身无私奉献。雷锋以自己的实际行动，诠释了“公而忘私的共产主义风格”。他把自己短暂的一生，用完全彻底的奉献实现了人生价值的升华。奉献精神是一种品质和责任，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集中体现。让雷锋精神扎根当下，就要像雷锋那样无私奉献，坚持国家利益至上、人民利益为先，坚决鄙弃一切个人主义、利己主义、拜金主义和争名逐利的不良意识，吃苦在前、享受在后，不计得失、甘于奉献，真正把责任挑起来、把担子扛起来，夙夜在公，勤勉工作，永葆共产党人的政治本色，处处彰显共产党员的特有品性。
像雷锋那样坚持爱岗敬业。雷锋是一名普通的战士，但他无论做什么工作，都有着“像夏天一样火热”的激情。他像一颗永不生锈的螺丝钉，党把他“拧”在哪里，他就在哪里坚守岗位、发挥作用。干一行爱一行钻一行，又红又专，对工作极端负责，对技术精益求精，放在哪里就在哪里发光发热，做一个永不生锈的螺丝钉，是雷锋精神在事业上的具体体现。伟大事业呼唤着亿万具有爱岗敬业这种平凡而伟大的奉献精神的人。让雷锋精神扎根当下，就要像雷锋那样，踏踏实实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认认真真走好自己的每一步，把普通的岗位变成发光发热的舞台，将平凡的事情做得有模有样，在各自岗位上尽职尽责，不负人民、不负时代。
像雷锋那样恪守为民宗旨。雷锋的一生是把有限的生命投入到无限的为人民服务之中的一生。雷锋说：“一滴水只有融进大海才不会干涸，一个人只有把有限的生命投入到无限的为人民服务之中去才能充分体现自身价值。”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雷锋精神的实质，也是其保持旺盛生命力和持久活力的源泉。党员干部不论职务高低、权力大小，都是人民的勤务员。让雷锋精神扎根当下，就要像雷锋那样，只要跨进党组织的门槛，就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坚持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忠心耿耿、任劳任怨为人民工作，把个人的苦乐和生死，与国家的前途和人民的利益紧紧联系在一起，努力向历史、向人民交出一份合格的答卷。
人民有信仰，民族有希望，国家有力量。只要我们始终坚持以雷锋为榜样，持之以恒做雷锋精神的自觉践行者，以实际行动书写新时代的雷锋故事，伟大的雷锋精神就一定会源源不断地转化为同心共筑中国梦的磅礴力量。
★ 新时代作文
★ 奋斗新时代党课
★ 新时代新发展心得
★ 新时代强军口号
工程塑料开创汽车塑化新时代（精选6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