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语】“洪世贤洪哥仔”通过精心收集，向本站投稿了4篇共青团成立于哪一年呢，今天小编在这给大家整理后的共青团成立于哪一年呢，我们一起来看看吧！
篇1：共青团成立于哪一年呢
共青团成立于哪一年呢?
1922年5月。
共青团的意义
1、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先进青年的群众组织，是广大青年在实践中学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学校，是中国共产党的助手和后备军。
2、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加强思想政治工作，坚持对青年的教育和引导，增强青年的民族自尊、自信和自强精神，树立正确的理想、信念和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不断提高青年的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
3、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带领青年在经济建设中发挥生力军和突击队作用，充分调动和发挥青年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促进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和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实施。
4、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充分发挥党联系青年的桥梁和纽带作用，积极协助政府管理青年事务，代表和维护青年的具体利益，保护和促进青少年的健康成长。
共青团组织架构
从一般意义上看，共青团组织结构的外在特征呈典型的金字 塔形状，它由纵向和横向两大部分构成。纵向部分是指由团中央、团的地方组织以及团的基层组织紧密联接的自上而下的垂直主干 部分，横行部分是指各同级组织以并列的关系形成的横行网络部 分。
共青团组织结构内部机构包括团的中央组织机构、团的地方组织机构、团的基层组织机构、团的行业组织机构、团在军队中 的组织机构、团的宣传组织机构、团的学校组织机构等。 组织结构是指构成组织的各要素在其内部的排列组合方式。
各要素只有按照一定的方式相联结，形成合理的组织结构，才能 产生强大的内部动力，从而使组织的功能和作用得到有效的发挥。共青团作为一种重要的组织形式和担负一定社会职能的群众 团体，也有自己独特的结构方式。
共青团组织结构按照设置精干、职能完备、实际需要、工作 高效的原则呈动态变化。 这种变化表现为：随着团员和团干部整体素质的提高，共青团组织结构更趋科学化，为了适应国内外形 势、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需要，更好地开展团的工作和提高团 组织的工作效率，共青团自上而下、自左而右的若干层次的机构或职能部门，会做一些调整，甚至是在全局上发生历史性的修正 和组合;在共青团性质不变的大前提下，为适应团的工作领域的 拓展，工作内容的深化，共青团组织将被赋予新的职能目标。
篇2：共青团哪一年成立的呢
共青团哪一年成立的呢?
19爆发的五四运动，是一场彻底反帝反封建的伟大爱国革命运动。由于这场运动是以一批先进青年知识分子为先锋，因此，五四运动也是一场伟大的青年运动，为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共青团的建立作了思想上和组织上的准备，开辟了中国青年运动的新纪元。五四爱国运动标志着中国青年群体首次登上社会历史舞台。
195月，在共产国际代表团的帮助下，陈独秀组建了秘密团体“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并于8月成立了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陈独秀吸收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经验，在酝酿组建共产党时，主张组织一个社会主义青年团，成为中国共产党的后备军和共产主义预备学校。于是，陈独秀在上海党的早期组织建立后，指派最年轻的成员俞秀松筹建社会主义青年团。
197月，中国共产党召开了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告正式成立。党的“一大”研究了在各地建立和发展社会主义青年团作为党的预备学校问题，决定了吸收优秀团员入党的办法。“一大”后，中央和各地党组织派了大批党员去开展团的工作。
1922年5月5日至5月10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东园隆重举行。出席大会的有来自上海、长沙、武昌、南京、唐山、天津、保定、杭州等15个地方团的25名代表。中共中央局书记陈独秀、青年国际代表达林出席并指导了会议。参加会议的还有全国劳动大会代表和来宾，共1500余人。会议选择5月5日马克思诞辰104周年纪念日召开，表明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是信仰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组织。
5月5日下午，张太雷首先向大会致开幕词。陈独秀作了《马克思主义两大精神》的演讲。青年共产国际代表达林作了《国际帝国主义及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的演讲。大会开了6天，举行了8次会议，听取了施存统作的临时中央局和上海团的情况报告，讨论通过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纲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章程》、《青年工人农人生活状况改良的议决案》、《关于政治宣传运动的议决案》、《关于教育运动的议决案》、《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与中国各团的关系之议决案》和《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与国际青年团之关系议决案》。
5月10日晚上，大会选出了施存统、高君宇、张太雷、蔡和森、俞秀松五人为青年团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施存统被推选为书记。
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召开，使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实现了思想上、组织上的完全统一，成为在政治纲领和奋斗目标上与中国共产党保持一致的全国性的先进青年组织。由此，中国青年团组织正式诞生了，这是中国青年运动发展史上的一个里程碑。
共青团员年龄
年龄在十四周岁以上，二十八周岁以下的中国青年，承认团的章程，愿意参加团的一个组织并在其中积极工作、执行团的决议和按期交纳团费的，可以申请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
团员年满二十八周岁，没有担任团内职务，应该办理离团手续。
团员加入共产党以后仍保留团籍，年满二十八周岁，没有在团内担任职务，不再保留团籍。
共青团基本任务
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在新时代的基本任务是：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以思想为指导，坚定不移地贯彻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切实保持和增强政治性、先进性、群众性，把培养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作为根本任务，把巩固和扩大党执政的青年群众基础作为政治责任，把围绕中心、服务大局作为工作主线，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教育青年，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中，造就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青年，努力为党输送新鲜血液，为国家培养青年建设人才，团结带领广大青年，自力更生，艰苦创业，积极推动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踊跃投身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实践，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贡献智慧和力量。
篇3：“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
“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
《论语・泰伯》：“子曰：‘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这一段话，不知孔子是在什么场合和对什么人说的，由于没有上下语境，给后人留下了困惑。何晏《集解》引东汉包咸说：“兴，起也。言修身当先学诗，礼者所以立身，乐者所以成性。”意思是说，孔子这段话是讲进学修身的次序。而王弼《论语释疑》，则认为孔子的话是讲“为政之次序”：“夫喜惧哀乐，民之自然，应感而动，则发乎歌，所以陈诗采谣，以知民志风。既见其风，则损益基焉，故因俗立制，以达其礼也。矫俗检刑，民心未化，故又感以声乐，以和神也。”孰是孰非？“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究竟是讲什么？诗、礼、乐三者之间有没有关系？如果有，那又是什么关系呢？ 孔子的三句话，与“为政”是不沾边的，所谓“陈诗采谣”、“因俗立制”、“矫俗检刑”云云，纯属王弼个人的臆想发挥，“为政次序”之说是不值一驳的。包咸的诠释，言修身由学诗开始，然后依次学礼、学乐，以礼立身，以乐完成心性的修养。若据一般字面理解似乎没有错，问题在于它把诗与礼、乐完全割裂开来，诗是诗，礼是礼，乐是乐，三者互不相干，诗的作用在这里完全不见了。事实上，先秦的《诗》与礼、乐是密不可分的，相互包容，相辅相成。在孔子的这段话里，诗、礼、乐三者不是并列的对举关系。孔子是专就学诗而言，给弟子指示学《诗》的门径。它包含两层意思：一是进学要从《诗》学起，二是学《诗》要立足于礼义，完成于音乐。《论语》一书，主要记载孔子答弟子有关进学、修身、为政的提问。进学从哪里开始？学什么？怎么学？这些不仅是初入门的学子迫切想要知道的问题，即使对于一些业已在读的学子来说也是至关重要的。孔子对他们的为学问题作答，指示门径，自在情理之中。 为什么进学要从《诗》学起呢？夏、商、周三代文献，遗留到春秋之世的甚少，至于“先王之法制”，更是少之又少，实际上只有《诗》、《书》两种。春秋晋文公绵上L田讲武，问赵衰谁可担任元帅，赵衰亟推Se，称他“说（悦）礼乐而敦《诗》《书》。《诗》《书》，义之府也；礼乐，德之则也；德义，利之本也”（《左传・僖公二十七年》）。《书》是“政事之纪”（《荀子・劝学》），而且不尽可信，“尽信书则不如无书”（《孟子・尽心下》）。《诗》是周代乐歌的总汇，是周代礼乐文化的渊薮。《左传》襄公二十九年，吴公子札聘于鲁，请观“周乐”，鲁国乐工为他所作专场表演，从二《南》到《国风》，再到《小雅》、《大雅》、《颂》，顺序与今本《诗经》基本相同，可知今之所谓《诗经》，当时称作《诗》，其实就是周代的乐歌。《诗》在先秦也不是用于“吟咏情性”的文学作品，而是施行礼乐教化的工具。周代礼乐繁文缛节，制度森严，“事为之制，曲为之防”（《汉书・艺文志》）；但事实上周礼既没有成文的法律，也没有完整的文字记载。孔子之时，既没有礼书，也没有乐书（参见邓安生《论“六艺”与“六经”》，载《南开学报》第2期）。孔子“以诗、书、礼、乐教”（《史记・孔子世家》），主要是以《诗》、《书》两种文献为教本，向弟子传授礼乐知识。当然，孔子的礼乐知识，除了《诗》、《书》，也有部分来自社会大课堂和他的前辈大师，但《诗》毕竟是他讲授礼乐最主要的文献依据。作为“先王之法制”，《诗》在先秦影响极大，可谓妇孺皆知，并且人人耳熟能详，引《诗》、赋诗蔚为风尚（《左传》、《国语》、《礼记》大量引《诗》，《荀子》32篇，引《诗》83次，《孝经》18章，章章引《诗》。妇女日常生活引《诗》言事，可以鲁大夫公父文伯之母敬姜、重耳在齐所娶妻姜氏为代表），成为当时政治与社会生活中的重要的不可或缺的内容。孔子说：“不学诗，无以言。”在礼乐教化盛行的春秋战国之世，不知《诗》者必定寸步难行，更不必说“立身”和“专对”了。孔子指示弟子进学从《诗》学起，客观上反映了春秋时期的社会风尚与礼乐教化诉求。 立足于礼，是说学《诗》的要点和关键是学习《诗》中所蕴含的`礼义。学《诗》要立足于礼，首先是由礼的性质决定的。因为礼既是立国之本，“礼，国之干也”（《左传・僖公十一年》），是稳定社会秩序的纲纪：“礼，经国家，定社稷，序民人，利后嗣者也。”（《左传・隐公十一年》）礼又是立身之本：“礼，人之干也，无礼无以立。”（《左传・昭公七年》）礼是孔子政治思想的核心。孔子不但主张以礼治国，“为国以礼”（《论语・先进》），“能以礼让为国乎？何有？不能以礼让为国，如礼何”（《论语・里仁》），认为“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论语・子路》）；也倡导以礼修身：“不学礼，无以立。”（《论语・季氏》）孔子的教育原则是“博学于文，约之以礼”（《论语・雍也》），要求弟子们做到“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论语・颜渊》）。学《诗》立足于礼，是孔子对学《诗》提出的原则性要求，告诫弟子不要为学《诗》而学《诗》，学《诗》的宗旨在于以礼修身，而不是外交场合的“专对”。 学《诗》立足于礼，不但说明孔子施教看重礼教，还体现了孔子这位儒学宗师对《诗经》本质的最深刻的理解。《诗经》的思想内容极为丰富，意义也是多方面的，世人可以作出各种不同的解读和判断。但《诗》的本质是什么？核心价值何在？这就并非人人都能准确把握了。在孔子看来，《诗经》本质不在“言志”，其核心价值也不在“专对”；而是它所蕴含的博大精深的礼乐文化精神，是它不可估量的教化功能。周代的礼乐制度，严格遵循“尊卑有序”、“上下有别”的原则，不同的礼乐用于不同的对象与场合，不同的身份地位享有不同的礼乐。周代的礼仪，名目繁多，如郊祀、朝觐、锡命、聘问、飨燕、大射、冠婚、军旅、田狩等等，而这些在《诗经》中多有不同程度的反映，它们从不同的角度表现了周代的王公贵族的礼乐文化活动与礼乐制度。譬如由《小雅・楚茨》、《小雅・彤弓》、《周颂・执竞》，可知只有天子与诸侯能够享用钟、鼓二乐。钟、鼓除了用于祭祀与军旅两类国家大事，也常在隆重的宴饮嘉宾的礼仪场合使用。描写钟鼓用于宗庙祭祀的：“礼仪既备，钟鼓既戒，孝孙徂位，工祝致告，神具醉止，皇尸载起。鼓钟送尸，神保聿归。”“钟鼓牛磬莞将将，降福穰穰。”用于宴乐嘉宾的：“我有嘉宾，中心贶之。钟鼓既设，一朝飨之。”《小雅・宾之初筵》写宴飨嘉宾，从宾客入席到进行射礼、祭礼、燕饮的次序、场面、过程、礼仪，以至于礼器、乐具等等，详尽曲致，如在目前。《诗经》中涉及礼乐文化的内容，在《尚书》等其他上古文献中都是罕见的，它们无疑是学习周礼的活教材，是学《诗》的重点要点所在。《国语・鲁语下》载：鲁卿叔孙穆子聘于晋，晋悼公设宴招待他，先为他演奏《肆夏》、《樊》、《遏》、《渠》，他不拜谢；又为他歌《文王第一文库网》、《大明》、《绵》，他还是不拜谢。直至后来演奏《鹿鸣》之三，穆子才三次拜谢。晋人皆不知缘故，晋侯使人问他：“敢问何礼也？”穆子回答说：《肆夏》、《樊》、《遏》、《渠》是天子赏赐诸侯的礼乐，《文王》、《大明》、《绵》是诸侯相见才用的礼乐。他认为自己以诸侯使者的身份出使晋国，只能接受《鹿鸣》这一类君主“宴群臣嘉宾”以及“劳使臣之来”的乐歌。叔孙穆子的言行表明，《诗》教的实质是礼教和乐教。对于当时的人来说，要想“知礼”，“奉礼”，学习礼乐，已显得格外重要和紧迫，而学《诗》乃是阶梯，是最佳门径。《诗》三百篇经过孔子的悉心整理，事实上业已成为孔子向弟子传授礼乐的教本。孔子指示学《诗》立足于礼，这就抓住了《诗》学的根本，揭示了《诗》的精髓与核心价值取向。 礼与乐二位一体，密不可分。“礼、乐之情同”，“二者并行，合为一体”（《礼记・乐记》），“礼成之，歌乐之”（《史记・晋世家》），“观诸礼，则乐亦在其中矣”（《郭店楚墓竹简・六德》），礼、乐相辅相成，宗庙祭祀固然离不开乐，朝堂宴飨以至于日常闲居同样不能没有乐。乐不仅配合礼仪进行礼教，其自身还有独立的乐教功能。乐教具体表现为通过合乎《韶》、《武》、《雅》、《颂》的“中和”之音，宣传孝友之道与贵贱尊卑之义，藉以提升人们的道德精神素质，“金石丝竹，所以道（导）德也”（《荀子・乐论》）。孔子说：“礼云礼云，玉帛云乎哉？乐云乐云，钟鼓云乎哉？”（《论语・阳货》）意思很明确，玉帛等物只是具礼文而已，钟鼓等器也只是乐教的工具，礼义与伦理道德教育才是实质。 孔子所谓“乐”，是指除去歌词、舞蹈之外的音乐。音乐是乐艺术的最高形式，包括乐器、乐曲、乐理等诸多专门知识，在乐艺术三大门类中最称难学。《诗经》作为乐歌，其语言（歌词）只是乐的组成部分之一，当它用于重大礼仪活动时，必须配上音乐与舞蹈的表演，才能完成乐的基本职能，充分发挥乐的教化作用。在高规格的乐艺术表演中，一般都有乐曲结尾的大合奏。《论语・泰伯》：“《关雎》之乱，洋洋乎盈耳哉！”朱熹集注：“乱，乐之卒章也。”这个“乱”，是礼乐表演的高潮，也是礼乐表演的完美结束。“礼终三爵，乐奏九成”（《隋书・音乐志中》）。从这一意义上说，没有音乐就没有乐艺术，也没有礼仪。孔子对学《诗》的要求，是在立足于礼的基础上，最终完成音乐的学习，也就是完全掌握《诗》三百篇的配乐。这一学习环节难度是最大的，所以孔子把它放在最后。但孔子对这一门音乐课程极为重视，为了把这门课教好，他对三百篇的配乐作了极其严肃认真的整理修正。“吾自卫反鲁，然后乐正，《雅》、《颂》各得其所”（《论语・子罕》）。孔子正乐，就是把《诗》三百篇逐一弦歌，一方面使其合乎《韶》、《武》、《雅》、《颂》之音，一方面是调整《诗经》篇章的次序，“使《雅》归《雅》，《颂》归《颂》，各有各的安置”（杨伯峻《论语译注》，中华书局1983年版）。 孔子是非常看重《诗》的，《论语》中孔子一共14次谈论到《诗》，涉及他对《诗》的价值判断。其中“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阳货》），是他对《诗》的社会作用最完整的阐释。孔子的这段话也是劝弟子学《诗》的，前半截讲《诗》具有兴、观、群、怨的政教功能；后半指出学《诗》的功利目的。关于兴、观、群、怨，古往今来已有许多阐释，大家似乎普遍忽略了一个问题，就是多从“诗”立论，而较少或者根本没有考虑《诗》是乐歌。事实上，《诗》在孔子的时代虽然也用于“赋诗言志”，但《诗》的主要职能乃在于礼乐教化。因此孔子所谓“兴”，主要应指乐能振发志气，“观”是观风俗之盛衰，“群”指乐可和合群体（乐的职能是“合同”。《荀子・乐论》“故乐在宗庙之中，君臣上下同听之，则莫不和敬；闺门之内，父子兄弟同听之，则莫不和亲；乡里族长之中，长少同听之，则莫不和顺”），“怨”是怨刺。由此可知，孔子的“兴、观、群、怨”，既是据“诗”立论，更是据乐立论。在孔子看来，《诗》的政教功能与社会作用是全方位的，覆盖了政治、社会、教育的方方面面。 除了“兴、观、群、怨”，孔子还直截了当指出《诗》有“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的社会功利性。“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姑置不论。“‘迩之事父，远之事君’者，迩，近也。《诗》有《凯风》《白华》相戒以养，是有近之事父之道也；又有《雅》《颂》君臣之法，是有远之事君之道也”。邢m的这一疏解，坐实了“事父”、“事君”的具体篇目，却肢解了《诗经》思想的整体性和统一性。但他揭示了《诗》所内涵的事父之道与君臣之法，还是相当精辟的。其实在先秦儒家看来，“事父”、“事君”原本是一致的，并统一于“孝敬”之德。“夫孝，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孝经・开宗明义章》），“资于事父以事君而敬同”（《孝经・士章》），《诗》的核心思想就是“孝友”与“敬恭”，它是全书的主旨，贯穿始终，而不仅仅局限于《凯风》、《白华》或《雅》、《颂》的某些篇什。 “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是孔子诗教观的原则表述。荀子说：“学恶乎始？恶乎终？曰，其数则始乎诵经，终乎读礼……故书者，政事之纪也；诗者，中声之所止也；礼者，法之大分，群类之纲纪也。故学至乎礼而止矣，夫是之谓道德之极。”（《荀子・劝学》）荀子以自问自答的方式，回答了为什么进学要从诵读经书《诗》、《书》开始，而又立足于礼，归依于礼的问题，这是对孔子“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的最好注释。 （作者单位：南开大学历史学院）
篇4：共擎一片爱的天空-记共青团经贸局团委会书记王再成一家
共擎一片爱的天空-记共青团经贸局团委会书记王再成一家 -先进事迹材料
这里讲述的是一个用爱心、理解与真情为基柱的五口之家，丈夫王再成，公务员，妻子赵亚萍，人民教师，父亲、母亲都是农民，还有一个上幼儿园天真、可爱的女儿。
丈夫王再成现任共青团市经贸委员会书记兼办公室副主任，在单位他是一个充满自信、工作热情高涨的人，废寝忘食、带病工作是在他身上经常见到的事，参加工作以来连续连续七年被评为先进工作者、优秀党员并两次受到市政府嘉奖。妻子赵亚萍，市五小人民教师，连续五年带寄宿生毕业班，带毕业班就是别的老师不愿干的工作，是一项任务重、压力大的工作，而且她带的又是寄宿制的学生。在搞好教学的同时，又要和同学们一起吃住，一周平均要有四天吃住在学校。有付出就会有成绩，她所在的班级，数次在全市成绩排名中名列第一，个人也多次获得先进工作者并两次受市政府嘉奖。工作拉开了两个人的距离，但并不能阻碍他们之间的关爱、相互尊重、相互理解、相互鼓励。工作拉开了家庭的距离，但这并不能阻碍他们的真情，每天一个电话机条短信成为他们生活中很重要的组成部分。
孩子工作忙，事业心强，两位老人看在眼里，乐在心里，为有这样出色的儿子、儿媳而感到很自豪、骄傲。老人自愿承担起家务活和照看接送孙女的重任。两位老人多年从事农活，身体并不是很好，而且两位老人在农村过了半辈子，舍不得吃，舍不得穿，每天只是大白菜、土豆，几乎没买过几回鱼呀肉的。儿子、儿媳看着很是过意不去，每次回家都带一些贵一点的食品，可两位老人从来舍不得吃，都要等到儿子、儿媳都在家时才拿出来一起吃，为这件事，儿子、儿媳多次作老人的工作，但没有用，老人总是说：“你们在外边辛苦，我们比在农村已经强多了，有营养的东西应该多让你们吃些。”儿子、儿媳在单位、同学中提及这些事时，所有的人都为此而感到羡慕和感动。
工作忙了，家务肯定作的就少了，其实并不是这样。儿媳赵亚萍常常为没有尽到一个好妻子、好母亲、好儿媳而感到内疚。每次，回家都抢着做饭、做家务，干完活就尽量能把时间留给老人和孩子，和他们一起聊天，帮孩子学习，和孩子一起做游戏。第二天早上又要去上班了，可能这一去就又是一两天，而且周末还休息不了。儿媳就在前天晚上把全家要洗的衣服、被罩、床单装一大袋，带去学校，利用课间、课余洗干净。尽量减轻两位老人的负担。老人呢总是怕儿媳要带很多东西要利用工作之余仅有的一点时间去洗，提前把全家要洗的衣服洗干净或藏起来。看到儿子、儿媳的孝心，两位老人见到熟人总免不了夸奖儿子儿媳一番。在住宅的整个小区，这个家庭的互相关爱、理解、真情常成了茶余饭后人们闲谈的话题，起到了很好的榜样作用。
在处理家庭的大事时，夫妻二人，平等对待，互相通气，共同磋商，只要是合理的建议，求大同，存小异，做到办每件大事双方都心情舒畅。勤俭持家，合理安排仅有的工资收入，不铺张浪费，任用仅有的.两个人微薄的工资养活了全家五口人，添置了住房与家具，培养孩子上幼儿园学绘画、学舞蹈。在工作上互相支持，完成学历进修，继续教育，提高业务水平。他们在共同料理家庭的事情时不分你我，一齐商议，取得共识，事务处理得井井有条，整洁舒适，受到邻里的赞扬。
孩子是全家的中心，是未来的希望，为了培养女儿成才，夫妻俩从小就重视对孩子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思想教育，教育她学会做人、学会做事，长大后成为社会有所作为、有所贡献的人。夫妻俩个工作忙，时常是老两口担负起照顾、接送、教育孙女的重任，老两口对孙女从不溺爱，用一个长者的身份教育孩子，在思想上、学习上帮助辅导孩子，团结同学，礼貌待人，并主动与学校老师联系，了解、关心孙女的成长情况。孩子在幼儿园连续两年四个学期获得了三好学生，并积极参加幼儿园举办的各种书法、绘画、舞蹈比赛并取得了很好的成绩。
正是在这样一个家庭中，你才能捕捉到人间最美好的东西，那就是人与人之间的真情，人与人之间的关爱。但愿这个幸福的五口之家永远美满和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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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青团成立于哪一年呢（共4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