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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哪类上市公司偏好发行可转债
哪类上市公司偏好发行可转债
企业融资行为是以控制权利益最大化为目标，因此有必要研究控制权利益拥有者的融资决策模式和以控制权利益最大化为目标的融资决策对普通投资者的影响。
不同债务融资的成本比较
我们建立了一个模型，来反映出转债和普通公司债券的区别。模型是基于内部投资者和外部投资者之间的非合作静态博弈。这里只考虑债务融资的问题。为简化模型，我们假设公司只有一个内部投资者，并忽略其他的外部股权投资者，同时假定无风险利率为零，投资者风险中性。一般来说，在有效的资本市场中，外部投资者在市场上整体保持盈亏平衡，所有由于代理人和道德风险问题造成的成本，则是由内部投资者承担。我们认为：比较三种债务融资工具中由于代理人问题造成的道德风险和过度投资形成的成本。
在只考虑道德风险和过度投资问题的成本上，转债是不如普通公司债的。这个结论的直观解释就是由于转债在项目进行良好时，外部投资者会更多的分享利润而导致内部投资者的积极性降低，而二者在解决过度投资问题上的成本是相同的。结合Rajan的结论，可转债是这三种融资方式中最差的，企业不会选择可转债。
上述结论没有考虑信息不对称问题、阶段融资问题等，因此不能用于否定可转债的作用。上述结论的政策指导意义就是可转债不可能完全替代直接企业债券的作用。从债务融资角度看，发展直接企业债券市场和加强银行在企业融资中的外部监察作用都是非常必要的，完备的和有效的市场工具有助于提高社会资金的效率。
谁偏好转债融资
为比较上市企业发行可转债的倾向性，我们从到间上市A股公司中找出符合发行可转债条件的公司，作为预案样本的参照。选择的主要条件是“最近3年内连续盈利，且公司最近三个会计年度加权平均净资产利润率平均在10％以上；属于能源、原材料、基础设施类的公司可以略低，但是不得低于7％”的条件限制。
从资产负债率上的统计看，20和20提出预案的公司资产负债率水平较低，平均为21.66%和38.85%,低于可发行公司的33.93%和45.53%的水平；更低于整体上市公司38.64%和48.65的水平。提出预案的公司的负债率要高于可发行公司水平，也高于整体上市公司水平，三者分别是39.69%，25.31%，36.66%。考虑到和2001年增发的公司数量比较多，2001年底上市公司整体负债率有所下降。而提出转债预案的公司在2000到2001年中增发过新股的不多，这可能是造成20预案公司资产负债率水平高的原因。因此我们认为，负债率低的企业更倾向于发行可转债。
2001年提出预案公司平均货币资金量是3.83亿元，可发行公司是2.91亿，整体上市公司是2.69亿；2002年三类公司分别是4.98亿、3.8亿和3.26亿。这表明，提出发行可转债企业的货币资金数量明显高于可发行公司和整体上市公司水平。而且相对水平，即占企业总资产比重和占企业流动资产比重也和其他公司水平相当。
股权结构的统计结果显示，提出转债预案和流通股比例之间的关系不是很明显。
目前对可以发行转债的企业在盈利上有要求，高于增发和配股的要求，因而提出转债预案的公司比一般上市公司的赢利能力要高，但这不代表内部投资者的选择倾向。这里我们主要比较可发行公司和提出预案公司间的差异。我们用上一年度净资产利润率来反映企业盈利能力的强弱。我们发现，转债预案企业整体上明显好于上市公司整体，但比有资格发行转债的公司的赢利能力稍弱。
我们发现，预案公司的净资产/市值要显著高于可发行公司，也高于上市公司整体水平，说明选择发行可转债的企业并不是成长性好的企业。
我们选择提出预案的公司最多的2001年做为回归分析的样本，即2001年所有可发行转债的公司和提出转债预案的公司作为我们的总样本。在2001年，根据“3年内连续盈利，且公司最近三个会计年度加权平均净资产利润率平均在10％以上；属于能源、原材料、基础设施类的公司可以略低，但是不得低于7％”的要求得到334个满足要求的可发行转债的样本，和提出预案的54家企业合并后，我们得到了364个样本。这里我们注意到，有些提出预案的公司不满足证监会关于发行可转债的要求。由于我国上市公司发行证券要通过证监会核准，从向证监会申请到实施一般要一年的时间，如果有些企业预计企业在最近一年中的经营中能够达到要求，也会提前提出预案，因此我们也将这些企业列入样本。
何佳、谭峻、吴林祥（2002）企业增发的倾向研究结果表明，资产负债率高的企业提出增发的.概率大。比较企业选择增发和可转债的差异可以看作企业在股权融资和债务融资上的选择性。在对待负债率的差异上，企业行为符合企业融资中避免财务危机的理论。这也说明即使企业把转债当作股权融资的间接手段，企业还是考虑了转债融资中债务的特性，也说明转债给企业形成了一定的约束。但这种约束能否改善我国企业治理中再融资过程中的问题，还需要观察。
净资产收益率的系数为-4，在10%水平显著，这说明经营状况良好的企业进行转债融资的意愿较弱。我们发现内部投资者在股权融资和债券融资选择上对净资产收益率的偏好是相反的。
净资产/市值变量的系数是3.5776，在1%水平显著。净资产/市值高说明市场认为企业的成长性差。成长性差的企业倾向于发行可转债的一个可能原因是企业认为价值被低估，发行股票融资会使内部投资者利益受损。这种解释还需要其他方式的验证。
最后我们看到，货币资金占流通资金比例高的企业倾向于发可转债。货币资金占流通资金比例解释变量的系数为0.0144，显著水平为1%。这似乎显示企业融资倾向不是由资金需求驱动的。
从倾向性分析结果看，内部投资者在选择转债方案上有明显的倾向性，资产负债
率、净资产收益率、净资产/市值比和货币资金占流动资产的比例都是内部投资者决策时考虑的因素。
从行业分析看，金融保险业比较倾向发可转债，而电力，煤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行业倾向于不发行可转债。其他行业倾向不显著。对于金融保险业倾向发可转债是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我国转债发行中的一个特点是金融行业发行可转债融资的倾向非常强，而且融资额度很大。目前可转债单只发行量最大的是民生转债，40亿人民币；招商银行也提出了100亿人民币的可转债融资方案。大规模的金融行业可转债融资对我国银行发展是利还是弊需要仔细研究。一方面，随着我国加入WTO，资本市场要逐步开放。面对外资银行的竞争，我国银行提高自有资金水平是增强竞争力的一个重要手段。另一方面，通过可转债融资后，银行等金融企业短期内资金充足，可以解决目前面临的一些问题。但暂时充足的资金也可能掩盖我国金融体系中存在的一些问题。我国目前金融企业的问题是不良资产率高和银行在中介服务项目收益低，这些问题需要提高管理和服务水平，健全内部控制体制来解决。提高自有资金只能解一时之困。日本银行也曾大规模发行可转债用于解决资金上的问题，这样反而推迟了日本银行改革的时间，使日本金融体系问题更加严重。我国目前融投资体系不是很完善，商业银行在中小企业发展中没有起到金融中介的作用，银行中介服务利润不高，单靠融资来获得发展不是能够持续的策略。
考虑到这两个行业有其独特性，我们对剔除这两类公司后的样本进行了回归分析。在子样本中，企业在净资产收益率上的倾向不再显著，略低于10%的显著水平。资产负债率、货币资金占流动资产的比重，净资产/市值比率这几个解释变量的影响依然显著，符号也和总样本结果保持一致。这说明企业在选择转债融资的倾向性上还是相当显著的。
通过以上的研究结果我们得到的结论是：我国上市公司在选择可转债融资方案上有明显的倾向性，资产负债率低，货币资金占流动资产的比重高，净资产/市值比率的企业明显倾向于选择转债融资。在满足发行可转债条件的公司中，资产净收益率低的企业似乎倾向于发行可转债。企业选择可转债融资方案受流通股比例的影响不明显；通过和增发倾向的比较发现，企业对于运用可转债和增发两种融资工具的选择倾向上有所不同，转债并不是被简单当作股权融资手段的替代。
转债融资预案公告对股价的影响
前面的研究都是针对内部投资者融资选择的问题，对外部投资者，也就是流通股股东的利益的影响没有考虑。保护外部投资者的现金流权利不受控制权的侵犯是发展我国资本市场的重要支柱。我们希望通过研究融资方案对外部投资者影响的大小，为制定政策提供依据。
同增发公告对超额收益率的影响相比较，转债预案公告对当日或次日的股票价格冲击不如增发公告影响大。转债预案公布当日的超额收益率是-1.08%,根据何佳、谭峻、吴林祥（2002）的研究结果，增发公告当日的超额收益率是-3.52%，二者同为利空反应。这一方面说明市场把企业再融资总体上是看作对原有股东的利空消息。另一方面反映出市场对不同的融资工具的反应有所不同。
从累积超额收益率的变化看，在转债预案公告前累积超额收益率已开始下降，显示出市场对融资方案有所预期，或是预案消息已被泄露，市场提前作出了反应。除公告日或次日累积超额收益有一个显著下跌外，在公告后，累计超额收益率变化不大。从转债预案公告前后100天的累积超额收益率看，转债预案造成的累积超额收益是-2.94%。何佳、谭峻和吴林祥（2003）关于增发预案的超额收益率研究显示，公告前后120天的累积超额收益率是-2.98%。从累积超额收益率看，我国增发和转债二者差别不大。上述结果表明，我国外部投资者对于企业发行转债是作为股票的利空消息看待。
从转债超额收益的研究我们得出的结论是：投资者将转债作为股票利空的消息看待，但投资者对增发和转债两种融资方式的看法有所区别；转债方案在公告前已被市场所了解，且股票价格在公告前已反映了利空的判断。课题主持：何佳朱宏晖课题研究与协调人：上海证券交易所卢文莹课题研究员：朱宏晖曹敏
◆同直接公司债和银行贷款相比较，可转债在解决道德风险和过度投资问题上的成本是三种债务融资方式中最高的。理性的内部投资者只有在需要解决企业面临的其他问题，如信息不对称造成的企业价值低估或企业风险高估时才会选择可转债。对于一个完善的债务融资体系，必须完善直接债券融资和银行贷款功能，才能降低融资体系在道德风险和过度投资问题上的成本
◆在内部投资者发行可转换公司债的选择偏好的实证研究上，我们发现，内部投资者在资产负债率、货币资金占流动资金比例、净资产/市值比率上有显著偏好。资产负债率低、货币资金占流动资产比例高、净资产/市值比率高的企业倾向于发可转债。净资产收益率低的企业也倾向于发可转债，但这种倾向不是很显著。企业的流通股比例对企业发行可转债倾向的影响不显著。在行业上，金融企业比较显著的倾向于发行可转债。
金融街
篇2：我国上市公司股权融资偏好的成因及对策
我国上市公司股权融资偏好的成因及对策
股权偏好受融资成本的.影响,债券市场不健全以及上市公司法人治理结构的缺陷,导致政策导向引发不良股权融资热.单纯的股权融资偏好,其负面效应是不容忽视.资金使用效率低下,不仅不利于公司的成长,而且影响股市的健康发展.要改善融资结构,建立企业内部积累机制,大力发展债券市场与支持债券融资,以制度创新完善市场规则.
作 者：赵鸿雁 年四敬 作者单位：赵鸿雁(蚌埠学院,经济与管理系,安徽,蚌埠,233030)年四敬(蚌埠学院审计处,安徽,蚌埠,233030)
刊 名：商业经济 英文刊名：BUSINESS ECONOMY 年，卷(期)：2005 “”(11) 分类号：F830.91 关键词：股权融资 融资成本 公司治理篇3：上市公司股权融资偏好的成本-收益分析
上市公司股权融资偏好的成本-收益分析
内容摘要：按西方现代资本结构理论，企业的融资顺序应遵循“啄食”理论，而我国却遵循相反的融资顺序。本文着重从股权融资和债权融资的成本和收益两方面分析，认为造成这一现象的主要原因是由于我国上市公司特殊的股权结构导致的。股权融资可获得比债权融资较高的收益，且不用承担额外的风险，所以股权融资成为我国企业的融资首选。
关键词：股权融资偏好 融资成本 融资收益
Abstract：According to the structure theory of modern capital of the west， the financing orders of enterprises should follow the “ pecking at ” theory ，but our country follows the opposite financing order . This text focuses on two respects to analysis from the cost and income of stock financing and creditor‘s rights financing，and think that the main reason to cause this phenomenon lies in the special stock right structure of listed company of our country. Stock financing can obtain the higher income than creditor’s rights ， and needn‘t undertake the more risk ， so stock financing becomes financing first-selection of enterprises of our country.
key words：preference of stock financing financing cost Financing income
企业的资本结构又叫融资结构主要是指企业的长期债务融资和权益融资不同比例的组合。按现代资本结构理论，企业的融资顺序应遵循“啄食”理论(pecking order)，即内源融资优先，债权融资次之，股权融资最后。因为债务融资有税盾的作用，而股权融资则没有。且股权融资的风险要大于债权融资的风险，股东要求的回报率也高于债权人的。所以，债权融资的成本低于股权融资成本，同时债权融资的还可以带来正的财务杠杆收益。而我国企业的融资顺序却与之恰恰相反：先股权融资，在债权融资，最后才是内源融资。西方国家的企业的债务融资比例高于11%，股权融资比例低于9%(cayer，1994)，而中国所有 2791家上市公司债务融资占外部融资的比例为27%，股权融资则占73%(使用1998-2000年三年的数据得出)。
对于我国存在较高股权融资偏好，本文着重从股权和债权融资成本和融资收益两方面来分析形成这种偏好的原因 .
一、从融资成本上分析
企业的融资选择与融资成本有着密切的关系。股权融资成本包括股利和发行费用。
(1)股利
公司的税后利润需要扣除10%法定公积金和5%~10%的公益金才能用于分配，故股利最多只能是每股收益的85%.按我国前几年证券市场的平均市盈率 50倍计算，则每股收益为(1/50)*85%=1.7%.再者，我国关于股利的政策上的缺陷使股利成本没有“硬约束”，上市公司可以低比例分配，甚至不分红。
(2)股票发行费用
目前大盘股发行费用大约为筹集资金的0.6%~1%，小盘股大约为1.2%，配股的承销费用为1.5%，上市公司的股权融资的发行成本大约在3.2% 左右。而目前三年期和五年期的企业债券的利率最高限分别为3.78%和4.03%，一年期、三年期和五年期的银行借款年利率分别为5.85%、5.94% 和6.03%.由此可看出，在不考虑分红的前提下，企业股权融资成本低于债权融资成本，股权自然成为上市公司的理性选择(发达国家的市盈率一般为 10~20倍，股权融资成本比我国高的多)。
但如果考虑其他潜在成本，特别是股权融资所带来的市场负面效应和控制权收益的损失，如果新股融资不能带来超额收益以抵偿这些风险和成本，上市公司就会放弃股权融资而选择其他融资方式。因此我们还要比较股权融资和债权融资收益的大小。
二、债券融资收益与股权融资收益的分析
(一)债权融资的收益分析：
债权融资的收益主要来自负债利息抵减所得税形成税盾所带来的税收节约。负债利息抵减所得税形成税盾将带来税收节约收益，在同类风险的企业中负债经营公司的融资成本等于非负债公司的融资成本加上风险报酬，因此负债越大，公司价值越大。如果考虑财务危机成本和代理成本，那么负债公司的价值是非负债公司的价值加上税收节约价值减去财务危机成本和代理成本的现值，随负债的增加带来的破产成本会降低企业的市场价值。因此最佳资本结构应是在税收节约的边际收益等于财务危机边际成本加上边际代理成本之间的最适选择点。税收节约收益的大小取决于税收制度、会计政策和负债利息率。当企业税前投资收益率高于负债利息率时，增加负债就会获得税收利益，从而提高权益资本的收益水平。
股权融资行为通常被认为是一种现金不足的消极信号，可能导致市场低估公司价值，并且股权扩张会导致权益被稀释和股东的控制权收益丧失。在通常情况下，只有当公司的投资收益率低于负债利息率时，或当企业的所得税率较低，债权融资的税收收益很小时才选股权融资。
(二)我国股权的融资收益及形成机制分析：
中国上市公司的股权融资方式主要包括IPO、配股增发以及可转换公司债。我国的股权分裂结构在我国的上市公司股权融资偏好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通过这种股权的分裂结构上市公司从股权融资中获得了不公平的收益，上市公司就是从以下几种方式来获得股权融资收益的：
(1)高溢价资本收益：源自非流通股与流通股的不同发行定价方式。
在股权分裂的基础上，中国上市公司的IPO、配股增发流动股都实行高溢价发行机制，可转债的转股价格、转股比例设计上也都体现了这一 特征。我国的IPO定价曾经采用协商定价法、竟价确定法，后又采用市盈率法。这种定价法是以发行前每股净利为基础的，再根据市场的普遍市盈率情况确定新发行股价。这种貌似公允的定价方法事实上存在重大缺陷。首先新股发行价格是一个市场评价过程，需要发起人、承销商向市场上的投资者征询股票的市场价格，一旦价格确立全部股票都将在这个基础上流通和交易。但在中国证券市场股权分裂的现实格局下，这个定价过程是非市场化的，发起人(非流通股股东)和承销商可以主观确定流通股的发行价格，并且一旦发行上市，只有流通股以这个价格为基础在二级市场进行交易，非流通股的交易则形成了另外的定价机制和交易机制，造成了 “同股不同权”的局面。其次市盈率在这种定价方式中被误用。参照市盈率定价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公司特征和比价效应，但过于简单粗略。特别是中国股票市场股权分裂的特殊结构导致的二级市场的股价偏高，进尔市盈率偏高，如果以这样的市盈率作为定价依据，必然导致新发股票的价格偏高，形成巨大的“溢价价差”。高额溢价使公司总股本迅速增加，每股净资产快速提高，通过新股发行流通股股本向非流通股本输送了高额资本投资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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