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司法体制改革与司法解释体制重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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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论司法体制改革与司法解释体制重构/刘峥法律论文网

――关于我国司法解释规范化的思考

刘峥

近年来，关于法解释的著述颇多，但主要是从学理角度探讨法解释的历史延革、学说源流、价值取向和方法模式等问题。而对于我国当前正在进行的司法体制改革而言，从制度层面上来规范司法解释，以构建司法解释体制更具实务价值。司法体制改革之要义乃司法独立，司法解释权的设立正是司法机关独立行使司法权的重要表现；司法改革终极目标是司法公正，司法解释权的正当行使实为司法公正之保障。因此，从一定程度而言，司法体制改革乃重构我国司法解释体制之契机，司法解释体制如何构建亦为司法体制改革纵深程度的标尺。本文拟通过对我国司法解释现状的分析，以司法改革为依托，探求规范司法解释的最佳途径。

一、学理背景：司法体制、司法解释体制、司法解释的基本界定

司法体制是指国家司法权配置的范围以及行使司法权的国家司法机关的职权划分及其相互关系。根据我国宪法规定，我国的司法体制是由行使审判权的人民法院和行使检察权的人民检察院，分别行使国家司法权的司法组织制度。

司法解释体制是指司法解释权的授予范围及作为司法解释主体的解释权限及各解释主体间的相互关系。根据1981年6月10日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九次会议通过的《关于加强法律解释工作的决议》(下简称1981年决议)规定：“凡属于法院审判工作中具体应用法律、法令问题，由最高人民法院解释；凡属于检察院检察工作中具体应用法律、法令问题，由最高人民检察院进行解释。”据此，我国司法解释体制是以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作为法定解释主体，以审判权和检察权为限分割司法解释权，解释内容为审判/检察工作中具体应用法律、法令问题的二元一级司法解释体制。

显然，在有效法律文本上建立的司法解释体制与我国现存司法体制具有一致性或者说重合性。由此可见，司法体制实为司法解释体制的基础，对后者的主体、内容、权限具有决定意义。司法体制是司法权配置的结果状态，而司法解释权乃司法权之附属，司法解释体制是在司法权一级配置之后进行的再次配置或称二级配置。二级配置只能够在一级配置的范围之内进行，如二者重合不能，即会形成制度对司法实践的阻却和制约。而司法解释权利具体行使，理应在司法解释体制内运行。因此，司法解释的界定应该是指“我国最高司法机关根据法律赋予的职权，在实施法律过程中，对如何具体运用法律问题作出的具有普遍司法效力的解释”1。但实践及学理界对此概念已有较大突破。实践中，非正当主体如地方法院、地方检察院、非司法机关等行使司法解释权已呈正当化趋势；正当主体间权限交叉导致解释冲突也屡见不鲜。在学理上，对司法解释的定义至今歧见纷呈。溯及本源，我们可以得到以下命题：从司法体制对司法解释体制的约束性、司法解释体制对司法解释活动的规范性而言，司法解释逾规现状是对法定体制的侵害，会导致其合法性缺失及司法权虚置。但是，如果司法权的一级配置存在不合理状态，或称“体制不顺”，其二级配置的合理性即值得怀疑。在异化体制下进行的司法解释规范化自然会有诸多冲突难以解决。就此意义而言，司法体制对司法解释体制呈单向制约规范作用，而司法体制改革与司法解释体制重构则会呈现互动发展的客观情态。司法解释体制的建立是司法解释规范化的重要标志(司法解释规范化是对司法解释主体、权限、程序等进行规制，而这些内容即为司法解释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但不合理的司法解释体制会成为司法解释规范化的内生性障碍。在寻求我国司法解释规范化历程中，司法解释体制的重构是必由之路。

二、当代中国司法解释的现实困境及法理诠释

自1979年以来，我国进入立法的蓬勃发展时期，司法解释也相应日趋活跃。据不完全统计，仅1978年至1993年间最高法院作出的司法解释就相当于过去30年所作的司法解释总和的近两倍2。与之相辉映的是有关司法解释的立法活动和学理研究也相应启动。自建国至七十年代末期的长期实践中，司法解释现象虽然广泛存在，但其内容主要属政策法律化的范畴，在主体、程序、解释权限上也一直处于无序状态。随着1981年决议的出台，对1955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解释法律问题的决议》(下称1955年决议)进行修正，使司法解释的主体、权限得到初步明确。至12月9日最高检察院发布实施《最高检察院司法解释工作暂行规定》(下称19《暂行规定》)；6月23日最高法院发布并于197月1日施行的《关于司法解释工作的若干规定》(下称年《若干规定》)，分别对检察解释和审判解释的程序进行规范。以1981年决议为基础，结合最高司法机关的上述规定，司法解释主体得以扩展，解释权限被加以区分，解释程序也趋于规范，当代中国司法解释体制初步建立，司法解释活动呈现从无序到有序的演进态势。但不可讳言，在有效法律文本构建下的司法解释体制不仅未使司法解释的有序状态日趋合理，其异化甚至对文本的背离的现象在司法实践中却日益明显。学理研究对此予以关注，但主要是针对如何在现行规定的基础上使司法解释规范化，忽略了在现行体制下司法解释能否规范化。由此，中国当代司法解释呈现理论研讨与立法实践、司法实践与法律文本相悖的局面，司法解释规范化陷入困境。

(一)主体正当性危机

1981年决议明确最高法院和最高检察院为我国司法解释法定主体，司法解释主体二元格局由此确定。非司法机关不具司法解释权，处于下级序列的司法机关即地方法院和地方检察院也非正当主体。司法解释权的垄断性与专属性为公众接受，但实践中，行使司法解释权的主体不适格现象比比皆是。非正当主体正当化与正当主体非正当化现象引发主体正当性危机。具体表现如下：

1?法定主体的非正当性内核。主要是针对最高检察院的司法解释一元主体地位而言。自1981年决议出台，最高检察院始享有司法解释权并单独或参与制作印发了大量

司法解释文件。对检察权性质乃司法权的认同和接受检察机关为司法机关成为我国司法体制的重要内容。但随着最高检察院和最高法院在司法解释权能行使上的交叉甚至对抗导致司法程序延宕、法律适用不一等弊端，法学界开始重新思考最高检察院的地位正当性问题并形成诸多观点。否定说认为，从法制统一的角度出发，将司法解释权统一于最高审判机关乃世界通行做法；而最高检察院作为我国的法律监督机关，自已解释法律又自己进行监督，会致监督流于形式；“两高”同时行使司法解释权以及检察权对审判权的介入都会导致政出多门3。肯定说也有两种代表性倾向，其一认为以法律监督权来否定司法解释权不合逻辑，因为二者具正确实施法律之共同目的，不具根本对抗性；审判解释和检察解释相互冲突以及检察权对审判权的介入问题可通过“两高”联合进行司法解释来解决。最高检察院的司法解释主体地位不仅合法，还应进一步强化。4另有学者虽肯定最高检察院的正当解释主体地位，但主张其解释权限应被限定在刑事司法解释或部分刑事程序法解释权，即对现行法定权限内容加以限制，以顺乎检察权自身职能的内在要求。5

由司法解释主体二元制引发的学术争论中，否定说显然倾向于在司法权重新配置状态下取消最高检察院的一元主体资格，而肯定说主张在现有司法体制内以程序整合消弥冲突。笔者认为，检察机关作为行使侦查权和公诉权的职能部门，如被授予司法解释权，其所作司法解释应具普遍约束力，包括适用于审判机关裁判具体案件。而司法实践中，审判机关对检察解释置之不理现象时有发生，司法解释主体二元制导致的这一现象根本背离了法制社会对司法统一的要求。其次，我国的司法体制及与之相适应的法律解释体制的形成，主要源自一种经验性事实而非预先设计的结果。如不顾这一事实而仅从法理逻辑上讨论最高检察院主体正当性，其主张可能会与事实根本违背，成为“历史中的聪明人和实际中的傻瓜”。将司法解释权统一归于最高法院行使应是理性的终极目标，而渐进完善过程中，笔者赞成通过解释权逐步限制和程序规制来达到目的。对此，下文将在规范化途径中作深入论述。

2?非正当主体的“合法”存在。这主要是：

1非司法机关实际行使司法解释权。如在1980年至1990年间，最高法院共制发152个刑事司法解释，其中有62个是与没有司法权的单位联合制发的。6由众多不具备法定司法解释主体资格的机关7参与制定司法解释，使司法解释内容上带有严重部门利益倾向，解释形式也缺乏严肃性，甚至出现违法司法解释。如11月15日国务院某部就《价格管理条例》有关行政诉讼溯及力的问题规定，“人民法院对《价格管理条例》颁布前有关案件当事人的`起诉，依法不予受理。”此内容直接触及法院的受案范围，并对司法程序进行限制解释。

2下级司法机关即地方法院和地方检察院在司法实践中实际拥有一定的司法解释权。在1981年决议等法律文件中皆明确规定，处于下级序列的司法机关非司法解释正当主体；1987年3月31日最高法院作出的《关于地方各级人民法院不应制定司法解释性文件的批复》(下简称1987年批复)，亦再次强调“具有司法解释性的文件，地方各级人民法院均不应制定。”但司法实践中，下级司法机关实际行使司法解释权的现象使我国司法解释体制由法定一级制表现为多级制的实态。对此现状，反对者认为司法解释只能归于最高司法机关，这是司法权独立与统一的要求8；认可者则认为法律解释的意义在于适用法律。将法律解释从法律适用中剥离出来是不可能的，因此应给予其合法生存空间9。认可者中还有从司法解释与法律具体适用的相互依存关系出发，认为司法解释即为法官适用法律之解释，因此，法官也应成为合法的法律适用解释主体10。

笔者认为，反对者的主张失于单薄。以审判解释为例，在实践中，地方司法机关进行的适用解释或称地方司法解释不仅大量存在且具准法律性质。如19最高法院、最高检察院及公安部联合制定《关于盗窃罪数额认定标准问题的规定》：“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高级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厅(局)，可以根据本地区经济发展状况，并考虑社会治安状况，在上述数额幅度内，共同研究确定本地区执行的盗窃罪的具体数额标准，并分别报最高法院、最高检察院、公安部备案。”另外，地方法院作为法律的具体适用者，如禁止其解释法律即会造成报请上级或有权机关解释频繁发生，导致一、二审合一，上诉审流于形式，既不合司法程序公正精神，也会造成诉讼资源的极大浪费。由此，这种一级体制导致的司法审判领域的法律解释权垄断与法律适用主体多级性并不协调，违反法律适用客观规律的内在要求。

(二)解释权限界定不当

这主要指二元主体间的权利分割。1981年决议将司法解释分割为审判解释与检察解释的规定意在厘清二元主体间的解释权限，但这一做法在实践中却屡受冲击，其具体表现为：

1?审判解释与检察解释内容上的冲突。如最高法院1995年8月10日《关于对执行程序中的裁定的抗诉不予受理的批复》规定人民法院在执行程序中作出的裁定，不属于抗诉的范围。这显然是对《民事诉讼法》第185条规定的应当抗诉的范围进行限制，与检察机关抗诉权形成竞合。

2?审判解释和检察解释的效力冲突。1981年决议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的解释如果有原则性的分歧，报请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解释或决定。”此表述说明，审判解释与检察解释具有双向约束力，但司法实践中审判解释与检察解释的效力只及于本系统之内。当两机关对同一法律问题存在分歧时，便会各自颁发解释，从而引发司法无序。如最高检察院于1990年、1992年分别制定《关于执行行政诉讼法第64条的暂行规定》和《关于民事审判监督程序抗诉工作暂行规定》，对行政、民事抗诉审级问题进行解释，明确“应当按照审判监督程序向同级人民法院提起抗诉。”最高法院对这一问题未作相应解释，而实践中大多数法院拒不接受同级检察院提出的民事、行政诉讼抗诉案件或以各种形式交由原审法院再审，限制了最高检察院该项解释效力的发挥。

另外，因司法解释权限界定不当还造成对司法权的不当介入问题，这主要指行政法规与地方法规的解释权。其中，关于地方法规的解释权，1981年决议规定，“凡属于地方性法规如何具体应用的问题，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主管部门进行解释。”即司法机关无权对地方法规行使解释权。同时，根据1986年10月28日最高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制作法律文书如何引用法律规范性文件的批复》规定，同

宪法、法律、行政法规不相抵触的地方法规在人民法院依法审理本行政区域内案件时可以法律文书中予以引用。可适用却不可解释，显然不合逻辑。在肯定地方法院具有一定司法解释权时，将对地方性法规的解释增列为司法解释权内容，符合法律解释与法律适用的依存关系。1981年决议未对行政法规解释作出规定，在实践中通行做法是由行政主管部门承担。1993年3月3日国务院办公厅发布《关于行政法规解释权限和程序问题的通知》确定行政法规“本身需进一步明确界限或作补充规定的问题”由国务院作出解释，而具体应用仍由行政主管部门负责解释。行政法规也是人民法院法律文书制作中可引用的规范性文件，所以这一剥离法律适用与法律解释的规定与上述有关地方性法规解释的规定一样，既不合法理，又会因部门利益不同而造成地方行政法律割据和司法功能残缺。

(三)司法解释效力不明确

司法解释效力不明确主要包括司法解释的生效、失效时间及其援引力等内容。对于司法解释生效时间，1997年若干规定第11条明确司法解释以在《人民法院报》上公开发布日期为生效日期，改变了过去生效标准不一的情形；对于司法解释失效时间，该规定沿袭自动失效原则，即“在颁布了新的法律，或在原法律修改、废止，或者制定了新的司法解释后，不再具有法律效力。”此规定过于笼统，仍应辅之以及时清理、编纂及声明，使适用已失效的司法解释或放弃适用实际效力仍存的司法解释的实效混乱局面得以根除。

至于司法解释的援引力，即可否在裁判文书中引用问题，实践中看法不一，最高法院也先后作了不同规定。1986年10月28日最高法院在《关于人民法院制作法律文书如何引用法律规范性文件的批复》中规定“最高人民法院提出的贯彻执行各种法律的意见以及批复等，应当遵照执行，但也不宜直接引用。”因此直至目前，在裁判文书中直接公开引用司法解释的甚少。对此，有观点主张司法解释仅是如何适用法律的解释，本身不是法律，自不应同法律并列为裁判的根据。如果在裁判中直接引用司法解释，可能会造成以解释代替法律的后果。另有观点认为，由于客观上有些司法解释乃法律漏洞之补充，依之定案的文书如不引用该解释，则使裁判失去了依据。而且既然司法解释是公开的，允许文书引用可使当事人全面了解裁判理由，从而利于法制宣传、减少无谓上诉与申诉，符合诉讼经济原则?。至1989年9月14日，最高法院、最高检察院《关于执行〈通告〉的若干问题的答复》第4条规定：凡依《通告》从宽处理的案件，在司法文书中可以写明：“鉴于被告能在最高法院、最高检察院《通告》规定的期限内投案自首或坦白交待罪行，根据刑法和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对被告人做出从宽处理的决定。”1993年5月6日最高法院印发的《全国经济审判工作座谈会纪要》指出“最高法院关于具体适用法律的司法解释，各级人民法院必须遵照执行，并可以法律文书中引用。”1997年最高法院《若干规定》第14条规定“司法解释与有关法律规定一并作为人民法院判决或者裁定的依据时，应当在司法文书中援相；援引司法解释作为判决或者裁定的依据，应当先引用适用的法律条款，再引用适用的司法解释条款。”综观上述规定，司法解释能否被裁判文书援引的问题仍未真正解决。虽然相对于1986年的最高法院批复而言，后来的法律文本放松了限制，但是以下问题仍无答案：第一，1997年《若干规定》与1993年《会谈纪要》相比，所指司法解释范畴是否同一?如是，则所许可引用的只能为最高法院作出的司法解释，检察解释的援引缺失；第二，1997年《若干规定》限制司法解释的引用条件，则补充法律漏洞的司法解释(即无“有关法律条款”时)，其能否引用又如何引用?上述一系列法律文本并未使司法解释援引力真正明晰。

(四)抽象解释与具体解释失谐

所谓抽象解释，指作出解释不是在适用法律过程中也非针对具体案件，而就普遍应用法律问题作出系统的具有规范性的司法解释。具体解释与之相对，指司法机关在审理案件过程中针对具体案件如何适用法律问题所作的解释。后者显然更接近司法解释的目的：将抽象法律适用于多变化社会关系的导入作用。

在英美法系国家，法官虽有很大自由裁量权，但不得脱离具体案件抽象地解释法律或抽象地去制定类似于法律形式的规范。在大陆法系国家，抽象解释被更为严格地限制。抽象解释呈现的法律创制倾向使人们怀疑抽象解释是解释还是立法，是否对立法权有所超越。综观我国司法解释活动，大量存在以贯彻或实施某一法律的意见/规定/办法为由，脱离原法律文本进行的解释，其内容与被解释的对象间存在实质差异。究其成因，源自历史惯性与制度缺陷的相互作用。我国司法解释的发展源于1979年以后这一时期剧变的社会关系与速成立法所导致的法律即时性与立法粗糙。社会关系的急速变动与日趋复杂，使法律的发展面临诸多具对抗性的要求。如一个现代法律体系的建立依赖于大量地制定法律和规则；而社会转型的现实又要求现行的法律保有足够的弹性，以适应社会变化的需求。同时，立法过程中域外经验与本土经验的冲撞也会产生法律与现实的不和谐。凡此种种情态，客观上为创造性的司法活动保留了一个相当大的空间，而司法解释作为矫正、弥补成文法立法局限性的有效形式，在立法技术粗糙所致立法不完善、法条过于原则而可操作性差时，可通过细化抽象法律条文以适于操作，亦可通过创制性的解释对立法疏漏补白，从而在法律的发展和完善过程中起到立法先导作用。在此背景下，我国最高司法机关的司法解释不仅是阐释法条，同时还带有创制法律的色彩。历史惯性之外，抽象解释未顺应现代法治理念的要求退居次位还有着制度上的原因，主要是：

1?司法解释条件过于抽象。司法解释条件是指司法解释主体在何种情形下才能作出司法解释，此亦为司法解释权正当行使条件。1981年决议只笼统规定司法解释是针对“具体应用法律、法令的问题”，最高法院1997年《若干规定》第2条规定“人民法院在审判工作中具体应用法律的问题，由最高人民法院作出司法解释”，其表达相对于1987年决议无任何细化。

2?一级解释体制下的解释权高度垄断导致法律解释与法律适用的分离，使司法解释在一般情况下不可能存在于具体案件的审判过程并针对具体的案件事实进行，从而使司法解释更多地表现为带有立法意味的抽象解释。

此外，法定法律解释规则的缺位，使司法解释的制定处于无章可循的状态，随意性极大。司法解释内容表述上，存在说理不透彻、论证不充分、推理不严谨的情形。既冠以“解释”之名，阐释性的说明以细化抽象条文乃其当然风格。而实际上，因“解释”的表述抽象而导致理解困难，从而

出现下级法院对司法解释如何理解和适用进行请示的尴尬局面。

综上，我国当前司法解释的现实困境根源于司法解释体制失衡。除上述制度上的原因外，现实困境的成因中还存在技术原因和司法理念滞后的情形。在技术层面上，首先，长期存在的观念认为司法解释是一种重要司法权力，而忽略司法解释作为一种法律适用手段，其技术存在或者说不同法律解释方法的综合运用同样重要，以致法解释方法单一。随着法解释理论研究的深入，解释方法的恰当运用既提高文本可操作性，又有利于司法解释规范化系统化，扩充司法解释的生存空间。其次，立法文件疏于界定抽象解释与具体解释的效力层次以及各不同司法解释的效力等级，也是解释效力混乱的原因。在司法理念方面，出于部门利益或地方利益而为的具体解释所致解释权滥用使用体解释效力受损，也使司法解释权垄断为解释主体倚重；司法独立观念淡漠使司法解释受制于行政规章、地方立法的情形大量存在。以制度失衡为主，辅之以技术单一与观念滞后是我国司法解释现实困境的原因，也是制约司法解释规范化的主要障碍。

三、司法解释规范化及其途径

前文述及，司法解释现状中诸多弊端内生于现行司法解释体制，故体制的改革成为司法解释规范化的第一要义。因为，“就中国的法律解释体制包括司法解释制度来说，无视其在总体构架上存在的问题，仅仅局限于对现行做法进行清理并使之规范化，意义毕竟有限。而且规范化在很大程度上也意味着将现状包括不合理的现状固化。”?所以探讨司法解释规范化具体途径之前，观念上的准备实为必要。司法解释规范化是伴随司法改革与完善法制建设而生的命题，但现实中包括许多法官在内的人们对于司法改革的理解都处于一个肤浅层面，甚至是错误的思路。实践中有关法律解释整合性概念与规则的缺乏，学理研究的尚不充分都将制约司法解释的规范化、体系化、制度化。更新司法观念、明确司法解释工作指导思想和司法解释工作的原则，是观念更新的重要内容，也是具体规范化设想得以接纳的基础。

(一)严格司法解释主体，保障司法解释权独立行使

针对现实中的主体正当性危机，首先应明确无司法权的立法机关、行政机关、军事机关、党务机关、社会团体均无权单独或参与制定和发布司法解释。有权主体独立行使司法解释权应得以必要尊重。行政机关虽有权解释行政法规，但属行政解释，不具当然司法效力。其次，授予下级司法机关的解释主体地位，可避免解释霸权带来的司法解释与法律适用的脱节，亦有益于下级司法机关实际行使解释权的合法化。但笔者反对将司法解释权过度下放于基层法院甚至法官个体。对基层法院及法官应否有司法解释权的争论始于实践中请示制度对司法权独立行使的扭曲。因为依司法独立原则，其获得个案解释权(无普遍约束力)极为自然。而顾及法律解释的统一性与协调性要求，将有权解释主体限于省级司法机关(如省高级人民法院)较为恰当，即省级司法机关可制作在其行政区域内具普遍适用效力的司法解释文件，并规定省级司法机关所作司法解释应报最高司法机关备案；如最高司法机关认为解释不当，可进行撤销并作新的解释。这一建构顺应司法统一，又真正发挥司法解释的灵活性和地方司法机关的能动性，也使适用解释制度化、规范化。第三，最高检察院的主体资格问题。笔者主张，一是严格限制所谓“检察工作中的具体应用法律问题”的范围，只限定为刑事程序中与审判无关之内容；二是对有权解释内容进行的解释之效力不具当然普遍性，除非是与最高法院联合制作或得到最高法院认可的，否则只在本系统内生效，即在效力层次上确定审判解释优先原则。

(二)重新厘定司法解释与立法机关活动的界限，规制司法权与立法权之竞合

前文述及我国的抽象司法解释及类似司法立法的创制性解释现象有着历史合理性，最高法院解释的既定方式和状况乃自然形成结果，其立法先导性质是长期依法审判的重要依赖。这一现象虽具有一定内在合理性，规范化的目标更注重合法性要求。完全将法律解释的疑难问题交由立法机关解决，或采用统一解释法律委员会的方式都不能真正解决这一问题。因此，笔者主张，一是明确司法解释乃“事后解释”，根本目的不是创制法律，这是其与立法机关立法活动的本质区别。因此其解释活动应从已有法律条文出发，对条文内涵与外延通过扩张/限制性解释方法的运用，启动司法解释的内在弹性，适应具体而多变的社会生活。二是法律条文没有相应具体规定时，解释仍不能自行创制新规则，而应在原有立法的法律原则或通行规则之上进行细化，这时解释的弹性仍在合法范畴内运作。三是在传统法律原则面对新生社会关系亦无能为力时，可通过立法机关和司法机关发布“混合解释”来消除司法立法色彩。同时混合解释还可以弥合立法与司法的脱节：司法解释者往往因误解立法意图而违背立法原意；而立法解释又往往疏于法律不能有的放矢。而且我国实践中混合解释也多有采用，如年1月19日全国人大常委会与最高法院、最高检察院、公安部、国家安全部、司法部联合印发《关于刑事诉讼法实施中若干问题的规定》即为立法机关与司法机关共同作出的混合解释，但美中不足在于公安部等为非合法解释主体，不应参与解释。

(三)引入判例制度，强化司法解释的司法裁判背景，以保证司法解释的真实性与合理性

首先，最高法院司法解释如能尽可能缩小与具体裁判制作过程的距离，针对或联系具体案件的司法裁判来作出解释，则不失为体现司法与立法在功能、性质上差异的极好途径。尤其在最高法院垄断司法解释权时，只有以司法裁判为背景，与具体案例的裁判过程相结合，才能使一般性解释的普遍效力合理化与正当化。其次，判例制度引入既可解决地方法院主体正当性难题，又是强化司法解释司法裁判背景的良好形式。在判例制度引入上，目前存在两种错误认识：或认为判例法是与成文法对立的制度，我国不是判例法国家而否定我国建立判例制度的可行性；或推崇判例制度的灵活与经济，以为判例制度可解决我国司法解释现状中的一切困境，甚至将司法解释完善等同于判例制度的引入和建立。对此，笔者认为，在我国最高法院以公报的形式公开发布案例已有多年，虽不具有先例约束力，但因其权威性而具事实上指导作用。这是我国判例制度得以建立的现实基础。而最高法院和上级法院的判例对下级法院的裁判具有的影响力，使判例在客观上成为司法解释的一种特殊形式。因此较为可行的态度是不仅认可成文法与判例制度的优势互补，而且在我国现行法律体系中，将判例作为司法解释的一种形式加以引入和发挥。换言之，判例的制作主体、制作程序、形式、格式、公开化及援引力等皆应受法定司法解释体制之规制。纵然是司法解释有权主体作出的判决，未经法定

程序(如讨论通过、公开发布等)亦不具普遍适用和援引力。当前最高法院以批复形式下发的诸典型案例，只能被认为是判例形式导入司法解释的有益尝试，而非判例制度的真正建立。

(四)加强对司法解释的监督，建立司法解释监督、制约和补救机制

首先，应加强全国人大常委会的监督。由于全国人大常委会不可能作为法律解释任务的主要承担者，而大量的司法解释具有弥补立法不足的作用，加强全国人大常委会对司法解释的监督就至关重要。有学者建议，司法解释应提交全国人大常委会备案，对于违宪和违法的规定或与立法解释相矛盾的司法解释，全国人大常委会应予以撤销。其次，明确最高法院对司法解释权利行使实施监督。1997年最高法院《若干规定》第16条述及最高法院对地方法院和专门法院应用司法解释进行监督，但对于监督权的具体行使未加以明确。尤其在省级司法机关赋予解释权可制作相应司法解释文件、地方法院判决可成为判例来源时，最高司法机关的监督权应不限于应用方面的监督，而是承担协调冲突以及通过编纂与清理工作进行解释规范。

(作者单位：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

注：

1周道鸾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释全集》，人民法院出版社1994年版，第1页。

2据周道鸾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释全集》统计，人民法院出版社1994年版。

3游伟、赵剑峰，《论我国刑法司法解释权的归属问题》，载《法学研究》1993年第1期。

4杨志宏、王守安、李记华，《论加强人民检察院的司法解释权》，载《法学研究》1993年第6期。

5卢勤忠，《关于我国检察机关的司法解释权的探讨》，载《法学家》1998年第4期。

6尹伊君、陈金钊，《司法解释论析》，载《政法论坛》1994年第1期。

7这些单位既有国家产法机关的下属工作机构(如全国人大法工委)，也有国家行政机关(如公安部、财政部、司法部等)，还有党中央机关(如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甚至还有群众团体(如全国妇联等)。

8梁治平编《法律解释问题》，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第217页。

9郭华成著《法律解释比较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190页。

10董白皋，《司法解释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版，第313页。

?周道鸾，《论司法解释及其规范化》，载《中国法学》1994年第1期。

?张志铭著《法律解释操作分析》，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出版，第229页

篇2：论司法体制改革与司法解释体制重构-我国司法解释规范化的思考

论司法体制改革与司法解释体制重构-关于我国司法解释规范化的思考

一、学理背景：司法体制、司法解释体制、司法解释的基本界定

司法解释体制是指司法解释权的授予范围及作为司法解释主体的解释权限及各解释主体间的相互关系。根据1981年6月10日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九次会议通过的《关于加强法律解释工作的决议》（下简称1981年决议）规定：“凡属于法院审判工作中具体应用法律、法令问题，由最高人民法院解释；凡属于检察院检察工作中具体应用法律、法令问题，由最高人民检察院进行解释。”据此，我国司法解释体制是以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作为法定解释主体，以审判权和检察权为限分割司法解释权，解释内容为审判/检察工作中具体应用法律、法令问题的二元一级司法解释体制。

显然，在有效法律文本上建立的司法解释体制与我国现存司法体制具有一致性或者说重合性。由此可见，司法体制实为司法解释体制的基础，对后者的主体、内容、权限具有决定意义。司法体制是司法权配置的结果状态，而司法解释权乃司法权之附属，司法解释体制是在司法权一级配置之后进行的再次配置或称二级配置。二级配置只能够在一级配置的范围之内进行，如二者重合不能，即会形成制度对司法实践的阻却和制约。而司法解释权利具体行使，理应在司法解释体制内运行。因此，司法解释的界定应该是指“我国最高司法机关根据法律赋予的`职权，在实施法律过程中，对如何具体运用法律问题作出的具有普遍司法效力的解释”1.但实践及学理界对此概念已有较大突破。实践中，非正当主体如地方法院、地方检察院、非司法机关等行使司法解释权已呈正当化趋势；正当主体间权限交叉导致解释冲突也屡见不鲜。在学理上，对司法解释的定义至今歧见纷呈。溯及本源，我们可以得到以下命题：从司法体制对司法解释体制的约束性、司法解释体制对司法解释活动的规范性而言，司法解释逾规现状是对法定体制的侵害，会导致其合法性缺失及司法权虚置。但是，如果司法权的一级配置存在不合理状态，或称“体制不顺”，其二级配置的合理性即值得怀疑。在异化体制下进行的司法解释规范化自然会有诸多冲突难以解决。就此意义而言，司法体制对司法解释体制呈单向制约规范作用，而司法体制改革与司法解释体制重构则会呈现互动发展的客观情态。司法解释体制的建立是司法解释规范化的重要标志（司法解释规范化是对司法解释主体、权限、程序等进行规制，而这些内容即为司法解释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但不合理的司法解释体制会成为司法解释规范化的内生性障碍。在寻求我国司法解释规范化历程中，司法解释体制的重构是必由之路。

二、当代中国司法解释的现实困境及法理诠释

自1979年以来，我国进入立法的蓬勃发展时期，司法解释也相应日趋活跃。据不完全统计，仅1978年至1993年15年间最高法院作出的司法解释就相当于过去30年所作的司法解释总和的近两倍2.与之相辉映的是有关司法解释的立法活动和学理研究也相应启动。自建国至七十年代末期的长期实践中，司法解释现象虽然广泛存在，但其内容主要属政策法律化的范畴，在主体、程序、解释权限上也一直处于无序状态。随着1981年决议的出台，对1955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解释法律问题的决议》（下称1955年决议）进行修正，使司法解释的主体、权限得到初步明确。至年12月9日最高检察院发布实施《最高检察院司法解释工作暂行规定》（下称1996年《暂行规定》）；1997年6月23日最高法院发布并于1997年7月1日施行的《关于司法解释工作的若干规定》（下称1997年《若干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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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3：浅论司法公正与司法体制改革

浅论司法公正与司法体制改革党的十六大明确提出，社会主义司法制度必须保障在全社会实现公平和正义。这既是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重要内容，更是推进司法体制改革的目标和任务。它对于维护司法公正，遏制司法腐败，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实现国家长治久安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一、司法公正的内涵司法公正是文明社会的基本要素。纵观人类社会发展史，是一部光明与黑暗、愚昧与科学、善良与罪恶、正义与专横的斗争史，而这一斗争的原动力，来源于人们对光明、科学和正义的不懈追求。公正与公平、公道、合理等词义等同或者类同，它们是人类生活在群体之中，谋求公平地分配权利和义务，合理地处理善恶、荣辱、得失等问题，为保障共同的安全、自由和幸福而维持和谐的社会关系所遵循的伦理准则。公正未必与法治相关，而法治则必定以公正为基调。在宪法体制下，法律的权威和法治的公正性要依赖于司法公正；没有公正司法，就不会有法治。无论是实质正义，还是程序正义，都是宪政社会的本质内涵。要实现宪政社会的这一本质要求，最首要的是要实现司法公正。没有司法公正，就谈不上民主宪政，而没有民主宪政的社会，也就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文明社会。可见，文明社会的基本要素之一就是司法公正。司法公正是法治国家的首要标准。法治国家是一个充满着民主、自由和公平、正义的国家，在那里，“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不再是一句口号。而要真正达到“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理想彼岸，非“司法公正”之舟莫属。可见，公正司法是法治社会一条最根本的司法原则。换句话说，现代法治国家的根本标准之一，就是司法机关公正司法。司法公正是良法的本质要求。自古以来，法律有“良法”与“恶法”之分，现代法治所要求的是良好的法律，亦即“良法”。17世纪的英国，资本主义商品经济高度发展业已成为英国全社会的细胞，并在产业革命的推动下，开始形成近代市场经济体制。契约自由、平等竞争和人身安全已成为人们的价值准则。这种价值观念反映在治国思想上就是法治。英国法治思想的奠基者哈林顿与洛克顺应时代潮流，提出和论证了法律一方面要保护和扩大个人的自由与权利，另一方面又要防止独裁、专制和限制政治权力这一法治原则。19世纪，英国著名的宪法大师戴雪在其代表作《英宪精义》中。把英国法治思想系统地概括为“法律主治”，并形成一个思想体系，这就是他立于英国法治的三要素论，即：第一，“英吉利人民受法律治理，惟独受法律治理”。这一要素的实质，就是反对政府专断，要求政府只能按法律办理，而不能在没有法律根据情况下去处罚公民；第二，任何英国公民都必须受命于英国的普通法；如果违反，均受普通法院管辖，这一要素的实质是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第三，对英国人来讲，宪法不是一切法律规范的渊源，而是个人权利与自由的结果。由此，我们可以看出，良法的本质就是，法律是维护个人权利与自由的必然产物，法律面前人人平等。那么，要在人们的现实生活中，实现良法的这些本质内涵，就必须严格司法，通过严格司法来实现司法公正。如果只有良法，而缺乏严格的司法活动，那么，再好的法律也不过是写到纸上的空话而已。司法公正是司法权行使的最高目标。正因为人世间有“冤情”，才需要设置司法；正因为社会上有“不平”，人们才格外渴望“公正”。司法人员是人间“公正”的捍卫者。为了维护司法权的公正性，法律赋予其如下六个方面的特征：一是被动性；二是程序性；三是独立性；四是中立性；五是审查性；六是终极性。司法的最高准则就是公正，如果没有公正，那么这种司法对社会就是一种反动。要做到司法公正，就必须要求司法人员把追求司法公正作为自己的最高目标。司法人员应当是社会正义的卫道士，应该是公平的化身。二、我国司法现状及其存在问题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民主法制建设有了长足进步，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是，我们还应当清醒地看到，在司法领域仍然存在着许多问题，其中突出的一点就是司法不公的问题在某些地方或个别案件中还相当严重。司法腐败问题令人忧虑。司法腐败的外在表现林林总总，归纳起来主要有：一是办“关系案”、“人情案”、“金钱案”，甚至索贿受贿，徇私枉法。在日常生活中这样的事情是随时都可以碰到的，只要是有人一涉讼，无论是原告还是被告。首先想到的不是依法诉讼，而是“找门子”、“托关系”，好象不找关系，不托人，这场官司就无从下手，就不好打。当事人把能否胜诉的希望，不是寄托在有力的证据、客观的诉讼请求和法官公平判决之上，而是寄托在自己的“路子广不广”、“门子硬不硬”、“下的本钱大不大”。打官司“找关系、托熟人”，已尼成为一条约定俗成的“规矩”。而作为司法人员的法官，办案

篇4：浅论司法公正与司法体制改革

时不是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而是以“关系”为依据，“以人情”为准绳。把打官司变成了“打关系”。为了办“关系案”、“人情案”和“金钱案”，可以致国家法律于不顾，索贿受贿，徇私枉法。二是违法查封、扣押财产，违法办案、违法执行。在现实生活中我们有些基层法院为了“创收”，成立所谓的“讨债公司”，借此来为当事人讨债以谋取经济上的利益，按照讨回来的标的额的大小提成。为了达到多提成的目的.，有些法院的执法人员，不惜以手中的司法权作为棒子，随意查封、扣押当事人的财物。还有的法院司法人员为了保证为自己行贿的当事人胜诉，还采取伪造证据、变造法律文书的手段，同一方当事人沆瀣一气，损害另一方当事人的合法利益。三是在地方保护主义的影响下，偏袒本地当事人，损害外地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有些地方的司法机关相互之间争夺管辖权，以图偏本地当事人的利益，并获取更多的诉讼费和财政返还，有的审判机关则利用法律条文中不够完善地方，钻法律的空子，甚至不惜违反法律去维护本地或本部门的利益；有的地方审判机关拒不配合、协助其他地方的已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和裁定的执行，有的地方的司法机关则为了自己本地区或本部门的暂时利益不被侵占，公然越权使用或者滥用强制措施。四是有些司法人员违反审判纪律，泄露审判机密，为律师介绍案件或为当事人推荐律师，从中牟取利益。在现实生活中，由于腐败风气的侵袭，有些司法人员在行使国家法律所赋予的司法权时，只从个人的利益得失出发，公然违反审判纪律，向案件当事人泄露审判机密；还有些审判人员为了追求经济利益，寻租手中的公权力，搞所谓“内引外联”、“发挥优势”。五是乱收费、乱拉赞助，诉讼费管理比较混乱。有的法院为了解决经费困难，想尽千方百计采取乱收费、乱拉赞助来搞所谓“创收”。有的法院在审理刑事案件时，把一些不必要的费用转嫁到被告人或者被害人身上；还有的法院对于当事人上缴的诉讼费用乱提成、乱分配，不如数上缴国库。更有甚者的是一些基层法院，真有些因“穷困”而不忘“思变”，假期借手中的司法权乱收费、乱拉赞助。六是对当事人态度生硬、冷漠，耍特权、耍威风。人民法院，顾名思义，应当是为民作主、伸冤，保护人人享有平等权利的地方。可以说，一切遇到权利被侵害的当事人，首先想到的是人民法院。然而，由于司法人员没有真正树立起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对投诉的当事人不热情、不耐心，态度生硬，言辞冷漠，使投诉者望而却步，心灰意冷。更有甚者，有的司法人员，借自己手中的权力，给当事人耍特权、耍威风，动指责训斥。以上六种是司法腐败外在的主要表象形式，那么，在这种表象形式的后面，应当是司法腐败的本质成因。司法腐败表象深处的本质是司法权行使过程中的行政化、官僚化与功利化，而根本原因是体制层面上的问题。从静态的角度不定期观察，从我国目前的司法体制，包括审判机构的设置、审判机构与人大的关系、法官的选拨任用、审判机构内部的组成等等，都是独立于行政权之外的，而且国家宪法同其他法律都规定，司法机关独立行使审判权，不受其他任何机关或者个人的非法干预。但是，从动态的角度来观察，却出现了让人悲观的情形，由于种种原因，我国司法权的运行却仍然没有真正摆脱行政权左右的阴影。特别是在人民法院人、财、物的保障和审判程序的启动、运行与终结等环节，所受到行政权力的干扰和影响甚烈。与司法权行使过程中被行政干扰而伴生的是司法权的官僚化，它感染司法体制的最明显后果就是法官的等级化：一是形成了由普通法官到庭长到副院长到院长的裁判等级体系；二是建立了根据部级、局级、处级、科级等不同级别确定法官政治待遇和裁判水平与裁判力高低的法官位阶体制。三、司法腐败探因司法体制上的缺陷。我国司法体制长期以来都实行的是“条块结合，以块为主”的领导体制，包括人民法院在内的地方各级司法机关，归属于地方各级党委和政府领导。其人、其财、其物都由地方政府管理或者负责解决。由于司法机关归地方党委领导，在人、财、物等各方面都受制于地方政府，因而它们只对本地区的党政领导负责。每当处理跨地区的纠纷时，自然会竭尽全力维护本地区的利益，由此而形成较为严重的地方保护主义和部门保护主义。当司法权是一种横向的权力从属关系，地方法院对地方政府形成密切的隶属和依附关系时，就足以使司法机关不敢冒犯行政部门。在这种人财物都掌握在地方党政领导手里的情况下，法院很难抵制来自各方面的干预，地方党政领导的意志法院和法官都必须执行。同时，从客观上来讲，这种司法权的横向隶属、依附关系，也必然迫使地方法院只有与地方党政领导合作才能正常开展工作。法院和法官明知有些案件的处理不合法、不公正，但若坚持原则，秉公执法，顶撞了某些地方某些领导，法院的经费就可能紧张，法院的用车，干警分房就要受影响，工作就难以开展，有的职务升迁就可能“搁浅”，甚至还可能被无端调离、罢免和受到政治上的打击报复。从另外一个方面来讲，我国的行政区域性的社会结构和浓厚的人情关系对审判独立和司法公正也造成了严重影响。由于过去经济、政治、社会结构的原因，法院对环境的依赖性很强，法院的家属工作、子女的入托上学、就业等都依赖于社区解决，而中国的社区自我保障能力很弱，社区的许多公益事业还主要靠地方政府解决。这样，法官对社区的依赖又转变为对地方政府和地方利益的依赖。而地方行政机关的权力影响也必然通过这些依赖而渗透到司法领域的各个环节。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地方保护主义是司法公正的大敌，是造成司法腐败的重要原因之一。除了以上原因之外，司法组织机构及其行为的行政化，也必然导致司法腐败。这种行政化首先表现为法官听命于法院内的行政领导。法官的升迁进退，主要由行政首长说了算。这种制度虽然便于从上到下的控制和管理，但其致命的一个弱点，就是客观上在法官的自主行为与良心之外设置了由上级所控制的利益。这就使法官很难独立公正地行使职权；其次，法院行政化表现为法院内部关系的科层化。科层制是行政机关运行的一个重要特点，目的在于快速高效地推进首长意志以维护行政秩序。法院事实上形成了审判员服从庭长、庭长服从副院长，最终大家服从院长的行政体制。由于这种权力服从关系得到强化，法官很难成为一个独立的司法主体，而必须对院长的指令，惟命是从。再次，法院行政化表现为不同审判监督法院关系的隶属关系。但是，在现实生活中，上下级法院之间已经变成了一种领导与被领导的上下级关系。凡此种种，都有碍于司法公正的实现。四、防止司法腐败的体制保障依法治国的要旨就是要制约权力、保障权利。而要实现这一点，就必须建立起法院、法官及其保证其独立地位的司法制度。唯有这样，才可能使法院处于中立的仲裁人的地位，最终实现司法公正，维护社会正义。这也就是说，要清除司法腐败，必须建立起独立的法院体制。市场经济中的一切活动都必须体现公平、公正，为了保障市场经济的建立和健康发展，必须在政府之外建立起一个有权威、独立和公正的司法制度。独立是确立司法机关与外部机构关系以及确立内部组织结构的原则。独立是指法院享有审判权的唯一主体，法院系统独立于任何其他社会主体，只服从宪法和法律，同时，对法院系统内部来说，各法院间是独立的，独立行使职权。在同一法院内部来说，法官独立审判，也只服从法律。要实现审判权的独立，就必须建立起独立的法院体制，逐步将审判事务与司法行政事务分离开来，使审判权的行使彻底摆脱行政权的干扰。真正实现审判独立。同时，在建立法院独立审判的基础上，还应当进一步改革审判制度，保证法官中立、以减少法官腐败的机会。为此，必须逐步取消法院内部的审判委员会和合议庭，大部分案件应实行法官独任审判制，只有对重大复杂的疑难案件才实行合议审判制。取消审判委员会，把一切审判权交给主审法官，案件办得好坏的的责任由审案者承担。这样不仅可以大大减少诉讼环节，缩短诉讼时间，降低诉讼成本，提高诉讼效率，并且还可以大大促使法官素质提高。此外，还应进一步强化监督机制。我国目前已有的监督体系大致包括国家权力监督、政协民主监督、党和政府及司法机关的自身监督、社会和群众的监督。在这些监督中，国家权力监督即人大及其常委会的监督是层次最高、最具法律效力的监督。这种监督对于保证宪法、法律和法规的正确实施，保证司法机关公正行使审判权具有至关重要的现实意义。人大的监督权是指人大及其常委会依据宪法和法律的规定，代表国家意志和人民的根本利益，按照法定的形式和程序，对国家行政、审判、检察机关执行法律而进行了解、检查、审议和处置的权力。人大的监督权是人民当家作主的政治权力，是人民行使管理国家权力的重要体现。行政、审判、检察机关接受人大监督，就是接受人民的监督。动摇了人大监督权，就是动摇了人民当家作主的地位。宪法和法律赋予人大及其常委会的监督职权，概括起来主要包括法律监督和工作监督，而最重要的就是对司法机关的司法行为进行监督。宪法规定，人民行使国家权力的机关是全国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国家各级行政、审判、检察机关，都对本级人大负责，受它监督：在人代会闭会期间，对本级人大常委会负责，受它监督。任何组织和个人都没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任何组织和个人都不得藐视国家权力机关的监督。人大及其常委会提出监督意见后，被监督单位要认真办理，及时整改，并在规定的期限内向人大常委会反馈整改情况，直至监督意见完全落实为止。但是，就目前我国的实际情况来看，人大对司法活动的监督还存在许多不尽人意的地方，各级人大除了每年一度在召开代表大会时听取并审议法院和检察院的报告之外，再也看不到什么令人信服的监督举措，使监督权流于形式。因此，在进一步强化国家权力机关对司法活动行使监督权的基础上，还应当进一步完善其他监督措施，健全有效的社会主义监督机制。

篇5：论司法公正与我国司法体制的改革

论司法公正与我国司法体制的改革

摘要：作者认为，我国现行的司法体制不利于司法公正，因此必须按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客观需要和法治原则的要求对司法体制进行改革，在我国宪法的框架范围内从司法机关领导体制、经费管理体制以及法院内部机制等方面着手进行改革实践，并在改革过程中完善对司法机关的监督机制。

我国宪法对司法机关职能独立的规定

从国家权力的配置这一角度来说，司法独立是司法机关监督立法和行政机关的宪法依据；从司法权的'价值实现来看，司法独立可以避免司法机关和法官受到外部因素的干扰而背离公正原则。所以，为保障司法独立而设置的制度是司法公正不可或缺的，尽管各个国家对国家权力的配置有所不同，但在实现司法公正这一价值目标上则是相同的。

我国十分重视司法公正，早在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就初步确立了司法独立原则，如1946年《陕甘宁边区宪法原则》规定：“各级司法机关独立行使职权，除服从法律外，不受任何干涉”，现行宪法对我国的司法权和司法独立原则进行了全面的规定，但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司法机关的设置和原则同西方国家相比有不同的特点，不能用西方的司法独立来解释中国宪法规定的司法独立原则。

根据宪法的规定，我国的司法权包括审判权和检察权两个部分，分别由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来行使，各级法院和检察院由同级国家权力机关产生，向它负责、受它监督。所以我国的司法机关是指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和司法行政机关虽然与人民法院和检察院有密切的工作联系，但它们属于行政机关的范围，它们的工作性质、组织机构和原则都与司法机关有明显的区别，因此它们行使的职权属于行政权的一部分。

为了保障司法机关能够客观公正地处理案件，我国宪法规定的司法独立原则是：

1独立不是司法权独立于行政权和立法权之外，也不是司法权与行政权和立法权相互制衡，因为我国国家机关的组织与活动原则不是三权分立原则而是国家机关之间实行分工与合作，权力机关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居于核心的地位，其它国家机关都由它产生、向它负责、受它监督。司法机关和行政机关的宪法地位均低于国家权力机关，各级司法机关必须遵守权力机关制定的法律，接受权力机关的监督。

2.司法独立主要是指司法机关职能独立，宪法第一百二十六条和第一百三十一条分别规定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审判权，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干涉的原则，可见，宪法规定的司法独立是指宪法和法律赋予司法机关的权力，其它国家机关不能行使，司法机关行使宪法和法律规定的权力不受其它机关的意志的支配，只服从法律。

3.我国的司法权不是中央的排它性权力，而是在统一服从国家法律的前提下，设置地方司法机关，根据宪法和有关组织法的规定，地方司法机关由地方国家权力机关产生，向它负责、受它监督，最高人民法院与地方各级人民法院、上级人民法院与下级人民法院的关系是监督与被监督的关系，最高人民检察院与地方各级人民检察院、上级人民检察院与下级人民检察院的关系虽然是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但是地方各级人民检察院在服从最高人民检察院的同时还要接受同级国家权力机关的领导。所以地方司法机关的经费主要来源于地方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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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6：法院改革与司法体制转型

法院改革与司法体制转型

在新的历史时期，改革开放有力地推进了我国社会的转型和发展，其所带来的深刻变化广泛地反映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领域，司法亦不例外。

时下，由最高人民法院精心组织和有力推动的法院改革正在全国法院系统如火如荼地展开，改革的热情和改革的成效都是前所未有的。但仔细观察、分析见诸报章的各地法院改革举措和改革经验，使人不无忧虑的是，各种改革虽然都将提高司法效率，维护司法公正作为其价值选择，但因改革的目标模式尚不十分清晰和明确，有的改革始终停留在工作方法和管理机制等较浅层面而难以继续深入，有的改革措施可能不仅不能实现其改革初衷，而且往往适得其反。如有的将企业管理办法引进法院改革，在审判业务部门搞竞争上岗，双向选择，将办案数量、收取诉讼费的数额与办案人员奖金挂钩等；有的在进行审判组织和法官制度改革时，仍摆脱不了行政思维定式，如在选任审判长之后，又将审判长作为一级领导看待，甚至赋予他一定的行政管理职责；有的在工作部署和工作指导上墨守陈规，仍然提出许多带有浓厚行政色彩的口号和措施等。凡此种种，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法院改革工作上的盲目性，而这种盲目性正是因为改革的目标模式不明确所导致的。

改革的目标模式是通往其价值选择的`桥梁。法院改革的目标模式不明确，即使花费了很大的气力和很长的时间也难以达到效率和公正的彼岸。

那么，法院改革的目标模式到底是什么？研究这个问题不能离开对法院现存弊端及弊端原因的分析。关于法院现存弊端，学术界多有研究，归纳起来大体有三：司法地位缺少独立性、司法机制缺少科学性、司法活动缺少公正性。这“三少”弊端存在的原因，学术界也多有分析，笔者认为，根本之点是法院的行政化色彩太浓。现行法院的行政化几乎是全方位的，包括管理和领导体制行政化、审判运行机制的行政化、法官选任配备及职级待遇的行政化，以及思维方式和工作方式的行政化等等。法院行政化的后果是十分严重的，对内而言，它不仅掩盖了法院司法化所固有的特征，而且扼杀了法官所必具的司法人格，使法院不成其为法院，法官不成其为法官；对外而言，行政化的命令与服从特征，使得法院这一权力主体不得不时时屈从于更高一级或更大一点的权力主体，对来自各方面的非法干预几乎无法抗拒。法院和法官以追求和维护司法公正为天职，但要求一个行政化了的法院和行政化了的法官完全做到这一点，实在是有点强人所难。

所以，作为先决条件，法院改革必先深入研究探索其目标模式，这可以说是事关改革成败方向性的大问题。笔者以为，法院改革的目标模式，应当是通过全方位的改革，全力推进现行司法体制转型，其转型任务大体包括观念更新、组织重构、制度创新和机制转变四个方面，其核心就是彻底清除法院的行政化色彩，全面赋予法院司法化特征，这一特征包括司法的独立性、消极性、中立性、程序性及公开性、终局性等，在此基础上最终建立起具有中国特色的能够独立、公正地行使审判权的现代司法制度。在这一制度之下，各级法院和各处法官都是具有独立意识和独立地位的司法主体，他们在代表国家对案件行使审判权时，只服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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