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医疗侵权的举证责任

时间：2022-11-29 11:17:06 作者：吉良的猫草综合材料收藏本文下载本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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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
第1篇：谈医疗侵权的举证责任第2篇：医疗过错鉴定举证责任第3篇：环境侵权诉讼中的举证责任分配第4篇：环境侵权诉讼中的举证责任分配第5篇：媒介侵权诉讼的举证责任论文第6篇：环境侵权诉讼中的举证责任分配第7篇：侵权责任法医疗第8篇：从3起医疗纠纷案件谈医疗纠纷诉讼案件的举证责任第9篇：软件侵权案件中举证责任分配之我见

篇1：谈医疗侵权的举证责任

谈医疗侵权的举证责任

北京市华卫律师事务所邓利强

最高人民法院12月21日出台了一则司法解释即《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以下简称本司法解释)，本司法解释的出台与实施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我国民事诉讼法证据的缺陷，从制度上保障了民事审判的质量，也将在一定程度上提高审判的效率，其重要意义是不言自明的。

本司法解释对实践中迫切需要明确的有关证据问题作了规定，其中包括对医疗侵权举证责任分配做了规定，即规定医疗侵权案件由医疗机构就医疗行为与损害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及不存在医疗过错承担举证责任，就这一问题我想谈一下自己的看法。

一、医疗侵权不适用举证责任倒置，应适用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

根据《民法通则》的规定：建筑物等倒塌脱落或坠落致人损害（第126条）、国家机关或者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执行职务中的侵权（第121条）、产品责任（第122条）、高度危险作业致人损害（第123条）、污染环境致人损害（第124条）、地面施工致人损害（第125条）、饲养动物致人损害（第127条）、企业法人对其法定代表人和其他工作人员的转承责任（第43条）以及无民事行为能力、限制行为能力人的侵权（第133条）是特殊的侵权，除此之外的侵权案件是一般的侵权案件。也就是说《民法通则》未将医疗侵权列为特殊侵权案件，因此医疗侵权是一般的侵权案件，既然是一般的侵权案件就应当适用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而不应适用举证责任倒置。

二、医疗侵权举证责任倒置对医方不公

一般的侵权案件由原告举证被告的行为充足了过错、行为违法、因果关系及有损害后果。本司法解释中规定医疗侵权适用举证责任倒置，所谓举证责任倒置是指把一般侵权案件中某些应由原告承担的举证责任转移给被告一方承担。实行举证责任倒置转移给被告的举证责任只是原告应负的一部分举证责任，而不是案件的整个事实，它包括：

其一，实行过错推定

在实行过错推定的案件中，案件中行为人的行为与事情的结果是清楚的，即因果关系是清楚的，由于原告（受害人）所处的地位的局限性，法律规定要被告就其行为无过错进行举证。被告如果能证明自己没有错，则虽然被告的行为与受害人的不良后果有因果关系，被告不负赔偿责任；若被告不能证明自己没有错，则被告就要承担赔偿责任。例如行为人在建筑物上悬挂物品，若该悬挂物坠落致人伤害，法律推定行为人未尽到足够的注意义务，推定其有过错，这是举证责任倒置的一种。

其二，实行因果关系推定

适用因果关系推定的案件只存在于环境污染案件，在这类案件中只要原告证明企业排放了可能危及人身健康或财产损害的物质，而公众的损害发生在排污后，就推定其中存在因果关系，勿须原告举证。排污企业若主张该排污行为不是造成该损害的原因，要拿出科学鉴定予以否定，否则侵权成立。

这是两种举证倒置的情形，根据现行法律特殊的侵权案件举证责任倒置或适用过错推定或适用因果关系推定，但本司法解释要求医院同时证明自己没有过错和损害后果与己无关对医疗机构过于苛刻。

本司法解释之所以这么规定可能是根据举证责任分配的原则之一――平衡原则来分配医患之间举证责任的。我们常常可以听到这样的观点：医务人员掌握专业知识、证据又在医生手中，病员在整个医疗活动中虽然可以感觉到自己受到了伤害，但由于知识的欠缺和证据的缺乏根本无法证明这一点，可能是基于这种考虑本司法解释在分配举证责任时将举证责任分配给了占“绝对优势”的医院，对这种做法我是有异议的。因为举证责任的分配平衡只是举证责任分配的原则之一，事实上举证责任最重要的原则在于公平！

举证责任分配不公，必然导致裁判上的不公！

毫无疑问公平是举证责任的第一原则，其次才是平衡原则，也就是说公平这一民法理念在举证责任分配时是应当首先考虑的因素。在公平原则的指导下患方做为原告应对医疗侵权的发生负一定限度的举证责任，其后再发生举证责任的转移，而本司法解释最大限度地免除了患方的举证责任，对医方太不公平。

从另一个角度讲，《医疗事故处理条例》明确了患方可以复印病历资料中的一些内容，患方完全可以用这些材料通过专家证言的形式取得证据，因此以资料的保有来加重医方的责任是欠妥当的`。

三、从司法解释权与立法权看医疗举证责任问题

还有一个需要注意的问题是本法解释通过举证责任的分配对实体法的影响问题。我个人认为本司法解释对医疗侵权实体法产生了实质的影响，这一做法值得商榷。

大家知道我国法律的正式解释分为立法解释、司法解释和行政解释三种。司法解释又包括审判解释和检察解释，审判解释是最高人民法院在审判过程中对具体应用法律所作的解释，最高院没有立法权。

本司法解释规定了八种适用举证倒置的情形，这八种情况中的六种都有法律基础，分别是《专利法》57条第2款、《民法通则》第122条、第123条、第124条、第126条、第127条以及《环保法》第41条等，共同危险行为和医疗侵权没有法律基础。在这两种没有法律基础的情形下，共同危险行为有深厚法理基础和大陆法系的渊源（《德国民法典》首先确认了共同危险行为，后为各国立法所确认），但医疗侵权举证倒置既缺乏法律基础又没有法理基础。

本司法解释将医疗侵权规定为由医疗机构就过错和因果关系举证是不是最高院在实体上改变了医疗侵权的法律性质呢（即将医疗侵权由一般的侵权案件变成特殊侵权案件）？如果是这样做的话司法机关的司法解释行为是不是就有些立法的含义了呢？可我们知道立法权在全国人大，最高人民法院的职责是在审理案件对法律、法令的具体应用作出解释。因此本司法解释在这个问题上的做法值得商榷。

四、从医患关系看医疗举证责任

最后我想从医患关系的本质上来谈一点我的看法。

自古以来医者被称为“仁术”，西方医学著名的希格拉底誓词更明确宣称“……余必依余之判断，以救助病人，永不存损害妄为之念。”因此医术和医生的根本目的在于救治病人而不在其他，所以我们说医疗服务合同中双方当事人的合同目的与其他合同不同，在其他合同中双方当事人均有自己的目的和利益，而医疗合同中医方的目的也是为病人，因此医疗合同双方当事人的目的高度一致，这是医患关系中的一个重要特点。

从赔偿法律关系讲，各种侵权案件中致害人的举证责任是不同的，其中举证责任较重的是环境污染案件中的排污者，无论是《民法通则》还是《环保法》在立法上对环境污染者都规定了较重的举证责任。这是因为环境污染的制造者一般是企业，这些企业为了降低成本追求最大利润有可能怠于对其排放的污染进行处理，从而影响人类健康和生产，影响生物的生存和发展，为此强化污染环境者的法律责任是完全必要的，其目的是杜绝企业以牺牲环境为代价企求利润。从这个意义上讲在环境污染条件中其法律关系的双方当事人的利益是对立的，因此，要求排污者承担较重的举证责任是应当的。但医患关系则不同，本司法解释在规定举证责任倒置的八种情况中唯有对医疗侵权规定了过错和因果关系两个侵权要件均由医方举证，这种规定比环境污染都来得严格，这种做法表明司法解释者对医疗侵权的责难是最重的，这种评价和心态实在难以令医生接受。而且我认为这是对医患关系定位的错位，医患关系不是对立而是协作关系，这一点从本司法解释没有得到体现。

从经济赔偿角度看医患关

系可以给我们更进一步的启示。侵权行为的每个个案都具有分散损失的功能，在客观上能够起平衡社会利益之功效，从这一意义上讲，侵权行为的赔偿具有社会财富再分配的效用。如果法律向患方倾斜可以使患方从医方得到较多的赔偿，而医方承担更重的责任，其结果使医疗资源流向患方，这种做法的不良后果是显而易见的。

我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人口占全世界人口的22%，而我们的医疗费仅占世界医疗费的1%，从这一数字可以想像到我们医疗资源的缺乏。目前医疗纠纷缠身的大都是政府举办的非营利性医疗机构，这些医疗机构在保障人民的生命、健康、保健等方面为社会做出了巨大的贡献，而他们在医患关系中又没有任何自身利益可言，其付出的每一分钱都是我们医疗资源中的一分子。但目前在方方面面的影响下一些法院根本不考虑社会整体利益的平衡，高额赔偿判决日益攀升，患者的要求也“蒸蒸日上”（本人就打过两场千万元以上的医疗索赔案）。在这种潮流下法院、法律如何保持高度的清醒，准确把握侵权行为法对社会利益的平衡，在给患者充分保护的情况下兼顾巨额赔偿有可能对医疗事业的负面影响确实值得我们深思。

无可否认，患者在一些医疗纠纷中的确值得同情，有些患者的伤害也的确也很深刻，医疗官司难打也是公认的事实，解决这一问题完全可以靠资料一定程度的共享及患方请求权的选择来解决。应当看到在大量的医疗实践中医疗损害只占极少数，渲染和炒作不能改变我国的医疗卫生事业为我国人民健康做出了巨大贡献这一事实，不能因有医疗纠纷就将医患关系对立起来。把巨额医疗资源判给少数医疗侵权受害者的做法实际上是损害了大多数人的利益。在司法解释中要求医疗机构就过错和因果关系举证的做法有可能鼓励患者诉讼，甚至有可能导致一些人滥用诉权，这种负面的影响不容忽视，这一点提请大家注意。

五、医疗纠纷处理的制度性思考

（一）医患关系的正常的社会学基础

医疗机构、医生权益的保障提升和维护是患方权益保障的基础，保障医方权益的最终目的是保护患方及至全国大众的权益，医患之间的基本利益是相辅相成的而不是对立的。我们认为，医患关系的良性循环与下列因素有关：

1、医方高门槛、高风险、高收入

2、患方等值付出（福利国家例外）、享受高品质服务、受到伤害时赔付充分

3、弱化政府职能（政府承担规划、准入、监管、调控、促进有序竞争的职能）

4、强化行业管理（自我管理、自律、维权）

5、理性的法律环境

6、优良的责任保险制度

7、正确的的舆论导向

上述因素是建立良好医患关系、减少医疗纠纷的根本因素

（二）目前的状况

目前的医疗成果：中国以世界卫生总支出1％左右的比例，为占世界22％的人口提供了基本医疗卫生服务，健康水平绩效列在192个国家的第61位。中国人的健康水平已处于发展中国家前列，超过中等收入国家的水平。人人享有健康生活的目标初步实现。

但与这些成果相比，我们的医疗机构存在入不敷出、人事制度与国际不接轨、医生收入低、权益难以保障等尴尬。

（三）如何从根本上解决目前面临的问题

我们认为如何从根本上、制度上防范和减少纠纷是一个我们应该努力的方面，那种头痛医治脚痛医脚的方法应该予以摒弃。可以肯定地讲，完全不发生医疗纠纷是不可能的，任何国家都做不到，既然医疗纠纷的发生不可避免那么从制度设置上就应当着眼于化解风险、化解矛盾、理性处理纠纷。

化解风险的方式无疑应由医师、医疗责任保险来承担，目前的医疗责任保险制度尚不令人满意，在这方面我们还有大量可做的工作。化解矛盾的关键在于理性处理纠纷，希望广大医师和公众舆论、司法部门共同努力。

六、医疗纠纷应如何适用举证责任

制度的优化有一个过程，现时条件下的医患纠纷如何使患方在公平的原则下得到较多司法救济已成为当今医事法学界关注的一个重要问题。从世界的潮流来看在特定的情况或事件中加重医方的举证责任也是一个趋势，如日本的医疗诉讼案件，在特定情况下法官适用“过失大概推定原则”，即在患方已证明侵权行为的因果关系、损害事实等构成要件的情况下，就医方是否有过失的问题，原告若能证明依一般情况下损害的发生“非过失不致发生”则法官可以推定被告（医方）存在过失，若医方提不出反证，则医方承担败诉的风险。

德国法上“大概的证明”理论也常在一些案件中用来减轻患方的举证责任。所谓“大概的证明”是指以高度可能性的经验为基础，从某种损害事实可以推出“过失”的存在，此时若被告要推翻上述推定则必须提供相应的反证，否则推定成立。如病人术后体内遗留医疗器械，可径行推出医方过失的存在。

我国的法律体系与德国、日本相似，上述理论是这些国家为了减轻患方的举证责任采取的措施，但可以肯定的讲上述理论均没有像我国这种司法解释这样将过失与因果关系的举证责任都加给医方。根据我国的司法实践医疗侵权案件应适用什么样的举证责任呢？我们认为我国医疗侵权案件仍应适用一般的举证原则谁主张谁举证，由患方就过错、因果关系负一般的举证责任，但是考虑到患者没有医学专业知识，掌握资料也不全面等因素，法律可不要求患者的证明标准达到科学、准确的地步。医疗纠纷诉讼中患方只须大体证明其伤害是由医方的过失造成，当患者尽到上述举证义务后，再由医方提出充分的反证来证明患方的损害不是由医疗行为造成、医方不存在医疗不当；考虑到人类对医学认识的局限性，若医方不能证明这两点也不应主观认定医方有责任，应由法官采用自由心证的原则确定诉讼结果。

综上我们认为最高人民法院法释『2001』33号司法解释中第4条第8项“因医疗行为引起的侵权诉讼，由医疗机构就医疗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及不存在医疗过错承担举证责任”应取消；若认为完全取消不利于保护患者的权益可在取消的同时单列一条：“因医疗行为引起的侵权诉讼，由提出主张的一方当事人承担举证责任应首先举证，再由另一方当事人举证。医疗机构应当证明医疗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及不存在医疗过错；若医疗机构举证不能，审判人员可以综合全案情况确定责任”，我们认为医疗侵权案件这样分配举证责任足以起到保护患者的作用。特别需要指出的是：这样分配举证责任也只是现行医疗体制下的权宜之计，不应作为今后民事证据法分配医疗侵权举证责任的依据，优良的医疗体制和责任保险体制才是解决医患矛盾的根本出路。

篇2：医疗过错鉴定举证责任

医疗过错鉴定举证责任

从法医学鉴定理论与实务的角度，通过对“医患双方就某一有争议的具体医疗行为与治疗后果之间因果关系”的评定过程，探讨医学科学内在规律的认识，合理确定医患双方的权利与义务，充分发挥法院鉴定机构为审判业务和社会稳定提供技术保障的职能作用。

医疗机构与就医者及其家属之间的医疗纠纷案件，不断见诸报端，诉诸法院，成为近年来社会的关注焦点、媒体炒作的热点和人民法院案件审理的难点。其复杂程度，已经超越了传统意义上的医患纠纷范畴。医院不得不频频应对法律诉讼，影响了正常的临床医疗与行政管理，法院受理后又可能造成诉讼成本的增加和审判资源的浪费。因此，对于各级、各类医院而言，如何积极防范和应对各种医疗纠纷，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提高医疗服务水平，充分发挥“救死扶伤、造福人类”的社会作用;对人民法院而言，如何作到在保护患者生命健康权利的同时，尊重医学内在的科学规律，促进医疗事业的健康发展，兼顾医患双方的合法权益，是医疗机构和人民法院目前共同所面临的一个不容回避的问题。

《人民法院民事诉讼风险提示书》这一践行司法为民思想重大举措的出台，提醒当事人慎重行使诉讼权利，履行诉讼义务，避免因行使权利或履行义务不当而产生不利的裁判后果。无疑对因“医患纠纷”提起诉讼和“医疗过错责任鉴定”活动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我室多年从事组织“医疗纠纷过错责任认定”的鉴定活动，深知鉴定结论在医疗人身损害赔偿案件审理中关键性的地位和作用。本文拟从法医学鉴定理论与实务的角度，通过对“医患双方就某一有争议的具体医疗行为与治疗后果之间因果关系”的评定过程，探讨医学科学的内在规律，提醒患者方就医时的医疗风险意识和纠纷发生后的诉讼风险意识，增强医疗机构方施诊时的注意义务和纠纷发生后的举证意识，同时希望更好地发挥法院鉴定机构为审判业务和社会稳定提供技术保障的职能作用。

一、医学科学内在规律的认识

用法律手段处理医患纠纷的目的是实现医患之间社会关系的协调，而不是用法律调整医患之间的自然关系。换言之，不能用法律去解释或解决本属于医学理论和医疗技术上的问题。

在处理医患纠纷时，承办人的观念中交织着法律概念与医学概念，而前者往往占据主导地位。所以要区分法律与医学两个概念，就必须把握客观事物外观与内质的区别，不能把某些行为外观的相似性理解为内容性质的相同性。这也是“医疗过错责任鉴定”活动组织者必须明了的问题。

医学是研究人类疾病发生、诊断、治疗、预防等规律的应用科学。生命活动的规律和疾病纷繁复杂的发生原因将动态地伴随着人类社会发展的整个进程。任何疾病都有其起并发展、结局的内在规律，但诸多偶然、突发性因素的存在，可能出现多种意外和并发症，现代医学是难以完全预料、掌握和驾驭疾病发展过程中的这种复杂多变的规律。医疗技术水平的发展是要受到社会经济、政治、文化发展的制约，与此同时，疾病的种类也在不断的发展，不少疾病又会被重新发现和认识，至今世界上仍存在着并且不断出现若干人类目前无法认识、无法治愈的疾玻医疗行为只是对疾病的发展过程进行干预，力图使其向好的方向转化。应当承认，医疗过程中所遵循的普遍准则是在决定医疗措施之前先“权衡得失”，患者获益必须显著大于因治疗而产生的负面影响。即应以最小的医疗损害换取患者最大限度的`康复。但更应当正视和承认，现代医学的诊疗技术是科学性和局限性的矛盾结合，各项医疗措施(包括手术及特殊检查)都有可能存在着自身难以克服的风险，即在解除病人痛苦、恢复机体健康的同时也可能给患者带来一定的伤害后果，而且这种双重效应是伴随每一项医疗行为而存在的。即使目前认为比较成熟的医疗技术，也可能由于诸多主、客因素的影响，在临床的运用当中出现这样或那样难以预料的情况，在多数情况下即便是采取了相应的措施，仍然无法阻止和避免这种风险的发生，何况还有很多的医学未知领域仍处于试验、探索阶段。人类的认识水平、识别技术和控制手段始终与疾病的发展存在着差距，故而医学科学具有高深、复杂、未知领域多、涉及知识面广等特点。反映到医疗服务行业即为高度专业性与高度风险性，也就决定了医疗纠纷事件责任认定和调查处理过程中的复杂性与特殊性。因此在疾病的诊疗过程中，具有比其它服务行业更多的不可预测性和不可控制性。病员的个体差异及就医时自身的基础条件和疾病笃重程度，医护人员的技术水平、临床处置经验，对疾病的认识程度，医院的设备条件、检测手段的先进程度等等，对治疗后果都会产生很大的影响。而绝大多数患者到医院就医，本身就是患有这样或那样的疾病，或是某种原因、意外事故等等接受治疗或抢救的，是

篇3：环境侵权诉讼中的举证责任分配

[摘要] 环境民事侵权责任以无过错为一般归责原则。如何预置相应的举证责任分配规则，通过决定败诉风险的承担者，将利益和不利益在双方当事人之间做有效且合理的分配，以确实保护受害人的合法权益，是保护环境民事权利的关键所在。环境民事诉讼从保护原告人的利益出发，需要为受害人特别设定证明标准，该标准并非民事证据法上的一般盖然性，而应当是低于民事证据法上的一般盖然性的特殊标准。在此思想指导下，围绕降低受害人证明负担的目标来进行举证责任的合理分配。

篇4：环境侵权诉讼中的举证责任分配

环境民事侵权责任作为一种特殊侵权行为所产生的法律后果，以无过错为一般归责原则。由此当然会引发程序法上的不同于普通侵权法的诉讼规则。其中，举证责任分配是环境民事诉讼制度设计的核心。在环境民事诉讼中，举证责任分配是否公平，将直接关涉对受害人保护目标的实现，并影响到受害人对诉讼制度的信任。因此，如何预置相应的举证责任分配规则，通过决定败诉风险的承担者，将利益和不利益在双方当事人之间做有效且合理的分配，以确实保护受害人的合法权益，是保护环境民事权利的关键所在，也是环境法理论研究所必须关注的问题。综观各国有关环境诉讼问题的研究，德、美、日等国已有较为成熟的理论和较丰富的实践，尤其是日本，环境诉讼领域的研究水平和繁荣程度更是居于世界前列，成为各国环境诉讼研究的重要参照系。反观我国，有关环境诉讼的理论研究相当薄弱，在环境侵权诉讼举证责任分配方面的研究成果则更为罕见。在此仅对环境侵权诉讼举证责任分配问题进行一些初步探索。

一、举证责任分配的一般原则

（一）为什么要分配举证责任

所谓举证责任[1]，是指法律要求诉讼当事人对自己所主张的事实，提出证据加以证明的责任。举证责任分配实际上是指这种证明责任在当事人之间如何配置的问题。一般而言，承担较重举证责任的当事人在诉讼中将处于更为不利的地位，因此，举证责任的分配与当事人利益保护直接相关。

从理论上讲，作为诉讼的提起者――原告，一般应当承担完全举证责任。由于原告是在诉讼中主张权利或法律关系存在的一方当事人。他不仅应当证明权利产生的事实，而且应当进一步证明不存在妨碍权利发生的事实以及变更、消灭权利的事实，因为只有在这一切事实都得到证明后，法院才能确信原告主张的权利或法律关系的确存在。那么，为什么要在原被告双方之间分配举证责任呢？主要是因为原告承担所有事实的举证责任存在一些不可克服的弊端。

1 与国家设立民事诉讼制度的目的背道而驰。设立民事诉讼制度的目的是为了通过法院对民事权利义务纠纷的审理与裁判，一方面保护当事人合法的民事权益，另一方面制裁民事违法行为。民事诉讼的发动机制为“不告不理”，因此民事诉讼制度目的的实现依赖于权益受到侵害的当事人依法提起诉讼。此时就需要为寻求司法救济的当事人创造必要的条件。通常情况下，原告是因其民事权益受到侵害或发生争执而诉诸法院寻求司法保护的，胜诉是原告追求的直接目标。然而诉讼总是有风险的，举证责任就是诉讼中的一种风险。如果把所有事实的举证责任都加在原告身上，使原告不得不负担起诉讼中的全部风险，巨大的风险必然会使原告胜诉的希望渺茫。这种制度设计无异于一方面赋予原告提起诉讼的权利，另一方面又为他获得胜诉设置重重障碍，终将使原告在诸多风险、重重障碍面前望而却步。

2 与“民事诉讼当事人诉讼权利平等”原则相抵触。与不负举证责任的一方当事人相比，负举证责任的一方当事人在诉讼中显然处于不利的地位。当作为裁判基础的案件事实发生争议时负有举证责任的一方要想摆脱败诉的厄运，就必须提供证据证明这一事实，不负举证责任的一方在对方提出证据前，只需否认即可稳操胜券，不必提供任何反证。当对方提出了一定的但不够充分的证据时，不负举证责任的一方仍不必提供任何反证即可胜诉。如果要求原告对所有事实加以证明，并且只要其中某一项事实得不到证明，都将承担不利的诉讼结果，势必形成原告负担的举证责任过重，被告却几乎不负担举证责任的局面，使原告在诉讼中明显处于劣势。原、被告在诉讼中的地位严重不平等，必将妨碍当事人平等地行使诉讼权利。

3 与诉讼节约的要求不相适应。裁判的公正无疑是民事诉讼制度追求的第一目标，但不是唯一目标。理想的状态不仅要求裁判是公正的，而且要求公正的裁判是通过花费较少的时间和金钱获得的，亦即通过尽可能低的成本获得的。这便是“诉讼节约（经济）原则”对民事诉讼活动提出的要求。在个案诉讼中，需要证明的案件事实越多，诉讼过程就会变得愈复杂、愈缓慢，花费的人力、物力、财力就愈多。如果要求原告对事实一一举证，诉讼会变得异常缓慢，当事人和法院对诉讼的投入都将急剧增加，这显然有悖于诉讼节约的要求。为了消除上述弊端，就必须将举证责任在当事人之间作合理分配，也就是说原告不必就一切事实负举证责任，只需要对其中一部分事实负举证责任，另一部分事实的举证责任由被告负担。从而节约诉讼成本，提高诉讼效率。

举证责任分配在民事证据法学上是一个高难度问题，学说众多。从罗马法上的两条原则：“原告有举证的义务”，“提出主张的人有举证义务，否定的人没有举证义务”；到待证事实分类说、法律要件分类说直至危险领域说、盖然性说、损害归属说、利益衡量说、程序法说等。“众说并存的格局一方面说明了举证责任分担问题极为复杂，另一方面也表明试图用一两条原则一劳永逸地解决所有案件举证责任分担的努力注定不会取得成功。”〔1〕（P124）究其原因，在于影响举证责任分配的因素很多，例如证据距离、证据的收集能力、实体法上的特别政策考量、盖然性标准、举证妨碍、待证事实本身的性质等等。同时又由于举证责任分配理论横跨了实体法和程序法两大领域，单从某一领域均无法把握它的真谛。

由于理论上举证责任的一般原则难以形成，立法实践也采用了不同的学说。从大陆法系国家的实践来看，法律要件理论中的规范说受到了立法者的青睐，但各国均综合实体法价值和程序价值的考虑，对规范说过于形式化的弊端予以了修正。在我国，大多数学者也较为赞同这种修正的规范说。

（二）如何分配举证责任

为了使民事诉讼能够有序并富有效率地进行，需要确定分配举证责任的原则，按照一定的标准预先在双方当事人之间分配举证责任。我国民诉法第64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这一规定似乎已通过“谁

主张、谁举证”的方式解决了我国民事诉讼中举证责任分担问题。其实不然，因为按此规定，举证责任是根据当事人在诉讼中主张的事实而确定的，是先主张事实，然后对所主张的事实负举证责任。这实际上颠倒了两者关系。若仅从表面上观察，诉讼实际运作情况的确是双方当事人在诉讼中主张不同的事实，然后就所主张的事实进行证明。但实际情况恰恰相反，是举证责任决定主张责任而不是主张责任决定举证责任。这就是说，只有当举证责任按一定的标准已分配于双方当事人的时候，才能确定原被告在诉讼中需要主张哪些事实。因此，民事诉讼法并未解决举证责任分配问题。

按照法律要件分类说，我国民事诉讼中分配举证责任的标准是：1 凡主张权利或法律关系存在的当事人，只需对产生权利或法律关系的特别要件事实（如订立合同、订立遗嘱、存在构成侵权责任的事实等）负举证责任；阻碍权利或法律关系发生的事实（如欺诈、胁迫且损害国家利益等）则作为一般要件事实，由否认权利或法律关系存在的对方当事人负举证责任。2 凡主张已发生的权利或法律关系变更或消灭的当事人，只需就存在变更或消灭的特别要件事实（如变更合同的补充协议，修改遗嘱，债务免除等）负举证责任；妨碍权利或法律关系变更或消灭的一般要件事实，由否认变更或消灭的对方当事人负举证责任。11月颁布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以下简称《规定》）基本确立了这一举证责任分配规则。

二、环境民事诉讼中举证责任的分配

环境民事诉讼中的举证责任分配一般需解决两个问题，首先需明确分配的对象或证明对象；其次就是将这些证明对象如何分配，亦即确立举证责任分配规则的问题。在确定证明对象时，依照规范说，主张损害赔偿请求权的原告就权利发生的要件事实进行举证，此时就需对环境侵权行为的构成要件给予确定，而在构成要件中，归责原则是重要的内容，“构成要件是对立法和司法实践的高度概括，也是对归责原则的系统阐述”。〔2〕（P135）在过错责任领域和无过错责任领域，基于这两种不同的归责原则认定的侵权行为，其构成要件会有不同。所以在探讨环境侵权诉讼时，归责原则的解决对证明对象的确定具有重要的前置性意义。

在世界范围内，对环境侵权民事责任的承担，大多数国家采用了无过错责任原则。从诉讼法的角度看，在环境侵权领域确立无过错原则与加强对受害人保护的宗旨是契合的：第一，加害人的过错难以证明。由于现代工业生产的复杂性和污染过程的错综复杂，环境污染涉及到复杂的科学技术问题，受害者难以证明致害者有无过错。实行无过错责任原则，有利于加强对受害人利益的保护，减轻受害人证明加害人过错的举证责任。第二，通常情况下，受害方与加害方力量对比较为悬殊，受害方处于势单力薄，孤立无援的境地，仅仅依靠自己的力量根本无法与加害方相抗衡，只有将法律保护的天平向受害人方面倾斜，才能体现社会公平。第三，适用无过错责任，有利于强化污染破坏环境者的法律责任，促进其履行法定义务，严格控制和积极治理污染，合理利用环境资源。

（一）无过错原则下的举证责任分配

在无过错责任原则下，依照法律要件分类说，原告需证明的要件事实有三：加害人的加害行为、有损害结果、加害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有因果关系。对于“加害行为” 与“损害结果”两项，其构成要件在含义上容易理解，实践中也易于操作，没有有太多的争论。因此，加害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的证明就成为决定环境侵权诉讼是否成立的最重要的争点。无过错责任确立的目的是为了更好的保护受害人的利益，然而如果因果关系无法判定，无过错责任就将被束之高阁。

1 因果关系证明责任的分配

因果关系证明责任的分配，可以分为两个步骤：首先是将因果关系作为一个整体，将其在原告和被告之间进行分配。其次是从证明对象入手，将因果关系本身进行分解，然后在原被告双方当事人之间进行分配。

我国目前民事证据规则已经设立了环境民事诉讼因果关系证明责任的一般分配原则，《规定》第4条第3款明确指出，由加害人就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承担举证责任，并将其规定在举证责任倒置项下。但是，笼统地将因果关系作为一个整体进行分配并将其称之为举证责任倒置，却带来了混乱。其一，举证责任倒置是建立在“正置”基础上的，没有举证责任的“正置”何以“倒置”？其二，因果关系本身是多方面的，将“不存在因果关系”的举证责任“倒置”给被告以后，只能解决责任成立的问题，并不能当然解决责任承担的范围问题。因此，对于因果关系的举证责任分配，还应该有进一步的规定，即根据不同的证明对象，将因果关系进行分解，然后在原被告之间进行分配。

对此，可以借鉴大陆法系的德国法和日本法上的做法，将因果关系区分为责任成立的因果关系和责任范围的因果关系（也有日本学者称之为事实性因果关系和保护范围，其与英美法上的事实上的因果关系与法律上的因果关系之划分有相似之处）。所谓责任成立的因果关系，指可归责的行为与权利受侵害（或保护他人法律的违反）之间具有的因果关系。责任成立的因果关系是就侵权责任及其引起的直接损害而言的。其中心思想在于确认侵权事实与损害结果之间的客观联系，从事实上认定加害行为是否为损害结果发生的原因，不包含价值评判，而是对纯粹事实过程的认识。所谓责任范围的因果关系，指权利受侵害与损害后果之间的因果关系，责任范围的因果关系是就该损害所引起的后继损害而判断其是否构成法律上的因果关系。如甲因乙工厂噪声而导致听力严重受损，甲支出医药费，住院期间感染上传染病，或其家中财物被盗。此时，就需明确，甲支出的医药费，住院期间患传染病，或者其财物被盗等损害与工厂噪声之间是否有因果关系，责任范围的因果关系涉及法律价值的评判。

从举证责任分配角度看，责任成立的因果关系，其举证责任如何在双方当事人之间进行分配，值得研究。但责任范围的`因果关系，考虑到证据距离、举证难易等因素，其举证责任应由受害人承担。

实际上，环境民事诉讼所遭遇的因果关系证明困难，主要是指责任成立因果关系证明困难，其原因在于传统的侵权行为法中，为使加害者承担损害赔偿义务，加害者的行为与损害后果之间存在“无此，既无彼”的关系是认定责任成立因果关系的要件。然而在环境民事诉讼中，对于受害人而言，严格贯彻这种标准将使责任成立因果关系难以证明。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围绕责任成立因果关系证明困难性的讨论，产生了诸多学说，成为特殊侵权行为理论研究的焦点。

2 责任成立因果关系证明之

困难

因果关系证明的困难有两种，一种是证明具体“事实”存在与否的场合；另一种是构成因果关系判断前提的“因果法则”或“经验法则”不明的场合。

环境民事诉讼中对事实的证明，是称为历史性证明的关于过去事实的证明，所以证明“事实”存在与否的困难的情形很多。例如，造成受害的物质是否是被告工厂制造、排放的这一具体事实常常难以证明就属于这种场合。但是如果作为推定事实前提的经验法则自身不明，因果关系证明就更加困难。环境民事案件中所指的因果关系证明困难，多数场合是指由于关于因果关系的经验法则不明，特别是很多有关自然科学上的因果关系法则并未得到充分而明确的解释。在这样的场合，以自然科学上尚未得到明确解释为理由否定因果关系的存在是不妥当的，可能会把因自然科学落后而存在的不利推给受害者。

民事诉讼制度系以固有诉讼事件作为主要的适用对象，而采取当事人有主导权原则。此种制度设计，以当事人间地位――武器的平等为前提。然而在环境民事诉讼中，侵权和被侵权的可能在社会层次上被固定下来，原被告的角色几乎没有互换的可能，这种互换性的丧失在诉讼中则常常表现为当事人实质上的地位和掌握的武器不对等。证据以及必要的科技知识往往不平等地分布在被告手中，原告方经常面临举证的困难，此时如果仍严格以法律要件分类说为前提，因果关系存在的事实就必须由被害人（原告）负举证责任。由于上述种种情形，因果关系证明困难势必封闭对被害人为救济的途径，显然会损害诉讼妥当解决纠纷的目标。所以，针对环境民事诉讼中当事人间攻击防御能力的明显差距及程序上地位、武器的实质上不对等的因素，必须找出应对之策。所以在维持证明责任一般分配原则及作用的前提下，开发种种能够减轻当事人举证负担的程序技术并提供相应的理论支持就成为必要。

（二）减轻受害人的证明负担

在环境民事诉讼中，降低受害人的证明负担与举证责任分配是直接相关的。如何使负有证明责任的原告降低证明标准或者说原告应证明到何种程度，才能使法官形成因果关系存在的心证？这就涉及到了盖然性问题。对因果关系进行举证时作盖然性的评估可以有两种评估方式：“第一种涉及的是频率判断，即统计学上的现实可能性：事件A发生时，B之发生的盖然性就会基于法官的经验或鉴定结论以百分比的方式体现出来。如某类病人在得到合理治疗时其中的25%或75%治愈了。一事故受害者被送进了医院，根据案件（因数量较少）可以查明的统计学上的百分比使得医疗过程有缺陷时，只要律师不错过诉讼时效，法官得出正确判决的可能性虽不是100%，却是极高的。第二种涉及的是举证责任问题，具体地说，即法院对相关盖然性的认同与否。如可能得出治愈几率的不同结论，某些专家定为25%，某些则定为75%，此时法院必须考虑，它根据哪一个百分比做出判决。所有的欧洲法律制度都适用了‘要么/则’及‘是或否’的方法，所不同的只是，当事人对其主张的盖然性程度的论证应到达何种程度才能为法院接受为证据……只要在因果关系考察程序内设计作为规则标准的盖然性问题，所指的就都是第一种方式（统计学上）的可能性论证。”〔3〕（P449）一般而言，对于民事案件的要件事实的证明须达到“盖然性优势”，即一方提供的证据比另一方更有说服力（我们可以称其为民事证据法上的一般盖然性）[2].尽管对于此“盖然性优势”存在着不同的理解[3]，但是多数学者认为，对盖然性权衡的最佳解释是，有50%以上的确信度即可，并且在民事诉讼中该标准应是证明要件事实的最低标准。以上述证明度为标准，运用证据来证明要件事实的结果在制度上只允许存在三种状态，即要件事实得到明确的肯定、明确的否定或者要件事实既得不到肯定也难以明确的否定而陷入真伪不明的状态。此时，存在的问题是，该标准在环境民事诉讼中能否完全适用，那么，须从以下对各种学说的分析入手。

就减轻受害人的证明负担而言，环境法学者乃至诉讼法学者提出了诸多解决方案，从英美法、德国法到日本法，林林总总，令人眼花缭乱。

1 盖然性说

为了减轻被害人的举证负担，实体法学者提出，因果关系的证明只需有低度的证明即可，换而言之，如能证明至盖然性的程度，就可以认定因果关系的存在。该种看法可进一步分为两种，其一即所谓证据优越说，另一则称为狭义的盖然性说。

（1）证据优越说

这种理论是由加藤一郎教授在英美法优势证据理论基础上所提出的见解。在英美法上，刑事案件的证明标准要高于民事案件的证明标准。而在日本法上，并没有英美法上的这种区分，民刑案件均适用“高度的盖然性”标准。加藤教授将英美法上的盖然性理论加以引申，主张在民事诉讼中，尤其在环境诉讼中，在考虑公法的制裁规定或私法的救济情况时，不必要求以严密的科学方法来证明因果关系。法律上要求达到的证明程度，可因事而异，就刑事而言，必须具有超出合理怀疑的证明程度，即英美法所谓“超出合理怀疑范围”；就民事而言，则只要考虑举证人所提出的证据已达到比他方所提出的证据更为优越的程度即可。〔4〕（P245）加藤教授的这种主张，显然是直接针对环境民事诉讼为减轻原告被害人的举证责任过重而提出的。

（2）狭义的盖然性说

主张该说的学者认为，环境民事诉讼中，因果关系的举证责任形式上仍由原告承担，但原告的举证并非就全部技术过程举证，而只是在相当程度上举证，且只需有一半情形之低度盖然性即可，法院一旦形成此种程度之心证，除非被告企业人能举出反证以证明因果关系不存在，否则无法避免责任。德本镇教授将盖然性说的具体要点归结如下：第一，因果关系的举证责任，形式上仍然要由原告受害者承担。第二，为实质转换举证责任，应采用德国矿业法上初步的证明的法理，只要被告不能证明因果关系不存在，因果关系就应被认定。第三，在盖然性说中虽然要求“表示相当程度的盖然性的证明”，但那是指“虽然超越了大致证明的领域，但尚未到达证明程度的举证”。盖然性说所举出的证据有：（a）能供调查因果关系之科学技术不发达，（b）企业对于调查工作不可能协助，（c）公家调查机关之设备不全，（d）企业能将损害之负担列入成本费用，再转嫁分配出去，（e）企业既已排放一定之物质，则有责任证明该物质之无害性，（f）公害之被害人于一般情形被视为贫困之人。根据盖然性理论，只要能够对：（a）从工厂等排放的物质达到并蓄积于发生损害的区域，发生了作用；（b）该地域有许多损害发生；这样两个事实举证，法院就应推定有因果关系。反之，被告企业方面只要不能举出反证，证明因果关系的不存在，就不能免除其侵权行为责任。

在日本，鉴于20世纪 60年代中期构成重大社会问题的公害、药害等实际状况，盖然性说所追求的方向是正确的。由于科学技术的高度发展在社会上引起的复杂的多样化形态的侵害，要缺乏科学知识和资力的受害者负担所有的事实性因果关系的证明是不公平的。并且，尽管有发达的科学，但现实的科学水准尚未解释清楚的大量现象存在，在这种场合下要受害者负担严密的证明就是强迫其作不可能的事情。在这种意义上，盖然性说主张作为请求损害赔偿的前提，在判断因果关系存在与否时，不必要科学地证明是应该的。因此，盖然性理论得到了一部分学者的赞同。

对于盖然性学说在实践中是否得到了运用，学者之间也存在不同的观点，比如，石田川教授认为：“在日本，由于盖然性说存在的问题，在诉讼法中承认该学说的学者甚少。判例方面实际上也没有依该说来处理案件。就采取盖然性说的判例值得注意的是在早川电镀厂废液事件中，前桥地方法院却有利用一般论说而展开盖然性说的情况，但在实际上并未以盖然性说将该事件作处理。在四大公害诉讼中，尤其以因果关系作为重要争点的富山痛痛病诉讼的判决及新泻水俣病诉讼的判决，法院或许多少受到了盖然性说的影响，但并没有按照盖然性来处理案件。”〔5〕（P124）但是，也有学者认为：“盖然性理论被称为适合于公害诉讼本质的见解，公害诉讼中依据这一理论的判例很多。前桥、富山（开疫学之先河）、新泻等地方法院及名古屋高等法院的一系列判决之后，关于公害诉讼中因果关系的举证、拥有盖然性的证明主张即可成立的审理方法也基本上固定下来。”〔6〕（P355）学者之间的差异如此之巨，孰是孰非，资料所限，笔者难以做出评判。但是从中我们可以看出，对盖然性说作简单的肯定或简单的否定均不合时宜，深入研究仍有必要。

2 间接证明

间接证明，并非是将某权利发生要件之事实或成为权利消灭理由之事实直接加以证明，而只是就个别事实（间接事实）为证明，而自此事实间接的推定主要事实。成立间接证明，必须有事实a，则通常有事实A（例如，有酒后驾车的事实，通常则有驾驶操作不适当的事实）之经验法则的存在才可。换言之，间接证明系以经验法则为大前提，间接事实为小前提，利用三段论导出主要事实存在与否的主要事实的证明方法。利用间接证明，由事实a推出他事实A的推论方法，称为事实上之推定。对此而言，其以直接证据为方法将主要事实直接加以证明，称为直接证明。将间接证明与直接证明相比较，间接证明具有缓和证明困难的作用，因未将主要事实推认的间接事实，并非固定的事物，具有较多选择机会，对当事人而言，他们就可以选择较容易证明的主题来避免因举证不能而遭致的败诉风险。

（1）疫因学理论

疫学证明法是间接证明的有力手段。在痛痛病，水俣病、四日市哮喘病和斯蒙诉讼中，作为证明手段疫学得到大量运用。在认定因果关系时，最初将疫学[4] （即流行病学或病因学）的成果加以采用是主张盖然性说的学者。但是，疫学的研究成果也属于经验法则，即使不以盖然性为前提，法院也可以采用疫学的成果。疫学的研究成果既然属于经验法则的一种，所以疫学的证明手段属于间接证明的一种。并且，疫学性因果关系理论和盖然性说相结合，可以更好的减轻受害人的证明责任。

疫学因果说是指用疫学（即流行病学或病因学）的方法来证明侵害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将有关某种疾病发生的原因，就疫学上的若干因素，利用统计的方法调查各因素与某种疾病之间的关系；从中选出关联性较大的因素，对此进行综合判断。一般来说，它是以四个条件进行判断的：第一，该因子在发病前务必是有作用的；第二，该因子作用的程度越显著，则该病患者的比率越高，这被称为量与效果的关系；第三，该因子在一定程度上被消除，则该病患者的比率相应程度下降；第四，该因子作为原因而起作用的机械论务必与生物学上的说明不发生矛盾，以上四种条件相互关联，并以数量统计做出合理程度的说明，即可成立因果关系。将其适用于环境民事案件，只要证明某种因素与某种疾病具有疫学上的因果关系，即可认定二者之间具有法律上的因果关系。

疫学因果说的意义，在于它能够降低优势证据说和盖然性说的盖然性，虽依此说仍难以得出百分之百的正确结论；但它提出了一种具体的标准，可以对复杂的因果关系做出有效的判断。这种思维方式在逻辑上是妥当的，但是该学说仍存在缺陷，表现为，要采用疫学方法，就必须收集能够满足统计学处理要求的大量资料。并且，因为疫学是群体现象中的原因探求方法，所以即使可以说群体性存在的某种因素是某种疾病的原因，也不能说每个患者的病因全都是该因素。因为还有该因素以外的原因造成疾病的可能性的场合，某患者也有可能是因其他原因患病。在公害案件中，偶尔也有通过政府机关的广泛调查收集了疫学性判断资料的，但不见得所有的事件都能收集到那样的资料。并且，在有些环境诉讼中以个别患者的病因为讼争对象，而且患者的特异性因素构成问题的案件中，就不能使用疫学性方法。基于如上认识，学者们认为，疫学性方法作为认定因果关系的经验法则之一是非常有用的，但仅依据疫学性因果关系论主张减轻因果关系的证明责任过于狭窄。应当适用包括疫学在内的所有经验法则。同时该理论的不足还在于其只能适用于环境污染造成人体患病的场合，无法适用于所有的环境损害赔偿之中。

（2）大致推定理论

法律上的推定毕竟是有限的，不能满足诉讼的实际需要，于是出现了大致推定理论。又称姑且规定，是指在一些侵权案件中围绕过失或因果关系等难以证明的类型化事实，如果确有必要适当减轻负有证明责任的当事人的举证负担，虽然法律上不存在有关推定的明文规定，也允许法官在满足一定要件的前提下适当适用推定。在应用上，大致推定以经验法则作为推定的根据，即虽非绝对确实，但依现实经验，某项事实a的发生，于大多数情况下均以他项事实b为其原因，于是在有以a为原因的高度盖然性经验法则的情况下，则可承认大致推定。上述情形，于某具体事件，若有相当于ab两个事实存在时，即使对现实之事实经过不明，也可以依据上述经验法则，就两个事实成立因果关系，成立大致推定，所以不必特别为证明其因果关系提出证据。相反的，在此情况下，若以有特别情事可排除上述经验法则为理由，推翻上述之推定，则必须由否定因果关系的当事人，就上述特别事情为证明。由于此种证明亦依赖经验法则所谓的证明，故属间接证明的一种。

大致推定大多用于过失的证明，较少用于推定加害行为与所生损害之间的因果关系，所以又被称为“过失的大致推定”。日本法上，大致推定理论的固定化和法则化，被认为是受到了美国法上的“事实自证”（如果某种事物本身具有可能招致

失败的性质而发生事故，在一定条件下就可以推测因果关系的存在）和德国法上的“表见证明”（如果赔偿权利人所提出的证据，足以使他人给与该证据所给出的第一印象认定待证事实的存在与否，就可以认定因果关系的存在，仅限于认定事实的存否真伪，只需提出反证而非充分的反面证明就可以推翻表见证明）理论的影响。大致推定的地位，居于事实自证理论和表见证明理论之间，就其效力而言，与表见证明理论相近，但就推定的对象而言，又偏向于过失的存否，较接近事实自证。

对于大致推定的性质，学者间存有争议，主要有三种观点，第一种是事实推定说，认为大致推定是以诉讼中已确定的一定事实状态为基础，藉由一般经验判断其为直接经历的事实，即使因果关系的内容不具体，只要加害行为或损害的发生得到某种程度的证实，仍可据以形成因果关系存在的大致充分心证，所以，大致推定实质上是事实推定的一种应用状态。第二种学说是举证责任转换说，此说主张，大致推定的证明对象，应该是因果关系本身，如果原告就足以推定因果关系的事实尽到举证责任，则法律上的举证责任即应转换由被告负担，被告须就因果关系不存在的事实，负担诉讼上的证明责任。第三种是证明度减低说，该说认为，大致推定与一般事实认定的不同之处在于，大致推定原则并未如事实认定一样要求高度的心证，也就是说，大致推定的确实性应较一般的事实认定为低。第一种学说是目前学说界和实务界的通说。但是，德国法学界的一种有力的理论也认为，其实大致推定理论并非简单的证据评价问题，其功能在于转移举证责任。

在大致推定理论中，最重要的问题就是证明程度。显然，所谓大致推定并非确信或接近确信的程度，所以并不要求能够达到70%、80%或90%那样的高度，但证明程度究竟可以减轻到什么地步或者说被告只需提出什么证据就可以认为大致推定已被推翻，理论界存在较大争议，未有统一认识。值得注意的是，作为减轻原告举证责任之理论，该说与狭义的盖然性说有相似之处，即均不发生举证责任的移转 [5]；但二者也存在差别，大致推定中的推定只是经验法则下的事实推定，即依照经验法则推定因果关系的存在，被告仅需提出足以动摇法官心证的反证即可，或者说，反证达到使案件事实真伪不明的程度时，负担客观举证责任的原告便要提出证据，证明因果关系的存在。而盖然性说中的推定是法律推定，被告非证明因果关系不存在不能免责，两者所要求反证的证明程度是不同的。

（3）间接反证理论

间接反证理论可与盖然性理论作比较。盖然性说，是作为单一的要素把握因果关系这一要件事实，主张对此降低证明的心证程度，或者试图事实上转换举证责任的见解。与此相对，有学者主张通过分析构成因果关系的事实，并把它作为复合的要件事实加以把握，对各个事实分别的考虑证明，于是，出现了间接反证的理论。该因果关系认定方法最初应用于富山痛痛病和新泻水俣病诉讼，后经学者加以理论化。

间接反证原系德国民事证据法上的理论，其含义是指当主要事实是否存在尚不明确时，由不负举证责任的当事人负反证其事实不存在的证明责任理论。因其并非直接对另一方当事人举证事实的反驳，而称为间接反证。对推定予以反驳的方式有两种，直接反证和间接反证。例如，对某主要事实A负举证责任的原告，证明能推定A存在的a、b、c三个间接事实，而且根据这些间接事实推定主要事实A被得到证明时，被告却直接针对原告所证明的主题a、b、c的存在，并提出其不存在的证据，以阻碍推定A的存在，这叫做直接反证。但是，被告为了阻碍A被原告证明，也可以用其他的间接事实d、e、f来认定A不存在，从证明方法上看，它不是直接针对原告所证明的主题，所以叫做间接反证。在直接反证的情况下，原告欲使法官认定要件事实A存在，需证明a、b、c三个事实，而被告提供的反证只要能够达到使a、b、c陷于真伪不明状态即可；而在间接反证的情况下，被告需证明d、e、f三项事实后，才能实现阻却要件事实A被认定的效果。主张在环境诉讼中引入该理论的学者认为，环境污染损害的因果关系因素较多，如果受害人能证明其中部分关联事实，其余部分的事实则被推定存在，而由加害人负反证其不存在的责任。如果加害人不能反证其不存在，则因果关系成立，这样符合法的公平正义精神；间接反证说的意义在于，它根据部分举证事实推定，亦即部分间接推定的理论，认定存在因果关系，从而判决被告对原告的损害赔偿，大大缓解原告的举证困难。

在日本，首采“间接反证法”的是1971年9月新泻地方裁判所作新泻水俣病第一次诉讼的判决，该判决认为：“在公害案件中，例如因化学工业在其企业活动过程中排放化学物质引起多数居民患病的‘化学公害’案件中所发生的争议，涉及到高度的自然科学知识。由此，要求被害人对因果关系的环节一个一个地加以严格地科学解释和证明，无异于完全封闭了以民事审判方式救济被害人的途径。所以，在上述情况下，判断因果关系是否存在，通常只考虑如下几个问题：（A）被害疾病之特性及其原因（病因）物质；（B）原因物质到达被害人或被害地的途径（污染途径）；（C）加害企业原因物质之排放（从产生到排放的装置）。……对上述（A）和（B）的事实，依据情况、证据的积聚，如果能够就因果关系的科学关联作出没有矛盾的说明，就应当解释为已经证明了法律因果关系的存在。如果上述（A）、（B）的举证已经完成，就污染源的追寻而言，显然已经到达了企业的门口，因此，毋宁说，如果企业方面不能证明自己的工厂与污染源无关，即应认为原告已经尽了法律上因果关系的证明，对（C）的存在作事实上的推定。”从新泻水俣病的判决来看，由于法官根据部分举证事实推定，即部分间接推定的理论，来认定因果关系的存在，同时又在病因方面采纳了疫因学的观点，该种举措大大的减轻了原告的举证责任，受到了学者的赞扬和肯定。

从保持新泻水俣病判决的思考模式同时又扩大其适用范围的角度出发，淡路刚久教授认为，可将公害因果关系的要件事实分解为三部分，第一，损害发生的原因物质及其装置（病因或原因）；第二，原因物质到达受害人或受害人所在地的经过路程（污染路程）；第三，污染企业内原因物质的生成以及排放。在诉讼中，原告只要能证明3要件事实中的任何二者，如能证明第一和第二、第三和第一等，即应推定所剩的另一要件事实是存在的，故可就此对污染事件的因果关系作出决断。

竹下守夫教授对因果关系锁链事实划分的更为精细。其以痛痛病判决和新泻水俣病判决中法院的见解为基础，将公害事件的因果关系分为了5部分主题。首先，将因果关系这一要件事实分解为被告企业的生产过程特定物质的发生（A），向外部的排放（B），通过媒体的扩散（C），达到原告的身体、财产（D），损害的发生（E）这样的各个事实。接着将A―B―C―D―E这样的从前者到后者的过程作为一个复合性证明主题加以把握。然后，因

为原告对因果关系的存在负有证明责任，所以要对A―B―C―D―E的过程全体进行证明，但是，这一要求并不意味着原告必须对所有的各个阶段上的事实和过程进行证明，而是原告能证明某事实、过程的存在时，在经验法则上就可以推定其他事实、过程存在，在这种场合下，被告方只要未就存在不能适用经验法则的特别情况进行证明，因果关系就得到认定。

例如，在河川污浊的场合，原告证明了上游的被告企业有排放有毒物质的事实（B），除与下游的原告发生了能够因该物质发生的损害（E），或者该物质已经达到原告的事实（D）的场合，B-C-D-E（或者B-C-D）的过程的存在就可以通过经验法则得到推定。但是，被告若就存在“特别的情况”（例如，达到原告的有毒物质是从其他的排放源排出的）作出证明，就可以主张上述经验法则没有适用的余地。此时，因为可以适用经验法则的事实已经得到证明，所以，为推翻上述认定被告必须积极地证明“特别的情况”。另外，从被告企业所在地排放出某种物质的事实B得到确定的话，在经验法则上就可以认定该物质是从被告企业生产活动的过程中发生A，由被告排放出来得A-B。因此，如果被告主张不是那样的话，被告就要对A或者A―B这一事实或过程不存在作积极地证明。进一步讲，通过积累间接事实，借助于经验法则证明主要事实（间接证明），可以使因果关系在证明上的困难得到缓和。虽然提出直接证明主要事实的适当证据是非常困难的，但对受害人而言，对主要事实有用的间接事实绝不是固定的，由于在各种各样的场合中存在着复数的可能性，所以，原告是可以选择证明主题的。而且，在依据原告所选择的数个间接事实以及与之结合的经验法则可以推定某主要事实存在的场合下，被告为主张“该场合下存在特别的情况，因此不应该使用经验法则”，或者“存在能够推定该主要事实不存在的别的间接事实”，就必须对这些情况的存在负证明责任。

3 比例规则

又称比例赔偿，就是根据侵权行为人对受害人造成损失的原因力的大小，来认定其承担赔偿责任的比例，系英美法上的概念。与以上其它降低受害人证明负担的学说不同，比例规则理论否定了证明责任的存在，反对以败诉来分配不利益。作为一种直接对应于不同证明程度而对解决方案作出微妙调整的做法，法官可以按照双方当事人各自的主张和实际上所达到的证明程度之间的比例来分配利益和不利益。

在旧有的举证责任理论构造下，如果法官对因果关系没有百分之百的确信，因为真伪不明不能适用法律，就只能作出或必须作出赔偿数额为零的判决的理论。例如，依照一般的理解，假定只要能够达到51%这样程度的心证时，法官就应作出100%的认可判决，即承认当事人给付100万元的请求。相反，如果假定心证程度只有50%，只能认为事实的真相仍然不清楚，也就是真伪不明。这样的话就不能适用损害赔偿的法规，其结果赔偿就只能是零。这么一来，无论采用何种假定，50%的心证无论如何都无法达到认可50万元的判决这种结论，此举对于举证困难的受害人而言，难谓公允。作为解决方法，采用按心证的比例进行部分认定就使受害人获得赔偿成为可能。例如在法官的心证程度达到50%时可以把请求100万元的受损害金额认定为50万元。持比例规则说的学者认为，真伪不明时不能适用法规的说法只不过是一种理论上的暂时约定，并不具有任何逻辑上的必然性，也不具有能够对抗一切具体情况的规范性。民事诉讼中所谓的百分百证明并不等于自然科学上也是百分之百的准确。当事人举证的结果或法官的心证只能是一种极其相似或无限接近的程度，而把这个程度定在什么位置上假设已经达到确信或已经得到证明是极为困难的问题。而且这样的假设即使可能也不应该总是固定不变的，应该随具体情况不同而适当调整。从这个角度看，传统理论实际上只是给出了一个一般的原则，而不是什么绝对不可更改的标准，对此的运用需要在实践中根据各种情况加以丰富和发展。而美国学者伯格亦认为，比例规则在达到保护权利的价值这一侵权法的目标上无疑比优势证据规则更加有效。因为，比例规则根据其他侵权行为人、不应受谴责的原因或者原告自身的原因等在引起原告损失方面的原因力，对损害赔偿进行分配。这样，根据比例规则侵权行为人只承担由其侵权行为所导致原告损失的那部分赔偿责任。避免了在侵权诉讼中原告获得意外的收获或者根本得不到赔偿这两种极端。在日本，甚至还出现过依照心证程度的比例来给双方当事人分配利益和不利益的判例。〔7〕（P150-152）

但是学术界大多数人对该理论持反对或消极态度。反对者认为，如果依据心证确率进行认定的话，那么就会是在认定主要事实上没有100%的证明也可以，这就完全没必要主张以盖然性证明为充足。所以，议论证明程度，也要议论舍弃未达证明程度的证据的问题。尽管如此，在未达证明程度的场合却主张应该认可对应盖然性的请求，这种主张明显是矛盾的。并且，在应用确率性心证时，法院就必须经常的明确心证程度，而这几乎是不可能的。同样的效果完全可以类推使用实体法上过失相抵法理或正面承认法官对侵权行为引起的后果程度可以裁量认定等方法来达到。同时，即使是主张比例规则的学者也认为，比例规则仅限于特殊类型的案件，而不具有一般的普遍适用性。

从以上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出，对于环境民事诉讼而言，各种举证责任分配的理论与实践绝非举证责任倒置那么简单。尽管各种理论均未达致成熟，实践中也未形成统一规则。但是，可以发现各种降低受害人证明度的理论，在证明责任的框架下，集中反映出的思想就是，环境民事诉讼由于其特殊性，从保护原告人的利益出发，需要为受害人特别设定证明标准，该标准并非民事证据法上的一般盖然性，而应当是低于民事证据法上的一般盖然性的特殊标准[6].在这样的思想指导下，围绕降低受害人证明负担的目标来进行举证责任的合理分配。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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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日〕佐上善和举证责任的意义和功能〔A〕今后的民事诉讼〔C〕东京：日本评论社，1984

注释

[1] 我国学术界对于举证责任的理解有一个发展过程：由于受苏联法影响，学术界最初将举证责任等同于提供证据责任。到后来出现了举证责任的“双重含义说”，认为举证责任包含着两种含义，即行为意义上的举证责任和结果意义上的举证责任两种。前者是指当事人对其所主张的事实负有提供证据加以证明的责任；后者是指在事实处于真伪不明的状态时，主张该事实的当事人所承担不利后果。这种不利的诉讼后果既表现为实体法上的权利主张得不到法院的确认和保护，又表现为败诉而承担诉讼费用。但是由于“双重含义说”并不是认为举证责任有两种理解，而是认为举证责任包含着两种含义，没有说明在这两种责任中究竟哪一种是举证责任的本质属性，同时也与国外民诉理论中对举证责任的定义不相符合，因此为“危险负担说”所取代。该说认为，当法律要件事实处于真伪不明状态时，负有证实法律要件事实责任的当事人一方应承担证明责任，如不能证明，就应承受法官不利判断的风险。本文正是在危险负担的意义上使用“举证责任”这一概念的。

[2]《规定》第73条要求法官在一方提供证据的证明力明显大于另一方证据的证明力时，应对证明力较大的证据予以确认。这一规定似乎表明最高法院已将较高程度的盖然性作为民事诉讼中原则性的证明标准。鉴于最高法院的司法解释亦是民事诉讼法的渊源之一，可以认为我国民事诉讼中原则性的证明标准已经法定化了。

[3] 在诉讼法上，对于怎样才算“一方提供的证据比另一方更有说服力”的问题，标准仍然不够清晰。为了尽可能精确地说明证明标准，西方学者用百分比来形容证据优势，将其解释为51%：49%或者75%：25%，将合理怀疑解释成5%至25%之间的怀疑。这样的解释在表面上虽然是精确的，但一旦将其运用于实务，仍然会遇到如何将本证明与反证的证明力化为百分比的难题。总之，诉讼中的证明标准虽然可以提供一个衡量证明结果的尺度，使法官可以依据这一尺度去判断待证事实是已经获得证明还是仍然处于不明状态，但这一尺度是具有相当模糊性的，无论如何，它不可能象天平和尺子那样提供精确的度量标准。

[4]所谓疫学，是指就集体现象的疾病，探明其发生、分布与社会生活的因果关系，寻求对策，防治疾病发生的科学。参见〔日〕曾田长宗：《公害与疫学》，《公害法之研究》，第236页。

[5] 旧有的证据法理论认为，无论事实上的推定，或是法律上的推定，推定一旦成立，证明责任（举证责任）就移转至对方，对方当事人对该推定持反对意见时，就必须对该推定不能成立的事实举证。而现在国外的判例已经抛弃了这种观点，在涉及推定的场合，不再使用证明责任（举证责任）移转的说法，判例认为，为推翻事实推定或法律推定而提出证据，不过是针对对方的证据提出责任，不是证明责任的移转。

[6]关于证明标准问题，参见吕忠梅：《环境侵权诉讼证明标准初探》，《政法论坛》第5期。

马栩生吕忠梅

篇5：媒介侵权诉讼的举证责任论文

媒介侵权诉讼的举证责任论文

《民事诉讼法》第64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予以证明。详细内容请看下文媒介侵权诉讼的举证责任。

第一，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2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

第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4条对新发明引起的专利侵权诉讼、危险作业致人损害的侵权诉讼、环境污染引起的损害赔偿诉讼、高空作业致人损害的侵权诉讼、动物致人损害的侵权诉讼、缺陷产品致人损害的侵权诉讼、共同危险行为引起的侵权诉讼和医疗行为引起的侵权诉讼等八种类型的特殊侵权行为有关举证责任的'分配作了特殊分配。

第三，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7条规定，在法律没有具体规定，依本规定及其他司法解释无法确定举证责任承担时，人民法院可以根据公平原则和诚实信用原则，综合当事人举证能力等因素确定举证责任的承担。

主要有《民法通则》第106条第二款、1993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名誉权案件若干问题的解答》第7条和《侵权责任法》第6条第一款等对媒介侵权诉讼举证责任作了一些规定，明确侵犯人格权和侵犯着作权都属于一般侵权行为，应当由原告对被告过错承担举证责任。而非由被告证明其“没有过错”。另外，最高人民法院1988年下达的《关于侵害名誉权案件有关报刊社应否列为被告和如何运用管辖问题的批复》中规定，报刊社要对发表的稿件，负责审查核实。

笔者通过对现有文献资料和有关法院生效判决文书的研究发现，从我国司法实践情况来看，人民法院在审理媒介侵权案件中，并没有将媒介侵权行为视为一般侵权行为对原告作举证责任分配。有适用过错责任划分原被告举证责任、有以推定过程责任划分原被告举证责任、还有以无过错责任划分原被告举证责任。主要有以下几种情形：1.由原告对报道严重失实承担举证责任;2.由被告对报道严重失实承担举证责任;3.适用无过错责任;4.我国司法实践中还出现了大量的由被告承担“没有过错”举证责任。

编辑老师为大家整理了媒介侵权诉讼的举证责任，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篇6：环境侵权诉讼中的举证责任分配

一、举证责任分配的一般原则

（一）为什么要分配举证责任

从理论上讲，作为诉讼的提起者――原告，一般应当承担完全举证责任。由于原告是在诉讼中主张权利或法律关系存在的一方当事人。他不仅应当证明权利产生的事实，而且应当进一步证明不存在妨碍权利发生的.事实以及变更、消灭权利的事实，因为只有在这一切事实都得到证明后，法院才能确信原告主张的权利或法律关系的确存在。那么，为什么要在原被告双方之间分配举证责任呢？主要是因为原告承担所有事实的举证责任存在一些不可克服的弊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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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7：侵权责任法医疗

第五十四条患者在诊疗活动中受到损害，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有过错的，由医疗机构承担赔偿责任。

第五十五条医务人员在诊疗活动中应当向患者说明病情和医疗措施。需要实施手术、特殊检查、特殊治疗的，医务人员应当及时向患者说明医疗风险、替代医疗方案等情况，并取得其书面同意;不宜向患者说明的，应当向患者的近亲属说明，并取得其书面同意。

医务人员未尽到前款义务，造成患者损害的，医疗机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第五十六条因抢救生命垂危的患者等紧急情况，不能取得患者或者其近亲属意见的，经医疗机构负责人或者授权的负责人批准，可以立即实施相应的医疗措施。

第五十七条医务人员在诊疗活动中未尽到与当时的医疗水平相应的诊疗义务，造成患者损害的，医疗机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第五十八条患者有损害，因下列情形之一的，推定医疗机构有过错：

(一)违反法律、行政法规、规章以及其他有关诊疗规范的规定;

(二)隐匿或者拒绝提供与纠纷有关的病历资料;

(三)伪造、篡改或者销毁病历资料。

第五十九条因药品、消毒药剂、医疗器械的缺陷，或者输入不合格的血液造成患者损害的，患者可以向生产者或者血液提供机构请求赔偿，也可以向医疗机构请求赔偿。患者向医疗机构请求赔偿的，医疗机构赔偿后，有权向负有责任的生产者或者血液提供机构追偿。

第六十条患者有损害，因下列情形之一的，医疗机构不承担赔偿责任：

(一)患者或者其近亲属不配合医疗机构进行符合诊疗规范的诊疗;

(二)医务人员在抢救生命垂危的患者等紧急情况下已经尽到合理诊疗义务;

(三)限于当时的.医疗水平难以诊疗。

前款第一项情形中，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也有过错的，应当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第六十一条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应当按照规定填写并妥善保管住院志、医嘱单、检验报告、手术及麻醉记录、病理资料、护理记录、医疗费用等病历资料。

患者要求查阅、复制前款规定的病历资料的，医疗机构应当提供。

第六十二条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应当对患者的隐私保密。泄露患者隐私或者未经患者同意公开其病历资料，造成患者损害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第六十三条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不得违反诊疗规范实施不必要的检查。

第六十四条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的合法权益受法律保护。干扰医疗秩序，妨害医务人员工作、生活的，应当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7月1日起我国《侵权责任法》将实施。昨天，记者分别走访了本市部分医院负责人，就《侵权责任法》中有关医疗纠纷条款进行了解读。

禁做不必要的检查

《侵权责任法》规定，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不得违反诊疗规范实施不必要的检查。

上海市中医药大学附属曙光医院党委书记朱慧蓉教授解读：比如一个人得了感冒，医生先给他做了脑CT，又做了核磁共振，还进行了X光、彩超等检查，最终得出结论，你得的是感冒，这就是“不必要检查”，属医疗损害侵权。

医院有了紧急救治权

《侵权责任法》规定：因抢救生命垂危的患者等紧急情况，不能取得患者或者其近亲属意见的，经医疗机构负责人或者授权的负责人批准，可以立即实施相应的医疗措施。

复旦大学附属妇产科医院院长邬惊雷教授解读：在北京打工的孕妇李丽云难产，生命垂危，其丈夫却拒绝在手术单上签字，医生与护士束手无策，3个小时后孕妇死亡。《侵权责任法》实施后，医院有了紧急救治权。

实习生观摩须经病人同意

根据《侵权责任法》，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应当对患者的隐私保密。泄露患者隐私或者未经患者同意公开其病历资料，对患者造成损害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第二军医大学附属长征医院院长郑兴东教授解读：目前很多医疗纠纷出自病人隐私泄露问题，特别是个别医院出现的妇科检查被实习生观摩、未婚女做人流手术遭实习生集体观摩等案例，令病人非常愤怒，甚至告上法庭。而按照《侵权责任法》，如果需要组织观摩，应首先征得病人同意。

明确精神损害赔偿

《侵权责任法》规定：侵害他人人身权益，造成他人严重精神损害的，被侵权人可以请求精神损害赔偿。

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院长肖泽萍教授解读：这是我国第一次将精神损害赔偿明确写进法律，此前虽然最高法院已有《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但其效力不及法律。

篇8：从3起医疗纠纷案件谈医疗纠纷诉讼案件的举证责任

从3起医疗纠纷案件谈医疗纠纷诉讼案件的举证责任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中第4条第8项规定：“因医疗行为引起的侵权诉讼，由医疗机构就医疗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及不存在医疗过错承担举证责任”。规定了医疗机构在医疗行为侵权诉讼中的举证责任。这是中国司法中的巨大改革，有利于医疗侵权的受害者主张自己的权利，要求医疗机构及其工作人员依法、依规范行医，并依法举证维护自己的权利，体现了司法公正，充分保护弱者，是司法的一大进步。但在司法实践中，医疗纠纷案件，是否都是医疗侵权案件，是否都由医疗机构承担举证责任，这也是司法实践中不可回避的问题。有些法院，将医疗纠纷案件都作为医疗侵权诉讼立案审理，都要求医疗机构承担举证责任，医疗机构及其工作人员虽说具有医学知识优势，也不能完全做到举证。

案例

【案例1】肖某，女，29岁。于8月21日8时以停经40周腹痛2小时入院待产，产前诊断：孕2产l孕40周，右枕前位。当日9时40分破水，10时5分顺产一男活婴，评9～10分，产程时间为第一期4 h，第二期5 min，第三期5 rain。要儿身长55 cln，体重4．8 kg，吸痰吸氧后评10分。并进行了双前臂的卡介苗、乙肝疫苗注射。住院观察6h，产妇、新生儿良好，于下午4时出院。新生儿外祖母述：当晚9时给新生儿洗澡发现新生儿右前臂运动障碍。于出院后第二天上午就诊，诊断为右臂丛神经损伤。二年后新生儿外祖母就此向医院提起医疗纠纷，未果，向法院提起诉讼。在诉讼过程中，医院提出已超诉讼时效；法院要求医院举证，医院在场接生、称体重、量身长、注射卡介苗、包裹要儿及值班医护人员均证明，并有病历记载新生儿良好，观察6 h新生儿良好出院。因其母亲智力不健全，医院认为新生儿离院后而造成的右臂丛神经损伤，与医院无关。但法院则要求医院继续举证，医院的医务人员，对新生儿离院后的情况是举不出证据的。一审法院以医院举证不能，判决赔偿患儿家属6万余元。目前此案仍在上诉之中。

【案例2】

王某，男，28天。于20xx年12月20日因右斜疝嵌顿24 h入某医院，行急诊手术，术中切开疝囊见有淡红色渗出液体，内容物为末端回肠，局部高度水肿，变紫黑色，长15em，用普鲁卡因闭封，用盐水纱布热敷30 rain，见嵌顿的肠管蠕动，颜色变淡，表面出现光泽，动脉搏动良好，还纳其入腹，行疝囊结扎，修补内环，行费格森氏法修补前壁，手术顺利，住院l1天出院。术后两个月，家属发现右睾丸缺如，5个月后，以患儿睾丸被切为由向医院提出医疗纠纷。经市医疗事故技术鉴定委员会鉴定认为：王某右睾丸缺如原因可能为：

(1)由于斜疝嵌顿时间较长(24 h)，精索血管受压缺血致睾丸萎缩；

(2)术中将右睾丸随肠管还纳带入腹股沟或腹腔而萎缩；

(3)切除远端疝囊将右睾丸误切等；

并建议手术探查右睾丸情况。据医院手术医生回忆，术中见到患儿右睾丸并将其放于右阴囊入口处，确实没有切除任何东西。法院认为鉴定结论不是惟一的，要求医院方继续举证。而患者家属不同意手术探查，医疗机构举证困难。法院认为医疗机构不能举证，则要承担败诉的后果。无奈医院又提出了省级医疗事故鉴定，本案仍在审理之中。

【案例3】

冯某于20xx年因高血压在本院住院，医生根据病人叙述的病史记录病历，既往高血压病史2年。出院后，保险公司根据病史拒绝给付保险费。病人家属要求医生改病历中的病史，医生不能满足其要求。病人家属以医生将病史2天误写为2年而侵权，将医院和医生告上法庭。法院根据医院提供的病历，曾有3位医生及护士记录中先后均有高血压病史2年的记载，一审法院认定高血压病史2年，判决原告败诉。原告不服，正在上诉之中。

讨论

笔者认为医疗侵权诉讼举证责任倒置，应首先确定医疗纠纷案件为医疗侵权。医疗侵权是在医疗过程中，医疗行为违反了医疗管理法律法规，医疗规章、常规，侵犯了患者的权利，造成医疗后果。这里首先应认定有医疗后果，即医疗行为所致的后果；其次应认定医疗行为有违反了医疗管理法律，法规，医疗规章、常规，侵犯了患者的权利的.情形。而由于疾病和医疗以外的因素造成的后果产生的纠纷，如：案例1，新生儿出生住院观察6小时良好出院，这有法律与医学杂志20xx年第10卷(第2期)病历和医护人员证明。病人出院后发生的情况医务人员是无法举证的，此类案件不应作为医疗侵权案件受理。在现实司法过程中，多数法院把与医疗有关的案件都以医疗侵权案件立案受理显然不妥，应当进行具体分析。对在医疗过程中发生的情况，医疗机构应当举证证明在医疗过程中的医疗行为符合医疗管理法律法规、医疗规章、常规，或者违反了有关法规的行为与损害结果无因果关系，不能要求医疗机构承担证明损害结果原因的责任。因为疾病本身具有很大个体差异及医学发展对疾病的认识也有很大的局限性，医疗过程本身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医务人员不可能都能说得清楚，这是由医疗本身的特殊性所决定的。

因此，在案例2中让医疗机构继续举证，病人不配合实属困难。案例3中，病史记录是医生的行为，是根据病人的叙述而记录的医行为，病人家属认为医生记录有误而提出侵权诉讼，医院也很难举证。医疗纠纷诉讼案件，举证责任应以医疗机构为主，但也应当考虑到医疗服务及对象的特殊性，注意其举证的能力限度，这样才能真正实现举证责任合理的分配，实现医疗纠纷案件的司法公正。

(收稿：20xx―12―09，修回：20xx―03―10)

篇9：软件侵权案件中举证责任分配之我见

软件侵权案件中举证责任分配之我见

在软件侵权案件中，由于软件本身的一些特点，收集证据非常困难，因此如何合理的分配举证责任成为软件权利人的利益能否得到救济的一个重要前提，必须予以充分的重视。

一、软件侵权案件中的举证困境

软件侵权纠纷案件属于一般的侵权纠纷案件，应当根据一般侵权纠纷案件的举证规则。但是由于计算机软件具备以下特性，使原告方在举证时居于十分不利的地位：

1.安装、卸载快速。卸载一套软件的时间只需几分钟甚至几秒钟，执法检查或证据保全往往是一无所获；等到检查结束，再安装软件也不过一两个小时；

2.侵权隐蔽。复制使用软件的行为大多发生在侵权人的办公场所，我国宪法规定，公民的住宅不受侵犯，住宅当然包括办公场所，因此在办公场所内实施的侵权行为带有很大的隐蔽性，权利人不采取秘密手段或“不诚信”的手段，根本无法取证；

3.不可逆推。许多专利技术根据产品可以推断出使用了专利技术，但大部分软件生成的产品，不能推断出使用了什么软件，比如提供一篇打印好的文章，不能推断出使用的是Word还是WPS.

上述特性使软件权利人长期以来处于举证的困境之中，权利难以得到有力的保护。因此，笔者认为应当结合计算机软件易于卸载的特殊性和商业性最终用户复制、安装、使用他人计算机软件的隐蔽性，适当、合理地确定原告、被告在此类案件中的举证责任。

二、软件侵权案件中举证责任的具体分配

基于软件的上述特性，从节约诉讼成本、维护公平正义的角度出发，笔者认为在软件侵权案件中对举证责任应当做如下分配：

1.原告是否是系争软件的著作权人

原告首先负有举证责任。原告通常可以提交署名原告为作者的软件、软件作品登记证书、登记证明、软件作品权利人的声明书、宣誓书、相关的合同等证据证明自己是系争软件的著作权人。而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规则的若干规定》第九条，当事人对众所周知的事实、已为人民法院发生法律效力的裁判所确认的事实、已为仲裁机构的生效裁决所确认的事实、已为有效公证文书所证明的事实，就无须举证证明了。

原告举证证明自己是系争软件的权利人，或原告根据证据规则第九条的规定无须再举证证明其为系争软件的著作权人后，被告提出反驳的，举证责任发生转移，被告应当举证证明其反驳的'主张成立。

2.被告是否运行使用系争软件

对于这一点，原告首先负有举证责任。原告通常可以提交我国各级著作权行政管理部门所作的查处决定、经过公证机构公证的有关文件、证人证言（比如被告单位职员的证言、与被告有业务关系或其他关系的个人的证言、或进入过被告场所、或接触过被告计算机系统的个人的证言）、证人单位的证明（与被告有业务往来或其他关系而进入过被告场所、或接触过被告计算机系统的单位的证明）、被告制作的认可其运行使用系争软件的广告、产品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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