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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蜀道难》:繁复主题后的干谒目的
《蜀道难》这首诗大约作于唐天宝(公元742年～公元756年)初年。这首诗李白袭用了乐府古题，其主题众说纷纭，今人归纳了下面几种，可信度都值得商榷：
(1)忧杜说。据李白年谱考证，李杜相识于天宝三年(公元744年)的洛阳，而此时李白已赐金放还，《蜀道难》成诗于他们相识之前。(2)刺琼说。此说也缺乏根据，章仇兼琼在唐玄宗开元二十七年(公元739年)至天宝五年(公元746年)期间曾任剑南节度使，是个善于媚上取宠的人，并没有反叛中央朝廷的行径，更有极度想入京做官的念头。(3)讽喻说。这种臆测也难以服人，玄宗避乱入蜀那是李白成诗后将近十年以后的事了，李白还没有到这种先知先觉的程度;还有说模仿杜甫的《北征》更为牵强，这不符合李白的一贯个性。(4)劝谏说。细细考察一下，我们会发现，李白是一个长于诗才、短于政事，更是一个拙于政治的人，否则，也不会有晚年的急不可耐、不辨青红皂白地投到李帐下当幕僚的事了，如果说“著其戒”成立，那也非李白首说，而是前人本题成说的延续。(5) 送别说。此说在诗中就显矛盾，梳理一下《蜀道难》内容发现：“远道之人胡为乎来”与“不如早还家”并非指向同一人，因为这里友人还没有上路，那里怎么就可以对他说“不如早还家”，而且据李白年谱中记载，送友人王炎那也是此作之后的事了。(6)仕途说。此说虽然符合诗人当时的人生行状。但主旨似有单薄瘦弱之感。(7)即事说。此说虽见解符合题旨，但思想过于狭窄单一，也不合这种古题一贯的风格，如刘孝威、阴铿的《蜀道难》。(8)咏叹说。此说虽属正解，但难免有附会拔高之嫌，暗逆了诗人当时的人生际遇。
其实，这首诗表面上写蜀道艰险，实际上是写仕途坎坷，反映了诗人在长期漫游求仕中多舛的生活经历和怀才不遇的愤懑之情，其本质上是诗人借这首诗有目的地向贺知章进献的干谒诗。其理由如下：
1.唐继隋进行科举取士，实际上却是科举与荐举并存。荐举主要发生在省试中，一些权贵或文坛巨公往往于科考前对某举子加以揄扬甚或向主考官保荐，从而人为地促成其中举。这样做，一方面培植党羽，增强政治势力;另一方面奖掖后进，使自己获得“伯乐”的美名，甚至皇帝也有过向主考官荐人的事。朝廷既开荐举之路，士子因而也就必行千谒之事。为了仕进，士人们纷纷干谒，高适曾有“有才不肯学干谒，何用年年空读书”之举，文人也就“不问士行文艺，但勤于请谒，号日 ‘精切’”。
李白是个功名心极强的人，有着强烈的“安社稷”“济苍生”的儒家用世思想。但李白既看不起“死章句，废清议”的儒生，不愿走科举入仕之路，又不愿从军边塞;而是希望于风云际会，始终幻想着“平交王侯”“一匡天下”而“历抵卿相”，和其他边走科举边行干谒的人如朱庆余、孟浩然等很不同。因此，在李白的诗文中他极度仰慕80岁在渭水边上遇文王、90岁封为齐侯、建立了不朽功业的姜子牙，仰慕筑过墙、后来建立伟大功勋的傅说，仰慕隐于高阳酒肆、后来不费一兵一卒就为刘邦取得72座城池的郦食其，仰慕鲁仲连、宁戚、范蠡、苏秦等人。
2.李白是盛唐诗人中写过干谒诗文最多、干谒时间最长的人之一，至少有近四十年的干谒历史。“十五好剑术，遍干诸侯”，开元十三年，李白“仗剑去国，辞亲远游”。他游江陵，泛洞庭，登庐山，下扬州，后留住湖北安陆。与故相许圉师孙女结婚，“酒隐安陆，蹉跎十年”。又以安陆为中心，西入长安，东游梁宋、齐鲁。他曾隐逸学道，想走终南捷径以出仕。曾投赠诗文，不惜屈尊干谒地方长官，希望得到引荐：在岷山，李白干谒过广汉太守;在成都，他干谒过益州长史苏颈;在蜀中，他干谒过渝州长史李邕;在安州，他干谒过都督马正会、长史李京之、裴长史等;在襄阳，他干谒过荆州长史韩朝宗。李白还向唐玄宗进献了《明堂赋》，干谒过玉真公主和秘书监贺知章等等。期待着有朝一日“乘舟梦日边”。从二十四岁即决心“莫怪无心恋清静，已将书剑许明时”，到中年时的“待吾尽节报明主，然后相携卧白云”“功成谢人间，从此一投钓”，再到老年时的“终与安社稷，功成去五湖”。从以上种种可以看出李白在干谒之事上是积极主动的，是从内心深处发出的一种自主自觉的行为。故此，初到长安的李白，自然会向当时的文坛领袖、政坛元老贺知章干谒的。
3.唐末王定保《唐摭言》第七卷记载。“李太白始自西蜀至京，名未甚振，因以所业贽谒贺知章。知章览《蜀道难》一篇，扬眉谓之日：‘公非人世之人，可不是太白星精耶?’”再从诗中看，亦可证明此说可靠：首先，诗中写蜀道，先提太白山，次说青泥岭，再说剑阁，最后说到锦城即成都，这些都是由长安入蜀的必经之地，而且排列得如此有序，绝非偶然。其次，诗中又多次出现“西”字，如“西当太白”“问君西游”“侧身西望”等，如果诗人当时不在长安，大概就不会这么说了。而且，据李白年谱考证，李白出蜀是沿长江三峡路线，以后终生未回蜀，故此，《蜀道难》是他依据前人诗篇或其他资料虚构而成的，并非亲身经历的有感而发，而是为“干谒”量身定造的。
唐朝孟棨《本事诗》中也有佐证：(贺知章)读未尽，称叹者数四，号为谪仙。解金龟换酒，与倾尽醉，期不问日。《新唐书・李白传》也有记述：贺知章见其文，叹曰：“子谪仙人也。”言于玄宗，召见金銮殿，论当世事，奏颂一篇。从目的到过程再到结果看，这首诗是李白一生许多首干谒诗文中最为成功的一篇。
4.唐代诗人多用《蜀道难》《行路难》《拟行路难》来表现自己的人生仕途的艰难。《蜀道难》里，李白用蒙太奇式的手法串起一组组镜头：那山峦起伏、连峰接天的图画，枯松倒挂绝壁的特写，飞湍、瀑流、悬崖、转石带来的万壑雷鸣的音响，飞快地从眼前闪过，惊险万状，由远及近，由静到动，由慢变快，目不暇接，从而造成一种排山倒海之势的强烈艺术效果，使蜀道之难的描摹，达到想落天外的地步。诗人正是以蜀道之难喻人生仕途之难来唤起贺知章的情感共鸣。
最后，我们来看一看李白在长安的三年情状，也许能窥李白干谒最终不成功的原因了。
玄宗天宝元年，壬午(公元742年)，李白四十二岁。四月，游泰山。夏，与子女一道至南陵(今安徽省南陵县)，欲游越中。玄宗征召入京，返南陵。秋，赴长安。与太子宾客相遇，贺以“谪仙人”称之，复推荐于朝廷，得玄宗优遇，命为翰林院供奉。
天宝二年，癸未(公元743年)，七月，武昭王(出身于皇族的李白的先祖)的孙子准隶于宗正寺(登记具有皇族身份的机关)编入皇族户籍管理。李白待诏翰林院。初春，玄宗于宫中行乐，李白奉诏作《宫中行乐词》，赐宫锦袍。暮春，兴庆池牡丹盛开，玄宗与杨玉环同赏，李白又奉诏作《清平调》。对御用文人生活日渐厌倦，始纵酒以自昏秽。与贺知章等人结“酒中人仙”之游，玄宗呼之不朝。尝奉诏醉中起草诏书，引足令高力士脱靴，宫中人恨之，谗谤于玄宗，玄宗疏之。
天宝三年，甲申(公元744年)，正月，贺知章请度为道士，玄宗许其还乡中。李白四十四岁。春正月，送贺知章归越。三月，自知不为朝廷所用，上书请还山。赐金，离长安而去。初夏，与杜甫识于洛阳。
皇帝的.征召、皇族血统的归认、玉真公主和贺知章的荐举是他人生最好的机遇期，玄宗将他放在翰林院待诏也正是考察他的关键时期。李白一没通过科考，二没有任何执政的经历和经验，三又拿不出像样的治国方略，这就很难让人相信他会是个合格的官员。翰林供奉虽不是正式官职且没有实权，但在这个职位上可以较快地熟悉朝廷的大政方针，了解国家政治、经济、文化事业等各方面的发展情况，研究治国安邦的方针政策等等，为今后走上高一级的官职奠定基础。然而他恃才自傲、言行无束、放浪不羁的个性不仅说明他为人处事的单纯，更展现他政治上的幼稚和低能。
要之，社会时代背景的映射，诗人身世经历、性格特质、价值追求及其审美取向的差异，都决定了作品的情感和主旨各有其特点。只有“论其世，知其人”，才能对作品作出准确的理解，才能把握诗歌的主旨，进而能体会诗人的复杂情感。故此，通过世、诗与人的微观体察，我认为，《蜀道难》是一首隐于复杂主题后的干谒诗――不知方家以为然否?
篇2：《蜀道难》主题再探
《蜀道难》主题再探
《蜀道难》一诗，是李白古体诗中的杰出代表，被收入高中语文课本必修三第五课。这首诗千年传诵，意高调殊，感情热烈奔放，风格豪迈雄健，读之势夺神骇，心折骨惊，被人称为“奇之又奇，自骚人以还，鲜有此体调”①，可见其艺术成就之高。但古往今来，论其艺术者多，谈其主题者少。这大概是因为《蜀道难》一诗的主题思想含蓄深刻，令读者莫衷一是。然而就此避而不谈，实为学者所不尚，为师者则失“传道授业解惑”之本分。
那么《蜀道难》一诗的主题可以何解呢?
其一：蜀道难，须早归。这从诗作的字里行间即可得到理解。从第一节的由蜀写到蜀道再写到蜀道难，到第二节的蜀道难且险，再到第三节的蜀道险且乱，其中多用感叹、夸张、比喻、想像，渲染可怖氛围，增强感情抒发，使人很难摆脱言及蜀道而“凋朱颜”的畏惧心理，在一难二险三乱的逐层递进中打消人一攀的念头，从而“不如早还家”。
然而这一解，似与酒剑磨砺出来的具有“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志向的李白大有不符。李白寄情山水，邀月成饮，对酒当歌，这是人所共知的。而第一解单从景论，是明显不能匹配杜甫对李白的盛赞的：“笔落惊风雨，诗成泣鬼神。”故笔者认为这并非《蜀道难》真正用意所在。
其二：仕途难，须早归。这一解，是联系了李白的生平得出的结论。李白出蜀展志，意欲“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大鹏一日同风起，扶摇直上九万里”，但数十年经营，却仅得侍君而已，并未才尽其用，这大大悖于其“天生我材必有用”的人生理想，抑郁中萌生归意自在情理之中。从诗的最后一节看，“一夫当关，万夫莫开”，正是一种隐射;而“磨牙吹血，杀人如麻”也颇多无奈。这似也可以得出仕途不畅、归意渐决的结论。
然而这一解，又与李白“昔在长安醉花柳，王侯七贵同杯酒”的事实不符。李白心虽无奈，情有可寄，以酒解愁，即便狂醉度日之时亦未曾萌生归意，为什么在《蜀道难》中就有这种归意呢?再不济，李白也有作《清平调》三首之类的才用，也并未到“无可奈何花落去”之时，意归颇不近其志。至于后来，李白被赐金放还，那时才归，可见李白一直实不想归。再者，李白作此诗时刚过不惑之年，正值壮年，何至归意如此早萌呢?故笔者认为第二解仍觉肤浅。
那么《蜀道难》一诗的主题究竟何解呢?
笔者认为，其解在李白始终不灭用世之心。《梦游天姥吟留别》诗中有句云：“别君去兮何时还?且放白鹿青崖间，须行即骑访名山。”这其实就是《蜀道难》一诗主题的`答案。“须行即骑”，可见“游山”并非李白的本意。蜀道所在，其山亦名，而李白谓其“难于上青天”，岂不正是“不须此行”的意思?“剑阁”“锦城”对于常人来说当然神往，而对于出自蜀地的李白来说，“锦城之乐”恐怕远不及“一日看尽长安花”更为吸引人。因此，“不如早还家”之“家”自然亦非普通意义上的家庭，而应是类似“匈奴未灭，何以家为”中蕴含的报国之心。著名学者朱光潜曾说：“诗必有作者的性格和情趣的浸润渗透。”鲁迅先生也说：“贾府上的焦大，也不爱林妹妹的。”②以李白之才思卓识，雄心大志，他是如何也做不到陶渊明的“种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的恬淡的，也无论如何做不到王摩诘的“随意春芳歇，王孙自可留”的闲适的。那么，李白的心如何安放呢?只能安放为“居庙堂之高，则忧其君”，尸位素餐绝非其愿，即使遭遇坎坷磨砺，身贱却不心贱;虽然“举杯浇愁愁更愁”，也“对此可以酣高楼”。这才是李白，真正的李白，原汁原味的李白，唐朝的李白和民族的李白。所以，李白的伟大，当然在于其诗才，但更在于其诗情。“天然去雕饰，清水出芙蓉”，虽身处泥潭却其洁如水，天然自得，本性不改，只有李白有这种洒脱、飘逸和浪漫。从这个意义上讲，挖一个小孔苟延残喘和举杯邀月对影成歌哪一个更高明呢?答案无疑是后者。背负忧国忧民之心将身影永世匍匐，杜甫活得累了些，也少给后人留下了欢乐;而李白不然，他用快乐逼退浊世的湮灭，狂放中孤傲高踞，心事玲珑，你怎么读都可以读出一种尊贵和激动。也只有在这时候，《蜀道难》才“可以在无数的心灵中继续复现，虽复现而不落于陈腐”(朱光潜)。
让我们再从诗中找找答案。首先，“蜀道难，难于上青天”，但我们既然不上青天，何不为世所用呢?这是用世之心的婉叹。其次，“问君西游何时还”，“西游”即入蜀，“还”的自然是长安，这与下文不如“早还家”相照应，“不如”又暗示蜀不如长安，这是用世之心的婉现。再次，“嗟尔远道之人胡为乎来哉”，这里用蜀人口气劝说，大有(自己的)“往事不堪回首，须及时把握今朝”之意，用世之心溢于言表。再其次，“所守或匪亲，化为狼与豺”，一个“或”字蕴藉含蓄，李白是在替谁担心呢?用世之心渐明。最后“侧身西望长咨嗟”，“西望”与前文照应，意涉入蜀，“长咨嗟”又是为谁叹息呢?虽说根据前文可知蜀地不如都城，自为友人惋伤;但推人及己之心亦难免之，故用世之心至此又有些淡淡的激愤了。至此再回头一览全文，我们不难发现，“蜀道难”在李白笔下纤毫毕现，让人如临其境，虽说这是李白超人的想像力所致，但若无“踏平坎坷成大道”的勇气和胆略，此“难”又何可言及呢?所以，“蜀道难”只是李白虚置的表象，其深层含意还在于“世上无难事，用心而为之”。戒战如平险，谁可为之?唯有李白。由此看来，李白的用世之心积极而强烈，浸透字里行间。
综上所述，《蜀道难》一诗的主题看似压抑，实则奋进;看似出世，实则用世;看似飘逸，实则沉郁。它使笔者不由得想起了贾平凹在《商州》里说过的一句话：“这种艰辛近乎于残酷，但又陶冶和膨胀了他的意志和力。”③这句话，倒不失为作《蜀道难》之时的李白的写照了。正如法捷耶夫所说：“鲁迅的讽刺和幽默到处都表现出来。”④李白在《蜀道难》中的用世之心也正如此。掩卷之余，笔者试用一幅对联赞之：胆气锐气酒气剑气，大气成大器;豪情热情激情诗情，真情写真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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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①《唐诗鉴赏辞典》
上海辞书出版社
1983年12月第1版，第217页
②施建伟：《鲁迅美学风格片谈》
黄河文艺出版社
1987年8月第1版，第1页
③贾平凹：《商州》
春风文艺出版社
4月第1版，第2页。
④《论鲁迅》《人民日报》
1949年10月19日
篇3：李白《蜀道难》主题赏析
《蜀道难》是李白的名作，但是对于其作意和主题，自古以来，就存在着不同的理解和看法。本世纪初以来，李白研究学者或沿用旧说，或对旧说加以补证，或对旧说提出商榷、自立新说，形成了以下几种观点：
玄宗幸蜀说 徐嘉瑞的《颓废之文人李白》持此说，该文假定《远别离》不是天宝初年后作，是咏幸蜀，那么《蜀道难》也可类推了。二诗大约在玄宗出长安后作。“李白起初听见谣言说明皇生死未卜，才作了远别离。忽然得了确实消息，才知道他是去四川，大吃一惊的说：’噫吁嚱危乎高哉，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以下又说一大篇咨嗟太息愁眉不展的话，都是抱怨唐明皇千错万错，不应该去四川。”王瑶在其《李白》中也认为：“孟棨《本事诗》记载贺知章曾经见过这诗，但这传说亦不可信;它开头就说’李太白初自蜀至京师’，而李白并不是由蜀中至长安的。”“ 和李白生平和思想联系起来看，应以萧说为是。”俞平伯的《〈蜀道难〉说》也同样认为萧士赟讽玄宗奔蜀说最可信。他认为《河岳英灵集》殷璠序说“此集起甲寅，终癸巳”不可靠。书名既为“河岳英灵”，所收当是已逝的作家，云“终癸巳”，其时太白尚在，离他卒年宝应元年，相距甚远。今本《河岳英灵集》是否殷氏之旧，或有出后人附益处固不可知。此说后来附议者寥寥。
送友人入蜀 詹锳的《李白蜀道难本事说》认为，《蜀道难》和《剑阁赋》、《送友人入蜀》“俱是先后之作”，“当在天宝初间，时太白方在长安未久，尚未得志。”《蜀道难》，敦煌写本诗选残诗作《古蜀道难》，则其本为规模古调当可想见。阴铿《蜀道难》云：“蜀道难如此，功名讵可要。”所以其旨意当是劝告友人，谓功名不可求。王运熙《谈李白的〈蜀道难〉》一文，据《河岳英灵集》的编辑年代，推断《蜀道难》的作年至迟在天宝十二载(公元753年)前，证明萧士赟讽玄宗奔蜀说不可信，认为《蜀道难》是李白在长安送友人入蜀之作，采用乐府旧题，描绘蜀地道途艰险和环境险恶，希望友人不要久留蜀地。
咏祖国山川的奇险和壮丽 樊兴在其《〈蜀道难〉的寓意及写作年代辨》中认为，《蜀道难》是天宝元年李白刚到长安时所作，它主要是歌颂了祖国山川的奇险和壮丽。后来王启兴的《〈蜀道难〉新探质疑》也认为《蜀道难》是借乐府旧题极写雄峻奇险的蜀中山川。康怀远的《〈蜀道难〉是李白在蜀地的作品》则认为《蜀道难》作于蜀地，是李白青年时代的代表作，重点是表现“蜀地之险”，别无寄托。乔象钟的《李白〈蜀道难〉补议》认为，从前人的文学作品看，咏叹蜀道难者，远不及歌颂锦城乐者更为热烈;而蜀道，在蜀人的眼中，又是一条充满传奇色彩的历史道路，李白作此诗就是对这条奇光异彩道路的描述。
仕途坎坷 郁贤皓在其《李白两入长安及有关交游考辨》中认为开元十八年，李白初入长安见贺知章，写《蜀道难》寓功业难成之意。稍后安旗撰专文《〈蜀道难〉新探》，明确提出此说。她认为，《蜀道难》作于开元十八年至十九年之间，是李白首次入长安困顿蹭蹬失意之作，是作者经历一番大幻灭以后谱出的血泪交织的乐章，因而它是对唐王朝的阴暗面的揭发和批判，认为从李白惯用的艺术手法看，《蜀道难》用比兴手法，以蜀道艰险寄托对仕途坎坷、现实黑暗的愤郁。她后来又陆续发表了《〈蜀道难〉求是》、《〈蜀道难〉新笺》、《我读〈蜀道难〉》等文章，继续申述其对《蜀道难》寓意为仕途坎坷的说法。另外，柯昌贵的《说〈蜀道难〉的主题》也持此说。
隐喻黑暗现实 姜光斗、顾启的《〈蜀道难〉作年与主题思想质疑》一文，认为该诗的主题应是隐喻玄宗后期李林甫专权时政治黑暗、仕途艰险的社会现实。黄东黎的《〈蜀道难〉新辨》认为，《蜀道难》的创作时间当在天宝元年十一月至天宝二年三月间。是李白奉诏进京初的作品。它正是唐帝国由盛转衰的前夜，通过极力描写蜀道的艰险，深刻地揭示出盛唐时代的社会矛盾，表达自己的远见卓识和雄才大略。持此观点的文章还有钟元凯的《〈蜀道难〉――天宝治乱转关的缩影》。
多重寓意说 袁宗一的《略论〈蜀道难〉之有无寄托》则认为《蜀道难》作于天宝三载春，李白“济苍生、安社稷”的仕宦之途失败后，借友人入蜀之机，描写入蜀途中的险阻，抒发理想幻灭的痛苦，怀才不遇的悲哀，备受屈辱的愤懑，以及当时社会阴暗面所引起的种种思想感情。
篇4：李白《蜀道难》主题赏析
创作背景：
对《蜀道难》的写作背景，从唐代开始人们就多《蜀道难》 有猜测，主要有四种说法：甲、此诗系为房琯、杜甫二人担忧，希望他们早日离开四川，免遭剑南节度使严武的毒手;乙、此诗是为躲避安史之乱逃亡至蜀的唐玄宗李隆基而作，劝喻他归返长安，以免受四川地方军阀挟制，丙、此诗旨在讽刺当时蜀地长官章仇兼琼想凭险割据，不听朝廷节制：丁，此诗纯粹歌咏山水风光，并无寓意。
这首诗最早见录于唐人殷璠所编的《河岳英灵集》，该书编成于唐玄宗天宝十二年(753年)，由此可知李白这首诗的写作年代最迟也应该在《河岳英灵集》编成之前。而那时，安史之乱尚未发生，唐玄宗安居长安，房(琯)、杜甫也都还未入川，所以，甲、乙两说显然错误。至于讽刺章仇兼琼的说法，从一些史书的有关记载来看，也缺乏依据。章仇兼琼镇蜀时一直理想去长安做官。相对而言，还是最后一种说法比较客观，接近于作品实际。
一般认为，这首诗很可能是李白于公元742年至744年(天宝一年至天宝三年)身在长安时为送友人王炎入蜀而写的，目的是规劝王炎不要羁留蜀地，早日回归长安，避免遭到嫉妒小人不测之手
篇5：李白《蜀道难》主题赏析
本诗主题历来见仁见智。我以为《蜀道难》为李白“托物寄意之作”，他是借咏叹蜀道的高峻与艰险，表达仕途艰险难行之意。诗人运用象征手法，借咏叹蜀道之“高”之“险”之“难”，以感叹仕途之“高”之“险”之“难”。
首先，看诗歌脉络。叶圣陶说：“作者思有路，遵路识斯真。”把握文脉，才能披文入情，把握作品的主题。从诗歌文本来看，除了描述蜀道的“高”、“险”和剑阁的“峥嵘”和“崔嵬”的文字之外，我们不难发现《蜀道难》有一条明显的情感路径：“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问君西游何时还?畏途巉岩不可攀。”→“嗟尔远道之人胡为乎来哉?”→“锦城虽云乐，不如早还家。”→“侧身西望长咨嗟!”其中贯穿着“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这一诗歌的主旋律。在这里，“君”是谁，“远道之人”是谁，“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锦城虽云乐，不如早还家”、“侧身西望常咨嗟”又是谁的感慨，这些都应该明确。我以为，发出感慨的是诗人自己，而这里的“君”和“远道之人”也都应视为诗人自己，是诗人站在客体的角度表达他对自己的拷问和关切。这种处理应是诗人表达内心情感的艺术巧思。正如苏轼的`《赤壁赋》，作品的主线是作者与“客”的问答，其中的“客”尽管可视为苏轼夜游赤壁的同伴，但从艺术的角度看，把“客”视为另一个苏轼似乎更为合理，也就是说，作品的主线实际是两个苏轼的思想交锋，是东坡先生的自问自答，自我说服，自我宽解。同样，对于《蜀道难》里的“君”，我们也不宜坐实说他就是李白的某个朋友，换句话说，《蜀道难》也应是两个李白的内心交锋。
其次看写作时间。本诗写作时间说法不一，其中最普遍的说法是作于天宝(742-755年)初年(教材也采纳此说)，但据唐人记载以及“两入长安”的说法，本诗应是作于唐开元年间(713-741年)。
唐人孟棨所著《本事诗》中说：“李太白初自蜀至京师，舍于逆旅。贺监知章闻其名，首访之。既奇其姿，又请所为文，白出《蜀道难》以示之。读未竟，称叹数四，号为谪仙人。”唐人王定保的《摭言》中也说，李白初到长安，去拜访贺知章。贺知章是玄宗皇帝器重的诗人，他读了李白的《蜀道难》，十分赞赏，夸奖李白有“谪仙之才”。王定保和孟棨都是晚唐人，他们的记述应当可信。由此可见，《蜀道难》应作于李白与贺知章见面之前，即唐开元年间【天宝元年(742年)之前】。
又据今人马俊子《初探李白的生平》：“李白开元年间到过长安，专家们认为这是上世纪研究李白中取得的最重大的成果。由于此发现，人们对李白的许多重要诗篇，便有了新的认识和理解。八十年代(20世纪)以来，对李白入长安的研究，主要是巩固‘两入长安’说，有学者提出了“三入长安”说。到目前为止，在研究者们的共同努力下，李白入长安的总体面貌已较为完整清晰，多数诗歌的年系也已初步确定。”马俊子的这个说法，使得《蜀道难》“借咏蜀道难以慨叹仕途难”的主题一说有了新的支撑。也就是说，天宝元年再入长安，是李白力图朝廷进用的又一次尝试，而《蜀道难》正是李白第一次入长安希望受到朝廷重用而又内心不免忐忑的内心表露。
总之，无论从诗歌本身情感内容，还是从诗歌的写作背景来看，《蜀道难》应该是托物寄意之作。
篇6：《蜀道难》主题之辨
《蜀道难》主题之辨
《蜀道难》可以说是李白的惊世之作，诗人以其变幻莫测、雄健奔放的笔法，淋漓尽致地刻画了蜀道之难，艺术展现了古蜀道逶迤、峥嵘、高峻、崎岖的险要地势，描绘出一幅嵯峨雄奇地蜀道山水图，它集司马相如地汪洋恣肆与屈原地雄奇瑰丽于一体，想象宏阔而飞动，壮景夸张而凝练，文气浩荡，横空出世，傲然高耸于大唐的诗空，引得历代文人为之折腰。无怪乎唐代大诗人贺知章读此诗时赞叹道：“读未尽，称叹者数四，号为谪仙。解金龟换酒，与倾尽醉，期不间日”([唐]孟棨《本事诗》)。唐代诗论家殷蟠也称赞：“可谓奇之又奇，自骚人以还，鲜有此调”(《河岳英灵集》)。宋陆时雍叹云：“驰走风云，鞭挞海岳”(《诗镜总论》)。清代诗评家沈德潜更是盛称：“笔势纵横，如虬飞蠖动，起雷霆于指顾之间”(《唐诗别裁》)。
关于这首诗的主题，历来解说纷纭，莫衷一是。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几种：
1、忧杜说：
此说出自唐末范摅所著《云溪友议》一书，为《新唐书·严武传》所采用，根据“所守或匪亲，化为狼与豺”句，推说剑南节度使严武欲害房琯、杜甫，这首诗为担心房、杜安危而作。
2、刺琼说：
此说出自宋沈括《梦溪笔谈》，根据“一夫当关，万夫莫开”句，称此诗为讽刺章仇兼琼而作，章仇兼琼在唐玄宗开元二十七年(739年)至天宝五年(746年)期间曾任剑南节度使，是个善于媚上取宠的小人，李白写此诗是用来警戒朝廷防范章仇兼琼有反叛之心。
3、讽喻说：
此说出自元萧士赟《分类补注李太白集》，根据“锦城虽云乐，不如早还乡”“问君西游何时还”句，认为文中的“君”是指唐玄宗，唐玄宗在安史之乱时逃难到蜀地，李白写此诗地目的是劝谏唐玄宗不要久留蜀地，而应心怀国家安危，回到长安。
4、咏蜀说：
此说出自明胡震亨《李诗通》，认为此诗自为“咏蜀耳，言其险”“风人之义远矣”。清顾炎武在《日知录》中亦持此说，认为这首诗只是歌咏蜀地罢了，“别无寓意”。
5、劝谏说：
此说出自《唐诗鉴赏词典》，从诗中“一夫当关，万夫莫开。所守或匪亲，化为狼与豺”出发，联系当时的时代背景，认为李白当时已经看到太平景象背后正潜伏着危机，写作此诗诗劝谏唐玄宗预防割据者发动叛乱，并以十年后的安史之乱加以佐证，认为李白的预见是正确的。
6、送别说：
此说见复旦大学的《李白诗选》，从诗中“问君西游何时还”，“嗟尔远道之人胡为乎来哉”，和李白后来的诗作《剑阁赋》、《送友人入蜀》，推测李白极言蜀道艰险难行，表现诗人对友人入蜀安危的关切，希望友人早日归来。
7、仕途说：
此说认为此诗表面写蜀道的艰险，实则写仕途坎坷，反映了诗人在长期的漫游中屡遭踬碍的生活经历和怀才不遇的愤懑。此说见周丽洁的《李白》。
8、歌颂说：
此说认为全诗反复咏叹“蜀道之难”，实则是在极力歌颂历代蜀道开拓者的那种大无畏的崇高牺牲精神，表现了对彻底征服“蜀道之难”的一种呼唤与希求。此说见王克俭《李白诗选》。另外人教社高中语文课本认为这首诗“气魄宏伟、豪迈，充分显示了诗人的浪漫气质和热爱祖国河山的感情”。
针对以上八种解读，孰是孰非，我们可以根据李白的生活经历和前期的思想发展，再联系此诗创作的时代背景，以及当时的社会史实，一一辨析，便可得之真谛。
对于前三种解读，明胡震亨在《李诗通》中曾加以考证。予以批驳，“兼琼在蜀，无据险跋扈之迹。严武出镇在至德(756年)后，玄宗幸蜀在天宝末，与此诗见赏于贺监(贺知章)在天宝初者，年岁亦皆不合。此数说似并属揣摩。”并认为“必有一人一时之事，不几失之凿乎?”胡之“咏蜀说”虽见解独特，但思想过于狭窄。“劝谏说”纯属主观臆测，荒谬之至。“送别说”是“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只抓住文中的片言只语，断章取义，一叶障目。“歌颂说”则更是胶柱鼓瑟，牵强附会，荒唐可笑。而“仕途说”则颇有见地。
笔者在此想从李白前期的生活经历和思想发展来探寻《蜀道难》的主题真谛。根据众多史料记载，李白于公元701年生于中亚碎叶城，五岁时随父定居四川绵州昌隆。少聪敏，自称“五岁诵六甲，十岁观百家。轩辕以来，颇得闻矣”(《上安州裴长史书》)。又因生于西域，受其文化影响，好剑术，仗剑任侠，常常“高冠佩雄剑”(《忆襄阳旧游赠济烱马少府巨》)。他一生酷爱宝剑，走到哪里都佩剑在身。读史书，也是最喜欢读那些刺客和义侠的故事。在某种意义上，剑是他人生的武器，是他豪情的体现，更是他凌云壮志的象征。
开元六年(718年)，李白来到距家不远的梓州，在这里他拜访了一位隐居山中多年的处士──赵蕤，赵蕤不仅学贯古今，而且好击剑任侠，喜各种杂学，尤其对科举之途十分鄙视，称之为误人之途。李白和他一起击剑啸吟，休仙炼道，一起开怀畅饮，笑谈历史，成为一对真正的.忘年交。在赵蕤的影响下，李白不仅确立了治国平天下的勃勃雄心，而且坚定了不以科举仕进之途涉足政坛的决心。可以说赵蕤的思想影响了李白一生，也铺就了他后来的充满荆棘坎坷的仕进之途。
开元十二年(724年)，当时唐朝正处于开元盛世，盛唐蒸蒸日上的气象激发起李白建功立业的强烈的进取心，李白“怀经济之才，抗巢由之节”(《为宋中丞自荐表》)，抱着对前途的美好憧憬，“乃仗剑去国，辞亲远游”(《上安州裴长史书》)，踏上探求仕途的道路。他怀揣着“申管、晏之谈，谋帝王之术。奋其智能，愿为辅弼。使寰区大定，海星清一”(《代寿山答孟少府移文书》)的远大抱负，能够“安社稷”“济苍生”(《梁园吟》)。但由于受赵蕤思想影响，加之自己豪侠放荡不羁的性格，他不愿象多数读书人那样通过科举考试而踏上仕途，慢慢晋升，而是“常欲一鸣惊人，一飞冲天”(范传正《唐左拾遗翰林学士李公新墓碑并序》)，希望走一条游说人主，由布衣一举而成为卿相的仕进之路，像当时马周、卢藏那样“以隐求仕”的“终南捷径”。于是他出夔门、临江陵、游洞庭、下金陵、往扬州、历会稽、登越州、访苏州，广泛交游，到处干谒，或求仙访道，或隐逸山林，以培养自己的声望，得到达官贵人的举荐，而实现得到天子征召的雄伟愿望。然而这次出游并没有像他所相像的那样顺利，反而让他更深刻地体验到了人世的炎凉，最后就像他在《上安州裴长史书》所总结的一样，在这三年里他“悲歌自怜”，“席不暇暖”、“南徙莫从，北游失路”。只好怀着失意困顿的心情于开元十五年(727年)来到司马相如所夸赞的云梦泽──安陆，由此开启了李白人生的一个重要时期，这也标志着李白第一次求仕之途的失败。
在安陆，李白虽自称“酒隐”，实际上是他为自己政治前途奔走最努力的一个时期。他酒隐安陆，实际上是心悬魏阙，以隐养贤，博取声誉。他频频地结交当地的官吏，一会儿上书自荐，一会儿赠诗抒怀，一会儿面见陈情，通过种种努力来展示自己的诗才和政治抱负，他先后拜访安州都督府长史李京之、以及继任的裴长史，他先后写下了《代寿山答孟少府移文书》、《上安州李长史书》、《上安州裴长史书》和《上韩荆州书.》，历数生平，屡述抱负，情意恳切，毛遂自荐，但这一切的努力皆未奏效。在安陆他还娶了高宗时的宰相许国师的孙女为妻，许家在安陆是名门望族，李白应承这门亲事，多少也许掺和了一些政治因素，但此时许府已在朝廷失势，和许家的婚姻也没有给他仕途带来什么好处，甚至遭到一些人的嘲讽。至此，他在安陆的一切政治外交全都宣告失败。
但李白决不是一个轻易放弃自己理想的人，他对自己的才华充满十二的自信，在安陆政治外交失败后，他于开元十九年(731年)又亲自奔赴长安，再次谋求政治的出路。但威严的皇宫，让他想进却进不去，满城的官服，使他深知他还不是长安的主人。于是他寄居长安城南的终南山，因为这里聚集了许多走不通或干脆不愿走科举之途的文人雅士，他们希望能像卢藏一样达到走“终南捷径”的飞黄腾达的目的。在这里李白广泛结交王孙公子，经过努力，他先后认识崔京之、张洎、张掓等人，而这些人只是花花公子罢了，当然不会对他有什么帮助。他还希望能与玉真公主(唐玄宗的妹妹)相逢，通过玉真公主引荐，“几时入少室，王母应相逢”(《玉真仙人词》)，却始终没有能够相遇。“我欲攀龙见明主”，“阊阖九门不可通，以额叩关阍者怒”(《梁甫吟》)，李白欲见明主的愿望终因权贵的阻挡而无门可入。第二年暮秋，李白悻悻然地出游长安附近地邠州、坊州，遍寻知己，希望能在皇城边上寻到知己推荐，然而这些知己位卑职微，也爱莫能助。此时，他已贫困潦倒，“长风入短袂，内手如怀冰”(《新平少年》)。仕进无门的郁闷，弹剑豪门的屈辱以及斗鸡**的愤怒，使李白感到从政之途的艰难，并由此而感到了整个人生之路的坎坷。“长叹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屈原《离骚》)。一千多年前三闾大夫的泣血慨叹，如今是那样深深震撼着李白。当此困于长安之时，李白对当年屈原因“荃不察余之中情”而长歌当哭的心情有了更深的理解。他甚至像屈原那样以香草美人作喻，写了一首《长相思》来表达自己事君不能的极度苦闷的心情。李白以美人比喻他朝思暮想的唐玄宗，以爱情象征自己的思君之情，诗中写道：“孤灯不明思欲绝，卷帷望月空长叹。美人如花隔云端，上有青冥之高天，下有渌水之波澜。天长路远魂飞苦，梦魂不到关山难。长相思，摧心肝”，人类感情，爱情为至，自己与玄宗虽近在咫尺，却又远隔千山万水，李白以这种刻骨铭心的男女相思极写出自己事君不得的内心痛苦，可见其心之赤，其情之烈。接下来李白又写下了三首《行路难》，披肝沥胆，直抒胸臆，将安陆遭馋的冤屈，长安遭拒的痛苦，毫无遮拦，痛快淋漓地发泄出来，发出“弹剑作歌奏苦声，曳裾不称情”、“昭王白骨萦菱草，谁人更扫黄金台”的诘问，以及“大道如青天，我独不得出”的呐喊，最后诗人心怀未酬的壮志满腔的悲愤高呼一声“行路难，归去来”离开了苦苦追求三年的长安。
就在李白决定离京之际，好友陆调设宴为他饯行。在宴席上李白与陆调的同乡好友王炎相识。王炎也因久居长安，无所遇合，准备到蜀中漫游，寻求官职，便请李白写诗留作纪念。李白想到王炎此去蜀道的艰难险阻，又想到自己仕进之途的坎坷崎岖，以及对人生茫然无望的痛感，百感交集，思绪喷涌，最后一条集自然之奇险与人生之艰难的“蜀道”，如蛟龙般从李白胸中轰然冲出。诗人借蜀道的艰险喻仕途之坎坷崎岖，抒发了事君无路报国无门的愤懑之情。全诗文气浩荡而又一折三叹，诗中有嗟叹之声，追悔之意，然而更多的是长歌当哭，读之令人回肠荡气，因而《蜀道难》既是一幅峥嵘嵯峨的蜀道山水图，更是一首慷慨激昂的浩然悲歌。尽管诗中不断劝阻行人不要去蜀道盘桓，“畏途巉岩不可攀”，“其险也如此，嗟尔远道之人胡为乎来哉”，“锦城虽云乐，不如早还家”，但蜀道神奇的传说和雄伟的气势，五丁开山，枯松倒挂，飞湍争豗，万壑雷鸣，既使人望而生畏，惊心动魄，又令人感奋，诱人攀援。所以，李白初入长安三年，一无所获，满怀“羞为无成归”的心情作别长安回到家乡稍作修整不久，内心中那种“济苍生”的鹏鸟振翮之志又使他踏上像蜀道一样的人生旅途，使他在这条充满荆棘崎岖坎坷艰险的“蜀道”上不断攀援。
《孟子·万章下》：“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论其世也，是尚友也。”孟子认为，文学作品和作家本人的生活思想以及时代背景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因而只有知其人、论其世，即了解作者的生活思想和写作的时代背景，才能客观地正确地理解和把握文学作品的思想内容。孟子的这一原则对后世的文学批评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为历代文学批评家所自觉或不自觉地遵循。清代章学诚在《文史通义·文德》中说：“不知古人之世，不可妄论古人之辞也。知其世矣，不知古人之身处，亦不可以遽论其文也。”社会时代背景不同，诗人的身世经历不同，人生理想、价值追求及其审美习惯不同，都决定了作品的风格和情感主旨各有特点。只有“知其人，论其世”，才能对作品作出正确的评价，才能把握诗歌的趣旨，体会诗人的情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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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蜀道难》:繁复主题后的干谒目的（通用6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