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语】“jeffery0258”通过精心收集，向本站投稿了6篇鲁迅小说的“道具”艺术，以下是小编帮大家整理后的鲁迅小说的“道具”艺术，欢迎大家收藏分享。
篇1：鲁迅小说的“道具”艺术
鲁迅小说的“道具”艺术
所谓“道具”，是指戏剧表演或拍摄电影时用的器物，如桌子、凳子、茶杯、碗筷等。鲁迅的小说，“道具”运用比较常见，由于“道具”运用恰如其分，富有艺术性，所以其作用有时胜过文字的表达，妙不可言，耐人寻味。
首先，“道具”的运用能揭示人物性格、命运。
《孔乙己》是大家再熟悉不过的，其主人公孔乙己几乎成了迂腐的代名词了。如果拍成电影的话，里面的茴香豆可是个必不可少的“道具”。孔乙己经常出入酒店，下酒菜不是鱿鱼海参，不是美味佳肴，而是极其平常的茴香豆。在给孩子们发茴香豆的时候，孔乙己是一颗一颗地发，而不是一把一把地抓，足以见出他生活的窘迫。在发茴香豆的时候嘴里还念念有词：“多乎哉，不多也!”足以见出他的迂腐的性格。
《祝福》的主人公是祥林嫂。自从儿子阿毛被狼吃掉，祥林嫂的口袋里就有了一个特别的“道具”：阿毛的一只鞋，阿毛被狼吃掉时的唯一遗物。祥林嫂时不时地拿出来看，碰到跟阿毛一样大的孩子，忍不住把鞋拿出来给他试穿。这一方面表现祥林嫂对儿子阿毛的思念之情，另一方面也把她孤苦伶仃、无依无靠的悲剧命运再现得淋漓尽致。
其次，“道具”的运用能揭示时代背景。
《药》在描写刑场阴森恐怖的气氛时，说到士兵穿的衣服“身前身后各一个大白圆圈”，这是本小说的一个“道具”，这“道具”揭示了故事所反映的时代是清代(清代士兵穿的号衣就是身前身后各一个大白圆圈，上面写个“兵”或“勇”)。再加上统治阶级对革命者大肆屠杀，说明清朝统治者已经到了穷凶极恶、狗急跳墙的时候，清朝统治也到了摇摇欲坠、岌岌可危的时候，所以这一“道具”揭示了清朝末年，革命已起这一时代背景。
再次，“道具”的运用还能起到暗示的作用。
大家知道，《药》里面的刑场是“古轩亭口”。可是作者故意把“轩”用一个框代替，而秋瑾就是在这儿就义的，这一“道具”的使用其实就是在暗示《药》中被杀的夏瑜就是秋瑾。再加上作者以“夏”示“秋”，以“瑜”带“瑾”，更加证实了这一点。
再次，“道具”的运用能深化作品的主题。
《祝福》中还有一个重要的“道具”：门槛。祥林嫂又一次去鲁四老爷家帮工，可鲁四老爷嫌弃她是个寡妇，说她动过的祭器、食物“不干不净，祖宗是不吃的”，于是剥夺了她劳动的权利。祥林嫂听了柳妈的`话，用自己积攒不容易的工钱去土地庙捐了一条门槛，说是让千人踩万人跨，这样就能赎清罪孽。可是祥林嫂捐了门槛，满以为自己可以享受劳动的快乐了。可鲁四老爷说她捐十条门槛也赎不清罪孽，并且把她赶出家门，最终带着“人死后有没有灵魂”的疑问死在鲁镇祝福的礼炮声中。足以见出封建迷信思想对祥林嫂的毒害，也深刻地反映了妇女地位的底下，揭露了封建制度的罪恶，从而深化了主题。
《药》这篇小说最后描写了夏瑜坟上出现的花圈，这花圈成了《药》的一个“道具”。这“道具”，是革命者送的，说明革命后继有人。但夏瑜的母亲给儿子夏瑜上坟的时候，觉得怪异，“孩子不会到这儿来玩儿，亲戚本家早就不来了，这是怎么一回事儿呢?”最后还从迷信的角度去理解，说这是“儿子显灵”，从这儿可以看出夏瑜革命，相依为命的母亲都不知道、不理解，由此可见，辛亥革命脱离群众严重到如此程度，从而升华了文章的主题。
综上所述，鲁迅善于在小说中运用“道具”艺术，而且能给这些“道具”派上适当的用场，使其发挥应有的作用。
篇2：浅析鲁迅小说的的艺术特点
浅析鲁迅小说的的艺术特点
恩格斯针对欧洲文艺复兴时期说过：“这是一个需要巨人，而且产生了巨人的时代。”同样，我国的“五四”运动时期也是一个需要巨人，并且也产生了巨人的时期。鲁迅就是这个时代所产生的巨人之一。“ 鲁迅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他不但是伟大的文学家，而且是伟大的思想家和伟大的革命家。”鲁迅是中国现代文学的奠基人，他的创作作品数量丰富，影响深远，在诗歌、小说、杂文等领域都取得了重大成就，并且他的作品深刻地反映了他所生活的那个时代的特点，具有伟大的现实意义。鲁迅的小说创作，先后结成《呐喊》、《彷徨》和《故事新编》三个短篇小说集。它以其独特的艺术魅力，拨动了千百万读者的心弦，使青少年一代受到感染和教育，永远不能忘怀。本文试从语言、结构、人物形象、题材等方面的艺术特色进行分析。 一、简笔传神的语言风格
“中国现代小说在鲁迅手中开始，在鲁迅手中成熟”固然是一个奇迹，中国现代白话文学语言在鲁迅手中开始，在鲁迅手中成熟则是一个更大的奇迹。 鲁迅是新文学运动以来第一个用白话写小说的。他主张：“写完后至少看两遍，竭力将可有可无的字、句、段删去，毫不可惜。”他的小说的语言具有文约意深、简笔传神的风格。具体来说，有以下三点特色。
(一)锤炼字句，准确、精炼。例如《药》中写：“华大妈在枕头底下掏了半天，掏出一包洋钱，交给老栓，老栓接了，抖抖的装入衣袋，又在外面按了两下。”这一段话用了“掏”、“掏出”、“交给”、“抖抖的”、“装入”、“按了两下”等动词和形容词，形象地描写勤劳俭朴的华老栓夫妇省吃俭用积攒下来的血汗钱，要拿去买人血馒头治儿子的痨病时小心谨慎地沉重心情。
(二)联辞结采，出神入化。鲁迅运用比喻、借代、对比、排比和反复等修辞手法，使作品出神入化，耐人寻味。 1.比喻：如《药》中写：“老栓也向那边看，却只见一堆人的后背;颈项都伸得很长，仿佛许多鸭，被无形的手捏住了的，向上提着。”用提着颈子的鸭来比喻人们踮着脚伸着头，拥挤在刑场周围看斩首的情形，反映了他们愚昧、麻木。比喻新奇、贴切。 2.借代：如《孔乙已》中写：“如果出到十几文，那就能买一样荤菜，但这些顾客，多是短衣帮，大抵没有这样阔绰。只有穿长衫的，才踱进店面隔壁的房子里，要酒要菜，慢慢地喝。”用“短衣帮”指代穷苦的人，用“穿长衫的”指代当时有钱的上层分子。用不同的衣衫代替不同的人们，发人深思。
3.对比：如《故乡》中写闰土少年形象是“紫色的圆脸，头戴一项小毡帽，颈上套一个明晃晃的银项圈”。二十年后的闰土形象是“他头上一顶破毡帽，身上只一件极薄的棉衣，浑身瑟索着;手里提着一个纸包和一支长烟管，那手也不是我所记得红活圆实的手，却又粗又笨而且开裂，像是松树皮了”。采用对比手法描写闰土的少年和二十年后变成一个“木偶”人，表现了鲁迅对闰土的无限同情。
4.反复：如《孔乙己》中第三、第四和第六节有：“才可以笑几声”、“引得众人都哄笑起来”、“众人也都哄笑起来”，反复了三次，说明孔乙己在人们的心目中只是一个笑料。还有掌柜讲：“还欠十九个钱呢!”“你还欠十九个钱呢!”、“孔乙己还欠十九个钱呢”等四次反复，说明掌柜不关心孔乙已的死活，只关心孔乙己“欠十九个钱”，表现孔乙己的可悲命运。 5.排比：如《伤逝》中有几处排队比句式：五个“这样的”、二个“我憎恶”、三个“我要”，表现涓生倾吐对子君的思念和悲伤的心情，抒情色彩很浓。
(三)标题简洁，高度概括。例如《伤逝》可以理解为“伤悼死去的子君”，也可以解释为“伤怀流逝的时光和逝去的子君”。《药》，不是治病的药方，是由革命烈士的血染的馒头作“药”治痨病，含义深长。《故事新编》八篇的标题是《补天》、《奔月》、《铸剑》、《起
死》、《非攻》、《理水》、《采薇》、《出关》，其中《补天》原名《不周山》，《铸剑》原名《眉间尺》，改后的标题更能表达作品的主题思想。《补天》寄托作者造就新人、补天救民的宏愿，《铸剑》表现作者铸剑报仇的战斗精神。
二、以显示个性为准则的小说结构形式
鲁迅小说不以故事情节的曲折离奇取胜，而是以塑造栩栩如生的个性著称。他的小说结构以显示人物个性为准则，结构形式丰富多彩。鲁迅小说的结构形式主要有：
(一)单一线索结构。以一个中心线索贯串整个故事情节。如《一件小事》分撞车前和撞车后来写，结构分明。《社戏》从看戏前写到看戏后，按时间顺序组织结构。《幸福的家庭》把青年作家的构思与现实的纷扰交叉起来写，反映了知识分子的困难处境。《肥皂》围绕着“把皂”与孝女的关系展开故事情节，巧妙地揭穿了四铭的假道学面目。
(二)两条线索结构。可以主线和副线出现，也可以明线和暗线出现。《故乡》主线写“我”，副线写闰土;同时又以对比的方法来组织故事情节。通过二十年前天真活泼的看西瓜的小闰土与二十年后凄苦的闰土形象的对比，反映了封建社会农民穷困的生活现实;二十年前闰土喊“我”为迅哥，亲密无间，二十年后闰土叫“我”为“老爷”，前后称呼的对比，突出了阶级的存在造成了人与人之间的隔阂;还通过宏儿与水生的关系、儿时的“我”与少年闰土关系的对比，表现了作者对理想社会的追求。《药》有明线和暗线两条线索，明线是华老栓买人血馒头给小栓治痨病，暗线是革命者夏瑜被统治者残杀，两条线索通过人血馒头贯串成一个故事情节。这样明暗线的情节结构是很巧妙的，给读者留下深刻的印象。
(三)截取生活片断结构。这是通过几个典型事件来表现人物的写法。《孔乙己》属于纵向片断型结构，按先后顺序写孔乙己几次到咸亨酒店的情景。《阿Q正传》从总体看是纵向片断型结构，但其局部写“优胜纪略”、“恋爱的悲剧”、“生计问题”、“从中兴到末路”、“革命”“不准革命”和“大团圆”，写阿Q生活的方方面面，又是横向片断型结构。
(四)采用倒叙和补叙的笔法。先写结局，然后补叙、追忆人物的悲剧过程。如《祝福》，先写祥林嫂之死，然后补叙她悲剧的一生。《伤逝》从涓生搬回会馆、追悔子君之死写起，然后回忆他和子君认识、相爱、同居、分离、子君死亡的悲剧过程。
(五)按事物的内在逻辑关系来组织情节结构。《狂人日记》通篇都是写狂人的病态心理，但可以从中理出一条线索。狂人从历史上研究，发现字缝里是“吃人”;而且看现实社会是人吃人的社会，看出吃人者的虚伪手法;最后，狂人发出“救救孩子”的呼声，呼吁大家都来推翻这人吃人的社会。这篇小说层次分明，逻辑性很强。
(六)采取侧面烘托与正面描写相结合、历史和现实相结合的手法安排小说的结构。《理水》第一节写现实文化山上的学者议论到底有没有禹这个人;第二节写绅士和学者恭迎大禹;第三节写大禹治水的英雄形象。写文化山上的学者和水利考察大员的腐败，从反面烘托了大禹的一心为公，同时把历史和现实结合起来，组成浑然一体的结构。 茅盾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评价鲁迅小说的结构形式时说：“在中国新文坛上，鲁迅常常是创造‘新形式’的先锋;《呐喊》里的十多篇小说几乎一篇有一篇的形式，而这些新形式又莫不给青年作家以极大的影响，必然有多数人跟上去试验。”
三、典型化手法塑造生动传神的人物形象
鲁迅小说中，有些篇章是以农民为题材的。这些作品描写了二十世纪初中国农民的生活、思想，以及他们在人生海洋中的呻吟和挣扎，塑造了许多真实的农民形象甚至驰名世界的典型。在这长长的农民形象的画廊中，有以精神胜利法著名的阿 Q ，有怀着恐惧死去的祥林嫂，有倔强泼辣的爱姑，有慷慨好客的六一公公，有背负着生活重担,忧郁的闰土。对他们的描写，鲁迅多是撷取他们生活中的一个断片，或所谓“半生事迹”，或是从童年写起，直到二三十年后的种种切切。这样人们也就可以从他们身上更清楚地看到一个时代农民生活的历史，看到鲁迅对造成他们灾难的社会根源的探索。我们不知道阿 Q 童年是怎样生活过来的，但闰土少年时代的生活风貌，却被写的生动具体，有生有色。他是那么智慧、勇敢，心胸开朗，说起海边农村的事来，无论是田里看瓜、刺猹或海滩上捉跳鱼、拣贝壳，无不滔滔不绝，娓娓动听。从《故乡》里这个活跃在瓜田海滩上，健壮、活泼，见多识广，口齿伶俐的闰土，我们很容易联想到《社戏》中摇着航船生气勃勃，敢于闯荡的双喜、阿发、桂生，这群农民的孩子和闰土一样，虽然小小的年纪，却都有适应农村生活的本领，他们除了放牛、撑船、钓虾外，“没有一个不会凫水的，而两三个还是弄潮好手”。劳动生活锻炼了他们的胆量，大自然广阔的天地丰富了他们的智慧，而且他们都有着劳动人民传统的淳朴、厚道和热情。长年生活在这偏僻的海边小村上的农民，十之有九都不识字，不懂得那么多的圣贤经传。小朋友们在一起玩乐，虽然年纪相仿，“但论起行辈至少来，却至少是叔子，有几个还是太公，一村老老小小，也绝没有一个会想出‘犯上’这俩个词来”。村里的农民们，都是慷慨好客，友爱热情，一家有客人，都是大家的小朋友们在田野里放牛、钓虾，钓的虾都是小客人。这些农民的孩子，千方百计地劝说大人，让他们摇着船带小客人去看戏，并尽心地照料途中的安全。看戏回来的航程中，偷罗汉豆吃是《社戏》最引人兴趣的场面。因为煮豆是要请客吃的，所以阿发兴奋地说：“偷我们的吧，我们的大得多呢”。这样淳朴、厚道的思想，在“人不为已，天诛地灭”地旧社会里，象一粒光明的火种，使人心明眼亮，看到生活地未来和希望。 主要农民形象有阿Q(《阿Q正传》)、祥林嫂(《祝福》)、单四嫂子(《明天》)、爱姑(《离婚》)、七斤(《**》)、闰土(《故乡》)等。 鲁迅的小说集中地揭露了封建主义的罪恶，描写了知识分子的命运，并对他们的前进道路进行探索。所以孔乙己、陈士成的人生悲剧都是封建制度走向崩溃时期的历史悲剧，因为科举制度是依附于封建制度的，封建制度一崩溃，走科举之路的知识分子就必然会有“皮之不存，毛将焉附”的悲剧。鲁迅不选科场上的得意者丁举人做主角，而让穷困潦倒的孔乙己们做主角，就反映了他对这一时期知识分子历史命运的认识，鲁迅正是要通过这一类知识分子形象的塑造告诉人们：随着封建社会走向历史行程的末尾，曾经给广大中下层知识分子带来过希望的科举之路，早以成了一条走不通的死胡同。如果说《呐喊》中的孔乙己和陈士成，作者是含着眼泪为他们送葬的话，那么《彷徨》中的四铭和高而础，作者是毫不怜惜自己的憎恶和讽刺，竭力诅咒他们的死亡。不论四铭、高而础或者他们那伙狐群狗党，表面上都是道貌岸然，满腹经纶的正人君子，但骨子里却庸碌无为。他们仇恨一切新事物，疯狂咒骂“五四”新文化，口口声声要“挽颓风”“存国粹”，作者用漫画式的手法，揭穿这伙“做戏的虚无党”的龌龊本性。对这类封建卫道者的有力鞭挞，是同文化界阶级关系的新变化相适应的，在五四运动高潮时，统一战线中的右翼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以胡适为代表就已经开始了反马克思主义的活动。随着革命斗争的深入，统一战线内部的分歧逐渐发展成为分裂，在这次分裂中，鲁迅一方面在深入地思索和探求，一方面继续着“五四”前期的战斗，向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封建军阀和他们的奴才展开了规模巨大的斗争。主要知识分子形象有狂人(《狂人日记》)、吕纬甫(《在酒楼上》)、魏连殳(《孤独者》)、涓生、子君(《伤逝》)、陈士成(《白光》)、孔乙己(《孔乙己》)、四铭(《肥皂》)、高尔础(《高老夫子》)等。 四、从容的叙事方式
叙事是小说最重要的表达方式，而叙事方式的特点则是小说作者个人风格的最直接的彰显。作为一位在理论上完成《中国小说史略》，实践上以30多部中短篇小说垂范的小说家，鲁迅在小说叙事方式上不断探索、创新，从而形成极具个性特征的叙事风格。准确把握鲁迅小说叙事方式的特点，对于我们实施鲁迅小说的教学，无疑有着重要的实际指导意义。鲁迅小说叙事方式主要具备简洁、冷峻、从容三个方面的特点。
(一) 简洁。
简洁体现小说家叙事时信息呈现的高效。鲁迅继承中国文学语约意丰的传统，在有限的篇幅里多角度多层次呈现丰富的信息，表达深厚的情感，传达深刻的思想。其小说文字的投放量与呈现的信息基本成反比，显示出同时代及后世小说家难以企及的经济和高效率。他一生虽然没有完成一部长篇小说，留存的三十多部中、短篇小说，就承载的信息量而言，大多可视作长篇巨制的浓缩。为臻此效率，鲁迅的叙事力求简洁，在内容的剪裁、文字的删削、叙述角度的精选、结构的安设等方面殚精竭虑、惨淡经营。他的小说多采用第一人称作为叙述视角，有意识地“简化”旁观者对当事人行为的反应。《祝福》由此而变成一个“我”所知道的苦女人的故事，《孔乙己》记录的是一个酒店伙计眼中的落魄读书人的遭遇。《药》采用双线结构，让夏瑜的革命活动与华老栓一家的琐碎生活构成对比，在突出主旨的同时，省却了不少的篇幅。否则，茶客谈话中的夏瑜狱中生活，改为正面描写，既费笔墨，又不能见出当时民众对夏瑜事迹的反应。至于鲁迅通过词语的推敲打磨造就的“简洁”，教学中可沿袭古典诗词的“炼字”传统。杜甫《兵车行》“牵衣顿足拦道哭”七个字，写了四种动作，表达三种情感。鲁迅小说中叙事词语的简洁，也在追攀这样的高度。《孔乙己》里表现孔乙己为“回敬”别人对自己的奚落而“排出九文大钱”，被打残后的“摸出四文大钱”;《药》里面华老栓在装钱的衣袋外反复“按一按”，康大叔“抓过洋钱”后还要“捏一捏”;凡此种种语词的选用，都可看出鲁迅对文字最大表现力的有意追求。在教学鲁迅小说时，应当留意这种有些“刻意”的追求。
(二) 冷峻。
冷峻指的是小说家叙事时情感表达的高度节制。简洁的外在标志是文字的投放量，而冷峻的标尺是情感投入的深度。小说家的情感越深厚，其叙事越能收敛情感的偏向或外溢。鲁迅小说叙事的冷峻，是对中国文学似淡实浓外癯内腴传统的继承和光大。在教学中，我们尤其要扣紧鲁迅作品里那些貌似无情实有情的文段和句子。《祝福》中有这样一段对话，是“我”问四叔家的短工祥林嫂“怎么死的”，结果短工这样回答： “怎么死的?——还不是穷死的?” 这就是典型的“冷峻”!反问里蕴涵着短工的愤苦和无奈。读者正是从这样的“无情”处感受到“有情”。
《药》里面当茶客们谈完夏瑜的狱中生活，为华老栓、华小栓的“好运气”进行廉价恭维时，鲁迅写道：“小栓也趁着热闹，拼命咳嗽。”这句话真是“阴冷”到读者的心里，激出却是作者对普通民众“哀其不幸”的一腔热血!
篇3：鲁迅小说的悲剧艺术
鲁迅小说的悲剧艺术
鲁迅是享有世界声誉的伟大作家，他的小说在中国新文学史上是一座巍峨的丰碑。他取得这样辉煌的创作成就，除了他透视社会、解剖人生的政治热情和思想深度外，还与他自觉地在小说中运用悲剧艺术有关。鲁迅的小说正是实现了悲剧艺术的原则，从而获得了极高的审美价值和经久不衰的审美效果。下面本人拟就鲁迅小说悲剧艺术的产生原因、表现特征以及深远意义诸方面谈点自己的粗略见解。
一、鲁迅小说悲剧艺术的产生原因
第一 社会根源
文学是社会的反映，鲁迅的小说集中地反映了旧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病态面貌，充分地表现了辛亥革命前夕到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之前这一时期的历史特点。辛亥革命虽然结束了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但领导革命的资产阶级表现了它固有的软弱性和妥协性，甚至和封建主义相勾结，阻挠革命的发展，因而这个革命最终失败了。而以“五四”开始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虽然有无产阶级的领导和民主科学思想的指导，但由于领导者年轻幼稚以及没有同广大农民结合，所以人民仍然处于水深火热之中。这就是鲁迅小说反映的现实，是那个悲剧时代的真实写照。
第二 思想根源
1925年以前的鲁迅，还不是彻底的马克思主义者，他用来解剖人生和社会的最主要的武器是进化论和个性解放。鲁迅站在革命民主主义立场上，引申达尔文学说里辩证主义观点，因而进化论使他坚信未来。个性解放鲁迅也不是把它作为目的，而是作为达到民族解放乃至社会解放的途径。由于鲁迅对社会黑暗消极面看得多一些，对光明积极面看得少一些，所以他的思想透露出一种强烈的悲剧精神。当然，鲁迅思想的悲剧精神绝不是悲观失望，而是包含了一种积极向上的正能量，闪耀着理想主义的思想光辉。
第三 作者的悲剧观
鲁迅认为：“悲剧将人生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这是对传统大团圆主义文学的有力批判。这里包含三层意思：(一)人生有价值的东西的毁灭，也就是真善美暂时被假丑恶所压倒，光明、正义和进步的力量暂时遭受挫折，遭受毁灭，其中必将包含着血与火的搏斗。(二)人生有价值的东西的毁灭，表现出来在时间上它不是偶然的，在空间上它不是一个点。正如亚里士多德在《诗学》中所说：“悲剧是对于一个严肃、完整、有一定长度的行动的模仿。”(三)“给人看”说明这 “人生有价值的东西”的毁灭，已经成为审美对象反映形态的艺术，使人奋发产生审美愉悦心情。
二、鲁迅小说悲剧艺术的特色
(一)选材严，开拓深
“五四”前后文坛上的作家大多描写男女恋爱风花雪月，而鲁迅把他所见所闻的农民和知识分子的景况再现于笔下。他的每一篇小说都深刻发掘题材的内在意义，突出一个或几个与社会和人民有关的问题。如《药》、《阿Q正传》、《**》等，是以辛亥革命张勋复辟等政治事件为背景，借以表现主题。《孔乙已》、《祝福》、《伤逝》、《离婚》等，把人物的悲剧原因与社会制度联系起来，揭示出这些人物悲剧的根本原因是封建社会制度。可以说《呐喊》和《彷徨》这两个小说集从不同侧面描写了从辛亥革命到“五四”前后中国社会生活的`风云变幻，反映了那个时代的本质和时代的精神。
(二)以典型化手法表现人物性格特征
鲁迅说他的小说中的人物，往往嘴在浙江，脸在北京，衣服在山西，是一个拼凑起来的角色。所说的拼凑，并非随意生拼硬凑，而是采取许多内在的神貌相同或近似的人物，采用画眼睛和勾灵魂的手法，仅用一个特征、一句话，就勾勒出一个人物的性格特征。例如狂人、孔乙己、闰土、阿Q、祥林嫂……，还有《阿Q正传》中的赵太爷、《**》中的赵七爷、《祝福》中的鲁四老爷等封建顽固派人物，成了现代文学人物画廊上第一流的艺术形象。
(三)小说结构形式多样化
1、单一线索结构。以一个中心线索贯串整个故事情节。如《一件小事》分撞车前和撞车后来写，结构分明。《社戏》从看戏前写到看戏后，按时间顺序组织结构。 2、两条线索结构。《故乡》主线写我，副线写闰土。《药》明线是华老栓买人血馒头给小栓治痨病，暗线是革命者夏瑜被反革命者残害。3、截取生活片断结构。这是通过几个典型事件来表现人物的写法。《孔乙己》属于纵向片断型结构。《阿Q正传》从总体看是纵向结构，但其局部又是横向片断型结构。4、采用倒叙和补叙的笔法。如《祝福》，先写祥林嫂之死，然后补叙她悲剧的一生。《伤逝》从涓生搬回会馆、追悔子君之死写起，然后回忆他和子君认识、相爱、同居、分离、子君死亡的悲剧过程。
三、鲁迅小说中悲剧艺术的意义
在古希腊和古罗马的悲剧艺术中，悲剧主人公往往都是才华超众、本领高强的人物，他们和厄运进行顽强抗争，但是最后不可避免地都遭到失败和覆灭。19世纪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家大多描写的是资产阶级带来的种种悲剧，主人公大多虚伪贪婪。作家们或者从人性出发去揭示性格悲剧，或者从人道主义出发去揭示社会悲剧。与上述两种悲剧不同的是，鲁迅作品中的主人公既不是叱咤风云的特异人物，也不是精明自私的资产阶级或小资产阶级代表人物，而是微乎其微的普通庸众，他们大都是不觉悟和愚昧麻木的。比如阿Q的精神胜利法，它既是阿Q的性格特征的体现，又是统治阶级思想的曲折反映，同时又是民族传统文化历史积淀的结果。再如孔乙己的不肯脱下长衫，祥林嫂再嫁时的反抗，我们都可以从中找到历史的民族的文化传统方面的原因。鲁迅通过小说悲剧艺术来“疗救”精神病毒者的灵魂，即改造国民性，这正是鲁迅伟大和深刻的地方。
由于鲁迅着力描写的是普通庸众的悲剧，又由于鲁迅在写出社会悲剧的同时，着重写出了人物的精神悲剧，因而扩大了小说悲剧作品的审美范围，加深了小说的悲剧色彩和思想容量，从而使他的作品获得了很高的审美价值，产生出永久的艺术魅力。
篇4：鲁迅小说的讽刺艺术
鲁迅小说的讽刺艺术
一、以乡愚的眼光嘲讽
乡愚即乡镇愚民，他们的产生与中国传统乡镇生活环境有着密切的关系。在物质财富相对贫乏以及信息相对闭塞的情况下，乡镇居民的思维方式往往具有某种特定的局限，尤其在城市兴起，形成了自己相对庞大的经济与文化规模之后，乡镇居民的知识水平与理解力就更加趋于弱势，而以他们的眼光来看待新生事物或者与他们的生活环境有所不同的事物时，往往会产生令人发笑的效果，因此，往往被智识之士称为愚人。与此同时，乡愚的朴实、无知与憨直成为对于装腔作势的官方礼仪的有力的攻击。乡愚式的嘲讽在我国古代文学作品中很多，最典型的莫过于睢景臣的《般涉调・哨遍・高祖还乡》，以一个乡下愚民的口吻风趣而犀利的笔调揭露了封建统治者装腔作势的伪善嘴脸，无论“真命天子”如何乔装改扮，在对他知根知底的乡愚们面前，都要脂粉脱尽、原形毕露，用巴赫金的话说，这是典型的“脱冕”，而这一“脱冕”则是通过一个愚人――一个乡间愚民的无知却又质朴真实的眼光而达到的，但是这种眼光却具有所向无敌的洞穿虚伪的揭露力量。
二、白描中暗含讽刺
白描本是国画的一种基本技法，指的是不着颜色，纯用墨线勾描物象。我国素有“白描打底”的传统，无论是画人物肖像，还是花鸟山水，是工笔画，还是水墨淡彩画，都把白描勾勒当作绘画之本。白描同样是中国小说创作的一种基本技法。它在小说创作中主要表现为：不作静止的、繁重的描摹，而是用最简练的笔触，勾画一些富有特征性的外部现象，使读者通过自己的联想，感受到描写对象的整体品貌、内在生命和全部关系，得到美的享受。在鲁迅小说中，作者往往使用白描手法就让讽刺对象无以遁形，收到了强烈的讽刺效果。
三、以对照手法冷静、客观讽刺
中国有着一千多年的`封建历史，人们的封建思想根深蒂固，人有尊卑之分，命自然有贵贱之别，在中国革命还没有胜利、社会处于动荡的旧社会，以赵太爷、鲁四爷等为代表的封建地主牢牢掌握着其他人的命运，他们可以任意践踏其他劳动人民，而在下层劳动人民的眼里，他们高高在上，仗着有钱有势对别人的剥削和压榨都是理所当然毫无异议的。比如阿Q调戏了赵家的佣人吴妈，赵家便可以随意毒打阿Q，还与阿Q签订了极不公平的五大条件，而在阿Q和其他人看来，这些都是理所当然的，赵家想怎么做就可以怎么做，而且错的都是自己，对的都是赵家。又如，鲁四爷对祥林嫂的去留具有决定权，实际上也意味着对祥林嫂的生死具有决定权。在刻画赵太爷等人的时候，作者往往采用对照手法对他们进行辛辣的讽刺。
四、巧妙的讽喻手法
讽喻是一种重要的文学表现手法，它利用人物及对其行动的叙述，使一隐喻得到引申，从而达到讽刺的目的。在我国最早的诗歌总集《诗经》中已出现了讽喻作品，如《邶风・新台》讽刺卫宣公霸占儿子的新娘，以新娘的口吻写出：“鱼网之设，鸿则离之。燕婉之求，得此戚施。”鸿即蛤蟆，诗歌以癞蛤蟆的形象比作卫宣公，表达新娘对卫宣公的憎恶。自《诗经》之后，又出现众多反映当时政治的黑暗和人民的苦痛的作品，唐朝诗人白居易要求诗歌创作要起到“补察时政，泄导人情” 的作用，他的著名的讽喻诗《卖炭翁》充分体现出他对社会、对政治、对人民的强烈正义感和责任感。深受古典文学影响的鲁迅，其讽喻手法的应用，犀利而睿智，以《故事新编》为代表，其重要特点是以古喻今，以古人古事讽喻今人今事。鲁迅说《故事新编》“叙事有时也有一点旧书的根据，有时却不过信口开河。而且因为自己的对于古人，不及对于今人的诚敬，所以仍不免时有油滑之处。”在写人叙事上显得无拘无束，其间非常巧妙地穿插了大量现代生活内容，不但使作品妙趣横生，而且很容易让人想到现实，增强了讽刺性。
五、反语的精当使用
反语就是说反话，或反话正说，或正话反说，运用实际上的意义跟字面意思正相反的词语或句子来表达意思的修辞方法。反语一般是用来批判、揭露坏人坏事，在文章中可以取得幽默、讽刺的表达效果，增强文章的战斗力。如恋人之间打情骂俏时姑娘对小伙子说“死鬼”、“讨厌”等实则是对对方的一种昵称和喜欢，而有矛盾的两人中一人对另一人说“你真聪明”、“你真行”等听起来是好话的其实是对对方的一种蔑视和讽刺。鲁迅是使用反语的高手,写人叙事，插入一两个反语，从表面上看是肯定和赞美，而实际上是否定和讽刺，不仅使文章充满幽默和活泼，而且使他的讽刺锋芒更为尖利。他自己也说：“我因为自己好作短文，好用反语，每遇辩论，辄不管三七二十一，就迎头一击。”由于作者强烈的批判思想，使他的反语往往显出反话正说的特点，且用词精当，一反即透，一步到位，决不留情。
篇5：鲁迅小说的象征艺术
鲁迅小说的象征艺术
一
“象征”一词在希腊语中本来是指“一块木板分成两半,双方各执其一,以保证相互款待”的信物,后来引申为观念或符号的代表。(袁可嘉《后期象征主义》,见《外国现代派作品选》第一册上,第二页),艺术中“象征”是属于美学范畴的一个宽泛的概念。意思是,通过某一特定形象以表现和暗示超越这一形象的含义和观念 。象征中既包孕着比喻中的暗喻成分,又包孕着寓言表述中的比附因素,但又有所生发和放大。美国学者劳・坡林(LawrencePerrine)指出:“象征的定义可以粗略的说成是某种东西的含义大于其本身”。“象征意味这既是它所说的,同时也是超过它所说的。”
在文学艺术的幼年时期,象征常通过事物与形象之间的比附来实现。如在我国,“龙”是中华民族的象征:熊罴是吉祥的象征;乌鸦是不吉祥的象征等等。在西欧基督教中,百合花总是象征着圣洁的童贞,洁白的羊羔象征着信徒等等。
这种早期象征艺术的一个重要特点在于:其事物与形象的比附内涵比较确定,不想现代派的象征主义那么晦涩和丰富,暗喻的成分较多,但是象征内涵比较丰富的作品也已经出现。这可以从屈原的《橘颂》和《山鬼》的比较中看出来。所以,在20世纪30年代关于《橘颂》与《山鬼》是否同为象征作品的讨论中,梁宗岱先生就认为《橘颂》是有象征意义和象征手法的寓言,而《山鬼》则是象征体作品。也就是说,此时中国已有象征体的诗赋出现了。
当然,现当代关于象征的内涵在不断的丰富深化和发展,现当代艺术意识中的象征,已不是用事物与形象之间的简单比附的方式所能达到的了。现当代艺术意识中的象征是一种创造艺术,一种新观念的寻求与诞生,现代的象征艺术魅力表现在:它往往以独特、完整的形象体系为基础,意蕴丰富、深邃,不是一眼所能望穿的。它大体有如下一些特点:(一)象征的观念带有一定的哲理性。(二)表现对象的荒诞性,这里的荒诞有两个层面的意思,一是形象形态上的荒诞性。如卡夫卡笔下的大甲虫,以乳为目,以脐为口的形天等。二是生活情理上的荒诞性,如贝克特的《等待戈多》。(三)艺术的抽象意义渗透于整个象征意象之中。
二
鲁迅的创作是立足于现实主义的,但鲁迅的创作却很受屈原和外国现代派的影响,特别是象征主义的影响因此,从鲁迅创作的第一篇白话文小说《狂人日记》开始时,就具有象征主义色彩。这一点,矛盾早在《读〈呐喊〉》中就指出:《狂人日记》是浸着“淡淡的象征主义色彩”的,“狂人”本身就是一个象征色彩较浓的人物形象。在这篇作品中,“古久先生”、“陈年流水薄子”、“狂人”、“黑漆漆的,不知是日是夜”的日子等,都具有浓烈的象征色彩。
鲁迅小说中的象征主义写作,大致有如下一些特点:一是从作品整体来看,是现实主义的作品,但在某些细节的处理上运用象征的艺术手法,如《药》、《明天》等。有许多研究者认为《药》中只有那一圈围着坟顶的红白花才是象征艺术手法的运用,其实这篇小说很有几处使用了象征的艺术表现手法。比如在环境的设置上就具有明显的象征色彩。“秋天的后半夜,月亮下去了,太阳还没有出,只剩下一片乌蓝的天;除了夜游的东西,什么都睡者”。这里设置的环境是黑暗的,“夜游的东西”和 “什么都睡着”从表面看来是对当时虚构的时间和环境的描写。而其实鲁迅这种描写是有其深意的,不是很具有对当时中国现状的象征意味吗?在小说的结尾处有一个细节也是很值得玩味的,这个结尾,肯定是象征艺术手法的.运用,但对于其象征的意味,则见仁见智,各有不同的解释。有的人认为乌鸦是革命者的象征;有的认为“意在创造一种开阔深远,明朗生动的意境和气氛,与写在夏瑜坟上平空添上一个花环,有相同的作用”。我认为都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因为这恰恰表现出象征意象的审美特征。每一个读者在对象征意象的审美过程中往往能领悟到意象所载负的某些抽象观念和哲理,但好的象征意象往往使人始终也难得出最确切的结论。不同的读者,因为知识、经验的结构不同,智慧程度不同,便会对意象“猜出”不同的意义来。所以文学象征意象所包含的意义显得神秘莫测,扑朔迷离。《药》的结尾由于采用了象征艺术手法,从而丰富了《药》的意蕴,使整篇小说给人一种玩味不尽的感觉。使读者产生丰富的想象空间,给读者以强烈的艺术感染力。
鲁迅小说在象征上的第二个特点是塑造的人物形象和事物有某种暗喻和象征意义。如:前面提到的《狂人日记》中的“狂人”;《长明灯》中的“疯子”和“族里的人”;《药》中的“华大妈”与夏四奶奶;《故乡》中结尾的“路”以及《狂人日记》中的“房屋”;《长明灯》中的“长明灯”等等。这些人或物,其表达的意义已经超越了其本身,须把它们放在一个更为宏大的背景下来欣赏和思考,而且其蕴含的意义又总是难以一言道尽的。这非常符合中国人的欣赏习惯。既有意蕴性, 又有层次性。
鲁迅白话小说具有象征意义的第三个特点是它的“寓言性”。这一点,在《故事新编》里表现得得尤为明显。孙刚先生把《故事新编》的文类定为“关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大寓言”其主要理由是《故事新编》中的人物以思想的“类意象”出现,即他们不再是他们本人,不是个别对象的个别特征的表象和观念,而是关于一类对象的综合表现和类型化的观念。[4]这样,这些人物和故事就不仅仅是人物和故事,而是某种哲理和观念的表达,充满了象征体类的特点 (《出关》、《采薇》等)。你很难想象鲁迅只是在演绎历史故事。在演绎故事的过程中,充满了鲁迅对时事的看法,可是你若把它与当时的时事一一对照,又很难讲对照的是哪一件具体的事和具体的人。所以,从以上几点来看,我认为鲁迅的作品像但丁的《神曲》一样,“兼具现实主义和象征主义”的特点。
三
鲁迅白话小说虽然大量使用象征主义艺术表现手法,甚至某些篇章也可以看成是象征体类的作品,鲁迅自己也对象征主义做过一定的研究,但鲁迅并不是一位刻意追求象征主义的作家。他在上世纪二十年代翻译波特莱尔的作品并评价《恶之花》时,认为波特莱尔的作品达到纯粹的美,“但这美是恶魔的美,而常有罪恶的自觉,罪恶首受美而变形,又复被美所暴露”。因此,鲁迅对古人和外来的象征艺术手法和象征主义,不过是采用“拿来”的态度,用象征的艺术性手法为自己所要表达的思想和精神服务,不是照搬,而是将其现代化与民族化。鲁迅曾说“我以为中国新的木刻,可以采用外国的构图和刻法,但也应该参考中国旧本木刻的构图模样。一面竭力使人物显出中国人的特点,来使观众一看便知道这是中国人和中国事。在现在,艺术是要有地方色彩的”同时,鲁迅认为现实主义是可以容纳现代主义因素的,认为现代主义中,强调主观性的合理部分,创新的精神,都可以在现实主义的基础上,加以吸收融合。“一切事物虽然以独到为贵,但中国既然是世界上的异国,这受点别国的影响即自然难免,似乎倒也无须如此娇嫩,因而脸红。单就文艺而言,我们实在知道得太少,吸收得太少。”
鲁迅虽然主张融合吸收,但绝不盲从,而是严格区分。在二十年代初,有人把一些非象征主义的小说说成是象征主义的。对此,鲁迅是坚决反对的。他指出:张三说李四的作品是象征主义。于是李四也自以为是象征主义,读者当然更以为是象征主义。“然而怎样是象征主义呢?向来就没有弄分明,只好就以李四的作品为例,所以中国之所谓象征主义和别国之Symbolism是不一样的,虽然前者其实就是后者的译语,然而听说梅特林是象征派作家,于是李四就成为中国的梅特林了”。[8]以讹传讹,鲁迅认为这是很可怕的现象。鲁迅这种认真严谨的学风、文风,是永远值得我们学习的。
篇6：鲁迅小说《社戏》的曲折和对比艺术
鲁迅小说《社戏》的曲折和对比艺术
《社戏》是鲁迅创作的一篇反映童年生活的短篇小说，主要内容是写过去三次看戏的经历：两次是辛亥革命后在北京看戏，一次是少年时代在浙江农村看社戏，两次看京戏，那乌烟瘴气、“不适于生成”的戏院子，实际上正是当时在封建军阀统治下那种保守、落后、混乱、冷酷社会现实的一个缩影。正是有这两次看京戏的懊恼和痛苦，才加倍反衬出少年时代那次看社戏经历的美好和愉快。小说后半部分主要写了“我”在平桥村一次看戏的经历，文中除了运用自然流畅、细腻生动的语言描绘了一幅幅天真烂漫的童年生活图景和如诗如画的江南水乡美景之外，在叙事时，行文曲折，善设波澜，一波三折，回转曲折的艺术技巧，令人叹为观止，具有强烈的艺术魅力。
《社戏》中曲折的艺术手段，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首先，体现在“我”盼望看到社戏的过程――峰回路转，一波三折。
看社戏的事情很简单：时间仅几个时辰，路途亦不遥远。可是作者却将简简单单的一件事写得一波三折，跌宕起伏。文章先写在我的童年乐土平桥村，“我”可以钓虾、放牛，干一些有趣的事，然后宕开一笔写“我”的.“第一盼望”是“看戏”。平桥村有趣的事那么多，每一件事对于“我”都是新鲜的、有趣的。可是“我” 最盼望的是“看戏”。可见“看戏”这个愿望在“我”心目中所占的分量极重。好不容易盼到了，眼看“愿望”就要实现了，“我”多么高兴啊!可是“在早上就叫不到船”。此为一折;“央人到邻村去问，也没有”，盼星星、盼月亮，好不容易盼到了，竟因无船去不成，使“愿望”变成失望， “愿望”落空了，可晚饭时忽地发现“八叔”的航船回来了，事情突然有了转机。“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没有船，不能去，现在船有了，这“愿望”可总算能够实现了，“我”精神为之一振，对看社戏充满了希望，心情也变得轻松愉快起来，此为二折;然而外祖母和母亲的“迟疑”又为“我”的高兴蒙上了一层灰暗，希望的泡沫将要破灭，此为三折;忽然，情况有了转机，双喜的三条理由又说服了她们。此时，看社戏的愿望终于可以实现了，“我的很沉重地心忽而轻松了，身体也是似乎舒展到说不出的大”，此为四折。这段精彩的叙述，曲折细致地刻画了“我”的“盼望――沮丧――希望――失望――轻松”的心理变化过程，跌宕起伏，扣人心弦。
其次，体现在“我”在赵庄看戏的内容――潮起潮落，跌宕起伏。
这个情节更是一波三折，曲折多变。按照儿童的天性，小孩子看到铁头老生，当然最想看他“连翻四十八个筋斗”，“但那铁头老生并不翻筋斗”而是在打仗，还有小旦单调地唱腔，加之看客少，演员们不肯 “显本领给白地看”，不免有些失望，此时的心情与来赵庄时的兴高采烈形成鲜明的对比;于是盼望最喜欢的“扮蛇精”“跳老虎”的戏，但演员始终没有出场，却 “又出来一个很老的小生”，这无疑为本来失望的心情又增添了一份沮丧，于是疲倦了，睡眼朦胧了。小说的情节看似趋于平静，在这里，其实作者是在为下文的高潮叠起“蓄势”。就在情绪低落的时候，好戏来了，绑着打小丑的戏一出场，“大家又振作精神笑着看”，因为这是“最好的一折”，这时“我”兴奋的心情达到了高潮;然而老旦的出场又让“大家很扫兴”，她先是“踱来踱去的唱”，后来竟然坐下唱，这时“我”的心情由“担心”到“忍耐的等着看”，再到因失望到极点的怒骂，最后终于熬不住，带着失望与留恋的复杂心情回去了。作者在这段叙述中，既有潮起潮落，又有平波微澜，或对比，或蓄势，曲折生动地把一个孩子看社戏的心理刻画得惟妙惟肖，淋漓尽致，让读者有如临其境的感觉。
严羽在《沧浪诗话》中说“语忌直，意忌浅，味忌短”，清代的袁枚在《随园诗话》中说过“文似看山不喜平”、“文须错综见薏，曲折生姿”、“为人贵直，而作诗文者贵曲”。含蓄、曲折的艺术技巧能收到引人入胜的艺术效果。正因为鲁迅运用了曲折的表现方法，才让《社戏》显得曲折生动，跌宕起伏，引人入胜，耐人寻味。
鲁迅文学作品中的对比艺术，更是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
《社戏》写了三次看戏的经历，前半部分写他在北京戏园子里两次看戏的经过和感受，后半部分回忆小时候在赵庄看社戏的经过和感受。前半部分反映了当时昏暗混乱的社会环境，批判了人们的自私冷漠;接下来则一改前文的杂文讽刺的笔调，用抒情的笔墨描绘出了农村如诗如画的风景，村民的热情好客，小伙伴们互助互爱的友谊，突出了劳动人民淳朴、善良、友爱、无私的美好品德。两相对照，反映出作者对人与人之间平等、融洽关系，对未来美好生活的向往和追求。也通过这两次看京戏的懊恼和痛苦，才加倍反衬出少年时代那次看社戏经历的美好和愉快。
《孔乙己》《故乡》《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祝福》等作品中都成功运用了对比的艺术手法。《孔乙己》中在情节上以酒店中众人的四次哄笑浪潮，反衬看客们的麻木不仁，冷漠无情，达到“以乐写哀，让哀更哀”的艺术效果;在人物塑造方面，把未中举人的孔乙己和顺着科举制度的梯子爬上去的丁举人做了鲜明的对比：都是读书人，但是两人的命运遭遇截然不同，成功了的丁举人可以肆意践踏没成功的孔乙己的生命，可以置他于死地，这样在对比中揭露了封建科举制度的罪恶;《故乡》中，作者把记忆中的故乡和现实中的故乡做了对比，一个美丽温馨，一个衰败荒凉。在对比中，显示了旧中国农村面貌的每况愈下、日益衰落的现实;在人物方面，把少年闰土和中年闰土又做了对比，揭示了旧中国农民悲惨的命运;《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中，鲁迅也成功地运用了对比的手法，百草园是儿时的乐园，充满了无限的乐趣。可是，三味书屋的读书生活，单调、枯燥、毫无乐趣可言。正是通过这样的对比，表达了作者对童年生活的向往和追忆，批判了封建教育制度的不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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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小说的“道具”艺术（共6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