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语】“不得不顶”通过精心收集，向本站投稿了10篇证券结算制度的国际比较与借鉴，小编在这里给大家带来证券结算制度的国际比较与借鉴，希望大家喜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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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证券结算制度的国际比较与借鉴
来源:证券市场导报
证券结算制度是随着证券交易方式由“一对一”的分散状态向场内集中交易的发展而产生的，随着证券结[[算制度的不断完善与日趋成熟，除完成基本结算业务外，还在于强化风险控制、促进市场统一、提高交易效率，其先进性、安全性、效率性、前瞻性如何，将直接影响证券市场的运作发展。
篇2：证券结算制度的国际比较与借鉴
上海财经大学 孙明明
广义的证券结算，是一个与证券交易平行的范畴，指成交后交易各方履行相应权利义务的总过程；狭义的证券结算，指交易各方对应收应付证券与价款的转移交收操作。从内容上看，狭义证券结算包括证券交割(Delivery)和资金交收(Payment)两方面，而广义证券结算则包括对盘(Comparison)、清算(Clearance)、(狭义)结算(Settlement)等环节，它涵盖了交易后服务(Post-Trade Services)的主要内容。本文所述之证券结算，主要指广义概念。
三种主要的证券结算模式
模式之一：香港和台湾。这两个地区证券市场起步早于大陆，其证券经营结算制度也很具特色。香港中央结算系统的参与者主要有四类：联合交易所会员经纪商、托管商、证券抵押人、融券人，联交所每天交易量的95%左右由该系统完成交收。在建立过程中，该系统吸收了美国证券市场的经验，并借鉴了G-30的建议，被认为是一个比较先进的证券结算系统。该系统以一套电脑帐面交收制度取代了联交所以前以实物为基础的对付手工交收制度，并在运作过程中采取风险转移式交收，由中央结算公司利用自身中央结算地位，充当买卖双方的交收对手，并为净额交收提供保证。这样，每个经纪商都与中央结算公司保持净额交收，交收风险完全由中央结算公司控制和承担。为确保交收完成，该系统设有风险管理与保证金制度，由中央结算公司为每个经纪商设立一个上限，限额以内的证券交易可以进行净额交收，超限额部分只有符合一系列严格条件才可纳入净额交收，否则必须进行逐项交收，且中央结算公司对此不提供交收保证。另外，香港中央结算系统的风险保证基金也发挥了重要作用，它用于在某一经纪商不能履约时，先抵付损失，以保证其余交收不受影响，再向该经纪商追索。
台湾实行的是较为独特的“证券集中保管帐簿划拨制度”，即建立证券集中保管公司(简称集保公司)，通过岛内联网，把证券交易所、证券金融公司、证券商、保管机构、债券自营商等纳入系统。这一制度的显著特点是采用多层次帐户管理模式，投资者的集中保管帐户由证券商管理，称为二级帐户；证券商的保管划拨帐户由集保公司管理，称为一级帐户。该系统采用净额交收方式，但交易所本身并不参与买卖，它在集保公司开设的帐户是过渡性的，用以完成真正的交易各方之间的交收。台湾的证券结算制度在一定程度上与大陆证券市场运作模式相似，但它比较注重各方的法律关系，权利义务非常明确。
模式之二：美国和日本。两国都有多个证券交易所，也曾相应存在各个自成体系的证券结算系统。近年来，随着证券市场统一趋势的发展，美日等国各自的证券结算系统也逐步合并。1991年10月，日本全国172家经纪商和41家银行共同组建了一家会员组织――日本证券托管中心(JASDEC)，JASDEC逐步集中托管了全国99.5%的股份公司股票，并通过日本证券清算中心统一了全国八大交易所和店头市场的清算业务，其债券的托管则统一由日本银行(中央银行)的登记机构与清算体系办理。美国在这方面起步更早一些，目前其主要的股票结算公司是国家证券结算公司(NSCC)，主要的托管机构是保管信托公司(DTC)，它集中了纽约交易所、美国交易所、NASDAQ等市场的上市股份的托管与清算业务，业务量占全国90%以上。另外还有几家较小的'结算公司，但它们都与NSCC、DTC实现联网，客户只需一个帐户便可完成不同市场间交易的结算。美国的政府债券则统一由全美债券清算公司(GSCC)和两家结算银行(化学银行和纽约银行)办理，这与政府债券(尤其是短期政府债券)在美国证券市场的突出地位有很大关系。
模式之三：塞德尔(CEDEL)和欧洲清算系统(EUROCLEAR)。这两大国际证券结算机构是为实现跨国证券交易而成立，主要为场外业务服务。CEDEL和EUROCLEAR充分利用各国现有的证券结算机构作为其代理，使客户可在24小时内投资于不同国家的证券市场。尤其是90年代初，这两大结算系统完成了主机联网，实行全球24小时分时段连续交收，极大方便了国际间证券交易。在运作方式上，CEDEL采取逐项交收方式，系统对客户指令会自动核对，如条件不符则报告交收失败。作为国际性结算组织，CEDEL的最大特点是把风险管理贯穿于整个运作过程，系统只负责按客户指令配对交收，始终不介入交易当中，也就不承担交收风险。另外值得注意的是，CEDEL为缓解会员因暂时性资金不足而可能导致的交收失败，可向会员提供48小时融资服务，但要求条件很高，因而风险较小。
特性与共性分析
上述三种证券结算模式各有特点。香港和台湾属单一市场类型，一国(或地区)只有一个证券交易所，因而结算系统相对简单；美国和日本则是典型的多市场类型，各交易所的结算制度不尽相同，如何做好结算制度统一，方便客户在不同市场间投资选择，是这些国家证券结算制度发展面临的重要问题；至于CEDEL与EUROCLEAR，则实现了跨国证券结算，有力推动了国际间证券交易发展，目前各个有意走向开放的证券市场都在积极调整结算制度，争取成为CEDEL与EUROCLEAR成员，从这个意义上说，这两大组织在客观上促进了世界范围内证券结算制度统一。
这三种模式也存在共性。80年代中期以来，随着证券市场大发展，证券结算的作用日益突出，制度建设也进行得轰轰烈烈。纵观各国市场所作的努力，不外乎以下三个主要方面。
第一，统一结算制度，促进市场统一。不少国家存在两个或更多的证券交易所，还有大量场外市场，这在客观上造成了市场分割。要充分发挥证券市场的资源配置功能，就必须实现资本自由流动(至少一国之内应如此)。证券市场的统一，不是一个地域概念，不是指全国只搞一个证券市场，而是取消不同市场间的非经济壁垒，不同市场间以价格作为引导资本投向的主要因素，实现资本不同市场间的自由流动。实现证券市场统一，可以选择统一证券结算制度作为切入点，这是因为，从环节上看，虽然结算在交易之后，但对于每一笔交易来说，只有在完成结算以后才有真正意义；并且，由于广泛采用计算机技术，目前各国在交易环节上的改进余地不久，而在结算环节上却大有文章可做。因此，统一证券结算，完善结算制度，提高证券结算的安全性、效率性、前瞻性，将有力推动证券市场一体化进程。可以说，只要有了统一的结算制度，就可以实现在不同交易制度下的证券投资，CEDEL与EUROCLEAR即是例证。
第二，强化风险监控，维护市场稳定。证券市场是一个风险市场。在众多风险中，结算风险尤令当局关注，这不仅因为交收失败可能导致连锁反应，危害巨大，而且因为结算风险的制造主体――市场参与者数量众多，情况复杂，难以把握。由于结算直接作用于资金和证券，几乎所有风险行为最终都将在
这一环节显现，因此在证券结算环节建立风险监控机制是有效的。目前的做法主要有四种：第一是建立分层次结算体系，将结算风险分散于各个结算层面，避免中央结算下风险过度集中；第二是实行会员资格审查制度，只有被认定符合资信条件的市场参与者才有可能成为结算会员参与交收，并且一旦条件不足即被撤消资格；第三是采取对盘制度与货物对付式交收，对成交记录首先进行核对，在确认款券充足前提下交收；第四是建立风险基金，用于一旦个别交收失败，可以立即以风险基金抵偿，保证其它交收不受影响。
第三，采用先进技术，提高结算效率。结算技术主要包括两方面，其一是清算技术，其二是交收制度。对于前者，可通过持续净额轧计方法，提高清算效率；对于后者，则主要指通过证券中央托管和改进银行系统资金汇划技术，提高证券与资金的交收效率。当然，上述两个方面的进步，都与硬件技术，尤其是计算机技术和通讯技术的发展有密切联系。从世界范围看，新兴的证券市场通常在这方面起步较高，与发达市场之间的差距并不明显。
对我国证券结算制度改革的设想
一个完善的证券结算制度应该符合统一、高效、安全的基本要求。目前，我国的证券结算制度与实现这一要求尚有相当差距。为此，提出几点建设构想如下：
第一，在体系设计方面，要逐步建立全国性的中央证券结算机构，促进国内证券市场统一。当前我国证券市场基本构架是：四个交易所(深、沪、港、台)，两个全国性场外市场(NET、STAQ)，以及多个地方性证券交易中心。其中港台两地的交易所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还将基本独立；大陆地区的深沪两所分别设有一个专门为本所服务的证券结算公司；NET、STAQ及其它交易中心则设有各自的结算部门。在技术上，上述结算机构之间已经实现了部分数据共享，但在体制上并未实现统一。从目前情况看，建立全国性证券中央结算系统可以分两步：首先统一深沪两个结算体系，然后将各证券交易中心和NET、STAQ系统纳入其中，将来随着公有股流通问题的解决，择时取消NET与STAQ市场，从而实现全国范围内统一结算。在第一步当中，有两种方案可考虑：第一是在目前深沪两个证券结算系统之外另设全国性证券结算机构，将深沪及其它多个结算系统逐步纳入其中；第二是保持目前的结算系统，但对其加以改造，先使两个主要结算系统协调一致，待时机成熟后再组建全国性中央结算系统。就我国现实情况而言，后一种方案更可行。事实上，自1995年以来的一系列相关改进，包括深圳完成证券中央托管、组建成立国债中央存管机构以及深沪两所统一归属证监会直接管理等举措，已经在为最终实现深沪两地证券结算一体化准备条件。对于将来建立的全国性中央证券结算机构，按惯例应该是一个独立于任何一个单独市场而又为所有市场服务的公司制法人，这样才可能摆脱某一交易所的控制，充分发挥风险控制与服务功能；在业务上，应该集证券结算、登记、托管、信息服务等于一身，在实际操作中这些业务又相对分离；在运作方式上，应采取多级会员制，即中央证券结算公司只对其会员结算，会员再与各自的直接客户或下一级会员结算。
第二，在交收方式选择上，要确立在货银对付基础上以持续净额交收为主结合逐项交收的交收模式。从钱券对应关系看，交收可分为货银对付式与无需付款式两种。货银对付式交收(DVP)是指买方要拿到券必须已经付款，卖方要收到钱必须已经付券。这种交收方式对于交易双方和结算机构来说都可把信用风险降至最低，因而成为G-30建立的一项强指标。货银对付式交收可以采取三种具体方式：钱券同步逐项交收；证券逐项交收而价款净额交收；钱券同步净额交收。其中第三种方式最适合我国实际情况。从交收与交易的对应关系看，交收可分为持续净额交收与逐项交收两种，前者指通过清算，将同一客户在同一交收期内的交易进行轧差计算，得到其应收应付证券与价款的净额，只对该净额交收，且这种交收以滚动方式连续进行；后者是指不论同一客户对同一证券买卖多少次，都不轧抵计算，而是对每一笔交易单独交收。净额交收的最大优点在于提高了交收效率，逐项交收则有利于控制交收风险。在我国，大多数交易是一般性的，特别是交易频繁而每笔成交量相对较小，可以采取净额交收；对于一些大宗交易，虽然笔数不多，但每笔成交量巨大且经常伴有股权转让、收购控股等非常行为，因而应采取逐项交收方式，以利管理。
第三，在资金与证券管理方式上，要划清结算公司、银行、证券商三者的职能范围。结算公司作为整个证券结算体系的核心，其职能主要是对交易进行清算并向各有关方面发出结算指令，同时通过证券登记、托管业务完成证券的实际划拨。在整个结算过程中，结算公司应该始终独立于交易之外，本身不发生资金或证券净余额，严格按货银对付方式交收，避免承担风险。银行的工作，是保证资金能安全、及时地划转，降低投资者资金在途成本。由于客户的开户行不尽相同，各结算银行间应尽早实现联通。券商方面存在的主要问题是，一方面券商代客户保管交易保证金甚至证券，然后券商再以自己名义在银行开立资金帐户，这为券商挪用客户保证金或证券等违规行为创造了条件；另一方面，券商又向某些特殊客户提供融资融券便利，助长信用交易。对此，应该严格限定券商的委托买卖角色，取消其对客户资金或证券的管理权，只代客户完成指令交易，充当真正的交易中介。
篇3：论我国证券税收制度的国际比较和制度构建
论我国证券税收制度的国际比较和制度构建
证券市场是市场经济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我国证券市场已比较成熟，尤以股票交易市场为代表。为了引导和规范我国证券机制的顺利运行，必须建立和完善证券税制，制定科学的证券税法。在当今时代，世界经济一体化进程加快，国家不是孤岛，国与国之间的关系是割裂不开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都是互相联系、互相交织在一起的。因此，我们必须借鉴外国证券税制的成功经验，按照我国国情和国际惯例来科学地设计我国证券税收制度。一、我国证券税收制度的现状及问题
从世界发达国家来看，其政府都无例外地利用证券市场为人们提供筹资和投资场所，充分利用有价证券融资特点，集中社会资金，优化生产要素的'合理配置，促进产业结构合理化。由于证券税法具有强制性、固定性等特性，大多数国家都注重利用税收手段对证券市场上的投资行为进行调节，使证券市场朝着健康方向发展。税收对证券业起着导向作用，因为税收开征与停征、税收减免、税率的升降对证券业风险性、投机性起着高与低、扩张与抑制的影响，可以增强股民的风险意识和投资意识。
通过在一定范围内选择不同的纳税方法等鼓励性或限制性措施，可以达到促进或抑制证券市场的目的。如果对公开上市公司股票的资本收益免税或减税，对公开上市证券投资的个人或企业所分得的股息、红利实行低税率，能起到鼓励个人或法人购买证券的作用。 从证券发行角度来看，还本付息是在税前支付或在税后支付，对证券供给会产生重大影响。如果还本付息是在税前支付，就可将它计入成本，在筹资成本（与银行贷款相比）相同情况下，企业就会大量发行股票和债券，增加证券供给。从证券转让角度来看，如果证券交易的税负较重，投资者宁可长期持有，减少转让频率，从而减少证券的供给。相反，证券的供给就会增加。
目前，我国证券市场税收调节力度不够，主要体现在：
（1 ）我国把有价证券作为一种法定权益证书列入印花税的征税对象，用征收印花税来取代证券交易税。1990年6月， 深圳经济特区在股价暴涨时，为适度调节炒股收益采取了向卖方征收6‰的税收。 后来，参照香港的作法，借用我国印花税法的产权转移书据税目对股票交易双方各征3‰的印花税。1991年上海参照深圳经验，对股票交易课征了3‰的印花税。1992年国家税务局和国家体改委联合发文肯定了上述做法，从而建立了我国股票交易的税收制度。
印花税是以商业活动和产权、特许权的转移行为所立书据，以及使用、领受的凭证为征税对象的一种税。可见，印花税是凭证税，用其代替证券交易环节的行为税，显然是不科学的；再有，我国利用印花税代替证券交易税，且对证券买卖双方都征收3‰的税， 不利于国家利用税率作为经济杠杆，抑制不法分子投机行为，规范证券机制顺利运行。因此，我国应停征印花税，采纳国际通常做法，征收证券交易税。
（2）1994年国家宣布股票转让所得暂不征收个人所得税。我国现阶段在对个人股民的股票交易不纳税的情况下，用印花税来补充所得税的空白。免收股票交易所得税从宏观上看，有鼓励投资者参与股市的一面，但也存在着一定的负面影响。 但是，我国现行证券税制中对证券投资征收的税种只有证券投资所得税（主要是股息、红利征税）和印花税，且互不交叉，彼此缺乏有机联系，难以发挥调节资金流量和证券结构的作用。
（3）我国现行证券投资所得税法对企业所得仅规定了对企业债券所得利息征税， 对各种国债、金融债券及重点企业债券免征利息所得税，并且允许企业将贷款利息列入成本，贷款与国家银行或储蓄于国家银行所取得的利息一直是免税的内容。对从事国库券交易所获得的增益及国库券交易行为也都没有纳入税收政策中，使税收在个人投资中缺乏有效的调节作用，对金融资产多样化也同样缺乏适当的引导。
（4）我国现行证券投资所得税主要体现在对股息、红利征税上。根据《企业所得税暂行条例》第五条规定：利息收入和股息收入征收33％的比例税率。《个人所得税法》
[1] [2] [3] [4] [5]
篇4：证券民事责任制度的检讨与建构
证券民事责任制度的检讨与建构
「内容摘要」我国现行证券法中规定的民事责任制度存在着一定程度的缺陷，突出地表现在民事责任的缺位，这不利于保护投资者的合法利益。应把证券民事责任作为一类特殊侵权责任，并进一步完善现行证券民事诉讼机制。
「关键词」证券法、证券民事责任、诉讼机制?
证券法自7月1日实施以来，在维护证券市场秩序和社会公共利益、促进市场经济的发展方面发挥了积极的作用。然而，由于证券法中民事责任制度上的缺陷，在对一些严重侵害投资者权益的证券违法事件的查处时，虽然证券监管机构依法追究了违法者的法律责任，但却未能充分有效地保护受损害的投资者的合法权益，背离了证券法“保护投资者的合法权益”的立法目的。初最高人民法院在颁布的《民事案由的规定（试行）》中明确规定了二十余种证券市场民事纠纷案件的案由。但在209月21日最高人民法院却又对证券市场上发生的因内幕交易、虚假陈述、操纵市场等侵权行为而引起的民事赔偿纠纷案件下发了 “暂不受理”的通知。初，最高人民法院终于颁布《关于受理证券市场因虚假陈述引发的`民事侵权纠纷案件有关问题的通知》，其中明确规定对因虚假陈述侵犯投资者合法权益而发生的民事侵权索赔案件应予受理。初出台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证券市场因虚假陈述引发的民事赔偿案件若干规定》是审理证券民事赔偿案件适用法律的第一个系统性的司法解释，对现有的原则性的法律规定进行了细化。这些规定使得因虚假陈述而遭受损害的投资者寻求法院的司法救济有了法律依据，但是仅有这些司法解释还远远不能满足证券市场实践的需要。学界已有诸多论述对现行证券法民事责任和民事赔偿规定的缺陷进行了分析，论证了完善证券法民事责任制度的迫切性，并提出了一些解决的办法。在借鉴已有论述的基础上，本文着重对我国证券法中的内幕交易、操纵市场、欺诈客户、虚假陈述等几种证券市场违法行为的民事责任进行分析，并对如何完善证券民事责任的诉讼机制作一简单思考。
一、现行证券法中民事责任规定之不足
所谓证券民事责任，是指上市公司、证券公司、中介机构等证券市场主体，因从事虚假陈述、内幕交易、操纵市场等违反证券法律、法规及规章规定的禁止性行为，给投资者造成损失，依法应当承担的损害赔偿等民事责任。（王利明：《论证券法中民事责任制度的完善》，载《证券法律评论》，2001年版。）也有人将其称为 “证券法中的民事责任”，并定义为：“证券法中的民事责任是指在证券发行和证券交易过程中，证券发行人、投资者、证券公司、证券交易所、证券交易服务机构、证券监督管理机构及其从业人员因违反证券法及其他证券法律法规的规定，侵犯其他主体的合法民事权益而依法应当承担的民事法律后果。”（薛峰：《证券法中民事责任的设定方式研究》，载《中国法学》20第1期。）证券民事责任必须是违反了证券法规定的义务而产生的侵权损害赔偿责任，此种责[LL]任主要包括：擅自发行（证券法第175条）、虚假陈述（证券法第63条）、内幕交易（证券法第183条）、操纵市场（证券法第71条）、欺诈客户（证券法第 73条）等几种证券市场违法行为的民事责任。
证券交易在所有的商业交易中风险性可能是最大的，所以要对证券法律责任进行合理的设计，以打击违法行为和维护投资者的合法权益。对违法行为的追究，现行证券法更多的关注点在于吊销资格证书、责令停业或关闭、没收违法所得和罚款等行政责任以及当该违法行为构成犯罪时产生的刑事责任的承担方式，很少注意运用民事责任的法律承担方式。证券法第十一章法律责任中仅有三个条文涉及民事责任，即：证券公司违背客户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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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5：证券民事责任制度的检讨与建构
证券民事责任制度的检讨与建构
「内容摘要」我国现行证券法中规定的民事责任制度存在着一定程度的缺陷，突出地表现在民事责任的缺位，这不利于保护投资者的合法利益。应把证券民事责任作为一类特殊侵权责任，并进一步完善现行证券民事诉讼机制。
「关键词」证券法、证券民事责任、诉讼机制?
证券法自197月1日实施以来，在维护证券市场秩序和社会公共利益、促进市场经济的发展方面发挥了积极的作用。然而，由于证券法中民事责任制度上的缺陷，在对一些严重侵害投资者权益的证券违法事件的查处时，虽然证券监管机构依法追究了违法者的法律责任，但却未能充分有效地保护受损害的投资者的合法权益，背离了证券法“保护投资者的合法权益”的立法目的。2001年初最高人民法院在颁布的《民事案由的规定（试行）》中明确规定了二十余种证券市场民事纠纷案件的案由。但在2001年9月21日最高人民法院却又对证券市场上发生的因内幕交易、虚假陈述、操纵市场等侵权行为而引起的民事赔偿纠纷案件下发了 “暂不受理”的通知。20初，最高人民法院终于颁布《关于受理证券市场因虚假陈述引发的民事侵权纠纷案件有关问题的通知》，其中明确规定对因虚假陈述侵犯投资者合法权益而发生的民事侵权索赔案件应予受理。2003年初出台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证券市场因虚假陈述引发的民事赔偿案件若干规定》是审理证券民事赔偿案件适用法律的第一个系统性的司法解释，对现有的原则性的法律规定进行了细化。这些规定使得因虚假陈述而遭受损害的投资者寻求法院的司法救济有了法律依据，但是仅有这些司法解释还远远不能满足证券市场实践的需要。学界已有诸多论述对现行证券法民事责任和民事赔偿规定的缺陷进行了分析，论证了完善证券法民事责任制度的迫切性，并提出了一些解决的办法。在借鉴已有论述的基础上，本文着重对我国证券法中的内幕交易、操纵市场、欺诈客户、虚假陈述等几种证券市场违法行为的民事责任进行分析，并对如何完善证券民事责任的诉讼机制作一简单思考。
一、现行证券法中民事责任规定之不足
所谓证券民事责任，是指上市公司、证券公司、中介机构等证券市场主体，因从事虚假陈述、内幕交易、操纵市场等违反证券法律、法规及规章规定的禁止性行为，给投资者造成损失，依法应当承担的损害赔偿等民事责任。（王利明：《论证券法中民事责任制度的完善》，载《证券法律评论》，2001年版。）也有人将其称为 “证券法中的民事责任”，并定义为：“证券法中的民事责任是指在证券发行和证券交易过程中，证券发行人、投资者、证券公司、证券交易所、证券交易服务机构、证券监督管理机构及其从业人员因违反证券法及其他证券法律法规的规定，侵犯其他主体的合法民事权益而依法应当承担的民事法律后果。”（薛峰：《证券法中民事责任的设定方式研究》，载《中国法学》2003年第1期。）证券民事责任必须是违反了证券法规定的义务而产生的侵权损害赔偿责任，此种责[LL]任主要包括：擅自发行（证券法第175条）、虚假陈述（证券法第63条）、内幕交易（证券法第183条）、操纵市场（证券法第71条）、欺诈客户（证券法第 73条）等几种证券市场违法行为的民事责任。
证券交易在所有的商业交易中风险性可能是最大的，所以要对证券法律责任进行合理的设计，以打击违法行为和维护投资者的合法权益。对违法行为的追究，现行证券法更多的关注点在于吊销资格证书、责令停业或关闭、没收违法所得和罚款等行政责任以及当该违法行为构成犯罪时产生的刑事责任的承担方式，很少注意运用民事责任的法律承担方式。证券法第十一章法律责任中仅有三个条文涉及民事责任，即：证券公司违背客户委托和真实意思进行交易等事项给客户带来损失应承担民事责任（第192条）、服务机构出具虚假文件应承担民事责任（第202条）、民事赔偿优先于罚款、罚金（第207条）。除此之外，证券法第18条、第42条、第63条、第115条分别规定了发起人、大股东、公司董事、发行人、证券公司及其董事、监事、经理违反证券法造成投资者损失应承担的部分民事责任；第145条规定证券公司对其职员的职务行为所致损失应承担的民事责任；第154和155条对责任风险基金相关责任人的责任作了规定。当然，证券法忽视民事责任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主要源于两方面：一是我国重刑（行）轻民的法律文化传统根深蒂固；二是立法者十分注重《证券法》的公法属性，而淡忘了《证券法》的私法属性。（刘俊海：《论证券市场法律责任的立法和司法协调》，载《现代法学》2003年第1 期。）
在现实环境下，证券法在民事责任制度设计上的诸多缺陷越来越明显，突出地表现在难以有效地遏制违法、违规行为，不利于保护投资者的合法权益。证券法中的法律责任有行政责任、刑事责任、民事责任三种，都起着维护证券市场良好秩序的作用。前两种责任仅仅具有教育和制裁的功能，并且行政责任的处罚往往与其所获得的利润不相称，刑事责任除了在极端的情况下又很难被适用。而民事责任则兼具补偿和教育、制裁的功能，能够有效剥夺违法者通过不法行为所获的非法利益，补偿受害人因此而受到的损害，所以它应该在证券法律责任体系中处于核心地位，或者“至少放在与行政责任同等重要的程度上”。（刘俊海：《论证券市场法律责任的立法和司法协调》，载《现代法学》2003年第1期。）民事责任在证券立法中规定的不足及其在司法中的很少被适用，难以有效监控和遏制违法违规行为。在证券市场上，违法行为人往往从违法行为中获得巨额的非法利益，因此如果允许受害的投资者对违法行为人提起损害赔偿诉讼，就能从经济上达到制裁和威慑的作用，从而在一定程度上遏制证券市场中的各种违法违规行为。民事责任制度的实施可以使受损害的投资者得到救济，这是行政责任和刑事责任制度所不具有的动能。然而由于证券法中民事责任规定的缺乏，在实践中并不能让人满意。比如2001年证监会查处亿安科技，罚款额高达8亿元人民币，但追究的依然是违法者的行政责任和刑事责任，而忽视了对受害人进行民事赔偿。投资者因虚假陈述等违法行为而蒙受损害甚至倾家荡产，却不能通过民事责任获得经济赔偿，这是不公正的，背离了现代法治理念所要求实现的社会正义目标。所以，通过民事诉讼程序使违法行为人承担民事赔偿责任，使权益受损害的投资者得到赔偿，这是民事责任制度保护投资者目的的直接体现，是实现证券法宗旨必不可少的具体措施，也是证券法私法本位思想的最大张扬。
民事责任规定之不足最终不利于证券市场的健康发展。证券法将保护投资者的合法权益作为立法指导原则，投资者对投向证券市场的资金的所有权、受益权以及由于投资而享有的其他法定权利应当受到保护。只有这样，才能建立正常的投资关系，保护与调动投资者的积极性，使证券市场得以存在并健康发展。民事责任具有补偿受害人损失的救
济功能，并以此维系广大投资者对证券市场的信心。作为证券市场的主要主体，投资者的存在决定着证券市场的存在，投资者的心态决定着证券市场的态势。倘若投资者对市场丧失了信心，必然会从证券市场中抽出资本，从而影响证券市场的健康发展。民事责任机制的合理设定能够使投资者有切实维护自己的权益、追究违法行为人责任的勇气和途径，并能够最大限度地提高投资者参与证券市场监管的主动性。证券市场上的违法行为（如内幕交易等）通常很不易被外界发现，只有投资者才会对相关交易给予持续和细心的关注和监督。单靠国家证券监管部门的监督往往达不到预期效果，因为真正有效的监督来自对自己利益最迫切关心的群体――只要这个群体有足够的力量和信念。即使有关部门的监管是有力的，但也会由于缺乏相对合理的民事责任制度而没有多大的社会效果。所以，民事责任制度的完善不仅关系到投资者个体的利益，关系到国家证券监管部门的职责和形象，也关系到整个证券市场甚至国民经济的稳定与发展。
二、证券民事责任制度之弥补
我国《民法通则》第106第2款规定：“公民、法人由于过错侵害国家、集体的财产、人身的，应当承担民事责任。”一般来说，侵权行为的民事责任有四个要件：损害事实、违法行为、违法行为与损害事实的因果关系、主观过错。民法中关于侵权民事责任的规定给证券市场交易中违法行为的民事责任制度的设定提供了法律和理论依据。那么，证券民事责任是一种什么性质的责任呢？笔者认为，应将上述几类证券违法行为作为一种特殊侵权行为来设定其民事责任。特殊侵权责任是相对于一般侵权责任而言的，是指欠缺侵权责任的一般构成要件，并适用过错推定和公平责任原则（例外情况下的无过失责任）的侵权责任。（王利明、杨立新著：《侵权行为法》，法律出版社版，第225页。）对这一特殊侵权责任的构成要件，限于篇幅，本文不打算作深入分析，只对具体几类证券市场交易中违法行为的民事责任制度的设定谈谈看法。
关于内幕交易行为的民事法律责任。我国证券法第183条对内幕交易行为应承担的法律责任规定如下：“证券交易内幕信息的知情人员或者非法获取证券交易内幕信息的人员，在涉及证券的发行、交易或者其他对证券的价格有重大影响的信息尚未公开前，买入或卖出该证券，或者泄露该信息或者建议他人买卖该证券的，责令依法处理非法获得的证券，没收违法所得，并处以违法所得一倍以上五倍以下或者非法买卖的证券等值以下的罚款。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可以看出，其中并没有民事责任的规定。让我们看一看国际经验如美国的规定：上市公司和从事证券交易的公司的管理者应对其内部工作人员泄露内幕信息的行为以及直接接受内幕信息非法交易证券的人员承担连带责任，直至被处以罚款；利用内幕交易信息者得根据具体情况赔偿在同一时间交易对方（即从事相反买卖一方）的损失，直至内幕交易者非法所得的全部利润赔完为止。当然，上述责任主体除了承担民事责任外，还在必要时承担行政责任甚至刑事责任。（卞耀武著：《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释义》，法律出版社1999年版，第497页。）当然，我们没有必要完全照搬外国的具体法律规定，但对其基本的立法理念和成熟的立法技术有必要大胆引进。
关于操纵市场行为的民事责任。我国《证券法》第71条是对操纵证券交易价格的行为的禁止性规定。第184条规定了这一行为的法律责任：“任何人违反本法的71条规定，操纵证券交易价格，或者制造证券交易的虚假价格或者证券交易量，获取正当利益或者转嫁风险的，没收违法所得，并处以违法所得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的罚款。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同样可以看出民事责任规定的缺位。就目前情况来看，庄家操纵我国证券市场的情况比较严重，他们的恶性炒作、误导股民、幕后交易、操纵股价以获取暴利的行为严重危害了证券市场的秩序，造成了许多中小投资者的巨额损失。单靠行政处罚不足以有效遏止这些在中国证券市场中长期存在的恶行，所以应当允许广大受害的投资者对这些行为提起损害赔偿请求的民事诉讼。我们也应该参照美国、日本、香港等资本市场发达的国家和地区的规定，让操纵上市证券价格的操作者向参加交易而受损害者负赔偿责任（香港还规定这不以违法是否受到成功检控的影响）。（卞耀武著：《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释义》，法律出版社1999年版，第500页。）
关于欺诈客户行为的民事责任。我国《证券法》第73条规定：“在证券交易中禁止证券公司及其从业人员从事损害客户利益的欺诈行为：（一）违背客户的委托为其买卖证券；（二）不在规定时间内向客户提供交易的书面确认文件；（三）挪用客户所委托买卖的证券或者客户帐户上的资金；（四）私自买卖客户帐户上的证券，或者假借客户的名义买卖证券；（五）为牟取佣金收入，诱使客户进行不必要的证券买卖；（六）其它违背客户真实意思表示、损害客户利益的行为。”证券法第192条、第145条等规定了欺诈客户的责任，但主要是刑事责任和行政责任，同样也未规定民事责任。一般来说，欺诈客户主要是一种违约责任，但是它也可能成为一种特殊侵权责任。比如上述几项违法行为就侵害了客户的财产权，并且有主观上的过错，这时受害人可以基于侵权责任提出民事赔偿请求。
关于虚假陈述行为的民事责任。我国证券法第63条规定：“发行人、承销的证券公司公告招股说明书、公司债券募集办法、财务会计报告、上市报告文件、年度报告、中期报告、临时报告，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有重大遗漏，致使投资者在证券交易中遭受损失的，发行人、承销的证券公司应当承担赔偿责任，发行人、承销的证券公司的负有责任的董事、监事、经理应当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同时，证券法第202条规定了中介机构违法行为的一项附带的民事责任：“……造成损失的，承担连带赔偿责任。……”以前，不少投资者因为上市公司披露的或者专业中介机构报告的虚假信息而受到了巨额的损失，在向法院提起诉讼时却不被受理，如轰动一时的“中国股市第一案”，投资者状告成都红光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管理层，结果被法院裁定不予受理，原因是“不属于人民法院受理范围”。直至2002年，最高人民法院作出最新司法解释，法院才受理证券市场因虚假陈述引发的民事侵权赔偿纠纷案件（当然，受理也有很多限制条件的），至2003年才有了更具体的司法解释――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证券市场因虚假陈述引发的民事赔偿案件若干规定》。我们希望，证券市场违法行为的民事责任制度的完善能从对虚假陈述行为的民事责任的规制上找到突破口。
在对上述几种证券违法行为进行赔偿损失的民事责任追究时，损失的确定是一个比较困难的问题。首先是损失的范围。上述几种证券违法行为的民事责任同样适用侵权法“无损害，无赔偿”的一般原则。但不同的是，在虚假陈述等证券侵权行为的民事责任赔偿中，只计算财产损失，不计算可能引发的精神损害；或者说财产损失赔偿中已包括可能出现的精
神损害，因此不存在精神损害的单独计算和赔偿问题。（郭锋：《证券市场虚假陈述及其民事赔偿责任》，载《法学家》2003年第2期。）其次是损失的数额。美国法院对虚假陈述侵权行为导致损失的计算，最流行和最有效的公式是证券真实价值（value）与实际交易价值（prices）的差额。不过，真实价值的判定是有一定争议的，即使在美国也很难找到一个公允的标准，所以被我国借鉴的可能性不大。（郭锋：《证券市场虚假陈述及其民事赔偿责任》，载《法学家》2003年第2期。）有学者结合实践经验提出了“交易价差额计算法”，认为虚假陈述侵权行为导致的损失应当是在虚假陈述实施期间投资者从事证券交易而形成和引致的差价损失，该差价损失部分的佣金损失、税金损失，以及这三部分损失累计的利息损失。投资者进行多笔交易和连续交易的，差价损失应当是累计买入金额减去累计卖出金额后的余额。（郭锋：《证券市场虚假陈述及其民事赔偿责任》，载《法学家》2003年第2期。）这一计算方法反映了买入和卖出两个时点的证券交易价格的差额，有一定的可操作性。
三、证券民事责任诉讼机制之完善
“无救济即无权利”。法律如果没有对权利的诉讼保护的规定，那么在法律中所规定的再美好不过的权利也将不复存在。设计合理的民事诉讼程序制度是保护投资者的合法权益、保障证券市场健康有序发展的需要。最高人民法院分别于2002年初和2003年初作出了两个司法解释，同意人民法院受理证券市场因虚假陈述引发的民事侵权赔偿纠纷案件，并作出了若干易于操作的规定，为证券法民事责任的诉讼机制的实现跨出了重要的一步。但是它还有不足之处，比如范围太窄（仅限于虚假陈述）、诉讼主体不太明确、诉讼形式不合理、举证责任不清、法院管辖不太便利等。（陈朝阳：《证券民事诉讼机制的完善》，载《华东政法学院学报》。）下面仅就诉讼形式和举证责任作一简单探讨。
（一）诉讼形式应以诉讼代表人制度受理为宜。最高人民法院颁布的《关于受理证券市场因虚假陈述引发的'民事侵权纠纷案件有关问题的通知》第4条规定：“对于虚假陈述民事赔偿案件，人民法院应当采取单独或者共同诉讼的形式予以受理，不宜以集团诉讼的形式受理。”证券民事赔偿案件的当事人人数众多，并且涉及的金额巨大。一旦发生证券市场违法行为，往往会造成大量的中小投资者的利益受到损害，受损害的众多中小投资者纷纷涌至法院提起诉讼。如果采取单独或共同诉讼形式受理则存在一些问题：一是给法院审理案件带来困难。如采取共同诉讼的形式予以受理，则法庭可能无法容纳众多原告股民，而且仅核对当事人身份这项程序便要占据很长的审判时间。如采取单独诉讼的形式受理，则会接连不断的立案和审理，提高了诉讼成本。二是会严重浪费司法资源。同一纠纷法院重复审判，不同法院重复判决，重复判决结果可能不统一，既浪费了司法资源，一定程度上也影响了法制的统一。所以，法院以代表人诉讼制度受理这类诉讼较为适宜。此种方式的最大优点就是由受害的股民推选自己的代表人进行诉讼，从而可以避免大批的股民涌进法院而产生的矛盾。
我国民事诉讼中采取的代表人诉讼制度（规定于民事诉讼法第54条和第55条）是在美国集团（class）诉讼制度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美国集团诉讼的原告具有开放性，即只要不明示放弃诉讼权利，诉讼代表人及律师即应把其纳入原告的范围。在这一点上，我国代表人诉讼制度有别于美国的集团诉讼：它明确规定了权利登记程序，在公告期间通过向法院登记而使群体成员人数确定下来；作出的诉讼判决对已作登记的权利人间接有扩张力；参加诉讼的代表人则是由其他当事人明确授权产生，或由人民法院与多数人一方商定。
然而代表人诉讼也有其固有的缺点，（王利明：《论证券法中民事责任制度的完善》，载《证券法律评论》。）表现在：一方面，决定股民通过何种程序才能选择出合格的代表人是十分困难的。另一方面，在代表人诉讼中如何进行权利登记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目前我国代表人诉讼中的权利登记制度尽管克服了人数不确定的弊端，但也有其负面作用：如果有关权利人为避免麻烦不来登记，并且在诉讼时效内也不主张权利，违法者受判决确定的赔偿额大大低于其违法所得利益，不但不能起到最大限度地救济受害者的作用，反而放纵了违法行为人。为了克服这一缺点，在考虑选择代表人诉讼时，还可以采取诉讼担当制度。诉讼担当制度有两种类型，一是法定的诉讼担当，是指基于实体法或诉讼法上的规定，由法律关系以外的第三人，对于他人的权利或法律关系的管理权；二是任意的诉讼担当，所谓任意的诉讼担当是指权利主体通过自己的意思表示赋予他人以诉讼实施权。在证券民事责任的实现机制中，可以采取这两种诉讼担当方式，一方面如果投资者愿意某人或某机构为其行使诉讼实施权，则应当按照私法自治的原则，尊重其选择。如果其不能或无法选择诉讼担当人，则可以由法律或法规规定的某个机构作为其诉讼担当人。
（二）举证责任的承担应合理分配。举证责任，是指民事诉讼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加以证明并在不能证明时承担相应不利后果的责任。在证券民事赔偿诉讼中，举证责任的核心问题在于：原告的损失是不是与证券市场的违法行为人即被告的行为有必然的因果关系？究竟是由原告先举证还是由被告先举证？是由原告举证被告来抗辩还是由被告举证原告来反驳？有的学者认为证券市场领域里面的民事赔偿问题仍然是一个民事侵权纠纷，原则上要参照民法的一般侵权原则，应由原告即投资者承担举证。因此，投资者仍需证明其在证券市场的损失确实是由于被告的违法行为造成的。而有的学者的观点截然相反，认为投资者只能把自己在上市公司违规期间买进卖出或者持有的股票差价作一个总体的计算，因为他无法区分哪些损失是虚假陈述导致的，哪些是股票行情造成的，因此无法举证其损失与所受虚假陈述影响之间的因果关系。（《由谁举证成焦点》，参见新浪网。证券民事诉讼（finance.sina.com.cn），2003-12-01.）笔者同意后一观点。这里就虚假陈述来说，有必要介绍美国的“市场欺诈理论” （fraud-on-markettheory）：在一个有效市场中开展证券交易的投资者有权信赖自由市场力量确定的证券市场价格，而自由市场力量不受欺诈或者虚假陈述的影响。（［美］R.W.汉密尔顿著：《公司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48页。）在这个有效的资本市场中，证券的实际价格应当与在所有投资者都掌握同等信息的情况下的股票所具有的价格一致。而所有投资者都掌握同等信息的情况是不可能出现的。鉴于证券市场交易的复杂性和专业性，对因果关系的举证对于投资者来说难度过大，应该由在信息占有上处于强势地位的被告来承担。原告只需证明自己所受损害事实和被告损害行为的存在，至于这中间有没有因果关系或者有怎样的因果关系应该由被告来举证，如果被告不能进行有效的抗辩，那么法律就推定由被告承担相应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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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总而言之，我国证券民事责任制度的缺位日益凸现出其弊端，已经妨害了我国证券市场的健康发展。为了实现证券法“规范证券发行和交易行为，保护投资者的合法权益，维护社会经济秩序和社会公共利益，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的立法目的，有必要对证券法进行某种程度上的完善，而这一完善仅仅靠最高人民法院一个又一个的司法解释是不够的。就证券民事责任制度而言，必须在证券法中进行较详细的从原则到规则的规定，应将其作为特殊侵权责任来设定相关的规则，并对其诉讼机制的完善作进一步的努力。
吴万群 余运杰
篇6：改革与完善证券发行审核制度
改革与完善证券发行审核制度
证券发行审核制度修改的原则证券发行审核制度的修改应当坚持三个原则：既要立足于中国国情，又必须着眼于国际市场发展，吸收和借鉴发达资本市场发展的成功经验；既要体现《证券法》的权威性、严肃性和可操作性，规范市场各方的行为、责任，依法办事，依法治市，又要赋予证监会一定的权限；在相关法律条款设计上，既要考虑我国资本市场的历史发展阶段和现有的市场容量水平，又应具有前瞻性，为持续发展预留充足的空间和余地。
证券发行审核制度修改涉及的主要问题
（一）公开发行与私募等发行方式的界定问题。《证券法》第二章标题为“证券发行”，按照国际惯例，证券发行可分为私募和公募两种方式，但并未将非公开发行的证券纳入管辖范围，未对私募发行方式作出明确规定。我们建议《证券法》的相关内容修改表述为：公开发行须遵循证券监管部门规定的披露信息的内容和方式发行，未经有权部门核准任何人不得以公开或非公开方式发行证券。对公开发行的证券和非公开发行的证券明确予以区分，从而确认私募发行方式存在的合法性，并可授权中国证监会另行制定相关的管理办法和操作细则。
（二）关于股票发行条件与审核标准问题。《公司法》第137条规定了公司发行新股的条件包括“公司最近三年内连续盈利”等4个条件，而有的条件又过于简单。出现了一方面是门槛高、另一方面是条件简单这样看似矛盾的局面，我们认为出现这种情况的关键是由于我国只有单一主板形式，企业公开发行股票必须在主板上市，而企业是千差万别的。因此应考虑在我国建立多层次资本市场的发展需要，《证券法》规定的股票发行上市的条件，应当根据不同的市场层次要求相应做出不同的规定，并割断股票发行和上市的必然联系。
建议参照国际惯例，将发行审核委员会改为上市审核委员会，主要进行上市审核。在不损害投资者和公众利益的前提下，由证监会在审核过程中决定是否一次通过或是需要企业补充材料还是举行听证会，为今后股票发行制度由核准制向注册制过渡创造法律条件。
另外，在发行审核中，对于再融资与IPO的审核应区别对待，IPO是公开发行股票成为公众公司的关键一步应严把审核关，而对于上市公司的再融资行为则视情况适当放松。
（三）关于发行审核委员会制度的问题。本次《证券法》的修改应对证监会与发审委的权力和责任加以明确，并使发审委的`审核机制透明化，使其接受公众监督。建议对《证券法》的相关条款进行修改，对股票发行申请的审核采取以下几种形式：
1、对不符合股票发行法定条件的发行申请，证监会有权直接作出不予核准或终止发行审核的决定。
2、将发审委制度作为听证会的一种形式，证监会认为有必要时举行；发行人和各中介机构均可参与，公开答辩，发审委员记名投票。
3、对完全符合法定条件且不会构成侵犯公众和投资者利益的，证监会可豁免发审委审核程序直接作出予以核准的决定。
4、证监会另行规定的其他形式。
（四）明确市场参与各方的权利和责任，确保上市公司质量。要规范证券发行市场的运行，提高上市公司的质量，必须明确市场参与各方包括发行人、中介机构、投资者和监管机构的权利和责任。
目前证监会正在考虑引入公开发行和上市保荐人制度，明确规定了具有主承销商资格的证券公司推荐股票发行上市的保荐责任。本次《证券法》的修改应为保荐人制度及其配套改革的推出提供立法依据，为保荐机构及保荐代表人履行相应的保荐职责提供法律保障。
（五）条款设计要预留一定的发展空间和余地。应充分考虑加入WTO后金融证券业的发展趋势，和与国际市场对接和竞争的要求，为今后的发展预留足够的空间。包括前面提及的私募发行、多层次证券市场体系的建立、向注册制的过渡等都应有相应的条文设计。建议授予证监会相应的权利，授权其可根据市场变化的相应情况，在符合公众利益和保护投资者的前提下制订相关条例和规则对公司法和证券法相应条款做出补充或调整，以满足市场发展的新需
[1] [2]
篇7：证券投资者赔偿制度国际比较研究
证券投资者赔偿制度国际比较研究
傅 浩
从更为广阔的视角来看，投资者赔偿制度的建立和完善是世界各国(地区)加强对金融市场参与者保护的一个组成部分，与之相并列的是规模更大的存款保险制度和保险购买人保护制度。例如2月，英国就将这三种性质相同的制度统一为新设立的金融服务赔偿计划(FSCS)，建立了统一的金融服务赔偿体制。
证券投资者赔偿制度是世界各国(地区)普遍建立的一种中小投资者保护制度，它是投资者保护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文就各国(地区)投资者赔偿制度的概况、法律基础、组织模式、资金筹集、赔偿范围和最高赔偿金额、赔偿条件、赔偿程序等主要内容进行了比较研究。
国外投资者赔偿制度概况
保护投资者(尤其是保护中小投资者)是证券市场监管的核心内容，也是证券市场健康运行的基础。一个完整的投资者保护体系(见图1)包含了丰富的内容，大体可以划分为对投资者作为上市公司股东利益的保护和作为证券交易者利益的保护两个方面。投资者在证券市场上具有双重身份。一方面投资者是上市公司的股东，享有股东的权利。但作为上市公司股东，中小投资者在信息、资金、专业知识方面与公司管理层及大股东相比均处于绝对劣势，各国(地区)主要通过完善公司治理和强化外部司法监督机制来保护中小投资者在这方面的利益。另一方面，作为证券交易者，中小投资者与证券公司之间存在着严重的信息不对称，证券公司的经营不善或者违法违规经营对投资者利益可能构成损害，当证券公司破产时，投资者可能会遭受到现金或者有价证券的损失。各国(地区)主要通过加强对证券公司的监管来保护投资者在这方面的权益，同时，世界上大多数证券市场发达的国家(地区)还建立起了投资者赔偿制度，作为最后的保护措施。
证券投资者赔偿制度也被称为投资者赔偿计划(investor compensation scheme, ICS)，通常有相关的投资者保护立法，并建立了投资者赔偿基金。它出现于20世纪70年代。战后证券市场得到了快速发展，但70年代初期一些国家(地区)出现了证券经纪商破产倒闭造成投资者现金和股票损失的问题，证券投资者对证券市场的信心受到打击。为了维持投资者信心，保证证券市场稳定发展，各国(地区)开始建立保护中小投资者利益的投资者赔偿制度。建立较早的是加拿大(1969年)和美国(1970年)，80年代是建立投资者赔偿计划的高潮阶段，90年代有更多的国家(地区)加入进来。欧盟制定了《投资者赔偿计划指引》，它适应欧盟内部金融市场一体化的需要，建立了统一协调的欧盟内部投资者赔偿制度。它对于将来国际金融市场一体化条件下投资者保护的国际协调具有重要的参考意义。
经过近30年的发展，投资者赔偿制度已经在世界范围内得到普及。它的意义在于：
1.保护中小投资者的权益。保护中小投资者权益是证券市场健康发展的重要基础之一，除了建立严格的信息披露制度，禁止内幕交易以及相应的民事和刑事救济制度外，投资者赔偿计划能够向中小投资者提供更为简捷的赔偿渠道(各国和地区投资者赔偿计划均将大型机构投资者排除在外)。从世界各国的情况来看，各国(地区)投资者赔偿基金规模都较小，在投资者保护体系中主要发挥着一种补充但却是必不可少的作用。
2.维持投资者对金融体系的信心。在这方面，投资者赔偿基金发挥着与存款保险制度相同的作用，使得中小投资者可以放心地从事证券投资活动，可以避免在金融市场动荡期间发生投资者“挤兑”，防止了金融风险的传递和扩散。
3．自律监管体系的补充。不少国家(地区)的投资者赔偿计划由自律监管组织发起设立，这表明投资者赔偿计划与自律监管体系之间存在着密切的联系。事实上，这种计划可以从两个方面来对自律监管体系起到补充作用：对参加计划的会员机构财务状况实施监控；在对投资者赔偿后，取得对会员机构的代位索偿权，并参与其清算过程。
从更为广阔的视角来看，投资者赔偿制度的建立和完善是世界各国(地区)加强对金融市场参与者保护的一个组成部分，与之相并列的是规模更大的存款保险制度和保险购买人保护制度。例如202月，英国就将这三种性质相同的制度统一为新设立的金融服务赔偿计划(FSCS)，建立了统一的金融服务赔偿体制。
法律基础
根据情况不同，各国(地区)投资者赔偿制度的法律基础各不相同。大体而言，有以下几种类型：
1．建立在国家(地区)立法基础之上
绝大多数国家(地区)的投资者赔偿制度都建立在明确的国家(地区)立法基础之上。其中，最早的是美国。60年代末美国证券业遇到经营危机、财务困难以及市场萎缩的打击，造成数百家证券经纪商被迫合并或停业，或因为无法对客户履行义务而破产，不少投资者担心资金的安全，纷纷撤离证券市场。为了重建投资者对证券市场的信心，美国国会在1970年通过了《证券投资者保护法案》，并据此成立了证券投资者保护公司。一些国家(地区)有专门针对投资者赔偿的国家(地区)立法，例如上面提到的美国《证券投资者保护法案》，爱尔兰于制订的《投资者赔偿法》，澳大利亚1987年制订的《国家担保基金法》。还有一些国家(地区)的投资者保护制度立法包含在综合性的金融法案中，如英国颁布的《金融服务和市场法(FSMA)》中对建立综合性的金融服务赔偿计划作出了规定，由金融服务赔偿计划来合并过去的投资者赔偿计划(ICS)和存款保护计划(DPS)。德国191月颁布的《存款保护和投资者赔偿法案》也在同一部法律中对存款保护和投资者保护计划作出了统一的规定。还有一些国家(地区)将投资者赔偿制度在综合性的证券立法中予以规定，例如香港交易所赔偿基金的法律基础就是1970年《证券条例》第10条，即将推出的新的投资者赔偿安排将根据已于2011月提交立法会审议的《证券及期货条例草案》推行。
2.建立在部门行政规定基础之上
也有一些国家(地区)并没有对投资者赔偿计划制订国家(地区)立法，而是采用监管部门行政立法的形式来为投资者赔偿计划提供法律基础。例如我国台湾，“财政部”证券暨期货管理委员会于1995年颁布了《证券投资人保护基金设置及运用办法》，对证券投资人保护基金的设置及运用等相关事宜进行了详细规定。
3．没有明确的立法
还有一些国家(地区)没有明确的法律基础，例如加拿大，就没有针对投资者赔偿方面的法律。为了加强投资者的安全和信心，加拿大自律监管组织(SROs，由加拿大投资商协会、加拿大风险交易所、蒙特利尔交易所、多伦多和温尼伯证券交易所组成)早在1969年便建立了国家意外基金(the National Contingency Fund)，1990年更名为加拿大投资者保护基金(the Canadian Investor Protection Fund， CIPF)，提供投资者赔偿服务。由于加拿大并没有专门针对投资者保护方面的法律，因此加拿大投资者保护基金的操作主要遵循加拿大破产清算法及其他相适宜的法律。
组织模式
总的来看，投资者赔偿基金的运作模式可分为两种： 一种是独立模式，即成立独立的投资者赔偿(或保护)公司，由其负责投资者赔偿基金的日常运作，美国、英国、爱尔兰、德国等证券市场采用了这种模式；另一种是附属模式，即由证券交易所或证券商协会等自律性组织发起成立赔偿基金，并负责基金的日常运作，加拿大、澳大利亚、香港、台湾等市场采用了此种模式。
最典型的独立公司模式是美国的证券投资者保护公司(SIPC)。证券投资者保护公司成立于1970年12月30日，是一个非赢利性的会员制公司，其会员为所有符合美国《1934证券交易法》第15(b)条的证券经纪商和自营商。截止2000年12月31日，SIPC共有7033家会员。该公司的董事会由7位董事构成。其中5位董事经参议院批准由美国总统委任，在这5位董事中，3位来自证券行业，2位来自社会公众。另外两位董事分别由美国财政部长以及联邦储备委员会指派。董事会的主席和副主席由总统从社会公众董事中任命。证券投资者保护公司共有员2228位，担负了所有与会员清算、邀请受托人及其律师和会计师、检查索赔要求、审计财产分配等相关事宜。
爱尔兰和英国也属于独立公司模式。根据1998年颁布的《投资者赔偿法》，爱尔兰建立了投资者赔偿有限责任公司(ICCL)来负责组织管理投资者赔偿。英国金融服务局(FSA)组建了金融服务赔偿计划有限责任公司负责管理金融服务赔偿计划，该计划包括了原有的投资者赔偿计划和存款保护计划。
香港是较为典型的附属模式，赔偿基金附属于香港联合交易所。香港联合交易所赔偿基金是根据《证券条例》设立的。赔偿基金的资金来源于香港联合交易所会员，会员须就其拥有的每份交易权(trading right)在香港交易所存放现金5万港元，香港联合交易所专门设立一个“赔偿基金储备账户”，以处理一切有关赔偿基金的收支款项。香港联合交易所成立了赔偿基金委员会，行使赔偿基金所拥有的权力、职责与职能。赔偿基金委员会由5人组成，他们都必须由香港证监会任命，其中至少两人必须来自证监会(其中一人任委员会主席)，还有两人为交易所提名。目前，香港正对附属模式进行改革，将成立统一独立的投资者赔偿公司，该公司由香港证监会认可及监管，负责管理新成立的投资者赔偿基金。该基金将取代现有的联交所赔偿基金、商品交易所赔偿基金以及为非交易所参与者而设的交易商按金计划。
台湾的情况有所不同，证券投资人保护基金由台湾证券交易所、台北市证券商同业公会、复华证券金融公司、台湾证券集保公司、台湾证券暨期货市场发展基金会、高雄市证券商同业公会等相关证券机构分别缴纳资金组成，并设有缴纳机构联席会议，具体运作主要由台湾证券交易所牵头。台湾证券交易所负责召集机构会议，并处理保护基金相关事宜。证券投资人保护基金对证券投资人未受偿债权的补偿、证券投资人未受偿债权的确认以及保护基金补偿费用支出等事宜，均由缴纳机构联席会议决定。
加拿大投资者保护基金附属于加拿大自律监管组织，由自律监管组织于1969年创设。
澳大利亚的情况较为特殊，其投资者赔偿计划附属于澳大利亚证券交易所。1987年，澳大利亚的六家州属证券交易所合并为全国性的澳大利亚证券交易所(ASX)，与此同时，这些证券交易所的担保基金也合并为国家担保基金(NGF)。为具体运作该基金，成立了“证券交易担保公司”(SEGC)作为国家担保基金的托管人，该公司是澳大利亚证券交易所独资公司，具体负责国家担保基金的日常运作。
采用何种模式，取决于各国具体的法律背景和金融市场结构。对于那些金融市场历史悠久、存在多个证券交易所的国家和地区而言，采取独立公司模式能够更好地覆盖全国(地区)证券投资者，为投资者提供“一站式”的赔偿服务。而对于那些证券市场集中在一个证券交易所或者存在一个统一的自律监管组织的国家和地区，将投资者赔偿计划附属于证券交易所或者其他自律监管组织，操作更为方便，能够以较小的成本实现为所有投资者提供保护的目标。
赔偿基金的筹资原则
各国(地区)投资者赔偿基金的筹资方式各不相同，但存在一些共同的原则。主要有以下几条：
1．会员自行负担
所谓会员自行负担，即投资者赔偿所需资金应该由接受该计划的会员机构自行负担。会员负担赔偿资金，相当于各会员公司为自己的客户购买了一笔保险，而且是监管当局规定的强制性保险(一些国家和地区除了强制性的赔偿计划外，还有基于自愿原则的商业性赔偿计划，这相当于证券公司为自己的客户购买了一笔额外的保险)。绝大多数的投资者赔偿计划都接受这一原则。
少数国家(地区)由交易所或者行业协会等机构出资，例如台湾证券人保护基金是由台湾证券交易所和多家相关协会等机构出资创建的，基金的资金就来源于它们缴纳的资金。再如澳大利亚的投资者赔偿计划资金来自于国家担保基金，而国家担保基金是由6家交易所合并前就存在的担保基金合并而来的，但从本质上来看，仍然属于会员负担。在台湾证券人保护基金的10个出资人中，包含了台湾最大的几家证券公司，其他证券公司实际上也通过出资第二位的台湾证券商同业公会间接地缴纳了费用。澳大利亚原来的.6家证券交易所担保基金，实际上也是来源于交易所会员。
2.权利义务匹配
所谓权利与义务匹配，指的是会员公司承担的会费负担需要与其潜在的赔偿资金需求相匹配。一方面，规模大的会员公司应该承担更高的会费，多数投资者赔偿基金都根据会员机构的客户数目或者资产规模或者营业收入或者利
润水平，来确定其所应该承担的会费。另一方面，经营管理良好的公司，发生破产或者财务困难的可能性较小，其潜在的赔偿资金需求也较少，而经营管理差、财务状况糟糕的公司，发生投资者索赔的可能性也较高，其潜在的赔偿资金需求也较多。和前面一个方面相比，要根据经营管理状况来实行差别性的会费标准难度较大，但也有部分国家和地区采用了这种方法。例如，法国的投资者赔偿对会员机构征收的年度费用，基本标准是该机构持有的资金和证券金额，但同时也根据它们财务状况的稳健性和成本情况来进行调整。
3.充足与适度
所谓充足与适度，即投资者赔偿计划的资金应该保持充足，足以承担对投资者的赔偿义务，同时也必须适度，所获资金与潜在赔偿需求规模保持一致。如果资金不足，则难以及时满足投资者的赔偿需要；如果资金过多，又造成资金的浪费和会员公司过大的负担。因此，投资者赔偿计划的资金规模必须做到充足而适度。例如德国投资者赔偿计划规定，如果赔偿基金现有资金足以支付投资者的赔偿，在监管当局同意后，会员机构可以减少或者停止缴纳会费。葡萄牙投资者赔偿计划还对会员的年度会费规定了最高限额，防止会员机构承担过重的负担。事实上，一些国家(地区)的经验表明，投资者赔偿计划的资金需求并不大。例如，台湾证券投资人赔偿基金成立以来，几乎没有动用过。统计显示，至2000年底，美国投资者赔偿基金规模为12.2亿美元，澳大利亚为1．58亿澳元，加拿大为1．68亿加元，台湾为10．3亿新台币。
4．灵活的备用融资
金融市场的波动是难以避免的，我们很难非常精确地预测投资者赔偿基金的资金需求。因此，各国(地区)投资者赔偿计划都设计了灵活的备用融资机制。投资者赔偿基金通过固定或浮动的年度会费等正常筹资方式来应对正常的投资者赔偿，但当出现较为严重的金融机构倒闭或者金融危机时，投资者赔偿基金一般都可以向会员征收额外会费，自行或者在相关监管部门的同意后从银行或者其他机构借款。
赔偿基金的筹资方式
从具体的资金筹集方式上来看比较各国(地区)的情况，虽然各有具体区别，但大致可归为以下几类：
一、会员缴纳的会费
这是最主要的一种资金筹集方式，绝大多数投资者赔偿计划均向会员收取费用。具体而言，它包括以下几种形式：
一次性会费，证券公司在加入投资者赔偿计划时，通常要缴纳一笔一次性的会费。
年度会费。绝大多数投资者赔偿计划均要求会员缴纳年度费用，可以分为固定年费和浮动年费两种基本形式。
临时性追加会费。在需要时，大多数投资者赔偿计划均有权向会员机构征收临时性的追加会费。各国(地区)投资者赔偿计划采用了不同的方法来确定会费的征收标准，其基本的原则是权利与义务匹配。一般采用以下几种方法来确定会费：
1．以会员机构的资产规模为基准。这也分为两种情况：绝对资产规模和相对资产规模。绝对资产规模指的是会费根据会员机构持有的资产绝对量计算会员机构应该负担的份额。例如，西班牙投资者赔偿计划的会员需要承担年度会费和资金短缺情况下的额外会费，具体金额由基金管理者决定，其标准是会员机构持有货币和证券的价值以及客户的数目。法国、瑞典、冰岛等国均以这一方法为主。相对资产规模指的是根据会员机构持有资产规模占所有会员机构资产规模的比例来确定其应该负担的基金份额。例如，葡萄牙投资者赔偿计划规定，每个会员的会费根据其客户现金和证券总额占整个赔偿计划所覆盖的
现金和证券总额的比例予以确认。再如，丹麦存款人和投资者担保基金分别给所覆盖的信贷机构、抵押贷款机构和证券经纪人制订了一个被认为足以支付赔偿的总金额，然后根据会员的市场份额进行分配，每年进行调整。
2.以会员机构的客户数目为基准。例如，爱尔兰投资者赔偿有限责任公司管理的基金A规定，会员机构必须缴纳固定年费和浮动年费，其金额按照会员拥有的合格客户数目而定。
3．以会员机构的利润额为基准。例如，意大利投资者赔偿计划规定，对会员机构征收固定和浮动的年度会费，其中浮动年费的金额标准由基金的管理公司决定，依据会员赚取利润，也考虑基金收到的索赔数量而定。
4.以会员机构的雇员人数为基准。例如，冰岛投资者赔偿计划就采用这一标准为补充，根据会员机构持有的现金和证券以及雇员人数来征收会费。
5．根据会员机构所属不同类别予以区别对待。德国财政部在颁布的《关于贷款重组公司中证券公司赔偿计划份额的管理规定》对于证券公司在投资者赔偿计划中应该负担的份额作了明确的规定。它要求按机构的经营范围来确定份额缴纳的比例，具体规定如下：被允许占用客户资金或股票的机构，年份额比例为1％；当机构还可以从事自营或经纪业务时，年份额比例为3％；当机构不能占用客户的资金或股票时，年份额比例为0.3％；最低年份额为200欧元。年份额的计算基数通常以证券公司最近会计年度报表中的佣金和交易的总收益为准。如果最近会计年度报表没有出来，赔偿计划则在估计该机构的业务规模、结构以及同类机构缴纳情况的基础上得到预期的年份额，再乘以1.15倍，作为预缴额。如果是赔偿计划的新会员，份额基数的确定则取决于该机构第一个会计年度的预计损益。
6．根据会员机构的经营管理水平和风险水平予以区别对待。例如，希腊雅典股票交易所会员担保基金规定，会员的会费根据一个公式来决定，这一公式考虑了会员的风险度，包括资本金规模和由担保基金衡量的会员自我保护水平(即成员的内控、管理和外部联系)。法国投资者赔偿计划也根据会员公司财务状况的稳健性和成本情况来进行调整会员承担的会费标准。
挪威较为特殊，其投资者赔偿基金的会员机构可以在加入基金的协议中协议确定应缴纳的会费。
二、所筹集资金的投资收益。各国投资者赔偿计划都非常重视管理资金的投资收益，投资收益构成了赔偿基金重要的收入来源，在某些国家还成为最主要的收入来源。例如，澳大利亚赔偿资金来自于“国家担保基金”。1987年，澳大利亚的6家州属证券交易所合并为全国性的澳大利亚证券交易所，与此同时，这些州属证券交易所的担保基金也合并为国家担保基金。国家担保基金资产的增加主要得益于其投资的收益。另外，市场参与者组织成员根据《公司法》7．8节存放于澳大利
亚证券交易所由其投资的收益，也是国家担保基金资产增加的来源之一，此部分信托存款一般投资于短期证券。受其投资对象所限，利率波动会对国家担保基金的收益造成影响，这些收入是免收入税的。在1987年建立国家担保基金时，其资产规模为6040万澳元。此后，由于投资收益的增加，其资产价值翻了一番多。截至2000年12月31日，国家担保基金的资产价值约为1.58亿澳元。
三、借款。绝大多数的赔偿计划都规定赔偿基金有权向政府、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借款，并用将来会员缴纳的会费来偿还。有些国家(地区)的赔偿基金可以自行借款，有些国家(地区)规定借款必须得到监管部门的同意，有些国家(地区)的赔偿基金借款时只需要通知监管部门即可。在一些国家(地区)，投资者赔偿计划在需要时还可以向平行的存款担保基金借款。以美国为例，证券投资者保护公司的基金由会员摊派而来，这些资金被用以投资美国政府债券，其利息也作为基金的一部分。作为赔偿基金的补充，证券投资者保护公司还从银行财团获得了一种周转信贷额度。除此之外，如果有必要，证券交易委员会(SEC)有权向美国财政部申请额度高达10亿美元的借款，然后再出借给证券投资者保护公司，用以急需。
四、罚金。投资者赔偿计划通常有权对违规的会员机构处以罚金，罚金所得归人赔偿基金。例如，法国投资者赔偿计划就规定，违规的投资公司将向基金支付罚金，罚金归人赔偿基金之中。
五、官方拨款。少数国家(地区)的政府给投资者赔偿计划提供了少量的初期融资，例如荷兰投资者赔偿计划成立时，就是由荷兰金融监管部门提供了初期资金。
六、其他方式。投资者赔偿基金的资金筹集还有许多其他方式，例如香港联交所赔偿基金的资金来源于交易所会员，会员须就其拥有的每份交易权在香港交易所存放现金5万港元，香港交易所专门设立一个“赔偿基金睹备账户”，以处理一切有关赔偿基金的收支款项。2001年3月香港证监会公布的《建议的新投资者赔偿安排》时未来独立投资者赔偿基金的资金筹集建议如下：“投资者赔偿公司初期约经费会来自从现有赔偿基金转移的资产；但现有的赔偿基金亦会预留足够的款项，以清缴末偿还债务。我们认为应该将新赔偿基金的资产累积至超过现时的赔偿基金转移过来的资产的水平。为了向买卖香港证券及期货产品的投资者提供合理的保障，证监会认为新的赔偿基金应该尽快累积储备至10亿元的水平。要达到这个目的，有效的方法是将现时对联交所的交易征收的交易征费由0．01％增加到0．012％，以及规定证监会须将额外的征费存入现有的联交所赔偿基金，以便当新基金成立时，可以将有关款项转拨予该基金。我们仍然需要其他形式的经费来源，以应付灾难性损失。本会建议新基金应继续维持现时对在期交所执行的合约每边征收0．5元征费的做法。”
“台湾证券投资人保护基金”由台湾证券交易所、台北市证券商同业公会、复华证券金融公司、台湾证券集保公司、台湾证券暨期货市场发展基金会、高雄市证券商同业公会等10家相关证券机构分别缴纳资金组成。“证券投资人保护基金”的总额为10．3亿新台币。各机构缴纳的资金如表1所示。
表1“台湾证券投资人保护基金”各机构缴纳资金一览表
相关机构 缴纳金额（亿新台币）
台湾证关交易所 4
台北市证券商同业公会 3
复华证券金融股份公司 3
台湾证券集保公司 0．1
证券暨期货市场发展基金会 0．05
高雄市证券商同业公会 0．01
证券柜台买卖中心 0．05
安泰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0．03
富邦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0．03
环华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0．03
加拿大投资者保护基金(CIPF)还从自律监管组织获得其每年利息收入的捐赠。有些国家(地区)的投资者赔偿计划规定会员机构可以只缴纳一半现金，另外一半以保险的形式提供。还有一些国家只要求会员作出承担费用的承诺，在实际发生赔偿时才实际缴纳资金。例如，奥地利投资者赔偿计划规定，只有在发生实际的对投资者违约事件后才征收费用。
赔偿范围及赔偿限额
一、赔偿范围
概括地说，投资者赔偿计划的目的是在面临(为投资者提供投资服务的)中介机构由于经营倒闭无法归还投资者的投资资金时所给予的一定比例的补偿，以弥补其损失。各国(地区)都在赔偿计划中规定了具体赔偿所涉及的范围，一般涵盖下列几方面：
1.赔偿对象；
2．中介组织(法人机构或者非法人机构)的性质：
3．所涉及的投资工具；
4．不包括在赔偿范围的例外。
首先，所有的赔偿都是针对投资者而言，这里的投资者在多数国家(地区)的计划中指个人投资者、小型机构投资者。
其次，赔偿所涉及的中介组织都是处在因投资失败而濒临破产的状态，此时该中介组织的客户具有对资金进行索赔的要求。这些中介组织一般具有以下性质：(1)属于为投资者提供投资服务的；(2)受到有关当局监管；(3)可以是法人机构，也可以不是法人机构；(4)投资经营失败而濒临破产。
再次，不同国家(地区)对因何种投资行为导致损失而需要赔偿也有规定。具体到证券投资赔偿而言，多数国家(地区)都包括股票、债券、基金等基础性金融工具的投资，有些还包括期权、期货等金融衍生工具的投资。
另外，每个国家(地区)都明确地规定了不属于赔偿保护范围的事项。从导致投资者损失原因的角度讲，主要包括：(1)由于错误的投资建议而导致的损失；(2)由于市场价格变动而造成的损失；(3)由于通货膨胀的影响而招致的损失；(4)大型机构投资者的损失；(5)由于股票发行人破产而使投资者持有的股票缩水所造成的损失；(6)由于其他不可抗力因素而导致的损失。在赔偿对象方面，主要包括：(1)中介机构的一般合伙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2)中介机构的大股东；(3)不为投资者提供投资服务，而只出于自身经营需要的经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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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上述事项外，每个国家(地区)都是根据自身实际制定详细细则的，如“香港交易所赔偿基金”规定只有交易所的会员公司的客户才有资格获得赔偿；而“美国投资者保护公司”对未按《1933证券法》在SEC注册的投资行为(像商品期货合约)，不提供保护。
二、赔偿限额
每个国家(地区)都规定了一个赔偿限额，其金额根据各国(地区)情况而定。影响该限额水平的因素包括：本国(地区)经济与金融市场发展水平；合理保护与减少“道德风险”；个人投资者平均投资金额；不影响金融市场的效率和维持一个成本尽可能低的赔偿计划；赔偿基金的负担能力；历史上的赔偿记录；等等。
多数国家(地区)在赔偿限额的规定中，除了最高赔偿金额的规定外，还有赔偿比例的限制。例如欧盟《投资者赔偿计划指引》规定，赔偿计划的最高赔偿额至少为每位投资者20000欧元，如果实际索赔额小于20000欧元，则为索赔额的90％。大多数成员国规定的每位投资者赔偿上限为20000欧元。德国、爱尔兰和芬兰还规定了在索赔额低于20000欧元时，有90％赔偿额的限制。葡萄牙的限额为25000欧元，瑞典为28000欧元。规定的限额要大大高于指引的要求。英国规定的是73000欧元，并对低于此金额的赔偿有比例要求；法国的限额是70000欧元。
有的国家(地区)对现金赔偿和证券赔偿的赔偿限额予以区别对待。例如欧盟的一些成员国就对现金赔偿和证券赔偿规定了不同的赔偿标准。丹麦对现金赔偿规定的限额是40000欧元，而对证券赔偿规定的限额是20000欧元。比利时和法国对现金和证券赔偿的限额相同，比利时的规定是20000欧元，法国对现金赔偿和金融工具赔偿的限额都是70000欧元。比利时和法国还规定，在银行倒闭的情况下，现金赔偿限额也包括对储户的赔偿。不少国家和地区对赔偿限额的规定包括了两个方面：对每个投资者的赔偿限额和对单个会员机构所有客户赔偿的总限额。例如，《台湾投资人保护基金设置及运用办法》规定：“保护基金对每家证券经纪商每一证券投资人一次之补助额，以新台币一百万元为上限。保护基金对每家证券经纪商全体证券投资人一次之补助额总数，以新台币一亿元为上限；该证券经纪商全体证券投资人之补助总额总数超过上限者，由全体证券投资人按其得补助金额比率扣减之。”
香港联交所赔偿基金的做法是：“联交所赔偿基金将可以支付予因交易所参与者违责而提出索偿的所有申索者的总金额限于800万元，……并规定申索人可以收取其损失的金额或15万元(以较低者为准)。同时，亦规定申索人所收到的赔偿额不得低于其在800万元限额安排下所能收到的款项。这意味着申索额较大的申索人在收取第一笔15万元的赔偿额后，可能会再收取第二笔赔偿款项。”
由于各国(地区)规定的赔偿限额不同，有时候会涉及到不同的标准。对此，欧盟《投资者赔偿计划指引》对于在欧盟内部的跨境提供投资服务的投资者赔偿问题，提出了以下基本原则：如果一家投资公司参加投资者赔偿计划，该计划也应该覆盖其在其他欧盟成员国内的分支机构。但指引同时规定了两个例外条款：
(1)“禁止出口条款”(export-ban or export prohibition clause)。至少在转轨期间，母国提供了较高赔偿上限或较广覆盖范围的投资者赔偿计划，在适用于本国投资公司在其他欧盟成员国分支机构时，应该将相关标准调低到与东道国一致。
(2)“取优条款”(topping-up clause)。当投资公司分支机构东道国的投资者赔偿计划提供了较为优厚的赔偿条件时，这些分支机构有权参加东道国的投资者赔偿计划。各国情况具体见表2。
表2 各国（地区）投资者赔偿计划的赔偿限额
国家（地区） 最高赔偿限额
欧盟各国 《投资者赔偿计划指引》要求各成员国的赔偿限额不得低于20000欧元，同时授权成员国可以根据自己的意愿提供更高水平的限额
爱尔兰 赔偿90%，最高赔偿额为20000欧元
英国 30000英镑金额内，100%赔付；然后赔付另外20000英镑的90%；总额最多赔偿48000英镑
美国 50万美元（包括现金+证券，其中现金≤10万美元）
香港 15万港元（单个会员限额800万港币），但有可能追加赔偿
台湾 100万元台币（单个经纪商限额1亿元台币）
德国 赔偿90%，最高赔偿额为20000欧元
加拿大 100万加元
赔偿条件及赔偿程序
一、赔偿条件
按照各国(地区)投资者赔偿计划的宗旨，赔偿条件大致包括这样几个原则：一是投资者已经完成证券的交易和交割；二是中介机构经营失败；三是只对一些具有特殊身份的会员机构的投资者(或账户)进行赔偿。具体表现为以下几类：
1．有关监管部门认定某中介机构已经面临破产倒闭，因此无法履行对投资者的偿付义务；
2.司法部门根据中介机构的财务状况作出判决，认为投资者不能直接对中介机构提出赔偿要求；
3．投资者的买卖委托已经成交，并对经纪商已经完成交割；
4.只有参与赔偿计划的会员类中介组织的投资者才有权要求赔偿。
二、赔偿程序
鉴于各国(地区)在实施赔偿计划时，具体承担赔偿的机构不同，因此具体的赔偿程序也不完全雷同。但一般都经过下述过程，每一个步骤都有一个时效限制，按照各国(地区)的实际做法，时效从十几天到一年不等。一般讲，审核赔偿申请的时间长于实施赔偿的时间。
1.调查：指中介机构(赔偿计划的会员机构)的上级管辖(监管)部门对该机构的财务状况进行详细了解，确定其确实处于无法履行对投资者的资金支付义务的状态。但该机构面临倒闭时，监管部门会对其进行清算。此处的上级监管部门以不同国家(地区)有不同情况，有中央银行、司法机关等不同机构承担。
2．通知
有权获得赔偿的投资者：监管机构将通知有权获得赔偿的投资者(通过报纸或信函)，并就有关注意事项让客户知悉，包括提出申请的材料准备、提出申请的时效限制等方面。
3．投资者提出赔偿申请：提出申请时必须准备详细的有关材料，包括破产公司的一切材料、与中介机构的交易事项、以及其他能证明有资格索赔的文件。时间限制一般为3个月、5个月、6个月甚至1年。
4．审核：在收到投资者的赔偿申请后，赔偿计划的实施者将根据有关法律、规章等对每位投资者的赔偿申请进行审定，判定他们是否符合条件，以决定是否作出赔偿。
5．确定是否赔偿和赔偿金额：确定是否对申请赔偿的投资者进行赔偿，对审核通过被确认符合赔偿要求的，计算出按规定应予赔偿的金额。
6．支付赔偿金：一切准备工作完成后，赔偿计划的实施者即可向索赔投资者发放赔偿金额。时间限制一般为3个月。
7．上诉：如果投资者对赔偿数额或方法不满意，可以向赔偿计划的实施者申请重新裁定，甚至上诉至法庭。
对于投资者赔偿过程中每个环节所需的时间，各国(地区)一般都规定了强制性的时间要求，以便及时地满足投资者的赔偿申请，防止官僚主义作风影响赔偿计划实施机构的工作效率。例如，欧盟《投资者赔偿计划指引》规定：“投资者赔偿计划应该采取适当措施，通知投资者有关其赔偿的监管当局裁决和司法判决，如果应该对其进行赔偿，则应该尽快赔付。赔偿计划应该规定一个投资者提交索赔要求的期限要求，该期限至少为5个月。但不应援用期限已过为理由拒绝投资者提供赔偿。应在投资者索赔的合格性和金额确认后3个月内进行赔偿。”
据《证券市场导报》
篇8：分部信息披露制度的国际比较与借鉴
分部信息披露制度的国际比较与借鉴
中央财经大学张海琳随着世界经济一体化，企业的活动范围已不再受到国家和地区的限制而走向全球化，相当一部分企业成为跨行业、跨地区经营的企业集团。与之相应的合并会计报表虽然能较完整地反映母公司直接或间接控制的经济资源以及整个企业集团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的全貌，但在满足“服务于信息使用者决策需要”的目标上还存在局限性。对于合并报表存在的先天不足，国际上通行的解决办法是披露分部信息，并将其作为合并报表的补充。
为了规范分部信息的披露行为，各国会计准则制定机构、证券管理部门以及有关国际组织，纷纷发布准则或制度，对分部信息披露的适用范围、分部标准与数量、分部信息的内容、报告期间和披露方式等作出规定，形成了各自的分部信息披露制度。
一、分部信息披露制度的国际比较
1．美国的分部信息披露制度
美国在分部信息披露上有着广泛的规定。1969年，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SEC）首次要求在册的上市公司按照行业分部披露公司的有关信息；1976年，财务会计准则委员会（FASB）发布了FASB―14“企业分部财务报告”；随后，FASB又陆续发布了一系列与分部信息有关的会计准则和技术公告，如 FASB―18、FASB一21、FASB―24。这些准则为企业分部信息的披露提供了规范性指南。
根据上述准则的规定，披露分部信息的范围限定为公众持股的上市公司。企业应按行业、主要客户、国外经营和出口销售将分部划分为四类。可报告行业分部的判断标准是：分部的营业收入、营业利润（或亏损）、可辨认资产分别占企业合并营业收入、合并营业利润（或亏损）、合并可辨认资产的10％或以上。主要客户分部的判断标准是：其营业收入占合并营业收入的10％或以上。国外经营和出口销售分部的判断标准是：其营业收入占合并营业收入的10％或以上，或资产占合并资产总额的10％或以上。此外，还对分部的数量加以限制，要求所有可报告分部来自非相关客户的合并营业收入，最低应占所有行业分部相应合并营业收入的75％，但应编报的.分部最多不超过10个。要求披露的分部信息内容为：行业分部应披露收入、获利能力。可辨认资产及其他信息；国外经营应披露收入、经营损益、可辨认资产信息；出口销售应按地区总额披露企业从母国外销给国外非联属企业客户的销售收入；主要客户应逐一披露其销售情况。对于分部的报告期间，1977年发布的FASB--18规定，企业不必在中期财务报告中提供分部信息；而成立于1991年4月的美国注册会计师协会财务报告特别委员会，在经过研究后认为，应在中期报告中披露分部信息，并建议按季度提供分部信息。分部信息的披露方式是单独编制分部报告，纳入企业财务报表体系内，构成整套报表的一个组成部分。
2．国际会计准则委员会对分部信息披露的国际协调
国际会计准则委员会（IASC）于1981年发布了IAS―14“按分部编报财务资料”，并于19对该准则进行了修订。从准则内容看，IAS－14与美国FASB一14的要求比较接近，所不同的是，它只要求企业披露行业和地区分部信息，未要求披露出口销售和主要客户的分部信息。如果企业同时适用行业分部和地区分部，要求把其中之一作为第一级基础，另一种作为第二级基础。相应地，要求对第一级分部作充分披露，应披露的指标包括：销售收入或其他营业收入、成果、所用资产的置存价值、负债、本期购入资产的总成本、本期资产折旧费和摊销费的合计数、其他重要的非现金费用合计数及有关投资信息。对第二级分部作有限的披露，应披氏的指标包括：来自企业外部客户的收入、资产帐面价值、本期购入的使用年限在一年以上的资产总成本。
3．我国现行的分部信息披露制度
我国企业财务报告用户对分部财务信息同样具有强烈的需求。中国证监会在1994年1月颁布的《公开发行股票公司信息披露
[1] [2] [3]
篇9：制度理论与国际政治经济学的新视角
摘要：诺思在其《西方世界的兴起》一书中阐释了产权制度的重要，但并未解释国家之间存在产权制度有效程度差异的原因。
基于此，诺思在《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一书中作了更为深入的研究，在对新古典主义的批判和对马克思主义修正的基础上，以人类社会的不断演进作为实证依据，建构了一个新的解释经济史的宏观理论框架。
全书的核心在于制度理论的研究，探讨制度上的历史演进及其推动力量。
关键词：国际政治经济学;制度理论;结构与变迁
一、核心框架
本书的内容围绕着经济史上的结构与变迁展开，“‘结构’涉及制度框架，‘变迁’涉及在一段时间里制度的设立、更改或破坏。”诺思认为，为了弥补新古典经济学理论的不足，需要人口变迁理论、知识存量增长理论以及制度理论，其中制度变迁理论是本书的研究重点。
该理论包含三大理论基石：国家理论、产权理论、意识形态理论。
作者将国家定义为“在行使暴力上有比较利益的组织”，因而处于界定和行使产权的地位。
国家规定着产权结构，对产权结构的效率负责，而产权结构的效率决定了经济的增长、停滞或衰退。
诺思认为契约论、掠夺论都是不全面的，他用暴力解释国家：国家可以以其暴力上的比较优势规定产权组织形式，潜在地利用暴力来实现对资源的控制。
根据有关经济组织的分析，作者认为，经济的实绩取决于其组织结构;经济的组织结构影响交易费用。
这里所谓的经济组织安排，就是通常所说的产权形式。
不同的产权形式对经济实绩有着深刻的影响。
现代经济最基本的组织形式是市场与企业、产权制度与市场、交易成本、组织密不可分。
市场交换需要产权制度，否则交换不能进行;市场交换存在交易成本，市场交易必须有使交易成为可能的基础，那就是一套复杂的法律结构及其实施，即需要一套产权制度。
产权理论与国家理论关系紧密，产权的创建和实施又与国家相关。
诺思指出，国家有着不完全一致的双重目标：由于稀缺性和竞争的存在，更有效率的组织形式将替代无效率的组织形式，但如果有效率的组织形式损害了统治者的利益，那么相对无效率的组织形式将存在下来。
借助国家理论，诺思解释了无效率的组织形式、不好的产权制度得以存在的原因。
在诺思看来，国家在制定和变革制度方面是受到两方面制约的：一是政治市场的竞争;二是交易费用。
但是交易费用与收益的计算并不能解释一切制度的稳定与变迁，“历史上的变革和稳定性，需要有一种关于意识形态的理论来解释同新古典理论关于个人主义合理算计相背离的那些情况”。国家作为产权的界定、保护和变革者，所提供的产权制度需要人们相应的意识形态才能得以维护，“成功的意识形态必须是灵活的，以便能赢得新团体的忠诚，或随着外部条件变化也得到老团体的忠诚。”国家可以通过对意识形态的投资，使人们理解、支持制度变革，使制度变迁顺利，降低变迁成本，抑制“搭便车”行为，使制度变迁的成本内存化，从而节约变迁成本。
上述背景条件构成了作者的理论基础，经济环境的变化(如资源条件的变化、相对价格的变化等)构成了推动产权变动的力量，产权变动向着减少制度费用的方向发展，政府依靠其暴力上的比较优势在其自身动机的约束下确认并执行有效产权，意识形态上的变革有助于降低经济组织成本，上述过程有效的解释了制度变迁的机制。
本文将着重探讨在1990年以后的全球化时期，本书所提出的制度理论对于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的解释力。
二、全球化时期国际政治经济学发展的主要问题
全球化时期，国际政治经济学有一个不变的“核心议题”，即国际政治经济学最终是要研究经济的全球化与仍然以民族国家为基础的国际政治之间的结构性矛盾、冲突，以及研究如何管理和解决这些结构性矛盾和冲突的问题。
20世纪90年代以来，伴随苏联解体，全球化掀起又一浪潮，国际经济和国内政治之间的联系明显增强，这一时期的全球化呈现出一些明显的特征：首先，在经济方面，以联合国、世界贸易组织等为代表的全球多边经济组织努力推动全球贸易自由化，各种区域经济组织不断产生，一体化程度不断深化。
第二，各民族国家之间的竞争与合作，不仅在贸易方面有所拓展，在环境、疾病和公共健康(最典型的案例包括SARS和AIDS)，毒品和洗钱等方面的国际问题也凸显出来，这些政府无法控制的问题是需要通过国际机制和全球治理来解决的。
第三，全球化产生了国际关系领域的开放经济政治问题，国际体系经济权力的分布也发生很大改变，除了发达国家通过国际机制进一步确保统一的开放市场之外，游离在全球经济体系之外的.发展中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也纷纷提出了加入这一体系的要求。
同时，参与全球化体系的主体从民族国家拓展到跨国公司和利益集团。
针对这样的趋势，国际政治经济学发展的主要问题也发生了一些变化。
国际政治经济学90年代后最大的成果是借用经济学理论研究不同行为主体的经济利益如何影响其政策选择。
很多学者已逐步走出国家与市场两分法、国内层次与国际层次相互割裂的狭隘研究视角，在国家、市场维度之外纳入“社会维度”，同时打通国际与国内层次。
国际政治经济学发展的主要问题由“国家——市场”转变为：“国家——市场——社会”。
在新添加的社会层次上，最重要的是要研究社会集团，特别是私人利益集团与公共利益集团的作用。
下图能够较为全面地概括1990年以后的全球化时期国际政治经济学发展的主要问题：国际政治经济学发展的主要问题包括国家、市场、社会三个层面，在国内层次中分别以国家、企业、国内利益集团为主体，在国际层次中分别以民族国家、跨国公司、国际组织(包括政府间国际组织和非政府组织)为主体，同时，国内层次与国际层次相互交织，界线越来越模糊。
三、结论
根据以上的综合分析，笔者认为诺思的制度理论对于解释全球化时期(1990年至今)国际政治经济学发展的主要问题具有可借鉴之处，具备一定解释力。
第一，从国际政治经济学目前的主要流派来看，国际政治经济学在全世界的范围内讨论民族国家与世界市场的互动关系，并将国际关系的发展动力归结为二者的相互作用。
自由主义流派强调世界市场更多地塑造了民族国家的行为;现实主义流派认为民族国家对世界市场的形成贡献更大;激进主义流派则从公平、公正的角度，否定现有的民族国家与世界市场体系，试图推进不满足于现状的力量，完成意识形态上的进步。
诺思所强调的推动经济史中结构变迁的因素——经济组织的形式、国家对新兴产权形式的界定、意识形态的发展变化——构成了国际政治经济学三个流派关注的对象。
第二，从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的角度来看，这一时期，国际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必须了解国内集团如何界定各自物质偏好，这些偏好又是如何被政治机制所加强的。
这一问题涉及到两个研究方向：首先是国际层面与国内层面的互动;其次是制度与利益的互动。
在国家层面，从国家对产权结构界定的角度，诺思认为，国家既有动机建立适宜自己的产权结构以使得统治者获得的租金最大化，也有降低经济组织中的交易费用以使得社会产出最大的动机。
由于国际政治经济学最终要研究的是经济全球化与仍然以民族国家为基础的国际政治之间的结构性矛盾、冲突，以及研究如何管理和解决这些结构性矛盾和冲突的问题，国家和政府需要以暴力规定产权组织形式，潜在地利用暴力来实现对资源的控制。
在市场层面，现代经济最基本的组织形式是市场与企业。
民族国家在推动世界市场形成中起到了主要作用，而在全球化条件下世界市场对民族国家的行为有越来越大的塑造作用。
跨国公司等企业成为世界市场上日益活跃的角色，它们以世界市场为舞台，又影响着世界市场的运行发展，对国家间关系也施加着直接或间接的影响，甚至在国际意识形态和国际体制的变化与调整中也常常能看到跨国公司等企业的影子。
从意识形态角度来看，全球化时期，社会集团的价值取向，特别是对全球化发展的认同程度，影响到国家、市场或公司的作用。
全球化的发展带来产业结构的调整，带来了观念的分裂，基于利益与认同的利益集团的分化组合在某种程度上是对全球化发展的一种反应。
如何塑造社会的普遍认同，平衡不同利益集团，维护对外开放政策，成为对国家能力的重要挑战。
诺斯的意识形态理论也解释了这些现象，并给出了解决方案：职业专门化引起意识形态差异，使得一直因种族(地理)差异而存在的意识形态差异变得更严重了，国家利用暴力规定了某种意识形态的主流地位并加以大力宣扬，限制其他非主流意识形态的生成和扩展，进而影响制度的选择、安排和变迁。
第三，“全球化在将来是会持续下去还是会重蹈历史的覆辙”是目前全球化面临的主要疑问之一，也是许多国际政治经济学者正在研究的课题。
伊肯伯里和格里科两位学者指出，全球化是可以逆转的，全球化若使世界各国贫富差距越来越大，弱国穷国很可能封闭自己，为了保证国际体系的开放和稳定，需要国际经济制度和全球治理等多种方式作用。
米尔纳认为解决问题的关键在于各国政府能否处理好推进全球化与保护民众免受全球化冲击之间的关系。
全球化时期，我们看到了这样一些现象：关贸总协定的签订与世界贸易组织的成立降低了由关税和种种非关税壁垒所引起的交易成本;货币互换安排降低了各国央行持有外国货币的成本;以欧盟为代表的地区性一体化组织降低了交易成本形成了国际政治经济学中的种种新现象。
上述过程中，既有市场主体的推动作用，又涉及国家在新产权形式认定过程中的关键作用与国家租在这一过程中的提高。
诺思的制度理论主要是针对国内层面和历史层面来谈的，面对全球化，国际政治经济学完全可以将这一思想延伸到国际制度层面，也就是说制度费用在世界范围内的减少，可以成为推进国际政治经济体制演变、全球产权结构转变的因素。
这同样验证了当前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的逻辑：“理性一无政府状态一合作一共同利益一制度协调”。
参考文献：
[1] 【美】道格拉斯·诺思.经济史上的结构和变革[M].厉以平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2.
[2] 【英】约瑟夫·格里科，【美】约翰·伊肯伯里.国家权力与世界市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
[3] 海伦·米尔纳(Helen.Milner).全球化与国际政治经济学的趋势[J].国际政治研究，2006(2).
[4] 王长生，宋玉祥.诺思的产权理论及启示[J].生产力研究，2008(5).
[5] 郝淑芹.新制度经济学的国家理论及其现代意义[J].河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6).
篇10：国际结算课程的教学模式探索与研究
国际结算课程的教学模式探索与研究
文章从理论教学、案例分析、情景模拟、实践教学四个环节阐述了“TCSP”模式在国际结算课程教学中的具体运用,并指出只要教师在教学中能充分尊重学生的主体地位并努力提高教师自身的`综合素质和业务能力,就一定能够很好地实现教学目标.
作 者：赵璋 李江 魏伟 作者单位：上海电力学院经管系,上海,200090 刊 名：改革与开放 英文刊名：REFORM & OPENNING 年，卷(期)：2009 “”(22) 分类号：G64 关键词：建构主义 “TCSP”教学 国际结算★ 结算审计报告
★ 结算协议书范本
★ 旧制度与大革命
证券结算制度的国际比较与借鉴（通用10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