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语】“怎么那么讨厌啊”通过精心收集，向本站投稿了10篇混沌及其哲学启示，以下是小编为大家整理后的混沌及其哲学启示，仅供参考，欢迎大家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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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混沌及其哲学启示
混沌及其哲学启示
本文首先分析了混沌含义的演变和混沌的三个本质特征:内在随机性、对初值的敏感性和“混沌序”.文章接着论述了混沌所给予我们的'启示,指出它用全新的视角和方法重新刻画了世界及其演变的图景,引起了传统方法论的变革,再次揭示了人类认识能力有限性和无限性的统一,从而启示人们更真实更深刻地认识世界及人类自身.
作 者：曹海英 作者单位：中央民族大学研究生院, 刊 名：北方工业大学学报 英文刊名：JOURNAL OF NORTH CHINA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年，卷(期)：2001 13(4) 分类号：B202 关键词：混沌 本质特征 哲学启示篇2：《老张的哲学》的启示
下边是老舍先生的小说《老张的哲学》中的一个自然段，我觉得有点意思，故抄录下来，并就自己的理解形成文字。
“乡下人对于城里挂着“龙旗”，“五色旗”，或“日本旗”，是毫不关心的。对于皇帝，总统，或皇后当权，是不大注意的。城里的人们却大不同了：他们走在街上，坐在茶肆，睡在家里，自觉的得着什么权柄似的。由学堂出身的人们，坐在公园的竹椅上，拿着报纸，四六句儿的念，更是毫无疑惑的自认为国家的主人翁。责任义务且先不用说，反正国家的主人翁是有发财升官的机会，是有财上加财，官上加官的机会的。谁敢说我想的不对，谁敢说我没得权柄？呕！米更贵了，兵更多了，税更重了，管他作甚。那是乡下人的事，那是乡下人的事！……”
按人多少，所占比重，先挑多的说。考虑到这一点，老舍先生先从乡下人开笔。从挂什么“旗”开始，到究竟什么人说了算，寥寥数语，把乡下人不关心政治的心态、精神，说明白了。城里人毕竟是少数，自然是同乡下人比较。城里人究竟是怎样的心态与精神呢？不管在哪儿，在街上走也好，坐在茶馆里也好，睡在床上也好，都觉得权柄在自己手里。老舍先生说的城里，指的是京城，指的是“天子”脚下。有文化的城里人呢，拿着报纸，四六句的念，“毫不疑惑”自己是国家的主人翁。到底究竟是不是主人翁呢？下边有明确的注释：“反正国家主人翁是有发财升官的机会，是有财上加财，官上加官的机会的”。至于“米更贵了，兵更多了，税更重了，那是乡下人的事，那是乡下人的事！”
《老张的哲学》，是老舍先生的早期作品，创作于上个世纪二十年代，小说中描写的故事，也就发生在那个时候。上边引述的一个自然段，文字虽然不多，却把当时中国的黑暗，黑暗下的中国人的心态以及社会情形，基本轮廓，用白描的手法，很真实的勾勒出来了。虽然笔墨不多，但几乎每一个字，都是有用的，都饱含着作者对于当时中国社会现实的认识、理解。同时，揭露了乱世的具体表现，粮食的价格更贵，军阀更猖獗，苛捐杂税更重，但“那是乡下人的事，那是乡下人的事！”
简单、粗略地分析了上边的这段文字，我对所谓的纯文学加重了一层感情，是愈发觉得还是纯文学作品好。究竟好在哪里呢？似乎该有这样几点：
第一，写的是正经事情。家事国事天下事，全都涉及到了。从什么“旗”，到什么人当政；从乡下人的表现到城里人的表现，从吃饭，到军阀，再到税重不堪负，足以证明。读者读了这段文字，应该是有感想的，甚或要产生联想，浮想联翩，也说不定。这就是纯文学作品的社会功能。
第二，给人的启迪或教益。行分五行八作，人分三六九等，不管是从事什么职业的，混哪碗饭吃的，也不论在社会上处于怎样的位置，更不讲文化水平的高低，只要是读了正经的文学作品，总要或多或少得到一点或一些启示甚或教益。就上边的那段文字，读者也许没任何表情，那肯定是心理麻木的；也或许苦笑，那说不定就是农民；还或许是生出某种得意，挂在嘴角，那一定是得了什么便宜。
第三，如今中国经济快速发展，民生诸多问题，正在逐步得到解决，老百姓的日子愈来愈好了。也就是在这样的情形之下，我们决不能忘了还有“老张”的存在，可以说，城里有“老张”，乡下也有“老张”，政界有“老张”，学界也不乏“老张”，演艺界的“老张”的身影更多，晃动得也更加频繁。因此，老舍先生的《老张的哲学》很值得人们一读，加上读后的一想。至于以为纯文学作品没有出路的，更有必要重新认识，到底怎样的作品，才是纯文学。真的明白了，总不至于再随声附和了。
[《老张的哲学》的启示]
篇3：后现代科学哲学及其启示
中图分类号：B0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12）06-0262-02
作者：张建中
后现代主义作为20世纪60年代左右产生于西方发达国家的一种泛文化思潮，是以新解释学和解构哲学的兴起为标志而登上现代思想舞台的，到20世纪80年代后半期成为一种时髦的流派。后现代主义思潮席卷艺术、文学、语言、历史、政治、伦理、哲学等观念形态的诸多领域，当然也不可避免地波及到了科学哲学，使得科学哲学的发展出现了重大转折。
一、后现代科学哲学的形成
科学哲学在20世纪经历了逻辑经验主义、批判理性主义、历史主义、新历史主义等现代主义的发展阶段后，转向了后现代主义的发展方向。毋庸置疑，后现代科学哲学是后现代主义与科学哲学相互结合的产物。这种结合是通过一种双向运动而实现的。一方面，后现代科学哲学是后现代主义思潮影响下的产物。“自20世纪中叶以来，后现代主义思潮逐渐地席卷了整个西方哲学的各个领域……它冲击了以认识论为核心的现代思想框架，为传统的形式、观念和价值标准的可接受性带来巨大的震撼。这种效应也不可避免地在科学领域中泛起它的漪澜。所以，后现代科学哲学趋向作为后现代性在科学哲学运动中的深入，是现实地存在着的，并深嵌着时代的烙印。”[1]另一方面，后现代科学哲学的产生也是科学哲学自身的发展的必然结果，是科学哲学的历史主义反对逻辑经验主义的产物。波普尔、费耶阿本德等都是后现代主义的典型代表。正如美国学者R.萨索尔所说的：“到后现代性领域……上去旅行，部分地是和卡尔・波普尔一起进行的；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又有保罗・费耶阿本德为伴……所有这些同伴都对一种适用于科学的后现代哲学的感受性作出了贡献，因而成为一种后现代科学哲学。”[2]在R.萨索尔看来，是斯蒂芬・图尔敏最早在1981年使用了“后现代科学”这一术语。1991年，《科学哲学学会》在一篇文章中使用了“后现代科学哲学”一词。从此，“后现代科学哲学”便被学术界普遍使用了。
二、后现代科学哲学的特征
后现代科学哲学的主要代表人物及其思想有：罗蒂的后分析哲学所代表的后哲学文化观、法因的“自然本体论态度”、利奥塔的后现代的实用知识观和范・弗拉森的建构经验论。尽管他们的理论内容和侧重点不同，但是作为一种后现代主义影响下的科学哲学，他们却有着一些共同的特征：
1.反对基础主义，否定科学有独立于整体文化的任何基础。基础主义认为，任何认识都有一个基础来作为判定知识合理与否的标准，并且这个基础具有最终的决定意义。例如，逻辑经验主义把“经验”作为科学知识的唯一基础，并以此去建立科学合理性的普遍标准。而后现代科学哲学则认为，根本就不存在任何知识的基础，根本就不存在任何标准和合理性问题。罗蒂明确指出，“客观性就是主体间性”，科学研究和其他人类活动一样，“只有一个伦理学的基础，而没有任何认识论的或形而上学的基础”[3]。范・弗拉森也认为，“现代哲学是一种对基础的探求”，这种哲学的错误“是囿于认识论的基础主义”，所以，他主张把基础主义作为错误加以摒弃。法因则更是如此，他认为，从总体上要肯定科学认识的真假好坏是不可能的，因为没有一个固定不变的基础能够与科学认识形成对照，作为检验该理论真假好坏的标准。
2.反对本质主义，否认科学的目标是追求真理，否认真理的存在。本质主义认为事物都有固定的本质，科学认识的目标就是获得关于事物本质的知识，即真理。后现代主义则从反对本质主义出发，根本就否认有客观意义的“真理”。罗蒂认为，“对于真理没有什么东西好说，除非我们各自把自己觉得最好加以相信的信念看做是真理加以赞扬”，“真理只是对一个选定的个体或团体的现时的看法”[3]。费耶阿本德主张用一个比较不具有冒险性的或风险性较小的概念―理论的“经验适当性”来代替真理，除此以外，其他方面统统用括号括起来。范・弗拉森也明确表示，“科学活动是建构而非发现，是适合于现象的模型建构，而非发现关于不可观察物的'真理”[4]，“没有任何证据使我们相信所接受的理论为真”[4]。
3.反对表象主义，否认科学知识具有客观性。传统西方哲学是在主客二分基础上展开的，认为人的认识就是主体运用其理性能力去反映客观世界，知识具有客观性。逻辑经验主义和历史主义都未超越主客二分这一认识论框架。后现代主义根本就否认科学知识有超越于人的客观性。罗蒂表示，“实用主义者愿意放弃对客观性的期望，即想与一个不只是我们自己认同的共同体的实在接触的愿望，而代之以对某个共同体的亲和性的期望。”科学理论的检验也“只是努力把它们与我们已有的信念编织在一起”而已。范・弗拉森认为，科学理论并不是对客观世界的反映，而只是“适合于现时经验的模型建构”，科学的目的不是为了反映客观世界，而“是给我们提供经验上恰当的理论”。
4.摒弃形而上学，拒绝任何体系和规范。自逻辑经验主义诞生以来，形而上学就一直是科学哲学的批判对象。到20世纪七八十年代，费耶阿本德从自然界没有同一性出发否定了作为形而上学的科学哲学。后现代科学哲学则彻底摒弃以往形而上学理论，终结了形而上学。罗蒂抛弃了形而上学的传统，主张“超越科学哲学”与科学认识论，用解释学代替认识论。而法因则认为，科学哲学对科学的理解不能指导科学家的行动，哲学的作用在于确立一种“自然的本体论态度”，科学不需要哲学。
由此可见，后现代科学哲学是对传统科学哲学的一次全面否定，彻底颠覆了传统的认识论和本体论，否定了科学的真理性，取消了科学在人类文化中的特权地位，消除了科学与非科学的二元对立，成为一种反科学主义的思潮。
三、后现代科学哲学的几点启示
尽管后现代科学哲学家贬低自然科学的地位，强调用艺术学、政治学等的观点和标准去审视科学，对传统的科学哲学采取了消极的态度，但是，后现代科学哲学作为一种时代的产物毕竟对我们具有启迪作用。
1.后现代科学哲学促进当代西方科学哲学的辩证化趋势发展。在20世纪逻辑实证主义哲学家们都为寻求客观真理来论证科学的客观性；此后，历史主义学者库恩、费耶阿本德大肆宣场科学的主观性，使科学哲学走向了另一极端；随后，科学实在论再次批判历史主义，而反实在论又在新的斗争中诞生。在这种反复的变化中，任何一方都不能使人们完全信服。于是就出现了诸如范・弗拉森这样的辩证论者，一方面强调科学的客观性，另一方面又强调科学的语用性质，从而推动了当代西方科学哲学的辩证化发展。
2.后现代科学哲学启迪人们研究科学理论的实际应用，使研究方向从抽象转向实际。历来的科学哲学研究都是纯理论的研究，科学哲学家们总是根据科学描述的情况总结观点。但是，“在科学理论的总体结构和理论内容的总体特征方面，存在着日益深刻的哲学分歧”[4]。科学所描述的情况只是理论性的，而非实际如何。后现代科学哲学把这种研究方式视为形而上学加以摒弃，这无疑促使科学哲学研究进一步向实践的方向转变。
3.后现代科学哲学在研究方法上启迪我们对各种类型的科学理论进行具体的分类研究。现代科学哲学所主张的是对科学的总体解释，在此基础上追求真理。后现代科学哲学则放弃了这种研究方法。范・弗拉森认为，真理是科学活动很难达到的，而理论的“经验适当性”则经常可以实现。他结合了语义分析与语用分析的优点，分别阐释了理论与世界的关系和理论与应用者之间的关系等。这种分类研究科学的方法正是后现代科学哲学家所主张的。他们认为，人们认识世界的方法不同，认识到的世界也是千差万别的，而分类研究正体现了这种差异性，是合理的研究方法。
总之，后现代科学哲学的产生意味着现代西方科学哲学的终结。尽管后现代科学哲学未必代表着今后科学哲学发展的方向，但相信人们将会从中得到新的启示，从而推动科学哲学取得新的进展。
篇4：《大众哲学》的启示
《大众哲学》的启示
现在我们有机会聚集在一起,在艾思奇同志的家乡纪念《大众哲学》发表70周年,并把它同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联系起来思考、讨论.
作 者：田心铭 作者单位：教育部高等学校社会科学发展研究中心 刊 名：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CSSCI英文刊名：JOURNAL OF YUNNAN NORMAL UNIVERSITY(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EDITION) 年，卷(期)：2006 38(6) 分类号：B0 关键词：篇5：水哲学－－管理者启示
本文着力于实战的角度出发，力求用水的生存和处事方式，来揭示其蕴含的管理哲学，管理的核心是管理和经营人心，管理的辅助工具是沟通，通过科学的管理工具和有效地沟通，实现团队创造价值最大化。通过水哲学解读，可以不断地修炼领袖品格，让更多在管理岗位的职业经理人受益，务实做人做事，提高含金量的同时，着实解决团队管理方面所存在的问题。
上善若水，水利万物而不争。世界上有一种无私，它滋润万物而不争功；世界上有一种默默无闻，它奉献却不张扬；世界上有一种无畏，它勇敢地流淌到任何地方；世界上有一种大智若愚，它拥有超凡的智慧；世界上有一种温顺，它犹如谦谦君子般儒雅；世界上有一种凶猛，它可以吞噬高山平原；世界上有种变通，它可以绕过高山险阻；世界上有一种壮观，它可以飞流直下三千尺；世界上有一种坚持，它可以忍受寂寞数十年如一日；世界上有一种爆发力，它可以载舟亦可覆舟!
我喜欢水的善良，滋润万物而不争功；我喜欢水的胸襟，因为它的海纳百川，才会容纳江河湖海；我喜欢它的韧性，之所以有了坚持不懈的毅力，才可以做到水滴石穿；我喜欢水的谦卑，这样它做到了大地的接纳和肆意流淌；我喜欢它的无常，因为水是无色、无味、无形、无势的！
水蕴含了无限的管理哲学，下面让我们一一解读下：
一、海纳百川，有容乃大―管理者的胸怀及品格
地球上的陆地和海洋总面积约5.1亿平方千米，其中海洋面积约3.61亿平方千米，占全球总面积的71％。得出结论，地球上绝大多数面积被海洋占据，大海之所以浩瀚是因为它处在地平面的最低处，大海拥有谦卑的态度和包容的情怀，才能让江河湖川奔流到海。作为一名出色的管理者，何尝不是如此:首先要具备博爱，用宽广的胸襟去包容你的下属，因为你要面对的团队成员形形色色，要容纳那些你所不喜欢的人，记住用人之长，必容人之短。其次，用一颗谦卑的心态去接纳别人的意见和批判，因为良药苦口利于病，忠言逆耳利于行，一名出色的管理者必定是在质疑和争议中蜕变而来。最后，学习大海的低调，它知道自己浩瀚无比，却永远都是不张扬，乐此不疲地迎接着每一条河流的到来，大海更明白众人拾柴火焰高的道理。低调的实力派自然会赢得更多的支持者！
作为管理者应具备上善若水的品格，职场中对上对中对下均需厚德载物，不断地学习中厚积薄发！
二、不积小流无以成江河，不积硅步无以至千里―管理者的做事态度
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千里之路，是靠一步一步地走出来的，没有小步的积累，是不可能走完千里之途的。不积小流无以成江河，涛涛江海是一点一滴汇聚而成的，正因为点滴的积累，才形成波涛澎湃的江海。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此语告诫我们:做事要脚踏实地，一步一个脚印坚忍不拔最终才能达到目的。一名出色的管理者，不可能一下子就能学会管理的艺术，也不可能短时间内就善于团队管理，古语曰:“积土成山，积水成渊”，不要盲目的追求速度，因为一切的变化来自于事物的自然发展，切莫改变它的轨迹，欲速则不达！
管理者必须要经历不断学习，不断积累，不断尝试，不断改进的漫长摸索过程，才能练就过人的管理造诣，驾驭超凡的团队运作能力！
滴水不漏也是一种行事风格，制定团队计划要做到周密谨慎，一场活动的成功，往往在筹备期就能看出结果，针对活动的每个环节是否都检查到位，活动的方案决定活动质量，方案多出自计划期，计划期既是我们常说的筹备阶段，此时方见管理者运筹帷幄的能力。
作为管理者时刻都要对下属进行督促和工作跟进，检查下属工作的时候不要含糊，执行领导职务不打折扣，不要像例行公事一样，否则是毫无意义的工作跟进。
三、水滴石穿―管理者的韧性及毅力
自古以来形容一个人的坚持和毅力，莫属水滴石穿的言词更恰当，看似微弱毫无威力的水滴，它用时间见证了持之以恒的力量。我们可以体会到水在滴穿石头之前所经历的寂寞，数十年如一日的坚持，终于修成正果。其实水在没有穿透石头之前并不敢相信自己具备这样的能力，只是不断的努力和持久的坚持，让它滴穿了石头。试想当今的人们，多少人失败在坚持上，当成功咫尺之遥的时候选择放弃的失败者又有多少？当我们选择逃避和放弃的时候，我们应该想想水是怎么做的，目标和现实面前你不要认为自己很渺小，很无能为力，只要你坚持，只要你专一，事业和人生一定会有所建树。水的成功让我们再次感悟“只要功夫深铁杵磨成针”所蕴含的道理。
作为管理者，需要水滴石穿的这种精神，让水带领你我思考，让水的这种可歌可泣的毅力指引我们的执着。如果用这种精神来研究管理，专一并做好管理这件事，这个类型的管理者在管理领域定能有所成就！
四、水至清则无鱼―管理者的管理风格
此语解为:水太清了，鱼就无法生存。“水清无鱼” 告诫人们指责人不要太苛刻、看问题不要过于严厉，否则，就容易使大家因害怕而不愿意与之打交道，就像水过于清澈养不住鱼儿一样。大多数管理岗位的角色，完美主义者占大半，对下属的要求过于严格，目标期许过高，上下级缺少沟通的话，长此以往极易导致职场关系危机，处理不当，会造成沟通障碍和沟通陷入僵局，身为团队的管理者，对待下属不要过于苛刻，只要不犯原则性或不可挽回性的错误，说教达到反省悔改目的即可。管理者还要懂得知人善用，挖掘每个人擅长的特点，调节及安排做相应岗位的事，这样团队成员发挥了效能，又找到了自己的专长，这样经营团队才会盈利，
给大家讲一个故事：去过庙的人都知道，一进庙门，首先是弥陀佛，笑脸迎客，而在他的北面，则是黑口黑脸的韦陀。但相传在很久以前，他们并不在同一个庙里，而是分别掌管不同的庙。弥乐佛热情快乐，所以来的人非常多，但他什么都不在乎，丢三拉四，没有好好的管理账务，所以依然入不敷出。而韦陀虽然管账是一把好手，但成天阴着个脸，太过严肃，搞得人越来越少，最后香火断绝。佛祖在查香火的时候发现了这个问题，就将他们俩放在同一个庙里，由弥乐佛负责公关，笑迎八方客，于是香火大旺。而韦陀铁面无私，则让他负责财务，严格把关。在两人的分工合作中，庙里一派欣欣向荣景象。其实在管理者的眼里，没有废人，正如武功高手，不需名贵宝剑，摘花飞叶即可伤人，关键看如何运用。
管理者是水，鱼儿好比团队的成员一样，身处化妆品行业的人才济济，他们或资深亦或大牌，请允许他们张扬，再允许他们锋芒，既然他们是鱼儿，管理者就要学着像水一样去接纳，去包容，去感化，去改变他们！
五、饮水思源―管理者应有的感恩之心
人生漫漫的长路中，充满了无限变数，布满了未知的险阻，需要经历若干的困难和挫折。当你遇到困惑迷津，当你遇到生活和工作的不如意，当你厌倦这现实的世界时，有一种纯粹的帮助，这种帮助不记任何回报。他们的援助之手使我们度过了困境，走出了低谷，认清了自己，明确了前方的路，重新开始了自己的梦想之旅。这些人你是否还记得？有没有好好的感谢一下？很多时候我们忘记了感恩，忘记了别人的帮助不是必需品，饮水思源是一种感恩，感恩曾经给你帮助的人，哪怕再微弱的力量，都值得你铭记于心。
管理者应该用“饮水思源”的感恩之心，常思“吃水不忘挖井人”的圣训，管理者执行之路上，我们曾经走过弯路，或者遇到过瓶颈，亦或者犯下过错误，只要我们勇敢的和团队挺下去，一切管理问题都不是问题。对待团队成员要记得:感恩他们的支持，感恩他们的不离不弃，感恩他们的全力付出，感恩他们的高效执行。同时感恩曾关注、曾帮助、曾指点、曾教诲你的每个人，他们给你动力，给你激情，给你重生的机会！
六、冰出于水而寒于水―管理者带团队标准及态度
同一物质因为环境的不同，产生极大的物理变化。水因为气温的临界点而结冰，说明水是顺势而为的先驱者，当我们改变不了环境的时候，可以去适应环境，直到顺应环境为止。冰出自水，但形态和密度发生了质的变化，但是冰比水更具杀伤力和破坏力，如若不经历那刺骨的寒冷，哪有坚若磐石的冰山，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这种自我改变需要多大的勇气，需要多大的魄力，它的蜕变过程犹如毛毛虫的垂死挣扎，才实现蝴蝶的缤纷多彩的生活。
管理者在带领和培养团队成员的时候，要毫无保留的把自己的知识和技能，进行彻底的传授，严格训练和要求出色的优秀成员，有朝一日超越自己的成就和造诣，培养人一定要具备这样的胸怀。
管理者启示:职场的过程是不断升华的过程，这个过程是脱胎换骨的历程，这番滋味只有经历才可体会。一名卓越的管理者必定煎熬过蜕变的痛苦，反思中求变，变则通，通则达！
七、水中捞月――管理者的务实意识
此条成语阐述一群猴子，看到水中的月亮漂亮就去捞。虽然猴子们很有方法，也能团队作战，又很努力，但到头来“竹篮打水一场空”，费尽百般周折终发现是倒影，导致团队情绪很沮丧，失去奋斗的动力。故事浅显易懂，折射出这样的道理:首先，猴子团队的努力方向是错的，再努力，结果也是徒劳。其次，猴子团队目标是一种假象，犯了战略性的低级错误。最后，猴子团队的领导者缺少阅历和常识，分明是水中倒影的月亮，却异想天开的认为是真的月亮掉到水中，十足的文盲。现实生活中，说明人易被现实的表象所迷惑，容易迷失自我，迷失方向。作为团队领袖型人物，不能明辨是非，缺乏常理思维，散发错误的指令而导致徒劳，这是最大的营销成本！
身为一名管理者，要具备睿智的头脑，看透事物本质的思维能力，才不会发出错误的指令。同时，制定清晰的、可实现性的团队战略目标非常重要，管理者要打造的是狼性团队，而不是猴子团队。给猴子一棵树，让它不停地攀登；给老虎一座山，让它自由纵横。也许，这就是企业管理用人的最高境界！
八、水无常态，兵无常势――管理者对事物的应变能力
水无常态，说明水的善变性，面对不同环境、不同条件、不同物质的应变速度和应变能力。水呈现的方式千变万化，小溪的安静，瀑布的壮美，江湖的奔涌，泉水的动力，大海的宽广浩瀚。它遇寒变冰、遇热沸腾，经过人们的智慧加工可变成酒、饮料，水还可以变换自己的形态，根据不同容器的形状来改变自己的形态。兵无常势，打开战争历史的大门，我们仿佛看到诸多战争场面，手掌帅印的将领出奇的排兵布阵，整合各种资源，出其不意掩其不备打赢战争的举不胜数。这个世界的复杂程度超乎你所看到的，甚至超乎你所想象的，当身处复杂多变的环境下，人要根据环境的变化来调整自己的处事和生存方式，快速适应环境是人的一种稀有能力。
优秀的管理者，一定是一位四通八达的人物，因为要面对形形色色的团队成员，他们或许家庭出身不同，或者教育不同，或者性格不同，或者价值观不同，或者处事风格不同。管理除了人性化之外，还要灵活的管理方法，因人而异，因材施教，不能一种管理方法试用到整个团队。在这个瞬息万变的时代，以不变应万变，万变应不变，这点是管理者需要重点修炼的项目之一。
篇6：混沌理论对现代企业管理的启示
许多企业已经习惯于在稳定均衡的环境状态中运行，在一个稳定均衡的环境中，企业是在以一种传统等级制的机械方式运行DD最高管理者制定战略，中低层管理人员负责执行。然而，现代企业所面临的环境正在变得越来越复杂，越来越容易发生突然的不可预料的变化，企业也越来越处于一种有限动荡或混沌状态中。因此，现代管理者应逐步转换传统经营观念，培养自己在混沌复杂的环境中带领企业突围的能力。
一 传统稳定环境假设的失效
过去，企业管理者们所认同和习惯的企业稳定均衡状态是基于三个假设：
1.企业是一个简单的封闭系统，内部各要素都是按照固定比例进行搭配的，每一份投入都会自然而然的产生相应的产出。企业与外部环境之间基本没有关系，企业处于一种被“孤立”状态。而且，企业决定采取的行动一般都会发生，不会收到来自外部事件的过多干扰。
2.企业的经营环境足够稳定，企业管理者能够正确而充分的识别，从而能制定合理周密的企业发展战略，并且战略的执行仍然离不开环境影响。
3.在企业中存在一系列明确的杠杆，其应用必然引致已知的反应和结果，如增加广告费用1000万元，企业产品年销售收入增长1亿元，其市场占有率提高3％。
随着经济全球化和信息化的革新，以上三个方面的假设已经被三个新的现实所取代：
1.企业是一个复杂的开放系统，既收到环境的影响，也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环境。企业要满足自身的各种需要，要生存和发展下去，就必须与其所处的环境进行物质、能量和信息等各方面的交换，否则就会死亡。因此，企业必须象生物体一样对环境开放，建立一种与周围环境融洽的关系，环境是一个值得时刻注意的关键要素。
2.对现代企业而言，其外部环境的变化是空前的，对企业管理的冲击也是空前的，
环境的变化非常迅速，以至于企业高层管理人员无法对环境进行正确的把握和掌控，因而会影响其制定正确的发展战略，对不断出现的企业机会和威胁眼花缭乱，概念和实际操作往往难以实现一致性。
3.在企业内部，按照固定比例配置的要素投入，无法导致相应的产出，相关的行为措施无法引致期望中的结果。因与果已经变得非线性相关了。
由此可见，现代企业的环境发生了深刻而广泛的变化，对企业的传统认识已经不再适用，而建立在这些认识基础上的企业经营和管理思路与战略也就需要革新了。
二 混沌理论对管理的启示
混沌，指的是一种完全无序的状态。传统的管理范式相信在一个简化的宇宙模型支配下，相信存在着一个有秩序的、可以预测的世界。企业可以按照决定了的或者预测到的方式，在主导模式的支配下运行。在这样的哲学支配之下，大多数管理者都使用了一种静态的模型。管理者需要发现这些存在的自然律，指导企业在某种秩序的规范下运行，否则就是管理的失误。
混沌理论将会成为未来对企业管理影响最为显著的理论之一，它有助于企业管理者正确认识企业所处的环境，更新经营管理观念，培育新的企业运行模式。具体而言，混沌对于企业管理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启示：
1.企业环境是巨量的复杂体系。复杂巨系统理论是系统论与复杂科学的融合，它认为，企业尤其是现代企业所面临的环境是非常复杂的，其构成要素的数量是巨量的。
2.从周密的战略计划到战略意图。战略的制定必须摆脱传统的模式，转向一种更有弹性的方法，确立战略方向或战略意图的观念。
3.组织学习由单环到双环。也就是管理者和员工从处在需要直截了当反应的局势中转变为在反应的同时要质疑反应背后暗含的假设。
许多企业不断地受困于各种突发事件，正是由于管理者没能意识到企业所处环境的混沌状态。一旦管理者转变观念，预测和把握混沌环境也就变得容易多了。树立了混沌管理的概念，管理者甚至可以使企业从灾难走向辉煌。（温兴琦）
来源：博锐管理在线
篇7：道家哲学对现代医学的启示
道家哲学对现代医学的启示
一、现代医学模式转型 自20世纪后半叶以来,由于现代社会和医学实践的长足进展,使人类的疾病谱和死亡谱发生了根本变化.比如中国在20世纪前半叶,居于前四位的疾病是呼吸系统疾病、急性传染病、结核病和消化系统疾病,死亡率最高的也是这四种疾病;20世纪后半叶,居于头四位的疾病则是脑血管病、心脏病、恶性肿瘤和呼吸系统疾病,死亡率最高的也是这四种疾病.由于中国和世界疾病谱和死亡谱的根本变化,使传统的'西方生物学医学模式不得不被现代的“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所代替,开始由单一的生物模式向综合性的医学模式转变,这是人类医学健康模式的一次重大转型.
作 者：葛荣晋 Ge Rongjin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 刊 名：中国道教 PKU英文刊名：CHINA TAOISM 年，卷(期)：2006 “”(3) 分类号：B95 关键词：篇8：论德里达传播哲学的方法论启示
论德里达传播哲学的方法论启示
论德里达传播哲学的方法论启示一、方法论启示：建构包容“一种语言以上”的体验的传播情境
传播，是人类社会构建意义的活动和过程；意义的生产与交流，是传播学的内在研究领域。“但是，长期以来，传播学研究领域对传播问题的认识，就具体的传播现象的构成研究较多，而对深层意义构建关注较少。”在美国传播学者詹姆斯・W・凯瑞看来，传播的传递观和传播的仪式观是美国自19世纪以来对“传播”的认识的两大主要倾向，而其中传递观的研究又占有明显的主导地位。所谓传播的“传递观”,即把传播活动理解为“传递”,认为传播是一个讯息得以在空间传递和发布的过程，以达到对距离和人的控制。而就目前传播学界的研究来看，相对而言，较多地展开的也是对传播作为信息传递的基本模式的研究，而对建基于信息流动基础之上的意义生产活动关注较少。反观德里达解构主义传播哲学，其富于解放性内涵的意义观可以给我们许多有益的启示，开启一种立意高远、视角开阔的意义研究，而这种研究将有助于推动当前传播情境的改善。正如德里达所说，“解构不是拆毁或破坏”,解构主义传播哲学是一种富于建设性的传播学意义研究，它呼唤以一种充满生机的思维方式建设包容“一种语言以上”的体验的多元化、没有压迫的传播情境。
（一）释放意义自由，还原无限
德里达解构主义传播哲学既提示了一种编码方式，也提示了一种解码方式，即释放意义自由、还原意义的无限可能性。换句话说，解构主义启示我们无论是在编码还是在解码运动中都应打破意义的牢笼，避免各种固定的、僵化的思维模式抑制意义自由、思维自由。编码过程亦即文本的书写过程“是一种‘延异',即’产生差异的差异‘.这种’延异‘在时间和空间上既没有先前和固定的原本作为这种运动的起源性界限和固定标准，也没有此后的确定不移的目的和发展方向，更没有在现时表现中所必须采取的独一无二的内容和形式”.因而在传播活动的编码过程中要正视“延异”的这种特性，避免走入追求固定的界限、固定的标准和固定的绝对化的误区。另一方面，在解码过程即文本的阅读过程中，德里达说：“没有一种自在的、对一切时代都适用的对存在和世界的阐释，阐释并不意味着在事物或文本的外壳下找出一种完整的、固定不变的意义”.按照传统阐释学的观点，阐释文本就是找到原作者在原文本中所要表达的真实意图，并使之绝对化和标准化，其目的就是要限制文本所表达的意义的`歧义性、多意性和不确定性。如此阐释以德里达的解构主义传播哲学来观照显然带有狭隘的非正义性：阐释文本的重点并非发现原文本所谓的完整、固定的意义，而是使作者及其历史条件获得重生，使文本的书写过程在被阅读和阐释的差异化中复活。
解构的原则启发我们改变并且放弃追求一种绝对的、固定不变的意义的自我封闭的做法，复活意义的自由，还原意义的无限可能性，无论在编码还是解码运动中都应避免将无限以某种有限的形式给出，或是将某种有限夸大、抬高成无限。这里必须澄清的是，释放意义自由、还原意义的不可终极性，“并非荒谬地试图否认相对确定的真理、意义、特性、意图、历史的连续性这些东西的存在”,而是要反对意义的僵化，承认并且正视意义处于永恒的运动过程中，不是一劳永逸的，而是一个开放的、动态生长的过程：你尽可以说你已经接近了真理，但你却无法声称你已经掌握了绝对的真理。这样一种对意义的哲学认知有助于从根本上极大地提升传播活动以及相应的传播学研究的宽容度和开放度：对意义的无限可能性有所了解，我们不仅能够对传播过程中的编码和解码运动所体现出的差异化和多样化有更深刻的认识，从而持更宽容的态度，尊重意义的多元化，而且可以使我们不再视意义的不断更新变化（例如时下流行的对经典影视作品的翻拍）如洪水猛兽。因为解构的原则使我们看到了意义天然地是敞开的，处于无限流动和不断的生成中，这是不可抵挡、无法变更的事实。我们需要做的是以一种开放的心态正视意义的历史性变化，容许意义的重新阐释和重新建构，而不是一味地批判和堵截。
（二）复活意义的个体性、精神性
意义是基于对象的解释和思想。在解构主义传播哲学看来，既然没有一个本源性的意义，本文便成了一个无限开放的东西，阐释者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下，沿着原文本留下的一系列踪迹，在自由游戏过程中创造新文本。或者说，阐释者对原有的踪迹进行主观性的增补，生成属于自己的意义。这种意义始终都是构建性的，打上了他们各自特定的精神性情、主观志趣的烙印，因而是独一无二的。在解构主义的视域中，意义的构建具有个体性、精神性特征。同一个信息或者说同一个踪迹极有可能在不同的个体那里引发不同的主观替补，从而构建出不同的意义。意义的个体性与精神性已经融进了解构主义传播学的基本视野和理论品格中。反观目前正统的传播学领域，主流传播学研究并未充分关注到意义构建的个体性与精神性。占据主导地位的美国经验主义研究范式虽然十分重视受众研究，但在其实证研究模式中，受众只是被简单视为一种客观存在的外在事物，“沦为没有个性差异的可以进行统计测量的存在”.可以说，在迄今为止的主流传播学中，受众是以非个体性、非精神性的形象出现的；受众概念的非个体性与非精神性是经验主义传播学的一个方法论和世界观的基本视野。虽然在几十年的发展历程中，受众研究也出现了一些变化和改观，但是并没有从根本上进行研究方法的转换，意义的个体性、精神性并没有在主流传播学那里获得独立的品格。
个体性与精神性既是人类个体存在的基础，也是文化科学存在的基础，更是人类的精神科学或文化科学变化发展的动力学基础。丧失了对个体性、精神性的关切，就不成其为精神科学或文化科学。传播学是一门文化科学，是人的科学，是精神科学，也就应该是一种进行个性探索的科学。这就意味着，传播活动中意义构建的个体性与精神性，应当成为传播学的一个基本视野。但是，主流的经验主义研究范式却将重心置于外在客观性，根本上不理解个体性与精神性的人文价值与学科意义，正在使传播学日益偏离文化科学的轨道。在此语境中，解构主义传播学方法论再次凸现了它的价值，它对意义的个体性、精神性的关注有助于弥补经验主义研究范式片面倚重外在客观性的缺陷，使意义的个体性与精神性融进传播学研究的基本视野和理论品格中，从而使传播学真正成为一门进行个性探索的文化科学、一门人的科学。
（三）尊重“他者”的存在和意义，建设包容多元化体验的传播情境
解构主义是一种破除一切中心话语的态度，它要瓦解一切的主宰姿态，还原多元化。德里达认为，支配着西方哲学与文化的二元对立思维建构了一种非常有害的价值等级体系，在那里，“没有对立双方的和平共处，而只有一种暴力的等级制度。其中，一方（在价值上、逻辑上，等等）统治着另一方，占据着支配地位”.这种二元对立构成迄今为止一切社会等级制和暴戾统治的理论基础。换句话说，由于没有能力尊重他者的存在和意义，整个哲学传统在意义深处与同一的压迫和集权主义沆瀣一气。解构主义则体现出非凡的气度，因为它是根据他者面孔的绝对先在性而得到把握的。解构主义看重的是差异与多元，而非矛盾与对立，中心主义在解构主义看来只能导致自我毁灭。因为在解构主义的视域中，差异是无止境的；意义零乱、松散，没有中心本源并且拒绝形成任何新的中心；踪迹只提供了多种可能性而没有终极的意义；替补更是存在不完善的证明，那些貌似不容置疑的先验假定前提、基本概念和绝对真理其实都是空虚软弱、站不住脚的。因此，通过森严的等级结构以一种颇有秩序的方式走向明晰的意义去把握真实就是不可能的，只能人为地造成某种压迫情境。解构主义的目标就是要介入，瓦解人为的等级结构，消解虚假设定的中心，对不能被还原之物说“是”,从而修复正义。
以解构的视角观察当前人类的传播活动，我们会发现其中也或隐或显地存在着二元对立结构，在这种结构中凸显了某种中心、霸权。最突出的便是男性/女性、西方/东方、大众传媒/受众视角的二元对立，其中隐含着男性中心主义、西方中心主义、大众传媒中心主义的霸权，对处于他者地位的女性、东方、受众造成了压抑。传播的目的是促进意义在人群中的交流与沟通，而在现实的传播情境中这种交流与沟通却由于没有正确地对待他者而畸变为某种压迫与暴力。霸权挤压差异，传播因此成为非正义的。同时大众传播本身也隐含着大众传媒的暴力。信息单向地由大众传媒流向大众，这种单向传播模式赋予了大众传媒霸权地位。虽然近年来随着新媒介的兴起，传统的单向传播模式受到冲击，受众的传播权得到很大程度的修复，但是总体来说，大众传媒仍然占据着大众传播的中心地位，大众仍然是失语的一方。因此，取消传播场域中的二元对立结构，破除种种导致压迫的中心主义，从而营造一个平等、公正、多元的交流情境，就成为亟待解决的传播学课题。因为只有消解二元对立结构、取消“中心”的暴力，才能实现传播的正义。我们的目标是要使尊重差异成为人们在交流过程中的共识，明确“交流是差异的舞蹈任何交流的成就，都是差异的和谐乐章”,从而使与他者的关系体现出正义；同时，改善人们的媒介近用权，保障人们的传播权利，或者说，保障人们的话语权。在这个角度上我们说，解构主义传播哲学展现了能够包容“一种语言以上”的体验、没有压迫的理想的传播交流情境，它可以引领我们去除目前传播领域中存在的种种霸权，推动传播之正义的实现。
二、结语
解构主义传播哲学的无中心、差异化的多维思路开启了一种开放的、无限界的意义观，这样一种对意义的认识论有助于人们跳出传统的思维体系，从更高的、更广的视角观察和思考意义与人类社会的传播活动。意义的不确定性和生生不息的多样性，使我们了解人类任何时候的差异化都是在共时和历时的横纵轴上发生的，文化就是在延长和被搁置的过程中成为一种无限发展的可能结构。这就可以启发我们破除那种执著于追求一个权威、一种绝对正确的标准、一个答案的单线式思维，在传播活动中尊重与我们相异的他者，还原“一种语言以上”的体验。解构主义传播哲学是一种批评立场，它描画出具有高度兼容性的多元化、没有压迫的传播交流图景。只有当包容“一种语言以上”的体验的传播情境真正建立起来了，才能还原人类文化发展的自由。这也意味着，吸取解构主义方法论有助于极大地提升传播学的学科品格，使其成为一门解放性学科。
本文作者：陈旭红 单位：西北师范大学 传媒学院
篇9：语言哲学观的困境及启示论文
语言哲学观的困境及启示论文
一、海德格尔语言哲学观对传统语言观的超越
海德格尔的语言观攻克了在传统语言观中的很多不足和所在的弊害，对于他来说无疑是全新的。这种超越从其具体思想来看有五方面：第一，在语言的基础方面，传统语言观是人们表达情感和思想交流的一种工具，在逻辑的基础建立的。传统语言观是以逻辑为中心的，这种逻辑的语言观在前期或者后期都没有受到海德格尔的赞同一直持反对态度［3］。在前期，他把言谈作为语言最基本的东西，对于逻辑、判断等词语对于言谈而言不过是派生物；在后期，那种所说的词语整体的语言他认为是可以将他们逻辑化，海德格尔对诗与思是有一定的强调，但本原的语言像这样是一定不可能的，它不能被逻辑化只能由思来把握。由于海德格尔的语言观在语言的本体性和特殊性基本都消除了，海德格尔的语言观克服了逻辑中心主义的倾向，使得后现代主义的一些重要代表，进一步走向完全对立的解构语言中心论。第二，从语言的内涵的角度来看，在传统语言观的世界中，语言是一种能够表达感情与思想交流的重要形式，将他对象化并理解为学科、能力、行为；海德格尔将他语言观则归于了形而上学的范畴，语言不是一种表达，语言不是存在者也不是工具，不是可言说的东西，语言与存在相连，语言就是语言，进而对传统语言观的认识实现了超越［4］。第三，从语言发展的角度解析，人们对语言常常认为是一种能够表达的方式且人具有使用“说”这种语言的能力，人们就把传统语言观看作是语言的说。而海德格尔却认为“语言是不可说”，给予传统语言观坚决的反对，如果非要认为是说也应该称为“道说”，进而把作为“语言的语言带向语言”。我们只有超越了主客关系之对象性思维，在审美意识中与在艺术中，这些都超越了人们传统语言观，从而也基本上实现了在语言发展的道路上的超越。第四，本体论的语言观基本表现海德格尔的语言观。在他看来，语言的真实本性与存在是直接相关的，语言就是本体论、存在论的语言。在这个问题上他的观点完全相反，在海德格尔的前后期都持反对观点，在前期，他认为情态和理解同语言现身是同一个时期，是此在的展开状态。在后期“语言是存在的家园”“存在是走向语言的路途”［5］，海德格尔把语言同存在的关系比作家园和家园的路的关系［6］。在传统的哲学中人们却认为，人的认识与所有的一切都是有关联的，语言经常同命题、概念、判断有密切联系，传统哲学中语言不属于本体论的范围。海德格尔明显的说明语言是本体论的。最后，在一定程度上来看，特别是后期反对人类中心主义的语言观，海德格尔的语言观是有重大意义的。传统的语言观中把语言理解为是一种能发出声音的器官与听觉器官的活动，是人类所特有的，视为一种工具。海德格尔对人的本质多方面的思考，提出“语言是存在之家”这个命题观点，在其中存在是这个命题的首要叩问的命题，它说明了存在的守护者与拥护者是人，人不可把语言当作简单的工具使用，人只能居于语言之中，人们常常陷入闲言、闲听与闲谈这些方面却不去集中精力认真地听寂静之音，这样对回家的路就找不到了，人只有摆正自己的位置集中精力认真地听语言之“道说”，人才能居于家中。
二、海德格尔语言哲学观的困境：五问海德格尔语言观
海德格尔语言哲学的一大特点是把语言和存在联系起来加以考虑，在海德格尔看来，西方哲学的历史实际上是一部遗忘存在的历史。海德格尔为了弄清存在这一哲学发展中最核心的问题，采用了现象学的方法来剖析存在的问题，他把存在理解为一种显现，而这种显现又是通过语言来体现的，他认为语言和存在是密不可分的。因此把语言与存在的关系问题，当作自己语言哲学研究的前提和出发点。
（一）海德格尔语言观生涩深奥难懂困境
海德格尔极为重视的哲学这方面的语言，他常常将一些与自然的语言与存在论有关的，都被称之为“道说”的语言［7］。他把存在论观点突破口以这样的语言作为基础来展开和解释的尝试。他寻根于东方哲学摈弃西方传统哲学，比如和我国道家学说，对于这些成果来说对东西双方都是深奥的，是由于这种海德格尔式的生硬与生涩的结合［8］。海德格尔在展开一个命题时使事情更为复杂的，同义反复或一词多义是惯于常采用伎俩，这个过程使读者没有“诗人”气质的凡夫俗子会感到很痛苦不容易抓到实处。例如，“把作为语言的语言带向语言”这是他的一句名言，得其用意先必须理解“道说”、“语言的本质”、“有声表达的词语”等概念，弄清了这些就方便多了，他把作为语言（道说）的语言（语言的本质）带向语言（有声表达的词语）。海德格尔本人在不同时期的观点变化也是令人难以应对的问题。从他完成教授资格论文的早期一直到《存在与时间》的诞生，早期海德格尔思考问题还是按着传统语言学的方法来的，比如“仅有话语才存在语言，反之则不成立”。前期他认为只有人的存在即“此在”才能更好的显现存在及其根本意义，而且语言性是人的存在的主要方式；在后期海德格尔开始进行转向，注重对语言本性、思想的重要性和语言之于存在的揭示，不再谈“此在”。后期海德格尔正好相反，且不再应用话语概念。
（二）海德格尔对词语原初意义的论证出现了困境
海德格尔曾多次提出“人是理性的动物”这个定义，从表面来看似乎是对古希腊文的翻译，但实际是对“zoon logonechon（会说话的动物）”来说是阐释与表达它的形而上学，不只是对拉丁文的简单翻译这么简单。在海德格尔看来逻辑毫无限制的弥漫和理性的无限扩张，正是这一灾难性解释所导致的这场由古希腊文化向拉丁文化的转变，这进而又对当今时代的技术统治与思想贫乏等一系列问题产生了巨大影响［9］。海德格尔此时陷入了论证困境：第一，海德格尔用“逻格斯”的原初意义否定“逻格斯”日后的新词及其他意思，比如理性、定义、根据、判断、概念、关系等，对于批判“人是理性的动物”理性主义的，是否显得太过于牵强与绝对。人类生活和生产随着时间的推进也会相应的发展，词义是客观存在变化反映会相应的发展与改变，词义均有它合理存在的意义。因此“逻格斯”日后具有新的词义是正常的也是合理的。第二，我们对先有带声的口语、后有书面语在语言在发展过程中先后顺序不反对，但从存在论的视角来说，那时的口语今天不存在了消失了，书面语却存在。后世的古希腊文是海德格尔的主要依据，对此海德格尔应该做出合理的阐释。第三，人类随着社会的发展的需求开始说话，后来社会进一步发展便形成了简单的文字，后来逐渐形成意义完整的语言，这是得到大家的`认可的。但对于人类今天大部分是依靠文字来交流和传递知识而不是“言说”，对这个问题海德格尔没有进一步理清与解释。
（三）语言与科学技术的关系认识困境
在现代西方国家中海德格尔对哲学思潮的批判与挑战，其中包括传统的理性主义、形式主义、结构主义等，使得海德格尔思想深受西方国家的重视。从而也可以看出他对现实生活中科学技术的态度从肯定走向否定，发生根本的变化。前期他提出的观点与存在论的观点还算和谐，对技术也是持肯定态度。后期海德格尔提出，技术从他本质上而言是一种“框架”或“座架”，此观点的提出标志着海德格尔的思想发生了很大的变化［10］。那么在他的理论中座架的又有什么作用，海德格尔是这样阐释的，“人被一股力量引领着、规定着，并被座架牢牢的束缚着，这股力量是人自己无法控制的却能在技术的本质中显示出来的”。我们从海德格尔这段话中可以看出，突出了技术的“框架”力量；人受制于技术的“框架”力量还会对技术失去控制。作为存在物显现的现代人，在存在物与自身的所有的关系中，都以贯彻、实现的制造者的身份并建立为绝对的统治。他对至高无上的存在怎么没有管住受限于他的存在物没有做出具体的说明，尽管这个局面是海德格尔不愿意见到的。
（四）主体与客体的认识困境
为了实现反对传统客体的观点与哲学中主体的目标，必然会反对人使用人的语言来传递经验和知识，人对客观世界的主体作用与积累对客观世界的认识，这是海德格尔为了实现而做出的努力。“人栖居在语言所筑之家中”任命“诗人与思者”为守护者，这样人为语言效劳，语言到不为人服务，海德格尔把“语言”与“人”分离了。既然“诗人”与“思者”都被任命为“守护者”，那么诗与思是顺理成章有“亲戚”关系。诗与思两者之间真正的相互面对是最广大的分离中遮蔽着自身的分离［11］。为了满足他的观点的需要海德格尔于是进一步提出“相互面对”的本原，并将神本主义引用到了他的理论中，“在辽远之境那里有天、地、神、人彼此通达，切近之现身是为‘世界四重整体’诸地带的‘相互面对’作为近的切近开辟的，切近本身是大道的一种运作不是距离。”但海德格尔又是反对神本主义的。可见，海德格尔的立场捉摸不定。
（五）自然语言与人的语言统一论证困境
海德格尔不赞同人以语言来表达情感、表述和交流对世界的认识，与关于传统语言观是人创造语言的观点。海德格尔否定人具有语言能力的观点。传统语言观遭到海德格尔的否定，为此需要建立一个新的语言观来替代传统的。便提出了“语言在说话，人在说话”的观点，按照海德格尔的设想的思路我们不难发现，将两者的有机结合是要需要解决的问题［12］。对此从多角度分别对自己的理论进行论述。从属与命令关系，“语言是人的主人”，在他看来人“必须首先听从命令”，因为“道说”的具体内容在未显示之前都是没有表达的、无声的、隐蔽的。试图说明人是被动的，使无声的说变成有声的语言。按照海德格尔的阐述，他认为人只是听从者“召之即来，挥之即去”行驶传递消息的媒介，进而他又提出人要主动“抢先”，化被动为主动“必须已经向消息走去”。他力图构建的人只能听话不能当主体，这个说辞未免太牵强赴会了，不符合他的一贯论点。海德格尔不管怎样不得不要求人去向消息走去发挥主动性。这使得海德格尔陷入了自然语言与人的语言统一论证困境。
三、海德格尔语言哲学思想对濒危语言保护的启示
（一）语言与人的方面，在这方面的阐述对保护濒危语言
在一定意义上是有启示的在语言与人的关系上，语言被看作是人的活动，人在一定程度上也保证了语言，人用以交流思想、表达意义的工具这是传统观念对语言的阐述。人是“语言的”存在者这是海德格尔的观点，这表明了人性本质结构的语言性。语言的运用随着社会的发展在意识也不断自我反省，将“生活世界”置于社会中，并将他作为意义建构与认知发展的基础，进而推动存在与语言活动社会的发展，因而语言与文化的关系也越来越紧密。语言的民族本质可以在人的语言本质得到极其深刻地阐释［13］。海德格尔指出，如果让“说”对“讲”说出来，“讲”作为对语言的听，这样的发生只能在我们的本质批准进入在特定条件下“说”时才得以发生。正是语言的本质作为这样的允许而在“说”中出场。丰富性、独特性才是语言的真正特性。语言是一种适合人们需要产生的沟通工具，对于命名没有一定的限度也决定了语言的多样化。当人正在进入一种语言的同时也进入了一种文化，人的语言规定也可以看作是人的文化规定性。每个民族是以对世界系统的认识为基础的，创造出属于自己民族的这种语言，一定的人类生活方式总有某一语言形式与之相呼应，一定的世界观。每个民族的人对世界的看法都不一样的视角所以也决定了他们独特的语言文化，由于语言控制人的思维反之也是成立的。对濒危语言保护海德格尔给我们很多启示，多数少数民族的语言濒危，每一族群的文化都有独特的存在的价值与对人类世界的认知图式，也是该民族的文化底蕴独特积淀。语言与人、语言与文化人类没有理由任其自生自灭而不加以拯救和保护［14］。在世界生活中对语言进行传授、学习、运用其实也是一种对文化的认同工作。我们去分析语言也是有文化限度的，一旦失去了这种限度就会偏离语言的基本含义更严重的可能危及到人的本质，所以拯救和保护语言是人类的责任与义务。为了民族语言文化的发展我们应义不容辞，其中从根本上拯救语言是比较有效的方法，将民族语言哲学思考成果化，丰富和扩大自己的存在方式并使之融入自己的语言，提高对世界的认识能力与有效的保护民族文化。
（二）语言与存在的方面，在这方面的阐述对保护濒危语
言在一定意义上是有启示的传统语言观认为语言是存在在意识中流动的工具，是客观存在的表达。在海德格尔看来，这种理解使语言丧失生命力降低了语言的意义。在语言与存在的关系上，传统语言观的“工具说”和“表现说”深受海德格尔的批判［15］。海德格尔认为“存在是人生活在世界上”是人的存在，人生活在语言中语言是人的世界，这是他们的关系，人拥有世界永远是以语言的方式。海德格尔始终强调语言不仅是一种可以使用的简单工具，而是第一次使人有可能处于存在的展开状态之中，语言也包含有对存在的显露，应当把语言看作是存在的“家”。在对濒危语言保护方面海德格尔对“工具论”的批判具有很好的启示价值。伴随着社会的进步大多数人都承认，语言是人类社会特有的现象，从多种角度而言，人类语言的多样性与人类社会的多样性是一致的，和人类社会是唇与齿的关系。“工具论”是一种忽视了语言的主体性与语言价值观是见物不见人的。如果按语言“工具论”的逻辑推理，必然会导致丧失民族选择语言的自主性，以便利为价值取向是从工具的性能而言，这样必然的理想选择就是“语言大同世界”，进而一些人认为濒危语言没有抢救的必要［16］。海德格尔对“攻具论”的批判：透过一定的语言形式可以将特定的价值观念、思维方式与社会经济等文化内涵都可以反映出来，并不是单纯的大家都可以使用的一种交流工具。人们透过某种语言材料不仅可以得知这种观念文化对该语言的制约和影响，而且还可以看出一定的制度文化、一定的自然生态环境、一定的行为文化。每种语言都是民族在其发展过程所创造出来的产物都具有自身存在的价值，我们没理由任由这种文化成果走向濒危而不去保护与挽救。
篇10：论德里达传播哲学的方法论启示
论德里达传播哲学的方法论启示
一、方法论启示：建构包容“一种语言以上”的体验的传播情境
传播,是人类社会构建意义的活动和过程;意义的生产与交流,是传播学的内在研究领域。“但是,长期以来,传播学研究领域对传播问题的认识,就具体的传播现象的构成研究较多,而对深层意义构建关注较少。”在美国传播学者詹姆斯•W•凯瑞看来,传播的传递观和传播的仪式观是美国自19世纪以来对“传播”的认识的两大主要倾向,而其中传递观的研究又占有明显的主导地位。所谓传播的“传递观”,即把传播活动理解为“传递”,认为传播是一个讯息得以在空间传递和发布的过程,以达到对距离和人的控制。而就目前传播学界的研究来看,相对而言,较多地展开的也是对传播作为信息传递的基本模式的研究,而对建基于信息流动基础之上的意义生产活动关注较少。反观德里达解构主义传播哲学,其富于解放性内涵的意义观可以给我们许多有益的启示,开启一种立意高远、视角开阔的意义研究,而这种研究将有助于推动当前传播情境的改善。正如德里达所说,“解构不是拆毁或破坏”,解构主义传播哲学是一种富于建设性的传播学意义研究,它呼唤以一种充满生机的思维方式建设包容“一种语言以上”的体验的多元化、没有压迫的传播情境。
(一)释放意义自由,还原无限
德里达解构主义传播哲学既提示了一种编码方式,也提示了一种解码方式,即释放意义自由、还原意义的无限可能性。换句话说,解构主义启示我们无论是在编码还是在解码运动中都应打破意义的牢笼,避免各种固定的、僵化的思维模式抑制意义自由、思维自由。编码过程亦即文本的书写过程“是一种‘延异',即‘产生差异的差异'。这种‘延异'在时间和空间上既没有先前和固定的原本作为这种运动的起源性界限和固定标准,也没有此后的确定不移的目的和发展方向,更没有在现时表现中所必须采取的独一无二的内容和形式”。因而在传播活动的编码过程中要正视“延异”的这种特性,避免走入追求固定的界限、固定的标准和固定的绝对化的误区。另一方面,在解码过程即文本的阅读过程中,德里达说:“没有一种自在的、对一切时代都适用的对存在和世界的阐释,阐释并不意味着在事物或文本的外壳下找出一种完整的、固定不变的意义”。按照传统阐释学的观点,阐释文本就是找到原作者在原文本中所要表达的真实意图,并使之绝对化和标准化,其目的就是要限制文本所表达的意义的歧义性、多意性和不确定性。如此阐释以德里达的解构主义传播哲学来观照显然带有狭隘的非正义性:阐释文本的重点并非发现原文本所谓的完整、固定的意义,而是使作者及其历史条件获得重生,使文本的书写过程在被阅读和阐释的差异化中复活。
解构的原则启发我们改变并且放弃追求一种绝对的、固定不变的意义的自我封闭的做法,复活意义的自由,还原意义的无限可能性,无论在编码还是解码运动中都应避免将无限以某种有限的形式给出,或是将某种有限夸大、抬高成无限。这里必须澄清的是,释放意义自由、还原意义的不可终极性,“并非荒谬地试图否认相对确定的真理、意义、特性、意图、历史的连续性这些东西的存在”,而是要反对意义的僵化,承认并且正视意义处于永恒的运动过程中,不是一劳永逸的,而是一个开放的、动态生长的过程:你尽可以说你已经接近了真理,但你却无法声称你已经掌握了绝对的真理。这样一种对意义的哲学认知有助于从根本上极大地提升传播活动以及相应的传播学研究的宽容度和开放度:对意义的无限可能性有所了解,我们不仅能够对传播过程中的编码和解码运动所体现出的差异化和多样化有更深刻的认识,从而持更宽容的态度,尊重意义的多元化,而且可以使我们不再视意义的不断更新变化(例如时下流行的对经典影视作品的翻拍)如洪水猛兽。因为解构的原则使我们看到了意义天然地是敞开的,处于无限流动和不断的生成中,这是不可抵挡、无法变更的事实。我们需要做的是以一种开放的心态正视意义的历史性变化,容许意义的重新阐释和重新建构,而不是一味地批判和堵截。
(二)复活意义的个体性、精神性
意义是基于对象的解释和思想。在解构主义传播哲学看来,既然没有一个本源性的意义,本文便成了一个无限开放的东西,阐释者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下,沿着原文本留下的一系列踪迹,在自由游戏过程中创造新文本。或者说,阐释者对原有的踪迹进行主观性的增补,生成属于自己的意义。这种意义始终都是构建性的,打上了他们各自特定的精神性情、主观志趣的烙印,因而是独一无二的。在解构主义的视域中,意义的构建具有个体性、精神性特征。同一个信息或者说同一个踪迹极有可能在不同的个体那里引发不同的主观替补,从而构建出不同的意义。意义的个体性与精神性已经融进了解构主义传播学的基本视野和理论品格中。反观目前正统的传播学领域,主流传播学研究并未充分关注到意义构建的个体性与精神性。占据主导地位的美国经验主义研究范式虽然十分重视受众研究,但在其实证研究模式中,受众只是被简单视为一种客观存在的外在事物,“沦为没有个性差异的可以进行统计测量的存在”。可以说,在迄今为止的主流传播学中,受众是以非个体性、非精神性的形象出现的;受众概念的非个体性与非精神性是经验主义传播学的一个方法论和世界观的基本视野。虽然在几十年的发展历程中,受众研究也出现了一些变化和改观,但是并没有从根本上进行研究方法的转换,意义的个体性、精神性并没有在主流传播学那里获得独立的品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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