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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资治通鉴成书时间
作者简介
司马光（1019-1086），北宋时期政治家、史学家、文学家。北宋陕州。
夏县涑水乡（今山西夏县）人，出生于河南省光山县，原字公实，后改君实，原号迂夫，后改迂叟，世称涑水先生。司马光自幼嗜学，尤喜《春秋左氏传》。
篇2： 资治通鉴成书于
A。西汉
B。东汉
C。北宋
D。南宋
答案：C
相关阅读：
《资治通鉴》（常简作《通鉴》），由北宋司马光主编的一部多卷本编年体史书，共294卷，历时完成。
篇3：《广东新语》成书时间考辨论文
《广东新语》成书时间考辨论文
【内容提要】
明清之际人屈大均著有《广东新语》一书，其成书年代史无明文，近人有推测为康熙十七年者。此说实不准确，该书卷28《怪语》部分，记有康熙十九年发生的事情，可见其成书的时间应不早于康熙十九年，
【关键词】 屈大均；《广东新语》；成书时间
汪宗衍先生是研究屈大均的专家，其大著《屈大均年谱》将头绪纷繁的屈大均事迹梳理得相当清晰，为后人继续进行有关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但仍有个别叙述不清、甚至失误之处。这是大醇小疵、难于避免的事情。对此不可指责，而为了推动屈大均研究的深入，将之纠正过来却是必要的。其关于屈大均的名著《广东新语》撰写成书时间的叙述，即是应予辨正的一例。
汪先生著《屈大均年谱》将《广东新语》撰写成书的时间记在康熙十七年，在这一年的记事部分称：“撰《广东新语》二十八卷成。”汪先生作出这一处理的主要根据是屈大均《渎李耕客龚天石新词有作》一诗，称：“《诗外》三《读李耕客龚天石新词有作》诗，为庚申（康熙十九年）客金陵之作，有‘交广春秋我亦成，南方异物多经营’句，乃指《广东新语》，盖成于未北上之前。这里的“北上”，指康熙十八年“秋，（屈大均）从东莞携妻子避地，与郭青霞偕，自番禺越大庾，下彭蠡，至于汉阳，又溯江历大小孤、马当、天门，至南京。”汪先生称“盖成于未北上之前”，用语留有余地，表现出其治学态度之谨慎，但即使这样，从总体上看汪先生的这一处理不能不说是错误的。
肯定汪先生失误的根据是《广东新语》中的一条记事。该书卷二八《怪语》部分，有一条题为“黄宾臣”的记事，其全文为：
有黄宾臣者，字敬而，琼山诸生也。庚申七月至高州，值天大旱，有司祈祷不应，宾臣曰：“凡求雨必得奇门真传，”或异其言，亟报有司往请之。宾臣使取竹片十二为令牌，及大锅一、黑雄鸡一、鹿脯五器以待，明日，于观山寺为坛，宾臣服道衣，被发仗剑，于坛上布罡捻诀，以目视日，竟日不下一睫。明日申刻，果雨，不甚大，观者称其术之神，曰：“未也，俟明日观之。”明日烈日如故，宾臣曰：“此劫数，非独高凉一郡为然，奈何！”有司以其左道讥之，宾臣愧甚。于是至发祥寺，登浮图，居第四重，上下左右，悉以符篆封之。越三日，谓观者曰：“明午雨必至，但从东南来，可保无事。否则当有性命之忧。”因作书与家人诀，明日未时，烈日中狂风大作，宾臣谓其仆曰：“雨从西北方起，不祥，尔当速去。”其仆甫下塔，霹雳一声，雨如注，有老人见一麻鹰，口含火丸，从塔第一重飞入，势甚可怖，须臾霹雳再震，远近闻硫磺扑鼻。驰视之，宾臣僵仆塔外，口存微息，鼻旁与右臂微破，一孔如铖，血流不止。以沸水饮之，不受矣。高州人以宾臣为百姓而死，立庙祀之。
文中所讲之事属于神仙怪异之类，不足重视，但其中所说的年份“庚申”在这里则是应予特别提出的。
屈大均在其著作中，凡遇纪年，关于明朝及明朝以前者，为令读者能得到明确的时间观念，或称某皇帝年间（如《广东新语》卷七《人语·高固》有“周显王时”之语，见《全集》第四册第200页），或某皇帝的庙号与年号并用（如《广东新语》卷十六《器语·宝剑》有“唐明宗天成中”之语，见《全集》第四册第396页），或只称年号（如《广东新语》卷八《女语·割股妇》有“宋咸淳十年”之语，见《全集》第四册第248页；又如《广东新语》卷十五《货语·诸番贡物》有“永乐三年”之语，见《全集》第四册第388页），或将年号与干支并用（如《广东新语》卷六《神语·罗浮山神》有“淳熙甲午”之语，见《全集》第四册第184页；又如《广东新语》卷一，《天语·星聚》有“成化丙戌”之语，见《全集》第四册第7页）。而绝不单独使用干支（《广东新语》卷二五《木语·榕》中有一例单独使用“乙亥”、“壬午”来表示崇祯八年和十五年的情况，那是由于与下文关于清朝的纪年相连这一特殊环境造成的，应视为特例，不应视为在一般情况下对明朝的`纪年屈大均可以单独使用干支来表示，参见《全集》第四册第567—568页）；但关于清朝，则仅仅使用干支，而不使用皇帝的庙号和年号等（如《广东新语》卷十八《舟语。大洲龙船》中即以“辛丑之岁”表示顺治十八年，见《全集》第四册第442页；再如《广东新语》卷二《地语·迁海》中即以“岁壬寅”表示康熙元年，以“癸卯”表示康熙二年，见《全集》第四册第51—52页）。屈大均在其著作中，如此处理纪年之事，这是其坚持明朝遗民立场的表现。而在这里，读者们即可由此而得知《广东新语》卷二八《怪语·黄宾臣》中“庚申”之年，当属清朝的某一年。
细读上引《广东新语》卷二八《怪语·黄宾臣》中的全文，可知其所述之事乃为屈大均写作此篇时已经发生之事（这里不论其事因属荒诞而不可能发生，而只是从其文辞叙述所表达的情况而言），换言之，文中所叙事情发生的庚申年，除了属于清朝外，还应属于屈大均所能经历或其以前已经存在过的年份。查屈大均死于康熙三十五年丙午，他所能经历或其以前已经存在过的干支为庚申的清朝年份只有康熙十九年，由此看来《广东新语》卷二八《怪语·黄宾臣》中的“庚申”之年，应当是康熙十九年。
能证明此“庚申”年为康熙十九年的还有地方志的记载。道光丁亥年黄安涛等总修《高州府志》卷12第48页上至49页上《方技》称：
王宾臣，琼州府琼山县学生员也。康熙十九年应贡赴考，侯文宗于高凉。夏秋之交，久苦亢旱，人心如焚，宾臣自称得祈雨秘诀，邑人请祷。七月十二日建坛于观山寺。是日西郊微雨，独不及城。宾臣以为“风过多腥，此妖氛，非所以应我也，得毋与事诸公未必先期斋戒乎！”或戏之曰：“技穷耳，何归咎于他人为？”宾臣取杯水，以片纸画符投之，曰：“饮此则果否斋戒立辨。”卒无敢饮者。当事憾焉。宾臣遂屏人，于二十三日自诣宝先塔第三层，布罡密咒，语住僧曰：“今日必雨，且雷从南来，吾固无恙，若从北来，吾无死所矣。”言未竟，黑云冉冉起自西北，雷声雨势并集。俄顷，塔中烟出，宾臣仰卧以僵。人疑其为雷击死，然绝无雷击痕也。是年，督学道陈肇昌临高考校，闻之，遣官致祭，还额贡以慰之。三十七年，旱，复行祈雨之事，有叙述宾臣始末者，知县钱以塭慨然曰：“为吾民而殒其身，身虽没，其魂魄应留于此也。”因拜於宾臣死所，为文以祭之。随大雨四日。嗣后凡祈雨必请祷焉。
咸丰七年重镌郑文彩等纂修《琼山县志》卷22第21页下至22页上《人物》10《方技·国朝》称： 王宾臣，字敬而，廪生，东岸人。康熙庚辰（《通志》作庚申——原注）七月，赴高州考贡，值大早，有司求祷不应。宾臣言求雨必得奇门真传。人异其言，闻之有司，敦请之。披发仗剑立坛上，以目视日，竟日不下睫。已而果雨，观者称其术之神。宾臣曰：“雨未足，当再祷之。”明日烈日如故，曰：“此劫数也，奈何！”有司士民恳之不已，乃至发祥寺，登浮图四级，土下左右悉以符篆封之，且曰：“明年必大雨。但从东南来，可保无虞，若从西北，则吾命休矣。”因作书与家人诀。次日未刻，烈日中忽狂风大作，霹雳环绕，滂沱如注，有老人见大鹰口含火丸，旋塔左右，势甚可怖，须臾天气晴明，意为无事。及仰视宾臣，已僵立于轰震中矣。州人以宾臣为百姓死，立庙祀焉。有祷辄应，督学陈公为文祭之。以上两个方志所记情节与屈大均《广东新语》所记稍有不同，但大体相同，应视为所记实为一事。方志中作“王宾臣”与《广东新语》作“黄宾臣”也稍有差异，但南方人读“王”与“黄”发音无大区别，“王宾臣”与“黄宾臣”也应视为同为一人。两个方志皆把此事发生时间记为康熙庚申十九年（其中一个记作“庚辰”应系误刻，而且原书也作了校注，因而其应可视为记作庚申），无疑为《广东新语》卷二八《怪语·黄宾臣》中的“庚申”之年应是康熙十九年这一判断提供了有力的佐证。
论说至此，再返观本节开头所提出的汪宗衍先生撰《屈大均年谱》将《广东新语》成书时间记为康熙十七年一事，就可非常肯定地称其为误记。成书于康熙十七年的《广东新语》怎能将康熙十九年发生的事当作已发生过的事情记录下来！看来，《广东新语》一书的撰成，应至早为康熙十九年。至于其时间下限，当为康熙二十六年。确定康熙二十六年为其下限的原因，是根据屈大均给汪栗亭的一封回信。此信载《翁山佚文》。关于此，汪先生的《屈大均年谱》已有极为准确的记载，兹不再赘。
篇4：康有为自编年谱的成书时间及相关问题
康有为自编年谱的成书时间及相关问题
关于康有为自编年谱成书的时间，学界通常认为撰写于18初，康氏自己还有起稿于乙未(1895年)的说法。通过研究与分析，可以认为，所谓从乙未年开始撰写年谱的说法应不可靠；年谱的主体内容撰写于1899年初，大致无疑问，但需要说明的是，此后康氏对年谱仍有修订和增删，将其视为康逝世前定稿，可能更为合理一些。把年谱看作1927年时康氏内心世界与思想状态的反映，应该是相对准确的。定位于此，更易于把握该年谱的史料价值。
年谱是按年次记载人物生平事迹的传记文献，因而将传主的自编年谱视为个人回忆录亦不无理由。在史学研究中，这种具有中国传统形式的传记文献通常被当作较为重要的史料来利用，康有为的自编年谱自然也不例外。事实上，由于康氏与晚清政治、学术、思想、文化的重要关系，学界对其自编年谱的重视更是非同一般。
康氏自编年谱本拟名为《我史》（注：康同璧：《康南海先生年谱续编》，“前言”，见楼宇烈整理《康南海自编年谱(外二种)》，中华书局1992年版，第69页。），后人改称为今名。年谱在康氏生前并未刊行过，1927年3月康有为逝世后，曾以抄本的形式在小范围内流传，现在已知的抄本有罗孝高、丁文江、康同璧、赵丰田藏本。（注：谢巍编撰：《中国历代人物年谱考录》，中华书局1992年版，第615页。）直到20世纪50年代初中国史学会组织编辑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戊戌变法》时，才根据赵丰田所藏抄本与康同璧所藏抄本对校后，取名《康有为自编年谱》，收入该丛刊（注：中国史学会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戊戌变法》(以下简称《戊戌变法》)第4册，神州国光社1953年版，第107―169页。），这是康氏自编年谱首次印行（注：这里只是从年谱本身的刊行来说的。如果从年谱的内容而言，1932年康氏弟子张伯桢刊行《南海先生传》，其中前半部分(18以前)基本上便是依据康氏自编年谱改编而来，但张氏并未向读者说明。该传后附王树楠跋云：“弟子述先生事，见闻较为真确，故能始末备举，钜细不遗，此书可作康先生年谱，并可为一朝史镜焉。”当时王氏或许知道该传与年谱的关系，但亦隐晦未明。详见张伯桢《南海康先生传》，收入《沧海丛书》，北平琉璃厂文楷斋刻印，1932年5月；(徐)一士《读〈南海康先生传〉》，《国闻周报》第9卷第20期，1932年5月。二者均转引自夏晓虹编《追忆康有为》，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版，第98―161页。）。此后半个世纪，台湾和大陆一些机构又多次刊印该年谱（注：台湾和大陆先后出版的康氏自编年谱有：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资料丛刊》第2辑，《康南海自订年谱》，台北，文海出版社1966年版；蒋贵麟主编：《康南海先生遗著汇刊》第22册，《康南海先生自编年谱》，台北，宏业书局1976年版；楼宇烈整理：《康南海自编年谱(外二种)》，中华书局1992年版；康有为：《我史》，江苏人民出版社版；康有为：《我史》，收入刘梦溪主编、朱维铮编校《中国现代学术经典・康有为卷》(以下简称《康有为卷》)，河北教育出版社版。），但基本上皆以抄本和《戊戌变法》丛刊本为据，内容并无二致。其中楼宇烈先生整理的《康南海自编年谱》，不仅增入公元纪年，又改正了丛刊本中个别明显的误字，故多为学界重视和引用。
不过，与学界对该年谱文本的广泛利用相比，康有为自编年谱作为一种历史文献，其形成过程中存在的问题似乎没有得到应有的关注。（注：据谢巍编撰《中国历代人物年谱考录》，日本学者田原正己曾撰写《〈康南海自编年谱〉之考察》一文，收入《香川大学教育学部研究报告》第1部第30号，1971年3月。因笔者未能见到该文，文中是否涉及康氏年谱的成书情况，不详。）对于年谱成书于戊戌政变后即1899年初前后的习惯说法，学界少有疑义，学人对年谱内容的利用和研究，亦多以此为前提。近年有学者指出，康氏年谱中个别内容似乎是后来很晚时候补入的，年谱内容有“点窜”的嫌疑，实际上已对该书成书时间的习惯说法提出了疑问，但似未从整体上对该问题展开考察。（注：朱维铮：《康有为在十九世纪》，《求索真文明――晚清学术史论》，上海古籍出版社19版，第165―213页。）本文希望借鉴既有的研究成果，对康有为自编年谱的撰写、形成情况进行考订，提出疑问，并对与之相关的问题进行讨论。不妥之处，尚请方家指正。
一
学界通常认为康有为自编年谱撰写于戊戌政变后即1899年初前后，这是以康自己的说法为根据的。康年谱末云：
聚散成毁，皆客感客形，深阅生死，顺天俟命，但行吾不忍之心，以救此方民耳。诸子欲闻吾行事，请吾书此。此四十年乎，当地球文明之运，中外相通之时，诸教并出，新理大发之日，吾以一身备中原师友之传，当中国政变之事，为四千年未有之会，而穷理创义，立事变法，吾皆遭逢其会，而自为之。学道爱人，足为一世，生本无涯，道终未济，今已死耶，则已阅遍人天，亦自无碍，即作如是观也。后此玩心神明，更驰新意，即作断想，又为一生观也。九月十二日至日本，居东京已三月，岁暮书于牛z区早稻田四十二番之明夷阁。（注：楼宇烈整理：《康南海自编年谱(外二种)》，第67―68页。）
这段话乃年谱终篇总结之语，据此，年谱当完稿于光绪二十四年戊戌岁暮，亦即1899年初，这种说法现在比较通行。不过，《戊戌变法》丛刊第4册后所附《书目解题》的说法与此稍有区别：
是书系康有为于光绪二十一年乙未以前所作，叙事亦止于是年为止。原稿在戊戌抄没，展转落于其门人罗孝高手中。戊戌十二月，作者流亡日本，复将乙未以后事补作而成是编。（注：《戊戌变法》第4册，第616页。）\\8/^sE2zMJ Y w1} 1~AR W_$5w q[7-$H}Shx 教学论文网+ d } +H|5 X |q hsZc p,)7=tm
题解强调指出年谱是分两个阶段写的，即光绪二十一年乙未(1895年)以前部分(包括乙未年)写于乙未年；光绪二十二年至光绪二十四年(丙申、丁酉、戊戌，1896―1898年)三年的内容则系政变后流亡日本时续补的'。仔细审察，这种解释实与年谱中的康氏的一句注语有关。年谱“光绪二十二年丙申三十九岁”前有康氏自注云：
此书为光绪二十一年乙未前作，故叙事亦止于是岁，门人罗孝高不知从何得之，盖戊戌抄没，落入人间，而孝高得之也。更苏年七十识。（注：楼宇烈整理：《康南海自编年谱(外二种)》，第32页。）
康氏晚号更苏，其年70当在1927年。是年3月8日(二月初五)康有为在上海度过70岁生日，数日后遂离沪去青岛，3月31日(二月二十八日)在青岛寓所病逝。据其门人麦仲华回忆，康氏70寿诞后，即在上海“亲自检理其平生最爱之书籍，及自著稿件等，彻三昼夜不稍息”（注：据麦仲华函，时间不详，转引自夏晓虹《圣人心迹》，《读书》19第8期，第119页。）。康同璧也回忆说：“先君去沪时，亲自检点遗稿，并将礼服携带。临行，巡视园中殆遍，且云：我与上海缘尽矣！以其像片分赠工友，以作纪念，若预知永别者焉。”（注：康同璧：《康南海先生年谱续编》，楼宇烈整理：《康南海自编年谱(外二种)》，第235页。）康氏离沪前曾检点遗稿，据此似可判言，这条注语应是康逝世前不久临时添加的。显然，题解中所谓康年谱分两阶段成书的说法，是将年谱正文总结语与康氏所添注语综合后得出的一种新解释。论文康有为自编年谱的成书时间及相关问题来自WWW.66WEN.COM免费论文网
康同璧和赵丰田抄本所依据的年谱稿本，可能仍存世。据谢巍先生称，“该稿本不分卷，共两册”。笔者虽几经努力，惜仍未能找到原稿。（注：中国历史博物馆编《中国近代史参考图录》中册(上海教育出版社1983年版)第259页，有“《康有为自写年谱》手稿首页”图片，说明年谱稿本仍存于世。又谢巍编撰《中国历代人物年谱考录》第615页“《康南海自编年谱》(我史)”条下记云：“稿本不分卷，二册。《万木草堂丛书目录》载《我史》条注，‘即年谱’。”根据该书所注藏书之处，年谱原稿应藏中国人民大学图书馆，但经笔者查询不确。笔者在查访年谱收藏机构的过程中，得到中国人民大学程啸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张海鹏研究员以及国家博物馆相瑞花、高世瑜两位研究员的热忱帮助，特此致谢。）尽管未能见到稿本，但据前引康有为的注语，笔者推断，稿本第一册应止于乙未年，康氏注语应写于该册之后，否则康不至于有“此书”之称；稿本第二册，当为丙申至戊戌部分。由此，或可断定，康氏自编年谱稿本分为两册，本来已是前后相续、自成体系的本子，只是由于康逝世前添加了一句注语，才又引出“两阶段”成书的歧说，这其中自然有后世学者综合分析的主观因素在内。不过，即使乙未前后两阶段成书的说法成立，似乎也不影响人们对年谱最后成书时间的认定，学界对两种说法的差异忽略不计，原因大概也在于此。
二
康有为逝世前为何在基本定稿的《我史》中，写下这段注语，具体缘由今人已很难知晓。不过，他在70岁时自称在乙未年便撰写了年谱前半部，可谓疑窦丛生。让人怀疑的理由至少有三点：其一，是年康氏方中进士，授工部主事，年仅37岁，似不至于在仕途尚未发达、功名尚未显赫时，就对自己的前半生做回顾性的总结。这与明清时期人们晚年撰写自订年谱的习惯不符。其二，乙未年《马关条约》签订，康氏在京参与策动公车上书，后又参与强学会活动，是年八月复南下，得到张之洞支持，创办上海强学会。此刻之康氏全身心投入上书开会的政治活动，是否会有时间与精力撰写年谱，也是值得怀疑的，至少目前还没有发现关于他撰写年谱的有力佐证(包括康氏本人或其家人弟子的文献)。其三，康自言年谱在政变发生时被抄没，后又碰巧被其门人罗孝高（注：罗孝高，名普，广东顺德人，康有为弟子，麦孟华的妹夫，万木草堂后期的学生。戊戌政变后赴日本游学，入早稻田专门学校读书。见陈汉才编著《康门弟子述略》，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第138―139页。）所得，并完璧奉还，这种说法不免过于离奇。现在看到的年谱，内容多讽旧党者，且指名道姓，攻击慈禧、荣禄等当政者，倘若抄没，又岂有重新流落民间的可能性？况且又能恰巧被其门徒所得？事情如此玄虚，很难令人信服，笔者以为康于乙未年开始撰写年谱的可能性不大。
篇5：康有为自编年谱的成书时间及相关问题
康有为自编年谱的成书时间及相关问题 - 毕业论文
【作者简介】马忠文，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副编审。（北京 100720）【内容提要】关于康有为自编年谱成书的时间，学界通常认为撰写于1899年初，康氏自己还有起稿于乙未(1895年)的说法。通过研究与分析，可以认为，所谓从乙未年开始撰写年谱的说法应不可靠；年谱的主体内容撰写于1899年初，大致无疑问，但需要说明的是，此后康氏对年谱仍有修订和增删，将其视为康逝世前定稿，可能更为合理1些。把年谱看作1927年时康氏内心世界与思想状态的反映，应该是相对准确的。定位于此，更易于把握该年谱的史料价值。
【摘 要 题】史料与典籍
【关 键 词】康有为/自编年谱/成书时间/史料价值
【正 文】
年谱是按年次记载人物生平事迹的传记文献，因而将传主的自编年谱视为个人回忆录亦不无理由。在史学研究中，这种具有中国传统形式的传记文献通常被当作较为重要的史料来利用，康有为的自编年谱自然也不例外。事实上，由于康氏与晚清政治、学术、思想、文化的重要关系，学界对其自编年谱的重视更是非同1般。
康氏自编年谱本拟名为《我史》（注：康同璧：《康南海先生年谱续编》，“前言”，见楼宇烈整理《康南海自编年谱(外2种)》，中华书局1992年版，第69页。），后人改称为今名。年谱在康氏生前并未刊行过，1927年3月康有为逝世后，曾以抄本的形式在小范围内流传，现在已知的抄本有罗孝高、丁文江、康同璧、赵丰田藏本。（注：谢巍编撰：《中国历代人物年谱考录》，中华书局1992年版，第615页。）直到20世纪50年代初中国史学会组织编辑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戊戌变法》时，才根据赵丰田所藏抄本与康同璧所藏抄本对校后，取名《康有为自编年谱》，收入该丛刊（注：中国史学会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戊戌变法》(以下简称《戊戌变法》)第4册，神州国光社1953年版，第107―169页。），这是康氏自编年谱首次印行（注：这里只是从年谱本身的刊行来说的。如果从年谱的内容而言，1932年康氏弟子张伯桢刊行《南海先生传》，其中前半部分(1898年以前)基本上便是依据康氏自编年谱改编而来，但张氏并未向读者说明。该传后附王树楠跋云：“弟子述先生事，见闻较为真确，故能始末备举，钜细不遗，此书可作康先生年谱，并可为1朝史镜焉。”当时王氏或许知道该传与年谱的关系，但亦隐晦未明。详见张伯桢《南海康先生传》，收入《沧海丛书》，北平琉璃厂文楷斋刻印，1932年5月；(徐)1士《读〈南海康先生传〉》，《国闻周报》第9卷第20期，1932年5月。2者均转引自夏晓虹编《追忆康有为》，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7年版，第98―161页。）。此后半个世纪，台湾和大陆1些机构又多次刊印该年谱（注：台湾和大陆先后出版的康氏自编年谱有：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资料丛刊》第2辑，《康南海自订年谱》，台北，文海出版社1966年版；蒋贵麟主编：《康南海先生遗著汇刊》第22册，《康南海先生自编年谱》，台北，宏业书局1976年版；楼宇烈整理：《康南海自编年谱(外2种)》，中华书局1992年版；康有为：《我史》，江苏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康有为：《我史》，收入刘梦溪主编、朱维铮编校《中国现代学术经典・康有为卷》(以下简称《康有为卷》)，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但基本上皆以抄本和《戊戌变法》丛刊本为据，内容并无2致。其中楼宇烈先生整理的《康南海自编年谱》，不仅增入公元纪年，又改正了丛刊本中个别明显的误字，故多为学界重视和引用。
不过，与学界对该年谱文本的广泛利用相比，康有为自编年谱作为1种历史文献，其形成过程中存在的问题似乎没有得到应有的关注。（注：据谢巍编撰《中国历代人物年谱考录》，日本学者田原正己曾撰写《〈康南海自编年谱〉之考察》1文，收入《香川大学教育学部研究报告》第1部第30号，1971年3月。因笔者未能见到该文，文中是否涉及康氏年谱的成书情况，不详。）对于年谱成书于戊戌政变后即1899年初前后的习惯说法，学界少有疑义，学人对年谱内容的利用和研究，亦多以此为前提。近年有学者指出，康氏年谱中个别内容似乎是后来很晚时候补入的，年谱内容有“点窜”的嫌疑，实际上已对该书成书时间的习惯说法提出了疑问，但似未从整体上对该问题展开考察。（注：朱维铮：《康有为在109世纪》，《求索真文明――晚清学术史论》，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165―213页。）本文希望借鉴既有的研究成果，对康有为自编年谱的撰写、形成情况进行考订，提出疑问，并对与之相关的问题进行讨论。不妥之处，尚请方家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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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界通常认为康有为自编年谱撰写于戊戌政变后即1899年初前后，这是以康自己的说法为根据的。康年谱末云：
聚散成毁，皆客感客形，深阅生死，顺天俟命，但行吾不忍之心，以救此方民耳。诸子欲闻吾行事，请吾书此。此410年乎，当地球文明之运，中外相通之时，诸教并出，新理大发之日，吾以1身备中原师友之传，当中国政变之事，为4千年未有之会，而穷理创义，立事变法，吾皆遭逢其会，而自为之。学道爱人，足为1世，生本无涯，道终未济，今已死耶，则已阅遍人天，亦自无碍，即作如是观也。后此玩心神明，更驰新意，即作断想，又为1生观也。9月102日至日本，居东京已3月，岁暮书于牛z区早稻田4102番之明夷阁。（注：楼宇烈整理：《康南海自编年谱(外2种)》，第67―68页。）
这段话乃年谱终篇总结之语，据此，年谱当完稿于光绪2104年戊戌岁暮，亦即1899年初，这种说法现在比较通行。不过，《戊戌变法》丛刊第4册后所附《书目解题》的说法与此稍有区别：
是书系康有为于光绪2101年乙未以前所作，叙事亦止于是年为止。原稿在戊戌抄没，展转落于其门人罗孝高手中。戊戌102月，作者流亡日本，复将乙未以后事补作而成是编。（注：《戊戌变法》第4册，第616页。）
题解强调指出年谱是分两个阶段写的，即光绪2101年乙未(1895年)以前部分(包括乙未年)写于乙未年；光绪2102年至光绪2104年(丙申、丁酉、戊戌，1896―1898年)3年的内容则系政变后流亡日本时续补的。仔细审察，这种解释实与年谱中的康氏的1句注语有关。年谱“光绪2102年丙申3109岁”前有康氏自注云：
此书为光绪2101年乙未前作，故叙事亦止于是岁，门人罗孝高不知从何得之，盖戊戌抄没，落入人间，而孝高得之也。更苏年710识。（注：楼宇烈整理：《康南海自编年谱(外2种)》，第32页。）
康氏晚号更苏，其年70当在1927年。是年3月8日(2月初5)康有为在上海度过70岁生日，数日后遂离沪去青岛，3月31日(2月2108日)在青岛寓所病逝。据其门人麦仲华回忆，康氏70寿诞后，即在上海“亲自检理其平生最爱之书籍，及自著稿件等，彻3昼夜不稍息”（注：据麦仲华函，时间不详，转引自夏晓虹《圣人心迹》，《读书》1996年第8期，第119页。）。康同璧也回忆说：“先君去沪时，亲自检点遗稿，并将礼服携带。临行，巡视园中殆遍，且云：我与上海缘尽矣！以其像片分赠工友，以作纪念，若预知永别者焉。”（注：康同璧：《康南海先生年谱续编》，楼宇烈整理：《康南海自编年谱(外2种)》，第235页。）康氏离沪前曾检点遗稿，据此似可判言，这条注语应是康逝世前不久临时添加的。显然，题解中所谓康年谱分两阶段成书的说法，是将年谱正文总结语与康氏所添注语综合后得出的'1种新解释。
康同璧和赵丰田抄本所依据的年谱稿本，可能仍存世。据谢巍先生称，“该稿本不分卷，共两册”。笔者虽几经努力，惜仍未能找到原稿。（注：中国历史博物馆编《中国近代史参考图录》中册(上海教育出版社1983年版)第259页，有“《康有为自写年谱》手稿首页”图片，说明年谱稿本仍存于世。又谢巍编撰《中国历代人物年谱考录》第615页“《康南海自编年谱》(我史)”条下记云：“稿本不分卷，2册。《万木草堂丛书目录》载《我史》条注，‘即年谱’。”根据该书所注藏书之处，年谱原稿应藏中国人民大学图书馆，但经笔者查询不确。笔者在查访年谱收藏机构的过程中，得到中国人民大学程啸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张海鹏研究员以及国家博物馆相瑞花、高世瑜两位研究员的热忱帮助，特此致谢。）尽管未能见到稿本，但据前引康有为的注语，笔者推断，稿本第1册应止于乙未年，康氏注语应写于该册之后，否则康不至于有“此书”之称；稿本第2册，当为丙申至戊戌部分。由此，或可断定，康氏自编年谱稿本分为两册，本来已是前后相续、自成体系的本子，只是由于康逝世前添加了1句注语，才又引出“两阶段”成书的歧说，这其中自然有后世学者综合分析的主观因素在内。不过，即使乙未前后两阶段成书的说法成立，似乎也不影响人们对年谱最后成书时间的认定，学界对两种说法的差异忽略不计，原因大概也在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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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有为逝世前为何在基本定稿的《我史》中，写下这段注语，具体缘由今人已很难知晓。不过，他在70岁时自称在乙未年便撰写了年谱前半部，可谓疑窦丛生。让人怀疑的理由至少有3点：其1，是年康氏方中进士，授工部主事，年仅37岁，似不至于在仕途尚未发达、功名尚未显赫时，就对自己的前半生做回顾性的总结。这与明清时期人们晚年撰写自订年谱的习惯不符。其2，乙未年《马关条约》签订，康氏在京参与策动公车上书，后又参与强学会活动，是年8月复南下，得到张之洞支持，创办上海强学会。此刻之康氏全身心投入上书开会的政治活动，是否会有时间与精力撰写年谱，也是值得怀疑的，至少目前还没有发现关于他撰写年谱的有力佐证(包括康氏本人或其家人弟子的文献)。其3，康自言年谱在政变发生时被抄没，后又碰巧被其门人罗孝高（注：罗孝高，名普，广东顺德人，康有为弟子，麦孟华的妹夫，万木草堂后期的学生。戊戌政变后赴日本游学，入早稻田专门学校读书。见陈汉才编著《康门弟子述略》，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第138―139页。）所得，并完璧奉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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