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语】“铁塔”通过精心收集，向本站投稿了18篇作文史记伯夷列传读后感，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整理后的作文史记伯夷列传读后感，以供大家参考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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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作文史记伯夷列传读后感
《史记·伯夷列传》记叙了伯夷、叔齐二位孤竹国王子，相继辞让君位，逃离本国，投奔西伯;西伯死后，武王伐纣，他们认为是不义之举，进行了谏阻;随后，武王灭殷，四方归顺，他们感到耻辱，坚持不吃周朝的粮食，于是到首阳山隐居，采薇而食，悲歌明志，最终饿死的感人故事。
本篇位居“七十列传”之首，且在形式上有别于其后诸篇。其后诸篇，多是先记叙史实，再发表简要的议论，议论前冠以标志性的“太史公曰”。而本篇则先议后叙，夹议夹叙，甚至议多于叙，这算得上是《史记》列传中的特例了。由此可见，司马迁对伯夷叔齐二人的极力推崇。且不论伯夷叔齐历史上是否确有其人，也不论历来对他们的评价上存在的分歧。在司马迁笔下，伯夷叔齐正是坚守道义、“积仁洁行”、宁折不弯的理想人格的化身。
像伯夷叔齐这样的品德高尚的人，竟落得饿死的下场!也许他们心里没有怨恨，但他们追求仁德就得到仁德了吗?与之类似的还有好学的颜渊，他独得孔子的青睐，何以糟糠为食，寿命不长?而与之相反，像盗跖那样的暴戾之徒，却能够享尽天年。司马迁又联想到他自己所处的时代，那些行为不端的人却能终身享乐;而循规蹈矩的人却屡遭灾祸。这使得司马迁陷入了矛盾和困惑，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现象?他对所谓“天道”产生了质疑——不!不是质疑!是质问!不是说“天道无亲，常与善人”吗?为什么那些善人却得不到美好的结局?《史记》中这样的悲剧人物可谓是俯拾即是。譬如《魏其武安侯列传》中，记载了刚强直率、好打抱不平的灌夫，被骄奢淫逸、飞扬跋扈的武安侯田蚡陷害致死的事情。这不能不说是个明证了吧!武安侯之所以能权倾一时，既不是因为显赫的军功，也不是因为卓越的才能，而只是因为他的特殊身份。司马迁不无暗示地写道：“景帝后同母弟”、“王太后贤之”等。由此可见，没有所谓“天道”，在封建社会，个人的生死荣辱，全在于统治者的喜怒好恶之中。司马迁当然不能明白指出，但我们看他对两种人物命运的展现，不难体会到他对统治者任人唯亲、埋没贤才的愤懑和控诉。司马迁当然也无力改变，当他像灌夫一样仗义执言，而为李陵挺身辩护，难道不是“择地而蹈之，时然后出言，行不由径，非公正不发愤”吗?然而等待他的，只有的灾祸，只有统治者的冷酷无情。
既然没有“天道”可循，我们又该遵行何“道”呢?抑或有所谓“天道”，而不“常与善人”，那我们又该如何选择呢?是宁遭灾祸而做善人呢，还是为求富贵而做恶人?司马迁连续引用孔子的话做了回答，表现了他对先贤孔子的无比仰慕之情。他选择了像孔子那样活着，哪怕举世混浊，哪怕终身贫困，哪怕灾祸不断，仍要保持品行的高洁，何其孤傲!伯夷叔齐不也是这样选择的吗?别人为争王位苦心积虑，而他们却弃之敝屣，由此可见，富贵对他们来说不是最重要的;“天下宗周”，而他们却宁可饿死而“不食周粟”，由此可见，生命对他们来说也不是最重要的!我们固然不赞同对生命的轻视，也不鄙薄对名利的渴求。正因为这样，在这个物欲横流的社会，能于追逐竞争中有所坚守，就显得更加难能可贵了。
篇2：作文史记伯夷列传读后感
很诚实地先说一句，实际上这篇文章我并没有认真地听讲，但我能很清晰地感受语文老师在谈论《伯夷列传》这篇课文时的慷慨激昂的心情，我对此印象很深，特别是对于“好人不长命”、“恶人富贵延年”的社会现象的不公。下课之后，我有重新浏览过这篇著作，暂且不谈文章与司马迁本人的联系，我以下的看法全部围绕文章的内容本身，而不深究作者的写作意图：
就文章中所提出的几个问题，每个人都有自己心目中最佳当的答案，因而我不牵强附会，但我认为作者司马迁提出的这几个问题是相辅相成的，甚至后一个问题是前一个的升华，而我就其中几点谈谈自己的微薄看法。
文章一开始司马迁就说：“孔子序列古之仁圣贤人，如吴太伯、伯夷之伦详矣。余以所闻，由、光义至高，其文辞不少概见，何哉?”是啊，为什么同样是有德有才的人，有的人就能流芳百世，有的人却最终默默无闻呢?他们个人的才智相差无几，德行也几乎在同一高度，甚至那些在声明上弱的人在这两方面更有建树。为什么呢?
就我看来，这个社会上存在着许许多多的机遇，于是也存在着各种、各样的不公正的待遇，作为一个圣人，他应该不必在乎自己的声名是否能够流芳百世，而这对于许由、务光等人来说，或许能不能美名外扬不是最重要的，我可以理解作者司马迁自己想要扬名立万的心情，同时他也确实如此，但我绝不赞同他对于成名的看法。这个世界上总是存在着许多有道德的人，他们并不说辞，也没有像以前的圣人一样游学讲法，道德和圣人的存在方式有很多种：一些人退隐田园是为了自身心情的宁静，为了获得一种灵魂上的解脱，很难讲他们的品德究竟高尚到什么程度，但又是否有人像司马迁一样撰写类似《伯夷列传》这样的文章来歌颂他们呢?事实可能是没有的，即便有也并非这些隐士的意愿，更有一句话叫做“大隐隐于市，小隐隐于野”，意思是有能力的人希望依赖周围的环境忘却世事，沉湎于桃源世外，这是指小隐真正有能力的人却是匿于市井之中，那里才是藏龙卧虎之地，这是指中隐。
只有顶尖的人才会隐身于朝野之中，他们虽处于喧嚣的时政，却能大智若愚、淡然处之，这才是真正的隐者。而我认为，历史本身就有不完全真实的特性，加上人为的篡改和时间的淡化，许多历史真相已经湮没在了浩瀚无边的时间长流里，就像历史上曾经出现过许多闪他们闪发光的人，他们智慧、优雅、从容或者淡泊名利，但他们并未被记载光辉荣耀的史册上面，这是为什么呢?是那些拿了俸禄的史官不没有办实事么?亦或者是因为历史的记录并不真实?都不是，是因为有一些特殊的因素，历史不能让他们过于瞩目地出现在后人的眼里，这样可能会毁了他们，因为“某些人”不允许，因为他们与这个庸俗的时代不太协调，就像历史总是由胜利者书写一样，他们的品行即便高尚，但只能是“可念不可说”的向往。也许有人会说，“这样子难道公平么?”，“公平”，我人为这跟世界上没有绝对的公平，公平是需要自己去争取的，如果你本身并不想为了某些方面的“公平”而去努力地抗争些什么，那么你就没必要为了不抗争所带来的后果(即便是不好的)，这就像隐退者本身已不在乎世俗人的看法一样，什么流言蜚语什么是不是能够流芳百世就变得不那么重要了，况且——历史虽然没有让他们声名鹊起，但也没有无情地抛弃他们，或者我们可以这么说：他们不属于一个时代，而属于所有的时代;他们被包含于历史的一角，又超脱于历史之外永远活在他们应有的光辉里。
善有善报恶有恶报，这句话是不是真理呢?我想也许这只是一种人类自我安慰的措辞而已。但不可否认的是这句话在对人的善念的塑造和维持以及恶念的扼杀和遏制，还有在维护社会和平这一方面，确实起着很重要的作用。
第四、五段的言论呼应了前两段的论述。贤人在后世之人中的声名取决于什么呢?什么样的人才算是贤人呢?作者认为，贤人这个概念，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理解，但凡那些道德操守合乎自己的意念和追求时，在这些人眼中他们就被称之为贤人。一般情况下，这些人占据所有人的大多数时，此贤人才能被认可，或者他们是被当时在思想上很有影响力的人所推崇。关于他们声誉是否会在后世传扬以及影响力度的大小，则首先取决于他们的不害他的行为和一定的学识或地位。其次，就主要取决于他们被何人认可了，以及那个人的号召力。司马迁在最后一段的最后一句所发的感概：“可悲啊!普通人想要磨练自己的品行，立下功名，不依附于德高望重的人，怎么能把自己的名声传播到后世呢?”真实得让人难受。
古人语：“信道笃而自知明也”。
保持自己的本心，不为他人的只言片语所动，也不被执权者的威严所撼，坚定智慧的理性，这样一个人的思想才有实际上的价值。
至于那些亦真亦假可真可假的所谓正史稗史，所谓正统思想，所谓诡辩，一切皆不要陷入空想的泥潭——“存在就是合理，合理的也都要存在。”，黑格尔如是说。
篇3： 伯夷列传读后感
世上没有绝对的好坏之分，每个人的内心深处都同时存在着光明和黑暗两面。人就是一个矛盾体，充斥着无法理解的矛盾，在理智与情感之间苦苦挣扎，在法律和人性间徘徊。人就像行走在悬崖边缘，脚下的土地是理智。如果一不小心掉入其中，便落入情感的陷阱。
上周看了东野圭吾的《彷惶之刃》，东野圭吾的小说，揭露了人性的矛盾。小说的主人公是一名急切得为女儿报仇的父亲，女儿无辜得死亡并惨遭欺凌的遭遇令本是一位公司普通职员的他踏上复仇之路。他亲手杀死了杀害他的女儿的其中一人，也因此被冠上“杀人犯”的名称并被通缉。但在寻找另一位凶手的路上，他还帮助了旅店的`老板。你能说这样的一个人，是坏人吗？他只是因为丧女而暴怒了而已。
寻仇中，有一名旅店老板帮助他，还有一位神秘的人给他告知方向。你能说，他们是坏人的帮凶吗？只是理解了而已。
好人还是坏人，是不能看他的一面的，人都是多面的生物，真正冷血的人很少，就像完全的好人很少一样。
篇4： 伯夷列传读后感
伯夷、叔齐者，兄弟也，系出商时诸侯之门。其父遗命立叔齐，叔齐则欲让于伯夷，而伯夷拒受。最终兄弟二人先后离国而赴西岐。西伯姬昌卒后，武王载西伯木主而东伐纣，伯夷、叔齐认为，武王父死不葬而动干戈，为不孝；以臣弑君，为不仁。武王怒，欲斩二人，最后姜子牙力劝而释之。殷灭后，伯夷、叔齐不食周粟，隐於首阳山，采薇而食之，最终饿死於首阳山。
以今之眼光，伯夷、叔齐之事简要，相比史上不少忠肝义胆之人，并无非常显赫之举，而太史公却将其二人列于《史记》诸列传之首。依太史公之见，二位传主为人子、为人兄弟、为人臣，均至善至仁，然以饿死告终，命运实欠公平。传后太史公感叹：“天道无亲，常与善人”，而天道终究予善人以何物、予恶人以何物哉。载于史册之忠义之士，非杀即戮，鲜得善终。反观作威作福之奸佞之徒，横行天下、鱼肉百姓，竟以寿终。境遇之别有若天壤，何谓天理耶？推人及已，联想当年，司马氏不过是替李陵说了几句公道话即下廷尉治罪，依汉律可以财赎刑，然家无余财、亲友无助，死罪虽免而终遭宫刑之辱，此等悲愤郁结于心，遇此自当勃发。
世俗曾有因果报应之说，俱言“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候未到，时候一到，一切都报”，但不知因此说，善恶之因果报在何时，应在何地。生前如此，身后又如何。伯夷、叔齐二者，若非赖于孔子之力传于经典，后世又怎知伯夷、叔齐两人哉，此伯夷叔齐之幸也。然并非忠善之士皆有二人之幸运，悠悠岁月，过往者不啻数亿，着史家之墨有几何，着史家之墨且被记于人心者又有几何，而其中忠善之辈更有几何。“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文天祥身为南宋重臣，文武兼备、精忠报国、视死如归，故千秋之后有人追念，而史上千百万保家卫国、浴血沙场之将士，汗青之上又有几人留名。
故欲以行忠善之举而报应生前身后的念想，与南辕北辙无异，地球虽圆，终能回到原点，但其直径毕竟是大了些。所谓“诸恶不作，诸善奉行”，所得者无他，唯心安耳。“平生不作亏心事，夜半不怕鬼敲门”，对很多人讲，能睡上一辈子的安稳觉，行善也值得，毕竟睡觉时间占人生三分之一强，可惜的是，世上有些人并不怎么看，因为他们的习性同于《画皮》中的妖精，专好在夜间活动。
篇5： 伯夷列传读后感
《伯夷列传》十分难读，难在对人性的拷问，难在对价值观的选择。因之，昔日读、今日读，竟有迥异的结论。
余读《伯夷列传》，以为可从两处而入，一观伯夷叔齐之人格，二睹太史公之良苦用心。
伯夷、叔齐两位在思想上有强烈的洁癖，这种人在任何时候都不愿意违背自己所信奉的原则。从兄弟让位到同归西伯，从叩马而谏到饿死首阳，他们对心中的“道义”是从一而终的。他们见过了太多的兄弟残杀，因此追慕谦让的美德；他们向往盛世痛恨暴君，但绝不允许“以暴易暴”的事情发生，因为他们觉得，手段和目的同样重要。这种人当然是无法参与政治的，政治是没有洁癖的。或许我们会认为他们迂腐不堪、食古不化，不能用发展、辩证的眼光看待问题，但我们永远都没有资格指责他们的人格。古人的赞许和称颂，大抵是从此处而发，“古之贤人也（孔子语）”、“圣之清者也（孟子语）”、“特立独行，穷天地亘万世而不顾者也（韩愈语）”。
那他们有怨吗？“登彼西山兮，采其薇矣。以暴易暴兮，不知其非矣。神农、虞、夏忽焉没兮，我安适归矣？于嗟徂兮，命之衰矣！”他们有怨，但怨的不是自己的选择，“求仁得仁，又何怨哉？”他们怨的，是世道人心。
太史公将其置于七十列传之首，当然不是没有他的寄托。他首先要彰显的就是“让”的美德，这在《五帝本纪》、《吴太伯世家》之中已早有体现，但这当然不是他所要寄托的全部。“君子疾没世而名不称焉”，作为一个历史学者，太史公最为深切惋惜的，就是仁人志士在世时因天道无常而不得善报，没世后又不能见诸史籍而被人们遗忘，所以他才说“岩穴之士，趋舍有时，若此类名湮灭而不称，悲夫。”伯夷叔齐，事迹本是渺远难闻，但孔子的称述使其贤名益彰；颜渊好学，却不免蚤死，但终究有《论语》载其“身居陋巷、不改其乐”。太史公常以绪《春秋》的职责自任，自然是要给这些不该被历史遗忘的人做传。而七十列传之中的人物，或仁人志士，或游侠商贾，或出将入相，或郁不得志，但终究都是“扶义m傥，不令己失时，立功名与天下”者，所以以《伯夷列传》为七十列传之首，正见太史公的良苦用心。
然而，我们或许还会再问一句：“立功名于天下”真的如此重要吗？太史公为他人立名之时，难道不也是为自己立名吗？此类问题，见仁见智，正如面对伯夷叔齐，千百个人恐怕便有千百个说法罢。
篇6：伯夷列传
两汉司马迁
夫学者载籍极博。尤考信于六艺。《诗》、《书》虽缺，然虞、夏之文可知也。尧将逊位，让于虞舜，舜、禹之间，岳牧咸荐，乃试之于位，典职数十年，功用既兴，然后授政。示天下重器，王者大统，传天下若斯之难也。而说者曰：“尧让天下于许由，许由不受，耻之逃隐。及夏之时，有卞随、务光者。”此何以称焉？太史公曰：余登箕山，其上盖有许由冢云。孔子序列古之仁圣贤人，如吴太伯、伯夷之伦详矣。余以所闻，由、光义至高，其文辞不少概见，何哉？孔子曰：“伯夷、叔齐，不念旧恶，怨是用希。”“求仁得仁，又何怨乎？”余悲伯夷之意，睹轶诗可异焉。其传曰：伯夷、叔齐，孤竹君之二子也。父欲立叔齐。及父卒，叔齐让伯夷。伯夷曰：“父命也。”遂逃去。叔齐亦不肯立而逃之。国人立其中子。于是伯夷、叔齐闻西伯昌善养老，“盍往归焉！”及至，西伯卒，武王载木主，号为文王，东伐纣。伯夷、叔齐叩马而谏曰：“父死不葬，爰及干戈，可谓孝乎？以臣弑君，可谓仁乎？”左右欲兵之。太公曰：“此义人也。”扶而去之。武王已平殷乱，天下宗周，而伯夷、叔齐耻之，义不食周粟，隐于首阳山，采薇而食之。及饿且死，作歌，其辞曰：“登彼西山兮，采其薇矣。以暴易暴兮，不知其非矣。神农、虞、夏忽焉没兮，我安适归矣？于嗟徂兮，命之衰矣。”遂饿死于首阳山。由此观之，怨邪非邪？或曰：“天道无亲，常与善人。”若伯夷、叔齐，可谓善人者非邪？积仁洁行，如此而饿死。且七十子之徒，仲尼独荐颜渊为好学。然回也屡空，糟糠不厌，而卒蚤夭。天之报施善人，其何如哉？盗跖日杀不辜，肝人之肉，暴戾恣睢，聚党数千人，横行天下，竟以寿终，是遵何德哉？此其尤大彰明较著者也。若至近世，操行不轨，专犯忌讳，而终身逸乐，富厚累世不绝。或择地而蹈之，时然后出言，行不由径，非公正不发愤，而遇祸灾者，不可胜数也。余甚惑焉，倘所谓天道，是邪非邪？
子曰：“道不同，不相为谋。”亦各从其志也。故曰：“富贵如可求，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如不可求，从吾所好。”“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举世混浊，清士乃见。岂以其重若彼，其轻若此哉？“君子疾没世而名不称焉。”贾子曰：“贪夫徇财，烈士徇名，夸者死权，众庶冯生。”同明相照，同类相求。“云从龙，风从虎，圣人作而万物睹。”伯夷、叔齐虽贤，得夫子而名益彰；颜渊虽笃学，附骥尾而行益显。岩穴之士，趋舍有时，若此类名湮灭而不称，悲夫。闾巷之人，欲砥行立名者，非附青云之士，恶能施于后世哉！
译文
世上记事的书籍虽然很多，但学者们仍然以“六艺”——《诗》、《书》、《礼》、《乐》、《易》、《春秋》等经典为征信的凭据。《诗经》、《尚书》虽有缺损，但是记载虞、夏两代的文字都是可以见到的。尧将退位，让给虞舜，还有舜让位给禹的时候，都是由四方诸侯长和州牧们推荐出来的，于是，让他们先试着任职工作，主持事务数十年，做出了成就，建立了功绩，然后再把大政交给他们。这是表示天下是极贵重的宝器，帝王是最大的统领者，把天下移交给继承者就是如此的困难。然而，也有人说过，尧要把天下让给许由，许由不肯接受，以为是一种耻辱而逃走隐居起来。到了夏代的时候，又有卞随、务光等人。这些人又为什么要受到称许呢？太史公说：我登过箕山，相传山上有许由之墓。孔子依次评论古代的仁人、圣人、贤人，对吴太伯和伯夷等讲得很详细。我听说许由、务光等节义品德至为高尚，而经书中有关他们的文辞却一点儿也见不到，这是为什么呢？孔子说：“伯夷、叔齐，不是老记着人家以前的过错，因此怨恨他们的人就少。”“追求仁德而得到仁德，又有什么可怨恨的呢？”我对伯夷兄弟的用意深感悲痛，但看到那些逸诗又感到诧异。他们的传记说道：
伯夷、叔齐是孤竹君的两个儿子。父亲想把王位传给叔齐，到了父亲去世以后，叔齐要让位给伯夷。伯夷说：“这是父亲的遗命啊！”于是便逃走了。叔齐也不肯即位而逃走。国人只好立孤竹君的第二个儿子为王。这时，伯夷、叔齐听说西伯昌能关心老人，抚养老人，便商量着说：我们何不去投奔他呢？等到达那里，西伯已去世了。武王用车载着西伯的神主，追谥为文王，率军东进去征伐商纣。伯夷、叔齐拉住武王的马而谏阻道：“父亲死了却不安葬，大动干戈去打仗，这难道是孝的行为吗？身为臣子，却要去杀害国君，这难道可以算做仁德吗？”周王左右的人准备杀掉他们，太公说：“他们是义人啊！”扶着他们离开了。武王摧毁了殷商的暴虐统治，天下都归附了周朝，而伯夷、叔齐却认为这是很可耻的事，为了表示对殷商的忠义，不肯再吃周朝的粮食，隐居在首阳山中，靠着采食薇菜充饥。到了由于饥饿而将死的时候，作了一首歌，歌辞说：“登上那西山啊，采些那薇菜呀！用暴力来取代暴力，不知道这是错误的。神农、虞舜和夏禹，授政仁人相禅让，圣人倏忽辞世去，我辈今日向何方？啊，别啦，永别啦！命运衰薄令人哀伤！”终于饿死在首阳山中。从这些记载来看，伯夷、叔齐是怨呢，还是不怨呢？有人说：“天道并不对谁特别偏爱，但通常是帮助善良人的。”像伯夷、叔齐，总可以算得上是善良的人了吧！难道不是吗？他们行善积仁，修养品行，这样的好人竟然给饿死了！再说孔子的七十二位贤弟子这批人吧，仲尼特别赞扬颜渊好学。然而颜回常常为贫穷所困扰，连酒糟谷糠一类的食物都吃不饱，终于过早地去世了。上天对于好人的报偿，到底是怎样的呢？盗跖天天在屠杀无辜的人，割人肝，吃人肉，凶暴残忍，胡作非为，聚集党徒数千人，横行天下，竟然能够长寿而终。他又究竟积了什么德，行了什么善呢？这几个例子是最典型，最能说明问题的了。若要说到近代，那种品行不遵循法度，专门违法乱纪的人，反倒能终身安逸享乐，富贵优裕，一代一代地传下去；而有的人（诚如孔子教诲的那样，）居住的地方要精心地加以选择；说话要待到合适的时机才启唇；走路只走大路，不抄小道；不是为了主持公正，就不表露愤懑，结果反倒遭遇灾祸。这种情形多得简直数也数不清。我深感困惑不解。倘若有所谓天道，那么这是天道呢，不是天道呢？孔子说“主义不同的人，不互相商议谋划”，都各自按照自己的意志去做事。孔子又说：“富贵如果能够求得，就是要干手拿鞭子的卑贱的职务，我也愿意去干；如果不能求得，那还是按照我自己的喜好去干吧！”“天气寒冷以后，才知道松树、柏树是最后落叶的。”世间到处混浊龌龊，那清白高洁的人就显得格外突出。这岂不是因为他们是如此重视道德和品行，又是那样鄙薄富贵与苟活啊！“君子感到痛心的是到死而名声不被大家所称颂。”贾谊说：“贪得无厌的人为追求钱财而不惜一死，胸怀大志的人为追求名节而不惜一死，作威作福的人为追求权势而不惜一死，芸芸众生只顾惜自己的生命。”“同是明灯，方能相互辉照；同是一类，方能相互亲近。”“飞龙腾空而起，总有祥云相随；猛虎纵身一跃，总有狂风相随；圣人一出现，万物的本来面目便都被揭示得清清楚楚。”伯夷、叔齐虽然贤明，由于得到了孔子的赞扬，名声才更加响亮；颜渊虽然好学，由于追随孔子，品德的高尚才更加明显。那些居住在深山洞穴之中的隐士们，他们出仕与退隐也都很注重原则，有一定的时机，而他们的.名字（由于没有圣人的表彰），就大都被埋没了，不被人们所传颂，真可悲啊！一个下层的平民，要想磨练品行，成名成家，如果不依靠德高望重的贤人，怎么可能让自己的名声流传于后世呢？
评论
《伯夷列传》是伯夷和叔齐的合传，冠《史记》列传之首。在这篇列传中，作者以“考信于六艺，折衷于孔子”的史料处理原则，于大量论赞之中，夹叙了伯夷、叔齐的简短事迹。他们先是拒绝接受王位，让国出逃；武王伐纣的时候，又以仁义叩马而谏；等到天下宗周之后，又耻食周粟，采薇而食，作歌明志，于是饿死在首阳山上。作者极力颂扬他们积仁洁行、清风高节的崇高品格，抒发了作者的诸多感慨。
文章借助夷、齐善行，和所谓暴戾凶残、横行天下的盗跖做比照；以操行不轨，违法犯禁的人和审慎小心、有崇高正义感的人做比照，指出恶者安逸享乐，富裕优厚，累世不绝；而善者遭遇的灾祸却不可胜数。从而抒发了天道与人事相违背的现实，有力地抨击了“天道无亲，常与善人”的谎言，对天道赏善罚恶的报应论，提出了大胆的怀疑，充分表现了作者无神论的观点。
但是，商朝末年，纣王的统治已濒于崩溃，武王伐暴是“顺乎天而应乎人”的，是不可逆转的，而夷、齐的谏阻和耻食周粟是背转历史大潮的。所以，毛泽东同志在《别了，司徒雷登》一文中指出，历史上歌颂这两个人物，那是颂错了，他们不值得歌颂。而作者对笃守遗训、不能变通的行为加以歌颂，无疑是有所偏颇的。
本文写作独具特色。纵观《史记》本纪、世家、列传之篇末，黎青冷焊均有太史公的赞语，唯《伯夷列传》则无。满纸赞论、咏叹夹以叙事。名为传纪，实则传论。史家的通例是凭借翔实的史料说话，而或于叙述之中杂以作者的意见，就算变例了。所以，本文实开史家之先河，亦为本纪、世家、列传之仅有。
本文虽多赞论，但纵横捭阖，彼此呼应，回环跌宕，起伏相间。伯夷、叔齐的事实，只在中间一顿即过，“如长江大河，前后风涛重叠，而中有澄湖数顷，波平若黛，正以相间出奇。”《史记论文》第五册《伯夷列传》时有鲜明比照，一目豁然；时有含蓄设问，不露锋芒却问题尖锐又耐人寻味。太史公润笔泼墨之中，可略见其笔力之一斑。
篇7：《史记·伯夷列传节选》原文翻译及答案
《史记·伯夷列传（节选）》原文翻译及答案
伯夷、叔齐，孤竹君之二子也。父欲立叔齐，及父卒，叔齐让伯夷。伯夷曰：“父命也。”遂逃去。叔齐亦不肯立而逃之。国人立其中子。于是伯夷、叔齐闻西伯昌善养老，曰：“盍往归焉。“及至，西伯卒，武王载木主①，号为文王，东伐纣。伯夷、叔齐叩马而谏曰：“父死不葬，爰及干戈，可谓孝乎？以臣弑君，可谓仁乎？”左右欲兵之。太公曰：“此义人也。”扶而去之。武王已平殷乱，天下宗周，而伯夷、叔齐耻之，义不食周粟。隐于首阳山，采薇而食之。及饿且死，作歌。其辞曰：“登彼西山兮，采其薇矣。以暴易暴兮，不知其非矣。神农、虞、夏忽焉没兮，我安适归矣？于嗟徂兮，命之衰矣！”遂饿死于首阳山。
或曰：“天道无亲，常与善人。”若伯夷、叔齐，可谓善人者非邪？积仁洁行如此而饿死！且七十子之徒，仲尼独荐颜渊为好学。然回也屡空，糟糠不厌，而卒蚤夭。天之报施善人，其何如哉？盗跖日杀不辜，肝人之肉，暴戾恣睢，聚党数千人，横行天下，竟以寿终。是遵何德哉？此其尤大彰明较著者也。若至近世，操行不轨，专犯忌讳，而终身逸乐，富厚累世不绝。或择地而蹈之，时然后出言，行不由径，非公正不发愤，而遇祸灾者，不可胜数也。余甚惑焉，傥②所谓天道，是邪非邪？
子曰：“道不同，不相为谋”，亦各从其志也。故曰：“富贵如可求，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如不可求，从吾所好。”举世混浊，清士乃见，岂以其重若彼，其轻若此哉？（节选自《史记·伯夷列传》）
注：①木主：木制的灵牌王。②傥：假如。
12．对下列句子中加点词语的解释，不正确的一项是
A．叔齐让伯夷 让：责备
B．伯夷、叔齐叩马而谏曰 叩：通“扣”，拉住
C．扶而去之 去：使……离开
D．武王已平殷乱，天下宗周 宗：尊奉
13．下列各组句子中，加点词的意义和用法相同的一项是（）
A．①遂饿死于首阳山②臣诚恐见欺于王而负赵
B．①积仁洁行如此而饿死②青，取之于蓝，而青于蓝
C．①亦各从其志也②尔其无忘乃父之志
D．①岂以其重若彼，其轻若此哉②魏亦复以信陵奉公子
14．下列对原文有关内容的叙述和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A．伯夷、叔齐是孤竹君的两个儿子。孤竹君死后，二人因不肯继承君位而相继逃走，国人只好另立他人。
B．伯夷、叔齐看见周武王在文王尸骨未寒时征讨纣王，认为这样做可耻，他们坚持节操，不吃周朝的粮食，并隐居到首阳山。
C．颜渊敏而好学，他立志学习伯夷兄弟坚守节操，以致终身贫困，宁可饿死也不吃糟糠之食，不幸早逝。
D．太史公对当时那些操行不端、违法乱纪者却终身安逸快乐，有操行者却要横遭灾祸的现象，深感疑惑。
参考答案：
12、A让：谦让
13、B两个“而”，连词，表转折关系。A．“于”，介词，在；介词，表被动。C．“其”，人称代词，自己的；副词，表期望语气。D．“以”，连词，因为；介词，把。
14、C“糟糠不厌”应为“连糟糠之食都吃不饱”；“回也屡空”与“学习伯夷、叔齐坚守节操”无因果关系。
参考译文：
伯夷、叔齐，是孤竹君的两个儿子。父亲想立小儿子叔齐为国君，等到父亲死后，叔齐却要让位给长兄伯夷。伯夷说：“让你即位是父亲的遗命。”于是就逃走了。叔齐也不肯继承君位而逃走了。孤竹国的人就只好立他们的另一个兄弟为国君。在这个时候，伯夷、叔齐听说西伯姬昌最敬养老人，便商量着说：我们何不去投靠他呢？等他们到达的时候，西伯已经死了，他的儿子武王用车载着灵牌，尊称他为文王，向东进发，讨伐纣王。伯夷、叔齐拉住武王战马的缰绳而劝阻说：“父亲死了尚未安葬，竟然动起兵器来，能说得上是孝吗？身为臣子却要去杀君王，能说得上是仁吗？”武王身边的人想用兵器杀死他们，太公姜尚说：“这两位是义士啊！”把他们搀扶开了。武王平定殷商之乱后，天下都归附于周朝，但是伯夷、叔齐却认为这样做可耻，他们坚持节操，不吃周朝的.粮食，并隐居到首阳山，采集薇蕨来充饥。直到他们饿到快要死的时候，作了一首诗歌，那歌词说：“登上那座西山啊，采摘薇菜来充饥，用残暴取代暴虐呀，还不知道这样的行为是不义的。神农、虞舜、夏禹的时代很快就消逝了，我们还能到哪里去寻找归宿呢！可叹我们的死期已近，生命已经衰弱了！”于是，伯夷、叔齐就饿死在首阳山。
有人说：“上天待人的准则是没有偏私的，它总是向着善良的人们。”像伯夷、叔齐这样的人，可以叫做善人呢，还是不算善人呢？他们聚积仁德、修洁品行达到这般地步，却终致饿死！再说在七十个弟子中间，孔子仅仅称举颜渊是好学的人，但颜渊常常穷得一无所有，连糟糠都难得吃饱，终于过早地夭亡了。那种认为上天总是报答、恩赐善人的说法，到底怎么样呢？盗跖每天都杀害无辜的人，将人的肝炙成肉脯，残暴恶毒，放肆地行凶，他聚集党徒几千人，到处横行霸道，竟然活到高龄而死。这又是遵行什么道德呢？这都是些特别重大而且明白显著的例子。如果说到近世，那些操行不端正，做事违法乱纪的人，却终身享受安逸和快乐，财产富裕，子孙也不断绝。有的人选好了道路才举步，看准了时机才说话，从不走小道捷径，不是公平正当的事决不努力去做，可是他们却要横遭灾祸，这样的例子多得没法数了。我对此十分疑惑，如果说这便是所谓的天道，那天道究竟是对呢？还是不对呢？
孔子说过，“道德见解不同是难以共同谋划事情的”，也只能各自依照自己的意愿行事罢了。所以他又说，“富贵如能追求到手，那么，即使让我执鞭为马夫，我也愿意干。如果不能追求，还是按照我所喜好的去做吧。”整个世道都浑浊的时候，品行高洁的人才显露出来。难道是因为他们把道德看得太重，或将富贵看得太轻吗？
篇8：《七十列传·伯夷列传》全文
作者：司马迁
夫学者载籍极博，犹考信於六。诗书虽缺，然虞夏之文可知也。尧将逊位，让於虞舜，舜禹之间，岳牧咸荐，乃试之於位，典职数十年，功用既兴，然後授政。示天下重器，王者大统，传天下若斯之难也。而说者曰尧让天下於许由，许由不受，耻之逃隐。及夏之时，有卞随、务光者。此何以称焉？太史公曰：余登箕山，其上盖有许由冢云。孔子序列古之仁圣贤人，如吴太伯、伯夷之伦详矣。余以所闻由、光义至高，其文辞不少概见，何哉？
孔子曰：“伯夷、叔齐，不念旧恶，怨是用希。”“求仁得仁，又何怨乎？”余悲伯夷之意，睹轶诗可异焉。其传曰：伯夷、叔齐，孤竹君之二子也。父欲立叔齐，及父卒，叔齐让伯夷。伯夷曰：“父命也。”遂逃去。叔齐亦不肯立而逃之。国人立其中子。於是伯夷、叔齐闻西伯昌善养老，盍往归焉。及至，西伯卒，武王载木主，号为文王，东伐纣。伯夷、叔齐叩马而谏曰：“父死不葬，爰及干戈，可谓孝乎？以臣弑君，可谓仁乎？”左右欲兵之。太公曰：“此义人也。”扶而去之。武王已平殷乱，天下宗周，而伯夷、叔齐耻之，义不食周粟，隐於首阳山，采薇而食之。及饿且死，作歌。其辞曰：“登彼西山兮，采其薇矣。以暴易暴兮，不知其非矣。神农、虞、夏忽焉没兮，我安適归矣？于嗟徂兮，命之衰矣！”遂饿死於首阳山。由此观之，怨邪非邪？
或曰：“天道无亲，常与善人。”若伯夷、叔齐，可谓善人者非邪？积仁絜行如此而饿死！且七十子之徒，仲尼独荐颜渊为好学。然回也屡空，糟糠不厌，而卒蚤夭。天之报施善人，其何如哉？盗蹠日杀不辜，肝人之肉，暴戾恣睢，聚党数千人横行天下，竟以寿终。是遵何德哉？此其尤大彰明较著者也。若至近世，操行不轨，专犯忌讳，而终身逸乐，富厚累世不绝。或择地而蹈之，时然後出言，行不由径，非公正不发愤，而遇祸灾者，不可胜数也。余甚惑焉，傥所谓天道，是邪非邪？
子曰：“道不同不相为谋”，亦各从其志也。故曰：“富贵如可求，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如不可求，从吾所好”。“岁寒，然後知松柏之後凋”。举世混浊，清士乃见。岂以其重若彼，其轻若此哉？
“君子疾没世而名不称焉。”贾子曰：“贪夫徇财，烈士徇名，夸者死权，众庶冯生。”“同明相照，同类相求。”“云从龙，风从虎，圣人作而万物睹。”伯夷、叔齐虽贤，得夫子而名益彰。颜渊虽笃学，附骥尾而行益显。岩穴之士，趣舍有时若此，类名堙灭而不称，悲夫！闾巷之人，欲砥行立名者，非附青云之士，恶能施于後世哉？
天道平分，与善徒云。贤而饿死，盗且聚群。吉凶倚伏，报施纠纷。子罕言命，得自前闻。嗟彼素士，不附青云！
篇9：《伯夷列传》读书体会
《伯夷列传》读书体会
列传这种史书体裁，是司马迁在《史记》中的首创，而《伯夷列传》作为列传开篇，可见太史公对本篇的重视。
《伯夷列传》顾名思义，是以伯夷的故事为主题的，以孔子等人的言论为线索，用许由、务光等的事迹作陪衬，简略地记叙伯夷、叔齐兄弟俩在父亲死后都不继承王位、劝阻周武王伐纣和不吃周王室的粮食、隐居首阳山、直至饿死等事迹。
初读《伯夷列传》，是有很多疑惑的。
其一，作为汉武帝“蹴罢百家，独尊儒术”时期，孔子的言论、书籍是当时学术界的权威。本文中太史公没有摇旗呐喊、高唱赞歌，而是抛出了疑问“孔子序列古之仁圣贤人，如吴太伯、伯夷之伦，详矣。余以所闻由、光义至高，其文辞不少概见，何哉？”。意思是”孔子依次论到古代的仁人圣人贤人，像吴太伯、伯夷一类人，都很详细。我所听到的许由、务光的德行是最高尚的了，有关他们的文辞却没有稍稍看到一点点，是什么原因呢？”太史公对孔子的“伯夷、叔齐，不念旧恶，怨是用希。求仁得仁，又何怨乎？”提出了反问“由此观之，怨邪？非邪?”“从伯夷、叔齐所作诗歌中，我们能感受到那种悲凉，他们真的没有怨恨吗？”
其二，对“天道”的怀疑。常言道“天道无亲，常与善人”，文中说到伯夷、叔齐饿死收场，就连孔子最好的学生颜回由于食不果腹早早夭折，那“日杀不辜，肝人之肉，暴戾恣睢，聚党数千人横行天下”的盗拓“竟以寿终”。难怪太史公会有这样的疑惑了“余甚惑焉，所谓天道，是邪？非邪？”。
文章到了这里，作为史记列传开篇之作，写的不是歌功颂德，不是 “正能量”，而是举出大量例证来说明“天道无亲，常与善人”的`荒谬。作者是想以质疑孔子，来质疑那个让他受辱的时代？还是以质疑“天道无亲，常与善人”来发泄心中的怨气？
非也。本篇后半段，作者表露了他的“真心”。
孔子说：“道不同，不相为谋”。在《报任安书》中，太史公谈到了自己的志向，“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 那个时代，拥有如此宏大的志向，又有几人可以言说呢？
贾谊说“贪财的人为财而死，有志功业的人为名献身，热衷权势的人为权势丧命，平民百姓为生存奋斗。”所以对于他人的不理解，对于时代的不理解，太史公并没过自怨自艾，只是人各有志罢了。“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举世混浊，清士乃见”，作者犹如冬天里的松柏，淤泥中的白莲，孤独、脆弱却坚韧着。
那作者对孔子又报以何态度呢？文中说到“伯夷、叔齐虽贤，得夫子而名益彰；颜渊虽笃学，附骥而行益显。”意思是伯夷、叔齐、颜渊都是品德很高尚的人，但都是通过孔老夫子您的推介声名才得以凸显的啊。文章末尾还提到“闾巷之人，欲砥行立名者，非附青云之士，恶能施于后世哉”，太史公的意思是，像我这样的闾巷之人，想实现自己的志向，想声名远播，只能依附于像孔子这样的青云之士啊。虽然不知本句是太史公自谦说法，还是真心话，这已经表明了他对孔老夫子的态度了，是推崇而尊敬的。
太史公是以文明志，是通过“文刀”这把武器来实践自己的人生理想。他敢于对自己推崇的学术权威提出质疑，也通过严谨的行文，表达了自己的历史见解以及社会政治理想。通读全文，我在想，该怎样生活才能对得起自己的人生，我们的社会又是怎样的社会，历来的宣传教育是不是就那样真实可信呢？……这些问题，作为一名普通文学爱好者，给不出答案。但能引发些许思考，我想我已经有所收获了。
篇10：《伯夷列传》原文和翻译
《伯夷列传》原文和翻译
原文
夫学者载籍极博。尤考信于六艺。《诗》、《书》虽缺，然虞、夏之文可知也。尧将逊位，让于虞舜，舜、禹之间，岳牧咸荐，乃试之于位，典职数十年，功用既兴，然后授政。示天下重器，王者大统，传天下若斯之难也。而说者曰：“尧让天下于许由，许由不受，耻之逃隐。及夏之时，有卞随、务光者。”此何以称焉？太史公曰：余登箕山，其上盖有许由冢云。孔子序列古之仁圣贤人，如吴太伯、伯夷之伦详矣。余以所闻，由、光义至高，其文辞不少概见，何哉？孔子曰：“伯夷、叔齐，不念旧恶，怨是用希。”“求仁得仁，又何怨乎？”余悲伯夷之意，睹轶诗可异焉。其传曰：伯夷、叔齐，孤竹君之二子也。父欲立叔齐。及父卒，叔齐让伯夷。伯夷曰：“父命也。”遂逃去。叔齐亦不肯立而逃之。国人立其中子。于是伯夷、叔齐闻西伯昌善养老，“盍往归焉！”及至，西伯卒，武王载木主，号为文王，东伐纣。伯夷、叔齐叩马而谏曰：“父死不葬，爰及干戈，可谓孝乎？以臣弑君，可谓仁乎？”左右欲兵之。太公曰：“此义人也。”扶而去之。武王已平殷乱，天下宗周，而伯夷、叔齐耻之，义不食周粟，隐于首阳山，采薇而食之。及饿且死，作歌，其辞曰：“登彼西山兮，采其薇矣。以暴易暴兮，不知其非矣。神农、虞、夏忽焉没兮，我安适归矣？于嗟徂兮，命之衰矣。”遂饿死于首阳山。由此观之，怨邪非邪？ 或曰：“天道无亲，常与善人。”若伯夷、叔齐，可谓善人者非邪？积仁洁行，如此而饿死。且七十子之徒，仲尼独荐颜渊为好学。然回也屡空，糟糠不厌，而卒蚤夭。天之报施善人，其何如哉？盗跖日杀不辜，肝人之肉，暴戾恣睢，聚党数千人，横行天下，竟以寿终，是遵何德哉？此其尤大彰明较著者也。若至近世，操行不轨，专犯忌讳，而终身逸乐，富厚累世不绝。或择地而蹈之，时然后出言，行不由径，非公正不发愤，而遇祸灾者，不可胜数也。余甚惑焉，倘所谓天道，是邪非邪？
子曰：“道不同，不相为谋。”亦各从其志也。故曰：“富贵如可求，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如不可求，从吾所好。”“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举世混浊，清士乃见。岂以其重若彼，其轻若此哉？“君子疾没世而名不称焉。”贾子曰：“贪夫徇财，烈士徇名，夸者死权，众庶冯生。”同明相照，同类相求。“云从龙，风从虎，圣人作而万物睹。”伯夷、叔齐虽贤，得夫子而名益彰；颜渊虽笃学，附骥尾而行益显。岩穴之士，趋舍有时，若此类名湮灭而不称，悲夫。闾巷之人，欲砥行立名者，非附青云之士，恶能施于后世哉！
译文
世上记事的书籍虽然很多，但学者们仍然以“六艺”——《诗》、《书》、《礼》、《乐》、《易》、《春秋》等经典为征信的凭据。《诗经》、《尚书》虽有缺损，但是记载虞、夏两代的文字都是可以见到的。尧将退位，让给虞舜，还有舜让位给禹的时候，都是由四方诸侯长和州牧们推荐出来的，于是，让他们先试着任职工作，主持事务数十年，做出了成就，建立了功绩，然后再把大政交给他们。这是表示天下是极贵重的宝器，帝王是最大的统领者，把天下移交给继承者就是如此的困难。然而，也有人说过，尧要把天下让给许由，许由不肯接受，以为是一种耻辱而逃走隐居起来。到了夏代的时候，又有卞随、务光等人。这些人又为什么要受到称许呢？太史公说：我登过箕山，相传山上有许由之墓。孔子依次评论古代的仁人、圣人、贤人，对吴太伯和伯夷等讲得很详细。我听说许由、务光等节义品德至为高尚，而经书中有关他们的文辞却一点儿也见不到，这是为什么呢？孔子说：“伯夷、叔齐，不是老记着人家以前的过错，因此怨恨他们的人就少。”“追求仁德而得到仁德，又有什么可怨恨的呢？”我对伯夷兄弟的用意深感悲痛，但看到那些逸诗又感到诧异。他们的传记说道：
伯夷、叔齐是孤竹君的两个儿子。父亲想把王位传给叔齐，到了父亲去世以后，叔齐要让位给伯夷。伯夷说：“这是父亲的遗命啊！”于是便逃走了。叔齐也不肯即位而逃走。国人只好立孤竹君的第二个儿子为王。这时，伯夷、叔齐听说西伯昌能关心老人，抚养老人，便商量着说：我们何不去投奔他呢？等到达那里，西伯已去世了。武王用车载着西伯的神主，追谥为文王，率军东进去征伐商纣。伯夷、叔齐拉住武王的马而谏阻道：“父亲死了却不安葬，大动干戈去打仗，这难道是孝的行为吗？身为臣子，却要去杀害国君，这难道可以算做仁德吗？”周王左右的人准备杀掉他们，太公说：“他们是义人啊！”扶着他们离开了。武王摧毁了殷商的暴虐统治，天下都归附了周朝，而伯夷、叔齐却认为这是很可耻的事，为了表示对殷商的忠义，不肯再吃周朝的粮食，隐居在首阳山中，靠着采食薇菜充饥。到了由于饥饿而将死的时候，作了一首歌，歌辞说：“登上那西山啊，采些那薇菜呀！用暴力来取代暴力，不知道这是错误的。神农、虞舜和夏禹，授政仁人相禅让，圣人倏忽辞世去，我辈今日向何方？啊，别啦，永别啦！命运衰薄令人哀伤！”终于饿死在首阳山中。从这些记载来看，伯夷、叔齐是怨呢，还是不怨呢？有人说：“天道并不对谁特别偏爱，但通常是帮助善良人的。”像伯夷、叔齐，总可以算得上是善良的人了吧！难道不是吗？他们行善积仁，修养品行，这样的好人竟然给饿死了！再说孔子的七十二位贤弟子这批人吧，仲尼特别赞扬颜渊好学。然而颜回常常为贫穷所困扰，连酒糟谷糠一类的食物都吃不饱，终于过早地去世了。上天对于好人的报偿，到底是怎样的呢？盗跖天天在屠杀无辜的人，割人肝，吃人肉，凶暴残忍，胡作非为，聚集党徒数千人，横行天下，竟然能够长寿而终。他又究竟积了什么德，行了什么善呢？这几个例子是最典型，最能说明问题的了。若要说到近代，那种品行不遵循法度，专门违法乱纪的.人，反倒能终身安逸享乐，富贵优裕，一代一代地传下去；而有的人（诚如孔子教诲的那样，）居住的地方要精心地加以选择；说话要待到合适的时机才启唇；走路只走大路，不抄小道；不是为了主持公正，就不表露愤懑，结果反倒遭遇灾祸。这种情形多得简直数也数不清。我深感困惑不解。倘若有所谓天道，那么这是天道呢，不是天道呢？ 孔子说“主义不同的人，不互相商议谋划”，都各自按照自己的意志去做事。孔子又说：“富贵如果能够求得，就是要干手拿鞭子的卑贱的职务，我也愿意去干；如果不能求得，那还是按照我自己的喜好去干吧！”“天气寒冷以后，才知道松树、柏树是最后落叶的。”世间到处混浊龌龊，那清白高洁的人就显得格外突出。这岂不是因为他们是如此重视道德和品行，又是那样鄙薄富贵与苟活啊！“君子感到痛心的是到死而名声不被大家所称颂。”贾谊说：“贪得无厌的人为追求钱财而不惜一死，胸怀大志的人为追求名节而不惜一死，作威作福的人为追求权势而不惜一死，芸芸众生只顾惜自己的生命。”“同是明灯，方能相互辉照；同是一类，方能相互亲近。”“飞龙腾空而起，总有祥云相随；猛虎纵身一跃，总有狂风相随；圣人一出现，万物的本来面目便都被揭示得清清楚楚。”伯夷、叔齐虽然贤明，由于得到了孔子的赞扬，名声才更加响亮；颜渊虽然好学，由于追随孔子，品德的高尚才更加明显。那些居住在深山洞穴之中的隐士们，他们出仕与退隐也都很注重原则，有一定的时机，而他们的名字（由于没有圣人的表彰），就大都被埋没了，不被人们所传颂，真可悲啊！一个下层的平民，要想磨练品行，成名成家，如果不依靠德高望重的贤人，怎么可能让自己的名声流传于后世呢？
篇11：司马迁伯夷列传原文及翻译
司马迁伯夷列传原文及翻译
《伯夷列传》出自《史记卷六十一·伯夷列传第一》，作者司马迁。司马迁伯夷列传原文及翻译，我们来看看。
原文
夫学者载籍极博。尤考信于六艺。《诗》、《书》虽缺，然虞、夏之文可知也。尧将逊位，让于虞舜，舜、禹之间，岳牧咸荐，乃试之于位，典职数十年，功用既兴，然后授政。示天下重器，王者大统，传天下若斯之难也。而说者曰:“尧让天下于许由，许由不受，耻之逃隐。及夏之时，有卞随、务光者。”此何以称焉?太史公曰:余登箕山，其上盖有许由冢云。孔子序列古之仁圣贤人，如吴太伯、伯夷之伦详矣。余以所闻，由、光义至高，其文辞不少概见，何哉?
本文书影孔子曰:“伯夷、叔齐，不念旧恶，怨是用希。”“求仁得仁，又何怨乎?”余悲伯夷之意，睹轶诗可异焉。其传曰:伯夷、叔齐，孤竹君之二子也。父欲立叔齐。及父卒，叔齐让伯夷。伯夷曰:“父命也。”遂逃去。叔齐亦不肯立而逃之。国人立其中子。于是伯夷、叔齐闻西伯昌善养老，“盍往归焉!”及至，西伯卒，武王载木主，号为文王，东伐纣。伯夷、叔齐叩马而谏曰:“父死不葬，爰及干戈，可谓孝乎?以臣弑君，可谓仁乎?”左右欲兵之。太公曰:“此义人也。”扶而去之。武王已平殷乱，天下宗周，而伯夷、叔齐耻之，义不食周粟，隐于首阳山，采薇而食之。及饿且死，作歌，其辞曰:“登彼西山兮，采其薇矣。以暴易暴兮，不知其非矣。神农、虞、夏忽焉没兮，我安适归矣?于嗟徂兮，命之衰矣。”遂饿死于首阳山。由此观之，怨邪非邪?
司马迁或曰:“天道无亲，常与善人。”若伯夷、叔齐，可谓善人者非邪?积仁洁行，如此而饿死。且七十子之徒，仲尼独荐颜渊为好学。然回也屡空，糟糠不厌，而卒蚤夭。天之报施善人，其何如哉?盗跖日杀不辜，肝人之肉，暴戾恣睢，聚党数千人，横行天下，竟以寿终，是遵何德哉?此其尤大彰明较著者也。若至近世，操行不轨，专犯忌讳，而终身逸乐，富厚累世不绝。或择地而蹈之，时然后出言，行不由径，非公正不发愤，而遇祸灾者，不可胜数也。余甚惑焉，倘所谓天道，是邪非邪?
子曰:“道不同，不相为谋。”亦各从其志也。故曰:“富贵如可求，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如不可求，从吾所好。”“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举世混浊，清士乃见。岂以其重若彼，其轻若此哉?“君子疾没世而名不称焉。”贾子曰:“贪夫徇财，烈士徇名，夸者死权，众庶冯生。”同明相照，同类相求。“云从龙，风从虎，圣人作而万物睹。”伯夷、叔齐虽贤，得夫子而名益彰;颜渊虽笃学，附骥尾而行益显。岩穴之士，趋舍有时，若此类名湮灭而不称，悲夫。闾巷之人，欲砥行立名者，非附青云之士，恶能施于后世哉!
译文
世上记事的书籍虽然很多，但学者们仍然以“六艺”--《诗》、《书》、《礼》、《乐》、《易》、《春秋》等经典为征信的凭据。《诗经》、《尚书》虽有缺损，但是记载虞、夏两代的文字都是可以见到的。尧将退位，让给虞舜，还有舜让位给禹的时候，都是由四方诸侯长和州牧们推荐出来的，于是，让他们先试着任职工作，主持事务数十年，做出了成就，建立了功绩，然后再把大政交给他们。这是表示天下是极贵重的宝器，帝王是最大的统领者，把天下移交给继承者就是如此的困难。然而，也有人说过，尧要把天下让给许由，许由不肯接受，以为是一种耻辱而逃走隐居起来。到了夏代的时候，又有卞随、务光等人。这些人又为什么要受到称许呢?太史公说:我登过箕山，相传山上有许由之墓。孔子依次评论古代的仁人、圣人、贤人，对吴太伯和伯夷等讲得很详细。我听说许由、务光等节义品德至为高尚，而经书中有关他们的文辞却一点儿也见不到，这是为什么呢?孔子说:“伯夷、叔齐，不是老记着人家以前的过错，因此怨恨他们的人就少。”“追求仁德而得到仁德，又有什么可怨恨的呢?”我对伯夷兄弟的用意深感悲痛，但看到那些逸诗又感到诧异。他们的传记说道:
伯夷、叔齐是孤竹君的两个儿子。父亲想把王位传给叔齐，到了父亲去世以后，叔齐要让位给伯夷。伯夷说:“这是父亲的遗命啊!”于是便逃走了。叔齐也不肯即位而逃走。国人只好立孤竹君的第二个儿子为王。这时，伯夷、叔齐听说西伯昌能关心老人，抚养老人，便商量着说:我们何不去投奔他呢?等到达那里，西伯已去世了。武王用车载着西伯的神主，追谥为文王，率军东进去征伐商纣。伯夷、叔齐拉住武王的马而谏阻道:“父亲死了却不安葬，大动干戈去打仗，这难道是孝的行为吗?身为臣子，却要去杀害国君，这难道可以算做仁德吗?”周王左右的人准备杀掉他们，太公说:“他们是义人啊!”扶着他们离开了。武王摧毁了殷商的暴虐统治，天下都归附了周朝，而伯夷、叔齐却认为这是很可耻的事，为了表示对殷商的忠义，不肯再吃周朝的粮食，隐居在首阳山中，靠着采食薇菜充饥。到了由于饥饿而将死的时候，作了一首歌，歌辞说:“登上那西山啊，采些那薇菜呀!用暴力来取代暴力，不知道这是错误的。神农、虞舜和夏禹，授政仁人相禅让，圣人倏忽辞世去，我辈今日向何方?啊，别啦，永别啦!命运衰薄令人哀伤!”终于饿死在首阳山中。从这些记载来看，伯夷、叔齐是怨呢，还是不怨呢?
叔齐画像有人说:“天道并不对谁特别偏爱，但通常是帮助善良人的。”像伯夷、叔齐，总可以算得上是善良的人了吧!难道不是吗?他们行善积仁，修养品行，这样的好人竟然给饿死了!再说孔子的七十二位贤弟子这批人吧，仲尼特别赞扬颜渊好学。然而颜回常常为贫穷所困扰，连酒糟谷糠一类的食物都吃不饱，终于过早地去世了。上天对于好人的报偿，到底是怎样的呢?盗跖天天在屠杀无辜的人，割人肝，吃人肉，凶暴残忍，胡作非为，聚集党徒数千人，横行天下，竟然能够长寿而终。他又究竟积了什么德，行了什么善呢?这几个例子是最典型，最能说明问题的.了。若要说到近代，那种品行不遵循法度，专门违法乱纪的人，反倒能终身安逸享乐，富贵优裕，一代一代地传下去;而有的人(诚如孔子教诲的那样，)居住的地方要精心地加以选择;说话要待到合适的时机才启唇;走路只走大路，不抄小道;不是为了主持公正，就不表露愤懑，结果反倒遭遇灾祸。这种情形多得简直数也数不清。我深感困惑不解。倘若有所谓天道，那么这是天道呢，不是天道呢? 孔子说“主义不同的人，不互相商议谋划”，都各自按照自己的意志去做事。孔子又说:“富贵如果能够求得，就是要干手拿鞭子的卑贱的职务，我也愿意去干;如果不能求得，那还是按照我自己的喜好去干吧!”“天气寒冷以后，才知道松树、柏树是最后落叶的。”世间到处混浊龌龊，那清白高洁的人就显得格外突出。这岂不是因为他们是如此重视道德和品行，又是那样鄙薄富贵与苟活啊!“君子感到痛心的是到死而名声不被大家所称颂。”贾谊说:“贪得无厌的人为追求钱财而不惜一死，胸怀大志的人为追求名节而不惜一死，作威作福的人为追求权势而不惜一死，芸芸众生只顾惜自己的生命。”“同
司马迁著《史记》是明灯，方能相互辉照;同是一类，方能相互亲近。”“飞龙腾空而起，总有祥云相随;猛虎纵身一跃，总有狂风相随;圣人一出现，万物的本来面目便都被揭示得清清楚楚。”伯夷、叔齐虽然贤明，由于得到了孔子的赞扬，名声才更加响亮;颜渊虽然好学，由于追随孔子，品德的高尚才更加明显。那些居住在深山洞穴之中的隐士们，他们出仕与退隐也都很注重原则，有一定的时机，而他们的名字(由于没有圣人的表彰)，就大都被埋没了，不被人们所传颂，真可悲啊!一个下层的平民，要想磨练品行，成名成家，如果不依靠德高望重的贤人，怎么可能让自己的名声流传于后世呢?
篇12：文言文伯夷列传阅读训练及答案
文言文伯夷列传阅读训练及答案
阅读下面的文言文，完成下题。
伯夷、叔齐，孤竹君之二子也。父欲立叔齐，及父卒，叔齐让伯夷。伯夷曰：父命也。遂逃去。叔齐亦不肯立而逃之。国人立其中子。于是伯夷、叔齐闻西伯昌善养老，曰：盍往归焉。及至，西伯卒，武王载木主，号为文王①，东伐纣。伯夷、叔齐叩马而谏曰：父死不葬，爰及干戈，可谓孝乎？以臣弑君，可谓仁乎？左右欲兵之。太公曰：此义人也。扶而去之。武王已平殷乱，天下宗周，伯夷、叔齐耻之，义不食周粟。隐于首阳山，采薇而食之。及饿且死，作歌。其辞曰：登彼西山兮，采其薇矣。以暴易暴兮，不知其非矣。神农、虞、夏忽焉没兮，我安适归矣？于嗟徂兮，命之衰矣！遂饿死于首阳山。
或曰：天道无亲，常与善人。若伯夷、叔齐，可谓善人者非邪？积仁洁行如此而饿死！且七十子之徒，仲尼独荐颜渊为好学。然回也屡空，糟糠不厌，而卒蚤夭。天之报施善人，其何如哉？盗跖日杀不辜，肝人之肉，暴戾恣睢，聚党数千人，横行天下，竟以寿终。是遵何德哉？此其尤大彰明较著者也。若至近世，操行不轨，专犯忌讳，而终身逸乐，富厚累世不绝。或择地而蹈之，时然后出言，行不由径，非公正不发愤，而遇祸灾者，不可胜数也。余甚惑焉，傥②所谓天道，是邪非邪？
子曰：道不同，不相为谋，亦各从其志也。故曰：富贵如可求，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如不可求，从吾所好。举世混浊，清士乃见，岂以其重若彼，其轻若此哉？
（节选自《史记伯夷列传》）
[注]①木主：木制的灵牌；号为文王，尊称西伯昌为周文王。②傥：假如。
1．对下列句子中加点词语的解释，不正确的一项是（ ）（3分）
A．伯夷、叔齐叩马而谏曰 叩：通扣，拉住
B．武王已平殷乱，天下宗周 宗：尊奉
C．天之报施善人 施：措施
D．时然后出言 时：看准时机
2．下列各项中，每句话都能表达司马迁对天道无亲，常与善人质疑的是（ ）（3分）
①父死不葬，爰及干戈，可谓孝乎？
②积仁洁行如此而饿死
③仲尼独荐颜渊为好学
④回也屡空，糟糠不厌，而卒蚤夭
⑤操行不轨，专犯忌讳，而终身逸乐，富厚累世不绝
⑥举世混浊，清士乃见
A．①③⑤ B．①④⑥ C．②③⑥ D．②④⑤
3．下列对原文有关内容的叙述和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3分）
A．伯夷、叔齐是孤竹君的两个儿子。孤竹君死后，二人因不肯继承君位而相继逃走，国人只好另立他人。
B．伯夷、叔齐看见周武王在文王尸骨未寒时便征讨纣王，又认为周伐纣是不仁之举，后来便义不食周粟，隐居在首阳山。
C．颜渊敏而好学，他立志学习伯夷兄弟坚守节操，以致终身贫困，宁可饿死也不吃糟糠之食，不幸早逝。
D．太史公对当时那些操行不端、违法乱纪者却终身安逸快乐，有操行者却要横遭灾祸的现象，深感疑惑。
4．翻译下列文言句子。(10分)
（1）伯夷、叔齐耻之，义不食周粟。（2分）
（2）神农、虞、夏忽焉没兮，我安适归矣？（3分）
（3）轩凡四遭火，得不焚，殆有神护者。（《项脊轩志》）（2分）
（4）今少卿乃教以推贤进士，无乃与仆之私心剌谬乎？（《报任安书》）（3分）
参考答案：
1．C（施：恩赐）
2．D （排除①⑥）
3．C (糟糠不厌应为连糟糠之食都吃不饱;回也屡空与学习伯夷、叔齐坚守节操无因果关系)
4．（1）（伯夷、叔齐）认为这样做可耻，坚持节操，不吃周朝的粮食。（2分）（耻义各1分）
（2）神农、虞舜、夏禹的时代很快就消逝了，我们还能到哪里去寻找归宿呢！（忽焉安适的句式各1分，句意通顺1分）
（3）项脊轩共遭了四次大火，能够不被焚毁，大概有神明护佑吧。（凡得殆全译对得2分；错1处扣1分，扣完2分为止）
（4）现在（如今）少卿你竟教我推荐贤士（推贤进士），恐怕和我个人的想法相违背吧？（乃无乃乎的固定句式、剌谬错1处扣1分）
译文：
伯夷、叔齐，是孤竹君的两个儿子。父亲想立小儿子叔齐为国君，等到父亲死后，叔齐却要让位给长兄伯夷。伯夷说：让你即位是父亲的遗命。于是就逃走了。叔齐也不肯继承君位而逃走了。孤竹国的人就只好立他们的另一个兄弟为国君。在这个时候，伯夷、叔齐听说西伯(姬)昌最敬养老人，便商量着说：我们何不去投靠他呢？等他们到达的时候，西伯已经死了，他的儿子武王用车载着灵牌，尊称他为文王，向东进发，讨伐纣王。伯夷、叔齐拉住武王战马的`缰绳而劝阻说：父亲死了尚未安葬，竟然动起兵器来，能说得上是孝吗？身为臣子却要去杀君王，能说得上是仁吗？武王身边的人想用兵器杀死他们，太公姜尚说：这两位是义士啊！把他们搀扶开了。武王平定殷商之乱后，天下都归附于周朝，但是伯夷、叔齐却认为这样做可耻，他们坚持节操，不吃周朝的粮食。并隐居到首阳山，采集薇蕨来充饥。直到他们饿到快要死的时候，作了一首诗歌，那歌词说：登上那座西山啊，采摘薇菜来充饥，用残暴取代暴虐呀，还不知道这样的行为是不义的。神农、虞舜、夏禹的时代很快就消逝了，我们还能到哪里去寻找归宿呢！可叹我们的死期已近，生命已经衰弱了！于是，伯夷、叔齐就饿死在首阳山。
有人说：上天待人的准则是没有偏私的，它总是向着善良的人们。像伯夷、叔齐这样的人，可以叫做善人呢，还是不算善人呢？他们聚积仁德、修洁品行达到这般地步，却终致饿死！再说在七十个弟子中间，孔子仅仅称举颜渊是好学的人，但颜渊常常穷得一无所有，连糟糠都难得吃饱，终于过早地夭亡了。（那种认为）上天总是报答、恩赐善人的说法，到底怎么样呢？盗跖每天都杀害无辜的人，将人的肝炙成肉脯，残暴恶毒，放肆地行凶，他聚集党徒几千人，到处横行霸道，竟然活到高龄而死。这又是遵行什么道德呢？这都是些特别重大而且明白显著的例子。如果说到近世，那些操行不端正，做事违法乱纪的人，却终身享受安逸和快乐，财产富裕，子孙也不断绝。有的人选好了道路才举步，看准了时机才说话，从不走小道捷径，不是公平正当的事决不努力去做，可是他们却要横遭灾祸，这样的例子多得没法数了。我对此十分疑惑，如果说这便是所谓的天道，那天道究竟是对呢？还是不对呢？
孔子说过，道德见解不同是难以共同谋划事情的，也只能各自依照自己的意愿行事罢了。所以他又说，富贵如能追求到手，那么，即使让我执鞭为马夫，我也愿意干。如果不能追求，还是按照我所喜好的去做吧。整个世道都浑浊的时候，品行高洁的人才显露出来。难道是因为他们把道德看得太重，或将富贵看得太轻吗？
篇13：史记列传读后感600字
两千多年前，有这样一个人，在遭受了莫大的屈辱以后，忍辱负重，以心灵和血肉之躯完成了一部伟大的史学着作。以后的几千年里，这部伟大的着作犹如一颗璀璨的明珠，又如一座高耸的丰碑，屹立在中国文学和历史的长河之中，后人难以企及更无法超越——这个人就是司马迁。
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
司马迁为李陵辩护，得罪了汉武帝，获罪被捕，被判死刑。“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用之所趋异也。”《报任安书》为了完成父亲遗愿，完成《史记》，留与后人，含垢忍辱忍受腐刑。后获赦出狱，做了中书令，发愤着书，全力写作《史记》。
我相信现在的人很少有他这种毅力和勇气。常人从狱中出来，就自甘堕落，萎靡不振，别说做点有用的事了，就是活出精彩的自己都有点。
史记虽然没读明白，很多古文都看不明白什么意思，可总是读过一遍了。本纪，世家，记住了一个个人物，可是要表达什么也看不明白。唯有“太史公曰”让我记忆在心。
我看，苦，吃的太多容易让人对生活比较畏惧。如果不吃苦，就回不珍惜生活，不为生活付出努力。我长这么大，没吃过什么苦，太懒，相信如果让我放弃现在父母给我的一切，自己的生活都会成问题。
他成功了!
向司马迁学习，不求名垂千古，只求无愧于心。
篇14：史记列传读后感600字
司马迁在《货殖列传》中提到的第一个人物就是太公望，太公望即姜太公。姜太公姓姜名尚，因其先祖曾经担任四岳之官，传说在尧、舜时掌管四时，主持方岳巡守，辅佐夏禹治水有功，被封于吕地，也有封于申的。封于吕的，随封地姓吕，所以，身为姜氏后人的姜太公又姓吕名尚。传说姜太公出生后，家道并不好，已经衰败，所以，为了混口饭吃，他做过屠户，卖过酒水，大半辈子处于浑浑噩噩，碌碌无为的状态。史书对此记叙也很简单。
那么，司马迁为何一提到姜太公便称之为太公望呢?原来，这与大家所熟知的“姜太公钓鱼”的故事有关，司马迁在《史记·齐太公世家》也有所记载。姜太公晚年垂钓于渭水，西伯也就是后来的周文王外出狩猎前让人算了一卦，卦辞说“你这次出去狩猎，所获猎物非龙非螭，非虎非熊，所得而是成就你霸业的辅臣。”于是西伯外出狩猎，果然在渭水河南岸遇到姜尚，经过一番交谈，西伯很高兴自己遇到了高人，就说:“自从我国先君太公就说:‘定有圣人来周，周会因此兴旺。’说的就是您吧?我们太公盼望您已经很久了。”因此称姜尚，即吕尚为“太公望”，二人一同乘车而归，尊为太师。
对于姜太公遇文王，《史记》中还有其他法。
有一个说法是说他博闻多学，曾为商纣王做事，因商纣王无道而离开，然后到各国游说，结果怀才不遇，没人听他的治国之道，最终西归于周西伯，为西伯所用。
还有另一个说法是说姜太公是位隐于海滨的处士，周西伯被商纣王囚禁在羑里时，西伯之臣散宜生、闳夭久闻姜尚之名，就召请他。姜尚就言说道:“听说西伯贤德，又一贯尊重关心老年人，何不前往?”此三人为了营救西伯，寻找美女奇史记货殖列传读后感1000字宝，献给纣王，以赎取西伯。西伯因此得以被释，返回周国。
虽然姜太公遇文王传说各异，但都认为他是文王武王之师。这几个传说，孰真孰假，不得而知。但是，后世的人们更喜欢姜太公钓鱼这一说法，并赋予它更多的传奇色彩。
不管怎么说，姜太公遇文王，肯定有一番对话。对文王西伯来说，有个识才过程，对姜太公来说有个展示胸中韬略机会的过程。在古兵书《六韬》中可以读到二人对治国之道和军事韬略的精彩对话。尽管不少后人对《六韬》是否为姜太公所作提出不少质疑，但在历史上，姜太公辅佐周文王、周武王，为建周室王朝立下天大之功是不争事实，而且在《史记·齐太公世家》也较为记载了他辅佐文王、武王的几件大事，其中最为著名的就是通过“牧野之战”，帮助武王伐纣，建立了周王朝。
在殷朝纣王时期，西周建立之前，大小诸侯便有八百余个，周在文王西伯初期还是个不算出名的诸侯国，所以，姜太公何来雄才大略，不管是《吕氏春秋》，还是司马迁的《史记》，都未做详细叙述，这也就难怪对武王伐纣以前的历史记载语焉不详，多为传说了。
姜太公因其大功而被封于齐地营丘，为齐国开国君王。为此，《齐太公世家》记载道:
“太公至国，修政，因其俗，简其礼，通商工之业，便鱼盐之利，而人民多归齐，齐为大国。”
由此可知，姜太公为齐王，定都营丘，在政治上“修政，因其俗，简其礼。”即根据当地风俗，简化了繁琐的旧礼制，来提高行政管理效率。在经济上“通商工之业，便鱼盐之利。”结果是“而人民多归齐，齐为大国。”
在《货殖列传》则进一步详载到:
“故太公望封与营丘，地泻卤，人民寡，于是太公劝其女功，极技巧，通鱼盐，则人物归之，襁至而辐辏，故齐冠带衣履天下，海岱之间敛袂而往朝焉。”
也就是说，姜太公被封于营丘，当上齐国国君，看到所封之地是盐碱地，不能生产什么粮食，人口稀少而又穷困，他因地制宜，劝女人们纺织刺绣，极尽工艺技巧，同时让人们贩运鱼盐增加收入。正是因为因地制宜，扬长避短，充分发挥了人与地域的独特优势，各国的人财物都汇集到齐国，“襁至而辐辏”，结果齐国一派繁荣:“冠带衣履天下，海岱之间敛袂而往朝焉。”
篇15：史记伍子胥列传读后感
史记伍子胥列传读后感
李海芳
我姨父去世后，他的女儿海宝很伤心，为了寻找父亲的杀父仇人，她爱上了阅读吏书和学习佛教，慢慢她心里少了很多恨，多了更多的是爱，是的，人活着多好，如果我们的人生中只有仇恨就少了好多快乐和幸福的日子了！亲爱的，我们都为已经离开我们的亲人好好活着吧！此文是她读《史记 . 伍子胥列传》有感。
《史记・列传》中伍子胥给俺的印象很深刻，他身负家仇，历经磨难，最终于后率吴军攻入楚国，踏平郢城，赶走楚王，终报家仇。
和司马迁一样，俺也很欣赏伍子胥独到的见解，兴国的能力，敬佩其正直的品行，刚毅的人格，更感叹他能忍辱负重，持之以恒的毅力！
伍子胥父亲为费无忌所陷害，楚平王为斩草除根，想以其父名义诱捕伍子胥兄弟俩，其兄性格仁厚，明知此去赴死，但为成孝道，安然入狱，伍子胥则认为象兄长一样徒死无益，于是只身出逃。俺能想象出年轻的伍子胥手拉弓箭，愤怒地朝向使者，就在使者惊慌后退的瞬间，这位身手敏捷的帅哥跳出了窗外，从众人的眼前消失了。
伍子胥投奔了避难于郑的太子健，在郑三年，太子健和伍子胥做错了一生中极其重要的一件事：欲行谋反！郑出于同情收留了被父亲楚平王行将杀害的太子健，并善待太子，而太子健却听从宋国的唆使，准备里应外合，夺权郑定公，取而代之！在这件事上，俺认为伍子胥应该是知情并持赞成态度的，否则东墙事发后太子健被杀，而他和太子健的儿子胜，又怎能有时机出逃呢？由此可见伍子胥已做好两手准备！年轻的太子和伍子胥只因报仇心切，抛弃了做人的基本准则，恩将仇报，结果是太子健失去了自己的性命，终结了原本可以续写精彩人生的机会，伍子胥和胜不得不再次颠沛流离，四处逃难！更重要的是，他们的所为已经直接影响到下一代――胜，这种刻骨的仇恨开始深植于胜的骨髓，以至若干年后，胜选择了悲剧式的结局来结束自己的一生！
为躲避楚平王的追杀，伍子胥带着太子健的儿子胜一路步行，逃至昭关，因关口已张贴俩人的画像，盘查很严不得出关。形势严峻，前有关卡后有追兵，这位锦衣玉食，出车入马惯了的太傅府公子，一夜之间竟愁白了头！每次读到这段，俺都会不自觉地停下来，深深叹息。要有多少的忧愁才能使头全白啊！伍子胥所忧虑的并非一己性命的丢失，而是家仇不能报，太子不得归，大业未能立！这其中一条就足以令人白发啊！
多亏在东皋公的帮助下，伍子胥才得以混出了关，但还未到吴都便病倒了，可见其心事之重，忧虑之深！俩人此时已是身无分文，只好一路乞讨，受尽苦难，最终到达吴国都城。当事时，平常士人如遇此境地，早以自刎，而太傅府的堂堂少公子居然忍辱行乞，可见仇恨在他的心中埋藏有多深！
这次惊心动魄的经历，为伍子胥若干年后威震群雄，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在公子光的引荐下，伍子胥游说了吴王僚，这是一次不成功的游说――因为有公子光的反对。当伍子胥发现公子光有越位的心思后，他推荐了刺客专诸。经历了上次的惨痛教训后，伍子胥看来开始变得成熟了，他退出前线，带着胜隐居乡下耕田去了。
伍子胥也学会了等待。五年后，公子光成功刺杀僚，自立为王，即吴王盍闾。此后，伍子胥终于被封为大夫，与伯进行一系列改革，加上孙武的治兵，国力日益强盛，吞钟离国，灭徐划越，威震诸侯。周敬王十四年，伍子胥大军划楚，一直打到郢都，掘楚平王墓，鞭尸三百，以泄父仇。
读到这里，俺不禁为之一震！仇恨这个东西真的是可以让人疯狂啊！俺曾经也有这种类似的想法，但始终无法逾越道德的准绳。后来随着年龄的增长和对佛学的领悟，仇恨也慢慢平息。伍子胥的行为俺能理解，自家中惨遭屠戮，经历迫害与追杀后，一种紧迫感缠绕着他大半生，他致辞故友申包胥：吾日暮而途远，故倒行而逆施！俺认为申包胥不能算伍子胥的好友，因为在伍子胥被追杀的过程中，申包胥没有做出好友应做的任何措施。如，他明明清楚伍家是被费无忌所陷害，却不向楚平王进言，澄清真相，――因为他清楚事情已到此地步，再上书只能连累自己――怕死的象征；他也没有为伍子胥做出对目前和将来的应对措施，可见他压根就没把友情放在重要的位置，――淡漠的象征；更没有收留藏匿，甚至与伍子胥一起出逃，――因为他不想断送自己安逸的生活，――贪恋富贵的象征！ 上有昏君，下有谗臣，危难时刻连好友都如此冷漠，伍子胥处于这种孤立无援的境地，所做的选择只能是狠下心来颠覆自己的国家！
伍子胥为了这个目的付出了许多的努力，眼看他很快就要达到目的，但由于申包胥这个“好友” “必助楚国”的誓言，秦王被他七天七夜的痛哭所打动，终发兵救楚，申包胥成功了！这位能连续哭七天七夜不停歇的酷哥，如活在当下二十一世纪，那创新吉尼斯纪录的应该非其莫属了！凭他优异的才能，开拓、发展，并扩大几个哭丧公司应该是信手拈来啊！人以类聚，物以群分，申包胥确实和伍子胥有得一拼！
可惜的是，吴王夫差即位后，伍子胥遭太宰谗言陷害，夫差令其自刭而亡。临行前，伍子胥仰天长叹：必树吾墓上以梓，令可以为器；抉吾眼悬东门之上，以观越寇之灭吴也！这位视死如归的男儿，这位何其刚烈的勇士！被大怒的吴王将尸体装入皮袋，漂浮在江中。吴国人怜悯伍子胥，替他在江边设立了祠堂，名胥山。
伍子胥的一生很难讲清楚到底是什么样的一生，坎坷或是辉煌，成功或是悲惨？不过，最为重要的.一点是：他完成了自己的使命，也成就了威霸吴国的功业！如果让他从新选择，他或许还会选择同样的人生吧！
伟大源于悲悯
――从《伍子胥列传》看《史记》
邹金灿
小说笔法
按照《史记・伍子胥列传》（以下简称《伍子胥列传》）的叙述，楚国骤变来临之时，太子建先避难到宋国，而伍子胥在父兄被楚平王擒获之后，逃亡的路线是先往宋国，适逢宋国内乱，就与太子建一起“俱奔于郑”,之后奔晋。然后太子建在晋顷公的怂恿下又回到郑国，准备作为晋顷公的内应灭掉郑国。阴谋败露之后，太子建被杀，伍子胥携太子建之子仓皇逃往吴国，途中还经过楚国的昭关，险遭楚人捕获，最后在江上渔父的帮助下才得以脱险。
随后的历史，大家都知道了，伍子胥率领吴国的军队攻入楚国首都郢，将楚平王开棺鞭尸，以报父兄被杀这一不共戴天之仇。
可是《左传》关于伍子胥逃亡过程的记录却与《史记》不一样：伍子胥在父兄受擒之后，径直便往吴国去了，并没有和太子建一起，也没有经历了这么多曲折才到达吴。关于伍子胥的逃亡经历，与《史记》叙述相仿的是《吕氏春秋》、《战国策》以及《吴越春秋》等书，可是就史实的可信度而言，这些典籍要比《左传》低。
况且，根据《伍子胥列传》所写，伍子胥在逃亡的最后一程里，竟然冒着巨大的生命危险通过昭关、穿楚抵吴，而不是选择从其他国家抵达吴国，也有点不合常理，毕竟昭关地处“吴头楚尾”,是楚人重兵把守之地。而据《史记・十二诸侯年表》显示，伍子胥出奔吴国，事发在昭公二十年，而太子建的被杀，则发生在昭公二十三年。可是在列传里，事情的发生顺序是先有太子建被杀，然后才有伍子胥到吴。这意味着在同一本书里，传和表自相矛盾了，也颇令人迷惑。综上两点，《伍子胥列传》关于伍子胥曲折的逃亡经历这一叙述，在可信度上要打个折扣。
不可思议的是，费无忌和楚平王的对话，以及伯汉臀馔醴虿畹亩曰埃()在这个传里都写得很详细，尤其是伯涸谖馔趺媲爸猩宋樽玉愕哪嵌位埃“子胥为人刚暴，少恩……愿王早图之”），更是不加停歇地挥笔就一大段。这在逻辑上是行不通的，因为如此机密的事情，司马迁最多也只能知道个大概，不可能像笔下所写的那样掌握得如此精确。这是史书里面典型的小说笔法，钱钟书先生就以“非记言也，乃代言也”评价《左传》“公言私语，盖无不有”这一做法，对于《史记》此举，钱氏此语同样适用。
在《史记》中，类似这样的纰漏为数不少，前人已有很多关于这方面的研究著作，如梁玉绳的《史记志疑》、郭嵩焘的《史记札记》等，都是出类拔萃之作。但即便如此，也丝毫不能降低《史记》的价值，这是因为，《史记》灌注了司马迁刚强不屈的精神以及高瞻远瞩的历史眼光。
无感情，不学问
细考历史，不难发现，用小说笔法写史的做法是有其缘由的。中国人注重文献的积累及传承，但在汉代，统治者似乎还没有意识到编修国史的重要性，因此并未设立专职的史官，也没有“修史”这一概念。在当时，太史令这个官职的功能，与后代的史官不完全一样，“固主上所戏弄，倡优蓄之”（《报任少卿书》），地位不高。而《汉书・百官公卿表》载：“奉常，秦官，掌宗庙礼仪，有丞。景帝中六年更名太常。属官有太乐、太祝、太宰、太史、太卜、太医六令丞。”又《后汉书・百官志》载：“太史令一人，六百石。本注曰：掌天时、星历。凡岁将终，奏新年历。凡国祭祀、丧、娶之事，掌奏良日及时节禁忌。凡国有瑞应、灾异，掌记之。”据此可知，在汉代，太史令只不过是个六百石的小官，主要职责是主管天文历法和祭祀，掌管资料，记载朝廷大事，官方并未赋予其修撰史书的责任。
在东汉，班固因在家私修《汉书》而下狱，随后才是“奉诏修史”.汉明帝时有大臣进谏，要求设立专职的史官修史，但被明帝拒绝，可知修史之事在东汉时仍未引起朝廷重视。一直到了魏晋时期，朝廷设置著作郎一职，才算是有了正式修史的专职官员。
关于《史记》一书，司马迁在《报任少卿书》说得很清楚：“藏之名山，传之其人。”又《太史公自序》谓：“整齐百家杂语，藏之名山，副在京师，俟后圣君子。”从这两处自述可知，《史记》在当时并非官书，否则就用不着“藏之名山”了。
正因为这样，司马迁的创作态度才更自由，感情才更为奔放。他是带着充沛的感情去写史的――《史记》的伟大，有这一方面的原因。其实，这也给了后人一个启示：“无感情、不学问。”做学问跟写诗一样，都需要充沛的感情，才能做好。
以事类入传，是《史记》的一个做法。《伍子胥列传》是复仇事迹的汇集，里面的每一个人物都灌注了司马迁的感情。他将各种各样的“仇”组合到这个传里去――伍子胥报家仇，夫差报父仇，伯罕ㄗ娉穑申包胥报君仇，勾践报己仇，白公报父仇。其中“白公报父仇”事发在伍子胥死后，与伍子胥没有多大关系，但仍被司马迁列入此传。
如此多报仇之事合在一起，“复仇”之意贯穿全篇，意在昭示“报仇”是基于人性的合理行为。古人极重人伦，认为那些破坏人伦的人，一定要受到惩罚。我们可以看到，《春秋》赞同复仇，《礼记》明言“杀父之仇不共戴天”,《大戴礼记》认为“朋友之仇，不与聚乡；族人之仇，不与聚邻”.今人读史，不能轻率地用今天的法治思想去苛责古人。
司马迁对伍子胥的褒扬，在写伍子胥的两处说话上，很容易就使人察觉到。一处是他与哥哥伍尚说的那一番话：“楚之召我兄弟，非欲以生我父也，恐有脱者后生患，故以父为质，诈召二子。二子到，则父子俱死……不如奔他国，借力以雪父之耻。俱灭，无为也。”另一处是伍子胥将楚平王鞭尸三百之后，回应申包胥的诘难：“吾日暮途远，吾故倒行而逆施之。”两段叙述，都有“代言”之疑，但让人对伍子胥自然而生“了解之同情”:前者刻画伍子胥的明智及坚忍，后者赞许伍子胥的坦荡。
忍辱负重、坚贞不屈，何尝不是司马迁的品格？
悲悯情怀
“代言”这一做法，也有其历史原因。唐代设立国史馆，皇家修史制度在法理上确立，修史的人必须遵从朝廷的意志，并且按照严格的程式进行。具体的做法表现为对文本的依赖增加，而对口述材料的引用减少，大段描写人物对话的情景也开始变得稀少。然而，人物对话的情况，在“前四史”当中是很常见的。这是因为司马迁等人在修史的过程中，占有资料的难度要大于后世，尤其是在西汉，其时普遍的文字载体还是竹简，真正廉价实用的纸张尚未问世，雕版印刷术更未产生。因此，即使有文献存在，也难以搜集、保存。
在资料匮乏的前提下，史书中出现涉及秘密的人物对话，也可说是迫不得已的事情。假如没有了这些对话，那么《史记》就会是第二部《春秋》：晦涩简约。学问的发展，其形式一定会有所变化。《春秋》固然卓越，但司马迁不可能再用《春秋》笔法去修史，因为天下遭逢连年兵燹之后，古道变得幽微起来。而以周公、孔子自任的司马迁需要阐发古人的思想、畅论自己的见解。在这个时候，《春秋》那种不温不火、内敛无华的笔法，就显得无法完成这一使命。因此，《史记》掺入小说笔法、行文夹杂时语，就成了一种权变。
只有懂得经权互济之人，才能超越他的时代。孔子如是，司马迁也如是。
《史记》有小说笔法，但绝对不能把《史记》视为小说来看待。司马迁的创作态度是非常严肃的，他之所以会掺入小说家的笔法，跟他本人的志向有关：“鄙没后世而文采不表于后。”他不仅是要“成一家之言”,也要“文史合一”,很多学者喜欢把此句中的“文采”理解为“文章”,然而正所谓“言之不文，行之不远”,如果行文不具文学性，文章又如何传诸后世？
雄奇的文字横绝百代，这就是司马迁的业绩。客观来讲，“二十四史”愈往后便愈追求严谨，但后期的史书，在价值上无法与《史记》、《汉书》相提并论，这与其文采的匮乏息息相关。
对于《伍子胥列传》，若用一言以蔽之，可说成是：“弃小义，雪大耻。”此语见于太史公在篇末对伍子胥的评语。可以这样说，整篇《伍子胥列传》都是在为这句话作注脚。而通过这个注脚，很容易发现作者在描写屈原、项羽、韩信、贾谊等优秀人物时，都体现了一种悲悯的情怀。不止如此，即使是小人物或者被定论了的负面角色，只要其人有一丝高贵之处，司马迁也会寄予同情，甚至不惜笔墨为之揄扬。
书以人传，《史记》正因为司马迁的这种悲悯情怀而伟大，它闪耀着作者对高尚人格的追求之光，成为中国人的一个精神符号。
篇16：《史记・列传》读后感
伍子胥列传:在“不为节操而轻死，不为天年而苟活”的人生信念上，伍子胥和司马迁可谓前赴后继！伍子胥不应诱诏，弃蝼蚁之死，经宋，郑，晋曲折至吴，历昭关险渡，街市乞讨，乡野躬耕，宫闱惊变，最终联唐蔡，间郧随，破郢都，鞭王尸！若此前所谋，皆为一己恩仇，则以后所虑，关乎一国兴替！不料竭忠尽智，换来属镂之剑；伐梓做器，眼看头颅高悬！司马迁一介文人，忍受宫刑之耻而苟活，成就太史之书以不朽！若苟活，为一己湮没而名不称，今书成，以一家之言而续《春秋》，笔做枪，史为弹，褒贬今古，臧否人物，终为武帝所忌，杳然不知所终！壮哉，悲夫！
仲尼弟子列传:孔子可谓是先秦时代文化的集大成者！以孔子为枢纽，串联出术业专攻，性格迥异的弟子们！只言片语间，众弟子音容笑貌跃然纸上！颜回“不迁怒，不贰过”的修养；子骞“如有复我，必在汶上”的决绝；子路“食其食者不避其难”的忠诚；子夏“绘事后素，礼后乎”的领悟；子贡“一使而五国变”的大气；曾点“春服既成，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的散淡；宰予“三年之丧不亦久乎”的愚钝；司马牛“斯可谓之仁乎？斯可谓之君子乎”的执拗！《史记》第一次完整记述孔子的生平事迹，系统梳理众弟子的师承源流，对于后世诸儒，深刻理解孔子及思想居功至伟！
商君列传:相对于后世众多变法人亡政息或中途夭折的结局，商鞅变法无疑是成功的！在战国这个大争的时代，他通过铁血政令和铁腕执行，使秦国短时间内建立起强大的国家军事机器，为秦始皇一统天下奠定坚实基础！
商鞅本身则具有浓烈的悲剧色彩！客观因素，先是在嫉贤妒能的公叔痤手下长期雪藏；以贵族身份不得已通过宦官景监引荐才得以出仕；怀揣帝道、王道、霸道，三易其稿才摸透秦孝公的用意；不惜得罪太子等宗室贵戚，陷自身极度危险之中以成投名状！主观因素则是性格上刻薄少恩，冷酷无情，政治上贪位贪名，排斥异己，生活上奢侈铺陈，膨胀越礼！最后作法自毙也是应有之义了！
不过商鞅更深层的悲剧在于，他不过是秦孝公统治国家的工具和棋子而已，他所坚定推行的制度，他自身也逃不出请君入瓮的宿命！
篇17： 史记伍子胥列传读后感
史记伍子胥列传读后感
苏州有纪念伍子胥的雕像，为纪念其功绩，为其冤屈不平。然读了《史记.伍子胥列传》，实在不喜其为人，不喜原因有三。
一是父兄有难，独自逃走。父亲有难，本应设法营救，实在救不了，至少应当带兄长一同逃跑。楚平王关了伍子胥的父亲，伍子胥明知自己不去见楚平王的话，兄长自己去见楚平王就是白白送死，也会搭上父亲的性命，却自己独自逃跑了。如果当时伍子胥陪着哥哥一起去见楚王，晓以大义，表明忠心，进一步还有挽回父兄性命之可能，楚平王未必失信于天下人，退一步就算三人全都死了，也是满门忠烈，岂可临阵脱逃，并且眼睁睁看着兄长过去送死。
二是是非不明。郑国人对楚太子建很好，却密谋与晋国灭郑，史记虽未提及伍子胥在此事中的重要程度，但是身为太子建的忠臣，本应上谏太子建不做如此忘恩负义之事，却未有举动，导致太子建被郑国诛杀，伍子胥只能带着太子建的儿子逃亡。
三是手段让人不齿。挖掘楚平王的坟墓，鞭尸三百，总觉得这个未免太小家子气，人都死了，国家都被灭了，按说伍子胥之大仇已报，还挖出来鞭尸，确实有点残忍，心胸狭窄，鞭尸的手段未免让人有点不齿，最多建个楚平王的雕像跪在他父兄的.坟头。
《史记》中写伍子胥将自己的孩子送到了齐国，当时对吴王已经不信任了，这才引起吴王的疑心，逼其自杀。伍子胥未能和孩子一起逃亡到齐国，也是个遗憾。司马迁对伍子胥的功绩和才能并未详细说明，反而夸其逃出楚国并鞭尸雪耻，实在对太史公此种观点不敢苟同，放在现在来说就是本人与司马迁三观不合。
篇18：作文史记伍子胥列传读后感
《史记》是我非常喜欢的一部历史著作，这本书在历史上拥有重要的地位，被称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我今天读了一个人物的传记，感觉非常深。他就是伍子胥。
伍子胥是楚国人，他的的祖父武举因为曾经直谏楚庄王，所以伍氏在楚国非常有名望，等到楚平王的时期，伍子胥的父亲伍奢在楚国担任太傅，楚国国王让太子娶秦国女子，因为秦国女子长的很美，少傅费无忌告诉楚平王，让楚平王自己娶。
后来费无忌担心太子为王后对自己不利，于是让楚王废掉太子，伍奢权健平王不要听小人的话，于是平王非常生气，将伍奢囚禁起来。太子知道消息以后就一个人跑到了宋国，费无忌告诉楚王，伍奢的两个儿子知道父亲被囚禁以后，肯定会对楚王进行威胁，不如把他们两个一起招过来杀死。楚王听了以后就答应了，于是就让让去召唤伍尚和伍子胥。伍奢知道伍尚一定回来，而且他们都会被杀，果然，伍尚一回去就和他的父亲伍奢一起被杀了。
伍子胥开始逃跑了，他知道太子在宋国于是去寻找太子，找到太子后，伍子胥又和太子一起逃到了郑国，在郑国后太子建得罪了郑国国君被杀，这时伍子胥只好自己跑了，于是伍子胥跑到吴国。
到了吴国以后公子光知道伍子胥特别厉害，于是就让伍子胥成为自己的参谋，在伍子胥的帮助下，公子光用伍子胥的计策杀掉了吴王，后来公子光做了吴王，伍子胥得到重用。伍子胥为了报仇就让吴王攻打楚国，并且很快伍子胥就率领吴军打败了楚国，此时楚国的国君逃跑，伍子胥挖出楚平王的尸体，鞭打了三百下。后来由于伍子胥的好友申包胥的请求下，秦国出兵，楚国才得以复国。
读完这一段以后，我感觉两千多年以前的伍子胥除了聪明才智以外，也是一个嫉恶如仇的人，他知道楚王要杀他，所以没有接受楚王的命令。他为了给父兄报仇，利用吴军灭掉了自己的祖国。虽然今天这个听起来有点夸张。但我明白了伍子胥是一个有智慧的人，他坚持做自己认为对的事情。在当时的年代阶级分层明确，伍子胥的行为可能在很多人的眼里看来就是不忠的行为。相信是非功过已经没有那么重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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