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耀文采斐然”通过精心收集,向本站投稿了12篇民俗学论文,下面是小编整理后的民俗学论文,欢迎您阅读分享借鉴,希望对您有所帮助。
- 目录
篇1:区别:民族学和民俗学
区别:民族学和民俗学
全国考研报名正在进行时,考研教育网编辑团队为广大考研考生区别比较考生们易混淆的部分专业,希望对广大考生报考硕士研究生有所帮助。
民族学和民俗学同属法学硕士下的学科,毕业后颁发的都是法学硕士学位。但是这两者之间还是存在着很大的不同。民族学是法学一个二级学科,本科开设有该专业的学校不在少数;民俗学归属法学类二级学科社会学,本科开设的学校较少,主要是集中在研究生以上阶段。 考研 教育网
民族学专业是研究民族的发生、发展和变化的专业。主要通过实地调查、分析文献资料和比较研究,弄清各民族的社会经济结构、政治制度、社会生活、家庭婚姻、风俗习惯、宗教信仰、语言文字、文学艺术、道德规范、思想意识等。
这个专业和社会学一样都属于法学。从事律师、检察官、公证员之类的工作是必须要通过司法考试的,通过了司法考试是你最大的资本,也是择业中的最大竞争力,但是过了司法考试成为了律师也是要依托于一个行业背景下的,比如本科学的是金融,做了律师以后就可以专门打金融方面的官司或者在金融公司做法务,配合投行上市等等,如果本科是历史学,研究生是民族学专业,以这个为背景,研究生学历,英语再棒一点,通过司法考试,进一个大律所做律师,或者进一个大企业做法务基本没问题的。
民俗学的主要任务,是以科学的`态度,对历史与当代的民俗事象,进行调查、收集、整理、描述、分析和论证,探求它的本质结构、特点与社会功能,揭示其发生、发展、传承、演变、消亡的规律,为人类社会的健康发展服务。
民俗学是一门帮助人们认识历史与文化、改造现实社会生活的人文科学。它包括对民俗事象的理论探索与阐释、对民俗史和民俗学史的研究与叙述、民俗学方法论以及对民俗资料的收集保存等方面的理论与技术的探讨。
相对热门专业就业而言,民族学和民俗学均属于比较冷门的专业,其就业特点比较广泛,一般毕业学生均是服务于国家事业单位、高校等、单位。这两门学科属于学术研究型科学,相对于有意向继续深造的读博的同学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篇2:民俗学中城市生存变化及状态论文
民俗学中城市生存变化及状态论文
摘要:民俗学的研究视角经历着一个由“向后看”到“关注当下”的转变,而民俗的概念也逐渐由“传统落后的”转向“生活世界”。民俗学关注的不再仅仅是传统的农村,也包括城市,且城市生活日益成为主流。民俗学研究不再是对民俗资料的研究,而是通过民俗实践去感受和理解人的生存状态、理解社会的一种方法论。民俗学的担当就是利用自己关注传统、立足现在的优势,去理解人们的生存变化及状态,且在尊重地方人生活的基础上为明天的美好生活进行有意识的实践。
关键词:民俗学;感受生活;现代担当
一、由传统落后的民俗到现代生活世界
民俗学的研究一直被认为具有一种“向后看”的视角。作为一个被建构的概念“民”经常被界定为传统农村的农民或手工艺人等那些保持着传统,“本真”地生活着的人们,而民俗学研究多是将民俗记述为文本资料,然后依据这些资料进行研究,这样就很容易将人们在民俗实践中的具体经验和实际感受忽略。[1]但是在今天,“向后看”视角逐渐为“向当下看”所取代。面对迅速变化的现代生活,“民”的含义已经发生很大的变化,它对应的不再是那种封闭的、传统的农民或手工艺人,而是指向社会的大多数人,他们不仅生活在农村也生活在城市,民俗意味着不同阶级和群体“文化的”生活的某种方式,意味着生活世界。
“民”作为一个被建构的、不断变化的概念已经逐渐被学术界所接受。很多学者在论文中都曾论证过,例如高丙中[2]、董晓萍[3]、户晓辉[4]、吕薇[5]等。由于各国实际情况的不同,不同国家对“民”的建构肯定是不一样的,但是最初他们对民俗界定的“向后向下”、传统落后的视角是一致的。而如今随着迅速变化的现代生活,“民”的概念已经逐渐转向立足于当下,民俗也转变成了一种生活世界。
20世纪中国民俗学经历这样的过程:“民”的性质概念从二分法中的被统治阶级、劳动人民到“三分法”中作为社会中下层的市民被纳入到“民”之中。“民”的外延扩大了,民俗学的研究领域也扩大了,之前被排除在外的城市文明基本受,以及在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转型过程中出现的传统民俗的变迁都被纳入到了研究范围内,[6]民俗的概念也就转换成了高丙中所说的“生活世界”,即民俗学应该确立关注生活文化模式性的研究和生活整体性的研究,所有的相关者都应被纳入进来,“别人是,我们也是”民俗之民。[7]
而在西方,“民”的概念则经历了“殖民主义、欧洲发现和自然科学”三个时期,从野蛮人、原始人、未受过学校教育没有文化的农民,到使用信息工具如网络人的过程,[8]“民”的范围扩展到全部人,而民俗则意味着日常文化,既生活世界,而不再仅仅是指传统。生活世界便是一个社会空间,传统和现代性在那里融为一体,在这个空间里不同群体、不同阶级的生活方式相互碰撞混合,而又彼此划分。人们通过对待服饰与食物、音乐和文学、休闲和社会聚会以及友谊和爱情等生活方式的不同来区分我们和他们,进而形成我们的文化习惯和社会地位。[9]因此,对民俗的研究,不仅要考察文化,还必须要关注社会性。
二、感受现代生活的民俗学
(一)用民俗感受现代生活
刘铁梁曾指出,民俗学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是将民俗记述为文本资料,然后依据这些资料进行实证研究,往往学者所研究的已经不是原本在生活中的民俗,而是在文本资料中被改变的民俗。[10]因此说,民俗,不只是研究对象的集合性概念,还应该是指明民俗学研究的`一个根本视角,就是通过民俗来观察一定地域或群体人的生活,通过对细腻的民族志研究来理解和感受人们的生活,其核心在于理解生活在其中的人。民俗学其实就是通过日常生活对人的关注,来对人的生存状态进行关注。那么现代生活世界中人的生存状态又是怎样的呢?
(二)乡村与城市的变迁
卡舒巴认为,“传统的村落及其文化具有一致性和紧密性的特征,”[11]就中国之言,确实如此。因为在中国的传统农村是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村落内部基本上可以自给自足,因此是一个相对封闭的团体,每个人的观念不会差别很大,每个人的全部生活基本上都是在村庄内进行,是一个紧密的单位。然而情况已经发生很大的变化。就笔者所知,在华北地区很多农村的中青年,经常会外出打工,在这些村子里的,农民工的去向形成了一个集群效应,也就是说如果一个村子的农民工去某个城市的人多、或者这里的收益高,其他的人也会跟着多数人去这个城市打工,而这样形成集群之后,后来的人很多都会想当然地去这个城市,在这里他们就相互关照,甚至形成一个排外的集体。如果影响足够大的话,会造成整个县、市甚至省的农民积聚到一个城市去,就比如说上海的安徽人。那么在揭示农村的一致性和紧密性时我们必须对现实的改变进行深入的观察,才有可能真正理解农村社会及其变迁的过程。
受工业化及城市生活的影响,农村社区中所有的观念几乎都在发生变化,例如在中国传统农村社会中,对死者的敬畏以及对祖先崇拜的观念是最基本和最强的,而在前人去世之后,为其举办一场隆重的丧礼是一种大孝的直接体现,以示对死者的孝顺与怀念。但是现在农村大量出现专业丧葬队,虽然都是办一场隆重的丧礼以示对先人的孝敬,但是其内涵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由此我们看出商业化对农村的影响,人们的心态甚至价值观、人生观都在发生变化。而“城市的原则是多样性和差异性,因为所有的城市都是在人群、物品和观点流动的历史中发展起来的。”[12]在城市里一切都是变化和流动的,不同层次的人群也是相互融合、相互交错的。通过旅游和移民、书籍和电影、广告和商品,音乐和互联网,我们总是把新鲜的、不同的、陌生的东西整合进我们的生活。
在城市里,我们不了解我们所住的小区都是什么人,甚至我们不知道自己的邻居来自哪里、是什么人、在做什么工作等。在工作中,我们的同事很多来自全国甚至世界各地,虽然我们共享着同样的城市文化、职业文化、阶层文化,但是我们之间仍有很大的文化差异,加之现代城市快速的生活节奏,以至于我们很难真正成为知心的朋友。这也就是为什么,虽然在发达的城市里,但是我们还经常感到内心孤独与空虚的原因。因此,网络便成为打发时间的方式,游戏、购物、交友、聊天等,以至于手机就成了现代都市人的一种依赖,没有了手机就感觉自己的世界好像是缺少了什么东西。在很大程度上,多样性和差异性的城市生活是被网络所整合起来的,网络成了城市生活的重要特征。
另外,在今天的城市里,我们也受到很多外来文化的影响。现在我们可以看到很多中国人会自然而然走进必胜客、麦当劳、肯德基这类快餐店,并以这些地方所提供的食物和饮料为时尚生活的一部分,但是很多欧美人则将这类食物视为不健康的垃圾食品。在美国,你或许会因为走到一家中餐馆的时候接到一个“幸运饼”而感到吃惊,但当地人或许会因为你的诧异反问你“这难道不是中国的传统民俗么?”可谁又知道这却是美国人自己创造出的中国民俗。在城市生活里,我们的生活无时无刻不在被这些新的、陌生的东西所所改变,所创造。
卡舒巴在论文中也提道,不仅城市的生活在发生变化,城市本身也在发生着变化,它以欧洲的城市为例。但是和欧洲不同的是,中国所经历的则是一个过渡阶段,它还没有一个稳定的城市文化,而是处于一个巨大的变化之中,人的生存状态也处于一个相对困难和不稳定的时期,例如高房价、就医难、上学难等涉及民生的大问题,而这些民众的生存状态,都是现代社会的生活世界,都是民俗学应该去感受的。而相对于其他人文社会科学,民俗学的视角又是独特的,我们不是去提出对策,也不是去关注社会结构,更不是要考察整个社会的变迁,我们关注的是其中人具体的生存状态、生活感受以及具体的生活变迁。而如何关注人的状态,刘铁梁认为“结合个人生活史的书写,能在最大程度上把人的感受表达出来,也就是感受的民俗志。[13]
三、民俗学的现代担当
那么民俗从文献资料转换为生活世界之后,民俗学便不再是对文献资料的研究,而成橐恢掷用生活世界中的民俗去感受民众生活的学问。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兴起,城市生活逐渐占据生活的主流,农村生活也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城市生活的影响而逐渐城市化,因此民俗学的研究不再只是关注传统农村,而越来越关注城市生活。乡村以一致性和紧密性为特点,但是其内涵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而只有对民众的具体生活进行详细的观察,才能真正理解他们的文化。当城市生活成为现代生活的主流时,民俗学应该更多地去关注以多样性和差异性为特点的城市生活。城市是移民很流动性的结果,他们在文化和社会上体现异质性的原则,一切新事物都对城市生活的塑造发挥着影响,同时城市自身也以自己的规律在时代中发生着变化。民俗或者说生活世界是一个不断被建构、不断变化的过程,而民俗学关注的也是人的变化过程。
那么,“向后看”一直是民俗学的传统,“先前看”则是民俗学应有的学术态度,立足于现在,以过去、传统为参照,来感受、理解人的生存变化过程,并为人们以后的生活发展做出指导。民俗学的担当便是在了解传统、理解现在的基础上铸造连接昨天和明天的文化桥梁,为明天的美好生活进行有意识的实践。
篇3:基于民俗学视域分析西藏民俗文化发展论文
基于民俗学视域分析西藏民俗文化发展论文
【摘要】对于西藏民俗文化的研究,相应学术界已经进行了半个世纪,并且还初步创建了“西藏民俗文化论”理论体系,实现了民俗学传统研究和全新研究的相互结合,但是还具有解释能力有限和研究模式固化的问题。所以我们要充分突出民俗学的特点,有效提高理论的转化水平,从而实现应用性实践的探索,有效促进西藏民俗文化的深入发展。
【关键词】民俗学;西藏;民俗文化
【中图分类号】K892.4【文献标识码】A
民俗也就是民间风俗,指的是国家和民族中人们创建、享用和传承的生活方式。民俗学属于一门将民间风俗作为习惯进行研究的人文科学。西藏多个组群创建了较为灿烂的西藏文化,其中就具有较为丰富的民俗文化。此种繁多的民俗事项和西藏各族群之间的生产生活具有密切的关系,从而形成了自成体系的民俗文化资源宝库,充分展现了西藏文化的多样性,为西藏文化产业的持续发展打下来了良好的基础,并且还具有较高的研究价值,也是民俗学主要的研究对象,并且还成为党和国家关心的对象。为了有效促进西藏经济社会的发展,党中央召开了多次西藏工作座谈会,对西藏的发展进行了商讨,在不同阶段对西藏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遇到的问题进行解决,促进了西藏的全面发展。党中央将西藏民俗文化保护提到了全新的高度,有效促进了西藏民俗文化的保护和发展。在此背景下,本文就基于民俗学,对西藏民俗文化的发展进行全面的研究。
一、西藏民俗文化
西藏自治区处于我国西南边疆,是青藏高原西南部。其地理位置对民族风俗的特点有着一定的影响,藏族属于多节日民族,节日的内容和形式较为丰富,比如农事、祭祀、庆贺、纪念等。藏族是居住在青藏高原的主体民族,其最古老的宗教主导了西藏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及藏传佛教,对社会生活的各方面都有着一定的影响,从而形成了和其他民族不同的民俗风情和审美情趣。西藏民俗文化的内容较为丰富,民俗文物也多姿多彩,其中的服饰、婚丧、饮食、节日和居室都为我们展现了藏族丰富历史文化的变迁[1]。
藏族的饮食主要为米、麦和青稞等,以在高原生长的青稞为主要食物。藏民族还有饮茶的习俗,主要饮品酥油茶。酥油茶的原料包括茶、酥油及食盐。除了酥油茶,藏族饮品还包括甜茶、清茶、青稞酒和鲜奶。西藏民居建筑形式为碉房,其为两层结构,上层为人们的起居场所,底层为储藏房和牲畜房,碉房建筑一般使用小窗窄门的形式,从而能够挡风避寒。雪域高原较为辽阔,地广人稀,交通不便,其代步工具主要包括骆驼、骡马和牦牛。马是青藏高原人们重要的伴侣,藏族人们对于马有特殊的情感,对于马鞍也非常讲究。牦牛属于高原之丹,其行动虽然迟缓,但是具有耐力,是青藏高原理想的运输工具。
国家一直以来都对西藏的发展非常重视。为了西藏经济社会的快速持续发展,党中央进行了多次西藏工作座谈会,对西藏发展的问题进行研究。中央第六次西藏工作座谈会在8月24日北京召开,会议中对目前和今后西藏工作的目标要求、指导思想和重大举措进行了明确,为进一步促进西藏经济发展和长治久安工作进行战略部署。召开的中央第五次西藏工作座谈会中表示在西藏自治区政府和党委的团结带领下,全区的各族干部群众团结一心,西藏经济持续发展,能源体系的建设和综合交通的成果较为明显,文化建设效果明显,社会事业不断进步,生态环境保护措施不断实施,民族团结在不断的加强,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等建设都具有一定的绩效,并且强调社会事业的发展,加强西藏民俗文化的保护和传承。在西藏自治区成立以来,国家对西藏传统民俗文化进行复兴,实现了西藏文化遗产的继承和发展。现代,西藏民俗文化遗产也具有一定的成就。在进行文化遗产保护的过程中,西藏还将高等院校和科研所的优势充分展现,积极进行民俗文化遗产的研究工作,在西藏各大学设置了专门的研究机构进行研究。通过多年的研究和积累,西藏研究院在西藏医学制作和唐卡传统技法研究方面都具有較大的进步[2]。
二、西藏民俗文化的多元化发展
进入21世纪之后,针对西藏民俗文化进行研究的工作人员不断增加,研究的成果也在不断积累,研究的领域也在不断扩展,西藏民俗文化的研究已经到了全盛时期。
(一)具备西藏民俗文化论学术思想
通过多年的研究和发展,此时期的民俗学学科占据勒西藏民俗文化研究的重要地位,并且还发表了西藏民俗学相关的作品,成为了优秀的学术传统。相关人员通过图文并茂的方式全面地介绍了西藏饮食、服饰、居住、节庆、娱乐、信仰、婚姻等民俗,此书在国内也具有一定的影响。赤烈取扎是西藏民俗研究的开拓者,其对民俗岁时研究尤为重视,对岁时节气的来源、形成和分类进行了详细的研究,这对于之后研究人员的学术研究具有重要的影响,促进了现代学者在此方面的研究。并且还有相关人员表示,宗教影响着民俗文化,并且大部分的民俗文化都来源于宗教文化[3]。
(二)民俗学的研究范围不断扩大
其一,服饰。服饰民俗是比较重要的物质生活民俗,相关人员研究了西藏服饰民俗,将西藏传统服饰分为节日服饰和常用服饰两种,并且还提供了全新的详细素材。还有相关人员进一步对藏族服饰的审美进行了研究,表示世俗服饰存在和谐统一、朴实无华和和谐统一的审美特点。
其二,民间口学文化。英雄的叙事事件是民间口学文学中的主要内容,《格萨尔王传》展现了藏族原始社会的形象,其也成为藏学研究过程的重要内容[4]。
其三,体育民俗。本时期的体育民俗尤为重视西藏民俗体育文化的研究,并且还和新闻学相互交叉。西藏民俗体育因为藏民族的文化才能够稳定的发展,是集体参与,具有农牧区、民族礼俗、健身性的特点。在创新和借鉴的基础上,现代创建了较为独立的体育传播和体育话语体系,形成了自我发展模式。
在西藏民俗文化发展的过程中,出现了体育、新闻、旅游等事业共同发展的特点,并且逐渐形成了西藏民俗文化论理论体系。在对西藏民俗文化发展研究过程中,当代研究人员对西藏民俗文化的内容、功能、含义及特点进行了全面的剖析,使其能够占据我国民俗文化中的重要部分[5]。
三、西藏民俗文化保護和发展中的问题及建议
在西藏民俗文化为当地经济带来效益的时候,也出现了部分珍贵传统文化丢失或者表现低级化的特点,对当地社会经济的发展造成了负面影响,并且由于基础的建设设备较为薄弱,导致部分珍贵的文化遗产面临消失,而且人才缺乏,缺少传统文化组织策划人员和传承人员。要想能够实现西藏民俗文化的保护和持续发展,就要使用针对性的对策,提高当地人们对民俗文化的保护意识。
文化是在社会中被人们继承的,如果没有人传承,那么这些优秀的`民族文化就会消失。在社会不断进步和发展的过程中,文化交流也出现了大融合。此时西藏民族地区人们要在意识上具有自觉性和自主性,对自己本民族的传统文化进行保护和传承,在开发民俗文化资源的过程中,还要尊重当代居民的发展需求,尊重人们的选择。
在保护和发展西藏民俗文化的过程中,首先就要大力发展民族地区文化市场,使其能够进一步发展,对当地文化市场进行丰富,有效提高人均消费水平,这也是对民俗文化的保护,并且还要培养民俗文化传承、组织策划和管理等相关人才,藏族要引进优秀的组织策划和管理人员,从而促进西藏民族传统文化事业的持续发展。
在保护西藏民俗文化的过程中,创建完善的保护机制,对于部分在人类文明发展过程中不满足时代发展、即将消失的文化进行保护,也就是使用现代科技方式,通过影像、实物等多重手段,创建民俗文化旅游博物馆等多种方式进行保护,并且还要在政府、相关部门及专家的指导下,对西藏民俗文化进行科学合理的开发和保护[6]。
四、结语
在通过半个世纪的发展,西藏民俗文化的研究、开发、保护从没有到繁荣,从小到大的发展具有一定的研究成果,并且创建了西藏民俗学学科体系,占据我国民俗学方面的重要地位。在之后,在西藏旅游业等产业不断发展的过程中,西藏民俗文化的发展也在深度的改革,开发相应的发展和保护模式,实现民俗文化的保护,对文化产业结构进行全面的调整,实现西藏创建世界旅游目的地的目标。
参考文献:
[1]马小燕.民俗学视野下的西藏民俗文化研究回顾[J].湖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5):54-58.
[2]张月恒.分析西藏民俗文化与旅游业可持续发展研究——以林芝地区八一镇为例[J].旅游纵览月刊,(4).
[3]葛维威.加快发展以就业为导向的西藏现代职业教育——学习中央第六次西藏工作座谈会精神体会[J].中国职业技术教育,(b03):11-13.
[4]达娃卓玛.浅谈西藏民俗文化教学中提高学生的合作精神[J].中国培训,2016(10):165-165.
[5]张裔炯.稳藏安民、富民兴藏的根本遵循——学习贯彻中央第六次西藏工作座谈会精神——贯彻好西藏工作的重要原则[J].求是,2015(21):44-46.
[6]马宁.中央西藏工作座谈会与西藏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J].西藏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32(1):40-44.
篇4:论民俗学之民间
论民俗学之民间
民俗学之“民间”是一个包含文化地域与民众群体两方面意义的概念,它承继传统意义上的“民间”含义又有所发展,其中表示群体意义的“民间”即“民”是第一义的,是构成“民间”的基础,因此“民间”取决于“民”的.界定,而民俗学史上不同时期对“民”认识的不同造成了“民间”的非稳固性或者说流动性.作为研究“民”和“俗”的一门学科,“民间”是民俗学的本体,甚至可以说是本源,“民间”问题是一个贯串民俗学史的基本问题.不仅如此,民俗学之“民间”还意味和象征着民族固有的深层文化,并以母体的形式向表层文化输送养料.
作 者:刘颖 Liu Ying 作者单位:华东师范大学,对外汉语学院,上海,62 刊 名:兰州学刊 英文刊名:LANZHOU ACADEMIC JOURNAL 年,卷(期): “”(3) 分类号:G03 关键词:民间 民 文化空间 文化地域 群体 深层文化篇5:新时期小城镇小说中的民俗学意识研究论文
新时期小城镇小说中的民俗学意识研究论文
本文民俗学意识与风情风物描写的内在关联两个层面分析了民俗学意识中的城镇小说文化创作意识、小城镇小说的风情风物描写与民俗学意识。
一、民俗学意识中的城镇小说文化创作意识
新时期小城镇风情风物描写有着比较透彻的民俗学意识维系。新时期小城镇小说中的民俗学意识同样经历了一个由“无意注意”到“有意注意”的过程。《水葬》《惨雰》《菊英的出嫁》等作品含有一定的民俗学描写,被视为现代文学阶段民俗描写的代表作,《水葬》等作品的作者对于客观的民俗的关注是一种无意注意,作品的整体描写并非从民俗学角度切。“京派作家”如沈从文、废名他们的创作有着丰富的民俗学内涵,但是他们并非具有清晰的民俗意识,笔者认为最关键的原因是他们的乡风民俗描写是指向乡村乡土,而不是乡风民俗本身,他们并无意发掘乡风民俗的深层内涵,而是构建与都市对峙的世外桃源,虚拟寄寓。京派文化作家们的描述的人文景色,如古代犹存的“边城”、恬静的“竹林”、古朴的“河上柳”、静谧的“桃园”、菜畦城垣等,以及笔下冰清玉洁或古道热肠的人物,如“翠翠、三姑娘、琴子、陈老爹”等。但这些阐述并不是用于展示风物风情之异,而是为了反对工业社会的骚乱,用来抵制”资本主义文明”的侵入。很明显,作家们的整体阐述不是指向民风乡俗本身,不是构造作品的民俗学内容,不是参照民俗学事项本身,不是揭示民风乡俗的文化底蕴,而是指向作家的精神家园和作为心理乡土的乡村。正因为沈从文、废名等作家的风俗民情阐述不是指向风俗民情本身,而是乡村乡土,所以我们明确的认为他们的风俗民情描写不是完全出自民俗学视角,他们的描写暂时还没有得到民俗学意识的支撑,或者可以说他们的民俗学意识是感性的,而不是理性的。我们认为,当代文学创作的“有意注意。的民俗学意识普遍出现时间是20世纪80年代中期。“有意注意”的民俗学意识的普遍出现,受到许多因素的驱动,如“文化热”、西方文化学思想涌人、“寻根”思潮的勃兴、工业时代到来、传统风俗在时代背景中的蜕变与磨蚀等等。作家们开始有意识的考察民俗事项,有意识地发掘民俗事项下所蕴藏的文化素质是民俗学意识支撑新时期文学创作的显著标志。在许多作家笔下,民俗本身成为观感对象,在许多情况下,民俗事项被意象化。到了80年代初期,王安忆的《小鲍庄》、韩少功的《爸爸爸》、郑义的《老棒子酒馆》等作品展示自己的民俗学角度,带有某种幽雅的夸张成分。随着时间的延续,他们的民俗学意识开始慢慢走向深刻。举例、民俗和地区的关系、文化与文化圈和民俗乡民的关系、文化与生态、民俗等这些话题开始引起部分作家的关注。像莫言的《红高粱》从地域、文化传承、经济等角度发掘了民俗民风背后久远的民族性格基因,解读了高密乡剽悍刚烈的民风。《那五》《俗世奇人》《白鹿原》《小巷人物志》《马桥词典》等作品的产生,也揭示着民俗学意识的新发展有意注意的民俗学意识已经成为一种创作意识。在这一创作意识的指引与带动下,作家们能够进行更深层次的文化底蕴的发现和沉思的文化考虑。
二、小城镇小说的风情风物描写与民俗学意识
“有意注意”的民俗学意识的产生,标志着民俗学意识的“成熟”,文学创作的`民俗学意识的“成熟”,对小城镇风情风物描写影响深远,我们认为,“有意注意”的民俗学意识对小城镇叙事的民俗学描写的最大影响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有意注意“使小城镇风情风物在部分作家的作品中成為相对独立的描写对象,在。自觉。的民俗学意识的引导之下,出现了以小城镇风情风物为核心描写对象的作品和以小城镇风情风物为主要描写对象的作家以小城镇风情风物为核心描写对象的作品,一般将“风俗审美”当成全部的创作主旨,刻意展示小城镇的风情风物,这类作品在20世纪80年代主要出自汪曾祺、林斤澜等少数作家之手,进人21世纪后这类作品大量出现例如,钟秀灵的《小城人物》着重展示依山傍水的三峡小城昨天的纯朴民风与特殊物产,孙方友小镇人物。系列中的部分作品既写“人情”又写”风物。马克思曾经说“对于非音乐的耳朵,最美的音乐也没有意义。对于小城镇风俗风物描写而言,只有能发现小城镇风俗风物存在价值的眼睛,才能发现小城镇风俗风物的存在及其独特性“有意注意”的民俗学意识对小城镇民俗学描写的另二重大影响,是小城镇风情风物描写成为小城镇叙事小说审美构成的重要元素。在民俗学意识成为。自觉意识之后,作家有意识地运用特定的风俗、风尚、风物来承载自己的风俗审美体验,此时,小城镇风情风物在作家笔下发挥着隐喻时代风尚、聚焦文化变迁、承载文化内涵等叙事功能。有时,作品中的风情风物描写,似乎是不经意的,但这些描写有着丰富的内涵和集中的指向。例如,在魏微的《大老郑的女人》中,我们能看到这样一些似乎很随意的风情风物点缀。”更多的发廊冒出来,俅温州发廊、深圳发廊。这些描写。散布“在作品中,或展示小城深层的文化底蕴,或揭示风尚的蜕变,或缅怀一个远逝的时代,或抒发作者的文化感伤,风情风光描写发挥着多种叙事功能,”自觉。的民俗学意识支配者作者的风情风光描写。在民俗学意识。自觉“之后,创作主体常常通过民俗来寄托深层次的文化思考,在理性民俗学意识的推动下,创作主体会采用不同方式构造民俗事项与文化思考这两者之间的关系。其中意象化是民俗或民俗事项意象化,最常见的手段,意向的主观之意与客观之像有机结合,无论是精神民俗或物质民俗都可以成为负载主观之意的像,即作家对民俗或民俗意识的符号化处理之后,都可成为具有所指功能的能指。人类制造的作品、制作作品的过程和制作的人,是物质民俗学的三个最关注对象。传统手工业产品、工艺生产流程及手工业者本身,确实是物质民俗学的最关注对象。在作家孙方友的小城镇民俗叙事中,这些关注对象就是一项反复出现的集合意象。《曾家膏药》《刘家果铺》《马家茶馆》《胡家烧饼》《雷家炮铺》等众多作品有“作品”“过程”和“人”这三个“描写点”。在作品中,手工业者本身、传统手工业产品以及工艺生产流程,三者构成了一个集合意象。这个集合意象负载的是作者对大工业时代的拒斥与悚惧,对一个已经远逝的时代的缅怀。随着大都市的不断扩大和乡村在城市化背景中的演变,小城镇的第三种社会特点日趋明显,于是,那些打上了地域印章的小城镇风物乡情及独有的民俗生存进人了作家们的视线。民俗或民俗事项的意象化,是作家们对小城镇传统风俗存在价值的深刻认识的外在表现。此外,作家们对那些曾经被否定、被“批判”的“遗风”“遗俗”的肯定或重新甄别,也体现了作家们认识的深化。当然,我们在讨论。有意注意。的民俗学意识对小城镇民俗学描写的重大影响时,不可忽略小城镇意识的觉醒这一大前提只有在作家有意识地将小城镇当成特定的审视对象之后,小城镇风情风物描写才有可能成为相对独立的描写对象,小城镇风情风物才有可能成为小城镇叙事小说审美构成的重要因素。
篇6:民俗学春节习俗变迁的认识
“爆竹声中一岁除,春风送暖入屠苏。”作为中国人最重要的传统节日,已经过去的春节包含着一系列民俗,尽管千年流变,许多民俗都或多或少有了一些改变,但无论形式如何变化,始终不变的仍是人们对家人团聚、阖家幸福的祈盼。
千年过节习俗变身腊八粥、小年祭灶神、备年货、除夕年夜饭、正月拜大年,一直到正月十五元宵节闹花灯,春节成为包含众多民俗的文化大节。
按照湖北传统习惯,每逢春节来临,家家户户都要腌鱼腌肉腌腊肠,为新年到来储备一个丰盈的“食品库”。为此,家庭主妇们常常要准备一个多月。
回忆十几年前过春节,家住南湖花园的顾奶奶说:“那叫一个累。”她要提前采购大量的年货,备齐肉食、蔬菜,炸油饼、丸子等熟食。到了过年时,她更得围着锅台转,忙着为家人做一桌丰盛的年夜饭。
顾奶奶说,忙完大年三十的年夜饭,从初一开始,就要到亲戚家拜年,吃吃喝喝,做饭做得人累,吃得人也累。
如今,快节奏的现代生活已经让这些传统的仪式慢慢被淡忘,腊八、小年很多人都不过了,最重要的年夜饭,人们也更乐意交给酒楼去做。最近几年,顾奶奶不再为备年货发愁,超市里各种吃食应有尽有,随买随吃,特别新鲜。连着几年,顾奶奶过年都特别清闲,儿女们早早在餐厅预订了年夜饭,全家人的年夜饭就在餐厅吃。
年夜饭的变迁只是春节习俗变化的一个缩影。以前过年祭灶、扫房、贴门神、祭祖等习俗也已经渐渐淡出人们视线。而一些新的节日元素则进入了生活,比如外出旅游,农家乐过年,短信、微博拜年等。
1983年才开始的春晚,与有数千年历史的中国农历春节相比非常年轻,但是精彩的文艺表演、台上台下的互动联欢以及强大的娱乐性又使得春晚成为现在中国人不可或缺的除夕年夜饭。“没看春晚,感觉没过这个年。”连过春节的外国人都这么说,春晚已经成了名副其实的新风俗。
春运、节奴 春节也有“成长的烦恼”
在武汉工作的美国人戴维斯比这几天像陀螺一样转个不停,年夜饭、春晚、鞭炮,一件不落。农历正月初一,戴维跟他的中国学生们出门“踏春”,遍尝各种小吃,甚至不惧交通拥堵,去了一所当地最著名的寺庙祈福迎春。
“寺庙的人太多了。春节第一天去寺庙烧香祈福,和西方圣诞节要进教堂一样,但是并没有什么严苛的仪式。”戴维斯比说,“很多中国人跟我一样,认为节日是一个找快乐的借口,尤其是年轻人,但是春节在中国人眼里跟别的节日还是不一样,心理上充满很强的敬重和期待。”
农历腊月二十九,除夕倒数第二天,在湖北黄陂四季美建筑工地打工的农民工陈红军冒着严寒好不容易挤上了开往老家重庆荣昌县的火车。
“这是火车站专门为春运增开的临时列车,不知道到站时间。但是上车,就等于回家。打拼一年,就图回家过个好年啊!”挑着两大编织袋行李的陈红军说。
春节,像陈红军这样候鸟式迁徙的人口数量,据预测为28。5亿人次,去年这个数字实际是25。57亿,而前的1991年是8。57亿。这些人口流动大军都有一个共同的心愿--回家过年。
湖北省社科院楚文化研究所所长夏日新博士认为,在过去,除夕回家更偏重礼仪,因为有祭祖等活动,不参与会被视为不忠不孝;但现在除夕回家更强调亲情,尤其是如今大批青年外出务工,春节成为很多人一年里唯一的回家团圆机会。“春节习俗在社会发展过程中不断变迁、成长,自然地形成了‘春运’这样的烦恼。”夏日新说。
尽管回家让许多人期待,然而,派压岁钱、送礼诸如此类的春节开销却变得日益沉重,让许多返乡的游子难以承受。春节期间,湖北门户网站腾讯大楚网在网上发起了“春节开销”的调查,让网友在网上晒晒过年的开销及幸福感。到7日的调查结果显示,超过三成的网友开销超过5000元,二成的网友感到没有幸福感,近半网民认为压力来源于开销过大。不少网友为过年回家开销过大感到烦恼,戏称回家成了“节奴”。
新风俗彰显传统“年文化”张力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的生活节奏明显加快、文化生活明显丰富,人们过年的形式也发生变化:年夜饭到酒店里去吃;通过电话和手机短信及网络来拜年;礼物也从传统的吃穿类变为表达心情的一束鲜花……时代的发展,岁月的变迁,让过年从传统的“吃穿年”迈向了“休闲年”。武汉大学比较文学系教授涂险峰说,农业文明色彩的消褪退与工业文明色彩的增加同时进行。看春晚、短信拜年、旅游过年逐渐成了春节的新风俗,过去闭门守岁、作揖拜年等旧俗渐渐被这些新风俗取代了。
“内容变,形式也变,但是年还在,传统年节文化也在,只是春节在社会的发展与融合中,更像一个充满张力的节庆机制,可以生产、消化更多种类的社会、文化现象。”涂险峰说,春节作为中华民族的传统佳节也被更多人所接受,名副其实地成为世界上规模最大、参与人数最多、持续时间最长的节日之一。
中国民俗学会理事、华中师范大学教授陈建宪认为,“过年”的传统永远不会改变,而变的只是春节的习俗,不变的是它的内涵。随着时代的发展变化,到工业文明时期许多习俗已经不再适应这个时代,因此需要转型,需要引导,需要用一种新的形式来承载。
“要想办法让年文化更适应小孩子、适应青年人、吸引青年人。”他认为,现代社会人们的压力越来越大,也是很多人感觉年味变淡的原因之一,数千年的“年文化”有这个魄力在转型期容纳更多的社会新元素、更多的文化价值。
从变化中传承春节文化
对中国人来说,春节是最为重要的节日。春节从另一个角度是中国几千年来传统文化的反应和写照,但是,随着社会的不断进步,社会这个大熔炉里的所有东西也在不断变化,春节也受到影响。
春节从最开始的人们为了保护自己的收成,通过敲锣打鼓放鞭炮等方式来赶走年兽的一种活动慢慢演变、流传下来形成了今天的春节。在其流传过程中,不可避免的加入了每一个时期的时代特色,甚至在某些方面融合了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的某些思想。
在我们父辈那个物质匮乏的时代,春节是一个生活改善和人们享用较为丰富食物的时刻,是一个相对放松,可以让人感受一种实实在在的“物质性”满足的不多的时刻。妈妈常说在她小的时候,饺子、馒头在平时都是不太可能吃到的,而在春节的时候,每个家庭都会做一些,那个时候就会很满足了。最近几年,虽然春节作为假期仍然是最为重要的家庭团聚的时刻,但是也已经是一个消融了民俗以及文化意味的新年,较之以往缺少了内涵的新年,似乎年味越来越淡,春节所表现的已经不是曾经的那个很让人向往、注重的节日了,对于某些人来说,现代的春节仅仅是一个具有足够长的假期以致可以和家人团聚的日子。现在很多家庭过年选择在酒店吃饭,一方面是方便,另一方面是现在的家庭成员较少,自己做饭成本高,并且不能做出很多菜品,现在过年再也没有以前那种可以吃到平时吃不到东西的满足感了,物质生活提高了,人的满足感反而降低了。人们传统的思想也开始转变,比如,随着网络和社交活动的增加,春节晚会不是人们必看的一个节目,很多人会选择其他的娱乐活动,尤其是年轻人可能会选择去KTV唱歌,去茶楼打牌,或者去看场电影。由于经济的发展,还涌现了一个比较具有现代特色的过节方式,那就是全家一起外出旅游,既能放松心情,又能感受别地的过年气氛与过年形式。
这些变化说明了人们的思维方式、生活习惯、风俗文化随着经济发展和社会变迁也发生显而易见的变化。每一变化都折射出了当时特有的社会、文化内涵。而后,由时代而产生的变化使得春节这一传统的民俗演变成了“现代化”的民俗,更加适应了现代人对于春节的需求。某些不适合当今快速运行的社会的元素可能会不被人们所广泛接受而淡淡远去,由此产生一种年味变淡的感觉。但是我们不能说春节这个节日已经不重要了。春节对于人们巩固家庭和亲友的感情和建立具体而微的生活纽带方面的意义已经越来越重要。
作为民族文化遗产的春节,不仅要被珍视,更要善于经营。以家庭为依托的春节,也因为大家庭的减少与缩小,面临着节俗重心由家庭与社会并重的趋向。我们应该善于将春节期间的家庭民俗与社会民俗衔接协调,重视传统节俗中固有的凝聚家庭社区的因素,对传统节进行传承或创造性的转换,使得春节更具生命力,并使之更长久的流传下去。
篇7:国际市场开发与民俗学的新课题
一 “味素事件”
2001年的第三天,多数日本人还在享受新年休假,日本多家报纸相继报道了一条海外消息:印尼政府保健省指责日本味素公司印尼分公司的产品违反伊斯兰教徒信条,命其三周内收回所有上市产品。随后,该公司日方社长及日方数名人员被逮捕,工厂暂时停工(注1)。
据报道,该公司起在生产过程中使用了美国产的某种酶,而这种酶乃是从猪内脏提取的。人口近二亿的印尼国民的80%~90%是伊斯兰教徒,印尼市场出售的食品都要贴有伊斯兰教徒可以食用的标志。9月,该公司再次申请可食用标志时,被指出使用不合法的酶,并受到当局劝告,要其自行回收上市的不合法产品。然而该家公司只更换了生产环节的酶,没有在流通环节上采取行动,以至于发展到被公开指责并被公开要求回收其产品的地步。数日后,印尼总统及当地大学的教授先后发表最终产品无问题的见解,社长等人被释放,工厂在更换酶之后重新开工,事件表面上看似乎已得到解决。
然而各种现象表明,此事引起的严重后果远未结束:味素产品在事件后迅速从各家超市、商店包括街头小卖铺里消失;有些市民在听到广播后,将已买的味素当作垃圾扔掉;在印尼首都雅加达,一些愤怒的人举行抗议游行并在寺院前当众焚烧味素包装袋(注2)。据报道,该公司四种产品年产约4万吨、其中90%在当地消费。这样,即使是短暂时期内的停止销售,也可推知其损失相当严重。此外,味素产品在其他伊斯兰国家的销售亦受到影响,在东京证券市场上,日本味素总公司的股票价格也在事件之后暴跌(注3)。
日本味素公司在全球拥有多家分公司,它1969年进入印尼市场、其产品在印尼调味料市场销售量占首位,在印尼生产的味素产品产量约占味素公司全球产量的十分之一。然而拥有长期在其他国度生产、销售、经营经验的公司,为什么还会产生此类问题?事件之后,各种推测假说纷纷出台,这里无意去一一辨别。作为非直接经营者的我们,所需要的不是去苦虑今后的具体经营方针或对策,而是应当从这件事的发生背景去重新认识开发异文化国度的经济市场和进行异文化交流时应注意的问题。
二 事件告诉我们什么
今日世界每天都发生着人员的互动、文化的互相接触。尤其是经济方面的交往,几乎象一日三餐一样平常和频繁。人们会把他国持有的信仰或各种习俗作为“奇风异俗”来介绍,但是有多少自诩为文明国、先进国的国民们平等地把这些习俗和信仰看作是同一地球成员所拥有的一种文化而加以真正的尊重呢?不会平等地看待其他国度的文化而企图去接近或进入这个文化,就会在这些异文化氛围里开展经济活动时碰到异文化交流潜在的巨大暗礁。
由于没有机会去当地做调查,无从得知今日印尼的市场和印尼国民们日常餐饮以及家庭餐桌上的状况,也无从得知味素产品几时东山再起重建国民对其产品的信赖、重振当年雄威。但是凭借文化研究者的知觉,有一点可以指出,那就是欲卷土重来,实是“任重道远”之事。因为该公司不只是简单地违反了该国家的生活习惯,它所犯的过错是触犯了其国民的信仰、伤害了持有异文化的消费者们对其产品以及对产品背后的文化的信赖,因而是致命的。
这件事表明日本企业对其进入的国外社会理解度尚不足,其原因之一是过高估计了自己对该地区文化的认识能力。企业用自己的尺度衡量,认为已达到对异文化的理解。而该地区的文化亦用自己的文化尺度衡量,对日本企业认识异文化的评价是不合格,并且这种评价以文化冲突导致经济问题的最坏形式来表达。异文化理解度的差异将会导致经济交流的失败,这对欲在21世纪开发异文化经济市场或者准备进行异文化交流的企业或国家、民族集团来说,无疑是一个莫大的教训。
从欧美起步的现代文明,总是以自己的文化为标准衡量其他的文化,从而持有优越感。然而其他文化的拥有者们也往往以自己的文化为基准,衡量他者的文化。即使是承认欧美文明的先进、主动引进其文化或者努力向其看齐的国家或民族,也未必就会完全丢弃自己的原有文化和民族自尊。当今世界上现存的多种文化都欲在21世纪的地球上获得生存的空间,文化个性的强调与重视,将是21世纪文化的一个特性。因此,任何一个国家的企业仅仅带着经济目标和经济头脑进入另一国家或民族的异文化区域,而不在事先尽可能地理解那里的文化,则不仅无法顺利开展经济活动、获得经济利益,还会碰到异文化的厚重墙壁上,卷入源于文化的误解或纠纷之漩涡,最终招致经济损失甚至引起两种文化间的重大社会问题。
对企业来说,海外经济市场是极富魅力的。但是,进出于海外各国的企业如果只有经济眼光,则会掉入看不见的异文化陷阱。国际经济市场的开发,应警惕伴随经济活动的异文化交往的暗礁。这是味素事件告诉我们的教训。
三 异文化理解的尺度:中日文化之例
中国与日本,隔海相对。两国之间有着漫长的历史关联,无论文字、饮食还是居住、穿着诸习俗都可以找出千丝万缕的关系。出于这种文化背景,两国之间存在着一种模糊的、不成明文但已经渗入很深的意识:相互的文化理解度似乎已经达到相当高的程度,彼此间已不存在文化再认识问题。日本的文化皆从中国传入,两文化之间极为相似,持有这种错觉的人在日本和中国似乎都不是少数。对中日文化的叙述也多停留在描述眼前可见的相同相似的现象上。而实际上,中日之间因文化意识和习俗的不同而招致误解的各类“小事件”今日仍频频不绝。这类误解“事件”的频发和错误认识的.积累,小则伤害个人间的交往,中则影响企业的经济运营,大则损害国民形象、甚至会造成民族间的隔阂。限于时间,本文不做理论分析,以下仅从生活习俗方面举若干事例。
颜色DD日中两国对颜色的认识有着分歧。日本将红白双色用于喜庆场面、把黑色服装视为正式礼服,白色则代表神圣和洁净。因此,生日贺礼或病愈庆贺、贺升迁、升学以及婚礼贺喜时,都会有红白双色彩带装饰的礼物;婚礼时也会看到许多着黑西服戴白领带或黑色和服的人。
倘若着黑服出席中国人的婚礼,或以红白双色装饰贺礼,如果贺礼的受礼方或婚礼当事人对日本文化毫无了解,其心情可想而知。当然,若受礼方是重要的企业合作伙伴或重要的客户的话,其后的交易也许会令人担心。
数字DD中国有“四平八稳”、“四六成双”之说,用具多以四个为一套。而日本忌其与“死”同音而极力避之。茶杯、水杯或饭碗都是五个为一套,块茎类青菜或水果遇到四至六的数时,也一般改为五个一盒或一袋。向日本友人赠送4件一套的礼品,也许他会稍感惊讶;如果面向日本市场销售产品,4个一套的国内程式也需要改变。
在日本,9也因其发音与“苦”相同而不大受欢迎。另外,婚礼时庆贺二人结为“一个”家庭,形成“一个”共同体,因此要极力避免2的出现,认为这意味着二人会分手。即使贺礼金额数字为二万日元时,也要备成面额一万和面额五千日元共三张纸钞。若按照中国习惯,送上“成双成对”的贺礼或意在贺新婚夫妇天长日久而特意将贺礼金额备为“99”、“499”、“999”时,就可能已经撞上异文化的暗礁了。当然,与4、9这些数字相连的庆贺类产品在日本文化
氛围里的销售也需要动动脑筋。
其他DD日本自明治五年起,将阴阳历合一,传统年节基本转为按阳历举行,(有一部份按阳历推迟一个月举行)。今日日本国内使用的挂历大部分只印有阳历。但是,中国至今仍然保持阴历和阳历双轴运转方式。不了解这一差异的日本大学生于阳历新年日本的“正月”期间专程前往中国欲看中国的正月情形却失望而归;阳历的7月7日特意向中国的留学生问候:“今天是七夕,……”不想得到的回答却是“今天是七七事变纪念日!”当然,预期的一场有关习俗的对话也就此打住了。当然,只印有阳历的日本产的挂历,在中国市场的销售量也会有限吧。
此外,结婚、乔迁贺喜、新居落成以及祝寿时,中国人避免“送钟”,赠送龟或猫头鹰也不宜于中国文化氛围。
日本国民相互赠送日常生活消耗品为的是不会使受礼方感到接受了弃之可惜之物,但是挂面或小咸菜类在中国未被列入礼品名单;极小的物品会使人感到是“小恩小惠”或“小气”;接受毛巾或洗衣粉类“礼物”的中国民众,会发问“是不是觉得我们脏?”
在日本,按照中国习惯去过于关心他人有时会被认为是干涉隐私;在中国,按照日本习俗出于尊重他人隐私而保持距离,有时会被认为是冷淡。……
不了解中日两国文化的相异之处以及在日常生活细节方面的表现和两种文化交往时的注意事项,则会出现上类文化小冲突。以上事例仅仅是与生活意识、习俗相关的例子,属于文化冲突的浅表层次。倘若触及民族自尊、民族信仰、文化禁忌诸问题,导致的则不是一朝一夕的不满或不解,包括经济在内的各方面都难免受影响。这也对中・日民俗研究者提出了课题:如何将研究成果还原于社会、为两国民间文化交往提供正确的知识。
列举上述事例的目的在于说明:相距遥远的两种文化的深入理解的确不是件易事,相近的文化之间亦存在着流于肤浅理解、真正深入理解难的问题。异文化理解度的自我判断与频频发生的误解,说明真正认识一种文化之难、轻信自我判断基准的危险性。
同时说明要深入理解一种文化,需要极大的时间和人力的投入,其中民俗学科大有发挥空间。
味素事件并不仅仅是日本文化与伊斯兰信仰间的冲突,不能用两种文化相差太大作为解脱之辞。人类集团的活动,无疑都带有其文化背景。对待事物的态度与解释则表现出信仰的不同。过于相信现代化科学技术和自己的经济能力,轻易地将对方的行为视为迷信、非文明等,这种带偏见的文化认识尺度是导致异文化经济交往失败的所在。对从事多种文化研究的人们来说,这个事件提出了如何确定“文化相互理解和认识的尺度”这一问题。这种尺度应当具有广泛的通用性,无论国家相距远近,文化上是否有关联,都可以依照同一种尺度相互衡量以及自我检验,以保证能用较客观的态度看人看己。这种尺度应包括这样一些基本要素:不盲听妄信、不轻易对他文化下结论;抛弃文化优越感、克服文化偏见、尊重其他文化的意识;等等。
要达到不同文化之间的深入理解,不仅需要企业有意识地努力,还需要有相当量的对异文化的正确解释与分析,后者是需要文化研究者完成的重要使命。对开发国际经济市场的企业来说,何种程度的理解才是真正的理解即客观的衡量尺度问题,怎样才能达到这种真正的理解即社会科学向经济界提供参考的学术可能性问题,这些都是文化研究者面临的课题。
篇8:国际市场开发与民俗学的新课题
现代经济、国际市场与民俗学,在一般人看来,似乎是相距甚远毫不相干的领域。但是,发生于21世纪初始的经济界的事件,为民俗学科指出了在21世纪的新的活动空间。
要使企业进入国际经济市场,首先需要掌握政治、经济、历史、社会等多方面的综合信息。文化氛围的异同也是不可忽略的要素。民族文化的禁忌、民间信仰、生活习俗的异同等等,处理不好有时会成为毁坏相互信赖关系的导火索。
中国有句古话,要“入乡随俗”。而在今日社会,需要事先问其俗、知其俗,然后才能在“入乡”后顺利地“随俗”。企业是盈利单位,它以经济运营为主要目标。一般中小企业无力安置专人或设置专门研究异文化的部门。以研究各“乡”之“俗”、即以文化为研究对象的民俗学科,在积极开发国际市场的经济界恰恰可以发挥作用。民俗学关于他国、他民族习俗、信仰、文化特征的研究成果,可以成为企业开发新经济市场时的参谋,促进经济界对异文化的客观理解,帮助企业先知其俗再进入其乡以便顺利展开经营工作。
民俗学在追踪研究传统的遗留以及描述农村地区习俗变迁之外,全面深入地把握各民族文化特性,以其作为经济界理解异文化、开发异文化地区经济市场的重要参考资料,这是否可以作为民俗学在21世纪的一个紧迫任务呢?民俗学研究的经济效果,只靠计算民俗用品商店或民俗旅游的营业额是无法化衡量出的。缺乏对异文化理解的国际经济市场开发,只能是构建在沙滩上的城堡。要开发国际经济市场并长久将其维持下去,则需要借助社会科学的力量打好理解当地文化这一经济发展的地基。民俗学研究的经济效益,民俗学在现代社会可以发挥的作用之一,可以体现在经济界文化顾问这一角色上。它并不意味着直接进入经济运营系统,然而其产生的经济效益大得多。
积极开发国际市场的经济界,向民俗学者们提供了民俗学在现代社会存在的必要性以及可以大展身手的学术空间。新的学术空间也向民俗学科提出了新的要求。民俗学研究要以文化上的“知己知彼”为努力的目标,为了解、把握自・他文化的异同而将研究的视野扩展到同一国内的其他民族文化。在条件允许时积极研究其他国家的民族文化,运用比较研究这面镜子,认识他国文化特征,再反照于自己的民族文化、形成对自己文化的多角度全方位认识。
在异文化地区发展经济,需要对其文化有深刻理解。帮助经济界理解异文化的社会学科之一,是民俗学。这是从一个跨国经济冲突中得到的启示。
注1:见《朝日新闻》1月5日、1月9日、《读卖新闻》201月5日、7日、8日、10日等的报道。由于没有前往当地实地调查的机会,只能借助报纸报道等文字资料,在此说明。
注2:见《朝日新闻》年1月9日、《读卖新闻》2001年1月10日报道。
驻3: 有关股票的报道,见《读卖新闻》1月10日报道。
篇9:国际市场开发与民俗学的新课题
国际市场开发与民俗学的新课题
一 “味素事件”
2001年的第三天,多数日本人还在享受新年休假,日本多家报纸相继报道了一条海外消息:印尼政府保健省指责日本味素公司印尼分公司的产品违反伊斯兰教徒信条,命其三周内收回所有上市产品。随后,该公司日方社长及日方数名人员被逮捕,工厂暂时停工(注1)。
据报道,该公司起在生产过程中使用了美国产的某种酶,而这种酶乃是从猪内脏提取的。人口近二亿的印尼国民的80%~90%是伊斯兰教徒,印尼市场出售的食品都要贴有伊斯兰教徒可以食用的标志。9月,该公司再次申请可食用标志时,被指出使用不合法的酶,并受到当局劝告,要其自行回收上市的不合法产品。然而该家公司只更换了生产环节的酶,没有在流通环节上采取行动,以至于发展到被公开指责并被公开要求回收其产品的地步。数日后,印尼总统及当地大学的教授先后发表最终产品无问题的见解,社长等人被释放,工厂在更换酶之后重新开工,事件表面上看似乎已得到解决。
然而各种现象表明,此事引起的严重后果远未结束:味素产品在事件后迅速从各家超市、商店包括街头小卖铺里消失;有些市民在听到广播后,将已买的味素当作垃圾扔掉;在印尼首都雅加达,一些愤怒的人举行抗议游行并在寺院前当众焚烧味素包装袋(注2)。据报道,该公司四种产品年产约4万吨、其中90%在当地消费。这样,即使是短暂时期内的停止销售,也可推知其损失相当严重。此外,味素产品在其他伊斯兰国家的销售亦受到影响,在东京证券市场上,日本味素总公司的股票价格也在事件之后暴跌(注3)。
日本味素公司在全球拥有多家分公司,它1969年进入印尼市场、其产品在印尼调味料市场销售量占首位,在印尼生产的味素产品产量约占味素公司全球产量的十分之一。然而拥有长期在其他国度生产、销售、经营经验的公司,为什么还会产生此类问题?事件之后,各种推测假说纷纷出台,这里无意去一一辨别。作为非直接经营者的我们,所需要的不是去苦虑今后的具体经营方针或对策,而是应当从这件事的发生背景去重新认识开发异文化国度的经济市场和进行异文化交流时应注意的.问题。
二 事件告诉我们什么
今日世界每天都发生着人员的互动、文化的互相接触。尤其是经济方面的交往,几乎象一日三餐一样平常和频繁。人们会把他国持有的信仰或各种习俗作为“奇风异俗”来介绍,但是有多少自诩为文明国、先进国的国民们平等地把这些习俗和信仰看作是同一地球成员所拥有的一种文化而加以真正的尊重呢?不会平等地看待其他国度的文化而企图去接近或进入这个文化,就会在这些异文化氛围里开展经济活动时碰到异文化交流潜在的巨大暗礁。
由于没有机会去当地做调查,无从得知今日印尼的市场和印尼国民们日常餐饮以及家庭餐桌上的状况,也无从得知味素产品几时东山再起重建国民对其产品的信赖、重振当年雄威。但是凭借文化研究者的知觉,有一点可以指出,那就是欲卷土重来,实是“任重道远”之事。因为该公司不只是简单地违反了该国家的生活习惯,它所犯的过错是触犯了其国民的信仰、伤害了持有异文化的消费者们对其产品以及对产品背后的文化的信赖,因而是致命的。
这件事表明日本企业对其进入的国外社会理解度尚不足,其原因之一是过高估计了自己对该地区文化的认识能力。企业用自己的尺度衡量,认为已达到对异文化的理解。而该地区的文化亦用自己的文化尺度衡量,对日本企业认识异文化的评价是不合格,并且这种评价以文化冲突导致经济问题的最坏形式来表达。异文化理解度的差异将会导致经济交流的失败,这对欲在21世纪开发异文化经济市场或者准备进行异文化交流的企业或国家、民族集团来说,无疑是一个莫大的教训。
[1] [2] [3] [4]
篇10:民俗学视野下湖州含山蚕花庙会的功能探微论文
民俗学视野下湖州含山蚕花庙会的功能探微论文
摘要:蚕桑养殖是杭嘉湖平原一带主要的农事活动。每年清明后开始当年第一期蚕的养殖,当地也称“头蚕”。由于气候的原因,杭嘉湖一带的农民一般一年养殖两期蚕。为了让当年的蚕养殖获得丰收,清明当天,含山周边的蚕农自发的来到含山,参拜蚕神,轧蚕花,祈求今年养蚕有个好收成。年复一年,清明上含山轧蚕花逐渐成为含山及周边蚕农每年必须参加的活动。含山轧蚕花也成为了杭嘉湖平原一带令人瞩目的庙会。含山蚕花庙会是由蚕农自发而成的民间农事习俗,参拜蚕神能保佑蚕农养蚕丰收的祈望使得蚕农多年来在清明节当天自发的来到含山,逐渐形成了现在的蚕花庙会。
关键词:民俗学;蚕神文化;蚕花庙会;功能
中图分类号:K89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3-259612-0062-03
杭嘉湖平原一直以来被誉为“丝绸之府”“鱼米之乡”。从考古发现来看,余姚河姆渡遗址和嘉兴马嘉浜遗址都有丝绸制品的残片被发掘,印证了早在五、六千年前,江南一带已有养蚕织绸的生产劳动。
说到种桑养蚕,杭嘉湖地区的蚕桑业自从湖州钱山漾人有过织绸的文物发掘之后,四千多年里发展缓慢。魏晋之后开始,江南的蚕桑养殖业才开始成为主要的农事活动,尤其是太湖流域,由于自然条件的适应,蚕桑养殖发展迅速,相关的纺织技术在唐代以后也渐渐成熟起来。杭嘉湖地区的丝绸制品一直是唐朝以后诸朝代的贡品。明清以后,随着商业贸易的发展,以手工织造闻名的丝绸制品畅销全国,还远销海外。杭嘉湖地区的丝绸工业一直到90年代末才开始出现萧条,但是当地农民依旧传承着祖辈遗留下来的农耕文明,种桑养蚕依旧是该地区主要的农业生产活动,只是规模较以往有所缩小。
含山村位于湖州市的东南部,毗邻桐乡市,处在杭嘉湖平原的腹地,京杭运河穿城而过。含山村现隶属于湖州市南浔区善琏镇辖区,人口约3万人,属亚热带季风气候。该地区主要的农事活动有栽桑养蚕、种植水稻和油菜,部分村民围塘养殖鱼类产品。由于善琏镇以制作湖笔闻名于世,因而,含山村也沿袭了善琏镇的制笔产业,许多农户开办家庭手工作坊,制作湖笔,外销全国,出口世界。村里的工业生产主要有纺织和磁性工业为主,至今也有30余年的历史。在航运发达的年代,含山村因京杭运河流经而成为商贸聚集地,周边乡镇和自然村的居民外出或采购都需来含山中转,含山村一度成为当地经济较为发达的地区。蚕桑业一直都是诸朝代赋税收入的主要来源之一,因而,几千年来,蚕桑业始终得到蓬勃的发展。
一、含山清明蚕花庙会溯源
“含山”既是一座山名,也是一个地名。作为一座山,它海拔不过50米,也是杭嘉湖平原一带唯一的一座山。相比安徽的黄山,含山也只能算是一座“土丘”。对含山由来民间神话和传说颇多,唯一可以确信的是,据考证,早在4前,从明万历年三十九年(16)《崇德县志》所载《崇德县地图》上看到含山的地名[1]。
农业民俗是伴随着中国古代农业经济而产生的文化现象。它具有农业生产的季节性和周期性的特点[2]。就清明节上含山拜蚕神,清朝乾隆年间乌程人沈焯所作《清明游含山》[3]一诗中第一次提到该事。同一时期石门县人倪大宗所作《清明竹枝词》[4]也描绘了清明节游含山的场景。两位诗人在诗词中共同描述了清明节游含山的主要活动:祭拜蚕神马鸣王和开拳船。
俗话说“山有仙则灵”,含山由于供奉着蚕神马鸣王而成为当地的名山,吸引着周边的蚕农前来朝拜。马鸣王是蚕农虚构的一位蚕的保护神,又称“嫘祖”。相传是白马的化身。马鸣王菩萨的身世在含山一带民间也是流传着许多故事。但是不论民间怎么议论,马鸣王菩萨在蚕农心中是一位能保佑蚕宝宝平安结茧、养蚕获得丰收的神灵。杭嘉湖一带的居民对神灵的信奉带有实用主义的意味,为了当年的蚕桑养殖有个好收成,便将蚕神马鸣王称为蚕神马鸣王菩萨,也称蚕花娘娘,并于清明日带着供品上含山来祭拜蚕神,祈求蚕神保佑今年养蚕一切顺利,获得丰收,具有精神崇拜的功能。
开拳船,又称踏白船,是杭嘉湖一带的民间体育活动。顾希佳先生的《东南香桑文化》中记载:踏白船也有称为“踏拨”“踏筏”的,考“踏白”原为唐宋骑兵番号名称,据传与宋将岳飞有关。宗泽赞赏岳飞的才能与勇敢,任其为“踏白使”。宋代“踏白”为水军番号,或许可推测“踏白船”活动始于宋代或稍后[5]。在清明日举办开拳船的活动,也有一定的说法。清明农历正值三月,恰好是冬去春来的时节,人们开始脱去厚实的冬装,迎接春天的到来。在过去的冬季,天寒地冻,人们大多躲在家中,很少外出,再加上穿着厚重的冬衣,一定程度上束缚了人的四肢,自然减少了必要的活动。春暖花开后,舒适的气候使人开始脱去冬装走出家中,许多爱好武术的人为了展示自己健康的体魄,赤裸上身,纷纷摇着木船在运河上并排在一起作为打拳的擂台,展开竞技。含山清明日的打拳船活动是蚕农祭拜完蚕神后,利用闲暇时间进行的民间体育活动,带有健身、娱乐的功能。
清明日祭拜蚕神马鸣王和开拳船活动在含山一直延续下来。随着活动参与人数的不断增加,许多商业活动也参与进来,逐渐形成了清明日含山蚕花庙会。作为庙会,它是一种传统的民俗活动,是生活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6]。含山蚕花庙会不仅有娱神和娱人的.功能,还蕴含着吴越之地悠久、深厚的蚕桑文化。
二、含山蚕花庙会中轧蚕花的习俗功能
含山一带的蚕农之所以选择清明节上含山祭拜蚕神,除了蚕神信仰目的之外,还有时节上恰好是蚕农当年开蚕之前最为空闲的时间,又加之地方政府重视蚕桑种植,因而,清明日上含山拜蚕神的的人数一年比一年增多。
祭拜蚕神是整个蚕花庙会的第一个活动。蚕农天蒙亮就带着供品从家里出发,或步行、或坐船坐车来到含山山顶,路途上多带着当地的特有的时令点心甜麦挞饼①(见图1),既作供品,自己饿了也能拿来充饥。含山山顶有座蚕神庙,蚕农们点起香烛各自祭拜。一般情况下,天完全放亮以后,含山山下山上已经是人山人海了。祭拜完蚕神,蚕农会开始游含山活动,其中一个环节便是买几束蚕花,男人拿在手上,女人和小孩有挂在胸前也有插在头上。这些蚕花多数是周边妇孺手工自作的纸质花,上面还镶有蚕宝宝(见图2)。由于含山上只有一下一上两条道路,因而人多的时候非常拥挤,而游含山的蚕农都会拿着蚕花,所以称作“轧蚕花”。这里的“轧”字在含山一带方言中发“gà”,包含凑热闹、挤来挤去的意思。这时候的“挤”自然有客观上人多带来的拥挤,也有许多好事蚕农故意推搡着造成拥挤的现象。不论是哪种情况,蚕农们都是为了给自己和其他蚕农带来热闹和开心,目的是让所有游含山的蚕农在开蚕之前有一种身心愉悦的精神面貌,隐含着今年养蚕必定有个好收成,期待着获得“蚕花廿四分”②的美好愿望。所以,当地蚕农在清明日都要去山上轧蚕花。人越多越要去轧,人越轧就越多,收成就越好。
在轧蚕花的过程中,有一种习俗现在已经被禁止,就是清明日当天在轧蚕花的活动中,哪家女性蚕农的乳房被男性蚕农所摸,③就意味着这户蚕农今年养蚕必定“蚕花廿四分”,如果是未婚少女被摸,不仅意味着今年养蚕能获得“蚕花廿四分”,而且将来能找到好的婆家。虽然这一习俗有着美好的象征意义,但毕竟是对妇女人身的侵害,是先前遗留下来的陋习。
三、新时期含山蚕花庙会的功能
庙会的功能具有多重性,当前全国各地的庙会形式多样,总的来说,我国庙会文化具有这样几种具体功用:娱乐身心;文化传播;促进贸易;规范社会即教育民众[7]。
就新时期含山蚕花庙会来说,继续保留着祭拜蚕神、轧蚕花这一娱乐身心的功能,同时,在清明节前后3天,含山周边还引来了各类商贩摆起了货摊,有食品、农具、服饰、苗木等,还有将小型的儿童乐园搬来山脚下,吸引了许多小孩玩耍,增进了物资交流,繁荣了当地贸易市场。清明日来含山轧蚕花的大多数都是蚕农,他们一起祭拜蚕神,一起轧蚕花,看风景、观民俗,互相交流多年养蚕的心得,促进蚕农间的团结,表达了共同发展蚕桑产业的美好诉求。蚕花节当天的出会游神活动,以一种象征性的仪式彰显了以含山村为首的村落和附近的村庄有内部的合作、互助与认同,同时也对外表现出了作为一个共同体的内部凝聚力和影响力[8]。
庙会对人民群众的教育功能主要体现在民俗文化常识的教育和其它生产生活类常识的教育方面。这两个方面都在庙会的举办过程得以实现。前者的实现过程是潜移默化的,就含山蚕花庙会来讲,每年清明日游含山的蚕农都是全家出动,老蚕农带着青年蚕农,参与整场蚕神祭拜活动和轧蚕花的娱乐活动。年轻的蚕农通过参与这一仪式活动,了解了蚕神传说的由来、祭拜蚕神的意义以及轧蚕花活动的含义,增进了对当地蚕桑文化知识的了解。后者的实现过程是口传性的,当地农技人员利用蚕花庙会这一蚕农的群体性活动的机会,教授蚕农科学养蚕的知识、疾病防治措施等科普知识,为蚕农解析养蚕过程中的困难,增长了蚕农在养蚕、收茧方面的文化知识,为做好当年的蚕事活动提供知识的保障。
含山蚕花庙会举办多年来,参与人数逐年增多,规模也不断扩大。围绕蚕花庙会这一主题的活动也每年都在增加。比如,最近几年内,地方文化馆的工作人员在蚕花庙会期间组织多台文艺演出,举办文艺下乡活动。他们在含山脚下搭起舞台,为前来游含山的蚕农演出越剧、黄梅戏、相声、小品、魔术等蚕农喜闻乐见的文艺节目。含山当地的文化传媒公司也多次举办新时代蚕花娘娘的选拔活动,为蚕花庙会增添了时代的气息,促进了蚕桑文化的形成。因而,一度吸引了周边河山、洲泉、练市、新市等乡镇,以及上海、杭州、南京、湖州等市民前来参加,体验这一传统民俗文化。
随着含山蚕花庙会成为浙江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之一,每年清明假期前来含山体验蚕桑文化的游客络绎不绝。再加上当地政府的旅游营销和旅行社的积极策划,当前含山蚕花庙会已经成为清明小长假长三角地区的旅游热点项目之一。杭嘉湖平原这一古老悠久的蚕桑文化将散发出灿烂的新光芒。
含山蚕花庙会作为杭嘉湖平原蚕桑文化的主体,不仅有自发性、群体性(规模不断扩大)、稳定性(只限在清明节)、传承性(老蚕农带年轻蚕农)的基本特点,还具有民俗活动共有的教育功能、娱乐功能和调节功能(祭拜蚕神就是蚕农自我心理的调节)。近年来,文化发展呈现多元化的趋势,文化为经济服务的功能更加显现。含山蚕花庙会的文化属性也发生了变迁。原本祭拜蚕神、轧蚕花的活动也增添了不少商业气息;另外,地方工业发展步伐的加快导致了从事农事活动人口数量的骤减,再加之丝绸业多年来的不景气,蚕桑养殖已不再是杭嘉湖平原地区的主导产业。这一变化直接影响了每年蚕花庙会参与者的身份,即普通游客多于蚕农,祭拜蚕神等同于佛教的叩拜,蚕花的象征意义也已改变,主要成为游客旅游的纪念品。含山周边的几个乡镇为了发展地方旅游,每年也在当地专门组织蚕花庙会或者蚕花节等民俗活动,与含山的蚕花庙会展开形式的竞争。这一系列变化警示我们,含山蚕花庙会及杭嘉湖平原蚕桑文化的保护迫在眉睫。
篇11:多维度视角下的文艺民俗学研究
多维度视角下的文艺民俗学研究
文艺民俗学作为一门新学科,还停留在再现式研究阶段,视角显得单一.应置于意识形态、符号以及学科身份等维度下进行观照,同时警惕理论主义.在多维度视角下重建文艺民俗批评的`设想,即文艺民俗的审美维度、意识形态维度和符号维度构成文艺民俗批评的三大维度,文艺民俗学研究才会融贯民俗学和文艺学两大学科,形成一门名副其实的新学科.
作 者:韩雷 HAN Lei 作者单位:浙江大学国际文化学系,浙江,杭州,310027 刊 名:西南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英文刊名:JOURNAL OF SOUTHWEST JIAOTONG UNIVERSITY(SOCIAL SCIENCES) 年,卷(期): 7(2) 分类号:G05 关键词:文艺民俗 原生态民俗 维度 文艺民俗批评 民俗事象篇12:民俗学视野下的株潭镇傩舞音乐变迁研究论文
民俗学视野下的株潭镇傩舞音乐变迁研究论文
摘要:我国的历史文化源远流长,里面包含着诸多的文化艺术,傩舞音乐文化艺术正如这其中的一颗璀璨的明星,闪烁着独特的光芒。傩舞音乐文化表现了古代人对神秘力量的一种征服,株潭镇的傩舞音乐文化有着很好的继承和发展,并且巧妙的把艺术的特点和文化底蕴结合在一起。这不仅受到广大人民的喜爱,同时为我国民俗艺术的发展又增加了更多丰富的内容。
关键词:民俗视野;株潭镇傩舞音乐;变迁
随着现代人们对精神文化的重视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人们对傩舞音乐文化这种音乐艺术也越来越重视。本文在民俗学的独特视野下,结合株潭镇傩舞音乐文化背景对其特征进行分析和研究,并对其传承和演变进行了讨论,从而为民俗研究工作者提供一些有价值的资料,同时进一步宣传和促进株潭镇傩舞音乐文化的发展。
一、株潭镇傩舞音乐文化的变迁
(一)乐器的变迁
在傩舞音乐的发展中,其伴奏的乐器大都是从民间而来,只要能发出声响的乐器它都可以拿来使用。在我国音乐文化的变迁中,如从先秦的土鼓到唐朝的锣鼓等,这样乐器的变化和传承也带来了傩舞音乐文化结构的传承和变化,并且在这样的演变过程中,傩舞的伴奏乐器越来越丰富。比如在各地的傩舞音乐中,有的里面包含有笛子和唢呐,有的则含有丝弦乐器和海螺等。人民在对傩舞音乐文化和伴奏乐器有效融合的同时,不仅很好的保持了傩舞音乐那种古朴粗狂的表现形象,而且增加了傩舞音乐更多的表现形式。在这样的演变中,随着乐器的丰富,其音乐伴奏更加的完善,并且很好的控制了傩舞音乐的表演节奏,为傩舞的表演提供了更好的环境。
隋唐时期,因为跟西域文化的进一步交流,傩舞伴奏乐器种类增多。尤其是鼓类乐器,@是由于歌舞音乐的发展所导致的。傩舞的打击乐器有铜钹、节鼓、杖鼓、腰鼓、羽葆鼓、桴鼓、齐鼓、担鼓、羯鼓、风首箜篌、都昙鼓、毛员鼓、答腊鼓、鸡娄鼓等三十多种;傩舞的弦乐器有独弦琴、三弦、鼓、匏琴、轧筝、五弦琵琶、奚琴等二十多种;傩舞的吹管乐器有幢箫、义嘴笛、叉手笛、拍板、太平管、桃皮荜篥等二十多种。这段时期在傩舞伴奏乐器上有着重要变化是出现奚琴和拉弦乐器轧筝,开辟了傩舞乐器演奏的一个新时代。而株潭镇傩舞音乐文化中主要的伴奏乐器也由笛、方响变成了鼓、腰锣和大鼓等。班鼓主要是有木头或者竹子制成的,它的长度一般是三十厘米,高度一般是六十厘米。其声音的特点是清脆干净,给人一种灵动的感觉。腰锣的材质是铜,其直径一般是五十厘米,厚度一般是二、三厘米。它的声音特点是浑厚低沉,尾音有力,并且会随着演奏者敲击的力度和位置的不同而带来不同的声响效果。大鼓的使用频率最频发,它的直径一般是五十厘米,厚度一般在三十厘米左右,在演奏的时候需要用到鼓锤,它声音的特点是比较低沉,但是其中却充满力量,其伴奏的声线会跟着傩舞表演的情节和气氛而发生改变。
(二)唱腔的变迁
傩舞的演唱方法是来自于东汉,在当时是宫廷音乐的一种,它不仅包含有音乐的唱词,而且也有说词,这有着非常重要的历史文化意义。其唱腔特点为锣、鼓跟一些打击乐器。表演傩仪傩舞的组织称为“傩班”,组织人员一般有十人左右,有着非常严格的班规。傩舞出现的场合一般是傩仪仪式过程中常的高潮部分和节目开始阶段出现,全国各个地方的傩舞节目内容丰富,一般都带有祭祀和娱乐的几重功效,在民间傩舞音乐文化的表演集中体现在祭祀活动的中,祭祀主要分成八小坛和四大坛,同时结合傩舞的音乐又设计了二十四戏。后来到唐朝与山歌、小调、戏曲等民间音乐结下了不解之缘傩舞音乐文化的唱腔形式得到了很好的传承和发展。
现在株潭镇的傩舞音乐中,其唱腔的特点主要取决于配乐的方式,在实际的表演中,纯唱腔的歌曲相对较少,大多数都需要有伴奏结合进行表演。而且在傩舞表演者,非常注重开口傩的唱腔结构,因为歌词的内容大都是以叙事为主、所以在表演形式上是有唱词也有说话。它的唱词是有高有低,错落有致,婉转动听。而说话口语式的表达方式则使整个唱腔结构的旋律似有若无,给人一种跌宕起伏、意境深远的感觉。并且唱词和曲调很好的结合,不仅是增加了其表现形式和感染力,同时也是对音乐语言表达的一种升华。比如《鲍三娘与花关索》的唱词就有这样突出的特点。傩舞音乐的唱腔有这很特别的地方,它的音域比较窄,而旋律有一种即兴发挥的特点,其音乐的旋律大都是下行线条居多,这样也更体现了唱词的原始感和沧桑感,同时因为这样的唱腔结构很符合当地人民的审美,所以能得到广泛的传承和传播。
二、民俗文化对株潭镇傩舞音乐文化的影响
(一)民俗在傩舞音乐文化的体现
株潭镇傩舞音乐文化的许多的节目都是从人们的现实生活中来的,其中主要表现了人们对幸福美好生活的向往,以及体现了人们祈求自己的生活可以吉祥安康等,所以株潭镇的傩舞表演深受广大人民的喜爱。比如《拜年》这一傩舞表演就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节目。因为就节目名字便可以看出,这其中包含了人们对新年的向往,以及在新年来临的时候对新的一年的祝福和期盼,这样符合民意,顺应民景的节目肯定受大家的欢迎。而傩舞中的《绿品》这个节目则是借助歌词来表达一种希望丰收的情感,全给人们带来财富,保证丰收季节可以顺顺利利的进行。在《土地》傩舞表演中,表演者通过表演土地公的形象来表现出人们对土地的尊重之情,而且这也不仅仅代表了人们对新年的祝福,而且也表现了人民祈求明年可以风调雨顺,工作顺利,走上致富小康的道路。在最开始的傩舞表演中,主要是以人为蓝本来构建故事情节,从而促进表演者和观众的互动。比如在《小鬼钻圈》的节目中,演员扮演两只小鬼在人群中互相追逐大闹,不时的还会拉扯周围群众的衣服,在这期间还可以邀请一些观众也参加到表演中来,这样不仅仅是提高了节目的观赏效果,而且也很好的让观众们了解了节目的内容。
(二)民俗文化对乐器的影响
在株潭镇傩舞音乐的发展和变迁中,傩舞音乐的伴奏乐器在其表演的时候非常的常见,而且这些乐器有着非常明显的民族特征,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想前文提到过的腰锣和班鼓等,因为这些乐器的使用方法和艺术表现形式更加的接近人们的日常生活,所以在其最后的成型的表演方法很受人们的喜爱。特别是在有傩舞音乐艺术的不断发展中,人们可以很快的将新的东西融入到其乐器的节拍和旋律中,而且当地的傩舞艺人也可以很快的学习和掌握傩舞发展的新形式,在其进行表演的时候,观众们也常常可以跟着一起唱上两句。这在很大程度上归功与其乐器的民俗性,使得傩舞音乐艺术在发展中有着坚实的人民基础。
(三)民俗文化对傩舞音乐唱腔的影响
株潭镇傩舞音乐文化非常具有地方的`特色。在傩舞音乐表演的时候,艺人们通过运用简单易懂的演唱方法来表达出人民最朴素的情感,这样不仅可以让观众们产生共鸣,而且也很容易把观众带到表演的情节中,让观众有最好的观赏体验。而且在傩舞表演中的说唱阶段,通过利用地方的方言进行表演,这更能拉近傩舞艺术和观众的距离、使观众产生亲切感,同时还突出了其地方的特色。傩舞在传播和发展中,都能形成自己地域独特且鲜明的表演框架。比如在《土地》这个傩舞节目中,它的唱词大都是用口头语言来表达,而且其唱腔也相对的简单,整个表演通俗易懂,确实很好的把民俗和音乐文化融合到了一起,确保了人民在欣赏艺术的时候,也懂得了其中的内容和艺术其实都是源自于生活。
三、株潭镇傩舞音乐的发展
傩舞音乐和纯音乐也影响到了现在的音乐,这更加充分的体现了其社会价值和功能性。这既反映出了文化上的不同,同时也提升了现代音乐的创作水准。株潭镇傩舞音乐文化和传统的音乐文化相比,株潭镇傩舞音乐带有更加民族和民俗的特色,以及和社会融合的价值,这对于株潭镇傩舞音乐的发展来说是一个提升。而且在傩舞音乐艺术的不断发展当中,传统的音乐艺术也在不断的变化和发展,音乐的发展涉及到了祭祀和艺术的结合,从而促进了株潭镇傩舞音乐文化很好的传承。在株潭镇傩舞音乐文化的体系中,其包含着许多丰富的社会价值,人们利用傩舞音乐这样的方法和神明进行沟通和交流,从而为自己的将来的生活做出美好的祝愿。在株潭镇傩舞音乐的发展中,不但实现了民俗民风的传播,也体现传统劳动人民朴素的生产愿望。
四、结语
总而言之,在现代人们对传统文化越来越重视的情况下,株潭镇傩舞音乐艺术文化在时间的变迁中发生着不断的变化和发展。人们对这样的传统傩舞音乐文化有了更加深层次的认识,人们不但看是研究它的艺术性和历史性、同时也注重思考了这种艺术存在的方式,从而挖掘出它更高的艺术价值和历史价值,然后构架起更加完善的文化艺术体系。从民俗学视野下来对其分析,是为了让株潭镇傩舞音乐更好的发展,同时深化这门艺术的传承和演变。
[参考文献]
[1] 聂萌慧.民俗学视野下的株潭镇傩舞音乐文化研究[J].大众文艺, 2016,18:48-49.
[2] 王龙生.赣南宁都中村傩舞文化研究[D].云南艺术学院,2014.
[3] 孔令平.非物质文化遗产视野下的传统舞蹈保护与研究[D].中国艺术研究院,2016.
★ 论文定稿范文
★ 论文模板范文
★ 通信论文
★ 职称 论文
★ 票据法论文
★ 以人为本论文
★ 水利水电论文
★ 论文写作
★ 论文提纲格式
★ 电大论文
民俗学论文(共12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