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查性深度报道范文

“泛彼柏舟”通过精心收集，向本站投稿了14篇调查性深度报道范文，下面是小编整理后的调查性深度报道范文，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篇1： 《调查性报道》读后感

我觉得，每个人干一件事情，或者说干好一件事情，必须对这个事情有这浓厚的兴趣，以及极大的热情。否则，再努力，也只是不情愿的坚持，不会从中尝到快乐。

我的工作是新闻媒体，对于我来说，更喜欢新闻业务方面的书籍。阅读这样的书籍既可以让我汲取其中的经验教训，又可以学习新鲜时效的理论知识，是对自己的一种充电。

在此之前，我也阅读过很多关于记者，关于新闻传媒的书籍，由于工作的需要，迫使我急于从中学习经验。所以这样的书籍对于我来说是非常宝贵的，非常珍惜的，更是非常感兴趣的。

这样的书籍我的阅读速度要比其他书籍快一些，书中的经典案例让我陶醉，记者亲身的实践深深吸引着我。在这种“诱惑”下，我都以很快的速度读完了这方面的书，并写了读后感，做了读书札记。

所以，在我看来，尽量使自己读一些感兴趣的书籍，这样可以激发你对阅读的`兴趣和激情。拥有了这份热情，你可以将兴趣范围进行纵向延伸或是横向排列，是自己永远保持丰富的兴趣面，久而久之，你的兴趣就会越来越广泛，阅读的书籍也会越来越多，从中收获的知识和灵感就会超乎想象。

篇2： 《调查性报道》读后感

最近读了一本书，所以来写一写感想。

中学时候学过一篇课文，印象最深的一句话就是：书非借而不能读也。很多人喜欢看借来的书，因为借的书看起来有压迫感和紧张感，你必须在规定的时间内读完，要不然不仅失去了信用，而且还要去续借或者付费。

所以这种方法可以催促着你尽快把借的书读完。借书有时间也需要费一些力气，有事需要到很远的地方借，借书过程有可能也比较周折，所以借的书比较珍惜。

然而读的书终究不是自己的，所以也只能快速的，急就章的读上一遍，大概知道个意思后，就要紧迫地还给人家。对于一般要读几遍书的人来说，借书并不是一件好事。想要重新回读就要重新借，或者买一本仔细研读，所以借的书终究是别人的书，不是自己的。

而且借的书读起来要十分爱惜，不能在书上写写画画，也不能圈圈点点。所以对于我这个爱在书上划重点和写感想的人来说，真是难受死了。所以我一般读小说会去借书，其他比较专业性的书还是买来细细读，慢慢读，反复读，也可以在书上写写感想之类，挺好。

借书不读的现象也很普遍，因为不需要付出努力和金钱就可以得到。所以很多大学生到图书馆借书，一次性借了好几本，回到宿舍一本没看，到了归还的时间，怎么借出去的怎么还回来。

买回来的书有时候会比借来的书更加不会珍惜，买回来就加上了自己的“标签”，想着总会有时间读，所以就搁置一旁，久而久之，也就没了兴趣。

但我觉得只要是自己喜欢和感兴趣的书籍，买来的也会比借来的更加珍惜。因为买的书付出了金钱，你总舍不得花的钱付之东流，就很努力的看书，这种形式下的读书的效率也会大大提高。

我此次读的书不是买的，不是借的，是通过集赞别人送的，经过一个好友一个好友的联系，才集了这么多赞。经过自己的努力，换回来的回报，所以我更加珍惜。

借书，买书，通过努力获得书，以上三种情况，都需要你珍惜这本书，并好好读下去。

篇3： 《调查性报道》读后感

近一个月的时间，基本上每天不间断地阅读，最终读完了一本书。利用晚上睡觉前安静的半个小时集中阅读，这也是我读的比较快的一本书。

通过读这本书，让我明白了3个读书的道理。

1、通过努力得到的书会倍加珍惜。

2、读书还真得需要每天坚持。

3、感兴趣的书就想尽快读完。

听完我说的三个道理，如果你也有读书的渴望，有阅读的兴趣，那就别等着了，看看自己借了哪些书？买了哪些书？都找出来吧，从你最感兴趣的那本书开始，一页一页地读，制定计划，每天坚持，我相信，你会喜欢上读书，从而养成习惯，进而让读书成为每天的一部分。你会发现，有书陪伴的生活，充满着阳光、温暖、智慧，甚至是乐趣。

对了，这本书的名字叫《调查性报道》，如果对新闻调查感兴趣，欢迎阅读哦！

篇4： 《调查性报道》读后感

这本书可以说到我手上就没闲着过。每天中午吃完饭翻翻，下午下班后翻翻，晚上睡觉前翻翻。

近一个月的时间，我竟然养成了每天看书的习惯，因为我知道，坚持就是胜利。

起初还是很不自觉的，有时晚上下班比较晚，收拾完之后基本上到了十一点多，在上床睡觉和读书之间就产生了纠结。

还有就是，睡觉前频繁的手机信息让我无法清净地沉浸在书的海洋中，所以在起初的几天时间里，每天都在和阅读做思想斗争。幸好，打败了懒惰，并由此养成了一个好习惯。

现在的青年人很容易就会被手机牵着鼻子走，越来越淡化阅读。而我觉得，应该养成每天阅读的习惯，久而久之，从书中获取的智慧和营养，会受益终生。

坚持了近一个月的时间，我发现每天晚上睡觉前不读书就睡不着觉，心里总是痒痒的，就想拿起来读，哪怕读上几页，记住几句话，也是对自己有用的。

而且睡觉前安静地阅读，有利于睡眠，如果你也想养成这个好习惯，那就从今天开始读吧！在阅读的世界里遨游吧！

篇5：“掘坟”式的调查性报道:“哥萨克”案研究

背 景

“哥萨克”案或许是由历史调查转变成新闻最著名的一个例子，不仅大报小报投入了大量篇幅进行报道，围绕此事件还出版了好几本书，BBC的历史系列节目《时代t望》（Timewatch）也将其作为了主题。

1945年5月二战结束后一个月，驻奥地利的英国军队似乎违背了上级的命令将大批手无寸铁的难民驱逐出境，使其遭受到敌人的折磨乃至杀害。这个事件先是在英国引起了轩然大波，随着1974年尼古拉斯・贝瑟尔（Nicholas Bethel）《最后的秘密》（The Last Secret）一书的出版，又在俄罗斯和北美的新闻界引起了广泛争论。1989年被指责下此驱逐令的一名英国退休军官提起诽谤诉讼，这一事件引起了世界性的关注。到底为什么要这样做以及谁应该为此事负责还没有最后定论，但英国许多极具影响力的知名人士都卷入了这场争论。

新闻记者对此感兴趣是基于以下的原因：1945年5月，成千上万的人受到了不公正待遇，在这一点上已经达成广泛共识，因此对于任何一个记者来说都是值得调查的；当有人指出这种不公正是在违背最高层命令的情况下发生的时，就更能吊起他们的胃口了。而且由于时间的流逝、某些人的故意逃避、当事人的相继去世、书面记录的复杂性以及强烈的爱憎，使查清事件真相变得异常艰难，这也刺激他们去进行调查。

对这起事件的调查最初主要是由尼古拉斯・贝瑟尔（Nicholas Bethell）和尼古拉・托尔斯泰（Nikolai Tolstoy）进行的，他们根据几个国家不同语言档案中的庞杂资料，提出了关于这一事件的理想解释。由于有人故意阻挠，他们从公共机构获取证据变得越来越困难。

两位作者仅仅因为调查这起事件而遇到许多阻挠和诋毁，托尔斯泰因此卷入了一系列法律诉讼，其中第一个诽谤诉讼使他倾家荡产，随后几个也没有得到令他满意的结果。人们普遍认为这个案例揭示了英国法律体系的漏洞，尤其是其臭名昭著的诽谤法。该案例许多方面在法律界都是史无前例的。

事件始末

1945年5月，德国彻底投降后，英国军队占领了现奥地利的大部分地区。战争虽然结束了，但如何保持和平，保证人们生活必需品的运输和供给仍存在大量问题。西欧塞满了形形色色的难民，当时被称为“无家可归者”，他们在难民营里接受审查，以找出其中的战犯或潜在的信息来源。

在1945年的雅尔塔会议上，斯大林、罗斯福和丘吉尔达成共识：应将这些难民中的原苏联公民遣返回国。但是在难民营里要想确定谁是前苏联公民并不是件容易的事情，而且盟军已经意识到这些遣返回国的人会被清洗掉。

在这种情况下，意大利战区的盟军总司令哈罗德・亚历山大（Harold Alexander）与首相温斯顿・丘吉尔（Winston Churchill）协商后认为不应该遣返这些难民。这个决定是非常恰当的，尤其是在奥地利，因为英国军队负责的大量难民就在奥地利与苏联接壤的边境地区。这些难民被称为“哥萨克”，事实上并不能确定其中有多少是真正被德军招募来参加反苏运动的哥萨克，但其中有一半以上是妇女和儿童，还有相当一部分可以轻而易举地辨认出不是苏联公民。其中许多人希望移民加拿大或阿根廷，还有一些等待验明身份后回到他们在法国或德国的家。在这种情况下，而且由于与苏联的关系日益恶化，亚历山大和最高司令艾森豪威尔同意将这些难民撤离苏联边境。这个决定非常具体，连给养都分配好了，800辆运送难民的卡车也整装待发。

以上事实英国军方的官员们都一清二楚，尽管在1980年代、1990年代有人认为情况不是这样的。1945年5月，亚历山大的命令发布后不久，一个将这些难民移交给苏联方的行动就开始了。那些奉命将难民转移到安全地区的汽车被勒令返回。令调查者们不解的问题是，这样做究竟出于什么目的？是在谁的授意下进行的？

这一行动是可以被制止的，例如，默里（Murray）将军领导的第六战区在德劳峡谷（Drau Valley）收留了大批哥萨克难民，得知将对这些难民采取行动后，默里手下的一些军官提醒他们赶紧逃跑。默里本人也反对这一命令，因为许多难民不是苏联人，但他的意见未被采纳。可见在此行动背后必有一股强大的推动力。许多难民在英军的毒打之下被迫越过边境进入苏联，等待他们的是鞭子和子弹。

贝瑟尔的书没有指名道姓说是谁指使这样做的，但在某些地方暗示与托比・洛（Toby Low）准将（1962年成为奥尔丁顿勋爵）有关。后来托尔斯泰在书中给予了奥尔丁顿更多的关注，指出不久就离开军队竞选国会席位的.洛更急于取悦他政治上的庇护者，而不是他的司令官。他的庇护者是当时盟军司令部的政治顾问，后来成为英国首相的哈罗德・麦克米伦（Harold Macmillan）。作为一个有权势的政客，其影响力对刚刚踏入仕途的洛是十分有用的。

如果这些情况属实，那么某些动机就要归咎于麦克米伦。但托尔斯泰对这一动机的解释并不能令许多人信服。不幸的是那些不同意托尔斯泰观点的人也没有拿出一个令人满意的答案和解释。

篇6：“掘坟”式的调查性报道:“哥萨克”案研究

托尔斯泰要想证明奥尔丁顿是罪魁祸首，就必须弄清楚他离开奥地利的时间。涉及那次行动的两个关键命令是在5月22日和23日下午以志愿军准将的名义下达的。在早些时候奥尔丁顿曾说他是5月25日离开奥地利的，但在审判时却说他在22日那个毁灭性的命令下达之前就已经离开了，因而他不应对此负责（他离开后军衔由其继任者接替）。由于缺乏文件记录，以及相关人员在回答关于日期问题时含糊其词，这一问题很难下定论。

事件调查及法律诉讼时间表

1945年：1945年5月英国驻奥地利军队的某个或某些军官公然违背上级的书面命令，发动了一个惨无人道的行动，导致在英军保护下的许多难民遭到俄罗斯人和南斯拉夫人的虐待或者残杀。

1957年：波兰历史学家约瑟夫・马基维茨（Josef Mackiewicz）出版了《反革命分子》（Kontra）一书，记录了英国军队遣返哥萨克人的野蛮过程。

哥萨克首领克拉斯诺夫（Krasnov）的侄孙尼古拉・克拉斯诺夫（Nikolai Krasnov）从苏联获释出狱，出版了《无法忘记》（Hezabyvaemoe）一书。

1962年：库班哥萨克首领维亚切拉夫・诺门科（Vyachelav Naumenko）出版《伟大的背叛》（Velikoye Predatelstvo）一书的第一卷，第二卷于1970年出版。

篇7：“掘坟”式的调查性报道:“哥萨克”案研究

奥尔丁顿的立场是由他的同盟者，特莱恩―威尔逊（Tryon-Wilson）准将和考吉尔（Cowgill）准将阐明的。节目对考吉尔关于该行动必要性的说法给予了恰当的位置和尊重。二战中的游击战专家，后来成为著名的实业家和作家的查尔斯・维利尔斯（Charles Villiers）爵士从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说站在了奥尔丁顿的一边，他用当时的政治和军事大环境解释了这样做的动机。但他不同意为发起这一行动辩护的另一种观点：即是因为担心即将到来的与南斯拉夫的战争而驱逐难民的。

尽管在对待奥尔丁顿案件上小心谨慎，但节目的制作者一点也没有掩饰这样一种观点：发起这一行动是不道德的，是为任何一支站在真理和正义一边的军队所不耻的。节目中的一系列证据证实了在安排难民遣返时的欺诈以及在实施过程中的残暴。不同级别、背景和军团的英国军官都承认了他们所扮演的角色，证明了幸存者提供的证据。一个在德国溃败时从奥斯维辛集中营逃脱的幸存者的经历尤其引人入胜，当年还是个小姑娘的她后来与家人又成了“哥萨克”的一员，但得到的却是英国军队的毒打和枪击。她是为数不多在英军强迫遣返难民的混乱中逃脱的幸存者之一。

节目的制作者想方设法避免引起诽谤诉讼，按照《BBC制片人指南》的要求做到不偏不倚。例如，在为发起这一行动进行辩护时，人们经常会提及当时奥地利的局势很混乱，或者当时英国的决策者在肉体、政治和行政各个方面承受着巨大的压力。这些说法在英国幸存者的回忆中很少被提及，但节目还是多次给予强调，以示对那些应对此事负责的人的公正。那些迫于上级命令而不得不撒谎和实施暴行的人所承受的压力也得到了强调。例如一个军官描述了他如何撰写对这一行动的批评性报告，提及士兵们对此的厌恶之情，以及他是如何被命令在一份报告中删除这一部分的。这提醒观众并不是所有的文件都是真实的，即使它们是官方的。

节目对责任问题的分析也很谨慎。它没有解释为什么决策者丘吉尔和亚历山大清楚的命令在执行中会被忽视。只是指出低层的英国军官们“知道什么地方出了问题……难民中的许多人与俄国没有什么联系”。根据5月24日的一项命令，大约有1,000名（据称80％被奴役至死）单独扎营的德国人被移交给了俄方，其中包括妇女、儿童和老人，尽管任何英国人都知道他们不是苏联人。违背丘吉尔的命令遣返的南斯拉夫人似乎也都如他们自己及英国士兵所预料的那样被屠杀了。引人注目的是，曾与英国进行协调，并在后来导演了大屠杀的南斯拉夫军官也接受了采访，接受采访的还有一个当时极不情愿地欺骗难民接受遣返的军官。被屠杀者的大型坟墓也被找到并拍摄了下来。官方文件、现场录像和重要证词交织在一起，展示出一个无可争议的事件。

节目中没有指名道姓地说任何人是战犯，也没有将任何负面的信息归咎于有名有姓的人，除了那个自我忏悔的南斯拉夫军官。制作者非常严格地遵守了BBC的指南，该指南规定：“我们决不能用漫不经心的语言来暗示价值判断、责任或者导致缺乏客观性。”

公正的观众会有一种强烈的感觉：有人做了坏事，某个地方的某个人并非清白无辜。那些指控经不起细查并不意味没有恶棍，或恶棍们。尽管将托尔斯泰描述为不可信任的，但节目制作者让他解释这件案子意义的做法表明这是一个重要的事件：“我并不是说我所说的就是真相，但如果没有人像我这样，为调查和弄清真相而战斗，那么类似可怕的事件就会重演。”

也就是说，那些残忍的人们必须意识到即使50年过去了，他们仍然要为他们的所作所为承担责任。同样的罪人会出现在任何社会，如果他获得逃脱的机会，或者他认为自己可以逃脱的话。英国清白无辜的荣誉不能用谎言和逃避来捍卫。在这个事件中诸如公正和怜悯这样的理想遭到了背叛，人们必须知道为什么。

讨 论

从这个事件中英国社会得到的最直接教训在法律方面。托尔斯泰宣称在他所卷入的各项法律诉讼中，没有得到与奥尔丁顿同样的尊重，这种不尊重意味着偏袒。审判没有考虑由于证据的“消失”以及无法保存和提供原件而给托尔斯泰一方造成的损失。托尔斯泰被判的赔偿金是巨大的，创下了当时的记录，这是不公平的，其用意显然是要摧垮托尔斯泰。奥尔丁顿勋爵的案子是由太阳联盟保险公司承担费用的，这本身就是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更重要的是这家公司的股东。

1990年9月，在由托尔斯泰-奥尔丁顿案的律师和资深记者进行的座谈会上，有人指出现行的诽谤案的法律安排是极其不可靠的，应该进行改革。奥尔丁顿从托尔斯泰那里赢得150万英磅赔偿金时的律师查尔斯・格雷（Charles Gray）认为在诽谤案中根本不应该用陪审团。另一位首席律师，迈克尔・贝洛夫（Michael Beloff），要求削减法官禁止报道庭申过程的权力，这种权力在美国或欧洲大陆闻所未闻。

阻挠托尔斯泰上诉的细节上文已经给出。禁止谈论此事的禁制令也引起了人们的兴趣。1989年上诉法院下达了托尔斯泰不能散布他自己的观点禁制令。一般认为“对一个人的禁制令对所有人都有效”，因而报道他的观点显然就是藐视法庭。1991年以后BBC认为这是《英国的背叛》的延伸。当《时代t望》系列节目的编辑（也就是《英国的背叛》的制片人）被邀请给学生们讲解此案例时，他抱歉说因为那个禁制令他不能这样做。而且对于托尔斯泰来说，进行调查或者向新闻界提供信息也是藐视法庭。

篇8：“掘坟”式的调查性报道:“哥萨克”案研究

托比・洛被封为奥尔丁顿勋爵。

1973年：美国作家朱利叶斯・爱泼斯坦根据美国关于这一事件的历史记录出版《惩罚行动》（Operation Keelhaul）一书。

英国档案局从外交部和国防部接收了1945年的文件，使其得以公开。

1974年：贝瑟尔勋爵出版《最后的秘密》一书。

1977年：托尔斯泰伯爵出版《雅尔塔的牺牲品》（Victims of Yalta）一书。

1978年：托尔斯泰发现英国外交部相关的文件已经被销毁，他从华盛顿得到了复印件。

1981年：奥尔丁顿宣称他是在1945年5月25日离开奥地利的。

1985年：托尔斯泰出版《大臣与大屠杀》（The Minister and the Massacres）一书。

奈杰尔・沃茨（Nigel Watts）由于与此事件无关的原因出版了一本批评奥尔丁顿勋爵的小册子，指责奥尔丁顿是1945年5月那个臭名昭著的事件的罪魁祸首。他曾向托尔斯泰询问过此事的一些细节。

奥尔丁顿勋爵提起诉讼，指控沃茨诽谤，对此案胸有成竹的托尔斯泰主动要求一起被起诉。

1987-1988年：奥尔丁顿准备诉讼，其费用是由太阳联盟保险公司（Sun Alliance Insurance Company）

承担的。他得到了一些托尔斯泰无法得到的档案。

1989年：审判从10月2日持续到11月30日，托尔斯泰被判有罪，奥尔丁顿获得赔偿及诉讼费用共计150万英磅，创下了当时诽谤赔偿的记录。

1990年：托尔斯泰上诉，奥尔丁顿向法庭要求托尔斯泰必须先证明他能支付得起诉讼费用才能上诉，上诉法院的注册官驳回了这一请求，但奥尔丁顿上诉并获得成功。托尔斯泰支付不起法庭要求他预存的12.49万英磅，上诉被驳回，他宣布破产。

托尔斯泰在斯特拉斯堡向欧洲人权法庭提出上诉，指控奥尔丁顿侵犯了他自由表达意见的权利。

1991年：BBC历史系列节目《时代t望》制作了一期《英国的背叛》，在节目播出前，奥尔丁顿写信给BBC指出“将保留起诉的权利，因为这是诽谤”。BBC不予理睬，如期播出了节目（只播了一次）。

1993年：托尔斯泰向上诉法院申请准许他引入新的证据，被驳回。

1994年：托尔斯泰在高等法院发布一个针对奥尔丁顿的文书，以欺诈为由要求撤消1989年的判决。

科林斯（Collins）法官对此不予考虑，认为这是对法庭程序的滥用。然后他做出了一个史无前例的决定，命令无偿为托尔斯泰提供辩护的律师支付奥尔丁顿60％的诉讼费，这就有效地保证了托尔斯泰再也找不到律师帮助他。

：2月托尔斯泰对高级法院的判决提出上诉，被驳回。

纪录片《时代t望》

《时代t望》是BBC的一档历史节目，在BBC2台每次50分钟的节目里，回顾报道20世纪和20世纪以前的历史问题、观点和故事。其目的是激起观众对20世纪以前历史的关注，展示久远的过去对于今天的启示，并引发争论，比如其关于二战轰炸和移民历史的节目。其竞争对手是四频道的《秘史》（Secret History）节目。

《英国的背叛》堪称英国纪录片艺术的典范。它不仅清晰而系统地叙述了整个事件的经过，对镜头的选择也恰到好处。节目中所包含的文献资料或者展示了事件的原貌，或者出色地阐述了时代的主题。

节目一开始就阐明虽然诽谤案审判彻底宣布奥尔丁顿勋爵无罪，但并不意味着人们对这一事件本身的兴趣会减弱，这一论断在节目快结束时再次重复。节目的后半段指出托尔斯泰的败诉是因为他在奥尔丁顿离开奥地利的时间上出了错误，因此进行了错误的归罪，但没有提及围绕着那个日期的争论，以及有人指责奥尔丁顿在此问题上改变说法的情况。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节目认可了诽谤案的判决，即奥尔丁顿不应受指控。节目自始至终也没有说审判是不公平的。

篇9：“掘坟”式的调查性报道:“哥萨克”案研究

从这个案子还可以得到更多一般性的教训。几年前，在一系列的调查之前，对于英国人来说，很难相信所揭露出来的这一切是真的，法官的偏袒、无知和错误也超出了他们的想象。托尔斯泰诽谤案或许进一步破坏了英国法律体系的信誉。它还使人们注意到英国当选的政客竟然可以随便处理档案，进而要求制定相关措施防止此类事情的发生。

“哥萨克”案的前前后后就是如此，其魅力在很大程度上在于元凶尚未找到。

（作者：田青（1977― ），女，山东青岛人。中国青年政治学院新闻系毕业生，现为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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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ohnson, D. (1990) A vindication that came too late. Times, 19 October 19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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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edham, J. with Wang Ling (1954) Science and Civilisation in China.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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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lstoy, N. (1997) Investigating the forced repatriation of the Cossacks. Talk given to the students of the MA Investigative

Journalism course at Nottingham Trent University, 13 November 1997.

Tolstoy@enterprise.net OR www.uvsc.edu.tolstoy

“掘坟”式的调查性报道:“哥萨克”案研究

篇10：深度报道生产方式的新变化论文

深度报道生产方式的新变化论文

【提要】本文以深度报道记者的QQ群为研究对象，探讨这一深度报道记者交流形式的发端、功能、作用机理。作者认为，深度报道记者QQ群不仅仅是深度报道记者之间保持沟通和协作的工具，而且直接影响了深度报道的生产方式，重塑了深度报道记者在产业链中的身份，并且有可能成为构建深度报道记者职业共同体的第一步。

【关键词】深度报道记者 QQ群 虚拟社区 职业共同体 新闻生产方式 媒体协作

一、深度报道记者QQ群的概况

本文所探讨的深度报道记者QQ群，特指由深度报道记者为主创建、群成员绝大多数以从事深度报道、调查报道、舆论监督报道、异地监督报道为主的记者的QQ群。由于中国深度报道记者数量有限，因此，深度报道记者QQ群的数量并不多。事实上，对于深度报道记者们来说，他们经常参与的QQ群往往和人数多少、是否活跃并非密切相关，甚至于连这个QQ群的名字中是否包括“记者”二字都不重要。目前，深度报道记者比较集中的QQ群如“小刀”、“蓝衣”、“东八区”，字面上都看不出与媒体工作者相关，但却是深度报道记者最常使用、有效性也非常高的QQ群。

一般而言，记者QQ群创建者的身份、目的十分复杂，由此建立的QQ群也十分多元。比较常见的种类有：

1.由具有正式身份的记者创建的QQ群，如“深度报道记者群”、“小刀”、“蓝衣”、“东八区”等。

2.由非正式的记者或者非记者创建的QQ群，如“律师媒体俱乐部”是由一名律师创建，像鲁宁平、葛树春等民间职业爆料人也建有自己的QQ群。

3.由公关、广告等广义的“媒体人”创建的QQ群，其对广告、公关的诉求目的性更为明确。尽管还没有详细的统计，但可以肯定的是，这样的广告群数量巨大。

与后两种QQ群不同，深度报道记者QQ群建立的初衷，都是帮助职业记者交流信息、完成采访。这样的QQ群往往是几位平常联系比较密切的记者发起组建，并在各自的交往圈中介绍、吸收新的成员，往往成员之间相互比较了解、信任，共同语言较多，尽管创立之初以完成工作为目标，但是随着交流增加，完成工作的功利性逐渐降低，情感交流等其他功能的重要性逐步提高。

综合考察上述三种QQ群，不同的QQ群，人们加入的方式和路径存在差别，而其难度也完全不同。

一般而言，要加入一个以深度报道记者为主的QQ群门槛相对比较高、难度比较大。除非是由已有的成员邀请或介绍加入，一个新进者的加入往往需要经过相对比较严格的验证过程。首先，申请加入者必须告诉群管理员自己的真实姓名和供职单位，管理员会借助百度或者谷歌等搜索工具进行搜索。如果搜索结果和申请者的描述不符，或者申请者发表的报道的数量和性质与群的定位不符，管理员会拒绝其加入。其次，管理员会在群内询问其他群成员是否认识或者了解这位新加入者，如果得到的结果是否定的，申请者即使已经被批准加入，也会被立即清理出群。最后，群成员往往被要求修改“群名片”，以真实的供职单位和姓名示人，这样，即使有人利用管理员的一时疏忽进入群，也会很快被发现。

二、深度报道记者QQ群的发端

深度报道记者QQ群的出现，既是深度报道这一特殊新闻报道类型的需要，又是中国新闻生产环境和互联网技术发展相结合的产物。

首先，客观上，深度报道记者需要借助各种手段缩短自己和报道领域、消息来源之间的距离。

如果按照报道内容和日常工作方式来对记者这一职业进行分类，通常情况下，可以把他们分成条线记者和综合记者。中国从事深度报道的记者绝大多数都是综合记者，其中的涵义包括：

1.由于报道性质和报道领域的限制，在物理空间上，他们的报道范围经常是陌生的；

2.在人际关系上，他们报道的对象往往不在自己日常交往的范围内；

3.在知识领域，他们的报道内容往往是他们不常接触的。

比如，在《南方周末》这样的全国性新闻周报中，综合记者占多数，即使有个别记者有自己的专属条线，也是长期自发形成而非制度性的。

同样的情况即使在美国也同样存在。赫伯特・甘斯对美国《新闻周刊》《时代》周刊的研究也表明，全国性的新闻工作者――我怀疑也包括地方性的新闻记者――只是在一个相对小而狭窄的消息来源集合体中腾挪辗转。而在这个集合体中，那些与他们保持经常性接触的人占大多数。①

如果说进入网络时代，通过搜索工具和借助外脑，深度报道记者能够快速弥补知识和背景的缺陷，那么，对于消息来源，他们就必须借助更加多样的手段来发掘。

其次，中国特殊的新闻生产环境决定了深度报道记者之间有交换信息乃至建立自己虚拟社区的需要和可能。

这里所说的中国特殊的新闻生产环境也包括几层涵义：一是中国幅员辽阔，不仅地理环境，而且在风土人情习俗和历史沿革上有巨大的差异；二是中国的新闻管理制度和信息公开现状，决定了记者获取特定信息的难度；三是本地记者在报道本地负面新闻或舆论监督类新闻时往往受到各种限制；四是具有中国传统文化背景的人际关系贯穿于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

由于上述原因，对于从事深度报道的记者来说，他们不得不经常面对这样的情况：必须远离自己熟悉的地域，进行异地采访报道；必须设法突破异地既有的信息封锁；必须克服社会关系的局限，拉近和消息来源的距离；必须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弥补知识背景上的差距。

而在另一方面，对于那些掌握消息来源和采访资源的本地条线记者或深度报道记者来说，由于报道本地负面新闻受到限制，他们有输出手中资源的主观意愿，而这种意愿的强烈程度取决于新闻本身在其个人价值判断中的结果和位置。这种价值判断可能基于个人的新闻职业理想和职业伦理，也可能基于个人利益的需要，比如新闻事件的当事人与记者个人利益直接相关。

对于双方来说，他们所缺少的是联系彼此的纽带，深度报道记者需要及时找到本地同行，而本地记者则需要找到对自己掌握的资源感兴趣的外地深度报道记者。

第三，互联网技术的发展，使得建立一种既能迅速发现彼此、又能在一定范围内保密的社交关系成为可能。

如前所述，外地深度报道记者与本地同行记者之间的联系早在上世纪90年代就已经十分频繁。例如广西南丹矿难发生后，广西媒体都不敢掀开黑幕，于是《广西日报》有人想到了当时供职于《羊*晚报》的赵世龙，打电话把有关消息告诉了他。第二天，他就飞到南宁，采访了参与前期暗访的多家媒体的记者，并在第三天发表了《大水淹了南丹七个矿》，率先报道了南丹矿难。②

在互联网出现之前，这种彼此联系更多是依靠长期互动建立起来的私人关系，具有点对点的特征。进入异地采访的记者，要么是在当地早有朋友，要么是通过其他朋友的介绍去结识新的朋友，具有相当的封闭性。相对而言，这种联系方式对于掌握信息一端的人来说更加主动和便利。而对于深度报道记者来说，一旦在自己现实世界的朋友圈中无法得到反馈，整个联系纽带就会中断。

在互联网出现之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网络论坛（BBS）一度成为记者之间彼此交流的方式，其中比较典型的是西祠胡同中的“记者的家”讨论版。由于其成员多数是全国各地的记者，因此这里成为同行信息交流的重要场所。但是类似的讨论版不可避免地受到两个因素的制约：一是由于同行之间存在竞争，记者们往往不愿意在讨论版中发出求助信息，唯恐引起其他同行的关注；二是由于讨论版具有开放性，参与其中的成员的真实身份很难掌握，人们担心在其中讨论新闻报道的信息会引起被报道对象或新闻管理部门的关注，使新闻报道夭折。而那些为记者提供信息或其他帮助的人，也担心在这一过程中暴露身份，引发报复。这使得BBS更多地充当新闻业务研讨的阵地，而非新闻信息交流的场所。

正是新闻信息供需双方对于沟通有效性和保密性的双重需要，才直接导致了调查记者QQ群的诞生。

三、深度报道记者QQ群的功能

深度报道记者的QQ群的功能很广泛，包括投诉报料、通报信息、发布招聘信息、开展业务互助、娱乐消遣、生活帮助等等。具体到新闻生产上，深度报道记者的QQ群在提供新闻线索、寻找采访对象、远程核实事实、实现组团采访、共同应对外部压力上都经常性地发挥作用。在这中间，对于新闻线索、信息来源的交流是建立QQ群的根本出发点，也是最重要的功能。正如美国学者德尔默・邓恩所言：“记者唯一重要的手段，就是他的新闻来源，以及他如何利用这些新闻来源。”③

通过近两年发生的一些典型案例，有助于我们更直观地了解深度报道记者QQ群的功能。

案例1：现任中共云南省红河州委宣传部长伍皓，从担任新华社云南分社记者开始，就以“云南。伍皓”的网名加入了包括“深度报道记者群”在内的多个深度报道记者QQ群，但直到他转任中共云南省委宣传部副部长，才真正引起QQ群中成员的关注。作为一名善于使用互联网工具的宣传官员，伍皓是**群中的活跃者，和群成员保持着密集的互动，包括介绍云南、交流信息，甚至为前往云南采访的各地记者提供各种便利，这也使得拥有官员身份的伍皓得以长期保留在QQ群中。

案例2：1月19日，多个深度报道记者QQ群中传出消息，新华社《t望东方周刊》记者周范才在广西阳朔采访时，被荔浦县公安局强行带走，在出示了相关证件之后，荔浦警方仍坚持现场手写“拘传证”，将周范才从阳朔带到荔浦。接到这个消息，QQ群成员迅速行动，一部分人设法和周范才所在单位及同事联系，核实信息；一部分记者利用自己掌握的资源搜集荔浦警方相关人员的信息。在确认信息的真实性并得到荔浦县公安局相关负责人的联系方法之后，众多媒体记者开始频繁地给包括荔浦县委书记在内的相关负责人打电话，了解案情、敦请维护记者权益，共同给当地警方施加压力。20日凌晨1时，周范才恢复自由并被送回阳朔。与此相类似的情况，在207月《经济观察报》记者仇子明被通缉事件中也出现过。

可见，在广泛的意义上，深度报道记者QQ群具有精神鼓励、技术交流、资源共享、遇险互助、行业自律等功能。互联网社会学研究者巴里・威尔曼（Barry Wellman）和他的同事的研究发现，互联网使用者基于共同的兴趣和价值加入网络或线上团体，既然人都有多种兴趣，在线上的成员身份亦复如是。随着时间流逝，许多原本是工具性而且专属化的网络，最后会提供个人实质上和情感上的支持。④由于记者群体在中国社会结构中所处的特殊位置，这个群体与公权力、普通民众之间的冲突和互动是频繁的。在这一过程中，深度报道记者QQ群在凝聚群体、整合力量、维系稳定上发挥的作用不容忽视。

一个可以对此加以解释的工具是“群体内聚力”。群体内聚力是指群体对其成员、群体内成员彼此之间的吸引力，这种吸引力达到一定程度时，就可以说这个群体是具有内聚力的群体。影响群体内聚力的强弱的主要因素包括工作任务的目标结构、群体的领导方式、群体内部的奖励方式、群体内的人际关系、外界影响、群体成员的个性特征以及群体规模等，具有强内聚力的群体特征为：领导与其成员之间的关系比较协调；成员参与共同活动；成员之间经常沟通；经常给予群体内其他成员以肯定评价；成员满意度高；成员的士气高昂。⑤

在拥有深度报道记者QQ群之前，深度报道记者之间尽管有沟通、交流以及共同活动，但往往只能局限于小范围中，并且以具体新闻报道为主要话题，其沟通的经常性、话题的多样性、共同活动的规模性都十分有限。深度报道记者之间竞争的关系大于合作，由于交流不畅，他们对信息的需求往往无法得到满足，从而影响了群体的整体评价。在拥有了深度报道记者QQ群之后，这一切发生了明显的变化。

尽管目前还缺少关于中国深度报道记者相互选择的实证研究，但非常直观的是，自从有了深度报道记者QQ群，以往在线下以及BBS论坛上频次很低的相互联络和沟通变得频繁多了，而彼此沟通的内容也大大丰富，远远超出了信息求助和帮助的范畴。

四、深度报道记者QQ群的意义

深度报道记者QQ群的出现，首先使得深度报道记者职业共同体的出现具有了某种可能。

西方主流观点认为，在西方，社会职业共同体只有两种：法律职业共同体和医生职业共同体，有的还加上教师。其主要认同的标准是，这两个群体受过难度很高的比较一致的职业训练，拥有一套独特的话语体系，有着独特的利益诉求和价值观、伦理观。而记者以及其他普通知识分子，首先在职业训练的难度上既不算高，也不一致。⑥

有的传媒人也认为：在媒体分类上，恐怕我们有全世界媒体行业最为复杂的分类标准。这种相当复杂的层级划分和分类，背后是复杂的权力格局，承担的是不同的传播功能，体现的是不同的利益机制，形成的是四分五裂的媒体从业人员结构，生产的是五花八门的媒体产品。在此基础上，很难想象会有基本行业共识的产生，会有核心价值观的形成。更难想象会产生对共同公共命题的同声相应同气相求。⑦

但正如《南方周末》从事深度报道的记者傅剑锋所分析的，在深度报道记者这个群体中，从理论上说，存在构成共同体所需要的条件：

1.有难度很高的较为一致的训练或从业经历。他们所受到的限制，以及生存与安全的压力，远大于西方调查记者，他们不是简单地依靠勇气和激情，还有成熟的、高度智能化的技艺。

2.有共同的外部压力与威胁，这种外部压力也促使深度报道记者需要有一个共同体成为他们的庇护所。他们是记者中最需要有共同体作为家园的群体，以抵抗精神上的不安。

3.有初步的共同利益、伦理标准和价值标准。⑧

深度报道记者QQ群的出现实际上是验证了学者展江的一个判断：“如果说媒体的强项是大众传播――向大众海量输送信息和理念，那么媒体作为共同体的.第一步，恐怕是在媒体界开展有效的组织或群体传播――培养、扩散共享价值观和在特定的事件中发出维权之声。”⑨

深度报道记者的QQ群毫无疑问已经迈出了深度报道记者职业共同体的“第一步”，事实上，由于QQ群的存在，使得深度报道记者职业共同体不再仅仅是“想象的共同体”。

其次，深度报道记者QQ群的出现，直接改变了深度报道的新闻生产方式，其中最大的变化是“合作”的出现。

作为一个社会学术语，“合作”是指个人与个人、群体与群体之间为达到共同目的，彼此相互配合的一种联合行动。成功的合作需要具备的基本条件主要有一致的目标、统一的认识和规范、相互信赖的合作气氛、具有合作赖以生存和发展的一定物质基础。在诸条件中，必要的物质条件（包括设备、通讯和交通器材工具等）是合作能顺利进行的前提，空间上的最佳配合距离，时间上的准时、有序，都是物质条件的组成部分。⑩

在有QQ群之前，深度报道记者之间的合作往往缺少必要的物质条件：信息的需求者无法及时发现信息的提供者；深度报道记者由于缺少经常、有效的沟通而彼此陌生，缺少必要的信任感；由于信息提供者和需求者之间缺少共同的旨趣和约束，双方很难有共同认可的行为规范。

但在有了作为一种群体内沟通形式的QQ群之后，上述问题都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解决。其中最为重要的一项进步是，由于加入深度报道记者QQ群的成员往往既要通过身份验证，又要经受同行口碑检验，其身份的真实性得到了很大的保证，其行为规范面临更为明确的约束，这对于提高合作的效率是一项重要保证。

一旦合作成为一种可能，发挥合作的力量就成为常常面临采访困境的深度报道记者的必然选择。《三联生活周刊》副主编李鸿谷说：“一个好记者有几方面要求：第一是人际资源，第二是技术资源，第三是思想资源。这三个方面，或许是超越的基础。”QQ群的出现，无疑是对记者人际资源、思想资源的一次拓展。

第三，正因为“合作”的出现，QQ群使得参与其中的深度报道记者的身份常常发生很大变化。

通常情况下，按照性质不同，合作可以分为同质合作与非同质合作，前者是指合作者无差别地从事同一活动；后者是指为了达到同一目标，合作者有所分工，如按工艺流程分别完成不同工序的生产。

由于媒体对一个选题往往只派一名记者、同行之间又存在事实上的竞争关系，因此同质合作并不适合于深度报道。非同质合作占据合作的主流，这时候，深度报道记者不再是单纯的采访者，在特定的新闻事件采访中，他们会重新进行分工，各自扮演不同的角色。这种情况，在重大新闻事件中表现得尤为突出。

例如，在云南盈江地震报道中，几个深度报道记者QQ群中曾经出现了成员的广泛参与和自发分工：一部分人负责收集各媒体赶往地震现场的记者名单和联系方式，以方便同行在一线互相联络、互相帮助；一部分人负责收集和通报救援队、医疗队等社会各界赶赴现场的资料和信息，以帮助在一线的同行扩大信息收集面，并在必要的时候寻求帮助；还有一部分人则在微博等社交媒体上发布记者赶往一线的信息，以获得社会各界的支持，为前往一线的同行提供精神鼓励。

参与这一过程的人虽然本身都是深度报道记者，但是由于各自职责的不同，在自身职业精神的驱动下，自发地进行了分工。那些未被自己供职的媒体派往地震现场的记者，主观上有意愿在此类报道中发挥自己的作用；那些被派往现场的记者，又受到信息沟通不畅的制约，客观上需要信息的补充和协调。这种分工和协调本应由各媒体来承担，但事实上，由于受到体制、机制和利益的制约，媒体自身缺位了，QQ群及时填补了这项空白。

如果将QQ群视作媒体协作的一种形式，那么必须要说，这种形式本身也有一个发展和演变的过程。在互联网诞生之前，这种协作更多是以现实社会中个人点对点联系的方式存在。在互联网之后，又经历了从BBS到QQ群演变的过程。影响这一切的决定性因素都是技术变革。事实上，即使是**群自身也在随着技术的发展而变化，在“群共享”这个功能出现之前，成员在QQ群中更多的是即时询问某个采访对象的联系方式，但是“群共享”出现之后，群中的主要成员往往会将自己的采访资源交给大家随时共享，这使得群成员之间的合作和互助变得更加经常和有效。这恰恰是技术变革影响新闻生产方式的一个重要表现。值得重视的是，微博的出现将给新闻生产方式带来新的变化。

无论是BBS、QQ群还是微博，对于新闻生产来说，其缺点和优点都一样鲜明。在BBS上，记者之间的有效互动比较少、保密性比较差、效率比较低下；QQ群信息庞杂、议事混乱，虽有一定的效率，但是这种效率受到多种不可控的因素影响；微博则会牵扯使用者过多的精力，对于工作繁忙、任务繁重的记者来说，这是一个很重的负担。

从一个更大的范围看，记者也同样面临着尼尔・波斯曼在《技术垄断》中描述的状况：我们像魔术师的学徒一样，在信息洪流中被冲得晕头转向。……在技术垄断盛行的环境里，信息和人的意旨之间的纽带已经被切断了。也就是说，信息杂乱无章地出现，并不指向具体的人，数量难测、速度惊人。但从理论、意义或宗旨上看，却是断裂分割的。

在现有的条件下，记者必须善于综合运用包括线下、BBS、QQ群、微博在内的多种协作方式，才能适应形势的迅猛变化。

注释：

①赫伯特・甘斯：《什么在决定新闻》第157页，北京大学出版社版

②赵世龙：《调查中国――新闻背后的故事》第61~62页，中国方正出版社版

③迈克尔・舒德森：《新闻社会学》第179页，华夏出版社年版

④曼纽尔・卡斯特：《网络社会的崛起》第444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版

⑤⑩《中国大百科全书・社会学卷》第224、90页，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1年版

⑥傅剑锋：《对新闻职业共同体的愿景》，《南方传媒研究》第26辑，2010年版

⑦石扉客：《反暴力是构建媒体职业共同体的最大公约数》，《南方传媒研究》第26辑，2010年版

⑧傅剑锋：《对新闻职业共同体的愿景》，《南方传媒研究》第26辑，2010年版

⑨展江：《新闻职业共同体呼之欲出》，《南方传媒研究》第26辑，2010年版

张志安：《记者如何专业》第251页，南方日报出版社版

张志安：《新闻生产的变革：从组织化向社会化――以微博如何影响调查性报道为视角的研究》，《新闻记者》20第3期。

尼尔・波斯曼：《技术垄断》第41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版

篇11：大学生使用信用卡利弊的深度报道

近几年，学生信用卡在各大高校迅速窜红，越来越多的大学生开始使用这种先消费后还款的透支服务。各家银行都推出了相关的学生信用卡业务，慷慨地提供给大学生额度不小的透支额度。其中，建设银行提供的最高额度为3000元，工商银行的额度为500元，其他银行的透支额度大多控制在元以内。同时，信用卡办卡的门槛也越来越低。

在哈尔滨地区的黑龙江大学，从起，开始提供自愿办理工商银行的信用卡，信用额度为500元。而哈尔滨工业大学，提供由金城国际信用管理有限公司和广东发展银行发行的“大学生信用卡”，为本科生设定的授信额度为1000元，研究生为3000元，研究生以上为5000元，有效期为在校期间。

根据对50名学生进行了抽样问卷调查显示，52%的大学生月消费水平在500~700元，13%在500元以下，；主要经济来源为父母的占到86%，其余有的来自奖学金，有的来自勤工俭学或者贷款。

“办理信用卡主要目的”一项中，分别有一半的大学生选择“付款方便”和“学习理财”，而选择“超前消费”的占了14%，还有一些大学生选择了积累信用值、应急、受身边学生影响等。

调查还显示，有69%的大学生对信用卡的使用细则和欠还款的滞纳金收取规则不了解；有49%的大学生没怎么使用过信用卡，36%的是大学生每月使用1至3次；29%的人选择透支消费，8%选择分期付款购买商品，3%选择透支取现；担心自己可能过度透支而无法按时还款的`比例占到39%，而已经有8%的大学生曾缴纳过滞纳金；对“超前消费”持赞成态度的人占到了77%；75%的大学生认为大学生使用信用卡利大于弊，其他人则认为弊大于利。

从信用卡的有利方面来说，信用卡有助于较早培养大学生的信用意识。就信用制度而言，很少有大学生知道这是一种发展机遇。当信用积累到一定的程度，信用额度会随之增加。不仅如此，当学生的信用高，以后在进行贷款等方面会方便很多。

有很多大学生为学费和生活费四处兼职，以致影响学业。信用卡的普及，不但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缓解这种情况，还可以提高大学生对信任关系在

第一文库网现代社会生活中意义的认识。因此，接受、使用信用卡有助于培养大学生的信贷问题。借贷本身并不是信用问题，借贷的还款才是信用问题。

对于出国留学的学生而言，信用卡的另一好处是支付方便。大学生中，特别是一些重点高校的学生群体中，有许多想出国求学的学生，而大部分出国考试，如托福，GRE等，都可以通过信用卡网上付费。以报考GRE为例，如果该学生用招行开通了网上支付功能的一卡通付款后，当考试中心ETS要退款时，会从美国寄出美元支票，该支票的地址不是用中文而是用拼音拼写，这就使得考生收到这笔款项的可能性就变得很小。如果该考生采用的是招行一卡通支付功能的信用卡付款后，考试中心在退款时会将金额直接打回信用卡，从而免去不少麻烦。此外，目前招行和建行的学生信用卡都是双币卡，对于出国旅游或者想要留学的学生而言免去了到国外再办一卡的麻烦。

信用卡省钱，是许多招行信用卡推销员着重强调的特点。这一点对大学生的吸引力也是很大的。每月一次免息取现的政策，虽说每次省下的金额有限，但几年积下来也是很可观的。不仅如此，汇钱到异地信用卡是不收任何手续费的，所以对于在外地读书的大学生来说，这个政策很受欢迎。

但是，从上面的调查我们可以看到，很多持有信用卡的大学生对于自己办理的信用卡的相关明细并不清楚。这就导致费用的增收。像工行的信用卡，只要每年划卡五次，就可以免去年费，否则，就得承担100元年费。

过度消费，容易成“卡奴”。信用卡对于缺乏自制力和尚未体会到社会残酷的大学生而言，是个盲目消费的泥沼。如透支过度，难以还款，一不小心成了“卡奴”，对于透支后未能及时还款的后果认识不清等等。

而且大学生，作为一个特殊群体，经济来源主要来自父母，当他们过度消费，就会给父母产生负担。

权衡信用卡的利与弊，大学生使用信用卡应该更加普及。信用卡可以使大学生增强责任感，学会理财等。大学生在办理信用卡是应有选择地理性。面对营销人员的鼓动和游说，我们要学会理性办卡，选择与自己消费结构、消费能力、消费方式和行为相适应的金融结构办卡。一般要选择网点多、还款方便、信用度高，又具有网上支付、转账功能，费用低的银行办卡。

不仅如此，大学生要合理透支按时还款。要了解和学习信用卡的基本知识，加强信用观念。充分利用信用卡给大学生活带来的种种便利。信用卡的合理透支是能尽量享受最长的免息期和不同的优惠商户和优惠活动；按时还款，不但能减免利息，还能形成良好信用记录。信用卡主要是用于消费，要尽量少取现。 大学生还应加强信用卡的防盗意识。有的大学生往往将信用卡的密码设置的过于简单或用生日日期作为密码设置，这一点要引起注意，并且丢失后要及时办理挂失；消费后要及时确认，在这点上YOUNG卡做得很好，可用手机短信的形式确认，学生在消费后会立刻收到招行的确认短信，网上支付时也需要通过手机输入验证码才可以顺利付款。这样能有效地防止失窃。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与国外的日益接轨，信用卡为大学生带来了许多便利之处，了解和使用信用卡，是新时代大学生的必修课。同时它也是一把双刃剑，对其放任自流，糊涂消费就会出现这样或那样的问题。我们要学会理性消费、合理理财，上好大学生活的理财的第一课。在全球金融危机的今天，理性对待信用卡更具有现实意义。

篇12：财经媒体深度报道的三招必杀技

财经媒体深度报道的三招必杀技

<21世纪经济报道>(以下两称“<21>”)现在已成为一张每周发行5期的日报,但在报纸定位上仍强调深度报道.这样做有两个原因,一是,<21>以深度报道起家,其渊源可以追朔到<南方周末>,“遗传基因”决定了这张报纸不可能主发那些消息类的新闻;二是,报社的`决策层意识到,作为一张传统的报纸,在速度上无论如何没办法同网络竞争,但读者手拿一张报纸阅读深度报道的愉悦感却是纸媒体的优势之一.

作 者：李清宇  作者单位：《21世纪经济报道》杂志社 刊 名：青年记者 英文刊名：YOUTH JOURNALIST 年，卷(期)： “”(12) 分类号：G21 关键词： 

篇13：电视新闻深度报道的策划与编导论文

电视新闻深度报道的策划与编导论文

摘要：随着社会的发展，我国进入了一个全新的时代，在这个时代中，电影媒体得到了很好的发展，目前我们最重要的一个问题是如何做好电视新闻深度报道，报道新闻要具有创意，没有创意的新闻是不会吸引观众的。

关键词：电视新闻 深度报道 创新 策划 报道

目前在我国的电视才所播出的系列报道中很少有精品报道出现，分析其中的原因发现有两部分原因，第一是电视节目的策划者、生产者的意识十分的落后；第二电视台做报道投入的精力不够，没有真正的做出一篇好的报道。若是不再解决这些问题，将会导致电视台的新闻报道形式受到限制，编剧在报道新闻时由于创新意识较差、编导的工作能力较低，掩盖了新闻报道本身的优势，阻碍了新闻报道形式的发展。这些问题的存在还会使得系列报道与连续报道的新闻题材被当做其他的形式作为报道。本文笔者将会从以往的一些优秀的新闻报道中找出例子来对系列报道与联系报道的实践作出一些分析。

一、如何做好电视新闻深度报道策划

（一）增强电视新闻的策划性，抓好选题

关于如何做好新闻报道的策划，首先要增强电视新闻的策划性，选好新闻的主题。新闻主题的选取与策划对新闻的报道十分的重要。媒体对观众的影响力是通过新闻节目的策划能力表现出来的，一篇优秀的新闻报道会给社会带来巨大的经济收益。新闻报道在选择题才时要体现时代的精神，同时也要突出时代的重要性，贴近时代的创新性，突出时代的高度与深度，最好能够广泛的引起社会上人们的关注，与此同时，在制作新闻的时候要同时应用声音与动画的形式来对新闻进行描述。综上所述，选择良好的题材是一篇报道质量的关键，

（二）在采访中挖掘有深度的新闻事实与背景材料

第二，选题时要在采访中深入的挖掘有用的新闻事实，新闻记者在平常的工作中要及时的做好重大会议，领导活动，重大活动的采访与报道，记者也要将事情发生的时间、地点、原因真实的展现在大众的眼前，深入的挖掘事件背后的事实真相。当一件事情发生时，记者需要现场的画面，若是没有事实的现场，将很难的将事实展现在观众眼前，所以当记着工作时有一定的技巧与方法来挖掘新闻背景，记者可以通过采访当事人的讲述或者根据目击者的回忆来还原事实，电视台的新闻工作者要在尊重事实的前提下进行新闻的报道，只有做好一些细节的问题，讲述真实的事情真相，会对社会的收入有意想不到的效果。

（三）在新闻节目编排上卜功夫，增强电视新闻的集中效应和深度

第三，要下更多的功夫在新闻节目的'编排上，编排电视节目从宏观上来看，主要是对新闻进行调配、选择、加工，再进行有机的串联。从微观的方面来看，主要指的是单条新闻与声音画面的结合。一个新闻栏目制作的水平主要体现在编排的程度上，所以在编排新闻节目时要下很大的功夫。

电视节目再安排一档新闻节目时通常采用的方法是倒金字塔形式，所谓的倒金字塔形式就是将最重要的新闻安排在新闻的前头，比较不重要的放在后面。头条新闻的编排就是利用了倒金字塔形式，在新闻节目中占有很大的分量，一般来说新闻价值大的会放在最引人注目的前头作为新闻的头条。

（四）运用多种表现手法，提升电视新闻的深度和效果

提升电视新闻的效果可以运用多种的表现手法，新闻的编排可以用多种手段来编排，是一种综合艺术，在报道新闻时要有创新的思维，在表现形式中要有别具一格的特色，新闻的编排可以采用系列报道、专访、现场采访、综述、评论、消息等形式进行报道，若是还要加强报道的传播效果，可以通过添加动画、字幕、图表等形式来增加效果，这样一来可以增强新闻对观众的冲击力度，发挥传媒的独特优点，目前我们在新闻中增加的配图、编后、评论等活动，同时添加了动漫、字幕、图表等形式使得新闻得到了明显的效果。

（五）崇尚敬业精神，打造一流新闻团队

建立起一支具有崇尚敬业精神的新闻团队对于新闻编排具有很好的推动作用。新闻向大众传播着信息，是一门综合性的艺术，新闻是传播信息的媒介，所以新闻的制作必须要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新闻的制作要第一时间的察觉到社会的变迁，新闻的制作团队要有铁一样的精神，昌吉电视台一直遵守着公平、公正、公开的工作原则，激发了大家的工作积极性与热情。一大批构思精巧，主题深刻，贴近社情民意，火热生活的报道层出不穷，近几年来昌吉电视台围绕着党和政府的中心工作，在新闻的报道中创新报道形式与内容，推出有分量有深度的报道，精心策划连续报道，推出感染力强，鲜活感人的经典报道，推出面向百姓、答疑解惑的服务性报道，创造出更加新颖的报道形式。

新闻的工作要不断的进行创新，不断的翻新信息，工作者要认真的研究政府、党委每个部门的工作内容努力的领悟到各个时期的意境，在工作过程中不断积累经验，增加自己的阅历，不断地探索电视新闻报道的方法与思路，让我们的电视新闻体现出创造性、时代性。

二、电视新闻深度报道的编导

（一）完成指定选题的摄制任务

之前中央电视台报道出来的弹指一挥间是属于指令性的题材，这是一类题材比较广的选题，面对这类选题，新闻部门的决策者策划者和编剧要有超强的反应能力以及超强的把握能力，否则就很容易将选好的题目遗漏掉或者把握不住之前的选题而浪费。从中央到地方，许多深度报道的选题都是由有关部门和领导根据当前党和国家和宣传重心发出指示而命题完成的。

（二）选题是编导根据自己

通过了解党和国家制定的政策与方针，判断、分析、观察社会的生活与现象，能够更好的选择好新闻题材。在系列报道与联系报道的节目中占有很大的这样的题材，比较有创新的思维，出现过很多的报道精品，就像曾经在获得了全国电视新闻节目一等奖的连续报道《起诉在东京》河南电视部以及新近荣获第八届中国新闻奖电视系列报道一等奖的《投资不增、成本不升，效益提高缘何而来》等，这些都是自己寻找的才并且成功完成拍摄的优秀作品之一，不管是哪一种题材，在拍摄之前都要对这个题材进行讨论。首先要对拍摄方案、取材范围、选题的立意、策划的主题进行消化、确认、分析，其次在此基础上从可行性的角度对上述内容进行补充与修改，最后是编导调动自己的智能储备，从实施者和创造者的双重角度进一步开掘，从而提升创意、深化主题，最大程度的发挥选题的能量。

参考文献：

[1]柳溪.“新”媒体“新”民生一一电视民生新闻的媒介融合策略[J].电影评介，，（02）.

[2]王佳.媒介融合环境卜的电视民生新闻发展路径研究[J].剑南文学（经典教苑），2013，（07）.

[3]沈慧萍.探析全媒体时代电视民生新闻的营销[J].新闻知识，2013，（10）.

篇14：[深度报道]为什么去香港上大学(组图)

[深度报道]为什么去香港上大学(组图)

中国新闻周刊：为什么去香港上大学(组图)

来源：中国新闻周刊

香港大学

香港夜景

人民网・天津视窗7月21日讯：香港的大学，突然间成了能考上北大、清华的内地“尖子生”们的一个热门新 选择。一时间，警告内地一流大学正在降为二流的疾呼有之，对此“威胁”表示不屑的有之，但是，在争论到底香港的还是内地的大学算是一流时，有多少人真正了 解香港的大学是怎么办的，从办学理念到教学方式究竟与内地已经司空见惯了的高教体制有何不同？

香港高校冲击波

内地学生选择香港的大学，意味着选择了与内地大学完全不同的另一种教育。香港高校的“报考热”，迫使内地同行重新思考什么是“现代大学制度”

7月15日下午，北京市重点中学四中(其毕业生每年高考到重点大学的占95%，其中上清华、北大的比例一直稳定在40%左右)的理科生杜鸥家，一家人犹豫再三，最后还是决定先把15000元港币的定金汇到香港大学，这样还可以有整个暑假的时间做出选择。

7月14日，今年高考674分的杜鸥，收到香港大学的录取通知书，但她没有获得该校奖学金。“薄薄的几张纸订在一起，就像一份账单，第一年3万，第二年8万……”杜鸥对《中国新闻周刊》说。通知书上写明，7月15日是递交回执和定金的最后一天，逾期视作放弃。

几天前，杜鸥收到清华大学自动化系的录取通知书。另外，她还参加了香港科技大学、香港理工大学的自主招生，均被录取，但也都没有获得奖学金。

去清华，还是去港大？全家举棋不定。毕竟，如果选择港大，就要承担每年约10万元港币的花费。

最后，杜鸥的父母决定汇款，预留下香港大学的名额，然后再多方打听、综合考虑到底该去哪所大学。他们有一个夏天的时间做出选择。但如果最后决定去清华，那15000元港币的定金就打了水漂。

最高录取比例48∶1

与其他参加香港大学自主招生的考生不同，杜鸥提前参加了香港大学的“校长推荐考试”。这是为综合能力强的 学生提前设立的面试，面试时间很长，考官询问得也很细。在北京有60多名学生参加了这个考试。根据面试情况，香港大学给这些学生的高考成绩分别加上10 分、20分或30分，以保证他们更容易获得录取资格。杜鸥在这次提前面试中，得到了30分加分。然而即使如此，她还是没有获得奖学金。竞争之激烈，由此可 见一斑。

杜鸥在查询香港大学的报名申请名单时发现，北京四中至少有100多名同学报了名，占该校应届高中毕业生人数的1/5。

据统计，今年8所香港高校在内地计划招生约1300人，而全国报名人数突破3万人。录取比例大约为23∶1。

香港科技大学中国内地学生及学术事务主任朱力径此前向媒体披露，今年香港科技大学在内地共收到了6300份报名申请，按计划今年港科大在内地招生人数为160人，录取比例近40∶1，甚至高出北大、清华在一些地方的录取比例。

香港理工大学的录取比例更为惊人。有媒体报道，香港理工大学今年报考人数为9600多人，是去年的3倍多。该校计划录取200人，录取比例高达48∶1，是8所港校中最高的。

“生源实在太好了！”香港城市大学校长张信刚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说，该校原定今年招收170名内地学生，但现在决定把招生名额的上限提高到220名。

经教育部批准，香港中文大学、香港城市大学今年被列入内地本科一批录取名单，即考生在填报志愿时可以像选 内地院校一样选报这两所院校的志愿，如被这两所高校录取，不能再被其他院校录取。而另外6所港校――香港大学、香港科技大学、香港理工大学、香港浸会大 学、香港岭南大学和香港教育学院，继续采取考生自行选报、高校自主录取的办法。

高额奖学金、全英文授课、国际化程度高以及就业前景好，是港校受到青睐的主要原因。以奖学金为例，张信刚 说，香港城市大学给出的全额奖学金是4年44万港币，他给记者算了一笔账：香港城市大学每年学费6万港币，宿舍费1.5万港币，加上杂费，饭费等，一年9 万港币足够了。即使学生一年探家两趟，也会有节余。

起步于8年前：由冷到热

香港高校到内地招生始于1998年。香港浸会大学校长吴清辉接受本刊采访时介绍，港校到内地招生最早得益 于香港一个慈善团体“赛马会”的支持。1998年，赛马会给香港高校提供了一笔资金，作为招收内地学生的奖学金。从此，港校拿着这笔钱开始在内地招生了。 当时的做法是，港校委托内地北大、清华、复旦、上海交大、浙大、南京大学和中山大学等10所高校“代招”学生，这些高校把一些已经考入该校的学生推荐给香 港高校。那时，港校在内地招生的总数也就几十名。

国家教育发展研究中心一位人士告诉本刊，“代招”的做法从1998年一直延续到2002年。2003年起，教育部允许港校在内地自主招生，但仅限于北京、上海、广东等6省市;2004年增加到10个省市;2005年又扩大到17个省市；2006年增加到20个。

据吴清辉介绍，香港每年招收大学本科生约14500人。港府教育统筹司规定，1998年香港高校招收的非本地生总额不超过学生总数的4%。这一规定在1999年有所放松，达到8%。今年又进一步放宽，达10%。未来几年，这个比例将上升到25%。

“在非本地名额中，只有少数是海外留学生，绝大多数都是内地学生。”吴清辉说。

内地的学生和家长起初对港校是比较冷漠的。“刚开始，内地对港校知之甚少。”张信刚说，那时候内地的很多领导常常望文生义，以为香港城市大学是专门培养城市规划、城市建设人才的。“有领导甚至希望我们帮助通通下水道。”

近年来，香港与内地的来往日益密切，港校的宣传攻势也不断扩大，港校在内地的声望水涨船高。

陈虎(化名)是北京四中今年应届文科毕业生。他告诉本刊，今年香港大学、香港科技大学、香港中文大学等港 校都在北京四中做了宣讲，有的还不止一次。港校请回从四中毕业并已在香港就读的学生现身说法，推介港校。据他了解，有的港校还给已经保送清华、北大的学生 开了会，承诺如去港校就将给高额奖学金。

“前几年还没人知道，”陈虎对本刊说，“没想到，这两年港校在内地招生一下子从买方市场变成了卖方市场。”

两种大学体制的竞争

香港中文大学目前已招到4省的高考状元；广东省14名总分同为900分(指标准分)的状元中，7名报考了港校……7月，香港8所高校到内地大规模录取“尖子生”引起舆论广泛关注，以致于有媒体把港校在内地招生称为“掐尖”。

对此，本刊记者所采访到的香港城市大学校长张信刚、香港理工大学校长潘宗光、香港浸会大学校长吴清辉等纷 纷表态，要理性看待这件事。“北大、清华永远是中国最好的大学”，“我们不会赶上北大、清华的。”潘宗光更说：“今年香港在内地只招1300多名学生。我 相信，内地的好学生肯定不止这些。”而内地的中国农业大学校长陈章良则指出：“前些年，我们很多优秀的学生出国留学，就曾有人惊呼人才流失。而现在，国家 的很多重要岗位，却都是那些有留学背景的人。”

张信刚这样解释香港城市大学为什么参加内地高考统招：“我们之所以选择参加高考联招，而没有选择自主招生，一个主要的原因是，高考联招目前是最公平的方法，托人情等一些干扰力量不能发挥作用。”

但是，校长们也看到了依靠高考分数的弊端，吴清辉说：“依靠高考分数固然简单，但我们不相信，因一分之差，学生会有多大差别。所以在面试中，我们主要看学生的应对能力如何，反应是否快。”

当本刊记者向张信刚提到，有内地高校教师提出，香港高校在内地招生，应全部纳入统招计划。因为一些港校在 内地学校录取后招生，造成一些内地高校录取的考生不报到，“北大去年因此浪费了10余个名额”。张信刚回答说：在西方，一个学生收到几份录取通知，从中选 择一个学校，是很正常的现象。他自己的女儿当年就收到了哈佛和斯坦福两所高校的录取通知，最后她放弃了斯坦福。

而香港理工大学校长潘宗光对此的说法是：这是国际通例。考生之间要竞争，大学之间也要竞争。

所以，看起来，北京大学因香港高校招生浪费了十余个招生名额，是一个不同招生规则造成的技术问题，但其后面，是两种教育体制的不同。

北京理工大学教育科学研究所教授杨 东平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说，考生和家长看中港校的往往是奖学金高、就业前景好等现实因素，其实，作为大学之间的竞争，内容要丰富得多。“与其说是 名校之间的竞争，不如说是两种大学制度的竞争。”杨 东平说，选择香港的大学，意味着选择了与内地大学的教育理念、教育内容、校园文化等完全不同的另一种教育。

谈到大学教育，一位香港名校的校长这样自信地说：“我们的学生有能力在世界任何地方工作”

作为与内地完全不同的环境、不同的体制中发展起来的香港高校，虽然受到了内地考生、家长乃至有关学者的热 捧，但它们具体情况，实际上大多数内地人并不了解。它们究竟是怎样的学校，奉行怎样的教育理念和教学体制？学生在那里会受到怎样的教育和训练，又会向哪些 方向发展，有怎样的前途？

特别是，已经有人指出，今年是中国加入WTO时承诺开放教育过渡期的最后一年，教育市场的全面开放，已是不远的事。了解香港的大学是怎样运作的，就显得更有意义。

香港三名校：港大、中大与科大

目前在香港，一共有8所大学(university)，另外还有许多学院(college)。这8所大学是：香港大学、中文大学、科技大学、理工大学、岭南大学、浸会大学、城市大学和教育学院。其中前三所，实力最强。

香港大学正式成立于1911年，已有近百年的历史，也是香港8所大学中历史最悠久的。它与香港中文大学是香港仅有的2所综合型大学，包括了建筑学院、文学院、经济及工商管理学院等10所学院。在2004年英国《泰晤士报》公布全球最佳200所大学中排名第39位。

而香港中文大学，是由四所书院组成的。除资源分配、招生政策等由本部中央管理，各书院行政独立，享有书院 文化发展的自由。这四所书院都有其各自的背景。像新亚书院，就是由一批著名学者钱穆、唐君毅、张丕介等创立的，成为当代中国，特别是在历史、文化学科的一 个学术重镇。崇基学院由于是香港基督教教会代表所创办的，因此受到了基督教文化的影响。

与前两所大学不同，香港科技大学的历史非常之短。它创立于1988年，于1991年10月才正式开学。但 是，在短短十几年里，它已在《泰晤士报》的全球最佳200所大学排名中，位列第42名。从办学模式上讲，科大模仿了美国公立大学，其75%的教师在北美 62所一流研究型学府中取得了博士学位。

在香港，一般来说人们会认为老牌的香港大学是英式教育的代表，中文大学，则饱受中国文化的浸泡，而后起之秀科技大学，是典型的美式教育。然而，香港教育研究所所长，香港中文大学的卢乃桂教授认为，应该说它们现在都是在探索自己的道路，是混合的、港式的教育模式。

香港城市大学校长张信刚这样向本刊记者表达他的办学理念：重视人文精神和科技成果的相互配合，提倡学术自由、表达自由、信息流通自由。“我当校长快11年了，我的治校理念很简单，就是让学校更像一间大学”。

而中文大学的副校长郑振耀用更简洁的话总结他们的办学理念：“结合传统与现代，融会中国与西方。”

政府出资，教授治校

香港的8所大学均属于公立大学。每所大学都是通过有关的香港法令组建的。该法令总体上规定了大学的权利和责任、特权和构造，而这些规定的修改权只属于香港立法会。

大学办学的资金也主要来自于政府的投入。根据香港大学官方网站资料显示，2003～2004学年度有 64%的办学资金来自于政府支持，14.9%为学费，还有7.9%是社会的捐助。香港中文大学官方网站的资料也显示，2004～2005年度来自于政府支 持的经费占到了总数的62.1%。

香港科技大学人文社科学部教授、美国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高级研究员丁学良告诉《中国新闻周刊》，香港政 府设有一个专门的大学拨款委员会，通过不定期的研究评估，分配政府的教育拨款。政府的财政拨款，一般用于学校日常运作；而社会捐助部分则一般用于具体的某 项事务，例如设立某项奖学金，建立某个研究所，修建某项设施等。

虽然8所大学均属于公立性质，但政府并不直接参与管理。郑振耀介绍，依据香港法令规定，大学的最高决策机 构是校董事会。校董会主席由香港特首任命，董事会成员也需由主席提名，并经特首批准通过。这些成员中，有超过一半是校外的在社会上具有影响力的人，例如， 立法会议员、工商教育界知名人士等。来自校内的董事，则由校长、各学院院长以及一些著名教授组成。目前香港所有高校都会把校董事会成员控制在30名以内， 并且每名校董都有其固定任期。

学校中最重要的决策均要通过校董事会。例如聘请校长，就是由校董会成员组成一个专门的小组，在全世界内进行公开招聘。

但学校日常的大部分工作，尤其是学术、教学上的工作，都是由教务委员会来处理。教务委员会全部是由教授和学生代表组成，其中教授占多数。只要是在教务方面的决策，校董会都会尊重教务会的有关决定。因此，郑振耀把其称作：教授治校。

丁学良在其著作《什么是世界一流大学？》一书中介绍了科大教师的聘用过程。每当有空缺职位时，该系会成立 专门的录用委员会，并在多家英文和中文的专业期刊公布招聘信息。委员会由资深和资浅的教员搭配构成，经过几轮筛选和无记名投票后，选出候选人，有关的结果 和系主任的意见经由学院复议，最后报学校批准方可聘用。

香港中文大学博士，现任教于北京大学医学部公共卫生学院的刘继同告诉《中国新闻周刊》，目前香港高校新教师的聘用，均是采用合约制，一般是3年一签。

除了教师招聘制度，香港教师的评审制度也非常严格。郑振耀把教师的评审、晋升指标归纳为4点。首先，是教 师的学术成就；第二，是他的教学水平；第三，是教师的社会服务；这其中包括参与不同的社会机构，例如政府的一些咨询会议、专业团体的工作，而这些都是非牟 利性的；第四，就是对学校、书院、学院所做的贡献。而有关的评审也是由教员组成的学术评审委员会完成的。

身在香港，同时也身处全球

香港科技大学工业工程与物流管理系的大一学生金韬，目前正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参加一项自费的 暑期交流活动。“快要考试了，我大部分时间都留在屋里复习《流体力学》，不过抽空儿也去了一趟拉斯维加斯。”这次暑期交流的机会是她从学校寄给每一个学生 的电子邮件中获知的。而学校一般都是通过电邮的方式把各类实习、交流机会的信息传递给学生。学生只需填写有关的申请表，就可以参加这样的交流活动。

在香港高校，这种国际交流是非常习见的。据郑振耀介绍，中文大学每年有2400多个各种不同时间长度的国 际交流名额提供给本科生(中大每年招入的新生共2900多人)。中文大学已与180多所著名的海内外学府开展学生交换计划(时间不少于一学期，正式参与对 方学校的课程，并且达成学分互认)，其中就包括哈佛、耶鲁、康奈尔等世界顶级大学。

港大、科大的情况与中大的情况基本相似。据资料显示，3所学校每年的学生交换计划均不少于400个名额。 香港理工大学潘宗光告诉本刊：“我们每年有500个交换生名额。交换的学校一半在内地，一半在海外。我们的目标是帮助我们的学生在毕业之前，每人都有一次 离开本土的机会。这个目标现在我们已经实现了一半。”

世界各地的学生也在涌进香港校园。用科大人文社科部读研究生孙元嘉的说法，“你随时可以(在校园里)看到各种不同肤色的人，连老师的构成也是多元的”。

在港大2004～2005年度的官方资料中，在1万多名在校生里，有超过1000名的非本地学生，来自世界上35个不同的国家和地区。

段海燕是北大政府管理学院大四的学生，大三时曾去香港中文大学做了半年的交换生。在中大期间，她选修了高阶德语课。令其深感佩服的是，老师是个德国人，德语和英语的水平自不待言，就连广东话和普通话都转换自如。

在香港科技大学生物化学系读二年级的张怡也非常感叹：“就连我的1门选修课――《中国历史》的老师，都是耶鲁大学毕业的博士。”

据郑振耀介绍，中大的教师都是从全世界公开招聘的，95%的教师拥有国外名校学历。郑认为，每一名从国际 名校归来的老师，都会有他的国际联系网络，从而也就使得学校能够跟世界各地的知名大学，有较为密切的联系，“这样，我们的课程、教学、管理等都会有着很好 的国际性的背景。”

国际交流，不单单体现在人从国外来。所有曾在香港高校求过学的人，对于学校信息资源的丰富与快捷都深有感 触。香港大学博士、现任教于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的隋玉杰副教授告诉本刊，香港高校的图书资料系统非常全面，尤其是国际领域的最新成果，可以随时检 索到。“有些需要付费才能看到全文的文章，只要你提出申请，学校都会马上帮你转过来，在这方面学校都有相应的补贴。”

刘继同教授对此也深有体会。他记得一本名叫《社会政策》的英国学术期刊，在中大图书馆中，甚至可以查到从20世纪初创刊以来的每一期。

香港高校与国际接轨的，不仅是英语授课。在课程、教学方式等方面，都采用了国际主流的方式。

与内地的学分制不同，香港的学分机制相当灵活。目的是使学生能够学到更为广博的知识，并且加强自学的能力。郑振耀把这种教育方式称为通识教育。 具体来讲，如果是按照3年制(目前香港高校本科仍然采用3年制，因此内地学生去香港念书还要读1年的预科)来算，中大学生要修满99个学分，其中基础课和 必修课最多不超过70多学分，剩下的学分都用于其他的选修课程。而且，即使是必修课，其大部分也可以由学生根据个人情况，选择上哪些课以及在哪个学期上。 郑振耀说：“这样，学生不会把全部的学分放在主修方面。而选修课涵盖了全校的几百门课程，这其中包括了文化传承、自然科学、人文与社会等很多方面。”

对于这种自主选择权，就读于香港大学数学系三年级的本科生周的感觉是“很松快”。由于头两年只有5门必修课，于是周选择了很多金融、投资方面的课程。

这样做，对于学校教师，也是一种压力。中国人民大学政治学系教授张鸣，曾赴香港中文大学做过访问学者，他评价说，由于学生的这种选择自主性，不能够吸引学生的课程，就无法开设下去。

除了学分机制外，香港高校的课程设置也相当灵活。曾赴香港大学交换的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本科生韩颖告诉《中国新闻周刊》，除了一般性的讲授课外， 香港高校的课堂还会安排专门的讨论课。这种讨论课常由助教主持，采用小班模式，一般只有约10名左右的学生参加。在每堂课结束时，助教会布置下一堂的主 题，列出要看的'书目。在下一堂课，通过观察学生之间的小组讨论和提问学生，来判断每名学生是否认真地完成了任务。“如果没看过那些书，你就根本没法参与到 那些讨论中。”韩颖说。

香港高校的课程数量虽然不多，但韩颖介绍，由于学校十分注重考核学生平时的学习情况，因此每名学生的工作量非常之大。港大期末考试的成绩通常只占总成绩的40%左右，而其他考核项目包括出勤、平时作业、期中考试等等。

“这里的理科生更是辛苦，压力大、作业多，每天熬到夜里两三点是很正常的。”韩颖说。

张怡的学习也非常紧张，几乎每周都会有考试。“记得有一门实验课，最后的总成绩就是由10次考试的分数加总得出的。”她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这样培养出的学生，他们的前程很让校方欣慰。以香港中文大学为例，在该校就读的内地本科生毕业后，约25%的留校读研，20%拿到奖学金去国外 继续深造，30%多留在香港工作，14%选择了回内地工作。而在香港科技大学，该校2005年毕业生中，92%毕业生在8月份以前就拿到了offer(入 学或工作的批准书)。而选择就业的学生，平均月收入为11554港币。

用郑振耀的话来评价：“我们培养的人才不是某方面的专才，而是通才，他们在各个领域都能够成为领头人。我相信，他们具有在香港、内地、乃至世界任何地方工作的能力。”

“Hall文化”

在香港高校读书，社团活动是其校园教育不可少的一部分，其中最为独特的是它的“Hall文化”。这里的Hall就是指学生居住的宿舍楼，学生会 以它为单位组成社团。“也许你不属于系的社团(类似于内地高校的系学生会)，也许你不属于院的社团(类似于内地高校的院学生会)，但从你一进校开始，就一 定属于某个Hall的社团。”(香港高校中，只有Hall社团无需报名，当你入住时，自动成为它的一员)张怡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Hall中的事务都是由学生自主解决的，每个楼层都会有楼长、副楼长，负责学生生活的管理。“譬如规定晚上12点开楼会，如果你不来，楼长会点名批评，还会找你谈话。如果几次不参加Hall里的活动，就会渐渐难以融入他们的生活，甚至被赶出Hall。”韩颖说。

每栋Hall都有不同的风格，学生在参与、组织Hall活动的过程中，锻炼出很强的领导能力，也培养了的团队感。“我们那个Hall的社团名叫 冰川舍，据说是因为楼里的空调特别猛。”张怡说。冰川舍平均每2周就会举行一次活动，形式也是多种多样。比如各种运动比赛，有时是楼内各层间的竞争，有时 是与其他社团的比赛。张怡觉得最有意思的是，每到期末考试之前，冰川舍都会组织一个“烧猪大会”，祈祷大家在即将来临的期末考试中，能够取得优异的成绩。 “烧猪会”结束，同学们共同分享众多的美食。

韩颖住的伟伦楼中，有一个传统节日“伟伦节”。即每个楼层包装一个“楼花”，最后参加评选，看谁获胜。同学们拍摄专辑并录制成CD和录像带、送 海报和小礼品、派传单……“有好几轮攻势，真的和包装一个明星差不多。”韩颖的楼友当时是参与的主力之一，每天上午8点多就起床出门了，而第二天早晨五六 点才会回来。“那次我们楼层最后获胜了，所有人都抱在一起哭成一团，非常感人。”韩颖说。

对于香港高校丰富的社团活动，郑振耀认为这在学生的个人发展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因为在香港高校里，学生需要自己去解决很多问题，筹备 很多事情。”在中大有200多个学生社团，而这些社团的管理都完全是由学生自主进行的。他们的参选、竞选、拉票，乃至筹备活动都是由自己来解决。学校提供 给学生一个非常宽松、自由的环境，引导和启发学生自由的成长。他认为，这也是学校全能教育的一个重要方面。

来自上海的王净先后就读于香港城市大学和香港中文大学。他曾做过系学生会的执行委员，对港校社团活动感触颇多：“社团活动的经费是由学生会拨款，而学生会的钱是由港府提供的专项资金，学校是不能随便砍掉的。”

但韩颖也向《中国新闻周刊》指出，这样的“Hall文化”并不是人人都能承受的。有些学生宁愿每天赶很远的路在校外住，也不愿住在Hall。“因为真的很花时间！说实话，有些内地学生并不太能够接受这些。”

平等的对话空间

“我觉得港大这里的确开放、自由，有次见到数百教职工在图书馆前搭台抗议，痛斥学校没有诚信、不守诺言，而从港大学生的反应来看，他们已经司空 见惯了。”韩颖在港大交换期间，深深感受到了香港高校内这种平等的对话空间。“那时，大家对Hall旁的食堂服务不满意，于是学生自己组织群体签名，要求 学校做出改善，而最后食堂果然改制了。”她说。

港大学生周也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每间餐厅合约期满，都会由餐厅附近Hall的同学投票，来决定其去留。

在香港高校，各个Hall常常会有夜话和糖水会，为了想要更深入的接触学生，了解学生对校政的意见，校长每学期都会到各个Hall参加这种气氛融洽的夜话活动。学生既能够在这样的场合向校方领导表达意见，也可以从长者那里了解到学术和生活的经验和体会。

由于香港高校预计在2012到2013年，将本科阶段由三年转为四年制，加上学校正常的规模扩张，很多学校正面临着在校生要大幅增加的压力。为了缓解这方面的压力，中大校方提出将部分学生宿舍由两人间改为三人间。

由于涉及学生切身利益，校方先是公布计划，然后就这一提案在校园中进行广泛的意见征询，所有学生都收到了学校相关的电子邮件。同时，学校还在每个书院都设立示范单元，让学生去参观，实地感受三人间带来的变化。

但是，在意见征询中，学生会持反对意见，认为这种改制对学生的影响很大。同时，有人提出，部分宿舍的改制，增加的床位有限，成本还很高。最后，学校宿舍管理处认可了学生们的观点，就取消了这一计划，并随即再次发送电子邮件告知学生。

“这样的校园文化有助于公民意识的培养和民主政治的养成，有助于培养未来社会的领袖人才和现代社会的知识分子。”北京理工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教授杨 东平如此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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