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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佛经翻译对后世翻译活动的影响
佛经翻译对后世翻译活动的影响
我国古代佛经翻译时后世翻译的发展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它不但影响了后世翻译的翻译理论、方法、形式,甚至是汉语言的`词汇和文法,而且促成了中国文学新体--白话文体的产生.
作 者：王海生 金娇 作者单位：通化师范学院,外语系,吉林,通化,134002 刊 名：通化师范学院学报 英文刊名：JOURNAL OF TONGHUA TEACHERS COLLEGE 年，卷(期)：2007 28(6) 分类号：B948 关键词：佛经翻译 翻译理论 翻译标准篇2：佛经翻译对中国文化的影响
佛经翻译对中国文化的影响
佛经翻译历时上千年，所译入中国的佛典、输入中国的思想对中国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1.引言
佛经翻译作为中国译学史上的第一次高潮，不仅对中国翻译界的影响巨大，对中国文化诸因素的影响也可谓意义深远。可以说佛经翻译开启了中外文化交流的大门，对后世中国的发展起到了至关重要的历史作用。鉴于佛经翻译对中国翻译界的贡献已为各位略懂翻译史的人或翻译界的学者们共知，如支谦的《法句经序》、道安的“五失本三不易”、慧远的“厥中论”、玄奘的“五不翻”，等等。本文针对佛经翻译对中国文化中语言、思想、绘画艺术、文学方面的影响问题进行探讨。
2.佛经翻译的概况
佛经的翻译在中国历史上延续了上千年，始于东汉，盛于隋唐，续至宋元，经历了草创、发展、鼎盛和衰落四个阶段后，终于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初期共译经书570部，译经多由外籍僧人口授，汉人笔录。最具有代表性的人物当属安世高，支娄迦谶，支谦，和竺法护。东晋至隋代这一阶段被称为佛经翻译的发展期，期间共译佛经3155卷，著名的翻译家及理论批评家有释道安、鸠摩罗什、真谛、彦琮，他们不仅在实践上大有成就，在理论上也为后人留下了宝贵的财富。到了唐代，佛经翻译发展至鼎盛时期。据记载，此期的译经数量为玄奘的贡献最突出，他不仅译经达70部之多，译法更高超，或直译或意译，“圆满调和，斯道之极规也”。历经了发展鼎盛之后，到了宋元，在朝廷的支持下，译经事业虽还在继续，但在唐后期及周朝所遭受的毁灭性打击，已使其繁华成了历史。宋元之后，译经事业便告中止。明清两代，则仅有由日文、藏文、巴利文翻译为汉文的零星作品。纵观佛典汉译的历史，除了鸠摩罗什、真谛、玄奘和不空“四大译师”之外，尚还有留下姓名的译者200多名，共译佛典2100余种，6000余卷(祁志祥，2000：76-79)。
3.佛经翻译对中国文化的影响
3.1对中国古代哲学的影响
中国传统的哲学重经验认识，轻理论思维，注重对生活自身的探讨，轻视思考彼岸的问题。自从佛教传入中国以后，中国的传统思想便不断受到佛教思想的冲击。
首先，在人生观上。孔子说：“未知生，焉知死。”佛教首要探讨的就是生与死的问题。佛教认为人生一切皆苦，人生的目的应该是解脱生死，人处在无休止的轮回当中，宇宙万物也都在轮回当中，还将宇宙划分层次，有天堂、人间及地狱。这一观念深深影响了中国人的思维，致使许多人相信，人生的确有轮回，人生的确有无尽的烦恼和痛苦，要解脱苦难的唯一方法就是摆脱轮回。也使人相信人确实有前生也有来世，可能寄托于不同的形体中，可能在天堂，在人间，也可能在地狱。
其次，在宇宙观上。我国秦汉时期便形成了一套相当完整的，以阴阳五行学说为中心的宇宙论体系。这一体系一直为儒家和道家所继承发扬。自佛教宇宙观传入以来，这一理论体系受到了严峻的挑战，在中国的思想界引起了各种争论。佛教哲学的基本点是否认现实世界的存在而设想出一个与现实世界相对立的“西方极乐世界”。佛教各派都从不同角度、用不同证据论证客观世界的虚幻性，同时千方百计地论证主观精神世界的绝对性，属于典型的唯心主义。故儒佛道三家就开始对有神与无神、宇宙的虚与实的问题争论不休，这些争论对于人们正确认识宇宙和探索宇宙的奥妙有着积极的促进作用。
佛教传入中国后，儒佛道三家既互相排斥又互相影响，既互相斗争又互相吸收，在唯心主义的思想体系中结为一体。如宋明理学，在思维模式、修行方法等方面，受到佛教的影响十分明显，宋代以来的唯心主义思想几乎都从佛教哲学中吸取营养。程颐和朱熹的程朱理学借用了华严宗的某些命题，陆九渊和王守仁的陆王心学则吸收了禅宗的某些思想。可以这样说，汉唐以后的中国哲学史根本就离不开佛教思想史，而且成为中国哲学史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
3.2对汉语言的影响
美国汉学家芮沃寿在《中国历史中的佛教》一书中提道：“最显著而无所不在地体现出佛教影响的就是现代的中国语言。从山村野夫的谚语到文人骚客的雅言，那些源自佛教的词语，人们信手拈来，对其由来却不甚了了。”
佛教对汉语的最大影响莫过于词汇，一方面，历代佛经翻译者运用各种不同的翻译方法，创造出大量与佛教有关的汉语新词，如大批音译或创造而来的词“佛，如来，菩萨，罗汉，比丘尼，袈裟、比丘尼、涅槃、解脱、刹那”等。另一方面，不少汉语中的已有的词被赋予了佛教的意义，出现了大量的“佛化汉词”，如表达佛教基本教义的“空、法、因缘、自然、无为”和“十二缘生”的“无明、行、识、六入、名色、触、受、爱、取、有、生、老死”等。据日本人所编著的《佛教大辞典》统计，由佛经翻译传入的词语多达35000余种。据此，梁氏发出了“增加三万五千语，即增加三万五千个观念也。由此观之，则自译业勃兴后，我国语实质之扩大，其程度为何如者”的感慨(梁启超，2005：157)。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随着佛教的流传，佛语大量渗入社会生活并失去了佛教含义而具有了社会含义，成了人们常用的成语、俗语、谚语和惯用语。如“一尘不染”，佛家把色、声、香、味、触、法叫做“六尘”。如果在修行时能摈除一切杂念，佛语就叫“一尘不染”，变为社会语言以后，是非常清洁的意思。又如“五体投地”、“苦海无边、回头是岸”、“放下屠刀，立地成佛”、“慈悲为怀”、“现身说法”、“恍然大悟”、“菩萨心肠”等都来自佛语，至于从佛教生活衍化出来的语言就更多了，如“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和尚打伞——无法无天”、“无事不登三宝殿”、“跑了和尚跑不了庙”、“庙小菩萨大”、“临时抱佛脚”、“不见真佛不烧香”，等等。
翻译佛典初期的相当长一段时间内，翻译的基本方式是外籍僧人诵出原典，按原语语序翻译成汉语，再按汉语行文习惯改写。这种方式虽弊端十分显著，但对保存外语的文体及风格起了相当大的作用，对汉语文体及语法的'影响十分明显。如汉语中原没有或很少用的倒装句、提携句或散文诗歌交错，诗歌为无韵等，在佛典中多为应用，翻译过来以后，既保留了天然西域之语趣，又渐渐成了汉语常用表达法。另外，佛教用语一般都通俗易懂，佛经翻译也力求明白晓畅。既不用古文家的绳墨格调，又不用骈文家的绮词丽句，“之乎者也”皆一概不用，而采用了“因循本旨，不加文饰”，朴实平易的白话文体，白话文初见端倪，佛经翻译为汉语言开辟了一方新天地。 除此之外，对汉语语音的形成贡献也是显著的。汉语文字属于表意文字，其读音之难长期困扰中国人学习汉语。在佛教传入中国后，以其文字拼音化的原理和方法，大大启发和推动了中国人对汉语文字新的认识，解决了汉语文字读音难的问题。具体表现在：(1)反切的产生。梵语五十字为一切字之本，梵语及中亚胡语入华后，译经僧或文人借鉴其拼音原理和方法，创造反切。宋沈括《梦溪笔谈.艺文二》：“切韵之学本出于西域，汉人训字止曰读如某字，未用反切。”(普惠，2002：107)(2)四声的形成。汉语文字由声、韵、调三者构成，南北朝人不论做诗还是日常口语都好用双声、叠韵，佛经翻译盛行后，学者遂将梵语转读方法运用于诗文创作，形成平、上、去、入四声。
3.3对中国绘画艺术的影响
佛经翻译推动了中国绘画艺术理论的发展。如禅宗中的“自性论”虽然是纯粹的主观唯心主义，但撞击到绘画艺术界，却激发了艺术家的自我意识和创作的主体精神，唤醒了心灵自由的向往。艺术家们的创作一改昔日倾心于外在事物描摹的做法，而在亲身体验的基础上，抒发个人心灵的独特情感与思想;佛经强调“顿悟”，表现了非理性和超越性的一面。这一思维启发了中国绘画艺术家，他们为了抒发自我内心情感，往往超越物象，超越自我，打破时空的限制。如王维所画的《袁安卧雪图》，在雪中竟有一丛芭蕉，丝毫不考虑时序;“境界”在佛典中随处可见，就一般意义来讲，佛学中的“境界”是指佛界理想国或与事物相联系却超越事物之外的某种虚幻的精神，这种虚幻的精神只有通过知觉的方式才能把握，与绘画的艺术密切相通，中国一些杰出的艺术家将佛教境界与易象说等理论融合，形成了最具中国特色的美学理论——意境说。
印度佛教艺术是佛学思想和希腊艺术结合的产物，其不同风格的艺术促进中国绘画从内容到形式进行新的探索，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中国绘画写实手法的进一步发展。绘画内容从直接表现统治者的生活与权威转向维护统治的宗教题材，绘画的场所由宫殿走向石窟、寺庙，石窟作品给我们留下了宝贵的财富，如新疆龟兹石窟，吐鲁番吐峪沟石窟，敦煌石窟等。
3.4对文学的影响
佛教自传入中国以来的两千年间，据《大藏经》与《续藏经》上的数字，佛经翻译连同中国人做的注释在内，共有三千多部，一万五千多卷。如此宏大的佛经翻译给中国文学史带来了强劲的冲击，不但增添了无数新材料，建立了无穷新意境，而且创立了不少新文体。如宋元时流行的说唱文学及后来弹词里的说白与唱文夹杂并用，都是源于佛经里的偈颂体文。通观中国古代小说的历史发展，从六朝的志怪小说，到唐之传奇，宋之话本，再到元明清的章回小说，无不打上佛教深刻印痕。佛经翻译文学对近代中国文学的影响甚为深刻，正如梁启超所说：“我国近代之纯文学——若小说，若诗歌，皆与佛典翻译文学有密切关系。”
鉴于佛经翻译对中国不同历史时期文学的影响都很显著，已经成了文学研究界的研究课题，非一言两语就能说清楚的，故本文在此不作深入探讨。
4.结语
佛经翻译影响到了中国文化的方方面面，但由于历史的久远，文字、文化的变迁，当时所译著的经典已为现在读者所遗弃。但佛教作为中国文化和精神文明的一个组成部分，理应在新的世纪继续发挥应有的作用。因此，严格的学术规范对古代佛经和今人研究的著作进行翻译和再翻译，将当做一项紧急的任务，被提上日程。二十一世纪的佛经翻译面临更好的机遇，佛教文化已成为中国文化的一部分，深入人心，为译者提供了良好的文化语境，同时语言学、宗教学、文献学等学科的最新成果也为佛经重新进行阐释提供了途径。
篇3：佛经翻译历史及其影响简介
佛经翻译历史及其影响简介
发源于印度的佛教流传到中国以后，在中国得到了极大的推广，这主要得力于佛经翻译。佛经翻译在中国已有上千年的历史，形成了中国最早期的翻译理论。
一、佛经翻译历史
根据我国佛经翻译的发展历程，一般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从东汉到西晋的佛经翻译萌芽期;第二阶段，从东晋到隋的佛经翻译发展期;第三阶段，唐朝时代的佛经翻译成熟期。
中国最早的正式佛经翻译大约始于东汉明帝永平年间，明帝睡觉时梦到金人于是派遣大使到天竺寻访佛法，天竺僧人迦叶摩腾跟随使前来洛阳，翻译了《四十二章经》一卷。到了东汉末年时期，一些古印度和西域僧人来到汉地，以洛阳为中心，翻译出大量的佛教典籍。自此，中国的佛经翻译日渐兴盛，所以翻译学界一般把这个时期视为考察起点。但是这时的佛经翻译大多为个人行为，无组织性，因此文体杂乱。这个时期佛经翻译的特色，主要有大小乘两系统：一是以安世高为代表的小乘禅学派;一是以支娄迦谶为代表的大乘般若学。
从东晋开始，佛经翻译逐渐受到国家的重视，因此开始出现大规模的翻译组织，佛经翻译开始蓬勃。这时候翻译佛经的人大多来自印度，他们既通梵文，又懂汉文。翻译出许多的佛经经典，主要有大小乘经论、密教经、律典等，涉及印度佛教各个流派。这个时期佛经翻译的特点是传译较完备，译经师有系统地介绍佛经，确立翻译文体，翻译作品不求华美，但求切合原意，这是汉译佛经的发展期。
到了唐代，由于统治者十分重视佛经翻译活动，因此在人力财力方面给予了极大的支持。特别在唐太宗时期，为玄奘大师开设译经院，译经者达三千人之盛，这是中国译经的巅峰期，同时也是佛教的成熟期。在这个时期译经师则以中国高僧主持译事，典型代表是玄奘、义净，他们不但精通华文、梵文，佛学造诣更是博大精深，且以朝廷力量设置组织完备的译场，进行大规模的译经事业。
二、佛经翻译对我国翻译活动的影响
东汉至唐宋时期的佛经翻译，是中国翻译文学史上的第一次高潮，也是中国传统翻译理论的形成时期。它不但对我国的社会、政治、文化等产生重大的影响，在中国翻译史上也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下面从翻译形式、翻译理论和翻译策略三方面阐述佛经翻译对我国翻译活动的影响。
1.佛经翻译对翻译形式的影响
佛经翻译经历了从东汉时期的个人翻译到后来的组织翻译。唐代的翻译分工更明细，分为译主、度语、笔受、缀文、参译等。在这些分工中，各人的职责是明确的，如译主作为译场的翻译主管，要最终定夺翻译中遇到的问题，度语要根据梵语言文字音译成汉文，笔受要把录下来的梵文字译成汉文，缀文要整理译文，使译文通顺，参译要对译文进行校对，并与原文对照，检查错误等。这样一种合作翻译的方式对中国近代翻译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其中最典型的例子当属翻译大家林纾。林纾自己是不懂外语的，却翻译了多达180篇外国文学作品，采用的就是与别人合作翻译的形式。这在中国翻译史上是罕有的，就是在世界上也是少见的。
2.佛经翻译对翻译理论的影响
佛经翻译历程是从一个幼稚的直译到幼稚的意译，又从较成熟的直译到较成熟的意译，最后到两者兼容的发展模式。最初的佛经翻译大多文字质朴，力求保存原本面目，大部分用的是音译。到后来有了汉文又通梵文的中国高僧，佛经翻译的.水平开始提高了。中国最早的翻译观是三国时期的支谦在《法句经序》提出的“因循本旨，不加文饰”，即只按照作者的字面原意，不能加以任何变通。在佛经翻译刚刚起步的时代，支谦首先提出翻译之不易，接着反映早期文质两派的译学观点，并表明自己“好文”的译学主张。到了唐代，精通三藏、兼谙梵汉的高僧玄奘又推出“五不翻”原则。“五不翻”就是说在五种情况下不译其意，只传其音，也就是只进行音译，将原文语词照搬过来，待讲经时再进行全面讲解，层层展释。中国翻译理论发展到现代，非常有代表性的如严复的“信、达、雅”。钱钟书先生指出，这三字的提出早已见于支谦的《法句经序》。虽然我国翻译活动与西方相比来说起步虽晚，但始于佛经翻译的翻译理论一直保持有别于西方的独特见解，而且我国翻译理论研究深入对翻译行为本身的深层研究，注重译者在翻译过程中所起的作用，这和佛经翻译理论研究是一脉相承的。
3.佛经翻译对翻译策略的影响
在翻译策略及方法上，佛经翻译初期采取的是归化的翻译策略。佛经传入中国，必然有一个中国化的过程，这既是统治阶级的政治需求，又符合广大民众的意愿。因此在这个以传播佛教为目的的佛经翻译中，归化翻译策略必然占主导地位。这种归化策略对后世的翻译活动产生巨大的影响。中国近代是中西文化交流的重要时期，梁启超在《论译书》中详尽阐述了译学思想，他的“三义”在当时确实是翻译工作中最主要的理论问题。他提倡翻译政治小说，启发民智;主张用比较通俗的语言翻译外国著述，以便本国读者更好地接受。钱钟书在《林纾的翻译》一文提出“化境”说，它不仅与傅雷的“神似”说一脉相承，而且把后者提到更高的高度。“化境”被译界认为是“神似”的进一步发展。
三、结语
佛经翻译作为我国翻译史的标志，在我国社会、政治、文化方面都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它掀开了中国传统翻译理论的第一页，才有了现代的翻译理论。只有翻译工作者认真细致地总结过去两千年的翻译活动和理论发展史，中国的翻译事业才能蓬勃发展。
篇4：试论佛经翻译对中国古代文学创作的影响
试论佛经翻译对中国古代文学创作的影响
史无前例的“千年译经运动”--佛经翻译对中国文化做出了难以磨灭的贡献.中国古代文学是中华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论文着眼于创作思想、创作手法与创作题材等方面,试图剖析佛经翻译给中国古代文学创作带来的'巨大而深刻的影响,指出翻译在民族文化构建与创新过程中不可替代的作用.
作 者：裘禾敏 作者单位：浙江旅游职业学院外语系 刊 名：中共浙江省委党校学报 英文刊名：JOURNAL OF ZHEJIANG PROVINCIAL PARTY SCHOOL 年，卷(期)：2008 “”(1) 分类号：H159 关键词：佛经翻译 创作 创作 民族文化篇5：佛经翻译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分析
佛经翻译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分析
在我国历史上，经文翻译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可以说中国最早的翻译实践开始于经文翻译，最早的与外国文化交流也源于佛教翻译。
引言：所谓翻译，是指从语义到语体在译语中用最切近又最自然的对等语再现原语信(谭载喜《新编奈达论翻译》，1999,11)。从这个定义可以看出，翻译的操作对象是语言，而语言是文化的载体，所以翻译是通过语言传播文化，因此传达原语信息才是翻译的实质。那么什么是文化呢?从定义看，文化的定义包括物质文化和精神语文明两方面内容。其中物质文化包括生产、生活工具和与衣、食、住、行有关的“物质文化”实体;精神文化指人类大脑里的成就，包括思想、语言和其它超越结构的成就，如哲学、典章制度、风俗习惯等等。作为两种文化交流中的翻译人员，应该广泛考虑这两方面的各领域。
翻译是一种跨文化的行为，不仅仅是跨语言体系的转化。世界由许多国家组成，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独特的文化，并且大多生存至今，就因为它们之间代代相交流、相互促进和发展。而现在越来越多的人们开始认识到翻译在文化发展方面的.重要作用：王克非博士认为“翻译是用另外一种语言来表达意义的文化活动(王克非(翻译文化史论》，1999,37)。人们已经达成共识-翻译有利于文化交流和文化发展。没有口头或书面翻译，中国古代四大发明不会传到西方国家;没有翻译中国古代汉唐王朝的成就，不可能对其邻国尤其是韩、日文明发展产生深远影响。
马祖毅在《中国翻译简史》中认为，”我国的佛经翻译，从东汉桓帝末年安世高译经开始，魏晋南北朝时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到唐代臻于极盛，北宋时已经式微，元以后则是尾声了。“ (马祖毅，2007:18)。中国的佛经翻译从148年安世高起直至北宋末年，历史九百余年，留下了浩如烟海的佛经卷帙。可见中国古代的翻译活动是以佛经翻译为主的。佛经经文翻译对中国文化的发展和承传也带来巨大冲击，丰富发展了中华文化。中国历史上曾出现过三次翻译高潮，引进外国文化的不同方面，也相应地对中国文化带来不同的冲击和影响。本文主要就佛经翻译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尤其是在语言、汉文化以及思想方面作一些探讨。
一、佛经翻译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
(一)佛经翻译对汉语言的影响
通过佛经翻译输入了大量佛教词汇。在唐宋人编写的《一切经音义》和《翻译名义集中》中所收录的佛教词汇不下千条。这些词汇随着历史的发展成为汉语词汇的组成部分。如”菩萨“、”五体投地“等都是。语法结构也受到了佛经翻译的影响。如”如是我闻“,汉语助词”于“字，在先秦两汉的书籍中从来不用在动宾之间 ,魏晋六朝时译经，为了凑韵文字数，才有了这种用法，如鸠摩罗什译的《法华经》中就有”击于大法鼓“,”供养于诸佛“这类的句子。后来也就有了”取笑于我 “的说法。
此外在翻译佛经的过程中出现了大量的新的汉语词汇。
1、产生新的意义。例如：”色“在汉语里本指颜色，而在佛典里泛指物质。”空“汉语里本指不包含或没有，但在佛典里却是一个唯心主义的哲学概念，指的是事物没有实体，皆由因缘而生。
2、产生新的词汇。如执着、空寂都属这一类。此外还产生了有关佛经的新词语，有着深深的宗教色彩。如，佛法、宝刹等。
(二)佛经翻译对汉文学的影响
汉文学历史悠久，并历经了许多变化才形成了今天的汉文学。诗歌一直被认为是最高文学形式，并在唐代达到了顶峰，那时许多著名诗人和他们的杰作至今仍为人们传颂。唐代以后，诗渐被曲、杂剧、小说等其它文学形式所取代，翻译学者们证明，这些改变是受经文翻译影响的。印度文学很重视作品的结构且文学形式多样。《佛本行经》等是巨篇长史。其它经文或多或少有小说、戏剧形式，其中《须赖经》和其系列就同时有梵文和汉文版本。
从内容上看，中国文学也从佛经翻译中得到发展。佛教文学多赋想象力，尽管有的是不合理，但却把相对缺少想象力的文学解放出来。经文传入前，我国很少有像像印度文学作品里上天入地的想象。自佛教传入，我们有了《封神榜》、《西游记》等小说，其想象人物孙悟空、哪叱和其他不朽的众神鬼怪深深吸引了我们。
(三)佛经翻译对思想的影响
文化间的传播与交流最深刻的影响产生于精神层面。而精神层面的传播与交流主要是借助于语言文字，所以在语言的转换中，传达现实意义、传播文化，使得翻译在文化的交流与融合中扮演者具有极为重要的角色。
但是统治阶级把佛教作为阶级压迫和民族压迫的工具并加以利用，佛经翻译也就成了政治的附庸。佛经译本能否产生巨大影响，得到广泛流传，决定于译本内容是否能迎合当时的社会思潮，否能为封建阶级统治服务。所以对翻译佛经的同时，往往加以改造，以适应当时统治阶级的需要。
佛经翻译自汉魏开始、盛于隋唐、续至宋元，在中国延续千年以上，得到如此大规模翻译并经久不衰，与封建统治阶级的认可和扶植是分不开的。正如释道安所说：”不依国主，则法事难立。“佛教在特殊的历史时期，其翻译被统治阶级用来作为维护其统治的工具：例如南天竺僧人菩提流志、为迎合武周统治需要，凭空添上一段文字说有位”现女身“的”菩萨“当上皇帝，从而神化武氏女皇及周武统治，以迎合当时的政治需要。
二、总结
在我国历史上，经文翻译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可以说中国最早的翻译实践开始于经文翻译，最早的与外国文化交流也源于佛教翻译。它始于汉代，鼎盛于唐，结束于宋，延续一千多年的历史，影响巨大。汉文化在吸收佛经精华的同时，也剔除了佛经的糟粕，因此在一定的历史时期内有着积极的促进作用，但由于受到时代的局限，在一定程度上也有着消极作用。由此，汉文化形成了自己独特的特点，汉民族也形成了独特的精神世界。
篇6：《琵琶行》对后世影响
《琵琶行》与《长恨歌》有所不同的是，这首诗由历史题材转到了现实题材，通过亲身见闻，叙写了“老大嫁作商人妇”的琵琶女的沦落命运，并由此关合到自己的被贬遭际，发为“同是天涯沦落人”的深沉感慨。因为有切身体验，所以感情就来得特别深挚，因为是在贬所月夜的江面巧遇琵琶女，所以诗情就来得特别的哀婉、苍凉。诚如《唐宋诗醇》所谓：“满腔迁谪之感，借商妇以发之，有同病相怜之意焉。比兴相纬，寄托遥深。”在表现手法上，《琵琶行》除了用秋天的枫叶荻花和三次江月的精彩描写来烘托人物感情外，主要通过人物的动作、神态来展示其性格、心理。如“寻声暗问弹者谁，琵琶声停欲语迟”“千呼万唤始出来，犹抱琵琶半遮面”，都十分贴切地表现了弹奏者既因羞涩又因难言之痛而不愿见人的情态;从“转轴拨弦三两声”到“低眉信手续续弹”，以逐层递进的动作描写，来展示人物进入角色、开始回味往事时的神情和心绪，非常形象、逼真。至于其中对琵琶乐声的一段描写，更是精彩之至，诗人连续使用急雨、私语、珠落玉盘、花下莺鸣、冰下流泉、银瓶乍破水浆迸、铁骑突出刀枪鸣等一系列精妙的比喻，把乐声从急骤到轻微，从流利、清脆到幽咽、滞涩，再到突然激扬的过程极形象地摹写出来，而随着乐声的抑扬起伏，弹奏者动荡变化的感情也溢出行墨之外。更显出其描写的细腻、真切、自然流畅和情感的潜流暗转、突放突收而独具特色。在曲子接近终结时，作者这样写道：曲终收拨当心画，四弦一声如裂帛。东船西舫悄无言，唯见江心秋月白。
在一声“裂帛”般的音响之后，一切都归于静寂，唯有秋月映照江心。置身斯时斯境，同怀天涯沦落之感的作者与弹者心境如何，不难想见;而由此刹那间宁静所构成的.音响空白，也给读者留下了涵咏回味的广阔空间。虽然琵琶的琴声停止了，但是，那种感触却一直留在人们的心中。
创作背景/《琵琶行》
《琵琶行》作于唐宪宗元和十一年(公元8)秋，时白居易四十五岁，任江州司马。白居易在元和十年以前先是任左拾遗，后又任左赞善大夫。元和十年六月，唐朝藩镇势力派刺客在长安街头刺死了宰相武元衡，刺伤了御史中丞裴度，朝野大哗。藩镇势力在朝中的代言人又进一步提出要求罢免裴度，以安藩镇的“反侧”之心。这时白居易挺身而出，坚决主张讨贼，认为否则国将不国。白居易这种主张本来是对的，但因为他平素写讽喻诗得罪了许多朝廷的权贵，于是有人就说他官小位卑，擅越职分。再加上有人给他罗织罪名，于是贬之为江州司马。江州的州治在今江西省九江市。司马是刺史的助手，听起来也像是不错，但实际上在中唐时期这个职位是专门安置“犯罪”官员的，是变相发配到某地去接受监督看管的。这件事对白居易影响很大，是他思想变化的转折点，从此他早期的斗争锐气逐渐销磨，消极情绪日渐其多。
元和十年，予左迁九江郡司马。明年秋，送客湓浦口。闻舟中夜弹琵琶者，听其音，铮铮然有京都声。问其人，本长安倡女。尝学琵琶于穆、曹二善才，年长色衰，委身为贾人妇。遂命酒使快弹数曲，曲罢悯然。自叙少小时欢乐事，今漂沦憔悴，转徙于江湖间。予出官二年，恬然自安，感斯人言，是夕始觉有迁谪意。因为长句，歌以赠之，凡六百一十二言，命曰《琵琶行》。
《琵琶行》作于他贬官到江州的第二年，作品借着叙述琵琶女的高超演技和她的凄凉身世，抒发了作者个人政治上受打击、遭贬斥的抑郁悲凄之情。在这里，诗人把一个倡女视为自己的风尘知己，与她同病相怜，写人写己，哭己哭人，宦海的浮沉、生命的悲哀，全部融和为一体，因而使作品具有不同寻常的感染力。
诗前的小序介绍了长诗所述故事发生的时间、地点以及琵琶女其人，和作者写作此诗的缘起，实际上它已经简单地概括了后面长诗的基本内容。左迁：指降职、贬官。湓浦口：湓水与长江的汇口，在今九江市西。京都声：首都长安的韵味，一方面指曲调的地域特征，一方面也是指演技高超，非一般地方所有。善才：唐代用以称琵琶演奏家。命酒：派人整备酒宴。悯然，伤心的样子。恬然：安乐的样子。迁谪意：指被降职、被流放的悲哀。作者说他被贬到九江一年来，每天都很快乐，只有今天听了琵琶女的演奏，才勾起了他被流放的悲哀。这种说法是写文章的需要，读者当然不会相信他。长句：指七言古诗。
作品原文/《琵琶行》
元和十年,予左迁九江郡司马。明年秋，送客湓浦口，闻舟中夜弹琵琶者。听其音，铮铮然有京都声。问其人，本长安倡女，尝学琶琵于穆、曹二善才。年长色衰，委身为贾人妇。遂命酒，使快弹数曲。曲罢悯然，自叙少小时欢乐事，今漂沦憔悴，转徒于江湖间。予出官二年，恬然自安，感斯人言，是夕始觉有迁谪意。因为长句，歌以赠之，凡六百一十六言。命曰《琵琶行》。
浔阳江头夜送客，枫叶荻花秋瑟瑟。
主人下马客在船，举酒欲饮无管弦。
醉不成欢惨将别，别时茫茫江浸月。
忽闻水上琵琶声，主人忘归客不发.
寻声暗问弹者谁?琵琶声停欲语迟。
移船相近邀相见，添酒回灯重开宴。
千呼万唤始出来，犹抱琵琶半遮面。
转轴拨弦三两声，未成曲调先有情。
弦弦掩抑声声思，似诉平生不得志。
低眉信手续续弹，说尽心中无限事。
轻拢慢捻抹复挑，初为《霓裳》后《六幺》。
大弦嘈嘈如急雨，小弦切切如私语。
嘈嘈切切错杂弹，大珠小珠落玉盘。
间关莺语花底滑，幽咽泉流冰下难。
冰泉冷涩弦凝绝，凝绝不通声暂歇。
别有幽愁暗恨生，此时无声胜有声。
银瓶乍破水浆迸，铁骑突出刀枪鸣。
曲终收拨当心画，四弦一声如裂帛。
东船西舫悄无言，唯见江心秋月白。
沉吟放拨插弦中，整顿衣裳起敛容。
自言本是京城女，家在虾蟆陵下住。
十三学得琵琶成，名属教坊第一部。
曲罢曾教善才服，妆成每被秋娘妒。
五陵年少争缠头，一曲红绡不知数。
钿头银篦击节碎，血色罗裙翻酒污。
今年欢笑复明年，秋月春风等闲度。
弟走从军阿姨死，暮去朝来颜色故。
门前冷落鞍马稀，老大嫁作商人妇。
商人重利轻别离，前月浮梁买茶去。
去来江口守空船，绕船月明江水寒。
夜深忽梦少年事，梦啼妆泪红阑干。
我闻琵琶已叹息，又闻此语重唧唧。
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
我从去年辞帝京，谪居卧病浔阳城。
浔阳地僻无音乐，终岁不闻丝竹声。
住近湓江地低湿，黄芦苦竹绕宅生。
其间旦暮闻何物?杜鹃啼血猿哀鸣。
春江花朝秋月夜，往往取酒还独倾。
岂无山歌与村笛，呕哑嘲哳难为听。
今夜闻君琵琶语，如听仙乐耳暂明。
莫辞更坐弹一曲，为君翻作《琵琶行》。
感我此言良久立，却坐促弦弦转急。
凄凄不似向前声，满座重闻皆掩泣。
座中泣下谁最多?江州司马青衫湿。
篇7：佛经翻译与中国文化
佛经翻译与中国文化
唐朝太宗、高宗时期玄奘大师的译经代表了中国古代佛经翻译的最高水平。玄奘自太宗贞观三年经西域前往印度求学佛经，于贞观十九年回到长安，历时16年。
一、佛经翻译的历史盛况
中国人知道有佛教，是在西汉武帝通西域之后。现在有些人以为佛经翻译是东汉安世高开启的，其实最早的佛经翻译是西汉哀帝元寿元年(公元前2年)。贵霜帝国大月氏王遣使来中国口授佛经，博士弟子秦景宪协助来使伊存口授佛经。东汉明帝永平年间(公元54年)又有佛僧迦叶摩腾、竺法兰来华翻译佛经。但是大规模有影响的传人中国，则是在东汉桓帝建和年间(公元147年后)安世高来华译经之后。至此以后大约七百年，印度佛教通过佛僧译经传教。持续深入中国，影响了中国社会的宗教、哲学、政治、艺术和人民的日常生活，直到唐朝后期武宗会昌五年(845年)灭佛事件，这一状况才有所改变。然而，就在佛教传播短暂中断之后，佛教又在后世迅速复兴，在中国文化史上扮演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多功能的角色。
佛经翻译运动大体上经历了二个阶段。第一阶段自西汉哀帝年间(公元前2年)至东晋后秦的大约四百年，这一阶段的佛经翻译主要是由外来的佛僧担任主纲。如前所述，其时最早来华的外国佛僧翻译家是伊存、迦叶摩腾、竺法兰，八十年之后有安世高、支娄迦谶、真谛、昙无谶等(多来自天竺、安息、月支、康居)。自后秦弘始年间(3)鸠摩罗什来长安至唐武宗会昌五年(845年)为后一阶段，这四百多年中佛经翻译主要由中国本土的佛僧担任主纲，著名翻译家有鸠摩罗什、佛陀跋陀罗、玄奘、义净、不空等。这二个阶段性的特点也符合外来语言文化从陌生到熟悉的自然发展过程。
在八百多年的佛经翻译盛世中，翻译家的阵容从小到大，不胜枚举。因篇幅原因，本文不可能将所有译家一一列举，在此仅列表举出部分杰出翻译家，以便读者大致了解佛经翻译运动曾经在中国文化史上形成的空前盛况。
二、佛经翻译家的历史地位
佛教传人中国之初，其经文都是西域文字、伊朗文字和印度文字。最先为犍陀罗文、焉耆文(吐火罗语A)、龟兹文(吐火罗语B)。后来则是巴利文、梵文12l，能够读懂原文的人极少，而绝大多数人只能依赖部分佛经翻译家的语言文字水平和见解去了解佛经。于是，在这样的文化传播过程里，佛经翻译家首先便是外国语言的解读者和翻译者。从第一节所述佛经翻译情况，相信读者应该理解并对此无异议。这可看成是跨文化传播的初级层次。就翻译的数量和种类，东汉至唐朝的佛经翻译堪称中国翻译史上的第一个高峰，而且其翻译成就维持了一千余年之久未能被后人超越。近代洋务运动和维新运动中的翻译成就是否超越第一个高峰，还有待研究，在此不便贸然定论。
不仅如此，当这些外语解读者和翻译者在经历初级传播的过程后，并没有像现代意义上的翻译家那样停足止步，局限于相对狭隘的案头翻译，而是常常以所翻译的佛经为依据(相当于课本)。积极地、身体力行地向他们的中国读者传经布道。因而，此时他们的身份已不仅是翻译家，而且还是新的社会教化的推行者，或可称为社会教育家。以传播学的观点而论，他们进入了更深的文化层次。在这点上，佛经翻译家在中国文化史上的地位和影响就已超越了绝大多数现代意义上的翻译家。
更值得注意的是，佛经翻译家在担当佛经教育家的同时，逐渐加深了对佛经的理解，进而形成了汉化佛教的各个宗派(六朝和隋唐时期曾出现十三支佛教宗派)。进而将佛教发展成为具有中国特色的汉化佛教。这些宗派往往人数众多、传承严密，短则四、五十年、长则几百上千年。于是。佛经翻译家就成为佛教宗派的宗主或成员。而且，因佛教含有浓厚的宗教哲学，不少人还撰写佛经著作(如道安的“本无”说，僧肇的般若学、智觊的止观论、竺道生的顿悟成佛说、窥基的“唯识论”)，于是有些人还成为佛教哲学家。翻开中国历史或哲学史可以发现，东汉至唐朝那一时期中国的思想家或哲学家大约有50%以上出自佛教宗派。
佛经翻译家集一身于几任(翻译家、教育家、宗主、哲学家)，是中国乃至世界文化史上极为有趣的特殊现象。他们跨文化区域传播佛教经典的历史成就，已经远远超越了一般语言学或翻译学的意义，对二千年来的中国历史、政治、宗教、哲学、性格、建筑、艺术和日常生活等诸多领域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影响。佛经翻译家实际上扮演了中国文化重要构建者的角色。不知读者还能否找出几位与古代著名佛经翻译家具有相似地位或相似影响的'现代翻译家?
本文集中概述魏晋南北朝至隋唐时期最富有代表性的几位佛经翻译家及其在中国文化史上的影响。
三、鸠摩罗什与大乘空宗
鸠摩罗什(344-423)，西域龟兹人，东晋后秦时来长安，享有国师待遇，在西明阁和逍遥园设立译场，广译佛经，参与者800余人。据《开元释教录》，他主持翻译了74部(384卷);又据《历代三宝记》，他翻译了97部(425卷)。罗什本人堪称四大佛经翻译家之首，他翻译的《般若》诸经和《法华经》被视为佛经四大翻译作品中的前二部(四大翻译中的第三部《大般涅磐经》由北凉时来华印度僧人昙无谶翻译，但该经的研究与传播后来全部由罗什派弟子掌握)。从翻译学角度看，鸠摩罗什的译经数景、内容准确性、文体技巧等方面较前人都有显著提升：他还第一次提出了直译与意译相结合的翻译原则，超越了道安“五失本”的直译原则，开创了佛经翻译理论的一代新风。
鸠摩罗什翻译的佛经主要是大乘佛教空宗经典和禅学经典，规模巨大，形成了隋唐以前佛教二大派系之一，极大地推动了汉化佛教的传播和发展。罗什系统的弟子最初有三千，仅列入《高僧传》的就有22人。后来他的承传系统随着时代前进又扩大了，因而在罗什周围形成了以他所翻译的佛经为理论依据的一系列大乘空宗派别(承传印度大乘佛教龙树空宗，宣传一切皆空的虚无主义)：
1、“三论”，即《中论》、《百论》、《十二门论》成为三论宗的理论依据，罗什本人被尊为三论宗始祖，传承至道生、昙济、道朗、僧诠、法郎、吉藏(嘉祥大师)，后来三论宗并入禅宗，
2、《法华经》和《大智度经》以及昙无谶所译《大般涅磐经》，启示了北齐的慧文创立天台宗，成为天台宗的起源。经慧文传承至慧思、智觊(天台大师)、灌顶、智威、慧威、玄朗、湛然、道邃(十祖)。高丽僧人从智觊处将天台宗传入朝鲜，日本僧人从道邃处将该宗传入日本。天台宗关于佛性的宗教哲学观点是魏晋以来中国哲学人性学说的发展，开了宋明理学天道性命观的先河。
3、《坐禅三昧经》等禅学经典启发了罗什弟子道生和慧观，他们首倡“顿悟成佛”之说，以后影响了道猷、慧可、僧璨、道信、弘忍、到唐朝慧能大师，终于形成最具中国特色的佛教宗派――禅宗。禅宗的代表作《坛经》是中国僧人著述中唯一称经的著作。禅宗是对印度佛教的革命性变革，是彻底汉化的佛教，也是佛教中流传最为远久、影响最大的宗派，被称为中国佛教发展的顶峰。
四、佛陀跋陀罗与大乘有宗
与鸠摩罗什同时代的还有一位著名的佛经翻译家佛陀跋陀罗(觉贤)。他原是印度佛僧，东晋十六国后秦时来华，先在长安石羊寺传授自己翻译的《达摩多罗禅经》、《新无量寿经》等禅学经典，以后到健康(今南京)久居。以道场寺为译经中心组织翻译大批佛经。觉贤的译经著作以《华严经》(习惯称《六十华严经》，佛经四大翻译之一)、《观佛三昧海经》、《达摩多罗禅经》最为著名。除上述三部重要佛经外，觉贤还翻译过另外八部(二十余卷)。虽然他的译经数量比不上鸠摩罗什，但在《六十华严经》的旗帜下，他创立了中国佛教史上堪与鸠摩罗什派大乘空宗相对立的另一大教派――大乘有宗(承传印度大乘佛教世亲有宗，宣传因缘出于三界，个人努力不同会招致不同的结果。这一学说有积极的一面)。
觉贤翻译《六十华严经》之后，大乘有宗的另一部重要经典《十地论》随后也由三位有宗佛僧(勒那摩提，菩提流支，佛陀扇多)译出。后来有宗的慧光大师以《十地论》为依据，大力推进《华严经》的研究承传，逐渐形成慧光系统，即觉贤再传系统。慧光直传大弟子十五人，再传弟子众多，其中十人被列为十哲。同时，另一印度僧人真谛于后凉时代来华，传译大乘有宗经典。他翻译佛经二十部(七十卷)，有大弟子八人，最著名者为智恺、法泰，再传弟子众多。这二大系统共同衍生出了后来的杜顺、智俨、法藏等华严宗大师。
由觉贤创立的华严宗体系包含复杂的神秘主义哲学思想，涉及万事万物普遍联系的观点、本质与现象、统一和差别等范畴，具有某些辩证法因素，代表了中国佛教哲学的最高水平。华严宗对后来的宋明唯心主义哲学影响巨大(如程朱理学中的论题“理”、“事”、“气”)，表现出明显的历史和逻辑继承关系。至于各地兴修的华严宗庙宇(有些称法藏寺)和禅寺不计其数，对于古代中国的建筑、园林也有明显影响。
五、玄奘与唯识宗
唐朝太宗、高宗时期玄奘大师的译经代表了中国古代佛经翻译的最高水平。玄奘自太宗贞观三年经西域前往印度求学佛经，于贞观十九年回到长安，历时16年。他从印度带回大量梵文佛经，共计657部。玄奘在长安慈恩寺和弘福寺设立庞大译场，组织翻译佛经近。他一个人就翻译出74部(1341卷)。在翻译组织工作方面，玄奘分工细致，设有专人负责“证梵语”(解读原文)，“笔受”(形成文字)，“证义”(复核校对)、“润文”(文句修饰)等程序，往往数十人同时翻译一部经典。如翻译《瑜伽师地论》时，便有笔受5人，证文5人，证字2人，证梵语1人，证义7人，此外还有官吏“润文”和监督。无论从译经的质量和数量上看，玄奘的翻译事业都是空前绝后的。
玄奘门下弟子三千，高足也有七十，其声势当时可比孔子。其中最为杰出者是窥基、圆测，此外还有普光、发包、神慕、靖迈、嘉尚、慧立、彦惊、神防和宗哲十贤。玄奘在译经同时，传授印度大乘佛教《成唯识论》(10卷)和《俱舍论》等经典。他以空宗为依据在他门下形成了一个规模庞大的佛教新宗派――唯识宗(或称法相宗、慈恩宗)。玄奘为宗师，继之有慈恩(窥基)、慧诏、智周、世定等诸位大师。由此，玄奘在佛经翻译的基础上把佛教教义发展到了极致。
六、结束语
佛经翻译对中国文化的影响，就整体而言，是全方位的。佛经翻译将印度佛教的精深和奥秘引入儒家和道家占统治地位的中国本土，给中国传统文人学者和普通百姓提供了思考人生、探讨宇宙的另外一条新奇和特别的路径。同时，佛经翻译这一历史文化事件在中外来文化的交流过程中也逐渐融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
篇8：谢灵运与佛经翻译
谢灵运在佛经翻译上的成就久为其诗文上的盛名所掩，本文从追溯其从事佛经翻译的缘起入手，分析了谢灵运从事佛经翻译的历史背景，也阐明了他在这方面的主要成就。
一 引言
提及谢灵运(385-433),人们首先想到的可能会是他那些世称“谢灵运体”的山水诗。这些诗寓理于情,寓情入景,其绚丽的意境、精美的辞藻一直备受推崇,像“野旷沙岸净,天高秋月明”、“池塘生春草,园柳变鸣禽”等诗行已成千古名句。但谢灵运的才能还不仅于此。他具有深厚的文化素养,除了工诗文之外,尚能书画,既通史学,又熟精佛老,对佛经翻译也饶有贡献。但作为一代文宗,他主要以其诗文著称于当时和后世,他在佛经翻译方面的成就往往为其诗文上的盛名所掩,甚至在翻译被轻视的时代,“不少文史家对谢灵运是中国古代唯一的大诗人而兼翻译家这一点都置之不理”(钱钟书语)。鉴于此,本文试对其从事佛经翻译的缘起、历史背景和主要译作进行阐述分析,以补前人遗珠之憾。
篇9：佛经圣经翻译之比较
佛经圣经翻译之比较
在中西翻译史上，宗教文本的翻译占有重要的地位。佛经翻译是中国翻译的开端，圣经翻译给西方翻译理论带来了深远影响。
翻译是文化交流的产物，对目的语文化有深远的意义。由于语言、文化、意识形态的不同，中西方的翻译理论及翻译实践也存在差异。本文通过分析对比佛经翻译及圣经翻译，试图研究社会文化体系对翻译理论形成于发展的影响。
一、佛经翻译的形成与发展
佛经翻译是中国翻译史上的一个高潮，可分为四个时期。始于东汉末年至西晋，发展于北晋至隋朝，唐朝达到全盛时期，结束于北宋。尽管不同的社会文化对佛经的翻译有不同的影响，但总的来说有三个方面：统治阶层，社会环境和人们对佛经的接受程度。佛经的翻译经历的三个阶段：外国人主译，外国人和本国人共同合作，本国人主译。这三阶段反映了对外国文化的形态是从被动接收到主动接纳的过程。
西汉末年，随着封建主义的发展，社会矛盾加剧，税收负担加重，人民饱受磨难。这时宗教给人民了希望和精神寄托。同时统治阶级想扰乱民众的认知，摧毁他们反抗的'意识以延长自己的统治。再加上佛经的内容主要都宣传“因果报应，生死轮回”“净土极乐，如愿往生”等思想。这些教义与中国人的传统理念如“生死有命，富贵在天”一致，所以佛教很容易被中国人民接受。
唐朝时佛经翻译的鼎盛时期也有它的社会文化原因。隋王朝被农民起义推翻后，唐朝统治者吸取教训，意识到劳动人民的强大力量。为了巩固统治者的特权，他们不得不采取了一些措施来缓解人民压力，并利用儒家思想、佛教和道教来统治人们的意识。佛教包括儒家思想和道教的一些思想，因此成为国教。
二、圣经翻译的形成与发展
圣经翻译与佛经翻译的过程形成和特点不同。因为中西方具有不同的社会文化。佛经翻译始于国家发展的动机，并且它的翻译与交流促进了国家的发展。
在西方，圣经翻译之前就已经存在各种翻译活动。公元前4世纪末，希腊奴隶社会开始分裂。罗马帝国从原始社会变为奴隶社会，替代了希腊在政治和军队上的强大地位。罗马认识到了希腊文化的繁荣，因此开始大规模翻译希腊作品来丰富和发展自己的文化。16钦定《圣经》英译本的出现对现代英语的形成具有里程碑的意义。16世纪的宗教改革也深受民众的支持，在欧洲圣经被译为很多国家的语言。圣经翻译过程中采取了很多翻译策略，该时期的圣经被译为散文形式，简洁优美，对当时西方文化和圣经翻译质量的发展都起到了促进作用。
三、文化影响下圣经翻译与佛经翻译的区别
佛经与圣经的翻译进程、形成和特点上都是存在差别的。
由于起源不同，圣经翻译历史很长，现在仍在进行。而在中国佛经翻译终止于北宋。圣经翻译主要依靠信徒信仰。而当佛教在中国广泛传播时，多数佛经已经有中文版本，所以人们更倾向读中文版而不选择外文原版。这样佛经翻译随着它在社会文化环境中需求的减少而淡化了。
不同于佛经翻译，圣经翻译的动因不仅是宗教信仰，而且有对希腊文化精髓的吸收。此外，圣经是有很高文学价值的文学著作。所有国家和各个社会阶层都投入了大量的劳力在圣经相关的工作上。事实上，圣经被译为各种欧洲语言的同时，欧洲国家书面语的形成也深受其影响。甚至圣经译本成为一些欧洲国家的第一本书面文学著作。在欧洲，宗教著作翻译与文学创作有着密切的联系。
由此可见翻译的发展是受相关社会文化需求与发展控制的。
佛经与圣经翻译理论形成过程中都产生了直译、意译之争。
翻译佛经时，译者将“性空”翻译为“本无”就是老子、孔子文化对中国翻译思想与理论影响的好的例证。这实质采用了意译的翻译方法。
圣经翻译的直译与意译之争始于罗马时期后面愈演愈烈。西方翻译史上语言学的鼻祖斐洛主张直译，他认为懂外语和宗教的神学家可以参与到圣经翻译中来这样能更好展现出上帝的仁慈。古罗马后期的著名翻译家奥古斯汀支持斐洛的观点，说翻译针对不同的读者应该朴素、典雅、庄严。16世纪威廉莱尔赫认为翻译与宗教没有联系。他倡导意译，认为译本应采用符合目的语的人们的语言习惯。德国的圣经翻译家卢瑟也持有同样观点。
中国佛经的翻译强调实用性的翻译方法与技巧。佛经翻译家支谦“因循本旨，不加文饰”(陈福康，2000：8)的说法实质上就是倡导直译法。东晋时的道安总结的“五失本，三不易”阐述了翻译中的困难以及建议采取的方法。
翻译是文化的传送。翻译理论的形成与发展受中西方社会文化的影响。这些翻译理论同时也会影响未来的社会文化。随着中西方的文化交流，中西方的翻译理论也会彼此借鉴。
篇10：谢灵运与佛经翻译
笔者认为谢灵运(385-433)翻译佛经与其不羁的性格和多蹇的仕途是密切关联的。谢灵运为晋朝名门之后,约在18岁时承袭了康乐公的封爵,接着先后担任过员外散骑侍郎、琅琊王大司马行参军和抚军将军刘毅(?-412)的记室参军。411年他随刘毅前往江陵。同年9月,庶族出生的刘裕(363-422)起兵袭击刘毅,刘毅兵败自杀。夺取了政权的刘裕起用谢灵运为太尉参军,后改任其为秘书丞,但不久又将其免职。420年刘裕通过“禅让”正式称帝,谢灵运投到其次子庐陵王义真门下,与之相处甚欢。可惜好景不长,422年5月,刘裕驾崩,朝政大权旁落,谢灵运被外放为永嘉太守,从此仕途上一蹶不振。元嘉三年(426年),宋文帝下诏征谢灵运为秘书监,又迁侍中,任务是整理内府藏书,“补足遗阙”,以及撰写《晋书》。但他“粗立条疏,书竟不就”(《宋书・本传》),不过《隋书・经籍志》则记载他撰有《晋书》36卷,故所谓“不就”也许是未竟全功之意。谢灵运任侍中期间,常常称疾不朝,并且“驱课公役,无复期度。出郭游行……经旬不归,既无表闻,又不请急”(《宋书・本传》),宋文帝对此十分不悦,谢灵运被迫上表辞官,重回始宁。在始宁,谢灵运仍常带领大批门人游览登临,结果先遭御史中丞傅隆参奏而免官(元嘉五年即428年),不到三年又遭会稽太守孟颉以蓄意谋反之罪弹劾。谢灵运上表自辩,宋文帝(407-453)对此事悬而不问,却把谢灵运留在建康大约半年多时间。在此期间,谢灵运编定了64583卷的“四部书”目录,还与名僧慧严(363-443)、慧观一道润色了《大般涅经》(Mahāparinirvāna-sūtra)的文字。同年年底,宋文帝将谢灵运发赴外任,委派他为临川(今江西临川)内史。元嘉九年(432年),谢灵运再度遭人弹劾,最后以谋反罪见诛于广州,享年49岁(吕慧鹃等,1986:430-443)。
谢灵运为豪门之后。他的曾叔祖谢安(320-385)曾在桓温(312-373)死后把持朝廷大权,祖父谢玄(343-388)则曾是淝水之战的前敌指挥,那时宋武帝刘裕还只是谢玄部众中的下级军官。刘裕称帝后,谢灵运反倒要屈身侍奉他,从往昔的门第和身份看是一种耻辱。而且谢灵运还给刘裕的政敌刘毅当过参军,谢灵运与刘裕不睦也在所难免。在此后的帝位争夺中,与谢灵运交好的卢陵王刘义真也送了性命,这更增强了谢灵运对政事的不满。谢灵运处在重重矛盾之中,无论是在朝廷供职还是回乡闲居,都无法找到安心安身的所在,正可谓“薄霄愧云浮,栖川怍渊沉。进德智所拙,退耕力不任”(邓魁英等,1981:327)。他的诗行不时流露出他内心的烦乱和对解脱的向往。在这种心境下,谢灵运借研究佛老、寻求心灵慰藉,也是人之常情。
三 谢灵运译佛经的历史背景
谢灵运一生经历了东晋(316-420)和南朝的刘宋(420-479)这两个朝代。魏晋社会政治斗争纷繁复杂,文人们为了避祸保身,只得不问政事高谈玄学。西晋中期以后,原本热衷于玄学的清谈文士接受了佛教般若思想。到东晋初,兼融佛教、玄学思想的般若学广受推崇,信奉佛教的士族与僧人往来频繁,有的士族甚至世代奉佛,显赫一时的谢家便是一例。《晋书・谢安传》和《世说新语》里的“赏誉篇”都记载:谢灵运的曾叔祖、东晋大臣谢安未入仕之前,一直“寓居会稽。与王羲之及高阳许询、桑门(沙门)支遁游处。出则渔弋山水,入则吟咏属文”,对此李学勤主编的《中华文化通志・历代文化沿革典〈魏晋南北朝文化志〉》亦有论述(1998:88)。谢灵运自己也奉佛甚虔,与僧人往来密切。义熙年间,他还到庐山参拜当时译界名贤慧远(334-416)。史载谢灵运虽“负才傲俗,少有推崇”,但对慧远 “肃然心服”,还曾为慧远著《佛影铭》,在慧远死后他又作《庐山慧远法师诔》以示悼念,还撰写了碑文(林煌天,1997:776)。此外,谢灵运与龙光寺“涅圣”竺道生(355-434)的交游情况虽不可考,但他对道生所主张的顿悟义理非常佩服,二人或许在建康和永嘉见过面。只要翻阅谢灵运的山水诗,就能发现其中包含了不少佛教典故和佛教旨趣,体现出佛教对谢灵运的深刻影响。
南北朝时的皇室和士族多信仰佛教,因此这一时期有大量佛经译出。刘宋王朝执政的60年(420-479),是佛典翻译数量最大的时期。据李学勤主编的《中华文化通志・历代文化沿革典〈魏晋南北朝文化志〉》记载,当时共有译者22人,译出佛籍(包括失译)465部、717卷(1998:123)。生活在这种时代背景之下的谢灵运,在佛学方面也有著述。他曾撰《辩宗论》,借此阐发道生顿悟之意,探求修学成佛之道。大唐西明寺沙门释道宣(596-667)所撰《广弘明集》卷第十八提及“宋谢灵运与诸道人辩宗论(并书)”,就是指谢灵运任永嘉太守时撰写《辩宗论》一事。谢灵运又尝注《金刚般若经》,还与南朝宋僧慧观、慧严等修改、润色《大般涅经》。《大涅经》最初传至建业时,由于品数疏简,文义艰深,初学者无法深入,谢灵运见此便与慧严、慧观等人重新编订了《大涅经》,成果是《南本涅经》,它为“一阐提(icchantika)亦可成佛”的思想提出经证,一时掀起研究热潮,使涅涅之学、顿悟之说弘布四方(王辉斌,2006:48)。
★ 泊秦淮翻译
★ 桃花源记翻译
★ 如梦令翻译
★ 天净沙翻译
★ 琵琶行全文及翻译
★ 发言稿翻译
★ 晏子春秋翻译
佛经翻译对后世翻译活动的影响（精选10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