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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儒家交往伦理理论和实践的特征和缺陷初探
关于儒家交往伦理理论和实践的特征和缺陷初探
论文摘要：古代中国人的交往及实践具有如下特征：整体主义至上，重人伦、讲亲缘，人性化的情感交往，重视和谐与信任。同时，由于儒家文化根植于中国农业文明的土壤之中，因而在其交往与实践中也有它的缺陷。认真加以研究，对于构建当下和谐社会无疑有借鉴意义。
论文关键词：儒家;交往伦理;和谐社会
深受儒家文化影响下的古代中国人的交往及实践具有如下特征：整体主义至上，重人伦、讲亲缘，人性化的情感交往，重视和谐与信任。同时，由于儒家文化根植于中国农业文明的土壤之中，因而在其交往与实践中也有保守狭隘性、独立自我的缺失、偏狭的整体观、互相防范的信任危机等缺陷。
一、交往伦理理论和实践的特征
(一)整体主义至上
儒家文化特别注重将宗亲关系推及整个社会，认为个体不能脱离家庭、亲友、社会和国家而生活。因而特别重视整体的作用。把个体对整体的责任无限放大，高扬整体而贬低个体。倡导大一统的整体主义。这就必然导致中国人在人际交往关系中特别重视整体的作用。在人己关系上，儒家认为人首先是群体的存在。人之所以为人，在于人能“群”。荀子说：“人……力不若牛，走不若马，而牛马为用，何也，曰：人能群，彼不能群也。”(《荀子•王制》)“人之生不能无群”，“离居不相待则穷”(《荀子•富国》)个体的存在和发展必须依赖于整体力量，如果个体彼此隔绝，势必难以生存。因而，儒家主张以群体为重，从群体的利益出发来处理人己、群我关系，要求人们牺牲个人、奉献社会、奉献国家。
(二)重人伦讲亲缘
儒家诞生时起就强调人际交往关系应以“仁义”为基本准则。孔子认为：“仁”即“爱人”，“父慈，子孝，兄良，弟悌，夫义，妇德，长惠，幼顺，君仁，臣忠，十者谓之仁义。”(《礼记•礼运》)人与人之间的友爱、恭敬、谦让、温和、互助与和谐，提倡孝悌、仁爱，通过“爱人”来达到整个社会的和谐统一。古代中国人际关系以人伦为本，首先体现在中国人所特别注重的在家庭关系上讲求“孝亲、慈幼”。“孝亲”即敬养父母，是子女应尽的义务;“慈幼”是做父母的对子女应尽的的教养之责。而处理家庭交往关系的主要内容是单向服从，子女、妻子、家庭普通成员对于父母、丈夫、家长的服从关系，这样，家庭交往便明显带有道德性与等级性。其次，以人伦为本的人际关系还体现为，中国人善于将血缘关系的伦常推
至整个社会关系，对他人讲礼尽义、谦和修睦。这样一来，中国社会的人际关系便全部伦常化。儒家认为，整个社会的基本关系就是夫妇、父子、兄弟、君臣、朋友五伦，把本来没有血缘关系的朋友、君臣关系加以抑制血缘化。朋友往往以兄弟姐妹相称，或通过结拜关系“拟制血缘化”，这样不是同胞胜似同胞;同样，在家国同构的社会里，君臣关系也渗透着亲缘人伦。君主是国家的家长。通过这种讲亲缘重人伦的交往，无疑起到了维系稳定家庭和社会的作用。
(三)重和谐与信任
儒家交往传统强调追求和谐是人类最高的'价值取向。表现在人际关系上，特别讲求和谐，提倡“和为贵”，视和谐为人际关系中的理想状态，把和谐作为现实人际关系追求的重要价值目标之一。“和”最初的含义是不同东西结合达到的平衡，有别于“同”。它意味着允许不同个性和对立面共同存在。这一点体现在《论语•子路》中孔子一句大家耳熟能详的话语录：“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有这种“和谐”理念，古代中国人从孩提时代就被灌输“守规矩”，人际交往必须谦卑有礼，凡是须做到中庸，对自己有所约束。讲“信用”确乎是儒家交往的一个特点，也是优点。儒家把仁、义、礼、智、信“五常”作为基本的人伦，规范着人与人的关系。
(四)人情化色彩浓郁
儒家文化为人际关系抹上了浓郁的人情化色彩。“人情”是人际关系的纽带，是人际关系的“粘合剂”。《礼记•礼运》说：“何谓人情?喜、怒、哀、乐、俱、恶、欲。七者弗学而能。”这恐怕是对“人情”的最原始的界定。前面论述儒家交往的一大特征：重人伦，讲亲缘，这种人伦关系，亲缘关系完全是建立在人情化的基础之上的。因为古代中国人际关系中的“人情”逃脱不了血缘关系的閾界。人情明显体现亲缘的特征。“人情”的外在表现形式是“面子”，而“面子”则构成中国人际关系结构的一个重要因子。它具体地调整着中国社会人际关系的一个最基本的“调节器”。故此，“爱面子”是古代中国人内在人格的重要特征之一，也是在人际交往中特被注重的方面。人情化交往在人与人关系上蕴含着温情脉脉的因子，使中国社会充满人情味。
二、交往伦理理论和实践中的缺陷
(一)保守狭隘性
中国传统社会是依靠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支撑和维系的农业文明社会，而自然经济本身即因为无须进行大规模的经济交往而具有很强的封闭性特征。求安求稳的生活价值导向，必然使人们形成封闭、保守的行为方式与处世心理，从而造成一种安于现状、老守田园的生存模式。人们所向往的只是衣食无忧，平平安安地生活，而不愿离开自己所熟悉的家园、土地和家族等生活圈子，在“外面的世界”进行广泛的交往。在“见闻不出乡里，交往至于四邻”的生存环境中，人们只能形成保守、封闭的交往观念。人们生活在相当狭小而又孤立的环境中，导致日常生活主体的交往范围如此之小，除了春种、夏锄、秋收、冬藏以外，赶集差不多是多数人平常与外界沟通的唯一机会与手段，并且，由于封建家族组织内部结构的封闭性，也使得人们的日常交往范围狭小而固定，家族之外的日常交往活动则少之又少，加之中国传统日常交往活动又主要是凭借家族血缘亲情来维系的一种相对稳定和封闭的群体性生活方式，便会使人们难以突破聚村而居、聚族而居的区域界限而进行自由的交往，从而最终形成日常交往关系的保守狭隘性的基本特征。
篇2：关于儒家交往伦理理论和实践的特征和缺陷初探
论文摘要：古代中国人的交往及实践具有如下特征：整体主义至上，重人伦、讲亲缘，人性化的情感交往，重视和谐与信任。同时，由于儒家文化根植于中国农业文明的土壤之中，因而在其交往与实践中也有它的缺陷。认真加以研究，对于构建当下和谐社会无疑有借鉴意义。
论文关键词：儒家；交往伦理；和谐社会
深受儒家文化影响下的古代中国人的交往及实践具有如下特征：整体主义至上，重人伦、讲亲缘，人性化的情感交往，重视和谐与信任。同时，由于儒家文化根植于中国农业文明的土壤之中，因而在其交往与实践中也有保守狭隘性、独立自我的缺失、偏狭的整体观、互相防范的信任危机等缺陷。
一、交往伦理理论和实践的特征
（一）整体主义至上
儒家文化特别注重将宗亲关系推及整个社会，认为个体不能脱离家庭、亲友、社会和国家而生活。因而特别重视整体的作用。把个体对整体的责任无限放大，高扬整体而贬低个体。倡导大一统的整体主义。这就必然导致中国人在人际交往关系中特别重视整体的作用。在人己关系上，儒家认为人首先是群体的存在。人之所以为人，在于人能“群”。荀子说：“人……力不若牛，走不若马，而牛马为用，何也，曰：人能群，彼不能群也。”（《荀子•王制》）“人之生不能无群”，“离居不相待则穷”（《荀子•富国》）个体的存在和发展必须依赖于整体力量，如果个体彼此隔绝，势必难以生存。因而，儒家主张以群体为重，从群体的利益出发来处理人己、群我关系，要求人们牺牲个人、奉献社会、奉献国家。
（二）重人伦讲亲缘
儒家诞生时起就强调人际交往关系应以“仁义”为基本准则。孔子认为：“仁”即“爱人”，“父慈，子孝，兄良，弟悌，夫义，妇德，长惠，幼顺，君仁，臣忠，十者谓之仁义。”（《礼记•礼运》）人与人之间的友爱、恭敬、谦让、温和、互助与和谐，提倡孝悌、仁爱，通过“爱人”来达到整个社会的和谐统一。古代中国人际关系以人伦为本，首先体现在中国人所特别注重的在家庭关系上讲求“孝亲、慈幼”。“孝亲”即敬养父母，是子女应尽的义务；“慈幼”是做父母的对子女应尽的的教养之责。而处理家庭交往关系的主要内容是单向服从，子女、妻子、家庭普通成员对于父母、丈夫、家长的服从关系，这样，家庭交往便明显带有道德性与等级性。其次，以人伦为本的人际关系还体现为，中国人善于将血缘关系的伦常推
至整个社会关系，对他人讲礼尽义、谦和修睦。这样一来，中国社会的人际关系便全部伦常化。儒家认为，整个社会的基本关系就是夫妇、父子、兄弟、君臣、朋友五伦，把本来没有血缘关系的朋友、君臣关系加以抑制血缘化。朋友往往以兄弟姐妹相称，或通过结拜关系“拟制血缘化”，这样不是同胞胜似同胞；同样，在家国同构的社会里，君臣关系也渗透着亲缘人伦。君主是国家的家长。通过这种讲亲缘重人伦的交往，无疑起到了维系稳定家庭和社会的作用。
（三）重和谐与信任
儒家交往传统强调追求和谐是人类最高的价值取向。表现在人际关系上，特别讲求和谐，提倡“和为贵”，视和谐为人际关系中的理想状态，把和谐作为现实人际关系追求的重要价值目标之一。“和”最初的含义是不同东西结合达到的平衡，有别于“同”。它意味着允许不同个性和对立面共同存在。这一点体现在《论语•子路》中孔子一句大家耳熟能详的话语录：“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有这种“和谐”理念，古代中国人从孩提时代就被灌输“守规矩”，人际交往必须谦卑有礼，凡是须做到中庸，对自己有所约束。讲“信用”确乎是儒家交往的一个特点，也是优点。儒家把仁、义、礼、智、信“五常”作为基本的人伦，规范着人与人的关系。
（四）人情化色彩浓郁
儒家文化为人际关系抹上了浓郁的人情化色彩。“人情”是人际关系的纽带，是人际关系的“粘合剂”。《礼记•礼运》说：“何谓人情？喜、怒、哀、乐、俱、恶、欲。七者弗学而能。”这恐怕是对“人情”的最原始的界定。前面论述儒家交往的一大特征：重人伦，讲亲缘，这种人伦关系，亲缘关系完全是建立在人情化的基础之上的。因为古代中国人际关系中的“人情”逃脱不了血缘关系的閾界。人情明显体现亲缘的特征。“人情”的外在表现形式是“面子”，而“面子”则构成中国人际关系结构的一个重要因子。它具体地调整着中国社会人际关系的一个最基本的“调节器”。故此，“爱面子”是古代中国人内在人格的重要特征之一，也是在人际交往中特被注重的方面。人情化交往在人与人关系上蕴含着温情脉脉的因子，使中国社会充满人情味。
二、交往伦理理论和实践中的缺陷
（一）保守狭隘性
中国传统社会是依靠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支撑和维系的农业文明社会，而自然经济本身即因为无须进行大规模的经济交往而具有很强的封闭性特征。求安求稳的生活价值导向，必然使人们形成封闭、保守的行为方式与处世心理，从而造成一种安于现状、老守田园的生存模式。人们所向往的只是衣食无忧，平平安安地生活，而不愿离开自己所熟悉的家园、土地和家族等生活圈子，在“外面的世界”进行广泛的交往。在“见闻不出乡里，交往至于四邻”的生存环境中，人们只能形成保守、封闭的交往观念。人们生活在相当狭小而又孤立的环境中，导致日常生活主体的交往范围如此之小，除了春种、夏锄、秋收、冬藏以外，赶集差不多是多数人平常与外界沟通的唯一机会与手段，并且，由于封建家族组织内部结构的封闭性，也使得人们的日常交往范围狭小而固定，家族之外的日常交往活动则少之又少，加之中国传统日常交往活动又主要是凭借家族血缘亲情来维系的一种相对稳定和封闭的群体性生活方式，便会使人们难以突破聚村而居、聚族而居的区域界限而进行自由的交往，从而最终形成日常交往关系的保守狭隘性的基本特征。
（二）独立自我的缺失
从先秦儒家伊始，就形成了整体主义观，即“天地与我并存，万物与我为一”的“天人合一”观，是中国古代哲学对世界本质的认识。这种整体主义观追求人的身与心、人与人、人与宇宙自然的统一与和谐，因而有助于完善人的性格、净化人的心灵，促进主体与客体相互沟通，人类与生态协调发展，这也正是当今西方学者所推崇的儒家精髓和内核。但是，由于儒家的整体主义观过分强调我本与万物为一体的整体性而大大忽视个人的独立存在，这样古代中国人便完全丧失自我。交往过程在某种意义上实际是交往主体间展现自我的过程，由于“我”不是一个独立的有血有肉的存在个体，因此，传统人际关系中存在着自我缺失的病态心理。
（三）偏狭的整体观
儒家是奉行整体主义之上理念的。物极必反，偏狭的整体，必然会出现整体范围的狭窄性，群体成员不平等性和成员间的依附性，这反映在交往中，首先表现为交往范围的狭窄性。由于过分强调谨慎择友，“人与群分”，“志同道合”，使得交往者对异乎于己的人缺失包容心，而且因个体的交往范围狭窄，使人们眼界狭小，不利于合作精神的养成。其次，因为自我意识已经消融于整体。整体的价值和利益就是个人的价值和利益，这样把个体对群体的服从发挥到极致，“出则事公卿，入则事父兄”。（《论语•子罕》）个人便成了家庭、社会和国家的附庸。这样限制了个性的发展，扼杀了人的创造性。再次，整体中的严格等级化势必导致交往的非对等性。“上下有等，尊卑有序，贵贱有别”。对下等人而言，只有服从的义务，而上等人则具有支配的权利。这种人际交往关系的不平等意识至今仍有隐性体现。
（四）互相防范的信任危机
在儒家思想那里，“信”的基本要求是言行相符。“言必信，行必果”。（《论语•子路》）儒家特别强调要注意“慎独”的功夫，做到“不欺于暗室”。这种“诚信”强调的是单方面的守信，想要通过“正己正人”的途径来取信于人，而很少人关注信赖他人和相互间的信任。同时，儒家又奉行不轻易相信别人的谨慎交往。孔子说“论笃是与，君子者乎？色庄者乎”。（《论语•先进》）所以要谨慎地“思”，“察”方可知人。这种自我守信与不信他人的并存的思想，使交往中的人际信任陷入两难境地。
今天，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时期。人际关系的现状，给社会的进步发展带来了障碍，对构建和谐人际关系产生了不良的影响。借鉴儒家传统，创造一个良好的社会风气和人际交往环境，对构建和谐社会无疑是非常重要的。为此，我们要倡导平等、互助、真诚的交往原则；引入并培育现代交际因子；大力加强法制建设，净化社会环境；提高人的素质，促进开放式的人际交往。只有这样才能建立健康和谐的人际关系。
篇3：走向交往实践的普世伦理
走向交往实践的普世伦理
普世伦理的产生和发展,标志着人类交往实践水平的提高和交往实践范围的扩大,它是“人类化了的社会和社会化的人类”的`历史的真正开端.普世交往实践是普世伦理产生的社会基础;普世交往理性是其产生的意识根源;追求共同善是其产生的根本条件;道德金律为其提供了伦理的资源,但惟有建立在平等的多际主体交往实践基础之上,普世伦理才具有其本真的涵义.
作 者：王国银 Wang Guoyin 作者单位：苏州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江苏,苏州,215006 刊 名：中州学刊 PKU CSSCI英文刊名：ACADEMIC JOURNAL OF ZHONGZHOU 年，卷(期)：2005 “”(2) 分类号：B82 关键词：交往实践 交往理性 多际主体 普世伦理篇4：浅谈交往实践
浅谈交往实践
交往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重要范畴,实践的观点是马克思主义哲学首要的.基本的现点,深入探讨交往实践蕴涵,时于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本文系统揭示和解读了马克思哲学视野中的交往范畴及交往实践的含义,从而阐释交往实践的作用.
作 者：朱爽 作者单位：新疆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新疆乌鲁木齐,830046 刊 名：中国新技术新产品 英文刊名：CHINA NEW TECHNOLOGIES AND PRODUCTS 年，卷(期)：2008 “”(11) 分类号：C912 关键词：交往 交往实践篇5：儒家孝伦理及其当代价值
儒家孝伦理及其当代价值
肖祥敏，李 通
（南华大学 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湖南 衡阳 421001）
摘 要：孝是中国传统伦理思想中最基本的伦理范畴。对孝的研究受到各个时代学者和统治阶层的高度重视，从而也形成了大量具有时代价值的孝伦理思想。其中又以儒家的孝伦理影响最为深远。今天，批判的继承和发扬儒家的孝伦理思想，对当前我国社会主义道德建设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篇6：儒家孝伦理及其当代价值
中图分类号：B22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3）02-0034-02
“孝”是儒家伦理体系的起点，是人心向善的道德根源。何为“孝”？《尔雅・释训》解释为“善事父母为孝”。《说文解字》将孝解释为“孝，善事父母者，从老省、从子、子承老也”。“善事父母”，指的是子女要好好照顾、侍奉父母；“从老省，从子”，是从“孝”字的结构来看，它是一个会意字：上面是“老”字的上半部分，下面是“子”字，意为子在下面侍奉上面的老人。梁漱溟先生在《中国文化要义》一书中援引谢幼伟先生的观点说：“中国文化在某一意义上，可谓为‘孝的文化’。”
一、儒家孝伦理的基本内容
《孝经・开宗明义章第一》说：“夫孝，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立身行道，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孝之终也。夫孝，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儒家认为孝是一切道德的根本，一切教化都是由它而产生出来的。那么，作为一切道德根本之孝具体包括哪些方面？杨国枢先生将其归纳为：敬爱双亲；顺从双亲；谏亲以理；事亲以礼；继承志业；显亲扬名；思慕亲情；娱亲以道；使亲无忧；随侍在侧；奉养双亲；爱护自己；为亲留后；葬之以礼；祀之以礼。杨维中先生将其概括为五个方面：养亲：即子女对父母的奉养；尊亲：对父母，不仅要做到奉养，还要从人格上尊敬他们，使父母得到精神上的愉悦满足；遵亲：顺从父母的意愿；礼亲：对父母的奉养符合周礼；光亲：主张一个人要在社会上建立功业，以光宗耀祖。肖群忠先生认为儒家的孝伦理大致可以分为两个方面：事生；事死。其中事生包括养、敬、忧、谏四个方面，事死则包括俭、哀与不违三个方面。本文从养亲、敬亲；尊亲、谏亲；祭亲、继亲三个层次，六个方面来阐述儒家孝伦理的基本内容。
第一，养亲、敬亲。养亲，就是要求为人子女者要“谨身节用，以养父母”，满足父母最基本的物质生活条件，使他们居有其所、腹有所食、体有所衣，衣食住行皆能有养。根据《礼记・祭义》中曾子所述：“孝用三：大孝尊亲，其次弗辱，其下能养。”养亲仅仅是做到了“其下能养”，更高层次的要求就是尊亲：使父母感受到精神上的奉养，以满足精神上的需求。《论语・为政》中曰：“今之孝者，是谓能养。至于犬马。皆能有养。不敬，何以别乎？”即子女做到能养不代表就是对父母的孝，而是要做到更高层次的“敬养”。即从满足父母物质上的需求提高到满足其精神上的需要。
第二，尊亲、谏亲。《孟子・离娄上》曰：“不得乎亲，不可以为人；不顺乎亲，不可以为子。”孟子认为，孝亲有“养口体”和“养志”之分。满足父母物质上的`需求而不顺从父母的意愿只是“养口体”，而“养志”不仅要让父母衣食无忧，还要按照父母的意愿行事。孔子在《论语・学而》中说“父在观其志，父没观其行；三年无改於父之道，可谓孝矣。”也就是说，父亲健在的时候看儿子的是否孝，就要看儿子的志向是否与其父一致；父亲去世后，要看儿子的行为是否符合父亲生前的志向。父亲去世三年儿子也不改变其父生前的行事原则。只有这样，才算是做到了孝。儒家孝伦理在强调尊亲的同时，提出了“谏亲”。所谓“谏亲“是指父母的行为处事有什么明显不对的地方，作为儿女有义务向父母委婉的表达自己的意见，提醒父母改正。如果父母没有听从自己劝谏，自己也不得心中不满进而产生怨恨，还是要恭恭敬敬的对父母尽孝道。
第三，祭亲、继亲。儒家孝伦理在人们对父母事死方面和事生有同样的伦理要求。(哲学理论论文 )孔子在《论语・为政》中说：“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这就是说，父母活着的时候要按照礼节奉养他们，死后要按照礼节安葬他们，祭祀他们。按照《孝经・丧亲章》所说，就是要“为之棺椁衣衾而举之，陈其簋而哀戚之，擗踊哭泣，哀以送之，卜其宅兆，而安措之，为之宗庙，以鬼享之，春秋祭祀，以时思之。生事爱敬，死事哀戚，生民之本尽矣，死生之义备矣，孝子之事亲终矣。”父母在世之时，对他们恪尽孝敬之心，父母去世以后则怀着悲哀之情料理丧事并时常缅怀祭奠他们。作为孝子如果能做到这些，就算完成了自己的根本义务，履行了对父母生养死葬的道义。
二、对现代社会孝行异化的剖析
所谓孝行异化是指现代人“善事父母”的行为的方式方法脱离了孝道本身的伦理要求，从而使之丧失了孝道本身应该具有的道德价值。当前社会上孝行的异化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第一，不赡养父母。自古以来，赡养父母都是为人子女应尽的社会义务和道德责任。在子女年幼尚无能力自立的时候，是父母含辛茹苦把子女抚养成人，而当父母年老体衰，作为子女天经地义的负有赡养父母的义务。反观时下每年的节假日，很多在城市生活的人，宁愿选择旅游，甚至宁愿到乡村体验农家乐，也不愿意回到老家看望父母。《孝经・五刑章》曰：“五刑之属三千，而罪莫大于不孝。”如果按照《孝经》所说，在三千罪名之中，不孝敬父母是最大的罪责，那么子女连最起码的赡养义务都没有做到，不知当以何罪论处。
第二，养而不敬。很多人认为做到了赡养父母就是对父母行孝，没有意识到孝首先要求的是子女对父母发自内心深处的爱。这种爱不仅仅是因为血缘的关系，更是人之所以为人的特殊本质要求。有许多人认为所谓的孝道，就是以优越的物质赡养父母。当父母健在，是否仅仅就是物质上赡养就够了呢？其实孔子说的“礼”还包括用尊敬的心对父母进行生活上的照应和爱护。孝道第一首要是敬，是属于内心的。孝心不是做做样子，对父母的敬，是要打心眼里发出的，不是为了怕别人笑话不孝而做出的虚伪举动。也不是知道要孝，就故意以大宗的礼品招摇过市，向邻人显摆来表示自己的孝心，而平日里从不在意父母的冷暖心情。当这些“赡养”之幌子被拿开，当其利益受到威胁的时候，其真实“赡养”之心不知会伤父母之心，国人之心到何种程度？
第三，轻事生，重事死。有一句俗语说道：“在生不孝，死了拜耗”。有些人对父母在生不尽孝道，父母离世了倒尽孝道。父母生前，子女对父母不管不顾；但是死后的丧葬，却办的风风火火。但事实是，只有生前活的“尊严”，才能死的有“尊严”。老人怎样才能活的“尊严”？无非就是儿女的孝顺。儿女的孝顺体现在哪里？体现在老人的老有所依、老有所养、老有所乐、老有所终。很多人在父母生前不养，不孝，不敬，而在父母去世之时却因忌惮于世俗而大肆的操办丧事和祭祀活动，甚至不惜重金为父母修建豪华的墓地和祠堂，还认为自己的所作所为就是对父母的大孝。殊不知，父母需要的仅仅是为人子女者对其生前的一片孝心而矣。子女不重事生，反重事死，岂不与父母的意愿背道而驰？这又谈何之孝心？
第四，愚孝。儒家提倡孝，特别是汉代独尊儒术，以孝治天下，每一个皇帝去世以后，在谥号前都加一个孝字，如孝文皇帝、孝武皇帝等。后代流行于世的一对口号是：君叫臣死，臣不死，臣为不忠；父叫子亡，子不亡，子为不孝。今人称此口号为愚忠愚孝。“愚孝”之所以为愚，是其只重动机，不重效果；只重形式，不重内容；只顾自己，不顾他人。从根本上说，不是真正的孝道。即子女以孝之名，对父母的命令不分是非曲直，不必有理性的判断，只需一概无条件的遵从。这与封建社会遗留下来家长制权威不容置疑不无关系。儒家提倡“以孝治天下”，后来却演变成“父叫子亡，子不亡，子为不孝。”若在古时，人们出现这种观念是可以理解的，毕竟那时社会还太落后，“三纲”中的“父为子纲”地位在人们心中太重，太难以撼动，这是历史和时代的原因。可如今，社会在进步，人们的思想观念在解放，为什么现在还会有那么多的人“愚孝”呢？如果长此以往，子女在对父母尽孝的过程中，便形成了自身唯唯诺诺，胆小怕事，绝对服从权威的奴化性格。
现代孝行异化情况之复杂、涉及的地域范围之广泛、人数之众多，足以说明孝行异化已经成为一个亟待关注的社会问题。
三、儒家孝伦理的当代价值
儒家孝伦理是古代社会中国人最高的道德准绳和行为规范，不论时代如何进步和改变，作为根源于人类血缘关系的“孝”，都在不同程度上发挥着作用，影响着中国历代人们的思想，始终凝聚着以血缘为纽带的家庭关系，而且也起到凝聚中华民族向心力的作用。
第一，提倡孝伦理有利于家庭和睦。我国现在还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虽然经济取得了一定程度的发展，但是社会保障体系还不够完善，这就决定了我国在进入人口老龄化社会时，作为社会组成部分之家庭必然要承担养老之责，子女必然要承担赡养父母的义务。加强孝伦理建设，使子女懂得对父母不仅要进行物质上的赡养，而且要进行精神上的赡养，让父母“老有所养、老有所医、老有所学、老有所乐、老有所为”。
第二，提倡孝伦理有利于培养爱国主义精神。《礼记・大傅》中说：“自仁率亲等而上之至于祖，自义率祖顺而下之至于称，是故人道亲亲也。亲亲故尊祖，尊祖故敬宗，敬宗故收族，收族故宗庙严，宗庙严故重社稷……”“社稷”也就是国家，“重社稷”也就是重视国家、热爱国家的意思。中国人的爱国心不仅包含着对故乡土地的情感，而且包含着对祖先的崇拜。所以拥有着共同祖先的中华儿女不论身处何地，都时刻不忘自己是炎黄子孙，时刻不忘对祖国的统一和复兴所应尽的义务。这种情感就是孝子对祖国的孝养，是爱国精神的体现。提倡孝道，有助于将全世界的华人紧密的联结起来，有利于培养和发扬爱国主义精神。
第三，提倡孝伦理有助于将孝从家庭伦理提升为社会伦理。弘扬尊老、敬老的传统美德，是解决社会老龄问题的重要途径，是完善现实养老机制的需要，也是当代家庭养老的重要保证，有助于促进社会的稳定与发展。我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同时也是老年人绝对数量最大和老龄化速度最快的国家，养老问题是我国的重大战略任务之一。由于我国的经济发展水平不足，“未富先老”，这就决定了家庭养老仍然是我国目前最基本的养老方式。尤其在农村，依靠家庭养老更是老年保障的重要形式。这样，传统孝伦理的现代价值也因此随之进一步凸现出来。因此，提倡儒家孝伦理，积极倡导尊老、敬老、爱老的传统美德就有了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传统孝道不仅是一种扩展性的伦理规范，而且是一种开放性的伦理规范。它体现出孝伦理始于家庭这个最基本的社会组织进而扩展为整个社会，由个人私德扩展为社会公德的特性。所以，要把孝伦理教育纳入国民教育体系，从启蒙教育开始，并使之成为终生教育的必修课。这样，就可以使人们认识到孝要从最基本的孝敬父母，关爱亲人开始，将爱的范围逐步扩展升华，最后达到泛爱众的道德情操。
总之，提倡传统孝伦理之精华部分的教育，规范社会家庭关系，树立尊老敬贤的时代新风是增强民族责任感和凝聚力的核心。这对于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完成祖国统一大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都是十分有益的。
参考文献：
[1]梁漱溟。中国文化要义[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
[2]杨维中。孝道与现代家庭伦理[J].中国哲学史，1997，（2）。
[3]李祖扬。现代文明与孝伦理[J].道德与文明，2001，（6）。
篇7：儒家伦理的现代价值
儒家伦理是中国典型的传统文化.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中,对儒家的道德自律、家庭伦理、诚实信用、亲和自然等思想的继承和扬弃,有利于形成具有民族特色的市场游戏规则和具有历史继承性的伦理道德.
作 者：刘健 作者单位：南阳师范学院,河南,南阳市,473061 刊 名：高等函授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英文刊名：JOURNAL OF HIGHER CORRESPONDENCE EDUCATION(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 年，卷(期)：20xx 14(5) 分类号：B82-06 关键词：儒家伦理 传统文化 现代价值篇8：儒家伦理的现代价值
作为一个崛起中的大国，中国在促进世界共同发展和繁荣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尤其是在20xx年的全球金融危机后，在各国经济一片凋敝的情况下，中国扮演了将世界拉出衰退泥潭的“世界引擎”的角色。据统计，中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在三分之一以上，这意味着全球经济每增长三个百分点，其中就有一个多百分点是由中国贡献的。中国经济的崛起以及所做出的“世界贡献”受到各个国家的赞誉。然而正如经济学家艾哈德所指明的，人们的经济活动并不是像机器一样受机械的法则指导，相反它要受到伦理观念的影响。郑永年也认椋如果中国的伦理道德体系不能得到确立，那么无论怎样强大的经济力量，都不足以促使中国实现文明复兴①。
缺乏伦理秩序，经济现代化就缺乏精神动力的支撑和参与，就难以实现社会持久进步的现代化目标。由于中国属于儒家文化圈的主要发源地，同为受儒家文化圈影响的日本和韩国也曾经对世界经济增长做出过重要贡献，因而关于儒家伦理与现代化建设之间关系，或者说儒家伦理对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价值与意义逐渐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并成为国内外学界的研究热点。目前，学术界主要围绕儒家伦理对东亚国家经济现代化的内生价值、目标价值和动力价值等三个方面展开了研究和探讨。本文综观并述评学术界研究成果，以期为进一步阐释和挖掘儒家伦理对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价值提供参考与启示。
一、关于儒家伦理对东亚国家经济现代化的内生价值
从根本上说，一个国家的经济现代化就是某种经济秩序形成的过程，这种经济秩序本质上不是基于外部压力的结果，而是内部建立起来的某种均衡。经济制度只能作为经济现代化“他律”的手段，而伦理目标和伦理形态却是经济现代化的“自律”地型塑。因此，伦理秩序对一个国家的经济现代化具有内生价值，它是国家经济现代化的价值诉求，并且规定着国家经济现代化的目标、价值与形态。
从国内外的研究成果看，学界普遍承认儒家伦理对东亚国家经济现代化具有内生价值，儒家伦理的伦理与价值主张与经济现代化的内在逻辑和现实要求高度契合，使东亚诸国走上了一条与西方国家不同的经济现代化道路。概括起来其主要观点有五种：“职业精神说”、“人文精神论”、“情感价值内化论”、“价值观渗透论”、“逆向精神力量论”等。
我国学者龚群主张“职业精神说”。他从儒家伦理中的敬业精神出发，认为儒家的职业精神更注重义与利的统一，与现代社会对人们职业活动的要求能够高度契合，对东亚国家经济社会的发展更具有现代价值。与传统经商活动相比，明代商人的经商活动已经有了新的变化，这种变化首先就体现在明代商人所持有的“贾道”观上。所谓“贾道”，即商人的经商活动不仅仅是为了纯粹的经济谋利，还为了获取利益之外的精神利益。这种将追求世俗利益的动机与追求价值精神的动机相统一的“贾道”观催生了明代商人职业伦理的诞生。而商人伦理中的诚实不欺和“以义生利”的伦理观念至今仍然是东亚国家儒商们的价值理念。除了商人，教师和医生的职业伦理也影响着东亚国家相关从业人员的职业信念，“从现代职业的观点看，传统社会中的史官、教师、医生以及商人的职业伦理，更有现代意义”②。
章海山坚持“人文精神论”。他将儒家伦理的贡献从儒家文化圈国家扩大至世界诸国，认为儒家伦理中的人文精神正是现代社会急需的伦理与道德品质，对世界各国实现经济现代化具有积极的意义。经济现代化不仅仅表现为一个国家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和生态方面所取得的物质文明成就，更重要的还在于人的现代化。而人的现代化归根到底就是人们在经济现代化过程中获得的一种人文精神。据此，章海山认为儒家伦理在提高现代公民人文精神方面的价值是独一无二的，这恰恰是经济现代化所需要的伦理精神。章海山批评经济现代化过程中人的“物化”现象，赞赏儒家伦理重视“爱人”、“惠人”的思想，认为在经济现代化过程中儒家伦理的这种以人为本的精神无疑有助于唤醒那些沉溺于物欲之中的人们。此外，儒家伦理强调的整体主义有助于抑制经济现代化带来的个人主义泛滥趋势，对经济社会的和谐与稳定能够起到积极的作用。“尽管它不可避免地带有不少消极因素，然而它的价值取向相对于一味讲个人自由、权利的价值取向更有利于社会生活的协调，更有利于现代经济的发展。”③
徐吉鹏主张“情感价值内化论”。他认为在日本经济现代化的过程中，虽然儒家伦理逐渐失去了主流意识形态的地位，但是儒家伦理已经内化到日本人日常的行为规范、道德观念和民族心理之中，并且深刻地影响了日本人的经济活动、情感价值。徐吉鹏举证说，儒家伦理对日本经济生活的这种影响比比皆是，被誉为日本经营方略“三大神器”的终身雇佣制、年功序列制、企业内工会就是儒家伦理对日本企业经济活动影响的重要体现，它培养了日本人对企业的忠诚、勤奋、和谐的文化观念④。
美国学者赖肖尔则坚持“价值观渗透论”。他认为东亚国家已经成为真正意义上的现代社会，生活在其中的人们也完全成为现代意义上的公民，而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孔孟之徒”。但是，无论是中国、韩国还是日本，它们的国民身上仍然渗透着儒家伦理的价值取向和伦理观念，儒家伦理比西方任何宗教和伦理观念的影响都要强大。赖肖尔解释说，传统的日本人以异乎寻常的热情学习和接受西方现代科学和技术，包括与现代社会有关的一切法律制度、社会规范、民主思想、伦理道德的普遍原则，但是在这种对待西方科学技术和文化的狂热现象之下，日本人强烈的孔教特性却仍有其潜在的作用，他们对政府的承诺和说辞深信不疑，信奉人际关系之道，坚持忠诚、勤劳的价值理念，把教育视为经济现代化的重要途径。伴随着经济现代化的进程，儒家伦理已经植根于东亚国家的土壤中。因此，赖肖尔得出结论说，时至今日几乎没有人认为自己是“孔孟之徒”，但在某种意义上说几乎所有人都是“孔孟之徒”⑤。
然而，也有学者持有不同见解。我国学者黄秉泰坚持“逆向精神力量论”，认为从中国、日本和韩国的经济现代化的历史过程来看，上述国家在经济现代过程之初儒家伦理不仅没有起到促进的作用，反而起到了阻碍作用，这是由于儒家伦理具有一种反现代化的偏见所致。但是，黄秉泰没有因此全盘否定儒家伦理对东亚国家经济现代化的价值。他提出了一个“逆向的精神力量”的概念，认为儒家伦理属于一种逆向的精神力量，只有当经济现代化进程结束之后儒家伦理才能够发挥巩固经济现代化成果的独特作用⑥。
与上述学者不同，德国学者马克思・韦伯则持有全盘否定的观点，认为儒家伦理不仅对东亚国家经济现代化没有价值，反而会影响东亚国家经济现代化进程。在韦伯看来，经济现代化即是一个国家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据此，韦伯从中国社会结构的特性出发，认为儒家伦理在促进中国资本主义经济发展方面没有价值，甚至将儒家伦理视为阻碍中国发展资本主义经济的重要因素。反之，认为新教伦理精神在促进资本主义经济方面具有独特的价值⑦。
二、关于儒家伦理对东亚国家经济现代化的`目标价值
任何国家和社会的经济发展都有特定的伦理与价值取向。在此意义上，东亚国家在经济现代化之初就蕴含了特定了的伦理与价值取向，东亚诸国普遍都将富强和文明视为经济现代化的目标价值，而我国也把富强、民主、文明、和谐作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建设目标。关于儒家伦理对东亚国家经济现代化的目标价值，学界主要存有两种基本的观点：以陈嘉明和李伏明为代表的“伦理状态论”和以森岛通夫为代表的“伦理指向论”。
我国学者陈嘉明认为经济现代化并不单纯以经济的增长为目标指向，而是以某种伦理精神为指向。儒家伦理构成了东亚国家经济现代化的目标指向。经济增长只是经济现代化的诸多表现之一，实际上经济现代化是以形成某种现代性为目标，并且以某种现代性观念为指导。简言之，经济现代化的目瞬皇悄承┦字，而是一定的伦理状态。在经济现代化的背后是伦理观念的现代化⑧。
李伏明从儒家伦理对现代社会公共事业的影响证明儒家伦理对经济现代化的目标价值。李伏明认为，与传统社会的发展不同，现代社会的经济发展主要体现在公共事业的发展，而儒家所强调的个人服从国家、个体服从整体、私利服从公共利益的伦理主张有助于提高现代公民的公共责任意识，与经济现代化所要实现的和谐状态基本一致。因此，儒家伦理为经济现代化提供了一个伦理指向，迎合了现代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⑨。
日本学者森岛通夫认为儒家伦理中的一些理念和精神指向具有现代意义，是包括日本在内的东亚国家能够取得经济现代化的成功的主要原因。森岛通夫认为，日本是一个以勤劳著称的现代化国家，而儒家伦理中提倡勤劳和节俭的伦理观念不仅与日本的现代化发展目标相一致，并且还构成了日本现代化的潜在因素。如果近代的日本人不崇尚勤劳和节俭，不反对好逸恶劳和铺张浪费，“那么近代资本主义也肯定不会在日本取得成功”⑩。
三、关于儒家伦理对东亚国家经济现代化的动力价值
作为一种刺激经济增长的手段，日本政府承认儒家伦理精神对日本经济现代化具有巨大的贡献。对此，日本政府曾于1884年发布的经济白皮书中给予了高度的评价：如果就经济增长激励的有效性来确定儒家伦理精神、法律规章制度和资本三者的份量，那么儒家伦理精神应占5/10，法律规章制度占4/10，而资本只占1/10。日本政府对儒家伦理精神的这一量化评价虽然不具有科学性，但却反映了儒家伦理精神在日本经济现代化进程中的价值和贡献。关于伦理秩序对东亚国家经济现代化的动力价值，国内外学界主要持有观点：“转化动力说”、“内在动力说”、“伦理动机说”、“伦理资源说”。
我国学者夏振坤和张艳国提出了“转化动力说”，认为儒家伦理精神虽然不能构成经济现代化的目标，但却构成经济现代化的动力。传统儒家伦理的基础是封建等级制及其生产方式，它固然不能够直接为现代社会经济发展服务，但儒家伦理中的某些理性因素则是现代社会所需。从这个意义上，他们认为传统社会的儒家伦理精神通过某种方式的转化和改造可以构成现代社会经济发展的动力。
李翔海提出了“内在动力说”，他在对比基督教伦理精神的基础上，指出儒家的伦理精神是东亚国家经济现代化的内在动力。从一个非和谐社会到和谐社会的转变是东亚国家进行现代化的共同特点。人们从封建等级制的束缚和压迫下获得解放。在改造社会的过程中，人们不自觉地追寻精神的安顿并且对现代化的未来前途充满憧憬。李翔海强调，东亚国家现代化过程中人们表现出的这种自觉与希望和基督教世界国家完全不同，前者完全是基于内在的动力，后者则是迫于外在的压力。而造成这种不同的原因在于儒家伦理精神强调终极关怀和以人为本的理念，这恰恰是东亚国家经济现代化所需。儒家伦理精神的终极关怀在现实生活中就体现在人们对和谐社会的追求，以及人们积极投身到社会建设的热情。
西方学者马克雷对儒家伦理精神大加赞赏，认为儒家伦理中的一些积极的因素对于促进经济社会的发展和提高企业生产效率具有独特的价值。马克雷认为，儒家伦理中的忠诚精神是经济现代化的重要动力，是区别于西方宗教伦理精神的重要思想资源。对于西方人而言，儒家伦理所强调的那种诚挚地忠诚于国家、社会和企业的思想观念是无法效仿的，而这种忠实于集体和组织的伦理思想恰恰是东亚国家经济崛起的重要动力，它使东亚国家走出了一条与西方国家经济现代化不同的独特之路。儒家伦理“在日本这样国家里是促进增产提高效力的动力”。
亚当・斯密主张“伦理动机说”，认为正确的伦理动机将对经济现代化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任何伦理观念都是对人们思想和行为的规范，因为“道德的基础是人类精神的自律”，这种精神自律的普遍形式即是伦理秩序。亚当・斯密承认伦理秩序对市场秩序的作用，他将自爱、同情、追求自由的欲望、正义感、劳动习惯和以物易物的相互转让等六种伦理动机视为市场经济秩序的伦理基础。
另一些西方学者如科斯、贝克尔等人则主张“伦理资源说”。他们将伦理观念视为一种重要的经济资源，认为伦理是能产生极大外部效果的人力资本，“它帮助个人对他和其他人在劳动分工、收入分配和现行制度结构中的作用作出道德评判”。伦理的存在是因为世界是复杂的，而人心却是有边界的。如果世界是简单的，人类社会和历史是能够直观把握的，那么人们就不会用伦理这种形式来理解和把握周遭世界。从这个意义上，伦理是节约人们理解和把握世界的成本，提高人们交往效率的一种工具。另一方面，经济社会发展决不仅仅依赖于物质条件，精神文明建设和物质文明建设一样重要。相比其他产品而言，生产像“虔诚”这一类的精神产品尤其依赖于伦理建设和意识形态积累。在东亚国家走向经济现代化的过程中，强化“对现行制度安排的合乎义理性（Legitimacy）的意识形态信念，能淡化机会主义行为”。正因如此，任何政府都通过向伦理教育投资来对个人意识形态资本积累进行补贴，伦理成为助力东亚国家经济现代化的动力源泉。
注释：
① 郑永年：《为什么一个道德国度面临道德解体危机》，《联合早报》20xx年10月4日。
② 龚群：《中国传统社会的职业及其伦理》，《孔子研究》20xx年第2期。
③ 章海山：《中国儒家伦理精神与现代化》，《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4期。
④ 徐吉鹏：《传统伦理在日本现代化中的命运》，《道德与文明》20xx年第4期。
⑤ 埃德温・棘肖尔：《日本人》，上海译文出版1980年版，第233页。
⑥ 黄秉泰：《儒学与现代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5年版，第506页。
⑦ 马克思・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xx年版。
⑧ 陈嘉明：《中国现代化视角下的儒家义务论伦理》，《中国社会科学》20xx年第9期。
⑨ 李伏明：《儒家经济伦理与现代化》，《复旦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0年第5期。
⑩ 森岛通夫：《日本为什么“成功”》，四川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27页。
篇9：儒家伦理哲学思想及其现代意义
儒家伦理哲学思想及其现代意义
儒家伦理哲学,是以仁(人)为本的人生、社会哲学.儒家把仁与礼紧密结合,儒家德治实质是礼治,仁学实质是礼学.至宋明理学,形成了系统深邃的儒家“心性之学”.对儒家伦理哲学经剔除糟粕,扬弃、改造,可发见其中蕴含的具现代意义的哲学智慧、人文精神.儒家的忠恕,把个人与他人与国家社会紧密结合,融为一体,蕴含的爱国主义、整体主义思想;儒家的.中庸哲学,蕴含的追求真善美结合的理想人生社会境界;儒家重义伦理价值观,注重道德对人生、社会发展的作用,所有这些,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今天,均有明显积极意义.
作 者：谢树放 李玉琴 作者单位：南京经济学院,社科部,江苏,南京,210003 刊 名：淮北煤炭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英文刊名：JOURNAL OF HUAIBEI COAL INDUSTRY TEACHERS COLLEGE(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 年，卷(期)：2001 22(6) 分类号：B222.05 关键词：仁学 礼学 心学 忠恕 中庸 重义 现代意义★ 缺陷近义词
★ 缺陷的反义词
★ 制度伦理及其限度
儒家交往伦理理论和实践的特征和缺陷初探（通用9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