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ora”通过精心收集，向本站投稿了7篇民法案例分析的基本方法探讨，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整理后的民法案例分析的基本方法探讨，以供大家参考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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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民法案例分析的基本方法探讨
民法案例分析的基本方法探讨
今天想和大家一起探讨一下我最近一直关注、研究的一个问题，那就是关于民法学的方法论问题。关于方法论的探讨研究，我国大陆地区虽然已经有了一些零星的研究成果的发表，但是相比于具体的立法研究而言，学界关注的并不是很热烈，没也有形成一个研究热点。但是就我个人感觉而言，我认为我国民法学研究水平要寻求进一步提升的话，我们就必须对法学方法论投入更多的精力，唯有如此，才有助于我们把我国的民法学研究引向深入，也才能更好的指导我们的立法研究、司法适用和法学教育。我们知道，方法在古希腊语中，有“通向正确的道路”之义。法学之所以称之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自身具有一套独立的方法理论。方法比知识更为重要，因为方法是获取知识的重要手段，所谓法学知识可以看作是法学方法展开的结果，这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大陆法系的理论认为，从广义上讲，民法学就是民法解释学，二者为同义语。现代法学理论中，法学方法逐渐从法学知识中分离出来，成为一门独立的关于方法的学问。德国一般称之为“法学方法论”，日本一般称之为“法解释学”，但其研究对象实质上大体一致。采法学方法论的概念更为贴切，因为法学方法涵盖的范围更为广泛，包括法源论、法条论、法解释论、法体系论等，还包括法律事实认定的方法，可见，法学方法的理论是围绕着法律适用的过程和司法“三段论”的模式展开的。
长期以来，在民法案例的分析中，我国一直缺乏一套规范、严谨的分析方法和思维，每个人都根据自己的学术背景、思维模式来分析案例，欠缺一种规范的分析方法。在实务中，有一些法官常常是先确定了事实，然后就直接确定结论，然后为了支持结论再去寻找一些法律依据；也有的判决中，事实清楚，法律的适用也是正确的，但是没有对事实和法律的适用的连接点分析；还有的在判决中，很多人常常从事实就直奔结论，判解缺乏推理过程，使得逻辑的三段论不能得到运用，也是缺乏逻辑的推理过程。这些现象普遍存在，造成了实务中逻辑三段论和民法解释学等方法不能得到广泛地认可和采用，判决缺乏说理性。同时，缺乏统一的法学方法为共同基础，这也导致了法律人在讨论问题时语境上的差异和沟通上的隔阂。因此，当务之急是要培养法官、律师等的正确严谨的法律思维方式，掌握民法案例分析的基本方法。在实务中，案例分析的基本思维的确立还可有效约束法官的自由裁量，保证法官依法裁判，从而维护法律的安定性，促进法治的实现。
法学方法对于司法裁判、法律适用具有重要的意义，这也是法学作为一种实践理性的体现。可以说，法学方法的核心就是法律适用和法律解释。法学方法与案例分析的方法也具有密切的关系，二者相互渗透，不可分割，法学方法不可避免地涉及到案例分析的问题，今天我这个关于民法方法论的演讲想给大家介绍案例分析方法的两种利器，即法律关系分析的方法和请求权基础的方法。
一、什么是民法案例分析的基本方法
法学方法论有各自的历史背景和学术传统。在英美法系国家，注重归纳法和论题式的思维，往往采用Case by case的分析方法；而在以德国为代表的大陆法系国家，强调演绎法和体系化的思维，自从萨维尼创建法学方法论以来，一直采取一种请求权基础分析法来分析案例。尽管分析手段各异，但是都是针对案例建立一套比较规范的分析方法。我们这里倡导一种民法案例分析的基本方法，它属于法学方法论的组成部分，它主要是指，采用一种规范严谨的方法探讨每一个个案，以准确的认定案件的事实和法律。它具有如下几个特点：
第一，这种分析方法必须是具有一定规范性。一方面，它应该是一个统一的方法，适用于不同的案例，而不是每一个案例就有一种方法；另一方面，这种方法不是每个人自我设计或自我构思的方法，在分析案例中，可能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思维方式，这些方式方法未必不能有效的分析案例，但是如果没有一套规范的分析方法，就缺乏方法论上的统一性，以至于在讨论问题时出现各说各话的现象。同时，每个人各自采纳自我设计的方式就不能形成正确的思维。目前我国有各种各样的案例分析，而每一个都是按照自己的学术背景、思维模式去进行案例分析，我们欠缺一种规范的分析方法。它也就决定了在中国研究案例分析的方法，其意义非常重大。这对于培养法官、法律学生正确严谨的法律思维极为重要。
第二，案例分析方法不仅是一种案件事实的分析方法，同时也是法律解释的工具。也就是说，案例分析工具主要不是一个证据的分析和运用的过程，不是单纯确定客观的事实，而更重要的是它是为了确立一种法律上的事实，一种符合法律构成要件的事实，也就是确认三段论中的小前提。并且，在这个分析过程中，最重要的环节是法律的适用，也就是如何使小前提符合大前提，这样就必须对适用的法律（即大前提）进行解释。所以，案例的分析是一个事实认定和法律解释的过程。举一个例子说，甲委托乙购买“飞鱼”牌家具，乙听成是购买“飞翼”牌家具，而甲和出卖人丙也曾有过接触，告知丙要委派乙购买家具。但是乙购买的家具不符合甲的要求，甲是否必须接受呢？在对这个案例对分析过程中，就不仅仅需要对多项法律事实进行分析，而且更涉及到对解释方法运用的问题，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如果对授权行为完全按照文意解释的方法，只要我对你作出的授权的意思表示到达了相对方，那么这个授权就是清楚，如果代理人因为理解错误而从事别的行为，就转化为越权行为，出现这种情况，就需要用另外一套法律规则来解决。但是如果按照目的性扩张的解释方法，法律设定代理制度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保护交易第三人，就对上述法律事实作另一种解释，不适用无权代理，而应当按照授权不明，直接由被代理人承担责任。可见，采取不同的解释方法会导致不同的结果。
第三，案例分析方法需要遵循一定的逻辑思维结构。例如在请求权的基础分析方法，无论遇到什么类型的案件，其思维的步骤和程序的固定的，这也决定了案例分析方法是法律人驾驭复杂的法律关系，以简驭繁的有力工具。案例分析方法的展开其实就是形式逻辑三段论的过程。形式逻辑三段论在司法中的运用可以说是近代法治的产物，它遵循了判解的说理性，使法官的思维过程得以在判决中展开，同时也使当事人能够了解判解结果的形成，从而增强裁判结果的权威性和说服力。三段论就好像是判决中的程序规则一样，维护了法院的裁判权的正当性，并对裁判权作出了必要的约束，以防止其滥用之虞。可以说，三段论在司法中的运用是法治文明的组成部分。司法裁判的三段论过程中可以具体体现为各种分析方法的运用，例如，请求权基础分析方法指的是通过对事实（小前提）的整理与说明，通过对法律（大前提）的解释，建立起大前提与小前提之间的联系，是三段论推理过程中的一部分。但这种方法其实是形式逻辑在法律思维中的运用，在运用过程中，它必须与法律解释方法相结合，形成自己独特的分析方法。即案例分析方法即要考虑逻辑思维的三段论，又要和法律的解释方法结合起来，形成了一套自己独特的方法。
第四，方法论在各个部门法中的应用是各不相同的，我们所指的解释方法是指民法解释的方法。法学应当有总的方法，但这种总的方法应用到各个部门法中又是有所区别的。比如说关于对法律解释的方法。因为各个部门法的规范对象不同，所以法律解释方法也有所不同。如在刑法基于罪行法定原则，主要采取文意解释的方法，而不能对刑法条文任意进行扩张解释，否则违背罪行法定的原则。所以探讨法律解释方法，它应该指的是各个部门法所特有的一种方法。所以，我们说的法律解释方法指的是一种民法的解释方法，案例分析法是民法的解释方法的具体运用，案例分析法与民法解释方法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二、探讨案例分析方法的意义
法学方法是民法理论的活的灵魂，民法学就是民法解释学，表明法学方法论在民法学的基础性建构作用。探讨案例分析的方法对于有效地沟通理论和实务，为理论的发展提供素材和动力，指引和规范司法裁判的实务操作具有重要作用。在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和推动司法改革的大背景下，案例分析方法的研究尤其具有突出的现实意义。
第一、有助于限制法官恣意裁判，保证法律的安定性。法律推理本是一个演绎的过程，采取三段论模式：大前提是“找法”，即寻找应当适用的法律规范；小前提是确定案件事实；最后以法律为依据，以事实为准绳，将抽象规范适用于具体案件，得出结论，即判决意见。但在一些中国法官那里，它却变成了一个“自下而上”的复杂错综的工程，首先确定判决结果，然后在法律条文和案情证据的丛林中殚精竭虑地寻找论证的路径，这就是学者所谓的“被倒置的法律推理”。在这个过程中，判决结果不是法律推理的产儿，而是法律推理的指南。至于这个判决又是如何被首先确定的，却是一个黑箱。因此，法学方法的确立有助约束法官的自由裁量权，保证法官依法裁判，从而维护法律的安定性，促进法治的实现。
第二、有助于司法裁判的公正性。仅仅付诸个人的法感情断案，不能带来可靠的公正，法官只有采取循序渐进的方式，才更可能达到以普遍或平等原则为基础的公正。法学分析方法体现了法律的形式正义，使得司法成为一个技术性的过程，裁判的技术化、形式化，使得判决书的公开和监督成为可能，判决书是裁判方法和思维方法的最终成果和物质载体，司法改革的一个重要内容是增强判决书的说理性和透明性，判决书公开使得法官的推理方法和论证过程受到公众的监督，以保障司法公正。
第三、有助于司法效率的提高。法学方法和案例分析的方法采用标准化的程式，可以提高法官思维的明确性，简化思维的过程，避免分析案件的思维误区，从而使得司法裁判更具有效率，并且保障审判的质量。例如，法官面对一个新的案件不必考虑从何处下手，只需按照分析方法指引的步骤操作即可。因此，有学者称，案例分析法可以与流水生产线相比较，使生产效率在数量上和质量上都大为提高。
第四、对于法学教育具有重要意义，有助于培养法律人的思维能力，提高其专业素质，促进法学专业共同体的形成。王泽鉴先生认为，请求权基础的寻找，是处理实例题的核心工作，请求权基础是每一个学习法律的人必须彻底了解，确实掌握的基本概念及思考方法。作为基础的思维方法，法学方法是每一个法律人入门的必修功课，有助于培养法律人共同的学术思维和话语，排除法律人之间的对话和交流的障碍，不至于思路迥异、各说各话的现象。
三、案例分析的两种基本方法之一：法律关系分析法
（一）法律关系分析法概述
法律关系是“由法律规定的生活关系”，即法律规范所调整的那部分社会关系。社会关系是包罗万象、复杂多变的，其中并非所有的社会生活关系都由法律调整而形成法律关系，法律仅是截取有法律干预之必要的那部分社会生活，构建成法律关系，塑造为法律秩序。法律关系的分析方法即是以法律关系为基础的一种法学方法。所谓法律关系分析的方法，是指通过理顺不同的法律关系，确定其要素及变动情况，从而全面的把握案件的性质和当事人的权利义务关系，并在此基础上通过逻辑三段论的适用以准确适用法律，做出正确的判决的一种案例分析方法。
法律关系的分析方法是法学最基本的分析方法和分析框架。其不仅适用于对案例的分析，而且适用于民法体系的构建。德国民法的潘德克吞体系就是严格按照法律关系的内在逻辑展开的。其总则――分则模式：总则分为权利主体、权利客体、权利的变动、法律行为（变动的原因）；分则为法律关系具体内容的展开，即各种的法律权利。法律规定，无论其范围大小，总不外乎法律关系，而法律关系之构成，总不外乎上述之要素，整个民法的内容，不外乎法律关系之主体、客体、权利义务及其变动和变动的原因，民法典每一编及每一特别法的内容，也不外乎此，不过各有详略而已。因此，法律关系被德国学者梅迪库斯先生称为“私法的工具”，可见其重要性。所以，确定存在不存在法律关系？存在什么样的法律关系？法律关系的各个构成要素是什么？是每一个民法学习者在考察法律问题时都应当具备的专业素质，可以说，熟练掌握了民法的法律关系，就能够深入理解整个民事权利的逻辑体系。
在案例分析中有效地运用法律关系分析方法，其优点在于：
第一，在存在多种复杂的法律关系时，能够条分缕析地分析各种权利义务。通过对法律关系的分析和把握，将各种法律关系比分开来，以不同的法律关系确定当事人的法律权利和义务。
第二，排除非法律关系的因素，即在区别法律关系与非法律关系的基础上，将考虑对象聚焦于法律关系。社会规范系统是一个多元的体系，很多生活关系由道德、风俗、习惯、宗教等社会规范调整，法律并不介入，如民法学说上所谓的“好意施惠关系”、“自然债务”等理论，即揭示出此种社会关系不由法律调整，也不能形成法律关系，不能通过法律渠道予以救济。例如，甲乙二人素来交好，甲邀请乙到家里做客，此为好意施惠关系，由当事人的私人友谊调整，而不构成民法上的债权债务及违约责任问题。
第三，把握法律关系的要素。民事法律关系的要素是指构成民事法律关系的必要因素，任何民事法律关系都由几项要素构成，要素发生变化，具体的民事法律关系就随之变更。我认为，民事法律关系要素仅限于三个要素，即主体、客体和内容，这是任何法律关系都应具备的，民事法律关系也不例外。而五要素说将法律事实和法律关系变动的原因也包涵在法律关系当中，这是值得商榷的。法律事实应当是外在于法律关系的因素，它是将抽象的法律规范与具体的法律关系加以连接的中间点，是使客观的权利变为主观的权利的媒介，法律事实导致法律关系发生变动，但它本身并不是法律关系内在的要素。
第四，把握法律关系的变动。把握法律关系产生、变更、消灭的脉络。民事法律关系都是不断变化发生的，考察任何一种民事法律关系都应当了解变动的原因及其变动的效果，这就意味着必须查找一定的法律事实，但是法律事实毕竟是外在于法律关系的，它是将抽象的法律规范与具体的法律关系加以连接的中介，但它本身并不属于法律关系的要素。因为只有考察法律事实之后才能明确其引发了何种法律关系，而在明确了该种法律关系之后已经无须再考察法律事实了
（二）法律关系分析法的特点
法律关系分析法的特点主要在于通过理顺不同的法律关系，就是要判断在一个民事案例中，首先要确定不同法律关系，法律关系的性质，和权利义务内容。其次要确定其要素及变动情况，从而全面的把握案件的性质和当事人的权利义务关系。在此基础上进一步适用法律。这种方法的特点在于：
第一，法律关系的分析方法首先着眼于对案件事实的考察，在此基础上在适用法律，把案件事实的分析与法律的适用作为两个步骤。请求权基础的方法侧重于探究请求权的规范基础，注重将事实与法律结合起来考察。
第二，它是对法律关系三要素的全面考察，而不仅仅对法律关系的某一特定内容，即请求权的考察。而请求权基础的分析方法则是对通过考察当事人主张的请求权，探究其法律基础和事实依据，其考察范围限于与请求权相关的法律事实和规范基础。采用法律关系分析方法，可以高屋建瓴地分析各种法律关系。一种法律关系中，可能有多个权利，而不仅仅包括请求权。
第三，法律关系的分析方法是法学最基本的分析方法和分析框架。其不仅是一种案例分析的方法，而且适用于法学研究和民法体系的构建。法学的'考察对象即是特定的法律关系，任何法律问题不外是法律关系的分析与综合。请求权基础的方法是更侧重于对案例进行分析的方法。
（三）法律关系分析法的运用
法律关系分析法的运用可分为以下两个步骤：
第一步，考察案件事实所涉及的法律关系，具体又可包括四个步骤：
1.明确争议点及与其相关的法律关系，即明确争议的核心关系，围绕该核心关系还有哪些“有关联的法律关系”，二者关系如何。例如，争议的焦点（核心关系）是无权代理行为是否有效，围绕该争议点可能涉及到授权关系是否存在、相对人是否成立表见代理关系等“有关联的法律关系”，然后判断核心关系与有关联的法律关系之间的联系，例如授权关系的有因还是无因等。
2.确定是否产生了法律关系。如好意施惠关系，由当事人的私人友谊调整，不构成民法上的债权债务关系，应当排除在法律关系的考察之外。再如，朋友亲戚相聚交谈、邻里之间相互串门等也不产生法律意义。如果根本就没有产生法律关系，则剩余的问题无须考虑。
3.要分析法律关系的性质，如分析其究竟是合同关系、侵权关系、无因管理关系还是不当得利关系。确定不同的法律关系的性质对于确定当事人的权利义务影响很大。
4.分析考察法律关系的各要素，即考察法律关系的主体、内容、客体。
（1）确定法律关系的主体。首要的就是解决法律关系的主体、法律关系涉及的人的范围、在哪些当事人之间发生等问题。在具体民事法律关系中，一般都要有双方或多方当事人参加。具体来说，确定主体要确定如下几点：1，谁向谁主张权利，是否与法律关系发生直接的利害关系，具有适格的诉讼主体资格。2，确定具体的主体是谁？民事法律关系的每一方主体可以是单一的，也可以是多数的。例如，在债权关系中，债权人和债务人每一方都既可以是一个人，也可以是几个人。在相对法律关系
（2）确定法律关系的内容。民事法律关系的内容，是指民事主体所享有的权利和承担的义务。这种权利义务内容，是民法调整的社会关系在法律上的直接表现。任何个人和组织作为民事主体，参与民事法律关系，必然要享受民事权利和承担民事义务。法律关系的内容则为当事人的权利、义务，权利义务决定着当事人之间的关系类型，明确权利义务的性质、效力、行使对于分析案件具有重要意义。例如，债权为对人权，具有相对性，只能在当事人间发生拘束力，原则上只能对相对人主张；物权为对世权，任何第三人侵害皆产生排除妨害及侵权责任。再如，支配权以权利人单方意志即可直接实现，权利人得直接使权利发生作用，取得为权利内容的利益；而请求权必须依赖于相对人的行为才能取得为权利内容的利益。
（3）明确法律关系的客体。法律关系的客体，又称为法律关系的标的，是法律权利和义务的指向对象。例如物权的客体是物，债权的客体债务人的给付行为，民事法律关系的客体是指民事权利和民事义务所指向的对象。如果没有客体，民事权利和民事义务就无法确定，更不能在当事人之间分配权利义务关系。
5.是否发生了变更、消灭的后果，以及考察变更、消灭的原因何在。
（1）考察法律关系的变动：法律关系的变动包括法律关系的发生、变更、消灭。法律关系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根据客观事件以及当事人的意志和行为发生法定的或意定的相应变动。如权利的取得、丧失，权利内容或效力的变更等。
（2）考察法律关系变动的原因：法律关系的变动必有其原因，法律事实必须能够引起一定的法律后果。法律关系变动的原因即法律事实，法律关系之所以发生变动，其原因在于特定的法律事实的发生。法律事实分为自然事实和人的行为，自然事实包括事件和状态，行为包括合法行为、违法行为等。值得注意的是，社会生活中出现的事实，并非都与法律关系有关，都能产生一定的法律效果。例如，朋友亲戚相聚交谈、当事人的内心思想感情等，不可能产生法律意义。凡是能够产生一定的法律意义、具有一定的法律价值的事实，都可以成为法律事实。法律事实不仅引起当事人预期的特定的法律效果，也能够引起当事人预期之外的其他法律后果。例如，当事人订立的合同符合法律的强行性规范且不违反社会公共利益时，就能够产生合同法律关系。如果该合同是无效合同，则不引起当事人预期的法律后果。包括法律关系的产生、变更或者消灭。
（3）考察法律关系的变动的客观后果，也是案例分析的另一重要方法――历史方法的一个重要特征。考察法律关系的变动过程，其中首先重点分析关系何时产生；其次考察关系是否发生了变动；最后确定关系是否已经终止。考察法律关系变动的原因具有重要意义，所谓分析案例的历史方法就是依时间次序考察法律事实的变动，从而确定法律关系的变动，最终推导出相应的法律效果，而得出判决。
此外，法律关系存在的时间和地点也对于案例分析具有重要影响。时间对于时效期间和除斥期间的计算、要约与承诺期间的计算、清偿期的到来、失权的效果等具有重要意义。地点对于清偿地的确定、风险负担、司法管辖、准据法的适用具有重要意义。
第二步，考察法律适用
即在第一步确定的案件事实（小前提）的基础上，查找适用核心关系与有关联的法律关系的法律规范（大前提），这一过程就是逻辑三段论运用的过程。上述对法律关系的考察实际上是对事实的客观分析，在确定法律关系的事实之后，应当进一步探讨法律规范搜寻的问题，即查找适用核心关系与有关联的法律关系的法律规范。在这个过程中，实际上仍然应当按照逻辑的三段论的模式展开。三段论的演绎法采取这样一种方式，如：
大前提：所有人都会死
小前提：苏格拉底是人
结论：苏格拉底会死
运用到法律方法上，就是：
大前提：杀人应承担刑事责任
小前提：甲杀了人
结论：甲应承担刑事责任
但是在案例分析的过程中，运用形式逻辑的三段论公式，不是首先寻找大前提，而是先确定小前提，即对事实的认定。在这里，不是首先寻找大前提，而是先确定小前提，即对事实的认定，然后再寻找大前提。因为法官必须首先接触和认识案件事实，对事实有了基本的了解后，才能有目的地寻找法律规范。在确定了小前提后，按照形式逻辑的三段论方式推理，将小前提套入大前提，最后得出结论，即判决结果。所谓“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就是对三段论的推理过程的高度概括。
法律关系分析方法需要运用逻辑三段论，但决非如法律适用的机械论者所想象的完全是三段论逻辑的演绎过程，它还涉及到大前提和小前提如何连接的问题，而连结点的确定必须有赖于法律解释。在法律适用的机械论者看来，法官好像一个自动售货机，只要把法律条文和法律事实象硬币一样投进去，判决就会象商品一样自动蹦出来，这显然是一种脱离实际的想法。因为法律规范的内涵并非一目了然，法律概念的内涵外延的边界具有一定的模糊性，法律规范必须经过解释才能适用。而且，法律规范所指引的对象也是不确定的，法律概念的所指和立法本意间可能因社会变迁而不一致。此外，法律认定的事实也只是相对的真实，而非绝对的客观真实。这一切都决定了法律的适用绝非是一个机械的过程，而是需要发挥法官的主观能动性的过程。
在这个过程，必须保证小前提、大前提都必须是正确的，其结论才可能是正确的。但不是说二者都正确了，结论就一定正确，因为这里还涉及一个二者如何连结的问题。具体来说，首先必须要根据法律关系的性质来判断、搜寻相关法律规范，例如若是合同关系则主要搜寻合同法的有关规定。在此过程中，要区分法律规范的性质是任意性规范还是强行性规范，因为它涉及当事人的约定能否排除法律优先适用的问题。其次，正是在法律规范与法律关系的连接上，有必要进行法律解释，即通过解释来确定某项法律规范能否适用。在法律解释时，要对法律规范的构成要件和法律后果进行整体地理解和把握。法律规范的构成要件和法律后果间连接的密切性越高，其结论的可靠性越大。如果大前提和小前提都是正确的，但是它们之间的连接度很低，或根本不发生真正的连接，则判决结果仍然可能是错误的。例如，甲假冒乙的名义与丙订立买卖合同，丙支付1万元预付款，甲携款潜逃。法官援引表见代理规则判决乙应当承担责任。法官即使认定事实正确，表见代理制度也可以适用，但如本案不符合表见代理的法律要件，则其判决也不正确。
搜寻法律规范，即查找适用核心关系与有关联的法律关系的法律规范。首先，要根据法律关系的性质判断来搜寻相关法律规范，例如合同关系主要搜寻合同法的有关规定；其次区分任意性法律规范、强行性法律规范。因为如果是任意性规范，则当事人的有约定优先，此时以约定作为规范的基础。如果是强行性的规范则必须适用。最后，法律规范与法律关系的连接，此时就进入了法律的解释领域。即某项法律规范能否适用必须通过解释。
这里我还想着重强调的一点就是，法律关系分析法，它的特点是在运用形式逻辑三段论时，先考虑案件的小前提，即事实，然后再考虑案件的大前提，即法律，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将事实问题和法律问题截然分开。严格的说，法律关系分析法所确定的事实并不是一个单纯的事实，而是法律意义上的事实。例如关于法律关系性质的界定，本身就是一个事实问题和法律问题的结合。另外有一些问题很难说究竟是一个事实问题还是一个法律问题。比如说，某人开车将孕妇撞伤，究竟撞伤了一个人还是两个人，这不仅是一个事实判断，还是一个法律价值判断问题，因为这涉及到对胎儿的主体资格是否承认这个法律问题。在对事实问题进行判断的时候也不能离开法律规定单纯讨论，所以法官在裁判时必须目光在大前提和生活事实之间往复流转。
四、案例分析的两种基本方法之二：请求权基础分析法（Anspruchs method）
请求权基础分析法（Anspruchs method），又称请求权规范基础检索法或归入法、涵摄法（Subsumtionsmethod）。该方法通过考察当事人的请求权主张，寻求该请求权的规范基础，从而将小前提归入大前提，最终确定请求权是否能够得到支持的裁判结论。其考察以当事人的请求权为基础展开，因此首先探讨请求权的基础理论，再探讨请求权基础分析法在分析案例中的具体运用。
（一）请求权（arspruch）概述
所谓请求权（arspruch），是指请求他人为一定行为或不为一定行为的权利。请求权人自己不能直接取得作为该权利的内容的利益，必须通过他人的特定行为间接取得。请求权包括债权请求权、绝对权的请求权、继承法上的请求权、亲属法上的请求权等。请求权的概念最早由德国学说汇纂学派代表人物温德夏特（Windscheid）于1856年发表的《从现代法的立场看罗马私法上的诉权》一书中提出。他认为，请求权就是要求他人作为或不作为的权利。此种观点为《德国民法典》所采纳，并为许多大陆法国家的民法所运用。请求权的特点是：
1.请求权具有相对性。请求权都是发生在特定的相对人之间的一种权利，不论是基于债权产生的请求权，还是基于物权和其他绝对权利产生的请求权，都要转化为相对人之间的关系。也就是说，请求权只能向特定的义务人提出，要求其履行义务。请求权作为相对权，产生于特定当事人之间具有特定给付内容的关系。
2.请求权作为独立的实体权利，连接了实体法和程序法的权利，因为民事诉讼程序上的诉可分为三种，确认、给付和变更之诉，这三种诉讼中给付之诉是民事诉讼的核心，而给付之诉的基础就是实体法上的请求权。只有理解了请求权，才能理解给付之诉的基础。
3.请求权既可以作为独立的权利，也可以作为实体权利的内容。请求权大多表现为实体权利，例如物权请求权、人格权请求权等。正是因为请求权可以采取独立的形态，因此权利人可以转让、抵销、准许延迟或免除请求权的具体内容。但请求权也可以只是某项权利的内容。
请求权与诉权在罗马法上是完全统一的，而温德夏特第一次将之区分开，严格的讲请求权是产生诉权的基础，只有存在请求权，才能够产生诉权，但从实体法的角度来看，请求权不能等同于诉权，其原因在于：第一，请求权既可以作为独立的实体权利的内容存在，这些权利在没有受到侵害和未进入诉讼程序以前，也是客观存在的。第二，在当事人进入诉讼领域之后，请求权确实将派生出诉权，诉权正是请求权在诉讼上的具体表现。但是，在此种情况下，请求权也未必等于诉权。例如，当事人可能享有实体法上的请求权，但其起诉不符合诉讼法关于起诉条件的要求，其起诉被驳回或不予受理，在此情况下当事人仍然可以基于其请求权向行为人提出请求，所以请求权未必完全等同于诉权。诉权只是当事人向法院提起诉讼的权利，包括起诉权、反诉权和上诉权，但即便当事人抛弃这些权利，也不意味着其请求权就完全消灭。第三，诉权是程序法上的权利，请求权是实体法上的权利。请求权可诉诸于法院，请求保护，这时，它表现为诉权。请求权必须是向对方提出请求。例如，代位权必须通过提起诉讼才能行使，因此它又是一种特殊的实体法上的权利，不是严格意义上的请求权。
在民法上，研究请求权的意义是重大的，表现在：第一，请求权的概念使得民法典中有关债权的规定能够适用到其他非债之请求权上。请求权是作为一种民事权利而存在的，它不仅仅存在于债权法中，在物权法、亲属法 、继承法等领域都普遍存在。例如，在所有人的财产遭受他人非法侵占的情况下，所有人可以根据物权请求权要求返还，此种请求权并非债权上的请求权。所以，请求权是与支配权、形成权、抗辩权相对应的权利。由于债权主要是请求权，而其他的各项权利在受到侵害以后也都转化为请求权。所以，请求权概念的产生进一步增进了民法的体系性，民法也进一步形成为一个有机的整体。第二，由于请求权体系理念的发展，为从整体上把握和运用民法，从体系的角度运用民法，发挥了重要作用。例如，在各项请求权是否可以并用，以及是否有优先顺序，这些都为法官准确适用法律提供了理论基础。第三，请求权概念的产生确立了诉讼时效制度适用的范围。一般认为，诉讼时效适用的对象为请求权。从而使诉讼时效和取得时效之间具有明显的区别。
（二）请求权基础分析法（Anspruchs method）的运用
请求权基础分析法（Anspruchs method）又称为归入法、涵摄法（Subsumtions method），是指通过寻求请求权基础，将小前提归入大前提，从而确定请求权是否能够得到支持的一种案例分析方法。运用请求权基础分析方法来分析案例，其构造为“谁得向谁，依据何种法律规范，主张何种权利”。依此，解题的主要工作在于探寻得支持一方当事人向他方当事人有所主张的法律规范和依据。有学者将请求权基础的运用称为“找法”，即寻找该请求权的实体法依据，尤其是现行法律依据。采取请求权检索方法的好处在于：因该方法逐一检索，因此很少会遗漏请求权；也不会遗漏法律条文的适用；因为在讨论请求权能够成立的时候必然要检索积极要件与消极要件，所以可以发现抗辩权是否存在。
请求权和责任的确定，对请求权进行检索时应当考虑请求权的先后顺序进行检索，首先将请求权作为一个完整的体系，在这个体系之中进行先后顺序的考虑。但这只是一个学理上的方法，是对法官裁判以及法律学人研究案例具有指引作用的操作指南和思维方法，但不是法律的明文规定的裁判规范，并不具有强行性。并且，请求权的检索还涉及运用者的角度，作为一名法官、律师或案件的当事人，其在纠纷解决中所处的位置不同，其检索的内容和顺序也各有侧重，有一定区别，也未尝不可。
请求权基础分析方法在适用中通常分为如下几个步骤：
第一步，判断请求权的性质
由于此种方法主要适用于给付之诉，因此我们首先要判断究竟是确认之诉、形成之诉还是给付之诉。如果当事人提出的不是给付之诉，则没有该方法适用的余地，此时应当采取法律关系分析法。在确定了可以适用该方法后，则应当判断请求关系的主体和内容，即谁基于何种理由向谁提出何种请求，因为这是案例分析的前提。例如，甲请求乙返还借款，或要求乙承担违约责任。请求权基础检索法既是按照三段论的方法展开，同时又穿插了对规范要件满足与否的判断，因此这又涉及了法律解释的问题，所以归入法在德国学者认为其不是完全的逻辑推理法，主要是一个解释法。而这个解释的过程又必须依靠经典的解释方法，这就是说为什么要把请求权检索与法律规则结合起来。请求权规范基础检索法在德国被作为法学方法论，其原因就是因为涉及了法律的解释问题。简言之，判断请求权性质的步骤具体分为：
1.确认究竟是确认之诉、形成之诉还是请求之诉。
2.如果是其他之诉，则应当采取法律关系分析法。如果是请求之诉，则应当采取归入法。
3.判断请求关系的主体和内容。即谁基于何种理由向谁提出何种请求。例如，甲请求乙返还借款，或要求乙承担违约责任。
第二步，请求权检索
请求权的检索通常是由于原告虽然提出请求，但并未提出请求权的基础，例如，只是提出赔偿损失，但没有指出是基于什么请求权而提出的。另一种情况是，虽然原告提出了某种请求并指出其请求权基础，但法官仍然依职权对其请求权基础进行检索，即“原告提出事实，法官确认权利”。但在我国，《合同法》第122条规定：“因当事人一方的违约行为，侵害对方人身、财产权益的，受损害方有权选择依照本法要求其承担违约责任或者依照其他法律要求其承担侵权责任。”在提出请求时，原告必须对其起诉案由进行选择。但理论界对原告的选择的标的存在争议，究竟原告是选择请求权还是选择请求权的规范基础。但无论如何，原告应当在提出自己作出选择。
1.列举原告的请求可能涉及的请求权。例如在无权处分他人财产场合，就可能涉及到合同请求权、违约损害赔偿请求权、不当得利请求权等。
2.确定各种请求权的类型。我认为，根据民法的各个法律制度，即根据请求权的基础关系的不同，可将请求权分为如下几类：
（1）债权的请求权，包括合同履行的请求权、违约损害赔偿请求权、缔约过失请求权、无因管理请求权、侵权的请求权、不当得利所产生的返还请求权。但是赔礼道歉、恢复名誉等责任形式，因本质上不是一种给付关系，不应当包括在债权的请求权中。
（2）物权请求权，具体包括返还原物请求权、停止侵害请求权、排除妨碍请求权、妨碍预防请求权。
（3）占有保护请求权，主要包括在占有受到侵害的情况下，而使占有人享有的占有返还请求权、妨碍排除请求权、消除危险请求权。
（4）人格权和身份权上的请求权，人格权上的请求权，主要是指在人格权受到侵害的情况下，产生的停止侵害的赔偿损失的请求权。身份权上的请求权主要包括抚养请求权、赡养请求权等。
（5）知识产权上的请求权，主要是指知识产权受到侵害的情况下，产生的停止侵害、排除妨碍、消除危险请求权等。
3.遵从请求权分析的逻辑顺序。确定请求权分析的逻辑顺序，即对可能适用的请求权依特定次序进行通盘的检索。应当看到，民法上的请求权是由一系列不同基础的请求权所组成的体系，这些不同基础的请求权形成了请求权的完整体系，因而确定不同基础的请求权间的检索次序，可以避免请求权的遗漏，从而充分保障当事人的权益。并且依次检索，优先考虑的请求权往往排除顺序在后的请求权，在确定权利的性质方面具有一定的思维经济性。
我们认为，考察任何一个民事案件，必须要分析请求权的体系，在原则上，请求权的体系应当按照如下顺序来确定：
第一，考察请求权的先后顺序应将合同上的请求权作为第一顺序的请求权加以考虑，合同作为特定人之间的事先约定的关系，确定了当事人之间的权利义务，只有首先从合同关系着手，才能向其他关系展开，即合同上的请求权与其他的请求权发生密切联系时，应首先考虑使用基于合同上的请求权。
第二，缔约过失请求权。按照梅迪库斯的看法，缔约过失的请求权与合同的请求权是不可分割的，甚至可以包含在合同的请求权之中，因为无论是在合同的缔结过程还是在合同终止以后，都会涉及到缔约过失的请求权。我认为这两项请求权应当分开。缔约过失的请求权适用于双方无合同关系的情况，而基于违约的请求权乃是以有效合同的存在为前提的。如果当事人之间存在着合同关系，则属于合同责任；若不存在合同关系，则可以考虑缔约过失责任。缔约过失请求权仅次于合同请求权而适用，优先于其他请求权。
第三，无因管理请求权。无因管理的请求权与合同关系极为类似，它们都是产生合法占有权的依据，无因管理也常常与合同有密切的联系。但合同上的请求权应优先于无因管理上的请求权加以考虑，因为无因管理之所谓无因，是指无法律上的原因，包括无法定的义务或约定的义务为他人管理事务。如果管理人和本人之间事先存在着合同关系，管理人是依照约定管理他人的事务，则管理人负有管理的义务，不构成无因管理。所以合同请求权与缔约过失请求权应当优先于无因管理请求权，但由于无因管理本质上是一种合法行为，一旦无因管理请求权能够成立，则不应当适用其他请求权。所以无因管理请求权应当优先于其他请求权。
第四，物权请求权。物权的请求权是指基于物权而产生的请求权，也就是说，当物权人在其物被侵害或有可能遭受侵害时，有权请求恢复物权的圆满状态或防止侵害；在物权受到侵害的情况下，首先应当采用物权的请求权对物权进行保护。这是因为物权的请求权具有优先于债权的效力。如在破产程序中，所有人对其物享有取回权，此种取回权实际上是由所有物返还请求权而派生的，当然应优先于一般债权而受到保护。再如，所有物返还请求权一般不受诉讼时效的限制，所以物权请求权较之于侵权请求权更有利于保护受害人，因此原则上物权请求权应当优先于侵权请求权而适用。
第五，不当得利和侵权的请求权。因为不当得利和侵权行为都是法律禁止和限制的行为，广义上都属于不合法的行为。按照合法行为成立则排除非法的逻辑，所以首先应当考虑有其他以合法行为为基础的请求权存在，如果其他请求权不能适用，则最后才能适用不当得利和侵权的请求权。因此，不当得利和侵权的请求权应当置于最后的顺序考虑。
正确了解民法的请求权体系对于培养分析和运用法律的体系观念，从体系上把握整个民法的知识、制度和规范，从而正确适用民法规则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第三步，请求权的初步锁定
通过对请求权逻辑顺序的考察，可以逐渐排除一些与案件事实不符合的请求权，或对原告不利的请求权。在排除了一定的请求权后，原告要初步确定一种或几种对其较为有利的请求权。只有在请求权锁定后，才能够对其开始进行请求权基础的分析。简言之，即：
1.对请求权的排除。通过对请求权逻辑顺序的考察，可以逐渐排除一些对案件事实不符合的请求权，或者对原告不利的请求权。
2.对请求权的锁定。锁定就意味着原告要确定一种请求权，或者是一种对其最为有利的请求权提出主张或提起诉讼。只能在请求权锁定后，才能够对其开始进行一种请求权基础的分析。
第四步，请求权基础的分析
这里所谓的请求权基础，既可以是法律规范，也可以是如合同、遗嘱等具有法律效力的其他法律依据。也就是说，它主要是法律规范，但又不限于法律规范。这里又可以继续分为以下几个步骤：
首先，给出对该请求权的具体法律规定，例如买卖合同中，买受人请求出卖人支付价款。其请求权基础可根据《合同法》第130条、第159条中对买卖合同的定义，以及合同中对有关的价款支付的规定确定。《合同法》第130条规定：“买卖合同是出卖人转移标的物的所有权于买受人，买受人支付价款的合同。”第159条规定：“买受人应当按照约定的数额支付价款。对价款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适用本法第六十一条、第六十二条第二项的规定。”
其次，对所找的法律规范进行分类和定性。其中，有些法律规范不能单独地作为请求权的基础，它们主要包括：已经由当事人约定排除的任意性规范；不完全法条，包括说明性法条、限制性法条等。还要提醒大家注意的是，引用性法条、拟制性法条也不能独立成为请求权基础，必须与其他相关法条配合才能构成请求权基础。此外，程序性规范和某些裁判规范也不宜单独地作为请求权的基础。
再次，要将该规范构成要件进行具体的分解。如将侵权责任的构成要件分解为过错、损害事实、因果关系等。在这个分解过程中，需要运用法律的解释方法对法律规范进行准确的解释。
第五步，归入或涵摄
归入又称涵摄，即把经分解的事实归入（或涵摄）到法律规范的构成要件中去。具体来说，又要经历对案件事实的认定、对案件事实进行分解、按照规范要件提取法律上的事实、将事实归入法律规范规定的要件四步。如图示：
A B C D 规范中发生某种法律效果的各项构成要件
A b c d 纠纷中的各项事实
如果争议事实被分解后一一对应的符合了构成要件，就满足了请求权。例如。买受人要依据合同规定主张合同价款，就必须要根据案件的事实进行分析，确定是否具有满足上述《合同法》第159条的规定要件的事实，如果事实已经满足法律规定的这些要件，则支付价款的请求权成立。
第六步、消极规范构成要件的检索
所谓消极的构成要件，是相对积极规范要件而言的，规范构成要件被称为积极规范构成要件，而消极规范构成要件就是指否定积极规范要件的条件，如果客观事实满足了该条件或要件，则请求权仍不能成立，通过对积极或消极规范要件的考察，事实上是从正反两方面考察请求权基础。例如，具备一定的抗辩事由，就会导致对方的请求权消灭或使其效力延期发生。当然，抗辩权的行使必须严格遵循法律规定的行使条件和程序，不能违反法律规定而行使权利，或滥用抗辩权，否则，不能发生抗辩的效果。
第七步、对请求权变动状态的考察和确定
尽管通过对请求权基础的考察，已经能够确定请求权已经成立，但是如果请求权已经发生了变动，例如合同已经变更或终止，则请求权也要随之重新考察。这要结合历史的分析方法，加以确定。
第八步、请求权竞合与聚合
如果在请求权检索中，确定案件涉及多项请求权，则需要进一步确定采取责任聚合还是竞合的方法。关于责任聚合与竞合的区分，首先依据法律规范，如果合同有约定，则依据约定。如果都没有，则主要是依据公平、正义的理念，即不能使一个人因一项违法行为而遭受两次惩罚，也不能使一个人因一次损害而受到两次赔偿。
五、请求权基础分析法与法律关系分析法的比较
德国法学界比较推崇请求权基础分析方法，但其并不是唯一的案例分析方法。我认为，请求权基础分析方法并不能解决所有的案例，不可完全替代其他案例分析方法。之所以不能完全采纳德国法的请求权检索法，是因为：
第一，因为按照此种方法，要对可能涉及的各种请求权逐项进行检索，如无权处分涉及到侵权的请求权、合同的请求权、不当得利的请求权等。按照此种分析方法，必须要进行逐一的检索，失之繁琐。同时，有时还会陷入多项请求权之中，必须要熟练各种请求权才能很好地运用，否则难以把握。
第二，请求权基础就是指请求权的法律依据，也就是说具体适用的条文。但我国由于民法典没有制订，现行法体系比较杂乱零碎，难免有许多法律疏漏，请求权体系尚不完备，检索起来有一定的困难，如完全依照现行法律检索请求权，可能造成法律疏漏。
第三，请求权基础分析法有其限定的适用范围，在某些案例中，可能并不存在请求权。例如，授权行为的法律关系本身不存在请求权；无权代理中本人的追认权亦然。在确认之诉、形成之诉中，由于不涉及请求权，因而请求权基础分析方法就难有适用的余地。此时就需要运用法律关系分析方法加以分析解决。例如合同无效、合同不成立、单方法律行为的争议、确认物权、确认继承权、以及合同撤销、解除等涉及到形成权的争议。
第四，请求权的基础不能揭示法律关系的构成要素和内在结构。例如，它不能揭示争议的法律关系的客体，而客体有时在案例分析中又具有重要意义，所以，此时仍有赖于法律关系分析方法的运用。
第五，请求权基础分析法与法律关系分析法相比较，两者的思维过程也不相同。请求权基础分析方法则是从“规范”出发，先找出法律规范，再将事实“归入”其下；而法律关系分析方法主要是先找事实后找法，当然，在事实分析过程中也离不开对法律规范的解释和运用。请求权基础方法是在检索过程中一次性的完成；而法律关系分析方法是在对法律事实分析的基础上，适用法律规范。请求权基础方法可以采取一种各个要件逐一探讨的方式；而法律关系分析方法，无法对各个要件分别归入法律规范，只能在即定的事实上，整体的进行法律的适用。
法律关系分析方法的意义在于：
第一，采用法律关系分析方法，可以高屋建瓴地分析各种法律关系。其适用范围较广，一种法律关系中，可能有多个权利，而不仅仅包括请求权，但不妨适用法律关系的分析。
第二，在存在多种复杂的法律关系时，能够条分缕析地分析各种权利义务。
第三，通过法律关系的要素结构的分析，能够把握整个民事权利的逻辑体系。
第四，采用历史分析的方法分析法律关系的变动过程，把握法律关系产生、变更、消灭的脉络。
但是法律关系分析方法也不能代替请求权检索的方法，因为请求权检索方法因为逐一检索请求权体系，会避免遗漏；并且不用将案件事实的所有法律关系纳入考察视野，只需把握与请求权相关的法律事实和法律规范即可，不必从头那些考察无重大关联的法律事实，因而适用较为便捷。此外，在大多数案件中，当事人的主张都是以请求的方式表现出来，诉讼上的争议多为给付义务的争议，请求权检索的方法也能适合实务的需要。
总之，请求权基础分析法与法律关系分析法这两种方法是民法案例分析的基本方法，二者相互独立，又互有融合交叉，因而不可有所偏废。
篇2：民法案例分析基本方法分析研究论文
民法案例分析基本方法分析研究论文
一、民法案例分析的基本方法
在法學方法论中，案例分析法是重要的组成部分，其主要是指采用科学的方式，以及相关的规范化的法律案件。目前美国、英国等相对比较注重在民法案例分析中运用逻辑性、整体性较强的分析思维，且有相当多的国家采用Casebycase的策略来进行民法案例分析，而在一些大陆系的国家当中，例如德国，它所使用的是思维体系化方法来进行民法案例分析。从各个国家的不同民法案例分析的具体情况来看，目前各个国家都非常重视民法案例分析，因此对民法案例分析的基本方法加强研究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和意义。民法案例分析主要具备以下几个特点：
1.规范性
实际上，民法案例分析的模式具有一定的整体性，因而在各种民事案例中均能适用，且民事案例分析还具有自我设计以及自我构思两个特点。在对民事案例进行分析的过程中，融入的思维方式也必须有所不同，并且要通过方式的多样化，以及分析理念的全面化来对民事案例分析的方法和策略加以完善，这样才能对其中存在的各种不足和问题进行细致的探究。目前我国在进行民事案例分析时，主要存在的问题就是缺乏规范化、完善性的分析方法，因而导致了国内民事案例分析始终不能获得较高的质量。
2.解释性
民事案例分析法不单单指一种分析事实案例的策略，同时它也是解释法律的重要方式。民事案例分析能够通过分析各种数据与事实，对事实整体真相进行明确，并将法律事实进行陈述，这样就能建立起符合构成法律要素的重要事实，从而使得法律能够发挥出真正意义上的引导作用。另外在对民事案例进行分析的过程中，还需要对法律适用的特性予以足够的'重视，并在法律的基础上对实际情况进行细致客观的解释和分析。
3.逻辑性
在对民事案例进行分析的过程中，必须按照一定的思维逻辑性特点，例如在进行请求分析时，其所使用的思维程序以及思维方式都是比较固定的，因此必须按照固定的程序虽民事案例展开分析活动，这样才能依靠法律对个人的合法权利实行强有力的捍卫。
二、民法案例分析的基本方法分析
在分析民事案例的过程中，一般可以采用的基本方法主要有两种：一是法律关系基本分析法，二是请求权基本分析法，进而对民事案例分析展开深入的研究和分析。
1.法律关系基本分析法
法律关系基本分析方法一般是针对法律关系清晰程度的不同，对各个法律要素相互之间的关系进行明确，这样就能对当事人应该承担的责任和义务，以及相关民事案件的性质进行综合性的把握。换言之，法律关系也指的是利用法律对生活联系进行规定，并依靠法律对当事人所拥有的合法权益加以有效的保障。
随着社会关系的交错复杂，在法律管理的科学模式下，所形成的法律关系也能逐渐变得规范化，且法律干预所具备的价值也能得到充分的彰显，从而使得法律关系也能发展得更好。在民事案例分析的过程中，采用案例分析法，不仅能够有效的将权力与义务两者之间的关系理清，并且还能对每个当事人的责任与义务借助法律条例来进行明确。民事案例分析基本方法能够将非法律关系以及不相关的元素加以排除，并在法律范围内明确所聚焦的对象。
在民事案例分析法实践的过程中，应用法律关系基本分析方法，对案件事实进行具体分析时，就需要其所涉及到的具体法律关系，并且要对具体的争议点内容以及争议过程中的核心关系进行明确，这样才能按照法律规定对民事案件进行综合性的分析。同时在对民事案件进行分析的过程中，分析的重要组成元素就是法律关系是否产生，然后就需要对法律关系所具备的性质进行分析，并将法律关系中的具体内容、相关主体以及相关客体等进行明确，对民法案例分析中所对应的逻辑性思维进行明确，这样才能有效的确保民法案例分析能够获得较高的质量。
2.请求权基本分析法
请求权基本分析法又称之为韩摄法、归入法，它主要是指通过请求权基础寻求，将小基础纳入到大基础中，从而对确定是否能对请求权进行支持的一种民事案例分析基本方法。这种基本方法的分析方式主要是通过对当事人的具体请求进行研究，并在全方位调查与分析的前提条件下，对法律是否给予支持进行明确。
在对民事案例进行分析的过程中，应用请求权基本分析方法，必须对民事案件的分析情况以及具体的内容进行明确，如果当事人的请求不是给付的请求之诉，那么这种分析法以及分析的过程中是毫无意义的，因此必须需要应用法律关系基本分析方法来对民事案件进行分析。在当事人相应的请求提出之后，就需要检索原告当事人所供述的具体内容，并根据相应的法律法规对其进行深入的研究和分析，且第一思考的次序必须是合同中所出现的请求权，并在具体的合同内容的基础上来加以细致的分析，从而对请求权的各项种类进行明确。
三、总结
综上所述，在对民法案例分析基本方法进行分析的过程中，通过对案例分析法的合理实施，有利于有效保障司法制度的公正性。且在民法案例分析的过程中，应用案例分析法，必须对案件分析的内容以及情况进行明确，并采用法律关系分析基本方法以及请求权基本分析法等，就能有效对具体的民法案例内容进行针对性的深入分析。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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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3：民法案例分析方法初探民法论文
民法案例分析方法初探民法论文
笔者在基层人民法庭从事民商事审判工作，就民法案例的分析方法，结合有关学者的论述，谈一点粗浅的认识。笔者以前曾在校学习化学分析，认为与案例分析有相近之处。化学分析首先是定性分析，即待分析物品的成分，然后是定量分析即确定每种成分的含量。民法案例分析也有类似的“定性”与“定量”。原告起诉至人民法院，法院立案部门作形式审查以后，认为符合立案条件，予以受理，案件分配到主审法官手中，案例分析就开始了。就象拿到分析样品一样，接到一个案件，首先要有一个大致的定性，这个案件当事人争议的事实可能是什么，争议的焦点在哪里。然后，在被告递交答辩状以后，就可以初步设定双方的争点，通过证据交换，运用证据规则确定法律事实。这类似于化学分析中的定性。怎样处理案件，就类似于定量分析了。在现代化学分析技术支持下，同一个样品，在不同的地方进行分析，得出的结论应是唯一的。但是，长期以来，在民法案例的分析中，我国一直缺乏一套规范、严谨的分析方法和思维，每个人都根据自己的学识，思维方式来分析案例，欠缺一种规范的分析方法。在实务中，有一些法官常常先确定了事实，然后就凭想象，直接得出结论，然后再为了支持结论去寻找一些法律依据;也有的判决中，事实清楚，法律适用也正确，但是没有对事实和法律的适用进行分析，欠缺说理;还有的从事实就直奔结论，没有推理过程。这些现象普遍存在，造成了实务中逻辑三段论和民法解释学的方法不能得到广泛地认可和采用，判决缺乏说理性。使民众对法律的公正性持疑。往往同一种案例经过两位法官审判得出了不同的结论，有时甚至相反。因此，探求一种规范的严谨的方法去分析案例，已成为当务之急，迫在眉睫。
一、案例分析方法的特点
案例分析方法属于法学方法论的组成部分，是指采用一种规范严谨的方法探讨每一个个案，以准确地认定案件的事实，正确地适用法律，最后得出公正的结论。有以下几个特点：
1、案例分析方法必须具有一定的规范性。它应该是一个统一的方法，适用于不同的案例，而不是每一个案例就有一种方法。
2、案例分析方法不仅是一种案件事实的分析方法，同时也是法律解释的工具。案例分析不是单纯地确定客观事实，重要是为了确立一种法律上的事实，一种符合法律构成要件的事实，也就是确认三段论中的小前提。在这个分析过程中，最重要的环节是法律的适用，即如何使小前提符合大前提，这样必须对适用的法律(即大前提)进行解释。
3、案例分析方法需要遵循一定的逻辑思维结构。案例分析方法的展开其实就是形式逻辑三段论的过程。三段论在司法中的运用是法治文明的组成部分。
二、探讨案例分析方法的意义
法学方法是民法理论的灵魂，民法学就是民法解释学，表明法学方法论的基础性建构作用。探讨案例分析的方法对于有效地沟通理论和实务，为理论的发展提供素材和动力，指引和规范司法裁判的实务操作具有重要作用。
1、有助于限制法官任意裁判，保证法律的安定性。法律推理本应是一个演绎的过程，采取三段论的模式：大前提是“找法”，寻找应当适用的法律规范，小前提是确定案件事实;最后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将抽象的规范适用于具体案件，得出结论，即判决意见。而目前我们的一些法官，他首先确定判决结果，然后在法律条文和案件证据中寻找依据，即学者所谓的“被倒置的法律推理”。使判决结果成了法律推理的指南。至于这个判决结论怎样被确定的，却不得而知了。因此，案例分析法的确立有助于约束法官的自由裁量权，保证法官依法裁判，从而维护法律的安定性，促进法治的实现。
2、有助于司法裁判的公正性。仅凭自己的法感断案，不能带来可靠的公正，法官只有采取循序渐进的方式，才尽可能地达到以普遍或平等原则为基础的公正。法学分析方法体现了法律的形式正义，使得司法成为一个技术性的过程。裁判的技术化、形式化，使得判决书的公开和监督成为可能。司法改革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增强判决书的说理性和透明性。判决书公开使得法官的推理过程和论证方法受到公众的监督，以保障司法公正。
3、有助于司法效率的提高。案例分析方法采用标准化的程式，可以提高法官思维的明确性，简化思维的过程，避免分析案件的思维误区，从而使得司法裁判更具有效率，并且保障审判的质量。法官面对一个新的案件，不必考虑从何处下手，只需按照分析方法指引的步骤操作即可。因此，案例分析法可以与流水生产线相比较，使审判效率在数量上和质量上大为提高。
三、案例分析的两种基本方法之一：法律关系分析法。
(一)法律关系分析法的特点。
法律关系分析法，是指通过理顺不同的法律关系，确定其要素及变动情况，从而全面地把握案件的性质和当事人权利义务关系，并在此基础上通过逻辑三段论的运用以准确适用法律，做出正确的判决的一种案例分析方法。法律关系分析法的特点主要在于通过理顺不同的法律关系，就是要判断在一个民事案例中，首先确定不同的法律关系、法律关系的性质和权利义务内容;其次要确定其要素及变动情况，从而全面地把握案件的性质和当事人的权利义务关系，在此基础上进一步适用法律。这种方法的特点在于：
1、法律关系的分析方法首先着眼于对案件事实的考察，在此基础上再适用法律，把案件事实的分析与法律的适用作为两个步骤。
2、它是对法律关系三要素的全面考察，而不仅仅对法律关系的某一特定内容，即请求权的考察。采用法律关系分析方法，可以高屋建瓴地分析各种法律关系。一种法律关系中，可能有多个权利，而不仅仅包括请求权。
3、法律关系的分析方法是法学最基本的分析方法和分析框架。其不仅是一种案例分析的方法，而且适用法字研究和民法体系的构建。
(二)法律关系分析法的步骤
1、考察案件事实所涉及的法律关系：第一，明确争议点及与相关的法律关系，即明确争议焦点，围绕该焦点还有哪些相关联的法律关系，二者关系又如何。第二，确定是否产生了法律关系。如果根本没有产生法律关系，则剩余的问题无须考虑。第三，分析法律关系的性质，如分析究竟是合同关系、侵权关系、无因管理关系还是不当得利关系。确定不同的法律关系的性质对确定当事人的权利义务影响很大。第四，分析考察法律关系的各要素，即考察法律关系的主体、内容、客体。首先确定法律关系的主体，谁向谁主张权利，是否与法律关系发生直接的利害关系，具有适格的诉讼主体资格，确定具体的主体是谁，然后确定法律关系的内容。民事法律关系的内容，是指民事主体所享有的权利和承担的义务。这种权利义务内容，是民法调整的社会关系在法律上的直接表现。任何个人和组织作为民事主体，参与民事法律关系，必然要享受民事权利和承担民事义务。明确权利义务的性质、效力、行使对于分析案件具有重要意义。例如债权为对人权，具有相对性，只能在当事人之间发生约束力，原则上只能对相对人主张;物权为对世权，任何第三人侵害皆产生排除妨害及侵权责任。最后，明确法律关系的客体。法律关系的客体，又称为法律关系的标的，是民事权利和义务所指的对象。例如物权的客体是物，债权的客体是债务人的给付行为。如果没有客体，民事权利和义务就无法确定，更不能在当事人之间分配权利义务关系。第五，是否发生了变更、消灭的后果，以及考察变更、消灭的原因何在。法律关系的变动包括法律关系的发生、变更、消灭。法律关系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根据客观事件以及当事人的意志和行为发生法定的或意定的相应变动。如权利的取得、丧失，权利内容或效力的变更等。法律关系的变动必有原因，法律事实必须能够引起一定的法律后果。考察法律关系变动的客观后果，首先重点分析关系何时产生，其次考察关系是否发生变动，最后确定关系是否已经终止。此外，法律关系存在的时间和地点对于案例分析具有重要影响。时间对于时效期间和除斥期间的计算、要约与承诺期间的计算、清偿期的到来、失权的效果等具有重要意义。地点对于清偿地的确定、风险负担、司法管辖，准据法的适用具有重要意义。
篇4：民法案例分析
公民和法人的民事权利能力读小学的赵勇在市教委组织的儿童绘画比赛中获得了一等奖。市教委下属的一家美术杂志社闻讯后即来信表示，他们将出一期儿童作品专刊，希望赵勇能寄来几幅作品供他们挑选。赵勇的父亲赵量收信后给杂志社寄去了三幅作品，但之后一直没有回音。第二年6月，赵量在该杂志社的期刊上发现有赵勇的两幅作品但没有给赵勇署名，便立即找到杂志社，质问为何不通知他作品已被选用，而且既不支付稿酬也不署名。然而该杂志社称，赵勇年仅8岁，还是未成年人，还不能享有著作权，因此没必要署名;杂志社发表赵勇的作品是教委对其成绩的肯定，没有必要支付稿酬。
[问题] 根据我国法律，赵勇是否有署名的权利和获得报酬的权利?
答：《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9条规定：“公民从出生时起到死亡时止，具有民事权利能力，依法享有民事权利，承担民事义务。”第10条规定：“公民的民事权利能力一律平等。”因此，无论是成年人还是未成年人，都平等地享有民事权利能力。著作权是一项民事权利，它包括作者署名权和获得报酬权。赵勇完全享有著作权，也当然享有署名权和获得报酬权。
篇5：民法案例分析
在还没有进入大学之前，我就对法律这一行业很感兴趣，但是我不喜欢背书，所以我大学没有学习法律专业，不过在选修课里我可以来进一步了解法律专业。实用民法与案例分析这门课的重点是通过一个个生动的案例，来向我们解释法律的真正作用。我们所说的案例分析方法，属于法学方法论的组成部分，它主要是指，使用每一个规范严谨的方法探讨每一个个案。以准确地认定案件的事实和法律。
对于一学期就几节课的我们，要完全理解一部法律，那是基本上不可能的，只是通过平时的努力，一点一点的积累，才能更好地使一部法律为自己所用。我想既然是民法案例分析，那就找一些较为典型的案例来进行一定的分析吧!
案例一： 20xx年1月13日(星期日)16时左右，一列铁路货物列车进入孝义市某铁路分局管内的万安火车站区内，等候加补机车。期间，家住火车站旁某村6岁的幼童杨某与伙伴进入没有封闭的站区，到上述货物列车尾部最后一节车厢下玩耍，数十分钟后该列车开出，杨某被火车轧伤。杨某先后经多家医院治疗仍造成左前臂中上1/3处、左下肢小腿中上1/3处被截肢，司法鉴定为二级伤残。20xx年杨某诉至法院，要求被告某铁路分局赔偿因其管理疏忽而造成的原告人身损害损失(医疗费、住院伙食补助费、住院期间护理费、伤残者生活补助费、鉴定费、残疾用具费、住宿费交通费、精神损失费、终生护理费、残疾用具费的维修等费用)共计75万元。该案在一审中，原、被告认可的赔偿项目及数额为：医疗费、住院伙食补助费、住院期间护理费、伤残者生活补助费、鉴定费、残疾用具费、住宿费交通费总计369 129.66元。双方争议焦点为：1、本案的归责原则及法律适用; 2、精神损失费、终生护理费、残疾用具的维修等费用能否列入赔偿范围。
分析：侵害人要免责必须具备两个条件：一是侵害人没有过错;二是受害人存在侵害人可以免责的情况。在本案，就侵害人而言，其在所属的万安站区有村庄，村庄与铁路之间没有任何防护，铁路作业时亦未派人看护，侵害人应当预见到村内的小孩可能会到铁道上来玩耍，却没有采取安全措施便启动火车机车，显然存在过错。就受害人而言，其是一个无民事行为能力的儿童，不存在故意或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强制性规定的问题，因为法律规范的主体是有行为能力人和特定情况下的限制行为能力人，而非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我国法律对未成年人还作了特别的保护，规定其人身、财产和其他合法权益不受侵犯，规定保护未成年人是国家机关、武装力量、政党、社会团体、企事业组织、城乡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未成年人的监护人和其他成年公民的共同责任。
从以上两方面分析，本案不存在受害人免责的条件，被上诉人认为本案为受害人自身原因造成的伤害，主张免责的抗辩理由不能成立;本案受害人杨斌系无民事行为能力的儿童，其监护人负有保护被监护人的人身、财产以及其他合法权益的监护职责。该村庄位于铁路站区区间内，监护人对被监护人未采取更为有效的看护措施，对造成被监护人杨斌被火车轧伤致残存在过错，可以依法减轻侵害人的民事责任;侵害人不得以监护人对被监护人负有监护职责为由，将自己依法应当承担的侵害赔偿责任转嫁给监护人。根据本案侵权责任的承责原则和侵害人存在的过错，被上诉人对受害人杨斌被火车轧伤致残造成的损失应当承担主要赔偿责任，即60%的责任。杨斌监护人未尽到监护责任，应当减轻被上诉人赔偿责任，即承担40%的责任。据此，本案人身损害赔偿金额总计为438 129.66元，按上述所确定的责任比例，某铁路分局应赔偿杨斌262 877元，其余部分由上诉人的监护人自担。关于精神损害抚慰金，一审法院针对本案实际情况，确定被上诉人赔偿杨斌精神损害抚慰金2万元，亦无不妥，应
予维持。综上，一审认定事实清楚，但适用法律及责任认定不当，应予改判。
案例二： 原告蒋祥发原是中国十八冶金建设公司第三工程公司的电工。20xx年9月27日早晨6时许，当他途经文华大厦B座路段时，被该楼一住户抛下的一个装满重达两公斤左右泥土的塑料花盆击中头部，当即倒地昏死过去。之后，蒋被人送到医院抢救治疗，先后花去医药费7.1万余元。20xx年9月25日，经市法医验伤所鉴定，蒋有轻度智能障碍，且伴有外伤性癫痫，属7级伤残。由于出事之后一直查不出是哪家住户扔下的花盆，7万多元的医药费使蒋祥发背下了沉重的债务。于是，他一纸诉状将文华大厦B座55户住户全部告上了法庭，要求这些住户共同赔偿医疗费、后续医疗费等各项费用25万余元。
法庭上，蒋祥发的代理律师认为，花盆是从文华大厦3、4单元抛下的，由于这起高空抛物伤人案一直无法查到肇事者，按照法律规定，该民事案件应由文华大厦整栋楼的住户共同承担相关法律责任 。
分析：按照侵权行为法的一般理论，侵权损害赔偿请求权的行使必须有特定的相对人，进而由此基础上证明侵权责任构成的其他要件。而在此种较为特殊的侵权行为中，由于被告往往难以确定，而导致被害人处于极为不利的地位，致使被害人的权利难以得到救济，从而违反了公平正义的自然法理念。
不过也许事实并不完全如此。在本案中，当受害人蒋祥发被高空掉下的花盆砸伤后，其如果真正希望找出肇事者在一般情形下也并非难事。如果其真正愿意查出加害人，蒋祥发完全可以以过失致人伤害罪为由，请求公安机关启动刑事侦察程序。一旦公安机关刑事侦察介入本案，相信本案的真凶将很容易查出。但是就本案看来，原告所希望的是及时的得到民事救济，而对于加害者刑事责任的追究把持消极的态度。因为如果真正查出真相，万一此人没有足够的责任财产，那么原告的损害依旧无法得到及时的补偿，而这对于原告将是极为不利的。因此原告选择了民事诉讼的方式，请求重庆市渝中区文华大厦B座的55户住户共同承担对其损害的连带赔偿责任，以期尽快得到民事赔偿。但是在民事诉讼中由于原告自己不能启动刑事侦察程序，因此要求由原告完全查清损害的实际制造者，实为难为原告之举措，此种处理案件的方式存在着不公平之处较为明显，故此不多赘。
经过了几节课的学习，我对民法的认识更加的深刻了，虽然这门课貌似很枯燥，但是杨老师通过一个有一个的案例增加了我们对民法的兴趣。在这个课堂上我们的不仅提高了法律意识，也懂得了民法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是防伪的金盾，是打击的利剑。通过对各种案例的了解，我觉得对一些基本法的了解是十分必要的，既可以很好地保护自己，也可以规范自己的一言一行。
篇6：民法案例分析
1、以自己的劳动收入为主要生活来源的十六周岁以上不满十八周岁的公民造成他人损害的，如何承担民事责任
[案情]
原告李健，女67岁，家庭妇女。
被告丁建国，男，17岁，某钢铁厂徒工。
19xx年7月9日晨，17岁的青年徒工丁建国骑自行车去上班，行至曙光饭馆东侧，将横过马路的李健撞倒，李当即昏迷，不省人事。医院诊断为：急性闭合性颅脑损伤，颅内血肿，颅骨骨折。虽经抢救脱险，但其出院后，一直卧床不起，神智不清，生活完全不能自理，造成终身残废。李健的两个儿子作为代理人向人民法院起诉，要求丁建国赔偿其母李健住院期间所花的住院费、医药费、营养费以及家属请假护理的工资损失等，共计人民币1300余元，并要求其承担今后的医疗费和护理费2000元。经法院审理查明，李健被撞伤确是丁建国骑车时违犯交通规则造成的，丁建国应承担赔偿李健经济损失的责任。虽然丁建国尚未满18周岁，但已接了父亲的班，在某钢铁厂做徒工，其劳动收入除可以维持当地群众一般生活水平之外，还稍有节余。经法院调解，双方当事人达成调解协议;被告丁建国赔偿原告1000元，在不影响其基本生活的情况下，每月从丁的工资中扣除15元，待丁建国转正定级后每月给付20元，至付清为止。
[问题]
本案被告年满17周岁，造成他人损害的责任是由基本人承担还是应当其监护人承担?
[简析]民法通则第十一条第二款规定：“16周岁以上不满18周岁的公民，以自己的劳动收入为主要生活来源的，视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这里所说的“视为”就是“等同”的意思。这就是说，在能常情况下，只有年满18周岁并且精神状态、智力发育正常的公民才是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才能独立地进行民事活动，并且对自己的违法行为造成的损害独立承担民事责任。但是，法律规定年满16周岁以上不满18周岁，能以自己的劳动收入为主要生活来源的公民，也看作是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应独立承担民事责任。“以自己的劳动收入为主要生活来源”，是指能够以自己的劳动取得收入并能维持当地群众一般生活水平的情况。具有这种情况的16周岁以上不满18周岁的公民，可以认定为以自己的劳动为主要生活来源的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本案被告丁建国已满17周岁，除能够以自己的劳动取得收入并且能维持当地群众一般生活水平之外，尚有少许节余，因而在法律上视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他的违法行为致人损害产生的民事责任就应由自己承担，不应由其监护人承担。因此，法院确定由丁建国本人承担赔偿责任是正确的。
2、十周岁以上的未年人进行的民事活动必须与其年龄、智力相适应
[案情]
原告沈为，男，17岁，明光服装厂合同工。
被告李乙，男，16岁，华夏职工学校学生。
原告沈为进明光服装厂工作已有一年，每月工资和奖金所得，除生活开支外已积有300余元人民币。因上下班乘车不便，沈托邻居李乙代买一辆自行车。被告李乙是学生，听到沈为要买自行车，便想把父亲李复给他买的一辆新车卖给沈为。两人商定卖价为210元。李乙为了对其你隐瞒卖车的事实，要求沈为先付给他100元，自行车不要一下子拿去，每星期由沈为使用四天，李乙使用三天，三个月后李乙将车子移交给沈为，沈再将余款110一次付清。二人即按此约定办理。三个月期满，沈为要求李乙把自行车交给他，李乙表示同意，但要沈为先将110元交付后再交车。沈将110元交给李乙后，李说第二天给车，但届时又不给车，这样拖了有半个月。沈为无奈，只得告诉李乙的父亲李复，要求交车。李复听后表示自行车不卖，至于沈为付的210元钱，他愿意由他归还一半，沈为不同意。为此，沈为向当地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问题]
沈为与李乙买卖自行车的行为是否有效?为什么?
本案应如何处理?
[简析]
民事法律行为是设立、变更、终止民事权利和民事义务的合法行为。民事法律行为首要的条件是行为人要有与其实施的行为相适应的民事行为能力。根据法律规定，完全行为能力人，可以独立进行民事活动;限制行为能力人只能进行与其行为能力相适应的民事行为。民法通则明确规定：“十周岁以上的未成年人是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可以进行与他的年龄、智力相适应的民事活动;其他民事活动由他的法定代理人代理，或者征得他的法定代理人的同意。”
如何确定行为人的行为与其年龄、智力相适应?应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来认定，“可以从行为与本人生活相关联的程度、本人的智力能否理解其行为，并预见相应的行为后果，以及行为标的数额等方面认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以下简称《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三条)本案被告李乙只有16岁，是限制行为能力人，在未征得其父同意的情况下，擅自出卖其父购置由他使用的自行车，这一行为显然与他的年龄、智力不相适应。目前在我国，自行车是家庭财产中一项比较重要的财产，按照民法通则和最高法院的司法解释精神来判断，显然，只具有限制行为能力的被告李乙进行自行车买卖活动，是与其年龄、智力不相适应的。尽管根据本案的情况，原告沈为是已满16周岁，有固定工资收入，中够维持自己生活的服装厂的合同工，依照民法通则的规定，可以视为完全行为能力人，可以独立进行民事活动，但固买卖民事行为是双方民事法律行为，买卖双方必须都具有独立立进行民事活动的民事行为能力，此种买卖行为才能发生法律效力。而本案买卖行为的另一方，即被告不具有独立进行买卖自行车这项民事活动的民事主体资格，因此，该项买卖行为即应认定为无效民事行为。
至于本案的处理，应按民法通则第六十一条关于无效民事行为被确认无效后的民事责任的有关规定处理。原、被告之间买卖自行车的民事行为被确认无效后，当事人因该行为取得的财产，应当返还受损失的一方。即被告李乙应将收取的210元人民币返还给原告沈为。如果李乙将自行车价款210元全部或部分花掉了，而又无力偿还，则应根据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三条的规定，由被告李乙的监护人承担返还价款的民事责任。
3、监护人可以是一人，也可以是同一顺序中的数人
[案情]
原告王翔，男，38岁，教师。
被告赵玉珍，女，40岁，工人。
法定代理人顾文敏，女，58岁，赵玉珍之母，工人。
法定代理人赵明成，男，60岁，赵玉珍之父，干部。
赵玉珍从19xx年起患精神分裂症，后经治疗有所好转，19xx年5月与王翔结婚，婚后生育两个女孩。在夫妻共同生活期间，赵玉珍的精神病时有发作，王翔四处求医，在生活上多方照顾。但赵玉珍的病情自19xx年以后日趋严重。19xx年12月，王翔以赵玉珍患有精神分裂症经多方治疗未见好转为由，向该县人民法院起诉，坚决要求与赵玉珍离婚。人民法院审理认为：赵玉珍长期患精神分裂症久治不愈，王翔又坚决要求离婚，事实证明夫妻关系已不能再维持下去。故于19xx年3月判决王翔与赵玉珍离婚;两个子妇由王翔抚养;赵玉珍的生活费、医疗费由其所在单位负担;由赵明成(赵玉珍之父)、顾文敏(赵玉珍之母)担任赵玉珍的监护人。赵明成以离婚不当和年老不能担任监护人为由，代理被告上诉至地区中级人民法院。 中级人民法院审理认为：被告赵玉珍自19xx年起就患有精神分裂症，19xx年与王翔结婚后，虽经多方治疗不愈，且病情日趋严重。经医院诊断，赵患有衰退型精神分裂症，已丧失组织家庭的能力和工作能力。在赵玉珍患病期间，王翔对赵玉珍尽了到了夫妻间应尽的扶助义务。经反复向王翔做的好工作，王仍坚持离婚。鉴于赵玉珍父母身体健康，有监护能力，且赵玉珍父母及弟、妹与赵玉珍关系好，由其你赵明成和其母顾文敏担任监护人，对于赵玉珍疾病的治疗和生活都比较有利。原审法院判决并无不当。故于1886年3月判决，维持原审法院判决。
[问题]
被告的父母是否应当作为被告的监护人?人民法院判决被告父母同时做为监护人是否正确?
[简析]
依照民法通则第十七条规定，无民事行为能力或限制民事行为能力的精神病人，由下列人员担任监护人：(一)配偶;(二)父母：(三)成年子女;(四)其他近亲属;(五)关系密切的其他亲属、朋友。如果没有上述法定监护人，由他的所在单位或者住所在的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或民政部门担任监护人。本案被告赵玉珍患有精神分裂症，其配偶王翔是提起离婚诉讼的当事人，当然不能提任被告的监护人。根据本案情况和民法通则的有关规定，应由被告的父母承担监护责任。被告父亲有监护能力，拒绝担任监护人，是违反法律规定的，法院判决其依法承担监护责任，处理正确。监护人可以是一人，也可以是同一顺序监护人不宜承担监护责任的情况下，法院判决被告父母同时承担监护责任，对切实保护被告的合法权益更为有利，也是合理合法的。
4、实施有损于被监护人利益的代理行为为无效民事行为
[案情]
原告金秋，男，29岁，技术员。
原告金冬，男，27岁，干部。
被告金萍，女，39岁，教师。
上列当事人是继阻弟关系。金秋、金冬的母亲死后，金父于19xx年同王美结婚，当时金秋4岁、金冬2岁，王与前夫所生金萍也带来，均由金父与王美抚养。19xx年金父死亡，金秋、金冬仍由王美继续抚养。19xx年8月，金秋、金冬的姨母死亡，姨母临终将其在某市洪泰街84号房屋二间遗赠给金秋、金冬所共有，由王美代为接受遗赠。这二间房屋与金家祖遗的四间房屋相毗邻，由王美带着三个子女共同使用。19xx年，王美以金秋、金科的名义将某市洪泰街84号二间房屋立契赠给金萍所有，并办理了产权过户手续。19xx年2月王美死亡，原、被告三人分割遗产时，金萍持赠与书，主张某市洪泰街84号二间房屋归她所有，对祖遗的四间房屋主张三人按法定继承分割。金秋和金冬认为84号房屋是他们接受姨母遗赠的房屋，产权应归他们两人共有，对祖遗的四间房屋，愿分一间给金萍所有。双方各持已见，诉至人民法院。
[问题]
王美是金秋、金冬的继母和幼时的监护人，她代为赠与房屋给自己的亲生女儿，其代理赠与的行为是否有效?本案84号二间房屋的产权应当归谁所有?对祖遗的四间房屋应如何处理?
[简析]
本案的关键问题是讼争标的物即某市洪泰街84号房屋的所有权转移是否合法，而要弄清楚这个问题，又必须从监护人是否正当履行了监护职责入手。
监护是为保护无行为能力人和限制行为能力人的利益而设立的一项重要的民事法律制度，设立这一制度的目的在于通过监护人的监护行为，依法保护被监护人的合法权益，维护正常的社会经济秩序。监护人的主要职责是保护被监护人的人身、财产和其他合法权益，包括保护被监护人的身体健康，管理和保护被监护人的财产，代理被监护人进行民事活动，对被监护人进行管理和教育，并在被监护人的合法权益遭到侵害或者与人发生争议时，代理被监护人进行诉讼。因此，在民事活动中，无行为能力人、限制行为能力人的监护人是他的法定代理人。法定代理人必须依照法律的规定行使这种就是代理权，在行使这种代理权时，最根本的原则是不能违背法律规定的监护职责，不得侵害被监护人的合法权益。民法通则第十八条明确规定：“监护人应当履行监护职责，保护被监护人的人身、财产及其他合法权益，除为被监护人的利益外，不得处理被监护人的财产。”从本案的情况看，在原告金秋、金冬未成年时，其监护人王美代理他们实施了两次重大的民事行为：一是代理二原告接受原告姨母关于某市洪泰街84号二间房屋的遗赠;二是代理二原告将上述二间房屋“立契”赠给被告金萍(即王美之亲生女)所有。从监护人王美在二原告未成年时代其实施的上述两次民事行为的性质看出，前一个行为是代理接受遗赠。这是监护人作为法定代理人根据法律的规定，明显为了被代理人的利益而为的民事行为，是合法的民事法律行为。因此，法律对此应予确认和保护。后一个行为是代理处分财产。这是监护人作为法定代理人明显违背法律的规定精神，侵害被代理人的合法利益，滥用代理权的无效民事行为，所立赠与契约理应无效。
本案在具体处理时应明确：1、根据上述理由，应确认19xx年王美以金秋、金冬的名义将某市洪泰街84号二间房屋“立契赠给金萍所有”无效，某市洪泰街84号二间房屋应归原告金秋、金冬所共有;2、由于监护人王美与原告金秋、金冬之父结婚时，被告金萍尚未成年，并随母亲来金家共同生活，与继父建立了扶养关系，根据继承法第十条的规定，金萍有权继承原告之父所留遗产，对金家祖遗的四间房屋，金萍同金秋、金冬一样有继承权，具体分割可根据继承法第十三条规定和案件的具体情况确定。
5、无亲属的精神病人，其所在单位是他的监护人和法定代理人
[案情]
原告林南，男，40岁，工人
被告徐英，女，39岁，工人。
原、被告系邻居，彼此互有成见，曾为公用厨房的使用发生纠纷。19xx年6月，被告患精神分裂症。同年10月，被告丈夫患肝癌死亡，被告疑是原告所害，扬言要杀原告。同年11月，被告连续数次将原告在厨房里的灶具和原告房内的家俱等物品砸坏。为此，原告起诉到当地县人民法院，要求被告赔偿。 在诉讼过程中，人民法院根据司法鉴定确认被告为不能辨认自己行为的精神病人，需其监护人作为法定代理人代为诉讼。但被告父母早亡，丈夫病故，又没有成年子女和其他亲属。为了维护被告的正当权益，保证诉讼的正常进行，人民法院通知被告所在单位益民化工厂作为被告的诉讼代理人参加诉讼。
[问题]
益民化工厂是否可以作为被告的监护人和法定代理人?
[简析]
民法通则规定，不能辨认自己行为的精神病人是无民事行为能力的人，由他的法定代理人代理民事活动和民事诉讼活动。根据民法通则第十四条规定，无民事行为能力人的监护人是他的法定代理人。本案被告没有配偶、父母、成年子女和其他近亲属，但她有工作单位。在这种情况下，依照民法通则第十七条规定，其所在单位便是她的监护人。代理被监护人参加民事诉讼，是监护人的职责之一。基层人民法院通知被告单位作为法定代理人参加诉讼，是完全正确的。
6、只有失踪人的利害关系人才有权向人民法院申请宣告失踪人死亡
[案情]
申请人某市达光化工厂。
失踪人张和平原是某市达光化工厂的技术员。19xx年3月，张去外地出差，一去不归。张的家属和工厂多方查找，仍杳无音讯。19xx年3月18日，张和平所在工厂为停发张的工资，并将其除名，申请人民法院宣告张和平死亡。人民法院经审查认为，张和平所在的工厂不能作为利害关系人申请宣告张和平死亡。故裁定驳回达光化工厂的申请。
[问题]
达光化工厂能否作为失踪人张和平的利害关系人申请人民法院宣告失踪人张和平死亡?
[简析]
达光化工厂不能作为张和平的利害关系人申请人民法院宣告张和平死亡。
宣告死亡是人民法院依照法律规定的条件和程序，宣告下落不明的公民死亡的一种法律制度，是人民法院对失踪人依法作出的死亡推定。其目的在于结束因公民下落不明而产生的民事权利义务关系的不稳定状态，保护该公民的近亲属等利害关系人的合法权益，维护正常的社会经济秩序。宣告死亡会引起一系列法律后果，人民法院必须依法进行。根据民法通则的规定，宣告公民死亡必须同时具备以下三个条件：(1)被申请宣告死亡的公民必须下落不明满四年。因意外事故下落不明的，从意外事故发生之日起满两年。公民在战争期间下落不明的，下落不明的时间从战争结束之日起满四年;(2)必须由利害关系人向人民法院提出申请。所谓利害关系人，是指在法律上与失踪人存在一定的人身关系或者民事权利义务关系的人，包括失踪人的配偶、父母、子妇、祖父母、外祖父母、孙子女、外孙子女、兄弟姐妹以及其他有民事权利义务关系的人;(3)必须由人民法院依法定程序宣告。本案中，达光化工厂技术员张和平自19xx年3月15日出差未归而下落不明，杳无音讯，到19xx年已满五年，张和平的配偶、子女、父母及其他利害关系人有权向人民法院申请宣告张和平死亡。而张和平的所在单位达光化工厂则不能作为利害关系人申请宣告张和平死亡。因为达光化工厂与张和平并不存在人身关系或者民事权利义务关系，该工厂无权提出宣告张和平死亡的申请。达光化工厂因张和平下落不明，要将其除名，停发其工资，完全可以根据我国劳动法规的有关规定来解决。
7、利害关系人申请人民法院宣告失踪人死亡必须符合法定条件
[案情]
申请人江俊，女，51岁。
申请人江玉，女，47岁，系江俊之妹。
江瑞山(男，现年94岁)与王腊梅(女，现年78岁)系申请人江俊、江玉之祖父母。19xx年8月26日，江瑞山(时年75岁)、王腊梅(时年59岁)无妇，离开居所地某市中山大街6号(户口亦迁出)。三天后，到外省某市平安街4号王腊梅之兄王瑞平家居住(户口未迁入)。同年9月3日，江瑞山、王腊梅离开王瑞平家出走，不知去向。江俊、江玉多方查找，均无下落。因江俊、江玉之父(江瑞山之独生子)早已死亡，现江俊、江玉要求人位继承其祖父母江瑞山、王腊梅的房屋及金银首饰等遗产(值人民币10万余元)，于19xx年10月6日向某区人民法院提出申请，要求宣告其祖父母江瑞山、王腊梅死亡。
该区人民法院受理此案后，赴江瑞山、王腊梅出生地调查，并委托江瑞山、王腊梅出生地的公安局户籍部门和人民法院向江瑞山、王腊梅的亲朋好友多方调查了解，均查无下落。该区人民法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试行)》第一百三十四条第一款的规定，于19xx年10月31日在报纸上刑登寻找江瑞山、王腊梅的公告。公告期限届满，无人与区人民法院联系。据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试行)》第一百三十四条第二款的规定，该区人民法院于19xx年2月6日判决“宣告失踪人江瑞山、王腊梅已经死亡”。
[问题]
本案利害关系人的申请是否符合法定条件?该区人民法院的判决是否有问题?
[简析]
公民被宣告死亡是一种法律事实，可以引起一系列的法律后果，如他的民事权利能力终止，继承开始，婚姻关系解除。所以，民法通则第二十三条对宣告死亡规定了严格的条件。本案失踪人江瑞山、王腊梅从
19xx年9月3日出走到19xx年10月6日利害关系人江俊、江玉提出申请，下落不明达。法院受理后，经反复深入调查，依照民事诉讼法(试行)第一百三十四条的规定，发出寻找失踪人公告。公告期满后，法院依法作出判决，处理是慎重严肃的。
但是应该说明，人民法院在作出死亡宣告的同时，应在判决中确定被宣告死亡公民的死亡时间。因为宣告死亡同自然死亡产生同样的法律后果，所以，确定被宣告死亡人的具体死亡时间非常重要。至于人民法院在判决中根据什么来确定死亡的时间，司法实践中过去存在着不同的作法。如有的以人民法院发出寻找失踪人的公告期间届满的次日为被宣告死亡人的死亡日期，有的以意外事故发生之日为被宣告死亡人的死亡日期。为了结束这种做法不一致的状况，最高人民法院《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三十六条作了统一的明确规定：“被宣告死亡的人，判决宣告之日为其死亡的日期。”本案被宣告死亡人的死亡日期，应由受理本案的人民法院根据上述规定来确定，并在判决中予以说明。
8、利害关系人未向人民法院提出申请的，人民法院不能宣告失踪人死亡
[案情]
原告王慧，女，34岁，工人。
被告冯敏，男，38岁，出纳员。
王、冯于19xx年结婚。冯在工厂当出纳员。19xx年工厂怀疑冯的帐目有问题，对冯进行审查，冯即私自出走，至今下落不明。王慧向所有亲戚查询，并托人到冯可能去的地方进行寻找，都查找不到冯的下落。王慧于19xx年向人民法院起诉，要求与冯敏离婚。
受理法院在审理中，对如何处理该案有两种意见：一种意见认为冯敏下落不明已满四年，可以宣告冯敏死亡，王慧与冯敏的婚姻关系自然终结;另一种意见则认为冯敏与家庭继绝音讯已达六年之久。可判决双方离婚。
[问题]
本案是否可以宣告被告冯敏死亡?为什么?
[简析]
宣告死亡是人民法院依照法律规定的条件和程序，宣告下落不明的公民死亡的一种法律制度，是人民法院依法确认失踪人死亡的一种法律上的推定。设立宣告死亡制度的目的，是为了结束因公民长期下落不明而产生的民事权利和义务的不确定状态，以维护正常的社会经济秩序。根据民法通则第二十三条和民事诉讼法(试行)第一百三十三条的规定，宣告失踪人死亡必须按法定条件和程序办理：没有下落不明满四年或两年的事实，自然不存在宣告死亡的问题;没有申请人依法提出申请，人民法院也不能依职权主动宣告公民死亡。在审判实践中，时常遇到当事人要求与下落不明的人离婚的案件，是按离婚案件审理还是按死亡宣告程序审理，实践中有不同的认识。有人主张，如果下落不明的人失踪已满法定年限，可以告知利害关系人提出死亡宣告申请，人民法院依法宣告失踪人死亡，宣告死亡之后，其婚姻关系自然解除，具有同离婚判决相同的后果。这种观点是不正确的。申请宣告死亡和要求离婚是两种性质不同的案件，适用的程序不同，其法律后果也不相同。判决离婚只是解除了当事人之间的婚姻关系，一般不产生其他民事法律后果;而宣告死亡之后，除宣告死亡人与其配偶的婚姻关系自然解除外，还产生被宣告死亡人民事权利能
力消失、继承开始第一系列民事法律后果。因此，对于原告以被告下落不明为理由要求与被告离婚的案件，原告未申请宣告下落不明一方死亡的，人民法院不得主动宣告失踪人死亡，应该严格依照法律规定，解决原告提出的离婚问题，对此类案件具体如何处理，最高人民法院19xx年9月《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讼法(试行)若干问题的意见)明确规定，当事人一方下落不明，对方只要求离婚不申请宣告死亡的，不适用宣告失踪人死亡的特别程序。外出一方已边疆两年以上与家庭继绝通讯联系，经多方查找，确无下落，另一方坚持要求离婚的，可以公告送达诉讼文书，在公告期满后依法判决。判决书公告送达后，待上诉期满即发生法律效力。
根据上述分析，本案原告王慧提起与失踪人冯敏离婚诉讼，因原告未申请宣告冯敏死亡，尽管冯敏已经失踪六年，人民法院也不能依特别程序宣告冯敏死亡，而应按普通程序审理原告提出的离婚诉讼。
9、农村承包经营户的合法权益受法律保护
[案情]
原告鲁林，男，34岁，农民。
原告辛英，女，30岁，农民。
被告叶春生，男，52岁，某县七星乡柳毛河生产队队长。
原告鲁林、辛英系夫妻关系。19xx年11月，被告叶春生作为发包方柳毛河生产队的法定代表人，将种植有5200棵山楂树的十亩果园承包给原告鲁林、辛英经营，签订有果园承包合同。合同规定，承包期为五年;承包人每年向生产队交款15000元。19xx年，承包人鲁林、辛英如数上交了约定款项。19xx年，果园虽遭受灾害，但因鲁林、辛英经营管理得法，除上交生产队15000元外，盈利7200余元。被告叶春生见有利可图，于19xx年2月以发包方法定代理人的身份，单方废除了原承包合同，与自己签订了为期五年的果园承包合同，并且组织其亲友去果园剪得枝条20000余条嫁接出卖，获利3200元(其中有30%是当年能结果的“花码子”)，给鲁林、辛英造成严重损失。
此案经该县人民法院审理，确认叶春生以柳毛河生产队的名义与自己签订的合同无效。原告鲁林、辛英与柳毛河生产队签订的承包合同继续有效，应当继续履行。并判决被告叶春生赔偿原告鲁林、辛英经济损失3200元。
[问题]
被告叶春生撕毁生产队与原告鲁林、辛英签订的承包合同的行为为什么无效?
[简析]
农村承包经营户是农村经济体制改革以来出现的农村集体经济的一种形式。民法通则第二十八条规定，农村承包经营户的合法权益受法律保护。该县人民法院的判决，依法维护了承包人鲁林、辛英的合法权益。 本案原告鲁林、辛英于19xx年与生产队签订承包合同，根据民法通则第五十七条的规定，该民事法律行为从成立时起具有法律效力。行为人非依法律规定或者取得对方同意，不得擅自变更或者解除该项合同。叶春生以发包方法定代表人的身份擅自撕毁合同，违反了法律的规定，因此给承包人鲁林、辛英造成的经济损失，应负赔偿责任。
根据法律规定，签订合同是双方法律行为，必须由双方当事人协商一致。本案被告叶春生以发包方的法定代表人的身份与自己签订承包经营合同，双方当事人实际上只有一个人。这是违反法律规定的。因此，原判认定被告叶春生与柳毛河生产队签订的合同无效，是正确的。
10、合伙的债务由合伙人共同承担清偿责任
[案情]
原告郭铁，男，44岁，农民。
被告项思泉，男，30岁，农民。
原告郭铁与被告项思泉系同村农民。19xx年2月2日，双方口头协议合办种鸡场，由双方共同货款，共同饲养，收益共同分享。19xx年2月12日，二人共同向本乡信用社货款5000元，从县种鸡场购买种蛋9600个。在孵出后，项思泉见有少量死亡，未和郭铁协商，于3月11日擅自退出鸡场，后经郭铁劝说，3月13日又到鸡场上班。此时，小鸡开始大量死亡，至3月25日全部死亡。郭铁要求项思泉共同偿还货款。项思泉以种鸡场是郭铁独自经营，自己只是帮忙为由。不愿承担偿还货款的责任。双方协商不成，诉至县人民法院。
[问题]
本案原、被告之间是一种什么关系?所欠债款应由谁负责偿还?
[简析]
本案原、被告之间是个人合伙关系。
民法通则第三十条规定：“个人合伙是指两个以上公民按照协议，各自提供资金、实物、技术等，合伙经营，共同劳动。”本案中的原告郭铁与被告项思泉按照口头协议，共同货款5000元盒人种鸡场，并共同劳动，共同经营，符合民法通则规定的合伙条件。因此，人民法院确认原、被告双方是合伙关系。根据民法通则第三十五条关于“合伙的债务，由合伙人按照出资比例或者协议的约定，以各自的财产承担清偿责任”的规定，法院判决原告郭铁与被告项思泉各自偿还货款2500元及利息是正确的。
11、合伙成员因非合伙经营活动致人损害的，应由行为人本人承担民事责任
[案情]
原告吉新化工厂
被告高雅光，男，23岁，便民油漆队油漆工。
被告高雅光原系待业青年，19xx年4月，被告与其他四位待业青年一起成立了一个油漆队，取名“便民油漆队”。五人每人出资300元，作为油漆队的经费，买了一些必要的工具，五人商定大家一起劳动，收入合理分配。经区工商局批准后即开始营业。第一个月为某机关油漆房屋，收入500元，除上交少量工商税外，其余的由五人平均分配。以后几个月没有活干。后来，通过油漆工尚书文和吉新化工厂厂长的私人关系，才承揽了给化工厂油漆管道的工作。经化工厂厂长批准，预先支付给油漆队1000元。此款除购买油
漆外，五人每人分得150元。工作后不久，高雅光不慎将吸剩的姻头扔到一堆麻袋中，引起火灾，给化工厂造成损失1200元。化工厂以便民油漆队为被告诉至法院，要求赔偿。人民法院审查认为，便民油漆队不符合当事人条件，应予更换。法院通知符合被告条件的高雅光参加诉讼。经法院审理，调解无效，判决被告高雅光赔偿原告经济损失1200元。
[问题]
高雅光的行为给工厂造成的损失应由便民油漆队赔偿还是应由高雅光本人赔偿?为什么?
[简析]
民法通则规定，两个以上公民按照协议，各自提供资金、实物、技术等，合伙经营，共同劳动的，是个人合伙。依照这一规定，便民油漆队应属于公民个人合伙性质。合伙负责人和其他人员的经营活动，由全体合伙人承担民事责任。本案被告高雅光乱丢姻蒂引起火灾，不是合伙的“经营活动”，属于个人过失性的不法行为，由此产生的债务不是合伙的债务，而是其个人的债务。因此，赔偿工厂火灾损失的责任自应由高自己负责。
12、未取得法人资格的组织不得以法人的名义进行民事活动
[案情]
原告泰山钢铁厂
被告某县孟屯乡农工商联社。
19xx年1月6日，孟屯乡农工商联社与某市小关街13号居民宋平达成在某市开办“开发商行”的协议。协议签订后，农工商联社于19xx年1月23向该县工商行政管理局申报营业执照。该县工商行政管理局于19xx年2月3日在申请表上批示：“请某市工商局发营业执照”。但某市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经审查后未给“开发商行”办理营业执照。19xx年2月15日，孟屯乡农工商联社在该县为“开发商行”刻公章三枚并申请在银行开设了帐户，还为该商行聘请了经理。
19xx年4月26日，“开发商行”与泰山钢铁厂签订了生铁购销合同。合同规定，“开发商行”供给该钢铁厂14号铸造生铁1500吨，每吨价格为450元;付款办法为预付80000元，每月车皮计划订后付款提货，每月保证两车皮铸造生铁等。钢铁厂在19xx年5月8日汇入“开发商行”帐号224000元。“开发商行”从苛帐户内提款、汇款均由孟屯乡农工商联社办理。19xx年6月24日，乡联社撤销了“开发商行”始终未能供货。钢铁厂起诉至人民法院，要求赔偿损失。
此案经某区人民法院审理认为，“开发商行”不具有法人资格，其以法人名义与泰山钢铁厂签订的合同为无效合同。故判决孟屯乡农工商联社退还泰山钢铁厂货款224000元，并赔偿其5276元的经济损失。
[问题]
“开发商行”是不是法人?它同泰山钢铁厂签订的合同否有效?
[简析]
法人是具有民事权利能力和民事行为能力，依法享有民事权利和承担民事义务的组织。社会组织成为法人，应当具备一定的条件。民法通则第三十七条规定：“法人应当具备下列条件：(一)依法成立;(二)有必要的财产或者经费;(三)有自己的名称、组织机构和场所;(四)能够独立承担民事责任。”这四个条件必须同时具备，缺少其中任何一个就不是法人。本案中的某“开发商行”显然不具备上述特征和条件，因此，它不是法人，不能以法人的名义独立进行民事活动。
本案中的孟屯乡农工商联社与某市居民安宋平在某市开办“开发商行”，按规定，应报请商行所在地的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审查批准。“开发商行”在未被某市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批准，未取得法人资格的情况下，以法人名义与他人签订合同，根据民法通则第五十八条的规定，其所为民事行为是无效民事行为。民法通则第六十一条规定：“民事行为被确认为无效或者被撤销后，当事人因该行为取得的财产，应当返还给受损失的一方。有过错的一方应当赔偿对方因此所受的损失，双方都有过错的，应当各自承担相应责任”，因此，人民法院对该案的处理是正确的。
13、法人对其所属组织是行的民事
[案情]
原告红星剧院。
被告某师范专科学校校庆筹委会。
某师范专科学校为了庆祝建校四十周年，组成筹委会筹办校庆事宜。校庆前两天，筹委会和红星剧院订立了租用剧场的合同，租用该剧场举办校庆晚会，协议租用剧场费用1200元。晚会结束后，租金一直拖欠未付，红星剧院不得不向法院起诉，请求法院判令该校校庆筹委会偿付欠款。
[问题]
校庆筹委会是不是法人?它能否单独承担民事责任?此案应如何处理?
[简析]
根据民法通则的规定，法人必须是依法成立，有必要的财产或者经费，有自己的名称、组织机构和场所，并能够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组织。某师范心科学校校庆筹委会没有依法进行法人登记，没有独立的财产，当然它也不能单独享有民事权利，承担民事义务，因而它不是法人，不能对其所欠的租多负责。校庆筹委会只是某师范专科学校为筹备校庆活动而设置的临时机构，是某师范专科学校的下设机构和组成部分，它在职权内的民事活动只对某师范专科学校发生法律后果，它不能作为独立的民事主体到法院应诉。原告应以某师范专科学校为被告向法院起诉。红星剧院以校庆筹委会作被告是不正确的，人民法院应通知其更换被告，以某师范专科学校作被告进行民事诉讼。
14、企业法人合并后，其债务由变更后的法人负责清偿
[案情]
原告东风电镀厂。
被告汽车制造厂。
原告东风电镀厂系乡办企业。从19xx年起，为该市汽车油箱厂加工电镀零配件，至19xx年，双方业务来往加工额已达90000余元。但汽车油箱厂欠东风电镀厂的加工制作费47000余元尚未给付。19xx年7月，汽车油箱厂与市自行车厂合并，更名为市汽车制造厂。东风电镀厂向汽车制造厂追索欠款时，该厂以“原厂撤销，厂长更换，汽车油箱厂的债务与本厂无关”为由，拒绝偿还。19xx年12月，东风电镀厂诉至该市某区人民法院。
该区人民法院审理查明：原汽车油箱厂的资产确实合并到了该市汽车制造厂，即召集东风电镀厂、原汽车油箱厂和市汽车制造厂的财会人员，审查19xx年至19xx年原汽车油箱厂的来往帐目，查明原汽车油箱厂确实欠东风电镀厂47000余元加工费。最后，根据民法通则的规定，作出了该市汽车制造厂分期偿还欠款的裁定。
[问题]
汽车油箱厂欠东风电镀厂的加工费是否应由汽车制造厂负责偿还?为什么?
[简析]
民法通则第四十四条第二款规定：“企业法人分立、合并，它的权利和义务由变更后的法人享有和承担。”此案原汽车油箱厂于19xx年与市自行车厂合并，成为市汽车制造厂这一新法人。按照民法通则的规定，原汽车油箱厂的权利和义务就帅新法人汽车制造厂来享有和承担，汽车制造厂以“原厂撤销，厂长更换，汽车油箱厂的债务与本厂无关”为由，拒绝偿付欠款是违反法律规定的。该区人民法院据此作出由汽车制造厂偿还原汽车油箱厂47000余元欠款的决定是正确的。
应该指出的是，该区人民法院以“裁定”的形式作出这一决定不妥。根据民事诉讼法(试行)的有关规定，“裁定”仅仅解决有关的诉讼程序问题，不解决案件的实体问题。而本案当事人双方争议的债权债务关系是一种实体权利义务关系，不能用“裁定”，必须用“判决”来解决这一争议。
15、企业法人对其工作人员在承包经营活动中给他人造成的损害，应承担民事责任
[案情]
原告新华卷烟厂
被告华光机械厂。
被告蒋月生，男，44岁，华光机械厂汽车司机。
19xx年4月中旬，原告被华卷烟厂与被告华光机械厂议定，由被告单位的汽车队为原告单位承运香烟，双方签订了合同。同年4月27日，华光机械厂汽车司机蒋月生在新华卷烟厂装运360箱香烟去江南县烟草公司。次日凌晨一时许，在临江县城郊六公里处发生翻车事故，香烟抛散，当时天下大雨，造成损失。随车押运员当即电告新华卷烟厂和华光机械厂，两个单位都派人到现场共同处理翻车事故。经清点，共计损失13000元。为了转嫁损失，在新华卷烟厂和华光机械厂个别人为该车香烟补办了“保险单”。下午，华光机械厂派人将“保险单”送至司机蒋月生手中，蒋即向临江县保险公司报案。当临江县保险公司查明其货物运输保险单为事故后补办时，拒绝赔偿。新华卷烟厂便要求华光机械厂赔偿。华光机械厂则以“我厂与司机已签订了机动车辆承包合同，一切损失均由司机负责”等为由，拒绝承担赔偿责任。
此案经某市人民法院审理确认，新华卷烟厂是与华兴机械厂签订的运输合同，司机是执行者，司机在运输中发生事故应由华兴机械厂负责赔偿。据此，判决被告华光机械厂赔偿卷烟厂损失13000元。
[问题]
本案应由谁承担赔偿责任?
[简析]
本案原告新华卷烟厂的财产损失为被告华光机械厂司机蒋月生在承运途中造成翻车事故所致，而司机蒋月生驾驶汽车运货，是根据原告和被告双方签订的运输合同进行的。对于被告华光机械厂来说，司机运输货物，属于进行法人业务范围内的经营活动，该行为应该看成是华光机械厂的行为。因为法人对外的民事活动都是通过其工作人员进行的，权利义务都由法人承担。工作人员在经营活动中给他人造成损失，应由法人承担民事责任，而不应由从事经营活动的工作人员承担民事责任。在正常情况下，这种损失由法人负责赔偿是没有疑问的。但本案的问题在于，华光机械厂将汽车承包给本单位的职工之后，对于承包人蒋月生在承运中翻车造成他人损害，华光机械厂还是否应承担赔偿责任。根据民法通则第四十三条关于“企业法人对它的法定代表人和其他工作人员的经营活动，承担民事责任”的规定精神，我们认为，企业内部的承包，包括承包给本企业的职工或者外单位的职工乃至其他公民，仅仅是企业的经营方式问题，是发包人(企业单位)与承包人的内部关系问题，在外部关系上，仍然是以发包人(企业单位)的名义进行民事活动。因此，华光机械厂以“承包”为由，拒绝承担赔偿责任是不能成立的，原审法院判决由华光机械厂承担民事责任是正确的。
需要说明的是，本案实为运输合同履行中的纠纷，而该运输合同是以新华卷烟厂为一方当事人，以华光机械厂为另一方当事人的。因此，原告新华卷烟厂只能以华光机械厂为被告向人民法院起诉。而蒋月生仅是合同一方的实施者，他仅对华光机械厂负责，因而原审法院将蒋月生也列为被告是值得商榷的。蒋月生和华光机械厂存在行政隶属关系，翻车事故所致损失又是由蒋月生的行为造成的，案件的处理结果同蒋月生存在着法律上的利害关系，因而蒋月生在诉讼中处于无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的地位，将蒋列为第三人是正确的。
16、一方以欺诈手段，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所为的民事行这无效
【案情】
原告马泰，男，45岁，农民。
被告赵宝山，男，34岁，农民。
19xx年10月6日，原告马泰在集市上购得被告餐宝山的奶牛一头。当时，被告赵宝山谎称，该牛是19xx年7月25日配的种，已有近三个月没有发情，现已怀孕揣犊。原告马泰听信此言，当即以3000元的较高价格与被告赵宝山成交。但待其将牛牵回数日，发现该牛又发情，并没有怀孕揣犊，遂找到被告赵宝山，要求退牛还款，并赔偿自己饲养奶牛的草料费。被告赵宝山则说，牛是你自己相中当面成交的，不能翻悔。拒绝退还价款。为此，原告赵宝山向当地县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该县人民法院审理认为，原告马泰以3000元的较高价格购买该牛，是在被告赵宝山谎称其奶牛怀孕揣犊的情况下同被告进行的民事行为，买牛的价格过高，是不公平的。故判决如下：(一)原告与被告买卖
奶牛的民事行为无效。原告马泰将奶牛返还被告，被告赵宝山退回原告的3000元价款;(二)被告赵宝山赔偿原告马泰饲养期间的草料费40元。
[问题]
原被告买卖奶牛的行为属于什么性质的民事行为?应当如何处理?
[简析]
本案原告以3000元较高价格购买被告奶牛的行为属于因受欺诈而为的民事行为，属于无效民事行为。民法通则第五十八条规定，一方以欺诈的手段，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所为的民事行为是无效的。所谓一方以欺诈的手段，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所为的民事行为，是指民事行为的一方当事人故意捏造虚假情况或故意歪曲、掩盖真实情况，致使对方当事人陷于错误的认识而与其进行的民事行为。其特征，一是欺诈的一方有欺诈的故意和行为;二是欺诈行为与受欺诈而为的民事行为之间有直接的因果关系;三是违背了受欺诈的一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本案被告赵宝山在出卖奶牛时，捏造虚假情况，谎称奶牛已怀孕瑞犊，原告马泰信以为真，以3000元的高价购买被告的奶牛，违背了自己的真实意思，符合民法通则第五十八条规定的一方以欺诈手段，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所为的民事行为的特征，因而属于无效的民事行为，应宣布该买卖关系无效。
17、乘人之危，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所为的民事行为无效
[案情]
原告杨树清，男，56岁，农民。
被告周振华，男，52岁，农民。
19xx年10月6日，原告杨树清从县良种场以每头800元的价格购得8头奶牛和部分越冬饲草。同日，原告杨树清又同被告周振华达成了购买饲草的口头协议。协议商定，原告杨树清以每公斤二角的价格，共计800元人民币，购买被告周振华的饲草4000公斤，约定于19xx年2月10日交钱交货。19xx年1月1日，原告杨树清之子燃放鞭炮，不慎将自家饲草烧光，杨树清便找到被告周振华要求提前交付购买的饲草。周振华称，“饲草还可以按去年商定的价格。但我现在要牛不要钱，购买4000公斤饲草所需的800元钱要以两头良种奶牛来折抵”。原告杨树清迫于大雪封山，又没有别的办法可想，被迫同意将两头良种奶牛折抵4000公斤饲草。但第二天，原告杨树清又找到被告周振华，表示愿以1500元的价款买回两头奶牛，被告周振华则强调“买卖既做，决无翻悔之理”，坚决不干。双方争执不下，诉至县人民法院。
该县人民法院审理后认定，被告周振华以4000公斤饲草换两头良种奶牛，是乘人之危，在违背原告杨树清真实意思的情况下所为的民事行为，根据民法通则第五十八条第一款第三项的规定，这一行为是无效的。据此判决：(一)被告周振华将两头奶牛退还原告杨树清;(二)原告杨树清给付被告周振华饲草款800元。
[问题]
被告周振华的行为是什么性质的民事行为?原、被告之间买卖饲草的口头协议是否有效?
[简析]
民法通则第五十八条规定，乘人之危，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所为的民事行为无效。所谓乘人之危，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所为的民事行为，是指在进行民事行为时，一方当事人处于某种危难或迫于某种急需，另一方当事人利用这种危难或急需提出某种不合理要求，而由于危难或急需的存在，一方当事人不得不违背自己的真实意思，接受对方当事人提出的要求而与之进行的民事行为。其特征：一是一方当事人是乘人之危，迫使另一方当事人进行某种对自己很不利的民事行为;二是另一方当事人是处于某种危难的情况下，或出于某种紧急的需要，被迫同意进行的民事行为;三是该民事行为的结果对另一方当事人严重不利。
本案被告周振华要求原告杨树清以两头忍气吞声牛折抵4000公斤饲草款的行为，就属于乘人之危，违背一方真实意思而进行大雪封山，无其他办法可想，奶牛有饿死之危，正处于危难之中;第二，被告周振华利用这种危难，要原告杨树清以奶牛交换饲草，是乘人之危，要挟原告的行为;第三，原告杨树清本想以800元钱购买4000公斤饲草，但由于危难的存在，不得不接受被告周振华提出的条件，以自己两头奶牛(折合人民币1600元)换被告的4000公斤饲草。显然，这种民事行为，违反民事活动自愿和公平的原则，属于无效的民事行为，法律不予承认和保护。民法通则规定，这种无效的民事行为，从行为开始起，就没有法律约束力。人民法院判决被告周振华将两头奶牛退还原告杨树清是正确的。
应该提出，19xx年10月6日，原、被告达成以800元钱购买4000公斤饲草的口头协议，是合法有效的合同。民法通则第五十六条规定，除法律有特别规定者外，民事法律行为可以采取书面形式、口头形式或者其他形式。原、被告双方达成的上述口头协议，符合法律规定，双方都应遵守。后原告因自己的饲草被烧，与被告协商提前交付，是可以的。被告乘人之危，提出用两头奶牛折抵800元饲草价款，是不能允许的。原审法院的判决虽然实际上承认了原、被告之间买卖饲草的口头协议有效，但应该在判决中明确予以确认。
18、代理人与第三人串通损害被代理人利益的代理行为无效
[案情]
原告邱炳，男，61岁，退休工人。
被告王学，男，45岁，职员。
被告李品，男，48岁，工人。
邱炳因妻子有病急需用钱，委托李品代其出售他在原籍的三间房屋。李品接受委托，将上述房屋出卖给王学。王与李商谈的房价低于市场房价，王明知价廉，李也有意让王占便宜。王学向李表示：事成后愿赠他500元。李品写信将出售房屋之事告诉了邱炳。由于邱不知当地售房的价格，又过于相信李品，即复信同意出售，并委托李代理签定房屋买卖合同。合同签定后，李将王所付售房价款汇给邱炳。王学买得该房后，即申请将房屋拆除，准备翻建新房。房屋拆除后，邱炳从旁得知了王学与李品相互串通，故意压低房价，双方牟取非法利益的全部事实，非常气愤，便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法院主持正义，制裁王学与李品的违法行为。他表示，房屋既已抗拆除就算是卖了，但坚决要王学与李品赔偿他的损失。因王学将现金筹建了房屋，拿不出现款，李品较富裕，要求法院判令李品负责赔偿他的全部损失。
[问题]
1、李品代理邱炳出售房屋的行为是否有效?为什么?
2、邱炳的损失应由谁赔偿?邱炳因王学拿不出现款，能否要求李品全部赔偿?为什么?
[简析]
邱炳委托李品代售三间房屋，李品接受委托，他们之间建立了委托代理关系。李品将邱炳的三间房屋代为出售给王学，这是李品行使代理权。民法上的代理是指代理人以被代理人的名义为被代理人的利益进行民事活动。代理人在代理权限内实施民事法律行为，代替被代理人行使民事权利和承担民事义务，保护被代理人的合法民事权益。因此，代理人在行使代理权时，任何时候和任何情况下，都不允许利用代理权进行损害被代理人的活动。代理作为一项民事法律行为，必须具备民事法律行为的要件。李品作为邱炳的代理人代其出售房屋时，违背代理制度的宗旨，竟与王学串通，故意压低房价，损害了被代理人的利益。民法通则第五十八条第一款第四项规定：“恶意串通，损害第三人利益的行为是无效民事行为”。因此，李品上述代理行为显然是无效民事行为。
应当提出的是，从本案情况看，房屋出售后已被王学拆除，不能恢复原状，在此情况下，邱炳经权衡后同意将李品代为售出的三间房屋仍出卖给王学，但这并不是说李品的代理行为有效，而是邱炳作为房屋所有权人对自己所有的房屋直接作出出售的意思表示。至于李品与王学在代理行为中恶意串通给邱炳造成的损失，邱炳要求李品、王学赔偿则是合法的。民法通则第六十六条第三款规定，“代理人和第三人串通，损害被代理人的利益的，由代理人和第三人负连责任。”这里所说的代理关系中的连带责任，就是在代理关系的三方当事人中由其中的某两方当事人共同向另一方当事人承担民事责任，并且其中的任何一方当事人都负有承担全部责任的义务。在代理人和第三人串通的代理关系中，应由代理人与第三人共同向被代理人承担连带责任。本案代理人李品与第三人王学双方串通，故意压低房价，给被代理人邱炳造成损失，邱炳有权要求王学与李品共同赔偿。他们既然承担的是连带责任，邱炳以王学拿不出现款为由，只要求李品承担全部赔偿责任也是符合法律规定的，应予以支持。
19、对重大误解的民事行为，行为人有权请求人民法院予以撤销
[案情]
原告毛阿文，男，41岁，个体医生。
被告某市医药公司城南门市部。
19xx年1月7日，原告毛阿文让其子毛晓华去某市购买中草药“首乌”10斤。当日下午三时许，毛晓华到市医药公司城南门市部购买药材时，向售货员表示要购买中草药“首乌”，数量是10斤。由于毛晓华是雷州人，雷州话的“首乌”与广州话的“草乌”声音十分相近，高谈阔论市部售货员误将10斤“草乌”卖给毛晓华。毛晓华不识中草药，遂将“草乌”带回。数日后，其父毛阿文发现药搞错了，马上找到该门市部要求退换。该门市部以“中草药概不退换，何况既无发票，又隔数日”等为由拒绝退换。原告毛阿文诉至该市某区人民法院。
该区人民法院审理认定，原告毛阿文之子毛晓华误将“草乌”作“首乌”买回，属于重大误解的民事行为。根据民法通则第五十九条的规定，可予变更或撤销。最后经调解，原告毛阿文与被告某市医药公司城南门市部达成退药还款的协议。
[问题]
本案争议的买卖行为是否属于重大误解的民事行为?
[简析]
本案争议的买卖行为属于重大误解的民事行为。
民法通则第五十九条规定，行为人对行为内容有重大误解的民事行为，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仲裁机关予以变更或者撤销。重大误解的民事行为，是指行为人基于对民事行为的重要内容误解而进行的民事行为。它既包括行为人对民事主体的误解，也包括行为人对民事行为性质的误解，还包括行行人对民事主体的误解，也包括行为人对民事行为性质的误解，还包括行为人对民事行为标的物的误解和对其他重大事项的误解。
本案中的被告某市医药公司城南门市部把毛晓华购买“首乌”误解为“草乌”，毛晓华也误将“草乌”为“首乌”买回，显然双方在买卖的标的物上都存在着重大误解，这样进行民事行为的结果，违背了原告毛阿文的真实意思。按照民法通则第五十九条的规定，行为人有权请求人民法院予以变更或者撤销。被撤销的民事行为，从行为开始起无效。但这类民事行为在人民法院撤销前，对双方当事人仍有约束力。
该区人民法院在本案的处理上，采取调解方式，使双方当事人达成退药还款的协议，实际上撤销了这一民事行为。实体处理是正确的。但应当提出的是，该区人民法院在处理本案中，没有确定原告之子毛晓华的诉讼地位，这是一个缺陷。本案原告毛阿文让其子购买草药，实际上在他们父子之间形成了代理关系，代理权限也很清楚，即毛晓华代替其父毛阿文向第三人进行购买10斤“首乌”的民事法律行为，代理行为产生的后果及于被代理人。由于毛晓华因重大误解而进行的民事行为给被代理人带来了不利后果，被代理人和第三人协商不成向人民法院起诉是可以的，但毛晓华是代替其父实施民事行为，人民法院在判决中没有确定他的诉讼地位是不妥当的。毛晓华可以作为本案的诉讼第三人主动要求参加诉讼，人民法院也有权通知其参加诉讼。
20、附条件的民事法律行为，所附条件没有成就，该民事法律行为不发生效力
[案情]
原告洪玉莲，女，49岁，干部。
被告阿倩萍，女，63岁，家庭妇女。
原告洪玉莲家原有祖遗房屋三间，座落在邹县东村。洪玉莲在光元县工作，房屋由其母亲赵玉珍一人居住。。19xx年，洪玉莲的母亲赵玉珍迁往光元县，随洪一块生活。走时，将三间房屋交给邻居陈倩萍夫妇代管和使用。因自己长期不用，洪玉莲便同其母商量，想将房屋卖掉。被告陈倩萍听说洪家要卖房，要求买下。19xx年赵玉珍和陈倩萍请人作中人，订立房屋买卖契约。契约写明：房价人民币500元，一年内分三次付清;在一年内买方何时付清房款，卖方何时将房屋买卖契证交给买方。当时，陈倩萍交了房价款100元，三个月后又给洪玉莲寄去50元。尚欠房款350元。洪玉莲和其母赵玉珍多次催要欠款而未得，洪家也就未把房屋买卖契证交予陈倩萍。陈倩萍的丈夫去世后，陈倩萍同其子女继续居住在该房内。其间，曾多次对房屋进行维修。19xx年，洪玉莲和其母赵玉珍曾找到陈倩萍，要求收回房屋，退回房款，陈倩萍坚决不同意。19xx年，洪玉莲的母亲赵玉珍病故。19xx年3月，邹县电影院因扩建要征用东村的一些土地，需拆除一批民房，洪、陈争议的三间房屋也在拆除之列。电影院与陈倩萍达成协议，以房价1500元买下争议之房。原告洪玉莲得知此事后，于同年7月以被告陈倩萍房款未交清，房屋产权尚未转移为由拆至邹县
法院，要求确认房屋归已所有，并收回自己的产权。被告辩称，买卖双方订有房屋买卖契约，自己已交了部分房款，契约并未规定“房价款不交清，房屋买卖契约无效”，所欠款史是欠原告的债务。因而，坚决反对原告提出的房屋所有权归已所有的请求。
邹县法院审理认为，19xx年，原告之母赵玉珍同被告陈倩萍买卖房屋是自愿的，有中人、契约执笔入作证，立有房屋买卖契约，被告也交付了部分房款，买卖关系已经成立。被告所欠部分房款，属于债务，应比照当时的物价确定尚欠房款，适当归还原告。据此，判决原告之母赵玉珍同被告陈倩萍所为的买卖房屋行有效，房屋应归被告所有。被告卖房所得1500元，应分给原告600元。判决后，原告洪玉莲不服，上诉到中级法院。中院审理后，认为一审定性准确，处理适当，判决驳回上诉，维持一审判决。原告洪玉莲仍不服，申诉到省高级人民法院。省高级人民法院按审判监督程序提审后认为。196、57年洪玉莲之母赵玉珍同被告陈倩萍的房屋买卖所订契约中有房款一年内分三次付清买卖契证才交陈倩萍的内容。因此，这一买卖行为是附条件的买卖行为。由于买方长期拖欠房屋价款，买卖契约中所附条件并未成就，这一买卖行为能认为已经发生法律效力。被告在这种情况下又将房屋出卖是无效的。房屋的怕有权应归原告所有。但考虑到此房屋属于电影院扩建工程拆迁范围，且已经拆除，不可能返还原物。因此，判决如下：(一)撤销、二审法院的判决;(二)原告之母赵玉珍同被告陈倩萍买卖房屋的行为不发生法律效力，房屋归赵玉珍的法定继承人洪玉莲所有;(三)电影院同被告陈倩萍所为的买卖房屋的行为无效，电影院支付给陈倩萍的房屋价款1500元归洪玉莲所有。陈倩萍原交付的房屋价款及使用期间付出的房屋维修费用400元，由洪玉莲退给陈倩萍。
[问题]
本案中原告洪玉莲之母赵玉珍同被告陈倩萍买卖房屋的行为是不是一个附条件的民事法律行为?省高级人民法院对本案的处理是否正确?
[简析]
本案原告迷之母赵玉珍同被告陈倩萍买卖房屋的行为是一个附条件的民事法律行为。
民法通则第六十二条规定：“民事法律行为可以附条件，附条件的民事法律行为在符合所附条件时生效。”所谓附条件的民事法律行为，是指在民事法律行为中规定一定的条件，并把该条件的成就或不成就作为当事人的法律行为是否发生法律效力的根据。所附的条件必须具有以下四个特征：一是作为条件的事实是将来发生的事实。在进行民事法律行为时已经发生或存在的事实不能作为民事法律行为所附的条件;二是作为条件的事实是将来发生的事实。能够肯定将来一定会发生或肯定将来一定不发生的事实不能作为民事法律行为所附的条件;三是作为条件的事实是当事人自己选定的事实，而不是法律规定或合同约定的事实;四是作为条件的事实必须是合法的事实，违法的事实不能作为法律行为所附的条件。本案原告之母赵玉珍同被告陈倩萍在所立房屋买卖契约中约定房屋买卖所附的条件是“在一年内分三次付清房屋价款”。这一条件完全具备上述特征，即作为条件的这一事实将来可能发生也可能不发生，这一事实是当事人双方选定的，也是合法的。因而，只有在所附条件成就时，即买方在一年内付清了房屋价款后，买卖房屋的行为才发生法律效力。本案被告(即买方)陈倩萍虽交付了部分房屋价款，但并未按契约规定在一年内付清房屋价款。所附的条件没有成就，该民事法律行为也就不发生法律效力。所以，省高级人民法院在再审判决中认定原告之母赵玉珍和被告陈倩萍买卖房屋的行为未生效，房屋归赵玉珍的法定继承人洪玉莲所有是正确的。既然房屋不归被告陈倩萍所有，陈倩萍也就无权出卖。因而，陈倩萍同县电影院进行的买卖房屋的行为属无效民事行为，房屋应该返还给洪玉莲。鉴于房屋已经拆除，不可能返还原物的事实，判决确定被告卖房的非法所得1500元归原告所有，而由原告退还被告已经支付的部分房屋价款和维修费也是合法的。
本案一、二审人民法院作出的判决之所以发生错误，关键在于没有弄清买卖房屋这一民事行为的性质，把民事待业的当事人一方未按民事行为所附条件来履行，当作了合作，从而导致了在整个案件的处理上出现了原则性错误。
应该指出的是，本案在诉讼程序方面还存在一个问题，即人民法院的判决既然确认被告和电影院的房屋买卖行为无效，却没有确定县电影院在诉讼中的地位，这是不妥当的，根据本案情况，人民法院应通知县电影院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
篇7：司考经验司法考试民法案例分析的思维方法
考试的目的是选拔高素质的法律工作者，这就要求考试题能体现这一目的：考查考生的实践操作能力，试题语言生活化的理由是很充分的，不要盲目抱怨，应当正确面对。
在一定意义上讲民法学就是民事法律关系学。民法对社会生活的调整就是通过建立具体的民事法律关系来实现的。民法赋予人们大量的权利同时也规定了大量的义务，而这些民事权利义务只有在具体的法律关系中才有现实意义，离开民事法律关系无从谈起“某人”的民事权利义务。大家要学会能在纷繁复杂的案例中抽丝剥茧，把案例中的民事法律关系一层一层地搞清楚，能够正确认识这些法律关系，确定法律关系的性质。然后再从该民事法律关系的主体、客体、内容和法律关系的变动等角度出发，进而能够确定民事法律关系主体的具体权利义务，民法案例中的问题也就顺利解决了。可以说司法考试考民法案例实质上考的是民事法律关系。没有民事法律关系的概念和意识是不能学好民法的！所以对民法案例分析的法律思维方法为：法律关系识别和请求权确定与比较。
大多数考生都认为民法案例题（含选择题）很难得分，失分的原因“不是知识不会，而是角度不对”，这是广大考生普遍存在的问题，原因是考友们没有掌握民法案例分析的法律思维方法！我们曾戏言民法的试题特点是“一看都会，一做基本不对”，也经常强调民法题的陷阱特点是连环陷阱，即“刚刚走出你的布局，却又落入你的陷阱”。这些都是感性的认识，理性的认识是没有掌握民法案例分析的法律思维方法。我们做刑法案例题时就习惯地从“犯罪竞合”、“转化犯”、“数罪并罚”等思维角度去思考问题，而我们绝大多数人做民法案例题时就没这些思维角度。其实民法案例题也存在“犯罪竞合”（民事法律关系重叠）、“转化犯”（民事法律关系变动）等问题。正是由于民事法律关系复杂才会造成很多考生对民法试题有共同的感觉“一看都会，一作基本不对”，“背会了法条作不对题”。民法案例中的民事法律关系极为复杂，表现为以下两个方面：
1、民事法律关系重叠（竞合、交叉）：
所谓的民事法律关系竞合是指同一法律事实引起多重法律关系发生，且这些法律关系具有“同向性”。如担保物权的竞合。
所谓的民事法律关系交叉是指同一法律事实或多个法律事实引起多重法律关系发生，且这些法律关系具有“异向性”。如发生抵销的情形。
民事责任是违背民事义务的法律后果和强制实现的方式，体现为制裁性。从一定意义上讲民事责任是民事义务的代名词。民事责任的竞合实质上是民事法律关系的竞合。
2、民事法律关系变动：民事法律关系是动态的，存在产生、变更和消灭的过程，要以动态的眼光看待民事法律关系。法律关系变动的主要情形：
（1）合同无效或被撤销引起的法律关系变动，变动为：
①不当得利之债或侵权（含缔约过失责任）之债；
②不当得利之债和侵权（含缔约过失责任）之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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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合同解除引起的法律关系变动，变动为：
①不当得利或侵权之债（违约责任）；
②不当得利和侵权之债（违约责任）。
（3）形成权带来的法律关系变动。
（4）当事人协议变更。
（5）效力待定行为引起的法律关系变动。
“法律关系识别和请求权确定与比较”法的理论基础。民事权利和民事义务只有在具体的民事法律关系中才有确定的内容，这是“法律关系识别”的目的。所以分析民法案例首先应当找出本案中每一个主体承载多少具体的法律关系，这就存在法律关系重叠（竞合或交叉）问题。当今社会是权利本位社会，法律的目的是最大限度地保护每个人的权利，这是“请求权确定与比较”的理论基础。当法律关系重叠导致一个主体对另一个主体享有多个请求权时，应当选择对权利人最有利的、权利救济最充分的请求权作为案例分析的出发点（实践中不但要实现权利的最大化，还要考虑举证责任和举证能力，应试案例分析一般不作此考虑）。
我们认为应对民法案例分析最好的方法是“法律关系识别和请求权确定与比较”法。这里所称的“请求权”是指主体可以主张行使的民事权利，能够请求司法保护的民事权利。下面就详细介绍一下这种方法。
“法律关系识别和请求权确定与比较”法分析民法案例的具体过程：
第一步：法律关系识别。按照法律关系形成的条件（法律规则的存在和法律事实的发生）找出案例中主体之间具体有多少个法律关系，区分不同的法律关系（找到法律关系的竞合或交叉）；确定法律关系之间的承接过程，看一看有无法律关系变动的现象。
第二步：请求权确定与比较。根据法律规定具体分析每个法律关系的内容，看一看每一个法律关系中相应的请求权是否成立及其内容。将多个竞合的请求权进行比较，选择对主体最有利的请求权作为案例分析的出发点，进而确定当事人之间的权利、义务，得出明确的法律适用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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