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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借条真假谁来承担证明责任
借条真伪不明,举证责任谁担?
案情
原告王某诉称,9月30日,被告朱某因资金周转困难,向我借款10000元,约定借期1年,月利息1分,可到期后,被告朱某以种种借口,托欠不还。为证实自己的主张,原告提交署名为朱某留的借条原件一张。被告朱某辩称,我从未向原告王某借过款,借条是原告伪造的,我的名字叫朱某流,而非朱某留。被告亦提交了其身份证,身份证上名字为朱某流而非朱某留。
分歧
第一种意见,《民诉法》第64条规定“谁主张,谁举证”,证据应当具备“合法性,真实性和关联性”三性,现借条真实性难以判断,应由原告补强证据,故应由原告王某申请鉴定。
第二种意见,原告提交的借条属原始书证,被告提出异议,但未能提交足以反驳的相反证据,故根据证据规则第七十条规定,向被告释明是否申请鉴定借条的真伪,否则将承担不利的法律后果。
评析
笔者同意第二种意见,理由如下:
本案发生争议的原因,是对证明责任的分配、原则及适用上理解不同。证明责任,又称举证责任,是指当作为裁判基础的法律要件事实在诉讼中处于真伪不明状态时,一方当事人应承担的诉讼上的不利后果。长期以来,在民事诉讼中人们最为熟悉的一个命题是“谁主张,谁举证”,这个命题也被许多人当作证明责任分配的原则。但实际上“谁主张、谁举证”这一命题是高度抽象概括。肤浅的理解这一命题,在司法实践中就可能导致错误的裁判,有必要加以厘清。
首先“谁主张、谁举证”命题中要求当事人举证证明的,实际上不是当事人的主张,而是其主张的案件事实,需要当事人以证据证明的案件事实,也不是所有事实。证据规则明确规定无须证明的事实有:(一)众所周知的事实;(二)自然规律及定理;(三)推定的事实;(四)已为人民法院发生法律效力所确认的事实;(五)已为仲裁机构生效裁决所确认的事实;(六)已为有效公证文书所证明的事实;(七)自认的事实。
其次“谁主张、谁举证”要求举证证明的案件事实,是作为裁判基础的法律要件事实,并且只有在诉讼中处于真伪不明的状态时,一方当事人才承担证明责任。而且证明责任只是一种拟制和假定,因此不能证明并不等于该事实就是真的不存在。证明责任规则要求法官在审理案件过程中尽可能不适用证明责任,适用的前提只能是法官对所有的证据方法都已穷尽。
最后,案件中所涉及的全部主要事实的证明责任也不可能都由某一方当事人来承担,那样会导致证明责任分配的失衡,具体分配时应考虑其公平性。公平性主要考虑的因素是双方当事人之间证明的难易、盖然性高低,距离证据的远近以及谁承担证明责任更有利于权利的保护和实现等。
具体到本案。原告王某主张被告朱某借款10000元,朱某是否向原告王某借款10000元?这是待证事实1;被告朱某辩称,其叫朱某流,而非朱某留,被告究竟是叫朱某流还是朱某留?这是待证事实2;被告辩称借条是原告王某伪造,借条是否系原告王某仿造?这是待证事实3。
对待证事实1,根据证据规则,应分配给原告王某举证。因原告王某已提交借条作为证据,借条作为书证,证明力较高,能够直接证明原、被告之间民间借贷关系。法官应初步完成被告朱某向原告王某借款的心证。
对待证事实2,系被告朱某主张,应分配给被告朱某举证。被告朱某已提交身份证证实这一事实,故应认定被告朱某已完成举证。但因汉字存在同音不同字的情况,现实生活之中,人们以同音字代替身份证上的名字情况并不鲜见。是故,根据该证据仍然不能动摇法官依据借条所作出的心证,对该事实应结合其他事实进行综合判断,不能因此而判断王某的借条是伪造的事实。
对待证事实3,虽是被告的主张,但从证据真实性角度来看,也是原告的主张,究竟应分配给原告举证还是被告举证,应根据法律规定,如果没有法律规定应从公平性角度来考虑。其一、判断借条是否属于伪造,需要进行笔迹鉴定,故需要对比检材,从这一点上来说,原告不具备该条件,而被告具备;其二、虽然现实生活中存在诉讼欺诈情况,但那毕竟是个别现象,不能以偏盖全,伪造借条的可能性较小。因此,从公平性角度来衡量,不应分配给原告举证。同时,证据规则第七十条规定,一方当事人提出书证原件,对方当事人提出异议但没有足以反驳的相反证据的,人民法院应当确认其证明力。本案原告王某提交的借条属于书证原件,被告提出原告系伪造,是对原告书证原件的异议,故根据该司法解释,被告应提出足以反驳的证据。是故根据法律规定,对待证事实3亦应分配给被告举证。现被告朱某未提出其他足以反驳的证据,唯剩鉴定途径,故综上,应依法向被告释明是否申请鉴定借条的真伪,否则将承担不利的法律后果。
篇2:银行在资信证明上附加监督支付专款专用内容承担何种责任
银行在资信证明上附加监督支付专款专用内容承担何种责任
张在祯
(注:该文先载于田惠宇主编《商业银行典型案例解析》,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后载于万鄂湘 张军主编《最新金融法律文件解读》,“新类型疑难案例选评――银行接受开户企业贸易公司委托向某电力公司出具资信证明书纠纷案点评”,人民法院出版社,2006年第5期,第133――136页。)
【案情】上海东部贸易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贸易公司)与韩国某电力公司(以下简称电力公司)签订有关出口印尼煤炭到韩国的合同。根据此合同,贸易公司在上海某商业银行(以下简称银行)存入141万元人民币,并委托银行出具资信证明。
2003年5月9日,银行接受开户企业贸易公司的委托,向电力公司出具了编号为0001865的《资信证明书――存款》(以下简称资信证明)一份。资信证明内容为:“兹证明上海东部贸易公司在我行的存款账户余额情况如下:(存入日期)2003年5月9日,(银行帐号)31ХХХХ――00251”,(账户性质)保证金,(货币种类)人民币,(存款余额)1,410,000.00元。
银行又应客户要求,在“备注”栏内附加了“该笔现金存款人民币141万元,由银行锁定,作为电力公司投标,履约保证金专用,有效期限为自2003年5月9日至退回此银行证明文件时,始解除该锁定。仅此证明。”银行加盖公章。该资信证明格式文本还附声明“本证明书不得转让,不得作为担保、融资和变相融资的依据或凭证;本资信证明书仅证明委托人在本行的上述业务情况,本行不承担委托人因使用本资信证明书所产生的任何法律责任”等内容。
后因煤价上涨和运输等问题,贸易公司无法履约。电力公司北京办事处致电银行,要求根据资信证明的备注条款主张权利。银行内部有的人员认为,附加在备注栏内的内容与保函条款有类似之处,使该资信证明的性质与保函有混淆之处。
【解析】从形式上看,本案就是银行接受其开户企业贸易公司的委托向电力公司出具的存款资信证明。但是,存款客户为了进一步说明这笔存款是保证金、银行如何保管保证金、保证金的.具体用途、保证金的保证期限、提取保证金的条件等,便要求银行在备注栏内附加了上述相关内容。由于本案中的存款具有特定用途,又存放在了保证金账户内,所以,从实质上看,与其说是银行出具的是资信证明,还不如说是贸易公司在银行存入了一笔保证金。所谓“资信证明”备注的内容,主要是说明银行如何监督保管保证金的问题,类似于银行监督支付专款专用。在实践中,监督支付中监督人的责任常常与保证人的责任相混淆。难怪本案银行内部有人认为,附加在备注栏内的内容与保函条款有类似之处,使该资信证明的性质与保函有混淆之处。那么,银行是否会承担责任?可能承担什么责任呢?
为了说明此问题,不妨先看1991年最高人民法院给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金融机构不履行其义务是否应当承担责任的复函》:江苏省盐城市生产资料公司与深圳市上博联合企业公司在签订购销化肥合同时,曾经要求上博公司提供担保。当上博公司的开户银行深圳发展银行发展大厦支行站前分理处向盐城市生产资料公司的开户行盐城市工商银行具函,证明上博公司“完全可以承担你们的业务项目”,并承诺“你行款到我行后,由我行负责专款专用,并监督使用”后,盐城市生产资料公司才在合同上加盖了公章。汇票开出后,盐城市生产资料公司又派人向深圳发展银行站前分理处了解上博公司的情况,站前分理处主任承认该函为分理处所出,并表示对函的内容负责,盐城市生产资料公司才将盐城市工商银行开出的汇票交给上博公司,上博公司在入帐时曾告知分理处负责人,该汇票系购买化肥款。据此,我们认为:深圳发展银行站前分理处虽未向盐城市生产资料公司作出担保合同履行或者承担连带责任的意思表示,但深圳发展银行站前分理处承诺对盐城市工商银行的汇款负责监督专款专用后,并未履行自己的义务,致使款到八日内被挪作他用。根据《民法通则》第106条第1款关于“公民、法人违反合同或者不履行其他义务时,应当承担民事责任”的规定,深圳发展银行站前分理处应当承担与其过错相适应的责任。
再如1991年最高人民法院给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惠州恒业公司诉恩平旅游实业公司购销合同纠纷一案中银行是否负担保责任的函》:惠州恒业公司与恩平县旅游实业公司在签订购销彩电合同时,虽然要求银行提供担保,但中国工商银行恩平支行明确表示不同意担保,在其向恒业公司出具的证明中也没有担保的意思表示,因此,恩平支行不应承担担保责任。但是,恩平支行在向恒业公司出具的证明中承诺对恒业公司预付给旅游实业公司的170万元人民币实行监督,专款专用,却未履行其监督义务。根据民法通则第106条关于“公民、法人违反合同或者不履行其他义务的,应当承担民事责任”的规定,中国工商银行恩平支行应当承担与其过错相适应的赔偿责任。
以上两例,都是最高人民法院根据《民法通则》第106第1款关于“公民、法人违反合同或者不履行其他义务时,应当承担民事责任”的规定,认定深圳发展银行站前分理处和中国工商银行恩平支行应当承担与其过错相适应的责任案例。而在1993年最高人民法院给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贵阳第二城市信用社向中国北方公司深圳分公司出具的函是否具有担保性质的答复》,()认定信用社据函中的表示已经履行了保证监督支付义务,不承担法律责任。主要答复内容为:1987年4月21日贵阳第二城市信用社(简称信用社)向中国北方公司深圳分公司(简称深圳分公司)出具的函的内容说明,信用社的责任仅在于对深圳分公司的103.5万元货款实行监督支付和在什么情况下将此款退汇原单位。该函括号内的“如果交易合同不能执行款退汇原单位”应理解为如交易合同不能履行,存于127007临时帐户的103.5万元货款退汇原单位,并无信用社保证交易合同全面履行的意思表示。信用社的责任既不是代为履行合同,也不是连带责任。联系深圳分公司与贵阳云桥经济开发公司1987年4月22日签订的“出口产品收购合同中”甲方来人带全款,收到商检局品质、数量证书及铁路发运通知书后付款”,以及信用社依据函中的表示已经分四次将深圳分公司的货款全部支付,履行了保证监督支付义务的实际情况,购销合同未能全部履行,与信用社无任何法律关系。因此,你院应依法对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1990〕深中法经临字第26号)民事判决中的错误予以纠正。
可见,本案银行对监督支付专款专用承担何种责任、是否会承担责任,关键是看银行是否按照约定条件履行了义务。对此,1994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经济合同纠纷案件有关保证的若干问题的规定》曾明确规定,向债权人保证监督支付专款专用的,做出该项保证的人,在履行了监督支付专款专用义务后,不再承担责任。未尽监督义务造成资金流失的,应当对流失的资金承担连带责任。2000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担保法》司法解释又进一步合理规定,第三人向债权人保证监督支付专款专用的,在履行了监督支付专款专用的义务后,不再承担责任。未尽监督义务造成资金流失的,应当对流失的资金承担补充赔偿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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