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语】“卡士酸奶”通过精心收集，向本站投稿了6篇水浒传的写作背景，下面是小编收集整理后的水浒传的写作背景，供大家参考借鉴，希望可以帮助到有需要的朋友。
篇1：《水浒传》写作背景
《水浒传》写作背景
作品简介
《水浒传》以农民起义的发生、发展过程为主线，通过各个英雄被逼上梁山的不同经历，描写出他们由个体觉醒到走上小规模联合反抗，到发展为盛大的农民起义队伍的全过程，表现了“官逼—民反”这一封建时代农民起义的必然规律，塑造了农民起义领袖的群体形象，深刻反映出北宋末年的政治状况和社会矛盾。
作者站在被压迫者一边，歌颂了农民起义领袖们劫富济贫、除暴安良的正义行为，肯定了他们敢于造反、敢于斗争的革命精神。宋江原是一位周急扶困的义士，当他被逼上梁山之后，“替天行道”，壮大了起义军的声威，取得了一系列胜利。但由于他性格的二重性和思想的局限性，在起义事业登上峰巅之时选择了妥协、招安，终于葬送了起义事业。小说通过宋江起义的失败客观上总结了封建时代农民起义失败的经验教训。
小说以高俅发迹作为故事的开端，意在表明“乱自上作”，高俅是封建统治集团的代表人物。作者还写了大批的贪官污吏和地方恶霸，正是他们狼狈为奸，鱼肉百姓，才迫使善良而正直的人们不得不挺而走险，奋起反抗。小说深刻地挖掘出了封建时代农民起义的深层原因。
创作背景
《水浒》是一部在人民群众上百年集体创作的基础上，进行整理、加工、创作出来的伟大作品。
南宋时，梁山英雄故事流传甚广。当时的画家、文学家龚开的《宋江36人赞并序》称：宋江等36人的故事已遍及大街小巷；画家也执笔为他们图形绘影。
《水浒》最早的蓝本是宋人的《宣和遗事》，它着力描写了杨志卖刀、晁盖等结伙劫生辰纲和宋江杀阎婆惜等事，对林冲、李逵、武松、鲁智深等主要人物也都作了描写。宋元之际，还有不少取材于水浒故事的话本。在元杂剧中，梁山英雄已由36人发展到108人。
施耐庵把有关水浒的故事和人物整理加工，在创作《水浒》过程中，忠实地接受了人民的观点，这是《水浒》之所以取得伟大成就的思想基础。
《水浒》历史地表现了农民起义发生发展和失败的全过程，深刻地揭示了阶级压迫是这场农民起义战争的社会根源。高俅等奸臣贪官对人民进行压榨和迫害，激起了人民大众复仇之火，逐渐发展为燎原之势。
小说热情地歌颂了在这一过程中涌现出来的宋江、林冲、鲁智深、武松、李逵等梁山英雄，以及“八方共域，异姓一家”的农民革命理想，形象地展示了这次农民起义演变为悲剧的内在历史原因。
除了李逵、武松、鲁智深、阮小七等为数不多的人反对招安之外，以宋江为首的绝大多数人存在着浓厚的忠君思想，他们仇恨和反对的只是高俅等奸臣和贪官污吏。
因此他们的造反尽管也把封建王朝搞得天翻地覆，却不是要创造一个新的社会制度。梁山起义的悲剧也正是表现了封建社会里农民起义这样一种无法超越的历史局限性。施耐庵如实地反映了农民起义本身这个不可克服的缺点，从而生动地描写了梁山起义由小到大、由弱到强而又转为失败的全过程，深刻地揭示了农民起义的规律性。《水浒》是中国文学史上第一部全面真实的反映农民起义的伟大作品。
作品紧扣“官逼—民反”、“逼上梁山”的题旨，刻画梁山英雄。如作为80万禁军教头的林冲，经济收入宽裕，妻子年轻美貌，家庭生活温馨。这样的社会地位和生活环境决定了他安于现状、怯于反抗的性格。面对调戏他爱妻的高衙内，虽然怒气顿生，但碍于对方是自己顶头上司高太尉的义子，只好忍气吞声地收回了那高举的拳头。
之后，高俅指使陆谦设计骗他的爱妻，并诱骗他误入白虎节堂，他仍然忍气吞声。在充军途中他受尽折磨，在野猪林里险遭暗害，他依然甘受凌辱，幻想能回家与爱妻团聚。直到高俅指派陆谦等人，要在草料场将他烧死，才使他忍无可忍地杀了陆谦等人，雪夜上了梁山。
“《水浒》108个人性格，真是一百零八样”（金圣叹语）。作品中塑造了一系列具有鲜明个性的艺术典型。比如林冲、鲁智深和杨志三人，都是军官出身，是武艺高强的英雄，但他们的性格各异。林冲有如上述。鲁智深慷慨直爽，疾恶如仇，敢做敢为，这都集中表现在见义勇为和爱打抱不平上。
为了救金氏父女，三拳打死了郑屠，犯了血案，无可奈何地藏身寺院，做了和尚；为了救林冲，受高俅迫害，连和尚也做不成了，只好落草辗转上了梁山。杨志跟林冲、鲁智深的性格都不相同，他是“三代将门之后，五侯杨令公之孙”。他的生活目的在于“一枪一刀，博个封妻荫子，也与祖宗争口气”。
当他失陷花石纲，丢了官时，仍没有放弃向上爬的想法。他积极采取贿赂的手段，企图恢复原来的官职。当受到梁中书赏识和提拔时，感激涕零，要死心塌地在他的门下做军官。直到失陷生辰纲，生命受到威胁时，才亡命江湖、逼上梁山。
刻画人物，往往在人物第一次出场时，首先通过肖像描写，展示人物独具的性格特征，这是《水浒》刻画人物的特色。如第三回鲁达第一次出场时，通过史进的眼睛看见：他是个军官模样，“生得面圆耳大，鼻直口方，腮边一部络腮胡须，身长八尺，腰阔十围”。
只几笔就揭示出鲁达这个粗莽正直的英雄性格。对行者武松，写他“一双眼光射寒星，两弯眉浑如刷漆”。眼睛是心灵的窗户，一下子就揭示出武松精明英武的性格特征。
《水浒》曲折动人的情节，尖锐激烈的矛盾冲突，往往通过一个个场面展开、一个个细节描写、一步步地推向高潮。第23回写武松打虎的情节就是如此。第一个场面，写他在景阳冈下酒店一连喝了十几碗酒。接着第二个场面，写他走出酒店被店家喊住说：有大虫伤人和三碗不过冈。武松怀疑店家用心不良，决计过冈。第三个场面写他行数里，看见剥皮树干上写着有大虫伤人等两行字，武松将信将疑地仍继续上冈。第四个场面写他来到景阳冈上，看到山神庙前的印信榜文确信有虎。接着第五个场面才写他在冈上遇虎、打虎。
在打虎这个场面中，老虎的一扑、一掀、一剪，武松一一躲过，以及武松的哨棒打在树上被折断，他就势按住老虎拳打脚踢，老虎以利爪刨出土坑等等，都是一个个细节。这些细节在写武松神勇的同时，扣人心弦地把情节推向高潮。
类似的事件写出不同的情节，这也是《水浒》的显著特色。如林冲买刀和杨志卖刀、武松打虎和李逵杀虎、武松杀嫂和石秀杀嫂、江州劫法场和大名府劫法场、以及林冲起解和卢俊义起解等等，事件类似却写出了完全不同的情节，显示出生活丰富多彩和人物性格异彩纷呈。
《水浒》的结构是纵横交错的复式结构。梁山起义的发生发展和失败的全过程纵贯全篇，其间连缀着一个一个相对独立自成整体的主要人物的故事。这些故事自身在结构上既纵横开合，各尽特色，又是整个水浒故事的有机组成部分。《水浒》的这种独具特色的结构，是民间艺人“说话”特色的具体表现。与之相联系的是《水浒》的语言，它在群众口语基础上经过加工提炼，保存了群众口语的优点，具有洗练、明快、生动、色彩浓烈、造型力强的特色。
小说取材
《水浒》的成书，取材于北宋末年宋江起义的故事。据《东都事略侯蒙传》：“江以三十六人横行河朔，京东官军数万无敢抗者。”
又据《宋史徽宗本纪》：“淮南盗宋江等犯淮阳军，遣将讨捕，又犯京东、河北，入楚、海州界，命知州张叔夜招降之。”《宋史·张叔夜传》：“宋江起河朔，转略十郡，官军莫敢婴其锋。声言将至，叔夜使间者觇所向，贼径趋海濒，劫钜舟十余，载掳获。
于是募死士得千人，设伏近城，而出轻兵距海诱之战，先匿壮卒海旁，伺兵合，举火焚其舟，贼闻之皆无斗志，伏兵乘之，擒其副贼，江乃降。”此外，李埴的《十朝纲要》，宋代陈均的《九朝编年备要》和徐梦莘的《三朝北盟会编》，也都有类似的记载。还有的记载说宋江投降后曾参加过征方腊之役。从这些记载里，可以知道这支起义军，人数不多（但也决不止36人），但战斗力很强，在群众中甚有影响，曾经给宋王朝造成一定的威胁。宋江等起义的'年代大约在宣和元年（1119）至宣和三年（1121），前后三年多。
宋代说书技艺兴盛，民间流传的宋江等36人故事，很快就被说书人采来作为创作话本的素材，南宋罗烨《醉翁谈录》记有小说篇目《青面兽》、《花和尚》和《武行者》，这当是说的杨志、鲁智深、武松的故事，此外，《石头孙立》一篇可能也是水浒故事。
这是有关《水浒》话本的最早记载。南宋末有龚开的《宋江三十六人赞并序》，序里说：“宋江事见于街谈巷语。”并说在龚开之前有画院待诏李嵩，曾画过宋江等人像。但龚开的赞并未说故事内容。现在看到的最早写水浒故事的作品，是《大宋宣和遗事》（见《宣和遗事》），它或出于元人，或为宋人旧本而元时又有增益。有的研究者认为它是说书艺人的底本。
它所记水浒故事梗概，从杨志卖刀杀人起，经智取生辰纲、宋江杀阎婆惜、九天玄女授天书，直到受招安平方腊止，顺序和后世的《水浒》基本一致。这时的水浒故事已由许多分散独立的单篇，发展为系统连贯的整体。元代杂剧盛行，有大量的水浒戏出现，元杂剧和《大宋宣和遗事》所记水浒的人物姓名大致相同，但聚义地点不同，杂剧说的是梁山泊，《遗事》说的是太行山；杂剧中已有“一百八个头领”之语，《遗事》只提到了36将的绰号姓名；《遗事》中写李逵位列第14，燕青位列第28，杂剧中李逵是第13头领，燕青是第15头领。
凡此种种，可见在《水浒》成书以前，水浒故事在流传中内容细节上颇有异同。这或者同在不同地区流传也有关系。施耐庵正是把这些在不同地区流传的故事，汇集起来，经过选择、加工、再创作，才写成这部优秀的古典名著《水浒》。《水浒》的故事最初起源于北宋宣和年间，从南宋开始就成为了民间口头文学的主要题材。流传下来的根据说书人编成的话本中就有“青面兽”、“花和尚”、“武行者”等。
书名由来
《水浒》是我国古代文学史上四大名著之一。该书的作者有以下几种说法：
一、作者是施耐庵，而书名却是罗贯中所起。
二、全书是施耐庵一人所著。
三、此书是由施耐庵和罗贯中共同写的。
“水浒”出自《诗经·大雅·緜》中“古公亶父，来朝走马，率西水浒，至于岐下”一句。但至于这个书名的确切含义，一直存在异议。
另一种说法是：作者施耐庵由于厌恶尔虞我诈的官场，仅供职两年，便辞官回到老家，一面教书，一面写《江湖豪客传》。书终于脱稿了，施耐庵对书中的情节都很满意，只是觉得书名欠佳。当时还是施耐庵学生的罗贯中建议书名为《水浒》，施耐庵一听，高兴得连声说：“好，好！这个书名太好了！‘水浒’，即水边的意思，有‘在野’的含义，且合《诗经》里‘古公檀父，来朝走马，率西水浒，至于岐下’的典故，妙哉！”于是将《江湖豪客传》正式改名为《水浒》。
作者争议
《水浒》的作者据传为元末明初施耐庵，并由罗贯中加以润色及编排，实际参与创作者跨越了从宋元到明末的数百年，包括了民间说书人、文人、书商等，是一部世代累积型的长篇文学作品。
关于《水浒》的主题，有多种说法，但其对农民起义者正面、客观而不失理性的描绘，是其突破封建社会文学传统的一大要素，也确立了这部作品以及后世白话叙事文学深厚的民间色彩。综上所述，《水浒》的作者历来有争议，一种常见的说法认为是施耐庵和罗贯中根据民间流传宋江起义的故事所写的。
郎瑛的《七修类稿》中曾经说过：“《三国》《宋江》二书，乃杭人罗贯中所编。予意旧必有本，故曰编。《宋江》又曰：“钱塘施耐庵书本。”高儒《百川书志》记载：“《忠义水浒》一百卷。钱塘施耐庵书本，罗贯中编次。”李贽《忠义水浒叙》中提到作者时，说是“施（耐庵）、罗（贯中）二公”。此外，田汝成《西湖游览志馀》和王圻《稗史汇编》都记罗贯中作。
施耐庵（12—1371年），扬州府兴化人（今江苏兴化人），原名施彦端，又名子安，字彦端，原名耳（一说名耳），别号耐庵。
有关施耐庵生平事迹材料极少，搜集到的一些记载亦颇多矛盾。自20世纪代以来，在今江苏省兴化、大丰、盐都等地陆续发现了一些有关施耐庵的材料，有《施氏族谱》《施氏长门谱》等，另有《兴化县续志》卷十三补遗载有《施耐庵传》1篇，卷十四补遗载有明初王道生撰《施耐庵墓志》1篇。施耐庵故里江苏兴化新垛乡施家桥村有墓园、纪念馆。现有《施氏家簿谱》存世。
施耐庵是孔子七十二子弟之一施之常后裔，唐末施之常后人在苏州为家。其父名为元德，操舟为业，母亲卞氏。施耐庵自幼聪明好学，才气过人，事亲至孝，为人仗义。元延祐元年（13）考中秀才，泰定元年（1324年）中举人，至顺二年（1331年）登进士。不久任钱塘县尹，因替穷人辩冤纠枉遭县官的训斥，遂辞官回家。
元至正十三年（1353年），白驹场盐民张士诚等十八名壮士率壮丁起义反元。张士诚敬其文韬武略，再三邀请他为军幕，施耐庵抱着建造“王道乐土”的宏远计划欣然前往，为张士诚献了许多攻城夺地的计策。后因张士诚居功自傲，独断专行，亲信佞臣，疏远忠良，施耐庵几次谏劝，张士诚都不予采纳，于是愤然离开平江，并作《秋江送别》套曲赠予同在张幕的鲁渊、刘亮等人。此后，浪迹江湖，替人医病解难。
后入江阴祝塘财主徐骐家中坐馆，除了教书以外，还与拜他为师的罗贯中一起研究《三国演义》、《三遂平妖传》的创作，搜集、整理北宋末年以宋江为首的一百零八人在水泊梁山起义的故事，为撰写《江湖豪客传》准备素材。至正二十七年（1367年），朱元璋灭张士诚后，到处侦查张士诚的部属。为避免麻烦，施耐庵征求兴化好友顾逖的意见，在白驹修了房屋，从此隐居，专心于《江湖豪客传》的创作。《江湖豪客传》成书后，定为《水浒》。
篇2：《水浒传》的写作背景
《水浒传》的写作背景
《水浒传》的故事源起于北宋宣和年间，出现了话本《大水浒传宋宣和遗事》描述了宋江、吴用、晁盖等36人起义造反的故事，初步具有了《水浒传》的故事梗概，目前流传下来的根据说书人编成的话本中就有“青面兽”，“花和尚”，“武行者”等。而从南宋之史籍《东都事略》以后，已成为了民间文学的主要题材，到了元朝，元杂剧中出现了有关水浒故事的剧本，流传后世的有高文秀的《黑旋风双献功》，李文蔚的《燕青博鱼》和康进之的《李逵负荆》等。《水浒传》全书是到了明朝，经许多作者不断增添情节乃至定型。也有观点认为，《水浒传》中梁山好汉的生活原型是与作者施耐庵关系甚密的张士诚领导的盐民起义。
【故事简介】：
故事描写了梁山一百零八将各自不同的故事，从他们一个个被逼上梁山、逐渐壮大、起义造反到最后接受招安的全过程。水浒中的一百单八将传说是三十六个天罡星和七十二个地煞星转世，他们讲究忠和义，爱打抱不平、劫富济贫，不满贪官污吏，最后集结梁山，与腐化的朝廷抗争。小说成功地塑造了宋江、林冲、李逵、鲁智深、武松等人物的鲜明形象，也向读者展示了宋代的政治与社会状况。
“水浒”字面的意思是水边，指故事发生的地点在山东梁山泊。另外《诗经》中有“古公亶父，来朝走马，率西水浒，至于岐下”的句子，记载了周太王率领部族迁徙的事情。王利器与罗尔纲不约而同指出[8]用水浒做书名，是将宋江等的聚义和周朝的兴起作类比，证明原作者肯定起义英雄们反抗统治的精神。水浒义军领袖宋江原是基层官吏，后被逼上梁山，与其他梁山好汉一起反抗暴政，“替天行道”，逐渐发展壮大。《水浒传》故事豪放、粗犷，全书通过人物的言语、行为来表现其矛盾的内心世界，人物性格刻画也各有特色，而被逼上梁山的英雄各自的成长经历也不尽相同。情节曲折、语言生动，有很高的艺术价值。
【故事情节】：
全书可分为三段：第一至第四十回讲述的是各个好汉的故事，它们既有独立性又有关联性;第四十一至第八十回讲述的是好汉们在梁山集合，形成了以宋江为寨主的梁山山寨，并发动一系列对官僚恶霸及附近城池的战争，直到接受北宋朝廷的招安;第八十一回至第一百二十回讲述的是梁山好汉归顺朝廷后，镇压田虎、王庆、方腊等的战争，到最后鸟尽弓藏，悲壮死亡的故事。
12世纪初，中国被腐朽的北宋王朝统治着，朝廷内的奸臣蔡京、童贯、高俅权倾朝野，手握重权，视皇帝宋徽宗如傀儡，残害忠良。地方豪强恶霸也合流同污，史进、鲁智深、林冲、杨志、武松等相继被冤枉陷害，无路可逃，上了山东的水泊梁山，打家劫舍，劫富济贫。同时，在黄泥岗，晁盖、吴用等七人发动了一场震惊全国的洗劫案，夺走了北京大名府官员送给蔡京的生辰纲礼物，逃到梁山，与林冲合谋杀掉原寨主王伦，晁盖做了梁山之主。晁盖的朋友宋江也卷入官府纷争，差点被处死，幸亏晁盖与梁山好汉救出他，宋江的朋友李逵等跟随宋江加入梁山。
随后，梁山泊向周围地方官僚恶霸和其他敌对山寨宣战，攻破了祝家庄、高唐州、青州城、曾头市和大名府。其中最后两次战争中，晁盖战死，宋江继承了寨主之位，卢俊义、燕青上山。梁山全盛时足有一百零八个好汉，空前强大。梁山势力的壮大，震惊了朝野上下，童贯、高俅倾全国各路水陆大军，讨伐梁山泊，却惨败于梁山的精兵良将，数十名大将被斩杀。宋徽宗无奈，只好派人招安。梁山泊的部份首领坚决反对招安，但首领宋江、吴用等却不愿继续做强盗，答应了朝廷的招安请求。但在招安之后，朝廷奸臣屡次找茬陷害梁山好汉。
这时候，河北的田虎、淮西的.王庆、江南的方腊叛乱，朝廷派梁山好汉出兵镇压。宋江先是用水淹了田虎的根据地太原城，剿灭田虎势力，然后挥师南下，大破淮西军并生擒王庆，但在更激烈的平定方腊之战中，宋江遭到阻击，梁山好汉死伤过半。一场恶战之后，宋江控制了杭州城和乌龙岭，攻破了清溪洞，方腊的势力才被消灭。战后，梁山好汉只剩下三十六人，班师途中林冲等人病逝，武松在六和寺出家，鲁智深在六和寺坐化，李俊、燕青等人又悄然离去。回京时梁山好汉仅剩27人。宋江等人被封为功臣，但童贯、高俅等人野心未死，他们设计毒死了卢俊义、宋江和李逵。吴用和花荣在宋江墓前大哭一场后自缢而亡，剩下的梁山好汉，除双鞭将呼延灼于抗金战中英勇战死，混江龙李俊等到海外暹罗自立为王外，大都善终。
【艺术价值】：
作为中国历史上以白话文写成的长篇小说，《水浒传》对后世的影响巨大。《水浒传》被改编成多种曲艺形式。另一篇古典名著《红楼梦》中就提到了“鲁智深大闹五台山”的水浒传曲目。评书、苏州评弹和山东快书都有很多经典节目是取材自《水浒传》。
与《三国演义》相比，《水浒传》的长处不在于政治和战争场面的描写，而在于主要人物的刻画和市民生活的描写。其中梁山主要人物宋江、林冲、武松、鲁智深、李逵等，人物个性鲜明，角色语言各有特色。
在缺乏知识以及大众娱乐活动的年代，《水浒传》与《三国演义》等通俗小说往往通过民间艺人，以戏曲曲艺的形式，成为普通民众仅有的文化活动。其中虚构的人物或者虚构的故事变成为老百姓眼中的史实。很多故事，如“鲁智深倒拔垂杨柳”，“武松打虎”等，历来男女老少皆津津乐道。书中字里行间流露出来的各种道德观如：轻生死重义气，敢作敢为，劫富济贫乃至“忠君反贪”等理念，便在相当程度上影响了大众评判是非善恶的标准。而这些标准是否真正值得宣扬，则引起各界众说纷纭。
近代民间亦有流传一句话：“少不读水浒，老不读三国”，意年轻人不该读《水浒传》，否则容易向往打打杀杀的生活，盲目崇尚武力与江湖义气，过分反叛，脱离现实;而老年人不应该读《三国演义》，因为其中人物善于用计使诈，处心积虑、钩心斗角，作为应该安分守约的老人应该安度晚年，不能整天想着算计别人，对自己身心无益。
从历史角度看，对于《水浒》的争论焦点则集中在主要人物宋江所表现出的“忠君报国”的思想上。反面观点一般认为宋江的思想有其局限性，梁山好汉受到招安后又为朝廷去征讨各地山贼，下场悲惨，是出历史悲剧;作品歌颂和美化宋江，只反贪官，不反皇帝，强调“忠义”，表现出严重的思想局限。正面观点一般认为宋江相对于其他草莽英雄思想进步，对当时社会可以起到积极作用。
篇3：琵琶行写作背景
创作背景
元和十年（公元8）六月，唐朝藩镇势力派刺客在长安街头刺死了宰相武元衡，刺伤了御史中丞裴度，朝野大哗，藩镇势力又进一步提出请求罢免裴度，以安藩镇“反侧”之心。白居易上表主张严缉凶手，有“擅越职分”之嫌；而且，白居易平素多作讽喻诗，得罪了朝中权贵，于是被贬为江州司马。司马是刺史的助手，在中唐时期多专门安顿“犯罪”官员，属于变相发配。
这件事对白居易影响很大，是他思想变化的`转折点，从此他早期的斗争锐气逐步销磨，消极情绪日渐增多。元和十一年（公元8）秋天，白居易被贬江州司马已两年，在浔阳江头送别客人，偶遇一位年少因艺技红极一时，年老被人遗弃的歌女，心情抑郁，结合自己路途遭遇，用歌行的体裁，创作出了这首闻名的《琵琶行》（原作《琵琶引》）。
篇4：乡愁写作背景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10岁的余光中随父母辗转于上海、重庆等地。
22岁那年，余光中随家人来到台湾，并考取了台湾大学外文系。
虽然专业是外文，余光中却对中国传统文化有浓厚的兴趣。他在诗歌、散文、评论、翻译都有大量著述，而其中成就最杰出的，当属诗歌。人们评论，他的诗题材广泛，风格屡变，技巧多姿，融汇了传统与现代、中国与西方的笔法。因此，他被誉为台湾现代派“十大诗人”之一。
1971年，20多年没有回过大陆的余光中思乡情切，在台北厦门街的旧居内赋诗一首。写完后，诗人热泪盈眶，沉吟良久。这，就是后来被海外游子不断传唱的《乡愁》
作者简介
余光中，祖籍福建永春，1928年生于江苏南京，1947年入金陵大学外语系(后转入厦门大学)，1949年随父母迁香港，次年赴台，就读于台湾大学外文系。 1953年，与覃子豪、钟鼎文等共创“蓝星”诗社。后赴美进修，获爱荷华大 学艺术硕士学位。返台后任诗大、政大、台大及香港中文大学教授，现任台 湾中山大学文学院院长。 余光中是个复杂而多变的诗人，他变化的轨迹基本上可以说是台湾整个 诗坛三十多年来的一个走向，即先西化后回归。在台湾早期的诗歌论战和70 年代中期的乡土文学论战中，余光中的诗论和作品都相当强烈地显示了主张 西化、无视读者和脱离现实的倾向。如他自己所述，“少年时代，笔尖所染， 不是希顿克灵的余波，便是泰晤士的河水。所酿业无非一八四二年的葡萄酒。” 80年代后，他开始认识到自己民族居住的地方对创作的重要性，把诗笔“伸 回那块大陆“，写了许多动情的乡愁诗，对乡土文学的态度也由反对变为亲 切，显示了由西方回归东方的明显轨迹，因而被台湾诗坛称为“回头浪子”。 从诗歌艺术上看，余光中是个“艺术上的多妻主义诗人“。他的作品风格极 不统一，一般来说，他的诗风是因题材而异的。表达意志和理想的诗，一般 都显得壮阔铿锵，而描写乡愁和爱情的作品，一般都显得细腻而柔绵。著有 诗集《舟子的悲歌》、《蓝色的羽毛》、《钟乳石》，《万圣节》、《白玉苦瓜》等十余种.
课文赏析
有人说余光中的《乡愁》，有如音乐中柔美而略带哀伤的“回忆曲”，是海外游子深情而美的恋歌。下面一起随小编来看看这篇乡愁赏析是如何细评这一文学作品的。
该诗情深意切，既渴望了祖国的统一，又将乡愁描写的淋漓尽致.正像中国大地上许多江河都是黄河与长江的支流一样，余光中虽然身居海岛，但是，作为一个挚爱祖国及其文化传统的中国诗人，他的乡愁诗从内在感情上继承了我国古典诗歌中的.民族感情传统，具有深厚的历史感与民族感，同时，台湾和大陆人为的长期隔绝、飘流到孤岛上去的千千万万人的思乡情怀，客观上具有以往任何时代的乡愁所不可比拟的特定的广阔内容。余光中作为一个离开大陆三十多年的当代诗人，他的作品也必然会烙上深刻的时代印记。
《乡愁》一诗，侧重写个人在大陆的经历，那年少时的一枚邮票，那青年时的一张船票，甚至那未来的一方坟墓，都寄寓了诗人的也是万千海外游子的绵长乡关之思，而这一切在诗的结尾升华到了一个新的高度：“而现在/乡愁是一湾浅浅的海峡/我在这头/大陆在那头。”有如百川奔向东海，有如千峰朝向泰山，诗人个人的悲欢与巨大的祖国之爱、民族之恋交融在一起，而诗人个人经历的倾诉，也因为结尾的感情的燃烧而更为撩人愁思了，正如诗人自己所说：“纵的历史感，横的地域感。纵横相交而成十字路口的现实感。”(《白玉苦瓜》序)这样，诗人的《乡愁》是我国民族传统的乡愁诗在新的时代和特殊的地理条件下的变奏，具有以往的乡愁诗所不可比拟的广度和深度。
余光中先生热爱中华传统文化，热爱中国。礼赞“中国，最美最母亲的国度”。他说：“蓝墨水的上游是汨罗江”，“要做屈原和李白的传人”，“我的血系中有一条黄河的支流”。
美点追踪
在意象的撷取和提炼上，这首诗具有单纯而丰富之美。乡愁，本来是大家所普遍体验却难以捕捉的情绪，如果找不到与之对应的独特的美的意象来表现，那将不是流于一般化的平庸，就是堕入抽象化的空泛。《乡愁》从广远的时空中提炼了四个意象：邮票、船票、坟墓、海峡。它们是单纯的，所谓单纯，绝不是简单，而是明朗、集中、强烈，没有旁逸斜出意多文乱的芜蔓之感;它们又是丰富的，所谓丰富，也绝不是堆砌，而是含蓄。有张力，能诱发读者多方面的联想。在意象的组合方面，《乡愁》以时间的发展来综合意象，可称为意象递进。“小时候”、“长大后”、“后来呵”、“而现在”，这种表时间的时序像一条红线贯串全诗，概括了诗人漫长的生活历程和对祖国的绵绵怀念，前面三节诗如同汹涌而进的波涛，到最后轰然而汇成了全诗的九级浪。
《乡愁》的形式美也令人瞩目。它的形式美一表现为结构美，一表现为音乐美。《乡愁》在结构上呈现出寓变化于传统的美。统一，就是相对地均衡、匀称; 段式、句式比较整齐，段与段、句与句之间又比较和谐对称。变化，就是避免统一走向极端，而追逐那种活泼、流动而生机蓬勃之美。《乡愁》共四节。每节四行，节与节之间相当均衡对称，但是，诗人注意了长句与短句的变化调节，从而使诗的外形整齐中有参差之美。《乡愁》的音乐美，主要表现在回旋往复、一唱三叹的美的旋律，其中的“乡愁是——”与“在这头……在那(里)头”的四次重复，加之四段中“小小的”、“窄窄的”、“矮矮的”、“浅浅的”在同一位置上的重叠词运用，使得全诗低回掩抑，如怨如诉。而“一枚”、“一张”、“一方”、“一湾”的数量词的运用，不仅表现了诗人的语言的功力，也加强了全诗的音韵之美。
篇5：再别康桥 写作背景
再别康桥 写作背景
此诗作于徐志摩第三次欧游的归国途中。时间是1928年11月6日，地点是中国上海。7月底的一个夏天，他在英国哲学家罗素家中逗留一夜之后，事先谁也没有通知，一个人悄悄来到康桥找他的英国朋友。遗憾的是他的英国朋友一个也不在，只有他熟悉的康桥在默默等待他，一幕幕过去的生活图景，又重新在他的眼前展现……由于他当时时间比较紧急，又赶着要去会见另一个英国朋友，故未把这次感情活动记录下来。直到他乘船离开马赛的归国途中，面对汹涌的大海和辽阔的天空，才展纸执笔，记下了这次重返康桥的切身感受。不过当时的徐志摩留下的是英文版的《再别康桥》，当时是一位不知名的中国人翻译过来的。
此诗初载1928年12月10日《新月》月刊第1卷第10号，署名徐志摩。后收入《猛虎集》。可以说“康桥情节”贯穿在徐志摩一生的诗文中，而《再别康桥》无疑是其中最有名的一篇。康桥，即英国著名的剑桥大学所在地。1910月—1922年8月，诗人曾游学于此。康桥时期是徐志摩一生的转折点。诗人在《猛虎集·序文》中曾经自陈道：在24岁以前，他对于诗的兴味远不如对于相对论或民约论的兴味。正是康河的水，开启了诗人的心灵，唤醒了久蛰在他心中的诗人的天命。因此他后来曾满怀深情地说：“我的眼是康桥教我睁的，我的'求知欲是康桥给我拨动的，我的自我意识是康桥给我胚胎的。”(《吸烟与文化》)
《再别康桥》是现代诗人徐志摩脍炙人口的诗篇，是新月派诗歌的代表作品。全诗以离别康桥时感情起伏为线索，抒发了对康桥依依惜别的深情。语言轻盈柔和，形式精巧圆熟，诗人用虚实相间的手法，描绘了一幅幅流动的画面，构成了一处处美妙的意境，细致入微地将诗人对康桥的爱恋，对往昔生活的憧憬，对眼前的无可奈何的离愁，表现得真挚、浓郁、隽永，是徐志摩诗作中的绝唱。
篇6：陋室铭 写作背景
陋室铭 写作背景
刘禹锡因在任监察御史期间，曾经参加了王叔文的“永贞革新”，反对宦官和藩镇割据势力。革新失败后，被贬至安徽和州县当一名小小的通判。按规定，通判应在县衙里住三间三厢的房子。可和州知县看人下菜碟，见刘禹锡是从上面贬下来的软柿子，就故意刁难。先安排他在城南面江而居，刘禹锡不但无怨言，反而很高兴，还随意写下两句话，贴在门上：“面对大江观白帆，身在和州思争辩。”和州知县知道后很生气，吩咐衙里差役把刘禹锡的住处从县城南门迁到县城北门，面积由原来的`三间减少到一间半。新居位于德胜河边，附近垂柳依依，环境也还可心，刘禹锡仍不计较，并见景生情，又在门上写了两句话：“垂柳青青江水边，人在历阳心在京。”
那位知县见其仍然悠闲自乐，满不在乎，又再次派人把他调到县城中部，而且只给一间只能容下一床、一桌、一椅的小屋。半年时间，知县强迫刘禹锡搬了三次家，面积一次比一次小，最后仅是斗室。想想这位势利眼的狗官，实在欺人太甚，遂愤然提笔写下这篇超凡脱俗、情趣高雅的《陋室铭》，并请人刻上石碑，立在门前。
原文：
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斯是陋室，惟吾德馨。苔痕上阶绿，草色入帘青。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可以调素琴，阅金经。无丝竹之乱耳，无案牍之劳形。南阳诸葛庐，西蜀子云亭。孔子云：何陋之有?
翻译：
山不在于高，有了神仙就出名。水不在于深，有了龙就显得有了灵气。这是简陋的房子，只因为(陋室铭)的铭文(就感觉不到简陋了)。苔痕碧绿，长到台阶上;草色青葱，映入帘中。到这里谈笑的都是知识渊博的大学者，交往的没有知识浅薄的人，可以弹奏不加装饰的古琴，阅读佛经。没有奏乐的声音扰乱双耳，没有官府的公文使身体劳累。南阳有诸葛亮的草庐，西蜀有扬子云的亭子。孔子说：“有什么简陋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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