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语】“乎乎子”通过精心收集，向本站投稿了8篇杜怀棠简介，下面是小编精心整理后的杜怀棠简介，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
篇1：杜怀棠简介
杜怀棠
姓名：杜怀棠
职称：教授、主任医师、博导
社会兼职：中国中医药学会内科分会委员；全国中医内科热病专业委员会任委员；中国民间中医医药开发协会理事；北京中医药学会内科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国老年学学会中医研究会副主任委员；中国中医心理学会副主任委员；中国微机医学应用学会常务理事
学历：北京中医药大学中医系
主要工作经历：1963年毕业后留佼从事内科工作师承于著名中医专家秦伯未、董建华教授1973年-1974年在北京协和医院内科进修心、肾、呼吸专业在北京中国中医研究院西苑医院任医师，主治医师。1981年-1984年任东直门医院内科副主任；1985年-1993年任东直门医院院长，兼北京中医药大学中医系主任、临床医学研究所所长
主要专科：内、老年、外、妇、儿、眼、耳鼻喉、针灸、骨伤、按摩、皮肤、其他
主要专病：主要从事内科，擅长热病，老年病
主要医疗特点：中药、针灸 、按摩、内外治法相结合
主要科研成果：《风温肺热病临 床研究》获1986年度卫生部科技乙级成果奖；《心营热证的临床与实验研究》获1992年度北京市科技进步步等奖；《高热证诊疗规范研究》获1990年度四川省科技进步二等奖；1992年荣获国务院颁发的有突出贡献的科技工作者称号并享受国家政府特殊津贴。
篇2：刘锦棠简介
刘锦棠
刘锦棠(1844—1890.8)，字毅斋，湖南湘乡人，清朝名将。
1844年(道光二十四年)出生于湖南湘乡的一个农民家庭。他的父亲刘厚荣参加湘军，在岳州(今岳阳)被太平军击毙。从“报其父仇”的目的出发，他15岁时投入刘厚荣生前所部。此后随其叔父刘松山转战于江西，安徽、陕西等地，参与镇压太平军和捻军，积功至道员，成为老湘军中后起的年青将领。
在太平天国起义的影响下，陕西，甘肃等地回民相继举行起义，屡败清军。1867年(同治六年)，清廷以左宗棠为钦差大臣督办陕甘军务，率兵镇压回民起义军。1869年6月，清军兵锋直指甘肃义军的重要基地金积堡。左宗棠以刘松山老湘军为主力，对金积堡地区发起猛烈进攻。由于回民起义军积极防御作战，清军粮运不继，进展缓慢。1870年2月14日，老湘军统领刘松山被义军击毙，清军士气大挫。为了应付危局，左宗棠起用当时任老湘军营务总理的刘锦棠代理统领。并提出了“坚守”与“退屯”两种方案供其选择。
刘锦棠审时度势，认为“坚守”、“退屯”均不可取，力主继续进攻。他向左宗棠建议说：“吾军深入乏食，不力战，贼即乘我，灵州旦暮失，大局不可支矣”(何维朴：《刘襄勤史传稿》，第3页)，“必戳力致死，而后军可全。”(《清史稿·刘锦棠》第41册)这一意见得到了左宗棠的赞同。
为了激励士气，刘锦棠召集部将鼓动说：我军功在垂成之际，不幸将亡师败。各位都是跟随我叔父多年的老将，难道忍心就此罢兵吗！统一将领们的思想后，他又将刘松山的灵柩放在军营之中，激发起大家的复仇之心，继续向金积堡地区进攻。
金积堡位于灵州西南50里，东通花马池，南通固原，西枕黄河。堡外有两个险要的地方，一是西面的峡口，它是黄河青铜峡的峡口，又是控制流经金积堡的秦渠和汉渠的进水口，二是东面的永宁洞，它是山水河通过秦渠涵洞的地方，也是控制秦、汉二渠的出水口。为了抢占有利地形，刘松山曾集中兵力攻下了这两个军事要点，但峡口不久又被义军夺回，清军陷入了将被义军水淹的不利境地。为了扭转这一态势，刘锦棠首先加强了粮道防护和对永宁洞的防守，接著率兵攻占了灵州至吴忠堡之间的各堡寨，为攻取金积堡打开了通路。对刘锦棠的这些部署与战果，左宗棠很满意，上奏清廷，“荐其才可大用”。清廷立即下旨，加封刘锦棠三品卿衔，令其正式统领老湘军。
为了抵御刘锦棠的进攻，回民起义军首领马化龙依托秦、汉二渠挖壕筑墙，修堡建垒，使金积堡内外墙壁纵横，堡垒环列，渠水环复，易守难攻，还相继掘开了秦渠、板桥堰和山水河，使清军营地陷入一片水泊之中。面对这些困难，刘锦棠毫不畏惧。他身先士卒，往来于烂泥之中，率领老湘军逐次进攻，步步为营，苦战数月，终于攻占了金积堡外围各堡寨，开始转入对金积堡的进攻。
金积堡修筑得十分坚固，堡墙高4丈，厚3丈，周长9里，堡中有堡，防守十分严密。刘锦棠则以深沟高垒围困。他令清军环堡挖了两道深1丈宽3丈的长壕，壕边筑起高约丈余的围墙，切断金积堡与外界的联系。与此同时，还筑成几座炮台，居高临下，不断向堡中轰击。终于迫使马化龙于1871年1月6日到清营投降，遂占金积堡。3月2日，按照左宗棠的指令，刘锦棠残酷地杀害了马化龙父子及1800多名起义军将士。
1872年7月，刘锦棠护送刘松山灵柩回湖南安葬。一年之后，他率领18营老湘军进攻马桂源和马本源领导的西宁回民起义军。由于义军利用西宁以东从小峡到大峡90里险要山谷坚决抵抗，刘锦棠只好强攻，前后两个多月，血战50余次，才攻占峡口隘路，进驻西宁。
1873年10月底，刘锦棠又奉命率5营人马参加攻打肃州(今甘肃酒泉)。他利用义军降将喊话诱降，守城义军首领马文禄于11月4日开城缴械。左宗棠历数部将镇压陕甘回民起义军的战功，将刘锦棠排居第一。清廷依此擢升他署甘肃西宁道。
1875年，中亚地区浩罕汗国的军事头目阿古柏，乘新疆**之机，率兵侵入天山南北，在英、俄两国的支持下，建立了所谓“哲德沙尔汗国”的殖民统治。1871年，沙俄又直接出兵强占了伊犁地区。1873年，原陕西回民起义军首领白彦虎叛国，率部投靠了阿古柏。面对外敌入侵和李鸿章等重臣主张放弃新疆的严峻形势，刘锦棠以鲜明的爱国主义立场，坚决支持左宗棠收复新疆的主张。从1875年(光绪元年)春开始，刘锦棠驻扎凉州(今武威)，积极整军备战，将55营老湘军精简成25营，并结合新疆的敌情与地理特点，进行了一年多的作战训练，为收复新疆准备了一支劲旅。
1875年5月3日，清廷任命左宗棠为钦差大臣，督办新疆军务。左宗棠于9月24日向清廷推荐他认为“英锐果敏、才气无双、志虑忠纯”的刘锦棠为前敌指挥，总理行营事务，很快得到了清廷的批准。
1876年4月26日，刘锦棠在肃州统率25营老湘军分批经过千里戈壁，向北疆进军。他依据左宗棠“缓进急战”的战略方针，决定在“新谷遍野、有粮可因”的新秋之际发起北疆作战。7月下旬，会合先期进疆停驻于济木萨(今吉木萨尔)的金顺部39营人马，首先进占阜康，准备攻打古牧地(今米泉)，撤除乌鲁木齐的屏障。
防守乌鲁本齐地区的有投降阿古柏的马人得、白彦虎等部2万多人，其中6000多人驻守古牧地。从阜康到古牧地有两条道路，一是途经戈壁、缺乏水源、无敌军防守的大道，一是途经黄田，水源充足、但有重兵防守的小路。敌军意在迫使清军走大道，过戈壁，陷入人马渴乏的困境。刘锦棠将计就计，8月8日，派出部队掘井挖渠，开沟引水，摆出要走大道的架势。10日夜晚，突然率领精锐部队，从小路进击，当夜夺取黄田，第二天进围古牧地。他令炮队在城外修筑炮台，用开花大炮把城墙轰塌了几个缺口，令突击队从缺口抢攻入城，于17日占领古牧地，全歼守敌。
攻取古牧地时，刘锦棠从缴获的信中获悉乌鲁木齐防守乏人，南疆阿古柏韵援兵也难迅速到来。于是，立即决定乘虚蹈隙，除留两营兵力防守古牧地外，大队人马星夜向乌鲁木齐疾进。次日黎明，部队抵达乌鲁木齐外围，炮队在六道湾的山梁上架炮向城里射击。马人得、白彦虎没有料到清军如此神速，炮声一响，便弃城南逃。
收复乌鲁木齐之后，刘锦棠令金顺率部西攻昌吉、呼图壁和玛纳斯，自率老湘军清剿残敌，准备南进。不料玛纳斯南城之敌负隅顽抗，金顺部清军久攻不克。刘锦棠又派罗长祜率领11营老湘军驰援，于11月6日将该城攻克。这时大雪开始封山，刘锦棠遵照左宗棠的意见，进行整军备战，准备来年春天举兵南进。
阿古柏得知乌鲁木齐失守的消息后，从喀什噶尔(今喀什)赶到托克逊部署防御。他派心腹艾克木汗率步骑8500人和马人得、白彦虎残部，以及1万民团守吐鲁番，令其大总管爱伊德尔砰里率步骑4400人守达阪城，并在东西天山隘口之间筑起了一座新城；令其次子海古拉率步骑6000人守托克逊。三城互为犄角，妄图阻止清军南下。
1877年4月上旬，刘锦棠按照左宗棠三路并进的部署，与张曜，徐占彪约期进发。14日，刘锦棠率领31营人马(新补充了炮骑各3营)，从乌鲁木齐南下，于16日夜晚包围达阪城，直至次日凌晨城中守敌才发现。天亮后，刘锦棠环城侦察敌情，坐骑中弹倒地，他易马面前。摸清城防概况后，命令各营环城挖壕筑垒，严密锁围。同时构筑炮台，准备强攻。当清军两次击退海古拉派来的援兵之后，爱伊德尔呼里盼援无望，便准备突围南逃。刘锦棠命令夜间遍燃火把，密切监视。19日晚，城东炮台筑成，他当即下令以开花大炮向城内轰击。由于弹药库中炮爆炸，加之大风骤起，烈火燃遍全城。守敌惊溃，四散奔逃。刘锦棠一面指挥各营截击，一面发动喊话劝降。在军政攻势下，守敌头目纷纷投降，爱伊德尔呼里也被活捉，打了一个漂亮的歼灭战。对于大批俘虏，刘锦棠遵左宗棠之嘱，实行宽待政策，凡是新疆平民，不论哪个民族，全部释放回家，并发给衣粮。其他俘虏，愿留者留，愿走者走。在这一政策的感召下，爱伊德尔呼里主动给阿古柏写了劝降信。在整个进军南疆的过程中，刘锦棠始终实行了宽待俘虏的政策，对分化瓦解敌人起了重要作用。
攻占达阪城后，刘锦棠分派罗长祜率步骑6营与张曜、徐占彪两路人马于26日攻取了吐鲁番。自率骑兵于同日赶到托克逊，截住准备南逃的敌军。经过激战，除海古拉率2000多人逃脱之外，歼敌4000余人。至此，历时不到半月，胜利地结束了攻占三城的战役。
占领托克逊后，刘锦棠决定待秋粮采运充足之后再行南进。在此期间，敌情发生了重大变化。5月29日，阿古柏患中风而死<一说被部下打死)。海古拉携其尸南返时，被其长兄伯克胡里所杀。艾克木汗在库尔勒自称为“汗”，又被伯克胡里败于阿克苏，遂率残部逃入俄境。伯克胡里继承了阿古柏的汗位后，除留部分人马防守东四城外，自率主力退保西四城。
依据南疆八城的地理和敌军分布情况，刘锦棠把进军南疆的部队分成两个梯队：以老湘军为第一梯队，专门“主战”，以张曜部为第二梯队，“且战且防”。9月27日，刘锦棠率领第一梯队32营先期出发，10月2日进抵曲惠。为了消灭逃至库尔勒观望动静的白彦虎，他兵分两路，令余虎恩，黄万鹏率马步14营，取道乌什塔拉，沿博斯腾湖南岸进攻库尔勒侧背；自率主力沿大路过开都河，从正面进捣库尔勒。9日，两路人马会师库尔勒时，白彦虎已西逃库车。
针对白彦虎长于流窜的特点，刘锦棠断然决定亲率精骑1000、健卒1500先行追击，令罗长祜领大队人马随后跟进。在刘锦棠的带领下，先行部队从库尔勒启程后，三昼夜疾驰400多里，15日追到布古尔(今轮台)时，击溃敌骑千余。18日追到库车城外时，又毙敌千余。22日终于在铜厂和木杂喇特河(今木扎提河)追上逃敌，经过激战，消灭一部，余敌继续西逃。24日追到阿克苏城外时，当地维吾尔族人民已自动占领该城“以待官军”。这时，白彦虎部经乌什逃向喀什噶尔，伯克胡里留守东四城的残部则逃向叶尔羌。对于刘锦棠指挥的这一阶段作战，左宗棠十分满意地赞扬说：“三旬之间，迅扫贼氛，穷追三千里，收复东四城，歼敌数千，追回难民数十万，决机神速，古近以来，实罕其比。”(《左文襄公全集·札件》，岳麓书社1986年版，413页)
东四城克复之际，原来投降阿古柏的和阗头目尼牙斯反正，主动率兵围攻叶尔羌以策应清军。叛国降敌的前喀什噶尔守备何步云也反正，率领原部占据了喀什噶尔汉城，因力单难支，派人到阿克苏向刘锦棠乞援。在这种情况下，刘锦棠毅然决定改变原定首先攻占叶尔羌的计划，不待第二梯队抵达阿克苏，不顾长途追击作战的疲惫，马上进军喀什噶尔。他令余虎恩率5营人马取道巴尔楚克(今巴楚东)、玛纳尔巴什，进攻喀什噶尔；令黄万鹏率步骑9营取道布鲁特游牧地，疾指喀什噶尔，自率主力进驻巴尔楚克，居中策应。12月17日晚；余、黄两部兵临喀什噶尔城下，当晚将回城克复，伯克胡里和白彦虎分率残部逃入俄境。21日，刘锦棠进取叶尔羌，24日占领英吉沙尔，董福祥于次年1月2日进占和阗。一月之内，清军驰驱2000多里，夺取西四城，胜利收复了南疆。
捷报传到肃州大营，左宗棠情不自禁地称赞刘锦棠的指挥道：“筹策之周，赴机之速，古今未尝有也”，“大军西征，如飞如翰，自秋徂冬，挈回疆全境还隶职方，即劳烈而论，已足光垂史牒。若夫功成迅速，则实古今罕见之事。”(《左宗棠全集·札件》，岳麓书社1986年版，420页)清廷也高度评价刘锦棠“智勇深沉，出奇制胜，用能功宣绝域，(《左文襄公全集·奏稿》五十二卷，第49页)，将其晋为二等男爵，5月晋太常寺卿，8月授通政使司通政使。
伯克胡里和白彦虎漏网逃入俄境，刘锦棠“常引为大恨”。为此，他注重边防卡伦建设，加强了对残敌窜犯的戒备。
1878年9月，白彦虎派其心腹金山率几百人马，侵入阿克苏以西边境。27日，刘锦棠率骑兵900，步兵300，从喀汁噶尔出发，沿边境急驰，截住该敌，活捉金山，全歼所部。
12月上旬，伯克胡里派其亲信头目阿里达什率480余人侵入喀什噶尔西部边境。刘锦棠认为，阿古柏残部屡次回窜，“名为该部寻仇，实由俄回嗾使”，“必大加惩创，方免频来扰边。”(《刘襄勤公奏稿》卷七)9日夜，刘锦棠亲率骑兵900，步兵1100人，兵分三路，在当地布鲁特人的协助下，全歼了这股敌军，击毙了阿里达什。
1879年初，原阿古柏部将艾克木汗勾结布鲁特头目阿布都勒哈玛，聚集了2300多人来犯，侵扰到离喀什噶尔只有200多里的博斯塘特勒克一带。刘锦棠出动4000多人马，兵分三路，乘艾克木汗袭击清军营寨之机，设伏于博斯塘特勒克山谷内外，诱其入伏，四面包围，除艾克木汗与阿布都勒哈玛领100余骑逃脱以外，其余全部被歼。
9月上旬，艾克木汗和阿布都勒哈玛又纠集2000多人马，“声言奉俄国号令，攻取喀，英各城”(《新疆图志》卷九十七，《奏议》七)，经喀什噶尔以西700余里的乌什恰提卡伦，兵临色勒库尔(今塔什库尔干塔吉克自治县)城下，企图先占该城作为立足之地，刘锦棠闻讯，亲率马步2000，携带干粮，经英吉沙尔，取道荒无人迹的岩壑山路，昼夜兼程向色勒库尔疾进。艾克木汗得知清军大队来援，便撤离色勒库尔向北逃窜。刘锦棠立即改道向北，凿冰为道，冒险翻越终年积冰的卡拉塔什达阪，以4昼夜驰800里的速度，终于追上逃敌，将其全部歼灭。
左宗棠评价刘锦棠歼灭窜犯残敌的作战指挥道：“用兵不越旬时，渠目几无漏网，而内地各城，安堵如故，鸡犬无惊者，则审机之明，赴机之速，有以致之。”(《新疆图志》卷九十七，《奏议》七)新疆各族人民对刘锦棠坚决保卫新疆的历史铭刻在心，当18俄国武装侵占新疆的帕米尔地区时，广大军民怀念说：“若前抚臣刘锦棠在任，断不至此。”(《陶勤肃公奏议遗稿》，卷十一)
1880年3月，清廷任命刘锦棠帮办新疆军务。他为配合左宗棠准备武力收复伊犁而积极备战。8月，左宗棠奉召回京，刘锦棠接任钦差大臣督办新疆军务。1884年11月任新疆巡抚，又授兵部尚书衔。在此期间，他改革新疆原军府制，在建省过程中，将征兵逐步改为防军，规划，建设了全疆的边防，为巩固西北边疆做了大量有益的工作。
这时的刘锦棠已是独当一面的封疆大吏，然而，他对升官晋爵不感兴趣，伊犁收复以后，多次以祖母老病和自己患脚疾为由，申请开缺回乡，但是，当一听说法国侵略军占领越南袭击谅山，威胁广西、云南的消息后，“不禁积愤填胸”，乃于1884年8月21日上了一道《请率师与法夷决战折》，“请旨率师东下，与之决战，以纡积愤”，并且表示，“臣之脚疾虽迄未痊，而当国家有急，当奋不顾身。”(《刘襄勤公奏稿》，卷七)他在奏折中分析了敌我双方的力量对比，认为只要坚决抵抗，无论陆战、海战，都有取胜把握，要求准其自募6000人东下赴越，抗击法寇。可惜清廷妥协方针已定，拒绝了刘锦棠的请求。9月13日，刘锦棠又上奏请战，再次要求奔赴抗法前线，并且说明并非邀功请赏，只是为了报效国家。清廷又未准允。
1890年2月6日，清廷晋刘锦棠为太子太保。5月，他回湘省亲。9月2日，刘锦棠从湖南上奏申请开缺养病。此后他一直在籍休养。1894年4月，中日战争一触即发。清廷想起这位智勇双全的战将，7月令湖广总督张之洞前往湘乡传旨，令其召集旧部速赴辽东。为了抗击日寇，刘锦棠抱病启程，刚到湘乡县城，忽患中风，左体偏瘫，8月去世。
刘锦棠虽然积极参与了镇压太平军，捻军和回民起义军的作战，有段不光彩的历史。但是，他指挥清军收复和保卫了新疆，这一重大的历史功绩是不可磨灭的。他在作战中所表现的不畏强敌、敢打敢拼、勇猛顽强的战斗作风和沉着机智、灵活机动、出奇制胜的指挥才能，在晚清反对外敌入侵的作战中也是不多见的。
篇3：刘绍棠简介
蒲柳人家（节选）分析
课文研讨
一、整体把握
《蒲柳人家》是当代作家刘绍棠的代表作，发表于1980年，曾以其独特的创作风格引起当时文坛的广泛关注，并获首届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小说人物众多，但主线情节并不复杂。故事背景发生在20世纪30年代，花鞋杜四家的童养媳望日莲与周檎相爱，可阴险邪恶的杜四夫妇另有打算。半路又杀出巡警麻雷子，勾结杜四，要把望日莲卖给董太师做小，并要以“抗日”的罪名把周檎抓走。于是，矛盾激化，以何大学问、一丈青大娘、柳罐斗、吉老秤等为首的父老乡亲一齐出面，挫败麻、杜阴谋，檎、莲顺利完婚。全篇小说共分12节，但这个主线故事只占不到2节的篇幅，其余10节随意分杈，记述了运河边十来个乡间人物的逸闻趣事。由此可以看出，小说诗歌文学作品的重心在于放笔为古运河边的民俗风情和父老乡亲画像，为他们的多情重义、锄奸助良、扶危济困的美德立碑。
本文节选的是小说的前两节。这两节浓笔重彩描写的正是书中三个主要人物：六岁男孩何满子是小说的主要线索人物，作者正是通过这样一个机灵顽皮、充满稚气的孩子的眼睛，串起了整个故事，为我们勾勒出了几个世代栖息于北运河边的农民的性格和命运。奶奶一丈青大娘和爷爷何大学问则是小说的两个主要描写对象。作者以高超的艺术表现手法，运用语言、动作、外号等描写，生动地刻画出他们的音容笑貌、喜怒悲乐，使人读来如闻其声，如见其人。你看，奶奶一丈青大娘，个高脚大，身强体壮，种地、撑船、打渔、扎针、接生，样样是行家。性格更是爱憎分明，提得起放得下。因为年轻纤夫的无理，她可以大打出手，几个年轻纤夫合起来都不是她的对手；为了可怜的童养媳望日莲，她不惜跳过篱笆，救出这个可怜儿，后来干脆认为闺女，当起了名副其实的保护神。正因为她这种泼辣大胆、刚直不阿的性格，乡亲们都管她叫“一丈青大娘”，把她与《水浒》中武艺高强的著名女将一丈青扈三娘相提并论。然而这样一个泼辣无比的人，也有一个“克星”，那就是孙子何满子。何满子是她的“心尖子，肺叶子，眼珠子，命根子”，“要天上的星星，奶奶也赶快搬梯子去摘”。一个口苦心甜、溺爱孙儿的奶奶的形象跃然纸上。再看爷爷何大学问，也是同样的人高马大，膀阔腰圆，和一丈青大娘真是天造地设的一对。他长得像关公，脾气性格也像关老爷一样，侠肝义胆，仗义轻财，慷慨豁达，爱打抱不平，甘为朋友两肋插刀。当然，他也有自己的弱点，好说点大话，喜欢戴高帽，虽没有多少钱，却爱讲排场，摆阔气，每次从口外赶马回来，都要请知音相好们来聚会，吹一吹他沿途过五关、斩六将的经历，因此得了个“何大学问”的外号。而为了和这一外号相称，他还真穿起了长衫，说话也咬文嚼字起来，让人忍俊不禁。在这些人物身上，无疑寄予了作者深厚的感情，使我们强烈地感受到，这些朴实的农民，生活是贫困的，精神却是富足的；物质是匮乏的，感情却是丰满的。可以说，小说正是透过一幅幅风俗画，热情地赞颂了那些淳厚朴实的劳动人民，他们热诚正直的感情，以及那种肝胆相照、扶危济困、赤诚相见的美好品格和高尚情操。
这也是一篇洋溢着浓郁的乡土气息的小说。它就像一幅幅风俗画，将20世纪30年代京东北运河一带农村的风景习俗、世态人情展现在读者面前。无论是何满子的光葫芦头木梳背儿，还是一丈青大娘专门为他准备的大红肚兜、长命锁；无论洗三、百家衣，还是何大学问的走西口，都别具魅力，强烈地吸引着读者的兴趣。可以说，大量的乡土风俗已经成为这部小说诗歌文学作品的有机组成部分，这种浓郁的地方色彩又增加了小说诗歌文学作品的民族气息，构成了刘绍棠小说诗歌文学作品独特的魅力。
二、问题研究
1．为什么说这篇小说具有民族作风和民族气派？
众所周知，五四以后，鲁迅一代引进了外国小说的艺术表现手法，创立了全新的小说模式，中国小说也开始呈现出与古典小说截然不同的面貌。但与此同时，古典文学的传统也以其强大的生命力继续存在和发展着。如20世纪40年代的赵树理就以其“民族作风和民族气派”受到读者的普遍欢迎。而到了新时期，又涌现出了刘绍棠这样一位继承和发扬了古典文学的传统，并形成自己独特风格的乡土作家。《蒲柳人家》正是其中的代表作。
首先，从人物形象上来说，这篇小说的人物具有中华民族独有的性格特点和传统美德。他们身上那种侠肝义胆、仗义轻财、疾恶如仇、扶危济困的品格，正是我们民族世代相传的精神财富，是《三国演义》《水浒》等古典小说一贯宣扬和传承的价值追求。这可以从“一丈青大娘”的外号和爷爷何大学问“一副关公相貌”中反映出来，更从他们为人做事的方式上表现出来。对这种人物、这种品德的追求，正显示了小说诗歌文学作品的民族本色。
其次，在艺术上，小说不仅情节富有传奇色彩，而且塑造人物性格时也多借鉴中国古典小说和民间说唱艺术的表现手法。在我国古典文学的发展史上，英雄传奇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类别，《三国演义》《水浒》《西游记》以及《三侠五义》《说岳全传》等都是其中的代表作。而《蒲柳人家》中无论一丈青大娘的大闹运河滩，何大学问的威镇古北口，还是后来的巧计锄奸、智斗花鞋杜四，无不出奇制胜，神乎其神，使人自然而然地想起“智取生辰纲”“大闹野猪林”等故事，想起我们民族多少“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的义举。可以说，刘绍棠以一种平凡中的传奇的形式，赋予了这一民族传统以新的生命力，内在地暗合了民族的审美习惯，为民族传统的继承和发扬作出了独特的贡献。另外，小说的艺术表现手法也是民族的。在结构上，《水浒》先讲述单个人物的故事，然后聚义梁山，共图大业。而本文的结构也正得其神韵，前几节分别介绍一位人物，最后由望日莲的故事将他们串在一起。再如多用语言和动作表现人物性格，用外号概括人物性格特点等，也正是我国古典小说和说唱艺术常见的表现手法。
2．本文的语言有什么特点？
这篇小说的语言非常有特色。在叙述故事、描写人物时，一方面，作者采用活灵活现的民间口语与俗语，并加以提炼，形成一种活泼伶俐、凝练而富有动感、充满乡土气息的语言。写天气之热，“热得像天上下火”；写一丈青大娘溺爱孙子，“要天上的星星，奶奶也赶快搬梯子去摘”，“何满子是一丈青大娘的心尖子，肺叶子，眼珠子，命根子”，形象生动而又准确传神。另一方面，作者又继承了说唱艺术的特点，讲究压韵和对偶，用词造句文白相间，读来抑扬顿挫，很有节奏感。如“一丈青大娘勃然大怒，老大一个耳刮子抡圆了扇过去，那个年轻的纤夫就像风吹乍蓬，转了三转，拧了三圈儿，满脸开花，口鼻出血，一头栽倒在滚烫的白沙滩上，紧一口慢一口气，高一声低一声呻吟”，“何大学问人高马大，膀阔腰圆，面如重枣，浓眉朗目，一副关公相貌”。这样的句子在文中比比皆是，增加了小说的文采和趣味性。
练习说明
一、如果你读过《水浒传》，你就会明白宋江、吴用、李逵为什么外号叫做“及时雨”“智多星”“黑旋风”。在这篇课文中，何满子的奶奶为什么号称“一丈青大娘”？爷爷为什么号称“何大学问”？作者用了哪些肖像、动作和语言描写来表现这两个人物的性格？
此题意在引导学生由人物的外号出发，把握人物性格，体会小说的艺术表现手法。
奶奶一丈青大娘个高脚大，身强体健，性格豪爽，爱打抱不平，这种女中豪杰的形象，与《水浒》中的著名女将一丈青扈三娘颇为神似。爷爷的外号带有戏谑的性质。他貌似关公，脾气性格也像关老爷一样，侠肝义胆，仗义轻财，慷慨豁达，爱打抱不平，甘为朋友两肋插刀。同时善于讲故事，想像力丰富，编起故事来生动曲折，引人入胜，因此得了个“何大学问”的外号。而为了和这一外号相称，他还真穿起了长衫，说话也咬文嚼字起来，让人忍俊不禁。作者采用了精彩的肖像、动作和语言来刻画这两个人物的性格。可以让学生把有关的语句画出来，仔细体会其作用。
二、仔细品味下面几段文字，体会这篇小说的语言特色（如词语和句式的选用、修辞方法和语言风格等），再从课文中找出类似的语段加以体会。
此题意在引导学生体会小说在语言运用上的高妙之处。
1．一丈青大娘勃然大怒，老大一个耳刮子抡圆了扇过去，那个年轻的纤夫就像风吹乍蓬，转了三转，拧了三圈儿，满脸开花，口鼻出血，一头栽倒在滚烫的白沙滩上，紧一口慢一口气，高一声低一声呻吟。
这段话中的动词用得非常生动传神，“抡圆了”“扇过去”充分写出了奶奶一丈青大娘的怒气和力气，纤夫“转了三转”“拧了三圈儿”“栽倒”“气”“呻吟”，则写出了奶奶一丈青大娘这一巴掌的威力，读来令人如闻其声，如见其人。
2．何满子是一丈青大娘的心尖子，肺叶子，眼珠子，命根子。
这段话以活灵活现的民间口语与俗语，说何满子在奶奶一丈青大娘心目中的地位，突现了一位爱孙如命的奶奶的形象，用词活泼简洁，凝练而富有动感，充满乡土气息。
3．何大学问人高马大，膀阔腰圆，面如重枣，浓眉朗目，一副关公相貌。
这句话继承了中国传统说唱艺术的特点，讲究压韵和对偶，多用四字句，用词造句文白相兼，读来抑扬顿挫，很有节奏感。
4．何满子的爷爷，官讳已不可考。但是，如果提起他的外号，北运河两岸，古北口内外，在卖力气走江湖的人们中间，那可真是叫得山响。
这段话中，“官讳”等是书面语，“叫得山响”等是民间口语，二者的有机结合给小说增添了幽默诙谐色彩。
三、△这篇小说借鉴了中国传统小说和评书艺术的表现手法，具有浓郁的民族风格。课外阅读《水浒传》《西游记》以及评书《三侠五义》《说岳全传》等，体会本文与它们之间的联系。
此题意在引导学生由课内出发，进行广泛的课外阅读，体会中国古典小说和评书艺术的特点，扩大视野。
教学建议
本文可用两节课教读。教学时要注意以下几点：
一、这是一篇颇有特色的当代小说，一方面，它的故事背景发生在20世纪30年代，讲述的是现代人的生活，但另一方面，它继承和发扬了中国古典小说和说唱艺术的传统，虽然没有采用章回体，但其中的艺术表现手法乃至主题都深深地浸润着古典文学的色彩。这在五四以后深受外国文学影响的新文学发展史，尤其当代文学史中是有独树一帜的意义的，是具有中国特色的小说技巧、审美趣味以及乡土文学传统在继赵树理之后于当代文学中的新发展。因此，学习时不妨多联系《三国演义》《水浒》《说岳全传》等学生熟悉的古典文学名著，引导他们了解这一类小说的写作特点和艺术手法，进而扩大阅读视野，增进对小说多样化的艺术风格的感性了解。
二、小说的背景虽然发生在抗日战争时代，离现在的学生生活比较远，但由于采用的是儿童视角，从一个六岁男孩的眼睛来看世界，因此很多场景和故事应该不难理解。教学时不妨多引导学生从自身的生活经验出发，感受和理解人物的性格特点和思想感情。
三、这篇小说的语言既有口语的生动活泼、准确传神，又经过了作家的精心提炼，同时继承了说唱文学语言的压韵和爽脆，读来朗朗上口，值得细细揣摩和学习。因此建议教学时加强诵读，一些精彩的语句和段落还可以引导学生摘抄和背诵。
有关资料
一、为粗手大脚的爹娘画像（刘绍棠）
我在阔别文坛22年，重新恢复创作权利，第一次出席北京文艺界聚会的讲话中宣告：“我要一生一世讴歌生我养我的劳动人民”，并且仍然要保持我的“田园牧歌”风格。1979年我创作和发表的《芳草满天涯》等八个短篇小说，便是将这个诺言化为行动的小说诗歌文学作品。1979年底，面对当时五光十色的文学主张和创作现象，我总结自己的得失，认识自己的短长，选择今后的道路，决定致力乡土文学的创作。
乡土文学这个词儿，我最早见于鲁迅先生的《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序言》中，而不是像某位理论家责难我是从台湾趸来的。但是，我并没有现成的乡土文学创作理论可循。我的学识和兴趣，也难以研究出一套理论来。因此，我只是满怀感恩、孝敬，为粗手大脚的爹娘──哺育、爱护、救助我的乡亲父老画像的心情，踏上这条虽然前人早已开端，却又久已荒芜的道路的。
《蒲柳人家》是我迈出的第一步。
近两年来，我创作和发表的十三部中篇小说中，自以为《蒲柳人家》《渔火》（已收入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刘绍棠中篇小说集》）《瓜棚柳巷》（《当代》文学丛刊1981年第3期）《花街》（《十月》文学丛刊1981年第4期》）《草莽》（《新苑》文学丛刊1981年第3期）《水龙吟》（《科尔沁文学》1981年连载）《荇水荷风》（《长江》文学丛刊1982年第1期）等七部，可算乡土文学之作。而发表在《北疆》文学丛刊1981年创刊号上的中篇小说《鱼菱风景》，则是运用乡土文学的艺术手段，表现农村现实生活题材的试作。
《蒲柳人家》等7部中篇小说，写的都是20世纪30年代中期京东北运河岸上农村的历史和风土人情。
我从自己的乡土文学创作实践中，得出了自己对乡土文学的认识，即：坚持文学的党性原则和社会主义性质，坚持现实主义，继承和发展民族风格，保持和发扬强烈的中国气派和浓郁的地方特色，描写农村的风土人情与农民的历史和时代命运。这当然不是乡土文学创作的“成龙配套”的理论，还有待于真正的理论家的科学总结与概括。
有人说，我提倡乡土文学，而对其他文学创小说诗歌文学作品种采取排他主义。这是误解。有关乡土文学创作问题，我曾零零碎碎发表过不少短文，述说自己的看法和想法，毫无废黜百家，唯我独尊之意。因为，我读过文学史，古今中外没有任何一个文学流派，能够削平群雄，一统天下。牡丹虽然贵为花中之王，也不能扼制百花齐放；何况乡土文学不过野花而已，更不可能在文坛的百花园中取缔其他的奇花异卉。
进行乡土文学创作，必须深入生活，从生活出发，热爱和熟悉劳动人民，热爱和熟悉家乡的土地、风习和一草一木。我在《蒲柳人家》等7部中篇小说中所描写的劳动人民，各自都有生活的原型，在我的童年、少年、青年、中年时代有恩于我，对我怀有深情。他们中的许多人，都已先后作古，因而，我更加怀念和感激他们，也就文思潮涌，写个不止。现在，我准备告一段落，是因为我想进行一次总结，将来集中时间，集中精力，写一部人物比较多些，生活画面比较丰富多采，篇幅比较长一点的小说诗歌文学作品。同时，也因为农村现实生活题材强烈地激动着我，文思的潮头向这方面奔涌。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纠正了农村政策的左倾错误，落实两项决策，农村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我与家乡父老兄弟姐妹保持着密切的联系，不但亲眼目睹生产在发展，产量在提高，农民的日子在一年年富起来，而且深切感受到农民的精神面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社会风尚和家庭生活，都出现了令人喜悦的新气象。家乡大地上的新的风土人情，为我的乡土文学创作提供了大量的素材。
我并不想在反映农村现实生活题材的小说诗歌文学作品中图解政策或粉饰太平；而是要以饱蘸色彩的笔写人，写人情，写富起来的农村风光。还是搞田园牧歌和乡土风俗画，但却是现实生活的田园牧歌和乡土风俗画。深入到农村中去，深入到农民中去，便会发现，人情和风景，都美不胜收。但是，如果脱离生活，脱离群众，脱离实际，鼻梁上又架着左视或右视眼镜，便只能“望天低吴楚，眼空无物”，人家娶媳妇你吊孝。
因为是创作，所以每写一篇小说都是重新开创，没有一整套的经验可以照搬套用；否则，下一篇只不过是上一篇的复制品。因此，我面临着许多想到和想不到的难题，有待于通过创作实践进行解决。
我仍然是为粗手大脚的爹娘画像，但是粗手大脚的爹娘已经眉梢生喜，面带春风，目光中充满了希望，因此，我的作画必须具有新意和亮色，否则便会失真，歪曲劳动人民的形象。
《鱼菱风景》是我跨出的新一步，我将沿着这个方向，奋然前行。
1981年9月
二、漫评《蒲柳人家》（唐挚）
刘绍棠同志，从被放逐的精神荒原上归来，便回到了他那充满了眷恋之情的运河两岸，这魂牵梦萦的故乡的热土，这抚育过他难忘的童年的乡亲，这长满了五颜六色的野花的运河滩，这铺满翠藤碧叶的瓜田，这蓬蒿茂草、蒲柳小屋，无处不牵动着他的种种思绪，缕缕诗情……
于是，从《运河的桨声》开始，穿过曲折漫长的航道，现在又给我们送来了《蒲柳人家》。
童年的印象总是最新鲜的，犹如晨露新月。童年自然也是各式各样的，但即使有辛酸、苦难和眼泪，在回忆中，童年仿佛也总是被涂抹上了某种迷人的、天真的、无邪的色彩，动人魂魄。因此在作家的艺术世界里，童年似乎常常占有一席地位。何其芳同志曾诉说过：“说起‘故乡’两字，总连带地想起许多很可怀念的事物来，我的最美的梦，也就是我的幼年的故乡之梦了。”孙犁同志的《铁木前传》有一个散文诗般的开端，描摹着童年的一星欢乐，也透露着作者自己童年最深切的感受，甚至如今已七十高龄的他，不久前在和来访的记者谈话时还说：“现在想来，我最喜欢一篇题名《光荣》的小说。在这篇小说诗歌文学作品中，充满我童年时代的欢乐和幻想。对于我，如果说也有幸福的年代，那就是在农村度过的童年岁月。”
啊，神奇的、迷人的童年的岁月！
读《蒲柳人家》，给我最强烈印象的就是这种渗透于全部构思中的、带着童年情趣的真率之情；就是这种赤子之心，真率之情，使我们时而怦然动心，时而莞尔而笑。我们分不出究竟是从小说中那个剃个葫芦头、光着屁股的小满子的眼睛里，还是从作者的眼睛里，在三十年代充满物质贫困、精神苦难的简陋朴质的农村生活中，竟看到了这么多给人以希望的美好心灵，这么多给人以抚慰的巨大温暖。也许我们可以说，对于当时的社会矛盾，错综复杂的社会关系以及人们思想感情上的冲突，作者观察得还不够深刻，揭示得还不够深入，但是，我们应该承认，作者满怀真率之情，十分真实地描画的这三十年代北方农村的生活和他们的悲欢，是有巨大的感染力的。雨果曾经精辟地指出：“真实的暗疾是渺小，伟大的暗疾是虚伪。”在作者笔下的这一角水乡，不仅一切都像生活本身那样真实，同时渗透着率真美好之情。这些朴实的农民，生活是贫困的，精神却是富足的，物质是匮乏的，感情却是丰满的。而这正是这篇小说之所以具有艺术魅力之所在。清人袁枚说：“熊掌豹胎，食之至珍贵者也，生吞活剥，不如一蔬一笋矣；牡丹芍药，花之至富丽者也，剪彩为之，不如野蓼山葵矣。味欲其鲜，趣欲其真，人必知此，而后可与论诗。”对于绍棠同志这部真率之作，似也可作如是观。
* * *
有的同志认为这部中篇是一幅风俗画，这是真确的。在这里，作者对20世纪30年代京东北运河边上农村的人情世态、生活风习，写得历历如绘，情致缠绵。像望日莲在七巧之夕，拜月乞巧，穿针引线的插曲就写得异常真切动人。按照古老的风习，七夕之夜，年已及笄的姑娘，半夜时分，要给垂挂中天的月芽儿焚香叩拜，然后引线穿针，如果一穿而中，便能跟自己心爱的人儿结成良缘。作者那支善于抒情的笔，就从这风习的描绘中透露了这个受尽苦楚的闺女内心对于幸福的强烈渴求。而特别富于情趣的是，所有这一切，又都是通过何满子偷偷“听歌”发现的，并且因此，他真正听到了两颗年轻热情的心的互相倾诉，使这小小的插曲，喷洒上一层微妙的喜剧色彩，荡漾着诗情画意。又如在运河边上，何满子和周檎这叔侄俩，坐在柳荫下的沙地上，追忆周檎与望日莲在儿时玩“拜花堂”的往事时，小满子充满好奇心的追问和周檎动情的回答，把农村孩子按照古老婚俗玩的游戏，在一问一答中表露得情趣盎然，别具乡土风味。像这类人情世态的生动描写，在小说诗歌文学作品中比比皆是，诸如何大学问请老秀才教书，柳罐斗摆渡为生，引来沦落风尘的云遮月的传奇式的热恋，都是十分精彩的篇章。字里行间，我们不仅听到了北运河淙淙的流水声，呼吸到瓜棚豆地的泥土气息，饱览着北运河两岸恬美秀丽的风光，而且也体察到世世代代生于斯、长于斯、终老于斯的质朴农民的欢乐和忧伤。所有这一切都说明，作者对于自己所描写的对象，从生活风习到人物内心，都熟习得有如熟悉自己的指纹。而这正是因为作者本来就是从农村深处走来的一员，血管里流动着农民的血液，对生活在这块土地上的乡亲们有着刻骨铭心的热爱，所以他下笔有情，能把他们的心、他们的脉搏摸得那样准确，表达得这样贴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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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于真切地再现人情世态、生活风习，把我们引入一个我们不完全了解的天地，当然会使我们觉得新鲜，饶有生趣，这不用说是一种可羡的艺术才能。但是，仅仅忠实地描绘生活风习，却不一定能使我们引起感情的共鸣，不一定具有扣打人们心弦的强烈艺术力量。这里还应该有更深厚的社会内容，还应该有穿透那表面的生动现象，而表达出人民灵魂中的渴望与追求的更本质的东西，才能使我们进入更高一层的艺术境界。在《蒲柳小屋》的构思中，有一种使我们从感情上流连忘返的吸引力，有一种使我们为之动心的东西，那就是透过一幅幅往日的风俗画，处处洋溢着、浸润着蕴藏在朴实淳厚的劳动人民中间的纯真热忱的感情，那种赤诚相见，肝胆相照，危急相扶，困厄相济的美好品格和高尚情操。一丈青大娘嫉恶如仇，抢救望日莲；吉老秤莽撞戆直，痛打小管家；柳罐斗抚养亲人，终生不娶，却又传奇式地结交了风尘女子云遮月；何大学问为望日莲、周檎完婚，慷慨割舍两亩祖传土地，都闪射出一种耀眼的、足以澡雪精神的光采。世世代代受压榨、受剥削，在惊人贫困的物质生活煎熬下的农民，积压着多么深重的苦难、哀伤、痛苦和叹息，但是深知这些质朴农民性格和内心的作者，却相信什么也扑灭不了他们精神上的火光，斩伤不了他们淳厚的美德，践踏不了他们对于美好生活的向往与追求。在作者的感受和发现下，他所刻画的老老少少的劳动者身上，都有着那么丰富强大的精神力量，使你不能不为蕴藏在劳动人民中间的无与伦比的精神美而感叹！这里面凝聚着他们朴素的爱憎感、是非观和道德力量。在日常生活中，这种力量支持着、伸张着一切善良的、正直的、美好的事物；而在非常的生活中，这种精神美就会爆发为伟大的斗争力量，抗击一切来自旧世界，从陈腐的社会制度中滋生出来的种种不公正、残暴和邪恶。我以为，这就是这部小说令人动心、令人神往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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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作者提炼自己的艺术构思，表现某种艺术上的追求，决不是说，作者在创造他的小说诗歌文学作品时，就是在专注于某种观念，或是通过某些生动的生活例证去注解或图解某种“思想”。正如黑格尔所说：“艺术家的创作所依靠的是生活的富裕，而不是抽象的普泛观念的富裕。”某些按照所谓主题先行或从概念、从逻辑推理去炮制的艺术品，往往就是如此这般地违背了艺术的基本法则，丧失了艺术的生机而陷于失败。就艺术创作过程而言，常常是由于作者自己思想上和艺术上的敏感，而对于一些人物的命运和遭遇，引起了巨大的关注和震动，于是孕育于心头，缭绕于胸际，点燃起创造的激情，并且就在捕捉和把握，那饱含社会内容和典型意义的具体形象的同时，也捕捉到了思想──从形象中、从形象的冲突中自然而然流露出来的思想。由此可见，艺术创造终究要落脚于人的把握，通过人与人的关系来反映社会。正是人的命运和人的心灵世界，才是艺术家活动的领域，才是艺术家活跃的故乡。
《蒲柳人家》正是以独特的角度，通过充满稚气、机灵伶巧的何满子的眼睛，为我们勾勒出了几个世代栖息于北运河边上的农民的性格和命运。他们的义侠血性、慷慨豪宕和博大宽厚的灵魂，被写得情真意切、淋漓酣畅。燕赵自古多慷慨悲歌之士，读了《蒲柳人家》，浮现于我们眼前的人物，不论是一丈青大娘、何大学问、望日莲、周檎，还是吉老秤、柳罐斗，都那么热忱，那么浑朴，那么富于乡土色彩，那么独具丰姿。他们朴素，同时他们单纯；他们忠厚，同时他们刚强；他们爱得深沉细致，同时他们恨得果决分明。应该说，作为一部中篇，出场的人物也许过多了，也许还有些可有可无的枝蔓，但是作者似乎并不在意，他不刻意追求严谨的结构，不拘泥于完整的情节，通篇小说诗歌文学作品似乎只是在激情的推动下，任凭形象仓库中蜂涌而来的印象、感受、性格，行云流水般地自然发展。而作者勾勒性格特征，探测人物内心状态的本领，竟使他用寥寥几笔，就准确地刻绘出几个主要人物的音容笑貌，喜怒悲欢，使我们如闻其声，如见其人。
你看小满子的奶奶一丈青大娘，个高脚大，有双长满老茧的大手，提得起放得下，直肠直性，是非分明。为了年轻纤夫不说理，她可以大打出手，赶得纤夫纷纷落水；为了花鞋杜四和那歹毒婆娘豆叶黄欺侮童养媳望日莲，她不惜跳过篱笆，抢救这可怜儿，而且干脆认了干闺女，担当起保护神的角色；她也有点迷信，为了小满子不肯穿那花花草草的花红兜肚，她气得咬牙切齿，但在她那威吓咒骂声里，却浸透着对孙子的一片爱心，因为她怕阎王爷来勾魂索命，夺走她的“心尖子，肺叶子，眼珠子，命根子。”她也许不能识文断字，但她那刚直不阿、如火如荼、危急相扶、困厄相济的性格，都透出了一股庄稼人的凛然正气。
再看何满子的爷爷何大学问，人高马大，膀阔腰圆，和一丈青大娘真是天造地设的一对。他有个“好戴高帽儿，讲排场，摆阔气”的毛病，但他却是仗义轻财、爱打抱不平、甘为朋友两肋插刀的硬汉子，因此他不见容于地主，只得去口外赶马。口外的风云变幻，使他没有赶成马，却差点被当成共产党赔了性命。他个人命运的浮沉正是那多灾多难的时代的反映。而最出色的，是他为了干闺女望日莲和周檎的婚姻大事，和粗犷鲁莽的吉老秤一同去力斗花鞋杜四和豆叶黄的场面。在这里，几个人物性格真是色彩斑斓，光彩夺目。
不同人物的神态，不同要求的心理，不同个性的语言，剑拔弩张的气氛，和为了夺回望日莲被控制的命运而形成的一场唇枪舌剑的斗争，犹如紧锣密鼓，环环相扣。作者仅仅通过这一个场面，竟把吉老秤的粗犷简单、义侠血性，何大学问的慷慨豁达、博大胸怀，杜四的贪婪狠心，奸滑无耻，全部淋漓尽至、以一当十地凸现无遗。按照托尔斯泰的说法：“艺术是以艺术家的感受感染广大群众的一种方法。”但要达到这种强大的感染力，不仅要有披肝沥胆的激情，而且还要有洞察人物性格特征、对人物心理情绪的戏剧性变化的精确把握。在这方面，作者不仅对几个主要人物，就是对柳罐斗、云遮月的勾勒也是轮廓分明、独具特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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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说诗歌文学作品所选取的这段生活的时代背景是1936年。
作者在小说诗歌文学作品的后半部分写到了党所领导的冀东抗日活动在农村中激起的反响，也生动地描写了周檎在党的领导下和几个乡亲秘密安排下计谋，依靠柳罐斗的水中绝技消灭了河防局的麻雷子，揭开了北运河农村抗日斗争的序幕，透露了人民中间正在聚集着、运行着的地火。但人们也可能会提出这样的问题：当时正是民族危亡的紧急关头，风云变幻，山河易色，一场为夺取民族生存权的大搏斗迫在眉睫，小说诗歌文学作品既然在一些章节里点染了当时的气氛，却为什么不作更正面的描写，更深入地揭示出时代风云在农民内心深处所激起的矛盾变化，从而力求小说诗歌文学作品对于历史面貌作出更深刻的、更有分量的概括呢？我想，这或许可以说是小说诗歌文学作品的一个弱点，但同时我设想，这也有作者自己的理由。一方面这是因为任何作者都有自己生活体验的局限和自己经验感受的局限，作者只能扬长避短，写自己最熟悉、最激动、感受最深切的生活，并且只能在这个范围内，施展自己的才能。就目前小说诗歌文学作品所已达到的成就来看，作者从忠实于自己的感受、忠实于自己的认识和理解出发，对于当时的时代气氛、特定环境以及人物性格的描绘和开掘，都还是达到了一定的深度。另一方面，从作者构思来看，作者不仅致力于劳动人民相互之间的人情美的抒发，而且也努力于揭示出深深植根在劳动人民内心中的精神力量和精神美。这种精神美，不仅是我们这个绵延数千年的古老伟大民族迭遭侵凌而不屈的根基，也是我们在坎坷险阻的历史道路上，不折不挠、克敌制胜的源泉。“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在面临深重的民族灾难的时刻，我们党正是依靠和组织千百万劳动人民，调动和激发起这种充满蓬勃生机的精神力量去战胜入侵的寇仇。从这个角度来看，作者虽然没有能正面去描写当时的民族矛盾和民族斗争，却从侧面真切地表达了这场民族斗争胜利的精神源泉。
《蒲柳人家》在刘绍棠同志的小说诗歌文学作品中是一部力作。在当前有些作者不从生活出发，不从自己真实的体验和感受出发，却十分热衷于编造离奇的、矫饰的、不自然的情节，追逐那种决不能激起人们美好感情的陈腐的、庸俗的情调的时候，这部小说诗歌文学作品犹如一股清新的风，使人神清目爽。小说诗歌文学作品的独特的艺术角度，富于诗意的抒情笔法，鲜明生动的人物个性，以及语言的性格化和浓郁的乡土气息，都使这部小说诗歌文学作品成为一部独具风格的优秀中篇小说。我在欣喜之余，写下了这拉杂的感受，恐怕也远远未能传达出它真正的妙谛之所在。
（选自《北京师院学报》1981年第2期）
三、创作与局限──刘绍棠创作道路得失刍议（赖瑞云）
一
关于刘绍棠小说诗歌文学作品民族风格的内涵，撰文立论者已经很多。方顺景首先提出了“传奇色彩”的分析。作家本人，后来也多次以“传奇性与真实性的结合”来表明他所独特继承的中国古典小说的传统艺术。我认为，准确一点说，平凡中的传奇或说传奇与日常生活的结合，才是刘绍棠独到的从古典小说中首先继承的优秀传统。
《蒲柳人家》临近高潮时，面临掉进火坑的紧迫危险的望日莲奔跑到河边，向她干爹何大学问和诸位长辈求救。望日莲“噗通”跪下，惨然决绝以“投河”相逼。这时小说诗歌文学作品写道：
何大学问哈哈笑道：“那是麻雷子的下场！”
“莲姑娘，不必急火攻心！”吉老秤笑咪咪地说：“我保你七天之内，跟檎哥儿完婚。”
望日莲惊呆了，抬起头，满脸泪光，睁大眼睛望望吉老秤，望望何大学问，又望望柳罐斗。……
柳罐斗一直没有开口，朦胧的月光中，他站在船头，像一尊古代勇士的石像。
接着，这幅传奇画面展开了，小说诗歌文学作品的传奇情节达到了高潮。柳罐斗们果然在七天之内，巧计淹死麻雷子，智斗挫败杜老四，易如反掌使莲、檎顺利结合。侠肝义胆，出奇制胜，神乎其神！不禁使人想起“智取生辰纲”的掌故，想起我们民族中多少“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的义举。
这段传奇，是《蒲柳人家》中最接近某种重大政治斗争的了（除掉麻雷子也是为了捍卫正在进行的秘密抗日活动），然而，情节的重心还是儿女之事。至于小说诗歌文学作品中大量的传奇笔墨：一丈青大娘大闹运河滩，何大学问威震古北口，柳罐斗与云遮月的渡船幽会，吉老秤与牵牛儿的忘年交友谊，无不取景于日常生活、男女之情、家庭悲欢。堪称壮阔传奇画卷的《渔火》，本为抒写京东抗日活动，可其传奇色彩最浓、最动人的部分却是围绕春柳的婚姻命运，尤其是各路好汉“虎口救佳人”那场斗争而展开的。柳叶眉“劫掠”放鹰女人花三春，强迫她嫁与穷教书匠吴钩（《瓜棚柳巷》）；叶三车两度勇救落水女人，且与她们结下的苦恋奇情（《花街》）；陶红杏与叶雨夫妇，桑家父子的奇缘巧遇（《草莽》）；一切历史篇章的大量传奇莫不为此日常生活现象。
显然，刘绍棠的传奇，不是《三国》《水浒》主要取材于重大政治、军事斗争的英雄传奇；它走向人间，与日常生活结合。正是这平凡与传奇的结合使刘绍棠小说产生了独特的魅力。而这，首先正是典型的古典传统的继承。
我国古典小说，在内容的构成上大体可以分为三大类。第一类，英雄传奇（包括神魔小说），其代表小说诗歌文学作品就是《水浒》《三国演义》和《西游记》。第二类，即古代小说理论的所谓“寄意于时俗”一类小说诗歌文学作品，《金瓶梅》《儒林外史》和伟大的《红楼梦》就是其成功之作。这类小说诗歌文学作品的出现，是现实主义的深入发展。但是日常生活，琐细平凡，市井下民，业迹不著，要写得引人入胜，须有较高的艺术手法；而在当时，难度是大的。《红楼梦》所以在中国古典小说史上空前绝后，恐怕离不开这个因素。于是有了第三类小说诗歌文学作品，传奇与人间日常生活的结合，诸如婚姻悲欢、善恶报应。它比之第一类，更接近生活；比之第二类，更易于得手。其高潮出现的《三言》《二拍》时代，小说家凌初以“耳目前怪怪奇奇”的命题论述了这一重大划分。“五四”以后的文坛对这三类小说的继承却是耐人寻味的。“英雄传奇”，至今生命力强大，革命战争题材和反映当代重大政治、军事斗争的小说，就是很好的例子（当然作了现实主义的改造）。“寄意于时俗”类，则从鲁迅一代引进外国表现手法，创立“五四”民族新小说后，古典小说表现手法的局限突破了，现实主义的广阔道路开辟了。于是，写日常事件中的重大矛盾，写几乎无事的悲剧，成功者不绝。而第三类小说诗歌文学作品，命运迥然不同。在古典小说时代，由于向现实靠拢的需要和表现手法的局限，它们应运而繁盛，充斥于白话篇。然而，只见泛滥，不见改造，这类小说诗歌文学作品，特别是才子佳人小说，在明末后走向了粗制滥造，乃至不堪入耳的末路。直至“五四”之后，继承这种表现体系的，多是失败之作。至于表面取材于日常琐事、生活浪花或者儿女之事的沈从文、孙犁小说，并不着意结合传奇去取胜，而更多是向《红楼梦》靠拢，以主题深度的含蓄征服人。而刘绍棠，才是这一“平凡中的传奇”的表现体系明显而成功的继承者。这一继承的直接效果，就是小说诗歌文学作品的通俗化、民间化。我们知道，《三言》《二拍》式小说诗歌文学作品，尽管明末后走向粗俗，但它以奇巧为中心的为人喜见乐闻，其“语语家常”的明白晓畅却使它拥有广泛的群众基础。而群众性、通俗性正是我国古典小说最重要的民族特色之一。刘绍棠是认真研究过了这种情况，是特别注意从古典小说，包括民间说唱中吸取了这种营养的作家。似曾相识燕归来。当作家使这种平凡中的传奇，使这类婚姻悲欢、善恶报应的旧小说在几百年后重放异彩时，确实给人亲切、欢欣之感。有人很为刘绍棠部分小说诗歌文学作品被称为“新才子佳人小说”抱不平。其实，这不过是形式，重要的是寄托的内容和主题。刘绍棠并没有滥写艳情，就是和古典中这类小说诗歌文学作品的优秀篇目比，也高出一筹。当时的杜十娘、白素贞们主要是为了个人争自由、争幸福的斗争，而刘绍棠的男、女主人公的行动更多是为了他人，乃至大众的幸福。即使花碧莲，云遮月，花三春这样性格较为复杂的女性，不仅有为心爱的人勇于牺牲的义举，而且正跟上革命新生活的潮流，在冲刷着自身的污泥浊水。更不用说蛾眉，青凤，水芹，蓑嫂，柳叶眉，关青梅等等侠骨柔肠，深明大义的优秀女性和周檎，柳岸，叶三车，叫天子，俞文芊，蔡椿井等等先人后己、忧国忧民的多难才子了。总之，正如人们评价的，它的主题是歌颂扶危济弱，多情重义，造福他人的美德。没有这样的创新和发展，刘绍棠的“才子佳人”小说当然只能步明末后末路传奇的后尘。刘绍棠赋它以新的生命，使这一有着强大通俗力量的表现武器，古为今用。这不能不是他在民族传统继承上的独特贡献。
如果仅是上述“平凡与传奇结合”的再现，刘绍棠小说诗歌文学作品的民族特色和独创性，还未必能那么鲜明饱满。重要的是，它还继承了我国美学传统中最富民族色彩的部分。我国古典美学的基调偏重和谐，渗透“中和”原则。即使阳刚之美也显著地区别于西欧那种完全悲剧式的，着重展现对立面的排斥与冲突的，以痛感为基础的“崇高”。固然，中国的“阳刚”同样喜欢展现如长风如闪电的狂澜巨涛的斗争，但它的重心是歌颂英雄（或正面人物）走向胜利的历程，它着重表达一种英雄的气概，掺和着乐观型的理智；而不是像西欧式的“崇高”去着重渲染不幸、失败、痛苦、悲惨、恐怖和迷妄性的思虑。这一美学现象在文学（这里指古典小说）上的体现就是小说诗歌文学作品的基调乐观、奋发、高昂，即使是悲，也是悲壮为多；小说诗歌文学作品结局总难以逃脱大团圆，等等。在精神生活中的体现就是中华民族酷爱自由，崇尚和睦，富于理想，勇敢勤劳、善良的民族美德。刘绍棠小说诗歌文学作品的美学内涵充分继承了上述传统。当然，自有它独特的角度。在民族美德上，它摄取了扶危济困、多情重义这一侧面，尤其是讴歌了燕赵之士的慷慨豪侠；在文学上、更多地溶进了光明、昂奋的基调和突出了大团圆结局。所以其大量小说诗歌文学作品洋溢着胜利的欢笑和颂歌，叙述着一曲曲驱霾逐雾“人间喜临门”的故事。即使现实篇章中最为有“血泪”“苦难”的、反映1957年问题的《两草一心》等，不仅结局是夫妻完聚，“恶梦醒来是早晨”，而且篇中字里行间透逼出正义必胜的乐观和希望。正如刘绍棠后来说的：“……没有着重渲染苦难，而是讴歌人民给受难者以爱护、救助和激扬向上。”刘绍棠这种独特角度带着多少有点浪漫的笔调，因而光明的色彩更加艳目，美好的调子更加悦耳，胜利的步伐略显轻松；这可能带来某种片面，但他强调了我们民族美学观的精华，并由此生发，加上乡土气息，才形成的它清心畅肺的田园牧歌笔调。其实，这种光明和胜利的偏重，已经不止是“继承”了，它充满了历史进入新中国、新时期才有的时代气息。作为多数小说诗歌文学作品主旋律的“造福他人”的美德，就已经超出了“燕赵古风”的积淀，而闪耀着共产主义思想的光华，饱含着“拨乱反正”的今天所要努力造就的时代新风。刘绍棠光明、胜利的小说诗歌文学作品，在一拨接一拨的伤痕、反思、朦胧文学面前，又显示了他的独特本色。
民族传统的继承创新上的独创性当然还表现在语言、结构、手法等其他方面。值得一提的是“故事体”。作为中国古典小说的这一主要特点，刘绍棠充分继承了它的行云流水的叙述笔法，具相生动的言、行白描以及引人入胜的情节描绘。然而，却不以故事为重构局，而以人物为中心，枝蔓横生，漫写性格，造成了《蒲柳人家》式中篇──总故事粗线简约，题材一般；人物却众多饱满，小故事琳琅满目的新颖而独特的风格。在这方面，他既像他的不重故事的老师孙犁，又像他运河家乡善于说书的京东艺人们。这种新型“说书”，在民间文学和当代小说中都是独具一格的。
刘绍棠发掘、融汇了那么多优秀民族传统，这在民族虚无主义的潜流若隐若现于当代文坛时，无疑树起了一面异军独起的鲜艳旗帜。而和现代、当代许多努力造就具有强烈中国气派和中国作风的作家相比，他在探索小说诗歌文学作品通俗化、民间化以及新中国农民喜闻乐见的形式和审美情趣上所作的努力，又有别人所不企及的独到之步。他的独创是鲜明的。正如好几年前，其风格初展的第一部长篇《地火》写成时，小说诗歌文学作品的第一位读者，一位种菜姑娘说的：“你写的跟别人不一个味儿。”
“不一个味儿。”这就是人民对其独创性的评价。
二
与上述民族特色紧密相连，也是刘绍棠独特风格的重要部分，就是众所周知的乡土色彩。文学的形象思维特性使得文学更强调个性。具有浓郁地方色彩的情节会增强小说诗歌文学作品民族气息，增添亲切可信感。刘绍棠小说诗歌文学作品，充斥其中的蒲篱苇舍、瓜田绿柳、水气花香的运河图景，尤其是紧紧与人物行动个性，与小说诗歌文学作品主题、矛盾融汇在一起的风俗画──诸如何满子偷瓜，柳叶梢开园，别有风味的“榆钱饭”，奇特神秘的放鹰船以及运河当午，裸体纤夫，芦港薄暮，穷家浴女，最给我们这种留连于民族习俗的瑰丽殿堂的无限魅力。大凡伟大的民族作家其小说诗歌文学作品都少不了鲜明的地方色彩。甚至异国风情，异域色彩，反而更引起不熟悉彼地彼情的读者的注意。正如鲁迅说过的，现在的小说诗歌文学作品，越具有地方色彩，越能够打到世界去。于是，一类“极致”的小说诗歌文学作品就产生了，把地方乡土色彩强调成文学的一种风格，一个流派。刘绍棠就是当今突出一例。其浓郁乡土特色是作为它独具内涵的民族特色的不可缺少的方面，一起构成其独特风格的。甚至，“乡土特色”的成熟是其风格形成的最后标志。最能说明问题的，是《蒲柳人家》之前，作家重返文坛的一些小说诗歌文学作品，特别是众口交誉的《芳草满天涯》，就以主人公碧桃用少女的乳房哺育“叛国犯”的遗孤小沉香等动人之幕大量闪现了后来风格的种种特色。然而，风格形成的代表小说诗歌文学作品不是它，其主要原因就是远没有《蒲柳人家》那样，形成贯穿始终的，紧紧与性格、主题交融在一起的大量乡土风俗，风景画。所以，作家后来出现的文学主张要叫“乡土文学”理论；其一切民族传统的继承发展的观点要统一在这面旗帜之下，就不无道理了。
本文第一部分，已经试图从宏观的，历史的角度，初步探讨了这一风格的一些内在要素的形成原因。现在，我们有了“乡土”这一条，就比较好从具体的创作道路，看看这一独创性的造因了。在这方面，刘绍棠提出了“一口井”创作观。这口井，主要是指生他育他的“乡土”──儒林村。作家说：“儒林村是我的创作源泉”，“写这些小说，完全依靠我在儒林村打‘深井’”，“每一个人都是一口泉，……泉源不竭。一个作家能有几口泉，就很富有了。我不主张云游四方，泛泛而交，因而不离热土，眷恋乡亲，在自己的生身之地打‘深井’，无非是不愿舍近求远。”这样的观点，刘绍棠是作为其“乡土文学”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在许多文章中反复讲到的。“一口井”当然是相对的，多少有点夸张意味的比喻说法。但其创作源泉囿于一点，创作路子着眼于封闭式而不是开放式的意思是十分明确的。而正是这一封闭于乡土，造成了刘绍棠的高度独创。
儒林村位于古运河岸边，天子脚下；积燕赵古风，开风气之先，得田园秀色。义和团的呐喊，革命战争的炮火，京东大鼓的说书乃至南来北往的船夫曲都熏陶着这个典型的中国北方农村，形成了其民族传统的丰富深厚和水乡特色的浓郁。刘绍棠1957年遭难返乡后，一直处于父老乡亲的保护之下，没有遭受一句恶言恶语，此“得天独厚”，就是见其伟大民族美德的光华。就在这个“运河明珠”之村，作家度过了他生活、包括创作生涯的绝大部分时间，加上他有意识的在“一口井”中挖掘，这造成了他在创作追求上的一致性，连贯性，重复性和稳固性，因而先于许多同辈作家形成了他的强烈民族特色的小说诗歌文学作品风格。这几年，刘绍棠是一发不可收拾，不仅四十来部中、短篇，三百多万字的乡土篇章接踵问世，而且还以六十多篇短论散文阐述着他颇有体系、特色的“乡土文学”理论。这种当代作家中少见的情况，就是他“一口井”文学活动的实迹。
（选自《当代作家评论》1984年第5期）
篇4：杜预简介
杜预生平介绍
杜预(222—284年)，字元凯，京兆杜陵(今陕西西安东南)人。西晋著名政治家、军事家、文学家和学者。因其博学多才，尤善谋略，故有“杜武库”之称。
杜预祖父杜畿是魏国名臣，曾先后出任护羌校尉、河东太守、司隶校尉和尚书仆射等职，受封为丰乐亭侯。建安十年(2)，河东叛乱，曹操让荀彧举谏贤才，荀彧曰：“西平太守京兆杜畿，勇足以当难，智足以应变”(《资治通鉴·卷第六十四》)。曹操遂让杜畿为河东太守。杜畿到任后，平定叛乱，广施仁政，在位，政绩获誉天下第一。杜预父亲杜恕也曾任幽州刺史，并以建武将军领护乌丸校尉的职务。
杜预虽然生长于官宦之家，但并非只知享乐的纨裤子弟。杜预自幼博览群书，所以博学多通。对经济、政治、历法、法律、数学、史学和工程等学科都有研究。常自豪地说：“德不可以企及，立功立言可庶几也”(《晋书·杜预传》)。他特别爱读《左传》，自称有《左传》癖。
在杜预的青少年时期，魏国内部逐渐形成互相对立的两大政治集团——曹氏集团和司马氏集团。杜预的父亲杜恕是忠于曹魏集团的人。早在太和六年(232年)，杜恕曾上书提醒魏明帝注意司马懿连朋结党的动向。杜恕因此触犯司马懿，屡遭排挤，被出为外任。嘉平元年(249)，司马懿发动高平陵之变，彻底击溃以曹爽为首的曹氏集团，完全掌握了曹魏政府的实际权力。当年，征北将军程喜秉承司马懿的意旨，劾奏杜恕，结果杜恕被关进监狱，幽囚而死。受到父亲的牵连，杜预一直到三十多岁也未能入仕。
司马懿、司马师父子相继病死后，正元二年(255)，司马昭接替父兄职务执政。这时，统治阶级内部力量的对比已发生根本变化，有实力的曹氏余党被陆续被翦除干净，司马氏代曹魏只是个时间问题。司马昭为扩大统治基础，对某些政敌的子弟进行拢络收买。司马昭素闻杜预的才能，极力争取他，亲自把妹妹嫁与杜预为妻。在甘露二年(257)，又恢复了杜预袭爵的权力，袭丰乐亭侯，征辟为尚书郎。杜预在职四年后，司马昭任相国，杜预改任为参相府军事。
景元四年(263)五月，魏军兵分三路大举伐蜀。杜预被任命为钟会的镇西将军府长史。魏灭蜀后，钟会联合蜀将姜维谋反，准备杀害同来的魏军将领，以割据益州。次年正月，钟会在实施计划时，被乱兵杀死。魏军监军卫瓘又乘机杀死了解这一阴谋的邓艾。在这场变乱中，钟会的许多部属大多受牵连被杀，唯杜预凭其智慧幸免于难，并增邑1150户。事后，杜预还冒著被卫瓘构陷的危险，当众对卫瓘杀人灭口的卑鄙行径进行指责，认为卫瓘对这场**也是有责任的。
咸熙元年(264)七月，司马昭委托荀勖、贾充、裴秀、郑冲等人改制礼仪、法律、官制，为上台作最后的准备。杜预受命参与法律的制定。这部法律即是晋武帝泰始四年(268)颁布的晋律，它上承汉律，下启唐律，对后世的封建法律有很大的影响。名义上主持修律的官员是贾充，而实际上杜预担负了最繁重的劳动，全部晋律的注解都是由他完成的。
杜预在《律序》中指出：“律以正罪名，令以存事制”(《太平御览》卷六三八)。这是我国法律史上明确区分律(刑法制度)、令(规章制度)最早的定义，晋律的制定正是依据的这一原则，它使晋律较之汉魏旧律的界限更加分明、体系更加完备。杜预还上奏说：“法者，盖绳墨之断例，非穷理尽性之书也 。故文约而例直，听省而禁简。例直易见，禁简难犯。易见则人知所避，难犯则几于刑厝。刑之本在于简直，故必审名分。审名分者，必忍小理。古之刑书，铭之钟鼎，铸之金石，所以远塞异端，使无淫巧也。今所注皆纲罗法意，格之以名分。使用之者执名例以审趣舍，伸绳墨之直，去析薪之理也”(《晋书·杜预传》)。皇帝遂下诏将律令颁行于全国。
晋律以前的汉律，特点是刑罚苛碎、条目繁密，计七百七十余万字，二万六千余条，内容重复，不好记忆，为官吏提供了上下其手，从中舞弊的机会。曹魏政府虽对此作过改革，但变动有限。晋律依据杜预的主张，对汉魏旧律大刀阔斧地进行剪裁，只有二千九百余条，十二万六千余字，所以唐人称赞它“实曰轻平，称为简易”(《隋书·刑法志》)。
晋武帝司马炎代魏称帝后，对其政权支柱世家大族实行放纵的政策。因此社会上异常黑暗腐败，各级官吏蝇营狗苟，公相塞过，互相包庇。时杜预任河南尹，杜预认为京师是朝廷教化的发源地，而教化的推行总要由京师辐射四方，由近而远。因此，他所发布的一应政令、喻示，都贯彻著提倡教化这一主要内容。
泰始四年(268)，杜预针对这种情况，向晋武帝建议实行考课制度：“臣闻上古之政，因循自然，虚己委诚，而信顺之道应，神感心通，而天下之理得。逮至淳朴渐散，彰美显恶，设官分职，以颁爵禄，弘宣六典，以详考察。然犹倚明哲之辅，建忠贞之司，使名不得越功而独美，功不得后名而独隐，皆畴咨博询，敷纳以言。及至末世，不能纪远而求于密微，疑诸心而信耳目，疑耳目而信简书。简书愈繁，官方愈伪，法令滋章，巧饰弥多。昔汉之刺史，亦岁终奏事，不制算课，而清浊粗举。魏氏考课，即京房之遗意，其文可谓至密。然由于累细以违其体，故历代不能通也。岂若申唐尧之旧，去密就简，则简而易从也。夫宣尽物理，神而明之，存乎其人。去人而任法，则以伤理。今科举优劣，莫若委任达官，各考所统。在官一年以后，每岁言优者一人为上第，劣者一人为下第，因计偕以名闻。如此六载，主者总集采案，其六岁处优举者超用之，六岁处劣举者奏免之，其优多劣少者叙用之，劣多优少者左迁之。今考课之品，所对不钧，诚有难易。若以难取优，以易而否，主者固当准量轻重，微加降杀，不足复曲以法尽也。《己丑诏书》以考课难成,听通荐例。荐例之理，即亦取于风声。六年顿荐，黜陟无渐，又非古者三考之意也。今每岁一考，则积优以成陟，累劣以取黜。以士君子之心相处，未有官故六年六黜清能，六进否劣者也。监司将亦随而弹之。若令上下公相容过，此为清议大颓，亦无取于黜陟也”(《晋书·杜预传》)。但是杜预的建议却没有为朝廷接受。
泰始六年(270)年初，杜预因得罪司隶校尉石鉴，石鉴便在武帝那里告了杜预一状，被解除守河南尹的职务。当时，鲜卑族首领拓拔树机能骚扰陇右。六月，晋武帝启用他出镇边关，为安西军司，给兵300人，骑百匹。到长安后，任秦州刺史领东羌校尉、轻车将军、假节。杜预刚在秦州就任，石鉴也以安西将军的职务都督秦州诸军事。
当时，鲜卑人秃发树机能起兵造反，势力很大，晋武帝派去镇压的将领，不是战败，就是被杀。石鉴官报私仇，命杜预出击。杜预认为：“虏乘胜马肥，而官军悬乏，宜并力大运，须春进讨，陈五不可、四不须”(《晋书·杜预传》)。石鉴大怒，上奏朝廷，说杜预擅自修饰城门官舍，留止军用物资，贻误军机。于是，杜预被押回，送交廷尉审治。好在杜预娶了公主，按照法律上的“八议”，可以用侯爵赎罪。后来，陇右的战事发展正如杜预所预料的那样，石鉴被秃发树机能打得惨败。于是朝廷大臣都认为杜预长于谋略。
泰始七年(271)十一月，居住在山西地区的匈奴人在酋帅刘猛的带领下武装暴动。从并州向西进到河东、平阳。武帝命令杜预以散侯身分参谋军国大事。不久，升任度支尚书，掌管政府的经济财政事宜。
杜预上奏，主张“立藉田、建安边、论处军国之要”(《晋书·杜预传》)。杜预还充分施展自己的聪明才智，积极进行科发明，制造成功人排新器。此外，杜预还兴建常平仓、调整谷价、管理盐运、制定税赋和建置边防等。在任上，杜预共向晋武帝提出过五十多项治国治军的建议，都被采纳。
石鉴从回京后，报功不实，被杜预揭发，双方仇隙更深，互相敌视怨恨，指责争吵，结果均被免职，杜预仍兼本职。几年以后，杜预又任度支尚书。此后一直到咸宁四年(278)，杜预一共担任七年的度支尚书，提出的建议数不胜数，今述其要者。
元皇后的灵枢将迁往峻阳陵。按旧制，灵枢埋葬之后，皇帝和群臣就可以换上吉服。尚书上奏，说皇太子也该脱下丧服。杜预则认为“皇太子宜复古典，以谅闇终制”(《晋书·杜预传》)，得至朝廷的同意。
杜预发现当时通行的历法不合晷度，经过计算，纠正了其中的差舛，修订出《二元干度历》。此历经过验证，终于取代时历，通行于世。
杜预认为孟津渡口水险，有覆舟之患，提议在富平津修建河桥。有人认为该地曾为殷商故都，历代圣贤没有立桥，其中定有不可立之理。杜预则说：“‘造舟为梁’，则河桥之谓也”(《晋书·杜预传》)。于是杜预力排众议，主持修建了富平津大桥，解决洛阳的交通问题。从设计到施工杜预都付出了极大的心血。等到桥梁建成，武帝和百官都到桥边视察宴饮。武帝举杯赞扬杜预：“非君，此桥不立也 。”杜预则谦虚地回答：“非陛下之明，臣亦不得施其微巧”(《晋书·杜预传》)。
周朝太庙中有欹器(古代的一种倾斜易覆的盛水器，水少则倾，中则正，满则覆，人君可置于座右以为戒)，至汉代还放在御座旁，汉末**，此器不复存在，其形制也失传了。杜预把它重新设计制造出来，奏献武帝，武帝赞叹不已!
咸宁四年(278年)秋，兖豫诸州郡连降暴雨，西晋统治区域内大面积涝灾，晋武帝下诏求计。杜预曾前后两次上书陈述救灾计划。这两篇收在《晋书·食货志》中的奏章是后人研究晋代社会经济状况的重要文献材料。
第一篇：“臣辄思惟，今者水灾东南特剧，非但五稼不收，居业并损，下田所在停污，高地皆多硗 脊，此即百姓困穷方在来年。虽诏书切告长吏二千石为之设计，而不廓开大制，定其趣舍之宜，恐徒文具，所益盖薄。当今秋夏蔬食之时，而百姓已有不赡，前至冬春，野无青草，则必指仰官谷，以为生命。此乃一方之大事，不可不豫为思虑者也。
臣愚谓既以水为困，当恃鱼菜螺蚌，而洪波泛滥，贫弱者终不能得。今者宜大坏兖、豫州东界诸陂，随其所归而宣导之。交令饥者尽得水产之饶，百姓不出境界之内，旦暮野食，此目下日给之益也。水去之后，填淤之田，亩收数钟。至春大种五谷，五谷必丰，此又明年益也。
臣前启，典牧种牛不供耕驾，至于老不穿鼻者，无益于用，而徒有吏士谷草之费，岁送任驾者甚少，尚复不调习，宜大出卖，以易谷及为赏直”(《晋书·食货志》)。
第二篇：“诸欲修水田者，皆以火耕水耨为便。非不尔也，然此事施于新田草莱，与百姓居相绝离者耳。往者东南草创人稀，故得火田之利。自顷户口日增，而陂堨岁决，良田变生蒲苇，人居沮泽之际，水陆失宜，放牧绝种，树木立枯，皆陂之害也。陂多则土薄水浅，潦不下润。故每有水雨，辄复横流，延及陆田。言者不思其故，因云此土不可陆种。臣计汉之户口，以验今之陂处，皆陆业也。其或有旧陂旧堨，则坚完修固，非今所谓当为人害者也。臣前见尚书胡威启宜坏陂，其言恳至。臣中者又见宋侯相应遵上便宜，求坏泗陂，徙运道。时下都督度支共处当，各据所见，不从遵言。臣案遵上事，运道东诣寿春，有旧渠，可不由泗陂。泗陂在遵地界坏地凡万三千余顷，伤败成业。遵县领应佃二千六百口，可谓至少，而犹患地狭，不足肆力，此皆水之为害也。当所共恤，而都督度支方复执异，非所见之难，直以不同害理也。人心所见既不同，利害之情又有异。军家之与郡县，士大夫之与百姓，其意莫有同者，此皆偏其利以忘其害者也。此理之所以未尽，而事之所以多患也。
臣又案，豫州界二度支所领佃者，州郡大军杂士，凡用水田七千五百余顷耳，计三年之储，不过二万余顷。以常理言之，无为多积无用之水，况于今者水涝湓溢，大为灾害。臣以为与其失当，宁泻之不滀。宜发明诏，敕刺史二千石，其汉氏旧陂旧堨及山谷私家小陂，皆当修缮以积水。其诸魏氏以来所造立，及诸因雨决溢蒲苇马肠陂之类，皆决沥之。长吏二千石躬亲劝功，诸食力之人并一时附功令，比及水冻，得粗枯涸，其所修功实之人皆以俾之。其旧陂堨沟渠当有所补塞者，皆寻求微迹，一如汉时故事，豫为部分列上，须冬，东南休兵交代，各留一月以佐之。夫川渎有常流，地形有定体，汉氏居人众多，犹以无患，今因其所患而宣写之，迹古事以明近，大理显然，可坐论而得。臣不胜愚意，窃谓最是今日之实益也”(《晋书·食货志》)。
由于杜预当时对灾情作过调查研究，所以他对灾情原因的分析和所提出的救灾办法，比较符合实际情况。文中，他指出粗放滥垦、火耕水耨和水利设施(陂堨)年久失修是造成灾难性后果的根本原因。杜预认为解决的办法只能是坏陂宣泻。那些建造比较合理的“汉氏旧陂旧堨及山谷私家小陂，皆当修缮以积水”。对“魏氏以来所造立及诸因雨决溢蒲苇、马肠陂之类，皆决沥之”。“宜大坏兖豫东界诸陂，随其所归而宣导之。”至于灾民，除靠政府救济官谷外，还可以让他们借助水产作眼下日给。坏陂的计划如果能实现，“水去之后，填淤之田，亩收数钟。至春大种五谷，五谷必丰，此又明年益也”。杜预还建议把典牧不供耕驾的种牛租借给灾民。在上书中，杜预对西晋政府的办事效率表示忧虑。他谴责某些部门、个别官吏只从自身利害出发，彼此纷争，互相扯皮，使一些地区的救灾工作不能继续下去。
杜预关心国事，因而朝野驰名，人们把他叫做“杜武库”，称赞他博学多通，就像武器库一样，无所不有。
当时，全国尚未统一，西晋王朝只有半壁河山，孙吴政权仍控制著长江中下游以南的地区。不过，孙吴的国力远比西晋要弱，再加上政局动荡，很难同西晋抗衡。晋武帝登位以后一直想发动灭吴战争，可是西晋朝廷内部的意见并不一致。除杜预、羊祜、张华等少数大臣支持晋武帝的想法外，大多数人态度暧昧。朝廷中的一些实力派人物，象贾充、荀勖等则持有不同见解，以致错过了一些灭掉孙吴的极好的战机。
咸宁四年(278年)春，晋军主帅羊祜突然病重，临终前，羊祜向晋武帝举荐杜预接替自己。因而杜预以本官假节行平东将军，领征南军司。羊祜去世后，杜预于十一月被任命为镇南大将军。都督荆州诸军事，特赐追锋车、第二驸马。受命之后，杜预南下襄阳(今湖北襄樊市)接替已经去世的原荆州都督羊祜的职务。到任后，杜预“修缮甲兵，显扬威武”(《晋书·杜预传》)。为即将开始的灭吴战争作战前准备。
杜预驻守的襄阳是西晋南部边境荆州的首府。当时，西晋和孙吴各有一个荆州，形成南北对峙的局面。战争一开始，杜预的首要任务是夺取孙吴的荆州。西陵是吴国的西部边镇，战略位置十分重要。只要晋军能突破西陵，益州的水师就可以顺流而下，直入荆州。对于西陵的重要性，吴国也早有注意。名将陆逊在夷陵之战反攻时，曾指出：“夷陵(与西陵相邻)要害，国之关限，虽为易得，亦复易失。失之非徒损一郡之地，荆州可忧”(《三国志·吴书·陆逊传》)。陆逊子陆抗从没有放松过对西陵的控制，于凤凰元年(272年)平定西陵叛乱。凤凰三年(273年)七月，陆抗病重。仍抱病上书：“西陵、建平，国之蕃表，既处下流，受敌二境。若敌泛舟顺流，舳舻千里，星奔电迈，俄然行至，非可恃援他部以救倒县也。此乃社稷安危之机，非徒封疆侵陵小害也。臣父逊昔在西垂陈言，以为西陵国之西门，虽云易守，亦复易失。若有不守，非但失一郡，则荆州非吴有也。如其有虞，当倾国争之”(《三国志·吴书·陆抗传》)。
但杜预发现自陆抗死后，吴主孙皓逐渐削减了这里的兵力。只是驻守在这里的总督是吴将张政，张政在吴国是比较有名的将领，不除张政，西陵很可能成为未来战争中晋军前进途中的巨大障碍。于是杜预挑选精锐士兵，于十一月突然袭击张政，大败之，杜预因功增封三百六十五户。张政据守要害地方，因没有防备而遭惨败，深感耻辱。于是，没把战败的实情上报孙皓。杜预获悉此情，遂派人将抓到的俘虏送送给吴主孙皓。孙皓大怒，召还张政，派武昌监刘宪取代了他的位置。杜预在大军将至之际，逼敌撤换主将，削弱了吴国的防卫力量，为晋军突破吴国西线防御，创造了良机。
咸宁五年(279年)四月，益州刺史王浚备战多年，见时机成熟，上书请求速伐东吴。他说：“臣数参访吴楚同异，孙皓荒淫凶逆，荆扬贤愚无不嗟怨。且观时运，宜速征伐。若今不伐，天变难预。令皓卒死，更立贤主，文武各得其所，则强敌也。臣作船七年，日有朽败，又臣年已七十，死亡无日。三者一乖，则难图也，诚愿陛下无失事机”(《晋书·王浚传》)。晋武帝认为王浚说得有理，但贾充、荀勖等重臣却认为此议不可行，只有张华大力支持。
八月，杜预在准备就绪后，也上书晋武帝请求伐吴之期。时驻守在扬州前线的王浑上表声称孙吴要发倾国之兵攻打晋国。反对派乘机相阻，使晋武帝对杜预的请战迟疑不决，最后竟同意将灭吴的计划推迟一年。杜预闻后，再次上书：“自闰月以来，贼但敕严，下无兵上。以理势推之，贼之穷计，力不两完，必先护上流，勤保夏口以东，以延视息，无缘多兵西上，空其国都。而陛下过听，便用委弃大计，纵敌患生。此诚国之远图，使举而有败，勿举可也。事为之制，务从完牢。若或有成，则开太平之基；不成，不过费损日月之间，何惜而不一试之！若当须后年，天时人事不得如常，臣恐其更难也。陛下宿议，分命臣等随界分进，其所禁持，东西同符，万安之举，未有倾败之虑。臣心实了，不敢以暧昧之见自取后累。惟陛下察之”(《晋书·杜预传》)。
过了十几天，杜预又上表：“羊祜与朝臣多不同，不先博画而密与陛下共施此计，故益令多异。凡事当以利害相较，今此举十有八九利，其一二止于无功耳。其言破败之形亦不可得，直是计不出已，功不在身，各耻其前言，故守之也。自顷朝廷事无大小，异意锋起，虽人心不同，亦由恃恩不虑后难，故轻相同异也。昔汉宣帝议赵充国所上，事效之后，诘责诸议者，皆叩头而谢，以塞异端也。自秋已来，讨贼之形颇露。若今中止，孙皓怖而生计，或徙都武昌，更完修江南诸城，远其居人，城不可攻，野无所掠，积大船于夏口，则明年之计或无所及”(《晋书·杜预传》)。
杜预表章送到朝廷时，武帝正与张华下棋。张华推开棋盘敛手施礼：“陛下圣明神武，朝野清晏，国富兵强，号令如一，吴主荒淫骄虐，诛杀贤能，当今讨之，可不劳而定”(《晋书·杜预传》)。这时，贾充、荀勖等人又出来反对。大臣山涛竟然强词夺理地说：“外宁必有内忧，今释吴为外惧，岂非算乎”(《资治通鉴·卷第八十》)！但武帝决心已下，立即发兵攻吴。
十一月，晋武帝发兵二十万，以贾充为大都督，分水陆六路攻吴。杜预在这次战争中并没有担任主帅，晋武帝只是任命他为西线指挥，具体任务是取江陵、占荆州，并且在荆州地区负责调遣益州刺史王浚的水师。
太康元年(280年)正月，杜预陈兵于江陵。江陵城防坚固，易守难攻。杜预遂对其围而不攻，以断绝上游吴军的退路，阻止下游吴军西进，动摇其整个西部防御。同时派参军樊显、尹林、邓圭和襄阳太守周奇等人率众沿江西上，攻夺城邑，以接应王浚。仅十几天便夺下众多城城邑，皆如杜预所料。
二月，杜预遣牙门管定、周旨、伍巢等率奇兵800乘夜渡江，奔袭乐乡城。在巴山(今湖北松滋西南)多张旗帜，点燃火把，迷惑吴军。并分兵袭击乐乡附近的各个要害地区，以挫吴军士气。吴都督孙歆震恐，在给伍延的信中说：“北来诸军，乃飞渡江也”(《晋书·杜预传》)。吴人慑于兵威，降者万余。周旨、武巢还在乐乡城外安排伏兵，待孙歆遣军阻击王浚大败撤退时，随吴军进入城内，直入帐下，擒孙歆。因此军中有歌谣说：“以计代战一当万”(《晋书·杜预传》)。
擒获孙歆，等于拔除了江陵犄角。于是杜预下令进逼江陵。吴国督将伍延假装请降，暗中却把兵布置在城上，负隅顽抗。杜预挥军猛攻，一举拿下江陵。长江上游一经平定，沅江、湘江以南，直到交州、广州，吴国的州郡皆望风而降，杜预代表朝廷将其安抚。杜预所部一共斩俘吴国都督、监军十四人，牙门、郡守一百二十多人。杜预还依仗兵威，把吴国将士和屯戍之家迁往江北，充实该地区人口、劳力；给南郡旧地设置长吏，施政理民。于是荆州人心安定，吴人赴者如归。
王浚占乐乡后，为争功，竟上报朝廷，谎称他已得孙歆之头。后来杜预把孙歆活著送往朝廷，洛阳人大笑不已，一时成为笑柄。
接著，杜预在武昌会集各路晋军，商讨进攻吴都。有人认为：“百年之寇，未可尽克。今向暑，水潦方降，疾疫将起，宜俟来冬，更为大举”(《晋书·杜预传》)。杜预不以为然，认为缓兵势必功亏一篑，他说：“昔乐毅藉济西一战以并强齐，今兵威已振，譬如破竹，数节之后，皆迎刃而解，无复著手处也”(《晋书·杜预传》)。杜预的意见终于为大家所接受，于是，在杜预的运筹指挥下，各路大军直指秣陵，所过城邑，望风束手，主张来冬进军的人无话可说，写信给他，表示佩服。
晋灭吴的战争是中国历史上一次重要的战争。它结束了汉末、三国以来分裂割据的状态，使中国重归一统。它也是魏晋南北朝四百年间唯一成功的一次统一战争。杜预在这次战争中的功绩是非常突出的。
凯旋回师后，杜预因杜预功勋卓著，进爵为当阳县侯，封邑增加到九千六百户，其子杜耽也被封为亭侯，为千户，赐绢八千匹。
杜预脖颈上长了个瘤，他进攻吴国时，吴国人忌惮他，就把瓠系在狗颈上给他看；遇到树上长著瘤状的疙瘩，也砍下一块，露出白色，写上“杜预颈”。杜预攻下江陵后，把干这些事的人都杀了。
杜预回镇襄阳后，多次向朝廷陈述，说自己家族世代为文吏，武将并非本行，请求退职，但武帝不许。
杜预认为，“天下虽安，忘战必危”(《晋书·杜预传》)，因而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以强兵富民。一是勤于讲武，兴建学堂，结果江汉一带，广被德化；二是打败山越，交错设置驻屯军营，分别占据要害之地，以巩固安定局势； 三是利用溃水、清水，灌溉万顷原田，分疆刊石，使有定分，结果公私都得利，百姓因此称他为“杜父”；四是开凿杨口水路。过去的旧水道只有从沔汉到江陵一千几百里远近，往北再无水路可通。另外，巴丘湖是沅江、湘江的交汇之处，表里山河，十分险固，是荆蛮人所依恃的险阻。杜预开凿杨口，从夏水到巴陵一千多里，内，泻导了长江之险；外，开通了零、桂的漕运。
由于杜预致力强兵富民，所以南方之人歌颂他说：“后世无叛由杜翁,孰识智名与勇功”(《晋书·杜预传》)。对于公众之事，只要杜预知道，就一定去做；而凡是他做的事，又一定要考度始终，很少失败。有人讥刺他，说他心存琐细，杜预说：“禹稷之功，期于济世，所庶几也”(《晋书·杜预传》)。
杜预颇因自己的能力功业自豪，所以，好为后世之名。他常说：“高岸为谷，深谷为陵”(《晋书·杜预传》)，于是，刻成两块石碑记载自己的勋绩，一块沉埋在万山之下，一块矗立在岘山之上，说：“焉知此后不为陵谷乎”(《晋书·杜预传》)！
杜预几乎没有什么武艺，连骑马都不会，射箭的技术也很糟糕。但每有军事活动，朝廷都要召他参谋规划。他知彼知己，善于同敌人斗智。
他立功之后，消闲从容，沉浸典籍之中，撰著了《春秋左氏传集解》三十卷，为历代《左传》注本流传至今最早的一种，收入《十三经注疏》，对后世的《左传》研究颇有影响，至今仍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并参考众家谱第，写成《春秋释例》15卷。他又撰著《盟会图》、《春秋长历》，自成一家之学，直到晚年才完成。此外，他还著有《女记赞》。当时虽有人评论杜预的这些著作文义质朴直率，可是，世人却没有予以足够的重视，只有秘书监虞挚大加称赏，他说：“左丘明本为《春秋》作传，而《左传》遂自孤行，《释例》本为《传》设,而所发明何但《左传》，故亦孤行”(《晋书·杜预传》)。
据《隋书·经籍志》记载，杜预的书保留到唐世，还有《春秋左氏传音》三卷，《春秋左氏传评》二卷，《春秋释例》十五卷，《律本》二十卷，《杂律》七卷，《丧服要集》二卷，《女记》十卷以及《晋征南将军杜预集》十八卷(已佚)。
梁代钟嵘《诗品》将其列为下品，说他与王济“诗贵道家之言”，但其诗今无所存。
杜预喜好《左传》，已经到了入迷的程度。当时，王济懂得相马术，又喜欢马，和峤则特别喜好聚敛钱财。杜预常说：“济有马癖，峤有钱癖”(《晋书·杜预传》)。晋武帝听了，问他：“卿有何癖？”杜预应声而答：“臣有《左传》癖”(《晋书·杜预传》)。
杜预任镇将时，屡次贿赂朝中权贵。有人问他为何如此，他说：“吾但恐为害，不求益也”(《晋书·杜预传》)。
据说杜预在荆州时，一次饮酒后醉卧斋中，外面的人听到有呕吐声，从门口偷看，发现一条大蛇正垂头呕吐，人们便认为杜预是大蛇转世。
后来，杜预被征召任司隶校尉，加位特进，走到邓县时，不幸病逝，终年六十三岁。杜预死后，武帝嗟叹不已，追赠他为征南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谥成，其子杜锡嗣。
杜预起初曾立遗言：“古不合葬，明于终始之理，同于无有也。中古圣人改而合之，盖以别合无在，更缘生以示教也。自此以来，大人君子或合或否，未能知生，安能知死，故各以己意所欲也。吾往为台郎，尝以公事使过密县之邢山。山上有冢，问耕父，云是郑大夫祭仲，或云子产之冢也，遂率从者祭而观焉。其造冢居山之顶，四望周达，连山体南北之正而邪东北，向新郑城，意不忘本也。其隧道唯塞其后而空其前，不填之，示藏无珍宝，不取于重深也。山多美石不用，必集洧水自然之石以为冢藏，贵不劳工巧，而此石不入世用也。君子尚其有情，小人无利可动，历千载无毁，俭之致也。吾去春入朝，因郭氏丧亡，缘陪陵旧义，自表营洛阳城东首阳之南为将来兆域。而所得地中有小山，上无旧冢。其高显虽未足比邢山，然东奉二陵，西瞻宫阙，南观伊洛，北望夷叔，旷然远览，情之所安也。故遂表树开道，为一定之制，至时皆用洛水圆石，开遂道南向，仪制取法于郑大夫，欲以俭自完耳。棺器小敛之事，皆当称此”(《晋书·杜预传》)。其子孙一一照办。
他心胸宽阔，遇事能够顾全大局。益州刺史王浚是位七十多岁的老将，多年来一直在益州建造战船、培训水军，为战争做准备工作。战争开始以后，他统率水军沿江而下，所向披靡。到达荆州界内，王浚需受杜预指挥调遣。但是，杜预十分尊重他，没有利用自己职务给对方制造任何困难。杜预对将帅们说：“若浚得下建平，则顺流长驱，威名已著，不宜令受制于我。若不能克，则无缘得施节度”(《晋书·王浚传》)。王浚到西陵，杜预写信给他，信中说：“足下既摧其西籓，便当径取秣陵，讨累世之逋寇，释吴人于涂炭。自江入淮，逾于泗汴，溯河而上，振旅还都，亦旷世一事也”(《晋书·王浚传》)。王浚得信大喜，将杜预之信呈于晋武帝。杜预的态度与益州水军率先攻占建邺有著重要的关系。这也同王浚在长江下游的遭遇，成了鲜明的对照。在那里，指挥调遣水军的王浑，怕王浚夺得头功，对他百般刁难。就在王浚排除种种干扰占领建邺、俘获吴主孙皓之后，王浑还在攻击陷害他。和王浑相比，杜预的人品受到了人们的推崇。
此外，杜预还有先见之能。当初，杜预闻卫瓘杀邓艾，便对众人说：“伯玉其不免乎！身为名士，位居总帅，既无德音，又不御下以正，是小人而乘君子之器，当何以堪其责乎”(《晋书·卫瓘传》)？后终如杜预所言。
《晋书·杜预传》评价说：杜预不有生知，用之则习，振长策而攻取，兼儒风而转战。孔门称四，则仰止其三；《春秋》有五,而独擅其一，不其优欤！夫三年之丧，云无贵贱。轻纤夺于在位，可以兴嗟；既葬释于储君，何其斯酷。徇以苟合，不求其正，以当代之元良，为诸侯之庶子，檀弓习于变礼者也，杜预其有焉。
篇5：杜环简介
杜环
《经行记》作者。唐中叶京兆万年（今陕西西安）人，《通典》作者杜佑的族子，生平不详。天宝十载（751），安西节度使高仙芝与大食军战于怛逻斯（今苏联哈萨克江布尔城附近），唐军大败，被俘甚众，杜环从军在营，被俘往亚俱罗（今伊拉克巴格达南库法），后于宝应元年（762）附商船回到广州。著《经行记》，记述其在被俘时期的经历及见闻。
《经行记》原书久佚，惟杜佑于《通典》卷一百九十三《边防典》摘引数段，《太平御览》、《太平寰宇记》、《通志》、《文献通考》均有转引。这些残存文字是记述8世纪中叶前后中外经济文化交流及西亚、中亚各国情况极为珍贵的原始资料。所记有拔汗那国（今苏联乌兹别克费尔干纳）、康国（今苏联乌兹别克撒马尔罕）、师子国（今斯里兰卡）、拂国、摩国（今地未详）、波斯国（今伊朗）、碎叶（今苏联吉尔吉斯托克马克西南）、石国（今苏联乌兹别克塔什干附近）、大食、朱禄国（末禄国，今苏联土库曼马里）、苫国（今叙利亚）等国，包括今中亚及西亚各地。文中记载了唐朝被俘流落在大食国都亚俱罗的工匠有金银匠、画匠、绫绢织工、造纸匠等，反映中国古代工艺技术的西传。其对伊斯兰教的记述至为简要正确。有关大秦法、寻寻法的记载也是重要的宗教史资料。
篇6：杜夔简介
杜夔
中文名称: 杜夔
又 名: 字公良
性 别: 男
所属年代: 三国时代
相关人物: 刘表 曹丕
生平简介
杜夔，生卒年不详。字公良，河南人。极富音乐天才，丝竹八宫，无所不能。东汉末投荆州刘表，曹操占荆州后归曹，任军谋祭酒、雅乐郎中，参太乐事。魏文帝时任太乐令、协律都尉。曾拒为文帝宾客吹笙鼓琴。后因事获罪，被免官。
篇7：杜茂简介
杜茂
杜茂(?—43年)，字诸公，南阳冠军人，东汉大将，“云台二十八将”之一。 杜茂在刘秀征战河北时，投靠了刘秀，为中坚将军，常随刘秀征战。刘秀即位后，杜茂被拜为大将军，封乐乡侯。北击五校农民军于真定，并进降广平。 建武二年(26年)，更封杜茂为苦陉侯。与中郎将王梁先后在魏郡、清河、东郡击败了五校农民军，降其持节大将三十余人，三郡清静，道路流通。 建武三年(27年)，光武帝遣使持节拜杜茂为骠骑大将军，击沛郡，拔芒。时西防再次反叛，杜茂去迎战其首领佼强。建武五年(29年)春，杜茂率捕虏将军马武进攻西防，数月攻克，佼强投奔董宪。 建武七年(31年)，光武帝诏杜茂率兵北屯田晋阳、广武，以防匈奴。建武九年(33年)，杜茂与雁门太守郭凉在繁畤击卢芳部将尹由，卢芳部将贾览率匈奴骑兵万余人前来救援，杜茂与其交战，军败，率军入楼烦城。 当时卢芳据高柳，与匈奴连兵，经常入侵边境，光武帝深以为患。建武十二年(36年)，光武帝遣谒者段忠将诸郡大权交给杜茂，镇守北边。杜茂于是令边疆士兵筑亭候，修烽火。双将金帛缯絮供给军士，并赐边民，使其冠盖相望。此外，杜茂还建屯田，驴车转运等，使农业得以恢复。 建武十三年(37年)，光武帝增杜茂食邑，更封修侯。建武十五年(39年)，坐断兵马禀缣，因使军吏杀人，被免官，削户邑，定封参蘧乡侯。建武十九年(43年)，杜茂去世，子杜元嗣。
篇8：杜诗简介
杜诗
姓名
中文名称: 杜诗
又名: 字君公
性别: 男
所属年代: 汉代
生卒年: ?—前38
生平简介
杜诗，（?-38）东汉机械工程家。字君公。河南汲县（今河南）人。光武帝时，为侍御史。建武七年（公元31年），任南阳太守时，创造水排（水力鼓风机），以水力传动机械，使皮制的鼓风囊连续开合，将空气送入冶铁炉，铸造农具，用力少而见效多。他还主持修治陂池，广开田池，使郡内富庶起来。有“杜母”之称。南阳人称赞说：“前有召父（召信臣），后有杜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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