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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洋务运动与中国改革开放思想的历史寻踪点滴
洋务运动与中国改革开放思想的历史寻踪点滴
19世纪中国对整个世界的看法,包括对经世致用思想对于一国实力的增加有什么帮助,这几乎是每一个对中国近代社会有兴趣的人,都在考虑的问题。因为不管是以后的戊戌变法、百日维新、或是救亡图存、还是以为找到了进化论的这个改造中国社会的所谓法宝,或是保皇或是君主立宪、或是建立共和等等方式,对于中国来说,改革并贸易真正引起中央朝庭的重视,而是民间的力量在起作用,中央集权统治者并没有主动自上而下的进行改革。因而一个维持就有模式的国家机器面前,任何的所谓的改革之路似乎都不能真正找到强盛之路。而仅仅是上引进先进的科学技术同样是不能奏效的,对于这一点已经被一些国家的发展经历所证实。
这一点我们似乎在阅读<<近代中国思想历程>>一书中的一些论述就颇能发人深思--这就是在19世纪的80到90年代,中国已经出现了要求系改革的动态,并且浮现出一批系统改革内政的方案设计。“这种现象不是偶然的,中国不是被动地学习西方,只有从中国内部经世脉络里产生的问题和思路,与西方的理解发生了联系时,才会产生模仿某种体制的直接动力。在这个意义上,单从洋务运动的演变和反思,来解释晚清改革,显然是不够的。”“也就是在这个时期之后,受到西方影响的一些改革思路,不是从洋务运动本身的思想脉络中产生的,而是在京城清议和地方士绅政治化的场域里浮现。它表明,在19世纪不断发展的经世论述,由于其对体制问题的关注,倒是更容易超越西方经济发展的魅力,对西方的内部体制产生感应。”近代中国思想历程>
不过没有了中国的洋务运动,那么国人的这些思想也许是不会建立起来的,因为经历了两次鸦片战争,尤其是中日甲午之战之后,人们好象对于纯粹的用什么实业救国,技术救国的思想以及作用,不再依赖或是崇拜了。
人们基本是比较同意这样的一个观点,那就是中日甲午海战之后,一个竭力鼓吹和推行了这么多年“洋务运动”国家,最终的结局依然是被自己的近邻日本所打败,所以这次失败震动了晚清朝廷。在这样的一种局面下中国向何处去,的确为世人所关注,因为中国的发展和世界列强对中国觊觎的局面,让感到中华的民族的存亡,仅仅是用所谓纯粹发展经济的方式是不能真正强国的'。中国的强国梦一直在做。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中国的洋务运动的发展和兴起,在当时并不触动统治阶级根本利益的情形下,企图依靠洋务运动就能真正改变中国的命运,在今天看来显然是不行的。但是,向西方学习这毕竟是有积极的思想意义的。有人曾把中国所谓的 “洋务运动”也称之为“自强运动”,自强的思想其实在中国人面向西方学习的思想建立起来之初,一些有为之士就有了这样的认识,但是中国的朝廷对于洋务运动与清朝命运的认识并非深刻。因为当时所谓的“洋务”在中国,不过是一些朝廷重臣和一些外省督抚,以他们个人的能力和眼光,在看到了中国时局的一些弊端,以及睁眼看世界之后提出的主张,但是作为中央集权专制的统治阶级,他们作为既得利益者,是不会放弃自己“家天下”的,这种专制主义,其实正是中国近代化不能真正发展起来的主要原因。同时,当洋务派在中国的沿海一代继续进行的时候,清帝国内部,则是在忙于陆续镇压各地的起义和重建帝国的秩序。试想在这样的一种社会政治环境中洋务运动的拮据以及命运,其实在开始进行的时候,结局早就有了答案。
史学界有这样的一个说法,日本的明治维新用几十年的时间,走完了西方国家用了近2才走完的近代化道路, 而中国的洋务运动则成为中国近代化发展史上的一个永久的遗憾。这同时也是中国历史上的创伤和伤痛。但现在我们欣喜地看到中国经济的发展已经步入了快车道,尤其是中国载人飞船成功发射和回收,则对于当代中国的社会经济发展将会是一个最为现实的凝聚力量,同时也展示了中国的社会经济的发展,已经体现出的勃勃生机和活力。相信中国在今后经济的发展里程中,将会以这个具有里程碑的意义历史时刻为契机,深化改革尤其是在政治体制改革方面加大力度,在今后的发展中会取得更为辉煌的成就。
以我的学识评价洋务运动显然是有些力不从心的,但是,任何一个研究和中国近代史的人,对于在中国的历史发展进程中有着非常重要作用和影响的“洋务运动” 是不能不关注的。因为,在我们对历史进行审视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任何历史上的革命或是变革,都是不能在不触动社会的、政治制度中建立起一个新的经济发展模式的,因为所谓的经济的体制所要依赖的仍是整个社会的进步和发展,尤其是对那些不适应经济发展的上层建筑也需要改革,也 要适应经济发展形势的需要才行。
“洋务运动”的三十年,最终以中日甲午之战中的失败,遭受到致命的打击而告终,但是“洋务运动”对于中国的近代化,以及它为了自身的安全所做出的努力,包括在经济发展上所取得的成绩,同样是具有历史意义。而且在所创办的一些工业企业,后来也为中国近代社会的经济发展打下了一定的基础,有些企业甚至成为现代企业的雏型。以山东为例,一些在洋务运动中所建起的一些军用工业和开采的矿山业,都为建国以后轻重工业的发展起到了相当重要的作用。就政治层面的意义来看,“洋务运动”在中国的发展,毕竟阻止和延缓殖民化的进程,并且以自己渐渐发展的工业和军事工业的实力,提高了与列强较量的能力。自然就其思想意义来看,洋务运动毕竟让国人开了眼界,认识到富国强兵的重要性,而落后就要挨打也日益成人国人的共识。
其实,就像我们通过洋务运动本身来思考当代中国国情时,会发现当下中国改革的进程中不得不要遇到的一个问题,就是中国经济的发展和整个社会的发展。我们不真正从政治制度的层面进行改革,我们就很难真正发展为近代国家的,在这里有专家指出了所谓的“后发劣势”的问题,这对于我们今天重新认识“洋务运动” 也是有现实意义的。当年的那些朝廷重臣或是那些地方的督抚对于“洋务运动”的热衷,从自身的条件来看,它不能成为整个国家架构的发展思路或是成为“国策”,在一个封建的以统治阶级既得利益毫无触动的情形下发展自己的经济,而是只是用所谓的技术和科学来强国,在一段时间,或是在一些工业领域中也会取得一些成绩,但是就其经济发展的规律来看,仍然有其障碍发展的因素存在。
现在我们党提出要发展和建立社会主义的现代企业制度,对经济体制改革也出台了很多好的方案,而且政治体制改革也出台了相关的配套措施,可以说中国要想进一步发展,要真正走向富国之路,改革的进一步深化势必要涉及到政治体制的改革,这也是不能逾越的门槛。这次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对于各种经济成份参与经济发展、共建小康社会,提出了一些新的思路。其中的一些提法是这样说的--要大力发展和积极完善引导非公有经济,允许非公有资本进入法律法规未禁入的基础设施、公用事业及其他行业和领域。非公有制企业在投资、税收、土地使用和对外贸易等方面,与其他企业享受同等待遇。要改进对非公有制企业的服务和监管。其中对于产权问题也有新的解释,那就是产权是所有制的核心和主要内容。要建立归属清晰、权责分明、保护严格、流转顺畅的现代产权制度。而这些提法显然是要比过去有了更进一步的开放意识。预示着中国的未来经济发展会在一个新的平台上展开。
显然这个问题也是一个十分敏感的话题,如何让中国的改革继续走下去,产权是不能绕过去的一个槛,那么同样的政治体制改革也是不能绕过去的,因为现在要深化改革,就不能不涉及到政治层面的问题,而这似乎也是洋务运动失败给我们的一个启示,那就是改革不能触及既得利益者,同样也不能不涉及到政治体制的层面。而这一点,也正如经济学家吴敬琏先生所说的,那就是改革不是自己到超级市场去买东西,可以尽挑自己喜欢的的带走,不喜欢的就不要。
(济南 李华新)
篇2:中国思想与历史哲学论文
中国思想与历史哲学论文
摘要:表达的历史(重写的历史)和表达历史的观点和方法都是对历史的反思,在这个意义上西方的历史总是“今天的历史”,它的最高反思形式是现代的分析历史哲学,即现实的批判的历史思想;中国历史是历史自身的同一性超越,它历史地形式化为中国文化,因此它是“历史的今天”,它的最高本质就是作为中国哲学的中国思想。对历史的自觉的思想是历史在人的思想中实现的历史的本质,分析的历史哲学由于最终实现了历史与史观的分析的统一,因而达到了与中国思想在历史问题上互补的境界。
历史是一门既不同于自然科学也不同于社会科学的学科,它既是它的自身,又是自身的对象,它虽然与哲学似乎完全不同,但它所具有的反思性质即它自身的超越却与哲学无异。正是这种超越性使它具有超文化性,从而为不同的历史文化之间的比较提供一个共同的研究平台,历史的自身、历史的重写、历史研究、对重写历史与研究历史的观点和方法的反思即是性质上的同一,又是形式的同构,它暗示了不同的历史文化之间存在的共同基础,历史在认识论的意义上所达到的深度可以把中西哲学带到了一种互补的境界。
一、历史与哲学
历史总是多重意义的:时间意义上的过去的历史,成为了现在的历史事实――这首先是保存在人们的记忆中的历史,然后是指包括文化遗迹和史料中的历史,再就是由历史学家重写的历史,这就是一般意义的被表达的历史,最后是有关历史理论包括关于历史研究,史学观点和方法、关于历史的哲学思想等等,但这一切最终也是都是历史即人类自身的历史。
时间意义上的过去的历史是一个真正的哲学问题,过去的存在比现在的存在更令人困惑,在哲学上更加困难,比如海德格尔(1889-1976)对存在与时间的描述就给读者一种梦境中的挣扎般的印象,但是,虽然时间意义的存在问题如此困难,但至少现在的存在在理性的思想中却是确实的,笛卡儿(1596-1650)说:“我思故我在。”现在的存在因理性的思想而被自觉,或者说在理性的思想中因自觉而被证实,这句话是人类理性的自我意识最终从朦胧时代挣脱的句号,也是人类自身存在的理性自觉自身开始的问号,它宣告了人类从历史的觉醒进入到了思想自觉的时代。
对于历史来说,这意味着历史的真正意义不能离开历史的时间性本质,但是过去总是以被表达的重写方式成为有意义的历史,因此历史学家和历史哲学家相信有两种历史,基于时间的过去的历史即历史的存在和基于表达的历史即被历史学家重写的历史或称之为现在中的历史,他们留下了过去的存在问题去折磨哲学家们,但是他们并不能逃脱历史哲学,因为基于时间的历史最终包括了现在,人们无法区别存在在历史时间之中的现在与在现在之中的历史存在,它的最高形式就是历史学家和历史哲学家在现实思想中的历史反思,在这个意义上历史就是历史的反思或反思的历史,这种历史存在的超越同时性是历史和历史哲学所透露的世界最重要的秘密之一。
人类的历史从不自觉的自身开始经过历史表达的自觉而趋向自觉的历史哲学,这正是人类自觉的一个组成部份,历史的特殊性正在这里,它即是历史的自身,同时又是历史的表达与反思,一方面,作为历史与历史的反思,它们在时间上具有同时性意义,即历史与历史反思的同一;另一方面,作为被表达的历史与对被表达的历史的反思,它们总是以相同的表达的方式实现的,即具有形式的同构性,历史的自身是这样,历史的反思也是这样,因此历史和历史的反思在同一中进行,在同构中重演,人们总是反复地重新理解、思考历史。或许有无数的具体的历史,有千百万历史学中的历史,但无论是时间意义的过去的历史还是表达或被表达的历史的过去,它们具有终级的一致性,否则就没有历史。――这也是一种历史观,也是一种哲学,即历史哲学。
历史哲学主要是关于对历史的本质的认识和对历史学的反思,它同样基于两个层次水平,第一是把历史看作一个整体或作为部份的整体而研究它的原因趋势,简单地说;历史为什么?它是历史哲学中的历史本体论,与以往的用某种观念来解释历史的哲学思想不同,现代历史学家和历史哲学家企图从历史的自身寻找答案而形成某种历史理论,即思辩的历史哲学。第二是把对历史的研究、重写、解释的本身的观点和方法看作为历史的自身,甚至看成是历史唯一有决定意义的部份,它实际上企图回答这样的问题:历史是什么?这时它就成为了历史哲学中的历史认识论,即分析的或批判的历史哲学。
历史哲学不等同于哲学,富有历史精神的中国哲学也不等同于历史哲学或者有一种中国历史哲学,历史哲学从历史表达和对历史的研究中抽象出自己,而中国思想是历史自身的抽象与本质(参见“论中国思想”),因此历史哲学是超越于历史的史学理论,而中国思想是源于历史本质的中国哲学,正是历史自身本质的超越同一性使中国思想成为与西方传统哲学相对照的哲学思想。虽然中国与西方的历史与史观千差万别,它们在历史反思的意义上却是相同的,即历史的反思与反思的历史的互补一致性,历史哲学所提供的思想不仅仅是历史的,也是广义文化意义的,同时又是哲学的,这也正是历史多重性的本义。
二、历史的必然性与偶然性
西方的历史发端于古希腊的英雄史诗,虽然有大量的考古和研究表明这些史诗有一定的事实的真实性,但那不看作严格的历史,这不仅仅是因为其中混合着大量的神话因素和艺术的想象,而是因为这些人物和事件不具有贯穿于整个历史中的真实性即历史时间意义上的因果性。历史的真实在最终的意义上基于时间,这不仅仅是指编年史中的时间,而是隐藏在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背后的历史的必然性,如果没有这种必然性,历史就是偶然的,如果是这样的话,它的一个可怕的直接推论就是现在的一切也是偶然的,世界因而将失去意义,这个推论至少与现在是真实的事实相悖,如果我们承认现在的真实即是历史的必然的话,历史就具有因果性本质。但历史自身总是隐藏在缤纷繁复的偶然性之中,为了捕捉和认识到历史中的因果性,西方的历史和历史学家实际上一直在书写着伴随整个西方历史的史外史。
古希腊的史诗就是英雄史诗,史诗中所表现的英雄的特质就是个性或个性化的人性,他们从自己的处境和环境中造就自己,突出自己,以自己的行为表现个性,但它实际上是一种社会精神,因为英雄是从他人中区别自己,而社会承认和崇尚个性荣誉,这是一种隐藏在个人和事件的偶然性背后的社会的严肃性,它是西方文化精神本质的真正源头,它一但产生,便不会湮灭,它因形式关系而永真,一方面,它体现为社会对个人的尊重,形成了社会意识和价值,另一方面,个性化与自我中心成为了社会文化的主流,不断地追求自我,创造自我,但又不断地失去自我,这就是西方文化的动力之源。尽管西方文化在历史上续灭交替,但西方文化却在形式关系中新陈代谢,最终形成了今天的典型的西方社会形态和主流文化,甚至对英雄崇拜也一直延续到今天,从史诗中的英雄、中世纪的贵族与骑士、资本创业的大亨,一直到今天的媒体中明星,这不是在时间中的延续,而是形式的同构更新。
这种形式同构的另一种表现就是人与自然的关系,自然环境是人类的化生本源,也是生存活动与发展的物质基础,这样也就成为了对立于自然的个性人性的表现的舞台,在西方文化中人与自然的奋斗主要地是为了展示积极的对立性的人性,即对自然的主动挑战精神,这种人性植根于与肉体和物质环境的征服与争夺,表现一种占有的欲望、冲动与冒险行为,在夺取物质与能量的奋斗中实现自我,比如希腊神话中寻找金羊毛的亚尔古船的英雄的远航和荷马史诗中奥德赛的长期的漂泊旅行就充满了这种对自然的冒险和挑战精神,正是在这种冒险经历中才显现个性的英雄,因此这种个性的人性并不同一于自然的本质,而是对立于自然,外在于自然,它的本质表深刻地现为西方文化中超越的神性,所以希腊史诗中的英雄总是处在神的庇护下或是自身具有混合的神性,因此史诗虽然是混合着神话的历史的传说,但正为它包含的这种外在的超越性而具有文化传统的严肃意义,并且把这种传统植入了西方文化的本质。
希腊的古典悲剧所反映的正是这这种文化精神,它们基于人与人,人与环境,最终是人与历史的冲突,不是冲突在历史中的生成与解决,而是冲突的再现,即冲突在历史中的永恒性,这就意味着必然性的反面――不确定性,历史的因果性被毁灭了,这就是历史悲剧的最深刻的本质。悲剧主人公遭受的磨难,人性的弱点和缺陷,甚至偶然的遭遇与不幸,不是历史的必然而是冲突的必然,它表现为人物与事件的偶然性与浪漫性,从而使历史首先以艺术形式出现,西方历史天生地具有一种艺术素质,正来源于此,是历史中的这种个性化的人性与冲突的反复再现而使历史富有艺术的素质,它成为了西方历史与西方文化中最富人性的一面。正是冲突的永恒性而成为历史性,使历史首先以艺术的形式而被表现,并将这种特质带入了西方历史`。
但是中国的历史与此不同,中国历史的时间性和必然性融化在历史本身之中,或者更准确地说中国历史自身就体现为历史内在的时间即历史的连续性,这儿没有对历史的外在超越,几乎没有浪漫性因而也没有浪漫性背后的偶然性,中国历史起源上几乎不存在超越于历史自身过程之外的英雄和史诗,中国古代文化中即没有系统的神话和神系,后来也没有产生超越世俗的宗教之神,承继中国传统文化精神的儒家文化之所以没有成为宗教,正是因为它内在于历史而不是超越于历史之外,它没有超越的神性本质。“子不语怪、力、乱、神。”(论语:述而)怪、力、是自然中偶然性和个性的事物,乱是社会中的历史逆流,神是超越的存在,儒家文化即不是由它们产生,也不会存有与它们的对立的关系,儒家文化缺乏个性精神也正是源于缺乏这种二元化的对立关系,历史的承续就是它的自身,它因历史而延续,它的延期续也就是历史,它赋予中国文化以一种源于历史自身本质的大统一精神,它也给中国文化带来了沉重的负面影响。历史自身的连续性就是历史的必然性,它造就了历史,也造就了与自身同一的反思精神――中国哲学即中国思想。
三、觉醒的历史
如果说希腊神话和史诗不自觉地表现了西方的基本人文者精神,那么希腊的早期历史学家如希罗多德(Herodotus~484-424B.C.)、修西底斯(Thucydides~460-395B.C.)等等就是自觉地去表现这种精神,希腊人视荷马为真实的英雄,因为他英雄式地表达了历史,对神性不自觉的表达在早期希腊历史中变为了自觉的历史表达,西方的历史就是始于这种对历史表达的自觉。希腊的早期历史学家不是像中国古代史官一样以自身方式参入了历史,而是以对历史的道德责任和自身的艺术气质重写历史,对历史的忠实的再记录使历史成为被表达的历史,历史的真实由历史学家的表达的忠实保证,这种忠实是现在对过去的回忆,是一种真实的关系和关系的真实。但是西方文化中超越的神性终于在中世纪再次成为了超越的神性文化,历史表达成为了神学的表达,人性变成了赤裸裸的神性,漫长的中世纪以神性的自觉代替了人性的不自觉。文艺复兴是个性的人性的再次复兴,理性的启蒙也是对历史的再次自觉,它使历史处于一种理性的全面审查的眼光下,启蒙思想家如伏尔泰(1694-1778)等同时是历史学家和哲学家,他们为历史导入了哲学思想,在历史、人性和社会的关系中寻求对历史的理性解释和再认识,但是哲学观念随之也被输入了历史,历史成为了哲学观念的表达,哲学与历史哲学相互交织,几乎是一同兴灭。19世纪的史学借助于科学思想而成为一门真正的历史学科,但是历史与科学本质是不同的,当实证的史学以科学的思维方式和方法处理历史时,他们便把史迹和史料当成了历史自身,历史被分离和肢解,成了科学博物馆中精确的历史标本,在史学取得巨大的成就的时候,历史哲学以突然的反省而再次觉醒而进入20世纪,一方面从对实证的史学方法的反省使历史重新回到自身,再次从历史的本身中寻找历史,但不是从具体的历史中而是从整合的的历史中寻找历史的原因和动力,这就是思想辩的历史哲学;别一方面,从对历史的表达和研究的观点、方法的自觉使历史哲学进入分析的历史哲学。西方的历史就是从不自觉的表达到对历史的自觉的表达,从历史的表达到对历史的研究,进而从对历史的研究到对研究观点和方法的反思;从事件和人物到一个国家和一个民族、一个时代,最后成为不同文化形态的历史,最终走向对对历史表达的方法和观点自身的自觉,即历史表达和研究在自身本质上的反思,对历史在思想上的自觉最终清楚地反映在20世纪的分析的历史哲学中。
历史事实,历史的表达即重写的历史和对历史表达所据有的观点和方法的重新认识在分析意义上都要是对历史的反思,这种反思总是企图对历史的各种表达形式、观点和方法重新加以检讨,虽然现代历史哲学家已经不再援引外在的观念强加于历史而是从历史自身寻求历史的原因,但是这种历史的自身仍然只是部分的历史整合,历史哲学家的一个功绩就是从个别人、个别国家或民族的历史中整合出了文化或文明的形态的历史,这种史学的观点和方法已经从完全是对过去历史的表达转变为在历史哲学的整合方法下对历史的分析,历史在这些观点和方法下具有形态的同构性,它们被称之为历史的同时性。历史学家斯宾格勒(OswaldSpengler1880-1936)和汤因比(ArnoldJosephToynbee1889-1975)的历史理论被称为元历史或思辩的历史哲学,就是因为他们引入了这种整合的方法和相应的历史概念,这是一种超历史的历史,在这种研究中所有的文化或文明形态都具有超历史的相互平行性和同时代性,因而成为可以进行较、分析的研究对象。
在这种史学方法中,斯宾格勒把所有的`人类历史按文化形态进行了分类,他把古典文化叫做阿波罗类型,它的特点是注重肉体和现在,忘怀内在和外在的过去,历史中的人似乎处于历史时间之外,但他们的本质是个体性的,是一种不自觉的人性个性,正是基于这个起源但与此不同,却不是与这种阿波罗型文化本质上的对立,斯宾格勒称之为浮士德型的西方文化就是一种个性的自觉,它的特点是耽于现实的个人贪欲和渴望,无休止地追求个性的自我完美而不惜代价,浮士德用自己的灵魂换取了知识和力量,这正是对西方文化的一个绝妙而深刻的写照,出卖自己的灵魂意味就着背叛自己的历史,知识和力量则象征着西方文化的本质性动力,它正是从这种背叛与对立中源源不断地产生。斯宾格勒从纷杂的具体历史中清理出了作为文化形态的历史,从而导出作为文化形态的历史变迁的过程和趋势。作为各种历史的文化形态,它有产生、生长、和消亡的过程,实际上斯宾格勒用历史的文化同构代替了历史本身,斯宾格勒由此得出了引发大量争议的西方文明的没落的悲观结论,但具有启发意义的是不同的文化形态之间仍然存在历史的必然联系,比如我们可能看出阿波罗和浮士德型文化之间的区别实际上基于这样一种历史变迁,就是从个性的无意识变成了个性个人的自觉,它们不是对立的文化,而是具有文化的同构的,这正说明了西方文化在形式上的承继性,因此西方文化虽然在历史时间的意义上不具有连续性,但具有形式的必然性,这正是西方文化的生命之源,它能在一次次的历史断裂和文化形态的替代中赢得自己的强大生命力,形成为世界上唯一与中国文化连续性相比照和互补的代表性文化。
汤因比进一步发展了斯宾格勒的观念,但他不是从不同文化或他称之为文明的历史关系中入手,而是企图从某个文明的内在的和外在的存在关系中找到它们的自身的原因与动力,一个文明的存在状态决定于它应对来自它所在的内在或外在环境的挑战能力,而这种能力就是这个文明的自身创造能力,这种创造能力即因应对环境的挑战而生,也同时在改变自身与环境的应对关系,不断的挑战与应战就造成了文明的生长、消亡或停滞。汤因比把动力学引进历史形态,虽然和斯宾格勒一样对文化形态作了比较和周期性分析,但他的文明分析具有内在的生命即基于一个文化形态自身的历史,因而他避免了斯宾格勒的悲观的结论。汤因比的历史研究虽然是超历史的,但他在他的研究对象的即某一个文明形态中重新置入了时间,便它获得了自身的生命,他和斯宾格勒一样在历史引入了一种整合的研究方法和分析的观点,具有明确的哲学反思意识。
克罗齐(BenedettoCroce1866-1952)把历史归结为自身统一的精神活动,最终历史就是历史判断,即历史总是以现实的判断的活动方式被再次表达出来,这是一种分析哲学意义上的历史反思,所以他说历史即哲学,这种历史思想的观点需要一种对历史的透视。首先要把历史作为一个活着的整体过程来看待,这里即没有游离于历史自身的个人和个别事件,没有外加于历史的超验的观念,也不是实证的或科学的方法下被拼装的历史标本,而只是历史作为现实的精神活动的自身。第二,在这种观点下,历史研究相似于分析哲学,历史学家据有分析的观点和方法面对历史,而这个过程就是对历史的判断活动,因此在这个意义上所有的历史都是现实的历史判断,历史在对历史的判断中而被表达。克罗齐将历史统一于现实的精神活动,它从黑格尔超越的历史观念和实证主义的超越的方法下把历史归还于现实的历史反思,从而在西方的传统历史中第一次实现了历史自身作为现实精神批判的统一,即历史就是作为现实的精神活动的历史哲学。
科林伍德(RobinGeorgeCollingwood1889-1943)从克罗齐的前沿出发,认为历史的原因在于人的思想,而且它总是在今天人们的思想中复活,一方面历史人物和事件总是由人的思想驱动的,我们只有了解人的行为后面的动机我们才能理解历史,所以所有的历史都是思想史。另一方面,现实从历史产生,因此过去浓缩在现实思想中,历史不过是在今天的思想中重演过去的思想,这意味着历史学家应当清楚自己的任务,批判地重演过去的思想。他的观点事实上是分析的历史哲学的认识论,它聚焦于现实思想与过去思想的关系,而这种关系实现于历史学家思想意识下的历史重演,因此对历史研究归根结底是对历史思想自身的认识。科林伍德实际上是在历史研究领域提出了思想自身的分析性关联这样一种深刻的认识论的问题,由于他已经意识到历史思想自身的历史性,他已经非常接近中国思想在历史反思意义上的本质。按照他的观点,历史总是由历史所形成的历史价值观下的历史重现,这实际上可以成为对中国古代史观的一种辩护,中国历史中的春秋笔法的隐与讳的不直之直虽然在现实生活中是不可取的,但在历史自身的意义上是可以理解的,它甚至能使我们能理解孔子所说的异直:“吾党之直者异于是: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论语:子路)这不是指现实道上的公平与正义,而是指历史自身必须忍受的脱化折磨,是历史成长的烦恼,历史以遗忘的方式前进,以重写的方式形成,历史的灰尘掩埋了多少历史,留下多少历史,这个比例肯定是一个天文数字,但这是历史对自身的超越,这也正是儒家文化从历史获得的自身的历史本质,它给中国文化带来的影响是积极与消极双重的,也是无法避免的。沿着这个方向上的继续探索可以使历史哲学把我们最终引向纯粹哲学意义的中国思想。四、互补的历史文化
历史哲学具有非同寻常的困难,这不仅仅是因为历史内容和历史对象是复杂的,而且是因为作为历史反思的过程自身是动态的,它始终在它的对象与确定对象的方法、观点之间犹豫难决,就是说它几乎难于确定对象但又必须有对象。比如一个具体的历史事件或历史人物如果离开了它历史背景孤立地进行描述就不过像是传奇小说,但是一但要将历史背景引入,就意味着要将部份的历史与所有的历史分离开来,因此就立刻面临观点和方法性问题,历史的编纂首先要从庞杂的史料中编织出背景,不管历史学家是否意识到这点,他们的不同恰恰在于对此的自觉。不同的时代,不同的历史学家会有不同的观点和方法,越是追求历史的真实性与全面性,这个问题就越是暴露出更大的困难,因为最终的历史背景就是历史自己,因此历史学最后不得不走向历史学家对历史的反思本身。因而我们可以看到西方的历史总是交替着被重写,从英雄史诗到史实,从基督教史观到文艺复兴和理性启蒙,从思辩到实证,最后是分析的历史哲学,即现实的历史思想的分析与批判,分析的历史哲学具有强烈的思想性,这正是因为分析不仅仅是作为一种学科的方法被使用于被研究的对象,而是分析意味对研究的观点和方法的自我批判,最终它必然走向思想自身,这就与近中国思想达到了一个相同的境界,中国思想是一种哲学,它就是历史的自觉精神,它的基于现实思想,是思想在历史本质上的反思,在这个意义上,历史一方面是中国思想自身本质的不自觉的历史本质,另一方面又是一般意义的历史即所有在中国文化中表现的历史;而西方历史哲学的分析和批判精神却来自于历史学家的分析和批判的哲学思想,所以历史哲学是分析和批判的哲学思想在历史中的应用,是历史学家对历史的哲学反思,这样西方历史哲学最终成为了在现实意义上对历史的反思,即历史总是在今天被反思的历史,历史哲学家如克罗齐把历史等同于现实的思想,或者如科林伍德的观点,由于历史的思想已形成了历史的价值观,所以历史就是过去的思想在这种价值观下的重演,正是这样一种分析的历史哲学。与此不同,中国思想是历史在自身上的同一性超越,本质上它就是历史自己的精神反思而不是对历史的反思,它是历史的今天而不是今天的历史。分析的历史哲学在自己的方向上体现了历史与思想的一致性归宿,达到了在对历史在现实反思意义上与中国思想的一种共同境界,实际上它们基于历史自身的本质,即历史与现实的相互超越性,这种比照揭示了中西两种文化实际存在的深刻的互补性,中西文化的区别下是这种互补性的表现。比如中国思想在历史领域的实现主要地是以文化传承的方式所表现的儒家学者即“士”个人对历史传统的认同,而西方历史哲学的分析和批判精神是以一种以历史学家个人学术水平而表现的历史观点和方法的学术思想活动,但它们都是历史反思的,通过反思而实现的历史的自觉与自觉的历史。
中国历史也是多重意义的,与西方历史不同的是,中国历史是三源同一:历史事实、历史典籍和历史文化。中国历史从开始特别是从儒家文化开始就一直是以一种历史自身的反省精神出现的,孔子处理中国第一部权威史书“春秋”就被视为中国历史也是儒家文化的典范,他视历史事实和历史记录为历史本身,因此它们是不能更改的,作为历史自身的反思他以自己的文化批判方式反省历史而不是去重新编撰历史。子日:“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窃比于我老彭。”(论语,述而)他以文字方式即笔法表现了自己的批判精神,历史在文化批判刑的意义下被诠释诠释,孔子是历史上第一个运用语言批判方法的文化诠释大师,中国语言文字的所具有精神力量正是来源于此,这种批判性源于历史自身而具有对现实的精神的震慑力量,“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孟子,腾文公下)笔法所表现的文化精神正是历史反思思想的实现方式,中国历史,中国典籍具有天生的同一性,即没有高于历史的超越观念也没有对历史对象或历史内容的实证性方法,历史就是历史自身的超越即历史反思,历史就是历史文化,同时也是表现为历史精神的中国思想的本质,中国的古代史官视历史即真理,为历史而杀身成仁、舍生取义就是这种崇高的历史自觉精神,它使中国文化中充满了沉重的史命感。后世的中国历史编撰虽然在史料、考证等方面有了更大的发展,现代史学也吸收了西方史学的理论,方法和技术手段,但历史精神一直是中国的历史和中国文化精神的主流和动力。
与此不同,西方的历史哲学是一种努力地使自己成为一种超越于历史的学说,虽然近代的来历史学家和历史哲学家总是企图从历史的自身寻找历史的原因和趋势,拒绝来自历史之外的超越观念,但他们总又是不自觉地把新的观点和方法加于历史,无论是历史编撰还是对文化、文明的研究、或者是实证的观点、方法、价值观念,甚至是作为分析的或批判的历史哲学自身都是对历史的外在超越,历史与历史哲学的区别只是由研究过去的历史变为现在的对历史的研究,而分析的历史哲学与一般历史哲学的区别只是由现在对的历史研究的分析变成为对现实的历史思想的分析和批判。但是历史思想总是通过现实中的人的思想而实现的,就是说历史思想和对历史的自觉的思想是一种超越的同一,正是在人的思想中历史才最终实现了自己的本质,分析的历史哲学由于最终把历史与对历史反思思想的认同从而实现了这个本质,即历史与史观的分析的统一。
西方史学和历史哲学由于它自身对历史的超越对立性,因此具有相对于历史的清晰性和操作性,历史也就具有史学中的客观性,在历史研究中引入了科学的思维方式、方法与技术手段,使历史研究具有了科学性、精密性,中国的历史研究因吸收了这些成果也获得有很大的发展。史学和历史哲学也是历史,西方的历史寄寓于艺术而发端,在不断的对立反思中走向思想中的反思自觉;而中国的历史与中国哲学以同一的形态表现为中国文化,因借鉴西方文化而对照性地分析出自身的真正本质,得到更高的精神自觉。历史以互补的方式实现着双重超越,历史的超越也是超越的历史,在这个意义上历史表现了前所未有深度与广度,中国思想与西方哲学的互补性分析与反思所带来启示是重要的,至少使我们已经看到了西方文化与中国文化走向汇合的共同点与可能的方向和趋势。
“历史”就是自身的经验,历史是不证自明的真理。――这不是独断,因为历史已经而且正在说明它,但也是独断,因为我们或许只有这唯一的真理。
篇3:改革开放与中国的现代性建构
改革开放与中国的现代性建构
改革开放的`历史功绩是在坚持社会主义的条件下,将现代性价值从资本主义制度中剥离出来,并将其与社会主义的价值体系整合起来,从而为中国现代化提供制度性维度和文化价值观念;改革开放作为一个历史过程,是一个吸纳与建构现代性的过程,而中国未来改革开放就是要最终构建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性,这一现代性将成为继西方现代性、东亚现代性之后的一种新的现代性而受到世界的瞩目.
作 者:陈尚伟 Chen Shangwei 作者单位:天津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300387 刊 名:理论与现代化 英文刊名:THEORY AND MODERNIZATION 年,卷(期):2009 “”(3) 分类号:G206 关键词:改革开放 现代性 现代化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篇4:浙教版历史与社会思想复习资料
第一课 祖国境内的远古居民
一、我国最早的人类
1.我国境内已知的最早的人类是元谋人,距今约170万年。
2.人和动物的根本区别是会不会制造工具。
二、北京人
北京人距今约70-20万年,保留猿的特征,但手脚分工明显,能制造和使用工具,使用打制石器。
三、山顶洞人
山顶洞人距今约3万年。
第三课 华夏之祖
一、华夏之祖——黄帝和炎帝,人文初祖——黄帝(原因:四发明)
二、尧舜禹的“禅让”
三、1.夏朝的建立,标志着奴隶制度开始了。我国奴隶社会开始于公元前21世纪。
2.约公元前2070年,禹建立夏朝,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个王朝。夏朝的建立,标志着我国早期国家的建立。
第四课 夏、商、西周的兴亡
一、夏朝的兴衰
1.禹死后,把王位传给他的儿子启,使世袭制度代替禅让制,“家天下”取代了“公天下”。
2.约公元前16,汤战胜桀,夏灭商建。公元前1046年,商、周在牧野大战。商灭,武王建立周朝,定都镐,又称镐京,历史上叫西周。
二、西周的分封制
1.目的:为了巩固统治,西周实行分封制。
2.内容:周天子把土地和平民、奴隶,分给亲属、功臣等,封他们为诸侯。诸侯必须服从周天子的命令,向天子交纳贡品,平时镇守疆土,战时带兵随从天子作战。
3.作用:开发了边远地区,加强了统治,使西周成为一个强盛的国家。
第五课 灿烂的青铜文明
1.在原始社会末期,我国已经出现了青铜器。商朝是我国青铜文化的灿烂时期。著名的青铜器有司母戊鼎(造型雄伟)和四羊方尊(造型精美)。
2.与商周同期,我国西南地区的成都平原,也盛行一种独特的青铜文化,这就是举世闻名的“三星堆”文化。那里出土的青铜面具、大型青铜立人像、青铜神树等,引起中外人士的瞩目。
第六课 春秋战国的纷争
一、春秋争霸
1.公元前770年,周平王东迁洛邑,史称“东周”。东周分为春秋和战国两个时期。
2.齐桓公任用管仲为相,积极改革内政,发展生产;同时改革军制,组建强大的军队,以“尊王攘夷”为号令,逐步成为春秋第一霸主。
3.公元前7世纪后期,晋楚双方城濮大战后晋文公成为中原霸主。百年后,楚庄王做了中原霸主。
二、战国七雄
1.战国七雄按东南西北到中间的顺序排列为齐、楚、秦、燕、赵、魏、韩。
2.发生于公元前260年,秦、赵之间决定性战役是长平之战。长平之战使东方六国再也无力抵挡秦国。
第七课 大变革的时代
一、铁农具和牛耕的使用
1.春秋时期是我国奴隶制度瓦解时期,战国时期是我国封建制度的形成时期。
2.我国农业发展史上的一次革命是指牛耕。牛耕:最迟春秋末年使用,战国推广。铁农具:春秋出现,战国推广。
二、著名的都江堰
战国时期,李冰为秦国修筑的都江堰是举世闻名的防洪灌溉工程。成都平原成为“天府之国”。
三、商鞅变法
1.时间、地点:公元前356年,秦国。
2.内容:①国家承认土地私有,允许自由买卖。②奖励耕战,生产粮食布帛多的人,可免除徭役;根据军功大小授予爵位和田宅,废除没有军功的旧贵族的特权。③建立县制,由国君直接派官吏治理。
3.作用:经过商鞅变法,秦国的经济得到了发展,军队战斗力不断增强,发展成为战国后期最富强的封建国家。
篇5:浙教版历史与社会思想复习资料
1、党的地位:党是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核心力量,是现代化建设顺利进行的根本保证。
2、为什么中国共产党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领导核心?源于她的先进性(表现)
(1)三个代表:党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
(2)党的奋斗目标:是谋求民族的独立和复兴、国家的繁荣和富强、人民的解放和幸福
(3)党的性质: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时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
3.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领导和团结全国各族人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自力更生,艰苦创业,为把我国成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奋斗。
4.党的基本路线的核心内容是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
5.为什么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怎样理解发展是硬道理)?
①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是兴国之要,是我们国家兴旺发达和长治久安的根本要求。
②加快经济发展,大力发展生产力,是我们的根本任务。
③增强综合国力、改善人民生活离不开发展;
④巩固、完善社会主义制度,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离不开发展;
⑤保持社会稳定、实现国家长治久安离不开发展;
⑥提高国际竞争力、掌握国际斗争的主动权离不开发展;
⑦完成祖国统一大业、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也离不开发展。
⑧发展是我国当前解决所有问题的关键。
6.为什么要进行改革?(改革的必要性)
①我国的社会主义具体制度还不成熟、不完善,存在着体制上的种种弊端,
②抑制了劳动者的积极性和创造性的发挥,使经济组织失去了应有的活力,
③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只有通过改革才能为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扫清障碍。实践证明,改革是我国社会发展的直接动力。
7、怎样理解改革对我国社会发展的作用?(改革的意义。)
⑴完善和发展了社会主义制度,给我国社会注入了生机和活力,
⑵极大地调动了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
⑶使社会生产力得到了极大地解放,国家经济得到了迅速的发展。实践证明,改革是我国社会发展的直接动力。
8.改革性质:是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和发展;改革的目的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
9.为什么要进行对外开放?
①当今世界是开放的世界,中国要发展必须走向世界。
②只有对外开放,才能利用国外的资金、技术和先进的管理经验,才能更好地利用国内国外两个市场、两种资源,才能紧跟新科技革命的发展潮流,追赶世界先进水平。
③对外开放是我国必须长期坚持的一项基本国策。
10、我国对外开放包括“引进来”和“走出去”两种基本途径。具体措施有:发展对外贸易,利用外资,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创办经济特区和经济技术开发区,到国外承包工程、办企业等。
11、我们青少年应怎样对待改革开放?
①我们每个人都应以主人翁的姿态对待改革道路上的困难和问题,正确对待改革给个人和家庭带来的影响,争做改革事业的拥护者、参与者和推动者。
②我们青少年应树立平等、开放、参与的国际意识,全面提高自身素质,为将来参与我国对外开放事业做好充分准备。
12.我国各族人民的共同理想是什么?
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这也是时代赋予当代青年的历史责任。
13.三步走:①、1990年温饱 ②、总体小康全面小康 ③、2050年实现现代化
14.总体小康特点:低水平,不全面,发展不平衡。
15.为什么要发扬艰苦奋斗的精神?
①艰苦奋斗是通向理想的必经之路,是我们的优良传统,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
②是由我国的基本国情和实现共同理想决定的。
16、提倡艰苦奋斗,并不是提倡过苦日子,当苦行僧。而是反对铺张浪费和贪图享受。我们只有从日常学习、工作和生活做起,自觉磨砺自己,才能逐步把自己造就成能担负众人的人。
17.、我国的基本经济制度是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
18.、坚持基本经济制度的原因:是由我国的性质和我国的基本国情决定的。即我国正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力水平低且发展不平衡。
19、我国的各种经济成分
公有制经济包括国有经济、集体经济和混合所有制经济中的国有成分、集体成分。
非公有制经济包括个体经济、私营经济、外资经济和混合所有制经济中的非公有制成分。
20、公有制经济的地位:
①公有制经济在我国国民经济中居于主体地位,
②是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基础,
③是国家引导、推动经济发展的基本力量,
④是实现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个共同富裕的根本保证。
篇6:浙教版历史与社会思想复习资料
一、培养兴趣,轻松学习“兴趣是最好的老师”,没有兴趣,学习就会从“享受”变作“忍受”,成为负担。有了兴趣,学习就成为一种需求,就学得轻松愉快。学习政治、历史,首先就是要培养对政治、历史的兴趣。
二、“抓基础、重平时” 好多学生都以为政史到最后一个月的时间死记硬背就可以了,其实这种想法是错误的。关键在平时,临时抱佛脚是没有用的,平时的基础是决定胜败的关键。学习时要多看书,熟悉和掌握知识要点;会看书,把握教材的脉络和主要思想、观点;还要多思多想,善于总结,形成自己的看法。学习历史并不是靠死记硬背就能解决问题的,更需要的是理解。在理解的基础上加强记忆非常重要。学习政治侧重于观点、方法的运用,结合实际进行评价与反思。
1.听课的方法。听政治、历史课的方法,可分为“听”“思”“记”三个方面。所谓“听”,即在听课时要抱着认真的学习态度,集中注意力,及时和准确地吸收教师所讲的内容,尤要关注要点,把握重要之处。所谓“思”,即在听课时要主动进行思考,一方面要对听到语音、语义等进行辨识,对所传达的信息及时作出反应;一方面还要对信息加以筛选,以吸收有价值的信息:听课的思考也包括考虑是不是听懂了,有没有疑问等自我质疑。所谓“记”,是指在听讲的过程中在笔记本上做听课笔记。初中阶段的课堂笔记,一般是记录板书提纲、基本概念、重要观点等,还可对教师讲述的内容选择记录,尤其是一些补充性的内容。
2.阅读教材的方法。要想有丰富的政治、历史知识,主要是靠阅读。一般地说,阅读包括认读和解读。认读是搞清阅读材料的文字含义。在认读的基础上,要进一步了解阅读材料的内在含义,这就是解读。不仅要搞清楚 “是什么”的问题,而且要探讨“为什么”的问题。阅读的方式,有泛读和精读之分,要求也不一样。此外,要熟悉教材,就要把教材精读数遍,一般是逐字逐句地读,不放过课文的注释和插图。然后要背教材,各个知识点都不能放过。背的时候通常是先读一遍要背的内容,然后边写边记忆。过一段时间后,再在脑子里如放映电影一样地重过一遍。由于记忆是一个反复的过程,其间伴随着遗忘,所以在进行下一步的时候,有必要再对前边的内容简略地重复一下。记忆就是这样在迂回中不断前进的。
3.记忆的方法。学习政治、历史对学生的记忆力、分析力、理解力、及对社会的感知力都有较高的要求。具体的记忆方法有很多,如联想记忆法、形象记忆法、比较记忆法、归类记忆法、提纲记忆法、图表记忆法、谐音记忆法、歌谣记忆法、数字记忆法,等等。
篇7:中国的文化与思想读后感
中国的文化与思想读后感
学习优秀传统文化凝聚强大精神力量――读常乃惠《中国的文化与思想》有感
马冰华
一日去省运车站送人,由于离发车的时间尚早,逛到了万卷书城,在书架上发现了一本中华书局出版的常乃惠(惠,de)先生所著的《中国的文化与思想》。这是一本出版于1928年的书,因作者是山西榆次人,曾在燕京大学、山西大学、四川大学等校任教,对此书多了份亲近感,就翻看了起来,以至于差点误了汽车,最后把这本书买了下来。
常先生的这本书,不像一般文化学术著作那样深奥难懂。作者以非常简洁的语言梳理了从上古时期直到新文化运动时期的中国文化和思想,让我们能够从整体上对中国文化有一个把握。
习近平总书记说,实现中国梦要弘扬中国精神。中国精神是中华民族的灵魂。读了这本书,我深刻感受到中国传统文化和思想的魅力。科学发展观的核心是以人为本。而早在西周,人本主义思想就在中国兴起。比如《孟子》引自《泰誓》中的话:“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国语・楚语》中记载的“民,天之生之,知天必知民矣”.这种重民的思想在西周中叶产生后,到西周末年就已经非常成熟了,比之西方在文艺复兴时期才出现的人本思想早了近两千年。当然,古时的人本思想跟我们今天的以人为本还是有差别的。对于古代的人本思想,常乃惠先生认为:“当时的民本主义并不像今日共和政体以人民为主体的一样,不过是一种贤君良相的保育政策而已。”他引用《左传》的话说:“良君将赏善而刑淫,养民如子,盖之如天,容之如地”.常先生的认识是很深刻的,古代的民本思想是统治人民的一种策略,今天的以人为本是人民当家作主的治国理念,正如习总书记所说“中国梦是每一个中国人的梦”;“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这就非常明确地指出了党和国家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让人民过上更加美好的生活。读罢本书,我既明白了我们的民族精神的历史传统性,又了解了民族精神的与时俱进性,对于实现中国梦的中国精神更加充满了自信。
常乃惠先生对中国传统的文化和思想,尤其是历史大变革时期的文化和思想做了深刻的评价,对于我们今天依然有很强的借鉴意义。他说:“思想的进退与民族精力的盛衰是成正比例的`”:“魏、晋以后,民族老了,政治、军事方面都退化了,思想也就因之堕落起来,才会产出那样徘徊歧路的怀疑思想和聊以永日的享乐思想。民族思想到了这样地步是非常危险的,照这样下去,是会酿成民族的自杀的。”魏晋以后,中华民族陷入长期的分裂动荡,这和常先生所说的思想的退化是分不开的。今天,我们在思想文化上一直存在着西化和分化的危险,一些食洋不化的人逐渐多了起来,我对此现象感到深深的忧虑,这也说明了我们加强学习中国思想文化的紧迫性和必要性。常乃惠先生说:“文化还不仅仅是代表物质上的生活,他更代表着人类精神上的努力,一切的道德、理想、组织、制度都是文化的表现。”文化是民族的血脉,是一个民族的标签,是凝聚中国力量的中国精神,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我们的民族焕发出勃勃生机,并没有出现像常乃惠先生所说的那种魏晋时期的“民族老了”的现象,但我们依然要警惕思想文化领域的西化和分化,维护民族文化的安全。
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一名普通建设者,我决意将自己对美好生活的追求融入到实现中国梦的伟大实践中去,在努力工作中坚持认真学习,深刻领会中国精神的科学内涵,忠实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贡献自己微薄的力量。
(作者单位:晋城市城区农委)
篇8:“后学”话语与中国思想拓展
“后学”话语与中国思想拓展
中国的后现代后殖民主义研究中,研究者大多不是从某种固有体系出发对后现代潮流加以把握,而是从自己所困惑的问题、当前论战的话题,或由论争激烈态度所引发的学术兴趣开始言说。因此,中国的后现代问题与中国急剧转型的政治话语、经济问题、文化论争紧密相关,从而无可避免地显出芜杂和非体系性:个人介入问题的角度和其对问题的误读或有意误读的层面不同,个体言说的问题和盲区的殊异,知识背景所造成的学术资源和研究角度的差别,以及其提出问题并加以审理的内在动机各异,成为当代后学多元多维的现实问题。因而,对中国后现代而言,与其将之作为一种主义、流派、时尚,不如将之看成是一个胶着的问题集合体。在这个集合体上,前现代的传统性、现代性的理性、后现代的当下性,以及个体与群体、民间与主流、思想史与学术史、个体身位存在与价值信仰等都网状地编织在话语观念体上。遭遇这一问题就意味着进入这一网状结构,同时又不可能将其体系化绝对化,而只能进入个体的言说中看每个个体的有限性和不确定性。但正是这种有限性和不确定性,使我们有可能逃离形而上学、中心主义和所谓终极价值的绝对性,进入到言说的个体有限性中去。一 意义世界与认知地图
后学思想对现代性思想前提的审理,使得走向现代化的中国同时存在着传统性、现代性、后现代性文化断片和经验杂糅,于是,一方面有着全球化意识中的后现代文化视野与跨文化经验,另一方面又有着在后殖民氛围中的文化身份认同与历史阐释焦虑,同时还存在着全球化文化霸权中的历史记忆和民族寓言问题。这种问题的重叠化,语境的杂糅化,场域的错综化,使得“后学”从文化批评进入政治批评领域,并在解构与建构、时尚与守成、虚无与信仰、悲观与乐观中重新书写自我文化身份,当代性的“文本政治”问题因之得以敞开。
(一),后学研究中的学术格局与拓展。
1,“后现代后殖民在中国”与“中国后现代后殖民”是互相联系的问题。
“后现代后殖民主义在中国”主要强调西方后学进入中国后,中国学者在文化冲突中的具体理论反应,一种多元并存的纳受、抵抗、整合、消融的过程;而“中国后现代后殖民”则是一种具有某种普遍意义的后学新思维,逐渐进入中国学者的'学术神经,并成为一种看世界的新角度方法,甚至成为一种新的思想平台或流派。这两个问题有着内在不可分离的联系,又可以看成一个问题的两面,彼此相依,互为因果。后学问题上的“西学东渐”,表明当代中国在哲学思想和文化观念上同世界保持了灵动的联系,并使西方的学院派问题进入中国后,不再是纯理论问题,而成为理论与实践的双重问题。对中国而言不是全面植入后现代问题,而是在现代性全面展开中择优而行。
2,大陆后学研究的理论与实践。
从历史发展的轨迹看,大陆学术界二十年的“后学”研究中,主要做了三方面的工作:一,注重“西方后现代后殖民”研究,不仅对原著大量翻译介绍,出版了为数不少的译著,而且对其历史渊源、发展趋势和内在问题等有深入研究,对西方的后学精神和踪迹有了比较清晰的了解。二,强调“后现代在中国”的研究,对后学进入中国后,中国知识阶层在思想话语交锋中对后现代在中国的特殊症候加以审理,并共时性地遭遇到以下诸多问题:后学研究的阐释中国的焦虑,后现代中的语言学转向及其汉语思想的当代言说方式,后现代哲学与中国哲学审理以及哲学新方向,后现代主义与现代西方哲学关系,后现代主义与社会科学的复杂状态,后现代主义与新实用主义、科学主义、女权主义,形而上学的命运与后现代实在论,后现代问题与当代宗教神学思想,后现代主义与文学艺术的危机,后现代主义之
[1] [2] [3] [4]
★ 洋务运动教案
★ 《改革开放》教案
★ 中国的历史作文
★ 点滴感触
★ 与思想的名人名言
洋务运动与中国改革开放思想的历史寻踪点滴(共8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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