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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就业收入分配社会保障与国家经济安全
就业收入分配社会保障与国家经济安全
分配是国民经济循环的重要环节，分配是生产的结果和延续，但分配对生产又有重要的反作用。主要表现在；分配水平对生产有重要影响。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认为，生产生产着消费，但消费也生产着生产。收入是消费的前提，收入差距拉大对经济发展产生紧缩的束缚作用并难以解脱。收入分配对劳动者的劳动积极性有直接影响。鼓励靠诚实劳动和合法经营取得收入，合理、合法且适度的拉开收入差距有利于调动人民群众的生产积极性，有利于促进生产力的发展。有利于鼓励知识创新、科技创新，也就有利于经济持续稳定的发展。相反，收入分配关系严重失衡，在一个单位内部同工者不能同酬，在全社会收入向少数人倾斜，就会使多数人产生不满情绪，降低劳动者的劳动积极性，也就会制约经济的发展。各国研究证明，社会收入分配差距大小与社会治安案件发案率有着较强的正相关关系，收入分配差距大则治安案件发案率高，反之则低。分配政策与我们党的宗旨密切相关。我们党代表了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具体讲，就是要使最广大人民群众过上富裕美满的生活。坚持“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原则，有效调控收入分配差距，会使绝大部分人民群众生活水平能随着生产的增长而提高。但如果收入分配差距过大，甚至是两极分化，让极少数人过上奢华的生活，而大部分人的生活却未能改善，将会失去人民群众对党的支持和信任，这是我们党所绝对不能允许的。
社会保障制度有着维持社会稳定，调节经济发展等项功能。正如一位资产阶级政治家所断言的：“一个想从社会那里得到养老金的人是最安分守己的。”社会保障制度对社会稳定所起的作用，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已得到证明，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也将同样得到证明。社会保障具有十分有效的平衡需求的作用。在经济衰退时期，社会保障通过给失业者、老弱病残者的扶助，增强了这部分人的购买力，抑制了个人收入的减少趋势，消费需求随之增加，社会总需求也相应扩大，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经济的复苏；在消费需求不足的特殊时期，加快社会保障体系建设，也有利于改善居民的心理预期，扩大消费，促进经济持续快速增长；当经济高涨而失业率下降时，社会保障支出相应缩减，社会保障基金因此增大，减少了社会需求的急剧膨胀，最终又使社会的总需求和总供给达到平衡。
就业、收入分配、社会保障是三个相互联系的问题。就业是前提，没有就业，就谈不上收入分配，个人的生活也就没有保障，积极促进充分就业，通过收入增长的途径，抑制收入差距的扩大，从源头解决社会致贫的根源；收入分配是建立在就业基础之上的，但国家可以通过对制定法规政策调节收入分配；社会保障是最后一道“安全网”，它能够调节由于失业、分配不公等带来的经济和社会问题，从而促进经济的健康稳定增长，保持社会的基本稳定。
二、有关就业、收入分配和社会保障与国家经济安全方面的监测指标和警戒线
就业、收入分配和社会保障与国家经济安全有着重要而密切的关系，从是否影响国家经济安全角度，对就业、收入分配、社会保障情况进行考察和监测就是十分必要的。这里，首先需确定考察和监测的若干统计指标，并运用这些统计指标对就业、收入分配和社会保障进行监测和预测，再综合各种因素确定可能危及国家经济安全的若干警戒线，从而可以及时或提前发出预警信号，以便改善和加强有关工作，保证国家经济安全有效运行。
按照国际通行的统计指标和已经成熟的统计方法，涉及就业、收入分配和社会保障方面的统计指标是比较多的。各项统计指标和数据基本上都可以通过国家统计系统的资料取得。虽然各项指标数据都很有价值，但作为宏观监测指标，还是过多过繁。因此，有必要选择某些核心指标作为监测的基础，并确定其警戒值。我们认为核心指标可以是以下6个：
（一）GDP增长率
这是国家经济发展的综合指标，经济发展可以带动就业增长，可以使居民收入增加，可以将更多的资金用于社会保障，因此应成为首要的核心统计指标。在中国加入WTO，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正溶为一体的新形势下，中国经济的发展与世界经济形势也密切相关，因此，中国经济的增长速度必然受到世界经济发展的影响和制约。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认为确定中国经济增长是否适度不能离开世界经济的发展动态。为此，我们将近十多年来中国与世界经济增长速度作一个比较，如表1。
表1近十多年来中国与世界GDP增长率比较 %
年份 世界 中国 中国―世界
1988 4.4 11.3 6.9
1990 2.2 4.2 2.0
1995 2.7 9.0 6.3
1998 2.5 7.8 5.3
1999 3.3 7.1 3.8
2000 4.7 8.0 3.3
1988～2000 3.4 9.4 6.0
资料来源：《国际统计年鉴》中国统计出版社。
从表1可以看出，以来，中国经济增长速度远快于世界平均速度。但是速度的差距在逐渐缩小，这一方面是世界经济在前几年有所好转，另一方面也由于中国经济总量逐渐增大，不可能再保持很高的增长速度。
从上述趋势分析，我们认为，中国经济增长速度与世界平均速度比较，在“十五”期间高出3至4个百分点左右应属正常的，到“十一五”期间由于中国经济总量进一步增大，经济增长速度高于世界2至3个百分点应属正常。我们认为这两个区间指标值，可以作为对中国经济运行情况的监测值。如果低于上述区间，可以认为中国经济发展过慢，如高于上述区间，可以认为中国经济发展速度过快。
（二）国家财政收入总量及增长率
国家财政收入总量大，就可以用较多的财力去解决失业、收入分配差距以及社会保障问题；国家财政收入增长快，上述各方面的支出也可能增长快，这将有利于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
自1993年以来，国家财政收入的增长速度均快于经济增长速度，财政收入（不含债务收入）占GDP的比重在稳步上升。但市场经济国家中央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普遍高于20%以上，参考国际通行标准，考虑到未来国家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需要，国家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应从现在的15%左右上升到20%左右。因此我们认为，“十五”期间，国家财政收入的增长速度比GDP的增长速度快5至7个百分点应属正常。这个指标值可以作为财政收入状况的监测指标。至于“十一五”及今后更长时间，国家财政收入的发展趋势尚难预料。
（三）城镇失业率
这必然是判断国家经济安全状况的核心指标。但我国对这项
统计的理论认识和实践操作还有一个过程。目前我国政府公布的登记失业率不能客观反映城镇劳动力的失业状况，必须使用国际通行的调查失业率，本课题以下的分析也以调查失业率为依据。
由于目前的登记失业率不能客观反映城镇劳动力的失业状况，很多专家学者以自己的方式推算了我国城镇劳动力的失业率数据，但高低相差很大。有的在10%以内，有的在20%以上。出现如此大的差距，除了计算方法不当外，我们认为还有以下一些认识上的原因：
我国的就业人员中有相当一部分是处于就业不足的状态。这其中有单位的富余人员、农村的剩余劳动力以及城镇各种工作不饱满、收入较低的就业人员。就业不足是就业的一种状态，而不是失业的一种状态。因此，不能把就业不足人员视为是失业人员。与发达市场经济国家相比，我国的就业不足人员占就业人员的比重要高得多。主要原因有三个：一是发达市场经济国家的失业保险面比较宽，失业保险水平也较高，劳动力失业后普遍享受失业保险，生活有了保障。因此，有“盼失业”之说。但我国的失业保障面还比较窄，能领取失业保险金的人还比较少，失业保险水平也低，很多劳动力失去工作后也就失去了生活费来源，因此都力求能再从事有收入的'劳动，就是处于就业不足状态也比失业强。二是我国各类企业、事业和机关单位还没有完全改变“铁饭碗、大锅饭”的机制，单位不能根据生产和工作任务状况随时增减人员，就使相当一部分人处于就业不足状态。三是由于劳动力市场还不健全，再加上户籍管理等方面的限制，劳动力还不能完全自由的流动。就业不足人员实际上也是剩余劳动力，他们中的不少人很可能要成为失业人员。分析就业不足人员可以看出，我国城镇就业问题主要形式既存在一批失业人员，更多的是大量存在的就业不足人员。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体制的确立，就业不足人员将向就业人员和失业人员两个方向分化，失业问题将进一步突现出来，失业率仍将是反映我国劳动力就业状况的主要统计指标。
作为一项综合性指标，对失业率的判断还要受若干重要因素的影响。
1.进城农民工占失业人员的比重
在调查失业人口中，有相当一部分是有土地的进城常住的农民工，前几年国家统计局的调查中户口为农村的在调查对象中约占30%左右，在失业人员中约占失业人员7%左右，我们认为这个比例在相当长时期内不会有大的改变。农村劳动力进城后也可能处于失业状态，但一旦失业则不可能在城镇久留而很快返回农村，当其归属土地后则应视为是有业的。虽然目前有关部门所制定的政策已将这部分人纳入失业保险的范围，但其主要目的还是增加保险费的征缴额，在绝大部分情况下，这部分人是不可能正常领取失业保险金的。因此，这部分人的失业后的思想、经济状态与城镇人口还有较大的区别。如这部分人占的比重大，则可容许的失业率应高些，反之则应低些。
2.失业保险的实际覆盖面
失业保险覆盖面大，失业人员生活有保障，对社会稳定肯定有益；失业保障面大，收缴的失业保险金也就多，对经济发展的调节作用也会增强。可容许的失业率也就能高些，反之应低些。
3.失业保险水平
享受失业保险的人员每月能领取多少失业保险金，对失业人员的经济、思想状况以及失业率的变动都会产生重要影响。失业保险金较高，失业人员失业后仍能有较体面的生活，则思想可能较稳定，但找工作的积极性可能会降低。有的发达市场经济国家由于失业保险金过高，一些人觉得失业后比工作还要实惠。前几年西欧发达市场经济国家失业率一直在10%以上，有的国家甚至超过20%，但并没有对社会稳定造成大的威胁，失业人员生活水平尚可是一个重要原因。反之，失业保险金较低，造成失业人员生活水平下降过多或生活发生困难，则对社会稳定的影响大，但也会促使失业人员积极去找工作（经济学家把这种现象称之为保险与失业的悖论）。我国《失业保险条例》规定失业保险金的标准，按照低于当地最低工资标准、高于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的水平，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确定。从我国的国情出发，坚持失业保险的低水平是较合适的选择。
市场经济的发展历程表明，有一支一定规模的失业大军是劳动力供给的“蓄水池”，是保证市场经济正常运行的基本条件之一。由于经济结构调整和劳动力“跳槽”、“选业”等现象，社会上必然始终存在一定量的失业人员，经济学家把这类失业而导致的失业率称之为“自然失业率”。处于自然失业率时又称充分就业。各国经济学家一般认为，自然失业率最低为3%。市场经济国家对失业率“度”的掌握大体标准是：5%以内的失业率属劳动力供给紧张型，5%左右属劳动力供给宽松型，8%以上为失业问题严重型（也有一种观点认为失业率达两位数才能说是严重型）。美国90年代一般认为充分就业的标准是5.5～6%的失业率，低于5%就认为是劳动力供应紧张。
我国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国家，政府的工作目标是要走共同富裕的道路，把失业率降到最低点应是我们的努力方向。但我国又是一个劳动力资源十分丰富而人均自然资源相对贫乏经济不够发达的国家，把失业率降得过低也是不现实和不必要的。因此我们可以大体参考发达市场经济国家提出的标准。
由于我国的失业保险覆盖面还在扩大，预计将扩大到全部失业人员的40%左右。因此在失业保险覆盖面为40%，农村劳动力占失业人员25%左右，失业保险金低于当地最低工资标准、高于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的水平的前提下，我国失业警戒线拟掌握在（如表2）：
表2 我国城镇的失业警戒线 %
安全 基本安全 有风险 有重大风险 危机
34 5 7 10
按底资料计算，目前全国城镇经济活动人口约在22500万人左右，因此1个百分点就是225万人，7个百分点就近1600万人。这个绝对数还是相当大的。
（四）基尼系数
这是国际通用的反映居民收入分配差异情况的综合指标。其计算方法也很成熟，我国多年来已利用此项指标分析城乡居民收入分配情况。各国经济发展的进程表明，居民收入差距随着人均收入水平提高而呈倒U型变化。经济专家认为，基尼系数小于0.2为高度平均，大于0.6为高度不平均，国际上通常将0.4作为警戒线。我国是发展中的市场经济国家，为保持经济增长的活力，在“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同时，居民收入差距拉大对刺激经济增长有一定好处；但我国又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发展的最终目标应是共同富裕。因此，我国政府不应允许居民收入无限制的扩大。因此，我国的基尼系数警戒线拟掌握在：
表3 我国居民收入基尼系数警戒线
安全 基本安全 有风险 有重大风险 危机
0.3 0.4 0.450.5 0.6
>
（五）城乡收入差距
我国是城乡两元社会的特殊国情，在考察我国居民收入差距时，对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变动情况应给予特别的关注。目前考察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资料主要是城镇居民的可支配收入和乡村居民的纯收入。对这两项指标的可比性，有的学者有一些不同看法，有的人认为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中没有包括或低估了一些福利性（如医疗、住房补贴等）收入，也有一些人认为由于城乡居民支出结构存在较大差别，乡村居民收入的“含金量”要高于城镇。上述两类分析虽都有一定道理，但由于缺乏较全面的统计资料作为支撑，因此还难以作为重要因素在分析中加以考虑。因此，本文还只能以国家统计局颁布的权威资料作为分析的依据。
在判断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合理性时，还应考虑我国的一些特殊国情，如我国目前在城乡所实行是不同的计划生育政策，城镇“一对夫妇只生一个孩子”，而乡村则一般可生两个（近几年在少数经济发达的乡村也开始提倡生一个），少数民族地区政策还更宽些。生育子女多，负担系数大，人均收入水平必然相对下降。由于生育政策的不同而引起的收入水平的差异有一定的合理性。在分析时可考虑扣除这一因素。现以1990年我国第四次人口普查资料为例（因1990年生育的子女现在还没进入劳动力年龄），当时妇女总和生育率（即妇女在生育年龄共生育子女数）乡村为2.6，而城镇仅为1.6。乡村比城镇高62.5%。考虑到1990年以后乡村总和生育率有一定的降低，因此我们以0.7（略低于实际数）作为缩减比例对城乡收入差距进行调整，其结果如表4：
表4 城乡居民收入缩减分析
年份 居民收入（元） 缩减比值
城镇 乡村 比值
1990 1510.2 686.3 2.200 1.54
2001 6860.0 2366.0 2.899 2.03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人口与社科统计局。
从表4可以看出，扣除生育子女的因素后，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要小的多。按国际上通行的标准和我国新中国成立以来城乡经济的发展状况，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一般在1.7:1是安全的。但近来，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最小的年份也大于1.7:1，这说明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是很大的，已成为制约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问题。
综合国际上的研究成果和我国几十年的发展状况，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警戒线（不扣除生育因素）拟为（以乡村居民收入为1）：
表5 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警戒线
安全 基本安全 有风险 有重大风险 危机
1.7 2.02.5 3.0 3.5
（六）社会保障资金的支付能力
社会保障基金是政府立法强制征收的专项计息基金，是广大参保人员的“养命钱”和“保命钱”，是社会保险制度正常运转的物质基础。如果发生资金筹措不足或管理不善而引发无能力支付的情况，特别是如发生不能支付退休金的问题，将直接引起离退休人员的不满，并能很快引发诸如上访、静坐以及冲击政府机关等类群体性不安定事件，将直接影响社会稳定和经济安全。西方将这类事件称为社会保障的“定时炸弹”。因此，社会保障资金的筹集和支付能力这两类指标也应是判断对国家经济安全影响的核心指标之一。
通常用基金率来衡量当期失业保险基金的支付能力。当期失业保险基金率(I)是当期期初累积基金(T)与当期预计基金支出(M)之比，计算公式为：I=T/M
社会保障基金率是一个相对数，它消除了价格、经济增长等诸多因素对保障累积基金的影响，可以用于不同时期社会保障基金支付能力的对比分析和长期趋势判断。
经验表明，合理的基金积累一般为月支出额的3倍。据了解，目前从全国范围来说，我国社会保障资金的支付能力还是比较安全的。
篇2：就业收入分配社会保障与国家经济安全
就业收入分配社会保障与国家经济安全
分配是国民经济循环的重要环节，分配是生产的结果和延续，但分配对生产又有重要的反作用。主要表现在；分配水平对生产有重要影响。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认为，生产生产着消费，但消费也生产着生产。收入是消费的前提，收入差距拉大对经济发展产生紧缩的束缚作用并难以解脱。收入分配对劳动者的劳动积极性有直接影响。鼓励靠诚实劳动和合法经营取得收入，合理、合法且适度的拉开收入差距有利于调动人民群众的生产积极性，有利于促进生产力的发展。有利于鼓励知识创新、科技创新，也就有利于经济持续稳定的发展。相反，收入分配关系严重失衡，在一个单位内部同工者不能同酬，在全社会收入向少数人倾斜，就会使多数人产生不满情绪，降低劳动者的劳动积极性，也就会制约经济的发展。各国研究证明，社会收入分配差距大小与社会治安案件发案率有着较强的正相关关系，收入分配差距大则治安案件发案率高，反之则低。分配政策与我们党的宗旨密切相关。我们党代表了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具体讲，就是要使最广大人民群众过上富裕美满的生活。坚持“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原则，有效调控收入分配差距，会使绝大部分人民群众生活水平能随着生产的增长而提高。但如果收入分配差距过大，甚至是两极分化，让极少数人过上奢华的生活，而大部分人的生活却未能改善，将会失去人民群众对党的支持和信任，这是我们党所绝对不能允许的。
社会保障制度有着维持社会稳定，调节经济发展等项功能。正如一位资产阶级政治家所断言的：“一个想从社会那里得到养老金的人是最安分守己的。”社会保障制度对社会稳定所起的作用，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已得到证明，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也将同样得到证明。社会保障具有十分有效的平衡需求的作用。在经济衰退时期，社会保障通过给失业者、老弱病残者的扶助，增强了这部分人的购买力，抑制了个人收入的减少趋势，消费需求随之增加，社会总需求也相应扩大，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经济的复苏；在消费需求不足的.特殊时期，加快社会保障体系建设，也有利于改善居民的心理预期，扩大消费，促进经济持续快速增长；当经济高涨而失业率下降时，社会保障支出相应缩减，社会保障基金因此增大，减少了社会需求的急剧膨胀，最终又使社会的总需求和总供给达到平衡。
就业、收入分配、社会保障是三个相互联系的问题。就业是前提，没有就业，就谈不上收入分配，个人的生活也就没有保障，积极促进充分就业，通过收入增长的途径，抑制收入差距的扩大，从源头解决社会致贫的根源；收入分配是建立在就业基础之上的，但国家可以通过对制定法规政策调节收入分配；社会保障是最后一道“安全网”，它能够调节由于失业、分配不公等带来的经济和社会问题，从而促进经济的健康稳定增长，保持社会的基本稳定。
二、有关就业、收入分配和社会保障与国家经济安全方面的监测指标和警戒线
就业、收入分配和社会保障与国家经济安全有着重要而密切的关系，从是否影响国家经济安全角度，对就业、收入分配、社会保障情况进行考察和监测就是十分必要的。这里，首先需确定考察和监测的若干统计指标，并运用这些统计指标对就业、收入分配和社会保障进行监测和预测，再综合各种因素确定可能危及国家经济安全的若干警戒线，从而可以及时或提前发出预警信号，以便改善和加强有关工作，保证国家经济安全有效运行。
按照国际通行的统计指标和已经成熟的统计方法，涉及就业、收入分配和社会保障方面的统计指标是比较多的。各项统计指标和数据基本上都可以通过国家统计系统的资料取得。虽然各项指标数据都很有价值，但作为宏观监测指标，还是过多过繁。因此，有必要选择某些核心指标作为监测的基础，并确定其警戒值。我们认为核心指标可以是以下6个：
（一）GDP增长率
这是国家经济发展的综合指标，经济发展可以带动就业增长，可以使居民收入增加，可以将更多的资金用于社会保障，因此应成为首要的核心统计指标。在中国加入WTO，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正溶为一体的新形势下，中国经济的发展与世界经济形势也密切相关，因此，中国经济的增长速度必然受到世界经济发展的影响和制约。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认为确定中国经济增长是否适度不能离开世界经济的发展动态。为此，我们将近十多年来中国与世界经济增长速度作一个比较，如表1。
表1近十多年来中国与世界GDP增长率比较 %
年份
[1] [2] [3]
篇3：社会保障改革与经济市场化
社会保障改革与经济市场化
在西方发达国家，社会保障是伴随着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确立而产生，并且也随着这种市场经济体制的变化而不断作出相应的调整与改革。在这种变化过程中，家庭的脱父权制化与劳动力的脱商品化是两个非常关键的因素并发挥着重要作用。尤其在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开始席卷整个西方发达国家的社会保障体制改革中，从理论角度来探讨家庭的脱父权制化与劳动力的脱商品化和社会保障之间的关系，从而来推断出一个国家采用了何种社会保障模式以及怎样的社会保障制度发展或改革的轨迹。本文首先将探讨这个问题。其次，长期以来我国虽然在社会保障制度产生的背景，发展的过程及其基本理念上，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并不完全相同，但这种根本性的社会保障制度的改革几乎是在同一时期开始，而且在其改革的背景上，也有许多相似之处，即人口的老龄化带来了国家财政对社会保障负担的不断加重。为了改变这种状况或者解决这一问题，我国与西方发达国家所采用的社会保障制度的改革措施也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而且，我国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过程中，如何来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保障制度也已经成为当务之急，并在如何进行改革，以使得现行社会保障制度更加符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方面，人们已达成了共识。因此，本文将在分析资本主义社会中家庭的脱父权制化与劳动力的脱商品化与社会保障制度改革之间关系的基础上，来研究我国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的演化轨迹，这对当前的社会保障制度改革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一、社会保障制度改革与劳动力商品化・家庭父权制化
1.社会保障改革与劳动力的商品化
在资本主义社会，人们普遍认为社会保障是作为一种危机管理机制而存在的。但资本主义存在的一个不可或缺的前提条件是劳动力的商品化，这在马克思的《资本论》中已经充分地得到了论述。而在西方各国，劳动力的商品化或者工资劳动存在的一个基本条件则是家务劳动的存在。劳动力与一般商品一样，为了在市场上可以自由买卖，必须克服其特殊性。而市场经济的确立使劳动力能顺利地实现商品化。但劳动力的商品化还是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并不是所有人的劳动力都能够成为市场上的自由买卖对象。由于经济与道德上的原因，存在着无法成为商品化的劳动。
在资本主义社会，能够商品化的劳动是工资劳动，而不能商品化的劳动则是家务劳动。但把人类活动区分为工资劳动与家务劳动并不是只有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才有，重要的是二者互为前提条件。没有工资劳动，生活所必需的东西无法从市场上获得；而家务劳动与人类的再生产具有密切的关系，从这一点上来说，家务劳动是工资劳动存在的一个前提条件。
2.社会保障制度改革与家庭的父权制化
父权制(patriarchy)是制衡工资劳动与家务劳动之间关系的一种机制。它至少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产生出以下两种关系：第一，工资劳动相对于家务劳动具有一定的优势；第二，人类基于性别而进行了固定的劳动分配。在父权制下，女性从事家务劳动，男性则从事工资劳动，由此形成了男性相对于女性处于有利地位的社会关系。而这种近代家庭形态是在自由资本主义时期产生，也是在劳动力的商品化与家庭的父权制二者相互结合下形成，它是一种使劳动力商品化与父权制并存成为可能的制度，也是二者历史妥协的产物。
社会保障制度的产生，意味着国家介入并渗透到私有领域，而且今天各种社会保障政策已经参与到人类的生活世界中。在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保障政策不仅对劳动力商品化进行了限制，而且企图操纵和控制其宏观与微观经济体制。为了实现这个目标，人们期待社会保障能够扮演资本主义社会的危机管理机制这一角色，实际上迄今为止在一定程度上已经达到了这个目的。
二、社会保障制度改革与劳动力脱商品化・家庭脱父权制化
1.社会保障制度与劳动力的脱商品化
社会保障不仅能够促进劳动力的商品化，反过来也能在一定程度上解除这种商品化，即脱商品化。虽然在经济市场化条件下劳动力的商品化将是不可避免的，但如果社会保障政策上的各种限制与各种支付带有社会权利这种特征的话，那末劳动力的商品化将会变得比较脆弱，例如，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存在可以减轻饥饿压力；社会保险的存在意味着劳动力市场规律不能简单地发挥作用。在实施社会保障的国家中，劳动者由于生病、受伤、残疾、失业、老龄等原因，即使失去了劳动能力，维持生计还是可能的。这种劳动力商品化的缓和被称为脱商品化。而这种劳动力脱商品化主要是由各种政治、经济以及社会因素所造成的。但同样值得注意的是，脱商品化并不意味着劳动力商品化的消失。
Esping-Andersen(1990)把老龄、疾病、失业时的收入保障作为衡量脱商品化的指标，具体有养老金替代率、领取期限、自己负担保险费的多少、领取者的覆盖率等。通过这些指标可以解析出社会保障制度下的劳动力脱商品化程度。他们还利用这些指标测定了西方各国的脱商品化程度的高低，其结论是，存在着社会民主主义（北欧），保守主义（奥地利、法国、德国、意大利），自由主义（加拿大、美国、澳大利亚）这三个自高至低层次的社会保障模式。
2.社会保障制度改革与家庭的脱父权制化
20世纪后半期西方发达国家的社会保障制度，开始是以近代家庭形态为前提条件的，这种家庭形态已经成为社会安定的基石。许多西方发达国家在制定与实施各种社会保障政策时，以不损害这种近代家庭形态为基础，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强化了这种家庭形态。但到了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近代家庭形态开始发生了变化，形成了以服务行业为主的新型女性劳动力市场，女性的就业率不断上升。女性在经济上自立程度相对提高的结果，是每个人即使没有近代家庭也能够生存下去，在这种情况下，这种近代家庭形态已变得比较脆弱。
随着近代家庭形态的变化，社会保障制度也随之发生了变化，反过来社会保障制度的改革又带来了近代家庭形态的变化。社会保障政策已难以维持父权制式的近代家庭形态这种倾向，被称为脱父权制化。目前存在着许多表示脱父权制化倾向的指标。首先是劳动条件的限制，如是否存在着男女就业机会均等的法制，如果存在的话其实施的程度又如何。其次，从各种社会保障制度中能够分析出脱父权制化的程度，例如征收社会保险费是以家庭为单位还是以个人为单位，前者与近代家庭形态相一致，而后者是与脱父权制化相一致；遗产保险金的有无对于近代家庭形态的存在具有重大意义；另外社会保障支付中男女是否平等也是促进还是阻碍女性就业的因素之一。
20世纪后半期以来，虽然随着近代家庭形态的变化，脱父权制化倾向越来越明显，但其程度在各个国家却并不相同。值得注意的是，脱父权制化并不意味着父权制的废除。而且，脱父权制化的程度，是受到了各种政治、经济以及社会因素的影响。
三、脱父权制化与脱商品化的相互交叉
即使在现代社会保障制度中，劳动力商品化与父权制的结合也表现得很明显。但与此同时，随着社会保障的实施，脱父权制化与脱商品化的倾向也不断表现出来。因此，在现实社会中，商品化・脱商品化与父权制化・脱父权制化这二者的交叉是可能的。在这个前提条件下，在劳动力商品化与父权制化这两个坐标中，可以窥视出一个国家的社会保障模式（见图1）。
> 附图
图1 从商品化与反权制化观察到的社会保障模式
第Ⅰ象限，是脱父权制化与脱商品化相互结合得最为典型的社会保障模式，以瑞典为首的北欧各国属于这个象限。1970年以后，瑞典与其他欧洲国家一样，进入了长期的经济萧条时期。而当时的社会民主党政府仍然采用了以前的提高社会保障支付水平等内容的社会政策，但经济并没有好转，失业率居高不下。在1973年的议会选举中，由于社会民主党单独没有获得半数以上的议会席位，因此此后对过去的社会保障扩张政策进行了修正。这次修正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第一，为了达到充分就业这个目的，不仅仅强化产业政策，而且也不得不采取了抑制工资水平增长的政策。第二，扩大社会保障的基本方针虽然不变，但根据情况却降低了一部分社会保障的支付水平。
在这种政策条件下，瑞典在确保就业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功，但经济状况仍然没有实现根本性的转变，并于1976年的选举中，社会民主党政府终于下台。但在1982年10月，社会民主党重新执政，并吸取以往教训，采取了区别于以前的“第三条道路”的政策。在社会保障上，“第三条道路”的政策既不是扩张政策，也不是紧缩政策，而是一种折衷的办法。具体来说，劳动者自觉地抑制工资水平的提高，而资本家对公司的收益分配也采取限制措施，其结果是资本家通过公司收益的改善，扩大雇佣；而劳动者作为自觉抑制工资水平的回报，进一步享受到强化社会保障政策所得到的好处。因此，瑞典虽然在各个时期采取不同的社会保障政策，但总的来说，是一个脱父权制化与脱商品化程度比较高的国家。
第Ⅱ象限，是脱商品化与父权制化相互结合得最为典型的社会保障模式，作为社会支出对GDP比重非常高的国家，德国属于这个象限。虽然与北欧各国相比，德国与法国、意大利等国家，在脱商品化上仅处于中等程度的国家，但与美国等自由主义国家相比，就显示出比较高的比重。同时，德国的社会保障政策具有“补充性原则”这个特征，在这个原则下，个人的需要首先是通过家庭来补充，这个措施如果实施困难的话，国家再介入。换句话说，在社会保障制度中，家庭单位的特征比个人单位要明显得多。并且德国实施社会保险制度的一个前提条件是近代家庭形态的存在，家庭妇女也处于一种抚养家庭成员的地位，而这种方式是通过社会保障中家庭支付来实现的`。因此，德国的社会支出规模相当大，脱商品化也达到了较高的程度，但它仍然属于父权制国家。
第Ⅲ象限，是商品化与父权制化相互结合得最为典型的社会保障模式，日本基本上属于这个象限。在社会保障支付方面，日本是采用了以家庭为单位这种方式。具体来说，在设计社会保障支付水平时，把其家属的因素也考虑在内。这种做法的一个基本理念是鼓励父权制式家庭形态的存在，并认为这种家庭形态是日本经济发展的一个基石。在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日本虽然开始对其社会保障制度进行了改革，但这种理念基本上还是被保留了下来。同时，在养老、医疗等领域，基本上采用社会保险方式。这与欧洲各国相比，比较强调个人在社会保障方面的作用。因此，劳动力的脱商品化程度比较低。另外有爱尔兰，脱商品化程度也很低，但由于是一个受天主教影响非常大的国家，所以它也属于这个象限。
第Ⅳ象限，是商品化与脱父权制化相互结合得最为典型的社会保障模式，在这个象限中，美国是最为典型的。在社会保障学界，一般认为美国虽然在经济上是“巨人”，但在社会保障方面却是一个“矮子”，美国经济的市场化程度很高，并崇尚自由与强调个人的作用。这种基本理念也贯穿于整个社会保障领域，美国在考虑如何来保障公民生活时，比较注重个人的作用。因此，与欧洲各国相比，美国的社会保障制度的完善程度要差一些。在这种背景下，美国的社会支出规模（对GDP比重）比欧洲的福利国家要小，同时脱商品化倾向也很弱，在主要发达国家中仅次于澳大利亚。但美国女性的就业率则很高，而且男女之间就业机会的差距在发达国家中相对较小。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美国在发达国家中的脱父权制化程度相对较高。
四、社会保障模式的变化轨迹
首先来比较一下西方发达国家在这四个象限中的特征。
第一，瑞典与美国，在脱商品化这一点上是处于相互对立的位置，迄今为止人们把它们看作是正反的两个国家；但在脱父权制化方面，它们又是那么接近。另外德国在脱商品化方面已达到了相当高的程度，与美国相比具有一定优势，但在脱父权制化上，美国比德国更具有优势。
第二，关于北欧的保守主义与社会民主主义之间的差异性，这二者之间的差异主要是来自于脱父权制化上的差异，而并非来自于脱商品化上的差异。
第三，在西方发达国家的社会保障领域中，存在着英美模式与欧洲模式的对峙。从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起，世界各国对本国的社会保障制度都进行了较大范围的改革，在这次改革中，存在着英美模式与欧洲模式这两种形式。英美模式，是指当时英国的撒切尔首相与美国的里根总统上台以后，对本国的社会保障制度实施了根本性的改革，其改革的主要内容是停止公共部门的直接支付并改为间接支付（税收政策上的优惠，各种补助金等）。而欧洲模式，虽然也实行了各种合理化措施来抑制社会保障费用的增长，但仍然维持公共部门在一定程度上的继续存在。而英美模式与欧洲模式的对峙，在图1中表现为（Ⅰ＋Ⅱ）对（Ⅲ＋Ⅳ）。
各种社会保障模式，确实可以从商品化与父权制这两个角度来确定其特征。但处于世界经济一体化进程中的社会保障模式，是很难用商品化与父权制的对等来衡量的，往往商品化比父权制化更显示出它的优势。因此，在当今世界中，（Ⅰ＋Ⅱ）对（Ⅲ＋Ⅳ）这种以商品化为基础的对立轴，要比（Ⅰ＋Ⅳ）对（Ⅱ＋Ⅲ）这种以父权制为基轴的对立轴显得更加尖锐。这是由于资本更容易一体化所带来的后果。而父权制是很难超越国境传播到他国，虽然经常发生失业“出口”这种现象，但父权制的“出口”是很难的。而且，在不断加大的国际竞争压力下，商品化・脱商品化轴的反应则显得更加敏感。
第四，是关于社会保障模式变化的轨迹。图2中，表示了西方发达国家社会保障模式变化的两条轨迹。第Ⅲ象限是与自由资本主义阶段相对应，而在现实生活中，它是社会保障模式建立的起点。在西方发达国家，社会保障模式的一种变化轨迹是Ⅲ→Ⅱ→Ⅰ，而另一种则是Ⅲ→Ⅳ。
附图
图2 西方发达国家社会保障模式变化的两个轨迹
由此可以得出结论，社会保障模式的变化，可以从脱商品化与脱父权制化这两个角度来评价。进入1970年后，西方各国普遍发生了深刻的经济危机，无论是政界还是学界，都纷纷寻找产生经济危机的根源，研究的结果认为过于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是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这是因为当时的社会保障支付内容与支付水平导致了国家财政及企业等单位在这方面的过重负担，并已影响到国家和企业在产业领域的投资。在这种情况下，西方各国纷纷开始改革本国的社会保障制度。各国在社会保障制度的具体改革措施上虽不尽相同，但其改革的基本方向都是围绕削减社会保障内容，降低社会保障支付水平而展开的。而且虽然在各国这种改革的力度也并不完全相同，但其目的都是为了保持本国经济的持续增长。
确实，社会保障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着密切的关系，一国的社会保障制度往往是随着该国经济
的发展而不断得到完善的，如20世纪50年代60年代是西方各国在经济发展上的“黄金时期”，而这个时期，由于社会保障支付内容的不断丰富与支付水平的快速提高，也被称为社会保障发展史上的“黄金时期”；但到了20世纪70年代，人们开始清晰地认识到社会保障对经济发展是一把“双刃剑”，即社会保障能够促进经济的发展，也可以阻碍经济增长。因此，在对社会保障制度进行改革时，西方各国都是围绕如何保持经济持续增长这个主题展开的。在其过程中，如何解决失业或保证充分就业就成为一项重要内容。西方各国在这个问题上，一般采取以下三种方法。
第一种方法是限制劳动力的供应，具体来说有两种手段。一是通过脱商品化的社会保障政策的不断实施，从而来减少对劳动力市场的劳动力供应，如缩短中老年人的劳动时间，通过延长教育期限来限制年轻人过快进入劳动力市场。二是通过实施父权制化或再父权制化的社会保障政策，促使女性劳动力离开劳动力市场，重新专门从事家务劳动。
第二种方法是大力发展公共部门从而创造就业机会。在这里，由于通过唤起人们对社会服务的需求从而来扩大就业，因此，在社会保障政策上必然促进劳动力的脱商品化。在这一点上，与第一种方法是相同的，但不同点在于它并没有缩小劳动力市场，也不需要降低女性的就业率。而且，为了使女性同时可能从事工资劳动与承担家庭责任，如抚养小孩、护理老人等家务劳动可由社会来代替与承担。因此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它促进了脱父权制的发展。
一般而言，第一种方法被视为是一种脱商品化与再父权制化相结合的战略，而第二种方法则可以说是一种脱商品化与脱父权制化相结合的战略。并且，前者采用限制劳动力供应的方法，因此是一种消极的战略；而后者则是一种积极的战略。但第二种方法必然会带来社会支出的增加，因此其成功与否是确保经济增长的关键。
第三种方法则是低工资的自由放任。劳动者在失业与低工资之间往往选择后者。在这种情况下，有必要废除对工资的各种限制，非严格的失业支付。这实际上是一种社会保障政策的倒退，走上了再商品化道路。同时，随着社会服务的发展，一部分家务劳动实现了外部化或社会化。这就降低了父权制式家庭形态存在的必要性。因此，它具有一种再商品化与脱父权制化相结合的特征。
总之，在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开始的社会保障改革中，西方各国为了维持社会保障制度，基本上采用了再商品化战略，其中英国与美国最为典型。而现在的各种社会保障模式是存在于商品化与脱商品化之间和父权制化与脱父权制化之间相互交错的地方，各种社会保障制度的改革都可以从中找出它们所处的位置。
五、中国的社会保障改革与经济市场化
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女性无论在经济上还是在社会及政治上的地位都得到了极大的提高。另一方面，在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时期，虽然当时劳动者也领取劳动报酬，但劳动者是国家的主人，其劳动力本身并不被视为一种商品。因此，在改革开放以前，我国在家庭的父权制化与劳动力的商品化方面，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存在着很大的差距。
但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与不断完善，我国在以上两个方面发生了变化，开始逐步接近于西方发达国家。具体来说，随着收入与生活水平的提高，已经出现了一部分已婚女性呆在家里专门从事家务劳动，而不外出从事工资劳动。换句话说，在家庭形态上，已经出现了像西方发达国家那样的近代家庭形态，父亲在外工作，依靠其收入来养家糊口，而母亲则在家从事家务劳动。虽然这种家庭形态在我国目前并不占主导地位，但随着收入的提高，在将来肯定会得到不断发展，从而会影响到我国整个家庭形态的结构。另一方面，随着市场经济的确立，在我国劳动力越来越被视为一种商品，即劳动力越来越商品化。
在资本主义初期，西方发达国家实现了劳动力的商品化，建立了父权制；但随着社会保障制度的实施与完善，劳动力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非商品化即脱商品化，并强化了父权制这种家庭形态。但是，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开始的社会保障制度改革，使得西方发达国家的劳动力更加商品化，父权制这种家庭形态出现了崩溃的迹象。而几乎在同一时期，我国也开始了社会保障制度的改革，其目标是建立符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社会保障制度。但我国在社会保障支付上，并没有采用像西方发达国家那样的以家庭为单位的形式，而基本上实行的是以个人为单位的形式。因此，从社会保障改革这个角度来看，我国并不支持父权制这种家庭形态的形成。同时，随着社会保障制度的不断完善及其支付水平的提高，劳动力的脱商品化现象也越来越明显。
附图
图3 中国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的轨迹
总之，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劳动力商品化与父权制化方面，出现了两种相互对立的变化。一方面，随着市场经济的确立，劳动力的商品化现象越来越明显，同时随着收入的提高与观念上的变化，父权制这种家庭形态也在逐步出现。但另一方面，随着社会保障制度的完善，出现了一部分劳动力非商品化现象，而采用的以个人为单位的社会保障支付方式，则破坏了父权制这种家庭形态的建立。
但从总的趋势来看，我国社会保障模式的变化轨迹，应该是第Ⅰ象限即脱商品化与脱父权制化相结合的模式向第Ⅳ象限即商品化与脱父权制化相结合模式发展（Ⅰ→Ⅳ）。也就是说，我国走出了一条不同于西方发达国家的道路，即第三条变化轨迹。虽然变化轨迹不同，但最终的目标则是相同的，都要建立起商品化与脱父权制化相结合的社会保障模式。因此，在改革社会保障的具体措施上，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也有着很相似的地方。而且从中可以得出结论，目前我国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的方向是正确的（见图3）。
但是，虽然我国长期致力于社会保障制度的改革，并努力使其适应正在不断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在我国现行的社会保障制度中还存在着许多问题，还不能完全符合当前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在我国，社会保障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作用同样具有双重性，即社会保障制度可以促进或阻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与完善，如目前由于失业保险与城市最低生活保障等制度的不完善，使得国有企业中的剩余劳动力无法从其企业中分离出来，这无疑是阻碍国有企业改革顺利进行的一大障碍。当前的社会保障制度改革对我国建立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及发展国民经济至关重要，在这一点上虽然人们已经达成了共识，但在如何改革现行的社会保障制度或建立新型的社会保障制度上，还需要进一步研究与探索。虽然西方发达国家在政治制度、经济体制、社会结构等方面与我国有所不同，但它们在市场经济中如何建立社会保障制度上则具有不少的经验与教训，值得我们借鉴和吸取。
在20世纪后半期，由于社会保障制度的外部环境发生了变化，如人口老龄化的加速，经济从高速增长转变为萧条等，因此，西方发达国家纷纷开始对社会保障制度进行新的改革，而在其改革过程中，关键问题是如何保持经济的持续增长。由于1990年代美国经济的繁荣与瑞典经济的萧条，因此，在社会保障制度改革中，许多人认为这也是以美国为代表的英美模式胜利与以瑞典为代表的欧洲模式败退的10年。但英美模式的胜利也有它的局限性，主要表现为社会、经济等方面不平等的扩大，这也是过分强调劳动力商品化所带来的后果。因此，我国
在社会保障制度的改革中，如何保持劳动力的商品化与脱商品化之间的平衡将是至关重要的难点，这实际上也是一个在市场经济中如何解决社会保障制度改革与经济增长之间关系的问题。
另外一个值得我们注意的问题是在全球经济一体化过程中来如何改革社会保障制度。过高的脱商品化的社会保障政策，会导致整个社会保障支出的增加。这容易引起社会保险费率或社会保障税率甚至个人所得税等一般税收比率的提高，从而会导致产品成本的提高与国际竞争力的下降。而这种情况又会引起资本的外逃和吸引外资的困难。因此，在当前的社会保障改革中，必须充分注意这个问题。
【参考文献】
[1] Esping-Andersen,Gosta,(1990).The Three Worlds ofWelfare Capitalism[M].Cambridge:Polity.
[2] 武川正吾.社会政策のなかの现代[M].东京大学出版会，1999.
[3] 社会政策学会［福址国家］の射[M].ミネヴァ，2001.
篇4：社会保障改革与经济市场化
社会保障改革与经济市场化
在西方发达国家，社会保障是伴随着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确立而产生，并且也随着这种市场经济体制的变化而不断作出相应的调整与改革。在这种变化过程中，家庭的脱父权制化与劳动力的脱商品化是两个非常关键的因素并发挥着重要作用。尤其在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开始席卷整个西方发达国家的社会保障体制改革中，从理论角度来探讨家庭的脱父权制化与劳动力的脱商品化和社会保障之间的关系，从而来推断出一个国家采用了何种社会保障模式以及怎样的社会保障制度发展或改革的轨迹。本文首先将探讨这个问题。其次，长期以来我国虽然在社会保障制度产生的背景，发展的过程及其基本理念上，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并不完全相同，但这种根本性的社会保障制度的`改革几乎是在同一时期开始，而且在其改革的背景上，也有许多相似之处，即人口的老龄化带来了国家财政对社会保障负担的不断加重。为了改变这种状况或者解决这一问题，我国与西方发达国家所采用的社会保障制度的改革措施也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而且，我国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过程中，如何来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保障制度也已经成为当务之急，并在如何进行改革，以使得现行社会保障制度更加符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方面，人们已达成了共识。因此，本文将在分析资本主义社会中家庭的脱父权制化与劳动力的脱商品化与社会保障制度改革之间关系的基础上，来研究我国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的演化轨迹，这对当前的社会保障制度改革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一、社会保障制度改革与劳动力商品化・家庭父权制化
1.社会保障改革与劳动力的商品化
在资本主义社会，人们普遍认为社会保障是作为一种危机管理机制而存在的。但资本主义存在的一个不可或缺的前提条件是劳动力的商品化，这在马克思的《资本论》中已经充分地得到了论述。而在西方各国，劳动力的商品化或者工资劳动存在的一个基本条件则是家务劳动的存在。劳动力与一般商品一样，为了在市场上可以自由买卖，必须克服其特殊性。而市场经济的确立使劳动力能顺利地实现商品化。但劳动力的商品化还是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并不是所有人的劳动力都能够成为市场上的自由买卖对象。由于经济与道德上的原因，存在着无法成为商品化的劳动。
在资本主义社会，能够商品化的劳动是工资劳动，而不能商品化的劳动则是家务劳动。但把人类活动区分为工资劳动与家务劳动并不是只有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才有，重要的是二者互为前提条件。没有工资劳动，生活所必需的东西无法从市场上获得；而家务劳动与人类的再生产具有密切的关系，从这一点上来说，家务劳动是工资劳动存在的一个前提条件。
2.社会保障制度改革与家庭的父权制化
父权制(patriarchy)是制衡工资劳动与家务劳动之间关系的一种机制。它至少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产生出以下两种关系：第一，工资劳动相对于家务劳动具有一定的优势；第二，人类基于性别而进行了固定的劳动分配。在父权制下，女性从事家务劳动，男性则从事工资劳动，由此形成了男性相对于女性处于有利地位的社会关系。而这种近代家庭形态是在自由资本主义时期产生，也是在劳动力的商品化与家庭的父权制二者相互结合下形成，它是一种使劳动力商品化与父权制并存成为可能的制度，也是二者历史妥协的产物。
社会保障制度的产生，意味着国家介入并渗透到私有领域，而且今天各种社会保障政策已经参与到人类的生活世界中。在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保障政策不仅对劳动力商品化进行了限制，而且企图操纵和控制其宏观与微观经济体制。为了实现这个目标，人们期待社会保障能够扮演资本主义社会的危机管理机制这一角色，实际上迄今为止在一定程度上已经达到了这个目的。
二、社会保障制度改革与劳动力脱商品化・家庭脱父权制化
1.社会保障制度与劳动力
[1] [2] [3]
篇5：高二政治收入与分配
课题
经济生活第三单元 收入与分配
执笔人
编写日期
执行人
执行日期
三维
教学
目标
（识记）：财政收入与支出；税收及其种类 （理解）：社会公平的重要体现；依法纳税是公民的基本义务重点
难点
（简单应用）：多种分配方式并存；处理好效率与公平的关系 （综合应用）：财政及其作用教法
教具
教具：多媒体
教学过程
特色教案
第三单元 收入与分配 【考点解析】 1．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简单应用）：按个体劳动者劳动成果分配；按生产要素分配（参与收益分配的生产要素主要有：劳动、资本、技术、管理、信息、土地等） 2．社会公平的重要体现（理解）：收入分配公平是社会主义分配原则的体现，它有助于协调人们之间的经济利益关系，实现经济发展、社会和谐。要实现收入分配的公平一是坚持和完善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制度保证）；二是保证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占合理比重、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占合理比重；三是再分配更加注重公平。加强政府对收入分配的调节，保护合法收入，调节过高收入，取缔非法收入。通过强化税收调节，整顿分配秩序，把收入差距控制在一定范围之内，防止出现严重的两极分化，实现公平分配。 3．处理好效率与公平的关系（简单应用）：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效率与公平具有一致性，效率是公平的物质前提，公平是提高效率的物质保证。在初次分配和再分配中，都要处理好效率与公平的关系；既要提高效率又要促进公平；既要反对平均主义，又要反对收入差距悬殊；既要落实分配政策，又要提倡奉献精神；在鼓励人们创业致富的同时，提倡回报社会和先富帮后富。4．财政及其作用（综合应用）：财政就是国家的收入和支出，它通过国家预算来实现。国家财政是促进社会公平、改善人民生活的物质保障；国家财政具有促进资源合理配置的作用；国家财政具有促进国民经济平稳运行的作用。 5．财政收入与财政支出（识记）：税收收入是构成财政收入最普遍的形式和最重要的来源；经济发展水平和分配政策是影响财政收入的因素。财政支出主要是经济建设、科教文卫、行政管理、国防、债务、社会保障等。财政收入和支出的关系：财政收支平衡、财政盈余、财政赤字。 6．税收及其种类（识记）：从本质上看，税收是国家为实现其职能，凭借政治权力，依法取得财政收入的基本形式。税收具有强制性、无偿性、固定性三个基本特征。增值税是对生产经营活动中的增值额征税。它可以避免重复征税和偷税行为。有利于促进生产的专业化和体现公平竞争，也有利于财政收入的稳定增长。个人所得税是对个人所得额征税。它是国家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是调节个人收入，实现社会公平的重要手段。 7．依法纳税是公民的基本义务（理解）：税收是国家组织财政收入的基本形式，是实现国家职能的物质基础；我国税收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国家通过税收实现全体人民的根本利益；依法纳税是公民应当履行的义务；自觉纳税是公民具有社会责任感和国家主人翁地位的体现。违反税法的行为有偷税、欠税、骗税、抗税。教学
后记
篇6：经济全球化与国家经济安全战略
经济全球化与国家经济安全战略
随着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中国经济将全面融入经济全球化进程.一方面为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创造了务件,一方面也对中国经济安全提出了严峻挑战.因此,我们必须构建21世纪国家经济安全保障机制,在经济全球化与中国经济发展的互动中,确保中国经济安全和持续发展.
作 者：崔如波 作者单位：中共重庆市委党校,重庆,400041 刊 名：探索 PKU英文刊名：PROBE 年，卷(期)：2003 “”(5) 分类号：F0 关键词：经济全球化 国家经济安全 保障机制篇7：论国家经济安全
论国家经济安全
冷战结束后,国家经济安全问题日益显现,经济全球化的迅猛发展,特别是我国加入WTO以后,国家经济安全问题更加突出.当前,经济安全是我国国家安全面临的`最现实的重要内容.为制定正确的经济安全战略,首先应从概念上明确什么是“国家经济安全”.文章在分析国际及国内经济形势、借鉴国外一些主要国家对经济安全的理解基础上,界定了我国国家经济安全的内涵,并分析了现阶段我国国家经济安全与传统国家经济安全、发达工业化市场经济国家经济安全的不同,为进一步深入研究国家经济安全问题奠定了基础.
作 者：张志波 齐中英 作者单位：哈尔滨工业大学,黑龙江,哈尔滨,150001 刊 名：哈尔滨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英文刊名：JOURNAL OF HARBIN INSTITUTE OF TECHNOLOGY(SOCIAL SCIENCES EDITION) 年，卷(期)：2002 4(1) 分类号：F063.3 X915.4 关键词：国家安全 国家经济安全 经济全球化篇8：劳动与社会保障就业方向
劳动和社会保障专业人才是中国社会保障全面建设和发展的'迫切需要的人才，具有长期稳定的就业潜力。毕业生可以进入国家劳动和社会保障部门，人事管理部门，政策研究部门，企事业单位人力资源管理部门，保险公司等制定和组织劳动和社会保障理工另外，您还可以进入相关研究机构和高等院校从事研究和教学，或进入法院，劳动仲裁机构等部门从事劳动和社会保障的实际工作。就业前景非常广阔。毕业生可以攻读社会保障，劳动经济学，社会学，公共管理，行政，法律等硕士学位。研究生招生考试。
篇9：我国进一步深化就业和收入分配制度改革
我国将进一步改革和完善相关政策，增加就业，提高低收入者收入，逐步缩小收入分配差距，扩大社会保障覆盖范围，提高保障标准，
经国务院同意，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近日印发的《关于贯彻落实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决定〉精神推进经济体制改革的意见》中提出：深化就业和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完善社会保障体系。
就业再就业、收入分配和社会保障是一个有机整体，关系到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关系到社会稳定，要统筹兼顾，继续加大工作力度。即要完善就业服务体系，进一步消除有关制度性和政策性障碍；继续推进收入分配制度改革，规范收入分配秩序；做好企业职工、灵活就业人员参保工作，完善离退休人员社会化管理服务体系，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大幅提高，收入差距也有所扩大。中国的基尼系数已超过0.4的国际警戒线。同时，我国就业再就业压力依然很大，城镇就业供给总量保持在2400万人左右。社会保障覆盖范围和保障标准还不尽如人意。
专家建议，首先要加大农业投入，提高农民增收幅度，实施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坚决制止乱占、滥用耕地的现象，逐步取消农业税；其次，增加就业岗位，实施积极的就业政策和灵活的就业方式，普及义务教育，发展职业教育；同时，要扩大社会保障范围，提高社会保障标准，改善低收入家庭的住房条件，提高城镇低保标准。
来源：新华社
篇10：《收入分配与社会公平》课堂实录
师：为了提高大家的综合实践能力，老师准备利用休息日带大家去一家宾馆参加有偿劳动，参加劳动之前我们先将大家按座位自然分成四组。现在大家来了解我们将要面临的任务。
[多媒体显示]
任务：宾馆30间客房的卫生清洁
分工：第一组擦洗马桶和浴缸，第二组撤换杯盘、香皂、牙刷等用品，第三组撤换床单、被罩并将换下的床单、被罩送到洗衣房，第四组清洗地毯。
报酬：总计960元。
师：对这960元的劳动收入，请大家分组讨论，以组为单位，每个组提出一个分配方案，并且说明理由。
生讨论探究。
生1：我们组设计的是第一组300元，第二组180元，第三组200元，第四组280元，我们的方案理由是第一组同学擦马桶和浴缸特别脏，特别累，所以应该份的最多。第二组的活最简单，所以分的最少。
生2：我们组设计的是第一组300元，第二组200元，第三组200元，第四组260元，我们觉得第一组是最脏最累的活，所以应该多点，第二组和第三组差不多，所以这两个组应该一样多，第四组比第一组轻松，又比第二和第三组重，所以分260元。
生3：我们组设计的是第一组320元，第二组200元，第三组200元，第四组240元，理由和前两组理由基本一样，应该按劳分配。
生4：我们组设计的是第一组300元，第二组100元，第三组200元，第四组360元。我洗过地毯，洗地毯特别累，而且地毯在地上踩，也很脏。所以我觉得应该第四组最多，第二组的任务特别简单，就少少得给一点就行了。
师：我们一个班同学分960元钱，我们在设计分配方案时尚且需要考虑多种因素，不同的人尚且有不同的意见。扩大到整个社会，更需要协调多种关系，一个分配制度的优劣与否有两个重要标准，一要讲公平，二是讲效率。什么是公平？什么是效率？如何认识收入分配与社会公平的关系？怎样处理收入分配中的效率与公平的关系？这些就是我们今天要探讨的内容：收入分配与社会公平。
[多媒体显示]
★ 分配制度改革
就业收入分配社会保障与国家经济安全（精选10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