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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林华简介
林华：我国科技工作的组织领导者之一
林华，化工专家。我国科技工作的组织领导者之一。他组建我国化工科研队伍及创办第一个石油化工科研机构，倡导并组织开展石油化工科研，组织改造兰州化学工业公司成为我国第一个石油化工基地，不断推进我国石油化学工业发展。后期他参与我国三大共生金属矿及大西南水利资源开发利用工程的调研、决策和实施。
林华，原名顾森。原籍江苏无锡，1913年6月出生于上海一个老同盟会会员军人家庭。1936年毕业于上海光华大学化学系，获毕业论文最优奖，被授予理学士学位，后就职于上海植物油厂。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他随迁到重庆植物油厂工作。在上海、重庆，他目睹国民党政府贪污腐败，消极抗战，十分气愤，深知要抗日救国，必须参加革命。1940年，经何穆介绍，到重庆红岩村第十八集团军重庆办事处工作，更名林华。同年11月，前往延安，在自然科学院化学系任教员。1941年初，林华接受了制造玻璃的任务。他不畏困难，创造条件，先后生产出玻璃、耐酸陶瓷、耐火材料等，有力地支援了抗日战争，在1943年陕甘宁边区职工代表大会上，受到毛主席、朱总司令的亲切接见，并被授予甲等劳动英雄称号。1945年初，林华奉调到瓦窑堡筹建西北铁厂，并任厂长，直到1945年日本侵略军无条件投降。
1945年10月，林华离开瓦窑堡到东北。1946年末到大连，任大连化学厂副厂长。1947年，他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同年，调往哈尔滨东北财经委员会（后改为东北工业部）工矿处工作。1948年4月，吉林解放，林华任吉林化工区负责人。在半年多时间里，他一面组织群众恢复生产，一面开始绘制建设发展化工区的蓝图。1948年11月初，沈阳解放后，林华奉命接收沈阳、锦州等地的化工企业，开始进行更大范围的恢复生产和改造工作。与此同时，林华根据东北工业部的指示，组织筹建东北化学公司，后定名东北化工局，任副局长。1949年，根据林华建议，成立了东北化工局研究室和化工设计处，为建设吉林化工区、恢复发展东北化学工业生产提供技术服务。1950年，林华对鞍山、本溪、抚顺、大连等钢厂生产的煤焦油综合利用问题提出规划设想，以后通过科研、设计和建设，得到落实。1951年初，林华作为姚依林团长率领的第一个中国赴苏贸易代表团成员，参加苏联援助中国建设的“156项”的谈判，其中有4项建在吉林化工区。1954年6月至1956年6月，林华奉派到苏联学习，并深入到乌克兰有机化工厂、氮肥厂，俄罗斯合成橡胶厂等车间、工段以及有关科研机构考察、访问，调查了解工艺技术、企业管理、科研开发等情况。所学知识在以后从事化工生产、科研开发中得到运用。1956年，化学工业部成立，林华任化工部技术司司长兼沈阳化工研究院院长，经常到沈阳化工研究院主持研究方向的讨论和研究计划的制订。1956年到1958年，在沈阳化工研究院的基出上，分别成立了北京、天津、上海、沈阳4个化工研究院，林华兼任北京化工研究院院长。
在此期间，林华积极从事外事活动。1956年10月，林华先后到匈牙利、民主德国参加经互会专业会议；1959年，任中苏化工科技合作代表团团长，赴莫斯科商谈合作计划，参与十二年科技规划中苏会谈，随后到罗马尼亚参观研究院、所和工厂。
1960年，林华调兰州化学工业公司工作，先后任合成橡胶厂副厂长、公司副经理兼总工程师。当时兰州缺电、缺原材料，广大职工克服重重困难，避免了化肥厂、合成橡胶厂全面停工的危险。为了从根本上改变兰州化学工业公司的生产面貌，林华经过调查研究，提出兰州化学工业要从以煤为原料转为以石油为原料的建议，得到公司党政领导和职工的支持。这样，从1961年开始，兰州化学工业公司生产开始向石油化工转变。
1962年6月，林华担任国家科委组织的石油化工考察团团长，在西欧六国进行4个多月考察，回国后，周恩来总理听取了他的汇报。同年11月，作为贸易代表团顾问，林华又到瑞士、意大利再次考察石油化工企业，并商谈从联邦德国等引进石化装置事宜。以后经周总理批准，引进了12套装置，其中5套石化装置建在兰州化学工业公司，使该公司终于改造成我国第一个石油化工基地。
70年代初，轻工业部受国家委托建设几个石油化工厂，生产合成纤维和塑料用原料。1976年，林华奉调任轻工业部进口办公室主任，负责组织这批石油化工厂的建设。1978年，林华调国家科委二局任局长，负责能源、原材料方面的科技组织工作。他协助国家科委主任方毅组织协调攀枝花钒钛磁铁矿、金川镍矿、包头稀土铁矿三大共生矿的开发和综合利用工作，取得很大成绩。同时，林华积极支持新型化学建材的研究开发工作，促进了它的发展，使产品逐渐应用到工业和人民生活等方面。在国家科委工作期间，林华先后4次到美国考察科研工作、塑料建材、盐湖开发和再生能源开发，参加了有关专业会议；到联邦德国考察钒的提炼、应用以及钛白粉和炼铜新技术。每次出国考察回来，林华都结合国情提出建议和工作部署，使外国技术经验得到应用。1981年，林华调任国家计委任副主任，分管原材料工业建设计划工作。1982年底，他退居二线。在这10多年中，他还多次组织水利、水电专家调查黄河上游、乌江、澜沧江以及四川三江水能源情况，提出办水电，开发资源，发展西南、西北经济的建议，推动了一批大、中、小型电站建设，为开发西北、西南作出了贡献。
林华在完成本职工作的同时，还积极参加社会工作。1950年，任中国化学会理事；1951年，参与筹建中国化工学会，后任理事、副理事长；1958年，任国家科委可燃矿物组组长、化工组副组长；1979年，任中国冶金学会理事、中国稀土学会副理事长；1983年起，任全国政协六届、七届委员，经济建设组副组长。
在延安和东北组织化工生产建设
1941年初，为了打破日本侵略军的封锁，十八集团军留守兵团司令员肖劲光要求延安自然科学院完成生产玻璃的任务，院长徐特立将这一任务交给了林华。林华没有搞过玻璃生产技术工作，知识不足，但在自力更生、艰苦创业的延安精神鼓舞下，他知难而进，骑马考察，寻找原料，发现生产玻璃的原料除硼砂以外，其他原料边区都有，如金盆湾有石英，边区西北部有提取纯碱的原料，杜甫川有石灰石，桥儿沟和瓦窑堡有白土，火硝各地都有。再一个问题就是缺乏生产玻璃的技术条件。这时，自然科学院收到了宋庆龄领导的保卫中国大同盟给延安运来的80多箱化学药品和仪器，这为研制玻璃提供了技术条件。接着，又遇到没有烧制玻璃的坩锅的难题。在徐特立院长的指导下，林华向补锅匠学习，向磁窑工人求教，经过反复试验、分析，结合理论探讨，终于制成了耐高温、不易破裂的坩锅。林华和有关人员经过无数个不眠之夜，终于将玻璃研制成功。工人把玻璃料吹制成了管材、瓶子、灯罩、针药管、试验器皿等供军需民用。1943年初，为了扩大玻璃生产，并解决炼铁用耐火材料的急需，边区军工局所属桥儿沟陶瓷厂成为玻璃陶瓷厂，林华任该厂工程师。1年内，他和该厂同仁制成了生产硫酸、盐酸、硝酸、浓缩硫酸和无烟火药用的成套陶瓷设备，有力地支援了抗日战争。1945年初，林华到瓦窑堡西北铁厂任厂长，负责组织采煤、炼焦，建炼铁高炉。仅半年，开采出煤炭，高炉也建了一半。正在大家日夜奋战建厂时，传来了抗日战争胜利的喜讯，林华奉命结束了瓦窑堡的工作，参加了由刘鼎率领的军工局干部队出发去东北工作。
林华一行在赴东北途中，因战争影响，几经周折，至1946年末才到达大连。在任大连化学厂副厂长时，他用了半年多时间，组织恢复了硝酸和硫酸生产。1947年，林华在东北经济委员会工矿处与张定一一起考察鸡西矿务局各煤矿、电厂及哈尔滨各工厂，促进恢复与发展生产。为解决这些厂矿缺乏铜材问题，他们还去吉林天宝山铜矿蹲点，组织招募工人，恢复了铜矿生产。
1948年4月，吉林解放，林华奉命到吉林化工区工作。当时化工区东部原日伪吉林电气化学株式会社有残存的洗煤厂、38孔炼焦炉和大型电石炉炉壳；西部原日军军部所属油化厂有未建成的甲醇装置造气炉。化工区内的设备均被苏联军队运走，厂房、宿舍被国民党军队破坏烧毁，化工区一片废墟。林华住在老工人家里，宣传自力更生恢复生产的政策，共商招集工人、献纳器材等大计。流散职工闻讯归来。他们依靠从哈尔滨运来的几车皮玉米，解决了职工吃饭问题。通过招聘技术人员和老工人，建立了工厂管理机构。半年时间，职工增加到800人。结束了10多年亡国奴生活的职工们，人人勤奋工作，情绪高涨，日以继夜，很快恢复了电石、黄磷两个车间的生产。
林华在恢复吉林化工区生产的同时，积极进行调查研究。他深刻感受到吉林化工区自然和经济条件很好，东西长20多公里，南北宽3—5公里，有公路，有铁路专用线；流过化工区的松花江，水量充沛，水质好，水温低，很适合化工生产之用；松花江上游有丰满水电站，有残存两台7万千瓦机组，修复后可发电。总之，在这里发展化工生产，有很好的条件。为此，林华多次提出发展化工生产的设想和建议。
1948年11月，林华奉命带领吉化职工80余人到沈阳接收了沈阳化工厂、沈阳油漆厂、沈阳油脂厂，接着又接收了位于辽宁西部的锦州合成油厂、锦西化工厂、葫芦岛硫酸厂。在林华的组织领导下，吉林、辽宁地区的化工厂先后恢复了生产，不仅支援了解放战争，也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大发展奠定了基础。
组织开展石油化工科学研究和生产
早在50年代，林华就注意到石油化工工业是新兴工业，许多发达国家竞相发展；也注意到国内有关各方都在努力争取发展石油工业，从而可能给石油化工生产提供原料。为此，他很早就把石油化工科研工作视为重点来抓。
他在担任沈阳化工研究院院长期间，在安排无机盐、化学肥料、染料、涂料、农药等科研工作的同时，安排了乙烯制环氧乙烷、乙烯制聚乙烯、天然气甲烷利用、塑料、合成纤维、合成橡胶等科研工作，为日后发展石油化工科研工作打下了基础。
1956年，沈阳化工研究院有机化工及合成材料部分迁到北京，建立北京化工研究院，林华任化工部技术司司长兼北京化工研究院院长，致力于把北京化工研究院建成为石油化工专业研究机构。在他的倡导下，又安排了石油裂解分离、聚乙烯、聚丙烯、乙丙橡胶、顺丁橡胶等科研课题，使北京化工研究院逐步形成了石油化工科研体系。
林华认为，要推动石油化工发展，不但要搞好科研工作，还要到企业去实践。他考虑兰州化学工业公司在“156项”榜上有名，有较好的技术基础；同时，附近有兰州炼油厂，可以提供发展石油化工的原料。在林华的请求下，经化工部批准，1960年11月，他到兰州化学工业公司工作，任副经理兼总工程师。当时，兰州化学工业处境十分困难，缺煤、缺粮食酒精，使化肥厂、合成橡胶厂濒临停产危险。由于缺粮，1．5万名职工吃不饱饭，许多人生病，技术人员要求调走。林华认为，要扭转被动局面，根本措施是要把以煤和粮食酒精为原料改变为以石油或石油产品为原料。为此，他抓了以下工作：
一是制订规划，向上级主管部门提出发展石油化工的规划报告，求得各方面的支持。
二是进行思想发动和培训干部。1961年底，公司召开首届技术人员代表大会，他号召大家勒紧裤带，闯过难关，积极向石油化工生产转轨。通过会议，有力地调动了技术人员的积极性。与此同时，他倡导举办了一系列石油化工讲座，组织教师团讲授石油化工产品生产原理、工艺流程等，历时3年，培养出200多名技术骨干。
三是强化石油化工科研工作。在林华倡导下，在原兰州化学工业公司设计研究院的基础上，分别成立兰州化学工业公司研究院和第五设计院，一次安排近40项石油化工科研开发课题，分别进行科研和设计工作。1961年底，兰州化学工业公司建设了一套以兰州炼油厂炼厂气为原料的年产5000吨乙烯的管式裂解装置。由于炼厂气供应不稳定，不能顺利进行生产。林华又组织科研设计人员，在这套装置上进行了以轻油为原料的裂解试验，取得成功后，于1962年下半年完成了装置的技术改造。之后又应用北京化工研究院科研成果，将油吸收分离裂解气改为深度冷冻分离裂解气，提高了乙烯、丙烯的收得率，节约能耗，降低了成本。这套装置经过技术改造后，乙烯年产量增加到2．2万吨，同时，深冷分离裂解气技术更臻成熟，后来还推广到了其他类似工厂。
四是引进技术装置。要发展石油化工，除了依靠国内力量外，还要及时引进国外装置。1962年6月，林华率国家科委组织的石油化工考察团到法国、英国、荷兰、比利时、瑞士、意大利等国考察石油化工工业，回国后经周恩来总理批准，决定引进12套生产装置，其中5套包括3．6万吨／年乙烯砂子炉、3．45万吨／年高压聚乙烯、0．5万吨／年聚丙烯、1万吨／年聚丙烯腈及0．8万吨／年腈纶、0．33万吨／年丙纶，建在兰化。1965年，这些装置破土动工，排除了“文化大革命”的种种干扰，陆续建成投产。这些装置的“龙头”，按照林华的意见引进了砂子裂解炉，主要因它能使用原油、柴油为原料，技术较易掌握，适合当时国情。1974年至1976年，为增加乙烯产量，兰州化学工业公司在掌握了技术的基础上，又自行设计建设了第二套砂子裂解炉，促进了兰州化学工业公司石油化工生产的发展。1984年，各方面情况有了很大变化，林华又积极推动在兰州化学工业公司引进了先进的8万吨乙烯／年的毫秒炉。建成投产后，经中国石化总公司顾问委员会技术组现场检查，各项指标为国内外各种炉型之首。1992年，中国石化总公司批准扩建毫秒炉为16万吨乙烯／年，并相应改造和扩建配套设备。
五是改变合成氨原料路线。兰州化学工业公司化肥厂合成氨原以煤为原料进行生产，由于煤供应不足，生产不能正常进行。针对这个问题，林华组织研究、设计人员，利用乙烯装置分离出的甲烷氢和合成粗甲醇的吹出气为原料，进行常压催化部分氧化制合成氨原料气的试验。小试、中试完成后，设计、建设了年产1万吨合成氨装置，成本比用煤为原料降低39％。与此同时，林华又安排研究院进行重油常压气化制合成氨原料气的试验，通过完善和改进，将造气炉处理重油能力由原设计400千克／时提高到1200千克／时；不仅可以使用重油，还可以使用闪蒸重油和石油气等多种原料。重油气化制合成氨原料气试验成功，不仅为兰州化学工业公司合成氨生产拓宽了原料来源，还为国内其他工厂提供了技术经验。
由于抓了以上工作，兰州化学工业公司生产日益发展，经济效益显著提高。
组织共生矿综合利用和考察水能资源
四川攀枝花钒钛磁铁矿、甘肃金川镍矿、内蒙古包头稀土铁矿都是我国大型共生矿。限于技术和资金，初期开采时只提炼其中的一部分金属，而使其他共生金属弃之于尾矿或废渣。1977年，方毅任国家科委主任后，对三大共生矿的综合利用十分重视，提到重要的议事日程。林华作为国家科委二局负责人，积极协助方毅抓好这方面的工作。
攀钢搞综合利用之初，安排了六大流程、几十个课题进行试验研究，摊子铺得过大，力量不够集中。林华组织二局同志与冶金部协商，决定缩短战线，集中力量，首先在四川西昌410试验厂重点进行1万吨／年回转窑直接还原电炉熔化分离炼钢新流程试验。1988年，经过鉴定，转为正常生产，成本可以承受，而钒和钛的回收率大大高于旧流程，为进一步建设10万吨级工业试验装置提供了技术。在钛的利用方面，采用氯化法、硫酸法并举分离钛，到1980年建成品位为48％的钛精矿5万吨／年的选矿装置，后又扩建钛精矿10万吨／年选矿装置，生产的钛矿供江苏镇江、四川重庆等地钛白粉厂生产钛白粉用。在钒的利用方面，在攀钢建设雾化法提炼装置，每年副产含10％五氧化二钒的钒渣8万吨。其中2万吨用来生产纯五氧化二钒，其余部分供应辽宁锦州铁合金厂及四川峨嵋铁合金厂提取五氧化二钒。
关于金川镍矿的综合利用，当时金川有色金属公司技术经济基础薄弱，工作中困难很多。根据方毅同志指示，国家科委决定给予支持，具体工作由林华组织进行。1979年，国家科委给金川有色金属公司投资1990万元，仅一年就建成贵金属回收、钻回收和4000平方米的科研楼3个工程，并随之开展由全国50多个科研设计院所参加的科技攻关会战。从1980年至1990年，方毅、林华每年都要到金川有色金属公司参加科技会议，同公司职工一道，检查科研项目进展情况，安排次年科研工作。经过金川公司职工的艰苦努力，10年间进行了460项专题研究，取得148项重大成果，“金川资源综合利用”项目获国家科技进步特等奖。现在金川公司除生产镍、铜外，还能回收钴、铂、金、银、饿、铱、钯、铑等贵金属。通过综合利用矿产资源，金川公司由亏变盈。改革开放14年，全公司累计完成总产值67亿元，实现利税30亿元，通过科技进步增加的效益占总效益的45％以上；产量由原来的年产6000吨，增加到1982年的2万吨，之后又进一步扩建改造为4万吨／年。
包头稀土磁铁矿的综合利用，在聂荣臻任国家科委主任期间就给予支持，开展了稀土金属的提炼工作。林华任国家科委二局局长之后，继续推动了这项工作的开展。80年代初，包头钢铁公司建成品位为60％～68％年产2万吨稀土金属矿选矿场，并研究成功钕、钐分离工艺，生产出钕、钐供炼油、玻璃、陶瓷、农业等行业应用。1982年，在甘肃稀土公司建成6000吨／年稀土生产线，成为全国最大的稀土生产厂，稀土金属回收率达85％以上。
1986年，林华率领中国水电学会、能源研究会、国土学会及水利经济学会的30多位专家学者考察团，对黄河上游青海龙羊峡、甘肃刘家峡、宁夏青铜峡等地区的水能及各种工业矿产资源利用进行综合考察，向党中央、国务院写出报告，提出建设开发工作的建议。现在龙羊峡水电站全部建成发电，水库容量为270亿立方米，发电能力为125万千瓦，不仅保障甘肃兰州、宁夏地区免遭水灾，还为开发利用这些地区的铝、铅、锌资源提供了丰富的电力。
1987年，林华又率领上述学会的专家组成考察团考察了乌江流域水能资源，包括白龙头水电站洪家渡坝址，在建的54万千瓦东风水电站，已经建成的乌江渡水电站、40万千瓦索风营水电站、200万千瓦构皮滩水电站、80万千瓦思林水电站坝址、80万千瓦沙沱水电站、120万千瓦彭水水电站坝址、大溪口水电站等等。上述已建、在建和将建水电站总容量达860万千瓦。鉴于开发乌江流域水能资源工作量大，目前管理分散，考察团会同贵州省人民政府共同向党中央、国务院写出报告，建议成立乌江水电开发公司。经过几年准备，乌江水电开发公司于1992年6月成立，为多方集资开发水电奠定了基础。乌江流域水能资源的逐步开发，有力地促进了这一地区磷、煤、钢铁等工业的发展。
1988年，林华又率领专家、学者组成的考察团，考察了澜沧江中下游在建水电设施、昆明钢厂、云南磷肥厂及无钠洗衣粉厂；对拟建的年产18万吨黄磷和120万吨重过磷酸钙基地进行了论证；对云南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进行了探讨。最后，考察团向党中央、国务院写了报告。林华认为云南水能资源十分丰富，但要开发利用，力量不够，主张多方集资，合力开发。为此他还和有关领导积极参加协调，促成能源部、国家能源投资公司、广东省、四川省四方集资，集中力量，共同开发容量为420万千瓦的小湾水电站。1992年春，国家批准了这个项目的可行性研究报告，着手建设。
1989年，林华再次率领专家学者组成的考察团对金沙江、雅砻江、大渡河（以上简称三江）地区以水能为主的综合考察，附带考察了泯江、嘉陵江、青衣江地区。通过考察，他们了解到四川省可开发水能达9260万千瓦，居全国各省、区之冠。目前，四川省缺电严重，煤炭缺乏，但却一直计划建设火电厂。考察团通过考察和论证，形成了三点共识：（一）四川省电力工业应以发展水电为主；（二）应加强安宁河大桥水库电站建设前期准备工作，以便于1993年开始进行大面积施工；（三）川、滇、黔三省水电资源开发利用可达1．9亿千瓦，开发利用条件好，淹没土地少，地区人口少，造价低，水电勘查设计施工力量强，经验丰富。为此，考察团在向党中央、国务院提出的报告中建议，西南发展电力工业应以水电为主，华北地区以火电为主，南北呼应，解决我国经济建设所需电力。这个报告得到中央有关部委重视。能源部在此基础上，邀请水电专家进行专题研究，于1992年写出“建设西南水电能源基地战略研究报告”，为我国西电东送提出了新思路。
篇2：周林简介
周林
姓名：周林
性别：男
出生年月：1951年
籍贯：中国
学历：经济学博士
周林，男，1951年出生，经济学博士，研究员，南京航空学院及清华大学毕业。1983年至间，历任国务院经济技术社会发展研究中心副处长、处级助研、副局长，深圳市体改委副主任、党委书记。197月以来，任深圳市发展银行董事会董事、副董事长、行长、党委副书记。
篇3：林清简介
天理教暴动
清嘉庆十八年(18)九月至十二月，林清、李文成领导豫东、京畿天理教的武装暴动。
天理教系白莲教之一支，原名荣华会、龙华会，又名八卦教、白阳教，是直、鲁、豫众多民间秘密宗教组织中最大的一个。支派甚多，因师承不同，各成系统，互不相属。嘉庆十三年，荣华会以邪教罪被查禁，教首宋进耀等被判刑。林清接任教首，改称天理教。经过3年的传教、组织活动，至十六年，各地林立的八卦教分支，均为林清及九宫卦首李文成组织起来，共有教众数万人。李文成“统领八卦”、“兼理九宫”，林清则任最高教主。十七年正月，林清、李文成等各重要卦首，在河南滑县(今滑县东)道口镇(今滑县)开会，做武装暴动的组织准备：分封了“三皇”、“八宫王”及“六十四卦伯”，使宗教组织与军事组织统一；议定了旗帜、服色及口令，规定暴动部队共举白旗，白巾裹头、系腰，以“得胜”为口令，并讨论了暴动计划，预定十八年九月十五日三省教众同时暴动。届时由林清率直隶教众袭击北京皇宫，推翻清王朝；李文成、冯克善分别在豫东、鲁西攻打官府。十七年十二月，李文成至黄村又与林清议定，从河南选派精兵1000，伪装商贩，暴动时来京支援林清。此后即开始行动准备：动员教众，分发旗帜及打造兵器等。
李文成命军师牛亮臣在大任山(今浚县东)打制兵器，泄露机密。十八年九月初五日，滑县知县强克捷逮捕李文成，并用刑断其双足。滑县天理教众遂在李文成之妻张氏等率领下，提前暴动，聚众3000人于初七日攻破滑县城，救出李文成，杀知县强克捷等官吏。山东曹县、定陶、金乡等地教众群起响应，亦提前暴动。当年恰逢大旱，大批饥民因无法生活，多参加暴动，杀官围城，攻占曹县及定陶二城。清朝命直隶总督温水惠、河南巡抚高杞及山东巡抚同兴，率军会攻暴动队伍。李文成为应付清军合击，未能按预定方案出兵支援林清。林清不了解李文成被捕及豫东提前暴动事，仍按原计划于九月十四日派陈爽、陈文魁各率一队数十人，化装进北京。十五日午，在太监刘得财、张泰等接应下，分别由东华门及西华门进攻皇宫。陈文魁一路攻入西华门内，曾在隆中门、中正殿、养心殿与清军战斗，但众寡悬殊，河南援军又未能如期来京，故大部被歼。仅进攻东华门的一队受挫后撤回黄村。清军由俘虏口供中知林清在黄村，于十七日逮捕了林清，二十三日将其杀害。嘉庆帝因温承惠等作战不力，改以陕甘总督那彦成为钦差大臣，陕西提督杨遇春副之，指挥陕、豫、鲁三省清军及八旗健锐、火器二营，会攻李文成；清军采用军事打击与政治瓦解两手并用方针，一面集中兵力进攻，一面宣布“但诛叛匪，不诛邪教”，并严令“地方官不得以教匪滋事概予诛连”(《那文毅公奏议》卷28)。十月二十七日，清军攻破滑县外围重要据点道口镇，并进而包围滑县城。此时山东、直隶境内暴动部队已被击败，清军收复曹县、定陶，并在雄县(今属河北)俘获冯克善。清军对滑县城“围三缺一”，留出北门。李文成乘车潜出，收集溃散教众4000余人，攻占辉县司寨(县西太行山口要隘巡检司寨)，企图向山区发展及与滑县互为声援。清宁陕镇总兵杨芳，协同尚书托津所率吉林、索伦兵，以佯败诱敌战术，设伏歼灭了由司寨进攻卫县(浚县西北50里，废卫县旧城)的2000余人暴动部队，并乘势攻占司寨。李文成自焚。清军集中兵力日夜环攻滑县城。十二月初十拂晓，清军以火药爆破城墙，打开突破口，冲入城中。激烈巷战至夜，暴动部队余部3000人突围未成，被清军全歼，暴动失败。
点评:天理教武装暴动虽是一次有组织、有计划的暴动，但因以“杀害官兵，以应劫数”及“若要吃白面，除非林清坐了殿”等口号来作动员，群众基础不广泛，不牢固，缺乏斗争准备，带有相当大的盲目性。加以交战双方力量过于悬殊，失败在所难免。此次暴动以不足百人之京畿低层劳动群众，竟敢冒险“直犯禁阙”，试图夺权，确如嘉庆帝在《遇变罪己诏》中所说，为“汉、唐、宋、明未有之事”，对封建统治者是一次沉重打击。
篇4：林永升简介
林永升简介
林永升（1853－1894.9.17），又名翼升。字钟卿，福建侯官（今福州市）人。同治六年（1867）年考入福州船政学堂，入后学堂学习驾驶，十年（1871年），堂课结业，派上“建威”练船实习，前后巡游南北洋各口。光绪元年（1875年）调赴“扬武”舰，旋任船政学堂教习，奖补千总。
光绪二年（1876年）冬，船政选派中国海军第一批留学生赴英，林永升入选。次年，入英国皇家海军学校深造，学习海军理论，屡试列优等。毕业后，派登英国地中海舰队海军“马那杜”号（h.m.s.mirotour）铁甲舰实习，巡历地中海、大西洋、印度洋各洋面，于行军布阵一切战守之法无不谙练。留学生监督斯恭塞格给他的评价是“勤敏颖悟，历练甚精”，“堪任管驾官之任”。
光绪六年（1880年）春，学习结束回国。升守备，加都司衔。七年（1881年），被直隶总督李鸿章调往北洋，任“镇中”炮舰管带，次年调任“康济”舰管带。同年，朝鲜国内发生**，丁汝昌奉命护送浙江提督吴长庆部东渡援朝，林永升率“康济”舰同往，后以功补都司，赏戴花翎。
光绪十三年（1887）年，中国在英、德订造的“致远”、“靖远”、“经远”、“来远”四舰竣工，李鸿章派邓世昌、叶祖珪、林永升、邱宝仁等出洋接收。林永升任“经远”舰管驾。接舰回国后论功荐保游击，赏“御勇巴图鲁”勇号，管带“经远”舰。是年9月，《北洋海军章程》颁布实行，北洋水师正式成军，林永升仍管带“经远”舰。十五年（1889年），海军衙门成立，林永升署理北洋海军左翼左营副将，仍管带“经远”舰。十七年（1891年）九月，李鸿章检阅海军，以林永升“办海军出力”升保副将，补缺后升用总兵，并赏换“穆钦巴图鲁”勇号。次年实授北洋海军左翼右营副将。
林永升为人谆厚善良，“性和易，与人接，惟恐伤其意”。他对部属关怀备至，坚决反对肉刑，认为当长官者应以身作则，言传身教，以其“待士卒有恩，未尝于众人前斥辱人，故其部曲感之深，咸乐为之死也”。
光绪二十年（1894年），日本不宣而战，挑起甲午战争。林永升“先期督历士卒，夕操练，讲求职守之术，以大义晓谕部下员弁、士兵，闻者咸为感动”。八月十八日，中日海军在黄海展开激战，临战时林永升下令“尽去船舱木梯”，并“将龙旗悬于桅头”，以示誓死作战。“经远”先后发炮击中“吉野”、“高千穗”等日舰。战至下午3时30分，“经远”舰已中弹甚多，被划出阵外，遭到日本第一游击队“吉野”等四舰围攻，“舰群甫离，火势陡发”，林永升指挥“经远”全舰官兵沉着作战，“奋勇摧敌”。尽管敌我力量悬殊，处境危殆，但“经远”全舰将士“发炮以攻敌，激水以救火，依然井井有条”。“吉野”等四舰死死咬住“经远”，环攻不已，“经远”以一敌四，毫无畏惧，“拒战良久”。激战中，林永升不幸“突中炮弹，脑裂死亡”，时年41岁，帮带大副陈荣和二副陈京莹也先后中炮牺牲，“经远”舰中弹累累，最后“在烈焰中沉没”。
林永升殉国后，清廷以其在海战中“争先猛进，死事最烈”，照提督例从优议恤，并追赠太子少保，世袭骑都尉兼云骑尉，子林大鑫袭世职。对他的死，朝廷上下及海军将士无不深为痛惜。
篇5：林旭简介
林旭简介
林旭（1875—1898）字暾谷，号晚翠。福建侯官（今福州）人。举人出身。好为歌诗。1895年（光绪二十一年）针对签订《中日马关条约》，上书请拒和议。同年捐赀为内阁中书。18进张元济等创办的西学馆学习。18创立闽学会，与粤、蜀、浙、陕各学会相呼应，推动维新运动。4月参与发起保国会，任董事。因仰慕康有为，受业于康。曾为康有为的《春秋董氏学》作跋，推扬今文经说。百日维新中，受到光绪帝召见，赏四品卿衔，在军机章京上行走，参与新政。戊戌政变前夕，曾把光绪帝的密诏带给康有为，共商授救光绪的办法。戊戌政变时被捕，遇害。年仅24岁。遗著有《晚翠轩集》。
篇6：林杰简介
古诗两首课文研讨
一、教材简说
《乞巧》是唐代诗人林杰描写民间七夕乞巧盛况的名诗。农历七月初七夜晚，俗称“七夕”，又称“女儿节”“少女节”。是传说中隔着“天河”的牛郎和织女在鹊桥上相会的日子。过去，七夕的民间活动主要是乞巧，所谓乞巧，就是向织女乞求一双巧手的意思。乞巧最普遍的方式是对月穿针，如果线从针孔穿过，就叫得巧。这一习俗唐宋最盛。
《嫦娥》理解起来有一定的难度。关于此诗的解释，过去的注家众说纷纭，有人认为是歌咏女子学道求仙，有人认为是歌咏意中人的私奔，有人认为是直接歌咏主人公处境孤寂，有人认为是借咏嫦娥另外有所寄托。一般认为是歌咏幽居寂处，终夜不眠的女子，借嫦娥飞月的故事抒写了身处孤寂中的感受。这是两首想象丰富、流传很广的古诗。前者浅显易懂，后者内涵丰富，都涉及到家喻户晓的神话传说故事，教学时要区别对待，把握尺度。诗歌本来就是一种较之其他文体更凝缩、更含蓄的文学样式，李商隐的小说诗歌文学作品在这方面更为典型。对《嫦娥》的多义不必给学生讲解，只要弄懂诗的大意并能背诵就可以了。
二、学习目标
1会认4个生字，会写8个生字。
2背诵两首诗，体会诗中丰富的想象。
3能用自己的话讲讲牛郎织女和嫦娥奔月的故事。
三、教学建议
1课前，教师可适当准备一些作者介绍或诗作的赏析资料，如《唐诗鉴赏辞典》的相关文章，在学生理解诗的大意时，相机介绍。也可以引导学生先读读“资料袋”中的内容，对乞巧节有大致的了解。
2课文中要求会认4个生字，可引导学生用自己喜欢的方式识记。学生互相交流后，教师可重点提示，“乞”与熟字“气”的区别，“烛”是翘舌音，不要读错。要求会写的字有8个，可引导学生注意难写易错的字，如“乞”不要多写一横，“晓”右上部不要多写一点，“霄”上下部分在田字格中的比例要适当。
3理解诗歌的大意是体会诗中丰富想象的前提。课文后面提供的注释，可以起一定的辅助作用，可引导学生在朗读的基础上借助注释，自己试着理解诗歌的意思，教师不要串讲诗句。下面的提示供教师参考。
“七夕今霄看碧霄，牵牛织女渡河桥。”“碧霄”指浩瀚无际的青天。开头两句叙述的就是牛郎织女的民间故事。一年一度的七夕又来到了，家家户户的人们纷纷情不自禁地抬头仰望浩瀚的天空，这是因为这一美丽的传说牵动了一颗颗善良美好的心灵，唤起人们美好的愿望和丰富的想象。“家家乞巧望秋月，穿尽红丝线几万条。”后两句将乞巧的事交代得一清二楚，简明扼要，形象生动。可引导学生阅读课文后资料袋的内容，感受人们过节时的喜悦。诗人在诗中并没有具体写出各种不同的心愿，而是留下想象的空间，要引导学生结合全诗的理解，进一步体味诗中展示的人们乞取智巧、追求幸福的心愿。“云母屏风烛影深，长河渐落晓星沉。”前两句描绘了主人公在孤独的环境中一夜不寐的情景。室内，云母屏风上映着幽暗的烛影；室外，银河渐渐西移垂地，晨星就要消失了。“渐”字暗示了时间的推移流逝；“沉”字逼真地描绘出晨星低垂、欲落未落的动态。“嫦娥应悔偷灵药，碧海青天夜夜心。”“碧海青天”，指嫦娥在月宫中孤独枯燥的生活，只能见到深蓝色的天。“夜夜心”，指嫦娥每晚都会感到孤单。后两句引出凡人对仙人的感叹：嫦娥应该后悔偷吃了灵药，眼望着碧海青天，夜夜心情孤寂。“应悔”是猜测的意思，表现出一种同病相怜、同心相应的感情。要深入理解诗句的意思，必须对“嫦娥奔月”的传说有一定的了解(详见参考资料)。据说嫦娥原是后羿的妻子，因为偷吃了西王母送给后羿的不死药，飞奔到月宫，成了仙子。在孤寂的主人公眼里，这孤居广寒宫殿，寂寞无伴的嫦娥，其处境和心情不正和自己相似吗?
4要重视学习伙伴的提示，注意拓展延伸。课后小伙伴吐了一个泡泡：“我要去再收集一些民间故事”，不要求学生在学习本课时完成，它要贯穿到全组的课文学习始终，为语文园地“口语交际”的学习做准备。
可以通过自己的阅读收集民间故事，也可以让长辈们给自己讲一些民间故事或传说。
四、参考资料
林杰(831—847)字智周，福建人，唐代诗人。小时候非常聪明，六岁就能赋诗，下笔即成章。又精书法棋艺。卒，年仅十七。《全唐诗》存其诗两首。
李商隐(813—858)唐代文学家。字义山，号玉溪生，又号樊南生，怀州河内(今河南沁阳)人。与杜牧齐名，称“小李杜”。其诗风与杜甫更为接近。
牛郎织女的传说和诗歌有条件可参阅叶至善创作的《牛郎织女》，因篇幅过长，这里从略。历代文人留下了不少关于牛郎织女的诗篇。如南朝梁文学家沈约(公元441—5)曾拟作了《织女赠牵牛》诗，王筠(公元1784—1854年)又拟作了《牵牛答织女》诗。庾信、谢眺还作过《七夕赋》。最有名的要算一首汉代无名氏的古诗：迢迢牵牛星，皎皎河汉女。纤纤擢素手，札札弄机抒。终日不成章，泣涕零如雨。河汉清且浅，相去复几许。盈盈一水间，脉脉不得语。
关于乞巧节：也叫女儿节，即七月七日。民间幼女用碗盛水在日下投针，叫乞巧丢针。幼女将绿豆于前数日置碗内，用布盖上。每天浇水，七夕打开盖布。若芽生不乱，其女必巧。民间《乞巧歌》曰：“乞手巧，乞容貌；乞心通，乞颜容；乞我爹娘千百岁，乞我姊妹千万年。”乞巧最普遍的方式是对月穿针，如果线从针孔穿过，就叫得巧。每逢七夕，“长安城中月如练，家家此夜穿针线。”另外，陈瓜果于庭，以求奇巧的乞巧方式也较普遍，如有蜘蛛在瓜果上结网叫得巧。各地方乞巧方式多种多样，各有趣味。如有些地方的乞巧节的活动，带有竞赛的性质，类似古代斗巧的风俗。还有些地方有做巧芽汤的习俗，一般在七月初一将谷物浸泡水中发芽，七夕这天，剪芽做汤。牧童则会在七夕之日采摘野花挂在牛角上，叫做“贺牛生日”(传说七夕是牛的生日)。在今日浙江各地仍有类似的乞巧习俗。如杭州、宁波、温州等地，在这一天用面粉制各种小型物状，用油煎炸后称“巧果”，晚上在庭院内陈列巧果、莲蓬、白藕、红菱等。女孩对月穿针，以祈求织女能赐以巧技，或者捕蜘蛛一只，放在盒中，第二天开盒如已结网称为得巧。
关于奔月成仙《太平御览》卷四引汉代张衡《灵宪》中写道：请不死药于西王母，羿妻嫦娥窃以奔月，托身于月，是为蟾蜍。晋代干宝《搜神记》卷十四记载：羿请无死之药于西王母。嫦娥窃之以奔月。
关于嫦娥奔月与中秋拜月的习俗相传远古的时候，有十个太阳一齐出现在天上，晒得大地冒烟，海水干枯，天下百姓很难活下去。这时，有个叫后羿的英雄力大无穷，能开万斤宝弓，能射巨蛇猛兽。他同情受难百姓，就弯宝弓、搭神箭，一气儿射下九个太阳。最后一个太阳认罪求饶，后羿才息怒收弓，严令太阳按时起落，为民造福。
从此，后羿的名字传遍天下，人人敬仰。后来，他娶了个妻子叫嫦娥。非常美丽，温柔贤慧。夫妻二人相亲相爱，生活非常美满。嫦娥心地善良，常把丈夫射来的猎物接济乡亲们。乡亲们都非常喜爱她，夸后羿取了个好媳妇。有一天，后羿射猎途中碰见一个老道士。这老道钦佩后羿的神力和为人，赠给他一包不死药，说吃了这药，就能长生不老，成仙升天。可后羿舍不得自己心爱的妻子，也舍不得父老乡亲们，不愿自己一人上天，回家后，就把不死药交给了妻子。嫦娥把药藏在了床头首饰匣里。
那时候，因为羡慕后羿的威名，不少人跟着他拜师学艺。其中有个叫蓬蒙的，是个奸佞小人，想偷吃后羿的不死药，自己成仙。这一年的八月十五日，后羿又带着徒弟们出门射猎去了。天近傍晚，蓬蒙却偷偷溜了回来，闯进嫦娥的住室，威逼嫦娥交出那包不死药。嫦娥迫不得已，把不死药全部吃下，立时，身轻似燕，冲出窗口，直上云天。可她一心还恋着心爱的丈夫，就飞到离地面最近的月亮上安了身。
后羿回家后，不见了妻子嫦娥，忙向侍女打听，才知道事情的经过。他焦急地冲出门外，只见天上的月亮比往日格外亮，格外圆，就像心爱的妻子在看着自己。他心似刀搅，拼命朝月亮追去。可他追三步，月亮退三步；他退三步，月亮进三步，怎么也到不了跟前。后羿思念心爱的妻子，心痛欲裂，默默流泪，无奈，只得命侍女在月下摆上供桌，上面供上嫦娥最爱吃的各种水果，以示对远去妻子的思念。乡亲们听说以后，也都在各家院内摆上供桌水果，遥祭善良的嫦娥。第二年八月十五晚上，是嫦娥奔月的忌日，月亮又是格外明格外圆。后羿和乡亲们怀念善良的嫦娥，都早早地在院中月光下摆上水果祭月，寄托对亲人的思念。以后年年如此，世代相传。因八月十五时值仲秋，所以人们就把这一天定为中秋节。再说嫦娥飞入月宫之后，每日里思念丈夫，思念乡亲，虽有珍馔佳肴，宫女歌舞，仍不能稍解愁烦。每年的八月十五日晚上，她都要走出宫门。这时，天清气爽，下界景象现在眼前，她默默遥望，寄托思情。此时，她那美丽的容颜也使得月亮格外明，格外圆。
篇7：王开林简介
千里独行
作者：王开林
少不更事时，我最喜欢的小说除了《三国演义》、《水浒传》，还有《三侠五义》和《江湖奇侠传》。那时节，我所接触到的尽是一些豪情热血、壮志奇才的旧式游侠。他们身怀绝技，快意恩仇，鸡鸣狗盗之徒又岂可步其后尘，望其项背。江湖极为凶险，熊包笨蛋都得靠边站，被揍得鼻青脸肿，他们已是讨得便宜，若丢了吃饭的家伙，就太不划算了。最令我拍手称快的是，那些英雄豪杰有激情，有勇气，有智慧，有正义感，而且挥剑如风，出手如电，歼灭恶徒丑类简直比农夫薅除田间莠草还要来得轻松。
也许你并不缺乏千里走单骑的勇气，只因受到名缰利锁的羁縻，才三心二意，寸步难移。数年来，我也曾屡次订出独游藏南漠北的计划，后来又把丝绸之路纳入其中。当心血潮涌时，更觉得骑车壮游九州才算是豪迈之举。可是我年年岁岁把地图读得再熟稔不过了，把路线标得再明晰不过了，却迟迟未能成行。
除了视为畏途，我还总觉得尚未攒足心劲，恐怕一出此门，山长水阔知何处？远方之所以成为一种持久的诱惑，也许是因为我与它之间有一段难以缩短的距离。一些名山大川似乎分执着我的灵性，我要一点一点地向它们讨回，合而为一，才成其为我生命的全部，这是人与大自然的一种很奇怪的约见。它等着我们满怀兴致地去赴约，我们可以说自己很有诚意，而它们没有；它们也可以说自己一万年、十万年、百万年之前就在那儿静静地恭候了，你为何姗姗来迟？参禅礼佛先须沐浴焚香，我们向往远方，是否也能拿出类似的虔诚？
先前我读到苦行僧自笞的故事，心中不免暗笑他们自虐狂似的痴愚，其实这完全与个人智商无关，而是精神力量在起作用。细想来，天地间许多崇高的追求都少不了这样的自我鞭策，只不过宗教使人走得最远。
独行的去路迢迢，独行的归途杳杳。我该如何说服自己没有一身绝技，没有三尺青锋，没有千里快马，也照样可以大胆上路呢？先前，读《堂吉诃德》，被塞万提斯笔下那位瘦骑士层出不穷的噱头搔着了心头的痒痒肉，再读一遍，这种胳肢就不灵了，我看到了一位独行者挺矛斗风车时的可悲情景，而傻得恰到好处的桑丘根本不敢也不可能提醒自己的主人，那假想敌简直太荒诞太离谱了。然而，我们要挑战的是什么？我们真比“披坚执锐”的堂吉诃德先生更高明吗？
侠客独行千里的根本动机，是去杀一个人或去会一个朋友，他们不会白白地走一遭，“宝剑从无空出鞘”就是这个意思吧。如果要去歼灭的那个人是他不共戴天的仇家，他的血决不会一日止沸；如果他要去见的那个人是他的莫逆之交或红颜知己，他的心也决不会一刻变冷。这样的千里独行就有足够强劲的动力了，他再也不会感到累，感到苦，感到寂寞和孤独。
他心中有如此明确的目标，远方就不再是一个地理概念，而变成一片花园或墓地。他要么得酬夙愿而生，要么无法瞑目而死，千里途程乃是生与死最远或最近的距离。他肃肃宵征，可能逾越它，也可能倒在途中。在他视死如归的精神里，这是至为辉煌壮烈的旅程。
我们千里独行，所为何来？是为了熟悉民族风情，还是为了饱览山河美景？这些东西确实在未知世界中放出熠熠光辉，但它们的魅力并不足以使一颗于滚滚红尘中久已蒙尘生锈的心急于奔赴。一个人若对远方真真切切怀有强烈的渴慕，他就会提升自己的勇气，奋袂而行，义无反顾，绝不可能满足于待在家中摩挲地图仅作一夕遐想。（解放日报2007-01-11)
篇8：林鸣简介
凯里“规矩”
作者：林鸣
今夏，去贵州凯里看望上大学的女儿。凯里是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首府，40万人口，一座清清秀秀的小城。该州聚集着38个民族，个个能歌善舞。但吸引我的可不是民族特色，而是这座小城独特的街头景观:全城居民都走“斑马线”。
之前，朋友好心提醒，在凯里市过马路要“小心”。惭愧的是，在北京住久了，我已养成随便穿越马路的散漫习惯，钻空加塞儿，想打哪儿过就在哪儿过。在凯里可不行。过马路时，好几次拔腿就走，身旁女儿一喊，我才猛醒般地收住脚步。我注意到，路口执勤的交警很少，但过往行人却很自觉。不光本城居民严格遵守，连众多外地游客、提篮挑担的少数民族也都规规矩矩地走“斑马线”。在凯里的日子，我天天上街，总共看到三五位乱走者。而且，当他们斜穿马路时，人们都像瞧猴子一样瞧着他们。这简直是一个奇迹！
行人乱穿马路，时下属于全国性难题。每年，因人车抢行造成的交通事故数量可观。没想到，这样一个顽疾，却被凯里“治愈”了。观光客喜欢“歌颂”的西方街头情景，在这个偏远小城得以再现。因而有人发出赞叹:凯里虽然地处经济欠发达地区，却在道路交通管理上率先与发达国家接轨。仅凭这一点，足以令国内诸多大城市汗颜。
是的，和北京、上海、贵阳相比，凯里是个小城市。小虽小，但人家却办成了一件了不起的“工程”。当地朋友告诉我，假如有人违法过马路，将被罚款5元。显然，光靠这点儿罚款立不了规矩。之所以人人守法，盖因全城百姓铭记着一个著名案例:数年前，该市一位司法干部因违反交通法规，不走“斑马线”，而且拒不服从管理，被判刑坐了牢。这个案件教育了凯里人，他们仿佛一夜之间明白了:走不走“斑马线”，事关人身自由。一位家住贵阳的朋友说，乱穿马路，在贵阳敢，在凯里就不敢。这是为什么？这说明百姓畏法，而不畏说教；法规在于行，而不在于全。
数日后回到北京，再过马路时，哪怕身旁人乱跑乱钻，我也会稳住了神儿，老老实实地走人行横道。我知道，这是新学的“凯里规矩”在提醒我呢。
篇9：林和平简介
空谷锤音
作者：林和平[满族]
夏天里的一个早上，爹说：“柱儿，你已经长大成人了，该学门手艺了。”
十七岁的柱儿，急得直跺脚：“学什么手艺呀，人家不念书了?”
姐姐在一旁替柱儿帮腔：“爹，柱儿愿意念书，就让他念呗!”
爹说：“我看这书念不念没啥大用。我跟东头大成说妥了，从今儿个起，柱儿就去跟他学石匠。”
就这样，柱儿跟在爹的后面，来到了大成家，拜他为师。大成拍了下柱儿的屁股：“柱儿，跟大哥干，吃不了亏，保你一天挣十元钱。”
大成领柱儿进山。姐姐一直送到村口。大成说：“凤芝呀，柱儿也不是跟我上山当土匪，你用得着这么不放心吗?回去吧。”朝凤芝笑了笑。
大成在前，柱儿在后，朝山里走了。山里的路，曲曲弯弯，一直伸向谷里。越往里走，天变得越窄了。两边的山峰，立陡立崖，抬头看，倾斜的山峰，好像在慢慢往下倒，马上就会把人砸在底下。浓浓的雾气，在山谷里飘腾，把前面的山峰和树木罩得只剩下模模糊糊的轮廓了。在浓雾和树林的深处，传出哗哗的淌水声，冷不丁的，也传出一两声野鸡的叫唤……
大成问柱儿：“柱儿，跟我学石匠，乐意吗?”
柱儿踢了一脚路上的石子，悄悄叹口气，说：“乐意。”
大成说：“只要你不惜力，用不了三年五载，就能盖上大瓦房。再过几年，娶上个白白胖胖、双眼皮大眼睛的媳妇，美吧!”说着，哈哈笑起来。转过头，对着山谷，扯开喉咙吼起来：“啊——噢!”
冷丁，山峰抖了下，跟着，就好像一传十，十传百，有数不清的人随着吼起来：“啊——噢!”山谷发出嗡嗡的响声。渐渐地，声音弱了，弱了，最后消失在遥远的天边。
大成又喊：“啊——噢!”
山谷又回应：“啊——噢!”
柱儿看着，听着，忽然觉得大成的喊声好像在他心中回荡、共鸣，一下下撞击着他的胸膛。他觉得浑身发热，大脑皮层麻酥酥的。情不自禁地，也扯开了喉咙，使劲把嗓子憋粗，吼上了：“啊——噢!”
山谷回应的声音有些尖、嫩。他更拼命地喊了，一直喊得气不足了，嗓子咸了，还不肯停。
柱儿的眼窝潮润了……
柱儿开始跟大成学手艺。大成从十三岁起，就跟他爹学石匠，在大山里，进进出出十几年了。他熟悉这里的每一座山峰、每一片树林和每一块石头。他打下的石料，堆起来，恐怕不比牛角峪最高的山峰低。在这一带石匠堆里，提起大成，老少都伸大拇指。要力气有力气，要手艺有手艺；上山活下山活，样样精通。打出的料石，方方正正，刀切的一般。凿碾子凿磨，刻字立碑，谁见了，也忍不住要夸几句的。这些年，二十一斤重的大锤，每天要抡上千下，练得浑身是劲。身上的肌肉，一棱棱的，看样咬上去，准能崩掉牙的。他个子高，长得还黑，往人跟前一站，让人觉得，就是豹子见了，也要躲远远的。可他脾气好，很少发火。教柱儿学手艺，很耐心。世上，各行有各行的窍门。别看山里的石头，像钢铁样坚固，可他们里面都是有纹路的。石匠们的行话叫“柳子”。横的纹路叫“小柳子”，竖的纹路叫“大柳子”，外行是看不出的。石匠们就是根据每块石头上的“柳子”用錾子和手锤，在上面凿出一趟“扎子窝”，而后，把十几个二寸长的“扎子”，放进窝内，悠起二十一斤重的大锤，挨个砸着每个“扎子”。那大锤的把儿是腊木棍做的，只有中指粗。锤子举起来，那把儿就弯成了弓形，锤头快要碰头人的肩头了，看着很危险，把儿像一下就会断的，可它却不会断。石匠就是这样，举着大锤，站在巨大的石头上，光赤的身上只穿条裤衩，背上淌着汗，像一块涂了油的铜板，在毒毒的日头下闪着光。锤子落下了，当!好像不是砸在“扎子”上，而是敲在远近的每一座山峰上，这时，满山满谷就会响起此起彼伏的锤音，叫人分不清有多少石匠在打石。锤子刚落下时是“当”，传开了是“叮”，连起来便是“当——叮，当——叮”，可好听。山里的石匠，就是在锤音中，用汗水、用辛劳，打发着属于他们自己的那份时光。每天渴了，撅着屁股，咕噜咕噜喝一肚子山泉水；饿了，大口啃着从家里带来的苞米面饼子。饼子是用锅贴的，带着黄澄澄一层嘎儿，吃得满香；热了，脱掉裤衩，用手接把尿抹在肚脐眼上(据说可以防寒)，赤条条跳进瀑布下面的清潭里。泡够了，上了沿儿，躺在热乎乎的石板上，晒着“大”字形的身体。仰头望着天上悠悠的白云。这时，山峰好像在往前移动，越走越快。闭上了眼，勒着细细的嗓子，用“地蹦蹦”腔唱道：
小妹妹送情郎，
送到了小桥旁。
情郎哥你别说了，
妹的心儿跳得慌。
小妹妹送情郎，
送进了柳树趟。
情郎哥你要小心，
千万别着凉……
可自从柱儿跟大成学徒以后，大成再不敢裸着身子在清潭中洗澡了，也很少唱“小妹妹送情郎”了。他倒不避讳柱儿，而是避讳柱儿的姐姐凤芝。这些天，一到晌午头，那弯弯曲曲的山道上，就出现了一个姑娘的身影，胳膊上，挎着个筐。那是凤芝，来给大成和柱儿送饭的。凤芝和大成，小时候在一起念了几年书。后来大成跟他爹学石匠去了，凤芝升上了公社的中学，两人就分开了。凤芝她们村，没有学校，孩子们念书，得翻道岭到十几里以外的小学校。可刚上学的孩子才八九岁，没有人领着，是不敢走那么远道的。为解决这个困难，大队在凤芝她们村办了个低年级班。一二年级在这里念，三年级以后再过岭去。正好这时，凤芝中学毕业了，就担任了这个低年级班的教师。虽说总共才九个学生，可村里人，对凤芝却很敬重，都称她是唐老师。刚开始时，叫得凤芝脸通红。凤芝教得好，受到了上级的表扬，还到县里边开过会。回来的时候，她给村里的姐妹们买回了发卡、乳罩，还给生产队文化室捎回了一捆图书，青年人都借着看。
这一阵子，学生放暑假了，凤芝有了闲工夫，每天晌午，就给大成和柱儿送晌饭来了，捎带着，薅一筐猪草回去。每天，柱儿都盼着姐姐早点来。柱儿和姐姐，比一般人家的姐弟关系要亲密。柱儿妈死得早，这些年来，姐姐为他们兄妹几个，缝缝补补、浆浆洗洗，受了很多劳累。柱儿爱姐姐，尊重姐姐，还因为姐姐懂得许多别人不知道的事。姐姐爱看书，高兴了，会给弟弟妹妹们讲一些古代的和现代的故事。进山的头几天，柱儿感到有点寂寞，总盼姐姐早点来。
姐姐送饭来了。柱儿跳上石头，喊起来：“大成哥，我姐送饭来了!”
大成手挟大锤，两眼定定地瞅着凤芝往这边走。
“吃饭吧。”凤芝说。
大成朝凤芝笑着，摇摇头：“不忙，我把这块石头打完了再说。”
凤芝把装晌的筐，放在石头上，坐下来等着。
柱儿真盼大成在这时候，把本事亮出来，让姐姐开开眼界。果然，大成正顺了他的心思，要把脚下的大石劈开。
柱儿爱看大成劈石。“开柳子”前，他先朝手心唾口唾沫，然后两掌往起一合，搓几下。拽过大锤，漫不经心地瞟了眼“扎子”，一悠胳膊，大锤就高高扬起来了。可并不马上往下砸，总要在半空中停一会儿。那一会儿的工夫里，他的嘴唇是紧闭着的，两眼是圆睁的。弓着步，挺着胸，身上的每一块肌肉都隆起来了，那样子好威武。跟着，一声喝喊：“嗨!”大锤便砸下去了。当的一声响，随着金属撞击的弹力，锤头一下又蹦了起来，这时，软颤颤的腊木把就起作用了。大成随着锤头的回弹，轻轻一悠，就又扬起了大锤。每抡一次，浑身的肌肉便上下滚动一回。几十锤下去，随着咔嚓嚓声响，巨石就开了一道缝。大成用撬扛撬开劈开的石头，然后再把它们破成块石、料石或顶斗石什么的。柱儿瞅着，迷住了，手觉得直痒痒，对姐姐说：“带劲吧!”恨不得一下就能像大成那样劈石。可他上去打，就不是那么回事了。大锤在手中直晃悠，举起来不稳，砸下去不准，一不小心还把“扎子”砸飞了，带着尖啸的叫声，撞在树上和石头上，吓得凤芝惊叫起来。大成说：“别急，往后慢慢就会了。来，我教你。”
凤芝说：“还教哇?快过来吃饭吧。”
日头毒辣辣的，烤得山草打了蔫，松树节子直冒油。山谷像昏过去了，只有山溪哗哗淌。
凤芝把大成和柱儿领到了树荫下，从筐里拿出饭菜，让他们吃。她瞅了大成一眼，忽然捂嘴哧哧笑了起来，笑得大成和柱儿好生奇怪。柱儿问：“姐，你笑什么?”
还是笑。
大成被她笑得有些不自在。咧了咧嘴，陪着笑了笑：“凤芝，有什么好笑的?”
凤芝一边笑着，说：“看你刚才打石头，挺威风的，可我冷丁想起来，小时候咱们在一班念书，有一回，老师叫你念课文，本来是‘斗哇，斗，地主的口’，可你却念成‘豆(斗)哇，豆(斗)，地主的口’，格格格……”笑得更厉害了。
柱儿先跟着笑起来，饼子渣儿从嘴里喷出来。
大成也笑了，有点难为情：“我这个人，从小就不爱念书。一看见课本就头疼。那时候，咱们班里，除了你，就数李胜学习好了。哎，他现在干什么?”
“听说也在家种地。”
“这么说，他还不如你呀。不管怎么说，你还能教几个小孩念‘春风吹，春风吹……’嘿嘿。”
凤芝笑了笑：“谁也不如你。”
柱儿说：“嗯，咱这山沟，赶上大成哥的人，可不多。”
大成说：“那咱不敢说，可咱抡一天大锤，能顶他们挠地垄沟子的干十天。”
柱儿说：“怎么样，姐?”
凤芝说：“那你就跟他好好学吧。”
大成说：“你放心，凤芝，我保证不出一年，就叫柱儿成一把好手。”
柱儿乐了，嘻嘻。
凤芝瞅了瞅弟弟，又瞅了瞅大成，忽然发现，大成正在暗中打量她，目光热烘烘的。她脸腾地红了，忙低下了头。
大成忽然说：“凤芝，过几天我要盖房子，你能不能来帮忙?”
凤芝说：“我能帮什么忙?”
“帮着做饭做菜呀。”大成有些兴奋地说。
在山村里，盖房子是件大事。大成人缘好，帮工的人格外多。柱儿和姐姐都来了，柱儿当小工，姐姐帮厨。大成不拿他们姐弟俩当外人，有什么事，总是喊他们俩帮忙。上梁这天，来了不少庆贺的人，拿着礼物，一大早就进了院子，院子里挤挤插插都快装不下了。傍晌午的时候，房架子立完了。在上面绑上了红布和铜钱。跑梁人站在房上高喊道：“一把金来一把银，吃不穷来穿不尽!”便把糖果、糕点和绑着红布条的馒头，往下撒。顿时，鞭炮噼哩啪啦响起来，雇来的喇叭手鼓起了腮帮子，呜哩哇啦，吹起了喜气洋洋的《太平年》。孩子们抢着房上撒下之物，叽叽嘎嘎滚成一球。接下来，便开席了。猜拳行令，吆五喝六，喧闹声几百米外听得见。大成到每桌劝酒：“喝啊，喝!”满面红光。赶礼和帮工的人，也向大成敬酒：“大成，今儿个是喜庆日子，喝!”“大成，讲创立家业，你小子是好样的。来，干!”大成已经半醉了，粗喉大嗓地对众人说：“今儿个，我心里高兴啊!我盖房，来这么多人，这是大伙看得起我大成!人活在世上，混个什么?不就混个被人瞧得起吗?不是吹、吹牛，咱这山沟里上上下下，提起我大成，还没有不佩服的。来，干!”一仰脖又喝了一杯。凤芝端菜盘在一旁站着，见大成喝起没完，上前劝道：“别喝了。人说，酒多伤身。”一个细高个青年嚷起来：“大成行呀，有保驾的!你这房也盖妥了，什么时候娶媳妇呀?”大成瞅着凤芝嘿嘿只是乐。“细高个”接着说：“大成是咱山沟里数一数二的小伙儿，也只有数一数二的姑娘能配上喽。你说是不是，凤芝，啊?”凤芝的脸顿时像蒙上了红布：“你瞎说什么呀!”转身走开了。桌上人开心地大笑起来：“哈哈哈，哈哈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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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0：林 辰简介
林 辰：一位正直爱国知识分子的人生跋涉
张小鼎
著名学者林辰先生离开我们已一年了。林辰先生的远祖原系福建闽西（今福建长汀一带）人，其后代经商迁移至贵州定居。他于1912年6月3日诞生在贵州郎岱（今六枝）一个没落的封建家庭。祖辈曾有人应试科举，做过县官，后衣锦还乡，回郎岱置地购房，颐养天年。由于只出不进，坐吃山空，到了父辈，家道日趋败落。
林辰原名王辉农。早年用过的笔名有诗农、施农、芝子、上官松、石筠等。而使用频率最高，又最为人们所熟知的则是林辰。此二字系由“农”的原繁写异体字之一字，上下分拆开而来。从1940年开始署用，延续了半个多世纪。
幼年的诗农进过两年私塾，其后进入郎岱县立高等小学，接受、学习到近代较新式的教材，于1924年毕业。翌年入贵阳私立达德中学，1926年又转入省立贵阳师范学校。这时受新思潮、新文化传播影响，他有机会广泛浏览《语丝》、《莽原》等进步期刊，如饥似渴地阅读了鲁迅的《呐喊》、《彷徨》和许多新文学名著。同时，他不仅开始学写白话文，投到校刊发表，而且更重要的是思想受到熏陶和启迪，重新审视周围的一切，尤其对封建军阀统治下十分封闭落后的贵州现实，深感不满。1929年底离开贵阳，风尘仆仆地徒步半月去到较为开放的重庆。后乘船东下至南京，旋又前往上海。他在上海接触浏览了不少左联的文艺刊物和革命文学家的小说诗歌文学作品，阅读了许多中外文学名著，同时还认真研读了一些社会科学方面的书籍。所有这些无疑都充实了他的学问，开阔了他的视野，提高了文学修养。
由于不满国民党统治区的政治腐败，一心向往革命圣地延安，林辰曾怀揣友人的介绍信前去重庆曾家岩50号联系接洽，会见了徐冰同志。经再三申述请求，徐冰只好又写了封给董必武的介绍信。据林辰晚年回忆，1939年冬的一个上午，他冒着极大风险，只身前往四周被国民党密布特务进行监视的红岩村18集团军办事处，谒见董必武同志。董老热诚地接待了这位追求理想、向往延安的青年，语重心长地开导勉励他：哪里都可以学习、工作么，你在这里比在延安作用会大一些；留在重庆，可以自己的言行在青年学生中做很多工作。去延安的愿望虽然未能实现，但董老的亲切接待和谆谆教诲，给了他极大的精神鼓舞，令其终生难忘！直到年过古稀时，他还深情地回忆起青年时代的这件往事。
遵照董老的教诲，林辰留在了国统区，认认真真、兢兢业业地从事教学与育人的工作。当时有不少青年学生受林辰的言行影响，走上革命道路，参加了共产党。教学之余，他还经常在《民主报》、《大公晚报》、《新生报》和《新华日报》上发表反对日本侵略和揭露国统区政治腐败的杂文。
这一时期林辰还积极参加党所领导的抗日救亡和民主革命运动。1945年2月22日，在陪都重庆，由文化界312位知名人士联名发表了《文化界时局进言》，公开向国民党政府提出实现民主政治，召开各党派会议，组织联合政府，保障人民基本权利，停止特务活动等要求。这宣言由郭沫若起草后，秘密地、广泛地征集签名，富有正义感的林辰是该宣言的签名者之一。当这份得到包括文学艺术界、社会科学界、自然科学界300多位代表性人物有力支持的宣言，在《新华日报》等进步报刊上公开发表后，“在山城引起了极大的震动。蒋介石见了暴跳如雷”，“震撼了蒋家小朝廷”。（茅盾：《我走过的道路·走在民主运动的行列中》）不久，勃然大怒的蒋介石悍然下令解散郭沫若主持的文化工作委员会。
1947年1月林辰又参加了重庆市大中学生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的示威大游行，并在《新华日报》发表《不与同中国》一文，抗议政府当局镇压学生爱国民主运动的罪行。同年夏，因在大会上痛切陈词，极力主张罢教、罢课，营救被捕学生而被乡建学院解聘，在白色恐怖笼罩下，过着没有保障的困苦流离的生活！
出于对鲁迅先生精神人格的特别景仰和其著作的异常喜爱，林辰在繁忙地从事教学、写作，参加重要社会活动之余，始终坚持阅读、学习鲁迅小说诗歌文学作品，搜集有关生平史料，甚至不辞劳苦，徒步二三十里地前往较大城市设法借阅20卷本的《鲁迅全集》，开始潜心研究有关鲁迅的生平史实。
从20世纪40年代开始，林辰陆续在报刊上发表一些研究和考证鲁迅生平、事迹、思想、著作的文章。如：《鲁迅与韩愈———就教于郭沫若先生》、《鲁迅赴陕始末》、《鲁迅曾入光复会之考证》、《鲁迅的婚姻生活》等等。这一时期，在艰难困苦的生活中写下的许多研究文字，有不少是直接在《新华日报》上陆续发表的，如《鲁迅在仙台》、《鲁迅归国的年代问题》、《鲁迅对三一八惨案的抗争》、《论〈红星佚史〉非鲁迅所译》等等，产生一定影响。他的这些研究文章，由于史料翔实，考证细密，学风严谨，见解独到，论辩有力，因而受到学术界的关注和赞赏。
在发表这些文章的同时，林辰又着手《鲁迅传》的撰写，至1949年初，已完成了传文第八章《在钟楼上》，并应友人、著名作家、翻译家林如稷的邀约，在其主办的成都《民讯》上连载；由于政治形势的急遽变化，这部《鲁迅传》仅在1949年1月至3月的《民讯》4、5、6期上发表了开头的两章半而终被搁浅，未能一气呵成写完全部书稿。
重庆解放后不久，林辰先后出任四川教育学院、重庆大学的教授和西南师范学院中文系教授兼系主任。此时，他以更加朝气蓬勃的精神面貌，全力以赴地投入到自己所热爱的教学育人工作中去。他的渊博知识和严谨学风，循循善诱与诲人不倦，很快赢得莘莘学子的欢迎与爱戴！不久，他又赶赴上海鲁迅著作编刊社，开始了后半生专门从事鲁迅著作的搜集、整理、注释、编辑工作。
1952年7月上海鲁迅著作编刊社迁来北京，并入人民文学出版社，成立鲁迅著作编辑室。在冯雪峰同志领导下，他与编辑室同仁王士菁、孙用、杨霁云等专家一道，积极热情地参与了具有开创性的第一部附有注释的10卷本《鲁迅全集》（1956－1958年版）的编注工作。其中林辰主要承担《故事新编》、《华盖集续编》、《而已集》、《准风月谈》、《两地书》等五种和书信中的一部分。附有注释的10卷本《鲁迅全集》的编注出版，是鲁迅著作出版史上的又一座丰碑。它不仅为千百万读者提供了鲁迅著作的可靠文本，而且对普及鲁迅小说诗歌文学作品，开展鲁迅研究，弘扬鲁迅精神都具有重要意义和推动作用。
如同中国许许多多正直爱国、富有成就的高级知识分子一样，林辰在“文革”的政治风暴中经受了炼狱式的严峻考验。1969年阴历8月中旬，他和人民文学出版社的同事们一起乘火车，千里迢迢地前往湖北，奔向咸宁附近的穷乡僻壤向阳湖。向阳湖期间，给他留下最深印象的繁重劳动是春天水田里插秧：天还不亮就起床，洗漱完毕，马上步行数里，赶到田头，旋即脱去鞋袜，赤脚下水，然后弯腰弓背，开始一整天紧张的插秧。傍晚劳动收工后，疲惫不堪，腰酸腿痛……他还和著名翻译家、鲁迅研究专家，戴着深度近视眼镜的孙用搭伴，以第一流专家、学者身份充当一阵“放牛倌”。后来为了照顾他的身体，又曾让他与具有二万五千里长征光荣历史而又戴过“右派”帽子的著名诗人、作家冯雪峰一起，看门值班，夜间巡逻，负责保卫。
事隔约30年后，当《向阳湖文化报》的总编辑于某天采访林辰时，一向为人谦逊宽厚的林辰却说：“我们只是普通人，不值一提，但像冰心、张天翼、臧克家、楼适夷、冯雪峰、陈白尘等人在那里看菜地、放鸭子，却是不容易的。还有一位已故翻译家孙用是带着家眷去的咸宁，他很有才学……”
“四人帮”被粉碎后，林辰以60多岁高龄满腔热忱地投入到新版《鲁迅全集》的编辑注释工作中去。虽然年高体弱，他谢绝照顾，坚持整日上班；定稿讨论时，常常一边服药，一边出席会议，坚持参加全部讨论。为了注释条目的简洁、准确，在充分占有翔实可靠第一手原始材料的基础上，他往往绞尽脑汁，思考再三，字斟句酌，反复推敲，直至修改到满意时为止。
为了报答组织的关爱，林辰主动请缨，承担起难度很大，较少为人关注研究的冷门课题：“鲁迅与古籍”。为充分挖掘、搜集这方面的第一手资料，他不辞辛劳，风雨无阻，天天跑北京图书馆，常常成为该馆善本室的第一位读者。工夫不负有心人。正是在这里，他终于首先发现了不少长期被湮没的鲁迅手稿和题跋之类的佚文。如：《〈云谷杂记〉跋》、《〈百喻经〉校后记》，以及经鲁迅辑录或校勘的整部古籍：东晋谢沈《后汉书》与唐人的《沈下贤文集》等等。这就使编注研究工作均取得新的突破，也丰富充实了新版《鲁迅全集》所收文章篇目。
作为1981年新版《鲁迅全集》编注工作的参加者和定稿领导小组的重要成员，林辰不仅重新校阅、修订了《故事新编》的注释，还参与讨论和改定了包括《中国小说史略》、《汉文学史纲要》、《古籍序跋集》在内的共22种鲁迅著作的注释。
1984年2月，林辰退休，但他仍坚持抱病主持编校四卷本《鲁迅辑录古籍丛编》，本书在1999年出版。2001年，林辰又被任命为《鲁迅全集》修订工作委员会成员。可惜因身体原因，他已不能参与实际修订工作了。
作为学者、作家的林辰，26岁时开始发表小说诗歌文学作品。抗战时期的40年代是他的创作旺盛期。当年出版的《抗战文艺》、《文艺阵地》、《野草》、《新华日报》等刊物报纸上时常能见到他的杂文、短论和研究鲁迅的文章。1942年林辰参加了“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解放初曾任重庆文学工作者筹委会副主任，西南文联筹委会委员，并当选为重庆市第二、三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1954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参加过第三、四次全国文代会。他还曾被推选为中国鲁迅研究学会理事；又受聘为鲁迅博物馆鲁迅研究室顾问；推举为工程浩大的《鲁迅大辞典》的顾问兼编委。
林辰十分酷爱书籍。终其一生，他读书、淘书、购书、藏书、编书、写书，真是与书籍为伴，结下了终生不解之缘。晚年的林辰，有一次在到处堆满书籍的卧室兼书房和会客室中，于昏暗的灯光下，操着浓重的乡音，不无感慨地对笔者说过：“唉，小鼎同志，我这一辈子什么都不会买，就只会逛书摊、跑书店、买书……”
事实上他也确实终生节衣缩食，省吃俭用，数十年如一日，执着专注地搜求自己所喜爱的古今中外各类图书。其中除千余册线装古籍书外，尤以五四以来新文学作家、特别是二三十年代所出小说诗歌文学作品和鲁迅著作的各种珍稀版本居多。内中不乏许多作家、诗人、编辑家、学者等现当代文化名流的签名本，如：叶圣陶、蹇先艾、冯雪峰、艾芜、孙伏园、许广平、周振甫、秦牧、邵燕祥、姜德明以及吴虞、周作人、梁实秋、胡也频、白采……等等。这些具有纪念意义和一定文物价值的文化名人手迹签名本主要来自两个不同渠道：一是友人亲自题字相赠；一是千百次淘自各种旧书店、书摊，日积月累获得的。历经几十年人世沧桑、特别是战乱和**而终得保存下来，确实难能可贵，其数量粗略统计达数千册之多。林辰生前就曾明确表达，日后将自己全部藏书，捐赠给北京鲁迅博物馆。如今，这个心愿已经实现了。
林辰一生治学严谨，厚积薄发。他留下的学术著作主要有《鲁迅事迹考》（1948年7月上海开明书店初版；解放后1955年4月上海新文艺出版社重版，1981年9月人民文学出版社新一版）、《鲁迅述林》（1986年6月，人民文学出版社）；编有《许寿裳文录》（1986年9月，湖南人民出版社）；即将出版的尚有经《鲁迅研究月刊》原副主编王世家细心整理的《鲁迅传》遗稿；此外还有生前早已编就而至今未能出版的以学术随笔为主的《跋涉集》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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