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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历史学论文发表
历史学论文发表
历史的作用是很大的。历史学的社会功能是显而易见的,它不仅能资政治世,承担着教育道德的功能,还可以让我们更好地认识现实,了解社会生活,帮助我们更好地认识自我,认识人与历史和自然的关系,使我们能够掌握现在,把握未来。
历史学论文发表篇1
满族及其先世文化的涵养与核心
改革开放后，中国出现了地域文化与民族文化复兴的趋势，以传统性、民族性、地域性为特征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调查、认定、保护等加速了这种趋势。
与其他民族的传统文化一样，满族文化也出现了某种复兴，如满语言文字教育的复现、民间萨满祭祀的复苏、族名命名日颁金节活动的常规化，等等。
要判断满族文化在当代社会能否有朝一日再现辉煌，有必要回到历史的时空中去探究古代社会中的满族及其先世文化为什么能够数次崛起、生生不息。
一、满族文化的历史渊源与本质特征
由东北历史学家在民国时期提出的有关东北古代族系的理论，虽然存在有关肃慎族系是否为同一民族的讨论，但至今为止仍然是有关东北历史、民族、文化研究领域最为重要的基础理论。
最初，卞鸿儒先生提出了“三大族系”说：今就载籍可稽者，探测各部族之原始，略加爬梳，可析为三大族系。
其逼近内地与汉族接触最早者，东胡族也。
曰山戎，曰鲜卑，曰契丹，汉魏以后，东胡之派别岐称也。
其来自西方，迁于东北，更渐近于南垂者，貉族也。
曰秽貉，曰夫馀，曰高句丽，曰百济新罗者，汉魏以后貉族之派别岐称也。
若夫始终据东北之中部，卒孕成一大民族，而时具有政治的势力者，如所谓肃慎也，挹娄也，勿吉也，渤海也，女真也，满洲也，皆出于肃慎者也。
金毓黻先生在卞先生观点的基础上，增加了汉族一系，完善了这一观点，提出了“四大族系”说：古代东北民族，大别之为四系：一曰汉族，居于南部，自中国内地移殖者也。
二曰肃慎族，居于北部之东。
三曰扶余族，居于北部之中。
四曰东胡族，居于北部之西。
由于东胡与肃慎都是先秦时期的民族称谓，而汉、夫馀是汉代之后才有的族称，后人便将“汉”以其族源“华夏”,将“扶余”以其族源“秽貊”代替，对东北古代四大族系的通用说法为：华夏、肃慎、秽貊、东胡。
满族属于肃慎族系。
[2]
满族之名直接来源于清代满族的自称--满洲(,manju)，是由努尔哈赤的继承者、后金大汗皇太极于1635年11月22日将建州女真的部族称号改为民族称号的.现代社会的民族观念建立起来之后，满洲族被简称为满族。
此前，即元明时期，活跃于东北中东部地区的主体民族，一直保持着辽金时期的民族称谓--女真。
女真族名，源自辽代契丹人对靺鞨七部之一黑水部的称呼。
据《金史·世纪》记载：“金之先，出靺鞨氏。
靺鞨本号勿吉。
”《魏书·勿吉传》载：“勿吉国在高句骊北，旧肃慎国也……”[3]第九册《金史》6《北史·勿吉国传》：“勿吉国，在高句丽北，一曰靺鞨，邑落各有长，不相总一……其部类凡有七种，其一号粟末部……其二伯咄部……其三安车骨部……其四佛涅部……其五号室部……其六黑水部……其七白山部……自佛涅以东，箭皆石镞，即古肃慎地也。
”[3]
第四册《北史》334《金史》云：“隋称靺鞨，而七部并同。
唐初，有黑水靺鞨、粟末靺鞨，其五部无闻。
”[3]第九册《金史》6勿吉之前，活跃于古肃慎地的为挹娄。
《后汉书·东夷传》载：挹娄，古肃慎之国也，在夫馀东北千余里，东濒大海，南与北沃沮接，不知其北所极，土地多山险，人形似夫馀而言语各异，有五谷麻布，出赤玉好貂，无君长，其邑落各有大人，处于山林之间，土气极寒，常为穴居，以深为贵。
[3]
第三册《后汉书》287挹娄人不仅在朝贡中原时自称肃慎，而且其所使用的箭，恰恰就是先秦古史所记载的肃慎族的着名贡物--“楛矢石砮”.而肃慎人是最早向中原朝贡的东北古族，先秦古籍《左传》《国语》皆有记载。
②肃慎--挹娄--勿吉--靺鞨--渤海--女真--满洲，在肃慎族系的历史发展过程中，除渤海是因由国号而演变为民族称谓，其余皆为由最强大的、统领了其他部族的部族名称转变为民族名称的。
而且程妮娜先生提出:汉至唐时期，挹娄、肃慎、勿吉、靺鞨的族名均为他称，“挹娄”是夫余人的称呼，“肃慎”是中原人的称呼，“勿吉”是拓跋鲜卑的称呼。
“秣羯”(后作秣鞮靺鞨)是勿吉的音转，同样不是该族群的自称。
[4]
此种情况，皆因满族及其先世民族在历史发展的每一个阶段，民族的下级构成单位都是部族，构成部族的往往又是氏族。
部族是以地域为中心形成的人群集团，如金代女真的猛安、明代女真的噶珊;氏族则是由血缘为联系形成的人群集团，如金代的谋克、明清时期的穆昆。
正如乾隆皇帝所言：“我朝得姓曰'爱新觉罗',国语③谓金曰'爱新',可为金源同派之证。
盖我朝在大金时，未尝非完颜氏之服属，犹之完颜氏在今日，皆为我朝之臣仆。
普天率土，统于一尊，理固如斯也。
譬之汉、唐、宋、明之相代，岂皆非其胜国之臣仆乎!”[5]
因此，肃慎至满洲，名称数度变更，部族之间血缘等不断融合，但地域和基本的生产生活方式、族群的组合方式、精神信仰等，始终维持着与周边民族不同的特征，即以渔猎文化为核心的生产生活方式、以氏族制度为基础的社会组织形式、以万物有灵为世界观的萨满教信仰。
从文化认同的角度看，满洲自身认同中原正史当中的族源线索。
乾隆四十二年八月十九日，乾隆晓谕内阁：顷阅《金史·世纪》云，金始祖居完颜部，其地有白山黑水。
白山，即长白山;黑水，即黑龙江。
本朝肇兴东土，山川钟毓，与大金正同。
史又称，金之先出靺鞨部，古肃慎地。
我朝肇兴时，旧称满珠，所属曰“珠申”,后改称满珠。
而汉字相沿，讹为满洲，其实即古肃慎，为珠申之转音，更足征疆域之相同矣。
[5]28从民族认定的角度看，按照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论述，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以及表现在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是构成民族极大要素。
满族数千年前生活于白山黑水之间。
清康熙十六年，康熙给内大臣、觉罗武默讷、侍卫费耀色等人的上谕中，开篇便言“长白山乃祖宗发祥之地”[6].《金史·世纪》云：“生女真之地有混同江、长白山。
混同江亦号黑龙江，所谓'白山黑水'是也。
”[3]第九册《金史》6《金史》列传第七十三·外国下·高丽传载：“唐初，靺鞨有粟末、黑水两部，皆臣属于高丽。
唐灭高丽，粟末保东牟山渐强大，号渤海，姓大氏，有文物礼乐，自后不复有闻。
金伐辽，渤海来归，盖其遗裔也。
黑水靺鞨居古肃慎地，有山曰长白，盖长白山，金国所起焉。
女直虽旧属高丽，不复相通者久矣。
及金灭辽，高丽以事辽旧礼称臣于金……赞曰：金人本出靺鞨之附于高丽者，始通好为邻国，既而为君臣，贞佑以后道路不通，仅一再见而已。
入圣朝尤子孙相传自为治，故不复论，论其与金相涉者焉。
”[3]第九册《金史》307-308肃慎-女真族系的各个发展阶段，内部各部族之间的经济与社会发展程度虽有差别，但在语言和文化上保持着相当大的同一性和相似性，根源就是他们具有同源关系。
仅以语言为例。
清乾隆十二年(1747)七月十八日内阁奉上谕：“近因校阅《金史》，见所附国语解一篇，其中脱舛甚多。
金源即满洲也，其官制、其人名，用本朝语译之历历可见。
”[3]
第九册《金史》310从经济生活上看，以渔猎经济为主的渔猎与农业混合型经济，是肃慎系民族与周边民族相比独具特色的经济类型。
篇2：历史学的论文
历史人文在环境艺术设计专业教学中的传承
摘要： 各个民族文化的独立繁荣发展，构成了多姿多彩的人类文明，而人类文明的不断进步和永续发展更是离不开对历史人文的传承和创新。
在物质文明日益繁荣的今天，如何通过有效的方式来对历史人文进行传承，把历史文化当中优秀的成分充分的吸收过来转换为可供现代化的社会运转的润滑剂已经成为时代的焦点。
高校的教育在这一过程中的意义便凸显出来，尤其是对于那些直接体现历史文明和对历史文明更为具象的表达的环境艺术设计专业。
在环境艺术设计当中融入历史人文内涵，不但可以增添艺术设计作品的艺术性，而且还符合现代大众的欣赏习惯，并且可以吸引特定的人群，可以说对于环境艺术设计学科的发展以及环境艺术作品实践性和艺术性的提高都是有十分重要的意义的。
关键词： 历史人文;环境艺术设计;高校教学;传承
艺术设计是决定创意产业和国家核心竞争力的重要因素,能够实现我们“创新型国家”的目标。
当今经济高速发展，人们生活水平不断提升，对物质需求的标准也逐渐最求个性化、完美化，这就对从事美术和设计人才需要重新定位和适应市场发展的需求，
如今我国高校都设置了专业课程，重点培养相关专业人才，以期能够满足社会对相关专业人才的需求目前高校也都设有环境艺术设计专业，
环境艺术设计专业在发展的道路上必须遵循可持续发展，对艺术和设计教育的改革与高校艺术教育有着直接性的关联，必须与时俱进。
环境艺术设计之所以不同在于是以环境的本身为前提依据，以达到自然美与艺术美的共同实现，使得艺术设计达到最高的境界。
环境艺术设计专业是艺术设计学科中的一门重点学科，它是兼具科学性和艺术性的综合性的边缘学科。
它和人类的生产生活有着极为密切的联系。
环境艺术实践活动与人类改造世界和影响自己周边环境的能力以及提高人类的生活质量，改善人类的生存环境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从这一系列特征出发，我们可以真切的感受到环境艺术设计专业需要在历史人文的熏陶下进一步发展。
下面笔者将从当前环境艺术设计专业的现状出发来具体研究历史人文在环境艺术设计之中的融合。
一、高校教学中环境艺术设计专业的发展现状
1、教学模式的僵化
目前的高校的环境艺术设计专业的教学中并没有统一的教学大纲，而很多教师都习以为常的按照美术教学的模式和思维来进行教学。
环境艺术设计专业的基础课程是美术，加之受到美术教学思维的影响，教师在进行教学的过程中，过分的重视学生对于平面二维设计、电脑特效的设计的教学，而忽略了学生立体的思维能力。
这些就造成了教学课程的单一化、形式化，使得学生的环境艺术设计理念走向了“形式主义”或者“装饰主义”的弊端，十分不利于环境艺术设计专业教学质量的提高。
由于这样的课程设计缺少对学生空间造型能力的培养，这就使得学生在进入专业课的学习研究时，会因为综合知识尤其是历史人文知识的匮乏而无法对设计任务进行深入的研究和表达。
2、教学模式的单一性
目前，我国高校的多数环境艺术设计专业的教学虽然借鉴的国外先进的艺术设计理念，但是却与实践严重脱节。
很多的环境艺术设计专业课程的教学还只是在教室中进行，并没有深入的接触实践。
环境艺术设计专业是一门兼具实践性和艺术性的课程，与实践脱节就意味着环境艺术设计的作品缺乏生命力。
3、理论与实践的脱节
调查显示，目前高校的环境艺术设计专业的教师多注重理论的灌输，而很少鼓励学生或者带领学生进行艺术调查。
长此以往，容易造成理论和实际的严重脱节，造成了“纸上谈兵”的“形式主义”。
二、历史人文在环境艺术设计专业教学当中的融合
1、历史人文环境的融入
要求环境艺术设计者，在历史文化浓郁的环境之中要将现代的环境艺术设计理念与历史人文相结合，设计出具有浓郁文化气息、并与大环境想匹配的艺术设计作品;另外，也可以把周围环境中的古来的建筑中的经典的部分有机的结合在环境艺术设计作品中。
2、人工环境的融入
在众多的环境艺术设计当中，尤其是城市的环境艺术设计当中要特别重视富有标志性的建筑的设计。
这种标志性的建筑可以成为一个城市的标帜。
这种建筑物的设计要和城市的发展背景、历史文化、人文特征和现代化发展的特征有机的结合起来，让人们看到建筑物就可以想到自己生活的城市的与众不同。
3、提高教师的综合素质
在环境艺术设计专业的教学中，应该以学生为主导，以教师为辅，培养学生的艺术设计新思维，并对授课的内容和模式进行调整和创新。
可以适当的压缩理论课程的学习，加大对专业综合课程和实践课程的学习。
这样可以提高学生的动手能力，提高学生对艺术设计的感知能力，实现艺术设计的创新。
三、加大历史人文对环境艺术设计领域的研究
高校的教育只有形成具有本民族特色的教育理念、深入的研究具有本民族文化才能够不断拥有发展的动力和生命力。
基于民族文化立场的设计需要结合现代化的设计理念，并借以现代化的先进的技术呈现出来，从而实现本民族文化的发展，促进环境艺术设计的创新。
四、结语
本文主要分为三部分。
第一部分主要分析了在目前的高校，环境艺术设计专业在教学过程中存在的各种问题;第二部分主要针对第一部分提出的问题，具体探究了历史人文在环境艺术设计专业教学当中的融合;第三部分具体阐述了应该如何加强历史人文特征对环境艺术设计专业领域的研究。
在环境艺术设计当中，不断吸收本民族的文化特色，结合现代化的技术和设计理念，才能实现环境艺术设计的长久繁荣和发展。
作者:刘静 单位:长沙职业技术学院
参考文献:
[1]雷洁清，秦海东.历史人文在高校环境艺术设计专业教学中的传承[J].艺术百家,2013(27).
[2]李霞.综合性高校艺术设计类人才培养探讨[J].课程教育研究,2014(18).
[3]程静.历史人文在高校环境艺术设计专业教学中的传承[J].飞天,2013(23).
[4]王瑶.环境艺术设计教学的可持续发展思想探究[J]林区教学，2016(02).
[5]江浩，环境艺术设计专业视野下————实践类人才培养模式的思考[J]包装世界，2010(01)
[6]侯爱萍，探索环境艺术设计专业创新人才培养模式与实践[J]科技创新导报，2013(17).
篇3：历史学的论文
历史文化名城城市发展话语对比研究
一、引言
亚洲主要城市发展建设经验由于地理的接近性和文化的相似性，更具有借鉴意义。
基于城市发展话语的视角，本文选取首尔、新加坡、上海、南京、杭州5个中外历史文化名城，对其城市发展的话语作较为系统、详尽的分析和评价。
二、话语分析研究的理论、方法和问题框架
在应用语言学领域中，话语分析者研究话语，包括书面语和口语、长句和短句，以及话语与其所处的语境间的关系。
话语研究者一般从功能主义的语言哲学视角分析话语：说话人受到特定语境影响，策略性地运用语言达到一定的目的。
研究者可以通过收集文献、访谈资料;观察分析历史、文化语境;分析谁(不)在说话，(没)说什么如何说的，在什么情况下说的，别人如何说，等等。
话语分析者分析语篇时，需要关注下列问题：语篇中的参与者是谁，即写作者和读者、说话者和听话者是谁?他们是什么关系?是否平等?参与者在知识与权力上的不同之处?在这个语境中这段话意味着什么?说话者或写作者用这段话表达什么?话语研究者可以选择描写在某特定场合的公共媒体中，谁在说话，谁不在说话，以便进一步了解在媒体中的主体力量的分布。
比如，话语研究者可以选择分析某篇报道文章，研判记者站在谁的立场?有什么样的价值观?
对事物采用的描写方式和策略方法?通过话语分析，来揭示该作者的意识形态、叙事结构、修辞在新闻报道中的作用;给社会带来的是正面影响还是负面影响等。
另外，话语研究者需要运用跨文化视角，关注整个人类文化交融话语，研究中西文化碰撞下中国文化的演变性质和走向及其后果。
当然，在实践中，话语研究者需要将施旭博士概括出来的“基本要求”转换成为语言使用形式操作性更强的`实践话语研究。
三、强化城市文化品牌，以文化为内核，构建有效城市发展话语
城市之间进行的全球竞争使得各个城市必须有区别与他人的特色，并不断持续开发城市良好的商贸环境、拥有高技术移民或者旅游资源丰富等各方面的禀赋。
这种竞争的自然结果就是各个城市都开始定义并强化各自的地方认同，讲述各自独特的城市发展话语，树立独特的城市品牌。
世界上很多城市已经开始通过城市发展话语，述说各自独特的文化属性，重新激活城市的活力。
1、韩国首尔(Seoul)首尔作为一个巨型城市拥有丰富多样的形象，但是首尔缺乏明显的特色，没有显眼的、类型独特的名胜或价值资源。
首尔并没有努力将自己的特点定位到哪几个上，而是将自己的优势进行了多重定义，并以各沟通交流对象为目标，努力构建有效的城市发展话语，实现与众不同。
这些反而成就了首尔城市品牌特色。
面向亚洲地区，由于韩国电视剧和“韩流”明星很受欢迎，首尔在亚洲地区已经家喻户晓，并且被视为是“有文化的城市”。
首尔的领先者形象又延伸到了流行时尚、设计等领域。
若强调传统，首尔难以同中国竞争，因此，首尔的城市宣传话语强调尖端领域，“IT先导城市”、“尖端城市”、“具有现代感”和“有文化的城市”。
2、新加坡(Singapore)新加坡给自己的定位是国际都市、地区金融枢纽和不断发展的文化城市。
新加坡采取了支持贸易、鼓励外资和出口导向型的经济政策。
新加坡拥有良好的商务环境、生活环境和旅游环境，他在亚洲的定位是———“独一无二的新加坡”。
新加坡寻求成为21世纪国际都市，并加入伦敦和纽约的国际文化名城之列。
新加坡市区重建局规划为“：创造一个适合居住、工作、游玩的伟大城市”;新加坡旅游局则不断强调新加坡的独特性。
新加坡《城市规划》具体说明“：我们展望的新加坡是一个充满活力、商贸繁荣、在国际竞技场上有自己一席之地的枢纽城市;一个为大家广泛认同的具有独特身份的城市;一个精力旺盛、充满激情、文娱丰富的令人愉悦的城市。
3、上海(Shanghai)上海是中国最大经济中心之一，并正在向建成国际经济、金融、贸易和航运中心之一的目标迈进。
，上海获得世界博览会主办权。
从此上海世博会就与上海一起成为上海对外城市形象推广的重点。
上海在境外举办了一系列城市形象的对外推广活动。
它着眼于推广上海整体的城市形象与定位。
4、杭州(Hangzhou)1993年，杭州市定位为国际风景旅游城市和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
，杭州正式把“构筑数字杭州，建设天堂硅谷”作为新世纪初和今后一个时期的“一号工程”。
20，杭州推出一条包括西湖三大“情人桥”———断桥、长桥、西淀桥的“杭州爱情浪漫之旅”的新旅游线路，解读白娘子爱情之谜，推出“人间天堂、爱情杭州”的城市宣传话语。
，杭州城市品牌发布会正式公布了“生活品质之城”的宣传话语。
杭州还提出了打造“东方威尼斯”的旅游宣传话语，设计了动态反映运河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运河文化迪斯尼”、余杭三白潭湿地公园、三家村农业观光园等体验产品，规划浓厚民生的历史街区、文化创意街区。
5、南京(Nanjing)南京城市是著名的历史文化名城，“六朝古都、十朝都会”。
南京历史厚重，文化积淀深蕴，孕育了独特的地域文化，如明孝陵、中山陵、夫子庙等名胜古迹，拥有古老的石刻，独特的建筑，辉煌的艺术。
在,南京确立了城市发展定位：把南京建设成为经济发展更具活力、文化特色更加鲜明、人居环境更为优美、社会更加和谐安定的现代化国际性人文绿都。
，南京提出新的发展目标，“把南京都市区建成独具魅力的人文都市、绿色都市、幸福都市”。
“人文都市”的话语，不仅充分体现了南京城市的“文化”、“古都”两大特点，更彰显了“以人为本”的理念。
篇4：历史学专业论文提纲
中文摘要 第4-6页
英文摘要 第6-8页
绪论 第10-16页
一、东晋政治制度下的史官制度 第16-24页
(一) 修史机构的重建 第16-18页
(二) 著作局所设史官 第18-19页
(三) 史官的选任方式 第19-24页
二、东晋政治环境下的史书编撰 第24-37页
(一) 巩固皇权促成的起居注撰述的普遍 第24-26页
(二) 内忧外患引发的皇朝史撰述的高潮 第26-29页
(三) 门阀政治导致的家史类撰述的兴盛 第29-32页
(四) 地方割据致使的霸史类撰述的发展 第32-34页
(五) 释道流传影响的宗教史撰述的兴起 第34-37页
三、东晋政治思想下的史学观念 第37-57页
(一) 君权神授观念的盛行 第37-40页
(二) 皇朝正统观念的维护 第40-46页
(三) 历史盛衰观念的争鸣 第46-50页
(四) 君主名教观念的申明 第50-53页
(五) 民族夷夏观念的阐述 第53-57页
结论 第57-59页
参考文献 第59-62页
后记 第62页
篇5：历史学专业论文提纲
中文摘要 第5-7页
ABSTRACT 第7-9页
绪论 第14-33页
选题缘起、选题意义 第14-17页
研究状况回顾 第17-25页
论文的创新点与难点 第25-28页
论文结构和主要内容 第28-33页
第1章 毕沅的生平及其幕府 第33-60页
第1节 毕沅的生平第33-42页
早年生涯――以古学相策励 第33-40页
宦海沉浮――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第40-42页
第2节 毕沅的幕府 第42-60页
毕沅幕府产生的时代背景 第43-45页
毕沅的幕府 第45-60页
第2章 毕沅幕府修史的时代意义和局限性 第60-71页
第1节 关于乾隆“盛世”史学发展结构之官、私及幕府修史 第60-66页
官方史学 第61-63页
私家史学 第63-64页
幕府史学 第64-66页
第2节 毕沅幕府修史活动的时代意义与局限性 第66-71页
时代意义 第66-69页
局限性 第69-71页
第3章 史书的编纂 第71-121页
第1节 续资治通鉴 第71-94页
编纂动机 第72-75页
编纂过程考析 第75-84页
史学成就 第84-92页
毕沅在《续资治通鉴》编纂中的作用 第92-94页
第2节 史籍考 第94-121页
乾隆时期目录学发展的特点――官方与私家的交互发展 第94-97页
关于《史籍考》编纂缘起的考析 第97-103页
对于《史籍考》编纂进程的考析 第103-108页
《史籍考》编纂体例的特点 第108-116页
《史籍考》编纂过程中存在的遗憾 第116-121页
第4章 方志的编修和整理 第121-161页
第1节 清代乾隆时期方志发展状况 第122-127页
第2节 毕沅为官各时期地方及其幕府编纂方志情况 第127-135页
对陕西地区方志编修的贡献 第127-130页
对河南地区方志编修的贡献 第130-132页
对湖广地区方志编修的贡献 第132-135页
第3节 西安府志 第135-143页
资料丰富,考证详实 第138-140页
结构精当,体例谨严 第140-141页
详略得当,经世致用 第141-143页
第4节 湖北通志 第143-154页
方志新体例――“三书” 第144-145页
“三书”的全面贯彻 第145-152页
《湖北通志》编纂中存在的问题 第152-154页
第5节 重新校注刊刻《长安志》、《三辅黄图》 第154-161页
校注《长安志》――《长安志新教正》 第154-158页
校勘、辑佚《三辅黄图》 第158-161页
第5章 金石著作的编纂 第161-185页
第1节 乾嘉时期金石学发展状况概述 第161-166页
第2节 关中金石记 第166-174页
搜罗宏富 第166-168页
考订详慎 第168-172页
有裨实学 第172-174页
第3节 中州金石记 第174-179页
金石与经史互证 第174-177页
众人成果之汇集 第177页
注重艺术鉴赏 第177-178页
金石碑刻之辨伪 第178-179页
第4节 山左金石志 第179-182页
集众人搜罗之大成 第179-180页
集众家体例之所长 第180页
集多人考证之成果 第180-181页
毕沅与《山左金石志》的编纂 第181-182页
第5节 湖北金石诗 第182-185页
第6章 地理典籍的纂修和整理 第185-216页
第1节 乾嘉时期的地理学 第185-187页
第2节 关中胜迹图志 第187-195页
设计宏伟,图文、诗文并茂 第188-189页
详细确凿的考证 第189-190页
保护大量名胜古迹 第190-193页
注重经世致用 第193-195页
第3节 校注《山海经》――《山海经新校正》 第195-205页
考订《山海经》之篇目 第197-199页
考订《山海经》之文字 第199-201页
考订《山海经》中所载山名水道 第201-205页
第4节 补正《晋书・地理志》――《晋书・地理志新补正》 第205-212页
校正《晋书・地理志》中之讹误 第207-210页
补充《晋书・地理志》记载的阙失 第210-212页
第5节 辑佚《晋太康三年地志》、《晋书地道志》 第212-216页
第7章 毕沅及其幕府的其它成就 第216-257页
第1节 毕沅及其幕府于小学之成就 第216-226页
著《说文解字旧音》 第217-219页
著《经典文字辨证书》、《音同义异辨》 第219-220页
考证《释名》――《释名疏证》 第220-226页
第2节 毕沅及其幕府于经学之成就 第226-231页
校注《夏小正》――《夏小正考注》 第227-229页
编撰《传经表》(附《通经表》) 第229-231页
第3节 毕沅及其幕府于诸子学之成就 第231-249页
校注《墨子》――《墨子注》 第233-239页
考证《老子》――《老子道德经考异》 第239-240页
校注《吕氏春秋》――《吕氏春秋新教正》 第240-243页
校注《晏子春秋》 第243-249页
第4节 毕沅及幕府诗集的史料价值 第249-257页
记游诗 第249-252页
戍征诗 第252-253页
赠答诗 第253-254页
政绩诗 第254-257页
结语 第257-261页
毕沅个人学术修养决定幕府史学活动的治学方向 第257-258页
毕沅的官僚身份提供幕府史学活动的经济支持和材料保障 第258-259页
毕沅官职升迁、存亡影响幕府史学活动的成败得失 第259-260页
毕沅的政治身份推动幕府史学活动的地位 第260-261页
毕沅及其幕府学术年表 第261-279页
参考文献 第279-289页
毕沅及其幕府著作 第279-280页
古代典籍 第280-282页
清人年谱 第282-283页
清代方志 第283-284页
现代著作 第284-286页
期刊、杂志、博硕论文 第286-289页
致谢 第289-291页
篇6：历史学论文开题报告
论文题目：明清以来秦良玉形象的建构与嬗变
一、课题来源及选题依据
我的论文题目是《明清以来秦良玉形象的建构与嬗变》，明清以来，准确的界定是指明末清初以来，其时间下限是。为什么选择秦良玉而不选其他人呢?第一个，这是本土文化名人，研究本土文化名人，是我作为巴渝文学与文化方向的后学义不容辞的责任;第二个，秦良玉，作为杰出女性英雄，汇聚了多种文化元素，其身上所具有的与其他女性和其他英雄的差异之处甚多，值得深入探讨。在研究这个题目的过程中，得到了诸多专家学者的指导，除了在座的各位老师或直接或间接给我启发和教诲以外，另外对我的选题和研究方法形成重要作用的至少有这样一些专家：王政、衣若兰、余云华、杜芳琴、罗志田、赵心宪、葛兆光、熊宪光[3]。另外还有若干青年才俊们也给予笔者较大支持，如重庆忠县的秦进，西南民族大学的赵长志，曲阜师范大学的袁逢等。这个选题是笔者经过与指导教师将近两年左右的长期讨论才定下来。记得笔者在《重庆教育学院学报》上发表《巴寡妇清史迹之易学观》后的第二年，我就进入了重庆工商大学，刚进校时我就思考是否继续沿着巴寡妇清的历史线索或地理范围继续往下面下去，准备西南地区的寡妇文化/女户文化研究，后来发现学术研究工作量很大，因此只能收缩战线、突破一点，于是就准备围绕明末的巴渝杰出女性秦良玉来展开毕业论文的相关研究。这个选题，与巴渝古代文学与文化研究方向之关系甚为紧密，作为这个方向的研究生，当然应该尽量选择这种与专业关系紧密的选题这既是我们的权力，也是我们在这里接受老师们栽培应尽的义务。为更加说明此选题之合理性，笔者简单分析一下进行此选题研究的主客观条件。
首先，笔者个人知识结构的优势，使我基本具备了开展此项研究所需要的素质。我在自考本科的过程中，认真学习了中文专业的所有本科必修课程和选修尤其是《美学》《马列文论》《古代文论》《中国通史》等课程;后来在多年考研复习过程中，系统研读了五卷本《中国古代文学史长编》、三卷本《中国古代文学理论体系》、七卷本《中国文学批评通史》以及14卷本《中国文学通史》中已出部分等大型专业著作，并对《十三经注疏》、《二十二子》、《文选》、《管锥编》等时有涉猎。笔者还并通过长期写作等实践，初步掌握了文学鉴赏、史学考证等常规治学方法。以上专业知识和技能方面的个人特点，使笔者有勇气选择这个具有相当难度的题目。
其次，秦良玉在历史上的重要地位和在现实中的重要意义，决定此项研究具有必要性。明清以来，很多人受秦良玉的影响，如秋瑾等;很多人歌颂过秦良玉，如郭沫若等;，秦良玉作为在历史上贡献卓越、影响广泛、有代表性[4]的本土名人，被列为全市知名度和贡献度最大的名人的第3名[5];然而在另一次与此相类似的重庆十大历史文化名人评选后，有声音认为：1.这些所谓的名人当中，大部分处于事实上的不知名状态(至少在老百姓心目中没有地位);2.重庆政府热衷于制造名人，并企图通过这些被制造出来的名人，按本地政府希望的方向来把自己的历史渲染得看上去更辉煌些。[6]这说明包括秦良玉在内的本土文化名人还没得到很好的研究和宣传，使本地市民的文化认同存在障碍。因此，如果我们再不研究，既有负于重庆作为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给我们带来的使命感，也会在地方政府打造秦良玉文化工程的进程中丧失自己以理性思考为核心的学术话语权。
再次，在研究过程中我已经得到并有信心通过努力继续得到在座诸位老师对我的直接和间接的指教。此外，针对这个选题的特殊性，我还在师友的帮助下，取得了校内外乃至市内外的著名教授的学术支持和指导。尤其是天津师范大学的杜芳琴教授，获悉笔者研究秦良玉文化后，将其相关著作寄赠笔者学习，令晚辈非常感激。此外，由于此课题高度牵涉重庆忠县秦氏家族文化，所以通过网络，本人联系到该家族内的具有相当文化水准的热心族人，在该家族的族谱调阅和一些相关考察方面的研究活动达成了合作共识。
最后，值得一提的是，由于巴渝文学与文化研究研究方向，在国内仅设立于本院，所以在这方面，要特别感谢在座的各位领导、各位前辈筚路蓝缕、以启山林的大量具有开拓性的研究工作。正在由于你们的杰出研究，在巴渝文学与文化研究方面，不但有《历代巴蜀各体文学选注丛书》、《巴渝古代近代文学史》，还有《重庆文化史》、《巴渝古代要籍叙录》等一些列著述，都为笔者的学习和研究奠定了优越的平台。而文新学院宽松的育人环境，浓厚的学习氛围，特别是对学生要求严格，以至于一丝不苟的指导教师群体;有宽以待人，为学生热情服务，令人如沐春风的诸多教职员工，这些都为笔者完成此项研究增添了信心。
二、明清以来秦良玉研究现状综述
关于秦良玉研究现状的综述，在去年7月份的时候我就做过一番搜集整理工作，现在再来陈述这个现状，是否还具有时效性呢?答案是肯定的，因为第一，我的明清以来的下限是20的奥运会这个时间。所以搜集范围是到去年还是今年截至，不具有实质性的影响。
去年那篇《明清以来秦良玉研究综述》虽然已经发表，但是还是有若干不够谨慎之处，在此，检讨如下：
第一，是该篇综述文章中将马千乘误为马家乘，可能因为笔者长期的思维兴奋点在家乘、野史方面，所以碰见千乘就讹为家乘这种有原因但不是借口的文字瑕疵是非常不应该的，因此，我要为这个错误要向段教授表示敬意和歉意，表示敬意是因为得到您的指正，表示歉意是学生不应该拿这种比较低级的错误来让您操心;
第二，是文章中探讨问题的态度不够科学，文风不够雅正。虽然在生活中我力求做一个低调的人，做一个严于律己、宽以待人的人，但是在学术上，温柔敦厚之心还有待加强，以致在行文中的个别地方缺乏对他人观点、立场的足够尊重，有时分析方式比较简单机械，因此在今天这个时刻，我要特别地再次温习我的指导教师薛老师对我语重心长的教导。9月9日，星期三下午，薛老师在文新学院资料室与我就期末课程论文进行了一番讨论之后，给我一段非常有益的教诲，原文记录下来是：考误之文，当加细分：观点之误，宜商榷;文字之误，是正须有据;显见笔误或计算机录入之误，或可指出即可，不必强为学术考证此文欲作考证，结果颇多臆测，当自警自省。
然后在4月8日，星期四下午，薛老师在文新学院古代文学教授工作室找我谈话，特别指出：梁任公《清代学术概论》中论及正统派之学风，其特色中有两点值得你引起重视。梁先生说：所见不合，则相辩诘，虽弟子驳难本师，亦所不避，受之者从不以为忤、辩诘以本问题为范围，词旨务笃实敦厚。虽不肯枉自己意见，同时仍尊重别人意见。有盛气凌轹，或支离牵涉，或隐射讥笑者，认为不德。而你在具体研究的时候，有时一味标新立异，驳难本师，研究态度不够科学，甚至得更严重一点，是学风不够端正的表现。在这里，我要向薛老师表示歉意和敬意。薛老师一贯要求其弟子为学严谨踏实而又思想活跃，在这方面我做得还很不够，我决心在后续研究中进一步加强自己的学术道德修养，争取做到发表自己见解的同时，对他人观点和立场予以充分的同情和理解，杜绝断章取义、强人以就我的学术失范行为。秦良玉，明代忠州人，后嫁石柱宣抚使马千乘为妻，千乘死，代其职位。曾参与明代后期平播、平奢、援辽、抗清等重大战事，是明代后期之著名女将军，为巴渝地区名垂青史之伟大女性。在这里，主要从截止于207月的中、英、德、日文献中梳理关于秦良玉的各种学术成果。由于本土研究占绝对优势，故非中文研究成果仅举其要者。由于《明清以来秦良玉研究综述》已经发表，并作为附件二发给大家。因此，限于时间，这里的论述属于纲要性质。
一.从数量角度的概观
由于数据的统计及分析非常繁琐，所以详细的统计见于本开题报告附件一，在这里就不再重复。从初步观察来说，就迄今为止的汉语文献来说，发表于CSSSCI刊源杂志的仅1篇;而超星搜索到的秦良玉相关书籍，偏于认识价值的资料性的介绍文字占了绝大多数，这既说明秦良玉研究迄今的理论建设还很不够，也正可以昭示着我们今天的研究者宜有更多的研究力量投入到秦良玉研究的理论分析上去。海外学术文献中，目前仅见有较大影响者如下几种，德国有《何必将军是丈夫17至19世纪传记文献中秦良玉其人其事》[7]一文，美国有《危险的妇女们：明代的战士，祖母与失足妇女》[8]中有一章;日本有《巾帼英雄传》[9]、《女将军传》[10]等分别涉及秦良玉。
二.研究分期及各期特点
在研究分期上，为了方便论述，我们将秦良玉迄今的时间段分为4段，即明清时期，民国时期，建国初30年，新时期30年，这种分期的依据主要是从政治的变化以及学术界学风的变化为主要着眼点的。下面稍加详说：
1.明清时期(1648-1911)，是秦良玉研究的萌芽期。
萌芽，体现在此期的研究学理性较弱上。此期对秦良玉的严肃认真的学理研究并不太多，主要集中在统治阶级对其文治武略的充分肯定;部分文人学者在其随笔杂著中对秦氏的事迹进行比较具有认识价值的补充。清初史官将其入列传而不入列女传，固然是对其武功之肯定，但是也带来了忽略其女性身份的局限。此时期的主要涉及秦良玉的著作有《明史秦良玉传》及《书明都督总兵秦良玉佚事》等五种著作;另王培荀有若干关于秦良玉之札记[11]。道光年间问世之《平蜀纪事》[12]等记载了部分秦良玉平奢的事迹;此类书还易代之际的宣统辛亥中国图书馆石印本另有《蜀碧》等多种文献，可为旁证;《甲申朝事小纪》、《小腆纪传》可作补充。
2.民国时期(1911-1949)，是秦良玉研究的发展期。
发展，体现在现代期刊制度影响下，更多关于秦良玉的研究成果通过现代传媒和出版制度得以扩大其影响。此期对秦良玉的关注逐渐多起来了，在晚清以来，在文学等领域，不少作者借助秦良玉的史实，企图唤醒民众，参与改造社会的活动。这个时候的研究，在不同地区，不同程度上带有借古讽今、教育时人的功利心态。此期涉及秦良玉的期刊文章主要有《秦良玉以家财助饷论》等17篇;此期涉及秦良玉的单行本著作主要有：《巾帼英雄秦良玉》等共10种书[14]。这些著作中有大量的属于报刊文章，最具者当属《秦良玉传汇编初集》，而代表性的学者尚不多见。
3.建国初30年(1950-1978)，是秦良玉研究的转折期。
转折，主要体现在步入新社会后，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得到运用上。建国后的近三十年，我们国家关于秦良玉的著作逐渐多了起来。此时期的代表论文有《关于秦良玉的问题》、《智勇双全秦良玉》，单行著作有《秦良玉》(京剧剧本)等4种[15]。这个时期的主要代表性学者有郭沫若、陈世松等。此期的研究颇受左倾思潮冲击。
4.新时期迄今(1979-2008)，是秦良玉研究的高潮期。
高潮体现在从数量和质量上，这一时期的成果在总体上超越了以往的时代。此期论文数量较多，出版了大量集成性的有关秦良玉资料性著作，为将来的进一步研究奠定好了比较厚实的基础。总体上说，这个阶段是传统研究方法基本上已经做得比较完备的阶段。此时期的代表论文有《四川营与秦良玉》等共33篇。此期关于秦良玉的著作另有专书5种;另翻印了一些以前的著作如《秦良玉演义》[16]、《女杰秦良玉演义》。这个时期的特点是，各体皆备，出现具有代表性的学者如李良品、腾新才以及我们学院的段老师和郑老师等。
三.秦良玉研究主要议题及观点得失述略
1.秦良玉本人的民族身份争议。
关于秦良玉本人的民族身份。或称少数民族或称汉族。而有的学者就进一步探讨了具体族属，除汉族外，或称苗族，或称彝族，或称土家族。各方观点不一的原因在于所据材料不一，或对民族名称之运用不够客观。马骏、秦德君、曾文琼[17]分别认为秦良玉是汉族、彝族、土家族。忠县秦进最新撰著之《秦良玉出生地与民族考》认为秦良玉出生于忠、丰、石三县交界的蒲家场乐居村[18]，从地域上决定了她是苗族人的结论可能更为合理。
2.秦良玉在历史上的功过争论。
秦良玉之功过，一般而言，绝大多数人都坦言其平播、平奢、援辽等功，而对其后期抗清与镇压张献忠等事迹观点不一。对其功过之评价，最初的评价来自于明朝正统观念的说法：从万历四十八年封其为四川石砫宣抚司援辽女官秦良玉进三品服[19]起，屡获嘉奖[20]、崇祯死后，南明政权亦待之甚重。清朝初年，对秦氏保境安民之功做出了延续性的尊重与肯定姿态。然而在史学观点比较左倾的年代里，秦良玉遭到否定[21]。
3.秦良玉勤王之质疑。
《明史秦良玉本传》、《南明史秦良玉传》对秦良玉与其白杆军参与了明军对永平四场的收复战皆持肯定态度;然而已有人根据一些明朝政府官员奏议等文献[22]怀疑，秦良玉虽是明末杰出女将，但就史论史，崇祯三年，秦良玉千里赴援，并无建功。[23]
4.秦良玉通词翰的争议。
《明史秦良玉传》称其为人饶胆智，善骑射，兼通词翰但到了民国人们就已经忽视其其文学成就[24]。有人称秦良玉原有诗文著述，明清易代战乱中焚毁无传[25]，故对其文学成就存而不论;也有人从其奏议和布告[26]文字中，得出浩气孤忠洋溢槠上[27]之印象。
5.秦良玉被符号化的是非。
秦良玉被予以符号化，是指在后代的不同政权那里，出于不同的目的而对之加以利用，民国初年，秦良玉多次进入当时的教材[28];到了抗战时期，秦良玉被作为国难期中的模范妇女得以宣传;郭沫若则多次肯定秦良玉[29]，乃至2008年，奥运火炬手服装上火凤凰来源于明朝时期重庆忠州巾帼英雄秦良玉御赐龙凤袍。
四.本选题研究设想
以上从总体数据、研究分期和主要议题等方面对迄今为止的秦良玉研究现状作了大致的描述和总结，下面拟在此基础上提出本选题的研究设想。
一.对题目基本重要概念的阐释
首先，对题目中的几个概念进行必要的解释。
第一，关于时间起止。明清以来，上限为明代后期，下限为2008年。虽然秦良玉死于1648，即清顺治四年，但是在明末的一些私人记载既已有关于秦良玉之零星记述，而在顺治二年五月初二日宣布开馆撰修《明史》[30]，至迟从此时起就已经有关于秦良玉形象的认识在史家中逐渐流传。本文拟以这些文献为主，探讨秦良玉形象建构之起点。当然，基于历史的连续性，在必要的时候会借助明清流传下来的秦良玉家族的族谱，对秦良玉家族的某些情况进行回溯;或者将其与其他历史上相似女性进行对比，以见出其独特之处。关于秦良玉形象建构之下限，定在2008年，是因为当年的奥运会在中国北京举行，奥运火炬手身上火凤凰源自三峡博物馆国宝秦良玉战袍，此事件或可称为秦良玉形象在当代凝固化的一个象征。
第二，关于形象。这里稍微多说几句因为在文学研究领域里，涉及到形象的讨论太多，一般认为形象是文学艺术区别于科学的一种反咉现实的特殊方式通常亦特指文艺作品中的人物形象。在本研究中，笔者承认但绝不仅限于此观点。笔者更愿意从形象学的角度来理解秦良玉形象的建构与嬗变。笔者赞成方维规所说：形象学的研究重点并不是探讨形象的正确与否，而是研究形象的生成、发展和影响;或者说，重点在于研究文学或者非文学层面的他者形象和自我形象的发展过程及其缘由。[31]有人也许会担心，用形象学的方法研究地域文学乃至地域文化名人是否妥当?金安利曾提出：中国形象学实践还可以拓展到地域文学(地域文化亦然，引者注)的形象学研究。所谓异国形象，其核心是异族形象，因为在精神文化方面，民族的表现往往比国家更强烈。中国的形象学实践应该考虑到这一点，研究国内少数民族与汉族之间，少数民族与少数民族之间反映在文学中的互相观察和体认。[32]在很长一段中间，中原文明影响下的主流精英们往往把秦良玉当做主流之外的西部少数民族的杰出女性人物，因此，对这些精英意识中的秦良玉形象研究，不妨用形象学的相关方法。
第三，关于建构这个概念，曾经受文新学院邓伟老师的启发，在此向他表示感谢。笔者认为，每一个时代的关于秦良玉的形象，都是当时各种力量，基于自己思想、情感、意志，立场、态度、形势等作出的.一种诠释，这种诠释不是被动的追随，而包含着解释者的再认识、再解释、再创造。所以，基于这些形象是每一代人用自己的思维建设、构造或许还有叠加，迁移出来的，所以我用了建构这个概念。这个概念与结构主义/建构主义[33]都有着千丝万缕之联系。我认为在微观层次上梳理、归纳每一个时代的秦良玉形象都不妨从建构的角度，分析当时的秦良玉形象的生成历程。
第四，关于嬗变一词。秦良玉形象不是一个单数，而是一个复数概念，也就是说历经各个时代，有沿有革，似乎用演变或嬗变都可，但从《说文解字》中得知：嬗，缓也。从女，亶声。一曰传也。[34]由此可见，嬗变包含两个特征，1.是变化非常缓慢;2.是变化中有继承。在笔者看来，从明末至今，秦良玉形象有逐步的改变，但此改变是在长时段视野中所见出之缓慢变化。所以，研究其嬗变的目的，就是从整体上，宏观地研究清楚以下问题在各个时代，秦良玉形象被相关的创造者、接受者做了什么加法和减法，什么地方进行了放大和缩小，什么地方遭到去蔽和遮蔽。
二.选题的研究意义和独创性
在以上对选题界定的基础之上，下面将对此选题的研究意义和选题独创性方面略做阐述：
首先是本选题的研究意义：秦良玉文化是近几十年来重庆地域文化研究中的重点和热点之一，对市县两级地方政府提升本地区的文化软实力，具有比较重大的现实意义。清理明清以来秦良玉形象之建构及嬗变的历史，对研究和传播秦良玉文化有着极为重要的学术意义，对重庆文化研究在纵深方向上推进有着较为直接的作用。
其次是本选题的独创性/创新点，简要的表述至少有以下三点：①迄今尚未见使用形象学方法分析秦良玉之研究成果②将史学、文学等多种文献进行综合研究，视野比较开阔③本研究对重庆文化研究有切实的推进之功④运用西方文化思潮中的一些观点、方法，剖析中国本土文化个案，在方法论层面具有一定的创新性。
再次，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秦良玉作为一个历史人物，对其研究属于广义的历史研究领域，由于文学、史学文献中对这个历史人物的歌咏与表现材料非常丰富，鉴于各个历史时期基于不同的作者立场和相应的意识形态需求，其中的真实性材料与虚构性材料有着不同程度的相互掺杂、渗透
甚至扭曲的情况，我们有必要动用历史、文学、乃至哲学领域里的一些研究方法来综合剖析秦良玉文化。在剖析秦良玉形象过程中，我们势必会根据每个时代秦良玉形象构建的不同特征，调集各种与解决问题需求相适应的学术方法。正如有人所说：形象学所涉及的研究领域是极其广泛的，它可根据自己的需要与心理学、历史学、文化地理学、民族学、人类学、社会学等结合起来，借鉴这些学科的研究方法，同时为这些学科的研究提出自己的研究视角，构成众多新的形象学研究领域;也可以立足自身，向其他领域扩展，以文学为最终旨归，将其他领域同化为自己的领域。[35]因此，尽管笔者虽然是在中国古代文学这个二级学科之下确定自己的选题，但是笔者愿意以一种开放心态，向其他相邻相关学科，寻求观点和方法的指导，并尽力消化吸收在自己的本研究进程中。
三.研究方法详释
在这里，对研究方法多说几句。
从总体上说，本研究解决方法的综合性和创新性。就综合性说，20世纪西方历史哲学研究领域对于历史叙事的讨论，最终使人们注意到叙事是历史写作的特有形式。[36]由此，故事的组织、言说便与历史意义的构成联系在了一起，故事被认可为一种历史认识的形式。对这些文献所做的分析，其结果不可避免地会使人们感觉到，文学叙事或虚构叙事与历史叙事之间具有颇为紧密的联系。有关秦良玉的各种文献不同程度地存在着幻象与真象的成分，对这些文献的分析，既需要史学文献分析的相关方法，也需要文学领域里文本细读所需要的相关技巧，这就是本选题在方法论方面的综合性之表现。其次，就创新性来说，利用建构主义/结构主义来研究各个时代关涉秦良玉的文献，探讨秦良玉形象被凸显和遮蔽的地方，并探索其背后的文化机制和意识形态，在国内未见同类成果，值得尝试。
从微观的层面看，具体的研究方法至少包含如下三个系列：
第一个系列，熟练而高效地运用文献学中的版本学、目录学、校勘学传统方法，地毯式、穷尽式地搜罗、排查关于秦良玉的所有文献，并根据当代研究需要作出有价值的文献综述。目前常见学术数据库如CNKI、维普、万方等有关秦良玉的文献收集虽暂告一段落，但更大规模的收集还有待重启，在我看来，涉及秦良玉研究，至少需要收集以下几方面资料：
(1).根据《晚明史籍考》、《巴渝古代要籍叙录》、《四库系列丛书目录》等收集与秦良玉平播、平奢、援辽、抗清等史实有关的原始文献或者说直接的史料。这些资料未经中间人手修改或省略或转写[37]。根据这些资料，可以更正/弥补/整齐间接史料的错误/不足/错乱。如《晚明史籍考》一书收录明代万历年间至清朝康熙年间的文献1140余种，未见书目620余种。凡研究明末清初的党社运动、农民起义、抗清斗争、郑氏、三藩、史狱、文学、人物和南明诸政权，都可以按图索骥，获得所需要的资料知识。[38]笔者拟根据这些书目，从中择取与秦良玉史实关系甚密者做深入研究，并将分别就内容和关键词编制提要以及索引，以备后期研究中征引、分析。以上目录书所涉及到的文献，主要在个人积累、收藏的《四库全书》、《续修四库全书》以及《丛书集成》、《四部丛刊》等大型丛书的电子版中寻找;鉴于个人收藏之限性，还应尽量利用学院资料室、学校图书馆、市图书馆等所藏图书资料。
(2).此外，作为补充，笔者将根据《剑桥中国明代史明代的历史著述》等对上面提到的一些文献进行系统分类、补充和印证。该书提出如下种类的史料：1.分为本纪、志、表和列传的纪传体官修史书或正史;2.私人或半官方编写的与纪传体正史类似的别史;3.官修的和私人撰述的编年史;4.纪事本末体史书;5.大多限于一个时期或某件事情的杂史;6.皇帝和大臣的诏令奏议汇编;7.传记;8.职官志;9.政书;10.地理志，包括方志，另有子部中的一些类目：1.大多分在兵家类的有关军事和边防的著述;2.分在杂家或小说类的政书。[39]此种分类吸收了四库分类的观点，并略做调整，对研究比较有利。
(3).笔者决定再结合《八十九种明代传记综合引得》、《历代人物年里碑传综表》、《明人传记资料索引》等现藏索引和《明代地方志传记索引稿》、《天一阁藏明代方志选刊人物传记资料人名索引》等新出索引，将秦良玉生平中涉及的明代人物都做比较系统的文献普查，并将调查所得按照与秦良玉关系的紧密程度，作适度的原文核查与源头追溯，并将相关主要人物尤其是正史有传者的生平结合秦良玉的生平作一简要编年。此部分或可以《秦良玉年谱简编》等为题，作为此研究的副产品单独发表。
(4).由于史料繁多，且头绪复杂，笔者拟根据国际上比较流行的一些比较专业的记笔记的软件如ENDNOTE，对研究数据，如版本、撰著人、页码、内容提要等进行有系统性的整理，并通过复制、设置、体例、复查等手段尽量保证笔记结果具有可扩展性、可共享性、可验证性、可操作性;对内容的整理和比较可以运用EXCEL表格处理软件和具有内容分析功能的Blinkx客户端软件，使本研究在比较好的技术平台上运行，争取以高效率达到研究目标。在这个过程中特别要注意好通盘考虑，特别要注意向文献学专家和计算机专业人士请教，努力解决好属于交叉学科的难点问题。
第二个系列，学会运用社会性别研究方法，剖析在历史文献里秦良玉作为女性的自我认知与角色定位;并剖析传世文学文献中对其女性气质的建构与表现。下面略作阐述如下。
(1).女性主义理论本身虽尚未定型，但其核心理论是社会性别学说是无疑的。这一理论以其本身的综合性、批判性，赢得了逐渐增多的发展机会。就文史研究领域说，西方学者琼W斯科特认为：将性别当作一个分析域是20世纪末的新生事物、性别是组成以性别差异为基础的社会关系的成分;性别是区分权力关系的基本方式、性别作为社会关系的一个成分，具有四个相关因素：第一，文化象征的多种表现第二，规范化概念，这些概念解释了象征的含义，限定了比喻的各种可能性这些分析要采用一些政治学概念，引用社会组织与机构的概念，这是性别关系的第三个方面性别的第四方面是主观认同。[40]应该明确，性别的使用与意义是与政治性相关的，也是一种权力的关系(性别建构了政治，政治建构了性别)[41]。性别既作为概念，也作为结构、思考和分析的方法，提供理解人与人之间各种形式相互影响的复杂概念。正如王政所说：作为一个分析范畴，社会性别学在过去几十年中已经在国际社会传播开，在许多国家和地区对推动社会的平等公正起到积极有效的作用。[42]我们有理由期许，在研究秦良玉形象问题中合理而适度地使用社会性别研究方法，将会产生一些新的东西。正如斯科特所期待的那样：如果男女间的对立是一个问题的话，那么我们必须不断弄清当今争论的焦点，并解释、说明这一焦点，同时，还要弄清确切的性别含义是如何形成的，其真正的内涵是什么妇女在人类历史上参与了许多大大小小的事件，而在历史研究中为何销声匿迹了呢?，对秦良玉的研究当然还没有荒芜到销声匿迹的程度，但是在新研究的基础上，很有可能将构成一部新的历史，在这部历史中，需要用新的视野来考察旧问题，用新的术语重新确定旧概念，让妇女以积极参与者的身份展示在世人面前[43]。
(2).女性主义学术方法，落实到微观层面上，是借助其性别分析框架，20世纪80年代以来，性别与发展领域出现了多种性别分析框架，如四个哈佛分析框架、摩塞框架、社会性别分析模型等[44]，如何运用到秦良玉身上来，还是一个有待深入思考、仔细把握的问题。从社会性别角度来说，秦良玉挑战了传统的性别认知。传统中国文化对男性的扩张型人格，女性内敛型人格在其身上似乎失去了效用，因此秦良玉能以女儿之身赢得诚可谓有丈夫风矣[45]的美誉;清初陆以湉认为：石柱秦良玉，以妇人而列武臣之传，嘉其义切勤王，不以寻常土司例之。赵翼认为：秦良玉本女土司，而以其曾官总兵，有战功，则与诸将同卷。[46]这或许可以证明秦良玉对传统女性固定角色亦即死板形象的挑战是比较成功的，并得到了官方的认可。基于对这些框架的理解和运用，笔者尝试性地运用服饰象征理论和女性主义理论对赵铜珊藏《秦良玉》剧本进行了分析，以《服饰象征理论视野下的悲情秦良玉》为题，将学习心得发表在《重庆教育学院学报》20第1期上，在此，将该文作为附件三附于后面，期待大家能够指正进一步前进的方向。
(3).对秦良玉形象的建构一定要结合史料或文本本身的解读，尽量避免理论空谈，而应该从大量材料中归纳出秦良玉形象的建构方面的一些规律性的认识，而应该尽量避免抽象地用概念，命题，推理等去消除阐释鸿沟。笔者认为，在具体研究某一段、某类文献、某部作品中的秦良玉形象的时候，是否使用、如何使用前述分析框架，取决于其是否具有充分阐释力，如果对此毫无贡献，宁愿不用。如此，庶几可以减少乃至杜绝术语满天飞，理论和事实两层皮的现象。在目前看来，研究中涉及按今日学科分类属于文、史、哲等不同领域的文献，对这些文献的处理，既要尊重该领域的前人成果，也要体现本研究的独特视角以及研究者的独创性。例如涉及到文、史、哲等不同领域，如果我们处理的方式一刀切，很可能会造成南辕北辙、胶柱鼓瑟之尴尬局面。所以有必要加强相关学科的学术了解与适当训练。譬如，中西方史学思想史的了解，史源学的比较扎实的训练以及哲学史方法论修养、文学领域里的文本细读训练等都应该尽快提高，以达到此课题所需要的能力层面。
第三个系列，根据顾颉刚等文献层累堆积的研究观念，对所有关涉秦良玉之文献作出有层次的剥离、辨析工作，为研究秦良玉形象在各个时代之构建与嬗变奠定坚实的学理基础。
(1).在现代互联网发达，交通方便的时代条件下，应该适度扩大研究文献的来源。不拘于文献的物质载体、语言形式，只要有可能，我们就应该广取博收，为我所用。赵翼认为：明史一书，实为近代诸史所不及，非细心默观，不知其精审也。明史立传多存大体，不参校他书，不知修史者斟酌之苦心也。[47]因此我们很有必要利用好《明史》之外的其他文献拓展秦良玉研究的视野。就明史相关文献来说，至少应该就《二十四史订补明史订补文献汇编》以及《二十五史补编》第六册相关部分作重点的阅读分析，避免出现重大缺漏;
(2).就地方文献的使用来说，除利用好《西南文献丛书》提供的《四川通志》、《重庆府志》、《遵义府志》以及《蜀难叙略》等;《中国地方志集成》丛书中的《石柱直隶厅志》;以及建国后地方政府编印的《石柱土司史料集成》和《秦良玉史料集成》;另外还应该注意忠县档案局所藏《忠州秦氏家乘十八卷》、《秦良玉》、《忠州秦氏起源》等珍贵书籍适当的时候还要注意忠县、石柱和秦良玉生前活动地区所遗留的文物中与秦良玉有关系者如碑刻、祠堂遗留物等。
(3).在这些材料的使用过程中，要注意区分文献的性质与撰写人的立场、态度、观点、方法。在研究这些经过多年累积起来的文献的时候，我们要进行文献还原，要区分不同层次的资料信息，首先从时间、编纂性质、立场观点等诸多方面综合衡定其记载信息的真伪与否等等。譬如崇祯赠诗凭将箕帚扫胡虏，秦良玉玄孙马宗大自称我朝乾隆庚申，得见全诗于临江熊氏家藏扇面上，捧读如获球图，谨勒石示子孙。第四章首句蠹蚀三字，敬阕之，而其所称蠹蚀之字，居然就有两个字触犯忌讳，结合清初盛行文字狱的时代风气进行分析，笔者认为这极有可能是马氏规避政治风险，就用蠹蚀三字掩饰过去。所以尽管马宗大的话出自其族谱，对其使用也是预先进行审查再有限度地征信、引用的。
三、拟参考的主要文献资料
[1]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着壁成绘.94.中华书局.2009年.第1版.
[2]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着壁成绘.44.中华书局.2009年.第1版.
[3]此处按按姓氏笔画为序排列。王政，美国密歇根大学妇女系教授;衣若兰，国立台湾大学历史系助理教授;余云华，西南大学文学院副教授;杜芳琴，天津师范大学性别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教授;罗志田，四川大学历史系教授;赵心宪，重庆教育学院巴渝文化名人研究中心教授;葛兆光，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教授;熊宪光，西南大学文学院教授。
[4]重庆政府办公厅关于做好遴选重庆历史名人工作的通知.渝办发[2003]173号.2003-9-30.
[5]全市10名最大本籍名人忠县籍2人.
[6]蜀中华.重庆历史文化名人之评选.[DB/OL]
[7][德]Kehry-Kurz,Doris(1999).WarummusseinGeneraleinMannsein?DieGeneralinQinLiangyuundihreDarstellunginbiographischenQuellendes17.bis19.Jahrhunderts.Inbelhr(1999),60-95.经过四川大学外语学院焦鹏帅博士翻译成英文，笔者再根根据英语转译为下：Kehryshort,Doris(1999).何必将军是丈夫17至19世纪传记文献中秦良玉其人其事.UebelhoerIn(1999),60-95.
[8][美]Cass,Victoria.DangerousWomen,Warriors,GranniesandGeishasoftheMing[M].Lanham:RowmanLittlefieldPublishers,1999.
[9]该文前有解释，介绍了该文主要文献来源等：テーマは女性。语录でも取り上げられている英雄?秦良玉を取り上げたもの。久々に全体として缠まった、及第点の作。そして参考文献に初めて正史を取り入れた、记念すべき一文。しかし折角の正史は、あまり生かされることがないまま终わっていました(阿呆)。また、文中で诗を取り上げる、ふりがなを多用して、読み易さに気を配るなど、新しい试みも行っています。
[10][日]井上佑美子.女将军传[M].学习研究社..
[11]从《书明都督总兵秦良玉佚事》至王培荀相关著作分别见于：[清]何曰愈.见王葆心.虞初支志.甲编卷四[M].2-4.商务印书馆.1922;[清]刘声木.苌楚斋随笔续笔三笔四笔五笔[M].672-675.中华书局.3月第2版;[清]陈莲叔.鹊碧录卷一.邓实.国粹学报[J].总第74期.广陵书社.3月影印版;[清]吴炽昌.客窗闲话续集秦良玉遗事[M].[清]王培荀.听雨楼随笔.第八三、九八、一七八条[M].巴蜀书社.1987年10月第1版.
[12]参见：薛新力.巴渝古代要籍叙录[M].37-40.中州古籍出版社.2008年
[13]雷梦水.古书经眼录[M].48.齐鲁书社.1984.
篇7：历史学毕业论文
历史文化保护区的保护与利用
【摘要】城市化进程的脚步不断加快，如何保护和利用历史文化保护区是城市发展道路中必须重点考虑的问题。
城市过快的发展会忽视对历史文化保护，城市发展与历史文化保护之间的矛盾日渐突出，本文从经营的角度看历史文化保护区的保护和利用，分析历史文化保护区的发展模式以及城市现代化发展进程与历史文化保护之间的关系。
【关键词】经营;历史文化保护区;保护;利用
历史文化保护区是一座城市记忆的沉淀，记录着城市的发展进程。
但在我国很多的城市发展过程中，出现了以破坏历史文化保护区为代价，加快城市化进程的现象。
在城市化进程不断发展的现代社会，历史文化保护区的保护与了利用问题必须提上日程，相关政府必须重视和解决历史文化保护区与城市发展进程之间的矛盾。
一、城市化进程中，城市发展与历史文化保护区之间的主要矛盾
(一)城市在发展过程中逐渐失去了历史印记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发展，城市的现代化规模不断扩大，很多老街区被现代化的大楼所取代，城市逐渐失去了历史的印记，失去了具有传统特色的建筑和特色，导致传统文化不能得到传承。
在很多城市的发展中，历史文化保护区的建筑缺乏有效的管理，不能得到应有的保护与维修，更有很多城市的历史街区被重建。
(二)传统文化在城市化进程中逐渐消失
传统文化是一个民族、一座城市的精神文化的传承，但是城市化进程的高速发展以及经济的快速发展，对传统文化有一定程度的冲击。
人们的生活习惯逐渐改变，传统文化逐渐被人们遗忘和忽视，大量的民俗、民间工艺等正面临失传，人们的传统文化保护意识淡薄，大多数年轻人都不愿意学习传统的民间工艺，这是导致传统文化的逐渐失传的一大部分原因，同时也是历史文化保护区管理问题必须重点关注的一方面。
二、居民和政府部分必须重视历史文化区的保护和利用问题
居民和政府部分必须重视历史文化区的保护和利用问题，树立正确的保护历史文化区的意识和观念，使历史文化得以传承和发展。
(一)现有的两种观念随着城市现代化进程的快速发展，人们对历史文化保护区的保护与利用主要有两种不同的观念。
首先，大部分人认为历史文化区与城市现代化的格局不同，会阻碍城市现代化的进程，减缓城市发展的步伐，必须对历史文化保护区进行清除;另外，也有人认为在城市化进程的当代社会更是要加大力度对历史文化保护区进行保护和利用，不能轻易动历史文化保护区的一草一木，在城市发展的过程中不能对历史文化区有任何破坏。
这两种观念都相对偏激，不利于城市的发展和历史文化的传承和发展，发展与历史文化保护区的矛盾时，必须树立正确的观念。
(二)在城市发展中，可以充分利用历史文化区的文化价值做好历史文化区的保护工作，既能保留了一座城市的历史文化，又能充分利用文化保护区所带来的文化价值。
历史文化保护区中历史文化的遗存是一座城市的历史文化环境，是展现一座城市的文化魅力。
相关部分做好对历史文化保护区的保护工作，有利于塑造城市的文化形象，有利于促进城市旅游业的发展，从而带来经济利益。
对历史文化区的保护可以创造良好的社会文化环境，利用历史文化保护区带来的经济利益也有利于推动城市现代化的进程。
随着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历史文化保护区内的设施已不能满足人们的生活需求，政府要根据现实情况对历史文化保护进行适当的调整和改善。
三、从经营角度看文化保护区的保护措施
(一)结合城市历史文化与经济发展在经济快速发展的现代社会，人们的生活水平不断提升，人们在经济满足的情况下也要满足对文化的追求，政府相关部分应结合城市的历史文化，推动经济的发展。
在经济发展中注入历史文化元素，建立有文化特色的商业街和创意文化园。
在具有传统文化特色的老街区建立商业街道，保留老街区的文化特色以及具有民族特色的店铺，打造历史文化与商业相结合的文化街道，既具备民族风情、城市的文化特色，有具备商业元素，推动经济的发展。
在工业建筑的基础上，注入文化元素建立创意园，将文化与产业相结合，打造文化创意与休闲娱乐为一体的商业园区。
(二)对城市的历史文化保护区调查并进行划定城市历史文化保护区的首要工作是通过资料收集与分析对历史文化保护区进行调查，划定历史文化保护区。
调查工作包括对民族文化、生活习惯、历史建筑等的调查，充分了解和收集相关资料，有利于保护对象的确立。
(三)对历史文化区的保护在调查确立历史保护区之后，要根据保护对象的实际情况制定相应的保护计划。
例如，对历史文物的冻结保护，在保护对象属于不可重复的历史文物时，适合运用冻结保护法。
在对原址古迹进行保护时，若遭到一定的破坏，可以实施原址修复的保护措施。
随着保护对象的确定以及保护区的划定，还应注重对保护区周边环境等的协调。
根据保护对象的实际情况，对周边环境进行相应的协调。
结合城市发展的特色对周边环境进行建设，既能保留和保护历史文化特色，又能展现城市现代化的风采，一举两得。
(四)对历史文化的利用在城市发展的过程中，只有充分利用好文化价值才能使历史文化价值得到充分的传承和发展。
文化价值的保护和利用主要是对历史文化遗址进行适当的修复，针对历史建筑进行近期的查看和维护，在城市化建设中也可以结合历史建筑的特点，建立具有特色的现代化建筑。
对于历史建筑的保护与利用主要包括建立博物馆和主题公园等，利用博物馆展示具有民族特色的历史文物，以及展示工艺的生产制造过程，使居民铭记民族工艺，加深对历史文化的记忆。
同时，政府应该建立对历史文化建设的监督平台，保证在对历史文化建设的过程中保持历史文化保护区的原来面貌。
四、结束语：
历史文化的保护和利用是城市发展过程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保护好城市的历史文化才能使城市的民族文化得以传承。
正确认识历史文化与城市发展之间的关系，树立正确的文化保护观念，是对历史文化保护的对历史文化的保护有利于挖掘城市的文化价值，有利于传承城市的民族精神和文化，有利于提升城市的形象，从而促进城市的经济发展。
【参考文献】
[1]吴卉.城市更新中的广义规划与设计倾向———以什刹海历史文化保护区为例[D].天津大学,2012.
[2]沈建华,陈嗣栋,费华杰等.历史文化保护区风貌保护与延续探析———以南浔历史文化保护区保护规划为例[J].规划师,2011.
[3]杨琨.从经营的角度看历史文化保护区的保护与利用[J].前沿,2013.
篇8：历史学毕业论文
文化认同与历史叙事的方法探究
每一种文化都表达着不同生活世界中人们的共同观念、态度和未来想象。
在具体的文化形态里，包含着特定的价值追求和特殊的精神世界。
凡是尊重历史传统的民族，大都具有相对合理、成熟的文化态度。
如何看待历史，采取何种知识立场和价值态度展开当下的历史叙事，对于社会的理性发展、文化认同和民族自信，具有极为重要的社会价值和精神意义。
一、作为人文知识的历史叙事
黑格尔曾言，对于西方人，每每谈起希腊文化都有一种精神般的家园感。
正是这种文化寻根和对历史传统的弘扬与虔敬心态，才焕发出西方文化的生命力和持续发展的精神动力.实际上，在任何成熟的文化体系中，都存在着特定的历史态度与文化情感，表达着一种内在的文化认同感。
对待历史传统的立场和方式，表达着相对固化的心态、信念、行为模式和生活态度，并且，事关民族文化的精神生命、文化自信与未来发展。
在不同的知识立场、运用不同的知识资源研究传统文化，形成的具体结论不同甚至彼此之间存在重大的差异与对立。
篇9：后现代历史学的洞见与启示论文
后现代历史学的洞见与启示论文
葛兆光先生的《中国思想史》（两卷本）出版以后，得到了学界的普遍关注。因作者对“写法”的重视以及在思想史写作的方法论层面上的尝试性实践，[1]其第一卷《七世纪前中国的知识、思想与信仰世界》还荣膺首届“长江读书奖”的“专家著作奖”。12月，该书第二卷《七世纪至十九世纪中国的知识、思想与信仰》出版，笔者特别注意到，书名中去掉了“世界”二字，这或许暗示了作者写作姿态（或者说是作者反复强调的“写法”）的某种变化，在第二卷导言《续思想史的写法》中，作者特辟一节专门讨论了“作为思想史研究资源的后现代历史学”，承接葛兆光先生的话题，本文拟对这“剪不断、理还乱”的“后现代”以及“历史学”提出几点商榷意见，当然文中也有若干“借题发挥”、陈言己见之处，请葛先生和读者诸君明察。
一、“史皆文也”：文学还是文本？
《中国思想史》（第二卷）“导言”的第四节题为《从“六经皆史”到“史皆文也”：作为思想史研究资源的后现代历史学》，在这里，葛兆光先生引用了詹京斯（Keith
Jenkins）的说法，即把历史看作“一种语言的虚构物”、“一种叙事散文体论述”，并据此认为后现代历史学的观念是将历史学等同于文学，[2]我觉得这可能并不恰当，至少是部分地误解了后现代主义的主张。因为严格说来，仅凭詹京斯的上述说法，还不足以认定后现代历史学是将历史等同于文学。至于海登・怀特在《话语转喻论》[3]一书中将历史与文学等量齐观的说法，我觉得应当从――如该书标题所示――“转喻”的角度去理解，如果仅仅停留在字面的理解，则可能犯下类似当年武断地批判贝克莱（“存在就是被感知”）的错误。或者退一步说，即使怀特毫无保留地认为历史即文学，我们恐怕也很难将这种极端的意见作为后现代历史学的代言人。此外必须指出的是，葛先生在这里似乎还混淆了“历史”和“历史学”两个概念。历史是“过去”，而历史学是关于历史的理论。像其他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学科一样，历史学以解释为主要目的，其本身并不存在“真”与“假”的问题。后现代历史学至多是将历史（记载）等同于文学（作品），而不可能将“历史学”等同于文学。
对于后现代主义以及后现代主义历史学的语源、概念和理论谱系考察是一个相对复杂的问题，专门性著作多有介绍，[4]它与本文主旨也不相关，此处略去不论。笔者在这里要特别指出的一个问题是，在探讨后现代历史学的有关问题时，应该将“文学”（literature）与“文本”（text）两个概念做出明确的区分。文学与想象相连，可以凭空虚构，而文本则不然，它是一个后现代主义独有的、具有特定含义的概念：文本泛指“所有现象、所有事件。后现代主义者认为每一事物都是一个文本。”[5]显而易见，“文本”这一概念并不专指文字文本，尤其不专指文学文本。一幅画，一段音乐，一个事件，乃至一只烟斗[6]，这些事物在后现代主义的研究视野中都可以成为文本。而被书写、被言说的东西常常是用“话语”（discourse）、“叙述”（narrative）两个概念来加以表达的，它们也完全不能与文学相等同。实际上，通过阅读我们可以发现，后现代历史学更多的是将历史认同为话语、叙述和文本，即葛兆光先生所说的把过去折射给我们的那层“透明无碍的玻璃”[7]。盛宁先生在其专著《人文困惑与反思：西方后现代主义思潮批判》一书中也说，代表后现代的新历史主义者是把历史等同于文本。[
8]所以，如果要把后现代历史学的主张归纳为“史皆文也”的话，这里的“文”当指“文本”，而不是葛先生所说的“文学”。
虽然同为“叙述”，但历史叙述不同于文学叙述，历史不能像小说一样随心所欲地虚构，我想，这应该是毫无疑义的，包括大多数后现代历史学家在内都会同意。即使怀特出于语言决定论的解构主义立场，断言“历史作为一种虚构形式，与小说作为历史真实的再现，可以说是半斤八两，不分轩轾”，也很难由此推论说历史可以像小说一样任意虚构。而且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怀特这里提到的“小说”，有“作为历史真实的再现”这样一个重要限定语。此外，还有一个也许并非不重要的细节问题就是，在英文中，“虚构”（artifact）一词的本意是
“人为之物”（与天然物相对），并没有中文中“虚假”这样一层含义。历史是“真实”的，同时它恰恰又是“人为”的。在批判后现代历史学的“颠覆性”主张时，葛兆光先生质问道：“能够面对殷墟那个巨大的遗址说‘殷商’与‘夏’一样不存在么？能够面对二十四史的记载说历史上的王朝是虚构的么？”[9]实际上，问题并没有那么严重：如果说历史即文本的话，那么当地上文献（《二十四史》）与地下文物（殷墟）都成为后现代历史学视野中的“文本”时，后现代历史学对于现代历史学的“反动”也许就不像我们想象中那样的惊世骇俗了：殷墟和《二十四史》当然是“历史”――作为“人为”的“文本”的历史。在这个意义上说，德里达（Jacques
Derrida）所谓“文本之外一无所有”的断言确实是正确的。其实，类似的观点也并非后现代历史学的独创，早在1943年，卡尔・波普就指出，不可能有“真正如实表现过去”的历史，而只有对历史的各种解释；没有一种解释是终结性的，每一代人都有权利（而且也有某种义务）做出自己的解释；历史解释不是客观的，而是为了回应实际问题和决策中产生的需要，因此，在历史中并没有人类注定要走的路；在某种意义上说，历史没有意义。[10]这样的观点颇有一些“后现代”的味道，但却从未听到有人说波普是一个后现代主义者。应当看到，后现代主义作为一种文化运动和学术思潮虽然已经渐渐隐退，但另一方面，它的洞见与影响早已融入了我们的血液，成为我们的常识和思维方式的一部分了。换句话说，在某种程度上，我们都已经是后现代主义者了！
说了一些为后现代主义辩护的话，但这并不意味笔者对它持一种毫无保留、全盘接受的态度――这种态度本身就是不符合后现代精神的。而且，当我们言及后现代主义时，实际上是对一种学术、文化思潮的模糊指涉，因为后现代主义本身就是“百花齐放”、“精彩纷呈”的，在被标签为“后现代主义”的一批思想家的学说之间也是互有抵牾、轩轾并存的。
二、对后现代历史学[11]的态度与评价
正如葛兆光先生所说，后现代主义学说包含了许多发人深省的洞见，我想，也许可以把它比喻为人文社会科学领域里的“相对论”吧：它瓦解了一切绝对主义的宏大叙事，具有极强的颠覆性。然而也正是这些特征，使它遭到了种种非议。具体到历史学领域，把历史“降格”为依附于文本的话语和叙述，[12]到底是不是不能接受的呢？对于这一问题，我想通过一个小例子来加以说明：关注新闻时事的人大都有这样一种经验，每当有重要的考古新发现（也就是重构历史的`新“文本”）问世，便常常可以听见“重写××史”的舆论呼声和学者主张，可以想见，随着考古工作的不断进展，重写历史的过程是永远也不会完结的（否则就没有历史学了）。或者说，这是一个“主观”历史书写（话语）逐渐接近“客观”历史本真的过程，但书写是永远不可能达到本真的，而所谓历史本真，也只是存在于观念中的一个无法真正企及的抽象目标而已。如果历史叙述是一块无法消除的“玻璃”，那么我们在何种意义上能说历史是真实的呢？真实难道不是相对的么？的确，我们无法否认后现代主义“相对论”的深刻洞见。
詹明信（Fredric Jameson）关于“历史不是一个文本，……除了文本的形式，历史无法企及”的说法被盛宁批评为看似折中主义，实为机会主义，实际上与新历史主义的历史文本化主张没有本质区别。[13]我觉得这样的批评是过于苛刻了，我更愿意把这看作是一种辩证的态度，葛兆光先生对于后现代历史学所持的“弱水三千只取一瓢饮”[14]的态度恐怕也是如此。舍此，岂有他途？
承认了历史是依附于文本的话语和叙述之后，我们就来到了最后一个问题：历史是否有一个最后的边界和限度？[15]对于这个问题，我想从两方面来谈。
首先，如上所述，后现代历史学并非将历史等同于文学，说历史可以“任意虚构”对他们来说是一种“莫须有”的指责。后现代历史学应该是承认这个最后的边界和限度的，因为他们所说的话语和叙述是依附于文本的，而后现代主义学者所谓的文本是无所不包的，不但历史叙述是文本，那个“确实存在的‘过去’”同样体现为文本。“最后的边界和限度”实际上是“文本”的题中应有之意。人们可以指责“文本”概念的泛化，但只要接受了这个前提，就无法否认其阐释的自恰性，它不但不违反逻辑，而且符合常识。
其次，对于这个问题的态度，或者说对于后现代历史学的态度，实际上也折射出了一种学术和人生态度。有一次，葛兆光先生在课堂上谈到了以解构为特征的后现代理论与大乘佛教中的“空论”的相似性，我觉得这是一个比较恰切的类比。大而言之，无数智者学人都意识到人生是一个悖论：生有涯而知无涯，人生短暂而宇宙无限。从终极角度来看，人类的全部努力和创造可能都是没有意义的。然而，人不仅是一个精神的存在，同时还是物质的存在，所以“知其不可为而为之”――在事实上――就成了一种普遍的人生态度。[16]我以为，佛教的“空论”以及与其相似的后现代解构一切的“相对论”实际上是对这类根本问题看得太真、走得太远。所以，人们对于后现代历史学的种种保留、批评甚至排斥可能并不是因为它错了，而恰恰是因为它太正确了，在终极意义上封闭了一切想象力和可能性，并因此颠覆了依存于想象力和可能性的日常伦理和生活实践。后现代主义的悲壮之处就在于它试图粉碎人们的生活之梦。
人终究是要生活的。也许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维特根斯坦说，“对于不可说的东西我们必须保持沉默。”[17]然而，我觉得冯友兰先生的说法似乎更深刻：“人必须先说很多话然后保持静默。”[18]
注释：
1 参见首届“长江读书奖”授奖辞，载《读书》20第11期，第159页。
2 “后现代历史学最重要的观念……也就是说，历史学成了文学。”葛兆光：《七世纪至十九世纪中国的知识、思想与信仰》，复旦大学出版社，2000，第50－51页。
3 Hayden White, Tropics of Discours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1987.
4例如，参见［美］斯蒂文・贝斯特、道格拉斯・凯尔纳：《后现代理论》，张志斌译，第一章“后现代理论探源”，中央编译出版社，1999。
5
［美］波林・玛丽・罗斯诺：《后现代主义与社会科学》，张国清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98，“后现代术语词汇表”，第5页。
6 福柯（Michel Foucault）就有一篇题为《这不是一只烟斗？》的论文，评析法国超现实主义画家马格利特（Rene Magritte, 1898－1967）的一幅同名画作。
7 参见葛兆光：《七世纪至十九世纪中国的知识、思想与信仰》，第53页。
8 参见盛宁：《人文困惑与反思：西方后现代主义思潮批判》，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第159页。
9 葛兆光：《七世纪至十九世纪中国的知识、思想与信仰》，第69页。
10 参见Karl R. Popper, The Open Society and Its Enemies, 5th ed., Vol.2,
Ch.25, “Has History any Meaning?” Routledge & Kegan Paul, 1966.
11 从事后现代主义研究的学者大都承认，后现代主义是难于定义的，其内涵和外延都有很大的模糊性。然而尽管如此，把解构主义（后结构主义）作为后现代主义的主要特征应该是没有多少疑义的。后现代历史学给我们带来的冲击和启示也大都来自于这一层面。
12 参见葛兆光：《七世纪至十九世纪中国的知识、思想与信仰》，第69页。
13 参见盛宁：《人文困惑与反思：西方后现代主义思潮批判》，第158页。
14 参见葛兆光：《七世纪至十九世纪中国的知识、思想与信仰》，第69页。
15 “承认还是不承认有一个确实存在的‘过去’，并确认每一个历史学家的‘叙述’以及‘文本’都要受制于这个曾经存在的‘过去’？”
葛兆光：《七世纪至十九世纪中国的知识、思想与信仰》，第69页。
16 例如，虽然加缪认为“真正严肃的哲学问题只有一个：自杀”，荒谬是“人与世界之间的惟一联系”，但他又主张反抗荒谬，指出人的高贵在于在这毫无意义的世界里重新获得其地位。（《西西弗的神话》）史铁生也说，“人的真正名字叫做：欲望”，活下去的理由在于“死是一件无需乎着急去做的事，是一件无论怎样耽搁也不会错过的事。”（《我与地坛》）
17 ［奥］维特根斯坦：《逻辑哲学论》，贺绍甲译，商务印书馆，1997，第105页。
18 冯友兰：《中国哲学简史》，涂又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1985，第382页。
篇10：心理学与历史学的桥梁的过程中论文
1986年，心理学家Theodore R. Sarbin在其主编的论文集《叙事心理学：人类行为的故事性》中第一次提出了“叙事心理学”的概念。书中集中探讨的一个观点就是：故事是修整经验和指引判断与行为的基础[1]。而该书更是提出了用叙事范式代替传统实证范式的主张，因此通常被认为是叙事心理学诞生的标志。
口述史学，简单地说，就是搜集、传播口头史料，并以此进行历史研究和历史写作的方法。史学家对口头史料的运用由来已久，但它作为一种独立的历史方法学则诞生于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的美国[2]。那么，口述历史和叙事心理学又有什么关系呢？
在回答上面问题前，我们不妨先来做个拆字游戏。“历史”是什么呢？英文就是“history”，拆开来就是“hi，story”，即“你好，故事”。而对故事的问候和描述就是叙事(narrative)。这不是巧合，其实历史知识恰恰具有叙事的结构，无论是人类历史还是人的一生，其实都是建立在叙事文本的基础之上的。不同学派的哲学家也都相信叙事是一种完全有效地再现历史事件的模式，甚至是为历史事件提供解释的有效模式。正如Croce的一句名言：没有叙事，就没有历史[3]。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讲，口述历史其实就是一种叙事的研究方法。
可见，“叙事”成为心理学和历史学两大领域共同采用的一种研究范式，它的推出不仅促进了叙事心理学和口述历史在各自领域内的兴起，更通过“叙事”自身的特点与功能，搭起了叙事心理学与口述历史彼此连结的桥梁。但是在严谨的学术领域中，讲“故事”无疑带有平民特色和田野操作特点，那么，“叙事”到底是如何引领叙事心理学、口述历史分别走进心理学和历史学研究的大雅之堂，进而搭建起二者之间连结的桥梁呢？而连结后的叙事心理学和口述历史之间只是泛泛之交，还是有着很深的血缘关系呢？本文接下来将试图对叙事、叙事心理学和口述历史三者之间的关系做一探讨，并回答上述问题。
1 叙事的推出
1.1 实证主义作为传统范式的霸权
19世纪中叶以后，自然科学在探索自然规律方面取得了巨大成功，进而推进了技术的进步和生产的发展，自然也给人类生活带来了许多便利。于是，自然科学的进步使人们普遍产生了一种信念，认为随着科学的进步，一切都应该被纳入科学的范畴，一切问题也都会随着科学的进步迎刃而解。这种认为只有经典自然科学的科学观和方法论才是唯一正确的实证主义思潮，也深深地渗入了历史学领域以及当时才诞生不久，正试图通过效仿自然科学从而确立自己学科地位的心理学领域。
实证主义思潮的渗入使史学家坚信：只要以严谨的科学态度对待史料，研究史实，并以严格的科学逻辑进行考证，就可以获得确凿的历史事实，从而客观地再现往事。“历史事实”这一概念就是由被誉为科学史学之父的，德国的史学家Leopold Von Ranke正式提出的。Ranke不仅把历史事实等同于自然科学的事实，甚至认为历史事实只存在于那些“曾经目击其事的人”所记载的文献史料中，没有文献便没有历史学。在Ranke学派的影响下，文献考证成了19世纪西方职业史学家训练的中心内容。而传统的口述回忆，因其是一种有确定目的的有意回忆，不符合Ranke所谓的“纯客观”的原则，必然会随着西方史学专业化的形成而遭到冷落[2]。
而心理学采纳自然科学的发展模式，就意味着它接受了自然科学的科学观和方法论。经典自然科学的基础假设是决定论、还原论、机械唯物论和元素论。叶浩生则具体分析了这些基础假设在心理学中的表现。
将“任何自然现象都处在因果关系中”为假设的决定论原则贯穿到心理学中，使得“寻找心理和行为的决定因素”成为了心理学家的主要任务。最典型的贯彻者就是行为主义学派，他们力图从环境刺激中寻找特定行为的决定因素，以便为预测和控制行为服务；现代心理学又以各种形式承袭了还原论的原则，或者把复杂的心理过程还原为计算机的符号操作过程，又或者把复杂的社会行为还原到更为简单的基因水平上；秉持机械唯物论观点的心理学家更是把人当作“机器”或是“自动机”，想要轻而易举地控制人的行为；而心理学家在接纳了元素论基础假设后，便力图寻求心理或行为的元素，进而确定心理元素或行为元素的结构和组合规律[4]。在那个理性至上的时期，以在自然条件下关注人们内心真实体验为研究理念的质化研究，自然被排斥在心理学“科学”的大门之外。
1.2 后现代主义思潮的挑战
越来越多的历史学和心理学领域的研究者开始质疑实证主义的霸权。实证主义所研究的物理世界是逻辑的、规律的，有因果关系可循的，可以采取统一的模式的。但是，历史学和心理学各自的研究对象——历史和人，是复杂的、多元化的。虽然有时像物理世界一样有逻辑和规律可循，但更多时候往往是非逻辑的、非理性的，无规律可循的，因此无法像自然科学那样采取一统的模式。于是，在20世纪中叶，针对长期以来居于霸主地位的科学主义，隐含着反理性主义、反权威主义和反教条主义趋向的后现代主义思潮开始兴盛。而后现代主义思潮的核心就是：科学知识并不是绝对的，即使是在科学主义崇尚的观察中，也存在观察者与观察对象的互动，观察对象并不是绝对不变的存在；真理依赖具体的语境而存在，因此不能够用任何非语境的方式予以证实[5]。
Stephen Pepper在其1942年出版的《世界的假设》一书中描述了四种世界的假设或纯哲学立场：形式论(formism)、机械论(mechanism)、机体论(organicism)和语境论(contextualism)。前三种理论受到越来越多的质疑后，语境论逐渐崭露头角。因为语境论主张，任何一种现象的理解都离不开事件发生时的历史背景，力求设身处地、历史性地，理解语言、心理、行为等各种社会现象，反对任何所谓永恒的、放之四海而皆准的评价标准。叙事心理学之父Sarbin认为，语境论的世界观更加适合人类世界的复杂性，应该“能够为人类科学提供更加合适的指引”[1]。小到个人，大到整个历史，其实都“不是由逻辑或理性所确定的，而是由语言的迂回曲折所确定的。虽然我们可能相信自己是语言的驾驭者，但更合适的说法是，语言驾驭着我们”。所以，语言不仅仅是用以描述事物的抽象工具，它更多地用于建构自我和世界，并因此使事件发生[6]。
随着Ranke文献史料学的衰落和文献资料的日益减少，口述史学作为一种独立的历史方法学，重新登上了历史学的大雅之堂。尤其在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影响下，以John Tosh和Charles Joyner为代表的一大批西方当代口述史家们也越来越认识到：以往史学家到档案库中穷本溯源，研究原始文献，试图客观地再现往事的做法是徒劳的。因为口述史料与所有以精神形态存在的史料一样，只是历史认识的“间接客体”或“中介客体”，而不是“直接客体”或“原本客体”。所以，从档案库转到现实生活，从查找原始文献转到与被访者互动，“叙事”这种“田野”工作开始越来越受到口述史学的重视。
另一方面，当哲学领域轰轰烈烈的后现代主义思潮超越其探究世界图景的领地，而延伸到探究人的内部世界的心理学领域，并不断摇撼着科学主义在研究中的霸主地位时，一种新的心理学范式便不可避免地出现了。这种新的范式就是叙事，叙事的平民思维和话语方式也开始作为常客被推上心理学研究的大雅之堂[7]。
篇11：心理学与历史学的桥梁的过程中论文
2.1 什么是叙事
关于叙事(narrative)，比较清楚的一种表述是，“叙事是为了‘告诉某人发生什么事’的一系列口头的、符号的或行为的序列”。相应地，“叙事研究是指任何使用或分析叙事材料的研究。”在研究中采用叙事方法是对现存的实验、调查、观察和其它传统方法的补充[8]。
说到叙事，一个与叙事有千丝万缕联系而又为我们所熟知的词便是“故事”。从孩提时代开始，故事便伴随着我们成长。多数在民间流传的历史故事，往往离不开口头方式的编织，特别是在文盲居多的年代，这种口耳相传式的文化活动显得尤其重要。故事的编织一方面提供了一种方法，它可以帮助人们保留社会生活的重要信息，另一方面为事件提供了不同的解释并赋予事件不同的意义。于是我们在故事中认识世界，分辨美与丑、善与恶，了解对和错的道德抉择，而法律、传统、历史也在这种形式中得以保存和流传。有研究者[9-10]很通俗形象地把“故事”比喻成为一个“整理箱”(package)，其中有条理地存放着各式各样不同的信息。而抽取这些信息，即叙事，是一种表达自我和将自己内心世界展现给他人的最基本方式。人类学家Bruner更是提出了叙事思维(narrative mode of thought)这一概念，并以此来说明，人们是通过“故事”来筛选和理解自身经验的[11]。叙事，一种人类天生就被赋予的能力，也恰恰正是我们区别于动物和机器的地方[12]。
2.2 叙事的时间本质
Carr认为，叙事不仅是人们描述事件的方式，其本身就是故事的一部分[13]。叙事和故事的定义有很大一部分是重合的，二者都有时间这一重要维度，叙事在时间维度上使事件之间产生联系。难怪有学者会说，叙事的冲动就是寻找失去的时间的冲动，叙事的本质是对神秘的、易逝的时间的凝固与保存。或者说，抽象而不好把握的时间正是通过叙事才变得形象和具体可感，正是叙事让我们真正找回了失去的时间[14]。而历史也是对失去时间的寻找。实在的历史世界虽然是由各种坚硬的事实所构成，然而，这些事实并不是自动地就构成故事的，历史的实在乃是本身并不具有形式的一片混沌，是叙事结构中的时间之线将古往之事的碎片连结起来，构成了一个连贯的整体。时间作为稍纵即逝的东西，在能被我们的经验或语言捕捉的每一当下都是现在，而它在本质上却又不在当下，它是由过去、现在、未来构成的绵延[15]。正如Sarbin在其1983年春发表的论文《叙事是心理学的根比喻》中所说，叙事与历史是相通的，它们是同一块布上裁下的料，因为二者都强烈地依赖时间结构。都有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有开头、中间和结尾。可见，二者是交叠的。
叙事的方式主要有两种：纪实与虚构。前者主要以实录的形式记述事件，从而挽留和凝固时间；后者则主要以虚拟的形式创造事件，从而以一种特殊的形式保存甚至创造时间。表现在文本形态上，前者主要以历史、传记、自传、回忆录或新闻报道的形式存在；后者则主要以小说、戏剧、电影或电视剧本的形式存在[15]。英国埃塞克斯大学(University of Essex)社会学教授Paul Thompson认为，口述历史是关于人们生活的询问和调查，包含着对他们的口头故事的记录。这在心理学，特别是叙事心理学的研究中，则属于常用的访谈法。因此，口述个人历史可以简单地看作是以访谈的方式建构自传，这种自传就是口述自传，口述自传也就和口述历史融为一体了[16]。
2.3 叙事的记忆中介
美国著名历史学家Beeker将历史定义为“说过和做过事情的记忆”[17]。口述历史将历史与记忆的关系具象化和方法化，将历史对于记忆的依赖性引入历史研究的实践操作中。口述历史建立在回忆的基础上，它力图通过回忆来获得关于过去事件的丰富证据，从而记述回忆者自己的历史。于是便有研究者认为“那些能够被提取和保存的记忆是口述历史的核心”[18]。
但是，记忆过程却具有高度复杂性，它既包含着事实，也包含着想象。“记忆并非无数固定的、毫无生气的零星痕迹的重新兴奋，它是一种意象的重建和构念。即使在最基本的机械重复的情况下，记忆也很难达到正确无误，而且记忆成为这个样子也是正常之举。”[19]于是在口述自传的过程中，人生故事(life story)更像是一个开放式的人生剧本，讲述者与听众分享着经验，通过时间和事件产生联系。故事不可能像录音带那样可以客观地反复重播过去，因为故事包含更多的不是具体事实而是实在意义。在对过去主观而修饰性的描述中，历史往往是重构的[15]。因此，如果从绝对意义上来讲，可以说一切叙事，包括之前谈到的纪实的叙事方式也都是虚构的。难怪意大利著名的哲学家、史学家Benedetto Croce会在其著作《历史学的理论和实际》中充满洞见地提出，“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的著名论断。也就是说，一切历史都是当代人的“重建与构念”。如果说人民大众是历史活动的参与者和创造者，那么他们更是历史故事的参与者和创造者。
和记忆打交道是一件有风险的事情，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经验领域研究中存在的主观性与客观性的关系问题。在心理学领域中，就有专门针对记忆的研究。下面我们就试图从记忆过程的编码、存储和提取三个方面来说明记忆的不可靠，以此来进一步说明历史叙事的重构性。
首先，事件进入经历者的意识，也就是记忆过程最初的编码阶段时，人们进行的往往是选择性加工。因为在如今繁杂的信息社会中，即使面对的是同一件事情，每个人也会根据自己的人格特质、动机、社会地位来选择性地加工信息。就是说，人们总是从个体的角度，以当时的历史语境或情境赋予事件以意义。例如，有位口述史家研究德克萨斯州的一些教师，他们曾经将学校从一间教室扩展、整合成现代校区制的小学(注：此处“整合”所指的是1960年以后，美国各级学校由种族隔离的黑白分校转变到黑白合校的过程)。他发现，白人教师们对于种族隔离与整合过程的细节几乎什么也没说。在他们的记忆里，对黑人、拉丁裔和残障学生一直都是“视而不见”的。相对而言，社会地位的不同，促使黑人教师清楚地记得整合时的那段日子，因为他们的生活也同时受到了非常直接的影响[20]。处在事情核心的当事者能够完整地回想起自己的经历，位居边缘的人则能够看出主要当事者彼此之间的差异性。一开始加工的信息不同，对同一件事情的看法就有偏差，回忆难免会扭曲。
其次，加工后的关于事件的经验在记忆中存储时，会不断受到以后其他信息以及经历者个人情感态度的作用而发生意义的重构，即心理学中提到的有关记忆遗忘的消退说或是干扰说。例如，作为一个新闻记者，必须不断吸收、消化眼前的信息，距离最新的头条新闻时间越远的事，就越不会被想到。以前意义非凡的消息，经过后续发生的事情的对比，便相形见绌，变得不重要或毫无意义了，自然就被大脑过滤掉了。而另一方面，人们惯于重新评估或解释自己过去的决定和行为，往往会援用“后见之明”，赋予过去的种种一层崭新的意义。当然，记忆也会在与社会的互动中发生变化。当年口述史学家Maurice Halbwachs，便曾对那些在实验室内挖空心思检验个人记忆的科学家们讲道：忘记个人吧，任何对个人记忆之缘起的讨论，必须放在宗族、社区、政治组织、社会阶级和国家的互动之网中来解释，家庭记忆并非仅仅是个人记忆的大杂烩或拼贴画，而是过去的集体再现，换句话说，记忆是一种社会结构[21]。个体记忆、集体记忆、社会记忆三者之间存在一种互动的`关系，个体记忆正是在这种互动的循环之中建构自身，因而叙述者的记忆本身更多的是在叙述着其集体共同意识的声音[22]。
最后，研究者在对经历者调查访问时，其重构历史的意图，会影响经历者经验提取和叙说的角度。最明显的就是记忆的怀旧情绪，让历史因为回顾与联想而变得膨胀失真。许多受访者会谈论自己一生的痛苦、失望、落寞与损失，但有的人则有意或无意地规避透露任何负面的往事，甚至因为不满现状而美化过去，重写自己的历史。此外，人们的回忆也会受到现实生活的影响或者为现实利益所推动，因而人们的许多记忆存在着将历史和现实相协调或以记忆服务于现实的现象。
既然记忆这么不可靠，那么为什么以记忆为中介的叙事可以在叙事心理学和口述历史的研究中得到重视呢？也就是说，虽然通过叙事的时间本质和记忆中介搭起了心理学和历史学之间的桥梁，但是这座桥梁是否足够坚固，以促使叙事心理学和口述历史成为具有血缘关系的忘年之交呢？
3 叙事的深度连结功能
3.1 叙事对意识的揭示
McAdams认为，人生故事就是社会心理的构建。也就意味着，虽然故事是由人来讲述和组织的，但是故事的建构，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叙事自我(narrative identity)的形式来实现的，而这种形式又是由文化所决定的。事实上，讲述者是通过文化来塑造自我的[23]。复杂的文化背景时时刻刻都在影响着人们选择什么样的故事来讲述以及采用何种方式进行叙事[24-26]。而叙事话语是意识形态生产的手段，只有通过对现实的叙事性理解，历史上人类生活的无限多样化、深度和史诗般的广度才能被意识所掌握。叙事不仅是意识形态的生产手段，而且还是一种意识模式，一种观察世界的方法。叙事心理学要通过对人们作为符号(包括语言)存在的精神与行为产物的研究，来揭示人们的意识状态、特点[16]。
而叙事的中介——记忆，它其中所蕴含的感情色彩并不是完全排斥历史事实的，它们也承担着一定的文化涵义并包含着一定的历史内容。近几年，心理学家们通过对生活在东亚和北美居民的对比研究发现，东西方两种文化背景存在着巨大差异。例如，相对于中国、日本和韩国的成年人，北美成年人开始记事的年龄普遍偏小，而且关于童年期的记忆也更具体，更多关注个人经历。在谈及事件中的个人角色和情绪时，普遍呈现出以自我为中心的特点。相反，中国成年人更多的是回忆社会和历史事件，而在回忆叙事中更多谈及的是社会关系以及生活中的重要他人[27-28]。东方人在集体主义文化的影响下，关于自我的意识更多的是依赖于他人而建构起来的。孩子从小就被教育如何做好一个听众，而不是一个只谈论自己的演说家，所以在自我的叙事中自然要首先考虑他人和社会背景。
而记忆的不可靠性也正是客观存在的心理规律的反映。英国口述史家Thomson就明确提出：对于历史的分析和重构而言，不可靠的记忆恰恰是一种资源，而不是一个问题[29]。民俗学者Alessandro Portelli在意大利特尔尼(Terni)镇工厂做访谈时就注意到，被访问者对工人Luigi Trastulli之死的日子的记忆存在误记现象。1949年，为了抗议意大利政府加入北美协议组织，钢厂工人走出工厂参加了共产主义领导者组织的集会。21岁的钢厂工人Trastulli在与警察的冲突中不幸丧生。但是当地的人们却认为，他死于1953年为抗议大批钢厂工人被解雇而与当权者进行的街头巷战中[20]。Portelli认为，这个错误的记忆对于理解这些事件对个体和工人阶级团体的意义来说，是至关重要的线索，因为他们不能接受Trastulli的死只是偶然枪杀的结果而忽略了其中的政治主题。于是他得出结论认为，真正重要的是，记忆并不是事件的消极储存器，而是在积极地创造着意义[30]。
Tosh认为，历史理解不仅要认识普通个体的生活过程，而且更重要的是要弄清大众日常生活经历背后的思想动机，尽管这些思想动机被现实生活过程所掩盖，但他们是现实社会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由此Tosh得出结论，口述研究的主要意义并不在于它是什么真的历史或是一种社会团体政治意图的表达手段，而在于向人们证明历史意识是怎样形成的[2]。当西方当代口述史学家们把占人口绝大多数的普通劳动群众的愿望、情感和心态等精神交往活动当作口述历史研究的主题时，口述历史这种对心理层面的问候，终于拉近了其与后来出现的叙事心理学之间的距离，使二者之间具有了血缘关系。
3.2 叙事对自我的统整
很多学者和科学家都已明确表示，叙事最主要的心理学功能就是整合(integration)与治疗(healing)。故事可以统和、治愈我们破碎和受伤的心灵，帮助我们应对危机和释放压力，甚至可以促使我们走向心灵的成熟，达到自我实现[12]。而人类天生地就是故事的叙说者[8]，所以“我们生活于一个故事塑造的世界”[31]。我们每个人也都有一部个人的历史，也都有自己的人生故事(life story)要讲。尤其是老年人，他们更是喜欢回忆和谈论过去。新闻记者Henry Fairlie晚年时就曾表示：“随着年岁的增长，一个人的记忆就像一间堆得满满的阁楼那样可以供他翻检折腾。”
在口述个人历史中，讲故事的是“我”(I)，故事的主人公是“我”(Me)，这两个“我”都是自我中的不同侧面。自我可以拥有多个身份，扮演不同的角色，这些身份和角色则可以各自拥有独特的观点，甚至以对话的形式交互作用[32]。当一个人在讲自己的故事时，是“主体我”以“客体我”为主人公来构造故事的，也是“主体我”对“客体我”的审视和反思。McAdams在其提出的同一性人生故事模型中，则把“主体我”看作是从经验中建构自我的基本过程，“客体我”就是自我建构过程中最主要的结果。人们如果要让自己的人生具有统一性和目的性，从某种意义而言就是要使“客体我”具有同一性。只有当个体整合了所扮演的角色，融合了自身不同的价值观和技能，并组织了一个包含过去、现在和未来有意义的短暂模式时，个体才有可能建构这种同一性，才能将自己与他人区别开来，并清楚明白地界定自我[33]。
根据Erikson心理发展阶段理论，老年期充满了自我整合对绝望的斗争。于是近年来，让心理治疗领域瞩目的一个发展便是，口述历史针对老年人而开发的怀旧疗法，也称回忆疗法。它重新建构对过去事件的感觉、想法，以此来增强愉悦感、提升生活品质及适应环境的能力，从而达到调适行为的目的。它引导老人说出生命故事(life story)来组织、统整个人有意义的人生经验，帮助老人觉察自己生活的意义，同时由此重新探索生命中重要和有意义的事件[16]。当将过往负性生活事件转换成具有连贯性的人生故事时，会进一步促使当事人省察与明晰对这些事件或情境的内在感受，领悟事件意义。它有助于解决个人的冲突及增强对自我的了解，增加自我认同感，提高心理健康水平[34]。因此，缅怀过去、叙说自己的故事便成为了老年人在发展迅速、变幻不定的世界里保持良好自我感受的一种重要方式。
篇12：心理学与历史学的桥梁的过程中的运用论文
心理学与历史学的桥梁的过程中的运用论文
1986年，心理学家Theodore R. Sarbin在其主编的论文集《叙事心理学：人类行为的故事性》中第一次提出了“叙事心理学”的概念。书中集中探讨的一个观点就是：故事是修整经验和指引判断与行为的基础[1]。而该书更是提出了用叙事范式代替传统实证范式的主张，因此通常被认为是叙事心理学诞生的标志。
口述史学，简单地说，就是搜集、传播口头史料，并以此进行历史研究和历史写作的方法。史学家对口头史料的运用由来已久，但它作为一种独立的历史方法学则诞生于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的美国[2]。那么，口述历史和叙事心理学又有什么关系呢？
在回答上面问题前，我们不妨先来做个拆字游戏。“历史”是什么呢？英文就是“history”，拆开来就是“hi，story”，即“你好，故事”。而对故事的问候和描述就是叙事(narrative)。这不是巧合，其实历史知识恰恰具有叙事的结构，无论是人类历史还是人的一生，其实都是建立在叙事文本的基础之上的。不同学派的哲学家也都相信叙事是一种完全有效地再现历史事件的模式，甚至是为历史事件提供解释的有效模式。正如Croce的一句名言：没有叙事，就没有历史[3]。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讲，口述历史其实就是一种叙事的研究方法。
可见，“叙事”成为心理学和历史学两大领域共同采用的一种研究范式，它的推出不仅促进了叙事心理学和口述历史在各自领域内的兴起，更通过“叙事”自身的特点与功能，搭起了叙事心理学与口述历史彼此连结的桥梁。但是在严谨的学术领域中，讲“故事”无疑带有平民特色和田野操作特点，那么，“叙事”到底是如何引领叙事心理学、口述历史分别走进心理学和历史学研究的大雅之堂，进而搭建起二者之间连结的桥梁呢？而连结后的叙事心理学和口述历史之间只是泛泛之交，还是有着很深的血缘关系呢？本文接下来将试图对叙事、叙事心理学和口述历史三者之间的关系做一探讨，并回答上述问题。
1 叙事的推出
1.1 实证主义作为传统范式的霸权
19世纪中叶以后，自然科学在探索自然规律方面取得了巨大成功，进而推进了技术的进步和生产的发展，自然也给人类生活带来了许多便利。于是，自然科学的进步使人们普遍产生了一种信念，认为随着科学的进步，一切都应该被纳入科学的范畴，一切问题也都会随着科学的进步迎刃而解。这种认为只有经典自然科学的科学观和方法论才是唯一正确的实证主义思潮，也深深地渗入了历史学领域以及当时才诞生不久，正试图通过效仿自然科学从而确立自己学科地位的心理学领域。
实证主义思潮的渗入使史学家坚信：只要以严谨的科学态度对待史料，研究史实，并以严格的科学逻辑进行考证，就可以获得确凿的历史事实，从而客观地再现往事。“历史事实”这一概念就是由被誉为科学史学之父的，德国的史学家Leopold Von Ranke正式提出的。Ranke不仅把历史事实等同于自然科学的事实，甚至认为历史事实只存在于那些“曾经目击其事的人”所记载的文献史料中，没有文献便没有历史学。在Ranke学派的影响下，文献考证成了19世纪西方职业史学家训练的中心内容。而传统的口述回忆，因其是一种有确定目的的有意回忆，不符合Ranke所谓的“纯客观”的原则，必然会随着西方史学专业化的形成而遭到冷落[2]。
而心理学采纳自然科学的发展模式，就意味着它接受了自然科学的科学观和方法论。经典自然科学的基础假设是决定论、还原论、机械唯物论和元素论。叶浩生则具体分析了这些基础假设在心理学中的表现。
将“任何自然现象都处在因果关系中”为假设的决定论原则贯穿到心理学中，使得“寻找心理和行为的决定因素”成为了心理学家的主要任务。最典型的贯彻者就是行为主义学派，他们力图从环境刺激中寻找特定行为的决定因素，以便为预测和控制行为服务；现代心理学又以各种形式承袭了还原论的原则，或者把复杂的心理过程还原为计算机的符号操作过程，又或者把复杂的社会行为还原到更为简单的基因水平上；秉持机械唯物论观点的心理学家更是把人当作“机器”或是“自动机”，想要轻而易举地控制人的行为；而心理学家在接纳了元素论基础假设后，便力图寻求心理或行为的元素，进而确定心理元素或行为元素的结构和组合规律[4]。在那个理性至上的时期，以在自然条件下关注人们内心真实体验为研究理念的质化研究，自然被排斥在心理学“科学”的大门之外。
1.2 后现代主义思潮的挑战
越来越多的历史学和心理学领域的研究者开始质疑实证主义的霸权。实证主义所研究的物理世界是逻辑的、规律的，有因果关系可循的，可以采取统一的模式的。但是，历史学和心理学各自的研究对象——历史和人，是复杂的、多元化的。虽然有时像物理世界一样有逻辑和规律可循，但更多时候往往是非逻辑的、非理性的，无规律可循的，因此无法像自然科学那样采取一统的模式。于是，在20世纪中叶，针对长期以来居于霸主地位的科学主义，隐含着反理性主义、反权威主义和反教条主义趋向的后现代主义思潮开始兴盛。而后现代主义思潮的核心就是：科学知识并不是绝对的，即使是在科学主义崇尚的观察中，也存在观察者与观察对象的互动，观察对象并不是绝对不变的存在；真理依赖具体的语境而存在，因此不能够用任何非语境的方式予以证实[5]。
Stephen Pepper在其1942年出版的《世界的假设》一书中描述了四种世界的假设或纯哲学立场：形式论(formism)、机械论(mechanism)、机体论(organicism)和语境论(contextualism)。前三种理论受到越来越多的质疑后，语境论逐渐崭露头角。因为语境论主张，任何一种现象的理解都离不开事件发生时的'历史背景，力求设身处地、历史性地，理解语言、心理、行为等各种社会现象，反对任何所谓永恒的、放之四海而皆准的评价标准。叙事心理学之父Sarbin认为，语境论的世界观更加适合人类世界的复杂性，应该“能够为人类科学提供更加合适的指引”[1]。小到个人，大到整个历史，其实都“不是由逻辑或理性所确定的，而是由语言的迂回曲折所确定的。虽然我们可能相信自己是语言的驾驭者，但更合适的说法是，语言驾驭着我们”。所以，语言不仅仅是用以描述事物的抽象工具，它更多地用于建构自我和世界，并因此使事件发生[6]。
随着Ranke文献史料学的衰落和文献资料的日益减少，口述史学作为一种独立的历史方法学，重新登上了历史学的大雅之堂。尤其在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影响下，以John Tosh和Charles Joyner为代表的一大批西方当代口述史家们也越来越认识到：以往史学家到档案库中穷本溯源，研究原始文献，试图客观地再现往事的做法是徒劳的。因为口述史料与所有以精神形态存在的史料一样，只是历史认识的“间接客体”或“中介客体”，而不是“直接客体”或“原本客体”。所以，从档案库转到现实生活，从查找原始文献转到与被访者互动，“叙事”这种“田野”工作开始越来越受到口述史学的重视。
另一方面，当哲学领域轰轰烈烈的后现代主义思潮超越其探究世界图景的领地，而延伸到探究人的内部世界的心理学领域，并不断摇撼着科学主义在研究中的霸主地位时，一种新的心理学范式便不可避免地出现了。这种新的范式就是叙事，叙事的平民思维和话语方式也开始作为常客被推上心理学研究的大雅之堂[7]。
2 心理学与历史学的连结
2.1 什么是叙事
关于叙事(narrative)，比较清楚的一种表述是，“叙事是为了‘告诉某人发生什么事’的一系列口头的、符号的或行为的序列”。相应地，“叙事研究是指任何使用或分析叙事材料的研究。”在研究中采用叙事方法是对现存的实验、调查、观察和其它传统方法的补充[8]。
说到叙事，一个与叙事有千丝万缕联系而又为我们所熟知的词便是“故事”。从孩提时代开始，故事便伴随着我们成长。多数在民间流传的历史故事，往往离不开口头方式的编织，特别是在文盲居多的年代，这种口耳相传式的文化活动显得尤其重要。故事的编织一方面提供了一种方法，它可以帮助人们保留社会生活的重要信息，另一方面为事件提供了不同的解释并赋予事件不同的意义。于是我们在故事中认识世界，分辨美与丑、善与恶，了解对和错的道德抉择，而法律、传统、历史也在这种形式中得以保存和流传。有研究者[9-10]很通俗形象地把“故事”比喻成为一个“整理箱”(package)，其中有条理地存放着各式各样不同的信息。而抽取这些信息，即叙事，是一种表达自我和将自己内心世界展现给他人的最基本方式。人类学家Bruner更是提出了叙事思维(narrative mode of thought)这一概念，并以此来说明，人们是通过“故事”来筛选和理解自身经验的[11]。叙事，一种人类天生就被赋予的能力，也恰恰正是我们区别于动物和机器的地方[12]。
2.2 叙事的时间本质
Carr认为，叙事不仅是人们描述事件的方式，其本身就是故事的一部分[13]。叙事和故事的定义有很大一部分是重合的，二者都有时间这一重要维度，叙事在时间维度上使事件之间产生联系。难怪有学者会说，叙事的冲动就是寻找失去的时间的冲动，叙事的本质是对神秘的、易逝的时间的凝固与保存。或者说，抽象而不好把握的时间正是通过叙事才变得形象和具体可感，正是叙事让我们真正找回了失去的时间[14]。而历史也是对失去时间的寻找。实在的历史世界虽然是由各种坚硬的事实所构成，然而，这些事实并不是自动地就构成故事的，历史的实在乃是本身并不具有形式的一片混沌，是叙事结构中的时间之线将古往之事的碎片连结起来，构成了一个连贯的整体。时间作为稍纵即逝的东西，在能被我们的经验或语言捕捉的每一当下都是现在，而它在本质上却又不在当下，它是由过去、现在、未来构成的绵延[15]。正如Sarbin在其1983年春发表的论文《叙事是心理学的根比喻》中所说，叙事与历史是相通的，它们是同一块布上裁下的料，因为二者都强烈地依赖时间结构。都有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有开头、中间和结尾。可见，二者是交叠的。
叙事的方式主要有两种：纪实与虚构。前者主要以实录的形式记述事件，从而挽留和凝固时间；后者则主要以虚拟的形式创造事件，从而以一种特殊的形式保存甚至创造时间。表现在文本形态上，前者主要以历史、传记、自传、回忆录或新闻报道的形式存在；后者则主要以小说、戏剧、电影或电视剧本的形式存在[15]。英国埃塞克斯大学(University of Essex)社会学教授Paul Thompson认为，口述历史是关于人们生活的询问和调查，包含着对他们的口头故事的记录。这在心理学，特别是叙事心理学的研究中，则属于常用的访谈法。因此，口述个人历史可以简单地看作是以访谈的方式建构自传，这种自传就是口述自传，口述自传也就和口述历史融为一体了[16]。
2.3 叙事的记忆中介
美国著名历史学家Beeker将历史定义为“说过和做过事情的记忆”[17]。口述历史将历史与记忆的关系具象化和方法化，将历史对于记忆的依赖性引入历史研究的实践操作中。口述历史建立在回忆的基础上，它力图通过回忆来获得关于过去事件的丰富证据，从而记述回忆者自己的历史。于是便有研究者认为“那些能够被提取和保存的记忆是口述历史的核心”[18]。
但是，记忆过程却具有高度复杂性，它既包含着事实，也包含着想象。“记忆并非无数固定的、毫无生气的零星痕迹的重新兴奋，它是一种意象的重建和构念。即使在最基本的机械重复的情况下，记忆也很难达到正确无误，而且记忆成为这个样子也是正常之举。”[19]于是在口述自传的过程中，人生故事(life story)更像是一个开放式的人生剧本，讲述者与听众分享着经验，通过时间和事件产生联系。故事不可能像录音带那样可以客观地反复重播过去，因为故事包含更多的不是具体事实而是实在意义。在对过去主观而修饰性的描述中，历史往往是重构的[15]。因此，如果从绝对意义上来讲，可以说一切叙事，包括之前谈到的纪实的叙事方式也都是虚构的。难怪意大利著名的哲学家、史学家Benedetto Croce会在其著作《历史学的理论和实际》中充满洞见地提出，“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的著名论断。也就是说，一切历史都是当代人的“重建与构念”。如果说人民大众是历史活动的参与者和创造者，那么他们更是历史故事的参与者和创造者。
和记忆打交道是一件有风险的事情，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经验领域研究中存在的主观性与客观性的关系问题。在心理学领域中，就有专门针对记忆的研究。下面我们就试图从记忆过程的编码、存储和提取三个方面来说明记忆的不可靠，以此来进一步说明历史叙事的重构性。
首先，事件进入经历者的意识，也就是记忆过程最初的编码阶段时，人们进行的往往是选择性加工。因为在如今繁杂的信息社会中，即使面对的是同一件事情，每个人也会根据自己的人格特质、动机、社会地位来选择性地加工信息。就是说，人们总是从个体的角度，以当时的历史语境或情境赋予事件以意义。例如，有位口述史家研究德克萨斯州的一些教师，他们曾经将学校从一间教室扩展、整合成现代校区制的小学(注：此处“整合”所指的是1960年以后，美国各级学校由种族隔离的黑白分校转变到黑白合校的过程)。他发现，白人教师们对于种族隔离与整合过程的细节几乎什么也没说。在他们的记忆里，对黑人、拉丁裔和残障学生一直都是“视而不见”的。相对而言，社会地位的不同，促使黑人教师清楚地记得整合时的那段日子，因为他们的生活也同时受到了非常直接的影响[20]。处在事情核心的当事者能够完整地回想起自己的经历，位居边缘的人则能够看出主要当事者彼此之间的差异性。一开始加工的信息不同，对同一件事情的看法就有偏差，回忆难免会扭曲。
其次，加工后的关于事件的经验在记忆中存储时，会不断受到以后其他信息以及经历者个人情感态度的作用而发生意义的重构，即心理学中提到的有关记忆遗忘的消退说或是干扰说。例如，作为一个新闻记者，必须不断吸收、消化眼前的信息，距离最新的头条新闻时间越远的事，就越不会被想到。以前意义非凡的消息，经过后续发生的事情的对比，便相形见绌，变得不重要或毫无意义了，自然就被大脑过滤掉了。而另一方面，人们惯于重新评估或解释自己过去的决定和行为，往往会援用“后见之明”，赋予过去的种种一层崭新的意义。当然，记忆也会在与社会的互动中发生变化。当年口述史学家Maurice Halbwachs，便曾对那些在实验室内挖空心思检验个人记忆的科学家们讲道：忘记个人吧，任何对个人记忆之缘起的讨论，必须放在宗族、社区、政治组织、社会阶级和国家的互动之网中来解释，家庭记忆并非仅仅是个人记忆的大杂烩或拼贴画，而是过去的集体再现，换句话说，记忆是一种社会结构[21]。个体记忆、集体记忆、社会记忆三者之间存在一种互动的关系，个体记忆正是在这种互动的循环之中建构自身，因而叙述者的记忆本身更多的是在叙述着其集体共同意识的声音[22]。
最后，研究者在对经历者调查访问时，其重构历史的意图，会影响经历者经验提取和叙说的角度。最明显的就是记忆的怀旧情绪，让历史因为回顾与联想而变得膨胀失真。许多受访者会谈论自己一生的痛苦、失望、落寞与损失，但有的人则有意或无意地规避透露任何负面的往事，甚至因为不满现状而美化过去，重写自己的历史。此外，人们的回忆也会受到现实生活的影响或者为现实利益所推动，因而人们的许多记忆存在着将历史和现实相协调或以记忆服务于现实的现象。
既然记忆这么不可靠，那么为什么以记忆为中介的叙事可以在叙事心理学和口述历史的研究中得到重视呢？也就是说，虽然通过叙事的时间本质和记忆中介搭起了心理学和历史学之间的桥梁，但是这座桥梁是否足够坚固，以促使叙事心理学和口述历史成为具有血缘关系的忘年之交呢？
3 叙事的深度连结功能
3.1 叙事对意识的揭示
McAdams认为，人生故事就是社会心理的构建。也就意味着，虽然故事是由人来讲述和组织的，但是故事的建构，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叙事自我(narrative identity)的形式来实现的，而这种形式又是由文化所决定的。事实上，讲述者是通过文化来塑造自我的[23]。复杂的文化背景时时刻刻都在影响着人们选择什么样的故事来讲述以及采用何种方式进行叙事[24-26]。而叙事话语是意识形态生产的手段，只有通过对现实的叙事性理解，历史上人类生活的无限多样化、深度和史诗般的广度才能被意识所掌握。叙事不仅是意识形态的生产手段，而且还是一种意识模式，一种观察世界的方法。叙事心理学要通过对人们作为符号(包括语言)存在的精神与行为产物的研究，来揭示人们的意识状态、特点[16]。
而叙事的中介——记忆，它其中所蕴含的感情色彩并不是完全排斥历史事实的，它们也承担着一定的文化涵义并包含着一定的历史内容。近几年，心理学家们通过对生活在东亚和北美居民的对比研究发现，东西方两种文化背景存在着巨大差异。例如，相对于中国、日本和韩国的成年人，北美成年人开始记事的年龄普遍偏小，而且关于童年期的记忆也更具体，更多关注个人经历。在谈及事件中的个人角色和情绪时，普遍呈现出以自我为中心的特点。相反，中国成年人更多的是回忆社会和历史事件，而在回忆叙事中更多谈及的是社会关系以及生活中的重要他人[27-28]。东方人在集体主义文化的影响下，关于自我的意识更多的是依赖于他人而建构起来的。孩子从小就被教育如何做好一个听众，而不是一个只谈论自己的演说家，所以在自我的叙事中自然要首先考虑他人和社会背景。
而记忆的不可靠性也正是客观存在的心理规律的反映。英国口述史家Thomson就明确提出：对于历史的分析和重构而言，不可靠的记忆恰恰是一种资源，而不是一个问题[29]。民俗学者Alessandro Portelli在意大利特尔尼(Terni)镇工厂做访谈时就注意到，被访问者对工人Luigi Trastulli之死的日子的记忆存在误记现象。1949年，为了抗议意大利政府加入北美协议组织，钢厂工人走出工厂参加了共产主义领导者组织的集会。21岁的钢厂工人Trastulli在与警察的冲突中不幸丧生。但是当地的人们却认为，他死于1953年为抗议大批钢厂工人被解雇而与当权者进行的街头巷战中[20]。Portelli认为，这个错误的记忆对于理解这些事件对个体和工人阶级团体的意义来说，是至关重要的线索，因为他们不能接受Trastulli的死只是偶然枪杀的结果而忽略了其中的政治主题。于是他得出结论认为，真正重要的是，记忆并不是事件的消极储存器，而是在积极地创造着意义[30]。
Tosh认为，历史理解不仅要认识普通个体的生活过程，而且更重要的是要弄清大众日常生活经历背后的思想动机，尽管这些思想动机被现实生活过程所掩盖，但他们是现实社会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由此Tosh得出结论，口述研究的主要意义并不在于它是什么真的历史或是一种社会团体政治意图的表达手段，而在于向人们证明历史意识是怎样形成的[2]。当西方当代口述史学家们把占人口绝大多数的普通劳动群众的愿望、情感和心态等精神交往活动当作口述历史研究的主题时，口述历史这种对心理层面的问候，终于拉近了其与后来出现的叙事心理学之间的距离，使二者之间具有了血缘关系。
3.2 叙事对自我的统整
很多学者和科学家都已明确表示，叙事最主要的心理学功能就是整合(integration)与治疗(healing)。故事可以统和、治愈我们破碎和受伤的心灵，帮助我们应对危机和释放压力，甚至可以促使我们走向心灵的成熟，达到自我实现[12]。而人类天生地就是故事的叙说者[8]，所以“我们生活于一个故事塑造的世界”[31]。我们每个人也都有一部个人的历史，也都有自己的人生故事(life story)要讲。尤其是老年人，他们更是喜欢回忆和谈论过去。新闻记者Henry Fairlie晚年时就曾表示：“随着年岁的增长，一个人的记忆就像一间堆得满满的阁楼那样可以供他翻检折腾。”
在口述个人历史中，讲故事的是“我”(I)，故事的主人公是“我”(Me)，这两个“我”都是自我中的不同侧面。自我可以拥有多个身份，扮演不同的角色，这些身份和角色则可以各自拥有独特的观点，甚至以对话的形式交互作用[32]。当一个人在讲自己的故事时，是“主体我”以“客体我”为主人公来构造故事的，也是“主体我”对“客体我”的审视和反思。McAdams在其提出的同一性人生故事模型中，则把“主体我”看作是从经验中建构自我的基本过程，“客体我”就是自我建构过程中最主要的结果。人们如果要让自己的人生具有统一性和目的性，从某种意义而言就是要使“客体我”具有同一性。只有当个体整合了所扮演的角色，融合了自身不同的价值观和技能，并组织了一个包含过去、现在和未来有意义的短暂模式时，个体才有可能建构这种同一性，才能将自己与他人区别开来，并清楚明白地界定自我[33]。
根据Erikson心理发展阶段理论，老年期充满了自我整合对绝望的斗争。于是近年来，让心理治疗领域瞩目的一个发展便是，口述历史针对老年人而开发的怀旧疗法，也称回忆疗法。它重新建构对过去事件的感觉、想法，以此来增强愉悦感、提升生活品质及适应环境的能力，从而达到调适行为的目的。它引导老人说出生命故事(life story)来组织、统整个人有意义的人生经验，帮助老人觉察自己生活的意义，同时由此重新探索生命中重要和有意义的事件[16]。当将过往负性生活事件转换成具有连贯性的人生故事时，会进一步促使当事人省察与明晰对这些事件或情境的内在感受，领悟事件意义。它有助于解决个人的冲突及增强对自我的了解，增加自我认同感，提高心理健康水平[34]。因此，缅怀过去、叙说自己的故事便成为了老年人在发展迅速、变幻不定的世界里保持良好自我感受的一种重要方式。
篇13：21世纪历史学对承认的文化的探讨论文
21世纪历史学对承认的文化的探讨论文
一、当今历史思想中种族中心主义的危险
我们生活在一个全球化的世界中，不同传统与文明之间的联系愈发紧密。文化交流中日益增长的密切联系对历史思想构成挑战。而正是在历史中，人们才得以阐述、表达和讨论他们的认同，他们之间的归属感和共性，以及他们与其他人的不同。全球化进程使传统的历史认同直而飞速变化的生活环境，要在不同民族的生活领域之间做出传统的区分己变得十分困难。文化生活中的混合现象与普遍化因素，正如互联网和某些重要的文化产业部门所表现的那样，需要我们重新界定究竞是什么造成了自我与身处其他文化的他者之间的差异。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明了自己的身份。
而对文化生活中普遍化倾向的挑战，要强调某种历史认同，就必须深化这一集体认同的历史表述中的差异意识。如此以来，构成文化认同的那些既存的和长期被运用的文化策略才会重新获得力量，并因此能够被用于今日不断变化的环境当中。然而，对历史认同的传统表述方式，即所谓的主导叙事存在某些问题，原因在于这些主导叙事的逻辑是种族中心主义的。同它一起发生作用的还有自我形象与他者形象之间不平衡的关系，这种不平衡的关系表现在自我对某种强大的历史认同的必要评价是以牺牲他者的'异他性(othemess)为代价的。 历史认同中种族中心主义的一个简单例子就是文明与野蛮的划分，它存在于世界各地，表现为:某一民族在历史上总是代表着文明及其成就，而他者的异他性则是对这些文明标准的背离(有时我们也可以发现一种相反的评价，即对某种生活方式加以改善的期望被投射到他者的异他性当中去了。但这只是次要的，它实际上并不能从本质上改变自我与他者、一致性与相异性之间不平等的关系)。这种不平等必然会导致文明的冲突气因为他者也遵循同样的逻辑，以否定他者的“他者”为代价来获得自尊。
这一趋势在历史研究中也十分明显。“文明冲突论”甚至是学术话语中的重要议题，但大多数参与者并没有认识到这一点。如果我们看一下不同民族和文化之间对世界诸文明争论的逻辑前提，就会发现种族中心主义的态度十分常见，并且有多种不同的表现方式。
二、历史思想中种族中心主义的逻辑
主导叙事是怎样向人们讲述他们是谁，以及他们不得不与之生活在一起的他者又是谁的呢?为了让人信服，主导叙事具备如下三种基本的方式和特征:①不对称地在自我与他者中分配正而评价和负而评价;②认为形成认同的价值体系具有口的论上的连续J性;③自我的生活方式在时间向度上具有单一中心的空间构成。
由于涉及导向性的价值体系，种族中心主义的历史思想便建立在善与恶之间不平衡的关系之上。正如我己经指出的，正而的评价构成了自我的历史形象，负而的评价则构成了他者的形象。下而这个它支配着主导叙述中的历史观念。传统认为，历史的发展源自某种特定的生活方式，它历经时间的变化，走到今天的状况，其未来发展则是这种特定生活方式的各种要素在时间上的延续。这一点构成了一个民族精神上的共性。按照主导叙述的一般原则，形成认同的价值体系可以在这种原始的起源形式中找到其表现形式。②历史就诉诸这种起源，以其合法性赋予过去历史意义。历史的这种口的性正是它发展的动力。并且，这个起源总是特定的，它只能是某一民族的起源。他者的异他性要么被归属于不同的起源，要么与这一起源性生活方式的合法性所指引的发展道路相背离。
三、形成历史意识的非种族中心主义方式
怎样才能克服历史上认同形成的种族中心主义逻辑?如何祛除内在于文明冲突理论的这种逻辑?按照历史思维的逻辑原则，答案十分简单: 鉴于评价的不平衡性，形成认同的价值体系在穿越自我与他者之间的差异时，必须履行平等的原则。这样，差异本身便会丧失区分事物的传统效力。但是，与深深镌刻于历史经验和约定俗成的价值体系之中的差异—它们构成了认同的基本问题—相比，平等就显得过于抽象。如果人们一方而将平等的原则应用于认同形成当中，同时也保留必要的既定差异，那么从逻辑上来说，后果将会是一种互相承认对方差异的原则。这种相互关系使平等得以实现，平等也因此表现为一种平衡的相互关系。如果我们把这种相互关系归于某种特性的话(这样做是必要的，因为认同是一种形成中的价值判断叉我们可以称之为承认的原则。
戚口的论上的连续性而言，替代它的是这样一种历史发展观，它如今被定义为是对充满各种可能性的时间之链的再造。这种思考历史的方式是在历史性中获得的，即人们确实是在回顾过去，而不是利用过去来企盼现在。也就是说，将当前的生活状况及对其未来的展望回置于过去之中，以获得事先理解这种当前生活状况及其未来变化的知识。这种历史思维模式会强化历史经验中的偶然性、断裂和非连续性等因素，人们也因此能够认识到历史经验中形成认同的价值体系里的矛盾之处和含混之处。
在这种历史观的指引下，过去的东西将不再被认为是必然发生的。事情因此会变得大为不同，现实发展中的必然性也将不复存在。如果人们将这一逻辑用于欧洲的历史认同，就会发生如下明显的变化:人们不得不放弃今日欧洲及其统一进程是历史发展的一个必然结果这种观念。为了实现这种承认，文明需要一种跨文化交流的语用学。藉此，有关认同争论的模式和规则得以展现讨论以及被应用到不断发展着的交流进程当中。这就是我们要做的，这样做会让我们通过承认他者而丰富自己的历史认同。
篇14：微历史与微历史学的创建意义论文
微历史与微历史学的创建意义论文
历史和历史学可以有多种分类方法，其中有二分法、三分法、多元法等多种，许多学科如经济学、文学等都建立和形成了独命的微观学科，微观经济学、企业经济学、商品经济学、微小说、微雕艺术、微电影等早已为人们所熟知，积淀深厚的历史学在史料记载的实践I对微历史着丰厚的表现.随处可见.而建立独立的微历史学科的自觉意识还不够浓厚，微历史应当成为历史学发育的重要领域或者将其视作史学天地的一个体例，给予相应的地位，并着力加以建树.。
1“微历史”概念的提出与特征
历史是人类随时间演进过程的存在方式及各种关系的总和〕历史的主体是人，进一步可以到组织、法人、机构、宗族、集团、群体，各样的人和组织群体形成各样的历史，各样人和群体的关系史形成整体的人类史或人类关系史，由于人类在历史中的地位不同，就产生了不同群体的、不同领域的历史层面和台面，这个台面就是人们常说的“历史舞台”，在这个舞台上不同的人物和组织扮演不同的历史角色，发挥不同的历史地位，对于公共的史学阶层和文化阶层的人们，最为关心的台面就是以帝王或朝廷为核心的朝代更迭史，而这些基本上可称为宏观公共历史，简称‘宏观史”或、‘公共史”。
与“宏观史”相对应的是“微观史”，以及介乎二者之间的‘中观史”，在三者之间沿着一定的时间轴线和逻辑空间，可以构成某种范畴的历史空间结构，而所谓中观历史和宏观历史不过是由微观历史构成的历史整体，当缺乏大量按照逻辑关系排列的微观历史时，中观和宏观历史就会出现空洞、漏洞、残缺或密度过于稀疏的“海绵体现象”以往史学界高度重视的是“宏观史”、“中观史”或‘枢纽史”，而对于“微观史”、“边缘史”、“隐晦史”的重视程度远远不够或者说，自觉建立“微观史”(“微历史”)的主观意识不足，遗留下来的集中反映微历史为著作就相对缺乏得多，只有少数类似《说苑》(西汉刘欲著)、《博物志》(西晋张华著从《世说新语》(南朝刘义庆著卜《东京梦华录》(宋代孟元老著)等这些带有“微历史”性质的名著。
近年来，随着互联网的普及和“微时代”的到来，更多的小人物、小事件、细微情结暴露在公共视野的台面上，人们的视野开始将更多的目光投向微观世界、局部世界和个体的运作以此为背景，创建以反映微观历史为要旨的“微历史学”，思考漫长历史的细微构成与有机合成，以达到见微知著的读史、用史效果，就显得十分必要二当然，“微历史”是对过去的事观照和发掘，与当前流行的“微时代”系列相比只是一种语境上的启发或祸合，二者并无内在的实质性联系，故那种把微历史等同于微博上的历史，显然是不合适的，微博、网站是任何信息(包括任何历史信息)的公共传媒、私家传媒，大量存在“不负责任的信息”、“信手写出的历史”或“带有个人偏见的历史”，这样的“历史”是不可靠的，这样的“微历史”很有可能就是“伪历史”二可见，“微博上的历史”和以反映信史为职责的“微历史”不是一个概念二但从传媒的角度看，微历史对于在网上传播流行更加便利、更有人缘，微历史与微时代有较为合拍的一面。目前关于“微历史”一词尚未公认的定义，这里所提到的“微历史”概念强调的是由历史元素构成的基本单元.其规模和结构随历史研究的具体客体而可以有不同的内涵和体量，其中“微小(小而简约)”为微历史的基本形式.“单元性”(白成一体)和‘单纯性”(以一事一议为主二为微历史的基本内涵所在:这也是许多现今出版的微历史著作所默认的既然真正意义上的‘微观历史学”并未形成，那么采用“微历史”代替“微观历史”则更具有时代性和简约性: 与中观历史、宏观历史相比较.‘微历史”有着若干显著的特征:
其一微历史具有微观性、局部性.但有完整的内涵和相应的历史元素或史料微历史应当是一个基本的历史单元，能够给人以完整的历史概念表达.‘麻雀虽小五脏俱全”，有些微历史要素是潜在的，表面上看可能不够完整，但同样能够表达明晰的历史概念.具有某种历史意义:人类的所有活动都存在于历史中，但并不是所有的人类活动或语言、行为都具有同等重要的历史价值，作为历史学所关注的历史则是具有一定历史地位、历史价值的历史，而不是意义不大的随机活动可见，微历史是从社会生活中提炼出来的精华。微历史与新闻、旧闻有相似之处.但从形式、到内容，再到价值，二者又是两种截然不同的社会存在物。
其二，微历史具有相对性和适度延展性。历史单元要给人以完整的历史概念，就要受制于这个历史概念的复杂程度、表现方式历史是表象性与隐蔽性的统一，有些历史单元所表达的概念十分简单和浅表，有的历史单元则需要复杂的人物、场景、事件、过程、结果，才能合成为一个较为完整的历史概念因而微历史并不以绝对的细小为标准，而是根据表达某一完整的历史概念所需要的历史元素构成来区分的。
其三，微历史的合成元素或素材随着研究的学科、门类、深度、广度而不同，不同的研究范畴，所需要的历史元素也不尽相同有公共历史、专门历史、深度历史、跨度历史等不同的研究对象，因此史料来源要广泛、细致、真实，不同的史料-有不同的用途，同一个史料也可能为不同的领域所利用:笔者多年从事旅游专业的历史学教学，在普及较多公共性历史知识的基础上，一些与旅游景区、景观、文化遗产、文学遗产相关的历史元素或史料，则需要收罗进来二一部三国史，从事军事、管理、地理、人事、社会、文学、文化等不同学科领域的学者.其研究的重点是各有侧重的，其历史的单位、单元、脉络也是多线条的二
其四，微历史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是相互关联的，可存在于帝王史、群体史、地方史、事件史、民浴史等任何历史方位上人类社会是一个相互关联的整体，历史也是相互关联的二不论各个学科门类的历史，还是宏观、中观、微观的历史，古今中外的历史，都是密切相关的，都处在不同的生命周期中二微历史也读是处在历史的不同方位、不同阶段中。微历史可能发生在任何集团、任何人物、任何事件、任何背景中，其关联的范围、线索也可能是立体的、全方位的，一切要因时、因地、因人而异，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其五，微历史存在于任何史学文献和历史生活中，可以单独成篇，并根据需要加以组合，成为连接历史整体的纽带或结合部历史本身是整体的不间断的，但历史的表现方式既可以是连续不断、波澜壮阔的，也可以是局部片段的，是整体性与局部性的统一。微历史从形式到内容往往是生动形象传神的，具有较强的文学性、适应性。过去.一些人往往把正史看成是整体史.将野史、经学、文学、文字、文献所反映的历史，视为边缘史、非正式史加以歧视或排除，若将历史划分为无数的基本单元或微历史，则历史的表现方式是多元化的，且彼此是不可替代的，而不仅仅是谁排斥谁、谁补充谁的问题，有许多微历史是以野史、非正式史的方式而存在的，即所谓第一历史、第二历史、第三历史…等分解方法二可见，微历史的表现方式更加灵活、不拘一格的。
其六，微历史的历史功能并不“微”，任何重大历史都是由微历史构成的二微历史对于重大历史的影响机制有所不同，情形复杂多样，有起突发、引爆作用，即所谓“蝴蝶效应”，牵一发而动全身，《史记》很早就记载大量由小事件而引发大事件的史实，如《史记》记载春秋战国时代吴楚边境两国“村妇争桑”，引起吴楚两国长期边境战争;息夫人回娘家(陈国)探亲，经蔡国停歇，遇蔡侯非礼，而引起楚、蔡、息军事冲突，息国被灭，蔡侯被虏，楚国政权震荡等一系列事件二再比如伍子青个人的相对微历史，就关联到楚、吴、越、郑等多国历史二更多微历史发挥着潜移默化的能量积累作用，当历史的量变发展到一定程度就会发生历史的质变、突变，正如《易经》和《左传》有言，“臣拭其君，子拭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来者渐矣二”。
2中国“微历史”的成果与缺陷并存
一般认为，中国历史文献或史料在世界国别史、乃至地区史中是最丰厚、最完善的，常用浩如烟海、汗牛充栋、无边无际、史外无学等词汇来形容，其中就包含了海量的微历史成分二微历史存在于通史、断代史、编年史、纪事本末体、演义史、史通、“野史”等任何形式的历史文献中，或其他任何类型的文本方式中二微历史与其他历史的边界是很难加以界定和区分的.，大量地存在着交又、补充、遗漏或矛盾现象，因为历史本体是严密的、本真的，而任何表现形式的历史记录都是有限的、有疏漏的，中国的历史文献资料、史料也不例外二但中国历代史学家多数是有自己的职业操守、专业素养的，出现大量的所谓“良史”、“史才”，甚至为史学的纯粹而献身二在微历史的记录上的确是用心良苦，成果也是丰厚的二先秦史学类的典籍《尚书》、《春秋》、《战国策》、《国语》等，都有大量微历史性质的记载，后来的正史、地方史、断代史的细目越来越详实，甚至出现了专门以微历史为主导的史学著作，如《西京杂记》、《世说新语》、《洛阳伽蓝记》、《东京梦华录》等历史文献和大量笔记体小说、历史演义，就是微历史记叙的典范，带有明显的自觉意识，只是当时还没有“微历史”这一称谓而已，如果将中国史学千百年来积淀下来的带有“微历史”性质的古籍整合在一起，构成史学的一个体例，给散落的微历史文献史料一个名分，也是完全说得过去的。我们在敬畏历史、敬畏史家、敬畏史学的同时，受历史本身的局限性，也不应回避中国传统史学在微历史方面的某些弊端。
首先，对微历史这一块的重视程度还不是很高，能够流传下来的大部头微历史著作并不多见，尤其是某些关键点上的微历史的揭示还存在较大的漏洞，这是造成中国历史之谜大量存在的原因之一二事实上，宏观历史、中观历史一定是由微观历史整合而成，它们是一个有机的历史整体，是可以等量齐观的，而许多微历史片段(包括上述部分著述)被排斥在史学的殿堂之外，减弱了历史的生动性和严密性，造成史学的缝隙现象二中国大量的微历史故事或文化遗产是以语言、文学或宗教的方式保存下来的，带有很强的文学、宗教色彩，如何从中分离出带有史料价值的微历史成分，是一项艰苦的工作，但其史学意义是不言而喻的二 其次，部分史家的史学观过于狭隘，或偏好显著，包容性、立体感略显欠缺二比如一向为人称道的“微言大义”，就显得过于简洁纯粹而有所隐晦，不够直接，带有欲言又止的感觉，对一般读者而言就有些吃力;为尊者讳，贯穿始终，造成大量历史的盲区或误读;盲目的忠君思想会使历史的天平发生人为的倾斜，坐标不稳;尊卑贵贱和封建迷信的思维方式造成对历史事件性质的判断失实，人物选择和评价上的冤案，以及科学史观的局部误导等等，都有可能造成微历史记录和评价上的缺失或失实，对后世学习历史、引用史料、生活向导造成走调、偏颇或文学再加工上的败笔现象。
再次，微历史基本上是中国历史的自发状态，关于微观历史、片段历史的理论、思想、方法的专门著述较为缺乏二在中国的史学、文学文献中，微历史的实践可以说丰富多彩，充斥在大量的文史著作中，但由于专门性的微观历史著作较为缺乏，使得微历史始终处在陪衬、附属、边缘状态、“贴士”状态，专门性的以通史性质连贯而成的微历史集成尚未出炉，而相关的类书、文学作品集成、儒家经典、道家《道藏》、佛家《三藏》，则基本完备二事实上，人们对历史的细节或片段的记忆和热情，并不亚于宏观历史，而且给人们留下深刻记忆和影响的，往往是那些局部的细节和片段，因为社会生活本身就是由一个个鲜活的、细致人微的片段构成，微历史是影响社会生活的直接素材。
3“微历史学”的方位与创建的若干思考
微历史作为历史的基本单元，是充斥整个历史空间的，微历史和微历史学是可以成为历史学科体系中一个单独成立的学科的二在经济学中有微观经济学，重点研究个体经济、局部经济的内在联系;在社会学中有个体、群体的社会学，对社会关系的方方面面研究细密人微;在文学领域尤其是应用艺术领域，都高度重视任何片段、场景和细节的创作和表现，微艺术几乎成为艺术成败的关键，任何细微的瑕疵可能使文学艺术的价值丧失殆尽二而自然科学的整个大厦无一不是建立在对微观世界的研究基础上的，不仅物理、化学、生物学、地理学是如此，就连以广裹宇宙为研究对象的天文学，对微观世界的研究成为研究天文学的大门或窗口，研究最大的从研究最小的开始，因为最微观的事物往往弥漫在最宏观的体系之中二 历史学和其他社会科学一样是研究人的，而人是由个体构成的群体和整体，由局部关系连接而成的历史整体，历史从来未曾中断，但历史从来都是由无数相关联的事物连接起来的，或者说历史是有线索和脉络的，是有相关的人群角色去演绎创造出来的二缺少细节的历史就是枯萎的历史，是难以看清本来面目的历史，而由细节连缀的历史是丰富多彩的、可以看得见、可以加以描摹回放的历史二微历史存在于哪里，微历史学的地位就会展现在哪里，微历史学是可以渗透在任何历史空间中的常设历史、跟踪历史、基因历史，因而微历史学既可以单独成立为一门独立历史门类，也可以如影随形地渗透在任何历史的空间，与各种历史门类并行存在，它应当是不拘一格，非常灵活的二微历史学的深厚密集出笼，不仅改变整个历史学科的面貌(特别是形象和库容)，而且将改变整个人类的社会历史和文化资源二微历史学的学科建设内涵是十分丰富的，它是历史的一个个缩影，几乎包含了历史学的各个方面。
首先，是关于“微历史”与“微历史学”文本体例的界定问题二微历史学的核心命题是什么，它的边缘在哪里，它由哪些基本的要素构成，如何成为一个相对完整的微历史单元，微历史学与宏观历史学的关系是什么等等的问题，是首先需要明确的，应当有大量的案例为参考二笔者以为，“微历史(学)”在体例形式或文本表达上，既与“历史词条”、“历史笔记”有相似之处，但又有明显的不同，“历史词条”虽然在一定程度上也能解释历史，但表现形式生硬，千篇 一律，严格来讲它属于词汇学的范畴;“历史笔记”或笔记体历史在内容选择上随机而发，表现形式上自由灵活，不够规范，严格来讲，笔记体属于散文、小说文学的范畴二如何寻找一种合适的史学文体或文本，是首先要考虑的问题，否则就难以识别和鉴别二 其次，是微历史与微历史学的概念系统的建立二任何学科的建设都是从基本概念展开的，微历史学科作为历史学科体系的组成部分，几乎包含了历史学所涉及的各个方面，构成历史的各要素在微历史这里都必不可少，如人物、群体、事件、背景、原因、过程、结果等等，一应俱全才能表达某一完整的历史概念二从“小而全”到“大而全”是微历史学科建设的重要目标和任务二。
微历史的基本原理问题二历史学是有思想、有学说、有原理的，如前所述，历史与文学艺术、宗教故事、文化遗产、民间记忆等诸多领域有密切联系，但彼此不能等同历史学主要解释历史存在的基本现象、基本矛盾、问题和规律二微历史学应当揭示和遵循相应的一些史学原理，如关于微历史的标准界定和存在方式问题，微历史发生的客观性与主观性问题，微历史的发展性与循环性问题，微历史要素的构成与内在、外在联系问题，微历史发生发展的内在动力和变化机制问题，微历史的构成因素与创作问题，微历史的价值体系问题等等 第四，微历史基本内容的构建问题二微历史是一个庞大的史学宝库，由于专门的微历史著作数量有限，需要从中国整体的经、史、子、集中分离出属于微历史的成分，进行一定的再加工，使其更具有微历史的属性，并按照一定的历史逻辑进行合理定位(如断代微历史、场景微历史、人物群体微历史、学科微历史、职业微历史、色调微历史等)和数字化处理，这是一项极其浩繁的史学工程，意义十分重大二它可以从多个角度延伸拓展现有历史，比如向源头溯源上古史，向边缘延伸细节史.填充历史空洞漏洞.夯实历史根基，扩大历史比较研究的范畴，复活沉睡的历史遗产等等。
微历史方法论的建立问题微历史是历史学的一个部分，遵循史学的基本原理和要求但微历史有它特定的一面比如微历史因为单个体量较小，因而要具有较强的文学表达特色，并随着具体的史实而更具场景性、背景性，与当时的社会节拍相一致，与读者的阅读心理相适应，喜怒、哀乐、雅浴、尊卑内蕴其中，方能显示出微历史的真实性和贴切性二为此，处理好微历史与宏观历史、中观历史，与其他社会科学、自然科学的关系，吸收它们的有益成分，至关重要。
总之，微历史作为历史的基础部分，应有自己的一席之地，应借鉴其他相关学科建设的范式，构建微历史学的学科体系，使之既可以自成一体，积沙成塔，也可以连缀于具体的历史台面上二在这样一个“微时代”开启的信息社会中，大力弘扬开发“微历史”，确立史学运作的新模式，提高历史学在文化普及中的亲和力、传播力、影响力，将是一项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不朽事业。
历史学的论文（通用14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