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渊明生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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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陶渊明生平第2篇：陶渊明生平简介第3篇：陶渊明的生平第4篇：陶渊明的生平第5篇：陶渊明的生平第6篇：陶渊明的生平简介

篇1：陶渊明生平

陶渊明生平

陶渊明大约生于东晋哀帝兴宁三年(365?——427?)名潜，字元亮，浔阳柴桑(今江西九江西南)人,出身于破落仕宦家庭。曾祖父陶侃，是东晋开国元勋，军功显著，官至大司马，都督八州军事，荆、江二州刺史、封长沙郡公。祖父陶茂、父亲陶逸都做过太守。他是我国第一位田园诗人。曾任江州祭酒，建威参军，镇军参军，彭泽县令等，后弃官归隐。后世称靖节先生，著有《陶渊明集》。

年幼时，家庭衰微，九岁丧父，与母妹三人度日。孤儿寡母，都在外祖父孟嘉家里生活。孟嘉是当代名士，“行不苟合，年无夸矜，未尝有喜愠之容。好酣酒，逾多不乱;至于忘怀得意，傍若无人。”——《晋故征西大将军长史孟府君传》。渊明“存心处世，颇多追仿其外祖辈者。”——逮钦立语。日后，他的个性、修养，都很有外祖父的遗风。外祖父家里藏书多，给他提供了阅读古籍和了解历史的条件，在学者以《老》《庄》为宗而黜《六经》的两晋时代，他不仅像一般的士大夫那样学了《老子》《庄子》，而且还学了儒家的《六经》和文、史以及神话之类的“异书”。时代思潮和家庭环境的影响，使他接受了儒家和道家两种不同的思想，培养了“猛志逸四海”和“性本爱丘山”的两种不同的志趣。

少年时，有“猛志逸四海，骞qiān翮hé思远翥zhù”——大志。孝武帝太元十八年(393年)，他怀着“大济苍生”的愿望，任江州祭酒。当时门阀制度森严，他出身庶shù族，受人轻视，感到“不堪吏职，少日自解归”。他辞职回家后，州里又来召他做主簿，他也辞谢了。安帝隆安四年(4)，他到荆州，投入桓玄门下做属吏。这时，桓玄正控制着长江中上游，窥伺着篡夺东晋政权的时机，他当然不肯与桓玄同流，做这个野心家的心腹。他在诗中写道：“如何舍此去，遥遥至西荆。”——《辛丑岁七月赴假还江陵夜行涂口》对仕桓玄有悔恨之意。“久游恋所生，如何淹在滋?”。隆安五年冬天，他因丧母辞职回家。元兴元年(4)正月，桓玄举兵与朝廷对抗，攻入建康，夺取东晋军政大权。元兴二年，桓玄在建康公开篡夺了帝位，改国为楚，把安帝幽禁在浔阳。他在家乡躬耕自资，闭户高吟：“寝迹衡门下，邈miǎo与世相绝。顾盼莫谁知，荆扉昼常闭。”表示对桓玄称帝之事，不屑一谈。元兴三年，建军武将军、下邳太守刘裕联合刘毅、何无忌等官吏，自京口(今江苏镇江)起兵讨桓平叛。桓玄兵败西走，把幽禁在浔阳的安帝带到江陵。他离家投入刘裕幕下任镇军参军(一说陶渊明是在刘裕攻下建康后投入其幕下)。当刘裕讨伐桓玄率兵东下时，他仿效田畴效忠东汉王朝乔装驰驱的故事，乔装私行，冒险到达建康，把桓玄挟持安帝到江陵的始末，驰报刘裕，实现了他对篡夺者抗争的意愿。他高兴极了，写诗明志：“四十无闻，斯不足畏，脂我名车，策我名骥。千里虽遥，孰敢不至!”——《荣木》第四章。刘裕打入建康后，作风也颇有不平凡的地方，东晋王朝的'政治长期以来存在“百司废弛”的积重难返的腐化现象，经过刘裕的“以身范物”(以身作则)，先以威禁(预先下威严的禁令)的整顿，“内外百官，皆肃然奉职，风俗顿改”。其性格、才干、功绩，颇有与陶侃相似的地方，曾一度对他产生好感。但是入幕不久，看到刘裕为了剪除异己，杀害了讨伐桓玄有功的刁逵全家和无罪的王愉父子，并且凭着私情，把众人认为应该杀的桓玄心腹人物王谥任为录尚书事领扬州刺史这样的重要的官职。这些黑暗现象，使他感到失望。在《始作镇军参军经曲经阿曲伯》这首诗中写道：“目倦山川异，心念山泽居”“聊且凭化迁，终返班生庐”。紧接着就辞职隐居，于义熙元年(4)转入建威将军、江州刺史刘敬宣部任建威参军。三月，他奉命赴建康替刘敬宣上表辞职。刘敬宣离职后，他也随着去职了。同年秋，叔父陶逵介绍他任彭泽县令，到任八十一天，碰到浔阳郡督邮，属吏说：“当束带迎之。”他叹道：“我岂能为五斗米折腰向乡里小儿。”遂授印去职。陶渊明十三年的仕宦生活，自辞彭泽县令结束。这十三年，是他为实现“大济苍生”的理想抱负而不断尝试、不断失望、终至绝望的十三年。最后赋《归去来兮辞》，表明与上层统治阶级决裂，不与世俗同流合污的决心。

归隐时，过着“躬耕自资”的生活。因其居住地门前栽种有五颗柳树，固被人称为五柳先生。夫人翟氏，与他志同道合，安贫乐贱，“夫耕于前，妻锄于后”，共同劳动，维持生活，与劳动人民日益接近，息息相关。归田之初，生活尚可。“方宅十余亩，草屋八九间，榆柳荫后檐，桃李罗堂前。”渊明爱菊，宅边遍植菊花。“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饮酒》，至今脍炙人口。他性嗜酒，饮必醉。朋友来访，无论贵贱，只要家中有酒，必与同饮。他先醉，便对客人说：“我醉欲眠卿可去。”义熙四年，住地上京(今星子县城西城玉京山麓)失火，迁至栗里(今星子温泉栗里陶村)，生活较为困难。如逢丰收，还可以“欢会酌春酒，摘我园中蔬”。如遇灾年，则“夏日抱长饥，寒夜列被眠”。义熙末年，有一个老农清晨叩门，带酒与他同饮，劝他出仕：“褴褛屋檐下，未足为高栖。一世皆尚同(是非不分)，愿君汩其泥(指同流合污)。”他回答：“深感老父言，禀气寡所谐。纤辔诚可学，违已讵非迷?且共欢此饮，吾驾不可回。”——《饮酒》用“和而不同”的语气，谢绝了老农的劝告。他的晚年，生活愈来愈贫困。有的朋友主动送钱周济他，有时，他也不免上门请求借贷。他的老朋友颜延之，于刘宋少帝景平元年(423年)任始安郡太守，经过浔阳，每天都到他家饮酒。临走时，留下两万钱，他全部送到酒家，陆续饮酒。不过，他的求贷或接受周济，是有原则的。宋文帝元嘉元年(424年)，江州刺史檀道济亲自到他家访问。这时，他又病又饿好些天，起不了床。檀道济劝他：“贤者在世，天下无道则隐，有道则至。今子生文明之世，奈何自苦如此?”他说：“潜也何敢望贤，志不及也。”檀道济馈以梁肉，被他挥而去之。他辞官回乡二十二年一直过着贫困的田园生活，而固穷守节的志趣，老而益坚。元嘉四年(427年)九月中旬神志还清醒的时候，给自己写了《拟挽歌辞首》，在第三首诗中末两句说：“死去何所道，托体同山阿”，表明他对死亡看得那样平淡自然。

公元427年，陶渊明走完了他六十三年的生命历程(有关陶渊明的生年仍有待考证，因此此处的六十三年之说也有待考证)，与世长辞。他被安葬在南山脚下的陶家墓地中，就在今天江西省九江县和星子县交界处的面阳山脚下。如今陶渊明的墓保存完好，墓碑由一大二小共三块碑石组成，正中楷书“晋征土陶公靖节先生之墓”，左刻墓志，右刻《归去来兮辞》，是清朝乾隆元年陶姓子孙所立。

篇2：陶渊明生平简介

有关陶渊明生平简介

简介/陶渊明[东晋诗人]

陶渊明(365—427)，字元亮，或云渊明字元亮。别号五柳先生，晚年更名潜，卒后亲友私谥靖节。东晋浔阳柴桑人(今九江市)人。东晋大诗人、辞赋家、散文家。曾著《五柳先生传》以自况，卒后朋友私谥“靖节”，故后人称“靖节先生”。陶渊明出身于贵族世家，受儒、道思想影响很深。他生于东晋后期和晋宋交替之际，家势已渐渐衰落。曾祖父陶侃，是东晋开国元勋，军功显著，官至大司马，都督八州军事，荆、江二州刺史、封长沙郡公。祖父陶茂、父亲陶逸都作过太守。年轻时曾怀有“大济于苍生”的壮志，又因家境贫寒，二十九岁时走上仕途，历任江州祭酒、镇军参军、彭泽令等下级官职，每次时间都很短。几度出仕，使他逐渐认清了当时官场的污浊与黑暗，四十一岁还家归隐，过起了自由闲适的田园生活。此后二十三年，虽忧愤常积于心，生活困窘多难，但再无出仕之念，最后在贫病交迫中去世，卒年六十三岁。

身世背景/陶渊明[东晋诗人]

陶渊明的时代是在典午大乱之后，正当刘裕篡晋的时候。他生在一个衰落的世家，是否是陶侃(东晋开国元勋，军功显著，官至大司马)的后人固有问题，但至少是他的近房裔孙;祖父做过太守;他的父亲似乎早就在家居闲(据《命子》诗，安城太守之说似不确。他序他的先世都提到官职，而到其父时只有“淡焉虚止，寄迹风云，冥兹愠喜”数语)。母亲是当时名士孟嘉的女儿。他还有一个庶母，弟敬远和程氏妹都是庶出。他的父亲和庶母都早死，生母似活得久些。弟妹也都早死，留有侄儿靠他抚养。原配夫人在他三十岁左右死去，续弦翟氏，帮他做农家操作。

他有五个儿子，似还有“弱女”，不同母;在中年遭了几次丧事，还遭了一次火，家庭负担很不轻，算是穷了一生。从早年就爱生病，一直病到老。他死时才五十余岁(旧传渊明享年六十三，吴汝纶定为五十一，梁启超定为五十六，古直定为五十二，从作品的内证看，五十一二之说较胜)。

当时一般社会情形很不景气，他住在江西浔阳柴桑，和一般衰乱时代的多数乡下读书人一样，主要靠种田过活，境况非常窘迫，人口又多，收入不能维持极简单的生活。迫于饥寒，只得放下犁头去求官。他的第一任官是京口镇军参军，那是他才二十三岁左右(晋隆安三年)，两年后，奉使到江陵;同年冬天，母亲去世，他居了两年忧，到了二十八岁那年，又起来做建威参军，第二年三月奉使入都，八月补彭泽县令，冬十一月就因为不高兴束带见督邮，解印绶归田。

总计起来，他做官的时间前后不过六年，以后再也没有出来做官。从二十九岁弃官，到他五十一岁死，二十余年中，他都在家乡种田，生活极苦，虽偶得朋友资助，还是有挨饿乞食的时候。

人物生平/陶渊明[东晋诗人]

早年生活

渊明曾祖或为陶侃(尚存争议，但二者的亲缘关系是肯定的)。外祖父孟嘉，晋代名士，娶陶侃第十女。祖父做过太守(祖父名字有二说，或名岱或名茂)，父亲是个“寄迹风云，寘兹愠喜”的人，具体事迹已不可考。有一庶妹，小渊明三岁，后嫁给程姓人家，故陶诗文提及她时称程氏妹。就其父尚有一妾看来，渊明最初的家境不算太坏。八岁时渊明父去世，家境逐渐没落。十二岁庶母辞世，渊明后来作文章回忆这段往事时写道：“慈妣早世，时尚孺婴。我年二六，尔才九龄”(《祭程氏妹文》)。二十岁时家境尤其贫困，有诗可证：“弱年逢家乏”(《有会而作》)。

渊明“自幼修习儒家经典，爱闲静，念善事，抱孤念，爱丘山，有猛志，不同流俗”。《荣木》序曰：“总角闻道”，《饮酒》其十六：“少年罕人事，游好在六经”，他早年曾受过儒家教育，有过“猛志逸四海，骞翮思远翥”(《杂诗》)的志向;在那个老庄盛行的年代，他也受到了道家思想的熏陶，很早就喜欢自然：“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归园田居》其一)，又爱琴书：“少学琴书，偶爱闲静，开卷有得，便欣然忘食。见树木交荫，时鸟变声，亦复欢然有喜。常言五六月中，北窗下卧，遇凉风暂至，自谓是羲皇上人。意浅识罕，谓斯言可保”(《与子俨等疏》)。他的身上，同时具有道家和儒家两种修养。

致仕生涯

二十岁时，渊明开始了他的游宦生涯，以谋生路。《饮酒》其十：“在昔曾远游，直至东海隅。道路迥且长，**阻中途。此行谁使然?似为饥所驱。倾身营一饱，少许便有馀。恐此非名计，息驾归闲居”即是回忆他的游宦生涯。在此阶段他为生活所迫出任的低级官吏详情已不可考。在短暂的居家生活后，二十九岁时，他出任州祭酒(此官职具体负责事务尚待考)，不久便不堪吏职，辞官归家。不久，州里又召他做主簿，他辞却了此事，依旧在家闲居。隆安二年(公元3)，渊明加入桓玄幕。隆安四年初(公元400年)奉使入都，五月从都还家，于规林被大风所阻，有诗《庚子岁五月从都还阻风规林》，表达了他对归家的渴望和对园林对旧居的怀念。一年后因母丧回浔阳居丧。三年丁忧期满，渊明怀着“四十无闻，斯不足畏”的观念再度出仕，出任镇军将军刘裕参军。此时他的心情是矛盾的，既想为官一展宏图，可在出仕后却仍然眷念田园，“目倦川途异，心念山泽居”(《始作镇军参军经曲阿作》)。义熙元年(公元405年)三月，渊明为建威将军刘敬宣参军，经钱溪使都，有《乙巳岁三月为建威参军使都经钱溪》诗云：“晨夕看山川，事事悉如昔”，“眷彼品物存，义风都未隔”，“园田日梦想，安得久离析”，动荡于仕与耕之间已有十余年，他已厌倦了也看透了官宦生活。

隐居生活

义熙元年(公元405年)八月，渊明最后一次出仕，为彭泽令。十一月，程氏妹卒于武昌，陶渊明作《归去来兮辞》，解印辞官，正式开始了他的归隐生活，直至生命结束。此时的渊明，政治态度入于明确的时期，思想上也入于成熟的时期。不同于之前的躬耕生活，这时的他是有意识的了：他这样做，而且也明白为什么要这样做。他以往的田园生活似乎是中小地主，此时却是劳力出的更多，也就是更接近于一般农民的生活。期间他创作了许多反映田园生活的诗文，如《归园田居》五首、《杂诗》十二首。义熙四年(公元4)六月中，渊明家中火灾，宅院尽毁，被迫迁居。义熙十一年(公元4)，朝廷诏征他为著作佐郎，渊明称病没有应征。义熙十四年(公元4)，王弘为江州刺史，约于此年或稍后一二年结交渊明，二人之间有轶事量革履、白衣送酒。元嘉元年(公元424年)，颜延之为始安太守，与渊明结交，有轶事颜公付酒钱。元嘉四年(公元427年)，檀道济听闻渊明之名，去看望他，赠以粱肉，并劝他出仕渊明却拒绝了他，所赠粱肉也没有收下。同年，渊明卒于浔阳。

情感生活/陶渊明[东晋诗人]

诗人的思想和感情不能分开，诗主要是情感而不是思想的表现。因此，研究一个诗人的感情生活远比分析他的思想更重要。

朱光潜·《诗论》

他和我们一般人一样，有许多矛盾和冲突;和一切伟大的诗人一样，他终于达到调和静穆。从他的诗里，我们可以领悟到他的“冲澹”，却可能让不知道这“冲澹”是从几许辛酸苦闷得来的。他一生饱经忧患，并不像许多人想的那样悠然自得，极端贫穷时，到了“夏日长抱饥，寒夜无被眠，造夕思鸡鸣，及晨愿乌迁”的境地，他虽不怨天，但是叫儿子们幼而饥寒，他尤觉良心有愧。穷还不算，他一生很少不在病中，诗集之中多有忧生之嗟，可见迟暮之感与生死之虑时常在渊明心中盘旋。尤其是刚到中年，不但父母都死了，原配夫人也死了，不能不叫他“既伤逝者，行自念也”。这世间还有谁能给他安慰呢?他对于子弟，本来“既见其生，实欲其可”，而事实上“虽有五男儿，总不爱纸笔”，使他嗟叹“天运”。至于学士大夫中的朋友，大半和他“语默殊势”，令他起“息交绝游”的念头。连比较知己的象周续之、颜延之一班人也都转到刘宋去忙着做官，他送行时说：“语默自殊势，亦知当乖分”，“路若经商山，为我稍踌躇”，这语音之中有多少寂寞之感!

思想性格/陶渊明[东晋诗人]

安贫乐道与崇尚自然，是陶渊明思考人生得出的两个主要结论，也是他人生的两大支柱。

“安贫乐道”是陶渊明的为人准则。他所谓“道”，偏重于个人的品德节操方面，体现了儒家思想。如“匪道曷依，匪善奚敦”(《荣木》)。“好爵吾不萦，厚馈吾不酬。……朝与仁义生，夕死复何求”(《咏贫士》其四)。他特别推崇颜回、黔娄、袁安、荣启期等安贫乐道的贫士，要像他们那样努力保持品德节操的纯洁，决不为追求高官厚禄而玷污自己。他并不一般地鄙视出仕，而是不肯同流合污。他希望建功立业，又要功成身退，像疏广对疏受所说的“知足不辱，知止不殆”。他也考虑贫富的问题，安贫和求富在他心中常常发生矛盾，但是他能用“道”来求得平衡：“贫富常交战，道胜无戚颜。”(《咏贫士》其五)而那些安贫乐道的古代贤人，也就成为他的榜样：“何以慰吾怀，赖古多此贤。” (《咏贫士》其二)他的晚年很贫穷，到了捱饿的程度，但是并没有丧失其为人的准则。

崇尚自然是陶渊明对人生的更深刻的哲学思考。“自然”一词不见于《论语》、《孟子》，是老庄哲学特有的范畴。老庄所谓“自然”不同于近代与人类社会相对而言的客观的物质性的“自然界”，它是一种状态，非人为的、本来如此的、自然而然的.世间万物皆按其本来的面貌而存在，依其自身固有的规律而变化，无须任何外在的条件和力量。人应当顺应自然的状态和变化，抱朴而含真。陶渊明希望返归和保持自己本来的、未经世俗异化的、天真的性情。所谓“质性自然、非矫厉所得”(《归去来兮辞序》)，说明自己的质性天然如此，受不了绳墨的约束。所谓“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归园田居》其一)，表达了返回自然得到自由的喜悦。在《形影神》里，他让“神”辨自然以释“形”、“影”之苦。“形”指代人企求长生的愿望，“影”指代人求善立名的愿望，“神”以自然的之义化解它们的苦恼。形影神三者，还分别代表了陶渊明自身矛盾着的三个方面，三者的对话反映了他人生的冲突与调和。陶渊明崇尚自然的思想以及由此引导出来的顺化、养真的思想，已形成比较完整而一贯的哲学。

总之，陶渊明的思想可以这样概括：通过泯去后天的经过世俗熏染的“伪我”，以求返归一个“真我”。陶渊明看到了社会的腐朽，但没有力量支改变它，只好追求自身道德的完善。他看到了社会的危机，但找不到正确的途径去挽救它，只好求救于人性的复归。这在他自己也许能部分地达到，特别是在他所创造的诗境里，但作为医治社会的药方却是无效的。

篇3：陶渊明的生平

陶渊明（365—427），字元亮，或云渊明字元亮。别号五柳先生，晚年更名潜，卒后亲友私谥靖节。东晋浔阳柴桑人（今九江市）人。东晋大诗人、辞赋家、散文家。曾著《五柳先生传》以自况，卒后朋友私谥“靖节”，故后人称“靖节先生”。陶渊明出身于贵族世家，受儒、道思想影响很深。他生于东晋后期和晋宋交替之际，家势已渐渐衰落。曾祖父陶侃，是东晋开国元勋，军功显著，官至大司马，都督八州军事，荆、江二州刺史、封长沙郡公。祖父陶茂、父亲陶逸都作过太守。年轻时曾怀有“大济于苍生”的壮志，又因家境贫寒，二十九岁时走上仕途，历任江州祭酒、镇军参军、彭泽令等下级官职，每次时间都很短。几度出仕，使他逐渐认清了当时官场的污浊与黑暗，四十一岁还家归隐，过起了自由闲适的田园生活。此后二十三年，虽忧愤常积于心，生活困窘多难，但再无出仕之念，最后在贫病交迫中去世，卒年六十三岁。

篇4：陶渊明的生平

诗人的思想和感情不能分开，诗主要是情感而不是思想的表现。因此，研究一个诗人的感情生活远比分析他的思想更重要。

他和我们一般人一样，有许多矛盾和冲突；和一切伟大的诗人一样，他终于达到调和静穆。从他的诗里，我们可以领悟到他的“冲澹”，却可能让不知道这“冲澹”是从几许辛酸苦闷得来的。他一生饱经忧患，并不像许多人想的那样悠然自得，极端贫穷时，到了“夏日长抱饥，寒夜无被眠，造夕思鸡鸣，及晨愿乌迁”的境地，他虽不怨天，但是叫儿子们幼而饥寒，他尤觉良心有愧。穷还不算，他一生很少不在病中，诗集之中多有忧生之嗟，可见迟暮之感与生死之虑时常在渊明心中盘旋。尤其是刚到中年，不但父母都死了，原配夫人也死了，不能不叫他“既伤逝者，行自念也”。这世间还有谁能给他安慰呢？他对于子弟，本来“既见其生，实欲其可”，而事实上“虽有五男儿，总不爱纸笔”，使他嗟叹“天运”。至于学士大夫中的朋友，大半和他“语默殊势”，令他起“息交绝游”的念头。连比较知己的.象周续之、颜延之一班人也都转到刘宋去忙着做官，他送行时说：“语默自殊势，亦知当乖分”，“路若经商山，为我稍踌躇”，这语音之中有多少寂寞之感！

陶渊明思想性格

安贫乐道与崇尚自然，是陶渊明思考人生得出的两个主要结论，也是他人生的两大支柱。

“安贫乐道”是陶渊明的为人准则。他所谓“道”，偏重于个人的品德节操方面，体现了儒家思想。如“匪道曷依，匪善奚敦”（《荣木》）。“好爵吾不萦，厚馈吾不酬。……朝与仁义生，夕死复何求”（《咏贫士》其四）。他特别推崇颜回、黔娄、袁安、荣启期等安贫乐道的贫士，要像他们那样努力保持品德节操的纯洁，决不为追求高官厚禄而玷污自己。他并不一般地鄙视出仕，而是不肯同流合污。他希望建功立业，又要功成身退，像疏广对疏受所说的“知足不辱，知止不殆”。他也考虑贫富的问题，安贫和求富在他心中常常发生矛盾，但是他能用“道”来求得平衡：“贫富常交战，道胜无戚颜。”（《咏贫士》其五）而那些安贫乐道的古代贤人，也就成为他的榜样：“何以慰吾怀，赖古多此贤。”（《咏贫士》其二）他的晚年很贫穷，到了捱饿的程度，但是并没有丧失其为人的准则。

崇尚自然是陶渊明对人生的更深刻的哲学思考。“自然”一词不见于《论语》、《孟子》，是老庄哲学特有的范畴。老庄所谓“自然”不同于近代与人类社会相对而言的客观的物质性的“自然界”，它是一种状态，非人为的、本来如此的、自然而然的。世间万物皆按其本来的面貌而存在，依其自身固有的规律而变化，无须任何外在的条件和力量。人应当顺应自然的状态和变化，抱朴而含真。陶渊明希望返归和保持自己本来的、未经世俗异化的、天真的性情。所谓“质性自然、非矫厉所得”（《归去来兮辞序》），说明自己的质性天然如此，受不了绳墨的约束。所谓“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归园田居》其一），表达了返回自然得到自由的喜悦。在《形影神》里，他让“神”辨自然以释“形”、“影”之苦。“形”指代人企求长生的愿望，“影”指代人求善立名的愿望，“神”以自然的之义化解它们的苦恼。形影神三者，还分别代表了陶渊明自身矛盾着的三个方面，三者的对话反映了他人生的冲突与调和。陶渊明崇尚自然的思想以及由此引导出来的顺化、养真的思想，已形成比较完整而一贯的哲学。

陶渊明是魏晋风流的一位代表。魏晋风流是魏晋士人所追求的一种人格美，或者说是他们所追求的艺术化的人生，用自己的言行、诗文使自己的人生艺术化。以世俗的眼光看来，陶渊明的一生是很“枯槁”的，但以超俗的眼光看来，他的一生却是很艺术的。他的《五柳先生传》、《归去来兮辞》、《归园田居》、《时运》等作品，都是其艺术化人生的写照。他求为彭泽县令和辞去彭泽县令的过程，对江州刺史王弘的态度，抚弄无弦琴的故事，取头上葛巾漉酒的趣闻，也是其艺术化人生的表现。而酒，则是其人生艺术化的一种媒介。陶渊明可以说是魏晋风流的杰出代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