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语】“受到损失的”通过精心收集，向本站投稿了19篇《院士的故事》读后感，下面就是小编给大家带来的《院士的故事》读后感，希望能帮助到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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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院士的故事》读后感
读完《院士的故事》这本书，我才知道中国杰出的科学家原来有很多，他们默默地为祖国做着贡献，只是我们太孤陋寡闻了，所以不知道。
汪德昭院士就是其中的一位。汪德昭把自己半个多世纪从事科研工作经验，归纳为“标新立异，脚踏实地;一丝不苟，自己动手”这样几句话。所谓标新立异，指的是研究工作一定要有创造性，不论是理论、实验、技术、方法还是工具，都应当有创造性。
汪德昭在战略上强调创造性，但在实际工作中，却非常强调脚踏实地，严肃认真，一丝不苟。他在审查研究生的论文时，不但要看选题、立论、实验、方法，就是对论文的遣词造句，乃至标点符号，都要认真推敲、修改。
汪德昭一生中发表的论著不算多，但他做的每一项实验，都比前人有所创新，因而每一篇论文都有自己的特点。前些年，他发现有的科技人员只追求论文的数量，做了一点工作，却可以写出3篇、4篇甚至5篇文章。他对此深为不安，马上发表了8点意见，指出科学家应对社会负责任，写学术论文应当强调创造性，而不能玩弄数学游戏，对一篇科学研究论文，加以改头换面、乔装打扮，变成好几篇论文，这种做法是不道德的。
汪德昭还特别重视实验技术，要求科研人员学会自己动手。1982年7月，在声学研究所研究生座谈会的发言中，他对研究生们讲的第一条意见，就是要求大家必须重视实验技术，培养自己动手的能力。对于这一点，汪德昭深有体会。1948年，他曾为法国原子能委员会设计研制了可以测量1000个电子的电荷的高灵敏度静电计，以及微量天平，得到国外著名科学家较高的评价。其中，高灵敏度静电计被命名为“居里-汪氏型”。1941年，I.居里(Curie)使用的一台德国造的静电计坏了，因战争无法再买新的，影响到研究工作，请汪德昭帮助修理。虽然汪德昭并没有修理过静电计，但经过细心琢磨，用1个月的时间，终于设法把直径仅1微米、肉眼几乎看不见的白金丝，焊在小小铜柱上，使居里的研究工作得以顺利进行。自此，汪德昭修理仪器的声名大噪，不少科学家都来求他帮助修理当时战争状态下无法找到备用品的科研仪器。直到1991年8月，法国的研究与技术部长H.居里安(Curien)来华代表法国政府向汪德昭授勋时，在贺词中还提到这件事，盛赞汪德昭具有一双巧手，并说：“汪是当时全法国能做这项工作的唯一的人”。
读完《院士的故事》，读完汪德昭院士的故事，我懂得了科学对于祖国发展的`重要性。我们也要认真学习科学知识，不求以后可以成为像汪德昭院士那样的科学家，但是至少可以用自己所掌握的科学知识为我们的祖国贡献一份力量。
篇2：《院士的故事》读后感
读完《院士的故事》这本书之后，有一个人深深的印在了我的脑海中，他就是袁隆平，这位无私的耕耘者。
袁隆平――建国以来贡献最大的农学家。1960年罕见的天灾人祸，带来了严重的粮食饥荒，一个个蜡黄脸色的水肿病患者倒下了，袁隆平的5尺之躯也直接经历了饥饿的痛苦。袁隆平目睹了严酷的现实，他辗转反侧不能安睡。他想起旧社会，人民受统治阶级的剥削压迫，受战争的痛苦，缺衣少食，流离失所。今天，人民当家作主人，但仍未摆脱饥饿对人们的威胁。他决心努力发挥自己的才智，用学过的专业知识，尽快培育出亩产过800斤、1000斤、20xx斤的水稻新品种，让粮食大幅度增产，用农业科学技术战胜饥饿。据老一辈说，真正重新吃饱饭，是在七十年代末，以前的稻子是高高的，风一吹就倒，换了矮水稻以后，粮食真是翻了出来。报纸上曾引述农民的话说：“我们吃饱饭，靠的是两‘平’，邓小平和袁隆平。”袁隆平的水稻南优2号，比以前的水稻单产增产20%，于1973年研究成功，1976年开始推广。八十年代，国际组织给他的奖项多得像米粒一样。中国有九亿农民，他一个人，相当于干了两亿农民的活。有人预估，他的种子共创造效益5600亿美元。假设其中分零头给他，那么他的资产就会大致与世界首富卡洛斯・斯利姆・埃卢590亿美元相当。
那么袁隆平的真实情况是什么样的呢？
由于他做人老实本分，1953年被分配到偏远落后的湘西雪峰山麓安江农校教书。在那里，才华横溢的袁隆平的职称一直没有提升，工资一直原地踏步，房子依旧窄小阴暗，向上爬的机会被他那些会拍领导马屁的同事抢走了。他唯一的幸运是研究水稻。这是大伙吃饭用的东西，属于文革中保护品种，他住的又偏远，灾难没降临到他头上。
1979年，美国圆环种子公司总经理威尔其惊叹中国的水稻成就，向中国农业部的官员咨询杂交水稻的发明人是谁，他要签约用高价向发明人申请专利使用权。对此，中国种子公司官员义正言辞地回答说，这个发明专利权属中国国家拥有，农业部种子公司就是代表国家享有这一权利的唯一代表，要探讨杂交水稻技术转让问题，无须再找“别人”。
1980年，圆环种子公司向中国种子公司支付当时可谓是天价的20万美元首期专利转让费，袁隆平一分未得。同年，为配合本次专利转让活动，袁隆平以专家身份出访美国做了四个月的技术指导。回国后，他所得的工资数千美元，被农业部悉数收缴，然后重新发给他每天20元人民币的出国补贴。1981年，国家科委、农委重奖杂交水稻发明人10万元奖金。但单位转手分下来以后，袁隆平仅得5000元。
让我们永远记住这位“杂交水稻之父”。让他的精神一直感染我们，成为我们不断前进的动力。
篇3：《院士的故事》读后感 陈琪
《院士的故事》读后感 陈琪
感怀 《院士的故事》读后感 今天晚上看了央视的《感动中国》节目，钱伟长院士的大名被排在了评选人物的首位。然而，这位著名的科学家、中国近代理学奠基人已经过世了半年之久。 在“九一八事变”发生后，就读于清华大学历史系的钱伟长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弃文从理，改学物理，他“要学造飞机大炮”，以振兴中国的军力，来抗击日本的侵略。当年，钱伟长属于极度偏科，入学成绩中文和历史都是满分，而物理只有5分。为了能尽早赶上课程，钱伟长废寝忘食的学习。毕业时，他成为物理系中成绩最好的学生之一。“七七事变”爆发后，钱伟长不得已辗转到美国继续深造，抗日战争结束后，学有所成的钱伟长毅然回国，参与创建北京大学力学系，为我国的机械工业，土木建筑，航空航天和军工事业建立了不朽的功勋。 然而，解放后的钱伟长被打成了右派。他不仅本人被下放务农，子女都无法上大学。他对子女说，被人可以剥夺你们上大学的权利，却剥夺不了你们受教育的权利。钱伟长的长子便是拿着莫斯科大学的教材和铁锹一起去首钢上班的。 对于钱老的经历，我感到久违的震撼。 首先，是因为他在当年作为一个文科生的.选择。一个能考上清华大学历史系的人，同时又是一个极度偏科的人，他自己的潜力被爱国情怀激发得超越了正常的可能。再通过不懈的努力，钱伟长突破了一个文科生的极限。对于我们来说，高一的文理分科时，我们几乎是被告知，要用一年的时间来决定我们一生的方向；学校的人生规划课上，我们又被告知，要用几个礼拜的时间来绘制人生的蓝图。然而，现实的人生的道路，又哪里都能像人生规划中规划的那样，如我们当时所愿呢？假如一切都能在如此之短的时间内决定，那么钱伟长就不会出现，那么人类的创造力，应变能力与激情就会被扼杀，那么由于这一切都被规划好了，我们生活的意义又何在?…只是中学生的我们，也许还没有资格做一个信心满满的人生规划。我感怀钱老在人生道路上的坚定抉择，感怀钱老敢于跳出文科生的固有路线，为了理想偏要违反正常人生轨迹的勇气。 其次，是因为他几十年如一日的为国奉献。在那个“掌握知识越多，就越反动”的年代，不尽其数的学者都仅为受不了不公的待遇选择结束生命，其中不乏从国外突破重重阻碍回国的爱国者。可是“被打倒”的钱伟长却没有这样做，他坚守着对祖国的热爱，仍不断地为各种项目、课题提供无偿帮助与指导。现如今，又有几个人能在没有回报，没有赏识的环境下努力坦然的工作？在这个强调自身价值的社会中,“老子不干了”被认为是最潇洒的处理本情况的方式，然而，这却是最缺乏责任心的表现。不知在遇到“不公平”待遇的时候，我们还能否记起钱老以及老一辈科技工作者一切为了国家，不图回报全力工作的场景。同时，学术界的整体浮躁日益显现也与此不无干系，这浮躁的根源也可追溯到仍处于学生时代的我们。我们的世界里充斥着对物质的绝对崇拜。小到分数、排名，大到择校，我们的一切努力都被希望是高效的，也就是能被迅速转化为成果（分数）的。等我们成长起来，要投身建设祖国事业的时候，这种“高效”的思维方式便会贯穿于我们行为的始终，形成新的学术浮躁。于是我感怀钱老以及老一辈科技工作者那踏踏实实尽力工作、严谨治学的态度与对祖国发自内心的热爱，怀念那迷失许久的学术淳朴之风。 最后我抒发一个小小的疑惑：为什么中国的奉献者们几乎都是死后扬名?也许是保密工作的需要，也许是怕那些耄耋之年的老人受不了荣誉突发心脏病而死（?），但我还是希望中国的人们能在这些贡献者的在世之时对他们发出肯定与赞美的声音。篇4：《院士的故事》读后感-高二一班 郭瑞
《院士的故事》读后感-高二一班 郭瑞
汪德昭院士是是一位杰出的科学家，为我国的建设做出了杰出的贡献。 汪德昭把自己半个多世纪从事科研工作的经验，归纳为“标新立异，脚踏实地；一丝不苟，自己动手”这样几句话。所谓标新立异，指的是研究工作一定要有创造性，不论是理论、实验、技术、方法还是工具，都应当有创造性。 汪德昭一生中发表的论著不算多，但他做的每一项实验，都比前人有所创新，因而每一篇论文都有自己的特点。前些年，他发现有的科技人员只追求论文的数量，做了一点儿工作，却可以写出3篇、4篇甚至5篇文章。他对此深为不安，马上发表了8点意见，指出科学家应对社会负责任，写学术论文应当强调创造性，而不能玩弄数学游戏，对一篇科学研究论文，加以改头换面、乔装打扮，变成好几篇论文，这种做法是不道德的。 汪德昭在战略上强调创造性，但在实际工作中，却非常强调脚踏实地，严肃认真，一丝不苟。他在审查研究生的论文时，不但要看选题、立论、实验、方法，就是对论文的遣词造句，乃至标点符号，都要认真推敲、修改。 汪德昭还特别重视实验技术，要求科研人员学会自己动手。1982年7月，在声学研究所研究生座谈会的发言中，他对研究生们讲的第一条意见，就是要求大家必须重视实验技术，培养自己动手的能力。对于这一点，汪德昭深有体会。1948年，他曾为法国原子能委员会设计研制了可以测量1000个电子的`电荷的高灵敏度静电计，以及微量天平，得到国外著名科学家较高的评价。其中，高灵敏度静电计被命名为“居里－汪氏型”。1941年，I．居里（Curie）使用的一台德国造的静电计坏了，因战争无法再买新的，影响到研究工作，请汪德昭帮助修理。虽然汪德昭并没有修理过静电计，但经过细心琢磨，用1个月的时间，终于设法把直径仅1微米、肉眼几乎看不见的白金丝，焊在小小的铜柱上，使居里的研究工作得以顺利进行。自此，汪德昭修理仪器的声名大噪，不少科学家都来求他帮助修理当时战争状态下无法找到备用品的科研仪器。直到1991年8月，法国的研究与技术部长H．居里安（Curien）来华代表法国政府向汪德昭授勋时，在贺词中还提到了这件事，盛赞汪德昭具有一双巧手，并说：“汪是当时全法国能做这项工作的唯一的人”。 汪德昭是我国一位杰出的科学家，他对我国科学技术的发展，特别是对我国国防水声科学研究的贡献，将永远镌刻在中国科学技术发展的历史上。篇5：《院士怎样读书》读后感
《院士怎样读书》读后感
《院士怎样读书》读后感，来自卓越亚马逊网友：此书名为《院士的书房》更合适些。通篇根本就未提到院士们是如何读书、治学的`，只是简单地罗列出每位院士的简介、成就，然后就是用照片来展示院士们的书房。如果想要学习读书方法论，买《阅读的危险 大师的读书经验》，那才是真正教人如何读书，读好书……
院士怎样读书的读后感，来自京东网的网友：《院士怎样读书》真是一本好书。一个人的成长离不开知识，离不开书；大院士的成长历程更是离不开书了。虽然这本书篇幅短小，但内容丰富，引人深思。我购买这本书的最初目的，是为了激励孩子，因为孩子总说自己有远大理想，将来如何、如何，我本来是想推荐给孩子的，但读完之后，发现这也是一本应该推荐给家长的书，看院士怎样读书，借鉴一下，引导好孩子，因此，这本书我看了两三遍了……
篇6：吴孟超院士的人生故事
四月暖风，刮起阵阵感动。记者几天采访，解读吴孟超的人生历程，深切感受到他对党的事业无比忠诚，感受到他爱党爱国爱民的博大情怀。
回国、参军、入党
吴孟超总结式地对记者说：“我这一生有三条路走对了：回国、参军、入党。如果不是在自己的祖国，我也许会很有钱，但不会有我的事业;如果不在人民军队，我可能是个医生，但不会有我的今天;如果不是加入党组织，我可能会做个好人，但不会成为无产阶级先锋队的一分子。”
1922年夏天，吴孟超出生在福建闽清。因为家境贫寒，在他3岁时，父亲就背井离乡到马来西亚谋生。5岁那年，吴孟超跟着妈妈到马来西亚投奔父亲。很快，小孟超就帮着家里舂米、割橡胶了。
“父母尝够了没有文化的苦，再穷也要让我认字、读书。”于是，上午割胶、下午上学，这样的生活一直延续到17岁。吴孟超读书刻苦、用功，成绩总是数一数二。而正是那段时间割胶，他把割胶刀玩得飞舞。采访中，诙谐的吴孟超对记者说，这就是最早的“手术训练”。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吴孟超深受抗日救国思想影响。初中毕业时，身为班长的他和同学们商量，把毕业聚餐费捐给国内浴血奋战的抗日将士，得到一致同意。不久，他们竟然收到了朱德、毛泽东发来的感谢电。那封感谢电像烧红的烙铁一样，深深地印在了吴孟超心里，成为他一生难以忘却的红色记忆。
回国到延安找共产党，上前线去抗日!这是他当时最迫切的愿望。1940年春天，吴孟超约好同学一起登上回国的轮船。他们一路车船颠簸，经新加坡、过越南，自昆明入境。
到云南后，由于战争封锁，一时到不了延安，吴孟超只好在昆明继续求学读书。1943年秋天，吴孟超考取了德国人创办的同济医学院，成为“中国外科之父”裘法祖的学生。
吴孟超至今记得1949年上海解放时的情景。那天，天刚蒙蒙亮，他打开宿舍临街的窗户，发现马路边躺着一排排和衣而睡的解放军战士，沿街商铺的门静静地关着，没有半点嘈杂和喧闹。他被眼前这支纪律严明、秋毫无犯的军队深深地震撼了。早就对共产党充满向往的他，此时更加坚定了自己的'信念：我一定要加入这支队伍，跟党走。
1956年，吴孟超的夙愿终于实现。这年3月，他光荣地加入中国共产党。5月，如愿参军入伍。从此，不论身处什么样的环境、遇到什么样的挫折、受到什么样的委屈，他对党的信仰没有丝毫动摇，为党工作的忠心始终不变，并且始终充满奋斗的激情。
1958年，裘法祖受聘为第二军医大学长海医院兼职教授，吴孟超再次成为他的学生。在裘法祖悉心指导下，吴孟超手术水平大有长进。但吴孟超觉得光做个普通“开刀匠”还不够，到底该朝哪个方向发展呢?他把自己的想法如实告诉了老师。裘法祖对他说：“肝脏外科目前很薄弱，我国又是肝脏疾病高发地区，如果你有决心，可以往这个方向发展。”
吴孟超茅塞顿开。从此，拉开了向肝胆外科进军的序幕。
挽救14000个生命
爱党，就要以一个共产党员的名义为民造福!自从选择了肝脏外科作为自己的事业，吴孟超就与肝脏结下了不解之缘。
他一头扎进图书馆，找到一本由美国人编写的《肝脏外科入门》，并和同事方之扬将这本20多万字的书翻译出来。他先后创立了“五叶四段”解剖学理论，奠定了中国肝脏外科的理论基础;创立间歇性肝门阻断切肝法，提高了肝脏切除术的安全性;完成第一台成功的肝癌切除手术和世界第一例中肝叶切除术。这位“中国肝脏外科之父”，用神奇的双手挽救了数以万计病人的生命。
1975年，春节刚过，一个挺着大肚子的男子在家人搀扶下，点名要找吴孟超。原来患者8年前腹部长了个拳头大的瘤子，去医院检查后认为是肝癌。两年过去了，瘤子越长越大。换了个医院去检查，医生说如果是肝癌的话活不了这么久，于是做个穿刺。不料引起大出血，医生再也不敢接诊这个病人了。
吴孟超确认这是一个罕见的特大肝海绵状血管瘤。检查显示，这个瘤子直径竟达68cm。当时，国外将直径在5cm以上的肝海绵状血管瘤划为“巨大”，患者的瘤子称得上是“超级巨大”。其最危险的是肿瘤破裂会引起腹腔急性大出血，常可导致死亡。
吴孟超带着助手查阅了国内外大量资料，在反复推敲后，制订了周密的手术方案。这个方案后来被肝脏外科界奉为经典。
考虑到手术难度高、风险大，学校和医院调集了15个科室共40多名医务人员全力配合。
8点30分，战斗打响!
当切口完全打开时，一个装满鲜血、蓝紫色的巨大瘤体赫然呈现在眼前，让所有在场的手术室“常客”都有点毛骨悚然。
吴孟超定了定神，沉着地切断一根血管，并立即止血，又切断一根血管，再止血，小心翼翼地剥离瘤体。
10分钟，20分钟，30分钟，吴孟超重复着这些动作。
1小时，2小时，3小时，吴孟超依然重复着这些动作。
助手们看着他，大气都不敢出。要知道手术刀只要稍稍碰破哪怕是一点点瘤体，鲜血立即会喷涌而出。
吴孟超的额头渗出了汗水。护士见状，连忙用纱布帮他吸掉。不断渗出，不断吸掉。
当钟表指向晚上8点30分，在手术台上站了整整12个小时的吴孟超顺利完成了手术!
36年过去了，这个患者依然健康地活着，已经80多岁的他还经常打电话给吴孟超，反复表达他们全家人的感激。
吴孟超说：“我看重的不是创造奇迹，而是救治生命。医生要用自己的责任心，帮助一个个病人渡过难关。”
1983年春天，一对浙江的渔民夫妇，抱着出生4个月的女婴求救吴孟超。吴孟超全面检查后，很快断定女婴得的是“肝母细胞瘤”。这是一种少见的小儿胚胎性恶性肿瘤。当吴孟超把自己手术的想法告诉同事时，大家都为他捏一把汗。
对付危险的最好办法就是做好最充分的准备。吴孟超和同事们制订了详细的手术方案，并请小儿科专家联合作战。经过3个多小时的紧张手术，有惊无险地从孩子肝脏上切下了重达600克的肿瘤，瘤子的体积竟比婴儿的脑袋还大!10天后，孩子出院。
9月，毕业于北京外国语大学的湖北女孩甜甜在父母陪伴下来找吴孟超求治。这个20岁刚出头的姑娘中肝叶长了个巨大的海绵状血管瘤，稍有不慎，就会因血管破裂大出血而死亡。
在多次讨论和论证之后，吴孟超决定再闯中肝叶禁区，手术切除血管瘤。他带领姚晓平教授用了近10个小时成功将瘤体完全切除。
“这个手术难度确实大，我们在手术中也创造了肝门阻断新的纪录，前后阻断4次共103分钟，才将瘤子切下来。”吴孟超记忆犹新地说，“瘤子有排球那么大，放在一个脸盆里都快满了。”
几十年来，吴孟超就是这样，以一个医学科学家的智慧和胆识，闯过了肝脏一个个“禁区”，创造了一个个世界之最，挽救了14000个鲜活的生命。直至今年90高龄，仍然奋战在肝脏外科最前沿……
穿军装提醒我是一个兵
4月1日，井冈山，细雨蒙蒙。
吴孟超率领医院40多名党支部书记和专家教授，千里奔赴井冈山，追寻红军足迹，祭奠革命先烈，服务老区人民。记者随同参加，见证了这一行动。
在小井红军烈士墓前，吴孟超向长眠在那里的130名红军烈士肃立默哀，三鞠躬。之后，他带着大家到红军第一所医院——小井红军医院旧址寻根。吴孟超还不顾劳累，亲自给井冈山地区医务人员讲授肝胆外科疾病的诊疗技术。接着，又赶到井冈山人民医院，为住院的病人会诊，还与井冈山人民医院签订了友好医院帮带协议，用医疗技术反哺老区人民。
军人，是吴孟超的本色。让自己和战友们永葆军人本色，是吴孟超几十年来一直努力的事。
吴孟超有着特殊的军装情结。一般说来，在医院工作的人为了方便，是不大穿军装的。但吴孟超不一样，他一年四季都穿军装，而且军容严整，夏天再热，他也不挽袖子，风纪扣和袖扣都扣得严严实实。吴孟超说：“只要穿上军装，就能提醒自己是一个兵，而作为一个兵，军人的使命和职责就一刻也不能丢。”
无论是抗洪抢险、抗震救灾，还是在抗击“非典”的战场，就连普通的“健康军营行”活动，总是活跃着吴孟超的身影。
，长江洪水，吴孟超请示亲赴抗洪前线，但因年事已高未能如愿。后来，多次为在抗洪中受伤的将士手术、会诊，为抗洪将士的健康竭尽全力。
，吴孟超在医院建立“军人救治绿色通道”，为三军将士提供最便捷的医疗服务。
，“非典”肆虐。他以一个老兵的敏感立即从医院抽调人员成立“抗非医疗小分队”，随时准备奔赴小汤山。
5月12日，汶川发生特大地震，吴孟超第一时间要求参加医疗队，到一线抢救地震伤员。坐镇指挥后，开通远程视频会诊系统，亲自指导一线医疗救援。他还主动缴纳2万元特殊党费，并以上海吴孟超医学科技基金会名义，向灾区捐赠价值500万元的急救药品，救助灾区群众。
以来，吴孟超每年都坚持参加“健康军营行”活动，带领医疗队入海港、登哨所、到连队，走进野战驻训点和海军舰艇部队，把战士宿舍变成流动诊室，把对基层官兵的关怀一次次送到了部队官兵的心坎上。一位基层连长感慨地说：“我们做梦都没有想到，这样国宝级的医学大家，能亲自来给我们基层官兵体检、咨询，我们太幸福了!”
篇7：吴孟超院士的人生故事
“我不就是个吴孟超嘛！”
5月25日晚上10点半，连斌刚刚从医院为吴孟超设置的悼念厅回到家。对他来说，吴老是一种精神，更是一股力量。
连斌跟吴老交集甚多。20到，连斌是海军军医大学第三附属医院（上海东方肝胆外科医院）副院长，在那期间，吴孟超担任院长。
在20世纪90年代，连斌是原第二军医大学校办校长秘书，吴孟超是时任副校长。在连斌的记忆里，那时吴老70多岁，好像和现在没什么两样，总是精力过人。
“有一次学校统计，吴老一年出差60多次，平均一个星期1-2次。”连斌告诉健康时报记者，这个数字，一时间在学校引起热议。
后来他碰到吴孟超的助理，聊起高频率的出差后回来直奔手术台，老人会不会身体吃不消，助理笑着说，每次有人提醒，吴老都要说一句：“我不就是这样一个吴孟超嘛，就是爱手术，有什么大不了的？”
1月28日，大年初一，吴孟超院士照例前往医院病房看望患者，同时送上新春祝福。这是他长期以来每年大年初一的习惯，也成了海军军医大学东方肝胆外科医院的传统。中新社殷立勤摄
5月26日这一天，已经77岁的上海东方肝胆医院肝胆医院护理部原主任陆翠玉一早就冒雨来到了告别厅。满头白发的陆翠玉和老同事一起，小心翼翼的整理着衣衫，她想和吴老的最后一次合影里，留下最干净的样子：吴老是爱干净的。
陆翠玉回忆，吴老一直有个不成文的规定，那就是无论手术难易，吴孟超都要陪病人查看实时超声波，仔细琢磨肿瘤位置，制定各种预案，不放心的病例还要召集弟子们会诊后方才上台。很多人会说，这样太累了，身体吃不消，吴老会马上生气的抬头：“我了解我自己的身体，有什么大不了？”
20那一年，88岁的吴孟超主刀完成的手术就有190台。有人记录过他和护士之间这样一段对话——
吴孟超：明天有什么手术？没有人排我。
护士：休息休息吧。
吴孟超：排吧！怎么搞的一个都没排。你去找一个。
所有学生都知道，吴孟超爱手术，也急着在有限的时间里，多救人。
在7月14日播出的《朗读者》中，96岁的吴孟超如此自白：“治病救人是我的天职。”直到20，96岁高龄的吴孟超依旧保持着每周门诊、每年约200台手术的惊人工作量。
把吴孟超请进演播室，董卿的感慨是从一双手开始的。这双手天赋异秉，它在肝脏的方寸之地创造生的希望;这双手又异常细腻，它以截然不同于同龄人的敏锐与稳定，将万千病患托出病魔的沼泽地。
当镜头给到吴孟超双手的时候，这位老人还是下意识的局促了起来：一双手放在膝盖上，右手食指、无名指的关节，因经年累月与手术刀并肩战斗，它们都异于常人。其实，观众看不见的还有吴老的脚趾，因为长时间站立，它们也变形了。
节目中，吴孟超用一句话带过自己在肝脏方面的60余年时光，“因为中国也是肝病大国，死亡率很高。那个时候，肝脏没人敢开。所以我就攻肝脏，做标本研究，然后慢慢做临床，以后建立起来了肝胆外科。”
节目现场请来了吴老曾经的病人甜甜。当时她肚子里的肝脏肿瘤足有一个篮球大小，许多医生给她建议肝移植，但肝移植费用高昂，走投无路之时，姑娘和家里人来到上海，吴老发现，姑娘的肿瘤可以切除，肝不用换。
20，吴老已经82岁了。有些年轻同事劝他：这么大瘤子，人家都不敢做。你做了，万一出了事，你的名誉就没有了。吴孟超回答：“名誉算什么，我不过就是一个吴孟超嘛!”
5月26日，在吴孟超遗体告别上，甜甜母女在看到吴老后痛哭到不能自已。如今，甜甜也是一个医护工作者。
就是这样一个吴孟超，创造了中国医学界乃至是世界医学肝胆外科领域的无数个第一;他翻译了第一部中文版的肝脏外科入门专著;他制作了中国第一具肝脏血管的铸型标本;他创造了间歇性肝门阻断切肝法和常温下无血切肝法;他完成了世界上第一例中肝叶切除手术;他切除了迄今为止世界上最大的肝海绵状血管瘤;他完成了世界上第一例在腹腔镜下直接摘除肝脏肿瘤的手术。
他不仅仅只是一个吴孟超。
最对的3个选择和2个遗憾
在连斌的记忆里，吴老很少提起自己的私事儿，但时常把“三件事儿”放在嘴边。
“第一件事儿是抗日期间回国，第二件事儿是入党，第三件事儿是当一个军人。”连斌告诉健康时报记者，吴老每次说起这三个最对的选择时，都仰着头摆着手，这不仅是三个选择，更是他一生的骄傲。
战乱期回国，他看到了一个满目疮痍需要自己去守护的故土，所以坚定了守护一辈子的心愿；党旗前宣誓，所以从艰难到手术台都需要自己搭的日子走到后来21世纪的繁华时，他一直牢牢守着初心，他经常说，共产党人，要吃得了苦，要时刻懂得让，把好的，留给人民；入伍从军，一身戎装。这以后，吴孟超对患者的爱，更“名正言顺”了，他说，军人生来就是保护人民的，军医本来就是来救人的。
所有人都知道，只要不上手术，白大褂里，他穿的保准儿是军装。
99岁的人生，很难百分百的圆满。
如果说，吴孟超负过哪位病人，有且仅有一位——那就是他的父亲。
“父亲是胆囊结石、胆管结石，后来黄疸去世了。我自己是学这一行，不能给我父亲医治，所以我很痛心。”在央视《朗读者》节目中，96的吴孟超提到父亲时，满眼遗憾和愧疚。
后来，吴孟超向组织请示，回了一趟马来西亚。
吴孟超院士是马来西亚归侨，在十八岁时为了抗日毅然回国参加战斗，从那之后就没能再见过父母。
“那次我到坟上去看他们，就在爸妈的墓前，我说：妈妈爸爸，我已经为国家做了一点事情，现在工作还是很好。”然后哭了起来。
吴孟超的接班人、得意的弟子沈锋告诉健康时报记者，这是吴老毕生的遗憾之一。
除了这个心愿，另一个吴老在晚年经常挂在嘴边的就是：想彻底消灭肝癌。
为了这个愿望，吴孟超整整奋斗了一生。
，吴孟超亲自到德国，想把一位他八年前送走的学生找回来。这个人就是中国工程院院士、现任国家肝癌科学中心主任王红阳。
5月25日深夜，王红阳迟迟不能入睡。因为再过几个小时，亲手把她培养起来的老师吴孟超就真的“走了”。那天晚上，她告诉健康时报记者，自己永远忘不了吴老到德国的那天：漫天大雪，吴老162的身高（核实），吃力地走向她，见面后只说了一句：回到肝胆医院（上海东方肝胆医院）吧，以后我还要在中国建肝癌中心。
王红阳后来毅然决定回国。因为对肝胆事业的一致狂热，王红阳在德国科学院的导师、诺贝尔医学奖6次提名的获得者也和吴孟超成为了挚友。后来长期和中国保持学术研究的合作。
“这条路太远了，等到肝癌能治愈的那一天，我相信吴老看得到。”王红阳坚定地说，她会和吴老的全部学生、和自己的学生一起，一直走下去。
“让他生气的事儿，太多了”
“那时候我们都是小孩子，吴老每次出差都会给我们带很多好吃的，但后来去到他家里才知道，一个大院长的家里，什么值钱的东西都没有。”陆翠玉回忆，吴孟超最容忍不了的几件事儿之一，就是收红包，吴老一生清贫，从未对钱有过任何欲望。
学生严以群曾在接受中国青年报采访时追忆，在他看来，这就是真实的.老师，生气的事儿很多,可爱而又偶尔可“怕”。比如手术室的空调温度过低过高，他一定会不高兴，怕费电也怕患者不舒服；洗手间的洗手液盛得太满会流出来，他也要指出；下班走廊里灯火通明，他要自己巡视一圈，挨个关掉，动不动还要扣责任人“败家”的帽子；此外，还有开会不让用一次性纸杯喝水，打印会议材料只用半张纸的要求......
吴老除了爱不释手的军装，很少买自己的衣服，那两套西装，也是穿了十几年。每天只吃食堂，基本上每天都要吃半根玉米，吃不完的饭菜绝不多打一两。如果看到周围有人浪费，他一定严厉的呵斥。
96岁那年，吴孟超在央视的节目上借读本寄语后辈：“孩子们，让别人去享受‘人上人’的荣耀，我只祈求你们善尽‘人中人’的天职。某些医生永远只能收到医疗费。我愿你们收到的更多——别人的感念。”
吴老的多位学生告诉记者，每天晚上深夜，都是老师处理信件和论文的时间，他对论文看得十分细致，哪怕是标点符号也不放过。从云南特意赶到上海的陈训如告诉记者，老师发过的最大的火儿，就是因为论文数据不准确，也是因为如此的严格要求，吴老的学生，如今才能支撑起半个中国肝胆外科。
这个世界，他是留恋的
“1月18日，我像往常一样起给吴老拜年，不一样的是，去年这最后一次见，是在长海医院的病房里。”徐富荣指着怀里捧着的和吴老的合影说，也是在那天，他突然意识到，这个从不怕死的老人，开始留恋了。
徐富荣回忆，那天上午，他带着鲜花来到病房，像往常一样陪吴老聊天，说说这一年都干了啥。
但是就要起身告别的时候，吴孟超突然拽住了徐富荣的胳膊，满眼都是不舍得说，富荣，你坐下来，我们合张影吧。
听完这句，徐富荣愣了几秒，他知道，已经98岁的吴孟超开始留恋去看他的每一个人了。后来，吴孟超的大女儿为两人合影，照片中，吴老穿着病号服坐在病床上，手挽着徐富荣的胳膊，笑的像个孩子。
在很多场合，吴孟超经常笑着说：人嘛，都有人生终点的，每一天都过得有意义就够了。但也许是心里还有未完成的愿望，晚年的吴孟超，越来越留恋了，留恋每一个人，留恋这个世界。
连斌也回忆，自从他退休，见到吴孟超的机会就变得少了。2018年，他被苏州一家公立医院返聘继续当院长，会定期从苏州回上海专程看吴老。吴老总会说：“小连，等我去苏州看你。”
20最后一次看望吴老的时候，临走前，吴老又说了一句：小连，等我去苏州看你。
“我连忙说好，拽着他说，希望他快点去。但一出门眼泪就掉下来了。”连斌说，他知道，吴老舍不得他了。
在告别仪式开始后，沈锋一直站在大门外的甬路尽头，和每一个悼念完的亲友一一拜别。
间隙，说起吴老生前让他最心疼的画面，沈锋的眼圈瞬间红了：“握着我的手说100，我明白是说百岁，他在世上每一天都想着工作，痛惜的是距百岁差了99天。”说完这句，泪水夹着雨水顺着脸颊流了下来。看到有两位老人被搀扶着走出告别厅，沈锋弯着腰，急忙淋着雨跑去扶起了他们。
上午10点28分，家人抱着吴孟超遗像缓缓走出告别厅。灵柩被海军仪仗战士抬进了灵车，众人哭喊着：吴老一路走好。
而此时，吴孟超的几百个学生均围绕在灵车前后，他们从海内外回家，为了见吴老最后一面。
时光回到几年前，一次手术后，疲惫的吴孟超告诉护士长：“如果我有一天倒在手术室，不要慌张，记住帮我擦一下。你知道我是爱干净的，别让人看见我一脸汗水的样子。”
国际歌的旋律依然回荡在雨里。中国肝胆事业，未来可期。
篇8：吴孟超院士的人生故事
吴老一生堪称传奇，在中国医学史上留下难以被超越的贡献。他带领团队完成了我国第一例肝脏外科手术，为新中国开创肝胆外科奠定了基础，使我国肝癌手术成功率从不到50%提高到90%以上，被誉为“中国肝胆外科之父”。
吴孟超1922年出生于福建省闽清县，家境贫寒，5岁时和弟弟一起跟着妈妈到马来西亚投奔父亲，七八岁开始跟着父母到橡胶园割胶、卖米粉、做苦力。15岁时进入一所华侨学校半工半读。1940年，吴孟超和同学一起抱着到延安参加抗日的理想回到祖国，但因为困难重重，最终留在昆明，1943年吴孟超考取同济大学医学院，从此走上医学道路。
也许正是因为早年坎坷的人生经历和走南闯北积累的经验，让吴孟超具有了独特的人格魅力，这样的性情让他在医学上大胆地开拓创新，成就了中国肝脏外科的无数个第一，被誉为“中国肝脏外科之父”。在大家耳熟能详的医学成就之外，吴孟超身边的一些同事和朋友，也记录下反映吴老真性情的一些小故事。拥有伟大成就的人往往是多元的，光环有时候反而掩盖了他们内心的丰富和单纯真实的一面。
超爱做手术
吴孟超院士爱做手术这个话题，已经说了很多年。从医70多年，一直到96岁时他还对上手术台乐此不疲。“一周两三台手术，照常查房开会。”官方统计数据，长达75年的从医生涯里，他拯救了超过16000名患者的生命。
96岁时，吴老完成手术后还要逐一和护士核对纱布、剪刀、钳子的数量，再走到监护仪前看一下各个指标数据，之后才放心离开手术室。护士长程月娥和吴孟超搭档30多年。她说：“一次手术后，吴老靠在休息室的椅子上，胸前的手术衣都湿透了，两只胳膊支在扶手上，轻轻地叹气道：“如果哪一天我真在手术室倒下了，记得给我擦干净，不要让别人看到我一脸汗水的样子。”
对学生超严
吴孟超对学生非常严格，让学生们又爱又怕。越是喜欢的学生，吴孟超越是“凶”。严以群医生从1984年跟随吴孟超院士，早年他担任吴孟超的协理医生，他的一位研究生同学在医院实习，找到他希望帮病人开一种药，当时这名同学没有处方权，有处方权的严以群就帮了同学的忙。这件事被医院的督察组知道了，要在全院通报。吴孟超知道后，狠狠批评了严以群，并责令他写出书面检讨，自己却跑到院领导那里求情，“小伙子还年轻，这么早给他一个处分，会打消他的积极性”。严以群将3000字的检讨书交来，吴孟超看后又还给他说：“写检讨只是形式，目的是让你反思错误、改正缺点。留在我这里是废纸一张，放在你那里却可以时刻提醒自己，不要再犯类似错误。”
跟着吴老查房的医生们都有一肚子的故事。严以群说：“他看病历不是一页一页地翻，而是用右手食指点着一行一行看。”一旦吴老的手指突然不动、眉头皱起，周围的人便会忐忑不安。有一次，吴孟超发现严以群负责的一个病人的病历单上写着连续5天大便是零，他抬头生气地问：“你给我憋5天试试？”
花钱超节约
在吴孟超院士身边工作多年的张鹏回忆道：在东方肝胆外科医院，吴老的“小气”是出了名的。因为医院是他创立的，从无到有从小到大，花了多少心思、费了多少功夫只有他自己知道。他常说医院的钱是医生一刀一刀开出来的，都是血汗钱。所以他一分钱都舍不得乱花，更看不得浪费。他洗手后关水龙头拧到最紧，出办公室哪怕几分钟也得关灯关空调，吃饭时盘子里的菜一定“按需分配”得干干净净。不管是报销发票还是签发奖金，不管是增添设备还是采购物资，他毫无例外地心疼，甚至我们都能感觉到他的心疼。凡是这些事找他签字能不能签得到，就看老人家心情了。很多人找他签字报销，还没进他办公室就紧张，进了他办公室更紧张。他会一张发票一张发票地看，遇到心情不好的时候看完往边上一扔，就是不签字。我有一次问他，那么复杂的东西那么多数据你看得懂吗？他眼睛一瞪：看不懂怎么了！起码能吓吓他们，让他们别乱来！
个人生活超简单
吴孟超院士痴迷于他的事业，自己的生活非常简单。《东方早报》在吴老92岁时采访并揭秘了他每天的日程。每天早晨6点半，吴孟超准时起床，喝一杯牛奶，吃一个鸡蛋、三四块饼干，就是他的早餐。7点半到8点，吴孟超来到办公室，如果这一天有手术，他会在9点准时到手术室，做完自己的手术，还不舍得走，在其他手术台转转看看，一旦遇到疑难手术，一定亲自上阵。如果这一天不开刀，他就在办公室里看文件，处理行政事务，不停有人找他谈话处理问题。中午12点，回家吃饭。吃好午饭他会休息一会，下午2点钟上班。午休的时候，他会用一小时将每天的十几份报纸浏览一遍，看到国际国内大事、医疗创新方面的好新闻就仔细阅读。下午，往往是接待朋友、记者、患者的时间。晚上5点半到6点，吴孟超回家吃饭。每日必看新闻联播，了解国家和世界大事。
一天唯一的娱乐是晚上看看电视剧，他最喜欢的是战争片、抗战片，他说从中能找到很多年轻时的回忆。看完电视剧，吴孟超又会坐到书桌前，看看医疗业务杂志，把一天没做完的事情继续做完。他还有一个习惯—写日记。“我从少年时期回国后就一直写日记，多好的一笔财富呀。可惜在‘文革’时期，日记被抄走毁掉，我那个痛苦呀！从这以后就再也不写了。直到（上世纪）90年代我又开始写，把每天的工作简单记录下来，回头看时也是一种总结。”
捐款超积极吴孟超第一次捐款要追溯到他在马来西亚上中学时。中学毕业时，吴孟超和同学们主动把聚餐费捐回国内给共产党，不久后竟收到以毛泽东、朱德名义发来的感谢电，这个回电更加坚定了吴孟超回国参加抗战的决心。
19，吴孟超用自己的个人积蓄和社会捐款成立“吴孟超肝胆外科基金，目前基金已发展成为“上海吴孟超医学科技基金会”。
，为表彰其在肝胆外科界做出的突出贡献，吴孟超获颁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和500万元奖金。解放军总后勤部也奖励他100万元。他把奖金500万元用于培养科技人才，100万元用于奖励有重大贡献的医护人员。20，闽清发生特大洪灾，吴孟超为家乡捐款10万元，用以修建基础设施。如今，对中国肝胆外科带来巨大影响的吴孟超院士远去，他留下宝贵的精神财富将更加久远地留在中国的医学界。
吴孟超院士创造了多个医学界第一
翻译了第一部中文版肝脏外科入门专著制作了中国第一具肝脏血管的铸型标本提出肝脏分为“五叶四段”的经典解剖理论完成中国第一例肝癌切除手术和世界上首例完整的中肝叶切除术创造了间歇性肝门阻断切肝法和常温下无血切肝法、完成了世界上第一例中肝叶切除手术建立全球规模最大的肝胆疾病诊疗中心和科研基地推动我国肝脏疾病的诊断率、手术成功率和术后存活率均达世界领先水平。
篇9：数学界泰斗吴文俊院士的故事
吴文俊院士，37岁凭借在拓扑学上的杰出成就，与华罗庚、钱学森一起获得首届国家自然科学奖一等奖;38岁当选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上世纪70年代开始攀登数学机械化的高峰;世纪之交，捧得首届国家最高科技奖……
吴文俊对数学的主要领域—拓扑学做出了重大贡献。他引进的示性类和示嵌类被称为“吴示性类”和“吴示嵌类”，他导出的示性类之间的关系式被称为“吴公式”。他的工作是1950年代前后拓扑学的重大突破之一，成为影响深远的'经典性成果。
1970年代后期，他开创了崭新的数学机械化领域，提出了用计算机证明几何定理的“吴方法”，被认为是自动推理领域的先驱性工作。他是我国最具国际影响的数学家之一，他的工作对数学与计算机科学研究影响深远。
面对各种荣誉，吴老却看得很轻。获得国家最高科技奖后，他说：“我不想当社会活动家，我是数学家、科学家，我只能尽可能避免参加各种社会活动。”
他曾谦逊地说：“不管一个人做什么工作，都是在整个社会、国家的支持下完成的。有很多人帮助我，我数都数不过来。我们是踩在许多老师、朋友、整个社会的肩膀上才上升了一段。我应当怎么样回报老师、朋友和整个社会呢?我想，只有让人踩在我的肩膀上再上去一截。我就希望我们的数学研究事业能够一棒一棒地传下去。”
篇10：数学界泰斗吴文俊院士的故事
“让人踩在我的肩膀上，再上去一截”
在熟悉的人眼里，吴老是位“老顽童”，他乐观开朗，常有一些惊人之举。有一次去香港参加研讨会，开会间隙出去游玩，年逾古稀的他竟坐上了过山车，玩得不亦乐乎;一次访问泰国期间，他坐到大象鼻子上开怀大笑，还拍下了照片。
吴文俊在70岁的时候，曾经写了一首打油诗：“七十不稀奇，八十有的是，九十诚可贵，一百亦可期。”到了80岁大寿的时候，他对这首诗做了微妙的修改，把每一句都增加了10岁。
“做研究不要自以为聪明，总是想些怪招，要实事求是，踏踏实实。功夫不到，哪里会有什么灵感?”吴文俊曾在采访中这样说。
“数学是笨人学的，我是很笨的，脑筋‘不灵’。”他说。可就是这样一位自认为“很笨”的人，总能站在数学研究的最前沿。
面对各种荣誉，吴文俊看得很轻。获得国家最高科技奖后，他说：“我不想当社会活动家，我是数学家、科学家，我只能尽可能避免参加各种社会活动。”
他也曾谦逊地说：“不管一个人做什么工作，都是在整个社会、国家的支持下完成的。我们是踩在许多老师、朋友、整个社会的肩膀上才上升了一段。应当怎么样回报老师、朋友和整个社会呢?我想，只有让人踩在我的肩膀上再上去一截。”
常常有人向吴文俊请教快乐长寿的秘诀。他总是说，我信奉丘吉尔的一句话，能坐着就不站着，能躺着就不坐着，要让生活尽量轻松平淡，不要为无谓的烦恼干扰。
篇11：数学界泰斗吴文俊院士的故事
吴文俊之所以能达到很高的学术境界，除了他具有强烈的创新激情外，还源于他兴趣广泛，始终保持一颗纯净的心灵。吴文俊被老伴儿笑称“贪玩”，活力不亚于年轻人。
有一次，吴文俊和同事们一起去香港参加学术研讨。活动间隙，已年逾古稀的他竟然自己偷偷溜去游乐园坐过山车，还玩得不亦乐乎。还有一次在澳大利亚，吴老“顽皮”地将蟒蛇缠在脖子上，吓得旁人纷纷后退，直冒冷汗。
生前，每当提起这两次经历，吴老说只是觉得好玩、好奇，自己也想试试。
工作之余，吴文俊还有很多“时髦”的爱好，比如看看围棋比赛，去小店喝喝咖啡，到影院看看电影，读读历史小说。
吴文俊说，读历史书籍、看历史影片，帮助了他的学术研究;看围棋比赛，更培养了他的全局观念和战略眼光。“别看围棋中的小小棋子，每个棋子下到哪儿都至关重要，所谓‘一着不慎，满盘皆输’。我们搞学术研究也是这样，要有发展眼光、战略眼光和全局观念，这样才能出大成果。”
“吴先生虽然兴趣广泛，但他认为，为了把研究目标搞清楚，就得有所牺牲。他是通过对有些方面‘不求甚解’，省出时间来，对某些方面求其甚解、理解得比所有人都深入。”
篇12：数学界泰斗吴文俊院士的故事
在同事、朋友和学生们的印象中，开朗爱笑的吴文俊很少发火。但有一次他真的是“发火”了!
那是在吴文俊从事数学机械化研究初期，他的研究方向受到不少人的质疑和反对，被认为是“旁门左道”。一次，一位资深数学家当面质问他：“外国人搞机器证明都是用数理逻辑，你怎么不用数理逻辑?”吴文俊激动地回答：“外国人搞的我就不搞，外国人不搞的我就搞!这是我的基本原则：不能跟外国人屁股走。”
吴文俊之所以能在数学研究中取得一系列杰出成就，正是因为他始终保持着这样的创新激情。“吴先生认为，创新不是年轻人的专利，学术生命是应该能够终身保持的。”
是的，创新和对新事物的好奇与探索并不是年轻人的专利，吴文俊也正是这样以身示范的。
上世纪70年代，年近六十的吴文俊决定开始从头学习计算机语言。他亲自在袖珍计算器和台式计算机上编制计算程序，尝尽了在微机上操作的甘苦。“那时计算机的操作可不像现在的计算机这么简单方便。”吴文俊曾说。
在利用HP—1000计算机进行研究的那段时间内，吴文俊的工作日程每天都被安排得满满当当。清早，他来到机房外等候开门，进入机房之后便八九个小时不间断工作;下午5点钟左右，他步行回家吃饭，并利用这个时间抓紧整理分析计算结果;到傍晚7点钟左右，他又到机房工作。有时候他甚至午夜之后才回家休息，清晨又回到机房。为了节省时间，当时他节制业余爱好，读小说也只读短篇，怕长篇误事，耽搁时间。
篇13：数学界泰斗吴文俊院士的故事
广西民族大学副校长吴尽昭是吴文俊的学生，在他印象里，老师虽成就斐然，但始终淡泊名利。
“先生常对我们说，‘不为获奖而工作，应为工作而获奖。’这正是先生长久以来对待奖项荣誉的态度。读博期间到先生家里学习拜访，满室书卷是先生家里最大的特色，从没见过任何奖杯奖状被摆放出来。”吴尽昭说，“他不肯从数百万的巨额奖金中拿出一部分改善生活条件，却用来开展自主选题的研究，支持优秀项目。”
“吴先生衣着朴素，谈吐随和。”合肥工业大学教授李廉谈起吴文俊给自己留下的印象：“上世纪80年代末，吴先生随政协考察团来甘肃，大约8月底，天气还比较热，吴先生一身短裤短衬衣，背了一个很普通的挎包，一个人从下榻的宾馆走到兰州大学来找我，令我十分惊讶又感慨万分……在吴先生身上，我真正领会了如何去做一个纯粹的人的道理。”
篇14：故事读后感
我喜欢看电影，只要是好的电影，什么类型无关紧要。比如指环王、星战这样的系列电影，海边的曼彻斯特、三块广告牌、水形物语这样的奥斯卡宠儿，还有药神、少年的我这样的国产电影。
但什么是好电影呢？我更偏爱看完以后还能“有所思”的电影，有些甚至必须连夜上写个影评才能平复自己。这种影片其实很少，虽然正是这些影片里面的“生活”打动了我，但我也知道那些“生活”并不是真正的生活。
《故事》能够告诉你这中间的原因，有兴趣的甚至可以按照《故事》所说的技巧来写作剧本，虽然这很难。我最喜欢《故事》的这些观点：“展示，不要告诉”是一个终极任务。所有经典作品给予我们的并不是解决办法，而是一剂令我们保持清醒的良药。并不是答案，而是富有诗意的率真。小说的力量在于表现内心冲突，戏剧的魅力在于表现个人冲突，电影的辉煌在于表现个人外冲突。
如果只想在电影院的黑暗中沉浸于故事情节和画面，那就跟随自己的情感去静静享受。如果喜欢研究电影，那值得入手这本《故事》看一看。
篇15：故事读后感
今天下午，我读了《非常小子马鸣加》中的《植物园的厕所》。这篇故事写的是马鸣加的老师明天要组织一次春游，午餐要学生自己带。放学后，马鸣加就跑到超市里看有没有他想要的东西，他一看他想要的波力海苔、牛肉干、泡泡糖等等都有，就赶紧跑回家叫他妈妈来给他明天午餐需要的东西。他妈妈给他买了一大兜子零食。在回家的路上，他妈妈问他能吃完吗，马鸣加说：“没事，我能吃完。”第二天，他装了满满一书包零食去上学了。到了学校，已经有好多小朋友在那里等着他了。全班同学都来齐之后，老师组织同学上了大巴车，马鸣加在车上吃了好多零食，到植物园的时候肚子疼了起来，老师问：“你要不要上厕所？”马鸣加想了想说：“要。”老师就把马鸣加领到了厕所。马鸣加从厕所出来的时候，肚子不再疼了，浑身有劲他刚想叫同学玩，老师吹哨子集合了。在回来的路上，同学们都议论着植物园的东西，而马鸣加只知道植物园的厕所。
通过这篇故事，我懂得了吃东西的时候，不要太贪吃了，要么不仅你的身体难受，还会影响你参加活动。
篇16：故事读后感
有个叫常新港的作家要来我们学校，我特地去买了一本他的书来读。
我买的书名是《极地故事》，里面的一个个生动的故事让我感慨万千。它们让我懂得了许多道理：《极地故事》让我懂得了做人要守信、宽容别人；《灰利在前我在后》让我知道了要忠心于一个值得信赖的人……其中让我最忘不了的是《北大荒的声音》。
这个故事只要讲女孩雅维独自外出旅游，一天，她遇见了赶鹿的女孩子小芬，小芬给雅维讲了许多事，最让雅维忘不了的事是割鹿茸。鹿茸是从鹿的头上割下来的，人们把鹿的四蹄困住后，从鹿的头上割下。鹿那时只流泪，不叫，还流血。雅维觉得它很可怜。
雅维回到家，发现墙上也挂着鹿茸和鹿角，觉得那只鹿也刚刚悲哀地哭泣过。从这个故事中，我懂得了要保护小动物。
常新港真不愧是一位心灵成长的小说家！
篇17：故事读后感
最近我读了《中外名人故事》第二辑的前半部。
张衡的故事我比较喜欢，因为他从小勤学好问、特别爱读书，这些良好的习惯使他的知识也越来越丰富，正是对天文发生了浓厚的兴趣，后来发明了‘’地动仪‘’，在我国科学史上留下了光辉业绩。
阿基米德的故事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聪明的他在生活中发现了浮力，后来又利用杠杆、滑轮……这些知识打败了罗马军队，保护了叙古拉城的人，得到了全国人民的赞赏。
从他们的故事中我感悟到他们能成为名人是因为爱观察、爱思考、勤奋努力的结果，这是最值得我学习和借鉴的地方。
通过他们的故事我领略到他们的智慧和执著的精神，使我受到启发，改变我胆小、内向、不爱提问的毛病。
篇18：故事读后感
自从我看了名人故事的第一篇后，就被深深的吸引住了。
这本书讲述了许多名人的成功故事，如孟母三迁、达。芬奇画鸡蛋，聋哑人海伦。凯勒，苦练本领的岳飞等等。这些是我敬佩的人，他们不但成为名人，精神更是值得我们学习。我好要感谢这本书的作者，是他让我知道了这些名人故事。
孟母三迁告诉家长，一个好的学习环境，会影响孩子的一生。达芬奇画鸡蛋又告诉我们，想做好一件事，必须有非常好的基本功，如果没有踏实的基本功，想做什么事都会很难。海伦凯勒通过坚持不懈的努力，还有超人的意志力，成为大家敬佩的人。这些都是值得我们学习的，我要好好向他们学习，让自己成为一个有用的人。
篇19：故事读后感
小时候总听说长征的伟大，但不知道具体的事迹。
今年暑假，我在外婆家看了《长征故事》，才觉得长征的艰难。
当时因为好长时间没吃东西，红军战士吃锅盔，它是干的，一喝水就在肚子里撑起来。他们经过这么长时间没有吃喝，又是寒冷，又 是高原，一下子吃了许多，当时就有九个红军战士撑死了。想想我们现在过着衣食无忧的生活，吃东西挑三拣四，这个不吃，那个不吃，造成了很大的浪费。红军战士在长征途中没东西吃时常吃煮皮带，有时甚至连煮皮带都吃不上。我们要珍惜粮食，节约爸爸妈妈的每一分钱。
红军在长征中有百分之九十的路程行进在少数民族地区。国民党反动派对红军进行造谣污蔑，和当地反动势力勾结，不准给红军带路，想置红军于死地。通过红军的实际行动，一些受蒙蔽的少数民族群众渐渐认识了红军，他们不仅热情款待红军，还从方方面面帮助红军。这些看似简单的信任，需要多大的勇气和力量啊！我们现在老是为了一点鸡毛蒜皮的小事就生气，和当年的红军比比，真是惭愧极了。
我们生长在和平年代，应该珍惜这份宁静。不要斤斤计较，把精力放在学习上。做―个品德优秀，团结友爱的好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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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士的故事》读后感（精选19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