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语】“假装在希腊哟”通过精心收集，向本站投稿了11篇劳动合同中的不作为欺诈及法律适用浅析，下面是小编精心整理后的劳动合同中的不作为欺诈及法律适用浅析，仅供参考，大家一起来看看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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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劳动合同中的不作为欺诈及法律适用浅析
劳动合同中的不作为欺诈及法律适用浅析
劳动关系是一种重要的长期的法律关系，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劳资纠纷也日益增多，劳动合同欺诈现象不断增多，因此分析劳动合同中存在的欺诈很有必要，本文将对订立劳动合同中的不作为欺诈进行理论上的探讨。一、案例之构造：
被告甲是一家有限责任公司，1月，被告的法人代表丙以该公司名义与原告乙签订一项劳动合同，合同于207月生效，订立合同时，丙未将公司严重的经营窘境告之于乙，原告乙虽然开始了他的工作，但未获得报酬，2000年10月，丙告诉乙，公司因经营困难而不能支付其劳动报酬。现原告乙要求被告甲赔偿损害。
现问：1.该公司在签订劳动合同是否存在欺诈？
2.如存在欺诈，在《劳动法》与《合同法》的规定发生冲突时，如何适用法律？
二、法理分析：
1.欺诈行为与私法自治
张俊浩先生认为：“所谓诈欺，即故意把不真实的情况当作真实情况来表示，旨在使他人发生错误，并进而作出迎合性的意思表示行为。” 王卫国先生认为：“因受欺诈而为的民事行为，是指一方当事人故意用捏造虚假情况，或者歪曲、掩盖真实情况的手段，致另一方当事人陷入错误的认识，并且基于这种错误的认识而进行的民事行为。” 台湾学者王泽鉴先生认为：“诈欺，系故意使人陷于错误而为意思表示的行为，可谓系故意以违背善良风俗之方法侵害他人之权益。”
从这几位学者关于“欺诈”的认定有一个共识：即在通常情况下，构成欺诈行为须有行为人故意作虚假陈述或故意隐瞒真实情况，即一般是作为构成欺诈。这就产生一个问题：通过不作为，欺诈行为能否成立？如果成立，在何种程度上成立？
在欺诈民事行为中，受欺诈者因陷入错误而作出有瑕疵的意思表示，其本质上欠缺意思自由，是一种不适格的意思表示，从而也就当然是一种不真实的意思表示，不符合私法自治原则。 所谓私法自治，“指各个主体根据他自己的意志自主构建形成法律关系的原则”， 私法自治的优越性就在于：给个人提供一种受法律保护的自由，使个人获得自主决定的可能性。就行为本身而言，每个人都有权自由地决定是否从事某项行为，即所谓的当事人享有的自决权原则。
欺诈行为从本质上说，由于故意提供虚假之信息，使当事人作出错误之意思表示，是对其意思自由的不适当干预，从本意上讲不是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从根本上讲是对当事人自决权的侵犯，因而是无效的民事行为。尽管如此，根据私法自治原则，“当事人协商一致即法律”，各国民法并未将之一概认为无效，而是给予受欺诈方一切选择可能性，即他可以充分利用撤销权：既可以对该民事行为行使撤销权，使之归于无效，又可以利用撤销权进行投机。在除斥期间，撤消权人可以静观该法律行为是否有利于己方，而作出决断。当然，各国都对除斥期间有一个时间限制，以免法律关系长期处于一种不稳定状态。必须指出欺诈人不享有撤消权，而必须承受这种不稳定状态的负担。
2、在缔约过程中，当存在重大说明义务时，不作为即构成欺诈
梅迪库斯认为：“欺诈，指有意（故意）引起某种错误”， 这里，笔者认为应包含作为与不作为两种情况，有关作为之情形，比较常见，这里主要分析不作为行为构成的欺诈。
一般来说，不管合同各方当事人的意思如何，谈判的开始，便产生一种信赖的法律关系，即每一方当事人都可以希望另一方当事人以一种合理的'方式考虑他的利益，这就引出合同当事人对有关合同之成立的重大事由的说明义务问题。这种重大说明义务必须对合同成立有重大影响的事实，“缔约过程中原则上存在义务向对方告知可能阻碍他订立合同的目的，因而对他具有极端重要性的事实，其范围以良好的商业习惯所能预期得到的告知为准”。 就劳动合同而言，应聘者如在订立合同之时健康状况很差，或者不具备从事该工作所必须的复杂技能，其有义务向用人单位说明该情况，否则，一签约，该应聘者的沉默即可构成欺诈。比如，在应聘会计工作的人，即使具备相关技能，但其如有财务方面犯罪的记录，未经用人单位询问，他也有义务向对方作如实陈述，因为该因素对缔约合同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否则在对方不知道该情形而与之签定劳动合同，其不作为即构成欺诈。那么，反过来，如果用人单位本身经济状况极差：如丧失商业信用，资不抵债，财务状况极度恶化，极有可能破产等事实，那么即使应聘者未询问，该单位也应有义务告知其存在的经济窘境。“劳动合同是雇佣合同社会化的产物，是雇佣合同随着社会经济和大工业生产的发展导致其意思自治被弱化而法律强制性被扩增的衍生物。” 这体现了现代民法从形式正义转向实质正义，由于市场经济中，用人单位与劳动者的不对称地位，用人单位获取的信息渠道与信息量的能力相较于一般劳动者更为强大，对于其潜在的经营窘境之瑕疵，一般劳动者须花费相当大代价才能获取，因此其合同前的告知义务是可以接受的，对于有效地分担风险而言，这不仅合法，而且也是经济性的合理。
3、本案中，在缔约劳动合同过程中，该用人单位通过不作为行为构成欺诈。由于被告甲的法人代表丙未将该公司的严重的经营窘境告知与乙，被告知道或应当知道原告陷入错误，他有义务纠正该错误，但却不恰当地保持沉默，使原告陷于错误而为意思表示，从而构成欺诈。
三、因欺诈行为的劳动合同关系的法律适用
有学者认为合同法只调整平等主体之间的关系，而劳动合同中存在从属关系，因而其不应由《合同法》来调整。 这里有必要澄清合同的定义，一个到今天仍准确适用的观点认为“合同是由双方当事人互相承诺或由双方之一的一方当事人自行允诺给予对方某物品或允诺做或不做某事的一种契约。” 劳动合同从本质上讲是一种服务给付合同，虽然其服务的给付是在高度服从的情况之下进行，但这种履行合同的从属性质与法律主体缔约之间的平等并不冲突。法律在这方面对合同自由进行了干预，即法律对强制性缔约作出规定，其目的在于提高市场弱者地位，使得劳动者有平等机会自主地考虑合同的订立。合同成立后，劳动者服从雇佣者的劳动指挥权只是劳动合同得以履行的保证，劳动者付出劳动，用人单位支付劳动报酬，双方仍需遵循平等自愿等民法原则，国家强制的最低劳动工资、劳动条件、劳动保障等规定只是保证劳动者能自由形成其意志。近代以来，劳动合同关系一直属私法调整之范畴，到现代，尽管劳动合同中体现了“契约公正”（即：较弱的合同一方当事人受到更多保护，双方当事人都有义务更多地考虑到他方的利益）的色彩，但并未构成对契约自由原则的根本背离，还是适用私法调整的原则，如意思自治，诚实信用原则、公平原则等。我国《合同法》仅仅排除了婚姻、收养、监护等有关身份关系的协议，而劳动合同并不是身份关系的协议。综上，笔者认为，劳动合同应属于《合同法》调整之范畴。
我国《劳动法》采取了欺诈、胁迫订立的劳动合同绝对无效原则，而我国《合同法》采取了欺诈、胁迫订立的合同相对无效原则，给予了受害方撤销权与变更权，该撤销权是形成权，规定了一年的除斥期间。在二
者规定发生冲突时，笔者认为，应适用于《合同法》的规定，在《合同法》规定不具体，适用于之不相冲突的《劳动法》的规定。究其实质，由于《合同法》的规定，给予了被欺诈人保留一切选择之可能性，其精神充分体现了私法自治原则，而《劳动法》将欺诈行为一律认为无效，掐断了当事人选择之余地，并且规定劳动合同无效，由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或人民法院确认，体现了国家对私法的不恰当干预，不符合市场经济的本质要求，具有强烈的计划经济色彩，实有检讨之必要。这里有个问题需要注意：即撤销权与请求权的竞合问题。由于撤销权是形成权，根据行使该权利之规则：行使形成权，不得附条件或期限，一旦行使该权利，其权利主体不得撤回行使该权利之行为。如果被欺诈者一旦行使撤销权，那么就消灭了该法律行为，因此他也排除了其他一切与之有效的法律行为前提的可能性。在本案中，如果原告乙由于被告甲的欺诈行为而行使撤销权，那么其就不得再要求其履行合同，即撤销权与履行合同请求权只能择一选择。
不过，由于劳务合同关系是一种长期法律关系，于此情形，应有必要设定损害赔偿请求权，使法律行为具有某种溯及既往的效力，以便使欺诈之人无法保留其过去通过欺诈行为所获得的孳息。在本案中，即使被欺诈之人乙行使了撤销权，劳动合同自此归于无效（在本案中，如被欺诈人乙要求甲履行合同，甲必须履行合同的义务，其无选择的自由，亦无抗辩之权利），甲还必须负支付乙劳务报酬之义务，并赔偿损失？？即信赖利益。
四、信赖利益的赔偿
缔约过程中，从事谈判的双方都负有一定的义务，都必须为合理行为，并顾及彼此的利益，在谈判中产生特别信任关系，对此义务的违反便构成冯？耶林所说的缔约过错责任，“契约的缔结产生了一种履行义务……当事人应自己过失致使契约不能成立者，应对信其契约为有效成立的相对人，赔偿基于此项信赖而产生的损害。” 由此引出信赖利益赔偿问题，“所谓信赖利益，乃法律行为无效，而相对人信赖其为有效，因无效之结果所蒙受之不利益也”。 该不利益包括损失的财产利益与机会利益。
信赖利益赔偿成立要件有五：（1）法律行为成立；（2）须法律行为无效；（3）须受有损害；（4）须损害与无效间有因果关系；（5）须信赖人善意无过失。
信赖利益赔偿的根据，在于诚实信用原则。“诚信原则就是要求民事主体在民事活动中维持双方的利益平衡，以及当事人利益的社会利益平衡的立法者意志。” 我国《合同法》吸取了冯？耶林的主张，规定了缔约过错责任：如第四十二条第二款规定：行为人故意隐瞒与订立合同有关的重要事实或者提供虚假情况。第三款：有其他违背诚实信用原则的行为。造成不能缔结合同即应负缔约过错责任。
信赖利益赔偿方式：由于信赖利益赔偿是损害赔偿之债的一种，其目的在于排除损害，以恢复或填补信赖人因信法律行为有效而所受损害，所以其赔偿方式与一般损害赔偿并无区别，可以采取恢复原状与金钱赔偿。由于劳动合同的标的在于劳动者提供的劳务，因而不可能采取恢复原状，而应以金钱赔偿为宜。
信赖利益赔偿原则：一般以消极利益为准，积极利益为限。“一般采取信赖利益不得超过履行利益的原则，即信赖人对于信其法律行为有效而受损害之赔偿额，不得超过信赖人因法律行为有效时所可得利益之谓也。” 德国民法典对此也作了相应规定。 我国《合同法》也采取相类似规定，如第一百一十三条规定：损失赔偿应当相当于因违约所造成的损失，包括合同履行后可获得的利益，但不得超过违反合同一方订立合同时预见到或应当预见到的因违反合同可能造成的损失。
信赖利益赔偿范围：包括财产损失赔偿与机会损失赔偿。财产损失包括：（1）为准备缔约或为缔约而支出的费用；（2）因准备履行合同或履行合同造成的损失；（3）上述支出费用造成的利益损失。机会损失：是当事人相信要约或合同而不作为所导致的与他人订约机会的丧失，是一种可得利益损失。（注：信赖利益赔偿，必须排除非财产损失，如精神痛苦、名誉损害等，因为法律行为是否有效，原本只关系到法律行为当事人财产上之得失，而与精神、名誉等一般人格权毫无牵涉，实无赔偿之必要。）因劳动合同所造成的信赖利益尤应包括同等条件下的就业机会丧失。有人认为，市场经济中，市场给劳动者创造的就是机会是无处不在的，将就业机会的丧失纳入信赖利益范围似不尽合理。但笔者认为，市场中的就业机会无处不在，这只是一种应然状态，实质上，某一时期市场创造的就业机会总是有限的，而劳动者的供给却是无限增长的趋势，势必造成相当数量的失业。 特别是新兴企业对劳动者的素质要求完全不同，由此造成的结构性失业更为严重。 因此，将就业机会的丧失计算入信赖利益的范围具有充分的合理性。
关于本案，信赖利益应包括应聘者为签订劳动合同所准备之一切费用。由于应聘者所签劳务合同最终归于无效，其丧失了同等条件下的就业机会，在此，应将应聘者的机会损失计算入信赖利益，其赔偿额的确认，由法官或仲裁庭根据诚实信用原则把握，合理平衡双方利益。
总之，现代民法学的观念，已由个人本位转向社会本位，由主观趋向于客观，由形式正义转向实质正义，劳动合同是雇佣合同的社会化，其目的在于消除现实生活中难以实现的，非实质性平等，使市场弱势群体得到较多保护。因此，信赖利益赔偿于劳动合同中对劳动者的保护，将日显其重要性。
篇2：劳动合同中违约金与赔偿金如何适用
劳动合同中违约金与赔偿金如何适用
劳动合同违约金和赔偿金都是违反劳动合同所应当承担的责任 区别：
1、是否写进合同，违约金是一方当事人违反合同给另一方当事人造成损失时，只要合同中写进了违约金条款，那么一方当事人违约后就要按照合同中该条款的约定给付违约金。而赔偿金的给付是按照实际造成的程度来进行的，无论合同中有无相应的条款。
2、是否造成实际损失。由于支付违约金的条件是违约方有违约的事实，而不论对方是否存在损失，因而使违约金在功能上具有了惩罚的性质。而支付赔偿金的前提条件不仅是劳动者有违约的事实，更重要的`判断依据是要有实际损失，赔偿金通常具有补偿的性质。
3、数额与实际损失的关系不同。由于违约金是事先在劳动合同中约定的，因而实际发生的损失可能与约定的数额可能不一致，而赔偿金是完全根据实际损失的大小来确定的，
4、是否适用等分原则。违约金不与实际损失相联系，只要约定符合一般的社会标准和劳动者的承受能力。而赔偿金是与实际损失相一致的，尤其是在给予劳动者特殊福利待遇并约定服务期的情况下，用人单位的实际损失随劳动者的服务年限而下降，因此应当逐年递减。
基于上面的分析，违约金和赔偿金不是同一概念，一方违约在按照合同的约定支付违约金的同时，如果给对方造成损失的，还应当承担赔偿责任。上海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关于实施〈上海市劳动合同条例〉若干问题的通知》规定：“双方当事人约定的违约金数额高于因劳动者违约给用人单位造成实际损失的，劳动者应当按双方约定承担违约金;约定的违约金数额低于实际损失，用人单位请求赔偿的，劳动者应按实际损失赔偿。”实际上规定了由用人单位在违约金和赔偿金中“两者取一”的原则。
篇3：对公司合并劳动合同关系的法律适用
当公司为了更好的发展或者说为了增强竞争力的时候，对公司实行合并，对公司合并中，劳动合同关系是否还是继续，或者说到底该怎么来安排，对于他的法律方面是怎样来说明的呢？小编整理相关资料，希望对您了解这方面内容有一定帮助。
一、公司合并对劳动合同的影响及其法律适用上的争议
公司合并可以采取吸收合并和新设合并两种形式。一个公司吸收其他公司为吸收合并，被吸收的公司解散。两个以上公司合并设立一个新的公司为新设合并，合并各方解散。无论采取何种合并的方式，公司合并的发生必然会出现一个乃至两个以上合并前公司解散的结果，从而被解散公司所签订的劳动合同中用人单位主体一方不复存在。这一变化直接冲击了以被解散公司为用人单位一方的劳动合同关系，具体体现为：合并后的公司是否有义务承受被解散公司所签订的劳动合同项下的权利和义务?如果合并后的公司接受被解散公司的职工，在法律上如何解释这种接受?是合并后的公司承继了被解散公司的劳动合同(即“直接承继”)，还是原有的劳动合同解除，合并后的公司与被解散公司职工重新签订一份新的劳动合同(即“先解除再订约”)?如果认为属于“先解除再订约”，那么按照劳动法规定，被解散公司单方面提出解除劳动合同，应当向职工支付经济补偿金。被解散公司职工的劳动合同是否可视为因客观情况发生重大变化而可以被单方面解除?
当前，我国《民法通则》、《公司法》以及相关的劳动立法均有涉及这类问题的规定，具体如下：《民法通则》第四十四条第二款规定：“企业法人分立、合并，它的权利和义务由变更后的法人享有和承担。”《公司法》第一百八十四条规定：“公司合并时，合并各方的债权、债务，应当由合并后存续的公司或者新设的公司承继。”劳动部《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若干问题的意见》(劳部发[1995]309号，以下简称《执行意见》)第三十七条规定:“根据《民法通则》第四十四条第二款‘企业法人分立、合并，它的权利和义务由变更后的法人享有和承担’的规定，用人单位发生分立或合并后，分立或合并后的用人单位可依据其实际情况与原用人单位的劳动者遵循平等自愿、协商一致的原则变更、解除或重新签订劳动合同。”在此种情况下的重新签订劳动合同视为原劳动合同的变更，用人单位变更劳动合同，劳动者不能依据劳动法第二十八条要求经济补偿。
从上述相关规定来看，还难以非常准确详尽地回答前文提出的问题。事实上，理论界和实务界在上述法律法规的适用上还存在诸多争议。
有人认为：上述相关立法之间存在明显的冲突。依据《民法通则》与《公司法》规定，合并后的公司无疑应当承继被解散公司的劳动合同。但是，按照《执行意见》的规定，则似乎可理解“先解除再订约”的情形，即合并后公司依据实际情况与被解散公司(原用人单位)的劳动者遵循平等自愿、协商一致的原则变更、解除或重新签订劳动合同。在立法出现冲突的时候，就必须依据《立法法》进行解决。由于《民法通则》、《公司法》是由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颁布的，而《执行意见》是由劳动部作出的有关解释，从法律效力来看，前者属于上位法，而后者属于下位法。上位法优于下位法，因此应当依据《公司法》与《民法通则》的规定。
也有人认为，《民法通则》与《公司法》的规定仅仅是提纲挈领的说明了被解散公司的权利义务由合并后的公司概括承受的原则，这种原则适用于各类物权、债权和债务的承继。而劳动法则专门针对对劳动合同项下权利义务的承受作出了更为具体和灵活的规定。两者的关系应当是属于特别法与普通法之间的关系。从法理上讲，后者应当优先适用。这些学者强调，特别法优于普通法的原则，其着眼点不是法律部门，而应当是调整对象，也就是说，该原则不仅适用于同一法律部门内的不同法律规范之间，也适用于不同法律部门的法律规范就同一问题作出规定的情形。而《民法通则》和《公司法》的规定与《执行意见》的规定之间的关系，恰恰属于后者这类情形。
还有一些人认为，《执行意见》的规定与《公司法》及《民法通则》的有关规定并不矛盾。《执行意见》第三十七条本身就依据《民法通则》颁布的，实际上是以承认《公司法》和《民法通则》“概括承受”为前提的，即在合并后的公司承受了作为劳动合同的一方当事人以后，新的公司遵循平等自愿、协商一致的原则，依据其实际情况变更、解除或重新签订被承继的劳动合同。
二、相关立法的解读
首先，《执行意见》的规定与《公司法》及《民法通则》的有关规定之间的关系，很难用上位法优于下位法原则来笼统解释。理由是：《民法通则》与《公司法》的规定仅仅是提纲挈领的说明了被解散公司的权利义务由合并后的公司概括承受的原则，并没有专门具体规定劳动合同问题的处理。而劳动合同的特殊性意味着简单适用《民法通则》与《公司法》的原则性规定往往是难以按照符合劳动法目的的方式来解决问题。这类问题本应当在与《公司法》、《民法通则》具有同等位阶的《劳动合同法》中加以规定，只是因为我国劳动法领域的立法滞后，《劳动合同法》迟迟未能出台，而实践中又面临公司合并中处理劳动合同争议的紧迫需求，才不得以在《执行意见》中加以规定。因此，不能以上位法优于下位法原则排除《执行意见》的适用。
其次，《执行意见》的规定与《公司法》及《民法通则》的有关规定之间的关系，也不适宜套用特别法优于普通法的原则。理由是，“特别法优于普通法的原则”中所谓的特别法与普通法的关系往往隐含着该特别法与该普通法的规定是属于同等位阶上的立法。如果《执行意见》中的立法在《劳动合同法》中加以规定，则与《公司法》、《民法通则》规定之间似乎还可用特别法与普通法关系之说。但是，作为劳动部作出的有关解释，执行意见还很难称得上是《公司法》及《民法通则》的特别法。
因此，笔者认为，《执行意见》的规定与《公司法》及《民法通则》的有关规定严格来说并不矛盾，并且是对《公司法》及《民法通则》的有关规定依据劳动法的特殊性作出了具体化。理由如下：
其一，《执行意见》考虑了公司合并中用人单位的合理利益，肯定了《公司法》及《民法通则》概括承继的原则，减少了并购的成本。第三十七条认可合并后的公司有义务承受被解散公司所签订的劳动合同项下的权利和义务，而否认“先解除再订约”的观点。事实上，按照“先解除再订约”的观点，合并后的企业既要继续雇佣被解散公司的职工，又需要从被解散公司的资产中对这些职工支付一笔经济补偿金，这显然会大大增加合并的成本。而被解散公司的的职工在没有被实际解除劳动合同的情况下，反而得了一笔经济补偿金，有“不当得利”之嫌。
其二，《执行意见》要求合并后的公司依据实际情况，按照劳动法的规定处理劳动合同关系，也兼顾了用人单位和劳动者双方利益的平衡。在合并后的公司承受了作为劳动合同的.一方当事人以后，合并后的公司要变更、解除或重新签订被承继的劳动合同，必须遵循劳动法规定的“平等自愿、协商一致”的原则。这表明，《执行意见》明确反对合并后公司单方面解除劳动合同的观点。
在实践中，公司合并最主要的争议在于：合并后的公司是否可以客观情况发生重大变化为由单方面解除劳动关系(《劳动法》第二十六条)?笔者认为不可以。理由是：合并所带来的情势变更往往不足以致使原劳动合同关系无法履行。劳动关系是劳动者和用人单位为实现劳动过程而发生的劳动力与生产资料相结合的社会关系。可见，劳动者提供的劳动力和用人单位提供的生产资料是构成劳动关系的两大要素，只有这两大要素发生了变化，才会导致劳动关系的变动。《劳动法》第二十六条所称的能够造成劳动合同无法履行的“客观情况发生重大变化”，显然是指构成劳动关系的生产资料的重大变化。比如生产资料存在的空间和形式的重大变化(企业的生产场所远距离迁移)，或者是生产资料的物质更替(企业转产等)，导致劳动者客观上难以提供劳动或者劳动者原来的工作岗位消失，进而影响到劳动过程的继续进行。而公司合并往往并没有带来生产资料的上述 变化，而仅仅是生产资料的占有、使用、收益有所不同，因此对劳动关系本身不会发生本质的影响。
通过以上与小编一起了解了公司合并中劳动合同关系的法律方面的相关规定，对于这方面内容您都了解了吗？如果您对于公司合并中对于劳动合同关系上有不明确的法律问题，可以通过咨询，寻求律师的帮助，这里的律师会在第一实际解答您的疑惑，切实的保障您的合法权益。
公司合并应注意哪些问题
一、公司合并的概念与特征
公司合并是指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公司订立合并协议，依照公司法的规定，不经过清算程序，直接合并为一个公司的法律行为。
公司合并具有以下几个法律特征：
1、公司合并是数个公司之间的共同法律行为，须以当事人之间订立有合并协议为前提。
2、公司合并是当事人之间的一种自由行为，其合并与否及合并的方式完全取决于当事人的意志。
3、公司合并是一种毋须通过解散、清算程序即可消灭和变更公司的行为。公司合并可以在不进行清算的前提下改变公司的存在、财产结构和股权结构等。
二、企业兼并的规范
国家体改委、国家计委、财政部、国家国有资产管理局《关于企业兼并的暂行办法》(以下简称兼并办法)第1条规定：“本办法所称企业兼并，是指一个企业购买其他企业的产权，使其他企业失去法人资格或改变法人实体的一种行为。不通过购买方式实行的企业之间的合并，不属本办法规范。”
我国企业兼并的主要形式：
1、兼并办法中规定的兼并方式
兼并办法第4条规定，企业兼并主要有以下几种形式：(一)承担债务式，即在资产与债务等价的情况下，兼并方以承担被兼并方债务为条件接收其资产。(二)购买式，即兼并方出资购买被兼并方企业的资产。(三)吸收股份式，即被兼并企业的所有者将被兼并企业的净资产作为股金投入兼并方，成为兼并方企业的一个股东。(四)控股式，即一个企业通过购买其它企业的股权，达到控股，实现兼并。
2、《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规定的合并方式
公司法第184条规定，公司合并可以采取吸收合并和新设合并两种方式。
3、《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以下简称证券法)规定的兼并方式
证券法第78条规定，上市公司可以采取要约收购或者协议收购两种兼并形式。
由此可见，在我国法上，公司合并是企业兼并的一种方式。
三、公司合并的方式
如前所述，公司合并可以分吸收合并和新设合并两种方式。依据公司法第184条第2款，一个公司吸收其他公司为吸收合并，被吸收的公司解散。二个以上公司合并并设立一个新的公司为新设合并，合并各方解散。
同时，公司合并与不同于公司资产的收购。从法律性质上看，公司合并的本质是公司人格的合并;而资产收购的性质是资产买卖行为，不影响公司的人格。公司合并也不同于公司股权收购。公司合并实质上是公司人格的合并;而股权收购的本质是股权的买卖行为，不影响公司的人格。从本质上讲，股权收购和资产收购都是买卖行为，而非公司合并的本质---公司人格的合并。
四、公司合并的操作方法
吸收合并是最常见的合并类型。在吸收合并中，被兼并的公司将消灭。公司的要素主要有三个方面：公司的资产、公司的股权和公司的人格。公司的消灭最终表现为公司人格的消灭，而在公司人格消灭之前，可以先将被吸收公司的资产转移给吸收公司，或者将被吸收公司的股权转移给吸收公司，而无论资产转移还是股权转移，吸收公司可以支付的对价一般是现金或者公司股份，这样，在逻辑上，就可以划分出两类四种吸收合并的方式。
(一)资产先转移
1、以现金购买资产的方式
吸收公司以现金购买被吸收公司的全部资产，包括全部权利和义务(债权和债务)，被吸收公司失去原有的全部资产，而仅拥有吸收公司支付的现金，被吸收公司解散，因债权和债务已全部转移，无须清算，被吸收公司股东依据其股权分配现金，被吸收公司消灭。
2、以股份购买资产的方式
吸收公司以自身的股份购买被吸收公司的全部资产，包括全部权利和义务，被吸收公司失去原有的全部资产，而仅拥有吸收公司支付的自身的股份，被吸收公司解散，因债权和债务已全部转移，无须清算，被吸收公司的股东分配被吸收公司所持有的吸收公司的股份，并因此成为吸收公司的股东，被吸收公司消灭。
(二)股权先转移
1、以现金购买股份的方式
吸收公司以现金购买被吸收公司股东的股份，而成为被吸收公司的惟一股东，然后，解散被吸收公司，被吸收公司的全部权利和义务由吸收公司承受，而无须清算，被吸收公司消灭。
2、以股份购买股份的方式
吸收公司以自身的股份换取被吸收公司股东所持有的被吸收公司的股份，而使被吸收公司的股东成为吸收公司的股东，吸收公司成为被吸收公司的惟一股东，然后，解散被吸收公司，被吸收公司的全部权利和义务由吸收公司承受，而无须清算，被吸收公司消灭。
不论上述哪类方式，吸收公司这继受被吸收公司的资产或股权而支付的现金或股份，均直接分配给被吸收公司的股东，被吸收公司的股东因此获得现金或成为吸收公司的股东。
五、公司合并的程序
(一)订立合并协议
对合并协议应包括哪些主要条款，公司法没有规定。对此可以参照对外贸易经济合作部、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关于外商投资企业合并与分立的规定》(以下简称合并与分立规定)第21条规定的外商投资企业之间的合并协议的主要内容，即：1、合并协议各方的名称、住所、法定代表人;2、合并后公司的名称、住所、法定代表人;3、合并后公司的投资总额和注册资本;4、合并形式;5、合并协议各方债权、债务的承继方案;6、职工安置办法;7、违约责任;8、解决争议的方式;9、签约日期、地点;10、合并协议各方认为需要规定的其他事项。
(二)通过合并协议
合并协议是导致公司资产重新配置的重大法律行为，直接关系股东的权益，是公司的重大事项，所以公司合并的决定权不在董事会，而在股东(大)会，参与合并的各公司必须经各自的股东(大)会以通过特别决议所需要的多数赞成票同意合并协议。我国公司法第39条、第66条、第106条分别对有限责任公司、国有独资公司和股份有限公司对合并需要股东(大)会特别决议通过。其中，有限责任公司股东会对公司合并的决议，必须经代表三分之二以上表决权的股东通过;国有独资公司的合并应由国家授权投资的机构或者国家授权的部门决定;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大会对公司合并作出决议，必须经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2/3以上通过。
(三)编制资产负债表和财产清单(四)通知债权人和公告
我国公司法第184条第3款规定了通知债权人的程序和公告的方式。该条规定，参与合并的公司“不清偿债务或者不提供相应的担保的，公司不得合并”。表明我国公司法赋予了参与合并的公司债权人异议有阻止合并程序进行的效力。
为了保护债权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与企业改制相关的民事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32条规定：“企业进行吸收合并时，参照公司法的有关规定，公告通知了债权人。企业吸收合并后，债权人就被兼并企业原资产管理人(出资人)隐瞒或遗漏的企业债务起诉兼并方的，如债权人在公告期内申报过该笔债权，兼并方在承担民事责任后，可再行向被兼并企业原资产管理人(出资人)追偿。如债权人在公告期内未申报过该笔债权，则兼并方不承担民事责任。人民法院可告知债权人另行起诉被兼并企业原资产管理人(出资人)。
(五)主管机关批准
公司法第183条规定：“股份有限公司合并或者分立，必须经国务院授权的部门或者省级人民政府批准。”所以，主管机关的批准是股份有限公司合并的必经程序。
(六)办理公司变更、注销登记
公司合并后，登记事项发生变更的，应当依法向公司登记机关办理变更登记。被吸收公司因解散应向公司登记机关办理注销登记。
六、异议股东的回购请求权
异议股东的回购请求权，是指反对公司合并的股东，有权要求公司按照当时公平价格购买其股份。该请求权是对异议股东利益的救济。
关于异议股东回购请求权的适用对象，有两种不同的立法例。第一种立法例，如德国，规定回购请求权只适用于被吸收公司的股东。第二种立法例，如美国、日本、我国台湾地区等，规定回购请求权不仅适用于被吸收公司股东，而且适用于吸收公司股东。如我国台湾地区《公司法》第317条第1款规定，公司与其他公司合并时，董事会应就合并有关事项作成合并契约，提出关于股东会股东在集会前或集会中，以书面表示异议，或以口头表示异议，经纪录者，得放弃表决权，而请求公司按当时公司价格收买其持有之股份。
一般而言，公司吸收合并对合并双方都会发生重大影响。对于吸收公司的股东，也会面临公司股权结构、资产结构等方面的重大变化，所以，对吸收公司的股东与被吸收公司的股东一样，也应赋予其回购请求权，始能体现法律上的公平。
对异议股东回购请求权，我国公司法没有规定。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市公司章程指引》第173条规定，公司合并或者分立时，公司董事会应当采取必要的措施保护反对公司合并或者分立的股东的合法权益。但对如何保护异议股东的合法权益，却没有下文。只有中国证监会《到境外上市公司章程必备条款》第149条第1款规定，公司合并或者分立，应当由公司董事会提出方案，按公司章程规定的程序通过后，依法办理有关审批手续。反对公司合并、分立方案的股东，有权要求公司或者同意公司合并、分立方案的股东、以公平价格购买其股份。公司合并、分立决议的内容应当作成专门文件，供股东查阅。但这一部门规章却没有普遍的法律约束力。
由此看来，对异议股东的回购请求权，法律解释论已经不能解决问题，只能依靠立法论才能解决。
七、公司合并的法律效果
合同的法律效果有三：
1、公司消灭
在此特指被吸收公司消灭。由于消灭的公司的全部权利和义务已由吸收公司概括承受，所以，它的解散与一般公司的解散不同，无须经过清算程序，公司法人人格直接消灭。
2、公司的变更
如前所述。
3、权利与义务的概括承受
公司法第184条和合同法第90条对此均有规定。
八、公司合并无效之诉
我国公司法没有直接规定公司合并无效制度。但是由于公司合并是参与合并的公司基于合并合同而进行的法律行为，如合并行为存在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范的事由，利害关系人当然可以提起请求确认无效之诉。在此类诉讼中，应注意以下三个方面的问题：
(一)合并无效的原因
公司合并只要违反了法律和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范，都可以作为合并无效的原因。在实务中，违反下列强制性规范是常见的导致公司合并无效的原因：1、违反公司法第38条和103条规定，公司合并应经股东(大)会决议。2、违反公司法第183条规定，股份有限公司合并，必须经主管机关批准。3、违反公司法第184条规定，债权人要求公司清偿债务或者提供相应担保，但公司不清偿债务或者不提供相应的担保。
(二)无效原因的补正
虽然公司合并存在无效的原因，但为了保护交易的安全，稳定社会关系，在法院判决合并无效之前，应给予当事人以补正的机会。若当事人在法院判决前，补正有关无效原因，合并应确认有效。《关于审理与企业改制相关的民事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30条规定：“企业兼并协议自当事人签字盖章之日起生效。需经政府主管部门批准的，兼并协议自批准之日起生效;未经批准的，企业兼并协议不生效。但当事人在一审法庭辩论终结前补办报批手续的，人民法院应当确认该兼并协议有效。”
(三)合并无效的法律后果
1、恢复到合并前的状态。在吸收合并中，消灭公司应从存续公司中分离，存续公司进行变更。
2、无效判决的溯及力的限制。合并无效的判决只对将来有效，不影响此前存续公司以合并有效为前提而产生的法律关系。如果合并无效判决溯及既往，自合并开始无效，则影响交易安全，导致法律关系混乱，损害第三利益。
3、缔约过失责任。我国合同法第58条后句的规定。
九、不同种类公司之间合并的限制
我国公司法对此没有规定，那么，在我国公司实践中，应如何处理这一问题?
在理论上，这一问题存在三种学说：
(1)自由说。认为公司合并并不应有种类的限制。
(2)严格限制说。认为只有同种类公司方可合并，并且，合并之后的公司仍应为同种类公司。
(3)适当限制说。认为对不同种类公司的合并采取适当限制。
许多国家的公司立法采取了适当限制说，对不同种类的公司之间的合并以及合并后的公司类型作了限制。如德国规定股份有限公司可以接收有限责任公司，但有限责任公司不能接收股份有限公司。再如日本《有限公司法》第59条规定，有限公司可以与其他有限公司合并，但合并后存续的公司或因合并而设立的公司，须为有限公司;第60条规定，有限公司与另一股份有限公司合并，应经法院认可，否则无效。我国台湾地区《公司法》对公司合并没有限制性规定，但台湾“经济部”1988年3月21日经商字07610号文件对此作了解释：现行公司法对于合并公司之种类和合并后存续或另立公司之种类，未有明文限制。为奖励合并，凡属责任相同之公司得予合并，故股份有限公司得与有限公司合并。惟依“公司法”第317条之一规定，股份有限公司与有限公司合并者，其合并后存续或新设公司，应以股份有限公司为限。学者认为，适当限制说比较合理，应成为我们处理这一问题的基本思路。
公司合并要注意什么？
公司合并对于合并双方都是十分重要的，那么公司合并要注意哪些内容呢？本文就将公司合并时的注意事项经过整理，希望能够为您提供帮助，现将整理的内容作如下说明：
一、公司合并的概念与特征
公司合并是指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公司订立合并协议，依照公司法的规定，不经过清算程序，直接合并为一个公司的法律行为。
公司合并具有以下几个法律特征：
1、公司合并是数个公司之间的共同法律行为，须以当事人之间订立有合并协议为前提。
2、公司合并是当事人之间的一种自由行为，其合并与否及合并的方式完全取决于当事人的意志。
3、公司合并是一种毋须通过解散、清算程序即可消灭和变更公司的行为。公司合并可以在不进行清算的前提下改变公司的存在、财产结构和股权结构等。
二、企业兼并的规范
国家体改委、国家计委、财政部、国家国有资产管理局《关于企业兼并的暂行办法》(以下简称兼并办法)第1条规定：“本办法所称企业兼并，是指一个企业购买其他企业的产权，使其他企业失去法人资格或改变法人实体的一种行为。不通过购买方式实行的企业之间的合并，不属本办法规范。”
我国企业兼并的主要形式：
1、兼并办法中规定的兼并方式
兼并办法第4条规定，企业兼并主要有以下几种形式：
(一)承担债务式，即在资产与债务等价的情况下，兼并方以承担被兼并方债务为条件接收其资产。
(二)购买式，即兼并方出资购买被兼并方企业的资产。
(三)吸收股份式，即被兼并企业的所有者将被兼并企业的净资产作为股金投入兼并方，成为兼并方企业的一个股东。
(四)控股式，即一个企业通过购买其它企业的股权，达到控股，实现兼并。
2、《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规定的合并方式
公司法第184条规定，公司合并可以采取吸收合并和新设合并两种方式。
3、《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以下简称证券法)规定的兼并方式
证券法第78条规定，上市公司可以采取要约收购或者协议收购两种兼并形式。
由此可见，在我国法上，公司合并是企业兼并的一种方式。
三、公司合并的方式
如前所述，公司合并可以分吸收合并和新设合并两种方式。依据公司法第184条第2款，一个公司吸收其他公司为吸收合并，被吸收的公司解散。二个以上公司合并并设立一个新的公司为新设合并，合并各方解散。
同时，公司合并与不同于公司资产的收购。从法律性质上看，公司合并的本质是公司人格的合并;而资产收购的性质是资产买卖行为，不影响公司的人格。公司合并也不同于公司股权收购。公司合并实质上是公司人格的合并;而股权收购的本质是股权的买卖行为，不影响公司的人格。从本质上讲，股权收购和资产收购都是买卖行为，而非公司合并的本质---公司人格的合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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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合并后，合并前产生的债务该如何承担？
问：我市有两家生产工业磨具的企业，一家是市磨具有限公司，另一个是市砂轮产品有限公司。磨具有限公司是省级重点企业，企业效益好，连年获行业优秀企业称号，产品畅销海内外，急需扩大生产规模;而砂轮产品有限公司由于经营不善，虽有先进的机器设备，但开工不足，市政府为了振兴地方经济，决定将两家公司合并，双方经协商签订了合并协议，砂轮公司被磨具公司吸收，协议签订后，磨具公司的股东因砂轮公司承担债务过多，部分要求公司购回所持股份，但被磨具公司拒绝，公司董事会声称：“本公司继续存在，股东无权要求购回所持股份。遂后股东大会对是否批准合并协议进行表决，结果股东大会予以否决，但市政府以拒绝合并不利于地方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发文给磨具公司，要求必须予以合并。公司董事会研究决定最后合并砂轮公司，但发出公告，两公司合并后，不承担砂轮公司的任何债务，债权人主张权利由市政府统一解决，两公司遂进行了合并，资产、财务、人员进行了相应的交接。请问：公司董事会关于合并砂轮公司，并公告不承担砂轮公司的任何债务的决定是否合法，合并是否有效?
答：以上的合并无效，不符合公司法的有关规定，违反了公司法中关于合并的一般程序和公司机构的权利。具体来说是违反了公司法以下几个方面的规定：
1.持异议股东具有购回股份请求权，持有公司股份的股东对公司享有所有者的权利，股东有权就公司的重大经营事项行使权利，不同意公司合并的少数股东对公司拥有购回股份请求权，其性质属股东自益权，由于砂轮公司负债沉重，合并将实质性地限制了股东原有的权益，股东对公司拥有购回股份请求权，董事会收到持异议股东的书面申请之后，应当立即对之进行支付，磨具公司董事会声称公司继续存在，股东无权要求公司购回股份是不合法的。
2.公司董事会无权不执行股东大会的决议。公司法规定：有限责任公司股东会是由全体股东组成，股东会是公司的权力机构。股份有限公司由股东组成股东大会，股东大会是公司的权力机构，因此股东会的决议，除违法的以外，董事会必须遵守，董事会对股东大会负责。所以磨具公司董事会无权擅自决定进行合并而不顾股东会的决议。
3.公司合并后，磨具公司所做的关于债务概不承担的书面声明也违反了公司法的规定，根据公司法第一百八十四条的规定，公司合并时，合并各方的债权、债务，应当由合并在存的公司或新设的公司承续。因此磨具公司所做的声明无效。虽然在本案中，市政府的行为严重侵犯了企业的经营自主权，但其本身不能承担债务，即使市政府可以为合并解决债务问题，但对债权人而言，磨具公司人是债务人。
在公司合并时，有异议的股东可以请求公司回购自己的股权吗？
异议股东的回购请求权，是指反对公司合并的股东，有权要求公司按照当时公平价格购买其股份。该请求权是对异议股东利益的救济。
关于异议股东回购请求权的适用对象，有两种不同的立法例。
第一种立法例，如德国，规定回购请求权只适用于被吸收公司的股东。
第二种立法例，如美国、日本、我国台湾地区等，规定回购请求权不仅适用于被吸收公司股东，而且适用于吸收公司股东。如我国台湾地区《公司法》第317条第1款规定，公司与其他公司合并时，董事会应就合并有关事项作成合并契约，提出关于股东会股东在集会前或集会中，以书面表示异议，或以口头表示异议，经纪录者，得放弃表决权，而请求公司按当时公司价格收买其持有之股份。
一般而言，公司吸收合并对合并双方都会发生重大影响。对于吸收公司的股东，也会面临公司股权结构、资产结构等方面的重大变化，所以，对吸收公司的股东与被吸收公司的股东一样，也应赋予其回购请求权，始能体现法律上的公平。
对异议股东回购请求权，我国公司法没有规定。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市公司章程指引》第173条规定，公司合并或者分立时，公司董事会应当采取必要的措施保护反对公司合并或者分立的股东的合法权益。但对如何保护异议股东的合法权益，却没有下文。只有中国证监会《到境外上市公司章程必备条款》第149条第1款规定，公司合并或者分立，应当由公司董事会提出方案，按公司章程规定的程序通过后，依法办理有关审批手续。反对公司合并、分立方案的股东，有权要求公司或者同意公司合并、分立方案的股东、以公平价格购买其股份。公司合并、分立决议的内容应当作成专门文件，供股东查阅。但这一部门规章却没有普遍的法律约束力。
由此看来，对异议股东的回购请求权，法律解释论已经不能解决问题，只能依靠立法论才能解决。
公司合并后的税务事项该怎么处理
公司合并是公司组成和公司变更的形式之一，那么公司在实行公司合并后需不需要交纳一定的税款呢？如果要交税那么涉及的税务事项有哪些呢？本文收集了公司合并后的税务事项处理方法的相关知识，希望对您有帮助。合并一般不须经清算程序。企业合并时，合并各方的债权、债务由合并后的企业或者新设的企业承继。企业依法合并后，有关税务事项按以下规定处理：
一、纳税人的处理
l、被吸收的企业和存续企业依照规定，符合企业所得税纳税人条件的，分别以被吸收的企业和存续企业为纳税人;被吸收的企业已不符合企业所得税纳税人条件的，应以存续企业为纳税人，被吸收企业的未了税务事宜，应由存续企业承继。
2、企业以新设合并方式合并后，新设企业符合企业所得税纳税人条件的，以新设企业为纳税人。合并前企业的未了税务事宜，应由新设企业承继。
二、资产计价的税务处理
企业合并后的各项资产，在缴纳企业所得税时，不能以企业为实现合并面对有关资产等进行评估的价值计价并计提折旧，应按合并前企业资产的帐面历史成本计价，并在剩余折旧期内按该资产的净值计提折旧。凡合并后的企业在会计损益核算中，按评估价调整了有关资产帐面价值并据此计提折旧的，应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进行调整，多计部分不得在税前扣除。
三、减免税优惠的处理
1、企业无论采取何种方式合并，都不是新办企业，不应享受新办企业的税收优惠照顾。
2、合并前各企业应享受的定期减免税优惠，且已享受期满的，合并后的企业不再享受优惠。
3、合并前合企业应享受的定期减免税优惠，未享受期满的，且剩余期限一致的，经主管税务机关审核批准，合并后的企业可继续享受优惠至期满。
4、合并前各企业庞享受的定期减免税优惠，未享受期满的，且剩余期限不一致的，应分别计算相应的应纳税所得额，分别按税收法规规定继续享受优惠至期满，合并后不符合减免税优惠的，照章纳税。
四、亏损弥补的处理
1、企业以吸收合并方式改组，被吸收的企业和存续企业符合纳税人条件的，应分别进行亏损弥补。合并前尚未弥补的亏损，分别用其以后年度的经营所得弥补，但被吸收的企业不得用存续企业的所得进行亏损弥补，存续企业也不得用被吸收企业的所得进行亏损弥补。
2、企业以新设合并方式以及以吸收合并方式合并，且被吸收企业按规定不具备独立纳税人资格的，各企业合并前尚未弥补的经营亏损，可在税收法规规定的弥补期限的剩余期限内，由合并后的企业逐年延续弥补。
篇4：法律适用中的逻辑与经验
法律适用中的逻辑与经验
吕来明作者简介：
吕来明，法学硕士，北京市优秀青年骨干教师，北京工商大学法律系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商法理论、票据法、公司法、物权法等。
中央电视台《今日说法》栏目报道过这样一个案例，其大意是，某患者在医院死亡，其尸体被人冒领送到殡仪馆火化，殡仪馆未检验申请人的有关证明，在收费后即将尸体火化，骨灰也未留存。死者家属向法院起诉，要求医院和殡仪馆赔偿其精神损失。法院一方面认定殡仪馆有过错，另一方面以法律没有明确规定此问题为由驳回原告的请求。电视栏目点评专家确认殡仪馆构成侵权行为，但主持人问及法院为何驳回原告请求时，点评人认为，这是法律上的无奈，《民法通则》所保护的人身权利类型没有与本案相对应的情形，因此急需修改法律。如此看来，这个无奈的确有点让人灰心，毕竟修改法律不是一件容易之事。可是我却以为，这里的症结所在，与其说是法律规定不完善，更不如说是法律适用方式出现了问题。可见，为了无辜者不再无奈，除了修改法律，我们似乎还有更有效的路可走。
近现代法制发展过程表明，法律适用的方式存在逻辑演绎与经验判断的分野。如果拿到一份法院的判决书，你会看到其中有“本院查明……”、“本院认为―――”、“根据XXX法第XXX条的规定，―――判决如下，”等文句。这就是我国司法机关在适用法律过程中普遍采用的三段论式的逻辑演绎方式。首先是大前提“找法”，即“寻找”一个对某一类型社会关系的抽象案件事实进行调整的法律规范；其次是小前提，即认定本案的具体事实属于大前提限定的抽象关系的具体表现；最后是推论，即裁判。逻辑演绎方式的要义在于“找法”，当法律规范对某一抽象事实体现的'社会关系已经有所调整或规制时，法官的任务是将系争案件归于某类抽象事实之中，并找到相应的法律规范，同时只能以该法律规范作为依据加以裁判。
在法律适用中，逻辑演绎方式的重要性是显而易见的，因为法律本身是人们理性思维的产物，理性思维无法脱离逻辑思维而存在，尤其是在成文法国家，法律制度以条文的形式体现出来，要把这些抽象的条文和纷繁复杂的具体案件事实加以对应起来，逻辑演绎方式是至为有效的。而已经公布的成文法律相对来说易于为社会公众了解和掌握，这就使逻辑演绎方式成为贯彻法律适用上的平等原则、防止司法专横的有效工具。在一般情况下，在相应的法律体系中，是能够找到演绎大前提―――法律规范的，法律制度越完善，法律制度越健全，逻辑演绎方式的优越性就越能得到发挥。
然而，任何好的制度都是相对合理的，逻辑演绎的适用方式也不是万能的。因为法律终归是人制定的，人的认识能力是有限的，社会生活是纷繁复杂的，是不可能全部预见的，法制再严密，总会是有漏洞的，而且由于法律相对于社会发展的滞后性，这种漏洞是随处可见的。正如英国法学家梅因所说：“社会需要和社会见解总是或多或少地走在法律的前面，我们可能非常接近地达到它们之间的缺口结合处，然而现在却有一种重新拉开差距的永恒趋势。”所以说，在现实生活中，并不是任何具体案件都能以逻辑演绎的方式加以合理解决的，在某些情况下，法官会处于“找法不能”的境地，此时，如果一味坚持用逻辑演绎的方式处理问题，只会使法官感到无所适从，正当的权益得不到合理的保护，失去法律的公正。在我国司法实践中，法律适用方式上存在的问题恰恰就是基于法条崇拜心理支配所形成的只强调逻辑而忽略经验、只看到条文上的法律而无视生活中的法律，说到底就是只推崇逻辑演绎方式而不考虑其他方式。讲到这里就可以说，对判例法国家经常采用的经验判断方式予以必要的关注是事关法律的适应性和生命力的重要问题。
法律适用中经验判断的方式，其要义是“造法”。强调法的适用过程的重要性，不注重法规的逻辑适用，主张在行动中发展创造法律。在经验主义法律观看来，法律的生命在于经验，逻辑并不是法律发展中唯一起作用的力量，尽管法律可以按照一整套合乎逻辑的方法确立相应的概念、规则，但法律时时受到社会不规则因素的影响，且它是历史的产物。因此，在实际生活中，法律除了被当作抽象的逻辑以外，更重要的是一种社会体验，即法官根据时代的需要、盛行的道德、社会习惯、公共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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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5：法律适用中的逻辑与经验
法律适用中的逻辑与经验
吕来明作者简介：
吕来明，法学硕士，北京市优秀青年骨干教师，北京工商大学法律系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商法理论、票据法、公司法、物权法等。
中央电视台《今日说法》栏目报道过这样一个案例，其大意是，某患者在医院死亡，其尸体被人冒领送到殡仪馆火化，殡仪馆未检验申请人的有关证明，在收费后即将尸体火化，骨灰也未留存。死者家属向法院起诉，要求医院和殡仪馆赔偿其精神损失。法院一方面认定殡仪馆有过错，另一方面以法律没有明确规定此问题为由驳回原告的请求。电视栏目点评专家确认殡仪馆构成侵权行为，但主持人问及法院为何驳回原告请求时，点评人认为，这是法律上的无奈，《民法通则》所保护的人身权利类型没有与本案相对应的情形，因此急需修改法律。如此看来，这个无奈的确有点让人灰心，毕竟修改法律不是一件容易之事。可是我却以为，这里的症结所在，与其说是法律规定不完善，更不如说是法律适用方式出现了问题。可见，为了无辜者不再无奈，除了修改法律，我们似乎还有更有效的路可走。
近现代法制发展过程表明，法律适用的方式存在逻辑演绎与经验判断的分野。如果拿到一份法院的判决书，你会看到其中有“本院查明……”、“本院认为―――”、“根据XXX法第XXX条的规定，―――判决如下，”等文句。这就是我国司法机关在适用法律过程中普遍采用的三段论式的逻辑演绎方式。首先是大前提“找法”，即“寻找”一个对某一类型社会关系的抽象案件事实进行调整的法律规范；其次是小前提，即认定本案的具体事实属于大前提限定的抽象关系的具体表现；最后是推论，即裁判。逻辑演绎方式的要义在于“找法”，当法律规范对某一抽象事实体现的社会关系已经有所调整或规制时，法官的任务是将系争案件归于某类抽象事实之中，并找到相应的法律规范，同时只能以该法律规范作为依据加以裁判。
在法律适用中，逻辑演绎方式的重要性是显而易见的，因为法律本身是人们理性思维的产物，理性思维无法脱离逻辑思维而存在，尤其是在成文法国家，法律制度以条文的形式体现出来，要把这些抽象的条文和纷繁复杂的具体案件事实加以对应起来，逻辑演绎方式是至为有效的。而已经公布的成文法律相对来说易于为社会公众了解和掌握，这就使逻辑演绎方式成为贯彻法律适用上的平等原则、防止司法专横的有效工具。在一般情况下，在相应的法律体系中，是能够找到演绎大前提―――法律规范的，法律制度越完善，法律制度越健全，逻辑演绎方式的优越性就越能得到发挥。
然而，任何好的制度都是相对合理的，逻辑演绎的适用方式也不是万能的。因为法律终归是人制定的，人的认识能力是有限的，社会生活是纷繁复杂的，是不可能全部预见的，法制再严密，总会是有漏洞的，而且由于法律相对于社会发展的滞后性，这种漏洞是随处可见的。正如英国法学家梅因所说：“社会需要和社会见解总是或多或少地走在法律的前面，我们可能非常接近地达到它们之间的缺口结合处，然而现在却有一种重新拉开差距的永恒趋势。”所以说，在现实生活中，并不是任何具体案件都能以逻辑演绎的方式加以合理解决的，在某些情况下，法官会处于“找法不能”的境地，此时，如果一味坚持用逻辑演绎的方式处理问题，只会使法官感到无所适从，正当的权益得不到合理的保护，失去法律的公正。在我国司法实践中，法律适用方式上存在的问题恰恰就是基于法条崇拜心理支配所形成的只强调逻辑而忽略经验、只看到条文上的法律而无视生活中的法律，说到底就是只推崇逻辑演绎方式而不考虑其他方式。讲到这里就可以说，对判例法国家经常采用的经验判断方式予以必要的关注是事关法律的适应性和生命力的重要问题。
法律适用中经验判断的方式，其要义是“造法”。强调法的适用过程的重要性，不注重法规的.逻辑适用，主张在行动中发展创造法律。在经验主义法律观看来，法律的生命在于经验，逻辑并不是法律发展中唯一起作用的力量，尽管法律可以按照一整套合乎逻辑的方法确立相应的概念、规则，但法律时时受到社会不规则因素的影响，且它是历史的产物。因此，在实际生活中，法律除了被当作抽象的逻辑以外，更重要的是一种社会体验，即法官根据时代的需要、盛行的道德、社会习惯、公共政策、法律知识等方面的直觉知识和经验，在各种相互冲突的利益中加以权衡，作出明智的选择，从而确定处理案件的具体规则。既然法律总是存在漏洞或不符合社会发展的地方，那么法官在处理具体案件时遇到上述情形，放弃找法的努力，而根据其知识经验所支撑的价值思维创立相应的法律规则或者通过自己的见解对法律漏洞加以补充，就不仅是合理的，而且是应当的。以这种方式来适用法律，前述案例中出现的问题，即便是在《民法通则》没有修改的情况下也可得到合理的解决。
从更为根本的意义上说，经验判断方式所蕴涵的衡平、灵活赋予法律以适应性等价值功能不仅对判例法国家具有重要地位，就是在成文法国家也同样重要。只有根据社会现实要求，不断地用经验判断方式创立的相应的规则，才能避免和减轻制定法的僵化，保持其生命力。另外，某些抽象的成文法规则，其具体适用本身就是建立在经验判断的基础上的，离开了经验判断，这些作为原则的抽象规则就会成为空中楼阁。比如在民法领域中，为人们津津乐道的“帝王条款”―――诚实信用原则的适用，本身就是一个经验判断的过程。是否违反诚实信用原则，依赖的是法官的经验，而不是从法律条文中去寻找具体规定。
最后，我想说明的是，法律适用的方式无高下之分，逻辑与经验都有其存在的合理性，二者的相互对立是相对的，相互依存才是恒久的，只不过在不同的法律体系中二者发挥作用的侧重点不同而已。强调逻辑忽略经验与强调经验否定逻辑都是片面的，肯定在法律适用过程中用经验判断的方式处理类似前述案件，并不意味着否定了逻辑演绎方式在我国法律适用中的普遍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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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6：法律适用中的逻辑与经验的演讲
作者简介：
吕来明，法学硕士，北京市优秀青年骨干教师，北京工商大学法律系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商法理论、票据法、公司法、物权法等。
中央电视台《今日说法》栏目报道过这样一个案例，其大意是，某患者在医院死亡，其尸体被人冒领送到殡仪馆火化，殡仪馆未检验申请人的有关证明，在收费后即将尸体火化，骨灰也未留存。死者家属向法院起诉，要求医院和殡仪馆赔偿其精神损失。法院一方面认定殡仪馆有过错，另一方面以法律没有明确规定此问题为由驳回原告的请求。电视栏目点评专家确认殡仪馆构成侵权行为，但主持人问及法院为何驳回原告请求时，点评人认为，这是法律上的无奈，《民法通则》所保护的人身权利类型没有与本案相对应的情形，因此急需修改法律。如此看来，这个无奈的确有点让人灰心，毕竟修改法律不是一件容易之事。可是我却以为，这里的症结所在，与其说是法律规定不完善，更不如说是法律适用方式出现了问题。可见，为了无辜者不再无奈，除了修改法律，我们似乎还有更有效的路可走。
近现代法制发展过程表明，法律适用的方式存在逻辑演绎与经验判断的分野。如果拿到一份法院的判决书，你会看到其中有“本院查明……”、“本院认为———”、“根据XXX法第XXX条的规定，———判决如下，”等文句。这就是我国司法机关在适用法律过程中普遍采用的三段论式的逻辑演绎方式。首先是大前提“找法”，即“寻找”一个对某一类型社会关系的抽象案件事实进行调整的法律规范；其次是小前提，即认定本案的具体事实属于大前提限定的抽象关系的具体表现；最后是推论，即裁判。逻辑演绎方式的要义在于“找法”，当法律规范对某一抽象事实体现的社会关系已经有所调整或规制时，法官的任务是将系争案件归于某类抽象事实之中，并找到相应的法律规范，同时只能以该法律规范作为依据加以裁判。
在法律适用中，逻辑演绎方式的重要性是显而易见的，因为法律本身是人们理性思维的产物，理性思维无法脱离逻辑思维而存在，尤其是在成文法国家，法律制度以条文的形式体现出来，要把这些抽象的条文和纷繁复杂的具体案件事实加以对应起来，逻辑演绎方式是至为有效的。而已经公布的成文法律相对来说易于为社会公众了解和掌握，这就使逻辑演绎方式成为贯彻法律适用上的平等原则、防止司法专横的有效工具。在一般情况下，在相应的法律体系中，是能够找到演绎大前提———法律规范的，法律制度越完善，法律制度越健全，逻辑演绎方式的优越性就越能得到发挥。
然而，任何好的制度都是相对合理的，逻辑演绎的适用方式也不是万能的。因为法律终归是人制定的，人的认识能力是有限的，社会生活是纷繁复杂的，是不可能全部预见的，法制再严密，总会是有漏洞的，而且由于法律相对于社会发展的滞后性，这种漏洞是随处可见的。正如英国法学家梅因所说：“社会需要和社会见解总是或多或少地走在法律的前面，我们可能非常接近地达到它们之间的缺口结合处，然而现在却有一种重新拉开差距的永恒趋势。”所以说，在现实生活中，并不是任何具体案件都能以逻辑演绎的方式加以合理解决的，在某些情况下，法官会处于“找法不能”的境地，此时，如果一味坚持用逻辑演绎的方式处理问题，只会使法官感到无所适从，正当的权益得不到合理的保护，失去法律的公正。在我国司法实践中，法律适用方式上存在的问题恰恰就是基于法条崇拜心理支配所形成的只强调逻辑而忽略经验、只看到条文上的.法律而无视生活中的法律，说到底就是只推崇逻辑演绎方式而不考虑其他方式。讲到这里就可以说，对判例法国家经常采用的经验判断方式予以必要的关注是事关法律的适应性和生命力的重要问题。
法律适用中经验判断的方式，其要义是“造法”。强调法的适用过程的重要性，不注重法规的逻辑适用，主张在行动中发展创造法律。在经验主义法律观看来，法律的生命在于经验，逻辑并不是法律发展中唯一起作用的力量，尽管法律可以按照一整套合乎逻辑的方法确立相应的概念、规则，但法律时时受到社会不规则因素的影响，且它是历史的产物。因此，在实际生活中，法律除了被当作抽象的逻辑以外，更重要的是一种社会体验，即法官根据时代的需要、盛行的道德、社会习惯、公共政策、法律知识等方面的直觉知识和经验，在各种相互冲突的利益中加以权衡，作出明智的选择，从而确定处理案件的具体规则。既然法律总是存在漏洞或不符合社会发展的地方，那么法官在处理具体案件时遇到上述情形，放弃找法的努力，而根据其知识经验所支撑的价值思维创立相应的法律规则或者通过自己的见解对法律漏洞加以补充，就不仅是合理的，而且是应当的。以这种方式来适用法律，前述案例中出现的问题，即便是在《民法通则》没有修改的情况下也可得到合理的解决。
从更为根本的意义上说，经验判断方式所蕴涵的衡平、灵活赋予法律以适应性等价值功能不仅对判例法国家具有重要地位，就是在成文法国家也同样重要。只有根据社会现实要求，不断地用经验判断方式创立的相应的规则，才能避免和减轻制定法的僵化，保持其生命力。另外，某些抽象的成文法规则，其具体适用本身就是建立在经验判断的基础上的，离开了经验判断，这些作为原则的抽象规则就会成为空中楼阁。比如在民法领域中，为人们津津乐道的“帝王条款”———诚实信用原则的适用，本身就是一个经验判断的过程。是否违反诚实信用原则，依赖的是法官的经验，而不是从法律条文中去寻找具体规定。
最后，我想说明的是，法律适用的方式无高下之分，逻辑与经验都有其存在的合理性，二者的相互对立是相对的，相互依存才是恒久的，只不过在不同的法律体系中二者发挥作用的侧重点不同而已。强调逻辑忽略经验与强调经验否定逻辑都是片面的，肯定在法律适用过程中用经验判断的方式处理类似前述案件，并不意味着否定了逻辑演绎方式在我国法律适用中的普遍价值。
篇7：法律在物流活动中适用特殊性论文
关于法律在物流活动中适用特殊性论文
内容摘要:与一般的经营活动相比，物流活动中法律适用具有综合性和多样性、广泛性和复杂性、较强的国际性和技术性等特点。了解物流活动法律适用的特殊性，对于物流经营者依法经营，正确处理物流活动中的各种法律关系，妥善处理各种物流活动争议和纠纷，维护自身合法权利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关键词:物流法律适用特殊性
我国现行的有关物流的法律法规，从法律效力角度来看，主要可分为以下三类:一是法律，如铁路法、海商法等，这类规范性文件的法律效力最高，往往是物流某一领域的基本法。二是行政法规，其中涉及物流的行政法包括海港管理暂行条例、航道管理条例等，这类规范性文件的法律效力仅次于法律，数量众多，在我国的物流立法中占重要的地位。三是由中央各部委颁布的规章，其中涉及物流的规章有关于商品包装的暂行规定、铁路货物运输规程等等，这类规范性文件的法律效力次于法律、行政法规，带有强烈的部门特色。除此之外，还有部分国际条约、国际惯例以及地方性法规以及物流技术规范等形式。
从我国现行的物流立法内容和领域上看，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调整物流活动主体和市场准入方面的法律规范。如《公司法》、《关于开展试点设立外商投资物流企业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等;调整物流环节中物流经营活动的法律规范。其中广泛适用于物流活动各环节的法律主要有《合同法》等，更多的是适用于物流某一环节的法律规范，包括运输、搬运配送、包装、仓储等环节的法律规范。比如《铁路法》、《海商法》、《中国民用航空货物国内运输规则》、《铁路货物运输管理规则》等等;调整物流作业的技术规范。如GB/T4122。1—996包装术语基础、GB190—90危险货物包装标志等等;调整物流基本建设和市场管理方面的法律规范。例如《港口法》、《反不正当竞争法》、《广告法》等等。
综上所述，物流活动涵盖了物品从原材料形态经过生产环节的半成品、产品形态，最后通过流通环节到达消费者手上的全过程。同时，还包括物品的回收和废弃物的处理过程，涉及运输、储存、装卸、搬运、包装、流通加工、配送、信息处理等诸多环节。因此，调整物流的法律规范也应涉及运输、仓储、包装、配送、搬运、流通加工和信息管理等各个方面，在法律规范的表现形式上有法律、法规、规章和国际条约、国际惯例以及各种技术规范和技术法规等不同的层次。再加上物流活动本身有较强的技术性，而且物流活动日益国际化。所以，与一般的经营活动相比，以上因素决定了在物流活动中法律适用具有以下几个特殊性。
一、综合性和多样性
由于物流活动涉及运输、仓储、包装、配送、搬运、流通加工和信息管理等各个方面，在每个环节上都存在法律规范对其活动进行规范和约束，而且每个环节的法律规范在表现形式上又分为法律、法规、规章和国际条约、国际惯例以及各种技术规范和技术法规等不同的层次，在每个环节的物流活动中，即有可能适用国家正式颁布的'法律，最高政府机构发布的法规，各主管部门规定的规章、办法，也有可能适用有关的技术标准或技术法规。同时，物流活动有众多的参与者，大的物流项目，一般需要有外包的服务。物流活动的参与者涉及不同行业、不同部门，如仓储经营者、包装服务商、各种运输方式下的承运人、装卸业者、承揽加工业者、配送商、信息服务供应商、公共网络经营人等。所以，就物流活动的整体而言，其法律适用具有内容的综合性和层次的多样性的特点。比如，就物流活动中运输环节来说，就分别有公路运输法律规范、铁路运输法律规范、水路运输法律规范、航空运输法律规范等不同领域的法律规范，而就公路运输法律规范而言，就存在《合同法》、《公路法》等法律以及《汽车货物运输规则》等规章的不同层次、不同效力的法律规范。不但如此，如果采用集装箱运输，还应遵守《集装箱汽车运输规则》，如果是危险货物，还应遵守《汽车危险货物运输规则》，如果物流经营者租用他人的汽车运输，还应遵守《汽车租赁业管理暂行规定》等。
二、广泛性和复杂性
一方面，物流活动本身的环节众多，物流活动参与者众多，物流活动的市场管理者众多，所以在物流活动中，既有可能适用横向的民事法律规范，如运输合同、仓储合同、保管合同等合同法律规范;也有可能适用纵向的行政法律规范，如物流企业市场准入、物流市场监督管理等法律规范;在某些情况下还可能适用一些技术标准和技术规范。比如，GB9174—88中一般货物运输包装通用技术条件的规定，GB12463—90中危险货物运输包装通用技术条件的规定等。另一方面，物流活动参与者的广泛性，亦造成了物流法律关系的复杂性，而且物流服务提供者经常处于双重甚至多重法律关系中，这也造成了物流活动中法律的适用呈现出复杂性。比如在第三方物流服务合同中，第三方物流企业与其他企业约定，由第三方物流企业为后者进行物流系统的设计、负责后者整个物流系统的管理和运营，承担系统运营责任，而由后者向第三方物流企业支付物流服务费。在这种合同中，第三方物流企业提供的是一揽子服务，既要为物流需求者设计并管理物流系统，也要提供综合的物流服务，同时，也有可能提供具体的物流作业服务。因此在法律适用上就非常复杂:在适用《合同法》总则性规定的基础上，从物流系统的设计部分看，可以适用技术合同和技术开发合同的规定，而提供的具体物流作业服务部分，则根据服务的具体内容分别适用货物运输合同、加工承揽合同、仓储合同、保管合同的规定。同时，该合同还具有委托合同的性质，因此，相关规范没有规定的部分，也可以参照有关委托合同的规定。公务员之家:
三、国际性
随着国际物流的发展，物流活动跨越了区域性，跨国公司的物流供应链涉及多个国家，在物流活动中必然产生各国规范物流法律的适用问题，涉及物流的国际立法和各国对已有法律制度的协调、平衡等问题，也涉及在国际物流活动中，大量适用国际公约和国际惯例。比如在铁路运输方面，我国是《国际铁路货物联运协定》的缔约国，物流企业在办理国际铁路货物运输时要遵守该公约的规定;在国际航空运输方面，我国加入了《统一国际航空运输的某些规则的公约》(即华沙公约)以及《海牙议定书》，我国的《航空法》中对国际航空货物运输的部分事项也做了特别的规定，中国民用航空总局还于发布并实施了《中国民用航空货物国际运输规则》，专门对国际航空货物运输中的相关问题做了特殊规定，物流企业在办理国际航空货物运输时也要遵守这些规定。另外1973年的《联运单证统一规则》以及1991年的《多式联运单证规则》都是民间规则，而不是强制性公约，但是当事人也可以选择适用。所以物流活动的国际化必然带来物流活动法律适用的国际化。现代物流是经济全球化、一体化发展的产物。国际物流的出现和发展，致使物流超越了一国和区域的界限，而走向国际化，与国际物流相适应，物流法亦呈现出国际化的趋势，表现在一些领域内出现了全世界通用的国际标准，包括托盘、货架、装卸机具、车辆、集装箱的尺度规格、条形码、自动扫描等技术标准以及物流技术标准和工作标准等。这种趋势也会带来物流技术标准和工作标准在法律适用上国际化。
四、技术性
与普通法律不同，物流法是与物流技术、物流业务紧密联系的法律。由于物流活动是由运输、包装、仓储和装卸等技术性较强的多个物流环节组成，整个物流活动过程都需要运用现代信息技术和电子商务，所以物流活动自始至终都体现较高的技术含量。而物流法作为调整物流活动、规范物流市场的法律规范，必然涉及从事物流活动的专业术语、技术标准、设备标准以及设备操作规程等，从而具有技术性的特点。例如运输中货物的配载、积载、保管和照料;包装中的包装材料、包装方法的标准化;装卸搬运中的堆垛、拆垛作业、堆装、拆装作业;仓储中的仓库设置、货物保管、分拣等。这些技术性规范在物流活动中也成为物流经营者必须要遵守的技术法规，因此，在物流活动法律适用中会经常涉及物流技术性规范，这是物流活动法律适用的一个重要特征。
总之，在物流活动中法律适用具有综合性和多样性、广泛性和复杂性，以及较强的国际性和技术性。市场经济就是法制经济，物流经营活动也必须遵照一定的规则来进行，所以了解物流活动法律适用的特殊性，物流经营者必须依法经营，正确处理物流活动中的各种法律关系，妥善处理各种物流活动争议和纠纷，维护自身合法权利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篇8：数字证书法律有效性简介及在期货合同中的适用
数字证书法律有效性简介及在期货合同中的适用
洪
数字证书用于在网上为用户标识身份，确认身份，备案用户使用该身份时所需要备份的事件，并在用户可能出现的纠纷与诉讼当中提供救济和援助。无锡数字证书认证中心（以下简称无锡CA）作为权威、公正的第三方电子认证服务机构，为用户提供数字证书相关的电子认证服务。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子签名法第三条的规定：“民事活动中的合 同或者其他文件、单证等文书，当事人可以约定使用或者不使用电子签名、数据电文。当事人约定使用电子签名、数据电文的文书，不得仅因为其采用电子签名、数据电文的形式而否定其法律效力。”又本法本条第三款的规定；电子签名不适用下列文书：“ （一）涉及婚姻、收养、继承等人身关系的； （二）涉及土地、房屋等不动产权益转让的；（三）涉及停止供水、供热、供气、供电等公用事业服务的。（四）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不适用电子文书的其他情形。”
换言之，只要是不涉及到人身关系，不动产转让以及公用事业服务的民事合同以及法律所规定的其他禁止性规定，都可以使用电子签名和数据电文。
根据本法第十三条规定；“电子签名同时符合下列条件的，视为可靠的电子签名；
（一）电子签名制作数据用于电子签名时，属于电子签名人专有；
（二）签署时电子签名制作数据仅由电子签名人控制；
（三）签署后对电子签名的任何改动能够被发现；
（四）签署后对数据电文内容和形式的任何改动能够被发现。
当事人也可以选择使用符合其约定的可靠条件的电子签名。
第十四条 可靠的电子签名与手写签名或者盖章具有同等的法律效力。”
本条规定了电子签名的有效性，即电子签名要符合以上要求才可以符合法律的要求。换言之，只有在被认证的情况下，电子签名的法律有效性才可能被有保障的体现出来。
这种保障主要来源于两个方面；首先是以法律为依据，法律的.保障是最具权威性和安全性的。其次是无锡CA严谨的办事流程，这一流程在国家信息部备案，因此流程本身就具有法律的有效性，经过该流程所得出的数字证书，就类似与经过法定公证程序一样，具有完全的法律效力，所与平常的公证区别的是，数字证书更安全，更具有效率，更节省成本。
根据本法第第二十条规定；“电子签名人向电子认证服务提供者申请电子签名认证证书，应当提供真实、完整和准确的信息。电子认证服务提供者收到电子签名认证证书申请后，应当对申请人的身份进行查验，并对有关材料进行审查。”以及第二十一条规定；“电子认证服务提供者签发的电子签名认证证书应当准确无误，并应当载明下列内容：
（一）电子认证服务提供者名称；
（二）证书持有人名称；
（三）证书序列号；
（四）证书有效期；
（五）证书持有人的电子签名验证数据；
（六）电子认证服务提供者的电子签名；
（七）国务院信息产业主管部门规定的其他内容。”
根据以上法律要求，无锡CA将会严格的执行相应的流程（该流程已在国家信息产业部备案）和相关的审查义务，以确保数字证书的用户合法、合理的使用（详细流程参见无锡CA服务协议）
同时，根据笔者对期货相关法律条文及中国期货业协会相关办法的理解，电子签名和数据电文完全可以用于期货行业，现将相关的法律条文及解释阐述如下；
根据国务院2月颁发的《期货交易管理条例》第四章，第二十五条的规定：“期货公司接受客户委托为其进行期货交易，应当事先向客户出示风险说明书，经客户签字确认后，与客户签订书面合同。期货公司不得未经客户委托或者不按照客户委托内容，擅自进行期货交易。”以及《中国证监会期货交易管理条例》同章同条的规定，要求客户在风险说明书上签字，并签订书面合同。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章，第十条规定：“当事人订立合同，有书面形式，口头合同和其他形式。法律、行政法规规定采用书面形式的，应当采用书面形式。当事人约定采用书面形式的，应当采用书面形式。”以及本法本章中第十一条规定；“书面形式是指合同书、信件和数据电文（包括电报、电传、传真、电子数据交换和电子邮件）等可以有形地表现所载内容的形式。”可以得出结论，期货交易所和客户签订的书面合同，可以采用数据电文的形式，因为数据电文本身也是书面形式的一种。采用数据电文的方式，要与客户签订“风险说明书”和书面合同，正是适用了期货交易管理条例和合同法的相关规定。所签订的合同，具有与其他性质书面合同的同等效力。
同时，针对必须抄写的关于“以上《期货交易风险说明书》的各项内容，本人\\单位已阅读并完全理解”，如果是数据电文的书面形式，那么，就是需要在电脑或其他电子产品上打上这段话，才可以达到抄写的目的。()为了保障这一数据电文可以达到法律所要求的效力，即做到数据电文要符合《电子签名法》第四条的规定；“能够有形地表现所载内容，并可以随时调取查用的数据电文，视为符合法律、法规要求的书面形式。”这句数据电文只要通过数字证书的认证，同样可以达到书面合同所需要。
另，依据中国期货业协会关于《期货经纪合同备案审查办法》第四条；“会员制订或修改的经纪合同文本，应当具备以下内容： （ 一 ） 《期货交易风险说明书》、《客户须知》、《开户申请表》等内容……”
期货经纪合同并没有要求只能是纸质的备案。法不禁止皆自由，通过对数据电文保留的方式，同样可以达到合同备案的法律有效性。
同时，纸质备案本身具有较大的风险，手写签名本身就有较大的弊端，一旦产生纠纷，仅就笔迹鉴定一块，就耗资巨大。根据南京司法鉴定所的价格，一般是一字三千RMB。
综上所述，将数据电文替代原来的纸质文本，不仅具有完全的法律效力，并且，是利大于弊。
篇9：浅谈仲裁规则在仲裁中的适用/王善炯法律论文网
王善炯
根据工作实践，笔者了解到目前各界，包括仲裁业界对仲裁规则的地位的认识仍比较模糊。本文试图在此方面有个澄清。
一、我国仲裁制度的特点
根据仲裁法第四条“当事人采用仲裁方式解决纠纷，应当双方自愿，达成仲裁协议。没有仲裁协议，一方申请仲裁的，仲裁委员会不予受理”的规定可以看出，我国仲裁机构仲裁程序的启动的前提是当事人双方出于自愿的合意表示，并且此合意表示必须依附于书面形式，此即人们通常所说的协议仲裁制度。另外，仲裁法第七条规定“仲裁应当根据事实，符合法律规定，公平合理地解决纠纷”，即我国采用的是依法仲裁制度，但同时又补充适用公平合理原则。此处“公平合理”不应理解为是与“符合法律规定”相并列的仲裁原则，它只是一种补充适用原则，其补充性体现在：仲裁庭裁决时，首先应考虑适用当事人共同选择的准据法及有关法律的强制性规定，并适当考虑社会的公序良俗等因素；在当事人未做准据法的选择，且依最密切联系原则仍无法确定可适用的准据法的情况下，方可考虑仅依据有关法理及公平合理原则作出裁决。
因此，我国仲裁程序的启动完全依靠当事人的授权，但仲裁程序一旦启动，仲裁所依据的仲裁原则并不是仅基于双方授权，而是另外隐含着“有法可依”、“有法必依”的一般指导原则。但这并不决定仲裁庭与法院合议庭处理民事纠纷适用相同的法律规范、甚至相同的裁判原则。仲裁制度作为民选的解决民商事纠纷的一种独立的法律制度，它的灵活性、民间性远较司法制度突出，它有着自身的鲜明特色：
1、当事人意思高度自治集中体现了仲裁的高度灵活性。这种高度灵活性不仅体现在仲裁程序的灵活上，也包括了当事人对实体权利处分上的自由。首先体现在仲裁规则对仲裁庭及当事人的全面适用上，如仲裁程序的启动、仲裁庭的组成、开庭及裁决都较司法诉讼制度更能体现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仲裁的这种高度灵活性是由其适用范围和适用对象的性质决定的，即仲裁限定解决的“平等主体的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之间发生的合同纠纷和其他财产权益纠纷”的当事人可处分性直接决定了它的高度灵活性。
2、更贴近社会生活、更应考虑和服从公序良俗的指导思想体现了仲裁的鲜明的民间性。虽然仲裁裁决书（包括调解书）已由有关法律（如仲裁法、民事诉讼法等）明确赋予了强制执行力，并且仲裁法第九条“仲裁实行一裁终局的制度”的规定更明确赋予了仲裁裁决“一裁终局”的法律效力，但这些法律效力归根结底是靠整个社会对公序良俗的认可以及当事人对此社会认可现实的接受意思和对私权的可处分性来维护的，其实正是因此才导致了仲裁的“一裁终局”性。仲裁一旦离开了贴近百姓的特点，混同于法院的司法制度和程序，仲裁裁决的可执行性、社会认知度将大打折扣，甚至可执行力将受到社会的排斥，最终将无法保障。
二、仲裁规则的地位
一句话，仲裁规则就是仲裁的程序规范，它的地位应仅次于仲裁法强制性规范和仲裁所涉及的民事实体法规范。第一个证据在于，仲裁法第五十八条、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一十七条分别规定了如果存在“仲裁庭的组成或者仲裁的程序违反法定程序”，当事人可以申请人民法院依法裁定撤销或不予执行仲裁裁决。而所谓法定程序，当然就是仲裁法等法律规范和各仲裁机构根据仲裁法制定的仲裁规则分别规定的程序。第二，从仲裁法出现的12处之多的“仲裁规则”字样，我们不难看出仲裁法对仲裁规则的高度依赖性：它对仲裁规则的授权的范围之广、力度之大，它给仲裁规则余留的适用空间的宽泛，尤其是它将仲裁活动实践中的一些具体事项全都交给了仲裁规则来规范，这些都奠定了仲裁规则的地位。
三、仲裁规则的适用
首先，仲裁规则当然地适用于其制定机构的仲裁程序，除非该规则自身有特别规定。正是由于目前还没有全行业统一的仲裁规则，其他相关法律规范和司法解释又严重不足，各仲裁机构对仲裁规则的适用应更具自主性和灵活性，这也是由仲裁的灵活性和民间性的特点决定的。
所以，只要仲裁规则的修改和适用不违背有关法律的强制性规定和对仲裁的特殊规定，不违反社会的公序良俗，不违背仲裁当事人的意愿，仲裁规则对仲裁活动中遇到的各种问题均可有的放矢地加以规定、解决。在仲裁规则的效力得到充分认可的基础上，一切的工作应该是放在对仲裁规则逐步、及时地完善上。因此:
第一，相关司法解释在仲裁中的适用，应通过对已经作了相应修订的仲裁规则的适用来实现的。即，相关司法解释对仲裁的适用应通过仲裁规则来实现，其适用应该是一种间接性的适用。具体做法是通过相应地修改、完善仲裁规则来实现司法解释的适用，当然，或许有的司法解释根本就不必在仲裁中适用。
第二，民事程序法有关规范也应通过仲裁规则作为中介来实现。由我国仲裁制度的上述特点可以看出，民事实体法中与仲裁有关的法律规定在仲裁中的适用是没有疑义的，但民事程序法在仲裁中的适用就值得商榷了。不能否认，即使是《民事诉讼法》，也并不全部适用于仲裁活动。
我认为，仲裁当事人之所以认可仲裁而非选择诉讼方式来解决其相应民事纠纷，不仅仅是单纯出于保密的意识，也不应仅仅是为了绕开高昂冗长的`司法程序，或许当事人更不愿意直接适用繁琐、零碎的法律法规、司法解释，也可能是因为仲裁的灵活性和民间性使得当事人对仲裁规则和仲裁制度予以认可。否则，他们没有理由不选择作为国家强有力统治工具的司法程序来解决相应的民事纠纷。基于这一点，本人认为（顾一心仲裁员似乎也持这种观点），我们在仲裁的整个过程中，无论从言语还是文书内容上都应尽量体现仲裁规则的无处不在，而尽量少出现一些民事程序法（包括相关司法解释）具体规定的直接引用。在仲裁裁决书（包括调解书）的制作上，也可同样操作，因为针对我国仲裁的现状，针对实际中的各种层出不穷的问题，尽量适用仲裁规则可以说是相对比较有效、比较有依据也比较容易的一个办法。
四、思考：仲裁中的权限
目前的仲裁机构各自制定的仲裁规则在各自的受案范围内具有宽泛的权限。它全面约束仲裁活动的全过程，从仲裁程序的启动直到仲裁裁决书（包括调解书）的作出。而相对来说，仲裁庭的权限则是由仲裁规则来赋予和约束的，其实包括仲裁机构和仲裁机构中的工作人员（如书记员）在仲裁中的权限也都可以在仲裁规则中加以明确和体现。但仲裁规则的适用前提必须是征得仲裁当事人的一致同意。
那么，仲裁机构（包括其常设工作机构）和仲裁庭的职责和权限，以及仲裁庭和书记员的权限应如何划分？
如何分配仲裁机构和仲裁庭的职责和权限。本人认为，总的一个原则仍是以仲裁庭的组成为分界点，仲裁庭组成后的仲裁中的一切实体及程序问题都应由仲裁庭把握，除去日常程序中通用的具有恒定内容的文书的落款可以为仲裁机构外，包括仲裁裁决书（调解书）的落款也应为仲裁庭组成人员（当然最后仍应签上仲裁机构的印章）。可以说，仲裁庭组成后，仲裁规则的适用（权限）都应归属于仲裁庭。
对于仲裁庭和书记员的权限划分，一贯的主张是书记员的权限乃是由仲裁庭在仲裁规则规定的范围内明确授予的。但非仲裁庭组成人员（包括书记员及其他仲裁员）不得直接涉及实体问题的处理。
篇10：北京首例工会主席被炒案中的法律适用问题
北京首例工会主席被炒案中的法律适用问题
余小林案情：9月唐晓东通过应聘成为北京市三环相模新技术有限公司总务部经理，8月公司成立工会后被职工推举为工会主席。唐晓东在任职期间切实履行工会职责，维护员工合法权益，仗义执言，曾经多次与资方发生矛盾。2011月，公司曾以唐晓东向北京一家媒体提供不真实的公司情况为由，决定解除其职务，后在劳动部门参与协调下，唐晓东得以恢复工作岗位。3月，由于公司在海淀区卫生局的饮用水卫生检查中不合格，公司以唐晓东工作失职给公司带来经济损失为由解除了唐晓东未到期的劳动合同。
唐晓东表示，过去所发生的所有与公司领导的“矛盾”，均源于维护职工的合法权益。唐晓东承认自己应该承担未复检和换发卫生许可证的责任，但自己仅应承担“领导责任”，具体责任人应承担复检不合格的责任，自己的行为并不属于严重过失，公司解除劳动合同是在借机报复自己为工人争取权益的行为。
唐晓东于今年初以三环相模新技术有限公司违反《工会法》及不支付工会经费为由，到海淀法院起诉，但海淀法院立案庭书面裁定驳回起诉。唐晓东不服提起上诉，法院终审同样不予受理该案。他再向海淀法院申请支付令，要求单位根据《工会法》支付工会会费，海淀法院同样没有受理。
正文：
这起北京市首例工会主席被炒案引起了媒体和大众的广泛关注，众多专家、学者，甚至于普通百姓都很关心这起事件的进展，对于事情的是非曲折发表了各自不同的.看法。其实从各种媒体报到上，我们了解到，早在这次事件之前，各地企业侵犯工会主席合法权益、“砸工会主席饭碗”的事情就时有发生。随着改革的深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的建立，劳资双方双方由于维护各自不同的利益，居于强势地位的资方为了追求企业效益，时常践踏、侵犯员工合法权益，作为员工权益维护者的企业工会组织将更多地站在企业的对立面，工会主席这种强出头的“刺头”，难免沦为企业的“眼中钉”。
《劳动法》对解除劳动合同有明确规定，《劳动法》第25条规定“劳动者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用人单位可以解除劳动合同：（一）在试用期间被证明不符合录用条件的；（二）严重违反劳动纪律或者用人单位规章制度的；（三）严重失职，营私舞弊，对用人单位利益造成重大损害的；（四）被依法追究刑事责任的。” 第26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用人单位可以解除劳动合同，但是应当提前三十日以书面形式通知劳动者本人：（一）劳动者患病或者非因工负伤，医疗期满后，不能从事原工作也不能从事由用人单位另行安排的工作的；（二）劳动者不能胜任工作，经过培训或者调整工作岗位，仍不能胜任工作的；（三）劳动合同订立时所依据的客观情况发生重大变化，致使原劳动合同无法履行，经当事人协商不能就变更劳动合同达成协议的。”本案中，三环相模新技术有限公司正是依据《劳动法》第25条第3款的规定，认为唐晓东工作严重失误，导致企业未能通过海淀卫生局的检查，给公司带来了经济损失，据此解除唐晓东的劳动合同。
然而，修改的《劳动法》第17条规定：“基层工会专职主席、副主席或者委员任职之日起，其劳动合同期限自动延长，延长期限相当于其任职期间；非专职主席、副主席或者委员自任职之日起，其尚未履行的劳动合同期限短于任期的，劳动合同期限自动延长至任期期满。”但有个例外，即工会主席、副主席或者委员在任职期间个人存在严重过失或者达到法定退休年龄，企业可以解除、终止与其的劳动合同。这一规定强制保护了工会主席、副主席以及委员的任职，同时也是对工会和企业之间平等、并行的关系的保护，体现了法律对于企业经营管理权的限制。
《工会法》第18条中所谓的“任职期间个人严重过失”，指的是工会干部在企业经营工作岗位上的工作出现严重过失，而非其在工会日常工作中的过失。工会干部如果在工会工作中出现失误，应该通过会员大会或者会员代表大会等民主形式追究责任，企业没有权利查收工会内部事务。如同我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人民代表如果不合格，应通过原选举他为代表的选区或选民决定罢免。
在企业解除与工会干部的劳动合同问题上，《劳动法》与《工会法》出现了交叉，在究竟应该依据哪一门法律出现了争议，这是一个典型的法律冲突问题。根据有关法理学原理，发生法律冲突时，应遵循上位法优于下位法、特殊法优于普通法、新法优于旧法的原则加以解决。针对这起工会主席被炒案，有知名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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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1：浅谈在执行程序中设立适用拘传措施的法律思考
一，当前我国法院执行工作的现状
目前全国法院的执行工作现状就是执行难，执行难的原因千姿百态，但不外乎由以下几个方面组成。一是公民的法律意识和法制观念淡薄，被执行人拒不履行法院判决书、调解书逃债、躲债的情形时有发生，申请人也缺乏对执行机构的有力配合，好象自己胜了诉，执行工作是法院的事，把法院当成保险公司，把一切责任都推给法院，自己不承担任何风险。二是执行环境不尽人意，有些地方执法环境较差、部门利益、地方保护主义、行政干扰十分严重，给执行工作带来困境，有的行政部门领导、法人代表、其他组织负责人拿法律当儿戏，不把生效法律文书当回事，不遵守国家法律的严肃性。三是有关执行工作的法律立法滞后，有的严重存在空白，使许多被执行对象钻了法律的空子、隐藏、转移、变卖、毁损已被法院查封、扣押的财产现象严重且普遍，有的被执行人有财产且故意不向执行法院提供，有的抗拒提供，法律对其一无所是。针对上述情况，有必要在执行程序中设立适用拘传的强制措施。
二、我国《民诉法》及《适用意见》对执行程序中适用拘传强制措施存在法律空白我国《民诉法》第100条规定，拘传是人民法院针对必须到庭的被告采取的一种强制措施，即强制被告到庭参加诉讼的一种特殊传讯方法，但在执行程序中人民法院可否适用拘传，民诉法未作规定。从民诉法适用拘传的条件看，被拘传人是必须到庭的被告，且经两次合法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的，这就从法律上限定了拘传的对象是被告，拘传只适用审判程序并不适用于执行程序。这就是法律上存在的立法空白。另外，按照最高法院关于《适用意见》规定，必须到庭的被告，是指有赡养、抚育、扶养而不到庭就无法查清案情的被告，对被执行人也没有适用拘传的规定，这也是司法解释上的空白。98年6月11日最高法院审委会通过的《关于人民法院执行工作若干干问题的规定》（试行）第97条的规定，对必须到人民法院接受询问的被执行人或被执行人的法定代表人、负责人，经两次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场的，人民法院可以对其进行拘传，这里的“可以”力度不够，应改为应当，两次传票传唤应改为一次，否则对生效法律文书体现不了严肃性。同时建议制定专门的强制执行法。
三、在《民诉法》执行程序中设立适用拘传措施的必要性及意义鉴于目前我国法院执行难，及有的.被执行人钻法律的空子、不申报财产、躲、逃的现状，在执行程序中大力适用拘传措施有利于加大法院执行工作的力度，有利于查清被执行人的财产状况及履行能力。因此，在执行程序中设立适用拘传措施很有必要。在执行工作中，如对于表面上无财产可执行的被执行人或单位、组织，执行机构必须有必要找到被执行人到庭说明情况，但有的被执行人或法定代表人常以躲避执行人员作为逃债手段，其他人也借口不了解情况，不配合调查，致使法院无法执行，如果光以传票传唤，不足以威吓其到庭，执行人员总是登门“拜访”，这也不是办法，往往还会引起遭受围攻、殴打等抗法事件。还有有的被执行人对法院的传票不予理睬，只有对其适用拘传措施，才能强制其到庭，而且法庭是专门用来查明案情的场所，有其威严性，将被执行人拘传到庭后易于让其如实陈述其财产情况和履行能力、作出履行计划，否则，还可以变更其他强制措施，加大法院的执行工作力度，这也于立法原意不相违背，立法部门应当考虑以上法律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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