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动报酬与生产率的科学阐释及现实意义论文

时间：2017-10-13 14:24:05 作者：老翅膀儿综合材料收藏本文下载本文

“老翅膀儿”通过精心收集，向本站投稿了12篇劳动报酬与生产率的科学阐释及现实意义论文，下面就是小编给大家带来的劳动报酬与生产率的科学阐释及现实意义论文，希望大家喜欢阅读!

目录
第1篇：劳动报酬与生产率的科学阐释及现实意义论文第2篇：企业形象设计的内涵与现实意义论文第3篇：论文：科学与人文第4篇：科学与伪科学论文第5篇：人力资本结构与全要素生产率的关系论文第6篇：浅谈中学语文教学改革的现实意义与具体路径论文第7篇：浅谈中学语文教学改革的现实意义与具体路径论文第8篇：相对论与科学迷信论文第9篇：后现代主义与科学实在论论文第10篇：与科学结伴小学论文第11篇：环境科学与工程论文第12篇：环境科学与工程论文

篇1：劳动报酬与生产率的科学阐释及现实意义论文

劳动报酬和劳动生产率的经济学解释

(一)劳动报酬

所谓劳动报酬是指劳动者借助一定的劳动工具，通过自身的脑力和体力劳动，从中获取的与自身所付出的劳动相当的价值回报，即劳动者通过创造社会价值而获得的自身价值的实现，从而为其进行进一步的劳动提供了物质基础，劳动报酬解释了劳动者劳动成果的贡献程度，是对劳动者体力及脑力劳动的证明。Krueger 认为劳动者劳动报酬是与劳动者的人力资本存量紧密相关的，它是劳动者人力资本的外在表现形式，同时劳动报酬的存在证明了劳动者人力资本价值的存在，他从劳动者人力资本的来源出发，将劳动报酬可以区分为初级劳动报酬和高级劳动报酬两种。劳动报酬的实现有多种途径，在政治经济学中，关于劳动报酬的实现，主要包括工资、实物、社会保险三个部分，其中工资是劳动者劳动报酬最基本的组成部分，它是指企业或公司依据法律法规、行业规定等，通过向劳动者支付货币工资、补助以及各种津贴等实现劳动者的自身价值，它具体包括了按日、月、年等不同支付方式的工资;而实物报酬主要包括企业或公司向劳动者提供的各种物品，比如劳动者日常生活用品、生活必需品等，这些物品的提供可以是免费的，也可以是低于成本价值的供给;劳动报酬的第三个组成部分是社会保险，它是指公司或企业通过向劳动者提供工伤、医疗、养老、救济等保险金，使本公司员工得到应有的实惠，社会保险一般由政府筹办，企业参与，是一种具有所得重新分配功能的非营利性的社会安全制度。劳动报酬是劳动者进行生产和劳动的原动力，是对劳动者体力和脑力劳动的有效证明，劳动者只有获得了合理的劳动报酬，才能调动他们的工作积极性，从而提高劳动生产率，促进企业利益的最大化。从绩效管理模式考虑，合理解决劳动报酬问题，提高了企业的经济效益，同时提高了员工工作的积极性，促进了企业与员工关系的融洽。

(二)劳动生产率

劳动生产率是计算劳动者工作效率的一种方法，它是指劳动者在规定的时间内创造的`劳动价值与其付出的劳动之间的比率。劳动生产率对于劳动者生产能力和生产效率有着直接的表现，日益成为企业衡量生产能力的重要工具。Timothy J.Coelli指出劳动生产率属于部分生产率测度指标，主要针对劳动这一生产要素进行解释，他认为劳动生产率对于劳动情况和企业生产具有重要意义，是衡量社会进步和经济发展的重要指标。库兹涅茨认为生产要素是影响劳动生产率的重要因素，他指出如果没有生产要素在部门之间的合理流动，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就会变得异常困难。当生产要素在部门之间进行流动，从低收益部门流向高收益部门时，整体的劳动生产率也会随之提高。

劳动报酬与劳动生产率的政治经济学阐释

(一)劳动报酬的政治经济学解释

1.劳动价值理论。劳动价值理论是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理论的理论基础，马克思从劳动价值理论出发，系统分析了资本主义劳动报酬和劳动生产率的关系，揭示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规律。分析劳动价值理论有助于研究劳动报酬的社会属性，同时作为劳动报酬的理论基础，劳动价值理论解释了劳动报酬中社会必要劳动和剩余劳动时间内各自创造的价值。所以为了进一步分析劳动报酬的社会含义，首先有必要研究劳动价值理论的政治经济学内涵，从而为深入研究劳动报酬和劳动生产率两者之间的关系奠定理论基础。马克思提出的劳动价值理论是建立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基础之上的，同时又对原有的劳动价值理论的观点进行了继承和改进。马克思劳动价值理论表明劳动创造了社会价值，凝结在商品中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了一切商品的价值变动，马克思在劳动价值理论的基础上又引申出了商品价格变动规律、劳动价值增值过程、劳动补偿、折旧等一系列理论观点。同时马克思和恩格斯从马克思主义哲学观点出发，对原有的劳动价值观念进行了批判继承，借助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分析劳动价值理论对劳动报酬的影响，同时进一步研究商品价值和使用价值的二重性，这为马克思研究劳动价值理论提供了有力工具。

2.剩余价值理论。在政治经济学中，马克思、恩格斯同时提出了剩余价值理论，剩余劳动价值是资本家通过缩短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延长剩余劳动时间而获取的价值，它是在劳动总量不变的情况下，通过调整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和社会剩余劳动时间之间的时间分配而得到的。剩余劳动价值同时具有劳动的普遍性和特殊性规律，所谓的普遍性是指剩余价值是劳动价值的重要组成部分，都是通过劳动者的社会劳动获取的;剩余劳动价值的特殊性则在于劳动性质的独特性，所以资本主义的劳动生产过程也被定义为劳动过程、价值增值过程。剩余劳动价值从本质上体现了资本主义私有制状况下资本家与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者之间具体的劳动关系，体现了资本主义社会生产的利润最大化原则。资本主义社会的劳动报酬与劳动生产率之间的学术关系，充分体现了社会生产过程中注重生产效率的提高，同时为了提高劳动生产效率，各个企业家注重劳动者报酬的提高，通过提高劳动者报酬，激发劳动者工作的积极性和主动性，进一步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剩余价值理论在社会生活中具有重要作用，劳动创造的剩余价值的多少也是衡量人生价值大小的重要尺度，个人创造的剩余价值越多，则对社会的贡献越大，那么他的人生价值就更容易实现。此外，劳动者创造的剩余价值的多少是衡量社会生产力水平的重要依据，劳动者剩余价值的逐步增多表明社会生产力水平的提高。

(二)劳动生产率的政治经济学阐释

1.劳动生产率的理论基础—劳动价值论。劳动生产率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要组成成分，同时马克思主义指出劳动价值理论是劳动生产率理论的基础。对于劳动生产理论的阐述，马克思和恩格斯主要从劳动的物质属性和唯物史观两方面展开。首先，马克思主义认为劳动价值理论是劳动生产率的理论基础，因此应该把劳动价值理论作为分析劳动生产率的前提条件。其次，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把劳动生产率理论与生产力、生产关系理论联系在一起，认为劳动生产率要以社会基本矛盾相对应，即满足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相统一的理论，对劳动生产率的经济学分析不能只局限于劳动者生产过程中产品的产出和原料投入，同时要注重劳动者所处的社会环境，包括社会制度、文化观念、劳动者心理倾向等。此外也要关注劳动生产率变化带来的社会经济后果。

2.劳动生产率的二重性。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马克思认为劳动生产率同时具有社会属性和自然属性，他指出劳动生产率是静态意义上的生产率，它需要处于整个社会的发展过程中，这样对于劳动生产率的分析才有其经济学意义;同时马克思指出劳动生产的发展有其特殊规律，对于劳动生产率的分析不能局限于单独的某一阶段的发展，而要从整个社会的历史演变规律出发，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角度加以解释。马克思指出劳动生产率是生产力的外在表现形式，生产力的外在表现形式深刻反映了劳动生产率的社会属性与自然属性的统一，是从哲学高度加以解释的生产关系。劳动生产率的二重性为理解马克思劳动价值论奠定了基础，通过将生产商品的劳动区分为具体劳动和抽象劳动，并对这两种劳动的生产力进行分析，得出抽象劳动创造商品的价值，具体劳动创造商品的使用价值，从而在根本上解决了价值的本质问题，使劳动价值理论有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提高劳动报酬和劳动生产率的社会现实意义

(一)有利于激发企业活力

企业活力是企业不断创造社会价值的源动力，而劳动报酬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则是提高企业活力的有力保障。提高劳动报酬，按劳分配方式和企业的报酬水平有利于带动劳动者工作的积极性，从而促使劳动者更加努力的参与到劳动中来，提高企业的工作效率，最终促进企业生产率提高和产值增加。企业通过提高劳动报酬和劳动生产率，从而提高效益，这又为企业员工提供了更多的报酬，促进了企业效益的良性循环。我国经过长期的企业所有制改革，原有的劳动者与企业的工作终身制在大部分民营企业中已不复存在，实行更多的是劳动者与用人单位的合同制。合同制的优点在于能够根据员工的表现，不断提高他们的劳动报酬和工资待遇，激发劳动者的工作积极性，促进企业生产率的提高。此外，劳动合同制还使得在工作选择上，劳动者有了更多的自主性，会根据企业提高的薪资状况选择职业，所以提高劳动报酬也成为了企业寻觅员工的手段。

(二)促进生产和消费的重要环节

商品经济的本质在于交换，只有通过交换才能促进商品价值和使用价值的转换，促进商品价值的满足以及使用价值的实现。而商品能够得到交换的前提则取决于消费者的购买能力。社会消费包括了生活消费和生产消费两种模式，而生产消费最终又是为生活消费服务的，所以人们日常生活中的消费行为是我国商品生产得以进行的前提。广大劳动者作为商品和服务消费的主力军，劳动报酬的提高有利于劳动者生活水平的改善、购买能力的提高，从而促进社会消费的增加。商品销售的增多又使得商品生产得以进行，从而促使生产和消费紧密联系。此外，劳动者劳动报酬的提高也激发了他们生产的积极性，促进了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使企业能够生产出更多产品。

篇2：企业形象设计的内涵与现实意义论文

企业形象设计的内涵与现实意义论文

自企业形象策划（Corporate Identity）（简称CI）产生以来，欧美和日本的知名企业导入的成功使其以破竹之势在业中建立声誉。企业形象策划也可以称为企业形象管理，即从形象的角度对公司和企业进行理念、行为、和视觉方面的规划和管理。有目的、有计划地规范企业的价值观、目标、公关策略、服务营销、产品标识、广告等，将企业的内部文化和外部表现结合起来，内外兼修，构成形象的合力，从而冲击市场，赢得消费者的信任与支持。

一、企业形象策划战略是时代发展的必然趋势

随着经济和文化的发展，社会和时代的观念以及人们的生活方式经历了巨大的转变，从早期的温饱型时代，过渡到富裕型时代，即而进入到表现型时代。表现型时代追求精神消费，即消费者注重产品形象、品牌形象是否满足他们的审美要求。这一时代也称感性消费时代，以此代替原来的理性消费时代。这种消费观念是伴随着对产品高附加值的要求而出现的.。首先表现为，购买商品时诉诸于情感的共鸣：消费者不再过多地以经济性、必须性为依据做出理性分析，而是根据自己情感的要求去选购商品。凡是引起他们情感共鸣的商品，他们甚至可以抛开价格的因素。同时，消费者在选购商品时，优先考虑产品的销售服务、企业形象等多方面因素。

其次表现为求异心理，即个性化要求。消费者一改理性消费时代遵循共性的消费心理，开始崇尚个性，通过购买商品，表现出自我独特的内在价值。表现型时代或感性消费时代的到来，为企业形象的塑造提供了良好的外部条件。企业只有通过从内在精神到外在行为及视觉传达的策划，才能形成正确的价值观念，从而为公众提供良好的服务和优质美观的产品，打造出企业完美的形象，来适应时代发展的要求。与此同时，随着时代的进步，企业的营销战略也发生了极大的改变，由传统推销战略，即以卖方为主的战略，进入营销战略，即按买方要求来调整产品的价格和质量，进而进入形象战略时代，包括产品的内在品质、外在包装、道德服务等等，也就是说，顾客选择商品是最重要的是考虑到形象，即产品的有形形象与无形形象。有形形象可以定义为看得到、摸得着的部分，如企业的标识、产品包装、名称、以及售后服务等；无形形象，即企业的价值理念、精神坐标、目标方向、口碑信誉等等。

所有这些，所构成的企业形象，是企业对公众的一种约定和承诺。同时，日常生活美学化也是当代世界消费社会的基本形态的反映，人们不但消费物质产品，更多的是消费广告、消费图像、消费品牌，也消费符码。当今世界被称作“符码化的世界”，它带来了符码化的生产，符码化的消费，符码化的权利，符码化的生存，这不可避免地诱导了新的需求动机，造成新的利益分配。

二、企业形象战略是企业实施人本化管理的前提条件

企业形象战略本质上来讲是一种审美战略，是用审美的眼光和美的规律定位企业的生产和经营，使其在企业中人的形象、物的形象、产品形象、道德形象中得以渗透，从而达到对企业整体形象的塑造和把握，因此也可以将这种审美战略称为美学管理。随着管理方式的进步，人本的因素逐渐渗透至管理中来，可以说，企业管理理论的几个革命均根源于对人本质力量的进一步揭示与张扬。美学管理也正是基于对人性的尊重以及对时代发展的透视而提出来的一种新的管理理论。企业的人本化管理方式，一改物本管理时代见物不见人的机械化管理模式，它包括运用行为科学，重新塑造人际关系，增加人力资本，提高劳动力质量，改善劳动管理，提高劳动者的参与意识，建设企业文化，提高企业的精神等等。它以人文精神为指导，荷载更多的文化内涵和美学意义。特别是工业文明时代，工具理性将人的存在理解为一种知性的存在，而忽视了情感和审美在人类生活中的作用和意义。企业形象战略也即美学管理战略正是给予企业这样一个实现人本化的机会和条件。在这里，企业通过美学的定位和管理，给予企业员工以充分发挥自我的空间，把人的生产还原为体现自我的重要活动。这正是人本化管理的重要特征所在。

通过以上对企业形象战略重要意义的分析和阐述，可以得出结论：企业形象塑造决不仅限于是企业的视觉的传达，更重要的是企业内在文化和精神的凝聚。企业形象战略一改企业作为一个经济单位带给社会惟利是图的负面影响，传达出更多的精神文化的特征。企业形象策划不仅是经济范畴，而且是一种美学范畴。企业形象战略正是将美学与经济学完美地结合在一起，从而达到企业与社会的同步发展。能否在生产中正确地塑造企业形象，能否将美学与经济学结合起来，是衡量未来企业发展的坐标与尺度。

参考文献：

[1]吴敬琏.大中型企业改革——建立现代企业制度[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3.

[2]王进.现代经济哲学[M].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83.

[3]林莹芬.知识经济与企业管理[M].广州：广东经济出版社，.

篇3：论文：科学与人文

精品论文：科学与人文

这个题目来自当前面临的一个突出的文化困境以及摆脱这种困境的需要。人们将这个困境称做“科学”与“人文”“两种文化”[1]之间的分裂和日趋紧张的对立局面。但是，关于这个困境的种种述说以及摆脱这种困境的种种方案设计倒是带来了更多的困惑：所谓的“两种文化”究竟在什么意义上是分裂的？我们不是都承认科学是人类的一种文化现象吗？那它就该在某种意义上属于人文；我们不是也使用“人文科学”这样的术语吗？那就表明人文也是一种科学。还有，“两种文化”在什么意义上是可以沟通和弥合的，如果它们真的能够的话？

为了缓解科学与人文之间的紧张和矛盾，将科学与人文沟通起来，必须先把科学与人文之间的区别和联系说清楚。借着这个区别，我们理解科学与人文之间的对立和冲突之所在；借着这个联系，我们寻找沟通它们的可能性。

通过考察科学与人文的二分对立，我们进入对更基本问题的分析，即重审由技术理性和唯人主义结成的现代性。

一、人文与人文精神

无论是西方还是中国，“人文”一词里都包含着两方面的意思：一是“人”，一是“文”。一是关于理想的“人”、理想的“人性”的观念，一是为了培养这种理想的人（性）所设置的学科和课程。前一方面的意思往往与“人性”（Humanity）等同，后一方面的意思往往与“人文学科”（Humanities）等同。值得注意的是，这两方面的意思总是结合在一起的，有着内在的关联：学科意义上的人文总是服务于理想人性意义上的人文，或相辅相成。“教养和文化、智慧和德性、理解力和批判力这些一般认同的理想人性，总是与语言的理解和运用、古老文化传统的认同、以及审美能力和理性反思能力的培养联系在一起，语言、文学、艺术、逻辑、历史、哲学总是被看成是人文学科的基本学科。”[2]

英文的Humanities直接来源于拉丁文Humanitas，而拉丁文Humanitas继承了希腊文paideia的意思，即对理想人性的培育、优雅艺术的教育和训练。公元2世纪罗马作家格利乌斯（Aulus Gellius）的一段话成了Humanitas的经典定义：

那些说拉丁语以及正确使用这种语言的人，并没有赋予Humanitas一词以一般以为具有的含义，即希腊人所谓的philanthropia，一种一视同仁待人的友爱精神和善意。但是，他们赋予humanitas以希腊文paideia的意思，也就是我们所说的“eruditionem institutionemque in bonas artes”，或者“美优之艺的教育与训练”（education and training in the liberal arts）。热切地渴望和追求这一切的人们，具有最高的人性。因为在所有动物中，只有人才追求这种知识，接受这种训练，因此，它被称作“Humanitas”或“Humanity”（人性）。[3]

按照希腊人的想法，理想的人、真正的人，就是自由的人。所以，整个西方的人文传统自始至终贯穿着“自由”的理念，一些与“人文”相关的词组就是由“自由”的词根组成的，比如“人文教育”（liberal education）、文科（liberal art）等。

汉语的“人文”一词同样有这两方面的意思。最早出现“人文”一词的《易经·贲》中说：“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这里的人文就是教化的意思。中国的人文教化同样一方面是强调人之为人的内修，另一方面是强调礼乐仪文等文化形式。那么人之为人最重要的是什么呢？一般认为，以儒学为代表的中国思想把理想人性规定为“仁”，在孔子那里，仁者人也，人者仁也，两者互训互通。仁通过什么方式可以获得呢？克已复礼为仁！礼是实现仁的教化方式。

“人文”中“人”的方面和“文”的方面有可能得到不同的强调，其作为“文”的方面、文科课程的方面得到更多的强调的时候，人文被等同于人文学科和人文教育，特别是文史哲教育、文科教育。但是，无论是西方还是中国，作为人文的第一方面的“人”的理念向来是更重要的、更基本的方面。

正是为了强调这个更重要的方面，才出现了“人文精神”的说法。人文精神这个词是个地道的中文词，很难有对应的西文词，它与当代中国特定的语境相关。它既不是指人文教育（Humanities），也不是指西方的人文主义（Humanism），虽然与它们相关。我的理解，当人们使用“人文精神”这个词的时候，或多或少是在诉求一种人的理念，特别是“自由”这个西方人文的核心理念。90年代的人文精神大讨论，实际上针对的是市场经济大潮下实利主义的泛滥、理想的泯灭而开展的，这里要求弘扬的并不单纯是文科教育，而是对人之为人的重新反思，其批判的矛头所指往往更多的是人文学者和文学艺术家，所抨击的往往是中国的人文学界和人文领域里人文精神的失落。所以，人文精神应该看成是一种建基于对人之为人的哲学反思之上的批判态度和批判精神。简而言之，人文精神就是一种自由的精神。

二、科学作为希腊－欧洲人的人文理想：自由的学问

人文是个本地词，而科学却是个外来词。毫无疑问中国人有自己的人文，但要说有自己的科学就不是那么容易，需要费半天口舌才行。

当代汉语的“科学”一词译自英文或法文的science。起初一直译为“格致”，后来受日本影响译为“科学”。18，康有为在其《日本书目志》中引进了这个词。日本人用这个词表示西方分科的学问与中国不分科的儒学相对应，这个理解被20世纪初年的中国知识界所接受。19，留美学生创办的科学刊物取名为《科学》，并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从此，“科学”一词成了science的定译。[4]

英文的science一词基本上指natural science（自然科学），但science来自拉丁文scientia，而后者涵义更广泛，是一般意义上的“知识”。德文的wissenschaft（科学）与拉丁文的scientia类似，涵义较广，不仅指自然科学，也包括社会科学，以及人文学科。我们知道德国人喜欢在非常广泛的意义上使用“科学”这个词，比如黑格尔讲哲学科学、狄尔泰讲精神科学、李凯尔特讲文化科学等。这些词的历史性关联暗示了一个更深层更广泛的思想传统，狭义的自然“科学”只有在这个深广的思想传统之下才有可能出现和发展。

今天我们讲科学，首先当然是指近代科学，而近代科学首先又是指近代自然科学。但是我们必须注意到，近代科学并不是凭空生长出来的，而且诞生之后又处在发展之中。因此值得追问的是，它何以能够由自然科学向社会科学、人文科学扩展？它又是如何植根于希腊和中世纪的“学问”和“知识”传统的？这两个问题实际上有着内在的联系，那就是，近代科学的母体不仅孕育了近代科学，而且也保证了近代科学能够由自然领域向社会和人文领域延伸，这个母体就是希腊人所开创的“求知”的精神、“理论”的理性、“对象化－主体性”的思想方式，一句话，是科学（哲学）的传统。

这里所谓的科学传统就不是特别针对近代科学而言，而是用来刻划希腊－欧洲人的一般存在方式的。这个传统，就是海德格尔所谓的“哲学－形而上学”传统，也是胡塞尔要着力弘扬和重建的理性传统。哲学和科学在希腊时代是合二为一的，就是到了今天，西方哲学依然是广义西方科学的某种特定形态（胡塞尔的理想是把哲学建设成最严格的科学）。黑格尔之所以能够称哲学为哲学科学，是因为西方哲学本来就属于西方的科学传统。为了理解这个传统，我们需要从希腊－欧洲人的人文理想谈起。

前面我们已经指出，希腊－欧洲人的人文理想是“自由”，自由被他们看成是人之所以为人的根本。我们从希腊的哲学和文学戏剧华章中，到处可以见到对“自由”理想的赞颂和追求之情。欧里庇得斯说：“所谓奴隶，就是一个不能发表自己思想观点的人。”自由的人是能够发表“自己”的思想观点的人，如何才能发表“自己”的观点呢？希腊哲学家发现，只有理性才能够保证达成这样的“自由”。亚里士多德说：“我们应该尽一切可能，使自己升华到永生的境界，使自己无愧于我们身上所存在的最优秀的品质而生活。……对于人来说，这就是以理性为根据的生活，因为它才使人成为人。”自由的人是理性的人，而“理性”就体现在“科学”之中。

如果说，中国的儒家的“人－文”是由“仁－礼”构成的，那么古典希腊人与之相对应的“人－文”在我看来就是“自由－科学”。也就是说，对古典希腊人而言，能够保证人成为人的那些优雅之艺是“科学”，而对“自由”的追求是希腊伟大的科学理性传统的真正秘密之所在。[5]

希腊哲学是希腊科学传统的第一个样本，它其中的自然哲学正是近代自然科学的直接先驱。[6]希腊的哲学（philosophia）是爱(philo)智(sophia)的意思，爱智又意味着什么呢？爱智不是一般的学习知识，而是摆脱实际的需要、探求那种非功利的“超越”的知识，一句话，“爱智”就是与世界建立一种“自由”的关系。亚里士多德的《形而上学》中有大量关于科学作为一种自由的探求的论述。他提到“既不提供快乐、也不以满足必需为目的的科学”（981b25），提到“为知识自身而求取知识”(982b1)，提到“为了知而追求知识，并不以某种实用为目的”（982b22），最后他说：“显然，我们追求它并不是为了其他效用，正如我们把一个为自己、并不为他人而存在的人称为自由人一样，在各种科学中唯有这种科学才是自由的，只有它才仅是为了自身而存在。”（982b26－28）[7]

这里所说的当然是哲学，亚里士多德也把它看成是一切科学（知识）中最高级的，是最理想的科学形态。这种科学理想，不只在亚里士多德那里能够找到，在他以前的柏拉图、苏格拉底那里同样能够找到。这种科学理想，既体现在亚里士多德开创的第一哲学（形而上学）那里，也体现在希腊人特有的科学――数学那里。在《理想国》里，柏拉图借苏格拉底之口特别强调了数学的非功利性、它的纯粹性、它对于追求真理的必要性，因为算术和几何的学习不是为做买卖，而是“迫使灵魂使用纯粹理性通向真理本身”（526B），这门科学的真正目的是纯粹为了知识。希腊人开辟了演绎和推理的数学传统，这首先是由于他们把数学这门科学看成是培养“自由民”所必须的“自由”的学问，自由的学问是纯粹的学问，不受实利所制约，而演绎科学正好符合这一“自由”的原则。

哪些科目被古典希腊人认定为人文教育的必修科目呢？苏格拉底以来的雅典教育四大学科：算术、几何、音乐（和声学）、天文，均是广义的数学学科。对柏拉图而言，还有更高级的学科是辩证法（不只是辩论术，主要是善的科学）。此前，智者学派曾把“辩论术”做为一门重要的教育课程。

罗马上流社会只关心军事和政治，只关心有实用目的的知识。罗马政治家老加图（Cator Elder,前234－前149）在论儿童教育时，只提到了讲演、医学、农业、军事、法律等实用技术，而对希腊式的纯科学教育持反对态度，很类似斯巴达人。此后，罗马人逐渐把文法和修辞做为高等教育的基本学科。与老加图略晚的罗马人法罗（Varro, 前116－前27）在其《教育九卷》（Disciplinarum Libri novem）中讨论了文法、修辞、辩证法、几何、算术、天文、音乐、医学和建筑九大学科。从公元四世纪起，前七门学科被称作“七艺”，成了欧洲高等教育的标准课程。[8]七艺中的四艺是数学学科，其中的辩证法则越来越多的指逻辑。所以七艺中的五艺应属科学学科。

中世纪希腊理性精神的弘扬特别体现在经院哲学上。原始的基督教因信称义，强调信仰淡泊知识。12世纪之后，亚里士多德的著作开始重新流行起来，对逻辑和推理的`崇尚逐渐改变了基督教神学的形态，出现了极为偏重推理和逻辑的经院哲学，我们应该恰当地把它称为一种科学形态的神学：它是以科学理性的方式为教义辩护，而不是单纯强调信仰。作为对比我们可以注意到，希腊的科学理性同样影响了阿拉伯文化，但却没有在伊斯兰教中产生类似的成熟的“经院哲学”，虽然12世纪的确有杰出的回教哲学家阿维罗伊（1126－1198）曾为此做过努力。当时的哈里发发表了一道有象征意味的布告说：上帝已命令为那些妄想单凭理性就能导致真理的人备好地狱的烈火。[9]

怀特海在追溯近代科学的起源时说：“在现代科学理论还没有发展以前人们就相信科学可能成立的信念，是不知不觉地从中世纪神学中导引出来的。”[10]因为经院哲学的逻辑把严格确定的思想习惯深深地种在欧洲人的心里，这种习惯即使在经院哲学被否定以后仍然流传下来，就是伽利略，“他那条理清晰和分析入微的头脑便是从亚里士多德那里学来的。”[11]

三、近代西方的人文传统：人文主义与人道主义

今天我们使用“人文”一词更多的与“近代”西方特有的人文传统相关联，这就是在欧洲的文艺复兴中出现并在日后发展起来的Humanism（德文Humanismus）传统。这个词有两个相互联系但又有区别的所指，中文分别译成“人文主义”和“人道主义”。

Humanism这个词虽然直到19世纪早期才出现[12]，但主要用来概括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者”（humanista）的一般思想倾向，因而直接来源于它。15世纪后期使用的Humanista（人文主义者）一词又来源于更古老的“人文学习与课程”（studia humanitatis）。[13]中世纪后期，随着大翻译运动出现了不少远远超出传统七艺的学科，如神学、罗马法和教会法、医学、天文学与占星术、形而上学和自然哲学等。早期的人文主义者强调通才教育，尽管他们的“人文学习与课程”着力于语法、修辞、诗歌、历史和道德哲学五科（实际上就是我们今天习称的文史哲），有些人文主义者可能还对五科之外的学问持抵制态度（如彼特拉克），但总的来说人文主义者带来了新的知识（通过翻译希腊和拉丁古典）和新的眼光（人文主义），促进了新兴学问与传统学问之间的融合。[14]我们完全可以说，人文主义者深化了得自希腊而被中世纪马虎对待的传统四艺（算术、几何、音乐、天文）。除了强调通才教育外，人文主义者认为人文教育的目的在于培养美德和教育青年热爱生活，所以把伦理学（道德哲学）放在最重要的位置，其他各科都服务于美德的增进。人的修养、人的自我培育、自我丰富和全面发展，是人文主义的思想核心。

鉴于Humanism的文艺复兴来源以及对人的全面发展、全面教养的强调，汉语将之译成“人文主义”，与中文的“人文教化”相衔接。

人文主义运动至少有两个后果。第一是确立了既有别于传统的神学又有别于新兴的自然哲学（自然科学）的学科体系，导致了今天人们所说的人文学科（Humanities）；第二，铸成了一个新的信念体系，即认为人本身是最高的价值，是一切事物的价值尺度，把人确立为价值原点。

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者，复兴的是一种与宗教神学不同的世俗的知识（希腊、拉丁学术），但同时包含着对“人”之地位的一种重新的审视和思考。米兰多拉（Pico della Mirandola, 1463－1494）在《论人的高贵的演说》（Oration on the Dignity of Man）中借神圣的创造者的嘴对人类说：“其他一切生物受制于我们为它们立的法，但是，你不受任何约束，你可以随心所欲地处置它们。我们已经把你置于世界的中心，因此从那里你可以轻而易举地环视其中的一切。”[15]这里，人开始被置于世界的中心。莎士比亚在《哈姆雷特》中进一步道出了人文主义的思想主题：“人是一件多么了不起的杰作！多么高贵的理性！多么伟大的力量！多么优美的仪表！多么文雅的举动！在行为上多么象一个天使！在智慧上多么象一个天神！宇宙的精华！万物的灵长！”[16]当然，把人确立为世界的中心的思想也有其希腊来源。智者普罗泰哥拉曾有句名言：“人是万物的尺度，是存在者如何存在的尺度，也是不存在者如何不存在的尺度”。但是总的看来，人的地位问题在希腊时代还没有以这种方式、摆到这样的高度来对待，因为从根本上说，以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为代表的希腊古典思想是与智者的人类中心主义相对立的。苏格拉底强调，只有神而不是人才是万物的尺度，因为只有神才是最完美的，而任何不完美的东西都不能成为万物的尺度。“善而非“人”才是他们关注的中心问题。

原初复兴古典文化意义上的“人文主义”似乎不足以表达这个意思，于是Humanism又被译成“人道主义”。但这个译法也有问题，因为中文的人道主义已经有了一个比较流行的解释，即主张对一切人都要仁慈都要讲爱，因此也被称为博爱的人道主义，实际上是Humanitarianism的中译（来源于希腊文的philanthropia）。所以作为一种思想体系的Humanism译成“人道主义”极易招误解，极易看成一个道德规范，而忽视它的形而上学意义。有人译成“人类中心主义”[17]，这是对Humanism的学理上的解释，是把Humanism解释成anthropocentrism，但它字面上并没有“中心”的意思。最准确的似应译成“人的主义”，但汉语不太顺。王若水先生仿照唯物主义（materialism）的译法译成“唯人主义”[18]，是很不错的译法，但可惜没有流传开来。本文有时从俗译成人道主义，但更多的采用“唯人主义”的译法。

这样，Humanism一词就有三种意思：复兴古典学术和强调人的全面教养的人文主义；作为仁慈博爱伦理的人道主义；作为以人为价值中心价值原点最高价值的唯人主义（人道主义）。

值得注意的是唯人主义与欧洲人文理想的关系：唯人主义符合从而实现了欧洲自由人的理想吗？这是一个极富有挑战的问题。在当代中国特定的语境中，“人”的问题就如同“科学”的问题一样，面临着一个尴尬的局面。作为一个正在渴望现代化的弱势民族，中国人渴望弘扬唯“人”的精神和唯“科学”的精神，因为“唯人主义”和“唯科学主义”恰恰就是“现代性”的基本组成部分。我们还清楚的记得80年代唯人主义和唯科学主义是如何作为当时思想启蒙运动的主旋律，而且这场启蒙运动到了今天依然在许多方面保有它的意义。但是，我们对唯人主义和科学主义的检讨，与启蒙精神本身拥有相同的思想来源从而享有同样的正当性，那是因为在这一切的背后是自由的精神。用海德格尔的话说，启蒙是开启一个明亮的场地，是去蔽，但任何去蔽都同时带来新的遮蔽，对启蒙的批判就是去掉这新的遮蔽，同样是去蔽。

人是一种自由的存在者，意思是说它“让”一切存在者成其所是。当然，首先，人们把这种自由理解成“让”人这种存在者成其所是，即人是人自身的创造者。它强调人的本质是由人自己塑造、培育和发展的，强调这种自我塑造的无限可能性。从这个意义上讲，“自由”的理念引导了近代唯人主义的人文传统，因为这个传统抓住了“人的自我创造”这个主题。但是，人的自我塑造、人的本质化即获得其规定性的过程，本身也是人对自由的背离的过程：人的本质化是对人的无本质即无固定的规定性的背离。[19]人的本质化，必损害人与世界之间的自由的关系，因为这种自由的关系只有在人持守他的无本质时才有可能。

人与世界的关系根本上是一种自由的关系。自由的人既不是世界的创造者，也不是世界的利用者和消费者，而是一个听之任之的“看护者”和欣赏者，所以也有人把这种自由的关系说成是审美的关系。但是，近代唯人主义在将人本质化的过程中破坏了人与世界之间这种自由的关系。唯人主义首先把世界置于一个以人为原点的坐标系之中，把一切存在者都置于以人为阿基米德点的价值天平中，从而最终把世界变成利用和消费的对象。世界的对象化的结果是人同时被对象化即本质化，人与世界的关系成了一种既定的、给定的、固定的关系。

唯人主义把人置于某种中心的位置，按照人的要求来安排世界，表面上看是最大程度的实现了人的自由。但事实上，人与世界之自由关系的损害最终必然反过来损害人对自身的自由发展，因为自我创造的过程总是受制于人与世界的关系。消费和利用的关系一旦成型也就是本质化，无论以理性的名义还是以科学技术的名义来规定这种本质，人都会沦落为一个被动的角色，他只须按照所谓理性或科学的方式去反应。他在近代极度“自由地”展开的世界几乎遮蔽了所有其余的可能性。这是当代思想家纷纷质疑“现代性”的根本原因：唯人主义可能从根本上损害了自由。

四、近代西方的科学概念：笛卡尔形象与培根形象

我们在第二节指出广义的科学指的是希腊文明传给欧洲的一份精神遗产，即把理性和知识作为人的基本存在方式，也是习得理想人性的基本方式。这种意义上的科学是服务于自由理想的。但是，我们今天使用“科学”一词更多指的是近代科学所造就的科学概念。所以我们还要搞清楚，近代科学在何种意义上继续保持其为“科学”，同时，它作为“近代”科学有哪些新的特征。

近代科学有两种形象：笛卡尔形象和培根形象。它们分别代表了古典的理性传统和新兴的功利传统，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和培根的“知识就是力量”分别是这两种传统的宣言。以他们的名字来命名这两种科学的形象是恰当的。

近代科学是希腊科学传统的直接继承者，这种继承性体现在近代科学的理性形式和自由精神上。笛卡尔的“我思”突现的是那种理性奠基的精神，而作为近代科学之肇始的自然数学化运动应该正确的看成是理性奠基运动，即把作为自然科学之对象的自然界彻底理性化的运动。与16、17世纪自然的数学化同时的其他重要的理性化工作还有：培根归纳法和笛卡尔演绎法等方法论问题的提出以及被科学家群体的消化，从此科学以其方法论而区别于其他知识形式；科学社团和研究机构的建立和有序化以及研究范围的分门别类，从此专业化、分科化成了科学事业扩张的基本线索。

随着自然的数学化、研究的方法论化、科学建制的分科分层化，近代科学完成了其理性化过程，并构成日后科学发展的基本精神气质。著名科学社会学家默顿在其经典之作《科学社会学》（The Sociology of Science）中将之概括为四个：普遍性（Universalism）、公有性（Communism）、无私利性（Disinterestedness）和有条理的怀疑主义（Organized Scepticism）。这四条精神气质（ethos）是对希腊所倡导的科学理性精神的一个很好的注解：有条理的怀疑主义是自由的怀疑和批判精神；公有性是自由发表和自由的探索精神；无私利性是不计利害只求真理的精神；普遍性也就是普遍理性精神，把理性的能力和可能性做了最大限度的扩展，发挥到了希腊人远未达到的地步。

近代科学不光是希腊理性精神的正宗传人和光大者，作为现代工业社会的奠基者，科学还以其“效用”服务于意欲“控制”的人类权力意志（will to power）。这是近代科学的一个暂新的维度：力量化、控制化、预测化。美国著名科学史家科恩说：“新科学的一个革命性的特点是增加了一个实用的目的，即通过科学改善当时的日常生活。寻求科学真理的一个真正目的必然对人类的物质生活条件起作用。这种信念在16世纪和17世纪一直在发展，以后越来越强烈而广泛地传播，构成了新科学本身及其特点。”[20]弗兰西斯·培根是这一科学形象的代言人，他强烈的主张科学应该增进人类的物质福利，否则就是些空洞的论证和言词游戏。他因此批评希腊人的科学大部分只是些“无聊老人对无知青年的谈话”，“他们真是具有孩子的特征，敏于喋喋多言，不能有所制作；因为他们的智慧是丰足于文字而贫瘠于动作。这样看来，从现行哲学的源头和产地看到的一些迹象是并不好的。”[21]培根倡导经验论、归纳法，尽管并未为同时代的科学家们所运用。但他在《新大西岛》中设想的科学研究机构所罗门宫，成了后来英国皇家学会的建设兰图。

意欲对自然有所图谋的培根纲领之重视外在经验是顺理成章的，但这里的经验也应该是完全新型的经验，它是对自然有所行动之后看看自然会有什么样的反应，而不是被动的观看。在这一点上，培根本人提出的比较被动和静止观照的经验论并不能真正实现他的纲领。近代科学延着他的思路发展出来的经验论是操作主义的实验经验论。可严格控制可重复操作的实验，是近代科学理论得以发展的外部制约条件和启发性因素。

笛卡尔形象和培根形象有时也被概括成数学传统和实验传统[22]。不同的历史时期，科学发展的主流可以侧重不同的传统。但是总的看来，近代科学的形象是由这两种科学形象合成而来的。经验加理性、实验加数学，通常就被认为是近代科学的两大要素。值得注意的是，这两种科学形象之间并非没有矛盾和冲突，相反，也许正是它们之间的对立构成了近代科学发展的一种基本的张力。它们相互制约，维持微妙的平衡。

但是希腊的基因总在顽强的发挥作用。我们确实可以隐约从近代科学史中看出一条理性论的主线，这些主线上的科学巨匠们总是更多的偏爱数学理性的内在力量。他们中杰出的一位，爱因斯坦，虽然也同时强调了这两大要素，称它们是“内在的完备”和“外部的证实”[23]，但在他的内心，科学的基础是理性而不是经验数据，科学本质上是“人类理智的自由发明”[24]。据说当爱丁顿的日全食考察队证实了他的广义相对论的预言时，他不动声色的说：“我知道这个理论是正确的”，当一位学生问他假如他的预言没有得到证实该怎么办，他回答说：“那么我只好向亲爱的上帝道歉了――那个理论还是正确的。”[25]

这个故事显示了笛卡尔科学理想的顽固性。如果说“外部的证实”应该屈从于“内在的完备”，那么在一颗古典的科学心灵看来，科学真理本质也应该是超越功利的。但是这样的古典理想并不总是能够得到实现，特别在今天，由于越来越深地卷入工业和军事政治，科学家们不得不屈从于商业秘密和军事秘密的要求，而破坏自由探索和自由发表的公有原则；由于耗资越来越大，他们也不得不越来越取悦于拨款人的功利好恶，而破坏无私利性原则。当代生命科学和生物技术在这方面表现得尤其突出。

在笛卡尔形象与培根形象之间非常明显的冲突，往往使人产生如下的疑问：近代科学究竟是怎样协调这两大传统的？它们是如何并行不悖的引导近代科学的发展的？我的看法是，在某种更深的意义上，两大传统事实上合流了。它们共同的受着一种新的理性形式――我愿称之为“技术理性”――的支配和控制，而这种新的技术理性与希腊的理性已不可同日而语，尽管前者确实来源于后者，但已经渐行渐远。

技术理性来源于人的“权力意志”，是对希腊理性的一种无限扩张。服务于“力量”（power）的要求，允诺“无限”(infinite)的可能性，是技术理性的两大要素。希腊的理性服务于“善”的要求，而且只允诺有限的可能性。人因为有理性而趋向善、热爱神，人在这种追求善的过程中领悟到自己的有限性。在希腊理性中不包含“控制”和“统治”的内在要求，恰如其份的理解人与上帝、人与世界的关系，被认为是真正的理性行为，所以，“理解”(comprehension)而非“力量”(power)是希腊理性的要义。值得指出的是，许多近代科学的创建者们并没有一开始就接受培根的“力量”纲领，相反还是坚持古老的理想，即把科学的主要目的看成是理解人类的处境，特别是为理解人与上帝的关系服务。例如牛顿，他多次表白，他从事科学研究的目的在于教人相信上帝的存在。

由于服务于力量的控制和运用，近代科学必然要求预测的有效性，并把它作为一个根本的边界条件。培根本人也曾说过：“欲征服自然，必先服从自然”[26]服从自然现在被认为是服从自然的规律，而自然的规律不是别的，也就是自然界的可预测性。

对自然可预测性的要求最终是通过自然的数学化来实现的。希腊的演绎科学――数学是可预测性的典范，有着勿庸置疑的可靠性，但那时数学被认为是通往善的一个必经阶梯。[27]自然的数学化以及近代数学本身的迅速发展，事实上均来源于对有效预测的要求。这种要求使得近代科学创造了一个纯粹“量”的世界，发展出了一套“计算”的方法论。因此，尽管近代科学和希腊科学都使用数学，但数学对他们而言已经不具相同的意义了。近代数学已经受雇于预测和控制的要求，服务于“力量”的意志。

不仅如此，近代以数学化为核心的科学理性还因其对“无限”性的允诺，而区别于希腊科学。希腊数学基本上限定在有限性的范围之内，对无限“敬而远之”。欧几里德的《几何原本》并未给出一个均匀平直无限的三维欧氏空间：这个空间恰恰是19世纪才被最后规定出来的。[28]近代的无限性首先发端于哥白尼革命，起始于一个谨小慎微的天文学改革，结果却导致了“从封闭世界到无限宇宙”[29]的革命性变革。与宇宙论的无限化相伴随的是无限数学的出现。牛顿微积分的发明是一个极具象征性的事件，它是无限数学第一次服务于近代科学，并帮助安排了一个无限的宇宙模型。

近代无限理性最终表现在对理性之无限“力量”的肯定。技术理性使人们相信，科学技术可以解决一切问题，因为科学技术具有无限发展的可能性：如果问题还没有得到解决，那是科技还不够发达；如果出现了不良的结局和负面的影响，那消除这种结局和影响也还是得靠科技的进一步发展。科学发展的无限能力的信念首先表现为科学家的“无禁区”的自由探索。由于近代科学事实上的深刻的“功利化”“权力化”，任何超越功利的不计后果的“无禁区”探索，都可能事实上造成恶劣的后果。核物理学发展初期，匈牙利物理学家西拉德因为忧虑核能量会被纳粹所掌控，曾建议各国的核物理学家暂缓发表他们的研究成果。这个所谓的“自我出版检查制度”是空前的，“几个世纪以来，科学家们都是为自由交流思想而斗争，所以任何时候也不应该持有与此相反的原则。他们自己就是极端自由的忠实信徒，并且是军国主义的不妥协的敌人。但是，现在他们感觉到，国际舞台的形势是十分复杂的。”从西拉德的信中可以看出，“当时科学家们对科学进步所寄托的希望，竟然由于可能产生可怕的后果而变得害怕科学向前发展了。写信的人好象竟希望实验失败。”[30]这个案例充分显示了，由于科学成为一种力量（权力、能量）的象征，自由探索的精神遭受了怎样深刻的挑战，科学家们面临着一种怎样的二难处境。

五、近代科学与人文的双重关系：分裂与合流

在回顾了近代西方的人文传统和科学传统之后，我们可以发现，近代科学与人文事实上存在着双重的关系：一方面随着专业化和学科分化愈演愈烈，人文学科的阵地激剧萎缩，在教育体制上人文教育与科学教育互相隔绝；另一方面，以唯人主义为标志的近代人文传统和以技术理性为标志的近代科学传统事实上紧密的结合在一起，共同构成“现代性”的基础。正是现代性所要求的专业分工和力量意志，导致了科学（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与人文学科的分裂，以及人文学科的严重危机。

科学与人文的分裂表现在相互联系的四个方面：

第一，自然科学和技术愈演愈烈的学科分化和扩张，使人文学科的领地日见狭窄。我们首先需要明确的是，科学与人文的分裂在近代并不是两个旗鼓相当的阵营之间的分裂，而是作为传统知识主体的人文学科日渐缩小成一个小的学问分支。文理科的发展极度不对称，理工农医科的规模越来越大，而人文学科越来越小。不仅在学科规模方面人文地位越来越低，而且在教育思想方面，科学教育、专业教育、技术教育压倒了人文教育。

第二，学问普遍的科学化倾向和功利化，导致了社会科学的兴起，也使人文学科的地位进一步下降。近代以来，运用自然科学的方法来解决社会问题的学科即社会科学日渐兴起，它们进一步挤占了传统人文学科的地盘。人文学科甚至到了只有栖身在社会科学这个牌子才有生存机会的地步。社会“科学”的概念取代了“人文”的概念，“功利”的概念取代了“理想”的概念。在一个科学化的时代，为了争得在学术殿堂中的位置，人文学界也出现了“人文科学”的说法。这个词组的用意并不是想阐明科学本质上就是人文――就象我们在第一二节所阐明的那样――而是说，人文也是一种象近代科学那样的“力量型”的学问，借以在科学时代合法地谋得一席之地。

第三，重视培养专业人才的教育体制，人为的造成了科学与人文之间的疏远和隔绝。对于当代中国人来说，谈论科学与人文的分裂时心中想的，正是中国现行教育体制中严重的文理分科现象。这种分科现象在西方各国的教育史上或多或少的都存在，但都没有象当代中国这样突出。分科化、专门化和专家化与教育理念有关，凡重专才教育，则专科化倾向较严重；凡重通才教育者，则专科化倾向就比较淡化。在专才教育体制下成长起来的理工科学生缺乏基本的人文素养，对于社会进步和发展难以有一个宽阔的视野和深谋远虑的计划。正象许多教育家所指出的，如果高等教育培养出来的学生只会用自己学科的内部标准去判断事物，那就不是真正的高等教育。真正的高等教育应该培养学生既掌握内部标准，也能够用其他学科的原理和方法即“外部标准”来评判自己的学科，能够看出自己学科的优点和局限。[31]

第四，自然科学自许的道德中立，使得科学家们心安理得的拒绝人文关怀。与之相关的是近代哲学对事实与价值的二分，这种二分将科学置于澄清事实的范围，而不涉及价值问题。皇家学会的干事长胡克为学会草拟的章程时写道：“皇家学会的职责是：通过实验改进自然事物的知识，以及所有有用的技艺、制造业、实用机械、工程和发明的知识，同时不干预神学、形而上学、道德、政治、文法、修辞学或逻辑。”[32]科学家们也许并不反对博爱善行的人道主义，而且更深的认同唯人主义的“力量原则”，但当这种力量原则与特定的历史文化经验发生冲突时，他们有可能毫无犹豫的牺牲后者。科学与人文的分裂体现在科学对人文传统的轻视，特别是当这种人文传统不合技术理性的逻辑时。

科学与人文的分裂根源于知识体系的分科化、专业化，而知识的专科化又源于什么？这个问题把我们引向近代科学与人文合流的方面：技术理性与唯人主义的合流。很明显，知识的专科化来自技术理性，来自那种诉求“效率”和“力量”的科学的本质。所以，科学与人文的分裂是技术筹划的必然结果。力量型科学要求一种分工型的科学和教育体制，只有理解型的科学才要求一种综合的领悟力。今天对科学与人文之分裂的反省，最终应该导向对力量型本身的反省。

技术理性就在这个意义上与唯人主义合流。它们都是相信“力量”（power）的乐观主义。在唯人主义看来，一切问题都是可以解决的，因为人有理性这种无限的能力。为了解决人所面临的一切问题，技术理性广泛地行使它的威力。唯人主义得到弘扬的地方，也就是技术理性大展宏图的地方，因为它们相互确认。这种相互确认并不简单是人作为目的，技术作为手段，相反，手段和目的在这里混成一体，因为技术理性正是人之所以能把自己确立为价值中心的唯一根据和保证。许多技术批判主义者批评技术的发展违背了人性的目标，是对唯人主义的背离。其实，“技术违背了人性”，却不见得是对唯人主义的背离，因为正是唯人主义本身推动了技术的这种违背人性的倾向。唯人主义陷入一个自我拆台的怪圈之中。

这里的逻辑并不难理解。唯人主义因着技术理性而自命不凡，而把自己确立为价值原点和世界的中心，而觉得自己无所不能，可以对自然界为所欲为。这里，对人的自我崇拜就自然而然的转化为对技术的崇拜。如果我们要求自然屈从于技术，那么我们也在要求作为自然一部分的我们自己屈从于技术；如果我们认为技术产品优于自然的产品，那么同样，我们的创造物就会被认为优于作为自然产品的我们自身。由于我们人类注定是自然的一部分，因此唯人主义注定要遭受技术的异化：本来是用以确立人之地位的，最终却被用来贬低人类自己。技术发达了，人类却丧失了劳动的乐趣，甚至劳动的权利（所谓技术失业）；科学发展了，人类却越来越不知道生命和存在的意义。这是唯人主义深刻的困境。

六、弘扬科学精神：两种思路

今天到处都能听到弘扬科学精神的呼声。但这个有待弘扬的东西究竟指的是什么？众说纷纭，莫衷一是。问题在于，为什么会有弘扬科学精神的要求，其背后的动机是什么。不同的动机和要求，想弘扬的东西就不会是一样的。

总的来看有两种思路。一个广泛持有的思路是，在科学与人文相区别的意义上，特别的张扬科学的优越性。这种思路分两部分：第一部分，基本上把科学精神等同于科学方法，因为科学之区别于非科学、科学之特别的有效用，就在于科学方法；第二部分，主张把在科学研究领域特别有效用的科学方法，不仅不折不扣的运用在实际的科学研究中，而且要运用到更广泛的日常社会生活领域中去。我把这样的主张定义成科学主义：主张在科学领域行之有效的科学方法可以而且应当在非科学领域普遍使用[33]。科学主义自然有强有弱，但科学方法的超（科学）范围运用是它的基本主张。按照这种定义，弘扬科学精神的第一种思路就可以概括成：科学精神就是科学方法，弘扬科学精神就是弘扬科学主义。

在这种思路下人们对“什么是科学精神”的回答，基本上都是关于“什么是科学方法”的总结概括。由于都是从各人的私人经验出发，得出的结论各各不同。但问题在于，有没有一个普遍适应的科学方法。“历史学派的科学哲学家都承认，像逻辑主义那样建立一个严格的超历史的形式方法论以符合科学发展实际上是不可能的，任何方法都是具体的、历史的。”[34]因此，一般的谈论科学方法可能是舍本逐木。对一个想尽快进入研究前沿尽快出产研究成果的科学研究者而言，多多浸淫于科学共同体的研究氛围之中，比到处打听科学方法论更有益处。熟能生巧，习惯成自然，科学方法的习得是一个实践问题而非理论问题。

对于一个非科学家，或者对于一个正处在日常生活中的科学家来说，有没有必要把科学的方法也同时运用起来呢？弘扬科学主义的人所希望的正是这个。“让科学成为我们的生活方式”，这句广告词彰显的就是这种科学主义的理想。然而，科学主义的实施是有条件的、有限度的，无条件的强的科学主义是不可取的，就算想取也是不可能的。

我可以举几个典型的例子来说明，为什么科学主义是不可取的。对所有的对象一视同仁，忽略掉它们的特质，从而用数学的方法对它们进行处理，这是典型的科学方法。但是，忽略掉个体的特质，肯定不是没有缺陷的，特别用在人与人交往的领域。教育学里有一个原则叫“因材施教”，如果培养学生像工业化的流水线生产一样，那肯定不是一个好的教育方法。

还有，对所有的对象，只注意它表现出来的东西，不关注它表现不出来的东西，这也是典型的科学方法，或称黑箱方法，因为科学要求一种可操作性，追求一种有效处理问题的能力。但是，如果承认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内心世界”的话，那人际之间的许多问题就不是能够用黑箱方法解决的。

还可以提出一种人们可能最不赞同的科学方法：为达目的不择手段。从效率的观点、从目标管理的观点、从操作的观点看，这确实是可接受的。而这些观点，又恰恰是科学方法所必须采纳的。但是，离开科学研究的比较单纯的境域（context）进入一个比较复杂的境域中，某种科学方法就变得太荒谬而不可取了。胡适当年评论科玄论战的“科”字方时一针见血的指出，他们都没有端出一个“科学的人生观”来，原因是，他们虽然抽象的承认科学可以解决人生问题，却不愿公然认同那具体的“纯物质、纯机械的人生观”。显然，没有人会认同“为了解决人口问题在人口稠密的地区放原子弹、做核试验”，虽然其方法是高效的。希特勒手下的科学家一直在研究如何高效的毒死犹太人和高效的焚化犹太人的尸体，他们确实很讲科学方法的。

科学的方法由于服务于对自然的支配和控制，所以其基本的逻辑是强权的逻辑、力量的逻辑。这种逻辑用于社会问题上，给出的必定是一个严密控制和高效统治的社会方案，它最好的使用对象是一个奴役的社会。这正是我们要对科学方法在社会领域的运用保持警惕的地方：科学主义的社会理论充分运用的地方有可能是一个极权社会。

科学主义的限度不仅在于它在非科学领域的实际运用有可能是非法的和无效的，也就是说，它实际上“不能够”无条件的运用，而且在于那种“应该无限扩张”的原始动机是可疑的。一些伟大的科学家们都深深地意识到科学的有限性，反对科学的“无限扩张”。爱因斯坦在对加州理工学院学生的讲话中说：“你们只懂得应用科学本身是不够的。关心人的本身，应当始终成为一切技术上奋斗的主要目标；关心怎样组织人的劳动和产品分配这样一些尚未解决的重大问题，用以保证我们科学思想的成果会造福于人类，而不致成为祸害。在你们埋头于图表和方程时，千万不要忘记这一点！”[35]在1949年8月20日的一封信中，爱因斯坦说：“我酷爱正义，并竭尽全力为改善人类境况而奋斗，但这些同我对科学的兴趣是互不相干的。”[36] 1931年10月19日祝贺大法官布兰代斯的信说：“人类真正的进步的取得，依赖于发明创造的并不多，而更多的是依赖于像布兰代斯这样的人的良知良能。”[37] 1937年9月的一封信中，爱因斯坦说：“我们切莫忘记，仅凭知识和技巧并不能给人类的生活带来幸福和尊严。人类完全有理由把高尚的道德标准和价值观的宣道士置于客观真理的发现者之上。在我看来，释迦牟尼、摩西和耶稣对人类所作的贡献远远超过那些聪明才智之士所取得的一切成就。”[38]

无限扩张的动机实际上是一种无根据的动机，是虚无主义的意志。怀特海说得好，“科学从来不为自己的信念找根据，或解释自身的意义”[39]，它的根据和意义必得从更一般的人类思想中找寻。科学主义不是科学的一个必然产物，而是技术理性支配下的某种特定的意识形态。伟大的科学家们都不是科学主义者，他们深知科学的限度。

我已经指出了弘扬科学精神的第一种思路的种种缺陷，但我还是赞成弘扬科学精神的提法，因为还有第二种思路。

第二种思路是科学与人文相统一的思路。这里弘扬的不是与人文相对立的意义上、更具优越性的科学的方法，而是本质上就是人文精神的科学精神，也就是我们在前面反复讨论过的“自由”精神。它与第一种思路的效用的精神、权力意志的精神、科学至上的精神相对立。在中国，有许多杰出的科学家充分意识到了，科学的“精神”之高出具体“科学”的地方就在于“追求真理”。竺可桢说：“提倡科学，不但要晓得科学的方法，而尤贵在乎认清近代科学的目标。近代科学的目标是什么？就是探求真理。科学方法可以随时随地而改变，这科学目标，蕲求真理也就是科学的精神，是永远不改变的。”[40]如何“追求真理”？竺可桢概括说：“只问是非，不计利害”。

“不计利害”对于一个崇尚实用理性的民族来说是很难理解和接受的，这正是我们缺乏科学精神的根本原因。“不计利害”包含着独立思考、怀疑批判的精神，包含着不畏强权、为真理而献身的精神，包含着为科学而科学的精神，所有这一切，实际上都是自由的精神。弘扬科学精神，首先是弘扬自由的精神。

为什么要弘扬科学精神？因为在这个科技昌明的时代，自由的精神反而面临着威胁和危险。“算计利害”而非“不计利害”成了压倒性的时代精神，令自由的心灵感到窒息，这是90年代的有识之士发起人文精神大讨论的真正动机。弘扬科学精神轻而易举地走上了第一种思路，更表明“不计利害、但求是非”的自由精神已处在遗忘的边缘。

[1] 参见C. P. 斯诺《两种文化》，纪树立译，三联书店1994年版。

[2] 拙著“技术与人文”，《北京社会科学》第2期

[3] 《雅典之夜》（Attic Nights）13.17.1，转引自D. Goicoechea, eds., The Question of Humanism, Prometheus Books,1991, p.42

[4] 参见樊洪业：“从格致到科学”，《自然辩证法通讯》1988年第3期

[5] 类似的学问由于服务于不同的人性理想，在西方为“科学”，在中国则为“礼”。以关于天象的学问为例，希腊人发展出了数理天文学（mathematical astronomy），中国人则发展出了以占星为主题的天学（astrology）。中国天学并非对天象本身而是对天象所象征的东西感兴趣，它的基本功能是为制定“礼”服务。参见江晓原《天学真原》（辽宁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一书之论述。

[6]近代以来很长时间，基础科学、理论科学还被称做自然哲学，比如牛顿的名著称为《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1687），光之波动说的复兴者托马斯·杨的名著称为《自然哲学讲义》（1807），拉马克的进化论的代表作是《动物哲学》（1809）。

[7] 参见苗力田主编《亚里士多德全集》第七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31页。

[8] 参见博伊德《西方教育史》，任宝祥等译，人民教育出版社1985年版，第69页。

[9] 参见罗素《西方哲学史》上卷，何兆武等译，商务印书馆1963年版，第519页。

[10] 怀特海：《科学与近代世界》，何钦译，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第13页。

[11] 同上，第12页。

[12] 德国人J. T. Miethammer于18在辩论古典文化的重要性时第一次使用这个词，1859年，George Voigt在《古典文化的复兴或人文主义的第一个世纪》（The Revival of Classical Antiquity or The First Century of Humanism）一书中，将这个词用于文艺复兴。参见The Question of Humanism, p.94-95。

[13] 按照克利斯特勒在《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八个哲学家》（姚鹏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版）中的说法，studia humanitatis是一个可以追溯到罗马作家的古老用词，而humanista可以追溯到15世纪后期，16世纪开始通用。（第182－183页）

[14] 参见克利斯特勒《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八个哲学家》，第27页。

[15] 转引自The Question of Humanism, p.27

[16] 《莎士比亚全集》，朱生豪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5卷第327页。

[17] 宋祖良在其《拯救地球和人类未来》（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中把海德格尔的《关于人道主义的信》译成《论人类中心主义的信》。

[18] 王若水：《为人道主义辩护》，三联书店1986年版，第242页。

[19] 参见拙文“技术与人文”

[20] 科恩：《牛顿革命》，颜锋等译，江西教育出版社版，第5页

[21] 培根：《新工具》第一卷第七十一节，许宝騤译，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48、49页。

[22] 库恩就曾提出物理学发展中的数学传统与实验传统的对立，参见《必要的张力》，纪树立等译，福建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32页。

[23] 爱因斯坦：“自述”，载《爱因斯坦文集》第1卷，许良英等编译，商务印书馆1976年版，第10－11页。

[24] 爱因斯坦：“理论物理学的方法”，载《爱因斯坦文集》第1卷，第314页。

[25] 参见科恩：《牛顿革命》，第168页。

[26] 《新工具》第一卷第三节

[27] 值得注意的是，20世纪的大数学家大哲学家怀特海视为自己最终哲学观点的讲演正是《数学与善》。

[28] 参见拙著《希腊空间概念的发展》第八章，四川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

[29] 著名科学史家亚历山大·柯瓦雷(Alexander Koyre)的名著《从封闭世界到无限宇宙》（From the closed world to the infinite universe）极好的描述了这场革命的实质。

[30] 罗伯特·容克：《比一千个太阳还亮》，何纬译，原子能出版社1966年版，第48页、第50页。

[31] Ronald Barnett, The Idea of Higher Education, Open University Press, 1990, p.165.

[32] 转引自汉伯里·布朗：《科学的智慧》，李醒民译，辽宁教育出版社版，第136页。

[33] 这其实正是《韦伯斯特新世界词典》里关于“科学主义”（scientism）的定义：the principle that scientific methods can and should be applied in all fields of investigation。

[34] 拙著《追思自然》，辽海出版社19版，第398页。

[35] 《爱因斯坦文集》第3卷，许良英等编译，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第73页。

[36] 杜卡斯编：《爱因斯坦谈人生》，高志凯译，世界知识出版社1984年版，第23页。

[37] 《爱因斯坦谈人生》，第75页。

[38] 《爱因斯坦谈人生》，第61－62页。

[39] 怀特海：《科学与近代世界》，第16－17页。

[40] 竺可桢：《看风云舒卷》，百花文艺出版社年版，第140页。

篇4：科学与伪科学论文

有关科学与伪科学之间的界限的争论似乎永远没有停歇，经过这学期自然辩证法的学习，我认为其实毫无休止的去争论这个界限是没有多大意义的，对于科学伪科学的看法，我们应该用辩证的，发展的眼光去看待。

首先，我们来看下目前对科学伪科学较流行的定义。科学寻求的是对自然现象逻辑上最简单的描述。科学的目的并不是为了个人或者某个集体的利益，他的目的是单纯的.，即单纯的描述自然现象。然而科学这个词汇同时也具有两重性。认识有正确的与错误的之分。正确的认识客观事物可以借用科学一词来形容，错误的，不符合客观逻辑的也可以用科学来描述。科学一般是人们在日常生活中积累的经验，经过分析抽象其中具有逻辑性的真理。比如气象科学就是从人民长期对气象的观察上建立起来的学科。因此，科学应该具有以下几种特性：1、科学使用的属于不能有任何歧义，必须有准确的界定。2、科学理论的建立必须有严密的观察和实验为基础，而且必须具有可重复性及普遍性。3、科学的理论必须要有严密的逻辑结构，理论体系构架，不容许出现前后矛盾。4、科学理论体系必须要遵循简单的原则。5、科学可以接受实践的检验，可以被证实，可以被推翻。

伪科学，把没有科学依据的非科学理论方法非要贴上科学的标签，更有甚者宣称为超科学而存在的，玄学，占星学等。像上面说的，科学的定义似乎不是很容易下，但是伪科学的定义却是显而易见的。简单的讲，就是把非科学贴上科学的标签。很多种情况下人们把一些原则上不能被证实，不能被证伪的一些似是而非来源于想象的东西当成科学理论，更有被居心不良的人所利用，弄虚作假，达到自己的不良居心。伪科学通常以科学来包装自己，借助人们对科学的信仰来推行其观念。但是伪科学往往是经不起推敲的，并且总是不能被验证。

那么科学与伪科学之间的关系呢？伪科学是非科学的一种，非科学作为科学的对立面客观的存在着，而一旦把非科学宣称为科学，那么这就成了伪科学。伪科学是贴着科学标签的非科学。科学与非科学之间是有着对立统一的关系的，但是科学与伪科学是坚决对立的。伪科学是把一个不是科学的事物非要描述成为科学，并且借助各种手段去误导众人，并且往往阻碍社会的前进。比如有的人曾经宣扬天命论，有的人利用占星术去操控一个国家的政权，有的人为了自己的一己私利去伪造科学数据宣称在科学上达到的某种最新成就。回顾过去的历史，我们也不难发现，随着社会的进步，一些所谓的科学变成了伪科学，而有的难以被接受的学说则被证明为正确的科学。例如在古希腊，迷信，宗教，魔法和神秘都曾被认为是正统的科学。但是随着时间轮的前行，这些都一一被真理实践所击破，都被证明为非科学。而大陆漂移说在被提出伊始，也一度被认为是伪科学，但是随着科技的进步，这个理论被逐渐证实。可见，有的时候人们会因为缺少实践检

测而误把科学当做伪科学，也会因为缺少认识而把非科学当做科学。

在现代社会伪科学又如何辨别呢？百度百科上给出了以下几点。1、没有实验验证就进行断言 2、在存在矛盾实例的情况下进行断言 3、不能进行重复性检验 4、断言不符合逻辑 5、存在多种解释的情况下仅取其一

在区分之时应当综合考虑以上几个方面，例如断言不符合逻辑，人们对事物的认识总是发展的，可能不符合理论提出当时人们的逻辑，人们将其认为是伪科学，但是随着人类认识的进步，该学科有可能被证实，被人们所接受。

篇5：人力资本结构与全要素生产率的关系论文

人力资本结构与全要素生产率的关系论文

内容摘要：人力资本结构、技术外溢是决定全要素生产率的核心因素，人力资本积累是全要素生产率提高的物质基础，技术外溢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全要素提高的速度。本文利用-省级面板数据，在将人力资本分为四个类别前提下，考察不同维度人力资本投资、技术进步与全要素生产率之间的内在逻辑关系。研究结果表明：衡量技术外溢的两个变量技术进步、技术效率都对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具有显著促进作用，基础人力资本、知识人力资本两个维度人力资本的积累明显促进了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技能人力资本积累对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具有负向作用，制度人力资本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不显著。最后笔者依据实证分析结果，提出了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的政策建议。

关键词：人力资本；技术外溢；全要素；生产率

问题的提出

对人力资本、技术外溢与全要素生产率关系研究的理论基础主要来源于新经济增长理论，新经济增长理论主要贡献是将技术进步内生到生产要素投入中，并将人力资本从资本与劳动生产要素中单独分离出来。这也是国内外大多数学者就此选题进行研究的基础，技术进步的内生与人力资本的分离，可以更好地衡量人力资本积累与技术溢出效应对经济增长的贡献。通过对过往研究的梳理发现，大多数学者认同技术外溢与人力资本积累对全要素生产率提高的正向促进作用，普遍认为人力资本投资和人均受教育时间的延长带来了技术进步与技术效率的提高，进而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最后保持了经济持续快速的增长。Benhabib和spiegel（1994）认为人力资本积累影响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第一，通过人力资本的积累存量的增加，其对技术进步吸收能力提高，产生外溢效应，使技术效率提高速度加快，最后带来全要素生产率的快速增加；第二，伴随着全球化以及全球技术合作的`加强，发展中国家可以通过引进发达国家的先进技术来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人力资本积累、技术外溢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受到国内外学者的广泛关注。Perkins和Rawski对中国1982-之间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长速度进行了估算，测算结果显示，20世纪90年代全要素生产率增长速度快于21世纪以来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速度。相关研究（Griffith等，；Caselli和Coleman，；Bronzini和Piselli，）中重点关注了人力资本积累对技术进步的吸收能力，并指出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人力资本对技术进步的吸收能力。梁超（）运用脉冲响应与系统广义矩估计方法，从多个层次考察了人力资本对技术外溢的吸收能力以及对技术效率以及全要素生产率提高的影响。夏良科（）利用数据包络分析方法，比较了不同行业之间人力资本、技术外溢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考察人力资本投资、科技研发投入与技术外溢之间的相互作用。陈仲常、谢波（）运用我国省级面板数据，考察不同受教育水平的劳动者对我国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外部效应。魏下海（2010）通过设置虚拟变量以及利用三种权重矩阵，实证分析了我国人力资本积累对全要素生产率提高的空间溢出效应。通过对过往学者研究成果的梳理可以发现，大多数文献都是将人力资本作为一个整体来考察，或者是仅仅考察高等教育对技术进步的影响，并没有考察不同维度人力资本积累对全要素生产率提高的推动作用。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国内学者没有从多个维度、多个层面上全面考察人力资本积累、技术进步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也没有很细化地比较不同维度人力资本对不同区域全要素生产率的具体影响。本文运用我国-20的省级面板数据，将人力资本分为四个维度，更为深入地研究其对技术进步、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并依据实证分析结论，从人力资本投资视角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

变量选择与模型设定

本文的核心议题是“人力资本结构、技术外溢与全要素生产率”，围绕着这一主题，将人力资本投资分为四个维度，从多层次、多维度考察人力资本结构、技术外溢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

（一）计量模型设定在上述研究框架下，本文通过构建合适的计量模型，从人力资本四个维度上实证检验其对技术外溢以及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计量模型构建如下：Zit=0+1hucit+2Xktit+εit（1）其中，i表示地区，t表示年份，Zit为被解释变量，为了更好地刻画人力资本结构对技术进步的影响，被解释变量主要包括全要素生产率（tfpit）、技术效率（teit）、技术进步（tpit）三个部分，hucit核心解释变量人力资本结构变量，Xktit为控制变量组，εit为随机扰动误差项，参数1的经济含义是人力资本对我国技术进步以及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2的经济含义为控制变量组对全要素生产率与技术进步的影响。同时，依据前述逻辑分析框架，本文将hucit设定为核心解释变量。为了避免重要变量缺失引起的估计偏误，考虑到全要素生产率肯定受到其它重要变量的影响。在计量模型（1）中，本文引入被解释变量的滞后一期变量作为模型解释变量，考察其它重要变量对被解释变量的影响，将模型（1）扩展为动态面板数据模型。综合上述分析，计量模型扩展为：Zit=0Zit-1+1hucit+2Xktit+εit （2）为了分别考察人力资本结构对技术进步、技术效率、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以及人力资本结构、技术外溢两组解释变量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本文设定如下计量模型：模型（3）、（4）考察人力资本结构对技术进步、技术效率的影响；模型（5）考察人力资本结构、技术外溢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

（二）变量选择被解释变量全要素生产率（Zit）。本文对全要素生产率、技术效率以及技术进步的估算，主要是参照Fare（1994）的研究成果，方法上采用数据包络分析方法，将每一个省级单位看作一个生产决策个体，在既定条件下，先确定每一个省级单位的最佳生产前沿面，然后比较现实经济中能够达到的前沿面与最佳前沿面的差距，差距越大代表全要素生产率越低，反之则表示越高。公式（9）衡量的是技术效率指数变化，公式（10）具体测算了技术进步指数的变化，这两个支出主要测度了实际生产前沿面与最佳生产前沿面之间的差距，如果数值大于1，表示技术效率提高或技术进步，小于1表示技术无效率，等于1表示技术进步或技术效率没有变化。核心解释变量（hucit）。本文的核心解释变量主要由四个部分组成：一是基础人力资本huc1。基础人力资本主要涉及到健康投资，本文主要通过《中国统计年鉴》获取人均健康医疗支出指标。二是知识人力资本huc2。主要通过人均受教育年限来衡量。三是技能人力资本huc3。主要以《中国劳动统计年鉴》公布的每年各省技工培训学校毕业生数占适龄人口的比重来衡量。四是制度人力资本huc4。主要考察人力资本在不同地区之间流动迁移情况，用省级单位人口迁移量占总人口的比重来近似地衡量制度人力资本。Xktit为控制变量组。依据我国现实和前述逻辑分析，影响居民收入分配的数据主要有：财政收入分权（revrit），固定资产投资比率（faiit），财政支出分权（exprit），城镇化水平（urbit），经济开放度eoit，利用外资水平（fdiit），人均GDP（rjgdpit）。

篇6：浅谈中学语文教学改革的现实意义与具体路径论文

论文摘要：本文分析了中学语文教学改革的现实意义，指出现阶段改革工作的必要性。本文提出了几种具体的改革路径，包括注重情感引导、建立科学化学习模式等方面。

从启蒙阶段开始，语文便与每个人的教育经历形影不离。时代愈发进步，各类学科的教学工作也应积极顺应社会的需求。在此形势下，我国的教育事业也置身于改革的十字路口，在探索中追寻前行的方向，以适应现代社会对人才的新要求。中学语文教学作为基础教育格局中的必备一环，同样面临着改革的契机。长期以来，中学语文教学陷入了传统教学模式的藩篱，无法形成开放且有活力的教学环境。语文作为一门兼具理论深度和实践广度的综合类学科，未能在当前的教学实践中传达出它的内涵与意义。为了贯彻素质教育理念，推动教学工作的和谐、健康发展，中学语文教育的改革工程亟待展开。

篇7：浅谈中学语文教学改革的现实意义与具体路径论文

何谓改革?改革便是冲破旧有思维的限制，与时俱进地开创出一番新气象。积极、正确的改革举措，将更好地彰显出自身价值，并推进整个时代的进步。中学语文教学改革正是适应形势的现实之举，其现实意义具体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1．1摆脱传统教学模式的桎梏，发挥语文的工具性能

毋庸置疑，语文是一门工具性极强的学科。通过长期、持续的语文学习，学生将具备基本的表达与交流能力，并有可能提升审美情趣和人文素质，从而达到身心的均衡发展。然而，传统教学模式却部分“遮蔽”了语文学科的价值，阻碍了中学语文教学工作的健康、有序开展。“以教师为主体，以教材为模板，以讲课为中心”的教学模式无法激发学生的自主学习热情，教师、学生、教材之间难以形成良性互动关系。如此一来，中学语文教学便面临着现实的困境。因此，唯有实施中学语文教学改革，方能摆脱传统教学模式的桎梏，彰显语文学科的应有之义。

教育不是一项建造“象牙塔”的工程，而是为社会服务的人才“补给站”。中学语文教学改革将密切贴近社会对人才的新需求，在教学模式中融入更具现实性、实用性的因素。在改革思潮的冲击下，中学语文教学将开掘出学生的语感能力、创新能力、实践素质、人文涵养等综合素养。

2 素质教育背景下中学语文教学的改革路径

知悉了中学语文教学改革的现实意义之后，应明确接下来的改革道路应如何迈步。中学语文教学的改革路径应遵守循序渐进的原则，并且需要教学者在实践中灵活运用，以期达到更高层次的教学目标。

2．1注重情感引导，帮助学生树立积极、正确的学习态度

教师应充分重视情感因素对教学效果的影响力，在教学实践中关注学生的情绪状况，并对之进行科学的情感引导。中学语文中包含了大量的语法基础知识以及古代文学知识，既考验了记忆、理解能力，也提升了对学生的语感要求。部分学生因基础较差、理解能力不强等客观原因，丧失了对语文学习的.兴趣，继而产生了懈怠心理。这时教师要积极地与学生沟通、交流，帮助学生重新建立起乐观、正确的学习态度。另外，教师还应在课堂和评价成绩时，多表达一些鼓励性的话语，从而让学生拥有继续学习语文的信心。

2．2建立自主、合作、探究的学习模式，唤醒学生的自觉学习热情

无论在哪一学科的教学过程中，学生都应该站在最显著的主体地位，中学语文教学也不例外。教师应适当地退居引导地位，在教学实践中开掘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师生之间、学生之间的课堂交流应该是通融、和谐的，集体共享关于语文知识的信息以及观点。为了进一步活跃教学氛围、激发学生的积极性，教师应尝试多样化的教学方式。比如说，就“古代诗歌与现代诗歌的比较”这一话题，组织班级展开小组讨论。小组成员问先进行交流，继而形成小组观点，随后小组之间再展开对话与讨论。这样一来，每一位学生都能融入到教学活动中来，并可以无拘束地表达自己的理解。对于一些有新意、蕴含着创新价值的观点，教师应予以鼓励。在合作与竞争的教学氛围中，学生自然而然地有了自主学习的意识，从而成为教学过程中最积极、最活跃的因素。“

2．3倡导生活化、情景化教学，打破语文教学的狭隘空间

中学语文包含较多的理论知识以及内容艰涩的文言文，仅凭单一的书面学习，难以促成学生对知识的真正理解。教师应重视生活化、情景化的教学理念，立体形象地呈现语文知识，让学生在丰富的感性认知中达成知识的内化、掌握。例如，教师可以利用多媒体技术，用图片、声音等载体来表现诗词的意境。又或者，在学习“被”字句与“把”字句时，教师可以设置一个具体场景，让两个小组进行模拟表演。其中，一个小组只能用“被”字句，另一个小组只能用“把”字句，诸如此类的情景化教学方式，将打破传统教学模式的狭隘空间，真正建立起一份和谐、广阔的教学视域。

篇8：相对论与科学迷信论文

相对论与科学迷信论文

相对论有许多与传统不同的思维，比如同时性问题、尺缩效应、钟慢现象、光速不变等等。我想除专业人士之外，绝大多数人不懂这些理论，也不想去研究这些对普通人来讲深奥的东西。但是权威容易变成迷信，真理离开了存在的条件就会变成谬误。相对论的乱用就会把科学变成谬误，背离科学的基础。在当今社会科学已经成为迷信，使它成为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成为正确的代名词，不管人们懂不懂，只要是科学就代表正确，而忘记了科学是人们对世界的一种探索方式，它追求真理而不是把自己看做真理的代名词。任何科学都是建立在经验的基础之上的，而经验是相对主体而存在的，研究科学的问题不能离开主体的影响。我们需要对科学结论进行哲学的思考。

1、关于同时的相对性问题

A和B两个物体在主体C看来是同时出现或同时落地，但在D看来却是A先于B出现和落地，在E看来是B先于A出现和落地。这表明同时性受观察者的影响，传统科学只考虑客观事物的关系，并不去考虑主体对科学结果的影响。其实同时性的相对性是因主体而产生的，并不是一个深奥的问题。不同的物体的信息传播到主体的时间受主体位置的影响，如果主体在两个物体中间，我会看到两个物体同时落地，如果这时我这是靠近A物体，而且A、B两个物体距离非常远，在同样的情况之下我会看到A比B先落地，反之我会看到B比A先落地。任何科学知识都是主体的一种认识，任何认识都会受到主体的影响，离开主体来看认识就失去了认识的基础。

2、关于钟慢效应

相对论认为，快速运动的物体上的时间会变慢，这表明时间是与物体运动的速度联系在一起的，是相对的。我们每一个人可能都有这样的感受：等车是时间过得特别慢，而热恋时时间却变得特别短暂。因此时间的相对性只是对人而言。但人们不去考虑相对论的理论对人的关系，受主体的影响，而认为时间的相对性是客观世界的本来面目。当我们考虑物体与主体的关系时，时间的相对性问题并不神秘。快速运动的物体，如果我们在它的上面，时钟不会变慢，时钟变慢只是相对于观察者而言（科学研究者而言），因为我们是通过光的传递来获得物体的信息的，我们的感官把物体的信息变成感觉。A物体以1/2的光速在与我相对运行，两秒钟这一时刻，物体距离我30万公里，这是物体发出的信息一秒钟以后才能被我接受到，也就是我在第三秒的时候才能那个看见物体A 在两秒钟时发出的信息、看到物体，如果物体运行了10妙，我在第15秒钟的时候才能接受到物体在10秒钟的时候传出来的信息，看到物体，因此对观察者来讲，我们永远观察到的是物体A的过去，因此在我看来，在高速运动的物体上的时间会变慢。同样的'双胞胎，一个人看离它高速远去的物体上的兄弟会感到它比自己年轻，其实这只是相对观察者而言，对于在高速运动的物体上的人而言并不年轻，因为，我们看到的只是它的过去的信息，而不是它现在的信息。所谓双生子佯谬纯粹是对相对论的误解或是相对论的错误。因为钟慢效应只是对观察者而言，人的信息的获得需要一个时间，在低速运动的物体中，这个时间可以忽略不计，但在高速运动的情况下（微观与宏观）信息的获得就必须考虑信息传播的时间。假设一个物体在持续不断的发出信息，我们与物体以超过光速的运动速度相对运行，我们就决不会把在物体上的人看成越来越大，而是看做越来越年轻，越来越小。因为我们只能获得物体过去的信息，我们得不到物体现在的任何信息。在宇宙中我们能看到几万年以前的星球，因为这个星球离我们有几万光年的距离。因此，所谓时钟佯谬或双生子佯谬，认为乘高速火箭飞行的人多年回来后会比在地球上的兄弟要年轻纯粹是无稽之谈。

在观察者看来，高速运行的物体的时钟不仅会变慢，也会变快。一个星体距离我们60万光年，假设这个星体以接近光速向我们飞来，正好在此时，这个星球上出生了一个婴儿，但是我们现在无论如何是不会看到他的，因为关于这个婴儿的信息只有60年以后才传给我们（因为信息是通过光来传播的）。在六十年后我们观察到了这个婴儿，但在第61年的时候它来到地球上，我们会看到（如果我们持续不断的观察）他已经61岁了，在星球上用来两年的时间活了地球上61岁。在这种情况下，时钟不是变慢了，而是加快了。因此时钟的快慢只对观察者有意义，对事物本身没有意义。

3、关于光速不变

光速不变理论认为：物体运动的最高速度不能超过光速，即使在同一个点上向相反的方向同时发射两个光子A和B，每一个光子的运行速度为30万公里，在光子A上观测另一个光子B，光子B相对于A的运行速度仍然是30万公里。也就是说1＋1＝1。1＋1=1是不符合逻辑的，但物理学家通过观测证实了光速不变理论。这就发生了非常奇怪的现象，两个光子走的距离等于一个光子走的距离，两公里等于一公里，于是高速运动的物体距离也就是长度会缩短，这就是尺缩效应。这种物理语言只有少数几个物理学家能明白。虽然科学家非常伟大，但它创造的理论不应该神秘，更不会让人读不懂。我不同意自然界可以不符合逻辑，1＋1≠2，我认为相对论理解的1＋1＝1的观点是因为未能考虑到主体在认识中的影响，我们在分析物体之间的关系时，应考虑主体是如何获得这些信息的，以及主体在获得这些信息时受到的信息传播的影响，同一个太阳，我们早晨看起来大，中午看起来小，这种“两小儿辩日”的困惑不正是我们理解1＋1＝1的困惑吗？因此用观察获得的结论不一定是事实，物体在远处看起来大，在近处看起来小，距离同样产生尺缩效应，因此不仅仅速度会产生尺缩效应。但这种尺缩只是对观察者而言。当物体高速运行时，我们观察物体用的是光，因此必须考虑光在传播信息的过程中所消耗的时间，前面我们列举的实例（两光子相对运动），当我们从一个光子上观察另一个光子时，在一秒钟的时间，光子B距离A60万公里，光子B只有在两秒钟才能将在一秒钟时的信息传到A上，也就是我们如果在光子A上，只能在两秒钟的时候才能看到光子B在一秒钟时的信息，在一秒钟时我们只能得到光子B在1/2妙时的信息，而在1/2妙时光子距离光子A正好是30万公里。这就是尺缩效应的全部秘密，他只对观察者是有效的，对客观事物本身没有效力。

4、时空隧道，科学里的童话。

我们能否回到过去，当然能，在回忆中，在想象中我们是能做到的。在感觉上，从理论上将来也可以实现，我们能看到物体是因为它发出的信息。我们假设物体发出的信息被光携带者以光速飞行，张三是我的同学，它的信息同样如此，现在我们以超过光速的速度追赶张三的信息，我们就会不断赶上张三过去发出的信息，并接受这些信息形成感觉，我们就会看到张三越来越年轻，直到它出生。但是我们见到的这是对张三的感觉，而不是对张三本人，张三在我们的眼里会越来越年轻，但实际的张三会与我一块变老，不会年轻。这就是时空隧道，一种科学的童话，人类的梦想。现在科学的盲从和迷信让人分不出真假，迷信好像是人的天性，不再信仰上帝现在迷信科学。这会失掉科学的价值。对科学必须进行哲学思考，让他不能偏离正确地方向，建立在坚实的基础之上。同时物理学不能背离逻辑，远离常识，成为少数人的语言，对普通人成为不可知的东西。科学是为人服务的，他必须讲究它的经济性、明晰性，否则他就会走向脱离大众的道路被拒绝。

5、实在的时空与感觉的时空

假如A和B是两个光速的距离，A和B以光速相对运行，A相对于B或B相对于A是两个光速的距离。一秒钟后A和B相遇，但在A上的人看来，B并未运动，因为B在出发点的信息、终点的信息、整个过程的信息同时到达A。因此在A中的人看来，B没有运动，只有A行走了30万公里。（因为B运行的距离在我无法表达，距离是起点与终点运行的时间，而起点与终点到达我的时间同时的，对我来讲就没有距离）。这就是事实的时空与感觉中的时空的不同。相对论就是用感觉中的时空来描述事实中的时空而产生的矛盾。

在经典物理学中，只考察物体之间的关系，而不去考察主体这一因素。对于低速宏观物体而言，主观的时空（感觉中的时空）与实在的客观的时空是一致的，但是在高速运动的领域，感觉的时空与客观的时空表现为巨大的差距，是不一致的，必须搞清二者的区别。对于这一问题，马赫的哲学有许多说明，但并没有被人们充分的理解。任何物理学必须用经验来描述和验证，什么是经验？就是物体的信息到达感官时，感官将信息转化为人能理解的图象或符号。在低速运动的物体中，信息与感觉是统一在一起的，在高速运动的物体而言，信息与感觉是不能统一在一起的，客观的时空关系在转化为主观的时空关系时就会发生巨大的偏离，1＋1≠2的时空在感觉中就会产生，但这只能是感觉的时空，不能是实在的时空，客观的时空1＋1仍然为2。

就是在低速运动的物体中，由于距离或速度等原因也会出现感觉的时空与实在的时空不一致。比如太阳现在向我们发出一束光，我们等啊等，等到8分钟以后我们才接受到这束光，看见太阳。但是我们接受到的是太阳8分钟之前发出的信息，因此我们只能见到过去的太阳，如果太阳有一个时钟，我们这是正好看到，我们就会发现它的指针比地球上的时钟的时针慢8分钟，但如果我持续的观察下去，发现太阳上的时钟不会越来越慢，只是相差8分钟。但是如果太阳离我们高速远去，我再来观察在太阳上的时钟，我会发现它走的越来越慢，与我们地球上的时钟的差距会越来越大，如果太阳飞到距离我们10万光年的距离时，它的时钟会比我们的晚十年，但这种时间只对我而言。

我们使用光来获得信息的，由于光的运行速度非常快，我们在低速、近距离的物体上就不会感觉到感觉的时空与客观的时空的差距。但是如果人失去了光这一传播信息的通道，我们传播信息的最快速度是声速，那么我们就会测得物体的运行速度不会超过声速，因为我们在一秒钟只能获得声速距离传来的信息。

物体的长度如果用光速来测量，在静止状态下，物体的长度就是从这头都另一头光行走的时间，如果一个物体光经过1秒钟才能经过，那么这个物体是30万公里的长度，如果这时我站在物体的这一边A，从另一边B发出的一个光子在1秒钟会到这里，到达我的眼球，这在一个惯性系中是这样的。如果光子与物体不在一个惯性系而是相对运动，那么光子从A到B所经过的时间就不会是1秒钟，而是低于一秒钟，这时光速虽然没有变，但是光子与物体的相对速度却是高于光速，在统一惯性系光子的速度为30万公里，但是在不同的惯性系，它的相对速度一定是超过30万公里，科学不能违背逻辑。物体的速度不能超过30万公里只是我们错误的理解了观测的数据而已。

篇9：后现代主义与科学实在论论文

后现代主义与科学实在论论文

内容提要

本文试图从后现代性与后现代科学实在论的现存性、后现代主义趋势与科学实在论的转向以及解构战略与后现代科学实在论的特征这几个方面，去阐释后现代主义与科学实在论之间的关联，从而说明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之间既相互区别，又相互渗透和融合的发展趋势。

自本世纪中叶以来，后现代主义思潮逐渐地席卷了整个西方哲学的各个领域。特别是它以分离、解构、消解和非中心化为特征的“后现代性”，具有着反基础主义、反本质主义和反表征主义的实质；因此，它冲击了以认识论为核心的现代思想框架，为传统的形式、观念和价值标准的可接受性带来巨大的震撼。无论人们如何去评价或褒贬后现代主义的真正意义，其广泛的效应都是不容忽视的。不言而喻，这种效应也不可避免地在科学哲学领域中泛起它的漪澜。当“后现代性”渗入科学实在论的研究中时，后现代科学实在论便孕育而生，并作为整个后现代的思潮的组成部分自然而然地打上了这一时代的烙印。

一、后现代性与后现代科学实在论的现存性

一般地讲，人们用“后现代主义”一词去描述文化领域中的后现代运动及其现象，以区别于现代主义运动、本文和实践；而用“后现代性”一词去描述伴随后现代运动而呈现的一切可标榜的后现代特征。然而，事实上并不存在统一的后现代理论，或者一致的一组立场。后现代理论的繁杂性和立场的多元性，是后现代主义运动令人眼花缭乱的一个基本状况。所以，“后现代”概念本身只是表明了一种文化、社会、政治和哲学等等发展的历史趋向性，而不是任何一个确定不变的理论。在这里，历史的趋向性与理论的特殊性决不是等价的。无论如何，当后现代主义在对历史作出嘲弄式的批判或否弃的形式下，试图去重新定位当代文化的走向和基点时，它们也自然地构成了一种影响科学自身发展的特定人文环境或人文途径。从这一相关性上讲，后现代主义运动至少体现了以下几点后现代性特征：

第一，后现代主义是一种“反科学主义”的理智运动。后现代主义的一个重要特征就在于，它要向所有相互对立的理论、范式和学派都共同遵循的某种元科学纲领挑战。它批判了现代主义认为科学本身是一个具有特权的理由形式或真理媒介的观念；反对唯有科学知识可以被安全地建构的科学主张；驳斥了现代主义坚持科学理论具有保证科学研究概念基础作用的思想，否弃了现代主义以为科学是或者应该是价值中性的立场；强调了科学的实践的和道德的意义；展开了与一致性地建构科学真理的信仰的争端。一句话，“后现代主义的核心就是，它批判了认为科学认识是普遍的，因而它能够通过非语境的方式予以证实的主张。”[ 1]从而擎着“反对科学主义”的旗帜，在批判现代主义中，重新构置科学知识与社会之间的关联，以及科学、本文和叙述之间的联结。

第二，后现代主义是一种“新的文化经验”。60、70年代以来，高科技的应用、传输媒介的爆炸、政治形式的变换、资本主义经济的动荡、新的时空经验的感受以及社会主体性的突出等等，这一切促使了后现代主义在科学上导向了一种新的文化经验，并以此来对抗那些元理论的理性经验。这种新的文化经验的本质就在于，它把社会看作是由无限多的生成意义的文化载体所构成的，一切都是相对地自主的和自足的，都服从于它们各自的独特轨迹，都有其自身的真理的有效性条件。换句话讲，在这种新的文化经验的框架内，一般的理论标准被消除了，普遍的基本概念的分析和说明被解构了，一切都诉诸于特殊的文化经验的直接意义，其典型的口号就是“真理的标准是依赖于语境的。”［1，p6］

第三，后现代主义是一种批判性的解构战略，后现代主义抱着怀疑和疾世如仇的态度去看待世界和本文，其目的并不在于获取最大限度的清晰理解，而在于批判和摧毁；在于有意识地去“错解”或“错读”，而不是理性地建构和逻辑地抽取；并不诉诸于任何权威，而是玩那些当我们烦恼时可以改变其规则的游戏，“其信条就是：别对任何事情太认真，这不值得烦恼。”[2]因而，它试图破除所有已确立的科学学科之间的边界，去讲说超学科的论述，并让表达、真理、理性、体系、基础、确定性、因果性和意义等概念，在对历史和现实的嘲讽中消失。而其根本性的战略目的，则蕴存于摧毁、解构、取代、破坏、区别、断裂、消除、分解、不确定、非中心化、非神秘化、非整体化及非正统化等等这一系列批判性的概念之中。[3]后现代主义运动的一切形式和内容、动机和目的、手段和途径，都需要通过这一批判性的解构战略去实施和实现。正是这一战略，构成了后现代主义自身。

不言而喻，从后现代特征中所表现出来的后现代主义的人文精神，把“反科学主义”作为其反传统的一面旗帜，把“新的文化经验”作为反基础主义的一只号角，把“解构战略”作为反本质主义的一场冲锋。在这里面所蕴含着的反理性主义、反权威主义和反教条主义的趋向，不能不作为普遍的后现代性本质影响“后现代科学哲学”的发展。

然而，“后现代”科学实在论仅仅是“后现代性”在科学哲学研究领域中的某种时代的映射或影响，它并不等同于后现代文化或艺术中的任何特殊的人文主义流派。同时，后现代科学实在论也绝非任何单纯的、抽象的允诺，而是具体地和内在地渗透于科学的理论、历史和社会的研究之中。在这个意义上，对后现代科学实在论的理解应当是多形态的、多层次的和多视角的。对后现代科学实在论的“后现代性”的理解过于狭窄，将会抹杀当代科学实在论发展的多样的趋向性及其真实的意义，也将失去把握它的“后现代性”跳动的脉搏。在这里，后现代科学实在论的存在性，并不在于它是否具有某种确定的“组织形态”或贴有标签的“理论模式”；而在于在当代科学实在论的发展中，它是否产生或具有某种渗透着“后现代性”研究视角和方法的转换、趋向的调整或认识论基点的重新定位。从本质上讲，后现代科学实在论是一种“无形的”思想倾向或方法论趋向，它的存在性就恰恰在于这些倾向或趋向之中，所以，后现代科学实在论仅仅是一种科学哲学的“研究战略”，而不是任何固定不变的教条或模式；提出“后现代科学实在论”的概念，正是为了更准确地去把握当代科学实在论进步的某些时代的特征，而不是其它。从这个意义上讲，后现代科学实在论就不是什么不可捉摸的“神话”，而是可感知的“现实”了。

但是，与整个后现代主义的人文精神所不同的是，后现代科学实在论仍然高举着科学理性的旗帜，把坚持、弘扬和发展科学理性作为其奋斗的宗旨。它的后现代性仅仅在于，弱化规范理性对科学活动的强约束，延展科学理性运动的疆域，开拓实现科学理性的新方法，在科学主义的精神中引入人文主义的精神，把科学的社会化和社会化的科学看作是一致的，从而在科学哲学的研究中，推进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相互渗透、相互融合的趋势。所以，后现代性在科学实在论中的表现是曲折的、非直观的和深层的。但这正好表明了后现代性在科学实在论研究中的时代性、必然性和深刻性。我们不能用前者来否定后者，也不能用后者来简单地代替前者。事实上，人们否认后现代科学哲学的存在，是否认了反科学主义在科学哲学中的存在，决不能否认后现代性特征在科学哲学中的展开；后现代科学实在论者们讳言自己是后现代主义者，但却绝消除不了在他们理论中所渗入的后现代性的研究趋向。总之，对于科学实在论的这种时代性的走向，应当作具体的、历史的分析，而不能仅仅囿于形式上的言词。

二、后现代主义趋势与科学实在论转向

在后现代主义的运动中，尽管派别林立，观点繁杂，但却存在着两种最基本的、既相互区别又相互渗透与融合的倾向或趋势。一是以莱奥塔德（Lyotard）为代表的局域论的趋势，强调世界已被破碎成了局域的、自主论述的世界，试图发展被称之为后现代条件的“莱奥塔德描述”。二是以德里达为代表的结构主义的趋势，强调后结构主义的因素贯注于后现代的意义难题。从而导致了一种将意义看作是可逃避的和不可靠的观念立场。这两种趋势均从不同的层面和视角，对后现代科学实在论的转向产生了潜在的和间接的影响。

首先，消解和摧毁元论述的神圣性及其尊贵地位是局域论趋势的根本宗旨。莱奥塔德对后现代主义趋势的途径做了这样的描述：“对于语言游戏的非同质本质的认可是第一步……，第二步是确定一个游戏规则的任何一致性和在其中可行走的步骤必须是局域的……，因而，这一趋势倾向于有限的无论证的多样性，并且这种论证涉及了其在时空中的限制。”[4]这也就是说，后现代世界被看作是破碎成诸多孤立世界的世界，它是在不能由任何基本的元论述所统一起来的局域论述的多元性中，各种要素的随机组合。

正是从这一基点出发，局域论趋势要表明：

1、科学本身并不是同质的论述，而是多样研究领域和行为的“空洞标签”；事实上，存在着多样的玩其自身游戏和产生其自身局域规则的科学。

2、后现代哲学已中止了对其自身传统特权的欣赏。因为，哲学既不能超越世界的多样性而仅仅提供单一的形而上学洞察，也不应提供对于世界的单一认识论的线索。传统的哲学家们实际上只是生产着标准、规范、规则和陈词滥调等等的集合，而人类理智和文化的物质性和丰富性都被亵渎了。

3、主体总是在特定的概念框架、信仰和语词的集合中去把握对象，因此中性的观察者不存在的。与此相关，理性既非约束于语形，也非仅仅由逻辑来规定，而是依赖于语境并历史地被决定的。

4、人们不可能在一个本文中抽出或证实某一永恒不变的教条或启示，后现代主义追求的是评价的多维空间，而意义恰是在多维空间中传播的。因而，当使用“批评”一词时，并不意味着“说明”而是意味着“刺激”。本文解构的实质就是要从单一的解释走向多维的评价，由教条性的说明走向启迪性的刺激，由守旧走向破除，由一统走向多元。

总之，局域论的趋势反对用元论述去统一局域论述；强调案例分析而不顾基本的理论背景和系统的建构；不注重对一般特征的沉思，而突出对结构和组织形态（科学、文化、社会建制等）之间的相互关联。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多元的论述以特殊方式存在着与科学的联结，而科学以多重层面与社会相互作用，以致于不存在孤立的科学哲学的领域，人们对于科学哲学之政治的、社会的、文化的及心理的分析，不应再受到狭隘科学哲学的歧视。

其次，解构和放弃逻辑及任何本文的规则是后结构主义趋势的核心目的。局域论趋势是要把意义难题由普遍引向局部，是要在一个确定的社会、文化或科学的局域内，在一个特定的时空中，去使用局域的语词并求解局域的语言游戏，以达到对意义难题的解决。而后结构主义的趋势则认为，限制意义及其有效性的范围，并不能使对意义的把握更容易或更可能；应当把意义看作是可逃避的、不可及的或不可把握的。

“后结构主义”的意义概念发展了索绪尔（Saussure）的结构主义的观点，即意义从来不在符号中表现，它总是分布于符号总体之中，并且是由未陈述的战略整体性所生成的。结构主义者否认了意义的表征概念，认为意义并非由它们的指称所决定，而是在意义的关联网中被捕捉的。一个符号的意义是由该符号中未出现的不同结构所构成的，正是这结构划定了符号间的界限。一个符号意义的显现，依赖于在一个否定的方式中该符号不是什么的背景。在这一点上，德里达比结构主义更进一步，主张这些不同的结构从来不能被决定，因此，意义也从来不可能是完备的。“一个符号的意义是由永远不出现的其它的踪迹所决定的。”[2，p32]关键的是，后结构主义趋势并不想把握意义所渗透的各种结构，而是试图表明生成意义的结构如何才能被消解。德里达把这种解构行为与西方文化（科学是典型案例）的困扰作了比较，并以此廓清问题，对它们进行分类、整理，把它们包含在一个整体系统内，并形成不同层次的体系，以使意义展示出来。总之，使意义明显地通过结构的消解展示出来，而不是隐含于结构的神秘现象之中，正是后结构主义的途径。

之所以这样认识问题，是因为后结构主义趋势认为“本文是我们能够接触的唯一实在。”我们没有进入世界自身的途径，本文构成了我们的世界的界限。谈论世界就等于谈论本文，因而，理解本文的不可能性恰是不能理解世界的另一种表述。由于本文（世界）决不可能是一致的或符合的，在本文内在的意向性与各种表达形式之间就存在着特有的分离张力，任一本文都背叛其自身而期望使这种分裂潜势获得自由。所以，后结构主义的焦点就聚集到了关于本文的分裂效果上。正是这种分裂效果表明，由于不存在先验的表征，意义永远不能被完全地被把握；这正像模写和延续是无止境的，因而不存在我们能够移动地球的“阿基米德支点”一样。

后现代主义的这两种趋势从不同的侧面对科学哲学的发展产生了不可避免的历史性的影响。譬如，把科学哲学看作是一种后现代的“本文活动”，一种对不同性问题的解决；消解以现代逻辑主义为中心的权威主义、教条主义和本质主义，反对为科学研究活动的规则和目的“立法”；把研究的焦点集中于科学的语境、修辞以及讲话的方式上等等，就与整个后现代主义的趋势是同性的。历史地讲，在后现代主义的趋势的影响下，后现代科学实在论的发展与科学哲学整体发展中的“解释学转向”和“修辞学转向”密切相关。随着逻辑实证主义“统治”的衰退而开始的科学实在论的复兴运动，恰是与科学实在论由“现代性”向“后现代性”的转换在趋向上是一致的。在这个意义上讲，后现代科学实在论的发展与这两个转向相关，已经历了两个自然而又必然的阶段。

其一，“解释学转向”促进了后现代科学实在论的孕育和生长。事实上，伴随着20世纪“语言转向”的洪流，逻辑经验主义并没有超脱传统基础主义的巢穴。当它期望将科学理性的重建奠立在“不可置疑的感觉材料”基础上时，只不过是从语言分析的形式上将基础主义极端化了。“解释学转向”作为对“语言学转向”的反叛，是一种基于历史经验主义的分析，反对根据科学主义的教条去对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进行绝对划界的“实践活动”。在这一运动中产生的范式转换、新的理解和阅读本文的方式，标志了后现代主义在科学哲学研究领域中的出现。[5] “解释转向”作为一种运动的深入发展，在更广阔的时间序列和社会空间上影响了科学实在论的进步。特别是促进了科学哲学与人文哲学、语言分析与解释实践、科学技术与人类知识的社会化等等之间的结构统一性和意义的一致性。科学实在论导向了整体论和自然主义的认识论取向，并推进了科学实在论与社会语言学、认知心理学和科学社会学相互融合的研究趋势。这表明了科学实在论作为一种后现代科学哲学思想和方法论的形式，不断地扩张和渗入了人类知识的广阔领域。[6]

其二，“修辞学转向”推动了后现代科学实在论的显著发展。“修辞学转向”的实质是要把科学修辞作为一种确定的研究方法，充分地揭示科学论述的修辞学特征，从而更进一步地跳出形式语言的逻辑预设，而从科学论述的境遇、选择、分析、操作、发明和演讲中，给出战略性的心理定向和更广阔的语言创造的可能空间。这一“转向”作为一种运动的兴起，促使了科学实在论更进一步地排除在理性与非理性、语言的形式结构与心理的意向结构、逻辑的证明力与论述的说服力、静态的规范标准与动态的交流评价之间的僵化界限，进一步削弱单纯本体论的独断性，强调心理重建与语言重建的统一。这深刻地表明，科学实在论在已经相当进步了的基底上，正在不断地充实和实现自身的后现代性。

不言而喻，在后现代科学实在论的生成和发展中，其后现代性趋向表明：在理论上，不断地由单一转向多元，由绝对转向相对，由对应论转向整体论；在实践上，由逻辑转向社会，由概念转向叙述，由语形转向语用；在方法上，由形式分析转向了对语义分析、解释分析、修辞分析、社会分析、案例分析及心理意向分析等等的具体引入。总之，科学实在论的后现代性趋向具有着对象的、层面的、视角的和意义的不同，表现了各种后现代科学实在论观念区别，反映了后现代科学实在论运动所具有的多样性与过程性的统一。

三、解构战略与后现代科学实在论的特征

从本质上讲，后现代主义并不一般地反对方法论的分析，而是反对将任何一种方法看作是凌架于其它方法之上的具有特权的圣物。后现代主义也不一般地反对整体论的分析运动，而是反对在任一统一的科学纲领下的总体理论的探究。后现代主义之所以是一种解构战略，就在于它是一系列以摧毁和消解为中心的方法和手段的集合；也正是在这些方法和手段的展开中，解构战略才能获得其具体的实现途径。集中地讲，主要有这样几个方面

1、“差异”是后现代主义解构战略的前提。“差异”是一个具有强讽刺性的概念，它是要将元理论的分析还原到最小的或最局域的单元。从而，在非中心化的世界中去寻找“差异”的中心性，在解构了的世界中去寻找解构的实在性，在分裂了的本文中去寻找肢解的实质性。由于只有接触本文才能接触世界与实在，所以，本文的意义不在于它自身内在的本质，而在于外在的功能；不在于它的形式表征，而在于它的信息转换。因而，意义的“认识所予”不是本文，而是“差异”。在分离的变动中所揭示的这种差异，正是在这意义的形成过程中往往被人们所忽视的东西。在这里，分裂本文，抛弃所予，把握动态变换中的差异，恰是解构战略得以不断展开并产生效用的前提。

2、“讽刺”是后现代主义解构战略的基础。由于后现代主义正是通过讽刺的手法达到其解构现代性的方式，被人们称之为“一种讽刺的整体社会论”。“讽刺”手法的原则就在于：①实在是可讨论的；②语言是初始的；③只有在语言的范围内，实在才是可象征的、可达到的；④只有在语言中能够言说任一或每一事物；⑤任何人都不能逃避他自己的语言，包括关于事物的所有其它一般陈述；⑥上述各项均是历史的事件，而非意识形态的立场或逻辑的论证；⑦因此，后现代主义的诞生既是现代性特征的终结，也是现代性语言的终结。[1，pp23―24]。

正是在这些原则的展开中，显示了“讽刺”是构建后现代主义理论的基础，使得实在和语言之间的一致及其不可言说的游离，成为后现代主义理论的对象、边界、条件和途径。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莱奥塔德后来试图用“词组哲学”取代以前的语言游戏的概念，认为游戏者不是唯一的，他是相对于词组而存在的，而词组则先在于任何意向。词组是理论的基元，在一个特定的“词组制度”中，将词组秩序化正是“词组哲学”的任务。而罗蒂则迈向了自然主义的语词实在论，并建构后现代的“拟文学哲学”，以取代传统哲学的地位。可见，讽刺手法所引出的正是后现代主义的语词本体论这一后现代解构战略的基础。

3、“放弃独白、构造对话”是后现代主义解构战略的根本途径。“独白”作为基础主义、本质主义和权威主义的元理论的表现形式，使论述丧失了“实践―道德”的本性，也造成了社会意义的模糊性。只有“构造对话”，才能实现本文的真正语境意义，使论述成为一种平等的社会论述，才能让“社会科学变成公民论述的典范”。这种后现代主义的修辞学或语用学的转向，潜在地蕴含了公民在民主公众生活中的社会参与性行为。

同时，作为论述的社会隐喻也可表明，社会结构可以作为语言结构来加以理解，而且这些结构可以通过讲话的修辞行为来发明。讲话行为表示并嵌入了不同的意义世界之中，并且这些意义在社会中是层次地有序的。论述语言的符号化系统不仅仅是讲话行为，而且是社会关联结构的实现和调节。更进一步讲，社会关系本身就是符号系统，而社会则是一个进行对话交流行为的系统。另外，由于论述不可避免地具有它的局域性和语境性，“构造对话”的本质之一便是追求论述的修辞学的批判性和创造性，并以此去彻底地消解元理论的“不道德的霸权地位”。

在“语词―世界”的关联中，论述的方式表征了实现特定世界观的方法论途径；所以，突破一种论述方式，就是导向一种新的方法论。一句话，“社会契约就是语言；讲话就是战斗；一个人总是处于特定交流范围中的结点上；一致是压迫的；创造总是论争的诞生。”[7] 总之，从元语言走向自然话语，从元理论走向修辞发明，从元逻辑走向社会结构，从元规则走向普遍的价值趋势，就是通过“构建对话”而实现解构战略的具体途径。

后现代主义解构战略的具体实现途径，从社会科学研究的方法论意义上，作为后现代性的视角，渗透或折射进了当代科学实在论的研究之中。这种渗透或折射是以不破坏科学实在论的总体目标、趋向和本质条件，以拓展科学实在论研究的空间、手段和深度为要求，以强化科学实在论自身所特具的学科性、表述性和语词性为特点的。它们不是以囫囵的东西对应地搁置于科学实在论的框架之内，而是作为一种活的人类理智的要素被有机地消化、吸收和溶入了科学实在论独特的有机体之中。在这样一种时代的背景下，后现代科学实在论的“后现代性”的两个最根本的特征，就表现为“整体论的扩张”和“意义理论的深入”。具体地讲：

1、整体论的扩张是对传统实在论过份强调“普遍论”的现代性的反叛或修正，是要把个体的整体性和自主性与整体的个体性和相关性结合起来，去说明科学运动的存在方式和运作方式。所以，整体性的扩张就在于开放性的选择。这主要表现在：①强化科学解释学的实践性，把人类的行为、科学和文化或整个历史时期作为“大”本文来阅读，从而在一切科学理论的“小”本文的社会意义上超越“语言转向”的狭隘性，使负载理论的语言与作为背景的社会更自然地融为一体，实现科学认识论的社会化或社会化的科学认识论，使科学认识论的语言具有整体的丰富性、深邃性和时代性的特征。②引入修辞学的方法，把科学论述看作是符号化的劝导，而不是单纯的形式表征；看作是境遇论述，而不是纯粹的逻辑规则的推演；看作是与特定共同体相关的讲演论述，而不是简单个体经验的实现；看作是有理由的论述，而不是预设先验标准的理性的概念化；看作是创造性的发明论述，而不是证明或说明模式的唯一结构。③通过自然主义的`途径去说明科学理论的规范的形式系统与经验的描述系统之间动态的相互作用，从而对理论语言进行泛物理主义的阐释；或者通过科学的进化去说明科学的“内在”与“外在”环境之间的关系，阐释理论、仪器、方法、价值、规范、道德、心理和社会建制等等要素之间的相互作用机制，从而把科学看作是一种本质上的社会活动。

2、意义理论的深入是对传统实在论机械理解“语词―世界”关系的现代性的否弃和超越，是要把意义的真理性和真理的意义性统一起来，去阐释科学运动的表征方式和解释方式。这主要体现在：①用“意义大于指称”的观念去消解传统的对应论的指称论，认为意义决定了指称概念的内涵和外延，意义是约束指称使用的一种功能，同时也是指称定位的立体坐标，从而坚持了“意义”的意义超越了直指的旧观念，实现了由现代性向“后现代性”的转换。②自觉地借鉴和引入语义和语用分析的方法去消解传统形而上学的断言，从语形、语义和语用的结合上去确定科学理论术语的语义空间和逻辑空间，去描述概念的语义网络，说明它的语义的一致性和语用意义的整体性。对后现代科学实在论来说，语义和语用分析已由被迫的论战需求转化为容纳和满足各种实在论的立场、观点和可能趋向的方法论的保证形式。③在测量意义上去确立实在论的经验建构论，以消解传统实在论的本体论的还原论，认为测量结果的表征术语不是作为实在的“模写”，而是作为实在的“映射”被建构的，因为它的意义内含了特定测量主体的价值趋向性和意向选择性。但另一方面，又同时承认表征术语的意义的映射性必然地具有它所映射的特定实在的“模本”。从而，把实体的总体性和它们的关联看作是实在，或者把实在看作是具有潜在性、发展性和本质功能的实体总体，从而把所有实在解释成不仅仅包含存在什么或发生什么的世界，而且解释成必然是或可能是什么的世界。

四、结语

尽管后现代主义如日中天的辉煌时期已经消逝，但后现代主义浪潮并未完全退去，它对人类理智运动所产生的那些时代的影响，将会继续发生它潜在正负方向的效应。在这个过程中，后现代主义与反后现代主义批评之间论争的焦点，就在于当今科学的意义和科学的社会作用问题，即科学是不是唯一的、有特权的知识形式？何种认识模式是科学？应该如何理解科学是社会进步的途径？科学怎样能够成为既是主张客观知识的论述，又是构成社会同一和规范建制秩序的社会力？在对这些问题的论辨和求解中，后现代主义对难题的认定是敏锐的，但却设定了偏激的边界条件并给出了错误的解。从认识论的角度看，后现代主义导致了这样几种倾向：

第一，极端的相对主义。后现代主义以朝向元叙述的怀疑为基底，在多维的和不稳定的空间中，将叙述与科学认识割裂开来，使任何事件都自主地运行着，完全是一局没有规则的游戏。而真理就恰恰是在这种多样形式中非唯一地产生的，从而科学理性成为没有规则的“规则”的游戏及其自然化的体现。

第二，具有某种古代诡辩论的特征，溢发着对哲学理性的嘲讽和亵渎。在后现代主义的认识框架中，一方面否认基础论证或证实的存在，另一方面则把非理性的“说服”作为根本的论证以充作理论的基础；在否认哲学除了启发性之外别无任何原则意义的同时，却要把解构的方式作为普遍的规则塞入人类理智的一切领域；既在叙述和说明、修辞和逻辑之间掘出一条不可逾越的沟壑，又试图通过“社会隐喻”去构设可选择的秩序化的理论。

第三，反实在论的立场。后现代主义从否定中性存在的视角出发，把一切表征、一致和指称等都看作是依赖于概念框架而生成的，因而本体论的范畴嵌在指称说明中，并且这些说明是历史地和文化地变动着的。而且，这些变动本身也并不是朝向最成功的实在复制品的收敛运动，而是根据文化发展的趋向而社会地发散的。

后现代主义之所以衰落并受到了来自各个方面的批评，除了其理论的歧误之外，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忽视了科学所具有的两个时代特征：其一，无论当代文化的发展多么地斑烂多彩，科学均将处于文化运动的主潮流之中；其二，科学建制的系统化、完备化和开放化，已使它不断地增长了与社会建制之间的联结，并由此产生了更强有力的社会力。而后现代科学实在论正是从这两个基点出发，通过整体论的扩张和意义理论的深入，不断地走向了“开放”、“弱化”和“建构”这三个最基本的趋向性上。这既是后现代科学实在论所具有的“后现代性”的时代特征，又是其得以生存和发展的途径。后现代科学实在论的各种弊病及其有意义的前景，均体现在这些趋向的统一之中。然而，从总体上讲，后现代科学实在论在吸收“后现代性”的批判精神去消解传统实在论的价值标准时，并没有陷入一般的现代主义的极端的相对主义；在与反实在论的论争中，在借鉴语义和语用分析及意义批判的手段时，也没有导向狭隘的解构主义；在接受解释学、修辞学的方法及与人文主义的相互融合中，在广阔的科学、社会和文化关联中探索科学的进步时，也从未放弃对于科学理性的追求。尽管后现代科学实在论不可避免地存在着各种各样需要我们加以分析和批评的缺陷，尤其是内在化的和片面自然主义的趋向。不过，后现代科学实在论所显示的那些虽然任重而道远，但却富有时代意义的趋向是不言而喻的。这也从一个侧面喻示我们，在当今中国文坛上泛文化主义盛行之时，仍然保持清醒的头脑，继续高举“五四”以来的“科学与民主”的旗帜，是一项多么必要、必然而又必需的事业。

参考文献

[1]Steven Seidman and David G.Wagner,Postmodernism and SocialTheory,Basil Blackwell,Cambridge,Massachusetts,1992,p6.

[2]Zuzana Parusnikova,Is A Postmodern Philosophy of SciencePossible ,Studies in History and Philosophy of Science, March,1992,p25.

[3]Ihab Hassan, The Postmoderm Turn: Essays in PostmodernTheory and Culture,Columbus,1987,p92.

[4] J ・E ・Lyotard, The Postmodern Condition: A Report OnKnowledge,Machester University press,1984.p66.

[5]Nancey Murphy,Scientific Realism and Postmodern Philosophy,The British Journal for the philosophy of science,Vol.4,1990,p292.

[6]郭贵春，“当代科学实在论的走向”，《自然辩证法通讯》， 1994年，第2期，第76页。

[7]Steven Best and Douglas Keller,Postmodern Theory,Macmillan,1991,p177.

篇10：与科学结伴小学论文

与科学结伴小学论文450字

我们的周围充满着科学，只要善于发现，合理运用，科学就能为我们日常生活解决许多实际问题，给生活增添许多快乐。

那天中午放学回到家，我捧起一瓶牛奶咕咚咕咚喝起来。这时，爸爸急匆匆冲进房门，将牛奶泼了一地，他的西服上也洒了不少。妈妈大发雷霆，五百多元的西服第一天穿上就弄脏了，也难怪她生气。

“擦擦就是了呗!”我拿过衣服说。

“说得轻巧，你以为是泥巴呀，能擦得那么干净吗?”

“这有什么难的!”

“怎么，你有办法?”妈妈惊喜地问。

我不慌不忙，先用湿毛巾擦洗，然后把衣服平摊在干净的桌子上，在有奶渍的部位下垫一层绒布，用干净毛笔蘸些清水沿着奶渍的周围抹一圈，然后用汽油擦拭，果真有效。

妈妈高兴地拍着我的肩膀：“我儿子真行啊!这是什么奥密?”

我爽快地答道：“油性污渍不溶于水，却溶于有机溶剂，汽油就是有机溶剂呀。”

“这些知识我都不知道，你是从哪里学来的'?”妈妈问道。

“我是从课外书上学到的。我经常与科学结伴，而你却与电视连续剧同行，你不知道也是理所当然的嘛。”

“看来我们也要向你学习，与科学为伴哪!”爸爸边说边向妈妈挤眼，逗的我和妈妈都笑了。

在科学的陪伴下，我更加成熟了。

篇11：环境科学与工程论文

4月国家环保总局公布的《环境年报》显示环境污染治理投资为4490.3亿元，比增加32.6%，占当年GDP的1.49%。其中，城市环境基础设施建设投资1801.0亿元，比20增加22.7%;工业污染源治理投资542.6亿元，比年减少1.2%;建设项目“三同时”环保投资2146.7亿元，比2009年增加57.0%。随着我国把环境保护摆上更加重要的战略位置，人民的环境意识普遍提高，未来对环境保护的面会更广，力度也会加大，这将使得我国环境保护面临前所未有的机遇。

环境科学与环境工程，打虎不离亲兄弟

环境科学与工程是一门新兴学科，诞生于20世纪50、60年代环境污染比较严重的时期，其介于自然科学、技术科学和社会科学之间，是一个由多学科到跨学科的庞大科学体系，涉及化学、生物学、物理学、地学、医学、工程学、经济学、法学等各个领域的科学知识和技术。

我国由于现代工业起步比较晚，该学科到20世纪70年代才兴起，但发展迅速。近年来，随着环境污染问题的日益严重，污染成因的多元化和复杂化导致污染治理难度加大，环境科学与工程涉及的学科和技术更加广泛，其在科学技术的综合过程中依赖其他学科的新技术新理论得以快速发展，因此被称为21世纪最活跃的学科之一。

按高等院校的学科分类，环境科学与工程属于一级学科(可授予理学、工学、农学学位)，下设环境科学(授予理学学位)、环境工程(授予工学学位)两个二级学科。在本科教育阶段，大多高校依据二级学科分类采取分开教学，将两者割裂，形成两个独立体，这使得学生不可避免走入误区，导致环境科学专业学生知理论而缺乏实践，环境工程学生熟悉实践而理论不足。在研究生教育培养阶段，许多高校则克服弊端，将两者进行统一大类培养，使两者有机结合，取长补短。但总体而言，环境科学专业侧重理论研究，主要研究人类与环境的关系，污染物在环境中的迁移、转化、循环、积累归宿的过程和规律，环境污染与生态破坏的危害，环境监测、分析技术和预报等。

环境工程侧重工程技术研究，主要研究大气污染防治工程、水污染防治工程、水的综合利用与回收技术、固体废物的处理和利用、噪声控制等，同时还研究环境污染防治的方法和措施，以及用系统工程方法从区域的整体上寻求解决环境问题的最佳方案，如生态修复、环境规划等。此外，环境工程还研究运用控制污染的技术经济问题，开展技术发展的环境影响评价工作等。

目前，社会上存在重环境工程而轻环境科学的现象，对于想读研深造的学子，必须摆正两者的关系。如果把环境污染问题比作阻碍社会发展进步的老虎，那么环境科学和环境工程就好比一对打虎亲兄弟，密不可分——理论是实践的基础，实践是检验理论的标准，二者相辅相成。治理环境污染问题，理论是依据，工程技术是手段，缺一不可。虽然环境科学不如环境工程受热捧，但也有其优势。首先，环境科学研究领域宽广，尚有很多空白，这样研究方向和内容的选择空间较大，从而能很好结合自己的兴趣和特长施展才华;其次，环境科学出成果、

发论文

篇12：环境科学与工程论文

环境科学与工程论文

摘要：“环境科学与工程导论”课程是环境科学与环境工程专业的入门课，为提高其教学质量，培养具有较强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的专业人才，不断探索其教学改革的思路和方法，结合课程的对象和特征，探讨了如何进行“环境科学与工程导论”课程的教学改革。经过几年的教学实践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关键词：环境科学与工程导论;教学改革;教学实践

随着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给各个国家带来的环境问题也越来越突出，诸如“温室效应”、“臭氧层空洞”、“生态破坏”等成为世人所关注的热门话题。正是在人们高度关注环境问题的情况下，环境类专业得到了空前发展。环境科学与环境工程专业作为20世纪后半叶才发展起来的新兴专业，同时也是交叉学科，得到了各个高等院校的重视。据不完全统计，全国开设有环境工程专业的高等院校近300所，开设有环境科学专业的高等院校200所左右，其规模仍有扩大的趋势。如此多的高等院校开设环境类专业既体现了国家对环境问题的高度重视，也说明了环境类学科中值得关注和研究的问题很多，这对环境类专业的发展既是机遇又是挑战。但由于教学设施、课程设置、实践教学基地缺乏等原因，很难培养出实践操作能力、技术应用能力都很强的专业人才。因此，注重课程教学的改革与探索，开展素质教育，对培养优秀环境类专业人才有着重要的作用。本文拟就环境科学与环境工程专业的入门课程“环境科学与工程导论”的教学与实践进行了讨论，以期为提高环境类专业的教学质量，增强学生的就业竞争力和适应能力做一些有益的探索。

一、“环境科学与工程导论”的课程对象及特征

1.课程性质和对象

“环境科学与工程导论”课是面向环境科学与环境工程专业开设的第一门专业必修课程，课程开设在学生进入大学的第一学期。这时学生还未接触到其他的相关专业课程，对专业知识了解很少，认识还比较模糊。通过对新生的问卷调查显示，大多数学生认为本专业的发展前景很好或较好，将来很有前途或者前途较好，选择本专业就读的原因是基于个人的兴趣和爱好。大多数学生希望毕业后能够继续深造(考研)以及从事与环境保护相关的工作。但调查中也发现部分学生对环境科学与环境工程专业并不是很了解，甚至对专业的认识很模糊，他们就读本专业的原因是由于考试分数和家长的影响等。同时，通过对近年来本专业的学生就业去向进行分析，发现成都信息工程学院环境专业毕业学生主要在以下几个行业就业：国家各级环保部门和科研单位，就业人数在10%左右;环保(含咨询服务)公司、工矿企业、设计单位等，就业人数在70%左右;考取研究生等继续深造者，占10%左右;自谋职业或者从事与本专业关系较小者占10%左右。说明大多数学生主要就业于环境保护及相关行业，并且近年来环保行业人才需求节节攀升，但其所需要的专业人才与学校提供的毕业生之间还存在着一定差距，学校不能全面满足其需求。

2.课程特征

“环境科学与工程导论”课程与公共选修课“环境科学概论”从课程性质上讲是不同的，一个是面向环境科学与环境工程专业学生的入门必修课程，一个是属于普及和提高大学生环保意识与理念的公共选修课程。但是，对于环境科学与环境工程专业学生而言，由于刚入校他们的基础跟其他专业的学生基本处于同一个水平线上。这就对该课程的教学内容、教学方式、教材选择等方面带来了诸多问题，也对教师的教学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从教学内容来讲，主要的环境问题包括大气、水、土壤、生物和物理性等方面的由来及其发展趋势仍然应当是教学的主要内容，但又要与公共选修课程有较大的区别。从教材来看，现在有关环境科学概论/导论、环境工程概论/导论方面的教材较多，但环境科学与工程导论的可选教材很少。开设本课程的目的是既要为学生以后的专业课程学习奠定必要的专业基础，又要拓宽学生的知识面，使学生对以后四年大学学习有一个全面和大致的'了解与认识，还要培养和吸引学生学习本专业的兴趣与积极性。因此，在教学方式和方法的选择方面给教师提出了很大的难题。一方面，讲的内容过于通俗和平淡，就容易使本课程成为公共选修课的形式;另一方面，如果讲的太多、内容太深入，又可能会导致把后续课程的内容提前讲授了，对后面课程的学习产生影响。因而，对本课程进行深入的、全方位的教学探讨和改革十分必要。

二、“环境科学与工程导论”课程教学改革与实践

目前，高校所开设的“环境科学概(导)论”课程涉及的内容多为环境科学领域中的基础知识，是环境专业学生的专业入门课程，该课程教学质量的好坏对将来深入学习其他的专业课程有着十分重要的影响。该课程涵盖了环境专业学生所要学习的大部分知识内容，可为他们将来深入学习专业课程奠定良好的基础。通过近几年的教学实践以及对今后本课程的设想，拟进行以下方面的教学改革：

1.教学队伍的组织

以前认为导论课程不是专业课程且内容较浅，任何教师都可以讲授。但经过几年的教学发现，该课程实际上是在教学上很难把握的课程，并不是每个教师都可以上好的。因此，现在在安排教学任务时，要求选派在环境领域具有丰富实践经验的教师来承担该课程，并且派辅助教师进行相应的课程网站建设以及课外活动等。

2.课堂教学组织

课堂教学是提高教学质量的重要环节，具体开展了如下工作：

(1)开展案例教学。采用典型案例充实教学内容，是改进“环境科学与工程”课程教学的有效方法之一。为了丰富教学内容，增强教学效果，在教学过程中，根据教学内容，将世界上发生的一些重大环境污染事件或者学生身边接触到的一些环境污染事件作为案例进行剖析，引导学生进行思考，增强学生对这些事件的感性认识，为以后通过后续课程的学习上升到理性认识的高度做准备。这一阶段，学生还不具备较多的专业知识，主要是通过学习、构思和考虑可能有那些方法和途径去分析与解决这些环境污染问题，并通过以后专业课程的学习和实践，逐步设计和实施相应的解决方案。针对当前国内外出现的环境问题组织学生观看与该案例相关的专题视频录像或教师提出案例讨论主题后，要求学生按组在国内外期刊上独立查阅相关主题文献，进行课堂汇报讨论，从而提高学生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为继续深入学习打下坚实的基础。如对“我国湖泊富营养化出现的机制和防治对策”的讨论，可使学生了解我国湖泊富营养化的特点、生物化学和生态演化过程与发生机制以及湖泊富营养化产生的生态学原因等。从而培养学生查阅文献、阅读文献和分析文献的能力。

(2)热点问题探讨。在教学过程中，引入当今全球范围内出现的热点环境问题。如自2000年以来，各国开始广泛研究的环境内分泌干扰物(Endocrine Disrupting Chemicals，简称EDCs)和持久性有机污染物(Persistent Organic Pollutants，简称POPs)，这些物质会影响生物的内分泌系统，并具有致癌、致畸和致突变作用。近几年在环境中逐步发现并引起关注的医药品和个人护理用品(Pharmaceutical and Personal Care Products，简称PPCPs)，它们在环境中的种类逐渐增加，并且对人和生态环境的潜在影响还未可知，值得进行深入的分析和研究。在课程中增加这些热点问题，可以加深学生的印象，引发学生结合日常生活进行思考。新知识的补充不仅激发了学生的学习兴趣，也拓宽了他们的知识面，为他们将来学习专业课程或进一步深造奠定了基础，可以强化学生对于本专业将来就业去向的认识，并在今后有意识地学习相关知识来解决随着人类社会发展而出现的新问题。

(3)开展问题教学法。问题教学法是教师在课堂上或课后设置一种问题情境，启发学生自己去研究、探索，寻找问题解决的途径和答案的一种教学方法。通过问题教学法启发学生去发现环境中存在的问题、认识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等，从而掌握相关知识，提高学习兴趣，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主动性，培养学生的创新意识和综合能力。也改变了传统的灌输式教学方法过分注重知识的传授和记忆，忽视对知识的理解、思考和引申过程，更不重视对学生创造性思维方式的培养与训练的缺点。一般采用教师提出问题，也可以在课程进行到一定程度时启发学生结合自己对环境的观察、分析和调研等提出相应的问题。并且随着学生以后知识学习的深入，他们可以带着这些问题自己去逐步寻找答案，不断丰富专业知识以及提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甚至到进行毕业论文/设计时可以自己提出和选择自己希望做的题目。在进行问题教学的过程中，教师及时正确的启发、引导、点拨是非常重要的。当然在讨论问题的过程中，学生还会遇到这样或那样的问题，需要教师的全方位参与和帮助。

3.课外教学活动

(1)网络平台交流。课堂上多媒体教学手段图文并茂、生动形象、动画影音和信息量大的特点为学生展示了有关历史和当前环境问题的立体图像。但课堂时间毕竟有限，大量的资料需要通过课后网络的形式传递给学生。如动画模拟各种环境污染物在大气、水、土壤、生物中的存在、化学特性、迁移、转化、等方面的影音图像，可引导学生进行理性思考，分析这些环境问题的由来和危害，考虑并初步设计关于其治理措施和方案。在课程网络平台上可进行师生交流和讨论，增加师生互动，随时与学生进行网络讨论，也可节省课堂时间，还可以进行有效的师生交互和生生交互的学习活动，包括专题讨论、网上协作、网上练习等。

(2)组织课外活动，引导学生自主学习。中国自古就存在“天人合一”的思想，老子《道德经》上说“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体现了环境科学的主题，即追求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基于此，课程进行中让学生投身于大自然之中，开展与环境密切相关的考察和调查活动，可极大地激发学生的参与意识。

三、结束语

环境科学与工程是讲究可持续发展的学科，其教育的观念在不断的转变之中，一些新的观点和理念在不断更新和完善。为了环境科学与环境工程专业更好地发展，为了该专业学生具有更好的就业前景，能够在环境保护相关工作岗位和社会建设中发挥更大的作用与价值，对环境类专业的入门课程进行了改革，提高了教学质量，为后续课程的学习奠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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