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枝骏佑”通过精心收集，向本站投稿了2篇中国企业家的精神迷失和回归，下面就是小编给大家带来的中国企业家的精神迷失和回归，希望大家喜欢阅读!
篇1：中国企业家的精神迷失和回归
近年来，中国富裕阶层的大量的移民有不断加剧趋势，究其原因虽然有很多，但很大的原因是缺乏安全感引起的，日益扩大的贫富差距，国内收入的不公正和不公平现象和对未来政策的不确定性的忧虑都加剧了移民的数量和加快了移民的步法，在移民大潮中不乏中国的企业家们，他们是最缺乏安全感的群体。他们希望出国找到自己的归宿，这个归宿可能带来某些方面的稳定，但是却很难解决他们内在的精神困扰，外部环境稳定了，生活稳定了，内心就不再动荡吗？就不再漂泊吗？人就有安全感了吗？问题恐怕远没有这么简单，欧美各国自杀率和心理疾病的比例比中国还高，缺乏安全感这个问题不是一个移民而能解决的，缺乏安全感其实是中国企业家群体精神迷失和没有终极皈依处造成的。
为什么企业家群体会对未来充满恐惧和缺乏安全感？答案固然很多，但有一点往往是被我们忽略的，他们没有强大的内在精神力量作支撑，而是对外在世界过分依赖。当一个人内心不够强大而把人生的全部筹码投注在物质上时，环境的种种不确定因素就会造成很大的恐惧，不安全感就会随之而来。
西方与中国的区别表现的不仅仅是文化上的差异，更多的其实是精神上的差异，遍布美国的是人们精神终极皈依的教堂，而我们却没有一个精神逗留的地方，位于深山老林的香烟缭绕的寺庙也成了人们求财和求官的功利场，西方人们去教堂是纯粹的精神的洗礼和救赎，而日益富裕的中国人对精神的需求越来越迫切，但我们却没有把精神产品的建设跟上，中国的传统文化又被我们打得稀里哗啦，祖宗的东西我们认为不好，可我们又拿不出让人信服的文化体系。要知道文化不是一蹴而就的，我们能颠覆五千年的文化，那么什么文化能在短时间让我们趋于认同呢？没有大同的文化体系，于是就出现了很多伪文化，伪大师，伪宗教和伪文化产品。在中国一个中国人其实就是一个思想家，一个中国人其实就是一个文化大师，因为我们没有统一的人生哲学,没有统一的文化理念和统一的人生价值观，谁也不服谁，今天是无业游民，明天可能就会成为大师，因为系统的先进文化体系，文化很容易被人胡编乱造和亵渎，
雷人的历史剧充斥银幕，误人子弟的书籍摆满书架，越媚俗越吸引眼球的越受追捧，人生的理想不再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而是“财富，财富，再财富”，我们的精神家园变得荒芜而苍凉，无所盲从，浮华的物质生活不仅不能填补精神上的空白，反而更增添了内心的失落感，我们没有强大的内心世界作支撑，所以我们感动恐惧了，不安全了。人处在什么环境并不重要，如果他有坚定的内心信念，他就会坚强的活下去，如果精神垮了，再好的环境也活不下去，即使活下去也不感到幸福。(更多有关爱维龙媒董事长段俊平先生相关观点可以参见《段俊平：庄子的“四无”与企业家心灵法则》)
精神是一个人的意识、思维和心理活动的中枢，文化对精神的影响重大。中国企业家的精神的构建既植根于市场经济的物质环境，更应建立在社会历史文化和制度的人文环境中，西方管理之父德鲁克说，中国什么都可以引进，就是不能引进企业家，其原因是国外的企业家再优秀，很难适应中国的文化。“外来的洋和尚”念不好中国企业的经。中国企业家一定是“中国化”的企业家，中国企业家一定是具备以中国文化为载体的企业家精神，中国的儒释道的哲理应该是中国企业家精神最主要的文化载体。
当年，佛陀在菩提树下发现，生命原本具备独立自主的能力，只是我们看不到这一点，所以才四处追逐，寻找支撑。一旦开启这个内在精神宝藏，我们就可以随遇而安。这不是对环境的刻意顺从，也不是对命运的无奈妥协，而是由内心独立获得的能力。因为独立，就不会随环境变化受到影响，也无需外在的什么作为支撑，所谓“此心安处是吾乡”。无论物质多么贫乏，只要精神富足，我们就可以快乐，幸福，没有恐惧。
人为什么活着？为什么要创造财富？又如何使用财富，方可心安，是中国企业家阶层中的精英群体一直在试图探索明白的问题，从中国传统国学的精神世界里，其实能给企业家们一个简明而易于和长期坚持的修养路径！
篇2：现场寻根：中国企业家最缺乏的精神
在丰田，“现地现物”在使用中常常被称为“现场主义”（GembaAttitude），Gemba在日语中是“事情真正发生的地方”的意思，它也是日本人生活中的常用词，广义上讲，它是“事件发生的地方”；狭义上讲，Gemba是指企业的“工作领域”或“工作位置”。
经历过“实事求是”教育的中国管理者很容易把现地现物，或者把现场主义当成一种姿态。在中国现代官场文化的语境中，调查研究通常是一种姿态，用来表明上级愿意倾听民意。所以，怀有这种姿态的管理者到了基层通常并不是去“现地现物”，而是更多地去了解“群众的心态与动向”，然后便是一通“统一思想的讲话”，这种程序便是中国相当一部分企业管理者的现场主义。中日企业管理层间出现的这种差别，我想也是丰田的管理人员对中国企业管理者“现地现物”的水平与程度很不满的原因，但丰田人并不懂，相当一部分中国企业的管理者对“现地现物”背后的思想，是很难达到丰田人那种程度的。我认为，丰田的“现地现物”并不是一种简单的解决问题的方法，而是一种“寻根过程”――对生命价值与意义的体验过程。
要理解这一点，首先要从创始人丰田佐吉开始。
丰田佐吉出生于19世纪末期日本名古屋郊外一个偏僻的农村。他从小就跟着父亲学习木工，当他看到母亲、祖母及他们的朋友仍然非常辛苦地转动织布机，令他感到难过，想找出方法使他们从这种繁重费力的劳力工作中解脱。因此，他立志发明动力织布机。
在那个年代，发明家必须凡事自己来，没有大型的研发部门可以代劳。当丰田佐吉发明出第一架动力织布机时，还没有电力供给，因此，他必须把心力放在解决供电问题上。在当时，最普遍的电力来源是蒸汽机，丰田佐吉买了一台蒸汽机用以试验带动他的织布机。他从辛苦的反复实验与错误中学会如何使动力织布机运转，这种从尝试与错误中学习的方法成为“丰田模式”的基础之一――现地现物。
这个故事很动听，却把一个伟大的发明家与企业家简单化了，把丰田佐吉描绘成了一个聪明人。事实上，丰田佐吉并不是一个偶然现象，他是日本文化与西方文化碰撞之下的一个伟大产物，
在为纪念丰田佐吉而建立的丰田纺织博物馆里，馆方曾经陈列过一本书，书的名字叫《自助》。这本书最早于一八五九年出版于英国，由英国人萨缪尔・史麦尔斯撰写。为什么要陈列这本书？因为这本书影响了丰田佐吉的一生。
萨缪尔・史麦尔斯是英国著名的政治改革家和道德家，出生于苏格兰。他14岁离校去给一名医生当学徒，后入爱丁堡大学学医，在了解到广大中下层贫民的实际生存状态后，他开始酝酿自助的思想，并在各种场合宣讲这一理念，受到热烈欢迎。后来，他把这些思想写入名著《自助》。此书一问世，就在社会上引起了巨大反响，并以英、法、德、西班牙、丹麦、日、俄等语言在世界上许多国家出版。
在这本书的序言中，萨缪尔・史麦尔斯明确地表明了写这本书的出发点：“我写作此书的原因极其偶然，当时我在利兹市一家曾治疗霍乱的临时医院里为当地的年轻人做过几次演讲，我努力向他们灌输这样一个道理：他们将来的幸福和健康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自己，他们必须勤奋、自学、自律、自控，尤其重要的是，要依靠诚实、正直和不折不扣地履行自己的职责来立身于世，这些是构成人类优秀品质的重要因素。”
联想到丰田佐吉所处的环境与时代，我想这本书能够从一个侧面解释丰田佐吉“现地现物”思想的出发点，那就是解决问题的方法要出自“诚信”，而诚信最基本的出发点就是从现场出发。显然，“现地现物”不仅是一种解决问题的方法论，更是一条基本的“自救”道路。
更重要的是，萨缪尔・史麦尔斯出于帮助弱者的“仁慈”出发点，成了丰田佐吉从“现场”学习的动力：当一件工作的目标是更伟大的事业时，那犯错或问题本身就是最好的老师。
从现场的问题中获得诚信之根，从现场的错误中历练信仰，敬畏事实，敬畏现场，这才是现地现物的真正意义，也是中国企业家最缺乏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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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企业家的精神迷失和回归（集锦2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