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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唐代梨园乐官新证论文
关于唐代梨园乐官新证论文
[论文关键词]唐代；梨园；仙韶院；乐官
[论文摘要]梨园的乐官由梨园教坊使、梨园使、梨园判官、梨园供奉官、都都知与都知组成，其中梨园教坊使、梨园使、梨园判官是高级管理者，由宦官担任，不一定具备音乐才能。梨园供奉官、都都知与都知是低级乐官，不由宦官担任，具备较高的音乐才能，在梨园从事具体的音乐工作。
作为唐代朝廷重要的音乐机构，梨园一定具有自己的组织形式和乐官、乐工。但是，因为现存的关于梨园的组织及其乐官、乐工的材料较少，所以我们难以从这些材料中窥见梨园的全貌。因此，关于此问题的论述也比较少。
关于梨园的乐官，日本著名音乐史专家岸边成雄曾进行过考证，但他的考证不但相当简略，而且存在错误。如他说：“梨园似亦设有监督及教授乐令乐官……梨园之使当与教坊之使相同均非宦官出身……乐官除使外，都知、博士等乐官亦当有相当人数。此外梨园中一部分教习工作，系在太常寺别教院实施，故‘供奉官’亦系其乐官之一种者。”他推测梨园设有使、都知、博士及供奉官，并且梨园使由非宦官出身者充任。按：他的说法并不完备，且多系推测。如梨园设有博士等结论就没有文献依据，梨园使由非宦官出身者充任的说法也是错误的。
此外，也有人认为梨园的组织由崖公(即院长)、梨园教坊使、副使、都知、都管及梨园弟子组成。按：梨园是否设有称为崖公的院长尚待讨论。唐代崔令钦《教坊记》：“诸家散乐，呼天子为崖公。以欢喜为蚬斗，以每日长在至尊左右为长入。”宋代王谠《唐语林》卷一《政事》上亦云：“诸家散乐呼天子为‘崖公’，以欢喜为‘蚬斗’，以每日长在至尊左右为‘长入。’”此所记为教坊中事，教坊散乐称天子为‘崖公’，梨园未必如此称呼。并且，“皇帝梨园弟子”云云，可视为梨园弟子自己抬高身份，皇帝即使曾经在梨园教授法曲，也未必真的就把这些乐工视为弟子。因此，尚不能简单地认为皇帝就是梨园的“院长”。另外，副使、都管的职务均于史无据，是否存在尚待材料证明。
由此可见，前人关于梨园乐官问题的考证尚存在较多问题，本文根据唐代文献，对此问题重新进行考证。本文认为，在唐代梨园中，存在宦官充任的高级乐官和由乐人充任的低级乐官两种，详述如下。
一、由宦官充任的高级乐宫
1．梨园教坊使梨园教坊使当是梨园的最高管理者。梨园教坊使之职，见于李邕撰《唐故逸人窦居士神道碑(并序)》：居士讳天生，字自然，扶风人也……以长安二年正月十三日□化于□□，时春秋六十……长子处宾……季子正议大夫行内侍上柱国元礼，多□□，全节冠时，以孝则忠，曰慈故勇。西南护塞，设五□以□谋，东北□戎，纵一鼓而包敌。由是昭宣豹略，作为虎臣，归西戎之数□，□□□之□□。□克以少，谋胜取多，欧脱连头而受诛，穹庐屈膝而请命。燕山之石，杨先祖之刻铭，属国之官，笑□来之系颈。□□□迫公事违阻，□心不□，□□松楸，身庐茔陇，犹且匍匐泣血，擗踊椎心，□天地以昭亲，表山河而刻石。其词曰：……天宝六载岁次丁亥二月□未朔八日□寅，嗣子上柱国思宾，季子梨园教坊使制新加银青光禄大夫行内侍省内待上柱国元□。按：此墓志包含的信息很多，由此墓志可知：
第一，窦天生之次子窦元礼曾任梨园教坊使一职，证明在唐代梨园设有梨园教坊使这一职务。
第二，窦元礼是“行内侍省内侍”，在唐代，内侍省的官职全部由宦官担任，可知梨园教坊使亦宦官充任。
第三，唐初，太宗规定内侍省不设置三品官，设内侍四人，从四品上，为内侍省最高官。天宝十三载(754)始设内侍监二人，从三品，为内侍省长官。此墓志撰写于天宝六载，可知窦元礼当时为内侍省最高官。在开元末，宦官开始任监军使，窦元礼有战功，新加银青光禄大夫或许是因为战功之故，而银青光禄大夫已经是从三品的散官。因此，可以推断，梨园教坊使是梨园的最高官，同时，这一职务也是由内侍省最高官担任的。
第四，由此也可以看出，梨园(包括教坊)与内侍省关系密切，推测梨园或许是内侍省的下属机构，或为内侍省所代管。
2．梨园使
梨园使亦为梨园乐官之一，是梨园的直接管理者。《旧唐书》卷十二《德宗本纪》大历十四年(779)五月：“停梨园使及伶官之冗食者三百人，留者皆隶太常。”《资治通鉴》卷二百二十五唐代宗大历十四年(779)五月：“诏罢省四方贡献之不急者，又罢梨园使及乐工三百余人，所留者悉隶太常。”E737zss可知梨园乐官中有梨园使。又《南部新书》丙：“梨园使奏曰：‘……’”亦证明梨园乐官中有梨园使。推测梨园教坊使全面管理梨园和教坊，而梨园使当是梨园的管理者，其地位在梨园教坊使之下，估计亦由宦官充任，但品级不详。
3．梨园判官
梨园判官为梨园乐官之一，据赵造《中大夫行内侍省内给事员餐置同正员上柱国赐绯鱼袋王公墓志铭(并序)》：公讳文干，字强之……宪宗践阼时，公年始童舞。入趋紫闼，出践丹墀。敷奏详明，郁为俊彦，遂拜供奉官。恪居官次，务谨去奢，临事无渝，为官不昧。斯乃冲天逸翰，出润乔松。锡以朱绂之荣，带以银章之命。改梨园判官，奉八音之礼，专五果之名。艺就日新，功勤益著。迁鸡坊使……转宣和殿使……改军器监判官……寻迁左神策军宴设使……拜同官镇监军……依前充供奉官，使于四方，善能专对，利于一事，罔不克堪。未必息车，改栽接使……开成五年，诏遣充新罗使……享年五十有三，会昌四年岁在甲子夏四月q生五叶日，终于京兆万年广化里私第。
由此墓志可知：
第一，墓主王文干曾任梨园判官，证明梨园设有梨园判官之职。
第二，王文干自宪宗朝至文宗朝历四朝为宦官，证明梨园判官亦由宦官担任。
第三，梨园判官当为梨园的管理者，地位在梨园教坊使和梨园使之下，这样的官职亦由宦官担任，说明梨园与内侍省关系密切，或许为内侍省所管辖。
第四，墓主王文干担任内侍省内给事，为从五品下，则梨园判官的品级当不超过从五品下。
又苏繁《唐故监事使太中大夫行内侍奚官局令员外置同正员上柱国赐绯鱼袋梁公墓志(并序)》：公讳元翰，字□，安定郡人也……贞元廿年九月，德宗皇帝以聪哲之叹，拔自宸衷，嘉锡绿绶，□东头供奉官……至元和九年，宪宗皇帝奖以政直恭密之用，改□内冰井兼浴堂园覆使。至元和十一年，恩命缀其时才，转充梨园判官。至长庆元年三月，穆宗皇帝以义行贞田，都会新恩，却改充东头库家。昆玉无私，出纳唯吝……至会昌四年甲子岁二月廿一日子时薨于任位，享龄五十七。可知，墓主梁元翰在元和十一年曾任梨园判官。梁元翰亦为宦官，据其墓志，他是太中大夫，则是从四品的散官，他又是上柱国，为视正二品的勋官，但他担任梨园判官的时间较早，推测他任梨园判官时品级并没有这样高，或与王文干相类似。
又魏则之《唐故正议大夫行内侍省内寺伯上柱国陇西郡开国子食邑五百户李公墓志铭(并序)》： 公讳升荣，字处约，京兆府长安县人也……公自幼敏聪，早蒙指使，小心翼翼，恪慎厥躬。肇自贞元廿年秋，蒙恩赐绿(禄)。至廿一年春授将仕郎内侍省掖庭局监作。不逾年，秋九月，又转登仕郎。至元和九春，特授梨园判官。至十二年春，加上柱国，仍赐绯鱼袋，兼授左神策军护军中尉判官……至十五年春，又转授弓箭库西库判官……至其年秋，又加宣德郎。至长庆二年秋，又加朝议郎。至三年春，又授宫闱局令。至宝历二年冬，又加朝散大夫。至三年春，又再任左神策军护军中尉判官……至大和二年春，又加正议大夫兼内侍省内寺伯。至四年冬，又封食邑三百户……至大和七年春，遂除江西监军使……至大和九年冬，随表入觐，复侍冕旒，驱驰殿庭，□(黾)勉王事。至开成元年冬，又除栽接副使……至二年夏，又授军器副使……至开成五年夏，又除楼烦监牧使……至会昌元年秋，又加开国子，食邑五百户。至会昌三年冬，又除总监使……至会昌四年春正月，遂除宁庆等州监军使……以五年冬十一月十六日薨于郡州之廨署，享龄七十。按：墓主李升荣亦为宦官，他是正议大夫，为正四品上的散官，又是上柱国，为视正二品的勋官，则他亦是品级较高的宦官。但他担任梨园判官时品级似并不太高，贞元二十一年(805)春授将仕郎，为从九品下，同年秋转登仕郎，为正九品下，元和九春，特授梨园判官。其品级当与王文干担任梨园判官时相类。
通过以上材料可知，梨园判官为梨：园乐官之一，由宦官担任，其品级不超过从五品下。
二、由乐人充任的低级乐官
1．梨园供奉官
梨园供奉官亦为梨园乐官之一。《新唐书》卷二十二《礼乐志》：“代宗繇广平王复二京，梨园供奉官刘日进制《宝应长宁乐》十八曲以献。”则刘日进曾担任梨园供奉官，在收京后作《宝应长宁乐》十八曲献给朝廷。梨园供奉官似为梨园乐官之一种，又似是梨园乐官的统称。
张谓《进宝应长宁乐表》云：“伏见所部寄住客、前梨园供奉官、梁州充义府果毅刘日进新造《宝应》等凡十八曲，其调合雅，其声用宫，以歌尽言，以舞尽意……今臣见《宝应乐》用宫调，知皇家运祚无疆。故制造其词，发挥成曲，庶登乐府，上达天朝。谨附前梨园供奉官某进表以闻。”按：张谓，天宝二年(743)进士及第，天宝十三载(754)或天宝十四载(755)入安西四镇节度副大使封常清幕，乾元元年(758)为尚书郎。此表称刘日进为“所部寄住客、前梨园供奉官”，则刘日进当在安史乱前供奉梨园，收京后又回到朝廷。刘日进曾充任梨园供奉官，他精通音乐，当是梨园的下级乐官，品级不详。梨园供奉官似不为宦官所充任。
2．都都知与都知
宋代钱易《南部新书》丙：“成通中，徘优恃恩，咸为都知。一日乐喧哗，上召都知止之，三十人并进。上曰：‘止召都知，何为毕至?’梨园使奏日：‘三十人皆都知。’乃命李可及为都都知。”则梨园乐官中似最早设有都知之职，后因担任此职的乐官过多，无法管理，故又设都都知一职，位在都知之上。都都知与都知都是梨园乐官，负责从事具体的音乐活动，不由宦官担任。都都知设一人，都知设多人，品级不详。
三、仙韶院的.乐官
关于仙韶院的乐官，可考者知有仙韶院副使一职。《旧唐书》卷十八上《武宗本纪》开成五年(840)正月三日：“仇士良收捕仙韶院副使尉迟璋杀之，屠其家。”按：尉迟璋为乐工，他当是因为过人的音乐才能而担任仙韶院副使。推测仙韶院应设有仙韶院使一职，应由宦官充任。因此，可以推测仙韶院的管理同梨园是大体相同的，即高级管理者，如仙韶院使，由宦官充任。低级管理者，如仙韶院副使，则由乐工担任。
四、从梨园乐官看梨园的性质
通过以上考论可知，梨园的乐官有梨园教坊使、梨园使、梨园判官、梨园供奉官、都都知与都知组成，其中梨园教坊使、梨园使、梨园判官是高级管理者，由宦官担任，不一定具备音乐才能。梨园供奉官、都都知与都知是低级乐官，不由宦官担任，具备较高的音乐才能，在梨园从事具体的音乐工作。
从梨园的高级管理者均为宦官充任这一点看，梨园与内侍省的关系极为密切，推测梨园当为内侍省所兼管，其性质为直接服务于皇帝和宫廷的高级别的乐舞演出机构。把梨园简单地视为“皇家音乐、舞蹈、戏剧学校”，并不符合实际。
总之，梨园乐官中既有由不一定具备音乐才能的宦官担任的高级乐官，又有具备较高的音乐才能的在梨园从事具体音乐工作的低级乐官，梨园是直接服务于皇帝和宫廷的高级别的乐舞演出机构。
篇2：楚都丹淅说新证论文
楚都丹淅说新证论文
关于楚国早期都城丹阳的地望，自来众说纷纭，主要有“当涂说”、“秭归说”、“枝江说”、“丹淅说”等。近年来“丹淅说”逐渐受到学术界的重视，但是因为缺少考古学方面的证据，所以迄今为止尚未能成为定论。值得欣喜的是，最近在古文字材料中已出现了有助于此说的新资料。
新蔡葛陵楚墓所出两枚竹简【1】，简文隶定如下（采取宽式）；
昔我先出自△遣宅兹▽章甲三：11
以选迁处甲三：24，
《释文》【2】对以上简文作了十分准确的隶定，多可信从。例如，△，从“邑”，从“川”。▽，从“水”，从“疋”，读“沮”。“章”，读“漳”等。笔者拟在《释文》的基础上，讨论相关问题。
“先”，先君，先祖。《战国策·赵策一》“事先者”，注“先，先君。”《文选·报任少卿书》“行莫丑於辱先”，注“先，谓祖也。”
△，从“川”得声，可读“均”。《管子·立政》“以时钧修焉”，《荀子·王制》“钧”作“顺”。另外，“旬”从“匀”得声，也可以与从“川”得声的字通假。例如《国语·郑语》“伯霜、仲雪、叔熊、季紃”，《史记·楚世家》“紃”作“徇”。《管子·入国》“四旬五行九惠之教”，注“旬即巡也”。凡此均“川”与“匀”声系相通的佐证。
本简△从“邑”，自应是地名，疑即“均陵”。《史记·苏代传》“残均陵，塞鄳阸，苟利於楚，寡人如自有知。”索隐“均陵在南阳，盖今之均州。”正义“均州故城在随州西南五十里，盖均陵也。”在今湖北丹江口附近。
“遣”，《释文》从上读，恐非是。“昔我先出自△”语意已尽，故“遣”自应从下读作“遣宅兹▽章”。“遣”，可读“迁”。《礼记·檀弓上》“主人既祖填也”，注“谓撤遣奠”，释文“本或作迁奠，非。”是其佐证。“遣宅”读“迁宅”，与下文“迁处（居）”意同，盖古人行文避复。凡此在出土和传世文献中皆有其例，兹不赘述。又“迁宅”一词，已见于西周铜器铭文何尊“惟王初迁宅于成周”。
“▽章”，又见甲三：268，《释文》均读“沮漳”，甚确。“疋”与“且”声系相通，已见典籍【3】。
“以”，犹“又”也。《淮南子·人间》“冬间无事，以伐林而积之。”《太平御览》引“以”作“又”。【4】
“迁处”，读“迁居”。楚简之“处”【5】，《说文》以为即《孝经》“仲尼居”之“居”（14上13）。《书·多方》“予惟时其迁居西尔。”
“迁处”之后可能有脱字，拟补“於郢”二字。
以上简文可以标点释读如下：
昔我先出自△（均），遣宅兹▽（沮）章（漳），以选迁处（居）［於郢］。
简文大意谓“过去，我的先辈出自均陵，迁居此沮、漳流域，又选择迁居在郢。”
当然，甲三：11和甲三：24是否可以系联，直接影响到拙文拟补之字。凡此种种，还都有商榷的`余地。不过，这并不影响拙文的主要观点。因为，甲三：11的文意仍然是完整的。
这两枚竹简记载的史料，与传世典籍所载完全吻合。《史记·韩世家》宣惠王“二十一年，与秦共攻楚，败楚将屈丐，斩首八万於丹阳。”索隐“故楚都，在今均州。”“均陵”或“均州”皆以“均水”得名。西汉的“均水”就是后代的“淅川”。古代邑名和水名都不妨有二名，并不足为奇。以往学者多以为均州设置甚晚，未敢轻信。现在看来：楚简“均”与《史记》“均陵”，乃至后代的“均州”，皆一脉相承，远有所本。
简文中的“我”是新蔡葛陵楚墓的墓主，“我先”应是墓主的祖先。这一家族迁徙的路线，恰好与学界所艳称的楚族自北向南大迁移的趋势相吻合。有学者明确提出，武王前期，丹阳仍在淅川，南迁在武王后期【6】。姑且不论这一时间的推断是否正确，综合出土和传世文献考察，楚王再迁的地望在今湖北丹江口一带，应是迄今最可信的一种说法。
注释：
【1】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新蔡葛陵楚墓》图版七七，大象出版社，
【2】贾连敏《新蔡葛陵楚墓出土竹简释文》，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新蔡葛陵楚墓》189页，大象出版社，20，
【3】高亨《古字通假会典》900页，齐鲁书社，。
【4】裴学海《古书虚字集释》33页，中华书局，1980年。
【5】林澐《读包山楚简札记七则》，《江汉考古》1992年4期。
【6】石泉《古代荆楚地理新探》352页，武汉大学出版社，1988年。
篇3：汉初律名新证的论文
关于汉初律名新证的论文
摘要： 汉律承秦制，而秦律又是商鞅携《法经》变法为律后，历经多载发展而成。后世文献记载汉初律为“汉三章”、“九章律”等。作者试图依据出土文献对汉初的律名作以考证，探讨汉代法律初创时期的状况，以尝试用当世的实况来说明汉律在初创时期是开放的架构。
关键词：秦律 汉律 律名 九章律 初创 开放
前辈高学集所学而成汉律诸考。研读有日后，深感前辈求学之严谨态度，及大师的博学多识之风采，并为之所深深触动。又喜闻《张家山汉简》之注释得以面世，故依简椟对前辈先学说作以小证，并斗胆提出小异，希能得以良责，并万望师长、同仁斧正。
“《史记》言‘王者制事立法一禀于六律’”。“律，法也，莫不取法焉，盖六律之密必无毫厘圭撮黍累之差，立法者皆应如是，故亦以律名”。又有“律以正罪名”。从沈家本所考可知“律”之概略，汉律承秦制，秦律又乃商鞅携《法经》，而修“律”而成。现就汉律之律名稍作探析。
一、汉三章
《史记·高祖本纪》，还军霸上，召诸县父老豪杰曰“父老苦秦苛法久矣，诽谤者族，偶语者弃市。吾与诸约，先入关者王之，吾当王关中。与父老约，法三章耳、杀人者死，伤人及盗抵罪。《集解》应劭曰：“抵，至也，又当也。除秦酷政，但至于罪也。”《索隐》韦昭云：“抵，当也。谓使各当其罪。”今按：秦法有三族之刑，汉但约法三章耳，杀人者死，伤人及盗者使之抵罪，余并不论其辜以言省刑也。则抵训为至，杀人以外，唯伤人及盗使至罪名耳。
由沈家本之所考，可知汉初兴之时，以应便时，立法三章当为极简之式，并无律条。其论罪之依据，当为其时在人们的生活实践中所用之秦律，只是去除了酷及残的内容。正如文中所述“余悉除去秦法”，再由《云梦秦简》出土所述之秦律部分内容。有关伤人、盗的条文散见于不同律名的条文中。能否推出汉初所谓“三章”乃是一个较为笼统的概念，并未专指三种律。而是指三个方面的有关秦律之适用状况。
二、汉律九章（九章律）
“其后四夷未附，兵革未息，三章之法不足以御奸，于是相国萧何捃摭秦，取其宜于时者，作律九章。”历史上的“汉律九章”当源于此。至晋时，则演变为：“汉承秦制，萧何定律，除三夷连然之罪，增部主见知之条，益事律兴厩户三篇，合为九篇。”至此乃形成汉律中的“九章律”之说。即“九章律”为沿习秦律之源《法经》之构架，外加萧何所定兴，厩，户三篇而成。
然萧何定九章律古已有疑之，如“案今九章象刑，非肉刑也，文帝在萧何后，知时肉刑也？萧何所造，反具有肉刑也？而云九章萧何所造乎？”。当然其疑已经为众多历代的考实之家所不认同，现在需要提出新的疑问：“九章律”就只有“盗、贼、囚、捎、杂、具、兴、厩、产”九篇，还是另有别论？由历史典籍之出处，我们可知，“汉律九章”之说始于《汉书》，而详定其九篇目，则是在《晋书·刑法志》中了。故而可以推知后人为前人所做之事立名，然后才又以所名传于世，那必然有其所推加之词。现从出土的秦简及汉简中可查寻出一些问题。
1)从《云梦秦简》可知秦律在商鞅变法之后，经过几世，已历经变迁，内容广杂，具体篇目已非原《法经》之构架。况且在先秦时代所形成的法律实用状况，也使得当时立法强调具体之应用，而非理论化。这从秦简中法律问答可略知一二。如秦律关于“共同犯罪”、“集团犯罪”、“消除犯罪后果减免刑罚”及连坐制度都在《秦简》中有述。简举一例。“盗及诸它罪，同居所然当，何谓同居？产为同居。”。汉承秦制，为可信之事实。从秦简中《秦律十八种》及《秦律杂抄》可知秦律不仅仅是为所言之“九篇”，何以萧何定律时成九篇？没有一定的理论化过程，萧何又怎复改详细的秦律为汉九章律？汉律是经过律学之盛，各个大家解律之后，于曹魏时整理而成篇名体例。
2)从《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又可知，汉律在吕后二年时期至少有简文中所述律名二十七种。且与《秦简》中同名之律有田律、金布律、徭律、置吏律、效律、传令律、傅律等。这些不但实证了汉承秦制，而且还彰显出一个问题：《秦简》之中律名在《吕后二年律令》中有显，而萧何修律当在两者时间段之中间，而史记中又述曹参任相，用萧何所定之法而不改。那么萧何所定之律必然被传承沿袭。那么，二年律令之律名，使所传述的“萧何作律九章”怎么解释？
在对上述问题的思索后，然后再参阅文献，就会逐渐得出一个汉律发展的新轮廓。“何乃给泗水卒史事，……及高祖起为沛公，何常为丞督事。沛公至成咸阳，诸将皆争走金帛财物之府分之，何独先入收秦丞相御史律令图书藏之。……汉王所以具知天下厄而塞，户口多少，强弱之处，民所疾苦者，以何具得秦图书也。”司马迁《史记》所载当为可信之史实，由上文可知萧何原本秦朝职官，对秦之法必有所通，而随刘邦而起反秦，后入咸阳尽得秦之图书。而秦之律书在焚书后亦藏于丞相府，自然萧何就拥有大量的秦律之藏籍。所以就萧何定汉律之框架来说，应该有很充实的资料基础，和实践能力。就如太史公所言：“于是汉兴，萧何次律令，韩信申军法，张苍为章程，叔孙通定礼仪。”及在曹相国世家中所述“平阳候曹叁者沛人也。秦时为沛狱掾，而萧何为主吏。”“参始微时，与萧何善；及为将相，有隙。至何死，所推贤唯参。参代何为汉相国，举事无所变更，一遵萧何约束。”吕后元年，当是惠帝于七年崩之后，此时相为王陵，吕后夺王陵相权，而二年律令当为吕后削刘氏子弟权力之时，故律条因政之多变而不会多变，而且多以吕后之令而出。如“元年，号令一出太后”。由此也可知《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应多为萧何之所次之律令。
通过以上综述，文章得出这样一个思考，汉律无疑是萧何在秦律之基础上依当时之政需而厘定，但很难确定如班固《汉书》中所言“作律九章”，更难以《晋书·刑法志》所言“合为九篇”为定论。萧何次令，应非仅盗、贼、囚、捎、杂、具、兴、厩、户”九篇，而应还包括其他律名。就如《二年律令》所述二十七种律名，应至少有一部分乃为萧何所次之律令。故对班固之“九章律”之说当有所重思。
三、傍章、越宫律朝律
叔孙通益律所不及，傍章十八篇，张汤《越宫律》二十七篇，赵禹《朝律》六篇，因文章以《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为考据之史料，故对张汤《越宫律》及赵禹之《朝律》难作考证。仅能证叔孙通之傍章非正律，乃为律之补充。且有太史公言“叔孙通定礼仪”当可理解傍章与礼仪通。就如程树德所言：“按司马迁传，叔孙通定礼仪，梅福传叔孙通遁秦归汉，制作仪品。……论衡高祖诏叔孙通制作仪品十六算。是通所著为汉仪。……后考礼乐志云今叔孙通所撰。礼仪与律令同录藏于理官，而后得其说，尽与律令同录，故谓之傍章。……应劭传删定律令为汉仪，建安元年奏之，是可证通之傍章，即汉仪也。”
四、具体律名细证。（以程树德《九朝律考》中的具体律名为对象来述）
1)盗律 “取非其物谓之盗。……悝以为王者之政，莫急於盗贼，故其律始於盗贼”李悝首制法经，有盗法贼法，以为法之篇目。自秦汉逮至后魏，皆名贼律盗律北齐合为贼盗律，后用有劫盗律，复有贼叛律，隋开皇合为贼盗律。
2)贼律 无变斩出谓之贼。由于后世贼盗同律，故将其列入同考。二年律令对于贼、盗律有所述且条文较多。故汉律文考中所述贼、盗律当
为不虚，且有实证。
3）囚律 断狱律之名，起自於魏。魏分李悝囚法而出此篇。二年律令中无囚律之项。而且依《唐律疏议》之述，囚律篇名乃魏分李悝囚法乃成。而非沿汉律。
4)捕律 李悝法经六篇，捕法第四，至后魏名捕之律北齐名捕新律，后周名逃捕律，隋复名捕之律。二年律令有捕律名，且有条文九条，故可知《唐律疏议》之述非全真，当有所疑，应对秦汉时的律名有所陈述。
5)杂律 李悝首制法经，而有杂法之目，递相祖习，多历年所，然至后周更名杂犯律，隋又去犯，还为杂律。二年律令中亦有杂律篇目，且律文十四条，与捕律之结论同。
6)具律 魏新律序略云，旧律因秦法经，就增三篇，而具律不移，固在第六，罪条例既不在始，又不在终，非篇章之义。二年律令中有
具律篇目，且有律文二十四条。证实上述所表。
7)户律、兴律、厩律 汉相萧何承秦六篇律，秦世旧有厩三篇，迄於后用，皆名户律。魏新律序略，秦世旧有厩置秉传副车食府，汉初秉秦不改，后以费广稍省，故后汉但设骑置，而无车马律，犹著其文，则为虚设，故除厩律。二年律令中有户律、兴律篇名，且户律，二十二条，兴律九条，但无厩律之篇目，所以对古文献的记载应慎思。
8)钱律、田律 五年，除盗铸钱令。六年，定铸钱伪黄金弃市律。野田有律。疏谓举汉法以况之。二年律令中有田律，钱律篇日，且田律十三条、钱律八条。
9)尉律、酎金律，上计律，左官律、大乐律，田租兑律，尚方律。这些律目依程树德先生所考皆在吕后执政以后，甚至有律目乃武帝、宣帝时所载，故二年律令不宜为证，只能佐证，二年律令所载不存上述各律目。
10)二年律令所载而《九朝律考》未考到之律目
告律、亡律、收律、置吏律、均输律、传食律、赐律、□市律、行书律、复律、效律、置后律、爵律、徭律、金布律、秩律、史律，共十八种。
律名考至此略书，试想如程树德前辈能一阅《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将必有大成。今后学慎书此论，希能从他处得以教益。
五、结束语：
从上面考实是否可衍生这样的陈述，法律在早期的'初创年代，不可能在理论上未达到一个提升的过程之前就形成一个完整体系，而构成某种固定架构。而是由于为解决具体问题而逐渐递加的形成一种粗致的框架。汉代法律当属此状况，汉三章，汉律九章，是后世对汉律理论归结，而汉实际的律名状况，应如秦时，依其社会实际状况的变化，向己有的架构中归类或者创造出新的律名。即汉律名应是开放性，而非反限于固定的“三章”“九章”，依据其所调节具体对象而命名，还未成体系化。
参考文献：
《历代刑法考》 沈家本 撰
《太平御览·杜预《律序《 转自《历代刑法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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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书·刑法志》 班固·班昭著 转自《历代刑法考》
《晋书·刑法志》 转自《九朝律考》 程树德 著
《论衡谢短》 转自《九朝律考》
《睡虎地秦墓竹简》 文物出版社
《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
《史记·萧相国世家》 司马迁 撰
《史记·太史公自序》 司马迁 撰
《史记·曹相国世家》 司马迁 撰
《史记·吕太后本纪》 司马迁 撰
《晋书·刑法志》 转自《历代刑法考》
《九朝律考》 程树德 著
《晋书·刑法志》 转自《九朝律考》
《唐律疏议》 刘俊文点校 法律出版社
《晋书·刑法志》 转自《九朝律考》
《唐律疏议》 刘俊文点校 法律出版社
《唐律疏议》 刘俊文点校 法律出版社
《唐律疏议》 刘俊文点校 法律出版社
《晋书·刑法志》 转自《九朝律考》唐律疏议
《唐律疏议》 刘俊文点校 法律出版社
《晋书·刑法志》 转自《九朝律考》
《史记·文帝纪》 司马迁 撰
《史记·景帝纪》 司马迁 撰
《周礼·秋官·士师注》 转自《九朝律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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