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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唐代士大夫的特色及其变化论文
唐代士大夫的特色及其变化论文
士大夫是中国古代历史上一个重要阶级或阶层或集团。近年来，与士大夫相关问题的研究有许多，但恰恰对士大夫本身的研究不多见。特别是有关宋以前士大夫的研究，成果更少。阎步克《士大夫政治演生史稿》(以下简称为《史稿》)是其中的重要一部。在书中，作者对士大夫有一个简单定义，即：士大夫是“官僚与知识分子这两种角色的结合”。“知识分子”有时也用“文人”代替。《史稿》认为，在经过复杂的政治文化变迁——主要是儒生与文吏的融合——之后，“帝国时代的儒生官僚士大夫阶级，以及由其承担的士大夫政治，就演生出来了”。《史稿》进而分析了士大夫在汉以后的发展变化，指出在中古时期，士大夫“几乎成了士族的同义语”，“随着士族的衰微和社会流动的活跃，科举制度破土而出”，士大夫官僚政治“发展到更成熟的形态”①。
对这种“士大夫”在不同历史时期含义的差别，包弼德《斯文：唐宋思想的转型》一书也有简洁说明。书中说：在7—12世纪这六个世纪中，“那些自称‘士’、‘士人’或‘士大夫’的人支配了中国的政治与社会”，“然而，士的身份随时代而变化。在7世纪，士是家世显赫的高门大族所左右的精英群体；在10和11世纪，士是官僚；最后，在南宋，士是为数更多而家世不太显赫的地方精英家族”②。包弼德的定义不太精确。首先，他将“士”、“士人”、“士大夫”混为一体，没有区分他们之间的细微差别。第二，所谓“高门大族所左右的精英群体”，所指也不太明确。到底是“高门大族”呢还是“精英群体”？③ 虽然如此，包氏指出“士”(在他看来“士”就等同于“士大夫”)在不同时期具有不同含义，对理解“士大夫”在不同时期的不同含义还是有启发和帮助的。
两本专著都没有具体研究唐代的“士大夫”，但它实际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我们今天所理解的“士大夫”，只是在经过唐代的发展变化后，才固定下来。因此，唐代的“士大夫”到底有何含义？它作为一个阶级或阶层与宋代相比到底有何特点？解决这些问题，对认识唐代社会的阶级或阶层状况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现在学术界都在讲“研究范式”、讨论在研究中应使用西方概念还是东方概念的问题。我以为，要研究中国历史，首先还是要立足于中国人在历史著作中使用的概念，要认真探讨历史著作中所用词汇的真正含义并作为研究其他问题的起点。这也是本文的一个宗旨。换句话说，本文是从分析词汇入手去研究唐代的“士大夫”问题，重点在唐代“士大夫”的特色及其变化，而并非去研究有关士大夫的全部问题。
由于电子计算机技术的普及，使我们对这一问题的研究拥有了比前人更大的便利。本文主要以两《唐书》为中心来进行研究，首先要做的，就是通过电脑来检索“士大夫”在两《唐书》中的使用情况。④
通过检索我们知道：“士大夫”一词，在《旧唐书》中出现了28次，在《新唐书》中出现了46次。若同时再检索《宋史》，我们发现“士大夫”一词在《宋史》中出现了316次。虽然三部正史的份量不同，⑤ 但《宋史》使用“士大夫”一词远多于两《唐书》应该是无庸置疑的。这说明士大夫阶级⑥ 在宋代已经形成并成熟；“士大夫”一词在宋代已经是一个概念相对清楚、含义比较明确的称谓了。《新唐书》作于宋代，不能不受到时代的影响。因此让我们感兴趣的，不仅是《新唐书》使用的“士大夫”一词要多于《旧唐书》，而且是在两书共有的记载中，《新唐书》将《旧唐书》的哪些词改成了“士大夫”；同时，又将《旧唐书》的哪些“士大夫”改为其他词。这些改动构成了“士大夫”一词在唐宋间的词义变化，当然它也就是士大夫阶级所具有的内涵发生变化的直接反映。
首先来看一个统计，即在《新唐书》46处与《旧唐书》28处“士大夫”中，二者异同的情况：
新唐书：与旧唐书相同者10处；与旧唐书不同者18处；旧唐书无相应记载者18处。
旧唐书：与新唐书相同者10处；与新唐书不同者7处；新唐书无相应记载者11处。我曾认真分析了以上统计中的前三项，即二书相同的10处，以及二书不同的18处和7处。将这些记载乃至分析全部写出，是颇费篇幅的，因此这里只根据二书不同的18处和7处举例略作分析。
我们先看《新唐书》将《旧唐书》的哪些词改成了“士大夫”。经过分析，我们发现《新唐书》将《旧唐书》所记一些“士”人，特别是与武将相对的读书人，改成了“士大夫”。例如《旧唐书》卷六○《江夏王道宗传》云：“道宗晚年颇好学，敬慕贤士”⑦；《新唐书》卷七八同传改为“道宗晚好学，接士大夫”⑧。显然，《新唐书》认为好学之士就是“士大夫”，而《旧唐书》并不这么认为。同样的'例子还有《旧唐书》卷五七《李安远传》，说李安远“晚始折节读书，敬慕士友”，《新唐书》卷八八同传则改为“晚乃折节向书，从士大夫”。这里的“士大夫”也有读书人的意思。简单地说，在《旧唐书》那里，无官的读书人不能称为“士大夫”，而只能称为“士”；在《新唐书》那里，只要是读书人，无论是“官”与否，都可以称为“士大夫”。
更多的，是《新唐书》将《旧唐书》所记某些负有舆论评判责任的群体改成了“士大夫”。例如：
1. 《旧唐书》卷一七七《崔从传》说他“四为大镇，家无妓乐，士友多之”；《新唐书》卷一一四同传改为“位方镇，内无声妓娱玩。士大夫贤之”。
2. 《旧唐书》卷一○一《张廷珪传》有“时制命已行，然议者以廷珪之言为是”的说法，而《新唐书》卷一一八则改后句为“士大夫服其知体”。
3. 《旧唐书》卷一三二《李澄传》说他“每上疏连称二封，颇为时人所哂”；《新唐书》卷一四一改为“每上章，必叠署二封，士大夫笑其野”。
以上例子说明，唐人心目中那些左右着舆论的“士友”、“议者”、“时人”等，到了宋人心目中都是“士大夫”。换句话说，在北宋欧阳修的时代，他们心目中的“士大夫”除了是文人外，还应该是能以社会舆论影响时政的群体。这一点很重要。它是唐代“士大夫”所不具备的内涵。
下面我们再看看《新唐书》将《旧唐书》的“士大夫”又作了怎样的改动。
《旧唐书》卷六五《高士廉传》引唐太宗的话，说山东大姓“全无冠盖，犹自云士大夫，婚姻之间，则多邀钱币”；《新唐书》卷九五同传改为“不复冠冕，犹恃旧地以取资”。这里，《新唐书》将《旧唐书》的“士大夫”改成了“旧地”。这也就是说，唐人心目中的“士大夫”，在宋人心目中是“旧地”，是“高门”，是“士族”。同样的例子还有《旧唐书》卷八二《李义府传》。《传》中说“太宗命吏部尚书高士廉……等及四方士大夫谙练门阀者修《氏族志》”，又说李“义府耻其家代无名，乃奏改此书……更名为《姓氏录》。由是搢绅士大夫多耻被甄叙”。《新唐书》卷二二三上同传改前者为“高士廉……修《氏族志》”，删去了《旧唐书》中“四方士大夫谙练门阀者”一段话；改后者为“搢绅共嗤靳之”，在《旧唐书》的“搢绅”后面删去了“士大夫”一词。这也说明唐人心目中的“士大夫”是“高门”“士族”⑨，而宋人显然不同意，所以将其删改。
按“士大夫”指“高门”或“士族”，是南北朝旧义。《颜氏家训》卷四《涉务第十一》有云：“梁世士大夫，皆尚褒衣博带，大冠高履，出则车舆，入则扶侍……及侯景之乱，肤脆骨柔，不堪行步……坐死仓猝者，往往而然。”⑩ 这里的“士大夫”显然指门阀士族。到唐代特别是唐前期，如上所分析的那样，“士大夫”仍然指士族高门。我们还可以再举一例：《隋唐嘉话》卷下有云：“代有《山东士大夫类例》三卷，其非士族及假冒者，不见录。”(11) 这里的“士大夫”指“士族”就更明显了。此后随着时代的发展，“士大夫”一词中“士族”的含义越来越淡薄，到宋代，一般就不再用“士大夫”来指称“士族”即“旧地”、“高门”了。
同时，在唐代特别是唐前期，“士大夫”一词还没有“承担舆论评判责任群体”的含义。那么此时，指称那些承担舆论评判责任群体的是什么词汇呢？除去前面提到的“士友”、“议者”、“时人”等外，使用更多而且更固定的词汇，我想应该是“士君子”。
我们查《旧唐书》，“士君子”出现了23次，几乎与“士大夫”一样多。检查这些“士君子”的用法，发现他们无论有官与否，多是一些有操守、并承担着社会舆论责任的群体。因此我们在《旧唐书》中看到，像“无士君子器”(12)，“无士君子之检操”(13)、“有士君子之风”(14) 这类品评操守的词句时有所见；而像“士君子重之”(15)、“士君子多之”(16)、“士君子是之”(17)、“士君子罪之”(18)、“士君子少之”(19)、“士君子称之”(20)、“士君子惜之”(21) 这类左右社会舆论的词句更是出现频繁。“士君子”的这些操守和在社会上所起的作用，在北宋人看来，都应是“士大夫”的品质和责任。因此《新唐书》中的“士君子”只出现了5次，比起“士大夫”的46次来，就少多了。到《宋史》，“士大夫”如前所述出现了316次，而“士君子”仅出现了12次。
由此我们或可以说，唐宋间“士大夫”一词含义也是这个阶级最大的变化有二：一是“士大夫”由“士族”、“旧地”变成了文人官员；二是“士大夫”除文学或礼学修养外，社会对其操守品质，以及评判的、舆论的责任有了进一步要求。这后一点，在北宋的“士大夫”那里能看得很清楚。
我们还可以作另一个比较以为旁证。
唐宋两代皇帝都曾以诏书的形式对臣下进行过训诫，但训诫的内容则小有差别。就唐代而言，尚无以“士大夫”为对象的训诫。皇帝训诫的对象多为内外群官。唐玄宗开元十三年(公元725年)《东封赦书》说：“朕……思与公卿大夫，上下叶心，聿求至理”(22)，依靠的是“公卿大夫”，也就是官员(23)。唐穆宗在长庆元年(公元8)颁布《诫励风俗诏》，批评“卿大夫无进思尽忠之诚，多退有后言之谤。士庶人无切磋琢磨之益，多销铄浸润之谗”(24)，更把天下人(除皇帝外)大致分为“卿大夫”和“士庶人”两个阶级。前者是官员，后者是民众。从中看不到“士大夫”阶级的存在。这也就是说，唐朝皇帝关注的仍然只是官员，而不太强调有一类较特别的官员即“士大夫”。此外，唐代皇帝对官员的训诫也以惩罚为主，在诏书中多有“从今已后，有犯必绳，朕不食言，尔无荒怠”(25)、“自今已后，内外官有犯赃贿至解免已上，纵使逢恩获免，并宜勿齿终生”(26) 之类的语言，而很少令其反躬自省。
到北宋，情况就有所不同。从诫励的对象看，除百官外，已有直接以“士大夫”为对象者，如仁宗宝元元年(公元1038年)有《诫励士大夫诏》(27)，徽宗政和元年(公元11)有《训饬士大夫御笔手诏》等。在皇帝的诏书中，“士大夫”常被认为是依靠对象，像“士大夫者，朕之所恃以共理”(28)、“共治者，惟吾士大夫而已”(29) 之类的话就屡见于诏书。而且，诏书对士大夫的批评，很多是操守问题，例如“今吾士大夫，间乃违古人厚重之守，蹈末俗薄恶之为”(30)，“比闻士大夫所为……苟于禄利为有得，则一切不顾义理之是否”(31) 等。对他们的训诫也以求其名实相符、责其修身自省为主。例如要求士大夫“因行察言，缘名责实”(32)，“务敦修于行实，无过事于言华”(33)，“公乃心、窒乃欲……修身励节”(34) 云云。这些批评和要求在唐代皇帝的诏书中是很少有的。
由此或可旁证：到宋代，士大夫不仅已是一个明显的阶级、成了皇帝依靠的对象，而且这一阶级除去能文学、是官员外，更重要的是要有操守。“节行”和“廉耻”(35) 是这一阶级成熟亦即有了自己阶级特色的一个重要标志。而这在唐代还是很少看到的。
总结一下本文：“士大夫”一词在北朝时期多指门阀士族，至唐初亦然。逐渐地，“士大夫”开始主要指称官员，特别是“熟诗书、明礼律”的官员(36)，但并没有形成一个有固定特色的阶级。社会对他们还没有一个统一的要求。他们也不是社会舆论的主要担当者。这时，一般仍认为社会大致由“公卿大夫”和“士庶人”两大阶层构成。“公卿大夫”是官员，其中文人色彩比较浓的逐渐被称为“士大夫”(37)。至于“士庶人”中的“士”则多非官员，其中的佼佼者既有操守，又承担着社会舆论职责，被称为“士君子”。
到宋代，“士大夫”不再指门阀士族，甚而成了士族的对立面。宋代的“士大夫”具备了唐代“士君子”所具有的操守和左右舆论的能力，成为一个成熟的有自己固定特质的阶级，是皇帝统治依靠的基本对象。
唐宋时代“士大夫”的不同告诉我们，在提到唐代的阶级或阶层时，最好不要泛泛使用“士大夫”一词。因为在唐代，应该还没有形成宋以后意义上的一个“士大夫”阶级或阶层。唐代“士大夫”称谓中包含了许多旧的含义和新的因素，是一个不确定的称呼。(38) 只是到了宋代，我们说这一阶级或阶层才真正形成了。
这样，我们就从唐宋间“士大夫”一词的变化看到了唐宋间社会的变化、阶级或阶层的变化，以及风俗和时尚的变化等等。至于“士大夫”一词的具体变化过程，以及当时人在不同时期对这一词汇的不同用法，关系到唐代“士大夫”演变的阶段性，笔者打算在另一篇文章中再作进一步地深入研究。
注释：
①阎步克：《士大夫政治演生史稿》，北京大学出版社版，第5、484、476、477、479页。
②包弼德著、刘宁译：《斯文：唐宋思想的转型》，江苏人民出版社版，第4页。
③该书第37页又云：“‘士’在唐代的多数时间里可以被译为‘世家大族’，在北宋可以译为‘文官家族’，在南宋时期可以译为‘地方精英’”，则在唐代是指“世家大族”而不是“精英群体”。
④这里使用的是《国学宝典》的检索功能。
⑤特别是后者，分量远多于前二者。但是，即使将后者削去三分之二，所用“士大夫”一词的次数仍远多于前二者。
⑥“士大夫”到底是阶级还是阶层，仍是一个重要问题。为叙述方便，本文以下径以“阶级”称之，但实际能否称为“阶级”还需继续探讨。
⑦《旧唐书》中华书局点校本，1975年版，第2356页。
⑧《新唐书》中华书局点校本，1975年版，第3516页。
⑨以上《旧唐书·李义府传》所记两处“士大夫”，又见于《唐会要》卷三六《氏族》“贞观十二年正月十五日”条和“显庆四年九月五日”条(中华书局标点本1955年版，第664—665页)，字句完全相同。因此说它是唐人的说法是没有疑义的。
⑩《颜氏家训集解》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第295页。
(11)《隋唐嘉话》，中华书局点校本1979年版，第44页。
(12)《旧唐书》卷一三五《韦渠牟传》，第3729页。
(13)《旧唐书》卷一六六《庞严传》，第4340页。
(14)《旧唐书》卷一八九上《盖文达传》，第4951页。
(15)《旧唐书》卷一二○《郭钊传》，第3741页。
(16)《旧唐书》卷一三三《李宪传》，第3685页。
(17)《旧唐书》卷一三六《卢迈传》，第3754页。
(18)《旧唐书》卷一三六《崔损传》，第3755页。
(19)《旧唐书》卷一七○《裴度传》，第4431页。
(20)《旧唐书》卷一七八《崔彦昭传》，第4628页。
(21)《旧唐书》卷一九二《阳城传》，第5134页。
(22)《唐大诏令集》卷六六《开元十三年东封赦书》，商务印书馆标点本1959年版，第371页。
(23)这里的“公卿大夫”指官员，但似有“贵族出身”的含义。
(24)《唐大诏令集》卷一一○《诫励风俗诏》，第573页。
(25)《唐大诏令集》卷一一○先天二年《诫励官僚制》，第572页。
(26)《唐大诏令集》卷一一○开元十年《诫勖内外郡(群？)官诏》，第572页。
(27)《宋大诏令集》卷一九二，中华书局标点本1962年版，第706页。
(28)《宋大诏令集》卷一九四《诫厉(励？)百官诏》，第716页。
(29)《宋大诏令集》卷一九七《诫内外职务诏》，第728页。
(30)《宋大诏令集》卷一九四宋仁宗《诫约台谏诏》，第712页。
(31)《宋大诏令集》卷一九四《诫厉(励？)百官诏》，第715页。
(32)《宋大诏令集》卷一九二宋仁宗《诫励士大夫诏》，第706页。
(33)《宋大诏令集》卷一九四宋仁宗《诫约台谏诏》，第712页。
(34)《宋大诏令集》卷一九四《诫厉(励？)百官诏》，第716页。
(35)《宋大诏令集》卷一九七宋徽宗《训饬士大夫御笔手诏》，第726页。
(36)[唐]范摅：《云溪友议》卷上《夷君诮》中引一贾者的话说：“熟诗书、明礼律者，其唯士大夫乎！”古典文学出版社标点本1957年版，第16页。
(37)或者在出身上也有特点，比如出身比较低或出身科举等，但要确认这一点还需仔细研究。
(38)陈寅恪先生在《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中篇《政治革命与党派分野》中有“唐代士大夫党派分野之界限”(第70页)、“两种新旧不同之士大夫阶级”(第73页)等说法，已区分了两种不同的“士大夫”，但实际上唐朝并没有形成士大夫阶级，更不存在两种士大夫阶级。唐人也没有对“士大夫”一词有明确界定。“士大夫”词义的逐渐固定，与这一阶级的阶级特色阶级意识在宋以后的逐渐成熟过程是相一致的。
篇2：唐代的体育评析论文
唐代的体育评析论文
[摘要]运用文献资料的研究方法，详细论述了唐代体育的上达皇室、达官显贵下至普通百姓的普及程度，并从体育动机和体育环境两方面，来探求其所以风靡唐代中国的奥秘，总结唐代体育蓬勃发展的原因。
[关键词]唐代体育发展原因普及程度
一、引言
提起唐代，我们一定会想到我国封建社会的盛世景象，“贞观之治”、“开元盛世”――唐朝创造了举世瞩目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不论政治、经济、文化、军事，都达到了封建社会的顶峰。作为灿烂的唐文化之一――体育，同样令我们为之骄傲，它不但为唐文明增添光彩，而且在中国体育史和世界中世纪体育史上，都占有显赫的地位。
二、蔚为壮观的普及程度
1.贵族的参与
唐代历朝皇帝大多对体育抱有浓厚的兴趣，而且他们本人更多的是亲自参与体育活动。唐太宗李世民是射箭好手，“箭穿七札，弓贯大钧”（《贞观纪要政体篇》）甚是潇洒威武，而且他还是唐代体育代表作――马球的倡导者。宪宗时，曾在麟德殿举行盛大的宴会，招待文武群臣，“观击鞠、角抵之戏，大合欢。极欢而罢”。这里不得不说历史上著名的风流皇帝――唐玄宗，此君嗜球入迷，经常策马挥杖，驰骋与球场中。据《唐语林》记载，唐玄宗还常观看拔河比赛，有时，“挽者至千余人”，以致“喧呼动地，蕃客庶士，观者莫不震撼”。唐僖宗“好骑射、剑槊、发算……好蹴鞠、斗鸡……尤善击球”。唐代达观贵族也对体育活动非常热衷，他们或侍奉君主的体育活动，或和部下、同僚一起进行各种各样的运动。
2.平民的参与
唐代体育的普及不仅在上层社会，平常百姓也都以极大的热情投入到这场体育热潮中。《酉阳杂俎》内记载有荆州百姓郝维谅，曾在“寒食日与其徒游于郊外，蹴鞠、角力”。据唐人张建封的《竞渡歌》描述，民间的竞渡是“水上红旗招展，鼓声震天，迅楫齐驰；岸边观者如云，呼声如雷”。诗圣杜甫清明二首在《清明二首》诗中追忆往事时，也发出过“十年蹴鞠就雏远，万里秋千习俗同”的感叹。击球运动在唐代风行一时，文人学子也不免被这股时尚潮流席卷进去。唐后期，每逢春光明媚、芳草出青的时节，科举及第的新进士们，都要聚会进行击球比赛，《唐摭言》中记有“咸通十三年（872）三月”新进士月灯阁打球之会，“乾符四年（877）诸仙辈月灯阁打球之会……”。
3.女性的参与
在中国古代封建社会里，妇女和体育，通常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但在唐代妇女中间，广泛流行着舞蹈、射箭、散乐、秋千、拔河、郊游、田猎、蹴鞠、击球、步打球等多种多样的体育活动。每年的寒食节是女子球类游戏的盛会，宫女在宫廷球场上不设球门，多人对踢，兴味盎然，民间也有不少踢球好手。在空中不断划出优美弧线的秋千，好似天生就是为柔美的女性发明的，成为一项极为普及的妇女运动项目。女子对体育的参与，是唐代体育的奇观，从侧面也反映出唐代妇女解放的程度，更可见唐代体育的包容性之强、普及性之广。
三、唐代体育发展原因
1.强烈的体育动机
（1）健康的需要
在唐代，道教备受皇室尊崇，社会影响空前扩大。它宣扬人能够通过对身心的修炼，达到长生不老乃至羽化登仙的境界。因此，上至皇帝，下到高官显贵，有不少人竟然热衷服食道士飞炼的所谓“仙丹”。然而，事实证明，服食金丹并不能延年益寿，长生不老，是一条危险的绝路。体育运动，逐渐进入了人们的视线，并引起了人们的高度重视。
（2）消遣娱乐
唐朝国家统一，社会长期稳定，经济空前繁荣，社会财富显著增加，消费时间也随之增加。人们在基本生活资料较为满足之后，便努力寻求娱乐生活，借以放松身心，陶冶情操，调剂平淡的'日常生活，希望获得精神上的享受，来宣泄自己过剩的热情。唐朝皇室贵族为了消遣娱乐，满足私欲，奢靡之风开始泛滥，而这最终是以剥削广大劳动人民为代价的，当然在阶级社会种这是不可避免的现象。
（3）社会交往的功能
唐代体育运动有很多是以群体活动的形式进行的，它可以同时吸引众多的运动者和观赏者，从而扩大了人际交往的范围，缩小了人与人之间的空间感，人们交往的范围和层次愈益扩大，从而体育活动为人们彼此了解创造了条件。体育这种亲和功能还是维持君臣之道、宣扬封建伦理道德的载体；统治者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协调人们的行为，向被统治阶级宣传并灌输封建伦理道德，可以说体育活动无形中成为这种有效的载体。
四、丰富的文化遗产
中国古代体育源远流长。至隋唐之际，体育已经走过了大约三千年的发展历程。人们在长期的体育实践中，逐步积累了丰富的体育经验，发明了多姿多彩的运动项目，围棋、角抵、跋鞠、导引等项目经过漫长的发展演变，运动规则日趋成熟，有的项目基本定型。唐代体育正是在继承前人的丰厚的宝贵遗产的条件下，使体育的发展具有了较高的起点，才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五、丰厚的物资基础
唐朝的物质文明达到了世界同时期的最高水平，先后出现过“贞观之治”、“开元盛世”，为唐代体育的繁荣奠定了物质基础。据史料记载，“时承平日久，财货山积，尝经扬卿者，无不精美。每岁勾驳省便，出钱数百万缗”，是时“州县殷富,仓库积粟，动以万计……”。唐代的农业空前发展，耕地面积扩大、粮食产量增加，为体育运动的开展，充分提供了最必要的“能源”，而且也使更多的人能够从终日谋生的劳动中，获得了一定程度的解脱，从而可以进行自己喜爱的一些休闲活动。唐代手工业不仅门类多，分布广，而且产品的种类、数量以及工艺质量，也都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唐代养马也异常发达，毫无疑问，这首先是满足战争的需要，但这也在某种程度上为盛极一时的击球、骑射、田猎、布打球等体育项目提供了必须的物质条件。
六、安定的政治环境
体育运动的发展，也离不开良好适宜的政治环境。唐代中国空前大统一，社会长期相对稳定，除去8年的安史之乱，没有全国性的战争，就是在唐朝后期，虽然有藩镇割据，但也没有造成大分裂、大**。政治上开明，文化上兼容并蓄，再加以统治者对体育的热心倡导及身体力行，这些都为唐代体育的广泛传播、交流和开展，提供了广阔自由的空间。
七、结语
唐朝经济繁荣、文化灿烂、军事强盛、社会安定、疆域辽阔，这些都为唐朝体育的发展创造了条件。唐代体育的种类繁多，参与人数众多，这样的水平不论在中国古代体育史上还是同时期的世界体育史上，可以说都达到了顶峰。在现代社会，体育已成为一个国家文明进步的标志，而唐代体育的繁荣，也证明了唐王朝的强大昌盛。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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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3：唐代渤海国工艺美术论文
一、工艺美术设计与渤海国社会生活的关系
渤海国的工艺美术设计的发展随着王朝的发展绵延而变化，形成了自身的特点。
长期的文化融合和生产实践，使渤海国的工艺美术设计有了长足发展。
渤海国的农业生产较为发达，这在较北纬度地区堪称创举。
在多年的争战中，兵器自然也成了工艺制作中较为重要的一部分，出土的兵器有矛、剑、镞以及战袍甲片、盔等物。
渤海一带出产良马，《三国志•高句丽传》中有“有力勇，便鞍马，善猎射”的记载，渤海国时期就有“率宾之马”的美誉。
在古代战争方面，马的作用非常突出，关于马具的工艺美术设计在出土的文物方面也得到印证。
渤海国除了自己的宗教外，佛教也兴盛起来，佛教的传入与兴起，对于工艺美术设计的发展有了深刻的影响。
现存的石佛像和石灯幢、砖塔，其造型凸显唐代后期的样式。
当地的生活用具也较为丰富，锅、盒、香炉、风铃、剪、钉、锁、门饰、户枢、铁权等在考古发掘中屡见不鲜。
这些铁器或为生铁铸造，或为熟铁锻制，品种多、质地好、造型美，可见当时渤海国手工业之发达、工艺美术设计之发展。
三彩熏炉，黑龙江省宁安县三陵渤海国墓出土，高18.1厘米，粗质白色胎，施绿、黄、褐釉;子母口，直腹，圆底，三足外撇。
覆钵形器盖上立塔式纽。
盖上有四组镂空熏孔。
炉三足根部作有角的'狮面形，足端作狮爪，是我国出土渤海三彩器中的珍品。
渤海国的宫殿建筑体现了渤海时期“海东盛国”的状况。
建筑集规划设计、建筑技术、材料力学、雕刻艺术、空间艺术、造型艺术等于一体，体现了当时政权的稳定和经济的繁荣。
在上京龙泉府都城考古发掘的文物中，有琉璃鸱吻、石龟趺、宝相纹砖、瓦片、瓦当等物品，充分说明了渤海国时期的工艺美术设计已经相当成熟，并有自己的发展和创造。
渤海的音乐和舞蹈也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
渤海的皇家队列出行时都有严格的规制。
渤海王出入有乘舆羽卫，辽时犹存，谓之渤海仗。
由此仪仗队的设计编排、等级秩序、乐器组合、服装品第、车马装饰等，为工艺美术设计的发展提供大量的研究素材。
二、渤海国工艺美术设计的特点
1.地域气候和物产富饶背景下的工艺美术设计所谓工艺美术品，在古代就是用手工艺方式制作的美术品。
从材料角度分析，它大致包含了丝毛棉麻等织物、陶瓷器、金银铜铁等金属器、玉石器、漆木器，此外还有竹、牙、角、玻璃等制品。
其中的绝大多数既能使用，又可欣赏，是古代制作最多的艺术品，承载着政治、经济、民族、信仰、地域、风俗、科技、审美等丰富信息。
渤海国的生产方式与地域物产的品类相关。
《新唐书•渤海传》载：“俗所贵者，太白山之菟，南海之昆布，栅城之豉，扶余之鹿，鄚颉之豕，率宾之马，显州之布，沃州之绵，龙州之绌，位城之铁，卢城之稻，湄沱湖之鲫，果有丸都之李，乐游之梨。
”由此可见，渤海国物产丰富，品种繁多，出现了一些著名的地区性物产，也反映了地区生产发展的不平衡。
渤海国纬度较北，一年四季分明，农业生产受气候影响极大。
《吉林通志》载：伊通河一带产稻最佳，粒长色白，俗名“本地鲜”。
伊通河即渤海卢城故地，这一带气候温和，水系发达，便于灌溉，有利于水稻栽培，至今仍是吉林省重要的水稻产地。
各地区物产的收割、收获等操作程序，必然要有相应的工具完成，那么工具制作中的技术性将决定工艺美术设计的样式。
因此，地域物产和生产形式与工艺美术设计关系非常密切。
渤海每年向唐王朝朝贡，唐王朝让户部掌管靺鞨之贡献。
《大唐六典》卷3《尚书户部》载：“郎中、员外郎，掌领天下州县户口之事，远夷则控契丹、奚、靺鞨、室韦之贡焉。
”开元七年(7)八月，“大拂涅靺鞨遣使献鲸鲵鱼睛、貂鼠皮、白兔、猫皮”。
此后渤海国每年都定期或不定期向唐朝贡，以尽藩属之责。
进献的方物有鹰、马、海豹皮、乾文鱼、玛瑙杯、昆布、人参、朝霞绸、鱼牙绸、牛黄、金银、金银佛像、白附子、虎皮等。
在进贡的物品中，没有一件不是经过精心挑选和精心设计制作的，都具有有自身的民族风格特点。
2.渤海国农牧业生产与工艺美术设计渤海国属于封建制的政权，但是由于区域发展的不平衡，有些欠发展地区仍保留奴隶制的生产方式。
在工艺美术设计上，有精工细作和原始制作手法等差别。
如在较大城市遗迹考古出土的建筑构件与生活用品，包括一些金属的佛像，制作考究。
而在上京龙泉府遗址出现的柱廊柱础，其础石未经精心打凿雕刻，与大殿的础石相比逊色很多。
在王都的宫殿上，建筑用材的工艺程度都有着主次区别，何况京畿王都外地区的工艺美术设计的差异。
《柳边纪略》谓“辽东野鸡颇有名”，野鸡即雉;《唐书•北狄传》谓“黑水靺鞨俗，插雉尾为冠饰”;《旧唐书•靺鞨传》谓“其畜多猪，……男子衣猪狗皮”;《新唐书•靺鞨传》谓其“善射猎、步战，其矢石磐，长尺二寸，即楛矢遗制……畜多豕”。
《北盟会编》谓“女真兽多貂鼠”，在渤海朝唐的贡品中，仅见于记载的就有四次，拂捏、黑水两部也把它作为贡品。
渤海末王二十年(926年)，曾贡一套貂鼠被褥于后唐。
杨中远出使日本时，也曾以貂裘赠人。
由此可见，渤海国时期，貂鼠皮的产量很是可观。
除貂鼠皮外，渤海国还产有豹鼠皮、青(灰)鼠皮和银鼠皮。
豹鼠，《吉林通志》引《尔雅》谓“豹文鼠”。
《契丹国志》载“靺鞨以青鼠皮与契丹交易”。
3.周边政治及贸易下的工艺美术设计渤海国对外贸易频繁，与邻边的交往较为和睦。
在双边的贸易背景下，工艺美术设计文化也有不同程度地交流和相互学习。
渤海文王大兴三年(739年)，渤海以人参30斤聘于日本。
渤海末王十九年(925年)，渤海国贡人参于后唐。
渤海文王大兴二年(738年)，渤海贡牛黄于唐。
渤海末王十九年(925年)，贡黄明于后唐。
渤海末王二十年(926年)，贡白附子于后唐。
渤海文王大兴三年(739年)、渤海文王大兴二十七年(763年)，渤海使臣以蜜聘于日本。
渤海文王大兴三年(739年)，渤海曾以虎皮、豹皮、罴皮聘于日本。
大玄锡二年(872年)皆持豹皮、熊皮聘于日本。
渤海末王五年(9)，以熊皮贡于梁。
渤海末王二十年(926年)曾以虎皮贡于后唐。
唐玄宗开元二十六年(738年)，渤海遣使朝唐，“贡献貂皮一千张，乾文鱼百口”。
由此可见，渤海人已有了加工鱼制品的习俗。
在频繁的外交中，渤海国赠送的礼品无不是本土的特产或是经过加工的工艺品。
20世纪60年代，中朝联合考古队发掘上京龙泉府时发现10件渤海瓷器。
此外，科考队还在上京城发现了近乎紫色、蓝色的瓷片等。
渤海还能烧制琉璃质材料，并加工成装饰品，如琉璃珠、料珠等。
黑龙江宁安虹鳟鱼场渤海墓葬出土不少白、绿、黄色琉璃珠或管饰，还有黄、黑、藏蓝色料珠等。
三、结语
渤海国政权得到229年相对稳定的发展，造就了辉煌的“海东盛国”的局面。
各行各业的兴盛促进了工艺美术设计的发展。
在战争方面，战马的装饰品及具有实用功能的器具有长足发展。
农牧业的发达也要求副产品的设计与制作有更大的改进。
朝贡的贡品除了纯天然物品外，还有经过精心制作的工艺美术品。
这些设计品不仅工艺独到，并且具有民族风格的特点。
长期稳定的社会关系使得渤海国百姓安居乐业，也使工艺美术设计的范围扩大，进一步丰富了渤海的工艺美术产品类型。
渤海的工艺美术品涉及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从而形成了较为完整的体系，为后人研究渤海人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生活提供了丰富的实物资源，也为进一步了解渤海文化的发展和特点的形成打开了一扇大门。
篇4：唐代漆背铜镜传统工艺论文
1对唐代金银平脱漆器的认识
金银平脱漆器实际上和螺钿漆器都属于填嵌类漆器工艺品，只是所用填嵌的材料不同。前者采用的是贵金属金片、银片，而后者采用的是厚螺钿片和薄如蚕翼的螺钿片，两者材料的厚度基本一样，加工手段技法也相同，都是漆器工艺的一个品种。“平脱”指工艺技法而言，“平脱”一词主要流行于唐代，是将金银片镂刻成所需要的图案粘嵌在漆器上，通过上漆磨显，金属面和漆面齐平而得名。从这个意义上讲螺钿镶嵌工艺也可以说是一种平脱。唐以后至五代由于金银平脱工艺逐渐衰败也就渐渐地不提平脱的说法了，故在明代的漆工艺专著《髹饰录》中无平脱一词，而只讲到嵌金，嵌银，嵌金银工艺。到了明清时期出现了金银平脱加螺钿漆器工艺品，金银平脱加彩绘漆器工艺，已不再是单用一种材料，而是多种材料、多工艺结合的漆器工艺品了。金银平脱漆器盛行于唐代，是我国最早的漆器工艺，与金属材料，金属胎型结合制作的漆器工艺制品，可追溯到秦汉时期，当然漆器的使用在我国已有80的历史，也是世界上最早使用漆的国家，是古代先民的伟大发明之一。但漆应用在金属胎型和金属材料做为装饰结合应用在漆器工艺上是从秦汉时期开始的。从历史文献记载和考古发现的秦代简牍可知，秦代对天然大漆的生产、运输制定了严格的法律，甚至对生产管理制度、器物形制的标准化等也有了专门的规定，分工也很明确，在秦代，漆器制造已经发展为重要的手工业行业，并得到秦王朝的重视。那时漆工艺和制造技术装饰手法都继承并发扬了春秋战国特别是楚国漆器的精华。从考古发现的实物看秦汉漆器的胎型就有了木胎、夹苎胎、竹胎、金属胎、陶胎、牙骨胎和皮胎，其中主要的是木胎和夹苎胎(麻布脱胎)，有些用金属胎，当时也是根据所用的器物而定。比如，铜镜金银平脱就选用青铜镜为胎，因铜镜正面可照人，背面做漆工艺装饰。秦汉时期的漆工艺装饰有以下几种:
1)漆绘。用生漆制成半透明的漆液，加上各种矿物质颜料调制成各色，描绘在已经漆好的器物上，色泽光亮，不易脱落。
2)油彩。用熬制好的熟桐油(生桐油不干)调制各种颜色，有红、黄、蓝、白、金、灰、绿等，这种油彩因其中的油脂容易老化，所以极易脱落，久之会破坏纹饰的原貌。
3)针刻。用针尖在已修饰好的器物上刻画花纹，在秦汉已有了锥画的记载，实际上是另一种称谓，这种针刻的纹饰多见于小型漆器上，针刻技艺一般不单独使用，往往需要在线条旁添彩或在线条内填金彩，形成好似铜器上的那种错金银工艺效果。现北京金漆镶嵌厂的漆器产品雕填工艺想是由汉代的针刻工艺演变而来。明代《髹饰录》中将这件工艺归在第七章节填嵌工艺中。
4)平脱。唐代漆器金银平脱，是从汉代金箔贴花和镶银花片，以及三国两晋南北朝的金银渗镂漆器等装饰法发展起来的，为增加华贵精美的艺术效果而采用的一种镶嵌技术。汉代漆器上的镶嵌技术有两种，一种是用金银箔贴花，类似金银平脱，实际上是贴金技法，一种是直接用金银片镂刻成各种图案贴在漆器素胎表面，然后上漆打磨齐平产生金银平脱效果。
5)汉代还有一种与金属材料结合的漆器叫“扣器”。西汉中期以后盛行在漆盘、樽、奁等器物的沿口上镶嵌镀金镀银的铜箍，在漆杯的双耳上镶嵌镀金的铜壳，这种技艺称作“银口黄耳”在“后汉书”中称为“扣器”。有的还在漆器的盖上镶有柿蒂型的铜饰，同时镶嵌水晶或琉璃珠应当是扣器工艺的再发展，在汉代漆器中金银扣器是最名贵的。汉代漆器有着成熟的镶嵌和金银平脱工艺技法，从扬州汉墓中出土的大量漆器品种中，看出汉代漆器深受楚国的影响，与楚国漆器一脉相承，在汉代已形成了生产规模，并发展起来。在扬州漆器发现以前，人们认为金银平脱漆器工艺始于唐代。从考古发现的实物来看扬州汉代漆器已较多的使用镶嵌工艺和金银平脱工艺了，同时还巧妙地将漆器艺术和铸铜工艺结合在一起，构成了汉代漆器的主要特色之一，但金银平脱漆器真正盛行成为豪华奢侈品还是在唐代。金银平脱漆器已经成为贵族们互相赠送的'高档礼物，有史书为证:《酉阳杂俎》、《安禄山事迹》、《太真外传》、《唐语林》等书都记载了唐玄宗、杨贵妃赐给安禄山的各种金银平脱漆器名目众多，其中平脱五斗饭魁、平脱盘、碟子、平脱涵、平脱盏、平脱碗、平脱装具(马鞍具)、平脱盒子等，而安禄山所献的金银漆器中也有银平脱胡瓶，床子等多种平脱工艺产品，足见当时平脱漆器使用之广泛。从以上各种极端高贵的工艺品、器皿和家具做赠送礼物就可说明唐代金银平脱工艺已做为奢侈品在贵族之间流传。当时专为杨贵妃服役的工匠就有数百人，而且在华清池中设有银镂，漆船，从事制作金银细工的镶嵌漆器。安禄山乱后金银平脱漆器还很盛行。肃宗至德二年(公元757年)开始禁用珠玉宝细，平脱金银刺绣，代宗七年(772年)诏诫薄葬，还提到不得制造假花果及平脱宝钮等物。几申禁令平脱乃绝，唐代金银平脱实物在国内保存很少，现藏于中国历史博物馆的金银平脱飞凤花鸟镜是一件珍贵的保存完好的唐代作品，与螺钿镶嵌一样，金银平脱镜也是当时的一种创新，是金属工艺与髹饰工艺完美的结合。在日本正仓院所藏唐代遗物品种很多，精印于《东瀛珠光》中，璀璨瑰丽，十足显示了唐代文化的异彩，其中有金银平脱古琴、金银细庄唐大刀、平脱漆胡瓶、平脱铜镜等。在五代时期，还有金银平脱生产，但数量不多。宋以后就不再见金银平脱的漆器出现，一直到明代才见金银平脱的提名。从明代漆工黄成撰写的《髹饰录》第七章节填嵌工艺中只提到“嵌金、嵌银、嵌金银，又三种片、屑、线各可用。有纯者，有杂嵌者，皆宜磨现，揩光”其实就是唐金银平脱的再现，只是叫法又不一样而已，制作工艺技法还是一样的。明清以后出现的金银平脱漆器已不再是纯用金银片嵌花工艺生产，而是同螺钿材料和描金彩绘等工艺结合生产了。也可说是在金银平脱漆器基础上进一步创新发展了，有产品为证，明代万历年有一件黑漆嵌螺钿描金平脱龙戏珠纹箱，现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馆。清代一件方盘，黑漆螺钿嵌金银孙二娘像方盘藏于上海博物馆《水浒传》人物像方盘之一。清代山水花卉纹嵌螺钿加金银片黑漆几，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金银平脱的兴衰历史，在唐代盛行，逐渐衰落是五代以后，明清时嵌金银工艺虽然继续流行，但多与其他装饰手法、材料结合运用，纯粹的金银平脱则少见了。但明清以后结合运用的漆器产品还遗传至今。山西新绛稷山生产的螺钿漆器产品还保留着明清风格，在产品中还有嵌金嵌银点片材料，延续了唐代金银平脱的遗风，是多种材料，螺钿、小金片、小银片结合的漆器产品。
2唐代金银平脱漆器的特点
重视镶嵌装饰是唐代的主要特点，特别是金银平脱和镶嵌螺钿漆器方面，比汉代有了更大的发展和提高。唐代的金银平脱技艺是继承了汉代嵌金银箔花纹漆器的传统，但刻雕更精美，錾凿更细，实际上是得益于唐代金银工艺发展水平的提高。唐代曾一度时期国富民强，从皇家到贵族间互赠礼物对物品的要求攀比越来越高，在不断的升华，而且档次也越来越高，越来越讲究。金银平脱漆器就成了当时互赠物的奢侈品。金银平脱漆器工艺品就大量生产，品种也越来越多。跟着其他工艺品也在发展，比如镶嵌螺钿漆器、假花果、金泥刺绣、珠玉宝细等，镶嵌工艺是一大特点。
3剖析唐代金银平脱漆器制作过程
金银平脱漆器技艺复杂，技术含量和要求也高。对唐代金银平脱的生产过程分析按金银平脱的常规生产过程应该分为四步制作。首先制成素胎，加工金银平脱铜镜时首先要将铜镜准备好为胎，其次按纹样镂刻好金银花片，然后用漆根据需要黏贴在相应的部位，阴干后开始髹漆，再阴干，再上漆大约重复2～3遍。漆阴干后研磨找平，磨显出金银片花纹，要求金银片嵌面要和漆面齐平，推光即可。唐代金银平脱漆器的制作分工很细也很明确，金银平脱花片加工是由金工匠镂刻，然后由漆工镶嵌在器物上。金银平脱铜镜的制作工艺也是如此。首先在铜镜的背面打毛(磨毛)用漆灰找平、髹涂、研磨制成铜镜的素胎，然后将设计制作好的金银花片用漆粘贴，阴干，满髹漆2～3遍，磨显找平露出花纹推光即可。金银片花纹的制作按设计纹样有透雕和毛雕两种，透雕是将花纹刻透，如同剪纸，毛雕是花纹不刻透，刻画线，满髹漆后经过磨显刻画线部分留下漆线，有画线的感觉。金银片厚度的加工一般在0．3mm左右，金工的图案花纹镂刻是金银平脱漆器过程中最关键的一环。
4唐代金银平脱漆器与山西螺钿漆器的关系
山西漆器有着悠久的历史，从山西襄汾丁村遗址出土的彩陶长鼓和漆俎距今已有4500年的历史，说明山西是最早使用天然漆的大省，而且山西漆器名目众多，其中最有影响的漆器除平遥的推光漆器描金彩绘、罩漆，新绛县云雕漆器外就是稷山县螺钿镶嵌漆器了。山西螺钿漆器最初恢复生产是在山西省的新绛县工艺美术厂，1958年建厂，1972年稷山县新建生产机构后发展为稷山县工艺美术厂，主打产品就是螺钿镶嵌漆器，产品继承了明清时代的风格，属螺钿加金银材料漆器。在唐代盛行的漆器中有两个品种，一是金银平脱漆器，二是螺钿镶嵌漆器，两者都属于平脱漆器，只是材料不同，到了明清时期纯金银和螺钿平脱的漆器不多见了，而那时流行的是螺钿加金银片，螺钿加描金彩绘漆器。新中国成立后各地都在恢复漆器工艺的生产。扬州地区恢复了纯螺钿漆器，是在唐代螺钿漆器基础上恢复与发展的。而山西新绛稷山县恢复了螺钿加金银片漆器的生产，也是在唐代金银平脱以及明清螺钿加金银的基础上恢复发展的。现山西稷山生产的螺钿漆器和唐代的金银平脱漆器可以说有很深的历史渊源，两个地区的漆器都有唐风遗韵。
5设想复制唐代金银平脱铜镜的工艺程序
唐代遗留下来的实物考查证，按漆工艺的常规生产来设想，可从以下几个步骤来复制。
1)首先将唐代金银平脱铜镜的镜复制完成，分析化验铜镜的材质、配方、尺寸、重量和形制。
2)按规格尺寸、纹样，设计好图纸，分步进行纹样金片、银片的加工，工序为落稿、镂刻、毛雕、整形等，然后由漆工制作。
3)铜镜背面由漆工处理加工成素胎，铸铜镜出来后镜背面要整平处理，背面打毛用漆灰找平、髹漆做成素胎。
4)按纹样在铜镜背面落稿，将加工好的金银花片按部位用漆粘贴牢、阴干，干后髹漆2～3遍，漆面要覆盖金银花片，干后磨显找平，要求金银花片的面要和漆面齐平。
5)研磨找平后要做整形处理，比如图案未全部磨显，纹线不清楚等，要细补修整。
6)推光完成出品。附金银平脱漆背铜镜图片(唐代)
6唐代———螺钿漆背铜镜
唐代，铜镜已达鼎盛时期，手工业已发展到空前水平，铜镜从宫廷到民间都很流行已是生活中不可缺少的日用品、必备品，在盛唐时期铜镜除了整体铸造工艺外，还出现了金银平脱、螺钿镶嵌、戗金雕填、宝石镶嵌等多种漆器工艺技法的铜镜。工艺技法也从单一的材料发展为多材料的应用相互穿插使用。比如:金银平脱和螺钿的结合，螺钿和宝石的结合，贝壳和松石的结合，薄如蝉翼的软螺钿(点螺)和金银点片镶嵌等多种漆工艺铜背镜。螺钿镶嵌是诸多漆器工艺中的一个品种，也是在盛唐时代比较流行的一种豪华奢侈工艺铜镜。螺钿镶嵌漆背铜镜，可分为三种，一种是较厚的钿片，按照《髹饰录》的说法“壳片古者厚而令者渐薄也”乃属于“古者厚”的一种，色彩比较单一。第二种是采用薄如蝉翼的螺钿片也称软螺钿(点螺)镶嵌粘贴在铜镜背面髹漆磨平产生平脱效果，色泽绚丽，因为螺钿片很薄粘贴在黑漆面上螺钿天然丰富的色彩被衬托出来，显得色彩斑斓丰富多彩十分美观。第三种是软螺钿(点螺)同金银片结合使用，在装饰纹样中适当地加些金银花片在里面显得铜镜更加富丽堂皇、贵气十足，是难得的高档艺术品。简述螺钿漆背铜镜的几种工艺技法。
1)平磨螺钿漆背铜镜工艺技法，首先设计好图纸，采用较厚的螺钿片按图样分部裁割成不同的部件组合成完整的纹饰待用，将铸造好的铜镜背面打毛，刮生漆灰找平、阴干后磨平，按纹样顺序用生漆粘贴好已完成的螺钿片阴干，接下来再用漆灰找平、阴干后打磨平，要求漆灰面和螺钿片齐平，用锥划图案纹线也就是漆艺术语中的开线，然后髹漆(生漆)2～3遍，每髹漆一遍要细磨一次，磨显出螺钿片漆面和螺钿片完全齐平后开始推光、整理完成产品。
2)浮雕螺钿漆背铜镜工艺技法，按设计好的图纸纹样裁割成不同部件，按形磨雕出浮雕感，抛光拼图待用。将铸造好的铜镜背面打毛，用生漆灰找平、阴干、磨平、髹漆(生漆)2～3遍，每髹漆一遍要细磨一遍，推光完成半成品，然后将雕刻好的螺钿片按纹样明粘在已完成好的半成品铜镜背面即可，如与宝石结合也是此作法，此工艺属螺钿浮雕镶嵌漆背铜镜。
3)软螺钿(点螺)漆背铜镜工艺技法，设计好图纸纹样，选择软螺钿片色彩，按纹样裁切好螺钿片开线待用。将铸造好的铜镜背面打毛，用生漆灰找平，或用生漆找平阴干磨平，按纹样用生漆粘贴好已完成的螺钿薄片，阴干髹漆(生漆)2～3遍，每髹漆一遍要细磨一遍，磨显出螺钿片纹样切记不可将螺钿片磨破，要求漆面和螺钿片完全齐平然后推出光泽，产生平脱效果，整理完成成品，此工艺属软螺钿(点螺)平脱漆背铜镜。
4)金银平脱加螺钿漆背铜镜工艺技法。按设计好的图纸纹样，选择那些采用金银加工花片，花片的厚度要和螺钿片的厚度一样，花片錾凿花纹，那些是软螺钿片、螺钿片要由漆工裁切好，金银花片应由金工镂刻好，然后由漆工粘贴，将铸造好的铜镜背面打毛，用生漆灰找平、阴干、磨平、满髹漆1～2遍，阴干、磨平，然后用生漆粘贴金银花片和裁切好的螺钿片，阴干后髹漆2～3遍，每髹漆一遍干好后要细磨一次，磨显出花纹要求漆面和花纹齐平，切记螺钿片不可磨破磨烂，修整推光出成品，此工艺属金银平脱加钿工艺。以上简述是金银平脱漆背铜镜和螺钿漆背铜镜有关的制作工艺，工艺特点基本相同都是以铜镜为胎的在漆行业属铜胎漆器。附:螺钿漆背铜镜工艺图片(唐代)
篇5：唐代漆背铜镜传统工艺论文
重视镶嵌装饰是唐代漆器的主要特点，特别是镶嵌螺钿和金银平脱方面比汉代有了更大的发展和提高，螺钿镶嵌工艺同金银平脱有相似之处，都属于平脱漆器，或是纯用贝壳或是与金银、玳瑁、琥珀、松石等材料并用，在漆器上产生浅浮雕式的装饰效果，广泛流行于唐代，唐镜平滑光亮映面，镜背高雅富丽美观，贵气十足，档次分明，时代感极强，很适用于生活，是奢侈品也是日常用品，是十分高雅的艺术品。
8高仿研究唐代漆背铜镜有着重大的意义
现在研发高仿唐代金银平脱漆背铜镜和螺钿镶嵌漆背铜镜不仅是对传统工艺的研究，也是对湮灭已久的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恢复、继承、传承，是我们这辈人的责任，漆背铜镜从繁荣盛唐开始至五代衰败，也不过是200多年的历史，但金银平脱和螺钿漆背铜镜在唐代是空前绝后的，是中国铜镜史上的一绝，它的精密铸造工艺、精湛的金银螺钿加工技艺、镶嵌技法在历史上留下了辉煌的一页，今天我们有必要去研究恢复传统工艺，在研究恢复传统工艺的同时，要结合现代漆工艺的特点，研发新工艺，创意新产品，是产学研的高度合作，是提升产品结构档次的重要途径。
篇6：对于唐代民间美术研究论文
对于唐代民间美术研究论文
一、渤海国建筑平面布局符号和空间形态符号特征
1.1.渤海国建筑平面布局符号
建筑一共具有三个出入口,分别设置在东西两室南面和中室北面。
(1)“工”字殿“工”字殿,在历代的建筑着作中常常被称作“玄室”或者是“旋室”。郭沫若先生对此是这样理解的“:即玄字,乃漩之初文,象形。”渤海宫城最广泛使用的建筑形制就是这种“工”字殿。其中“玄室”如果从平面上观望的话,呈现出来的形状为“葫芦”形状,也就是“工”字形的平面建筑,这种造型是极其常见的,如果按照符号学的知识来进行分析的话,在当时的古代属于生殖崇拜的范畴。这是因为葫芦形的造型如果进行对比的话,形状和女性的生殖器官子宫具有异曲同工之妙,所以这也可以看做是一种宗教性的崇拜,从一定程度上来说,“工”字殿是当时比较特殊的一种宗庙形制和等级高贵的寝室。在渤海国的建筑当中,随处都可以看到“工”字形的平面布局方式。这种“工”字形平面布局,可以反映出对于许多互相对称的一些概念的理解,比如说阳与阴、前与后、男与女等等的诸多概念,因为当时的中国处在封建社会的时代,男尊女卑的思想极其盛行,这种建筑形制的前室,就变为了当时男性主外的活动空间,成为男性地位和象征的一种表现,后室才是女性主内的活动空间。所以可以看出,在建筑的等级细化和处理的方面上“,工”字形建筑呈现出前室为方、后室为圆的一种原始状态,对当时盛行的男尊女卑观念进一步地进行了强化,非常形象地描绘出了封建社会中中国传统家庭里面的夫妻关系。
(2)“十”字形廊庞在渤海建筑中,不仅“工”字殿是特别常见的一种建筑,还有另外一种新的形式在此基础上衍变出来,那就是“十”字形,渤海国的宫城中轴线上就设立了“十”字形廊,把左右两座宫殿有机地联系在一起,这样就出现了和“王”字形相似的平面,从平面构图角度来说,可以算是“工”字殿变化的一种形式。“十”字形的建筑在古今中外的建筑中被广泛利用,教堂建筑中运用的最多,它可以带给人庄严、肃穆的`感觉,是一种具有森严感的符号。在渤海国建筑中,寝殿建筑都是选用这种平面方式来进行表达,可以看出对当时唐朝的建筑模式进行了借鉴,反映出当时唐朝建筑具有的气势磅礴的风范。
1.2.渤海国建筑空间形态符号
渤海国的寝殿建筑主要由两层空间组成,在使用两圈墙来对内部和外部进行分隔,形成正房加回廊的一种结构。在内层空间里面,作为正房的主体空间,被分割成为供大王、王妃就寝的主要居住空间以及比较窄小的一个辅助空间,而外层空间里面回廊除南面之外的另外三面都是小室,主要是侍者用来进行休息的地方。
二、渤海国建筑构件符号特征
符号通常可以对代表意义进行完美诠释,在中国的古代建筑中,从古至今中华民族每一个朝代的劳动人民对于美感都有着不同的需求,由此可以引出更多更多的生活习惯,通过不同符号进行的组合,便诠释出了新的符号特征。当时的渤海国人民广泛地对大唐文化进行吸取,创造出暂新的建筑符号和独特的特征,建筑中具有独特的地域性。在这种新的建筑构件中,建筑美学具有的符号性被淋漓尽致地发挥了出来,无论是顶部的藻井析椽、梁架柱仿,还是壁面的墙板门窗,甚至是最低处的门槛、地面都体现出与众不同的的风格,在这里面璃首、勾栏、等处都有着自己独特的民族风格。拿璃首举例子来说,渤海国的璃首选用的是由别处进口而来的玄武岩作为原料进行制作。而在当时的唐朝,璃首代表着等级,必须是五品之上的官员才可以进行刻制和使用。这在当时,就形成了与众不同的文化符号,它表现了当时人民追求吉利的一种心理,同时还是一种避邪、纳福的象征,在渤海国的建筑演变当中,借助不同的地理环境和材料展开制作。
三、结束语
渤海国建筑文化符号给我们带来了极其独特的多元化信息,从其中可以看到渤海国人民当时的民风民俗以及生活状态,更加方便于我们对渤海国文化进行研究,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并且它可以将原有形态应用于建筑,或者是对原型进行概括,通过概括不断进行凝练,形成可以应用于现代建筑的一种崭新的文化符号形式,来对传统的建筑文化进行继承和发扬。
篇7：唐代梨园乐官新证论文
关于唐代梨园乐官新证论文
[论文关键词]唐代；梨园；仙韶院；乐官
[论文摘要]梨园的乐官由梨园教坊使、梨园使、梨园判官、梨园供奉官、都都知与都知组成，其中梨园教坊使、梨园使、梨园判官是高级管理者，由宦官担任，不一定具备音乐才能。梨园供奉官、都都知与都知是低级乐官，不由宦官担任，具备较高的音乐才能，在梨园从事具体的音乐工作。
作为唐代朝廷重要的音乐机构，梨园一定具有自己的组织形式和乐官、乐工。但是，因为现存的关于梨园的组织及其乐官、乐工的材料较少，所以我们难以从这些材料中窥见梨园的全貌。因此，关于此问题的论述也比较少。
关于梨园的乐官，日本著名音乐史专家岸边成雄曾进行过考证，但他的考证不但相当简略，而且存在错误。如他说：“梨园似亦设有监督及教授乐令乐官……梨园之使当与教坊之使相同均非宦官出身……乐官除使外，都知、博士等乐官亦当有相当人数。此外梨园中一部分教习工作，系在太常寺别教院实施，故‘供奉官’亦系其乐官之一种者。”他推测梨园设有使、都知、博士及供奉官，并且梨园使由非宦官出身者充任。按：他的说法并不完备，且多系推测。如梨园设有博士等结论就没有文献依据，梨园使由非宦官出身者充任的说法也是错误的。
此外，也有人认为梨园的组织由崖公(即院长)、梨园教坊使、副使、都知、都管及梨园弟子组成。按：梨园是否设有称为崖公的院长尚待讨论。唐代崔令钦《教坊记》：“诸家散乐，呼天子为崖公。以欢喜为蚬斗，以每日长在至尊左右为长入。”宋代王谠《唐语林》卷一《政事》上亦云：“诸家散乐呼天子为‘崖公’，以欢喜为‘蚬斗’，以每日长在至尊左右为‘长入。’”此所记为教坊中事，教坊散乐称天子为‘崖公’，梨园未必如此称呼。并且，“皇帝梨园弟子”云云，可视为梨园弟子自己抬高身份，皇帝即使曾经在梨园教授法曲，也未必真的就把这些乐工视为弟子。因此，尚不能简单地认为皇帝就是梨园的“院长”。另外，副使、都管的职务均于史无据，是否存在尚待材料证明。
由此可见，前人关于梨园乐官问题的考证尚存在较多问题，本文根据唐代文献，对此问题重新进行考证。本文认为，在唐代梨园中，存在宦官充任的高级乐官和由乐人充任的低级乐官两种，详述如下。
一、由宦官充任的高级乐宫
1．梨园教坊使梨园教坊使当是梨园的最高管理者。梨园教坊使之职，见于李邕撰《唐故逸人窦居士神道碑(并序)》：居士讳天生，字自然，扶风人也……以长安二年正月十三日□化于□□，时春秋六十……长子处宾……季子正议大夫行内侍上柱国元礼，多□□，全节冠时，以孝则忠，曰慈故勇。西南护塞，设五□以□谋，东北□戎，纵一鼓而包敌。由是昭宣豹略，作为虎臣，归西戎之数□，□□□之□□。□克以少，谋胜取多，欧脱连头而受诛，穹庐屈膝而请命。燕山之石，杨先祖之刻铭，属国之官，笑□来之系颈。□□□迫公事违阻，□心不□，□□松楸，身庐茔陇，犹且匍匐泣血，擗踊椎心，□天地以昭亲，表山河而刻石。其词曰：……天宝六载岁次丁亥二月□未朔八日□寅，嗣子上柱国思宾，季子梨园教坊使制新加银青光禄大夫行内侍省内待上柱国元□。按：此墓志包含的信息很多，由此墓志可知：
第一，窦天生之次子窦元礼曾任梨园教坊使一职，证明在唐代梨园设有梨园教坊使这一职务。
第二，窦元礼是“行内侍省内侍”，在唐代，内侍省的官职全部由宦官担任，可知梨园教坊使亦宦官充任。
第三，唐初，太宗规定内侍省不设置三品官，设内侍四人，从四品上，为内侍省最高官。天宝十三载(754)始设内侍监二人，从三品，为内侍省长官。此墓志撰写于天宝六载，可知窦元礼当时为内侍省最高官。在开元末，宦官开始任监军使，窦元礼有战功，新加银青光禄大夫或许是因为战功之故，而银青光禄大夫已经是从三品的散官。因此，可以推断，梨园教坊使是梨园的最高官，同时，这一职务也是由内侍省最高官担任的。
第四，由此也可以看出，梨园(包括教坊)与内侍省关系密切，推测梨园或许是内侍省的下属机构，或为内侍省所代管。
2．梨园使
梨园使亦为梨园乐官之一，是梨园的直接管理者。《旧唐书》卷十二《德宗本纪》大历十四年(779)五月：“停梨园使及伶官之冗食者三百人，留者皆隶太常。”《资治通鉴》卷二百二十五唐代宗大历十四年(779)五月：“诏罢省四方贡献之不急者，又罢梨园使及乐工三百余人，所留者悉隶太常。”E737zss可知梨园乐官中有梨园使。又《南部新书》丙：“梨园使奏曰：‘……’”亦证明梨园乐官中有梨园使。推测梨园教坊使全面管理梨园和教坊，而梨园使当是梨园的管理者，其地位在梨园教坊使之下，估计亦由宦官充任，但品级不详。
3．梨园判官
梨园判官为梨园乐官之一，据赵造《中大夫行内侍省内给事员餐置同正员上柱国赐绯鱼袋王公墓志铭(并序)》：公讳文干，字强之……宪宗践阼时，公年始童舞。入趋紫闼，出践丹墀。敷奏详明，郁为俊彦，遂拜供奉官。恪居官次，务谨去奢，临事无渝，为官不昧。斯乃冲天逸翰，出润乔松。锡以朱绂之荣，带以银章之命。改梨园判官，奉八音之礼，专五果之名。艺就日新，功勤益著。迁鸡坊使……转宣和殿使……改军器监判官……寻迁左神策军宴设使……拜同官镇监军……依前充供奉官，使于四方，善能专对，利于一事，罔不克堪。未必息车，改栽接使……开成五年，诏遣充新罗使……享年五十有三，会昌四年岁在甲子夏四月q生五叶日，终于京兆万年广化里私第。
由此墓志可知：
第一，墓主王文干曾任梨园判官，证明梨园设有梨园判官之职。
第二，王文干自宪宗朝至文宗朝历四朝为宦官，证明梨园判官亦由宦官担任。
第三，梨园判官当为梨园的管理者，地位在梨园教坊使和梨园使之下，这样的官职亦由宦官担任，说明梨园与内侍省关系密切，或许为内侍省所管辖。
第四，墓主王文干担任内侍省内给事，为从五品下，则梨园判官的品级当不超过从五品下。
又苏繁《唐故监事使太中大夫行内侍奚官局令员外置同正员上柱国赐绯鱼袋梁公墓志(并序)》：公讳元翰，字□，安定郡人也……贞元廿年九月，德宗皇帝以聪哲之叹，拔自宸衷，嘉锡绿绶，□东头供奉官……至元和九年，宪宗皇帝奖以政直恭密之用，改□内冰井兼浴堂园覆使。至元和十一年，恩命缀其时才，转充梨园判官。至长庆元年三月，穆宗皇帝以义行贞田，都会新恩，却改充东头库家。昆玉无私，出纳唯吝……至会昌四年甲子岁二月廿一日子时薨于任位，享龄五十七。可知，墓主梁元翰在元和十一年曾任梨园判官。梁元翰亦为宦官，据其墓志，他是太中大夫，则是从四品的散官，他又是上柱国，为视正二品的勋官，但他担任梨园判官的时间较早，推测他任梨园判官时品级并没有这样高，或与王文干相类似。
又魏则之《唐故正议大夫行内侍省内寺伯上柱国陇西郡开国子食邑五百户李公墓志铭(并序)》： 公讳升荣，字处约，京兆府长安县人也……公自幼敏聪，早蒙指使，小心翼翼，恪慎厥躬。肇自贞元廿年秋，蒙恩赐绿(禄)。至廿一年春授将仕郎内侍省掖庭局监作。不逾年，秋九月，又转登仕郎。至元和九春，特授梨园判官。至十二年春，加上柱国，仍赐绯鱼袋，兼授左神策军护军中尉判官……至十五年春，又转授弓箭库西库判官……至其年秋，又加宣德郎。至长庆二年秋，又加朝议郎。至三年春，又授宫闱局令。至宝历二年冬，又加朝散大夫。至三年春，又再任左神策军护军中尉判官……至大和二年春，又加正议大夫兼内侍省内寺伯。至四年冬，又封食邑三百户……至大和七年春，遂除江西监军使……至大和九年冬，随表入觐，复侍冕旒，驱驰殿庭，□(黾)勉王事。至开成元年冬，又除栽接副使……至二年夏，又授军器副使……至开成五年夏，又除楼烦监牧使……至会昌元年秋，又加开国子，食邑五百户。至会昌三年冬，又除总监使……至会昌四年春正月，遂除宁庆等州监军使……以五年冬十一月十六日薨于郡州之廨署，享龄七十。按：墓主李升荣亦为宦官，他是正议大夫，为正四品上的散官，又是上柱国，为视正二品的勋官，则他亦是品级较高的宦官。但他担任梨园判官时品级似并不太高，贞元二十一年(805)春授将仕郎，为从九品下，同年秋转登仕郎，为正九品下，元和九春，特授梨园判官。其品级当与王文干担任梨园判官时相类。
通过以上材料可知，梨园判官为梨：园乐官之一，由宦官担任，其品级不超过从五品下。
二、由乐人充任的低级乐官
1．梨园供奉官
梨园供奉官亦为梨园乐官之一。《新唐书》卷二十二《礼乐志》：“代宗繇广平王复二京，梨园供奉官刘日进制《宝应长宁乐》十八曲以献。”则刘日进曾担任梨园供奉官，在收京后作《宝应长宁乐》十八曲献给朝廷。梨园供奉官似为梨园乐官之一种，又似是梨园乐官的统称。
张谓《进宝应长宁乐表》云：“伏见所部寄住客、前梨园供奉官、梁州充义府果毅刘日进新造《宝应》等凡十八曲，其调合雅，其声用宫，以歌尽言，以舞尽意……今臣见《宝应乐》用宫调，知皇家运祚无疆。故制造其词，发挥成曲，庶登乐府，上达天朝。谨附前梨园供奉官某进表以闻。”按：张谓，天宝二年(743)进士及第，天宝十三载(754)或天宝十四载(755)入安西四镇节度副大使封常清幕，乾元元年(758)为尚书郎。此表称刘日进为“所部寄住客、前梨园供奉官”，则刘日进当在安史乱前供奉梨园，收京后又回到朝廷。刘日进曾充任梨园供奉官，他精通音乐，当是梨园的下级乐官，品级不详。梨园供奉官似不为宦官所充任。
2．都都知与都知
宋代钱易《南部新书》丙：“成通中，徘优恃恩，咸为都知。一日乐喧哗，上召都知止之，三十人并进。上曰：‘止召都知，何为毕至?’梨园使奏日：‘三十人皆都知。’乃命李可及为都都知。”则梨园乐官中似最早设有都知之职，后因担任此职的乐官过多，无法管理，故又设都都知一职，位在都知之上。都都知与都知都是梨园乐官，负责从事具体的音乐活动，不由宦官担任。都都知设一人，都知设多人，品级不详。
三、仙韶院的.乐官
关于仙韶院的乐官，可考者知有仙韶院副使一职。《旧唐书》卷十八上《武宗本纪》开成五年(840)正月三日：“仇士良收捕仙韶院副使尉迟璋杀之，屠其家。”按：尉迟璋为乐工，他当是因为过人的音乐才能而担任仙韶院副使。推测仙韶院应设有仙韶院使一职，应由宦官充任。因此，可以推测仙韶院的管理同梨园是大体相同的，即高级管理者，如仙韶院使，由宦官充任。低级管理者，如仙韶院副使，则由乐工担任。
四、从梨园乐官看梨园的性质
通过以上考论可知，梨园的乐官有梨园教坊使、梨园使、梨园判官、梨园供奉官、都都知与都知组成，其中梨园教坊使、梨园使、梨园判官是高级管理者，由宦官担任，不一定具备音乐才能。梨园供奉官、都都知与都知是低级乐官，不由宦官担任，具备较高的音乐才能，在梨园从事具体的音乐工作。
从梨园的高级管理者均为宦官充任这一点看，梨园与内侍省的关系极为密切，推测梨园当为内侍省所兼管，其性质为直接服务于皇帝和宫廷的高级别的乐舞演出机构。把梨园简单地视为“皇家音乐、舞蹈、戏剧学校”，并不符合实际。
总之，梨园乐官中既有由不一定具备音乐才能的宦官担任的高级乐官，又有具备较高的音乐才能的在梨园从事具体音乐工作的低级乐官，梨园是直接服务于皇帝和宫廷的高级别的乐舞演出机构。
篇8：唐代射箭运动的多元化论文
唐代射箭运动的多元化论文
一、引言
射箭运动是中国古代最早的体育运动项目之一。中国又是世界上最早发明弓箭的国家。在距今28000多年的山西峙峪遗址中，考古学家发现了迄今最早的石镞，即石质的箭头。原始人类就是把这种石箭头绑在木质或者竹质的棍子上使用的。根据人类发展史的过程推测，在此之前应该还出现过竹质和木质的箭头，只是考古工作未能发现这类实物。射箭运动的出现不仅对于其本身具有重要意义，关键是人类从徒手捕捉猎物，抛掷器物打击猎物，利用树枝的弹性制作成弹弓打猎，到后来发明了单体弓直至复合弓并与箭合二为一使用，经历了漫长的发展历程。这个历程是人类智慧的结晶，体现了人类征服、利用、改造自然能力和生存能力的提升，体现了身体活动形式的多样以及娱乐活动的丰富，在人类文明发展史上写下了浓重的一笔。
到先秦时期，中国的弓箭制作工艺已经基本成熟。周朝时，“射”作为“六艺”之一，是周礼的重要组成部分。射箭还是冷兵器时代军事训练的重要内容和手段，在军事战斗中发挥的作用不亚于现在的导弹。随着射箭形式的不断多样化和方法的不断创新，射箭逐渐成为上至皇宫贵族，下至普通百姓的休闲娱乐项目，普及程度相当高。唐代国力强盛、经济繁荣，为体育发展提供了充分条件，射箭运动在当时也达到了发展史上的繁荣时期。
二、唐代射箭运动的多元化
狩猎作为唐代重要的军事训练手段，是一种强身健体、娱乐身心、振奋精神的综合性运动。
射箭运动具有竞赛性与娱乐性，常常成为文人墨客们的一项文娱活动。唐代大诗人李白和杜甫都是射箭高手。李白曾经自诩为“一射两虎穿，转背落双驾”，堪称一位运动天才和体育健将。这种对射箭运动的喜爱在他们的诗文中也多有体现，如“射飞曾纵鞚，引臂落鹙鶬”。
唐王朝皇室由于具有鲜卑血统，男女都有游牧民族骑马射箭的爱好，且都能参与。在唐代，女子将骑马射箭作为一项休闲娱乐运动，出现了许多善于骑马射箭的女射手。到武则天时期，妇女射箭活动非常盛行，杜甫的《哀江头》里的“辇前才人带弓箭，白马嚼囓黄金勒。翻身向天仰射云，一箭正坠双飞翼”，正是对唐代女子射箭高超技艺的形象描述。王建的《宫词》中有“射生宫女宿红妆，请得新弓各自张”，韩偓的《从猎三首》中有“猎犬谙斜路，宫嫔识认旗。马前双兔起，宣尔羽林儿。小镫狭鞦鞘，鞍轻妓细腰。有时齐走马，也学唱交交。蹀躞巴陵骏，毰毸碧野鸡。忽闻仙乐动，赐酒玉偏提”。这些诗句描写的都是宫女们戎装打猎的情景。
随着射箭运动的不断推广，其形式也不断多样化。人们根据娱乐等需要创造出多种多样的射箭形式。由于弯弓射箭需要较大的臂力，女性参加这项运动受到了一定的限制。她们深爱这项活动，创造出“射鸭”和“射粉团”等射箭游戏。
所谓“射鸭”是指将木制的.鸭子漂浮在水面上，人们轮流用箭射之，射中者获胜。王建的《宫词》中写到了“射鸭”，“新教内人惟射鸭，长随天子苑东游”、“鱼藻池边射鸭，芙蓉园里看花”。唐代诗人孟郊在《送淡公》中也有“笑伊水健儿，浪战求光辉。不如竹枝弓，射鸭无是非”的诗句。因此，“射鸭”在当时属于一种水上休闲娱乐活动。后人还常常以“桃弓射鸭”比喻休闲安逸的生活。
“射粉”就是“射粉团”，源于宫廷并传入民间，逐渐成为端阳节期间的重要民俗活动。大致的做法是，剥开几个用艾灰汁浸泡过的黄米角黍，将其切成小块放置在漆盘中，随后让客人们用特制的小弓箭射这些粉团，射中的人就可以吃。记述唐朝开元、天宝年间的逸闻遗事的《开元天宝遗事·射团》记载，宫中每到端午节，造粉团角黍贮于金盘中，以小角造弓子，纤妙可爱。架箭射盘中粉团，中者得食，盖粉团滑腻而难射也。都中盛行此戏”。
《开元天宝遗事·射飞毛》记载，“羽林将刘洪，喜骑射，常对御，使人于风中掷鹅毛，洪连箭射之，无有不中。帝赏叹厚赐焉”。这种射法是让人在风中抛掷鹅毛，然后连续放箭射鹅毛。这样的射技真是令人赞叹不已。
射兔也是唐代一种射箭活动，并且得到皇帝的喜爱。《新唐书》记载：“天子适射兔苑中，跨鞍若飞，敢异议者斩。”所谓“射兔”，其实跟“射鸭”相似。在这个活动中，人们用木头雕刻成兔子，然后骑马比赛，谁先射中兔子即为获胜，输的一方要下马跪着向获胜的一方敬酒，获胜方则骑在马上十分得意地将酒一饮而尽。
由于唐代统治者对射箭运动的重视，还出现了专门的射箭技术理论著作。《新唐书·艺文三》就收录了王琚的《射经》、张守忠的《射记》、任权的《弓箭论》。这些著作除了王琚的《射经》，其余两本著作都已亡佚。《射经》又被称为《教射经》，属于兵书，《通典·兵典》将其收录其中。它主要讲射箭的规矩礼仪、技术动作要领、训练方法、易犯错误、注意事项等，描写十分细致。
篇9：城市街道特色景观设计论文
1城市街道空间景观构成要素
城市街道的空间景观构成中，街道是首要要素，是构成街道景观的主要部分。城市街道景观的构成要素主要可以分为动态和静态景观两种。对于动态景观，主要是指街道交通和人为活动。在街道交通景观中，不仅要解决由于街道带来的视觉狭窄问题，而且还要把街道周边的环境建设好，带动周围的经济建设和历史文化的保护等。人为活动也是作为街道空间景观的主体存在，在设计前，要充分考虑人们在街道的主要行动和活动，针对不同的对象采取不同的设计思路，若是交通比较拥挤的街道路段，应以车辆通行顺畅为主要考虑因素；若行人为街道的主体，应该注重街道周边的环境建设，为人们提供一个绿色，舒适的行走环境。静态景观，顾名思义指自然景观和人工景观。自然景观是指城市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依靠这些自然资源，城市街道建设会更加优美；人工景观，实际上是街道空间的构成元素，例如建筑、道路交通设施等等。
篇10：城市街道特色景观设计论文
2.1街道设计思路的多样化
伴随着经济的迅猛发展，街道交通也发生着日新月异的变化，传统的街道景观设计已经满足不了现今人们生活的需求，不仅在速度上要得到充分的满足，而且还要有一定的美感，带来视觉的冲击和享受，应在古朴的街道文化中融入现代元素，在最大限度地保留街道文化的同时，也给行人带来不一样的行走空间。因此，在进行街道景观设计时，要从不同的视角，多方面去设计街道，要结合当地街道的文化，在展现街道特色景观的同时，宣传城市的历史文化。这样不仅能从城市的历史中得到充分的设计素材，满足人们对过往经典的留念，而且街道文化也能得到充分的发展和传承。
2.2林绿带化与景观设计
城市街道的绿化，对街道和人们都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不仅能改善街道周边生活小区的环境和气候，净化由于行车带来的空气污染，而且还能减少由于车辆和行人造成的嘈杂声响，对交通路线的划分也有一定的辅助作用。此外，还能起到预防火灾和美化城市环境的作用。在街道绿化时，应主要考虑以下几点的设计：防护绿带，一般设置在人行道和街道旁边的建筑物中间，主要是降低由于行人和过往车辆产生的噪音；人行道绿带，又称步行街道绿带，位于人行道和行车道中间，一般种植乔木等，有助于防止尘埃飞扬和降低噪音；分车绿带，主要是把快车道与慢车道分开，保障行车的安全；最后是其它区域的绿化，如广场、停车场等位置，也要注意绿化设计的合理性。另一方面，对于绿带的植被选择也很重要。一般选择树冠较大，树枝比较浓密、生命力顽强，并且不易引发虫害、落叶晚的植被，这样的植被不仅易于管理，而且能有助于城市街道的建设。
2.3标识系统和细节设计
在城市街道的通行过程中，必要的交通标识符不仅能帮助车辆的行驶，为其指引方向，而且完整的标识系统标志着一个城市交通体系的健全。随着交通系统的'不断升级，标识也逐渐趋向于人性化、系统化和智能化，各种各样的交通标识符的出现，丰富了城市街道的建设，大大提高了行车和行人的通行效率，减轻了交通运输的压力。在保障车辆通行的前提下，更加要注重对街道景观细节的设计，设计要呈现出人文气息和人性化的考量，因为街道细节的设计直接关乎着城市的特色和城市的文化。例如，铺在街道上的石头材料，在满足行人通行的前提下，要达到美观、环保的效果，同时还要和周围的环境设施相适应，起到相互辉映的效果。
3结束语
城市街道景观的设计，关乎着城市悠久文化的宣传和传承，也是人们愉悦通行的前提和保障。随着现今交通压力的不断增大以及各种交通路段的拥堵，对城市街道的设计建设来说挑战越来越大。因此，我们要不断提高和优化城市街道设计的思路和方法，充分结合当地的街道文化，针对特有的文化特色和悠久的历史文明，设计出不一样的街道风格。与此同时，我们也要考虑街道交通可能会面临的问题，例如排水系统的不健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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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士大夫的特色及其变化论文（精选10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