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阁制度

“黄妖妖”通过精心收集，向本站投稿了18篇内阁制度，以下是小编为大家整理后的内阁制度，希望对您有所帮助。

篇1：内阁制度

明朝内阁制度有自己鲜明的特点。

形成时期长，而且始终没有取得法定的地位，始终不是中央一级正式的行政机构。

从永乐开始，历代皇帝都在不同程度上寄大政于内阁，皇帝“其不接见臣下而能统治天下者，以有阁臣票拟故耳”。但是，他们谁也不敢担当违反祖制的罪名，谁也不愿从已经取得彻底胜利的皇权中，又拿出一部分给阁臣分享。所以内阁进展缓慢，而且始终未能成为中央一级正式的行政机构。

内阁与皇权矛盾重重，又始终屈服在皇权的重压下。

阁臣与皇帝矛盾，除了反映为封还诏旨一类以外，很多反映为阁臣在中叶以后不断提出辞职。皇权与内阁矛盾，亦反映为明代阁臣善终者少，有政绩的不多。明代内阁权力不稳定，虽然有严嵩，张居正之显赫，但他们一是乘皇帝静摄而代行皇权。一般阁臣来说，由于基本上都是文学侍从之臣出身，入阁后权力之大小，只决定于票拟被采用的情况，所以呈现为不稳定，没有保障，没有连续性。[20]

与汉、唐、宋相比，明代辅相的业绩并不显著，这一方面固然与入阁前之资历有关。汉、唐、宋之宰相都要经历郡邑，而明之阁臣却基本上出于翰林院。他们没有从政经验，不知民间疾苦，对政事自然难以提出切实可行的措施。但另一方面，则由于他们权力不稳定，被司礼监挤着，被皇权压着，即使有抱负也难于施展。

显然，这样的内阁只能助长皇权，而不可监督、约束皇权。有明一代，内阁始终未能成为对皇权的威胁，从这个角度来说，朱元璋废丞相的目的是达到了。

内阁受制于司礼监，矛盾深刻，但又不得不走司礼监的路子。

在中枢系统中，内阁有票拟权，司礼监有批朱权，是内外相维的双轨制。但双方地位的特殊性使内阁难以与司礼监抗衡，双方权力的大小，又是以皇帝的向背为转移而互相成比，因此，他们之间不可能有真正的相维相济，而只能有对权力的激烈争夺。皇帝宠信司礼时，司礼尽夺内阁权力，如刘瑾、魏忠贤时;否则就是权相出现，如严嵩、张居正时。

严嵩、张居正之显赫，还得讨好司礼监，就是明证。

综观有明一代，内阁对宦官之干政，虽亦起过一点制衡作用，如成化年间，由于阁臣一再坚持，汪直主持的西厂一度被撤。但总的来说，内阁是越来越受制于司礼。内阁为司礼监扼制，以致明代成了宦官为祸最烈的朝代。

内阁与六部经常互争雄长，矛盾重重。

历代及明初，六部均隶属于丞相，凡事必须秉承宰相的意志，自撤中书省、提高六部品秩后，六部变成直接对皇帝负责，职权完整，而且在阁之上。但随着内阁品位的提高，又有票拟权，内阁比六部更接近皇帝，部权便在不同时候、不同程度上为内阁所侵。但是，内阁毕竟不同于中书省。从制度上说，六部不必听命于内阁，而内阁则“凡百政事，非下部必不可行，不能行”。于是内阁借位尊势崇而力图控制六部，六部则钻内阁没有法定地位和权力的空子，力图摆脱控制。因而阁部经常争权，尤其是争夺人事权。

内阁与六部这种职权界限不清，工作上彼此失调，大大影响了明政府的行政效率。在客观上，则有利于司礼监的擅权乱政。

内阁中矛盾激烈。

尤其嘉靖以后，阁臣间的倾轧突出由于阁臣的任用、权力大小、去留，均没有明确规定，又由于首辅与次辅间权力悬殊，在天启以前一直无明确的职责分工。所以阁臣间争夺权势的斗争激烈，尤其是“嘉靖以来之首辅，莫不由倾轧排挤而得之”，如严嵩拉拢科道弹劾翟銮，使翟被“削籍为氓”。严嵩与夏言互相排挤，致夏言被弃市。

在阁内的纷争中，阁臣不但各自培植自己的势力，致使明中叶以后的政治日益腐败。

从明代内阁制度的种.种特点，可见内阁制度在当时并未能成为与君主专制政体完全适应的辅政制度。内阁地位的特殊又使它成了矛盾辐辏之所，各种矛盾的发展，无一不是加剧了政治的腐败。

篇2：内阁制度

略知明史的人都知道，朱元璋废丞相，沿袭近两千年的宰相制度至此终结。

朱元璋之所以废除丞相，是想一劳永逸地解决皇权与相权的矛盾。但是，朱元璋太自负了，对他的后世子孙估计过高了，结果最后发展出一个内阁制度，到了明朝中期，内阁大臣在朝野心目中，已俨然宰相了，官场都公开称内阁大臣为“相”，称内阁排位第一的大臣为“首相”，皇帝在公文里也不避讳以“相”来称阁臣了。

▼ 朱元璋《行书大军帖》(故宫博物院藏)

尽管如此，内阁和以往的宰相还是有很大区别，以笔者之见有三点不同：

第一，地位不同。

汉唐宋的宰相机构如丞相府、中书省等等，都是国家法定机构，位列部院之上，宰相也都官居极品;明朝内阁却没有法定地位，内阁大臣正式官衔是大学士，属于翰林院的官职，只有五品，只是通过给阁臣冠以师保荣衔(如太师、太傅、太保)，或照例加某部尚书、侍郎(这个职衔是虚的，用于照这个职衔领取工资)，才提高了品级，位极人臣。

第二，与部院的关系不同。

以往的宰相，是领导部院的，部院属于宰相的下属机构。内阁却不能领导部院寺监。比如六部就直属皇帝领导。内阁不能以自己的名义发文，无权指挥朝廷的各部院寺监和地方政府。

▼ 明朝洪武十三年(1380年)以后中央机构简图

但是，因为内阁代皇帝对各省、各部院寺监的公文拟批示意见，内阁在当时就被称为“政府”，实际上阁臣的权力并不比过去的宰相小，甚至更大了。只是运转方式、行使权力的名义不同。

内阁行使权力，相对来说具有被动性，行政效率也比过去要低。比如，地方政府有所请示，先要送大内，大内再送内阁，内阁拟批示，再送大内，大内再分送部院拿处理意见(当时称题覆)，部院题覆以后再送内阁，内阁认为不妥的还要打回去，内阁满意了，再拟批示意见，送大内批红。内阁是无权就某事该如何处理直接指挥省级政府的，非要经过部院和大内的程序不可。

第三，产生渠道不同。

中国有句古话，叫宰相起自州县。这是强调宰相要有地方工作经验。可是，明朝的内阁大臣却与之相反。因为内阁大臣开始只是皇帝的秘书、顾问，所以从研究机构——翰林院中选任，渐渐形成了一个惯例：“非进士不入翰林，非翰林不入内阁。”内阁大臣只能出自翰林官，而翰林官是以诗文甄拔出来的;甄拔出来进了翰林院所学的还是诗文。

▼ 《明会典》中关于翰林院职官的规定

▼ 明代翰林院检讨腰牌(图片来自雅昌拍卖官网)

因为选拔制度的原因，总体上说，明朝阁臣的行政能力远不如以前的宰相，像高拱、张居正这样的能臣，实在是凤毛麟角。

▼ 张居正

明朝以祖制治国，非常保守。前期的内阁与后期的内阁不可同日而语了，却还要保持以前的祖制，不敢改变。

篇3：内阁制度

在我国这浩浩汤汤的华夏上下五千年历史之中，我国自秦朝至明朝初期一直奉行的皇权专制，实行的是宰相制度，纵观历史长河我们能够非常直观的发现在我国古代一直被沿用的宰相制度在过去的几千年历史之中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担当着不可或缺的责任与使命。无论是在维护统治者统治秩序还是协助皇帝处理全国各地的政务宰相都发挥着非常大的辅助功能!但是在我国存留如此之长时间的宰相制度却在明朝初期被朱元璋下令废除，这到底是中国历史上皇权的高达度集中所致还是时代的优胜劣汰呢?随之而来的是内阁制度的建立，内阁制度相对于宰相制度到底有什么优点呢?它又是在什么样的历史背景下形成与发展呢?想要探讨清楚这些问题的前提是对整个明朝的政治经济文化有一个总体的把握，对替代宰相制度的内阁制度有一个很是细致的了解与分析。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看看这替代宰相制度的内阁制度究竟是如何让产生与发展的吧。

“胡惟庸案”与丞相制度被废除

在明朝建立的初期，由于国家刚统一没有多久，国家局势也才刚刚稳定下来，中央政府有许多的举措都还没有来得及去实施。所以这时候的明朝制度大体上沿用了元朝制度，但是在沿用过程中并不是直接搬过来直接使用而是在其中融入了自己的特色。但是在明朝初期的时候出现了许多嚣张跋扈、目中无人的朝中重臣，除此之外，很多人因学业不精，求取功名而不得竟然纷纷不竞走其门庭，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对明朝制度的一种破坏与践踏。

幸而朱元璋虽然出身不高但是却十分的有理想，有抱负!朱元璋在洪武十三年(即公元1380年)的时候借伺机谋反的罪名将猖狂多年的胡惟庸绳之以法，并且以此为借口“罢丞相不设立，析中书省之政权归六部”。至此在我国古代社会延续了将近一千五百年的的宰相制度被彻底废除，真正退出了历史舞台。但是少了宰相的辅助，来自全国的各种政务全部都须朱元璋一人亲自处理。

内阁制度的建立

渐渐地，朱元璋深深的感到“心有余而力不足”，所以朱元璋在废除宰相制度之后又尝试性的建立了其他体制来代替宰相制度，以分担自己的压力与工作量。而朱元璋的这种想法就为内阁制度的建立提供了非常有利的机会与萌芽条件。

朱元璋在综合各方意见之后开始着手设立殿阁大学士，而设立大学士的根本目的是为了让有才之人担任自己的顾问与帮手，以备自己不时之需。但是大学士并没有什么实质性的权利所以并不能够对皇权产生任何的制约，这与朱元璋极力维护的中央专制集权思想并不冲突。转眼之间内阁制度的雏形便这样确立下来，随着明朝中央专制集权的加强，君主专制主义集权制度已发展到了历史巅峰阶段，成为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

内阁大臣的权力

明朝内阁主要负责是内容是辅佐皇帝决断政务，大学士需要根据皇帝就国家问题提出的问题而叙述自己个人想法与意见，在得到皇帝认可之后方可实行;内阁大学士对皇帝提出的解决方案可以持有不同的意见并且及时提出劝谏，这也是皇帝赋予内阁大学士的封驳权力。

除此之外，内阁大学士还拥有一项非常大的权力那便是“票拟批答”，即内阁大学士对于各个衙门、文武百官、朝中大臣上呈的奏章进行答案的初步拟定和批注以供皇帝在处理的时候参考做出决策。而“票拟批答”也在后来的明朝中后期成为内阁大学士协助皇帝处理政务的主要形式。从明朝初期到明朝末年内阁大学士的权力在总体上呈现日益增强的一种趋势。

内阁制度的顶峰

内阁的职权和地位不断上升，朝廷的早朝班次中内阁大学士依旧位居六部之上，六部从之前从属于政府最高职能部门的高位跌落为内阁的下属部门，并且还有“六部办事，唯内阁之命令是从。”这一情况表明内阁的地位看似没有发生变化，但是实际上是有上升了一个高度。

至此为止，内阁成为明朝最高的政府机关，这也标志着内阁在地位上发展到了历史之巅!内阁之所以能够代替宰相制度发展到历史的顶峰，是因为内阁与皇帝是相辅相成的关系，内阁是皇帝专制的强有力的工具，而皇帝又离不开内阁的协助与辅佐，两者在维护封建专制主义与中央集权是达成共识的。除此之外内阁又有着自身存在的合理性与先进性，很好地适应了社会的发展与时代的变迁。

内阁制度的影响

明朝建立的内阁制度极大的强化了君主专制制度，由于皇权与内阁制度有着十分紧密的联系，当皇权高度集中之时，内阁的权利与地位越高，但是这也形成了明朝宦官专权的局面形成，由于明朝的内阁只是辅佐皇帝处理政务的辅助机构而已，有些地方要受到宦官的牵制，所以这便使得在当时出现了许多只手遮天得宦官。

综上所述，书中所说的“有明之无善治，自高皇帝之罢丞相也。”也是有一定道理的，没有宰相约束与限制的皇权高度集中渐渐失衡，再加上内阁这个机构并不合法，没有真正的实权，一切皆是皇帝赋予，如果再遇上一个昏庸无道的君王，那这就会造成宦官当道的现象了，除此之外，内阁的受首辅大臣为了能够争夺更大的权力常常选择依附宦官，这更加助长了宦官的嚣张气焰。总而言之，内阁的出现与成熟与明朝当时的政治局面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并且内阁制度在我国古代社会中的影响力也是很深远的。

篇4：内阁制度

内阁在明太祖时即有萌芽。太祖废相之后，政务集于一身，每日“昧爽临朝，日晏忘餐”。据载在洪武十七年(1384)九月十四至二十一日的八天之内，诸司奏章即多达1660件，共3391事。因此他废相不久就不得不设立辅佐官员，先置春夏秋冬“四辅”官，选民间老儒充任，后又改设殿阁大学士，皆轮值备顾问，此外，又临时任用一些翰林院官员协助处理章奏。

成祖即位后，从翰林院官中特简侍读解缙、胡广，编修黄淮、杨士奇，修撰杨荣，检讨金幼孜、胡俨七人入宫内文渊阁当直，参预机密，自此秘书官员常设，渐有“内阁”之称，且以某殿或某阁大学士名职。对阁臣而言，殿阁大学士只是兼衔，其正式职务仍为翰林院官，品秩不超过五品，且“不置官属，不得专制诸司，诸司奏事，亦不得相关白”。但他们朝夕侍内，接近皇帝，“进呈文字，商机密，承顾问，率漏下十数刻始退”，其意见和建议对皇帝制定决策具有重要影响。

仁宗、宣宗到英宗正统前期，内阁的地位有了显著上升。当时永乐旧臣杨士奇、杨荣、杨溥(合称“三杨”)主掌内阁，其“大学士”头衔之外所带本官的级别一再提升，达到二品的尚书和一品的少傅、少保，内阁之职亦因而“渐崇”。内阁的主要工作，也从过去比较空泛的“参预机务”转变为固定的“票拟”，即代替皇帝阅读臣僚章奏，草拟处理意见，“用小票墨书，贴各疏面上进”，亦谓“条旨”。自此票拟逐渐成为内阁最重要和制度化的职掌。虽然内阁的法定角色仍不过相当于皇帝的秘书处，并未获得昔日宰相领导和监督六部行政工作的权力，但在皇帝对阁臣倚赖甚殷的背景下，“纶言批答，裁决机宜，悉由票拟”，内阁已开始给人以“偃然汉、唐宰辅”的印象。

正统以下，内阁制度继续发展。内阁大学士(亦称辅臣)排名有先后，到英宗天顺时，位居第一者开始有了“首辅”的尊称，其次者称次辅，余人称群辅。首辅设置并非制度规定，而是在实际政务运作当中形成的，一般指大学士中入阁最早、资历最深、加官最高者，而此人通常又最受皇帝信任。后来票拟权力逐渐专归于首辅，更加大了首辅与其他辅臣的身份差距。就在朝廷中的地位而言，六部(尤其是六部之首吏部)凭借其最高行政机构身份，时常与内阁相抗衡，但最晚到嘉靖时期，内阁朝会班次已列于六部之前，在阁、部之争中占得了上风。从嘉靖即位起，内阁首辅在朝中的地位日益突出，权势更重。与此相关，阁臣之间围绕首辅位置的倾轧争夺也愈演愈烈。自嘉靖末年历隆庆一朝，首辅之争激烈，数次易人。

神宗即位后，张居正在宦官冯保的协助下升任首辅，又得到皇太后信任，神宗年幼，对其言听计从。张居正充分利用了这一难得的机遇，在政治、经济等方面大规模推行改革，使明朝统治一度出现振兴迹象。张居正因权势过盛，已超出了明朝“祖制”的限度，神宗年龄渐长，亦暗积不平。万历十年居正卒，随后即受到猛烈弹劾，官号被削，家产籍没，改革措施除“一条鞭法”外亦大多废止。自张居正之死直到明亡，内阁大臣基本上都是碌碌无为，浮沉守位，没有再出现此前一类“权臣”，内阁政治的黄金时期已经结束。

尽管明朝中叶的内阁出现了若干“无宰相之名，行宰相之实”的权臣，而且阁臣也常常被俗称为“相”，但从严格意义上说，内阁仍不能与过去的宰相等同。

首先，内阁在制度上只承担秘书、顾问工作，虽有议政之权，而无监督百官执行之权，不能指挥六部等行政机构。虽然严嵩、张居正诸人事实上控制了六部，张居正还企图通过“考成法”使这种控制正规化，但这只是特殊形势下出现的情况，违反了明朝的制度常规。居正卒后，考成法即被废止。

其次，内阁的议政权也受到很大限制，其票拟是否生效，要取决于皇帝批红，如不合皇帝之意，就必须“改票”，甚或去职。在批红权被宦官窃取的情况下，内阁更是要看宦官的眼色行事。张居正之所以能够专权，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宦官头目冯保的合作。而且内阁议政带有很大的被动色彩，即主要是被动地接受顾问，在制度上缺乏就大政方针向皇帝主动提出建议的权力。在皇帝怠政时期，阁臣只能通过票拟与皇帝进行文字联络，往往长期不能见面。有明一代共有160余位阁臣，其中像张居正那样勇于任事者只是少数，大部分人的作为十分有限。

第三，在明朝绝大部分时间里，内阁并未被看做正式机构，而只是一个临时性的办公场所，在官修行政法典《大明会典》中也只是附属于文化机构翰林院之下。内阁大学士多从翰林学士中选任，两者都从事文字工作，性质相近，故内阁时常被称为翰林院的“内署”。

总之，内阁最多只具有“准宰相”的性质，并非真正的宰相。

篇5：内阁制度

《明代内阁制度史》的作者是王其榘，他是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研究员，现主要从事明史研究，其中对明代东北疆域的研究具有开创性。这本书主要分为三个部分，一是对内阁是否是“避宰相之名”，而有宰相之实的解释;二是内阁制度建立的过程;三是内阁制形成之后的各朝代对其的改革或变更。其中第二部分是本书的重点内容。

对于重点部分内阁制度建立的过程，该书将其分成四个阶段。

在内阁制度产生之前的洪武到建文年间，洪武年间朱元璋废丞相、撤中书省、设废四辅官、设置殿阁大学士，洪武时期的内阁及其大学士“职位卑微”，仅能遵命办事，不得干预各机关事务，不得以个人或部门名义发出发出任何指示命令，可见当时的内阁完全是一个辅助性的办事机构，所谓大学士也只不过时与皇帝比较接近的文书工作人员而已。建文年间翰林学士可以参与机务且拥有票拟权。

内阁制度建立第一阶段是永乐到宣德年间。永乐时期内阁无衙署，只是解缙等人值班的地点设在文渊阁内，而且阁臣无印信，行文用的是翰林院的印信，对于官员也定额，多时七人，少时三、四人。内阁无官署，各人分别向皇帝负责，无下属佐理官员，无“专制诸司”的职权，而且对六部等部门不许有任何联系，无受驱使的吏役。洪熙年间，把皇帝代言近臣的官阶从正五品提高到正三品，内阁权力加重，逐渐受到重视。宣德年间，皇帝三次光临文渊阁，与杨士奇等儒臣共论明代帝王之事，奏章由通政使司汇总，司礼监呈报皇帝过目，再交到内阁，内阁负责草拟处理意见，再由司礼监把意见呈报皇上批准，最后由六科校对下发。

内阁制度建立的第二阶段是正统到正德年间。在正统年间，殿阁大学士正式奉命“票拟”，阁臣可提出施政意见，翰林院建成，不再寄居于宫内的文渊阁，内阁与翰林院分开，明代内阁制度基本建成。景泰年间，景泰初期的文渊阁臣的职司，大致又退回到永乐初期的情况，比之正统初年不是向前发展而是后退了一步。文渊阁不是一个正式的行政机构，而是为皇帝服务的代言近臣的一个入值场所。文渊阁对六部、都察院等衙门行文，仍以翰林院的名义，六部、都察院等给阁臣的公文，也只称翰林院，入值文渊阁的阁臣中，各人的任职可以因时而异，因人而异。成化皇帝宠幸万贵妃和太监汪直，是一个名副其实的昏君，他开创了皇帝不接见大臣的恶例，在位的23年中，只召见过一次内阁大臣，凡事大小都由太监传谕，可以说这个时候内阁制度没有发展前进反而停滞倒退。在这期间阁臣与内臣两次大争斗，均以阁臣胜利告终。弘治年间情况有所改观，内阁无论从才学、能力还是品质，都堪称是明朝最成功的内阁之一。内阁阁臣开始班列六部之上，形式上内阁地位超越六部，内阁辅佐皇帝革除弊政，敢于谏言，最终形成了弘治时期朝政稳定，经济相对繁荣的局面。而正德皇帝荒淫无道，宠幸宦官，内阁不能与司礼监抗衡，完全屈服于内臣的淫威之下，内阁集团已经沦落为宦官集团的办事机构，内阁权力有所跌落。

接下来是内阁制度的形成与相权的出现。嘉靖时期，朝位班次，内阁列在六部尚书之前，地位大大提高，内阁大学士虽无宰相之名，实有宰相之权。隆庆时期，万历时的“名相”张居正正是此时进入内阁的，阁臣兼长部院，是隆庆时的创举，到了隆庆六年有些阁臣一身而二任，且在二月初八，赵贞吉和高拱还有了免奏事承旨，给予阁臣的礼遇超越了府部大臣。万历时期，内阁权力极盛的时期，张居正改革让内阁成为政府运转的中枢，张居正实则已经接近于现代首相的地位。阁权扩张使神宗感到威胁，遂削夺阁权，不再委政内阁。事实上，衰败的不仅仅是内阁首辅一人的权力，明代内阁整体上亦日趋衰落，权力地位下滑，已难以发挥作用。

本书除了对内阁制度建立的过程有详细介绍，而且对于内阁制度的其他附加内容，也有概括性总结，就如书中对内阁制度的特点的描写，王其榘将其分成了四个部分。首先提到内阁不是一级行政机关内阁，内阁其实只是文渊阁的别称。内阁无自己的印信，内阁行文，须借用翰林院的印信。而且，对于内阁制度来说，它始终没有一套完整的制度。内阁的职权超出翰林院之外的是“预机务，掌内制，有票拟职权”，但这些“代言之司”，也因人而异，因事而不同。内阁是皇权与相权斗争的结果，是高度中央集权的产物。内阁实际是皇帝的秘书处。其次内阁阁臣几乎都是翰林文学之士，内阁阁臣从永乐到崇祯末，共有一百六十四人，从他们各个方面的特点来看，内阁阁臣几乎是清一色的进士。到崇祯年间，八股取士的毛病更加显露出来，阁臣中并未有真才实学的人。第三是内阁在很大程度上依旧受到君权的压制，只有被称为“明初盛世”的永乐到宣德年间，这三个皇帝与内阁阁臣之间的关系还算融洽，但解缙、黄淮和杨士奇等人依旧因与皇帝发生冲突或者只是想法与皇帝不一致而遭入狱，只有像胡广、杨荣这种只因遇事顺利，才免掉了灾难。最后就是内阁还受到了司礼监的制约，它是内官十二监中与内阁关系最亲密的，其掌印太监职掌内外章奏。秉笔太监职掌在内阁票拟的文件上批红，下设文书房，负责文件的抄写与传递。因为内阁大学士不仅多年见不到皇帝召见，同时也不能轻易见到司礼监的太监，所以，内阁虽可以从事票拟，但一切疏揭不得不取决于司礼监的批红。总之，内阁的权利并无最初宰相的权利大，而且还受到多方面的压制，再加上人员一味因八股取士入职无真才实学，且又很少有敢谏言的，那么其对于皇帝的帮助就并不大了。

从《明代内阁制度史》全书内容来看，其内容清晰，不仅仅是将内阁的发展过程清晰地分为四个时间段，而且对于一些内容特点或性质，书中基本都十分清晰地将其分点罗列出来。其次就是书中引用大量的史料记载来作为依据，而且每一篇基本都有对前文的总结性话语，如“以上记载表明”“这些事例反映出”“由此可知”等。最后也是最吸引人的一点，在书的末端有对明代正统后皇帝生卒、在位时间和对明代阁臣一百六十四人的介绍，使得读者更了解书中提到的人物，更加清晰时间发展的顺序。

以前我接触过很多根据明朝历史改编的电视剧，在看剧的同时对于其中的一些重大史实的解说会产生很浓厚的兴趣，然后我就会去搜索在历史上这个事件到底是怎样的，于是我在电视剧的带领下了解到一些关于明代的历史。在这样的基础上更有利于我读《明代内阁制度史》这本书，这本书将我以前所了解到的断断续续的明代历史史实联系起来，相当于是系统化了我对明朝的历史认识，同时也使我对内阁制度在明朝发展的曲折过程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

篇6：内阁制度

渐渐地，朱元璋深深的感到“心有余而力不足”，所以朱元璋在废除宰相制度之后又尝试性的建立了其他体制来代替宰相制度，以分担自己的压力与工作量。而朱元璋的这种想法就为内阁制度的建立提供了非常有利的机会与萌芽条件。

朱元璋在综合各方意见之后开始着手设立殿阁大学士，而设立大学士的根本目的是为了让有才之人担任自己的顾问与帮手，以备自己不时之需。但是大学士并没有什么实质性的权利所以并不能够对皇权产生任何的制约，这与朱元璋极力维护的中央专制集权思想并不冲突。转眼之间内阁制度的雏形便这样确立下来，随着明朝中央专制集权的加强，君主专制主义集权制度已发展到了历史巅峰阶段，成为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

内阁大臣的权力

明朝内阁主要负责是内容是辅佐皇帝决断政务，大学士需要根据皇帝就国家问题提出的问题而叙述自己个人想法与意见，在得到皇帝认可之后方可实行;内阁大学士对皇帝提出的解决方案可以持有不同的意见并且及时提出劝谏，这也是皇帝赋予内阁大学士的封驳权力。

除此之外，内阁大学士还拥有一项非常大的权力那便是“票拟批答”，即内阁大学士对于各个衙门、文武百官、朝中大臣上呈的奏章进行答案的初步拟定和批注以供皇帝在处理的时候参考做出决策。而“票拟批答”也在后来的明朝中后期成为内阁大学士协助皇帝处理政务的主要形式。从明朝初期到明朝末年内阁大学士的权力在总体上呈现日益增强的一种趋势。

篇7：内阁制度

内阁的职权和地位不断上升，朝廷的早朝班次中内阁大学士依旧位居六部之上，六部从之前从属于政府最高职能部门的高位跌落为内阁的下属部门，并且还有“六部办事，唯内阁之命令是从。”这一情况表明内阁的地位看似没有发生变化，但是实际上是有上升了一个高度。

至此为止，内阁成为明朝最高的政府机关，这也标志着内阁在地位上发展到了历史之巅!内阁之所以能够代替宰相制度发展到历史的顶峰，是因为内阁与皇帝是相辅相成的关系，内阁是皇帝专制的强有力的工具，而皇帝又离不开内阁的协助与辅佐，两者在维护封建专制主义与中央集权是达成共识的。除此之外内阁又有着自身存在的合理性与先进性，很好地适应了社会的发展与时代的变迁。

篇8：内阁制度

明朝建立的内阁制度极大的强化了君主专制制度，由于皇权与内阁制度有着十分紧密的联系，当皇权高度集中之时，内阁的权利与地位越高，但是这也形成了明朝宦官专权的局面形成，由于明朝的内阁只是辅佐皇帝处理政务的辅助机构而已，有些地方要受到宦官的牵制，所以这便使得在当时出现了许多只手遮天得宦官。

综上所述，书中所说的“有明之无善治，自高皇帝之罢丞相也。”也是有一定道理的，没有宰相约束与限制的皇权高度集中渐渐失衡，再加上内阁这个机构并不合法，没有真正的实权，一切皆是皇帝赋予，如果再遇上一个昏庸无道的君王，那这就会造成宦官当道的现象了，除此之外，内阁的受首辅大臣为了能够争夺更大的权力常常选择依附宦官，这更加助长了宦官的嚣张气焰。总而言之，内阁的出现与成熟与明朝当时的政治局面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并且内阁制度在我国古代社会中的影响力也是很深远的。

篇9：内阁制度

在我国这浩浩汤汤的华夏上下五千年历史之中，我国自秦朝至明朝初期一直奉行的皇权专制，实行的是宰相制度，纵观历史长河我们能够非常直观的发现在我国古代一直被沿用的宰相制度在过去的几千年历史之中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担当着不可或缺的责任与使命。无论是在维护统治者统治秩序还是协助皇帝处理全国各地的政务宰相都发挥着非常大的辅助功能!但是在我国存留如此之长时间的宰相制度却在明朝初期被朱元璋下令废除，这到底是中国历史上皇权的高达度集中所致还是时代的优胜劣汰呢?随之而来的是内阁制度的建立，内阁制度相对于宰相制度到底有什么优点呢?它又是在什么样的历史背景下形成与发展呢?想要探讨清楚这些问题的前提是对整个明朝的政治经济文化有一个总体的把握，对替代宰相制度的内阁制度有一个很是细致的了解与分析。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看看这替代宰相制度的内阁制度究竟是如何让产生与发展的吧。

“胡惟庸案”与丞相制度被废除

在明朝建立的初期，由于国家刚统一没有多久，国家局势也才刚刚稳定下来，中央政府有许多的举措都还没有来得及去实施。所以这时候的明朝制度大体上沿用了元朝制度，但是在沿用过程中并不是直接搬过来直接使用而是在其中融入了自己的特色。但是在明朝初期的时候出现了许多嚣张跋扈、目中无人的朝中重臣，除此之外，很多人因学业不精，求取功名而不得竟然纷纷不竞走其门庭，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对明朝制度的一种破坏与践踏。

幸而朱元璋虽然出身不高但是却十分的有理想，有抱负!朱元璋在洪武十三年(即公元1380年)的时候借伺机谋反的罪名将猖狂多年的胡惟庸绳之以法，并且以此为借口“罢丞相不设立，析中书省之政权归六部”。至此在我国古代社会延续了将近一千五百年的的宰相制度被彻底废除，真正退出了历史舞台。但是少了宰相的辅助，来自全国的各种政务全部都须朱元璋一人亲自处理。

篇10：古代内阁制度

历史的长河总是滚滚向前进的，在13世纪曾经雄霸天下，傲视群雄的蒙元帝国，终于在14世纪滚滚的农民起义当中，进入了自己的暮年，而随着蒙元帝国的势力从中原大地上退去之后，以布衣天子著称的朱元璋所建立的大明王朝，就像一颗冉冉升起的启明星一般，人们都知道，它将会开启一个新的时代。

朱元璋和他的大明王朝浮雕

自打洪武皇帝开国之后，朱元璋一直试图纠正前朝的弊端。自古天朝的封建王朝的弊端非常多，但朱元璋看来，前代的话，也就是元朝的弊端尤其多。最为明显与致命的弊端就是关于皇权与相权之间的矛盾。

元朝的统治者的皇权与相权的矛盾深重程度丝毫不比元朝统治下的农民阶级和地主阶级的矛盾逊色多少，在元朝不足百年的历史当中，多次涌现出各种各样千奇百怪的权臣，数量之多，危害之大，远胜于历朝历代。且对皇帝来讲，手底下有这么些个权臣在侧，实在是一个不好的体验。

蒙元帝国的浮雕

其实，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也比较简单。因为元初统治者并没有意识到宋朝的中央官制乃至唐朝的中央官制其实是比较合理的。合理在什么地方呢?合理就合理在将相权分割成无数块，使其相互牵制，彼此制约，将裁决大权交给皇帝，皇权得到加强。道理就是这么简单的道理，不过元朝人，特别是元朝初年的那些统治者，并没有看到这一点。他们选择废弃以往的中央官制的成功经验，而去另辟一条新的道路——废除三省，保留中书。

传统的中枢权力结构

自唐朝以来的三省制度就到此结束，曾经三省长官彼此牵制，互相制约的情况的确不复返，彼时唐宋中书决策、门下审议、尚书执行的大好局面就此终结。仅仅只有一个中书省便直接等于给予了宰相一家独大的好机会。

有鉴于前朝，所以朱元璋想要加强皇权，加强君主专制。朱元璋对自己的这个新的王朝有一个新的希望，那就是要让自己和自己的子孙以后不要像元朝末年这些统治者，被宰相操纵成一个可怜的橡皮图章。朱元璋的办法是一劳永逸的将宰相制度废除，胡惟庸则作为最后一任宰相，用自己的鲜血和性命，替这个传承上千年的制度划上了句号。

诛杀胡惟庸，废除宰相制度

杀了胡惟庸，废了宰相，朱元璋还立下祖训：以后但凡再有人敢说恢复宰相制度的，在座各位都可以直接以谋反罪当场诛杀这位奸臣。

明朝的皇权在朱元璋的手上，得到了巩固和加强，朱元璋用自己强而有力的手腕，以及非常血腥的政策，用无数条人命，贯彻落实了自己加强君主专制的决心和意志，但凡是敢阻拦这一目标的，立斩不饶。

朱元璋执政时期，朝臣们更像是他的奴仆们。对于奴仆，没必要给予好脸色和好待遇，他们之间的关系贴近私人隶属，嫌弃大臣上的奏章字数太多，听烦了，皇帝甚至能操起案板，直接打碎大臣的牙齿。在这种情况下，中枢大臣不过是君主的家臣或奴婢，看着不可一世，实际上就是皇帝眼里的蚂蚁。

为奴为婢的大臣

唯唯诺诺的大臣与杀伐果断的君主，是这一时期，洪武年间朝堂上的常态。更不要说洪武皇帝朱元璋为了进一步的限制奴仆般的臣下，还试图侵入他们的私密空间，获取臣下他们最隐私的消息——皇帝派遣的密探能够蹲在房梁上，将这个大臣吃的菜肴，都画得清清楚楚。朱元璋重视皇权，不能容忍有人敢把手伸到皇权上，自己说一不二，是真正的皇权独尊。

大明的永乐皇帝作为朱元璋的亲生儿子，在这一点上基本上是照搬了老爹的那一套做法。虽然说造了的是侄子的反，但对于老爹和侄子的做法，他表示强烈支持。在他眼里皇权独尊地位也是非常必要的、削弱藩王也是必要的。

明成祖朱棣的画像

所以永乐皇帝不但恢复了老爹曾经的锦衣卫坐探，而且还特别新设了东厂，皇帝对朝臣们依旧是像对待奴婢一样。以身犯险亲征蒙古全然不曾有朝臣胆敢阻拦，这还是他父亲朱元璋那一套的皇权独尊的做法。但此时已然有一些变化：与父亲朱元璋不一样，永乐皇帝，并没有朱元璋那种勤政的活力，很多时候，既要忙着打蒙古，又要忙着处理任务，他觉得很烦。

影视作品当中的内阁官员

于是他始开内阁于文渊阁，延揽大学士入内阁，内阁制正式形成。内阁制随后就像一头怪兽一样，极速发展，仅仅十数年之后，就开始在民间有“权比宰辅”的说法，不过对此内阁成员们倒没有哪个不开眼到直接奏请皇帝恢复宰相制度，他们低调的行使着自己的顾问权力——唤作“票拟权”。

古画当中的大明官员

时移岁走，到了明朝嘉靖年间的时候，内阁的“阁老”们虽无宰相之名，却都大有宰相之实，皇帝反而成为了“垂拱而治”的模范圣君，本该直接听命于皇帝的六部，越来越多地被内阁班子明里暗里把控着。而如果翻阅从永乐正式启用内阁制度到嘉靖年间的历代大明皇帝的列表的话，会发觉一个极为诡异的情况正在发生：除了永乐与嘉靖，中间的皇帝竟然一个赛一个的短。

历代大明皇帝一个赛一个的短命

暴毙的皇帝有，抑郁而崩的皇帝有，偶感风寒而死的皇帝有，落水而亡的皇帝也有，甚至就连嘉靖皇帝本人，如果仔细看他的两次鬼门关遭遇：皇帝所处的卧室突然起火，怪异的是，皇宫侍卫宫娥宦官若干人，竟然无人敢救驾，最后还是发小去救的人;一帮宫女打算刺杀皇帝，皇帝和妃子的寝宫附近居然没有一个人值守，居然得手了(因为宫女打了死结并没有成功，但是用簪子插了皇帝一身血)...

再根据内阁制的发展轨迹——永乐以后，内阁职权渐重有目共睹，虽不至于立刻就可以兼管六部尚书，也始终不曾成为中央一级的法定行政机构和决策机构，但是从最初只是皇帝顾问秘书性质的机构，一跃而成为权比宰辅的存在，仅仅花了两代人不到：大明宣德朝就有三杨辅政，距离永乐设置内阁仅仅过去十多年。

而大明正统、成化、弘治朝之际，内阁阁老们的任命方式再度发生较大变化：永乐时的阁臣都是皇帝特简任命的，仁宣时期，阁臣也大多数由皇帝特简任命，在正统以后，越来越多的阁臣都不是皇帝直接特简任命的，而是被其他文官共同推举的德高望重之人，这无疑助长了文官集团的力量。而到了孝宗朝，这种无视皇帝中旨的情况更是干脆就形成了定制。

所谓“弘治乙卯以前，内阁大臣皆特简，不从廷推”。

自有了渐渐形成定制的廷推选任后，曾经的那种以特简入阁的方式也就逐渐为士大夫们非议，且为舆论所不容，接受特简的大臣，基本都会遭受朝臣的鄙视，鲜能久安于位。这背后反应的其实就是皇权的衰变，如果对照此时明帝国君王孝宗的奇葩死亡：“孝宗偶感风寒，太医们不诊视就开药，致使孝宗误服药物，鼻血不止而死。”，不难看出，在文官集团的飞速膨胀下，当年朱元璋绞尽脑汁斩杀的宰辅结构再次有死灰复燃的趋势，皇权的衰变已经是不可阻挡之势了。

古画当中的内阁官员

明朝中后期的文官制度架空了皇帝，君权的空虚其实就是皇权的衰变。教科书当中说的有明一代的君主专制得到了加强，这其实一点问题都没有，与明朝中后期皇权的衰变并不矛盾，因为君主专制的深度和皇权集中的程度较之前代，确实因为宰相制度的废除而变得有极大的改善，然而这种高度的集中却并没有持续多久，到了晚明的时候，天启皇帝落水死亡，崇祯皇帝则为财政所困，背后反应的都是大明皇权的衰败。

历史上的事情从来都是这么奇特，引用一段《明朝那些事儿》的原话：

是朱元璋废除了丞相制度，限制大臣的权力，然而明朝的内阁比以往的任何丞相都更专权。朱元璋规定老百姓不得四处流动，然而明朝中后期流民成风，四处游荡，丝毫不受束。朱元璋颁布了抑制商业发展的条令，并规定商人不得穿着绸沙等贵重衣物，然而大规模的工商业发展正是从明朝开始，而那些本应该是社会最底层的商人却穿金戴银，甚至登堂入室，为官经商。朱元璋严令太监不得干政，可是明朝的阉宦却个个都是重量级的(这与他废除相权有关)朱元璋给他的所有子孙都准备了爵位和俸禄，然而一百多年后，他的很多后代都家道中落，穷困潦倒。

篇11：古代内阁制度

清朝内阁制度是清朝时期实行的内阁制度。清朝入关之前，后金(清)中央机关无内阁。清军入关之后，清王朝建立起全国政权，沿袭明朝内阁制度始设内阁。然而，内阁在清初成为定制，却经历了相当长的时间，历时共二十七年(顺治元年至康熙九年)，才终于确定下来，这是一个充满权力之争而又复杂的反复过程。

清朝内阁的主要官员定为大学士满、汉各一人，均为正一品;协办大学士满、汉各一人，均为从一品;学士满六人，汉四人，均为从二品。内阁大学士自定为正一品后，遂成为有清一代的官员，犹如历代的宰相，地位极为尊崇。每一大学士均有殿阁头衔，如文华殿大学士、文渊阁大学士等，被尊称为“中堂”。

清朝也承袭明朝的票拟制度，但是内阁的权力愈来愈低。特别是雍正帝时设立军机处以后，内阁变成只是办理例行事务的机构，一切机密大政均归于军机处办理。

确立制度

顺治元年(1644年)五月初三，多尔衮进入北京后，谕令故明官员说：“各衙门官员俱照旧录用，可速将职名开报，如虚饰假冒者罪之。其避贼回籍，隐居山林者，亦具以闻，仍以原官录用。”初六日，又“令在京内阁、六部、都察院等衙门官员，俱以原官与满官一体办事”。这样，清廷定鼎燕京伊始，便全部承袭了原明内阁等中央机构，原明官员也获留任，与满官一体办事，由诸王管部务，中央政权机构迅速运转起来。六部尚书初由满员担任，汉官只能任侍郎。顺治五年(1648年)七月，“设六部汉尚书，都察院汉左都御史，各一员”。陈名夏等六人分任汉尚书，徐起元为都察院汉左都御史。六部、都察院实行满汉复制，此后成为定制。但在清人“首崇满洲”的既定国策下，“权归满人”，汉官只能仰承其鼻息。

多尔衮虽明令原明内阁官员与满官一体办事，但其时重要本章的票拟之权并不在内三院，顺治元年(1644年)六月，大学士冯铨、洪承畴力争恢复内阁的票拟之权。多尔衮听从了他们的建议。冯铨、洪承畴等原明降清大学士，意在将内三院的职掌恢复到明内阁的票拟大权，多尔衮表示同意，这在实际上沿袭了明朝内阁制度。然而，票拟不到一年，多尔衮即认为，“凡陈奏章，照故明例，殊觉迟误”，往往误事，于是决定，各部院以及各省文武官员奏章不再经由内院大学士票拟。所奏与六部无涉者，如条陈政事、外国机密、奇特谋略等本章，“俱赴内院转奏”。于是，票拟之权又形同虚设，这表明了清初统治者不愿有一个靡不所领的权重内阁，惟恐大权旁落。同时，也与当时内三院及廷臣中汉官南北之争有着密切的关系。

顺治时期

顺治七年(1650年)，摄政王多尔衮死后，受多尔衮宠信的冯铨被要求致仕。顺治八年(1651年)七月，以吏部尚书陈名夏为弘文院大学士。后因陈名夏案被革职。汉官南北之争又与满族贵族间的矛盾杂糅在一起。

顺治帝亲政后，“好汉语，慕华制”，“求贤图治”，不顾满族贵族的反对，重用汉官，北人南人兼用。顺治十年(1653年)，陈名夏、冯铨先后复秘书院大学士、弘文院大学士任。顺治帝谕大学士洪承畴、陈名夏等，将亲考翰林官，以其文之优劣定高下，以备用，于是南北之争又起。冯铨于召对时说：“南人优于文而行不符，北人短于文而行或善。今取文行兼优者用之可也”。竭力排斥南人。而陈名夏曾讥笑北人说：“北方之习喜于抄旧，喜于好用不可读之句与字。”认为“可笑可怪至此”!又说：北人“入署官人，强言谈文，盖足非笑”。冷嘲热讽，认为北人不学无术，却又不懂装懂，“强言谈文”。陈名夏看不起北方人，故“所推毂南人甚众，取忌于北”。南北之争势同水火。顺治帝也知其彼此互不相让，说：“冯铨与陈名夏素相矛盾，朕所习知。”可他却以冯铨之言为是，对陈名夏心存一定戒心，这是因为陈名夏曾入东林党的缘故。

内三院汉官大学士及其间南北之争，又与满族贵族内部矛盾纠葛在一起，使总领百官的内阁难于形成定制。直到顺治十五年(1658年)七月，“慕华制”的顺治帝“斟酌往制”，使名义相符，“共襄化理”，命令“除去内三院秘书、弘文、国史名色”，销毁三院旧印，仿明制，改称内阁，满文称为多尔吉衙门。另设翰林院，满文称笔帖黑衙门。内阁大学士俱加殿阁衔，大学士为正五品，低于六部尚书(正二品)，但大学士多以尚书入阁，所以实际上享受正二品。大学士品级之低，正说明清统治者还没有把内阁置于总制均衡的地位，以防大学士权力过大。

改制分化

顺治十八年(1661年)正月，顺治帝去世，八岁的康熙帝玄烨继位，由索尼、苏克萨哈、遏必隆、鳌拜四大臣辅政，满族贵族中保守势力执政，以顺治帝遗诏中有“纪纲法度，用人行政，不能仰法太祖太宗谟烈”为由，宣布“率循祖制，咸复旧章，以副先帝遗意”。又恢复内三院，“其内阁、翰林院名色，俱停罢”。康熙八年(1669年)，康熙帝清除鳌拜及其同党后，于康熙九年(1670年)八月，承继顺治十五年(1658年)之制，“命改内三院为内阁，设立翰林院”。大学士兼殿阁衔，并兼尚书，学士兼侍郎。至此，清代内阁之制稳定。雍正皇帝即位后，内阁中的满洲大学士仍拥有较大的权力，继续与议政王大臣遥相呼应，“承旨出政，票拟本章”，严重影响着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的稳定。雍正帝在与坚持“议政制”的满族亲贵的斗争中，以“紧急处理西北军务”为契机设立了“军机处”，终于为封建专制主义皇权的进一步发展扫除了障碍。

内阁大学士的品级，到雍正八年(1730年)，定满、汉大学士为正一品，至此，大学士成为清朝高品级的文官，犹如历代的丞相。内阁学士的品级为从二品，均兼侍郎衔。他们的职责是：满学士掌奏本章，汉学士掌批“题本”(内外官员汇报皇帝之文书)。按其应有职权，并不止此。乾隆十三年(1748年)，定大学士所兼殿阁为三殿三阁。三殿是：保和殿、文华殿、武英殿;三阁是：文渊阁、东阁、体仁阁。大学士定员每殿阁满汉各二人。礼亲王昭梿说：“文皇(皇太极)践祚之初，改内阁为三院，曰弘文，曰秘书，曰国史，皆置大学士、学士等官，盖仿宋昭文、集贤之制。入关后仍沿其制。至顺治十五年，始复从明制，改设中和殿、保和殿、武英殿、文华殿、文渊阁、东阁诸大学士名。乾隆十三年，特旨罢中和殿大学士，改为体仁阁，以配三殿三阁之名焉。”大学士地位尊崇，“其品列皆首文班。任军机者，自亲王外，其领袖必大学士，唐、元三公尚不及也”。

乾隆时任军机处章京的管世铭在其《鹤半巢诗集·序》中说，内阁、议政处、南书房三者的职掌分别是：“国家初制，章疏票拟主之内阁，军国机要主之议政处，其特颁诏旨，由南书房、翰林院视草。”雍正设置军机处后，大权归之，“机要章奏皆下焉。诏旨有明发、有密寄，由(军机)大臣面呈指挥具稿以进。自是内阁票拟特寻常吏事，而政本悉出机庭，兼议政、视草而一之”。至乾隆时，内阁权更轻，票拟本章只是例行公事，“凡阁臣不入枢府(军机处)者，则一切要政皆不得预闻，宰相备位而已”。内阁实际职权自清至乾隆间的递变，正如《清史稿·大学士年表·序》所说，“清大学士，沿明旧名，例称政府，实则国初有议政处以掣其柄。雍正以后，承旨寄信有军机处，内阁宰辅，名存而已”。

清末时期

宣统二年(19)九月，各省代表在资政院会议上提出要求颁布宪法、组织内阁、开设议院等要求，而且奉天的代表要求第二年就召开国会，并认为军机大臣责任不明，要求设立责任内阁。

宣统三年(19)五月八日，清政府仿照西方建立责任内阁，军机处和旧内阁被撤销。接着，摄政王载沣宣布推出新的责任内阁，基本维持了旧体制的人选，13个大臣之中，汉人仅有4个，蒙古旗人1个，满人得了8个，而8个满人中，皇族又占了5个，因此当时都称它为“皇族内阁”，成为君权的延伸。它的成立表明清政府根本无意实行君主立宪，只是借“立宪”之名集权皇族，抵制革命。在当时，皇族内阁令全国舆论大哗。直接导致了国内反清情绪的高涨，促进了民族革命的爆发。

同年十一月一日，清廷宣布解散皇族内阁，任命袁世凯为内阁总理大臣，要他赶快从前线回京，筹组“责任内阁”。十六日组织新内阁，以梁郭彦为外务大臣，赵秉钧为民政大臣，严修为度支大臣，唐景崇为学务大臣，王士珍为陆军大臣，萨镇冰为海军大臣，沈家本为司法大臣，张謇为农工商大臣，杨士琦为邮传部大臣，达寿为理藩大臣。并以胡惟德、乌珍、陈锦涛、杨度、田文烈、谭学衡、梁启超、熙彦、梁加浩、荣勋分任各部副臣。

篇12： 内阁学士

参考资料一：

内阁学士，为明、清朝官制之一，品等为从二品。朱元璋仿宋制设置华盖殿、谨身殿、武英殿、文渊阁、东阁等大学士，为皇帝顾问。又置文华殿大学士以辅太子，品秩都是正五品。1659年，清政府将文馆与内三院统一且更名为内阁，其内阁设学士。在数量上，内阁学士中，满人六人，而汉人则四名。学士于1730年代乾隆朝时，成为三殿三阁定制。数量到达几十人之多。明代代表人物有解缙、商辂、李东阳、杨廷和等。

职能设置

明洪武十三年（公元1380年），朱元璋为了加强中央集权，废丞相，罢中书省，设“四辅官”，不久又罢。十五年（公元1382年）仿宋代制度，置华盖殿、谨身殿、英武殿、文渊阁、东阁等大学士，为皇帝顾问。又置文华殿大学士以辅太子，品秩都是正五品。

位高权重

随着内阁权力的不断增大，内阁成为一个重要的部门，于是，从明朝中后期开始，内阁大学士开始由尚书担任，而这些尚书有的还担任太保、太傅、少保、少傅等，有很高的政治地位，官阶为正一品，于是六部尚书有事只好请示内阁大学士，这就使他们实际上成为内阁的下属，等于又恢复了中书省统率六部的旧制。之后内阁大学士又按地位高低顺序，分为首辅、次辅、群辅，首辅“偃然汉唐宰辅，特不居丞相名耳”。在这种状况下，内阁便有了宰相化的发展倾向，个别内阁辅臣的权力也像以前的丞相那么大了，于是相继出现了像夏言、严嵩、徐阶、高拱、张居正等没有丞相之名却有丞相之权的“权相”。正像谭天星在他的《明代内阁政治》中所说那样：“内阁虽无相名，实有相职；虽有相职，实无相权；既无相权，却有相责。”朱元璋永远废除丞相的规定事实上被完全破坏了。

明代变更

明成祖即位后，特派解缙、胡广、杨荣等入午门值文渊阁，参预机务，称为内阁。仁宗时，任用杨士奇、杨荣为华盖殿、谨身殿大学士，权力加重。明世宗时，改华盖殿为中极殿，谨身殿为建极殿，将大学士的朝位班次，列在六部尚书之前，地位大大提高。明代之内阁大学士虽无宰相之名，实有宰相之权。到了明仁宗朱高炽、明宣宗朱瞻基以后，内阁的地位和作用有了进一步的提高。正因朱高炽和朱瞻基登极时，朱棣时期受到重用的内阁大学士如杨荣、杨士奇、杨溥等人都还在位，并以前朝旧臣元老的地位和极深的资历受命辅政，加上皇帝年幼，只得把政务交给内阁办理，于是内阁的权力逐渐加重。从明英宗朱祁镇开始，后面的历届皇帝差不多都是荒怠懒惰或宠信宦官的人，他们往往会将政务交给内阁处理。于是，内阁地位进一步提高。内阁地位提高的一个显著标志是内阁拥有了“票拟”大权。票拟也叫做票旨、条旨，就是所有的章奏先由内阁大学士看过，然后用一个小纸条写上处理意见，再送进宫里由皇帝最终决定，这叫做“条旨”。皇帝看过以后，把纸条撕了，再亲自用红笔写上意见，叫做“批红”，亦称“朱批”。皇帝批好了拿出去由下方执行，这就是正式的谕旨。在君主专制体制下，拥有代替皇帝起草批示的权力，代表着具有绝对权威

的“皇言”，其重要地位是可想而知的。但是，内阁的“票拟”终究但是是给皇帝带给参考的初步意见，最后的决定权还在皇帝手中。内阁权力的有无及大小，内阁实际地位的高低，也主要体此刻其所写“票拟”被采纳的程度上。洪熙、宣德时期，三杨（杨士奇、杨荣、杨溥）以及万历前期张居正的“票拟”，差不多都转化为“朱批”的蓝本，在这种情形下，内阁权力迅速增大就成为可能。

宦官政治

关于宦官政治，民间不少人存在很大的误区，认为明朝因宦官的存在极其黑暗。明朝传国将近三百年，如果真的是腐朽透顶的话，自然不会有此国祚。有明一朝，自朱元璋罢黜丞相之位后，因工作量过大，皇帝就不能常到内阁，只能由内阁条旨票拟送进去批。时日一久，内阁逐渐成为一个变相的宰辅机构，这便是外廷，与之相对应的是由司礼监组成的内廷。在这种格局下，构成了一种初步的权力平衡。甚至在皇帝不作为的状况下，国家仍然能够在内外廷的合作下持续稳定，如明神宗万历皇帝，他做了四十八年皇帝，有二十几年没有上过朝，有的朝臣从开始做官直到退休都没有机会见他一面。但国家仍然能够做到繁荣稳定，甚至出现了万历年间的资本主义萌芽。皇帝和内阁的联系，在某些时候是透过太监沟通的，皇帝有事交给太监，再由太监交给内阁；同样，内阁有事，也先报给太监，再由太监上呈皇帝，这在某些状况下给了太监弄权的机会，明英宗以后，武宗、熹宗等皇帝的不问政事，经常将“批红”的大权都交给了宦官头子，于是内阁的职权受到宦官的钳制。出现了内阁与司礼监双轨辅政的局面。有些人据此认为明中叶之后的政治极度黑暗，其实不然，不少名臣都是出自明中叶之后，如徐阶高拱张居正等，他们开创了一个新的格局，使得内阁

更加具有民主性，如徐阶任首辅时，就在应对分歧时在所有阁臣中用举手表决的方式得出最终决定。作为皇帝的辅助机构，内廷的作用与内阁不可同日而语，国家大略的推行以及政治抱负的实现都是由内阁来完成的，而内廷则只能扮演一个配角。

清代沿置

天聪年间，设内三院；顺治年间改称内阁。以大学士分兼殿、阁之衔。乾隆年间，规定三殿、三阁大学士之制。但因实权掌握在满洲贵族手中，内阁职权低落，参预重要政务的人多由皇帝指定，不必须是内阁成员。军机处成立后，实权集中到军机处，内阁徒有虚名，仅成为传达皇帝谕旨、公布文告的机关。但名义上仍为清代最高级之官署。清末仿行君主立宪制，设职责内阁，以旧内阁与军机处合并为最高国务机关。北洋军阀时期改称国务院，习惯上仍称内阁，其成员称阁员。

代表人物

明代：解缙、商辂、李东阳、杨廷和、夏言、严嵩、徐阶、高拱、张居正。

参考资料二：

篇13： 内阁学士

明、清最高官署名。明洪武十三年（公元1380年），朱元璋为了加强中央集权，废丞相，罢中书省，设“四辅官”，不久又罢。十五年（公元1382年）仿宋代制度，置华盖殿、谨身殿、英武殿、文渊阁、东阁等大学士，为皇帝顾问。又置文华殿大学士以辅太子，品秩都是正五品。明成祖即位后，特派解缙、胡广、杨荣等入午门值文渊阁，参预机务，称为内阁。仁宗时，任用杨士奇、杨荣为华盖殿、谨身殿大学士，权力加重。明世宗时，改华盖殿为中极殿，谨身殿为建极殿，将大学士的朝位班次，列在六部尚书之前，地位大大提高。明代之内阁大学士虽无宰相之名，实有宰相之权。清代沿置，天聪年间，设内三院；顺治年间改称内阁。以大学士分兼殿、阁之衔。乾隆年间，规定三殿、三阁大学士之制。但因实权掌握在满洲贵族手中，内阁职权低落，参预重要政务的人多由皇帝指定，不必须是内阁成员。军机处成立后，实权集中到军机处，内阁徒有虚名，仅成为传达皇帝谕旨、公布文告的.机关。但名义上仍为清代最高级之官署。清末仿行君主立宪制，设职责内阁，以旧内阁与军机处合并为最高国务机关。北洋军阀时期改称国务院，习惯上仍称内阁，其成员称阁员。

到了明仁宗朱高炽、明宣宗朱瞻基以后，内阁的地位和作用有了进一步的提高。正因朱高炽和朱瞻基登极时，朱棣时期受到重用的内阁大学士如杨荣、杨士奇、杨溥等人都还在位，并以前朝旧臣元老的地位和极深的资历受命辅政，加上皇帝年幼，只得把政务交给内阁办理，于是内阁的权力逐渐加重。从明英宗朱祁镇开始，后面的历届皇帝差不多都是荒怠懒惰或宠信宦官的人，他们往往会将政务交给内阁处理。于是，内阁地位进一步提高。内阁地位提高的一个显著标志是内阁拥有了“票拟”大权。票拟也叫做票旨、条旨，就是所有的章奏先由内阁大学士看过，然后用一个小纸条写上处理意见，再送进宫里由皇帝最终决定，这叫做“条旨”。皇帝看过以后，把纸条撕了，再亲自用红笔写上意见，叫做“批红”，亦称“朱批”。皇帝批好了拿出去由下方执行，这就是正式的谕旨。在君主专制体制下，拥有代替皇帝起草批示的权力，代表着具有绝对权威的“皇言”，其重要地位是可想而知的。但是，内阁的“票拟”终究但是是给皇帝带给参考的初步意见，最后的决定权还在皇帝手中。内阁权力的有无及大小，内阁实际地位的高低，也主要体此刻其所写“票拟”被采纳的程度上。洪熙、宣德时期，三杨）杨士奇、杨荣、杨溥）以及万历前期张居正的“票拟

”，差不多都转化为“朱批”的蓝本，在这种情形下，内阁权力迅速增大就成为可能。

随着内阁权力的不断增大，内阁成为一个重要的部门，于是，从明朝中后期开始，内阁大学士开始由尚书担任，而这些尚书有的还担任太保、太傅、少保、少傅等，有很高的政治地位，官阶为正一品，于是六部尚书有事只好请示内阁大学士，这就使他们实际上成为内阁的下属，等于又恢复了中书省统率六部的旧制。之后内阁大学士又按地位高低顺序，分为首辅、次辅、群辅，首辅“偃然汉唐宰辅，特不居丞相名耳”。在这种状况下，内阁便有了宰相化的发展倾向，个别内阁辅臣的权力也像以前的丞相那么大了，于是相继出现了像夏言、严嵩、徐阶、高拱、张居正等没有丞相之名却有丞相之权的“权相”。正像谭天星在他的《明代内阁政治》中所说那样：“内阁虽无相名，实有相职；虽有相职，实无相权；既无相权，却有相责。”朱元璋永远废除丞相的规定事实上被完全破坏了。

明朝传国将近三百年，最初的皇帝还能亲自到内阁商议政事。但是之后的皇帝就不能常到内阁，而是由内阁条旨票拟送进去批。有几个皇帝甚至长期不问政事，如明神宗万历皇帝，他做了四十八年皇帝，有二十几年没有上过朝，有的朝臣从开始做官直到退休都没有机会见他一面。从宪宗到熹宗，前后167年，皇帝都没有召见过大臣，更不用说到内阁议事了。于是皇帝和内阁的联系，就开始透过太监沟通。皇帝有事交给太监，再由太监交给内阁；同样，内阁有事，也先报给太监，再由太监上呈皇帝，这就给了太监弄权的机会。有的皇帝甚至将批红的权力也交给了太监，明英宗以后，宪宗、武宗、穆宗、熹宗等皇帝都个性宠信宦官，经常将“批红”的大权都交给了宦官头子，于是内阁的职权受到宦官的钳制。出现了内阁与司礼监双轨辅政的局面。明中叶以后，王振、汪直、刘瑾、魏忠贤等著名的大宦官，在他们得势时都大力压抑和控制着内阁，使明朝历史上出现了最为严重的宦官专权的黑暗政治局面。在这种情形下，内阁学士要想有所作为，务必首先巴结太监。正因内阁学士根本见不到皇帝，不讨好太监，他们的意愿、设想便不能被皇帝得知。即使是著名的大政治家张居正也不能例外，身为内阁首辅，他也只能透过给太监行贿，在他们的帮忙下才最

终掌握实权，才有机会进行改革。

篇14：内阁离任庆典主持讲话稿

内阁离任庆典主持讲话稿

一、开场（欢迎进行曲）

男：金秋十月，天高气爽，五谷飘香，

女：金秋十月，龙山起舞，苏水欢畅！

男：先生们，女士们！

女：来宾们，朋友们！

男：今天是20XX年的十月五日，

女：在这个吉祥如意的日子里，我们迎来了杨溢，李海宁的出阁庆典，

男：在这个龙凤呈祥的日子里我们迎来了四海的亲朋，

女：在此，我谨代表新宾喜洋洋婚庆的总经理沈老三先生，对杨溢，李海宁的幸福结合表示最衷心的祝福！

男：在此，我也代表参加出阁庆典的全体来宾对杨溢，李海宁的美满姻缘表示最热烈的祝贺！

女：同时，我代表东道主杨国忠先生，对来自江苏泰兴的亲家，鲍义明先生一行的光临，表示衷心的感谢！

男：同时，我也代表东道主张桂馥女士对来自沈阳、抚顺、新宾、大连等地的同学、同事及亲朋好友的光临表示热烈的欢迎！

女：政国，毕业于南京大学，现任西安静雅阁娱乐文化股份有限公司副董事长兼总经理，

男：杨溢，毕业于西安外事学院，现任西安静雅阁娱乐文化股份有限公司财务总监，

女：杨溢，政国他们相识在六朝古都——美丽的西安，

男：杨溢，政国他们相亲，相爱在历史名城——八百里秦川，

女：两年的爱恋生活陶冶了他们的情*，

男：两年的爱恋生活升华了他们的爱情，

女：祝！杨溢，海宁这对南北婚姻，幸福美满，花好月圆！

男：祝！杨溢，海宁这对有情人，共同奏响那《激情燃烧的岁月》！

二、宣布（激情燃烧的岁月）

主持人宣布：今生爱无限，相约到永远！杨溢，李海宁出阁庆典先开始！（鞭炮齐鸣）

伟大的20XX年的十月五日，让我们永远祝福，永远难忘！伟大的20XX啊您迎来了世界瞩目的上海世博会，伟大的20XX啊你开启了杨溢、李海宁爱的征程，我们满怀豪情的祝福祖国，祝福世博会，祝福即将成为新娘的杨溢，祝福在座的每一位朋友，青春从不拒绝爱情，爱情升华了我们的生命，生命因爱情变得绚丽无比照耀着杨溢、李海宁的美好前程，照耀着他们将从这红地毯上走出他们人生当中最美丽的一段路程去实现一个千年的约定！

朋友们，伸出你那双热情洋溢的双手吧，请即将成为新娘的杨溢和即将成为新郎的李海宁步入这神圣的出阁殿堂！

三、入场（拉德斯基进行曲）

看！天地生辉，山河添彩，一对知心恋人相亲相爱，他们手挽着手，肩并着肩，迎着五彩花雨姗姗来到仪式台前，让我们全体来宾用热烈的掌声祝福他们幸福美好的未来！

四、介绍问答（月亮代表我的心）

朋友们，站在我旁边的这位就是即将成为新娘的杨溢，她毕业于西安外事学院，如今她功成名就，衣锦还乡。站在旁边的这位就是我们温氏家族的准姑爷李海宁，李海宁家乡是江苏泰州，他毕业于南京大学，现在西安静雅阁文化娱乐股份有限公司任副董事长兼总经理之职。掌声送给这位英俊潇洒的准姑爷。（提问一对新宾的印象？提问二对新宾知道多少？）

问答：下面让我们全体来宾看看温氏家族的准姑爷三个怎么样？第一个怎样是看看准姑爷长的怎么样？如果大家满意用掌声告诉我好吗。

第二看看准姑爷的智力怎么样？（出示牌子7215215377153881等）

第三个怎么样要看看对未来的新娘怎么样？也就是对杨溢的三从四德。（提问准姑爷答杨溢逛街时要——跟从，杨溢的命令要——服从，杨溢讲的.话要———听从。杨溢的生日要——记得，杨溢花钱要——舍得，杨溢发脾气时要——忍得，杨溢的剩饭要——吃得。）

准姑爷：表态性发言

小结：温氏家族的准姑爷是为成功的人士，他用勤劳智慧的双手擎起了属于自己的一片蓝天，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祝福他们把公司办的越来越好。

提问：杨溢今天你幸福吗？高兴吗？比你还高兴的是谁？（父母）让我们用掌声有请准新娘的父母杨国忠夫妇闪亮登场和大家见面！（拉德斯基进行曲）

五、东道主入场讲话

朋友们，站在我们面前的就是温氏家族幸福的一家人这位呢是杨国忠先生，这位是温夫人张桂馥女士。温氏家族在新宾可谓是忠厚家族，书香门第，诗书传家，夫妻双双都是人民教师，生就这么一个宝贝女儿如今已经找到了自己幸福的归宿，此时此刻你高兴吗？温先生？（高兴）是不是有好多话要说接下来有请今天的东道主杨国忠先生讲话。

东道主讲话：（略）

杨溢讲话：

来宾讲话：（略）

六、退场

朋友们，爱情是*上最美丽的花朵。生命中最奇迹的力量，也是生活中最动人的故事。让我们祝福杨溢与李海宁的爱情美满，花好月圆！让我们掌声欢送杨国忠夫妇退场。

杨溢拉住你心爱白马王子的手沿着这条红地毯朝前走，走出你们人生最绚烂的色彩，走出你们人生最美妙的音符，愿你们越走越远，越飞越高！（亲密恋人退席，飞得更高）

七、结束语

朋友们，我们的出阁庆典是短暂的可我们的祝福却是永远的，我们的出阁庆典只有一天可我们的友谊确实长久的，朋友们幸福的时刻总是这样短暂，我不得不宣布杨溢、李海宁出阁庆典到此礼成！朋友们再见！

篇15：制度

制度

制度zhì dù[释义]

①（名）基本义：要求大家共同遵守的.办事规程或行动准则。～健全。（作主语）

②（名）在一定历史条件下形成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体系。社会主义～优越。（作主语）

[构成]  并列式：制＋度

篇16：新加坡内阁资政李光耀先生在大会上演讲

墨尔本的华人企业家必须同澳洲其他城市的华人企业家竞争，才取得了第 5届世界华商大会的主办权。今天，在澳洲的每一个大城市里，都有一个朝气蓬勃的华人社群。这些华人社群不再集中在唐人街，他们已散布到郊区，并且在商场、专业领域、大学，同时也逐渐在州和联邦政治中，享有充分的代表。

不论他们身在何处，华人都保持着一些基本的价值观－如大家庭关系、良好的职业道德、高储蓄的习惯、要在教育上取得卓越表现、感到对家庭和朋友有义务等。不论他们定居何处，这些华人的特性始终持续和被保留。华族文化很坚固，不受政治制度所影响，这些是为什么中华文明能够延续至今的一个原因。

华人勤勉，对科学与数学具有天分，同时能够保持在世界各地的巨大联络网，这使他们能为 21 世纪的知识型经济作好充分的准备。太平洋两岸的华裔科学家、软件工程师和企业家在高科技领域里取得了越来越显赫的名声，正好说明了这种趋势。

虽然华人的价值体系中很多观念都适用于当前的经济情况，但有一些却再也不管用了。当一家企业的成长超越某个水平时，其运作就会变得更加复杂。如果这些企业家要与时并进，就必须愿意广招人才，让他们担任负重责的职务。不过，这种需要往往因创立有关企业的家族担心会失去控制权而受到阻挠。

在下一个世纪里，华资企业应该摆脱家族管理，转而由专业人员管理，这是很重要的。那些业务复杂而有需寻找国际人才的企业，尤其有这个必要。要在金融和高科技领域里发展世界级的企业，专业管理人员必须能自由决定如何对不断改变的环境作出反应。

在新加坡，最成功的企业中有许多是同政府有关联的公司，如新加坡航空公司、新科技、新加坡发展银行、胜宝旺和吉宝。人员的聘请和擢升完全以个人的才能为根据。这些公司正逐渐地招揽国际人才，因为新加坡必须扩大其人才的来源。最近几个月里，我们对金融业实行了一系列改革，目的在于把家族拥有权和家族管理权加以分开，这是为了使新加坡的主要银行，在我们开放银行业时，能为更加激烈的国际竞争作好准备。

要从家族管理过渡到专业管理并非易事。这与根深蒂固的文化本能相抵触。那些无法在这方面向前跨越的华资企业，将无法在环球市场上竞争。华人企业家面对的另一个重大挑战，是政治效忠的问题。中国以外的华人应把个人的政治和本身的文化分开，这是十分重要的。因此，每当我们每隔两年在这大会上聚首时，我们是以华人企业家，而不是以中国人的身份出席的。这可是易说难行，因为文化上的情感有时会影响到我们的政治反应。比如今年 5月中国在贝尔格莱德的大使馆被炸的事件。许多西方人士在不需要证据的`情况下就认为这是一次意外事故，因为美国政府或北约没有任何理由要轰炸中国大使馆。然而，许多华人，实际上许多东亚人却对轰炸事件是由于使用旧地图而造成的这样的解释，感到怀疑。在新加坡，华文报章所发表的论点和英文报章的大不相同。这些不同的情感牵引力，是生活中的一个现实，我们必须注意到它们的存在。

当指责中国盗取美国核子武器机密的考克斯报告书发表时，许多华裔美国人感到愤怒，他们立即察觉到这是出于种族偏见。本身属于少数西班牙裔的美国能源部长里查森得费一番唇舌来向在能源部核子实验室工作的亚裔美国人保证他们不会受到种族歧视。他必须作出这项保证，因为很多在洛斯阿拉莫斯（Los Alamos）主要核子武器研究实验室工作的科学家是华裔。然而，担任敏感职位的科学家如今必须先通过测谎器的测试，而这是从来没有过的。

移居海外的华人应该对他们所属的新家园在政治上完全效忠，这是非常重要的。在东南亚，这个历史进程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就经历许多曲折变化。今天，泰国大半的国会议员是华裔泰国人。在泰国和菲律宾，华裔和当地人在公共和私人部门，在社会各层面都不分彼此地打成一片。很多华裔和当地人也相互通婚。

在澳大拉西亚、北美洲和拉丁美洲，有越来越多的华人参与地

方和国家政治。随着这些华人社群在他们的新家园里进一步扎根，当华人企业家在环球经济中进行跨国界的合作时，便不会感到那么不自在。

我祝墨尔本的大会成功。

篇17：新加坡内阁资政李光耀先生在大会上的讲演全文

新加坡内阁资政李光耀先生在大会上的讲演全文

墨尔本的华人企业家必须同澳洲其他城市的华人企业家竞争，才取得了第 5届世界华商大会的主办权。今天，在澳洲的每一个大城市里，都有一个朝气蓬勃的华人社群。这些华人社群不再集中在唐人街，他们已散布到郊区，并且在商场、专业领域、大学，同时也逐渐在州和联邦政治中，享有充分的代表。

世界其他地方也出现了同样的趋势。华裔移民在加利福尼亚州硅谷所扮演的角色，就是一个很突出的例子。贝克莱加利福尼亚大学的一名教授在 6月24日的《华尔街日报》上就提到亚裔移民企业家如何正在协助改变硅谷，以及有几乎25%自1980年以来创建的高科技公司是由华裔和印度裔移民所管理。单单华裔移民就占了超过17%。这些数字恐怕不能很好地反映移民企业家的贡献，他们当中有许多在由美国出生企业家管理的公司工作。最近几年，有越来越多这类公司已由亚洲人管理。硅谷的亚裔移民不仅在技术上有所专长，他们的管理才能也得到认可。硅谷所发生的情况也逐渐在北美的其他地区出现。在世界各地，华人企业家在环球经济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世界华商大会之所以日益壮大，部分原因是因为这些年来，有大批华裔人才从台湾、香港和东南亚移民到澳洲、纽西兰、北美洲和欧洲等地。自 1979 年中国开放经济以来，大陆中国人外流的人数也不断增加。

不论他们身在何处，华人都保持着一些基本的价值观－如大家庭关系、良好的职业道德、高储蓄的习惯、要在教育上取得卓越表现、感到对家庭和朋友有义务等。不论他们定居何处，这些华人的特性始终持续和被保留。华族文化很坚固，不受政治制度所影响，这些是为什么中华文明能够延续至今的一个原因。

华人勤勉，对科学与数学具有天分，同时能够保持在世界各地的巨大联络网，这使他们能为 21 世纪的`知识型经济作好充分的准备。太平洋两岸的华裔科学家、软件工程师和企业家在高科技领域里取得了越来越显赫的名声，正好说明了这种趋势。

虽然华人的价值体系中很多观念都适用于当前的经济情况，但有一些却再也不管用了。当一家企业的成长超越某个水平时，其运作就会变得更加复杂。如果这些企业家要与时并进，就必须愿意广招人才，让他们担任负重责的职务。不过，这种需要往往因创立有关企业的家族担心会失去控制权而受到阻挠。

在下一个世纪里，华资企业应该摆脱家族管理，转而由专业人员管理，这是很重要的。那些业务复杂而有需寻找国际人才的企业，尤其有这个必要。要在金融和高科技领域里发展世界级的企业，专业管理人员必须能自由决定如何对不断改变的环境作出反应。

在新加坡，最成功的企业中有许多是同政府有关联的公司，如新加坡航空公司、新科技、新加坡发展银行、胜宝旺和吉宝。人员的聘请和擢升完全以个人的才能为根据。这些公司正逐渐地招揽国际人才，因为新加坡必须扩大其人才的来源。最近几个月里，我们对金融业实行了一系列改革，目的在于把家族拥有权和家族管理权加以分开，这是为了使新加坡的主要银行，在我们开放银行业时，能为更加激烈的国际竞争作好准备。

要从家族管理过渡到专业管理并非易事。这与根深蒂固的文化本能相抵触。那些无法在这方面向前跨越的华资企业，将无法在环球市场上竞争。华人企业家面对的另一个重大挑战，是政治效忠的问题。中国以外的华人应把个人的政治和本身的文化分开，这是十分重要的。因此，每当我们每隔两年在这大会上聚首时，我们是以华人企业家，而不是以中国人的身份出席的。这可是易说难行，因为文化上的情感有时会影响到我们的政治反应。比如今年 5月中国在贝尔格莱德的大使馆被炸的事件。许多西方人士在不需要证据的情况下就认为这是一次意外事故，因为美国政府或北约没有任何理由要轰炸中国大使馆。然而，许多华人，实际上许多东亚人却对轰炸事件是由于使用旧地图而造成的这样的解释，感到怀疑。在新加坡，华文报章所发表的论点和英文报章的大不相同。这些不同的情感牵引力，是生活中的一个现实，我们必须注意到它们的存在。

当指责中国盗取美国核子武器机密的考克斯报告书发表时，许多华裔美国人感到愤怒，他们立即察觉到这是出于种族偏见。本身属于少数西班牙裔的美国能源部长里查森得费一番唇舌来向在能源部核子实验室工作的亚裔美国人保证他们不会受到种族歧视。他必须作出这项保证，因为很多在洛斯阿拉莫斯（Los Alamos）主要核子武器研究实验室工作的科学家是华裔。然而，担任敏感职位的科学家如今必须先通过测谎器的测试，而这是从来没有过的。

移居海外的华人应该对他们所属的新家园在政治上完全效忠，这是非常重要的。在东南亚，这个历史进程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就经历许多曲折变化。今天，泰国大半的国会议员是华裔泰国人。在泰国和菲律宾，华裔和当地人在公共和私人部门，在社会各层面都不分彼此地打成一片。很多华裔和当地人也相互通婚。

在澳大拉西亚、北美洲和拉丁美洲，有越来越多的华人参与地

方和国家政治。随着这些华人社群在他们的新家园里进一步扎根，当华人企业家在环球经济中进行跨国界的合作时，便不会感到那么不自在。

我祝墨尔本的大会成功。

新加坡内阁资政李光耀先生在大会上的讲演全文一文由搜集整理，版权归作者所有,转载请注明出处!

篇18：制度自查报告

实行医德考评制度是加强职业道德和行业作风建设的有效措施，是纠正医药购销领域不正之风的重要手段，是加强医院医德建设，提高全院职工职业道德素质和医疗服务水平，建立规范有效的激励和约束机制，从而更有力地促进医院的行风建设。我院收到海陵区卫生局通知，要求积极开展医德考评自查自纠工作，医院领导非常重视，召开专题会议，成立医德考评工作自查自纠领导工作小组，对医院落实医德考评工作制度情况进行了自查自纠工作，现将自查自纠情况报告如下：

一、医德考评工作组织领导情况

建全组织是先导。我院在狠抓业务建设的同时，高度重视医德医风建设，根据卫生部《关于建立医务人员医德考评制度的指导意见》要求，成立了以院长为组长、副院长为副组长、各科室负责人为成员的医德考评领导小组，由院长亲自抓医德医风建设，形成从上到下齐抓共管的良好局面。领导小组定期召开专门的医德医风建设工作会议，研究存在的问题，采取切实可行的措施，层层落实责任状，实行一票否决制，做到了层层有人抓，事事有人管。同时为规范医务人员职业道德行为，不断提高医疗卫生服务质量水平，促进医患关系和谐发展，我院制定下发了《医院医德考评制度实施办法》、《医院医德考评细则》，明确医德考评工作由院医德医风考核领导小组具体组织实施，在医院工作人员结合自己实际情况进行自我评价的基础上由科室负责人组织实施。

科室考评工作，院医德医风考核领导小组根据个人自我评价、科室科室考评情况最终确定考评等级，并将考评结果记入个人医德档案，进一步完善了医德考评制度工作运行机制。同时将医德医风建设责任目标制度化，层层分解目标任务，最终落实到每一位工作人员。为全面落实医德考评工作制度，我院成立了督查领导小组并制定了督查工作制度，每季度进行督查一次，并根据督查情况进一步落实整改措施，促进医德医风工作更持久地深入开展。

二、制度建设情况

完善制度是基础。用制度管理医院，用制度规范行为，是强化医德医风建设的根本保证。为此，我院成立了医德考评领导小组，制定了医德考评制度、医德考评实施方案及考核细则，完善医德考评工作程序，进一步细化、量化考核内容和考核标准，定期对服务质量、服务态度、行业纪律执行情况进行检查督促，采取切实可行的措施进行整改。同时制定了考勤、考德制度，实行奖罚制度，根据检查情况每季度兑现奖罚一次，开展有针对性和实效性的考核工作，增强工作人员服务意识，提高医疗卫生服务水平。为进一步加强医德医风建设工作，落实医德考评工作制度，我院建立了监督制度，设立院内、外行风监督员，采取走出去，请进来的方式，听取意见；设立了举报箱、举报电话，根据群众举报的情况进行核实，对违纪的人和事，视情节严重程度进行严肃处理，以一儆百，同时对相关责任人和责任科室给予经济上的处罚，年度考评不得评为优先先进；开展了满意度调查和出院病人回访工作，及时掌握病人对医院服务态度、服务质量以及医德医风开展情况的综合评价，对有价值的建议及时采纳，进一步促进医院医德医风建设，全力提高医疗服务质量。

三、医德考评与日常监管工作相结合情况

我院为强化监督约束机制，建立有效的激励机制，进一步加强医德医风管理，把医德医风建设纳入了医院管理范畴，贯穿于医院整体建设之中，将医德考评与日常监管工作相结合，提高医院整体素质，促进医院健康和谐发展。为实事求是、客观公正地实行医德考评工作，我院按照医德考评工作制度、实施方案以及实施细则的要求，定期检查，对工作人员退红包、礼品次数及金额、患者赠送锦旗、感谢信的数目、患者投诉等情况以及参加医院医德医风教育情况、执纪执法情况包括违规违纪情况和处理情况的记录、服务对象的评价包括服务对象投诉和处理情况的记录，及时、准确、如实记入医德考评档案，作为日常考核的重要依据，在考核中占重要比重。

四、医德考评实施情况

为落实医德考评工作制度，我院成立了以院长为组长、副院长为副组长、各科室负责人为成员的医德考评领导小组。考核工作实行院科考核责任制，坚持实事求是、客观公正的原则，实行定性考评与量化考核相结合，对照标准，分步评价考核，对在考评工作过程中不能进行公正考评的负责人由医院考评领导小组取消其资格。考评具体程序是首先由工作人员个人填写学习教育情况和自我评价，再由科室负责人组织进行科室考评，最后由医院医德考评领导小组给予最终年度考评。为达到实事求是、客观公正地进行医德考评工作，我院对每一位工作人员都建立了医德医风档案，实行动态、量化管理。档案内容包括问卷调查中患者反映情况、严重违纪违规记录、拒收和上缴红包回扣情况、奖惩记录、考评记录等。医德医风档案由专人负责管理，作为医院奖优罚劣、评先评优、晋升职称和聘任时的重要依据。在建立档案的过程中，始终把握住两个原则：即全面及时原则，医院所有工作人员一个不漏，凡能够反映本人医德状况的材料均及时存入档案；真实谨慎原则，在问卷调查、电话回访、查阅病人意见本、接受信访投诉过程中对有投诉有举报的情况及时进行调查核实，以免发生错误。医德医风档案的建立，为管理层评价每一位工作人员提供了客观、详细、可靠的信息，同时对工作人员起到了警示、激励和约束的作用。

五、医德考评结果运用情况

为建立对工作人员有效的激励和约束机制，我院建立了医德考评制度、实施方案、实施细则，加强医德考评工作制度的落实，把医德考核结果与工作人员的晋职晋级、岗位聘用、评优评先、绩效工资等直接挂钩。考评结果分为优秀、良好、一般、较差四个等次，被确定为优秀等次的人员不超过考评总人数的15%，同严把等次界限认定，凡有不遵守纪律、违反规章制度、不认真履行职责、利用工作之便谋取私利、医疗服务态度恶劣、发生医疗事故、严重医疗差错及造成恶劣影响或严重后果等情形之一的，医德考评结果被认定为较差。年终考评被认定为较差的，不计算考核年限，当年不得申报晋升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和晋升薪级工资，专业技术职务任职年限延迟两年。对连续两年被评为“较差”的人员，按规定采取缓聘、降聘或解聘的处理。对违反医德医风规定的科室除给予经济处罚外，在年终评优评先中实行一票否决。

六、结合医德考评工作，加强医德医风建设和行业作风建设情况

医德医风建设是医院文化建设和行业作风建设的重要内容，加强医德医风建设，树立行业新形象，能够更好地促进医院健康和谐发展。为此，我院建立健全医德医风建设和行业作风建设领导组织，完善各项规章制度，加强工作人员医德医风教育，强化监督约束机制，建立有效的激励机制，实行医德考评工作，建立完善工作人员医德医风挡案，不断加强了医德医风建设工作，使工作人员牢固树立“以病人为中心，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以“质量第一、服务第一”为目标，加强职业道德、职业纪律、职业责任教育，通过加强医患沟通、改善服务态度、提高服务质量、控制医药费用、减轻群众负担，狠刹医务人员收受回扣、“红包”、开单提成等不正之风，做到了标本兼治，综合治理，建立了教育、制度、监督、惩治并重的纠风工作长效机制，不断加强了行业作风建设，树立了行业新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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