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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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中外旅行社制度环境比较研究

DU Jing;DAI Bin

DU Jiang.China Tourism University,Beijing 100024,China;DAIBin:Department of Trade Economics,Anhui Univ. of Finance andTrade,Bengbu 233041,China

【 作 者 】杜江/戴斌

【作者简介】杜江：中国旅游学院，北京 100024；

戴斌：安徽财贸学院贸易经济系，安徽 蚌埠 233041

杜江（1964—），男，山东诸城人，中国旅游学院教授、院长，从事旅游企业管理教学与研究工作；

戴斌（1967—），男，安徽固镇人，安徽财贸学院副教授，从事旅游企业管理教学与研究工作。

【内容提要】旅行社运行的制度环境是一个国家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特征所决定的政府行为在旅行社领域中的现实反映，是制约旅行社生长与发展的重要因素。本文从政府对旅行社业的宏观干预与微观规制、监管体系与运作机制等方面对中外旅行社发展的制度环境进行了系统的比较研究，并在此基础上对市场开放条件下中国旅行社制度环境的建设提出了对策与建议。

【英文摘要】The regulatory environments of the travel agency industryin a country,which is a reflection of the country's social,political,economic and cultural characteristics, bears muchinfluence on the growth and development of the travelagencies in the country.By analyzing the systems of macro-control and micro- regulation as well as the supervisorysystems and operational mechanisms at the governmental levelin both China and foreign countries,this thesis has tried tocompare systematically the regulatory environments in whichtravel agencies survive and develop.Some countermeasures andsuggestions are then proposed on how to restructure China'sregulatory environment under an open-market situation.

篇2：中外旅行社制度环境比较研究

travel agency / industry / regulatory environment / acomparative study

【 正 文 】

［中图分类号］F59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5006（2000）01—0022—07

旅行社运行的制度环境是指制约旅行社生长与发展的外部非市场环境。如果说市场环境是旅游市场机制内生的话，那么制度环境则是一个国家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特征所决定的政府行为在旅行社业领域中的现实反映。各个国家的市场环境在旅游业发展的不同历史阶段体现出较大的共性，而制度环境由于易受社会与政府行为的干预而呈现出较大的差异。本文旨在通过对中外旅行社制度环境的比较研究，为中国旅行社制度环境的建设提供有益的借鉴和建议。

一、政府对旅行社业的宏观干预

政府对于旅行社业的宏观干预主要体现在相关的法律与法规体系方面。一般说来，一国内与旅行社经营管理有直接关系的法律法规体系如下页图1所示。图1所示，箭头方向越往上，法律、法规对旅行社的强制程度越大，反之则越小。上一层的法律法规对下一层的法律法规有制约作用，多数时候，下一层次的法律法规是根据上一层次的法律法规制订的。比如日本管理旅行社的主要法律依据分为法令、政令和省令。法令需经国会批准，是管理旅行社的基本法律依据。政令需经内阁政府批准，多根据国会通过的法令制定实施细则。省令为运输大臣颁布的具体规定。日本与旅行社管理有关的法律主要是《旅行业法》（注：日本人称旅行社为旅行业。（下同）——作者），该法的立法宗旨是使旅行社依法经营，维护旅游者的利益。为了和《旅行业法》相配套，日本还相继颁布了旅行业法施行令、旅行业法施行规则、一般旅行业标准

旅行合同条款和代理店旅行合同条款。一般旅行业合同条款规定了合同的签订、变更、解除以及违约的责任、处理原则等；代理店旅行合同条款则对经营旅行代理业务的合同签订、变更、解除及违约责任等作了详细的规定；翻译导游法明确规定了翻译导游必须接受国家的考试和应具备的条件；商法则明确规定了旅行业的交易规则、反对垄断，要实行公平竞争，并由国家的公正交易委员会负责监督旅游市场的交易行为。

图1 旅行社业管理的国内法律法规体系

附图{图}

各国经营国际旅游的旅行社的行为还可能会受到一些相关的国际公约的制约与调整，如1974年4月23 日订于布鲁塞尔的《关于旅行契约的国际公约》、国际饭店协会与国际旅行社协会联合会《关于饭店与旅行社合同的协议》（1979年协议）、关于统一国际航空运输的“华沙公约”、“芝加哥条约”、1974年签订的《国际海上人命安全公约》（伦敦公约）等。只要某一旅行社所在国家或地区的政府成为某一项国际条约的签字国，那么这一国家或地区的所有旅行社都有义务在经营国际旅游产品时遵守该条约所规定的条款。

图2 旅行社业运行的国际制度环境

附图{图}

另外，一些旅游业和旅行社经营管理过程中的国际惯例有时也会构成旅行社制度环境的组成部分。由于旅游业、特别是国际旅游业是一个高度开放的领域，其经营成功与否在一定程度上还取决于交易主体之间的沟通程度，而行业内的国际惯例可以指导促进沟通、降低交易费用。虽然不遵守这些国际惯例不会受到法律的惩罚，但仍然可能会不利于该旅行社今后的交易——除非其交易是一次性的。正是在这一意义上，我们把国际惯例也视为旅行社、特别是国际旅行社的制度环境因素之一。鉴于此，旅行社运行的国际性制度环境可表示为图2。

与图1所示的市场经济社会完善的法律与法规体系相比， 中国旅行社业管理的“旅游法”和专门的“旅行社法”、“导游法”等正式法律文件还处于缺位状态，有关的民法、商法由于实施机制方面的原因也还存在不配套、针对性弱、执行力度小等方面的问题。目前的管理体系主要是国务院条例（政令）、旅游局令、行业标准、以及一些相关的行政法规为主。

（1）民法与商法。 与旅行社业有关的主要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合资企业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反不正当竞争法》等。但是由于旅游业的特殊性和我国法律执行过程的一些问题，这些法律对旅行社的经营管理过程、旅行社与相关企业之间的关系、以及对旅游者的权益保护等方面还存在着许多不配套或力不能及之处，导致大量旅游者对旅行社的投诉和旅行社与相关企业之间的纠纷处理缺乏有针对性的法律条款。

（2 ）政令与条例。在《旅游法》和《旅行社法》缺位的情况下，中国对旅行社业实行行业管理的国家一级的法律法规依据来自于国务院的政令。10月25日，李鹏总理签发第 205号国务院令《旅行社管理条例》。该条例对旅行社的设立、经营、监督检查、罚则做了具体规定。5月14日，朱róng＠①基总理签发第263号国务院令《导游人员管理条例》，对导游人员的管理做了具体规定。

（3）旅游局长令与相关行政法规。 以国家旅游局局长令形式发布的行政法规也是中国旅行社行业管理的法律依据之一，这方面的局长令主要有：1995年1月1日，国家旅游局发布第1、第2号局长令《旅行社质量保证金暂行规定》、《旅行社质量保证金暂行规定实施细则》；1911月28日，第5号局长令《旅行社管理条例实施细则》， 主要是对第205号国务院令的操作性规定；3月26日，第7 号局长令《旅行社质量保证金赔偿暂行办法》；195月8日，第8 号局长令《旅行社经理资格认证管理规定》。

此外，国家旅游局还以文件形式发布了一些行政法规，如1994年发布的《关于改革和完善全国导游人员资格考试工作的意见》等，也构成了旅行社制度环境的重要组成部分。

（4）行业标准。根据国家技术监督局技监局标函（1993）529号“关于对旅游行业标准归口管理范围的批复”，综合类、旅游设施类、旅游服务类三大类行业旅游行业标准归口由国家旅游局管理，到，中国已经发布了五项旅游业国家标准和四项旅游行业标准，其中与旅行社业管理直接有关的行业标准主要有：GB／T 15731—1995 《导游服务质量》、GB／T 16766—1997《旅游服务基本术语》、LB／T 004—1997《旅行社国内旅游服务质量》。

（5）其它。 与旅行社服务与交易有关的一些合同范本实际起到国内行业惯例的作用，构成中国旅行社业制度环境的组成要素。另外，各地方立法机关、政府、行业主管部门所发布的政令、条例、规定、文件等构成区域性或地方性的旅行社业制度环境的组成部分。

二、政府对旅行社业的微观规制

这里所

说的政府规制也称“狭义的公的规制”，是指“社会公共机构依照一定的规则对企业的活动进行限制的行为”。（注：［日］植草益著，《微观规制经济学》，第2页，北京：中国发展出版社，1992 年。）本文所说的规制主要指由各级旅游行政管理部门对旅行社的“加入和退出、价格、服务的数量和质量、投资、财务会计等方面的规制”。（注：［日］植草益著，《微观规制经济学》，第28页，北京：中国发展出版社，1992年。）目前世界各国旅游行政主管部门对旅行社业都存在着不同程度的规制，特别是对旅行社的进入、服务数量与质量等方面进行限制。大体来说，市场经济体制越完善、宏观管理的法律法规体系越健全、旅游业越发达，旅行社业所受到的“狭义的公的规制”程度就越小，反之越大。由于篇幅所限，本文选择经济体制、法律法规、旅游业发达程度等方面接近西方国家，而地理位置、文化背景等方面接近中国的日本作为典型，并就中日两国旅行社业的微观规制情况进行比较分析。

1.日本旅行社业的微观规制体系

（1）进入规制。在日本，投资主体要想进入旅行社业， 必须首先得到中央政府旅游行政管理机构——运输省运输政策局观光部的许可。也就是说，日本对旅行社的进入实行“双重注册”的管理制度。所谓双重注册是指企业发起人在到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申请营业执照前，必须得到旅游行政管理部门的注册许可。申请注册需要提供企业的历史情况、财产基础、营业保证金、拟经营的范围、法人及主要管理人员名单和资历证明等材料，经观光部认可合格后方可注册。此外，日本还对旅行社实施了定期注册的制度。所谓定期注册是指对旅行社的注册有效期作出规定。在日本旅行社的注册有效期为3年， 旅行社到期如不重新申报或不符合注册条件即取消注册。

（2）经营范围规制。 经营范围规制的实质即对旅行社实行分类管理。根据日本的《旅行业法》规定，旅行社分为三类，即一般旅行业、国内旅行业和旅行业代理店。一般旅行业的经营范围为：招徕外国人来日本旅行观光，组织日本国民去海外旅行观光，组织国民及外国人去日本国内旅行观光。国内旅行业的经营范围为：组织日本国民和外国人在日本国内旅行观光。旅行业代理店又分为一般旅行业代理店和国内旅行业代理店，代理店主要是代理住宿、交通、游览及相关旅行业委托的其它接待业务，并从中收取代理费。一般旅行业及其代理店均须向日本运输大臣登记，国内旅行业及其代理店向所在地的都、道、府、县进行登记。

（3）服务质量规制。为保护旅游者的利益，制约旅行业的行为，日本的《旅行业法》规定，旅行业申请登记时必须交纳营业保证金，保证金数额视营业范围而定。

（4）价格规制。由于日本旅游市场外部环境比较完善， 所以在旅游产品价格方面的微观规制较少，主要通过市场机制自发调节。日本是市场经济十分发达的国家，各旅游企业在确保旅游者利益的前提下，可以根据其经营成本和市场需求情况，自行确定和调整旅游产品价格，政府并不规定价格标准，企业规定后也不需报请政府批准。当一家旅行业提出的价格对另一家旅行业产生影响时，另一家旅行业随即会研究出新的价格对策，因而根据实际情况价格变动已经成为旅行业之间相互竞争的重要手段。这种价格的频繁变动，并没有使旅游价格大起大落，价格平均水平也基本保持稳定。

2.中国旅行社业微观规制体系

与日本相类似，我国旅游行政管理部门对旅行社业也实行了一种较为严格的管理制度，其主要的规制措施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进入规制。《旅行社管理条例》规定， “申请设立国际旅行社的，应当向所在省、自治区、直辖市管理旅游工作的部门提出申请；经审查同意后，报国务院旅游行政主管部门审核批准。申请设立国内旅行社的，应当向所在省、自治区、直辖市管理旅游工作的部门或者其授权的管理旅游工作的部门提出申请，并由该管理旅游工作的部门审核批准。”“申请人持《旅行社业务经营许可证》向工商行政管理机关申请领取营业执照后，方可从事旅游业务”。

（2）投资规制。 《旅行社管理条例》第七条规定：国际旅行社注册资本不少于150万元人民币，国内旅行社注册资本不少于30 万元人民币。年接待旅游者10万人次以上的旅行社可以设立不具有法人资格的分社，国际旅行社每设立一个分社增加注册资本75万元人民币，国内旅行社每设立一个分社增加注册资本15万元人民币。

（3）服务质量规制。 中国的服务质量规制主要是通过旅行社质量保证金和各级旅游质检所两大措施加以实现的。《旅行社质量保证金暂行规定》要求各类旅行社必须向旅游行政管理部门缴纳质量保证金，其具体金额为国际旅行社60万元，获准经营出境旅游业务者增加100 万元，国内旅行社30万元。各级旅游质监所负责受理旅游投诉，处理旅游纠纷，管理质量保证金。

（4）价格规制。 伴随中国经济体制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中国政府对于旅行社业

的价格规制经历了一个逐步放松的过程，由过去统一规定全国旅行社价格水平、季节差价、地区差价、最低结算标准和外汇保值措施等严格管制的方法，逐步过渡到现在价格水平主要由市场决定的管理方式。除此以外，中国旅行社业还采用了从业人员资格规制等其它微观规制形式，我们在后面的论述中还将进一步进行分析。

三、旅行社业的监管体系与运作机制

旅行社总是在一定的宏观干预和微观规制体系内运行的。上述内容是对旅行社运行的制度环境的静态描述，下面我们将研究重心转向制度运作过程及其对旅行社业影响的比较分析。

1.旅行社进入管理

（1）中国旅行社业的进入管理。 中国旅行社业的进入机制是受到政府严格管理、带有浓厚的计划经济色彩的机制。这一特征从旅行社设立的基本程序与环节方面可以看得出来（注：详见国家旅游局旅行社饭店管理司编《中国旅行社行业发展报告》（内部资料）。）。

在以入境旅游为主的中国旅游业发展初期，旅行社作为一个投资回报率较高、行业进入自然壁垒较低的领域，进入主体多为一些具有政府权力背景的机构和组织。而对这些带有权力背景的投资主体，主管机构人为设定的非市场壁垒具有很大弹性，加上民间投资主体的缺位，从而导致在发展初期中央一类旅行社的飞速发展。随着中国市场经济进程的加速，中国对于旅行社业的进入管理更趋市场化，但计划经济的色彩依然存在。

（2）中国外资旅行社的进入管理。1993年10月21 日国家旅游局发布了《关于国家旅游度假区内开办中外合资经营的第一类旅行社的审批管理暂行办法》，这标志着中国旅行社业对外开放的初步启动。1912月 2日，为了进一步扩大旅游业的对外开放，促进旅游业的大发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和《旅行社管理条例》，国家旅游局、外经贸部正式发布了《中外合资旅行社试点暂行办法》，标志着中国旅行社业的全面对外开放。“新办法”不再限定合资试点的地域范围，在经营范围上，合资旅行社的业务范围明确为入境旅游和国内旅游。但是这种开放仍然是以设定相应的进入壁垒为前提的。这些进入壁垒主要包括：经营范围壁垒（明令禁止合资旅行社不能经营出境旅游等三类旅游项目）；人员资格壁垒（只能在中国境内聘请导游员）；企业资产规模壁垒（注册资金500万元人民币、质量保证金60 万元人民币）；经营与技术规模壁垒（合资的中方旅行社申请前3 年平均每年外联人数要超过3万人天， 外方旅行社要加入国际或本国的电脑预定网络，或已经形成自己的电脑预定网络）。

（3）其它国家旅行社的进入管理。 国外对旅行社的进入管理制度也不尽相同。总的来说，西方发达国家多实行自由进入政策，即政府更加强调旅行社企业共性的一面，投资者对旅行社业的进入纯粹是企业行为，只接受工商管理部门的注册登记管理，旅游主管部门不干预或较少干涉。与此相对应，多数发展中国家对旅行社的进入实行严格的制度，一般实行双重注册制度，并在资金规模、人员资格、经营范围等方面做出具体的规定。

2.人员资格管理

（1）导游人员资格管理。 对导游人员管理通常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导游资格的取得；二是导游人员的执业规范。由于国情和旅游发展程度方面的差异，目前各国在导游人员资格管理方面存在比较大的差异。

①关于导游资格的取得。目前，世界上关于导游资格的取得有两种情况；一种是多发生在包括我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的较严格的导游资格认证体系；另一种是多发生在发达国家的较宽松的导游资格管理制度。在严格的导游资格管理制度方面，同样是实行严格的导游认证管理，不同国家也有一定的区别；以新加坡、日本和以色列为代表的一些国家和地区，导游资格的取得必须经过严格的考试；以埃及为代表的一些国家和地区，尽管也实行导游资格管理制度，但是导游资格的取得却不需要经过严格的考试。实行严格的导游资格管理的这些国家都规定，未取得资格者不得从事导游活动，否则将给予严肃处理。实行宽松导游资格管理制度的国家和地区以澳大利亚、美国和德国为代表。这种宽松的导游资格管理制度又分为两种情况，一种是一些国家如澳大利亚不设资格考试制度，导游资格只证明其专业水平；另一种以德国为代表，从事导游工作不需要资格证明。

②关于导游人员的执业规范。关于导游人员的执业规范，目前世界上也分为两种情况。一种以新加坡、日本和以色列、埃及为典型代表，以各种法规条款做出明确执业规范，通过相应机构严格的过程监督及游客的意见作为评价依据。另一种以澳大利亚、英国、德国为典型代表，以雇主和游客监督为主，没有明确法规规范执业行为。

我国的《导游人员管理条例》对导游人员的执业规范进行了明确规定，各级旅游局相应地担负着对导游服务质量进行监督和检查的任务。在导游人员的执业规范方面，以政府行政主管机构为监督检查主体。现在，也有不少旅行社开始注重游客对导游的评价和意见，

游客投诉的处理也趋于更加规范、有效。

（2）经营管理人员的资格管理。在市场经济社会里， 企业的经营管理人员是否合格以及能够胜任哪一层级的管理职务，是由企业家市场或职业经理市场加以确定的。所以在多数发达国家，除了对旅行社经理的国籍、守法有相应的要求外，很少会对其学历、资历等加以限制，也不会出现由政府旅游行政主管部门取消某人经理资格的事情，一旦某一位经营或技术人才不能胜任其目前的工作，自有业主或股东加以处理，并以其在企业家市场或经理市场上的价格（年薪、津贴等形式表现出来）的变动加以反映。如果由于业主不善经营导致企业亏损和资不抵债，那么他也会通过旅行社的合法破产、兼并等形式退出市场。

我国对旅行社经营管理人员任职资格有较为严格的要求。国务院颁布实施的《旅行社管理条例》第六条第三款规定，设立旅行社要“有经培训并持有旅游行政管理部门颁发的相应的资格证书的经营人员”；在《旅行社管理条例实施细则》中又对经营人员的持证人数做了具体规定。

3.经营过程与退出管理

国外对旅行社的经营与退出管理主要有三种情况：自由、管制与混合。从总体上看，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主要是由市场决定企业的发展与退出，如果旅行社在经营过程中出现违规或损害旅游合法权益的现象，则通过相应的法律法规体系如“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公平交易法”、“反垄断法”等法律文件加以调节。发展中国家和一些东方国家如新加坡、泰国、日本、台湾等国家和地区则更加强调政府对旅行社经营过程和退出机制的管理。

我国旅游行政主管部门——国家及地方旅游局对旅行社的经营过程和退出机制则表现出过多的干预倾向，政府直接干预旅行社的经营过程，政府对旅行社企业的竞争与退出有较大的影响。具体的干预措施主要有：年检制、特许制、配额制和专项管理制。

4.旅游者权益保护

对待旅游者的权益保护，目前国际上一般采用以下几种方式处理：

（1）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案及相关的经济合同法律规定。 有关提供服务的质量，预先的信息是很难确保的。无疑，有些服务存在着提供合同前资料的义务，如向旅游者提供目的地的接待资料。然而，符合旅游者要求的服务保证往往只能建立在服务提供者本身的能力和信誉上。在这方面，有些国家的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案会迫使旅游经营商向旅游者提供规范化的服务信息。如为了防止旅行者或旅游申请者有可能被没有许可证的旅行推销员所愚弄，法国在1975年7月11 日通过法律（以及1977年 3月28日法令）规定许可证的合法持有者在他们的通信、招牌（即挂在营业处入口的牌子）和广告中指出他们的许可证注册号码（注：［法］热拉尔·卡著，《消费者权益保护》，第77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年5月。）。

（2）旅行社保证金制度与政府行政管理部门的质量监督。 包括日本、新加坡和我国台湾在内的许多国家和地区针对旅行社业设立了保证金制度，美国和许多欧洲国家也通过行业协会设有类似的制度，作为对旅行社质量监督的一种重要措施。

在行政管理方面，美国的某些州政府明确规定，旅行代理商必须通过州有关政府机构的考核，而且法律规定顾主对雇员职位范围内的行为负责。旅行社要对雇员的工作进行指导，了解雇员为顾客提供服务的'情况。另外，美国的法律还规定，旅行社负有特殊的核查批发商诚实与可靠的责任。

中国主要由政府部门对旅行社产品的质量和旅游者的权益保护做出监控。第一，旅行社的申办需经相应级别的旅游行政管理部门批准并交纳一定数额质量保证金后，才可以注册登记，领取营业执照。第二，各级旅游行政管理部门设立专门的质量监督部门——旅游质监所，负责“规范旅游企业的经营行为，规范旅游市场秩序，对其进行检查、监督以及对违规旅游企业进行处罚。”（注：宋志伟、付蓉，《加强旅游质量监管 提升行业服务水平》，《旅游学刊》，1998年第 2期。）第三，制定《导游人员管理条例》、《导游等级评定标准》及《旅游业对客人服务的基本标准》等多项法规，力图通过政府行为这只“看得见的手”来加强对旅行社服务质量的监督和旅游者合法权益的保护。但是这些规定的执行只是通过不定期的抽查和监督来实现的。

（3）社会公众部门的监督。社会公众包括新闻媒体、专业研究机构、消费者保护组织等也在通过各自的努力对旅游者的合法权益予以维护。由于这种维权行为的主体是多元化的，也是对全体社会成员均有益处的，所以旅行社很难通过一些或明或暗的“反向收买”和利用自己的垄断地位来隐藏对自己不利的信息，以达到损害消费者权益和增加自己垄断利益的目的。需要特别提及的是，发达国家专业旅游杂志的信息披露与消费教育往往在旅游者权益保护方面扮演重要的角色。正是通过这些专业性的媒体，旅游者对旅行社的服务流程与服务质量的评价标准有了全面的了解，从而提高了旅游者的成熟程度。

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旅游

者权益保护主体基本是政府行政管理部门如旅游质量监督管理所在起主要作用，而社会公众的监督则处于相当短缺或者监督不力的局面。一些旅行社还利用新闻媒体市场化进程中的混乱局面，想方设法损害旅游者的合法权益。但是从未来的发展趋势看，加强社会公众的监督力度，促进旅游者权益保护主体的专业化、多元化、社会化将是中国旅游市场发育的一个重要特征。

（4）旅行社的内部管理。 对旅游者合法权益的保护也是旅行社提高服务质量、树立服务品牌、扩大市场占有率的内在要求。从这个意义上说，旅行社也是旅游者权益保护的主体之一。从发达国家旅行社的做法来看，旅游社对旅游者权益保护的主要作法有：为旅游者提供安全保险，这也可分散旅行社的经营风险；致力于接待服务流程和管理流程的标准化与规范化建设，从内部管理入手提高服务质量，使旅游者切实感到物有所值，减少投诉机率；加强员工培训与职业道德教育；树立公关意识，对于那些已经对旅游者造成损害的行为及时处理，争取把旅游者的损失减少到最低限度，同时也为企业树立良好的市场形象。

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旅行社对旅游者、特别是国内旅游权益的保护方面还存在不小的差距。这里有旅游法律体系不健全的问题，有旅游者消费成熟度不够的问题，更有旅行社自身经营观念方面的问题。

至此，我们可以用图3 来简要地总结一下各国旅行社业制度环境差异程度的内在原因；制度环境的变迁力量主要是由经济发展水平、旅游市场态势、市场化程度、法治化程度等因素构成的。一般而言，在市场化程度、法治化程度较低，旅游市场处于买方态势的发展中国家，倾向于对旅行社业、特别是经营国际旅游业务的旅行社的进入、运作与退出机制实行严格的管理，管理的主要方法是通过政府行业主管部门的各种微观规制手段和相应的政令、条例、审批、检查程序等进行管理。而在市场化程度、法治化程度较高，旅游市场处于卖方态势的发达国家则倾向于对旅行社业、特别是经营国内旅游业务的旅行社的进入、运作与退出机制实行较为宽松的管理，主要的管理手段是专门的旅行社法或一般的经济法律和政府的宏观调控政策，辅之以旅行社行业协会和包括媒体、专业团体、消费者权益保护组织在内的社会公众监督来进行管理。尽管不同国家旅行社的制度环境现状还存在较大的差异，但放松规制，加速旅行社企业化、市场化进程，培育多元化管理主体和多样管理工具是将来世界旅行社管理制度环境的变迁方向。

图3 旅行社制度环境及其管理重点示意图

附图{图}

经济发展水平与市场态势

四、中国旅行社制度环境建设的若干对策与建议

1.放松政府微观规制 过渡性的行业管理政策目标是变“限制性规制”为“激励性规制”。（注：激励规制理论主要有三大流派：一是在社会主义经济中将激励直接引入制定计划经济里，以兰格为代表；二是阿罗做了先驱性研究的综合社会选择理论；三是在市场的失灵范围里，为取得与市场均衡同样的市场成果而必须采取一些激励性规制。本文在使用这一概念时，主要是指经济性规制中的激励性规制。更为详细的内容请参阅植草益的《微观规制经济学》。）为此，首先要放开旅行社业进入规制。具体来说，就是以放松国内市场的非国有资本进入规制和国际市场的配额管理规制为先导。前者主要是指私人资本和国外资本，即允许私人旅行社和合资旅行社的存在；后者在实行的过程中，可以选取一定数量的国家——如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等——作为出境旅游业务取消规制的试点。一个不须再加以证明的命题是：只有市场发育成熟了，才能开展有效的市场竞争。只有各旅行社市场主体地位真正平等了，才能从根本上消除不平等竞争的基础。

2.加快旅游立法，加强法制性规制 旅游法制建设的目标是以法制性规制取代经济性规制。在《旅游法》还没有制订发布以前，加强旅游联合执法是一条治理旅行社业不正当竞争的可选之路。比如变更旅游质监所的行业管理权限，即不仅仅受理旅游者对旅行社的投诉，也受理旅行社对旅行社之间不正当竞争的投诉。考虑到工商管理部门公平交易处的存在，可与之联合建立联合听证会制度，对旅行社业不正当竞争进行法制化管理。

3.积极培育旅游市场 在规制逐步放松以至取消后，政府旅游行政管理部门应把更多的精力放在积极培育旅游市场，特别是国内旅游市场上来。只有市场主体多了，才能有竞争的基础；只有旅游市场扩大了，正当竞争才能使旅行社的长期利益最大化，而不正当竞争必将使每一个旅行社的长期利益受到损失。

4.加强旅游行业协会的功能 从国际旅行社管理的发展经验来看，一个自下而上、体系完善、运作规范的旅行社行业组织是旅行社行业管理制度的重要载体。行业组织是旅行社行业成长和市场发展的自然结果，其实质是介于政府主管部门和企业之间的市场中介组织。虽然从理论上说，行业管理是业内企业自然选择的结果，但是考虑到中国旅行社业制度变迁进程中的“路途依赖”，政府还是应

该在行业管理组织形成与发育过程中起一定作用的。其中首要的问题是使目前的各级协会具有实质性的运作内容。可以选择的制度安排有：第一，在《旅行社管理条例》中硬性规定各类旅行社必须加入相应的行业协会。第二，参照日本模式，把质量保证金管理主体从政府转向协会，以其部分利息代替各企业的入会和协会运作费用。鉴于目前保证金制度的实施机制中，对旅行社的约束多，激励少的现状，政府可以赋予协会根据企业的运营情况和资信状况相应降低有关企业的保证金交纳额度的权力。第三，协会对外要加入世界性的旅行社联合组织，对内使各级协会相互联系，形成网络，并对其会员旅行社提供信息、培训、协作、代表企业向政府反映其利益等项服务，以增加对成员旅行社的吸引力。

5.加强教育工作 这里的教育对象包括旅游者和旅游企业从业人员，更主要的是那些执行规制任务的政府行政管理部门和人员，特别是那些有“租”可寻的部门和管理人员。

［收稿日期］1999—12—10； ［修订日期］1999—12—13

【责任编辑】宋志伟

【校 对 者】文立玲

【参考文献】

[1] 杜江.旅行社经营管理［M］.北京：旅游教育出版社，1999.

[2] 罗结珍.国际旅游业公约、协议汇编［Z］.北京：旅游教育出版社，19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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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戴斌.寻求竞争优势，还是寻求垄断地位［J］. 旅游学刊，1999（5）.

[6] 张建梅，韦广平.我国旅行社经营资格对旅游业的影响［J］.桂林旅专学报.1999（1）.

[7] 高舜礼.对旅行社两个开放试点办法的比较研究［J］.旅游学刊，1999（3）.

字库未存字注释：

＠①原字为铁换失为容

原作者： 杜江，戴斌

编辑/来源： 旅游学刊

篇3：环境公益诉讼制度研究

环境公益诉讼制度研究

环境公益诉讼制度研究

齐澍晗

公益一词源于20世纪60年代，所谓公益诉讼，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公益诉讼包括所有为维护公共利益的诉讼，既有国家机关代表国家以国家的名义提起的诉讼，也有私法人、非法人团体、个人代表国家以自己的名义提起的诉讼。狭义的公益诉讼是指国家机关代表国家以国家的名义提起的公益诉讼，也就是我们所常说的公诉。

在我国，对于公共利益的保护，实体法有详细明确的规定：如《民法通则》第七条规定：第五十五条，第五十八条，第六十一条《合同法》第七条，第五十二条，第五十九条等等。然而，实体法上具体的规定，但对于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的权利如何去维护，诉讼法上面的空白，导致实体法无所适从。按照“有权利就必然有救济”的原则，在这里，对于诉讼程序制度存在的某些问题，提出个人的观点及解决之道。

一，诉讼主体

1.主体扩大化。

公益诉讼在古罗马已然形成，乃与私益诉讼区分而言，私益诉讼是保护个人所有权利的诉讼，仅特定人才可提起，而公益诉讼是保护社会公共利益的诉讼，除法律有特别规定外，凡市民均可提起。随着资本主义大工业经济、垄断经济的发展，一些政府部门、垄断集团有能力从自身利益出发挑战公共利益，使得保护公共利益成为公众的实际要求，为公共利益而进行诉讼的案例增多，促进了公益诉讼制度的发展和完善。20世纪中期以来，日益严重的环境问题和逐渐高涨的环保运动使环境权作为人身权的一种受到公众的关注。因此，环境诉讼的主体资格的认定条件，已经不能仅限《民事诉讼法》第一百零八条规定：原告是与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

美国侵权法的新的规定，即“为提起禁止或取缔公益妨害的诉讼，公民必须具有作为一般公民的代表，或公民诉讼中的公民，或集团诉讼中的集团的一个成员所具有的起诉资格。”在日本水俣病损害赔偿系列诉讼案也表明，由于环境公益诉讼涉及的利益范围广，波及的范围有区域化功能化的特点，法院在权衡各方利益之下所做重新分配社会有限资源和利益的判决，在某种意义上影响环境和地区经济制度的建设而不仅仅是个案的救济。因此，只有把诉讼主体做扩大化解释，赋予公民个人，社会团体，行政机关部门，检察院及其他相关组织等间接利害关系人有环境诉讼的主体地位。而把某些需要国家予以特别保护的情况列为例外。这样也符合我国《环境保护法》第6条规定的规定，也符合我国现行的司法实践。

2.鼓励诉讼。

自公众参与原则和公众知情权的确立，公众作为环境行政部门和污染企业的第三者，有最广泛的发言权。因此，公民环境诉讼的活跃程度也是判断环境法实施程度的标志。美国在《清洁空气法》、《清洁水法》等主要环境立法中规定了公民诉讼条款及返还诉讼费等措施。为了鼓励公民环境诉讼，美国《清洁水法》规定，起诉人胜诉后，败诉方承担起诉方花费的全部费用，国家再对其给予奖励；美国《垃圾法》规定，对环境违法人提起诉讼的起诉人可得罚金的一部分。这些鼓励诉讼措施和推行律师和当事人“密切合作”思想，可以在很大程度上面，提高公众的环境公益保护意识。

二，责任原则

我们制度，环境公益诉讼得任务并非完全是私权纠纷得解决，它还肩负着形成社会环境公共政策得神圣使命。它通过具体解决环境公益损害纠纷，隐含对各种与环境公益有关间接社会关系受到调整，为全体社会确立有关环境公益得行为指南，确认环境公益得价值，甚至可影响当地社会环境，经济政策得制定和执行。

环境诉讼中，为追究环境污染民事责任，许多国家结合环境污染民事责任作出相关的规。根据法国民法典1384条的规定，如果某人控制下的物品或活动造成了损害，原告不需要证明占有者的过错，只需证明该物品或活动的存在以及是在被告的控制之下，则被告应承担责任。1985年7月25日的欧盟指令（EEC85/274）建立了一项严格产品责任制度，规定产品的制造者对使用者所期望的安全负责；据此，法国也规定了一种严格责任制度。例如，对飞机产生的噪声、核事故或向海洋排放碳氢化合物，原告不必证明致害者有过失，而只需证明发生了损害。在法国，有关工作场所的事故的赔偿也实行无过错责任，雇员只需证明其在工作时间内在工作场所受到了伤害；一个工厂尽管遵守了所有行政上和法律上的规定，但如果对周围地区或邻居造成了烟尘污染或噪声污染，仍要承担责任，一个人可以对其邻近的工厂或邻居提起诉讼（相邻损害诉讼）。美国《综合环境反应、赔偿和责任法》（CERCCA），规定了超级基金和有关补救责任，确定了有关当事人的连带责任性的严格责任，其法律效力具有追溯力，是对传统法理观念的一种突破……

无论是侵权责任还是刑事诉讼，往往采取过错责任无罪往往面对的是地区的经济纳税大户，基于某些原因，政府授权部门往往怠于行使其责任，或者干脆作为影子被告，因此当事人的诉讼地位是极不平等的。为保证裁判的正义性和保护社会国家公众利益，需要在诉讼的举证责任方面，做出某些特别的规则原则。首先，应该采取严格责任原则。作为举证存在困难的原告，往往不能证明损害的发生。甚至于会因被告告之谓商业秘密在不得顺利取证。处于弱势地位的诉讼人，唯有把举证责任归于被告，使正义天平重新平衡，才是解决之道。其次，在某些特殊情况下，甚至可以采取无过错责任原则，即不问是否损害发生，均应承担责任。尤其是在公众知情权的制度建立方面，对于怠于行使公开信息的被告，追究其怠于责任。最后，还应提出引进创新原则，一是权衡各方利益原则。在个人利益，社会利益，公众团体利益相互冲突的时候权衡各方利益，认真考虑，现在和未来的利益，争取实现利益的最大化。二是信赖利益保护原则。在合同法上面，关于缔约人有期待权的利益保护。因此，我认为，公众对于政府职能部门的信赖，由此产生赋予政府的权利。故此，政府部门怠于其责，对于公众造成损害，尤其是环保部门对于环境损害的视而不见，公众有权依据信赖利益，予以诉讼。

一，惩罚原则

对于环境诉讼案件得处罚原则，因民事案件，刑事案件和行政诉讼案件得类型不同而不同。

1.刑事案件。

我国现行《刑法》对于环境犯罪得刑事处罚措施与其他普通刑事犯罪的刑事处罚措施相同，在一定程度上的确起到了遏制犯罪和威慑力作用，然而，对环境来说，并没有得到补偿。目前，我国每年因环境污染和破坏造成的经济损失超过千亿源，国家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才力去恢复，负担沉重。

国外已有针对环境犯罪适用重建被损害的环境这种刑事措施的规定。1997年1月1日生效的《俄罗斯联邦刑法典》第26章有关环境犯罪及处罚的规定中普遍规定了一种不剥夺自由的劳动改造的刑罚手段。第250条对“污染水体罪”的处罚规定为“处数额为最低劳动报酬100――200倍或被判刑人1――2个月的工资或其他收入的罚金，或处5年以上剥夺担任一定职务或从事某种活动的权利，或处1年以下的劳动改造，或处3个月以下的拘役。”第254条对“毁坏土地罪”的处罚规定为“处数额为最低过去报酬200――500倍或被判刑人2个月――5个月的工资或其他收入的罚金，或处3年以下剥夺担任一定职务或从事某种活动的权利，或处两年以下的劳动改造。”等等。《俄罗斯联邦刑法典》关于环境犯罪普遍规定的这种不剥夺自由的劳动改造就是责令犯罪人用自己的劳动去恢复被损害的环境。有了这种刑罚手段的.规定，法院可以对合适的环境犯罪人直接判其用劳动去恢复被破坏的环境。在我国对于环境犯罪的犯罪人制裁的特殊性，已经被我国司法界所注意。

因为笔者认为，针对环境犯罪的特点，以及国内外对于实体法刑罚上面的规定，和方便实施，应该增加新的处罚程序，让类似于责令恢复环境，集中学习环境保护法等强制措施作为程序的补充，以便于既可以制止进一步犯罪，方便调查，又使环境价值可得以恢复，让我国环境刑事处罚措施日益完善。

2.行政案件

我国行政诉讼中，当时人有扩大的趋势，不过在诉讼处罚中，往往力度不够。当地政府基于种种原因的不作为，常常使环境公益诉讼限于执行难的问题之中。()更何况，所谓“地方保护”主义，说是为当地百姓的经济利益，实际上乃是政府乃至少数官员的小集体和个人的利益。因为，针对与环境污染牵涉利益广大和损害严重的特点，应该在行政诉讼中，加大处罚的力度，充分考虑执行难的问题，从只追究组织单位的责任发展到把任何拒绝对违法单位处罚行为单位的政府官员和公司管理者追究其个人责任。

3.民事诉讼。

在民事诉讼中，环保局，社会团体，公民个人和其他组织均有权提出。在今年5月21日陈法庆以挂号信函的方式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国务院法制办和国家环保总局5个部门各寄出了一封内容相同的建议书，其中提到：“现行的环境法律对污染者惩罚太轻，治理污染的投入比行政罚款高数倍甚至几十倍，在经济利益的驱动下，污染制造者宁愿认罚也不守法。一些污染企业在当地是英雄，是政府的红人，在发展经济的口号声中，以牺牲环境为代价，走‘先污染后治理’、‘先发展再保护’的弯路。如果长期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中，环境污染就不是偶然而是必然现象了。”笔者认为，应针对环境诉讼案件的特殊性，对于违法人发出的民事责任裁决加大处罚力度，救济范围扩大，救济方法也包括勒令停产整顿，消除污染，预防污染，禁止生产提供详细信息报告和赔偿损失。以此杜绝因为违法成本低于守法成本，而造成的“怪”圈。

综上所述，在完善公益诉讼实体法的基础之上，对于与之配套的程序法作出完善，促进环境保护和公众的环保意识，改变环境法的“软法”，“软指标”和“花瓶”的局面，为社会主义可持续发展道路作出贡献。

篇4：制度环境会计准则论文阅读

制度环境会计准则论文阅读

近年来，随着社会经济不断发展，我国社会各领域取得了进一步发展，而这其中不乏新会计准则为其助力，且我国新会计准则的执行受到了国内外广泛认可，然而，优质会计准则并不能够决定会计信息的质量，在受到外界制度环境的影响，很大程度上阻碍其发挥积极作用。因此，加强对制度环境下会计准则执行影响的研究具有现实意义。

一、制度环境在会计准则执行中的影响

(一)政治环境方面

政治环境作为宏观环境的重要组成部分，主要包括国内和国外两部分，其中国内环境稳定与否直接影响会计准则的执行，是会计准则执行的基础，只有稳定的政治环境，才能够确保会计准则执行，反之，政治环境不稳定，社会生活难以有序进行，更谈不上会计准则的执行，对于企业而言，政治环境的影响具有直接性，一旦政治环境出现变动，企业的变化也更为明显，一般情况下，政治环境主要通过政治制度、政党制度、方针、政策等多个方面影响会计准则的执行。我国的市场化进程在整体进步的同时，由于国内各地区历史、资源、交通等因素的影响，市场化发展很不平衡。一些专家学者如樊纲指出，市场化水平并非简单决定于某一项规章制度或者单一的经济指标，而是一系列经济、社会、法律乃至政治体制的综合量度，他们从政府与市场的关系、非国有经济的发展、产品市场的发育程度、要素市场的发育程度、市场中介组织的发育和法律制度环境等五个方面对中国各省区市场化进程进行比较分析，得出了各地区市场化总水平存在显著差异的结论，总体表现为：沿海优于内陆，东部优于中西部。

(二)经济环境方面

经济环境主要是国际经济政策，是经济发展情况的具体体现，是制度环境的一部分，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企业未来发展。经济作为企业发展的关键，没有经济基础，无法实现发展目标。因此，经济环境是会计准则执行的重中之重，涉及经济体制、模式等多个方面内容，经济良好发展能够为会计事业的发展注入新动力，且能够不断调整和优化会计准则的执行，特别是面对社会发展新形势，全球经济逐渐朝着融合方向发展，经济环境的变化，使得会计准则也逐渐趋同。经济环境的不同，会计准则执行效果也会随之发生变化，简而言之，经济发展水平越高，那么相对应的准则执行力也会越高，相反，执行力也会越低，我国尚处于社会转型期，市场经济发育呈现多样化趋势，一些经济较发达地区，例如：上海、北京等地，企业会计准则执行力效果十分显著，且企业也取得了不错的发展，然而，相对应的一些市场化程度较低的地区，例如：青海等地，企业会计准则执行力较差。另外，企业经济结构的构成、资金来源等之间的差异，也会使得准则执行透明度出现不同。

(三)法律环境方面

法律环境主要是指国家或者地方制定的法律制度，是确保我国经济、文化等方面稳定、有序发展的基础，当然，也是会计准则执行的重要影响因素。通过对我国会计准则相关现行法律制度具体内容研究发现，缺少会计准则执行的专门的法律制度，即便是《会计法》等宏观法律制度也只是泛泛而谈，在很大程度上阻碍了准则的执行。因此，针对这一情况，应加强对会计准则执行法律制度的制定，为准则执行奠定基础，做到有法可依，特别要加强对关键会计业务的.规范，以此来提升会计准则执行程度。

(四)社会文化环境方面

社会文化作为国家、民族生存和发展的基础，是广大人民群众智慧和劳动的结晶，是价值观、道德观等方面的具体表现，国家发展与社会文化息息相关，相对应的会计发展也受到其影响。会计发展的根源都是一定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逐渐形成的理论，并将其作为基础，开展会计活动，指导企业发展，社会文化之间的差异也会直接影响会计准则的执行，一般最为直接的影响就是企业管理者的思想、观念。因此，企业管理者要立足于制度环境，并树立正确的观念，避免会计准则执行偏差，提高执行准确性。社会文化环境在会计准则执行过程中占据举足轻重的位置[2]。

二、结语

根据上文所述，制度环境作为企业执行会计准则的关键，涉及范围较广。因此，在具体执行过程中，无论是国家，还是政府，都要发挥积极作用，全面、系统的规范制度环境，创建稳定的政治环境，建立并完善相关法律制度，企业管理者要树立现代管理理念等，为会计准则执行奠定坚实的基础，并指导企业日常经营工作，从而促进我国国民经济稳定、健康发展。

篇5：环境损害补偿基金制度探讨

环境损害补偿基金制度探讨

摘要：从完善我国环境损害赔偿体系的角度出发.以我国环境损害赔偿现行制度存在的`问题入手.提出环境损害补偿基金在保护受害人发挥着一定的作用.通过对国外相关制度和国内实践经验的分析.对该制度在适用范围和资金来源方面提出了建议.作 者：杨萍    YANG Ping  作者单位：南京林业大学经济法系,江苏,南京,210037 期 刊：江苏环境科技  ISTIC  Journal：JIANGSU ENVIRONMENTAL SCIENCE AND TECHNOLOGY 年，卷(期)：2008, 21(z1) 分类号：X2 关键词：民事赔偿    环境责任保险    环境损害补偿基金   

篇6：构建环境合同制度论文

构建环境合同制度论文

合同制度本是重要的民事法律制度，但近代合同制度在其沿革中，已经超出民商法范畴，扩展到法律的各部门和法学各领域。合同涵盖的关系日益复杂，其外延扩大而导致内涵减少，合同已成为一种形式化的法律制度 .环境法在协调环境资源的公共性所要求的国家管理意志与私人性所要求的个人意志时，可以借助合同这一外在形式，建立统一的环境合同制度，以实现环境法的目标价值。在环境法实践中，已经出现了环境使用权交易、旅游资源利用、水权转让等利用合同制度的作法。对这些法律现象的研究如果能够整合合同制度理论和环境法理论并加以抽象、深化，无疑将极大的完善环境法理论和制度体系，也将促进环境法的实践发展。

一、合同形式：环境合同的外观

罗马市民法要求契约有严格的形式，当事人合意的因素反而显得无足轻重 .而之后的罗马万民法上的诺成契约，与市民法上的要式契约完全不同，契约的成立无须任何形式，仅以当事人的意思为要件，契约也只有在当事人均同意时才能解除，而缔约形式被彻底排除于契约有效要件之外，成为当事人内在意志的象征 .罗马市民法上的诺成契约在确立现代契约概念的同时也导源了契约自由原则，成为契约自由思想的真正历史源头 .

近代民法继受了罗马法的契约自由原则，并进一步发扬光大，使之成为构建近代民法的基础之一。契约自由是近代合同制度的核心和灵魂，它包含有两层紧密联系又相互区别的意思：一方面，它指明契约是建立在相互意见一致的基础之上；另一方面，它强调指出契约的产生是不受诸如政府和立法干涉等外来拘束所妨碍的自由选择的结果 .正如阿蒂亚所言，契约自由的精神表现为，首先，契约是当事人相互同意的结果，其次，契约是自由选择的结果 .

但是，契约自由作为一种理想，自它产生的那一天起就与现实生活存在巨大的差距，只是近代的社会经济条件尤其是自由竞争理念为其发展提供了较大的空间。现代的社会经济条件的巨大变化，市场失灵以及政府干预理念的发展导致了民法上契约自由原则的衰落，契约自由与契约正义的剧烈冲突使契约自由原则至高无上的地位被动摇，不得不对其加以限制以伸张契约正义。表现在 ：诚实信用原则等一般条款的繁荣；附随义务的强制性；缔约上过失与约定上禁反言的规定；立法和司法对合同的干涉，如强制缔约、默示条款、标准合同、情势变更原则的适用；契约相对性原则的突破；弱者保护；关系契约理论的产生，等等。这些变化促使合同向确定权利义务的形式回归。

民事合同制度由近代到现代的发展，是作为合同实质的当事人意思自治逐渐淡出合同的中心地位，而合同作为确定当事人权利义务的协议这一形式作用日益突出的过程。而且，当国家立法和司法裁判直接对合同作强制性约束时，合同已不再仅仅是当事人的共同意志，而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国家所代表的社会普遍意志。合同逐渐成为形式。

民事合同虽然显现出由意思自治的实质向形式化 发展的趋势，但如果再进一步，当意思自治因素不占主导地位时，将不成其为民事合同；在民事合同领域，意思自治始终是合同的本质方面，只有在意思自治与社会正义发生直接冲突时，意思自治才被舍弃。因此，民事合同的基础或者核心仍然是意思自治。但是，民事合同的形式化变迁，却为其它法部门利用合同形式实现本部门法的目标或者改善本部门法的调整手段提供了途径与方法，并为其它部门法建立自己的合同制度提供了思路。现代行政法等部门法对民事合同制度的借鉴正是如此，它们利用了合同作为确定权利义务的形式，形成了行政合同、经济合同和劳动合同。我们必须清醒的认识到：在民法以外的法律制度中，所谓的合同仅仅是确定当事人权利和义务的法律形式，而不再具有或不完全具有民事合同意思自治的本质。当然，其他合同制度也有其本质特征，但肯定不是完全意思自治。因此，相对于民事合同而言，其他合同的产生是其他部门法对民事合同借鉴的结果，是一个剔除本质，仅留形式的“形式化”过程。

黑格尔对合同本质的总结是：契约双方当事人互以直接独立的人相对待，所以契约（甲）从任性出发；（乙）通过契约而达到定在的同一意志只能由双方当事人设定，从而它仅仅是共同意志，而不是自在自为地普遍的意志；（丙）契约的客体是个别外在物，因为只有这种个别外在物才受当事人单纯任性的支配而被割让 .这种在个人主义思想主导下对合同的经典论断，在由于社会经济条件变化、个人主义思想受到质疑而引发的合同形式化过程中逐渐被突破。

1、绝对意思自治（任性）的淡化

契约自由原则发展的社会经济基础是自由资本主义。作为对等级和特权社会的反叛而产生的自由平等观念，以政治上的为权利而斗争和经济学上的自由放任主义为背景，反映在法学上“从身份到契约”的法史观，奠定了契约自由原则的现实和理论基础。当个人主义思想发展到极致时，必然走向自身的反面。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从更加注重公共领域的社会观念、国家干预的经济思想，到法学上从个人本位向社会本位的转变，最终使完全的契约自由失去了现实和理论的根据。因此，在一定程度上放弃契约自由原则，转而注重合同确定权利义务的形式，是新的社会经济条件下合同制度发挥对社会关系的调整作用的最佳选择。抛弃了完全意思自治的本质，合同就有可能超越民法的范畴，作为一种确定权利义务的形式而为其他部门法所借鉴。当然，任何合同作为当事人之间的“协议”，都应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各方当事人的意志，否则将失去其个别调整的价值。因此，合同应或多或少保留意思自治的成分。

2、普遍意志的介入

民事合同“只能由双方当事人设定，从而它仅仅是共同意志”。但由于社会生活的组织化、技术化、法则化使得合同的重要性增加，普遍意志对合同的介入和规制则越来越细、越深 .在这一过程中，合同逐渐扬弃了作为本质的个别契约自由，而成为以遵从社会普遍意志为前提而设定权利义务的一种形式，主要表现在 ：对主体强制性规范的增多，对合同内容的限制增多，对合同进行监督、管理的政府机关的设立，政府在从事经济活动和管理中对合同的运用，以及合同解释原则的变化等。普遍意志对合同的介入直接限制了当事人的意思自治，从而使合同成为国家进行个别调整的方式，成为国家意志和个人意志互相融合进而设定权利和义务的一种法律形式。

3、合同主体范围的扩大

民事合同意思自治的本质要求合同当事人处于平等的法律地位，互相不能将自己的意志强加于对方，“互以直接独立的人相对待”，因此，国家不能作为公法主体介入合同关系。但契约自由原则的突破和普遍意志介入合同使国家参与合同关系成为可能和必要。一方面，国家作为社会普遍意志的代言人，通过立法、司法或行政管理的手段对私人间的合同进行规制，以保证合同当事人意志不与公共意志相违背；另一方面，国家（以政府为代表）可以与私人订立合同，直接实现社会普遍意志与个人意志的调和。因此，以确定权利和义务为目的的形式化的合同对当事人并无特殊要求，使合同主体超出民事主体的范围，成为公法主体实现其意志的法律手段。

4、合同客体的普遍化

民事主体的权利是个人化的权利，需要有明确化、个别化的界限，以便将其归于个人，因此民事合同的客体只能是“个别外在物，因为只有这种个别外在物才受当事人单纯任性的支配而被割让”。但如果仅将合同作为一种确定权利义务的形式，则合同的客体将不限于“个别外在物”，国家意志支配的物和其他利益，只要能够明确为一定的权利义务，都应该可以成为合同的客体，合同也不仅限于民法上债的合同，成为一般性的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协议 .合同客体的普遍化对于环境法借鉴合同制度具有重要意义，可以解决环境资源的客体地位问题。

总之，合同的形式化减少了合同的实质要求，从而扩大了合同的适用范围，为其他法律部门建立合同制度开辟了通道。较之于民事合同，其它合同的共同特征是，丧失了绝对意思自治的合同本质，而成为确定当事人权利义务的形式。国家普遍意志及其具体要求不断向合同内部渗透，且合同中的非财产因素增加，引起国家的普遍意志和特殊意志对私人自由意志的否定 .

既然合同可以作为一种融合国家意志和个人意志的形式，那么环境资源的'公共性和私人性矛盾在一定范围内应该可以借助合同制度加以解决，从而使环境法引入合同制度成为可能和必要。本文将环境法上的合同称为环境合同，并将其定义为：国家与个人以及个人与个人之间就环境资源使用权的确定和转移达成的协议。环境合同相对于民事合同来讲，是一种形式化的合同，是确定包括国家在内的各方当事人在环境资源使用中的权利义务的一种方式。

二、平衡权力与权利：环境合同的内核

民事合同的本质是个人意思自治。环境合同中个人意思自治受到了限制，加入了国家意志的干预因素，那么环境合同中国家意志和个人意志的关系是环境合同本质的问题。

我们认为，环境合同中国家意志和个人意志是互相协调的关系。一方面，国家意志在环境合同中处于基础性地位，对个人意志的限制需要通过确定国家意志的优先地位来实现，国家意志作用范围决定着个人意思自治领域的大小。但另一方面，国家意志又不能完全排斥个人意志在环境合同中发挥作用。环境合同中必须有个人意志发挥作用的空间，个人意志在某种程度上抗衡国家意志的同时，也要与国家意志相协调。国家的管理行为必须取得个人的自愿配合，才能最终达到保护环境的目的；个人意志也只有在一定程度上服从国家意志，牺牲自己的一部分自由，才能获得现实的环境权利。因此，环境合同的本质在于国家意志和个人意志的平衡。

1、国家意志和国家环境管理权

严格来讲，国家意志不同于社会公众意志。本文的讨论将国家作为与个人相对的主体，并将其作为公共利益的代表，因此将国家意志等同于社会公共意志、普遍意志。国家意志在环境合同中主要体现为国家环境管理权的行使。国家或政府在环境合同中取得具体权力（利）的基础是国家环境管理权，国家环境管理权的范围和界限也决定着国家意志在环境合同中的实现程度。因此，对环境合同中国家意志的讨论集中于国家环境管理权。

国家环境管理权是出于社会公共利益的需要，以环境资源的受托管理者或所有者的身份享有的对环境资源和环境公共事务进行管理的权力，其行使相对于个人有一定的优先效力，但并不是完全的意思先定 .从社会学角度看，国家环境管理权产生的基础是现代以来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融合，产生了所谓公共领域，客观上需要国家的公共管理职能和公共事务管理权，这不同于传统的国家统治职能和行政权。体现在环境保护领域，环境污染和破坏往往涉及一定范围内大多数人的利益，仅靠私人权利的对抗和制衡已无法全面解决问题，而传统行政权的强制性又不宜过多介入私人关系，由此产生国家环境管理职能和环境管理权。从环境伦理的角度，应该认为大自然有其自身的内在价值，这种价值是固有的、客观的，不能还原为人的主观偏好，与人是否参与评价无关。因而保护和促进具有内在价值的生态系统的完整和稳定是人类所负有的一项客观义务。“人们应当保护价值──生命、创造性、生物共同体──不管它们出现在什么地方 .”这项义务对于国家来说即履行环境保护职责，从而需要赋予其环境管理权；对于个人的环境保护义务，除了法律的直接规定外，法律无法明确规定的仍需由国家的具体行为来确定，而对个人课以环境义务的行为需要国家环境管理权作基础。因此，人类的环境保护义务是国家环境管理权的伦理基础。

国家环境管理权的范围和界限应该以其产生的基础为依据。首先，国家环境管理权存在的直接社会基础是保护公共性环境利益的需要，因此，公共性环境利益的界限以及应当保护的程度构成了国家环境管理权本身的限制。即国家环境管理权的行使应当是保护公共性环境利益所必需的，其范围和界限不能超出公共性环境利益的界限，应与环境资源的公共性特征相适应。对公共性环境利益的确定应考虑环境影响的范围和程度，影响范围大、程度深的通常应确认为公共性环境利益，可以由国家环境管理权介入进行保护。其次，国家环境管理权的范围和界限要与公民的环境保护义务相适应。国家环境管理权的行使通常直接导致公民承担相应的义务，这种义务不能超过公民在客观上应当承担的环境保护义务的范围。即从公民的环境权利和义务角度，国家环境管理权也应当有一个客观的界限，这构成国家环境管理权的外在限制。公民环境保护义务的确定，有赖于一定环境伦理和正义标准的明确，并受制于公众环境意识的强弱，但最基本的如环境责任原则、污染者负担原则已得到普遍的承认。最后，国家环境管理权要受到公民基本权利的制约。国家环境管理权和公民环境保护义务的目的都在于维护环境利益，在这一点上二者是统一的，仅仅是观察问题的角度不同。但环境利益特别是公共性环境利益可能与公民的私人利益存在冲突，国家环境管理权也可能与公民的基本权利存在正面冲突。法律必须在保护环境和维护公民的基本权利如财产权利等之间进行平衡，这在一定意义上是从维护公民基本权利的角度对国家环境管理权的范围和界限进行的限定，不能容许滥用国家环境管理权侵犯公民的基本权利。以上几个方面是相互联系的，对其综合考察才能在具体情况下确定国家环境管理权的界限。

国家环境管理权作为环境合同中国家意志发挥作用的体现，其界限也就决定了国家意志发挥作用的界限。这是国家意志作用的范围问题。

国家环境管理权的内容是环境合同中国家意志发挥作用的具体形式，国家通过对这些权利的行使，表明和实现其环境保护意图，并对个人环境权利的行使施加影响和限制。

2、个人意志和公民环境权

个人理性决定着个人会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在个人意思自治的范围内，这种倾向会得到自然的发挥。环境合同中个人的意思自治是有限的意思自治，其范围的外在表现就是公民环境权的界限。或者说，对环境合同中个人意志作用范围的分析，一定程度上可以通过对公民环境权的分析来实现。普遍意义上的公民环境权是环境合同中个人发挥主观能动性与国家讨价还价的基础。

环境权应该是公民的一项基本权利，是现代法治国家公民的人权 .这种权利的正当性是个人在环境事务中表达意志、主张权利的前提。环境合同中个人意志的表达正是基于公民环境权的存在。因此，确认公民环境权的基本人权和法律权利属性，为我们认识环境合同的本质提供了思路，即：既然国家环境管理权和公民环境权都是对环境资源的正当权利，那么二者必然产生冲突，协调就是必要的；环境合同为实现国家环境管理权和公民环境权的沟通和协调，就只能追求国家意志和个人意志的平衡和协调。

从理论上讲，公民环境权至少应当包括环境使用权、知情权、参与权和请求权 .环境合同制度中，公民使用环境资源的抽象权利是其签订环境合同、取得具体的环境资源使用权的基础。而个人通过环境合同取得环境资源使用权是其参与开发利用环境的管理过程以及环境保护制度实施过程的形式和结果，是参与权的行使和体现。公民的知情权和请求权不仅是其签订环境合同的保障，也是其具体的环境资源使用权最终实现的保障。

公民环境权的内容决定了环境合同中个人意志发挥作用的范围和程度，只有在其正当的权利范围内，个人才具有表达自己意志、获得环境利益的自由，超出这一范围，就是个人意志受到限制的领域。

3、国家环境管理权与公民环境权的沟通与协调

环境合同国家意志与个人意志平衡的本质，就是国家环境管理权与公民环境权的沟通和协调。环境资源公共性和私人性特征的并存，国家环境管理不能也不应该包办所有环境事务的本性，以及个人不能对环境资源享有绝对权利的客观限制，使这种沟通和协调成为必要和可能。在针对严重的法律问题而制定的规则和解决方案中，权力与权利不是相互对立和分割的，而是相互沟通和统一的，它们共存于可持续发展的目标和任务之下 .环境合同正是这样的一种制度安排，通过为国家和个人提供一种对话和协商的机制，利用合同这一“当事人之间法律”的形式，实国家环境管理权与公民环境权的沟通和协调，国家意志和个人意志的平衡，这是环境合同的本质所在。

这种本质，体现在环境合同的具体制度中，应将国家意志作用的领域限制在环境资源的公共性所必需的范围内，尽量赋予个人较大的意思自治空间。特别是在国家意志和个人意志作用的中间地带，可以在原则上赋予个人自由权，再从保护环境的目的出发以管理或司法裁判手段监督和约束个人的不适当行为。理由是：第一，国家环境管理权即使不同于行政权，仍具有公权力的强制性特征，而对这种权力的滥用倾向较难约束。因此应从根本上严格限制其作用范围。第二，从利用的角度，环境资源要获得最有效（未必是经济上的有效）的利用，需要借助个人的自私倾向，在一定范围内以个人利益的最大化实现社会利益的最大化。第三，对个人行为的规范比较容易，在个人环境权利之上附加保护环境的原则性义务，一般就可以较好地实现对环境权利的约束，特别是在有适当的法律责任追究机制的情况下。

三、分配与消费：环境合同的主要类型

鉴于对环境合同的形式与实质的理解，我们可以从实现国家环境管理权与公民环境权的沟通与协调的角度对于环境合同的类型加以分析与把握。

分类对于环境合同制度的建立和实际操作具有重要意义。目前为止，环境保护的实践中对合同制度的利用并没有形成完整的体系。因此，这里讲的分类是基于对环境合同制度的构想所作的理论上的探索，仅依据环境合同的目的将环境合同分为国家与私人间的环境分配合同和私人与个私间的环境消费合同。而对于政府间的环境资源交易 ，不在本文的讨论范围。这里将抽象的政府作为国家的代表，不作进一步区分。

1、环境分配合同

本文将政府与私人之间就环境资源使用权的转移达成的协议称为环境分配合同，是环境合同的第一类型。“分配”一词代表了政府与私人之间关系的性质：即在政府对环境资源的总体数量和质量进行控制的前提下，将其在私人之间进行配置的过程。

有关国家对环境资源的分配有三个需注意的问题：一是环境分配合同并不是进行环境资源分配的唯一方式，甚至可以说不是主要方式，立法和行政划拨等手段也在环境资源的分配中占有重要地位。环境分配合同有其适用范围。二是环境资源的分配在很大程度上受政治运作过程的影响，这种影响应当通过国家立法的方式作用于环境分配合同，而不是直接作用于政府，以保持政府的中立性和公益目的。三是环境资源的分配要受到现有的环境资源使用状况的影响，环境分配合同的签订应考虑环境资源使用的历史状况。

环境分配合同中政府直接作为一方当事人与私人进行协商，是公共意志和私人意志的直接碰撞和沟通，可以直接实现国家的环境管理意图和个人获得环境资源使用权的目的。环境分配合同仅是对环境资源的使用权从政府转移到私人这一过程中双方的权利义务进行明确的一种形式，具体的权利义务内容由双方根据具体情况商定。特别是环境资源使用权转移的有偿或无偿不能按通常观点看待，例如政府可以就一片林木开发权向私人收取费用，并附以再造林义务的约束；但很多情况下也可以采用“无偿”即不付费用但附加特定义务的形式实现环境资源使用权的转移；在特殊情况下，例如对特定生态旅游资源的转移，如果私人承担了太多的生态保护义务，则政府也可能给予一定的补偿。如此看来，政府和私人在环境分配合同中的权利和义务是在各自目的约束下寻求平衡和一致的结果，虽然有客体转移的固定方向——从政府到私人，但并无确定的“买方”或“卖方”。

2.环境消费合同

本文将私人与私人之间就环境资源使用权的转移达成的协议称为环境消费合同，是环境合同的第二类型。此处的消费指广义的消费，包括生产消费和生活消费，即人类在生产或生活中使用和消耗环境资源的过程。环境消费合同就是私人将通过国家分配取得的环境资源使用权转移给他人，而由后者在其生产或生活中进行利用和消耗的合同。私人之间环境资源使用权的转移是有对价的，双方是有对等权利义务的平等关系，但要受到国家的监督和管理。值得注意的是，私人对其取得的环境资源使用权并不一定直接消耗，而可能不加利用，这可以理解为对环境资源其他价值的使用，是一种特殊的“消费”。

从环境法的角度，应该树立绿色消费观念。绿色消费是一种综合考虑环境影响、资源效率、消费者权利的现代消费模式，其目标是使产品在消费和回收处理过程中对环境与消费者的负影响最小，实现资源利用与生存环境的“代内公平”和“代际公平”，实现人类的可持续发展。绿色消费从内容上来看，包括对绿色产品的消费以及物资的回收和利用、资源有效配置与利用、对生存环境与物种的保护等，其涵盖的范围扩展到了生产行为、消费行为的方方面面。对环境资源的绿色消费观念对于维护生存环境的可持续性至关重要，并且有利于实现私人利益与社会利益的协调和优化。

在环境消费合同中，国家处于特殊的地位，在私人之间达成协议进行环境资源使用权的交易过程中，国家（政府）不是合同的当事人。但是，国家基于环境管理权要对环境消费合同进行监督和管理。特别是环境资源使用权的受让人在对受让的环境资源进行利用的过程中，将直接与政府产生法律关系，而且这种法律关系在很大程度上是基于出让人与国家（政府）之间的环境分配合同。在这个意义上，也可以将环境消费合同理解为环境分配合同主体的变更，受让人是对出让人权利义务的继受。总之，国家虽不是环境消费合同的当事人，但它仍将在其中扮演重要角色。

3.环境分配合同与环境消费合同的关系

环境分配合同是对环境资源的初次分配，形成国家与环境资源使用权之间进行交易的一级市场；环境消费合同是对环境资源的二次分配，形成私人之间就环境资源进行交易的二级市场。一级市场是一个不完备的市场形态，不可能存在自由的市场交易，但它却是二级市场自由交易的前提和基础；二级市场的自由交易有赖于一级市场的建立和完善。或者可以说环境分配合同是环境消费合同的基础。

国家不仅可以在环境分配合同中直接对私人进行限制和约束，也可以通过环境分配合同实现对环境消费合同当事人权利的约束；但另一方面，这种限制或约束又不能完全排斥私人的意思自治，要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个人意志。这样，在完整的环境合同制度内，国家所代表的公共意志与个人意志建立了一种沟通和协调的机制，从而使环境合同制度成为平衡环境资源的保护和利用中的国家意志和个人意志、协调环境资源的公共性和私人性的制度安排，成为实现环境目的和价值的制度保障，成为环境资源使用权交易的制度依据。

四、环境合同的基本构架

（一）环境合同的主体

主体特定化是合同制度的基本特征，环境合同也不例外。

1.国家

当国家通过合同形式将其环境管理意志加于具体的个人时，必须有明确的代表机构。通常，这种代表机构应是各级政府的专门环境保护机关或履行环保职责的其他机关，有时可能是中央或地方政府本身。本文对具体机关不加区分，将政府作为国家环境管理意志的代表。政府在环境合同中的身份，一方面作为公共利益的代表，是管理者。其权力具有强制色彩；另一方面又须与个人平等协商，从维护公共利益出发允许个人自由表达意志，具有协商色彩。

2.私人

作为环境合同主体的私人最本质特征是具有各自独立的利益，其行为的目的即使不全是、也主要是实现自己的利益。一方面，私人为了获得经济利益或物质享受而可能污染和破坏环境，处于污染者地位；另一方面，为了获得清洁、健康甚至是优美的生存和生活环境，或者为了获得可持续供应的生产资源，私人又反对环境污染和破坏，有环境保护的意愿。同时，按照法律关系主体的一般要求，作为环境合同主体的私人必须有权利能力、行为能力和责任能力。其中权利能力里有待法律的规定。在法律规定私人有某项环境权利时，环境合同的作用在于将该权利具体化，使其具有可操作性。例如环境使用权，如果法律承认企业有使用环境容量的权利，但很难直接规定其排放数量、种类、时间等，环境合同就是将其确定化的法律手段之一。

私人在环境合同中的地位，其一是直接与政府签订合同，其二是与其他私人签订合同，但要受到国家的监督和管理。因此，在环境合同中私人的权利是受到一定程度的限制的，私人意志要服从公共意志，私人利益在不与公共利益冲突的范围内才受到保障。

（二）环境合同的客体

环境合同的客体可以界定为环境资源。但是，环境资源具有区别于民法上一般物的重要特征，即在很大程度上是不可分的，无法成为“个别外在物”，通常也无法实现实在的占有和支配。因此，环境合同所交易的对象往往是对环境资源的使用权，而不是环境资源的物质本体。但这不应是妨碍环境资源构成环境合同客体的理由。

环境资源成为法律关系客体的原因在于其稀缺性。因其稀缺才需要在人类社会内部进行分配，成为分配权利和义务的对象，从而成为法律关系客体。而在伦理上，人类对于环境资源进行利用和消费也是有合理基础的。“人类开发其环境，充分利用其资源，这并无过错。这是大自然对每一个物种提出的要求，人类也不例外。实然（人类必须消费其环境）变成了应然，人类应该消费其环境”。

在法学上，环境资源作为法律关系的客体必须可以确定化。环境资源作为一个整体，是国家进行宏观的环境管理的对象，国家从总体上限制对环境资源的使用，以维持生态系统的平衡以及自然界为人类社会提供物质和能量、消除和净化废物的能力，提供人类生存、生活和生产的客观物质基础。但在将环境资源作为环境合同的客体时，应该具有相当的确定性和具体性，以便作为合同交易的对象。

总之，环境合同的客体，就国家环境管理目的而言，涉及整体的环境资源；而就单个的环境合同而言，则是特定化的生态性物、环境容量或生态旅游资源。民事合同的客体通常是能够由主体直接控制和占有的，同此合同交易伴随着物的交付，但近代民法物权已经由此物的所有为中心向以物的利用为中心转化，越来越重视对物的使用权。环境资源的特殊性使得很多情况下“交付”环境资源是不可能的，而且环境资源的公共性也使“所有”的概念很难适用于个人主体，因此，个人获得的往往仅是环境资源的使用权。

（三）环境合同的订立与生效

合同的签订和成立都属于合同的形式方面，对于作为形式化合同的环境合同，应当适用合同签定和成立的一般规定。环境合同的签订也应该经过要约和承诺，有一个当事人互相沟通的过程，只是在环境分配合同中，国家环境管理权的公权力属性要求相应的监督机制，因此环境分配合同的签订应当经过招标等公开程序。环境合同双方当事人的自由意志都受到一定的约束，环境合同在一定意义上讲是这种约束的表现形式，书面形式探求“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没有意义。因此，书面形式应当是环境合同的成立要件。

在民事合同理论中，合同的生效具有与合同成立不同的意义，主要源于国家在合同生效中所具有强制评价者地位。但在环境合同中，国家以两种身份出现。因此，应分别考察。一方面，国家（政府）是环境合同的当事人，作为当事人所代表国家意志是在环境合同特定情况下的具体的国家意志，它在对个人意志进行限制的同时，要与个人意志达成一致；在这个层面上，双方的意志都有自由意志的属性，其合意的达成导致合同的成立。另一方面，国家作为社会秩序的最终维护者，还应当从超脱于环境合同之外的身份对其进行再次评价，以确定环境合同中环境管理权和公民环境权的行使是否正当，从而对其进行肯定或否定的评价，最后确认合同的效力。尽管由于我们没有具体区分国家的不同代表者，以至于使这一分析显得有些模糊，若从本质上考虑问题，便可以发现区别并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大。环境合同的具体生效要件应当包括：一是当事人的行为能力。政府代表国家签订环境合同的行为能力应当以其相应的职权为基础，否则不能签订环境合同。具有环境权利但没有相应行为能力的自然人可以通过代理签订环境合同，如生态旅游合同等。二是意思表示的真实性。环境合同中当事人虽不具有完全的意思自由，但环境合同的生效仍须是双方当事人公正协商的结果，存在欺诈胁迫等意思表示不真实的合同无效或效力待定。特别重要的是，环境合同中国家的意思表示必须符合公共利益的目标。三是合同内容的合法性。因恶意串通、损害他人利益的合同、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合同以及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的合同等违法合同无效。环境合同内容的合法性具有重要意义，特别是环境合同可能关系到第三人利益或公共利益，因此对其内容在一定程度上公开以确定其合法性是必要的。四是特殊的生效要件，如合同所附条件的成就或期限的到来等。

（四）环境合同的履行

作为确定双方当事人权利义务的法律形式，环境合同应该得到确实、适当的履行。但应注意如下问题：

一是国家在环境合同的履行中具有优势地位。环境合同为了实现社会公益目标，需要对个人的意思自治进行限制，因此，在环境合同的履行中仍赋予国家一定的优先权。当然，优先权的限度应在有利于合同目的的范围之内。环境合同的变更和解除实际上是其履行的特殊情况，国家仍应具有一定的主动权。

二是环境合同对合同相对性的突破。合同的相对性原则是基于合同自由和意思自治这两个近代合同法上的原则而存在的，5现代民事合同已对其有所突破。环境合同中强烈的社会公益性因素，使合同相对性原则显得不合时宜。一方面，环境合同的履行应当考虑社会公众和个别第三人的利益，确认合同当事人对第三人的义务，保证第三人利益不因环境合同而受到损害。例如，排污权分配合同中，即使是合理确定的排污权的行使仍可能给附近居民带来直接的损害，对这种损害不能依合同相对性原则拒绝承担责任。另一方面，国家对环境消费合同有具体的监督权。为保证社会公益不被个人追求私利的目标损害，政府仍应对环境消费合同的履行进行具体的监督，即作为合同外的第三人享有合同的监督权。

（五）环境合同责任

违反环境合同也应承担法律责任，但它与民事合同上的违约责任又有区别：第一，损害赔偿方式的局限。民事合同多以获取经济利益为目标，因此损害赔偿主要是金钱赔偿，这不仅是一种方便易行的赔偿方式，也与当事人获利的最终目的没有根本冲突。但环境合同除追求经济利益外，很多情况下获得环境利益为目标，一旦其权利受到损害，不仅经济赔偿无法完全弥补，也很难有其他合适的赔偿方式。第二，实际履行的局限。环境资源要素的技术性、复杂性决定了其多变性，极易使实际履行变得不可能或不符合合同的目的。而且国家在环境合同中解除合同的优先权也限制了实际履行原则的适用。第三，替代履行方式的运用。为达到环境合同的目的，有时替代履行也许更加方便和适当。第四，行政性责任。由于环境合同中涉及了部分公权力因素，公权力行使不当可能导致行政性责任的产生。

（六）环境合同的争议解决

环境合同争议的解决应立足于环境合同争议的特点：

首先，环境合同中虽有国家公权力的因素，但这种公权力的强制力是有限的，很多时候并不能将自己的意志强加给对方。所以解决行政合同争议的行政复议程序或行政诉讼程序并不能适用于环境合同，因为“现行行政复议制度是基于对全力支配关系的行政行为的控制的需要而建立起来的单向性救济结构”，6无法适应环境合同的双方合意性。行政诉讼也存在同样问题。

其次，环境合同中双方当事人的不平等性或国家意志干预性使其很难适用平等主体之间基于意思自治而建立的民事合同的争议解决机制。

尽管合同争议解决的常规方法可以有仲裁、诉讼等多种途径，但仲裁制度很难达到环境合同争议解决所要求的权威性和公正性。一方面，民间仲裁不宜对环境合同中体现的国家意志进行约束。另一方面，对政府参与的行政仲裁制度，在政府本身是环境合同一方当事人的情况下，很难做到公正。

因此，环境合同争议解决应以诉讼为唯一救济途径，通过司法权威确保对争议的公正处理。一方面，基于环境合同双方权力（利）的直接对物性，其关系更近似于平权关系，因此应以民事诉讼制度为基础设计专门的环境合同诉讼制度，或者是在民事诉讼制度之外，附加若干特别规定。另一方面，环境合同中国家优势地位应在诉讼制度中适当反映。例如，国家可以直接行使其优先权力，而不是提起诉讼来达到一定目的。但对于双方无法解决的争议，双方都有权提起诉讼，在双方对抗的基础上，由法院考虑环境保护目的和国家的优先权之后作出裁决。

注释：

1、孙鹏著《合同法热点问题研究》，北京群众出版社版第27-34页

2、吕忠梅著《论公民环境权》，发表于《法学研究》1995年第6期

3、吕忠梅著《再论公民环境权》，发表于《法学研究》第6期

4、吕忠梅著《环境权力与权利的重构——论民法与环境法的沟通和协调》，发表于《法律科学》20第5期

5、傅静坤著《二十世纪契约法》，法律出版社第170页

6、余凌云著《行政契约论》，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167页

篇7：全市突出环境问题约谈制度通知

全市突出环境问题约谈制度通知

各县（市、区）人民政府，经济开发区管委会，市政府有关部门：

为进一步落实地方政府对辖区环境质量负责的'法律责任，切实解决好危害群众健康的突出环境问题，改善环境质量，保障环境安全，依据监察部、原环保总局《环境保护违法违纪行为处分暂行规定》的规定，制定《市突出环境问题约谈制度》。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约谈的对象

存在以下突出环境问题的相关县（市、区）人民政府主要负责同志、分管负责同志及环保局长：

（一）辖区内连续发生重大环境污染事故；

（二）辖区内环境质量严重超标且长期没有改善；

（三）辖区内土、小企业泛滥且长期得不到解决；

（四）连续发生群体性越级环境信访并造成严重不良社会影响；

（五）存在其他突出环境问题且久拖不决。

二、约谈的主要内容

（一）向被约谈对象通报该县（市、区）存在的突出环境问题和有关问责规定；

（二）听取被约谈对象工作汇报；

（三）向被约谈对象提出整改的目标要求和期限；

（四）其他需要约谈的内容。

三、约谈的程序

（一）市环保局会同市监察局负责对存在突出环境问题的县（市、区）分管负责同志和环保局长进行约谈，提出约谈申请，确定约谈方案，报分管市长同意后，2天内完成约谈任务。需要市政府约谈的，由市环保局提出约谈申请，确定约谈方案，报分管市长同意后，由分管市长对存在突出环境问题的县（市、区）主要负责同志进行约谈，3天内完成约谈任务。

（二）市环保局会同市监察局向被约谈对象下发约谈通知。

四、约谈的记录

约谈时，应对约谈内容制作约谈记录并存档。约谈记录应载明约谈时间、地点、事由、参加人员，内容等，并经约谈人和被约谈人确认后签字。

五、问责

约谈后，被约谈县（市、区）要及时将环境问题整改到位，并上报书面反馈情况。限期整改完毕后，由市环保局会同市监察局组织验收，对验收不合格的，市政府将视情况对相关人员进行问责。

篇8：环境标志制度和我国农产品国际贸易

环境标志制度和我国农产品国际贸易

随着国际贸易中的环境问题日益得到关注,环境对贸易的影响问题也成为一个研究热点.环境标志制度作为一种以保护环境为目的`的制度,对于环境保护有着良好的促进作用,但由于各国环境标准不同,它也成为阻碍我国农产品进入国际市场的一个因素.提高我国农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竞争力的另一个被忽略的方面,就是农产品的“绿色化”.针对存在的问题,本文提出了提高我国农产品的环境标准、建立与其他国家环境标准的协调机制、建立出口绿色农产品的专业化基地、对生产绿色农产品的龙头企业给予一定的鼓励等建议.

作 者：陈洁 罗丹  作者单位：陈洁(中国人民大学)

罗丹(中国农业大学)

刊 名：粮食与油脂  PKU英文刊名：LIANGSHI YU YOUZHI 年，卷(期)：2001 ”“(6) 分类号：F746.21 关键词：环境标志   制度   农产品   国际贸易  

篇9：司法公正需要合理的制度环境

司法公正需要合理的制度环境

司法在英文里通常的表述是administration of justice，直译为“公正的实施”。在我们汉语里，“法律”以及“司法”等词汇也具有某种公平、正义、无所偏私等意味。尽管如此，司法职业者却并不必然与公正司法的行为相关联。虽然人们对于所谓执法者犯法，对于执掌司法权柄者枉法裁判，草菅人权甚至草菅人命经常表现出格外的愤慨，但是，如果我们没有设立良好的司法管理制度，从而使司法者能够很情愿地去实施正义，那么，人们的愿望再迫切，对司法腐败行为的谴责和处理再严厉，终究是于事无补的。

我们面临的正是这样的情况。一方面，大众传媒不断地报道一些司法官员枉法裁判的事例，每曝光一个，被揭露的法官便要受到处理，从前曾有山东莒南县的那个法院院长，日前又有广西博白县法院的刑庭庭长，都引起社会各界的强烈反响。媒体曝光之后，照例是上级马上派出专门的工作组，调查，处理，其他法官纷纷表示吸取教训，今后一定要严格执法云云。但是，另一方面，那些促成司法腐败的制度因素却很少得到人们的重视，大家平常耳闻目睹的情况依然如故。电视台和报纸不可能在全国每个法院和检察院都派记者常年驻守，结果必然是，谁碰上了，谁倒霉；没碰上的人，依旧逍遥自在，我行我素。

那么，能够保证司法廉洁的制度是什么呢？说起来，原本是很简单的'事情。那就是，在较低的层面上，使司法官员无所畏惧；在较高的层面上，让司法官员向往尊荣。

先从较低的方面说。首先我们应当明确，司法界是由人而不是由神组成的职业群体。司法官员行使的权力直接涉及到方方面面的利益，卷入官司的当事人谋求影响检察官和法官，本来是很容易想见的事情。关键的问题是，假如检察官和法官不能不顾忌这些影响和干预，或者说假如他们不顺从外来的干预，自己的利益就会受到损失，那么，独立和公正的司法恐怕只能是托诸空言了。我们现行制度正是把法院以及检察院置于地方权力的控制之下。法官和检察官由地方任命，法院和检察院的经费由地方财政部门控制，司法机关的一切活动都逃不出地方如来佛的手心：用电不能得罪电业局，盖楼不能得罪城建局，孩子上学不能得罪教育（www.xfhttp.com－雪风网络xfhttp教育网）局，子女就业不能得罪劳动局，家属农转非不能得罪公安局，更不消说涉及地方经济利益的案件，市长或市委书记一个电话打过来，法院院长吃了豹子胆也不敢公然抗命的。于是，涉及这类地方势力的案件，地位低下的当事人不就只能是满身的理却赢不了官司么？几年前某市一位检察长试图揪住市长公子的案件不放，结果不等案情查清，检察长先接到调令。他感慨道：从前清官还可以抗命到以身殉道，如今想殉都殉不了。事已至此，夫复何言！

尽管司法官员迁就和屈从权势、枉法裁判都是难以宽恕和应当加以揭露的，但是，大众传媒不应向读者表达或暗示这样的观念：良好的法律制度可以寄望于毫无私心的英雄人物。虽然在任何时候，任何地方，不管妻儿老小，不顾身家性命的英雄总有一些，但是，着眼于制度建设，我们必须设法使所有的司法官员都能够从容地把地方权势的干预拒之门外。简单地说，就是要把司法机关的人财物统一由中央来管理。

从较高的层面上说，我们应当想方设法提高司法官员的整体素质，使得司法职业成为一个社会普遍尊重同时从业者自己也特别自重的行业。目前司法界所存在的种种腐败现象与我们的选任制度有密切的关联。社会学的研究表明，不同行业人们操守的差异往往跟特定行业中人的自我评价以及一般社会大众对他们的认定有关。一个受过良好教育（www.xfhttp.com－雪风网络xfhttp教育网）、具有很高修养的人在职业行为和日常行为中所表现出的自律并非来自对外部惩罚的惧怕，而是因为不正当的行为会破坏他内心的自我形象，那是比监禁一类刑罚更严重的惩罚。职业的荣誉感不见得是由于这种职业所享有的权力大，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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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0：论道德建设的制度环境

论道德建设的制度环境

作为道德建设所面临的'诸多环境之一的道德制度环境,包含外部显性的和内部隐性的道德制度环境.作者试就道德制度环境的必要性、现代转型、当前道德制度环境建设的困境和出路以及道德制度建设原则作一粗略论述.

作 者：赵红全 马冬秀  作者单位：赵红全(中山大学教育学院,广东,广州,510275)

马冬秀(华南师范大学人文学院,广东,广州,510631)

刊 名：南京医科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英文刊名：ACTA UNIVERSITATIS MEDICINALIS NANJING(SOCIAL SCIENCE) 年，卷(期)：2004 4(1) 分类号：B82-051 关键词：道德制度环境   转型   原则   困境   出路  

篇11：浅析环境信息公开制度的现实意义

浅析环境信息公开制度的现实意义

通过对环境信息公开制度的介绍,重点分析了环境信息公开制度的'现实意义,说明环境信息公开制度作为一种新的环境管理方戈应引起我们的重点关注.

作 者：陈慧玲 CHEN Hui-ling  作者单位：山东外事翻译职业学院,山东,济南,250100 刊 名：科技信息 英文刊名：SCIENCE & TECHNOLOGY INFORMATION 年，卷(期)：2009 ”“(23) 分类号：X3 关键词：环境信息公开制度   现实意义  

篇12：贯彻实施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制度

关于贯彻实施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制度

一、人民法院受理和审理社会组织提起的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可根据案件需要向社会组织的登记管理机关查询或者核实社会组织的基本信息，包括名称、住所、成立时间、宗旨、业务范围、法定代表人或者负责人、存续状态、年检信息、从事业务活动的情况以及登记管理机关掌握的违法记录等，有关登记管理机关应及时将相关信息向人民法院反馈。

二、社会组织存在通过诉讼牟取经济利益情形的，人民法院应向其登记管理机关发送司法建议，由登记管理机关依法对其进行查处，查处结果应向社会公布并通报人民法院。

三、人民法院受理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后，应当在十日内通报对被告行为负有监督管理职责的环境保护主管部门。环境保护主管部门收到人民法院受理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案件线索后，可以根据案件线索开展核查;发现被告行为构成环境行政违法的，应当依法予以处理，并将处理结果通报人民法院。

四、人民法院因审理案件需要，向负有监督管理职责的环境保护主管部门调取涉及被告的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及其批复、环境许可和监管、污染物排放情况、行政处罚及处罚依据等证据材料的，相关部门应及时向人民法院提交，法律法规规定不得对外提供的材料除外。

五、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当事人达成调解协议或者自行达成和解协议的，人民法院应当将协议内容告知负有监督管理职责的环境保护主管部门。相关部门对协议约定的修复费用、修复方式等内容有意见和建议的`，应及时向人民法院提出。

六、人民法院可以判决被告自行组织修复生态环境，可以委托第三方修复生态环境，必要时也可以商请负有监督管理职责的环境保护主管部门共同组织修复生态环境。对生态环境损害修复结果，人民法院可以委托具有环境损害评估等相关资质的鉴定机构进行鉴定，必要时可以商请负有监督管理职责的环境保护主管部门协助审查。

七、人民法院判决被告承担的生态环境修复费用、生态环境受到损害至恢复原状期间服务功能损失等款项，应当用于修复被损害的生态环境。提起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的原告在诉讼中所需的调查取证、专家咨询、检验、鉴定等必要费用，可以酌情从上述款项中支付。

八、人民法院应将判决执行情况及时告知提起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的社会组织。

各级人民法院、民政部门、环境保护部门应认真遵照执行。对于实施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和建议，请分别及时报告最高人民法院、民政部、环境保护部。

篇13：宿州市环境违法案件移送制度

宿州市环境违法案件移送制度

一、在查处环境违法案件工作中，各级环境行政执法部门与有关部门之间要加强联系，协调配合，根据情况可采取不同形式互通信息，研究问题，交换意见。

二、各级环境行政执法部门发现或经调查，认为行政管理相对人、有关部门工作人员违反有关法律法规规定，需要追究行政责任、刑事责任的案件，应移送有关部门。

1.生产、销售、进口、使用属于《淘汰落后生产能力、工艺和产品目录》规定的，要向经济综合主管部门(发展改革委员会或工业经济主管部门)移送;

2.企业因环境违法问题被政府依法关停的，有生产许可证的`要向颁证部门移送，有营业执照的要向工商部门移送，有供电设施的要向电力部门移送;

3.对违反环境法律法规规定，造成严重后果的政府及其工作人员，有关部门认为依法依纪需要追究其行政纪律责任的，要将案件及时移送监察部门;

4.涉嫌重大环境污染犯罪或者环境监管失职犯罪的，要将案件及时移送司法机关，追究其刑事责任;

5.有可能引发安全生产事故的，要向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移送。

三、各级发改(计划)、工业(经贸)、监察、工商、司法、安全监管部门在行政执法过程中发现涉及环境违法案件，需要由环保部门给予行政处罚的，应及时移送环保部门。

四、各部门在行政执法过程中发现需要移送有关部门处理的案件，应在5个工作日内发出移送函，并将有关材料、证据一并移送，接受案件移送的部门应在收到移送函5个工作日内作出是否受理的决定或者处理建议，并通知移送部门。受理的移送案件在形成查处决定结果后7个工作日内通报原移送部门。在案件查处过程中移送与接受部门应及时沟通。

五、对不按照规定及时移送案件或者对接受的移送案件不及时处理，造成严重后果的，要追究部门负责人和直接责任人的责任

篇14：化学与环境学院请假制度

化学与环境学院请假制度

为了保证我系正常的教学秩序，规范学生的请假程序，加强对学生的监督管理，现对学生的请假制度做如下规定和补充，

一、请假规则

1、请假分事假、病假、公假三种。事假，因私人或家庭亲属的重大事件无法按学校规定时间上课而提出的请假，一般情况下不得请事假;病假，因身体健康原因无法按时上课而提出的请假, 病假同时须提供医院的相关证明;公假，因参加校、院系开展的重大活动，并经有关院系领导证实后确认无法按时上课而提出的请假。

2、学生因病、因事、因社会工作等原因不能按时上课或参加全校性集体活动，必须办理请假手续，否则按旷课处理。

3、考试、考查(包括补考)期间，除病假外，一般不得请假。如必须请假，不论时间长短，均须报教务处审批，同意请假后方准予参加缓考，

二、请假程序

1 、请假的同学应事先到学习委员处领取请假条，按要求如实填写请假条，说明请假的具体原因和时间，请病假需有校医务室或医院有效证明。请事假要有充足理由，应从严掌握。请假条填好后，交班主任或辅导员签署意见。

2、学生请假事先提出书面申请的相关程序：

请假三天之内的，由班主任或辅导员批准;请假三天以上，由院主任批准;在校外进行班级活动，请假需领队老师签署意见。提出申请并经审批通过方才生效，口头请假无效(如遇到紧急情况可电话直接向班主任或辅导员请假，事后要及时与已打电话的.班主任或辅导员补请假条)，请假条由各班学习委员交到学院学习部处存档。

3、请假只含早操早读的，请将请假条一式两份，一份给辅导员办公室，一份给自律部。

4、请假只含日常的课堂或晚修的，请将请假条一式两份，一份给辅导员办公室，一份给学习部。

5、请假只含的晚上不在校住的，请将请假条一式二份，一份给辅导员办公室，一份给宿管阿姨或阿叔。

6、请假含早操早读及日常的课堂或晚修的，请将请假条一式三份，一份给辅导员办公室，一份给学习部，一份给自律部。

7、请假含早操早读、日常的课堂、晚修及晚上不在校的，请将请假条一式四份，一份给辅导员办公室，一份给学习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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