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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现行行政上诉问题
现行行政上诉问题
上诉制度是规范当事人的上诉行为以及上诉审法院活动的制度总称，是一种程序性规定。行政上诉，是指行政诉讼当事人对一审判决、裁定不服，在法定期限内，向上一级人民法院要求重新审理的诉讼行为。我国现行行政诉讼法规定了两审终审制度，即除最高人民法院所作出的一审判决、裁定外，一个案件经过两级人民法院的审理，诉讼即告终结，裁判发生法律效力。上诉制度的核心内容就是两审终审制度中的第二审程序。二审程序虽不是每一起案件必经的程序，但却是一种独立的程序，二审程序是一审程序的继续，是对案件的继续审理，其存在体现了程序公正, 为当事人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提供了上位司法救济程序, 也是上诉审法院监督一审法院，纠正不当裁判的重要制度。因而，这一制度在维护当事人合法权益，纠正不当裁判方面起了重要作用。但是，如果对我国的上诉制度进行仔细审视，会发现该制度仍然存在一些弊端，影响其功能的发挥。下面，就现行行政上诉制度存在的问题及其建议略陈管见。
一、关于程序设置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以下简称《行政诉讼法》)的规定，我国现在设置的行政上诉程序除了由最高人民法院审理的案件外，绝大多数案件均为二审终审。也就是说，一个案件，只有一次纠错机会，经过两级法院裁判后，不管当事人如何反对，该裁判仍将发生法律效力。这样设置带来的问题：一是，一个案件经一审后，一方当事人不服提出上诉，二审法院是终审法院，具有最终裁判权，作出的二审裁判很可能改变一审裁判，对上诉人有利，而另一方当事人认为自己利益受损又希望上诉，但是程序已到尽头，无路可寻了，导致当事人无休止的申诉、上访，影响社会稳定。二是，二审法院审理上诉案件，对于一审所认定的事实，有完全的审查并重新作出认定的权力，这样，二审法院的裁判就是建立在二审法官新认定的事实之上，这可能与一审裁判大相径庭，然而，二审终审，虽然二审认定的事实是初次认定的，但当事人没有上诉的权利，成为事实上的一审终审。三是，一审法院审理的案件，二审法院可以通过二审程序予以纠正和监督，使一审法院的法官更能理性司法,审慎裁判。而二审法院，虽然从法理上说还有上级法院以及人大的监督，但是这些监督都是宏观的监督，并且未程序化，这样，对二审法院的监督成为缺乏制度化的监督。
任何法律设立，都应体现法律程序的公正性。程序之所以公正，其评价标准的一个重要方面是给予当事人的机会次数，如果只给予当事人一次机会，很难让人说是程序公正。程序法是当事人据以实现实体利益的保障法，上诉审程序正是为了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而设立的。在追求公正与效率的今天，提高效率的同时，更应注意保证程序公正目标的实现，为了实现程序公正之目的，有必要设立三审终审的诉讼制度。三审终审，顾名思义，是指一个行政案件经过三级人民法院审理即发生法律效力的诉讼制度。三审终审，将有助于确保案件得到最公正的判决。三审终审程序的设置，并不意味着当事人都会去打三审官司。从司法实践来看，一审法院的判决，当事人上诉的只占少数，到了二审判决，再上诉的肯定比一审上诉的更少，真正走完三审终审程序的，占不到一审案件的1‰，在这不到1‰的案件中，即使多耗费一定的人力、物力，并不影响我国诉讼制度的整体效率与效益。并且，三审终审的上诉制度，扩大了纠错机会，有利于程序公正价值的体现。
二、关于审理方式
《行政诉讼法》第59条规定: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认为事实清楚的，可以实行书面审理。所谓书面审理，是指人民法院不需要当事人和其他诉讼参与人到庭，不进行法庭调查和辩论，只根据上诉状、原审案卷材料和其他书面材料进行审理，就作出判决或裁定的审理方式。即在行政诉讼第二审程序中，适用书面审理方式的前提，必须是案件事实清楚。如果案件事实不清楚，人民法院就应开庭审理。如此规定存在的问题是：案件事实是否清楚，只有经过审理之后才能明确。而以当事人对于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是否存在争议作为是否开庭审理的判断标准，则可以避免这一问题。当事人对于事实是否存在争议，只需对当事人的上诉状进行形式审查就足以判断。故《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若干问题的解释》)第67条第2款规定：当事人对原审人民法院认定的.事实有争议的，或者第二审人民法院认为原审人民法院认定事实不清楚的，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开庭审理。对于上述规定，理论界认为我国行政上诉审以书面审理为原则，以开庭审理为补充。这样规定带来的问题是，当事人上诉的案件，一般都是争议很大、较为复杂的案件，当事人都希望自己的观点和证据充分展现给上诉审法官，这种充分展示，当然以开庭审理时双方当事人对擂为最佳状态。当事人上诉的目的之一就是通过开庭说服上诉审法官，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但如果合议庭认为不需要开庭，而通过书面审作出裁判，则使当事人丧失了这个机会，法官也不能切身感受到双方当事人的争执焦点，以至影响作出最为合理、公正的裁判。据此，建议本条修改为：第二审人民法院审理上诉行政案件，应当组成合议庭，开庭审理。当事人对第一审人民法院认定的事实没有争议的，可以书面审理。
三、关于裁判形式
《行政诉讼法》第61条规定： 人民法院审理上诉案件，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的，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原判决认定事实清楚，但适用法律、法规错误的，依法改判;
(三)原判决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或者由于违反法定程序可能影响案件正确判决的，裁定撤销原判，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也可以查清事实后改判。
当事人对重审案件的判决、裁定，可以上诉。
这样规定，没有反映行政诉讼二审程序的特殊要求。一审法院作出的既可能是程序性裁定，也可能是实体上的判决。如果是程序性裁定，也就是说，第一审人民法院作出的结论并不是行政行为是否合法，而是当事人的起诉是否符合法定条件，如起诉的行政行为是否存在，有没有超过法定期限等等。对于这种案件，二审法院审理的对象也只有一个，即一审法院的裁定是否正确。比较常见也比较复杂的裁定是不予受理和驳回起诉裁定。《若干问题的解释》第68条对于这两种裁定的上诉二审如何处理进行了针对性规定“第二审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原审人民法院不予受理或者驳回起诉的裁定确有错误，且起诉符合法定条件的，应当裁定撤销原审人民法院的裁定，指令原审人民法院依法立案受理或者继续审理。”《若干问题的解释》规定“指令原审人民法院依法立案受理或者继续审理”，而没有规定另行组成合议庭是不科学的。一审裁定不予受理的案件，如裁定是立案庭作出的，不规定另行组成合议庭也没有问题，因为立案受理之后实体审理及判决是由行政庭进行。但如果行政案件的立案审查是由行政庭进行的，二审法院指令一审法院立案受理，而没有规定另行组成合议庭，由原来的合议庭进行审理就很难避免先入为主。而对于驳回起诉的案件，规定继续审理，当然就是由原来的合议庭将本来已经开始的程序继续下去，也就是说无需另行组成合议庭，这样就无法保证继续审理的公正，原来的合议庭先入为主也是难以避免的。
篇2：行政上诉优选
上诉人(原审原告)：xx，女，生于1960年2月19日，汉族，驾驶员，住重庆市万州区国本路末端418号。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重庆市万州区公路运输管理处(以下简称区运管处)。
上诉人因诉被上诉人请求确认具体行政行为违法一案，不服重庆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二OO六年八月十一日(2006)字第20号行政判决，现提出上诉。
上诉请求：
1、撤销重庆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二OO六年八月十一日(2006)字第20号行政判决，并依法改判。
2、由被告承担本案一审、二审诉讼费用
上诉理由：
1、一审判决认定“万州区人民政府就万州区解决出租汽车经营权有关问题的方案，向市政府请示，。。。。。。重庆市人民政府对请示批复同意”，其审批程序合法。上诉人认为对这一事实的认定是错误的，按照国办发(2005)81号规定：“对出租车经营权出让数量、金额、期限、审批程序。。。。。。等进行全面清理和规范”，对于“审批程序”国办发(1999)94号早就有规定是“直辖市人民政府批准，并分别征得国家财政部、国家计委同意”，由此可见“批准”和“同意”是不同的概念的行政程序，不能用“同意”代替“批准”。重庆市人民政府应当是行使批准权，而不是同意。因此万州区人民政府就万州区解决出租汽车经营权有关问题的方案的审批程序是不合法。
2、一审法院认定“万州区人民政府在清理和规范本区出租汽车经营权有关问题”即属于“已经实行出租汽车经营权有偿出让的”“不属于新出台出租汽车经营权出让政策”。对此，上诉人认为一审法院的这一认定是错误的。从被告出具的证据来看，万州区出台过三次出租车经营权政策，即第一次是10月，出让期限是5年，出让金额是3万元，准入条件是：凡开业从事出租车客运的单位和个人;第二次是，出让时间是 1月1日起，出让期限是8年，出让价格5万元，准入条件是：出让给有资质的经营条件的出租汽车公司，统一经营;第三次是207月，出让方式是：在本区1040个出租汽车经营权指标总量内，将底前投放的每三个到期的出租汽车经营权指标和协议、承诺给公司尚未履行兑现的每3个经营权指标换取1个经营期限为24年的出租汽车经营权指标，每个经营权指标有偿使用费7万元。准入条件是：个体经营、出租汽车公司统一经营管理。从上列情形看来，每一次出台的政策从出让的期限、到下次出让时间的衔接、出让价格、准入条件以及出让的方式上都完全不同。根本没有政策上的连续性，完全属于新政策出台。
3、一审法院认为：《重庆市道路运输管理条例》(以下简称重庆道条)属于地方法规，符合《行政许可法》地方法规可以设定行政许可的规定，不与《行政许可法》相抵触。对此上诉人认为，《行政许可法》第五十八条规定，行政许可收费项目的设立形式只能是法律和行政法规，即设立权的主体只能是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和国务院，其他任何机关无权设立行政许可收费项目。因此，《重庆道条》与《行政许可法》的规定是相抵触的。按照《立法法》的规定“在国家制定的法律或者行政法规生效后，地方法规同法律或者行政法规相抵触的无效”。由此可见《重庆道条》与《行政许可法》相抵触的条款，已无法律效力，更不能作为行政机关设定行政许可的依据。
4、按照“依法行政”的原则，行政机关应当依照法律、法规、规章实施行政行为。被告没有依法实施行政许可行为，而是根据“万州区人民政府(2005)124号文件精神”。“万州区人民政府(2005)124号文件”不是《行政许可法》所规定的法律、法规、规章等规范性文件，不能作为实施具体行政许可的依据。因此被告所实施的`行政许可行为是违法的。
综上所述，上诉人认为一审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法规错误，导致作出不公正、不合法的判决。为此，现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之规定，特向贵院提起上诉，望撤销重庆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二OO六年八月十一日(2006)字第20号行政判决，并依法改判。
此呈
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
上诉人：xx
xx年xx月xx日
附：
本上诉状副本二份
范文二:
上诉人(一审原告)：李××，男，××岁，×族，× ××市人，×××市××人厂退休工人，住本市××村×街×号。
被上诉人(一审被告) ：×××市××区城市建设环境保护局。
法定代表人：赖××，局长。
委托代理人：王 ××，副局长。
案由：上诉人因不服××区人民法院(××)×法行字第4号行政判决， 现提出上诉。上诉的请求和理由如下：
请求：1.撤销××区法院(××)×法行字第4号 《行政判决书》，依法改判;2.因被上诉人的工作人员失职及在执行职务中给上诉 人造成的建楼损失，应由被上诉人承担行政侵权责任，并赔偿一切经济损失。
理由：
一 、上诉人于19××年×月×日经被上诉人批准，在××村×街×号自己家院内建成一座二层 东楼。上诉人是以审批的图纸和(××)×建字第×号《私房建筑许可证》为依据，并由被 上诉人派工作人员到现场进行勘验、画线、打桩定位后，上诉人才进行建筑施工的。为了在 施工中不和邻居发生矛盾，上诉人之子李××到被上诉人办公室，当面在批准的建楼图纸上 加盖了自己的手章，并当场指明这1.15米(见图纸)是西侧房檐。被上诉人听后没做任何 表示，也没有往图纸上作记录说明。在19××年×月×日，被上诉人要求上诉人去掉西房檐 10厘米，然后在房顶上修一个高棱，不要让雨水从西边流出就行。从被上诉人这一要求来看 ，足以证明原审法院《判决书》中的经查：“……讲明不要有任何建筑物(指房檐)”的说 法是不能成立的。原审法院片面地听取被上诉人没有任何根据和证明的说法来作为判决的依 据，是不符合《行政诉讼法》第四条“人民法院审理行政案件，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 绳”的规定的。如果案件的事实、证据不清楚，应予调查核实，不能轻信一方自述。
篇3：行政上诉答辩状
上诉人：基本情况
被上诉人：基本情况
上诉人因××一案，不服××人民法院××××年×月×日(××××)字第×号行政判决(或裁定)，现提出上诉。
上诉请求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上诉理由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此致
××人民法院
上诉人：×××××
××年×月×日
附：本诉状副本×份。
行政上诉状
(法人或其他组织或行政机关提出上诉)
上诉人名称：××
住所地：××
法定代表人(或代表人)姓名：××;职务：××
电话：××
企业性质：××; 工商登记核准号：××
经营范围和方式：××××
开户银行：××; 帐号：××
被上诉人名称：××
法定代表人(或代表人)姓名：××; 职务：××
电话：××
上诉人因××一案，不服××人民法院××××年×月×日(××××)字第×号行政判决(或裁定)，现提出上诉。
上诉请求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上诉理由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此致
××人民法院
上诉人：×××××
××年×月×日
篇4：行政上诉答辩状
原告金栋梁，男，1957年10月25日出生，汉族，xx省东海县向阳乡农民，现住东海县XX小区XX号。联系电话：XXXXXXXXXXX
被告东海县税务局，地址东海县人民路25号，法定代理人常国宾，该税务局局长，男，1956年2月25日出生，汉族，现住东海县XX北大街XX小区XX号。联系电话：XXXXXXXXXXX
诉讼参与第三人戴永强，男，1963年3月9日出生，现住东海县XX大街XX号。 诉讼参与第三人乡政府代理人XXX，系该乡政府镇长，男，1966年7月6日出生，现住东海县XX镇XX村XX号。
请求事项
1. 请求依法撤销东海县税务局X东(税)决字[2013]第88号处罚决定书。
2. 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
事实与理由
20xx年，村民戴永强与乡政府签订承包经营合同，合同规定：乡政府为甲方，将砖瓦窑发包给乙方，提供厂房场地、制砖机械;戴永强为乙方，负责经营管理，承担企业应缴纳的税金，向甲方上缴承包金额6000元;承包期为一年。自当月1月至12月底止。戴永强承包后，又以发包方的身份与金栋梁签订制砖技术承包合同，承包期为一年，合同规定：金栋梁为乙方，给甲方生产成品砖200万块，每块售价0.05元计算，由甲方每块提取0.015元(含上缴税金、购置架子车和覆盖物费)，乙方分取0.035元(含购置柴油费、工人工资、工具修理费用)。合同生效后，金栋梁即进行生产。合同履行了8个月，金栋梁生产成品砖68万块，折合人民币3.4万元，其中金栋梁领取3200元，其余由戴永强收存。后来向阳乡税务所通知缴纳制砖税，金当即申明按合同理应按戴永强承担。但税务所坚持让金栋梁缴纳。金栋梁不服遂上访到税务局，县税务局于8月7日作出X东(税)决字[2013]第88号处罚决定书。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的规定，行政机关作出处罚决定要经过立案、调查取证、说明理由、当事人陈述与申辩、作出处罚决定、送达等程序。而被告税务局没有进行充分的调查取证、没有听取原告申辩，就作出行政处罚决定，违法了法律的规定。另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第九十七条 税务人员私分扣押、查封的商品、货物或者其他财产，情节严重，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尚不构成犯罪的，依法给予行政处分。税务所宣布冻结金栋梁生产的砖，违反了此项规定。根据《合同约定》上缴金由甲方支付，因此对于产品税及罚款应由戴永强缴纳。综上所诉，原告认为处罚决定有失公平性且判决的程序不合理，为此，特诉至贵院，恳请人民法院依法判决，撤销东海县税务局X东(税)决字[2013]第88号处罚决定书，以维护法尊严及原告合法权益。
此致
东海县人民法院
起诉人 金栋梁
二○xx年八月九日
篇5：行政上诉答辩状
答辩人(一审第三人、二审第三人)：王xx，男，xxx年11月27日生，原xx科技(xx)公司职工，电话：xxxxxxxxxxxxxxx。
被答辩人(上诉人)：xx科技(xx)公司 法定代表人：张xx
地址：xx市xx新区xx工业区沪南路2502号 xxxxxxxxxxxxxxx (林xx)
因被答辩人xx科技(一审原告)不服(xxxx)浦行初字第536号《行政判决书》上诉至贵院xx市第一中级法院，答辩人请求二审法院继续维持一审法院《行政判决书》维持(xxxx)xx人社认字第9637号《认定工伤决定书》，现答辩人根据本案事实和有关法律规定，依法答辩如下：
事实和理由
一、答辩人是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场所内，因工作原因受到事故伤害。
xxxx年7月4日被答辩人与答辩人签订劳动合同(建立劳动关系)至xxxx年7月3日止，被答辩人为答辩人办理了社会医疗保险。
xxxx年7月5日白班期间早十点左右，在xx叠桥路168号CSD二楼，大组长(吴志祥)安排我搬重物导致腰部再次受伤加重。
一审法院xxxx年10月29日开庭审理时，由xx新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当庭出示周xx、谢xx、吴志祥等xx科技现场生产干部访谈证人证言佐证。
根据《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一)项的规定、《xx市工伤保险实施办法》第十四条第(一)项规定，答辩人是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场所内，因工作原因受到事故伤害，因此属于工伤。
二、答辩人受到事故伤害，被xx市xx新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依法认定为工伤，一审法院《行政判决书》维持工伤认定依据及程序符合法律规定，二审法院依法予以维持。
由被答辩人提供的(1)“周xx和谢xx”书面证言、(2)答辩人工伤申请书、(3)《华东政法大学司法鉴定中心司法鉴定意见书》、(4)答辩人就医记录等等大量证据证实，答辩人“xxxx年7月5日早十点左右在xx叠桥路168号CSD二楼，大组长(吴志祥)安排答辩人搬运重物导致腰部再次受伤加重”是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场所内，因工作原因受到事故伤害，符合工伤认定条件，依法应认定为工伤。同时xx市xx新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在依法认定工伤后，将xx人社认(xxxx)字第9637号《认定工伤决定书》进行了送达，送达程序符合法律规定。原告在行政复议被依法维持的情况下，又提起行政诉讼，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xx市xx新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的工伤认定具体行政行为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正确，符合法定程序，已在xxxx年11月3日被一审法院(xxxx)浦行初字第536号《行政判决书》依法维持，答辩人请求二审法院继续维持一审(xxxx)浦行初字第536号《行政判决书》维持xx人社认(xxxx)字第9637号《认定工伤决定书》。
三、行政诉状所述答辩人所患腰椎间盘突出症属长时间伤力累积之结果，与答辩人xxxx年7月5日工作中搬运重物导致腰部再次受伤“加重”并不矛盾。
1)、xxxx年7月4日正式入厂至12月份调整岗位这五个月期间答辩人身体健康一切正常。答辩人自xxxx年9月20日至11月中旬所在01线组装段岗位QTO测试异常机台(两个月左右)的送修期间，身体负重行走并无异常。在QTO站工作中因找不到“小拖车”时曾多次在产线手抱整箱120部苹果5S整机，抱着走五六十米远到ME处维修部，且在每日岗位交接班的机台数量“盘点”时也要一个人挪位(每次)一箱120部苹果5S整机或者(每次)两箱叠起共240部苹果5S整机(弯腰双手抱着挪位)。当时的线外干部可作证(张xx、李xx)。
2)、被答辩人明知故犯，系直接造成答辩人xxxx年7月5日“搬运重物”导致腰扭伤加重的主要因素。行政诉状中被答辩人明知答辩人xxxx年11月至xxxx年6月9日坚持半年多的原工作岗位，工作中需要长时间地“反复弯腰扭转”容易导致员工腰椎间盘受损，但被答辩人仍然在xxxx年6月9日无故全员解散了答辩人原所在01产线，后答辩人独自一人又被被答辩人抽调出来参与跨厂区、跨部门、跨工作环境的交叉作业时，在xxxx年7月5日遭强令“搬运重物”，是答辩人意外遭受腰部二次扭伤加重的直接原因。导致答辩人事后又无法准确提供“搬运重物”时在现场更多同事们的人证姓名。答辩人虽然自xxxx年6月23日左右腰椎处已经有轻微发热、发痒等症状，但是并不严重。且经朋友推荐，答辩人已经购买治疗“腰扭伤”的药物治疗，答辩人xxxx年6月27日在xx南汇华泰药店周浦店购买了治疗腰扭伤的药物“维生素E胶丸、维生素C片、活血止痛膏”(答辩人向工伤认定部门提供本人医保收款凭证)。 答辩人在xxxx年7月5日搬运重物之时答辩人明显感受到腰部抽筋般的刺痛等异样，误以为只是与xxxx年12月20日在CSD三楼工作中的腰扭伤时一样日后工作中就能得到恢复，导致在随后的一周内答辩人仍然坚持“带病”上班。随着右边臀部的胀痛越加严重还伴有右臀水肿发红等症状显现，答辩人于xxxx年7月13日(周日休息)赶往附近的周浦医院首次诊察，经CT诊断结论：L4-L5腰椎间盘突出症。医生病历建议“需要立即住院手术治疗”。7月14日正常上班，7月15日下午取回CT诊断报告后当天下午返回xx科技(xx)公司秀沿路3668医务室转休一周的病假被医务室工作人员拒绝(只同意转休三天病假)。被答辩人医务室拒绝给予答辩人医生病历休一周的病假，企图隐瞒答辩人病伤较为严重的客观事实。
法律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病防治法》第八十七条本法下列用语的含义：职业禁忌，是指劳动者从事特定职业或者接触特定职业病危害因素时，比一般职业人群更易于遭受职业病危害和罹患职业病或者可能导致原有自身疾病病情加重，或者在从事作业过程中诱发可能导致对他人生命健康构成危险的疾病的个人特殊生理或者病理状态。职业病危害，是指对从事职业活动的劳动者可能导致职业病的各种危害。职业病危害因素包括：职业活动中存在的`各种有害的化学、物理、生物因素以及在作业过程中产生的其他职业有害因素。
事实上，答辩人xxxx年11月起至xxxx年6月止期间持续半年多的原工作岗位“长时间地蹲下弯腰处于不良姿势和体位”符合《职业病防治法》第八十七条中“其他职业有害因素”而引起的疾病，且答辩人 xxxx年12月20日工作中扭伤一次，xxxx年7月5日“被强令”搬运重物导致二次受伤加重，后右臀胀痛放射至下肢已无法正常工作。
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令第76号《用人单位职业病危害防治八条规定》xxxx年3月23日公布施行。第五条、必须在工作场所与作业岗位设置警示标识和告知卡，严禁隐瞒职业病危害。
3)、工作中的睡眠时间严重紧缺，答辩人每天活动在“两点一线”，上班期间十二小时加往返途中每天约需要十四个小时左右。答辩人自入厂时起一直持续地居住在被答辩人公司提供的厂外员工集体宿舍，在xx新区周祝公路1218号院内，每天上下班都有被答辩人公司提供的大巴车接送。xxxx年7月13日早8：30打完夜班下班卡，约9点30回到宿舍，吃完早餐就10点多了，睡了三个小时左右，约14点半左右到了周浦医院挂号待诊。被答辩人周祝公路1218号的员工集体宿舍有门卡记录可以与厂区下班卡时间、医院挂号时间一起证实答辩人在7月13日当天并没有其他任何个人其他外出活动。
综上所述，答辩人xxxx年7月5日当天在工作中被搬运重物，导致答辩人因受力不当引起腰椎盘突出症状，完全符合在工作时间、工作原因和工作场所内造成的事故伤害。答辩人配合xx市xx新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工伤认定部门于xxxx年元月10日返回xx科技(xx)公司CSD二楼事故现场与被答辩人的现场干部一起进行了xxxx年7月5日事故当天的还原取证。
xxxx年5月29日由xx市xx新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认定工伤决定书》经华东政法大学司法鉴定，鉴定意见为：“答辩人”王xxxxxx年7月5日搬运货物是其所患腰突症的加重因素。
xxxx年6月11日经答辩人自费委托xx市劳动能力鉴定中心“劳鉴(沪)字1504-1195号”鉴定结论为：部分丧失劳动能力。符合骨科第三条第4项。
沪人社复决字【xxxx】第115号《工伤行政复议》经xx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审理查明后，已于xxxx年8月31日作出“维持被申请人xx市xx新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作出的‘xx人社认(xxxx)字第9637号《认定工伤决定书》。”
我国《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六条规定：“职工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得认定为工伤或者视同工伤：(一)因犯罪或者违反治安管理伤亡的;(二)醉酒导致伤亡的;(三)自残或者自杀的。”《工伤保险条例》第十九条第二款规定：“职工或者其直系亲属认为是工伤，用人单位不认为是工伤的，由用人单位承担举证责任。”本案中，答辩人已就其申请工伤所依据的事实主张并依法提出了初步的证据加以证明，完成了举证责任，而被答辩人显然没有完成其应承担的举证责任。
答辩人根据《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一)款和第(二)款以及《工伤认定办法》第四条、第五条等相关法律规定，自xxxx年7月21日起首次向被告(xx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送交《工伤事故报告书》和《工伤认定申请表》等相关资料，自xxxx年11月11日被告作出编号为xx人社受(xxxx)字第9637号《工伤认定申请受理决定书》，在xxxx年5月29日作出xx人社认字【xxxx】第9637号《认定工伤决定书》，随后送达答辩人和被答辩人。
答辩人认为：一审被告(xx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是工伤认定的权威部门，其对国家法律法规、政策的理解比答辩人准确，答辩人尊重并执行一审被告依法作出的xx人社认字【xxxx】第9637号《认定工伤决定书》。综上所述，上诉人(xx科技)陈述的事实和理由不成立，答辩人尊重并执行一审(xxxx)浦行初字第536号《行政判决书》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法院依法维持原判决，驳回上诉。
此致xx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敬礼!
答辩人(一审第三人、二审第三人)：
xxxx年12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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