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税收法规与会计制度关系的演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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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试论税收法规与会计制度关系的演进

试论税收法规与会计制度关系的演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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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自愿              中国财经网 05月19日

「内容提要」本文在分析税收法规与会计制度由统一走向分歧的基础上，指出了税收法规和会计制度进行协作的必要性，讨论了通过加强和完善税务筹划、反避税方式及构建税务会计理论体系等各种手段实现税收法规与会计制度共同发展的几点建议，以期开凿出一条在我国市场经济条件下实现税收法规与会计制度协作相通的思路。

税收法规的目标是及时征税和公平纳税，而会计的目标是向会计利益相关者提供有利于决策的财务信息。尽管两者在使用的一些概念、原则和方法上有着很大的一致性，但由于其根本目标不同，必然存在着分歧与差异。作为从企业角度出发的会计界人士，应当将如何洞察税收法规与会计制度的分歧，如何促进两者的协作，进而实现两者共同发展作为一项义不容辞的艰巨任务。本文试从会计制度和税收法规的分歧、合作与发展入手，阐述相关论题，以飨读者。

一、税收法规与会计制度关系的发展历程

在传统的计划经济模式下，我国企业（特别是国有企业）一般只需对政府负责，无论盈利还是亏损，一切都是政府的。因此，企业所有的会计处理均以国家财税收入最大化为目标，税收法规与会计制度的目标基本上是一致的，会计制度与税收法规挂钩，会计利润和应税所得大体保持一致。同时，企业也从方便的角度出发，以满足税务当局的要求为其会计处理的基本出发点，尽量避免或减少由于会计处理方法与税法要求的不同而需单独解释的内容，进而按照税收法规进行会计处理，而非以真实反映企业经营状况为主要目的。

然而，从国际惯例看，市场经济国家企业的税利都是分开的，税是对政府的义务，利润是投资者所拥有的投资收益；不仅如此，两者还是矛盾的，税缴多了，利润就会被抵消。我国正处于从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转轨过程中，该种市场经济环境必然导致投资主体多元化，从而会计信息利益相关者群体复杂化情况的出现，而会计的处理方法如何从以税收为基准的旧模式向以真实反映企业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为主要目标的新模式进行转化就成了当务之急。所以，在我国当前市场经济条件下，税收法规与会计制度的目标逐步呈现出了非同一性的特征。这种非同一性是从1994年税制改革和起具体会计准则和企业会计制度（笔者将准则和制度纳入广义的“会计制度”范畴之内）的相继出台开始逐渐扩大的。比如，税法中《企业所得税税前扣除办法》、《关于企业合并分立业务有关所得税问题的通知》等法规与会计制度规定的原则、方法等内容在确认收入、费用和损失方面的差异逐步扩大，甚至产生了不容忽视的分歧和对立关系。

二、实现税收法规和会计制度有机协作的必要性

从我国最近颁布的各类会计法规来看，新的会计制度已与国际会计准则、美国会计准则（主张税收法规与会计制度相互独立）等国际惯例实现了协调。国际上通行的做法是，财务报表公允地反映企业的财务情况，企业先按会计制度客观地计算出公司的利润；而在纳税时，再按税法要求对财务报表进行适当调整。

现在问题的关键在于随着税收法规与会计制度分歧的加剧，我国税收征管部门面临的税收主权的挑战远比西方发达国家大得多，尤其是反避税领域，我国至今仍未形成系统的反避税规程。现实经济环境中，虽然我国加入世贸组织尚不足一年，然而各跨国公司争相在我国投资，国际资本流动极为频繁，监管和反监管的斗争成为国家财政、海关和税务部门的重要工作内容。这些跨国公司一般都拥有丰富的国际理财经验，通过各种手段（主要表现在会计手段上），有的实行税务筹划，有的直接绕开我国法律监管，偷逃税款，对我国的税收主权构成严重威胁。上个世纪90年代后期，每年仅跨国公司避税行为而给我国造成的税收收入损失就至少为300亿元。换句话说，这约相当于中央财政收入（16386亿元）五十分之一的300亿元，若加上国内企业的避税行为，数字将会更加惊人。于是，如何通过税收法规与会计制度的完善与协作将成为国家加强反避税工作的一个重要逻辑出发点。

三、推动税收法规和会计制度共同发展的几点建议

随着我国社会主义法制的逐步健全，政府机关和企业的法制观念也在不断增强。体现在税收上，一方面是税务机关等相关部门实行依法治税；另一方面是企业遵纪守法的意识得到增强，正确处理好企业收入与“依照法律来纳税的义务”之间的关系，自觉养成诚信纳税的良好习惯，最终推动税收法规和会计制度的共同发展。

1、企业税务筹划的加强和国家反避税措施的完善

对于税务筹划这一新鲜事物，国家不但不必反对，而且还要支持，因为应纳税企业是在充分利用自己的经验和对税收法规的熟练掌握，并且在不违反税法的前提下进行的降低税负、实现税务筹划的行为。而税务筹划的前提虽是遵守税收法规，但其结果却会造成国家税收收入的减少，甚至会降低经济活动的效率，造成税收公平方面的问题，并加大税收制度的复杂性和征管困难。但为什么国家往往容忍这种税务筹划行为呢？从经济角度看，政府有目的、有选择地设置低税区，有利于吸引资金，吸收技术，带动经济繁荣。所以政府能容忍的税务筹划行为通常的是指政府指导下和税法控制下的“节税筹划”，而不能容忍的则是失控的、打法律擦边球的“避税筹划”行为。所以一个合法的政府，总要不断制订反避税筹划条例，以保证政府的税源与收入，维护法制的健全。税务筹划（主要指节税筹划）是对税收政策的积极利用，符合税法精神。从更深一层理解，税收的经济职能还必须依赖于税务筹划才能得以实现。这样，应纳税企业与政府税务机关重复博弈的结果，无疑是会计制度和税收制度的高度完善。在这种环境下形成的税收法规，对经济环境的变化当然具备灵敏的反应能力，也将更趋于完备。

2、会计界人士及会计制度的协作配合

相信今后随着经济的发展，税务筹划活动会越来越普遍，政府的反避税措施将越来越有力。而且在税务筹划与反避税的发展进程中，会计界也应当当仁不让地成为主力军。首先，会计人员拥有其他行业不可比拟的经验和专业技术优势，他们可以凭此优势帮助应纳税企业合法地减轻税负，从

而抢占和巩固传统会计市场；同时，税务机关可以考虑由国家认定具备注册会计师资格和注册税务师资格并且经验丰富、品行良好的中介机构专业人士从事税务审计业务，从而加大反避税的“技术含量”，以弥补我国专职税务稽查人员数量和质量上的不足，加大反避税工作力度。

从制度层面上来说，税收法规应当借鉴会计制度，借“它山之石”完善和充实反避税立法的原则和内容。税务机关反避税的着重点应从鉴别经济业务的合理性入手，而会计制度的相关准则对于反映交易事项的经济实质是很有帮助的。比如，一笔涉及转让定价的关联企业间的交易业务，由于交易各方以自己内部确定的价格来填制纳税申报表，以此想方设法地逃避纳税义务。而税务机关可以根据掌握的相关成本或以前非关联方独立交易的会计资料，并以此为基础，估算应作为纳税基数的正常交易价格，从而更好地界定各方的纳税义务，防止税款流失。

3、加快构建税务会计的理论体系

由于我国现行的税制处于一个不断发展、完善的阶段，各种规范性文件屡屡下发，这势必造成我国现行税制的复杂性和操作上的'难度性。而税务会计的出现，客观上满足了国家作为所有者或宏观经济管理部门获取企业会计信息的重要途径，也是实现税收法规与会计制度共同发展的产物。

作为推动税收法规与会计制度共同发展的关键因素，税务会计理论体系的构建，应该在税收微观领域将宏观税收学的基本概念、原则转化为税法学的相关概念、原理的同时；又可以借助于财务会计学的一系列理论与方法，以税收法规为准绳，将应纳税企业计算、缴纳的税款和应履行的纳税义务通过会计系统予以反映。税务会计与各学科之间的相互关系大致如下图所示：（图略）

从上图的水平关系来看，税务会计将原本属于经济学中的税收经济活动纳入到法学的框架之内，通过定量化的信息反馈，沟通了税收学与税法学之间的联系。税务会计虽然是微观应纳税主体的一种会计核算、监督和决策方式，但其所反映的税收原理、税收分配、税收征管等各个领域，都是以税收学为出发点的。但税收分配、税收征管等税收实践往往通过强制性的法律关系为后盾，构建起税收的权利和义务等法律关系，进而形成了税法学。税务会计就是根据税法学中法律法规的客税标准确认核算范围，并且将其数量化的一种会计核算系统。

但税务会计毕竟是一种会计系统，它是以企业为核算主体，以税收法律为准绳，以货币为计量单位，运用会计学的基本理论和核算方法，连续、系统、全面地对企业经济活动中的税款形成、计算、缴纳和退还进行反映和监督的一种会计经济信息系统。从垂直关系来看，税务会计要借助于财务会计与管理会计的相关理论。尽管三者在目标、确认原则、信息使用者方面存在差异，但目前税务会计仍然是将会计制度计算出来的结果调整为税收法规下的应纳税额的一种处理方法，最典型的例子就是企业所得税会计。当然，税务会计的相关数据可以作为税务筹划等理财活动的决策依据，从而与企业的财务管理活动也是密切相关的。

作者单位：中国矿业大学管理学院，江苏，徐州，221008

电子邮件：taxcpa@eyou.com

来自：江苏财经信息网

篇2：浅谈字体演进与书写之关系论文

浅谈字体演进与书写之关系论文

上个世纪六十年代，著名文艺理论家郭绍虞在《从书法中窥测字体的演变》一文中提出，由于文字必须便于认识和书写，因此，汉字字体的演变其实就是文字的繁与简、书写的正与草之间矛盾冲突的结果。正体与草体对立统一的矛盾运动乃是推动汉字体态演进最基本的力量，而这对矛盾的主要方面又总是偏向于草体。虽然在文字应用书写的各个具体场合中总是正体制约规范着草体，但着眼于文字系统的历史发展，却总是草体占据着主导：相对矩E森严、不容轻易改变的正体而言，草体多趋简约，易于随人随时推移，故总扮演一个去旧迎新的角色。进一步看，这种冲突也表现在文字学意义上的字体与书法意义上的书体之间。字体要求规范、统一、易识和尽量稳定不变，而书体却追求易写，灵活随意，充满个性。某一字体的形成，在使用过程中被演绎为某一或某几种书体，书体的传播和普及，又导致另一相应的新字体来作厘正。比如篆书之反为古隶，古隶之反为汉隶，汉隶之反为章草、真楷，章草、真楷之反为行书、今草，如此循环而发展。因此，与其说正、草二体构成演变的活力，毋宁说字体和书体构成演变的活力来得更加确切。可见，汉字形体的演变与书写、书法密不可分，甚至可以说是书写在决定着字形、字体的变革。因此，“写什么”固然重要，但“怎么写”不仅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汉字字形和字体的发展方向与历史，同时也彰显了书写工具、书写者的技法、主体意志和审美理想等因素的重要性，这也是书法在遵循实用性书写的同时能够发展为艺术创造的'内在动力之一。

汉字与书法存在着一个互动的关系，汉字本身的特质决定着书法的发展方向，但书法的书写和审美追求反过来也影响着汉字的演变。文字学界关于何以只有篆、隶、草、行、楷五种书体或许有不同的解释，但从书法的角度看，字体的嬗变实则是笔法演进的结果。邱振中认为，书法最基本的笔法不外乎平动、绞转和提按三种，从这个角度来审视，秦汉隶书在书体变革上有意义，但在笔法演变上则意义不大，楷书的兴起并走向成熟才是笔法演变的关键。楷书将用笔的重心移至笔画端部及折点，动摇了绞转作为之前书法用笔的中心地位，使得在隶书和草书中处于次要地位的提按变成了主导性的笔法。唐楷成为书法笔法史的一道分水岭，之前的笔法以绞转为主，之后的笔法以提按为主。唐以后的书法史，由于强调以楷入手，以楷作隶、以楷作行草等，导致点画单调、“中怯”等现象，流弊深远。邱振中的研究在一定程度上为汉字字体发展规律找到了书写技法层面的原因，这种解释相对从社会、文化和政治变革角度来解释字体的演变史要更为内在而科学。同时，也让我们看到，楷书的确立与笔法的稳定迫使书法必须从笔法以外去寻找意义，促使文化价值和审美理想开始主导书法，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楷书的成熟才是书法成为自觉的艺术的真正开始。

篇3：政企关系模式的演进

政企关系模式的演进

计划经济体制下,政企关系模式是直接管制型;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确立了政府调控市场,市场引导企业的间接引导模式.在经济全球化时代,政企关系模式的发展趋势是协作互助型.

作 者：傅金鹏 方敏  作者单位：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湖北,武汉,430060 刊 名：兰州学刊 英文刊名：LANZHOU ACADEMIC JOURNAL 年，卷(期)：2004 “”(1) 分类号：F270 关键词：政府   企业   关系   模式  

篇4：浅析古籍与现代学术演进关系分析论文

浅析古籍整理与现代学术演进关系分析论文

20 世纪初期关于整理国故的讨论和实践，在心态上，有着尊古和崇西之偏重；在实际功效上，则成为从传统学术到现代学术转换的重要关捩。

置于近世文献材料大发现的框架下予以考量，整理国故涉及到文献材料的分类与使用问题。所谓“二重证据法”或“多重证据法”，即是将材料分成两类或多类，并且认为不同类型的材料在用于证明的时候存在着统一性或同一性关系。a 如果这种统一性或同一性仅谓材料所指对象同一，那就忽视了其意指层面上的差异。

具体而言，古代典籍、古迹遗存和考古文物，三者均指向过去的实在世界。不过，三者的存在形态和意指层面却有着质的差异。古籍以文字为载体，古迹以建筑和场所为呈现形式，而文物以器具的样式而存在。质言之，古代典籍属于语言类材料，而古迹和文物则属于非语言材料。

相较于实物，语言文字因其指涉关系的概括性和间接性，更适于超越具体情境的限制，具有较强的媒介功能，更便于记载和传递信息。就其组织形态而言，三种材料构造既别，则性质有异，三者所包蕴历史文化信息的程度亦呈现出高下差异：古迹和古物指向过去的生活世界，而古籍则关涉过去的精神世界。就含意性而言，古籍显然高于另外二者，其对于古代思想文化世界的研究价值亦因之而凸显。与含意丰富相伴生的是，如何确认古籍文献的意指关系则对研究者提出挑战。除却研究者主体的读解能力不计，意指关系首先奠基于古籍材料的可靠性之上。

流传的古代典籍无不经历由原始材料到传世文献的整理加工过程。古籍整理的方式和结果约可分为两种类型：第一，述而不作，尊古定制，传承并整理往代文献，如孔子“定经术、删诗书、正礼乐”，摘引、纂述、汇编周秦旧章材料而集合成儒家文献，为儒家学派确立基本典籍；第二，“辨章学术，考镜源流”， 融文献整理、目录编次和学术批评为一体，“厥协六艺异传，整齐百家杂语”，如刘向、刘歆父子叙录群书，董理百家头绪，著录《别录》《七略》，其中不无二人关于古代思想世界秩序图景的理解和描画。类型之分实乃文献整理广狭二义之别。名义上的分别包蕴着其可靠性指向上的不同。前者即狭义文献整理，其可靠性指向整理后的文献与原始文献之间的一致性；后者即广义文献整理，除关注上述一致性之外，还警惕文献与其描述世界的对应性。

以上两种类型可以视为文献整理方面的两种范式。以孔子为代表的范式，旨在思想文化世界的恢复和建设，故以文献编述为整理重心。以刘向、刘歆父子为代表的范式，旨在为纷繁的思想世界理出统序，故不能不在古籍文献的叙录中有所轩轾，透露出学术批评史的气息。从学术发展的角度而言，后者可以看作是前者的自然延伸。虽然其中有着大量的思想信仰成分，但就其可靠性的指向而言，与现代学术的求真品格有其一致性。循此思路，从文献整理的角度考察古籍文献与当代学术研究的关系，不失为把握学术发展演变轨迹的有益尝试。章学诚《和州志艺文书序例》指出：“典籍文章，为学术源流之所自出，治功事绪之所流传”。

作为文化的载体，典籍文章一方面记录了往代的知识学问，另一方面传达出那个时代的价值信念。许多古代文明的消失，与其没有典籍记载或典籍沦亡，有着一定关系典籍不存，文化无以显明。作为抽象的知识形态和观念形态的文化，学术思想若失去典籍文献之类载体，则因无所附丽而终至湮灭。把握古籍整理与学术研究的关系，首先意味着要从学术研究的角度审视和甄定古代典籍的价值。作为古代思想文化的载体，古籍蕴涵着古代社会历史思想文化信息，载体自身也有其文本整理和著录评述的流变轨迹。

前者较多关涉学术思想价值，后者直接关系文献学价值，间接包含学术价值。典籍文献的价值既内蕴于古代社会结构本身，也是现代学术眼光照亮的结果，具有发现与赋予的双重性质。e 就典籍文献与学术思想的关系而言，孔子删诗而有儒学之兴，刘向校书而汉学昌明，清人考订精详而实学风行，近代甲骨、敦煌文献面世而开启现代学术新局面。就可靠性关系而言，古籍的文献价值是其学术价值的基础和前提，古籍的学术价值是其文献学价值的提升和现代学术理念的古典投像。在古典学术的思想框架内审视典籍文献易流于循环阐释和意识形态化的套语模式，在文本、解释者和古代思想观念间互为援引，以效果说明前提。这种解说由于搁置对于学说思想的先设前提的反思，虽然有利于增强对其正当性的信念，却无助于其学理性的提升。前科学时代的学术是自成系统的论说和观点，具有内在的自足性，虽然富含洞见与智慧启示，但无法经受外在标准的检验；固守于传统思想框架之内，自然倾向于排斥异质学说，同时面对新问题的挑战也很难做出结构调整并重新获得思想活力。因此，古典学术话语的语义分析和现代阐释，应以增强其应对现代问题的解释力和启示性为鹄的。这是古籍文献价值获得现代生命的重要方式。

现代意义上的古籍整理，入手功夫在典籍文献的甄定，但着眼点却在于其学术价值的焕发。一方面可将古典学术思想纳入现代知识系统和学科框架内予以重新考量，为现代学术提供古典资源；另一方面在对古典学问和思想进行整理、归纳和系统化的过程中确立新学科，丰富现代知识体系和学科门类。典籍文献的意涵和指涉对象经历了一个逐渐丰富和不断扩充的动态变化过程。先秦时期，典籍特指关于典章制度方面的法书图籍，汉晋之际，除经术之外还包括诸子、诗赋及方技方面的私人撰述。

隋唐以降，扩及史书和佛道内典。宋以后笼罩小学类、艺术类及笔记类文献。明清两朝则囊收谱牒、类书和小说、词曲、诗文评类文字。《清史稿· 艺文志》云：“及至晚近，欧风东渐，竞译西书，道艺并重。而敦煌写经，殷墟龟甲，奇书秘宝，考古所资，其有裨于学术者尤多，实集古今未有之盛焉。”引文所谓“晚近”即晚清末年，为近代的开端。近代典籍文献，又圈括西人之书和出土文献。除却湮灭毁弃的图书之外，典籍的范围与数量日积而富，其所蕴含的学术价值也随之滋长，从事学术创造的可能性也在增加。陈寅恪《陈垣敦煌劫余录序》曰：“一时代之学术，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取用此材料，以研求问题，则为此时代学术之新潮流？此古今学术史之通义，非彼闭门造车之徒所能同喻者也。”

虽然陈氏所论因具体学术研究而发，但其意指实有见于文献扩充与学术演进之大势。结合陈先生的另一篇序文——《王静安先生遗书序》——考量，其所谓“新材料”约为以下三种：出土文献、与我国学术相关涉的异族故书和前人所忽略的旧有材料。相较于旧材料，新材料固然蕴含着新信息，具有潜在的学术价值；但经由新学术眼光打量的旧材料，也可能生发出新学术价值。陈先生的史学著述即是这方面的'显例。

由于陈先生这两篇序文系针对具体学术著述而论，揭示蕴涵其中的具有普遍意义的学术门径与所达致的学术境界，而未言及两位学者对于具体文献材料所做的整理功夫，因此，极易给读者造成“材料中心主义”的印象——似乎只要拥有新材料就能获得突破性成果，而不需对材料下一番整理功夫。此种认识上的偏颇遂导致思想观念上的博物馆式的古籍文物主义态度——要么以占据古籍文献为目的而缺乏理论分析和价值甄别能力，要么挟文献材料以自雄、秘不示人。以论代史类的割裂、颠倒和篡改古籍的做法固不足取，但视之为博物馆中的展览文物的态度亦不为无过。古籍文献固然需要保护和传承，以维持民族、国家对历史文化的认同，但古籍文献的生命和意义，更在于通过对文献材料的整理和研究，从而参与当代文明与文化的构建。古籍、文献和材料三个概念，称名和意涵虽异，但指涉对象则一。从时代和文本形态言，谓之古籍；就文化信息的蕴涵言，谓之文献；从学术研究的目的言，谓之材料。具体行文时，依据意指不同，变换名称或并列称号，不拘一名。

从学术研究的角度而言，对待文献材料的态度从一个侧面反映出研究主体关于学术的认知、态度和观念。材料观和学术观，表面上相关于研究者的知识文化的水平和条件，但其深层则涉及到主体意向和研究对象意指结构层次的对应关系。文献材料的意指结构约可分为三个层次，文献本文的形式层、文献意指的意义层和文献符指的对象层。主体意向主要关注第一层次者，学术研究多采赏鉴态度；聚焦于第二层次者，多取征信价值观；集中指向第三层次者，多持实证主义学术观。赏鉴态度近于艺术，证信态度近于宗教，实证态度近于自然科学。

不同的学科有其不同的品格与宗旨，近艺术者学以赏玩，近宗教者学以征信，近科学者学以求真。以上所论学术态度和观念，大致可归类命名为艺术化的学术观、宗教化的学术观和自然科学化的学术观。前者说理多富想象、以意合的方式处理材料，中者多采信心理事件与事实事件互为佐证，后者严守逻辑实证主义的论证立场。由学术宗旨与品格的差异，衍生出对文献材料不同的处理规范和使用方法。反过来说，由学术方法之异亦可上窥学者学术态度和观念的不同。具体到学术个案而言，顾颉刚的古史研究，以经验实证的标准裁量关于上古史的文献材料，尝试剔除其中神话、传说等虚构部分，确定史实并澄清其意义，属于典型的以求真为宗旨的自然科学化的学术观。引申言之，以经验实证的方法研究历史，势必重视物理实在和历史事件而忽略心理事实和效果历史，在历史研究中强调由事实到史实的推论，对由虚（心理势能）生实（历史效果）的可能性估计不足。由于古史文献不仅包含事实信息，还包含价值与信念信息。古史系统的考述，研究古代社会事实关系固然是外在的学术目的，通过古史叙事形塑价值、凝聚共识则是学术伦理层次上的潜在的内在目的。清理掉古史文献材料中的心理因素，自然导致对本体论和价值论的排斥，这也是科学经验主义追求实证性知识的逻辑反题。

在《战国秦汉间人的造伪与辨伪》一文中，顾先生曾就古籍文献与历史研究的关系说道：“研究历史，第一步工作是审查史料。有了正确的史料做基础，方可希望有正确的历史著作出现。” 所谓审查史料，于顾先生特指历史文本间的比对和历史话语分析。材料审查既属于古籍文献整理的必要功夫，又是学术研究的基础性工作。经此审查，古籍文献所蕴含的历史文化信息得以分层、分类，学术价值因之而呈现，是历史著述的前提条件。古籍的整理，除包括基本的文献搜罗、编目、校勘和材料的摘抄、排比、分类外，还应包括对文献材料的考订、辩疑、质证和必要的解读和分析。如果能由一般性的审查进入到对文献的解析（上文所谓“分层、分类”就是“解析”的具体化），由解析而发前人所未发（即所谓见独），那就会从古籍整理自然过渡到学术研究。以上所谓由古籍整理到学术研究的自然过渡，落实到具体学术实践上，并非如理论描述——通过概念的转换和句法连接即可完成——那样轻易，而是需要长久的学术实践，经历长时段的学术经验和共识的积淀，方始实现。对此，清人曾朴借小说中人物之口有过较为显豁的说明。我常道本朝的学问，实在超过唐、宋、元、明，只为能把大家的思想，渐渐引到独立的正轨上去。

若细讲起来，该把这二百多年，分做三个时期：第一个时期，是开创时期，就是顾、阎、惠、戴诸大儒，能提出实证的方法来读书，不论一名一物，都要切实证据，才许你下论断，不能望文生义，就是圣经贤传，非经过他们自己的一番考验，不肯瞎崇拜；第二时期，是整理时期，就是乾嘉时毕、阮、孙、洪、钱、王、段、桂诸家，把经史诸子校正辑补，向来不可解的古籍，都变了文从字顺；第三时期，才是研究时期，把古人已整理的书籍，进了一层，研求到意义上去，所以出了魏默深、龚定庵一班人，发生独立的思想，成了这种惊人的议论。依我看来这不过是思想的萌芽哩！（曾朴《孽海花》第四回“光明开夜馆福晋呈身康了困名场歌郎跪月”）上述清代学术的三个时期，就其学术追求而言，可分别概括为求实在、求知解与求意义。其实，第一个时期的求真实即顾颉刚所谓的“史料审查”，与第二个时期的求知解，皆可归为古籍文献的整理，从而与第三个时期求意义的学术研究，构成对待结构。

纳入古籍整理与学术研究的关系框架中，处于对待结构的两造，就由历史时期的先后关系转换成研究程序的顺承关系。“求”是整理者或研究者面对古籍文献的意向。求实在的对象指向古籍文献言说的内容，求知解的意向指向文献文本的本身，而求意义则意指文献文本的对象和文献文本的意涵对于主体的价值。就学术意向而言，价值的发生过程即主体由文献材料探求知识、思想或观念的过程。由求实在而至求意义，古籍整理之于学术研究的价值渐次显明。关于古籍整理与学术研究的关系，顾颉刚从历时性的研究过程阐述二者的关系；而郭绍虞则在批评史文献的历时叙述中条理出文学批评的逻辑层次。在文学产生并且相当发展以后，于是要整理，整理就是批评。

经过整理以后，类聚区分，一方面可以看出文学和其他学术的不同，一方面也可以看出文学作品本身之‘本同而末异’，于是也就认清了文章的体制和风格。所以《诗赋略》在《艺文志》中占一席地位，也是批评的开端。于次，再要选择，选择也就是批评。选择好的，淘汰坏的，不能不有一些眼光，这眼光就是批评的眼光；__同时也不能不有一些标准，这标准也就是批评的标准？再进一步，于是再要给以一定的评价，就是所谓的品第，而品第就更是批评了？但是这种批评，很容易凭各人主观的爱好，妄加论断，于是变得批评没有准的，也就更需要批评的理论作根据。

于是为批评的批评也就产生了，这样，批评的理论可以指导批评，同时也再可以指导作家。（郭绍虞《中国文学批评史· 绪论》）郭先生以“批评”概念贯通批评的文献整理和批评的理论研究。就其中国文学批评史研究历程而言，批评文献的整理与批评理论的研究，交互为用：由文献整理抽绎出批评理论，成就中国文学批评通史专著，奠定中国文学批评史的独立学科地位；以文学批评理念指导文献整理，推出《沧浪诗话校释》《宋诗话考》《宋诗话辑佚》等专题著述，主持编选《中国历代文论选》《中国古典文学理论批评专著选辑》和《清诗话续编》等古文论基础资料，以上成果属于古代文论学科基础建设中的重点工程。

郭先生将批评史文献的整理、分类、甄选和品第视为广义的批评。广义的批评隐含写作者关于文学批评的识见和标准，而识见的发生和标准的确立则离不开一定的学术理念作为其逻辑前提。郭先生研治《中国文学批评史》即存“从文学批评史以印证文学史”的学术理念。郭先生关于批评的理论探索可谓狭义的批评，隐含学术理念的客观知识化和组织系统化。广义的批评涉及文献整理，而狭义的批评即理论研究。换句话说，批评的文献整理为隐性的学术研究，批评的理论研究为显性的学术研究。在学术研究的层面，二者之间既有着顺承的历时关系，又存在着蕴含与呈现的结构关系。

由文献整理到理论研究，学术循此路径而层进；由理论介入到文献整理，一方面有助于发现旧籍中的新材料，另一方面新理论和新材料对原有学术结构的冲击，势必导致学术结构的调整和变化，学术因之逆势而突进。对于学术主体而言，即使是从事同一种古籍文献整理和研究的学者，因其对文献材料的兴趣点和意向及其对文献材料与学术研究的关系理解不同，就会表现出不同的学术眼光。这种独特的学术眼光表现于对新材料的发现和处理上。具体到“中国文学批评史”研究而言，罗根泽虽系郭绍虞的学生和学术助手，但其对于文献材料的整理和使用就明显不同于陈钟凡、郭绍虞和朱东润等的研究。

罗先生受梁启超《翻译学与佛典》的启发，敏锐感受到“上起汉魏，下讫宋元的翻译印度佛经”对“清末至现在的翻译东西洋书籍”的历史比较价值，和翻译之于翻译理论与文学之于文学批评的学术类比价值，a在其《中国文学批评史》著作中专设一章“佛经翻译论”，以现代的“直译、意译”等观念解释阐发佛经翻译中的文质失衡和润饰改窜等问题。在章节处理上，既做到以历史朝代为经——“佛经翻译论”之前为六朝文论，其后为隋唐文论；又根据具体情况打破六朝、隋唐和赵宋之间的朝代界限、以佛经翻译理论的问题为线索集中论述。

虽然罗先生关于佛典翻译论的具体阐述不免失于主观，但上述处理充分体现出其见独之眼光。周勋初在为罗根泽《中国文学批评史》所作的“序”中说，中国学人处在这一潮流中，一方面参照西方的文学观念，用来考察中国学术，以期在筹划新学科时能有新的开拓和建树；一方面则坚守中国学术本位，力求从中国文学批评的材料中发掘出固有的体系，梳理出一条符合中国文学批评实际的历史发展线索。罗先生既能从西方新兴学术中获取新的观点，又能结合本国文化的实际情况去熔铸新知。他将罗先生的中国文学批评史研究置于时代学术大潮中予以考量，高度评价其对新理论即西方文学观念的借鉴和坚守中国学术本位的学术态度。罗先生的中国文学批评史写作，从运用新理论于旧籍而言，具有跨学科特点；从参照西方文学观念进行中国文论研究的角度而言，含有跨文化意味。

在中西文化交流背景下，西方学术观念和理论的介入，使得中国传统学术研究也带有跨学科和跨文化的眼光和属性。跨学科与跨文化是比较诗学研究的基本理路和方法，在表面的超越或多维意味之下，隐含着更深层面上的对同一性或相通性的诉求，和藉由他者而自我审视的关照取向。跨学科和跨文化的学术理路，无论对于学术客体还是学术主体而言，都具有映射和投射双重功能，有助于学术理念的自我调适和新研究、新学科的催生。文献材料的学术价值一方面与其承载的内容和整理者功力有关，另一方面更与研究者的学术理念与理论眼光相浮沉。历史上一向被忽略的民间歌谣、乐府曲辞和僧徒偈颂等典籍材料，一经纳入白话文学的学术视野予以考量，便焕发出学术价值，成就了“第一部具有现代学术眼光的中国文学史专著”

胡适《白话文学史》。同理，郑振铎将中国历史上不登大雅之堂的歌谣、民歌、变文、杂剧词、鼓子词、诸宫调、散曲、宝卷、弹词和子弟书等文献资料，置于文学史理论框架之下，予以民间文学的学术观念审视，完成《中国俗文学史》这部学术著作。学术著作如此，新学科门类的建立亦与之休戚相关。王国维先生《宋元戏曲史》不仅是一部伟大的专门学术史开山之作，其戏曲研究还开创了一门新学科。马美信《〈宋元戏曲史疏证〉前言》：“王国维应用现代理论观念阐述中国戏曲的特征，揭示戏曲发展的客观规律，使他的研究大大超越了明清曲论家，开创了现代人文科学的一门新学科。”

西方理论观念的介入，使得《宋元戏曲史》迥异于正统史书之文苑传、艺文志，也大大不同于集部之类书、杂抄、文案或语录，赋予戏曲整理和研究以现代学科属性。傅斯年评价《宋元戏曲史》：“研治中国文学，而不解外国文学，撰述中国文学史，而未读外国文学史，将永无得真之一日。以旧法著中国文学史，为文人列传可也，为类书可也，为杂抄可也，为辛文房‘唐才子传体’可也，或变黄、全二君‘学案体’以为‘文案体’可也，或竟成〈世说新语〉可也；欲为近代科学的文学史，不可也。文学史有其职司，更具特殊之体制；若不能尽此职司，而从此体制，必为无意义之作。今王君此作，固不可谓尽美无缺，然体裁总不差也。”

戏曲研究学科的建立，一方面奠基于文献材料的整理之上，“王国维的戏曲史研究也是从搜集、整理原始资料入手的。他在撰写《宋元戏曲史》之前，从我国浩如瀚海的典籍中发掘了大量重要的戏曲史料，并先后写成《曲录》、《戏曲考原》、《唐宋大曲考》等资料考证性的文章。在《宋元戏曲史》中，王国维把这些材料融会贯通，创立了初具规模的戏曲史的学术建构和体系”。

另一方面，戏曲研究学科的建立有赖于西方理论观念的学术范导作用，“《宋元戏曲史》首次运用西方的悲喜剧理论来研究中国的戏曲，也是我国戏曲批评史上的一大创举。”遵循王国维以西方悲喜剧理论整理和研究中国戏曲的学术路数，王季思曾组织同仁整理选编《中国戏曲选》《中国十大古典喜剧集》和《中国十大古典悲剧集》等中国古典戏曲作品集，并于编著前言中，总结中国古代喜剧作品在题材、人物形象、关目安排等方面的特点，概述中国古典悲剧的历史发展和艺术风貌，刻划中国古代喜剧作品的讽刺性与歌颂性两大类型，以及如夸张手法、奇巧的情节安排、重复对比的手法、情趣盎然的关目、幽默机巧的语言等喜剧手段。

王季思及其同仁关于中国古代戏曲文献资料的整理和学术研究，推动了戏曲研究这门学科的发展。在具体学术领域，从事某一方面古籍文献的整理者，同时也是从事这方面研究的学者。惟其如此，才能实现文献材料与学术眼光的结合，惟有这样的学术才是既有根坻又有意义的研究。

从学术研究的常识而言，某方面古籍文献整理的先行者和重要专家，往往是这方面学术研究的著名学者，围绕这位学者以师友弟子为学缘纽带凝聚一批从事共同研究的人员，从而形成学术团队，集中的研究成果则孵化出新学科的诞生。国内，复旦大学中国文学批评史学科，即是在以郭绍虞为核心包括顾易生、王运熙等学者在内的学术团队共同打造的，其起手功夫就是以学术史理念对历代诗词文话和诗文评著述加以文献整理，从而成就中国文学批评史研究中心。

苏州大学以钱仲联为担纲的清诗研究中心、中山大学以吴承学为领军的文体学研究中心、暨南大学以饶芃子为先行的海外华文文学研究中心，无不从文献整理入手把握学术对象，继而推出学术著述，成立新专业门类，并在学术团队的基础上形成一家学派，在学术成果和学术理念的双重促动下，有效确立新的学术范式。由学术大师到学术团队，由学术著作到学术规范，新学科的确立与古籍材料的辨析和整理有着内在的逻辑蕴含关系。

篇5：论西部原始神话与上古文明演进的关系

论西部原始神话与上古文明演进的关系

神话是人类童年时期的灵感与幻想.它是人类各种精神活动的起源,如宗教、祭祀、文学、艺术等,都可以追溯到远古神话.原始初民在长期的劳动生活中,创造了文明,也创造了神话;同时文明在发展过程中又产生、丰富和发展了神话.本文试图就神话与上古西部的`文明存在的相互影响的关系作了一个大致论述.

作 者：何青  作者单位：攀枝花学院,四川,攀枝花,617000 刊 名：成都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英文刊名：JOURNAL OF CHENGDU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SOCIAL SCIENCES) 年，卷(期)：2003 11(3) 分类号：B932 关键词：远古神话   西部文明   相互关系  

篇6：中国古代社会的宗法性与政教关系的历史演进

中国古代社会的宗法性与政教关系的历史演进

本文全面概括从夏商周三代至民国时期中国社会的宗法性与政教关系的历史演进.宗教与政治的.关系,在任何一个国家中都是具有头等意义的大问题.研究政教关系问题,首先又必须抓住该国家的政治文化特点.那么中国社会的历史特色是什么呢?宗法性是中国社会乃至中国政治异于世界其他国家的主要特色.虽然三代与秦汉以后中国政治有一些差别,但宗法性深刻地作用于中国社会的方方面面,包括政教关系.因此,本文也紧紧地围绕着宗法性这一历史的特点,按照宗法社会自身发展的阶段,阐述中国政教关系的性质.从宗法社会结构产生、发展、消亡的角度观察中国社会,我们将历史分成宗法宗族社会、宗法家族社会和公民社会几个阶段,在每个大的阶段中,又可以划分出若干个小的阶段.

作 者：张践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成人高等教育学院,北京,100872 刊 名：零陵学院学报 英文刊名：JOURNAL OF LINGLING UNIVERSITY 年，卷(期)：2004 25(5) 分类号：B911 关键词：中国社会   宗法性   政教关系   宗法宗族社会   宗法家族社会   公民社会*  

篇7：工艺美术的演进与发展

工艺美术的演进与发展

在20世纪,人类经历从文明的衰落、跌宕、沉浮到奋起、光大的历程,整个世纪文明呈现辉煌灿烂的面貌.尤其突出的是,在人类文化中文化艺术显现出独特的.魅力.对于艺术门类中的工艺美术而言,壮阔的历史背景、人文景观以及社会经济、生产的变迁使得整个领域呈现丰富多样的局面和态势.工艺美术以一种前所未有的发展势头在整个20世纪演变成丰富多样、沉浮起落的历史.

作 者：徐琛  作者单位： 刊 名：美术观察  PKU英文刊名：ART OBSERVATION 年，卷(期)：2001 “”(5) 分类号： 关键词： 

篇8：制度演进与农业产业发展

制度演进与农业产业发展

通过制度演进对农业产业发展作用机理的分析,阐明了制度一般是分工、专业化的产物,产权制度演生的动因在于消减资源交易剩余的流失(即资源的`外部性),企业演生的动因在于消减交易费用,从而节约了交易费用.因此,制度演进是农业产业发展的动力系统,我国农业产业发展中需要制度一般和产权制度创新,龙头企业的存在是农业产业发展的较高阶段,但并不是说农业产业发展的任何阶段都需要龙头企业.

作 者：王德勇 Wang Deyong  作者单位：东北农业大学,黑龙江,哈尔滨,150030 刊 名：东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英文刊名：JOURNAL OF NORTHEAST AGRICULTURAL UNIVERSITY(SOCIAL SCIENCE EDITION) 年，卷(期)：2005 3(2) 分类号：F303 关键词：制度演进   农业   产业发展  

篇9：发展观的演进与深化

发展观的演进与深化

发展经济学经历了半个多世纪的发展,相应地,发展观也经历了半个世纪的发展演变,从增长至上论、基本需要论、可持续发展论再到人类发展论,使人们对发展的本质和内涵的理解更为丰富和全面.生态可持续发展和以人为本的'人类发展已成为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际社会的主流发展观.

作 者：郭熙保 胡卫东  作者单位：武汉大学,经济发展研究中心,武汉,430072 刊 名：天津行政学院学报 英文刊名：JOURNAL OF TIANJIN ADMINISTRATION INSTITUTE 年，卷(期)：2004 6(4) 分类号：F061.3 X22 关键词：发展经济学   发展观   可持续发展   人类发展  

篇10：论财务制度、会计准则、会计制度和税法诸关系

论财务制度、会计准则、会计制度和税法诸关系

财务制度、会计准则、会计制度以及科法之间的关系问题，自会计改革以来一直没有中断过讨论，随着改革的深入，要求更全面、更明确地回答这些尚问题。

―、财务、会计、税收：处理企业、国家以及社会之间利益关系的切合点

要说明财务制度、会计准则、会计制度以及税法之间的关系，首先应当对财务、会计和税收之间的关系作出回答。

财务、会计和税收之间的关系，可以从不同的角度进行考察。从本文所研究的问题出发，他们可视为处理企业、国家和社会之间利益关系的三个切合点。改革开放之前是这样，改革开放以来，乃至于将来建立起成熟的市场经济制度以后，这个结论也同样是成立的。区别只在于，不同的所有制结构，不同的经济运行机制，这三者也就有不同的结合方式。

改革开放以前，基本经济成份是国有企业，经济运行方式是通过指令性计划实现资源的配置和社会总产品的分配。以集体企业为主体的非国有企业也采取了类似于国有企业的经济运行方式。就分配体制来说，国家为社会总产品分配主体，按照马克思主义经典作者所阐述的社会主义分配原则，实行对社会总产品的统，分配，形成补偿基金、消费基金和发展基金，从而实现社会再生产。其中，财务制度通过规定资金投人、资产计价、成本补偿、收益确定、利润分配、基金形成等标准，成为三大基金分割的直接依据。财务制度也是国家税收的基础，财务制度所划定的补偿标准和收益确认标准，是确定税基的依据。而会计制度则是按照复式记帐要求，根据财务制度和税法所规定的分配标准规范企业的会计科目、报告格式以及反映和核算内容。这时的会计制度本质上是薄记

制度。

实践证明，以上分配制度以及与其相适应的财务制度、税收制度和会计制度的定位，弊病甚多。主要表现在：第一，分配权力高度集中。补偿基金和消费基金以及发展基金的分配比例都集中在国家手中，企业没有自主权，大到基建项目，小到更新改造，乃至职工福利设施，都是政府部门决定的。第二，分配过程缺乏制约。社会总产品有多少用于补偿基金，有多少用于消费基金，又有多少用于发展基金，服务于国家计划和预算，而没有考虑经济生活自身的规律。根据国家计划和平衡预算的需要，可以调整成本开支范围和开支标准，可以推迟确认损失。这就是通常所说的“计划决定财政，财政决定财务，财务决定会计”的运行机制。在这种体制中，只有纵向决定与被决定关系，看不到相互制衡。

由于分配权力集中，又缺乏内部制衡，导致分配比例失调，突出表现是补偿和消费大量欠帐，如，固定资产更新改造欠帐，职工福利欠帐，环境治理欠帐，等等。这些隐患现在已经充分暴露出来，成为当前改革和发展道路上的严重障碍。

一个国家一定时期的社会总产品在补偿基金、消费基金和发展基金之间进行分配。这一结论适用于各种社会和各种体制。问题在于如何进行分配，由那个主体进行分配，在那些层次进行分配，根据什么进行分配。计划经济体制的突出问题在于，社会总产品是在国家层次上进行分配的，企业并不是分配主体。换句话说，社会资金实行的是宏观循环，补偿基金和消费基金是根据国家计划进而通过财务制度进行分配的。改革的方向是，根据现代企业制度的要求，承认企业是商品经济的细胞，在企业层次上进行分配，按照资本运动规律组织企业的财务活动和会计核算。

企业资本运动，首先表现为资本的'投入，形成资本存量，然后经过生产经营过程实现资本的增值，对资本增值进行分配，形成新的存量，进而实现新的循环。从资本的运动过程中，我们就很容易地找到界定财务，会计和税收的各自作用空间，并且能够找到计划经济体制下分配问题的症结。在计划经济体制下，不是按资本运行规律组织社会再生产，社会总产品价值和新增价值的界定取决于财务制度，服务于国家计划和年度预算，最终表现为存量与增量界限的混淆，导致分

配关系和分配比例的扭曲，这是我国国有企业当前普遍面临生存危机的深刻背景。

一般认为，会计通过价值的确认、计量、记录和报告，提供有关企业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的信息。这个结论基本上是正确的。但会计的深刻意义还在于，通过资产、负债、权益和收入、费用、利润的确认和计量，它划定了资本存量和增量的界限，其中资产、负债和权益三个要素划定了资本存量的界限，而收入、费用和利润三个要素划定了资本增量的界限，这六个会计要素的确认和计量，贯串于会计循环的全过程，是会计职业的崇高追求所在，也是企业得以持续经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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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1：殷周至春秋时期神人关系之演进论文

殷周至春秋时期神人关系之演进论文

[摘要]：在中国儒家人学思想确立之前，自殷周至春秋时期的神人关系已经经历了一个十分漫长的演进过程，本文把这一思想演进过程逻辑地划分为三个阶段：即殷商时期为“神性至尊”阶段；西周时期为“神人互补”阶段；春秋中晚期为“人的凸显”阶段。本文旨在通过对中国早期神人关系系统的评述，揭示其为中国儒家人学思想的最终形成和发展提供了深厚的思想资源和理论基础，并成为中国思想文化发展的价值源头之一。

关键词：神人/人学/儒家

中国是世界文明形态中文化发展最早最发达的国家之一，素有“文明古国，礼仪之邦”之雅称。中国的传统文化博大精深、渊源流长，对人类思想文化的发展做出了不朽的贡献。儒家的人学思想，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中国社会的政治、经济、军事、法律、文化、教育及其人们生活的各个领域产生了极其重要的影响。本文就中国早期儒家人学思想确立之前―殷周至春秋中后期的神人关系之演进过程做一鸟瞰式的评述，以便我们能够更加全面地把握儒家人学思想的内涵和实质。

一、殷商时期：神性至尊

据近年来的考古资料发现，中国最早的文字符号的产生是在夏朝（公元前21世纪）之前。但是从文字发生学和思想发展史的视角来考察，真正能够为我们后人所识读的文字即甲骨文，却是从殷商时期开始出现的。殷商时期（公元前16世纪―公元前11世纪）是一个宗教意识极为浓厚的时代，原始宗教是国家的精神支柱，整个社会中到处弥漫着原始宗教的气息，原始的神学观念在社会中占据绝对统治的地位（在殷商人眼里，几乎每一种与人关系密切的自然物、自然现象都有它们的神及神灵）。“由于自然力被人格化，最初的神产生了。”I在殷人的神人关系系统中，神是至高无上的，一切都要听命于神的安排，人还没有从神的绝对无上的权威下“剥离”出来，而完全是神的附庸，受神的支配。从已有的文献资料记载及前人的研究成果可以看出，殷人已经建立起了一整套较为完备的神学政治体系，殷人最重要的神事活动就是祭祀典礼，即所谓“国之大事，在祀与戎……神之大节也。”祭祀鬼神已成为一种制度并指导着国家所有的日常活动（各种各样的祭祀活动，目的在于沟通神与人之间的关系）。殷商社会崇拜天帝，祭祀祖先，认为人间任何事情都要受到冥冥之中神的支配。因此，上至国家大事，下至帝王贵族们的私人生活，诸如战争、祭祀、农业、气象、祸福、凶吉、狩猎、疾病、生育……都要求神问卜。人对神的祭祀活动，表明了人类在早期发展过程中对大自然无法作出合理解释而具有的畏惧和崇拜心理，希望借助神灵的伟力来消除各种自然或人为灾害以及乞求神灵赐予福祉的愿望，但是，应该指出的是，殷人对神的敬畏与崇拜尚不具有“道德上”的意义，是“敬而不亲”，也就是说，殷人之所以敬畏和崇拜神，主要是由于神主宰着人世间的一切，能给人世间带来吉凶祸福。殷代卜辞记录的史实充分证明了殷人无论从事任何事情，如祭祀、征伐、田猎、稼穑等，无不采用占卜的形式以决疑惑。《尚书・洪范篇》作为追述殷商官方政治文化方面的原始资料，向我们展示了殷人一切都要通过占卜预决吉凶的事实：“汝则有大疑，谋及乃心，谋及卿士，谋及庶人，谋及卜筮。汝则从，龟从，筮从，卿士从，庶民从，是之谓大同。身其康疆，子孙其逢吉。汝则从，龟从，噬从，卿士逆，庶民逆，吉。卿士从，龟从，筮从，汝则逆，庶民逆，吉。庶民从，龟从，筮从，汝则逆，卿士逆，吉。汝则从，龟从，筮逆，卿士逆，庶民逆，作内吉，作外凶。龟筮共逆于人，用静吉，用作凶。”从这段人们耳熟能详的引文中，我们可以看到，在国君、卿士、庶人、卜、筮五方面因素中，起至关重要作用的是卜、筮的意见，国君、卿士、庶人的意见只是起一定的参考作用，而卜、筮的结果却具有最终的决定权。因此，《礼记・表记》将殷商这种原始神学观念表述为：“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后礼，先罚而后赏”。这种现象表明了直到我国的殷商时代，人在强大的外界自然面前，无论在思想意识上还是在个体或群体行为上，几乎还完全处于一种被动的从属的地位，人们还没有力量揭示大自然的无穷奥秘，还发现自身的主体需求和存在价值，还不能把自己从外部自然中完全“独立”出来。

但也毋庸讳言，尽管原始神学思想成为殷商时期占绝对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但我们从流存下来的记载殷商文化的历史文献中，还是可以窥视一丝殷商时期极其微弱的反神意的苗头。在《尚书・高宗彤日篇》中，记述了一位上层统治阶层人士的话语：“惟天监下民，…降年有永有不永，非天夭民，民中绝命。民有不若德，不听罪。天既孚命正德，乃曰：“其如台？”呜呼！王司敬民，罔非天胤，典祀丰于昵，”这段话的意思是说，天神监视着下民的一切活动，下民中若有不顺“德”、不听从天神惩罚的，上天便会降旨予以纠正，而下民们却反诘道：“上天又能把我怎么样？”这下民的一声细微的诘问，在当时宗教迷信充斥一切的社会里，无疑是打开了一道小小的缺口，为民意留下了一块小小的地盘，我国著名历史学家范文澜先生据此甚至认为殷商时期就已有了“恭承民命”的思想。因此，我们在探讨殷商时期的原始神学思想时，应当认识到，在殷商时期确立的神人关系系统中，神虽然具有最终决定性的作用，但同时也透露出了一丝人们力求以卜筮为媒介，通过祭享的方式去影响至上神并建构以人为中心的神人关系的讯息,.这一讯息为以后的儒家人学思想的形成和发展或多或少地产生了一些影响。

二、西周时期：神人互补

公元前11世纪中叶，作为“窜于夷狄之间，迁徙不定”的周部落，打败了东方的殷族，创立了周王朝（公元前11世纪―公元前770年），史称西周。殷商灭亡以后，周人面对大邑商的顷刻瓦解，以周武王、周公旦为代表的统治阶级在不断总结夏、殷覆亡的经验教训的同时，全面承袭了殷商官方的意识形态，对殷商的原始神学观进行了适合自身统治的改造。这一点我们可以从周金文中的祭名、宫庙便可窥其一斑。作为“小邦周”，为了论证其政权获取的合理性，首先为自己克殷代位从历史上寻找依据，提出了“天命转移论”。《尚书・多士篇》中周成王告诫殷商遗民说：“尔殷遗多士，弗吊（淑），F天大降丧于殷。我有周佑命，将天明威，致王罚，敕殷命终于帝。……我闻曰：上帝引逸，有夏不适逸，则惟帝降格，……乃命尔先祖成汤革夏，俊民甸四方。……惟尔知，惟殷先人，有册有典，殷革夏命。”这段话是说，我们周人取代殷人，就像你们殷人取代夏人一样，都是天意，是一种正义的行为。周人心目中的上帝具有了一种主持公道、是非观念明确的品格，这是一个了不起的进步。如果说殷代还是以原始宗教思想为主的话，那么可以说，在西周初年，由于重人、重人事因素的出现，伦理思想逐渐渗透到庞大的神学思想体系内部并逐渐成为一股在强大的神力面前敢于提出一点自我要求的思想倾向。可以说，中国传统文化在其发展历程中所具有的浓厚的伦理色彩，就是从殷周之际的思想变革时期开始形成的。其次，周人要做的第二件事就是把“天命”思想从殷人单纯的`宗教迷信中突出出来，增加了其政治性色彩。按陈梦家先生所言，殷商之至上神―“帝”或“上帝”与人事尚无血统关系，仅为“生活上或生产上之主宰”；而宗周人之至上神―“天”或“皇天”则为“政治上之主宰”，揭示了周室宗教天命思想与政治联姻的事实。周室为了加强其统治地位，灵活运用其天命思想，采取了两重标准论：面对殷商遗民，周室一再宣称，政权的取得，是上天的意志，因而反复强调“天命不僭”、II“丕显文王，受天有大命”、“有命自天，命此文王”，肯定天命的不可动摇性和神圣性；但对于周室内部，则一再强调殷鉴不远，政权获取之不易，因而不断告诫说：“天忱辞”、III“惟命不于常”、“天命不易”、“天难谌，乃其坠命”、“天不可信”、“天命靡常”，周人对天命的怀疑和警戒，在中国人学思想发展史上，是一个重大转折，具有极其重要的划时代的意义，这一思想转折表明周人逐渐摆脱了殷人那种靠神权来治理国家的思想观念，从而为人、为人事争得了一席之地，也表明周人在价值取向和致思重点上开始由神向人倾斜，由轻天命向重人事转移，为传统的神人关系注入了人的内容，从而促成了神的地位下降和人的地位上升。也正是从这时起，人开始从完全依附于神逐渐意识到了自己的存在，逐渐从外在自然界中“独立”出来，表明了民意之开始受到重视，也表明了民力之从此不可忽视，直接开启了儒家人学思想中民本主义和人道主义思潮的先河。

周革殷命，周统治者汲取殷灭亡的经验教训，逐渐认识到人民所具有的力量，不能再像殷人那样“暴虐于百姓”。IV于是提出了一整套关注社会、关注人事方面的思想，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提出了“祈天永命”和“以德配天”的思想。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天命不再是永恒不变的，天命的权威性不再是无条件的，周人开始对天命进行怀疑甚至批判。在神与人的关系中，人所占的比重逐渐加大，人事的力量逐渐增强，人的主体性和能动性较之殷商时期明显增强。在神人关系中，“德”成为联结神与人的中枢。也就是说，“皇天无亲，惟德是辅”，V皇天惟德是佑，是谓天德，有夏与有殷正是由于“惟不敬德”，所以才“早坠厥命”。周人把人间的“德”赋予天，人以德配天；二是提出了“敬德保民”和“明德慎罚”的思想。尽管殷商时期即已存在“敬德”的观念，但真正赋予“敬德”以新的含义的却是在殷亡周兴以后。“德”不但与天有联系，而且与民也有联系，我们从周初金文中和《周书》中对“德”字的记载中（“德”字在《周书》中共出现122次）可以看出周人对“德”的重视程度。周人所谓“德”，更多地蕴涵有道德的内涵，其核心内容就是“孝悌”，落实到现实政治生活中，即体现为“徽柔懿恭，怀保小民，惠鲜鳏寡”。VI可见，周人强调“敬德”的目的是为了巩固其统治的需要，要想做到“祈天永命”，就必须“施实德于民”、“保惠于庶民”，VII一言以蔽之就是要“保民”、“爱民”。按照王国维先生的解释，“民”在周代的社会地位十分低下，是被治理被统治的对象，VIII但为了让姬周统治能够长久延续下去，周初统治者把“敬德”思想与“保民”思想紧密地联系了起来。周初统治者已深刻认识到，夏殷之亡国，主要是失去了民心的向背和人民的支持，因此，统治者不但要知晓小民之疾苦（“知小民之依”），知晓小民“稼穑之艰难”，不但要把小民之痛苦当作自己的痛苦（“恫矜乃身”），而且还要及时顾察小民的言论（“其不能成于小民，用顾畏于民岩”）要重视民意和民愿，（“民情大可见”、“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人无于水监，当于民监”，真正可怕的不是天命，而是民意，这充分反映了人民的言行、情感和意愿在周初受到了统治者的高度重视。周初的“保民”、“爱民”思想还体现在慎罚、任用贤能及勤政上。周公说：“惟乃丕显考文王，克明德慎罚，不敢侮鳏寡，庸庸，祗祗，威威，显民”。IX所谓“庸庸，祗祗，威威”，按照朱熹的训释就是说要“显用俊德，慎去刑罚”，就是“用其所当用，敬其所当敬，威其所当威”。X无论是“保民”还是“慎罚”，都是“敬德”、“明德”的具体体现，是周代统治者对民众中蕴藏着的足以影响政权存亡的潜在力量的充分认识。“敬德保民”思想的提出，是这一时期天命神学与人学逐渐分离的重要标志之一，反映了周代“天”、“神”、“上帝”观念向“人”、“德”观念的转化，这一思想与殷商时期相比，不能不说是一个很大的进步。三是创制了著名的周礼。礼最初起源于原始初民日常的衣食住行及其长期形成的风俗习惯，即所谓“夫礼之初，始诸饮食”；XI同时，礼的起源也与原始初民为了满足自身求神赐福、祭祀仪式等精神需求密切相关。故汉许慎《说文》释“礼”为“履也，所以事神致福也。”“礼”在卜辞里也主要是指祭祀。中国的礼和礼制文化经过漫长的历史演化，到夏、商时期已发展得相当完备。周灭殷后，周初著名政治家周公旦在“因于殷礼”，又“监于二代”的基础上，并结合周初的实际情况，创制了著名的周礼，把礼和礼制文化推向了鼎盛的颠峰。《左传・文公十八年》载：“先君周公制《周礼》曰：则以观德，德以处事，事以度功，功能事民。”周代的礼制文化具有非常系统完备的礼数要求，相传有所谓“礼仪三百，威仪三千”XII“经礼三百，曲礼三百”XIII等说法，表现为一套完整的以维护、巩固宗法等级制度、区别上下贵贱等级关系为目的，以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为核心内容，并适时调整和缓和各等级之间矛盾关系的严格的等级制度格局。“君臣、上下、父子、兄弟，非礼不定”，XIV“在礼，家施不及国，民不迁，农不移，工贾不变”。XV“礼”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具有“经国家、定社稷、序民人、利后嗣”XVI的非常重要的调节功能和作用，成为约束和规范人们日常思想、行为、言行的准则。因此，周礼在当时是普遍适用的价值准则，它兼有道德规范和法律约束的双重含义，是社会上每个人都必须遵循的行为规范。春秋以降，随着“礼坏乐崩”时代的到来，周礼从此一蹶不振，由鼎盛期进入衰落期。周礼作为一种外在的规范人们思想行为的社会制度的总称，对后来中国人学思想的发展起到了极其重要的影响，成为孔子、荀子礼学思想特别是荀子外王之学的重要源头之一。四是提出了“惟人万物之灵”XVII的思想。中国早期人学思想发展的伦理化、人文化倾向，使得中国文化较早地将思维视野转向了社会、人事问题。从西周时起，“人”的问题日益引起人们的广泛关注，《诗经・大雅・民篇》所载的“天生民，有物有则；民之秉彝，好是懿德”，表明周初思想家已开始用非常直观朴素的方式探讨人的来源、人的本性问题。有的学者指出，中国最早对人性问题进行探讨，不是始于孔子，而是始于西周初年，并认为西周初年已有了“人性善”、“人性恶”的萌芽。“可见，西周初年开始出现人性论的萌芽是周人对人自己的力量的相信、把德与治国联系起来，进而对人自身思考的产物。”XVIII孟子、荀子的人性善恶理论正是在继承西周初年人性论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人性本之于天，人所秉受的是一种美好的德性（懿德）。这种看法尽管还没有完全摆脱天命观的影响，还显得比较幼稚，但这一命题的提出意义却非常重大，它直接开启了儒家人学思想对“人”的最一般的价值规定和思维路径。周初还提出了人的德性修养问题，《尚书・皋陶谟》不但提出了“慎厥修身”这一中国早期人学中关于人的自我修养的人学命题，而且还以“九德”作为修身的根本标准。周人还对君主的自身修养问题提出了要求。“节性，惟日其迈。王敬作所，不可不敬德，”XIX就是说，为王者要时时谨慎自己的行为和德行。周人关于人的自我修养的学说，为儒家人学思想中强调内圣的一面―即重视生命个体的道德修养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周初对人的关注还表现在人的价值正日益从殷周神学观、天命观中突显出来，人们评价事物的标准正由神的标准向人的标准转化。一切灾祸出现之根源不在天上，而是由人自身造成的。“下民之孽，匪降自天。尊沓背憎，职竞由人。”XX此外，周代思想家还提出了一系列与“人”有关的重要命题，如“知人则哲，安民则惠，”“天聪明自我民聪明，”“用康保民，”“民之所欲，天必从之”等。这一系列关于中国文化发展初期人学思想的萌芽以及朴素的人学命题的提出，不仅表明西周时期作为中国早期文化发展的“轴心时代”在联结夏殷文化与春秋战国文化中所起的承前启后、承上启下的巨大作用，而且在整个中国文化发展史上都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中国未来不同时期、不同流派思想的生成和发展，中国思想文化的政治伦理化以及伦理政治化倾向，等等，都可以从西周的思想观念中寻找到其价值源头。

三、春秋中晚期：人的凸显

春秋时期（公元前770――公元前453年）是中国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重要变革期和转型期。西周末期，随着小农经济的不断发展，经济关系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殷周以来确立的宗法等级政治制度体制及周礼规定的上下尊卑贵贱等级制度遭到了前所未有的冲击和破坏，周天子“家天下”的统治秩序被打乱。王权旁落，王室衰微，礼崩乐坏，互相兼并，私田数目不断增加，“僭越”事件不断出现，而与社会发展相适应的新的社会制度尚未建立起来，因此，处在社会大变革前沿的思想家们根据自己对自然、社会、人生的理解，已从殷周时期原始神学观、天命观的束缚中解脱出来，开始用理性的眼光去审视现实社会政治问题，提出了各种各样的学说。这些理论学说涉及范围非常之广，但从广义上说，是对传统神人关系的新的理性思考。这一理性思考沿着两条思维路径展开：就对传统神学思想体系的否定来说，表现为无神论思潮的出现；就对人及人事的重视和肯定来说，表现为人本主义思潮（或称“以人为本”思潮）的出现。两个问题不是平行并列关系，而是呈互补性结构关系，春秋时期的思想家对这两个问题的态度，正是集中体现了春秋时期人文思潮的蓬勃兴起,并最终导致了神人关系、天人关系的重大突破，完成了春秋时期价值观的根本转向。

殷周以来建立起来的神学思想体系从一开始就蕴涵着难以克服的内在矛盾，即神的虚幻性与人的现实性的矛盾。随着春秋时期思想解放运动的兴起，这一矛盾冲突越来越明显，越来越不可调和，无神论思潮的出现，正是这一内在矛盾冲突产生、发展的必然结果。

我们通过《尚书》、《左传》、《国语》等先秦历史文献的记载，便可以窥见殷周时期对天命鬼神的崇信程度。所不同的是，殷人每事必求神问卜，“先鬼而后礼。”而周人则较为理性地对待鬼神，“事敬鬼神而远之”。历史进入春秋时期，随着人的理性能力的进一步增强及对自然外界认识的进一步加深，固有的天命价值观发生了裂变，天命鬼神从至高无上的人格神地位一落千丈，成为人们可怨可恨可评说可怀疑的对象。为了为新兴的地主阶级夺取政权寻找理论依据，晋国的史墨明确指出，自古至今，没有常奉的国家，也没有常位的君臣.历史的变迁和发展就像是“高岸为谷，深谷为陵”那样，并非是一成不变的，鬼神对此也无可奈何。过去人们认为吉凶祸福来自天命鬼神，而楚国的斗廉却认为，“卜以决疑，不疑何卜？”XXI用反问的方式表示了吉凶祸福与天命鬼神无关，而是由人自己造成的。春秋时期的大变革，使人们深刻认识到了人的力量的重要性，仲几说：“薛征于人，宋征于鬼，宋罪大矣”XXII宋国罪大之原因就在于以鬼神为是非，而忽视了人的存在。当时的虢国多以神事为重，周内史便断言，由于虢国“虐而听于神”，“虢必亡矣”XXIII随国大夫季梁继承和发挥了西周初年“天听自我民听，天视自我民视”、“民之所欲，天必从之”的进步思想，提出了“民为神之主”的口号，并得出了“是以圣王先成民而后致力于神”的结论。XXIV虢国的史嚣比季梁更进一步看到了人的作用和力量，他说：“国将兴，听于民；国将亡，听于神。神，聪明正直而壹者也，依人而行。虢多凉德，其何土之能得。”XXV统治者若以民之是非为是非，国家就会兴盛；反之，统治者若一昧听信于鬼神，国家就会衰亡。在这里把是听信于民还是听信于神作为国家兴衰存亡的依据，并明确给予了肯定的回答。在史嚣看来，神是“聪明正直而壹者”，它要通过人的力量表现出来，要“依人而行”，立国之根本在于修政而安民，“鬼神非人实亲，惟德是依”。通过这一系列言论的征引，我们可以看出，春秋时期无神论思潮的出现，直接导致了神的地位的下降和人的地位的上升，在神人关系问题上是一个重大突破。

在天人关系上，春秋时期同样面临着重大的理论突破。《诗经》中已微露出天人相分思想的萌芽，（可参见《诗经・小雅・雨无正》、《诗经・小雅・十月之交》等篇）春秋时期，这种思想在周内史叔兴、郑子产那里得到了进一步的继承和发展。针对宋襄公就陨石坠于宋、鸟退而飞等现象的发问，叔兴认为这只是一种自然现象，“是阴阳之事，非吉凶所生也。吉凶由人。”XXVI这几句话看似简单，却隐含着非常深刻的思想内涵，它首先肯定了自然界的阴阳变化与人的吉凶祸福无关；同时指出应从人自身去寻找吉凶祸福的原因，这就把阴阳观念运用于天人关系，不仅排除了人格神之天对人事的干预，而且对外界自然现象也作出了符合实际的解释，从而否定了自殷周以来社会上普遍流行的把自然、社会现象与所谓的吉凶祸福相比附的神秘主义观点。叔兴之后，郑子产第一次从理论的高度区分了天道和人道。在与梓慎、裨灶关于一次火灾后的论争中，子产明确提出了一个对后世产生重大影响的思想命题，“天道远，人道迩，非所及也，何以知之？灶焉知天道？”XXVII叔兴与子产两个命题的提出，标志着中国思想史上天人相分观念的最终确立，标志着中国古代天人观念发展中的一个重大突破。这一观念的确立，为还原“天”之自然本性，彻底摆脱人格神之天的影响和束缚，具有重大的理论和现实意义，迨及战国末期的著名思想家荀子，这一思想不但得以系统的继承和发展，而且具有了更为完备的理论形态和实际价值。

通过对殷周至春秋时期中国思想文化发展史上神人关系之演进的考察，我们可以看出孔子人学思想出现之前，在神人关系系统中，人经历了从“无我”走向“自我”，从“隐”至“显”，从“无主体性”到“自我发现”的漫长的艰难曲折的历程，人的自我发现和价值自觉为中国思想文化特别是儒家人学思想的形成和发展提供了深厚的思想资源和理论基础，孔子人学思想的确立，正是殷周以来由“神性至尊”到“人的价值凸显”的思想演进逻辑发展的必然结果。从此以后，中国文化便开始了其悠久漫长的生长发展历程。

注释：

I《马克思恩格思选集》第4卷，第220页。

II《尚书・大诰篇》。

III《尚书・大诰篇》。

IV《史记・周本纪》。

V《左传・僖公五年》引。

VI《尚书・无逸篇》。

VII《尚书・盘庚篇》。

VIII《殷周制度论》，转引自侯外庐《中国思想通史》，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73页。

IX《尚书・康诰篇》。

X[宋]朱熹《诗集传・康诰》。

XI《礼记・礼运》。

XII《礼记・中庸》。

XIII《礼记・曲礼》。

XIV《礼记・曲礼》。

XV《左传・昭公二十六年》。

XVI《左传・隐公十一年》。

XVII《尚书・泰誓上》。

XVIII参见《船山学刊》第1期。

XIX《尚书・召诰篇》。

XX《诗经・小雅・十月之交》。

XXI《左传・桓公十一年》。

XXII《左传・定公元年》。

XXIII《左传・庄公三十二年》。

XXIV《左传・桓公六年》。

XXV《左传・庄公三十二年》。

XXVI《左传・僖公十六年》。

XXVII《左传・昭公十八年》。

篇12：高校与企业会计制度论文

高校与企业会计制度论文精选

一、高校会计制度与企业会计制度在会计核算基础方面的差异

对于会计基础来讲，不同的单位可能会采用不同的会计基础标准，而对于会计标准不同的选择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单位的业绩。然而，无论选择怎样的会计基础标准，都需要注意，会计基础不能单独发挥作用，而是要在会计核算制度下才能发挥出其真正的效用。《高等学校会计制度(试行)》中第五条规定:“高等学校会计核算一般采用收付实现制，但经营性收支业务的核算采用权责发生制。”2006版的《企业会计准则—基本准则》第九条则明确规定:“企业应当以权责发生制为基础进行会计确认、计量和报告。”

高校会计制度和企业会计制度分别选择了两种相互独立、相互区别的收入、费用的计量基础。可以看出，高校与企业采取了两种完全不同的会计核算方式。权责发生制是以本期为单位来进行确认收入和支出。也就是说，企业所经营的项目费用，包括支出和收入，如果在本期内，那么无论企业已经收到或者已经支出费用，都要将其算在本期内；而如果企业经营的费用，不属于本期内的，即便是企业收到了款项还是支出了费用，都不计算在本期内。所以，企业的权责发生制度对是否属于本期的划分要求是十分严格的。但值得注意的是，企业使用这种会计核算方式，需要会计在期末的时候，对账簿记录进行仔细、认真的调整，因为只有这样，企业才能明确一段时间内企业的盈利状况或者是亏损状况。高校在会计核算方式方面采用的是收付实现制。收付实现制在实质上是一种与上述权责发生制相反会计核算方式。也就是说，收付实现制不是以本期为单位的，而是以实际上企业收到的款项和支出的费用为标准进行计算的。

以本期为单位，只要是在本期内收到款项或者是支出的费用，不管其实际上属于哪一期，都要算入本期内；相反，企业收到款项或者是支出的费用是属于本期的，但在本期内没有实际发生，也不算入本期。所以，收付实现制相对于权责发生制来说，其程序和内容都要简单的多。但是，收付实现制在配比关系上却没有权责发生制完整。明确以上两种会计核算方式后，我们可以很明了的看出，两种会计核算方式平分秋色。权责发生制优点在于能够明确本期内会计主体的具体经营状况，有利于会计主体进行业务、项目等的决策，因而在企业中被广泛采用。而高校与企业是两种截然不同性质的单位。由于高校所需的资金来自国家的财政资金。在国家财政拨款之前，高校就需要编制学校这一年度的预算。国家如果按照高校所提供的预算进行拨款后，学校则需要按照预算来使用国家的拨款。所以，高校资金如何使用在一定程度上是受限制的。因此，高校会计以及财务管理的主要任务就是资金的使用情况，并对预算进行合理的控制。相比之下，高校采用收付实现制是一种十分明确的选择，不仅能够帮助高校更好的控制预算，同时还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满足高校财务管理的需要。

二、高校会计制度与企业会计制度在会计要素方面的差异

会计要素是会计制度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会计要素主要是指财务会计对象的基本分类。同会计核算基础一样，不同的单位或者主体，在会计要素方面也是不相同的。从下图中，我们可以清晰的看出企业会计要素所包含的内容，以及高效会计要素所包含的内容，二者的会计要素既有不同的部分，也有相同的部分，见图1。可以看出，企业的会计要素中，包含所有者权益，而在高校的会计要素中，却是净资产。出现这一现象的原因主要是高校与企业的投资人是不同的。对于高校来说，高校的资金是由国家投入的，所以不可能像企业的投资人一样向学校索要利润，再加之高校本身就不是以盈利为目的的单位，而是为国家培养人才。[5]所以，高校的会计要素中不含有所有者权益这一项。同时，高校同企业相比，企业重视的是企业自身的利润，而学校着重是为了培养人才，为国家的发展和进步做贡献，重视的是社会利益。所以企业的会计要素中，包含利润这一重要要素，而高校中则不保留这一要素。此外，高校所采用的会计核算方式是收付实现制，所以，支出是其一项重要的会计要素。

三、高校会计制度与企业会计制度在会计科目方面的差异

会计科目是按照经济业务的内容和经济管理的要求，对会计要素的具体内容进行分类核算的科目。高校会计制度中一级会计科目有38个，企业会计制度中一级会计科目有85个(依据1月1日起实施的《企业会计制度》)，在部分近期文献资料中将企业会计的一级科目增加到了一百多个，随着会计核算的不断发展和完善，会计科目也在不断的细分，以适应日益复杂的经济活动。从科目数量相差悬殊的情况中也能看出，二者在科目设置上的差异很大，企业会计更加精细、复杂，财政部公布的《高校会计制度》(征求意见稿)将高校会计的一级科目增加到56个，其中部分借鉴和引入了企业会计的科目，使高校会计核算更加准确和科学。通过高校、会计两个会计主体在会计科目方面的比较，我们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进行分析：

第一，无论是企业会计科目，还是高校会计科目，二者都属于会计体系，因此，二者的会计科目中，肯定会有相同点。通过统计研究，二者在会计科目方面共有七个相同点。

第二，会计要素包括会计科目，而会计科目是对会计要素更详细的划分。所以，从高校与企业在会计要素方面的差异来看，二者在会计科目上势必会有很大的区别。尽管如此，高校与企业在核算内容上却存在相似之处。第三，由于企业的会计科目比高校的会计科目详细，所以，在一定的情况下，企业的`会计制度比高校的会计制度在财务方面做得更详细。如，学校与企业同样向银行贷款。企业会根据贷款的具体情况以及企业的具体情况，将贷款计入长期贷款、或者是短期贷款，记录的比较明确。而高校向银行贷款后，只是简单的计入贷款科目。可见，企业会计科目的详细划分，使得企业的财务记录状况更明确，管理更有效。事实上，这三方面的差异中仍有很大的研究潜力。会计制度涉及的方面很多，对高校会计制度与企业会计制度差异的研究还可以从其他多个方面进行考虑，从而为会计制度在高校中更好的应用提供一定的基础。

四、企业会计制度对于高校会计制度的启示

企业会计与高校会计分别应用于不同性质的会计核算主体，存在很大的差异，但是企业会计对于高校会计的发展和完善仍具有借鉴意义。新的企业会计准则的颁布也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高校会计制度的改革。208月财政部公布的《高等学校会计制度》(征求意见稿)中就引入了许多企业会计的方法和原则，例如《高等学校会计制度》(征求意见稿)第一部分第三条规定，高等学校会计采用修正的权责发生制基础。通过高校会计制度与企业会计制度的对比，企业会计制度对高校会计制度有一定的启示。首先，应该从权责发生制方面来进行思考。采用权责发生制的会计核算方法，能够帮助会计主体明确一定期间内主体的经营、运转状况，从而促进跨会计主体在许多方面的发展。而高等学校一直秉承传统的收入实现制度。

在当今社会中，社会的形势已经发生了巨大的改变，现如今，高校的资金来源不仅仅来源于国家的财政支出，而逐渐趋向于多元化。与此同时，社会对高校经营效益的关注程度越来越高。如，培养一个学生，高校所付出的成本是多少。所以，对于采用收入实现制度的高校来说，显然是不能很好的处理这些问题的。因而，高校会计领域的相关人士需要对这一问题进行考虑。其次，企业会计制度对于高校会计制度的启示还可以从资产折旧的引入来进行考虑。高校的资产折旧问题主要体现在固定资产方面。按照当下的高校会计制度，固定资产是不进行折旧的。然而，对于高校来说，固定资产是学校财务支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更是学校总资产的重要组成部分。如果固定资产不能折旧，那么就不能真实地对学校的固定资产进行统计，同时也增大了学校的固定资产。所以，对于这一问题，也需要会计领域的专业人士进行进一步的研究和思考。

五、结语

对高校会计制度的研究有着不可忽视的重要作用。从高校会计制度与企业会计制度的对比中，我们可以发现高校会计制度中的不足。会计制度本身就是一项比较复杂的制度，再加之在不同的单位中，会计制度又有着不同的特点。所以，对二者会计制度的差异的研究具有一定的难度。为了让会计制度能够更好的应用在高校的管理之中，相关领域对该问题的研究还需要进一步加大力度。

篇13：企业内部会计制度建设探讨与探析

摘要：内部会计制度对于一个企业来说，它是企业得以持续稳定发展的重要因素，而且，内部制度完善的企业，它的资金会得到最大化的利用，这样持续下去就可以为企业节约成本，

也就是获取更多的利益，所以随着市场竞争的日益增加，企业要想更好的生存和发展，就必须对企业内部的会计制度给与很高的重视，积极的提高本企业的内部会计制度建设的水平，这样，企业的会计工作才能更好的发挥它的作用，也更有利于企业经济健康的发展。

关键词：企业内部;会计制度;企业融资

1对于企业内部会计制度的解释

首先先简单说明一下什么是企业内部会计制度。

顾名思义，企业内部会计制度就是指企业的工作人员在进行会计相关的工作时，必须要遵循的一种“规矩”，也可以说是企业为处理会计方面的工作制定的一种方法。

每个企业在遵守国家制定的相关会计法律法规的同时，都会根据自己企业的经营特点制定相关的会计制度。

篇14：企业内部会计制度建设探讨与探析

随着社会的不断进步，经济的不断发展，最近几年中，兴起了很多规模不一、性质不同的企业，自由开放的市场给各种各样的公司的兴起提供了条件，同样也为这些公司带来了持续并且激烈的竞争。

同时，也有很多企业在这次竞争中失利，最终导致破产的结果，分析其原因，从根本上来说，无论是会计信息本身存在缺陷还是它的使用出现不当，都与企业内部会计制度的建设存在很大的缺陷有密切的关系。

综上所述，目前的企业内部会计制度建设不容乐观，首先企业建立内部会计制度的基础性很薄弱。

对于一个企业而言，内部会计制度的建设处于一个非常重要的地位，仔细的分析我国企业的内部控制情况，可以看出，我国企业的管理人员，很大一部分还处在一个非常保守的思想观念和经营方式的阶段，完全认识不到建立企业内部制度的重要性。

然后，企业内部的审计机构不完善。

分析其原因，共三点：一是企业对于审计工作不够重视;二是审计工作不能及时的进行，而且即使进行了工作，但是却收不到应有的效果;三是企业内部做审计工作的员工，大多都不够专业，所以，企业内部的审计工作也就不能很好的开展了。

3建设企业内部会计制度面临的问题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经济发展非常的迅速，崛起了很多的小公司，也出现了很多的大公司，同时，因为公司的需要，越来越多的企业开始进行企业融资。

但是，也有很多的企业通过融资得到很多的钱最终消失、逃跑去国外等等，融资问题层出不穷，主要是由于，一是企业对于内部会计制度的建设的意识不到位，企业会计制度与核算、监督、资产管理和战略投资计划都是密不可分的，他们关系到一个企业的生存和发展。

但是在如今的企业管理过程中，出现了公司的管理层对于内部会计制度的不重视、很多会计人员不执行、其他各个部门根本不配合的现象。

甚至有的企业，他们管理层的会计对于财务的认识只是局限于对于财务信息的记录、核算和做一些基本的纰漏，仅此而已，他们认为一个企业的内部会计制度对于企业的经营管理方面产生的作用不大，没有必要太过于在意它，因而就没有建立企业内部会计制度。

有的公司，即使是建立了一些企业内部会计制度，但是也是一纸空文，毫无用处，根本没有得到有效的利用和执行。

二是企业对于会计制度的建设体系建设得很不完备，对于一个企业来说，企业应该在遵守国家相关法律法规的前提下，根据自身的经营特征和财务管理方面的需要，适时的制定一些适合于本企业内部会计制度建设的需要。

对于一些近几年来才发展起来的'中小企业，由于它的经营模式单一，经济实力比较弱，管理人员和财务人员都很不专业等原因，所以，这对于这个企业内部会计制度的建设就产生了很大的制约，

这样就使得这个企业的内部会计制度紧紧停留在会计核算的阶段，对于会计监督制度和会计内部控制制度很少提及，阻碍了会计功能的发挥，结果导致公司的财务问题源源不断。

此外，很多大型的企业在我国会计准则和法规的指引下，能够在长期的发展中形成成熟、有效的会计制度，但是对于这些会计制度的建设也有着很多问题。

三是企业对于内部的会计制度的建设很不科学。

经过一系列的调查，可以得出结论，现在，企业内部会计制度的建设很不科学，从会计人员的选择、会计制度的建设，都存在着很大的问题。

具体来说，首先，很多公司的会计人员缺乏专业的技能，以及掌控全局战略的思想，这样就使得公司内部会计制度不科学，很难做到对会计实务进行规范，就形成了一个恶性的循环;

其次，在企业内部会计制度的建设过程中，缺乏交流，而且部分企业的内部会计制度照搬其他企业的准则和制度，不管是否适合于自己的企业，也不经过任何的考察和讨论;

最后，有些企业即使是制定了相关的内部会计准则和制度，但是未能形成相关的文件及时的下达给公司的内部财务人员，

而且更有甚者即使是下达给各位公司的财务人员，但是大部分财务人员缺乏反馈和沟通，对于不合理的会计制度不能及时的予以更正，这样就导致会计制度的制定和执行方面存在严重的脱节。

4对于建设企业内部会计制度面临的问题的解决措施

在内部会计制度建设方面，大多数企业可能都出现过以上的问题，因此特提出以下几点建议。

4.1一个企业应该结合自身的性质、规模和经营特征，建立一个科学的、符合自条件的企业内部会计制度对于一个企业来说，它的内部会计制度的内容是非常的丰富的，具体包括监督制度、会计核算制度、管理会计方面的制度等等，所以，不同的企业要根据自身的需要，建立一个适合自己的内部会计制度。

对于刚刚起步的或者是还处于中小型企业阶段的企业，除了建立切实可行的企业会计核算制度并且不断的完善它以外，还要结合自身的发展阶段和管理能力，适当的建立一些监督制度和内控制度，使得一个企业的内部会计制度和这个企业的管理水平相统一。

4.2要提升一个企业的财务人员的素质对于一个企业来说，要想健康的发展，就必须有素质非常好的财务人员，因此，对于公司的财务人员来说，企业必须大力的清查，严格的制定相关的制度。

此外，一个企业紧紧提升财务人员的素质还远远不够，它也要加强对其他部门管理人员的素质的提升，因为会计工作要想达到一个很好的效果紧紧依靠财务人员是远远不够的，必须要企业的所有员工的共同参与，因此，对于一个公司的其他部门的管理人员的素质的提升也是非常有必要的。

5结束语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高速发展，我国经济处在不断增长的过程中，但是，在新老的经济体制改革的过程中，也出现了很多问题，有很多中小型企业面临破产或者已经破产，还有一些经济方面的犯罪也时常出现，这在很大程度上都是由于企业内部会计制度的体系不完善造成的，因此，各个企业首要做的事情就是应该尽早的完善自己企业内部的会计制度。

经过以上的分析，可以得出，各个企业应该更加严格的遵守国家的相关的会计法律、法规，并且结合自己企业所处的相关的经济、经营情况，仔细认真地制定符合自己企业的内部会计制度，

并严格的遵守，只有这样，一个企业的会计工作才能得到更加的完善，会计方面的监督工作才能做的更到位，对于一个公司的会计核算工作才会得到更大的提高，

所以，在众多的竞争中，一个企业才能立于不败之地，一个企业也才能走的更远，更稳，更辉煌。

参考文献：

[1]周旭红.浅谈企业内部会计制度建设[J].财经界(学术版),2016(18):277+279.

篇15：企业内部会计制度建设探讨与探析

摘要：随着市场经济的飞速发展，企业面临的会计工作日益增多，而作为企业可持续发展的、基础性的企业内部会计制度建设工作就显得尤为重要。

当前，我国的企业内部会计制度建设方面存在着诸多问题，影响了企业的长远发展，本文就此做一探究。

关键词：企业;会计制度建设;问题;措施

一、建立企业内部会计制度的重要性

★ 会计制度

★ 殷周至春秋时期神人关系之演进论文

★ 基建会计制度

★ 新会计制度

★ 工会会计制度

★ 小型企业会计制度

★ 适用会计制度

★ 预算会计制度

★ 会计制度 固定资产

★ 高等学校会计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