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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中国传播学发展报告
［摘要］本文通过对2001-中国大陆传播学研究成果的分析和梳理，发现传播研究的重要成果主要集中在传播理论、WTO与中国媒介产业、媒介集团化与资本运营、网络传播与新媒介等几个方面。与以前的传播学研究相比，学者们在对传播研究百年成果和传播理论基本问题进行认真总结和深入研究的同时，注意从不同层面、不同角度和以不同取向对传播现象和传播问题进行分析研究；提出构建华人传播学体系和建立中国学派的创意将有利于中国传播学走向成熟、走向世界；中国媒介管理学正逐步形成理论体系，媒介集团化与资本运作方兴未艾；网络传播研究继续蓬勃发展，广告公关研究小有成就。但是在传播批判研究、实证研究、文化研究、新媒体研究和追赶世界学术潮流等方面还有待加强。
［关键词］中国传播学，现状，回顾，总结，2001-20
在对2001-2002年中国大陆传播学研究成果进行梳理、分析时，我们是以大陆新闻传播类核心期刊、重要传播学著作和著名传播学术网为主要研究对象，同时适当关注这两年召开的全国性重要学术会议，然后依据学术价值、创新程度和现实意义，对各位专家学者的传播研究成果进行比较分析和客观评判，并描述和勾画出两年来中国传播学研究的大致轨迹和生态状况。经过梳理和分析，我们发现传播研究界将注意力主要集中在以下议题：传播理论与媒介、WTO与中国媒介产业、媒介集团化与资本运营、广告与公关、网络传播与新媒体。分析和总结这些研究成果，分析得失，指出优劣，不论是对今后的传播学学科建设与发展，还是对当前或今后的传播实践，无疑都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传播理论与媒介
传播学的理论发展对学科建设具有重要的推动意义，所以，在新世纪的头两年，学界对传播理论研究尤为关注。
从政治、经济、文化等宏观层面研究传播理论的文章主要有：《媒介神话化：从〈泰坦尼克〉神话看传播致效》（曾庆香，1/2002/2）[1]、《传播政治经济学之我见》（郭镇之，2/2002/1）、《文化帝国主义传播模式浅析》（戴铭，11/2002/4）、《潘多拉的魔盒：大众传媒作为世界》（潘知常、林玮，1/2001/4）、《资本主义消费文化的演变、媒体的作用和全球化》（杨伯溆、李凌凌，1/2001/1）、《大众媒体的经济分析》（李新立，12/2001/6）、《新闻传播媒体演进的文化思考》（钟瑛，13/ 2001/4）等论文。潘知常、林玮（1/2001/4）认为，对于大众传媒的根本缺憾的讨论，应当从“大众传媒作为世界”的角度入手。作为一部欲望机器，大众传媒只有在人类的手中，按照人类的意志而不是按照自己的意志去发展，同时，大众传媒只有作为人类的朋友、只有作为“你”，而既不是作为人类的工具、不是作为“它”，也不是作为人类的敌人、不是作为“他”，才有可能扬长避短、趋利避害。杨伯溆、李凌凌（1/2001/1）认为，在资本主义社会消费文化形成的过程中，媒体一直起着引导和制造消费需要的作用；不同媒体的出现和发展与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相适应；跨国公司在全球范围的推进和扩张，也是以大众媒体传播的消费文化的扩张为先导；如果没有大众媒体，现代消费社会也就不会形成，全球化也就无从谈起。李新立（12/2001/6）的论文同样值得关注，文章指出，大众媒体所有权和控制权的经济含义不仅仅是一个“谁拥有媒体”的问题，而且，媒体产业的市场结构、企业行为、绩效以及公共政策之间的关系，尤其是构成媒体所有权的关键所在。
在媒介理论研究方面，张咏华在《中国大陆的媒介分析之概括及特点》（7/2001/12）一文中对我国大陆学术界媒介理论研究的成果进行了梳理，认为我国大陆媒介理论中介绍、描述性内容占重要位置；讨论分析偏重概括性、综合性；选题贴近传媒业发展动向，指出我国大陆的媒介理论研究应该通过不断积累向纵深挺进。尹鸿、周星、胡正荣、胡智锋、喻国明等学者在一组题为《传媒研究如何面对传媒实践》（2/2002/1）的笔谈中，论及了传媒研究与传媒实践的整合关系，以及传媒研究的方法论和着眼点问题。还有传播学者开始把注意力集中在更深层次的对媒介的自身效果、媒介技术同人类社会变迁、文明发展史的关系，媒介在心理上、社会上和文化上对人们的影响等等的研究上。
两年来关于媒介研究的专著，主要有张国良主编的《新闻媒介与社会》（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2001），张咏华的《媒介分析：传播技术神话的解读》（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卜卫的《媒介与性别》（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刘华蓉的《大众传媒与政治》（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译著方面的成果要比专著丰富一些，主要有熊澄宇等译的《今日媒介：信息时代的传播媒介》（[美]斯特劳巴哈著，清华大学出版社2001 ），张毓强等译的《西方传媒与战争》（[英]苏珊・L.卡拉瑟斯著，新华出版社2002 ），卢大川等译的《媒体等同》（[美]巴伦・李维斯、克利夫・纳斯著，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1）。这些著作在更宽广的视野上讨论新世纪的媒介问题，对推动传播理论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篇2：―中国传播学发展报告
媒介经济和媒介管理理论在经历了1997至相对的热门探索后，学术界开始静下心来，重整一个思考的空间和角度。邵培仁在《论媒介生态的五大观念》（4/2001/4）和《传播生态规律与媒介生存策略》（5/2001/5）的两篇论文中，从媒介生态学的交叉层面，认为人类只有确立媒介与环境、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价值观和资源观，构造正确的信息传播和消费模式，建立科学的媒介管理机制，才能确保媒介生态的总体平衡和良性循环。在《传媒经济理论比较研究》（2/2002/2）一文中，梁昊光认为媒介经济理论的研究在中国正方兴未艾，且带有明显的美国实证主义色彩。他从批判理论的全新视角出发，研究西方马克思主义学派对媒介经济理论的形塑过程，包括媒介产品多样性与差异问题讨论、法兰克福学派和媒介经济的源引、公共领域与媒介经济、两种经济理论。他用批判的眼光重新审视了国内媒介经济研究的空白。秦志希、葛丰在《论媒介市场细分化过程中若干关系的处理》（6/2002/2）中谈到媒介市场经济理论时认为要正确处理三种关系：特定公众与不特定公众的关系、个性与共性、渗透与趋同。邵培仁主编的《媒介管理学》（高等教育出版社，2002）是在《媒介经营管理学》出版之后进行的新总结和新探索。该书系统分析了媒介产业、媒介市场、媒介战略和媒介资源等许多重要问题，将媒介管理宏观研究与中观研究、微观研究相结合，力图反映当代媒介管理研究的新变化和新趋势，对中国媒介经济和媒介管理理论的开拓具有创新意义。
篇3：―中国传播学发展报告
WTO与中国传媒产业
加入WTO是中国与世界的一次全面碰撞。两年来，国内传播学者把研究的注意力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分析和思考WTO背景下中国传媒的现状和趋势、机遇和挑战；二是探索如何进行传媒的产业化运作，做大做强中国传媒。
11月在长沙召开的“WTO背景下中国新闻传播的趋势”学术研讨会掀起了学界对在WTO背景下中国传媒的现状和趋势的分析和思考、WTO带来的机遇和挑战这个问题的热烈讨论。主要的成果有：一是《我国省级党报的现状与走势――全国省级党报基本情况调查报告》（杨磊、孙业，7/2001/8、9）。该文总体反映了当前我国省级党报在报业市场中的走势、经济发展状况、市场拓展、队伍状况、组建报业集团、所属子报发展、管理体制等基本情况。二是《未来十年中国地市报走势展望》（童兵，8/2001/10）认为城镇趋势和城乡减差，给地市报带来了发展的机遇；我国加入WTO，地市报也是机遇大于挑战；地市报当务之急应该大力发展新闻生产力。三是《解读当前我国传播业发展中的五大强势》（吕凯文，10/2002/2）对传媒重组、传媒与资本嫁接、传媒同质化竞争、财经媒体崛起、传媒中介服务业等我国传播业发展强势进行了分析。四是《20中国传媒回眸与展望》（21/2002/1）。该文预测：在未来5至，我国大规模媒介集团的问世以及它所带来的传播领域市场份额的重新“洗牌”，和传播领域“游戏规则”的建立健全以及相应的制度创新的发展趋势。另外，其他值得一提的文章还有：《媒体前沿报告：一个行业的变革全景和未来走向》（周伟，21/2002/5/21）、《中国传媒发展十大趋势》（上下）（陆小华，7/2001/11、12）、《集约与整合：WTO背景下的中国传媒前景》（徐浩然，22/2002/2）、《WTO背景下中国广播电视业的市场重组：特征与矛盾：以省级广电集团为例》（陆晔、夏宁，2/2002/2）、《境外媒体对中国媒体的冲击与促进》（师静，23/2002/2）、《西部媒体如何应对WTO》（康文华，6/2002/1）、《WTO环境下省级卫视台的品牌生存策略》（于丹，24/ 2002/1）、《强者更强，适者生存：论中国加入WTO后市（地）级电视媒体的发展趋势》（周毅，24/2002/2）、《中国传媒走势前瞻》（郭乐天，25/2002/2）、《加入WTO后中国传媒面临五大问题》（戴元光，3/2002/1）、《人际与大众融合：我国当代媒介传播的新态势》（朱春阳，10/2002/1）、《国内新闻类周刊的发展状况与亟待解决的几个问题》（陈亦骏，26/2002/2）、《加入WTO对中国影视业影响研究》（金冠军等，3/2002/1）。在所有的讨论中，有一个声音是与众不同的。这就是刘建明先生。他在《WTO架构下传媒入世的杜撰》（6/2002/2）中认为轻易谈媒介“入世”是没有根据的。如果新闻传播学研究建立在虚构事实的基础上是一种悲哀。关键是我国新闻传媒沉着应对意识形态冲击。这些论文很好地反映了两年来媒介的实践与研究者在WTO背景下对迅速开放的媒介市场带来的机遇的欢欣和挑战的忧思。
在WTO背景下，中国独特的文化是国内媒体的优势所在。2001、20，研究者对中国传媒文化也进行了较多的关注。首先是对当代媒介文化的基本特质的探讨，具有代表性的是《试论当代电视的大众文化特征》（隋岩，27/ 2002/5）、《中国电视品牌与民族文化特质》（黄会林，28/2002/7）。其次，更多的是对现有中国传媒文化存在失真和非道德现象的反思，提出引导和调控的措施。这方面，重要的论文还有《当代中国媒介文化的引导》（陈雅珍，1/2001/4）、《艺术事业、文化产业与大众文化的混沌与迷失》（曾庆瑞，2/2002/2）、《略论中国电视剧的社会角色和文化策略并与尹鸿先生商榷》（曾庆瑞，2/2002/3）等。
在中资媒介整合紧锣密鼓、外资媒介进入得陇望蜀、建章改制呼声与日俱增、新闻竞争浪潮风起云涌的背景下，如何进行产业化运作，做大做强中国传媒成为2001、2002年另一个夺人注意力的研究焦点。机制和体制的改革对传媒有重大的影响。《论我国报业市场化进程中政府行为的双重属性》（刘洁、金秋，1/2001/2）指出：我们必须不断突破传统报业体制下形成的政府行为运行机制，逐步将政府行为纳入到适应报业市场化变革，能充分发挥市场行为作用的轨道中去，使报业市场化改革顺利推进。我国传媒产业化进程也还需要政府提供更为宽松的环境。陆地发表了《论中国电视产业发展的必要和充分条件》（24/2002/1、2，上、下篇）论文，提出中国电视产业必要条件在于产业观念转换、企业身份转正和所有制结构转型，其充分条件是彻底实现中国电视产业的跨地域、跨级别、跨产业经营，反映了传媒产业化的急切呼声。当然，研究者也注意到了传媒的双重性并探讨了在中国如何实现双重性的良性互动，寻找切合中国环境的媒体发展之路。刘宏的《中国传媒的市场对策》（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1）一书提出把政治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又用雄厚的经济实力加强传媒政治角色的双赢策略是中国传媒市场发展壮大的根本选择。在产业化研究上，最多的成果也是在我国“入世”背景下对现有的实践问题进行的探讨。如由喻国明主持的关于“WTO背景下中国媒介产业的机遇和挑战”项目包括三篇文章《中国媒介产业的现实发展与未来趋势》、《广电媒介经营的改革和创新》、《中国全面“入世”与国家电视文化产业安全》；《论媒介产业全球化与中国的对策》（邵培仁，29/ 2001/6）、《国际电影贸易格局与中国电影产业对策》（李怀亮，30/ 2002/5）。其中《中国媒介产业的现实发展与未来趋势》（喻国明，31/ 2002/1）对WTO与中国传媒产业的发展做了较深入的思考，提出了在现阶段传媒产业的发展中，知道“在哪做”和知道“做什么”是比知道“怎么做”更重要的战略思考，并就什么样的媒体投资才识有效的这一我国媒体产业现实发展的关键问题做出了自己的判断。李怀亮在《作为产业的电影》（43/2002/3）论文中，呼吁作为产业的中国电影，瞄准国际市场，参与国际贸易与国际竞争，壮大中国电影产业。另外，《我国报业产业化与广播电视产业化的比较研究》（梁蓬飞，32/ 2002/6）、《中小型新闻媒介运营战略思考》（金长江，33/ 2002/8）也是值得关注的论著。
篇4：―中国传播学发展报告
在传播效果理论研究方面，议程设置理论受到了学界的关注。张洪忠的《大众传播学的议程设置理论与框架理论关系探讨》（11/2001/10）、孙英春的《传播效果研究的一种途径》（15/2002/2）和刘训成的《议程设置、舆论导向与新闻报道》（1/2002/2）都是具有一定深度的探讨文章。特别是李本乾、张国良的论文《受众议程、媒介议程与真正现实关系的实证研究》（2/2002/4）与李本乾的专著《中国大众传媒议程设置功能研究》（甘肃人民出版社，2002），理论造诣深厚，实证研究到位，解剖中国传播实践透彻，具有很高的理论与实践价值。另外，陶鹤山对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西方传播学界产生了较大影响的“第三人效应理论”（《第三人效应理论：传播效果研究的新视角》，9/2001/4）的介绍和评述，对解释我国目前传播中存在的一些问题和现象有着较好的启发意义。王华的《传播的培养理论与定型观念》、刘建明的《受众行为的反沉默螺旋模式》也分别对培养理论和沉默螺旋理论进行了探讨。
传播学本土化的讨论也是一个历久弥新的话题。在2001、2002年，这个话题的讨论已经更深入地从“要不要本土化”向“如何更好地进行本土化”挺进。这一点在以下论文中得到了很好地反映：《论华人社会传播研究中全球化与本土化的张力处理》（陈韬文，3/2002/2）、《关于传播学本土化问题的思考》（田中阳，16/ 2002/2）、《传播学研究及其中国化》（李彬，17/ 2002/4/23）、《建设中国化传播学体系的几个根本性问题》（郝雨，18/ 2001/8）。传播学本土化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个重要方面，而在这方面，是有实绩的。一方面是本土化认识的统一。祝建华的观点较有普遍性：传播学“应该追求既要理论化、又要本土化。任何偏颇的做法，无论是盲目、机械地搬用西方理论，抑或狭隘、排他性地追求本土理论，均是不明智的。”（《中文传播研究之理论化与本土化》，台湾《新闻学研究》第68期）。另一方面则反映在本土化成果方面。这主要包括陈水云的《“士”与战国时期的传播艺术》（19/2001/1）、张翅、闻娱的《春秋战国传播活动初探》（20/2002/2）、哈艳秋、鄢晨的《略论古“丝绸之路”的华夏文明传播》（9/2001/5）。特别是一些发掘和整理中国传播文化和传播学本土化丛书的出版，为此做出了贡献。一是由复旦大学出版社于2001年和2002年分别出版的“20世纪中国新闻学与传播学”丛书。其中，戴元光的《传播学卷》、何扬鸣、张健康的《宣传学和舆论学卷》值得特别关注。二是由文化艺术出版社2001年出版的“华夏传播丛书”。其中，郑学檬的《传在史中》、黄鸣奋的《说服君主》、李国正的《汉字解析与信息传播》均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和开拓意义，在传播学本土化上，迈进了一大步。三是由党建出版社2002年出版，徐培汀撰写的《二十世纪中国的新闻学与传播学》，以严谨的科学态度和求实的工作作风，对中国1来的新闻学和传播学研究进行了系统全面地总结和评析，堪称佳作。
可以相信，在中国传播学者的努力下，未来传播学研究不仅会在介绍、评析和应用、创新上取得更加丰硕的成果，而且象陈国明、李少南提出的“华人传播学系统” （《华人传播学的过去、现在与未来》，3/2002/2）或“中国学派” （《传播学在中国的观察与思考》，3/2002/2），终将在深入探讨和勤奋建设中，不断成熟、完善，走向世界。
篇5：―中国传播学发展报告
在我国媒介产业的外部环境和内部条件有了明显改善、市场化的步伐日益加快的背景下，虽然2001、我国的传媒产业化研究总共有200多篇论文、15部专著，但我国学术界还是面临这样的矛盾，即媒介产业规模的不断扩大、经济发展速度的不断加快与我国媒介经济和媒介管理研究的严重滞后以及与实践的脱节。我们发现在WTO背景下，对中国媒介管理的研究还停留在战略选择上，有关环境分析、战略评价和媒介控制的研究内容比较欠缺。因此，我们必须加快媒介战略管理的研究。
媒介集团化与资本运营
创建有中国特色的媒介集团是我国新闻传播业发展的方向。2001、20，媒介集团化发展研究已经成为传播学研究的焦点和亮点之一。集团化运作与资本运营的天然联系，加上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使得资本运营的研究也是如火如荼。
12月6日，中国最大的新闻集团中国广播影视集团正式挂牌成立。同时，以整合城市若干核心报刊而成的湖南日报集团和杭州日报集团相继挂牌。2002年10月，由中国人民大学新闻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主办“媒介经济与传媒集团化发展学术研讨会” 在北京举行。梁衡在会上指出：报业集团的成立是报纸驾驭市场规律的能力成熟的新表现；集团成立是为了增加产出、提高效益集团内部各成员间须以经济为纽带，而不可能以行政为纽带；新闻传媒集团有别于纯经济企业集团，集团内部必须实现政治经济互补。
随着媒体集团化建设步伐的加快，学者专家开始从过去侧重报业集团研究转向运营模式、广播影视集团、跨媒介集团、跨地区集团等方面的研究。研究界认为，我国广电影视集团已初步形成了三种运营模式：一是集团与省广电局合署办公的湖南模式；二是集团与广电局分离，为市委、市政府直属事业单位，归口市委宣传部领导，接受市广电局行业管理的北京模式；三是集团为市委宣传部直属事业单位，由文化广播影视局实行行业管理的上海模式。在上海首届传媒高峰论坛上，许多学者呼吁中国媒介要积极进行结构调整，打破区域封锁和市场壁垒，实现跨越式发展，推动大型集团跨地区经营，真正把媒介做大、做强。林如鹏在《跨媒体、跨地区、跨行业――中国媒介集团做大做强的必由之路》（4/2002/4）一文提出，跨媒介、跨地区、跨行业是中国媒介集团做大做强的战略选择；应该积极促进我国媒介产业的升级，为跨媒介、跨地区、跨行业的整合提供统一的平台。王学丰、来丰（《论跨媒体联合》，4/2002/1）则进一步提出在组建跨媒体集团的过程中应该积聚资本，组建大型传媒集团；发展独立的特色媒体；搞好业务整合，建立完善的流通机制和高效的管理机制等几个要注意的问题。王慧（《广电集团区域化战略前瞻》，4/2002/4）提出，广电集团的区域化发展提供了可资借鉴的思路。黄升民、丁俊杰的专著《中国广电媒介集团化研究》（中国物价出版社，2001）一方面以具体的案例揭示了中国广电集团化的探索过程，另一方面提出了中国广电集团化发展的战略规划，梳理出进行集团化的核心思路，是2001、2002年媒介集团化研究一个极为重要的成果之一。
通过种种可行战略构建强势媒介、强势品牌和核心竞争力也是传媒集团化研究十分重视的一个方面。陈兵在《强势媒介品牌的构成因素和特征分析》（6/2002/3）一文中分析了强势媒介品牌的三个必备因素和六大特征。范以锦则在《凭借多品牌战略 打造强势媒体集团》（8/2002/12）一文从多品牌战略的选择、实施和成效等三个层面研究了强化传媒集团综合竞争力。孙进在《强势媒体经营新思路》（34/ 2002/1）中认为，要建立强势媒介，需要组建跨媒体集团、组建传媒控股公司、组建媒体咨询公司，并对组建传媒控股公司提出了组建的方式和要点。傅丰敏在《试论报业核心能力的创建模式》（35/ 2001/12）一文中主张，从变革管理体制、科学设计组织结构，新闻创新管理、实施战略培训管理、新闻网站与电子商务的融合等方面着手，创建报业核心能力的模式。
对于集团化研究，更多的研究是集中在现状与趋势的分析上，或是实践中难点的思考上，如《试我国报业集团的产生及发展趋势》（王薇，36/ 2002/6）、《中国广播电影电视集团的现状和发展战略》（朱虹，24/2002/6）、《我国传媒集团的组建模式与发展方向探析》（王彤，37/ 2002/2）、《新闻传媒业集团化改革的几个问题》（陈天彦，5/2002/1）等。胡正荣的《瓶颈与出路――我国广播电视集团化进程分析与对比研究》(34/2001/11)值得关注，该文从集团化进程的政策问题，集团化的驱动力、目的与手段，集团的组织结构、集团内部的资源配置，集团化进程与全球化等方面探讨我国媒介集团化的瓶颈所在及其对策。李岚在的《略论中国广电传媒集团化程度评估体系的构建》(5/2002/1)提出资源整合指标和竞争力指标是广电传媒集团化程度的重要指标。陆地的《中国电视产业集团化的禁区、盲区与误区》(24/2002/7)是这两年内发表的最有影响的论文之一，该文指出在中国电视产业集团化过程中存在产权多元化和上市经营的禁区和盲区，对媒介实践具有重要的参考意义。另外，《构筑强势文化产业――关于电影集团化发展的几点思考》（何雪峰，38/ 2001/4）、《机遇•挑战•竞争：关于组建电影集团与实行院线制的思考》（赵建中、唐明生，39/ 2001/6）等两篇关于电影集团化的文章也值得关注。
篇6：―中国传播学发展报告
我国媒介资本运作的速度不断加快，日益成为媒介产业乃至社会各界关注的热点。通过资本运作扩张规模、整合资源，已经成为我国媒介产业进一步发展的必由之路。媒介的资本运营在西方巨型媒介集团觊觎我国传媒市场、国内传媒业面临巨大挑战的背景下尤其具有现实意义。
目前，上市融资、国有银行授信借贷支持、域外资本的投入已成为我国传媒业吸纳外来资本的主要途径。向梦龙在《媒体的社会资本与经营》（1/2001/2）一文中，用社会资本的'理论对媒体的社会资本做出分析并探讨其在媒介经营中的作用。《传媒产业化及其资本运做模式分析》（汤懿芬等，40/2001/12）、《电视产业与资本市场若干问题的思考》（王建新，10/2001/11）等文章对资本运营的现状、模式等进行探讨。针对当前业外资本纷纷进入中国传媒业的状况，由曹鹏、王小伟主编的《媒介资本市场透视》(光明日报出版，2001)从总体上透视了新闻媒体资本运营的现状、机遇和前景，提出了许多广为关注的热点、难点、焦点，如媒介资本的法治，媒介经营人才的呼唤等等。钱晓文在《外资传媒在华经营模式及其影响》（7/2001/8）一文中归纳了外资传媒在华经营的兼并收购式、投资控股式、参股式、品牌合作、节目交换、直接进入、外围渗透的七种模式以及外资传媒对国内传媒业发展的推动作用。魏永征则在《中国传媒业利用业外资本合法性研究》（1/2001/2）一文中，针对中国传媒业在新经济条件下的资本运营困境，用翔实的资料数据探讨了业外资本流入传媒业的现象，分析并回答了这个现象的合法性问题与发展途径，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
媒介与资本结缘，为市场经济条件下社会主义新闻事业发展提供了强大的经济驱动力，应当予以积极的支持与引导。但也应当充分认识到由此而来的“负效应”，应及时在制度规范上对媒介资本运作的主体与客体进行框定。因此，段永刚在《我国媒介产业的资本运作》（1/2001/2）认为应当充分认识到此类“负效应”，应及时在制度规范上对媒介资本运营的主体和客体进行框定。孙慧英《（传媒产业+资本市场）-风险=互动双赢》（6/2002/5、6）理性地分析了媒介进入资本市场存在障碍并提出了传媒与资本市场互动双赢的解决方案。
因为媒介的特殊属性，媒介资本运作在当前还具有较大的风险和障碍。《中国媒体产业投资风险研究》（郑广声、叶培伦，4/2002/2）对中国媒体产业投资中政策性风险、资金成本风险、市场与管理风险、全球经济周期风险等进行了较为深入的探讨。《我国媒体业进入资本市场的障碍和应对策略》（王雄，41/ 2002/2）、《资本经营：大众传媒的陷阱与对策》（阮志孝，3/2002/2）、《简析传媒的资本投资及其风险规避》（段晓燕，10/2002/1）、《电视产业市场的发展与投资环境》（方舟，27/2001/11）对中国媒介资本运作的障碍和风险进行了研究。
传媒业的改革已经为吸纳业外资本作好了准备，预期将会出现一个业外资本同众多传媒合作的热潮。我国可以研究国外资本运作经验，从中得到很多有益的借鉴，进一步推动中国媒介资本市场的发展和成熟。
广告与公共关系
20初，戴承良的连载论文《新广告运动论纲》（42/2001/1、2），引发了中国广告界的长久讨论。文章提出了新世纪广告人的使命：广告运动中顾客满意与终极关怀的融合、寻求顾客满意普遍适用性和普遍规范性的终极价值，寻求顾客合乎人性真善美的长远利益。戴承良认为，新广告的起点是20世纪广告历程的反思、奥格威模式的超越；新广告运动的宗旨是商业行为；广告再造的6项主张：界定企业目标；破解广告“灰箱”；发掘广告人文；整合网上网下；参与营销服务；重建生活方式。
广告学界也在重新思考上世纪末极为热门的“IMC（整合营销传播）”课题。舒咏平在《小众传播时代广告战略的选择》（2/2002/1）一文中，认为小众传播时代到来，正引发一场广告革命；整合营销传播在冲击广告界的同时，却隐含着取消广告本体的趋向；进行广告媒体的精细化组合与广告信息的精细化组合，成为业界的必然选择。品牌经营是近些年广告界持久热门的话题。陈一撰文《超越品牌新概念》（42/2002/1）认为，21世纪的品牌与人们的日常生活情感是息息相关的，能够唤起与消费者的情感对话。余明阳、舒咏平在文章《论“品牌传播”》（9/2002/3）中认为，品牌研究应定位于传播学，提出“品牌传播”概念并进行系统研究。李长江等的论文《零售商私人品牌对顾客忠诚度的影响》（13/2002/4），从理论上分析了私人品牌在提高顾客忠诚度方面的作用。曹韫建、顾新一的《存在品牌转移者和品牌忠诚者的产品差异模型》（19/2002/4）一文，分析了存在品牌转移者和忠诚者两类特殊消费群情况下的两阶段水平差异模型；讨论了在两阶段选址――定价博弈模型中纯战略均衡存在的条件。这些从宏观战略层面的把握与中观理论模型的建构，对中国广告和公关业的发展是很有意义的。
对于“史”的理论性探讨与规整，是一门学科成熟的标志之一。在这两年，在“史”的总结与规整方面的代表作有：何佳讯、王智颖的《中国广告学研究――主题分布与阶段演进》（42/2001/4）；阮卫的《20世纪广告传播理论的发展轨迹》（9/2001/6）；程士安的《难忘广告语DD重读20年流行广告语》（42/2002/10）；王彩云（台湾《动脑》杂志总编）的《谈近十年台湾广告文案的发展》（42/2002/10）；胡晓芸、李一峰等从2001年底起在《现代广告》连续发表论文十数篇，对国际广告品牌的历史、现状与发展战略做了系统的规整。
随着中国传媒组织市场化进程的深入，传媒的管理高层关注企业盈利，因而也开始更加细致地深入广告经营，对报纸分类广告经营的探讨便是一例：辜晓进发表了《美国报纸广告分类及运作》（7/2002/11）、《美国报纸广告的经营特色》（7/2002/12），提出中国报纸分类广告贫瘠的主要症结：品种开发得太少，信用体系未能建立；舒咏平发表《<广州日报>分类广告的核心产品策略》（4/2002/4）一文。
在传媒管理层深度涉入广告经营的同时，大陆广告学界也更加努力，跳出纯广告的圈子，要求传媒经营机制的变革，这可见于黄升民、贾丽军等的《检视中国的广告代理制》（42/2002/3）、黄升民的《关于组织的整合与战略重构》（42/2002/8），就媒介集团的整合与影响提出战略重构问题并进行研讨。黄升民等人历年的摇旗呐喊似乎已经超越了广告学的传统领域，但我们也深知，中国广告业的健康发展，并非圈内人说圈内话就能解决的。
WTO是全球化市场经济规则的深刻体现，中国的广告业更不能怠慢。国际广告杂志社、北京广播学院广告系、北京电视台、IAI国际广告研究所联合撰文《纵横围合中的未来：加入WTO对中国广告业的影响》（44/2002/1），提出加入WTO对中国广告业影响的4个途径、加入WTO后3～5年内广告业的变化趋势。在公关方面，何春晖的《中国公共关系的回顾与瞻望》（3/2002/2），对公共关系学引进中国大陆以来的研究成果和实践进行了系统全面的分析和总结，在公关学界产生了较大影响。吴白雪的《跨国公共关系公司在中国――关于中国公关业的一次实证研究》（45/2002/2）基于以往对中国公共关系发展的研究材料，以影响中国公关业为主要因素，就公关职业道德、发展潜力、内外影响因素等四个方面建立假设，并以五大跨国公关公司为调查研究对象，结果表明：政治制度和经济发展是影响中国公关业发展主要因素；在未来5年内，中国企业对公关服务的需求将持续增长；越来越多企业使用公关咨询来提高自己的竞争力；媒介关系正朝着健康的方向发展。
中国加入WTO的进程也意味着文化冲突的加剧。鞠惠冰的《现代广告：人与物关系的解码》（2/2002/1）和《合理的悖论：后殖民主义语境与广告的全球化／本体化策略》（42/2002/10）两篇论文，对此进行了较有意义的分析，认为现代广告在某种意义上确定了人的身份，确定了人本身。
广告与公关不仅是一门技术而且是一门文化。对广告与文化之间的互动研究也是传播学界与营销学界研究广告现象的一个主要分水岭。这方面的论文主要有：何辉的《“镜像”与现实――广告与中国社会消费文化的变迁以及有关现象与问题》（2/2001/3），张殿元的《普世伦理广告心态刍议》（9/2001/4），吕尚彬的《广告传播的消极功能》（46/2001/5）,肖建春的《传统文化对现代广告的影响》（11/2001/8），陈翔的《消费社会背景下的广告文化批判》（1/2002/2），吴文虎的《电视广告的社会文本解读》（2/2002/2），黄懿慧的《儒家文化与中国公共关系的建构》（9/2002/2）。其中，肖建春认为，中国传统文化随时左右着国人的各种行为活动，也左右着广告的发展变化，渗透于广告的具体内容和形式当中；黄懿慧探讨了中国的传统文化在“个人影响”模式发展中的作用，特别是“关系”的影响问题。通过对照性的比较研究，在考查西方国际公关理论的基础上，作者试图建构当代中国的公共关系哲学准则；吴文虎对研究的理论视角――后现代主义理论的内容和特点作了简要的回顾。吕尚彬认为，广告传播是具有二重功能的传播活动，消极功能主要有传播虚假信息、污染环境、强化娱乐、误导儿童、诉求失当、诱发恐惧、媚俗跟风、传播低俗信息、消解文化、助长模仿抄袭等几个方面。
对于细分群体的研究，尤其是对广告与儿童关系的研究，在2001～2002年的广告公关研究中成果突出。陈家华与麦笺时、陈芳怡撰写的《中国儿童喜欢和相信电视广告吗？》（1/2002/1）探讨了中国大陆3个广告发展水平不同的城市中儿童对电视广告的信任与喜好程度，得出如下结论：中国大陆的儿童对电视广告有着一定程度的怀疑；随着年龄的增加，相信广告所说的不全是真的比例在降低，但怀疑的程度仍不及美国和香港；陈还发表了《针对中国儿童的电视广告策略及效果》（20/2002/11）。罗以澄、夏倩芳、刘建明撰文《从儿童广告规约与网上隐私权保护规约的效果比较看自律原则对网络传播的适用性》（1/2002/1），提出自律与他律是两种并行的媒介规约方式；自律在美国儿童电视广告与儿童网上隐私权保护中所起效果不同；我国的网络传播管理应该加强自律。
效果是广告的生命线，其中名人代言广告、媒介运用技巧一直是个研究重点。名人代言一直是现当代广告的常见诉求策略，但对此的研究却很少从心理学层面入手。王怀明、马谋超的《名人广告效果的制约因素研究述评》（42/2001/4），指出名人广告的效果受名人可信度的影响，名人可信度包括吸引力、专业性与可靠性3个要素，在2001～2002年的广告公关研究中成果突出。
网络传播与新媒体
中国大陆传播学界对于网络传播学的研究，从开始有较多的传统媒体介入网络至今，一直保持着旺盛的热情。尽管网络产业在走入寒冬，网络传播研究并没有冷却，而且不断将研究对象和范围确定和拓展得更加具体、宽广。
首先，籍由研究者的常用思路，透过我国新闻传播学领域近年来的学术刊物的内容、学术会议上的论文交流以及书籍的出版、学术网站，来大体了解2001-2002年中国大陆网络传播研究概况。
在学术刊物方面，我们将新闻与传播复印资料（季刊）、国际新闻界（双月刊）、新闻与传播研究（季刊）、中国广播电视学刊（月刊）、现代传播（双月刊）、新闻大学（季刊）、当代传播（双月刊）列为取样刊物，我们认为取样刊物基本上能体现中国大陆新闻传播学者的研究水平和研究取向。从粗略的统计看，这七本刊物中2001-2002年发表的网络传播方向的论文有215篇之多，从发文的年度分布来看，2001与2002基本持平，从这个方向占刊物发文总量的比例看，居于首位。网络传播研究显然已成为我国新闻传播学专业刊物经常涉及的重要内容之一。尽管业界仍未走出低迷期，研究者对于探讨传播技术新手段、新传播技术和社会发展等的研究仍然备受关注。
在学术会议方面，国内学界、业界对于网络媒体的研讨依旧热火朝天。近两来几乎所有的新闻传播学术会议、各行业各领域的研讨会都会涉及到网络传播的主题，另外，还有大量专门讨论网络传播的学术会议。比较大的会议有，2001年3月的“中国网络媒体运营与发展高峰论坛”和首届“全国因特网与音视频广播（网上广播）发展研讨会”，4、5月份“新世纪网络传播发展国际论坛”，6月份“中国首届网络媒体论坛”，9月份“2001北京互联网发展论坛”， 11月份“中国宽带流媒体技术与应用国际论坛”等，继续举办。各个研讨会、论坛对网络媒体的方方面面，从宏观研究到实务分析，从传播理论到对策建议，从国内案例到国外海外状况进行了深入的探讨。从会议情况看，网络传播的崛起使围绕信息传播新技术同传媒发展、社会发展的关系及其有关理论的分析研究对我国新闻传播学界而言魅力有增无减。
在书籍方面，2001-2002年的表现尤为突出。在此以前，成果形式基本以论文为主，经过近两三年的积累，2001年已经开始以专著形式出现，而且数量相当可观。这标志着网络媒体的研究已上升到一个新水平。其中，较有份量的是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出版的《网络传播书系》（11本），作为国内网络传播及网络媒体教材，这一书系标志着相关研究已开始进入成熟期。较有特色的是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以文笔生动而论述深入见长的集束性成果，即江潜、叶琼丰、卢小雁、程洁、骆华等人撰写的《网络传播教学辅助丛书》（共7本）。此外还有匡文波的《网络媒体概论》和《网络传播学概论》，杜骏飞的《网络新闻学》，彭兰的《网络传播概论》，张海、滕谦编著的《网络传播概论》等，可谓成果累累。2002年内，有关网络媒体的研究著作出版势头不减。代表性的著作有：孟建主编的《E时代精神－网络媒体新论丛书》（共8本），屠忠俊、吴廷俊的《网络新闻传播导论》，程栋的《实用网络新闻学》，陈绚的《数字化时代的新闻理论与实践》，陆群、张佳m的《新媒本革命－技术、资本与人重构传媒业》，中央电视台总编室网络宣传部编辑的《媒介前线－网络和电视的亲密接触》。这些著作的内容既有理论规律摸索和归纳，也有实践经验的总结和提炼。网络媒体研究“热”和出版“热”固然反映了学界以联网传播的高度关注，但应引起研究者和出版社注意的是，两年来出版的一些著作已经出现了内容雷同（甚至连书名都完全相同）的现象，如何避免重复而具有自己鲜明的特色和创新之处，是今后要努力的方向。在大型工具书出版方面，中国互联网信息中心（CNNIC）首次出版了《中国互联网年鉴》,《中国电子商务年鉴》也出了创刊卷，全面记录和反映了各领域各行业网络应用的发展情况。
在学术网站方面，2001-2002的论文成果更显丰沛。以在传播研究领域较具知名度和影响力的综合性新闻传播专业学术网站和科研机构所设网站作为考察对象，粗略统计其在2001-2002年间中国新闻传播学评论、中国新闻传播研究中心、中华传媒网、新闻与传播研究、紫金网这个方向的发文量为498篇。这些专业网站在成为研究者的信息源与资料库、扩大同行间交流、推动学术批评风尚的形成、构建专业知识传承的平台方面起到了巨大的作用。
从网络传播研究成果的特征看，在研究主题方面有了进一步拓展和深入，在研究方法上开始有了大量的实证研究方法的使用。分析现有文献，这两年的研究主题从大的方面而言，可以归纳为四：一是网络传播的本质和规律探讨，二是网络传播社会功效及影响方面的探讨，三是网络传播实务，四是网络传播产业的探讨。
在网络传播本质和规律探讨方面。继续九十年代中期开始时的活跃状态，但从以往的冲动式认识回归理智和客观，刘仁圣《网络传播的负面性及其应对策略》（2/2001/2），戴黍《网络传播的特征、问题与对策》（32/2001/4）等对此作了反思，同时这方面的探讨开始表现出自己的理论独特性，杜骏飞的《网络传播新闻学》中所提“泛传播观念”可以作为一种代表；网络媒体的说法也取代备受争议的第四媒体说被广为接受。
网络传播社会功效和影响方面的研究则有了面上较大的拓展和分支的细化，方汉奇的《FLG与互联网》（1/2002/3），彭兰的《网络中的人际传播》（1/2001/2），余红等的《性别隐匿的赛伯空间》（32/2001/3），孟伟的《网络传播中语言符号的变异》（4/2002/4），袁立痒的《论网络文学传播特性》（4/2002/4），罗以澄等的《从儿童广告规约与网上隐私权保护规约的效果比较看自律原则对网络传播的适用性》（1/2002/1），丁末、张国良《网络传播中的“知沟”现象研究》（32/2002/3），祝建华的《互联网在中国的扩散现状与前景20京穗港比较研究》（4/2002/2）等分别从网络宣传、如网络人际、网络性别、网络语言、网络文学、网络伦理、网络法规、网络扩散及影响等不同角度对网络传播在各个领域实现的功效和产生的影响进行了讨论。由于这一主题具有极强的学术包容性，这类文章继续保持较大的百分比。
网络传播实务研究和网络传播产业研究则是这两年研究中较以往有较大进展的部分，由于网络传播的普及、视音频技术的更新以及网络信息服务的日益重要，对于传播实务的研究占了较大的比例，尤其是作为大众媒体传播业务的探讨，更占比重。刘学的《中国网络媒体研究》（1/2002/1），彭兰《网络媒体应该如何进行多媒体报道－从Flash谈起》（1/2002/4），栾轶玫《从受众多元需求的角度探索网络新闻编辑规律》（2/2002/3），苏瑞《信息的重复和缺失－对人民网的稿源分析》（2/2002/6）等大量的文章都从大众传播业务的不同角度作微观分析，但研究的深度有待提高。
而相应于当前传媒产业研究热潮，和网络业烧钱后的困惑，网络传播产业研究也成为当前的热点之一，考虑其赢利模式、经营形态、战略选择等等成为许多研究者关心的话题。李希光《网络媒体出路在何方－复兴网络毁本的九种策略》（1/2001/3），中国新闻传播研究中心的《中国内地传统媒体网站模式分析及构建》（2/2001/5），《中韩互联网发展比较及中国互联网发展中存在的问题》（9/2001/5），中华传媒网的《网站媒体的蠃利模式》（6/2002/6）等都从不同角度关注该类主题。
从研究方法看，除一般的描述和概括外，实证分析和批判分析都有使用，这两年研究者开始更多地使用社会科学取向的实证研究方法来关注网络传播的现实问题，进行了大量的个案研究。陈彤旭、邓理峰《BBS议题的形成与衰变－对人民网强国论坛的个案研究》（1/2002/1）使用观察法和内容分析讨论了网上舆论传播的规律，郭良《“强国论坛”：9.11恐怖袭击后的24小时》（1/2002/3）使用内容分析法具体分析了互联网作为一种新媒体既有传播突发事件迅速的优势又缺乏可信度的现状，彭兰《大陆互联网站外来文化信息传播状况的实证研究》（9/2002/1）通过抽样和内容分析法描述了网站外来文化传播现状，匡文波《网络受众的定量研究》（32/2002/2）通过数据分析对网络受众进行了描述，白冰、陈英《论网络媒介的受众调查方法》（2/2002/3）是概括了不同调查方法，陶然《网络传媒对大学生信息获取以及思维方式的影响分析》（1/2002/1）以抽样调查和个案访谈法分析了网络传媒对大学生信息获取及思维方式的影响。当然，这些研究还没有真正远离简单统计层次，观点的碰撞仍然多于实证的检验。
网络传播研究的出现是在传播研究作为一个学术领域已经比较成熟之后，基本上是最近间的事。九十年代初，作为一种处于不断演变中的传播技术，当互联网逐渐由精英技术变成大众技术时，传播学者仍然未能给足够的关注。直到国际传播学会的首要学术刊物《传播学刊》出了一期互联网研究专集，标志着主流传播期刊对互联网这一新传播媒体的关注，研究者开始以传播学者的视野来影响互联网技术的走向。经过九十年代末的狂热稚嫩期，穿过2000年的网络业寒冬的考验，近两年来的研究情况表明，已经到了网络传播发展的积累充沛期。已有的这些成果对网络传播研究的进一步发展其贡献是显而易见的。当然随着研究的进一步发展，我国学术界还需要在此领域向形成独特的、创新理论体系的方向努力。可以预见的是接下来将是网络传播作为独立体系脱颖而出的时期。互联网本身尚处在不断演变之中，网络媒体对新技术手段的运用也会更上一层楼。由此将会延伸出新的研究领域和方向，比如手机传播、DV传播、流媒体等，而且目前已有论文出现，如李一峰的《手机传播：第六次传播革命的“导火线”》（3/2002/2），章曦元《DV传播：开启个人影像时代的“金钥匙”》（3/2002/2）等。至2001年7月，中国已成为拥有最多手机数量的国家。手机的功能已由最初单一的双向语音通信工具，变成了媒体信息的接收端和个人信息的发送端。在2002年年末爆发的网站短信大战和巨额利润，让我们看到了网络传播的不确定性发展的光明前景，以及丰富的研究资源。
总 结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2001-2002年中国传播学研究比较活跃，总体上呈现出一个欣欣向荣的健康发展态势。传播学者们对传播研究百年成果和传播理论基本问题进行了全面系统的总结和深入细致的研究；许多成果注意从政治、经济、文化、生态的角度对不同层面的传播现象和问题进行了或褒或贬、言之有理的分析研究；中国媒介管理学正逐步形成理论体系，媒介集团化与资本运作方兴未艾；网络传播研究继续蓬勃发展，广告公关研究小有成就；提出构建华人传播学体系和建立中国学派的创意将有利于中国传播学走向成熟、走向世界。这些都为中国传播学学科建设提供了新的启迪和养料，也有利于指导现实的传播活动。
当然，在这个欣欣向荣的研究态势背后，还存在亟待解决的几个主要问题：首先，传播批判研究随着社会转型的加快，社会宽容度的加大，应该争取有一个更快、更全面的进展。其次，传播的实证研究，应是传播理论与传播实践相结合的主流。不过，大陆传播学实证研究虽然取得了一定进步，但整体看依然薄弱。陈昆玉、江宇的《我国传播学实证研究的进步与不足》（9/2002/4），用统计数据论证、分析了我国传播学实证研究的现状与发展，令人深思，应该引起学界的高度重视。传播实证研究亟待获得政府、社会在课题经费、协助调研等方面的资助与支持，传播研究人员也要在实证研究素养上进一步提高，以期在共同努力中解决实证研究薄弱的局面。第三，传播理论中的文化研究、符号学研究，亟需加强。正如陈力丹《关于传播学研究的几点意见》（9/2002/2）中所指出：“一些较艰深的学术研究成果，特别是符号学，我们在准确的理解上都缺乏成果，需要加大研究力度。如果这方面我们啃不下来，研究的学术层次总是有限的。”第四，公益传播研究、媒介信用研究、广告效果评估研究、节目欣赏指数研究等反映传播学科最新进展的课题，应该引起相关专家学者的重视。第五，追踪传播科技发展前沿，加强新媒体(如流媒体、手机传播、DV传播等)、新科技（如虚拟人、虚拟现实）研究也亟需唤起传播学界关注。在当今传播技术迅猛发展的今天，学术界对传播科技最新发展的关注显然是不够的。第六，传播学本土化研究可否上升到象各位海外传播学者所提出的华人社会传播研究的层面来构建和打造？这个问题若能引起更深层次的讨论，也许会给中国传播学本土地化研究开辟一个崭新天地。
2001-2002 Chinses Communication Development Summarize
Communication Study Institute of Zhejiang University
Abstract:This paper analyzed and combed the fruits of Chinese mainland communication study, and found that communication studies have mainly focused on the following points: communication theory, WTO and Chinese media industry, media collectivization and capital operation, network communication and new media. This paper includes that Chinese communication system of communication theory study is becoming mature and facing the world; with the background of WTO, the study of Chinese media management still stays on the choice of strategy and needs to be deepened; media collectivization and capital operation is just and will go on rising; the study of advertisement public relation is pretty active but should be more critical and positive; network communication study is very likely to be separated as an independent system.
Key words:Chinese Communication Science; Actuality; Review; Summarize; 2001-2002
本文作者：浙江大学传播研究所课题负责人和统稿人邵培仁，各主题执笔人依次为张翼、张健康、陈兵、李一峰、叶琼丰。
注释：
[1]1为《新闻与传播研究》，1/200/2指《新闻与传播研究》2002年第2期，以下2、3、4……所指期刊如下：
2为《现代传播》
3为《中国传媒报告》
4为《新闻大学》
5为《新闻界》
6为《当代传播》
7为《新闻记者》
8为《新闻战线》
9为《国际新闻界》
10为《山东视听》
11 为《西南民族学院学报》哲社版
12为《深圳大学学报》社科版
13为《华中科技大学学报》社科版
14为《西北师大学报社科版》
15为《浙江学刊》
16为《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
17为《光明日报》
18为《上海大学学报》社科版
19为《中南民族学院学报》人文社科版
20为《中国广播电视学刊》
21为《中华新闻报》
22为《粤海风》
23为《北京青年政治学院学报》
24为《声屏世界》
25为《传媒》
26为《广播电视大学学报》哲社版
27为《当代电视》
28为《中国电视》
29为《新闻通讯》
30为《文艺研究》
31为《中国人民大学学报》
32为《新闻传播》
33为《新闻前哨》
34为《中国记者》
35为《中国报业》
36为《求实》
37为《中国出版》
38为《电影》
39为《电视•电影•文学》
40为《科技进步与对策》
41为《江苏社会科学》
42为《中国广告》
43为《人文杂志》
44为《国际广告》
45为《公关世界》
46为《兰州大学学报》社科版
[2]“传播理论”、“网络传播”主题下提到的著作主要参见浙江大学传播研究所辑录的“中国大陆传播学专著、译著要目”，ruanzixiao.myrice.com或www.chnmedia.com/，2003/2/20
原载香港《中国传媒报告》（China Media Reports）第1期
篇7：中国传播学研究生排名
1.评价标准
院校指标：根据综合水平进行评价，包括学校声誉、社会影响力、院校所在地等因素;
专业指标：根据专业实力进行评价，包括导师层次、专业水准、科研实力等因素;
就业指标：根据历年就业情况评价，包括就业率、职业相关度、薪酬待遇、单位层次、就业地域等因素;
报考难度：根据入学考试竞争激烈程度评价，包括录取比例、免试比例、生源质量、考题难度、阅卷难度等因素;
2.排名说明
A类：学校实力强，专业实力强，如复旦大学、清华大学等;
B类：学校实力较强，专业实力强，如中国传媒大学、华东师范大学等;
C类：学校实力较强，专业实力较强，如中央民民族大学、西南政法大学等;
D类：学校实力强，专业实力一般，如北京师范大学、重庆大学等;
E类：专业领域学校，如上海外国语大学、上海财经大学、北京体育大学等;
F类：学校实力一般，专业实力一般，如重庆师范大学、云南师范大学等;
[中国传播学研究生排名]
篇8：中国主题公园发展报告
《2016中国主题公园发展报告》27日在北京发布。报告指出，目前中国共有2700多家各类主题公园，主题公园行业迎来了跨越式的发展，但数据显示，仅有10%的主题公园能够实现盈利。
今年主题公园行业迎来了跨越式的发展，外有迪士尼布局上海，内有欢乐谷、方特、万达城等本土品牌加速区域发展。根据报告显示，目前我国有2700多家各类的主题公园。亚太地区游客量前20的主题公园中，中国就占据了13家。2015-间，国内预计还将增加64个主题公园，潜在入园人次预计达到1.66亿，总投资额达到238亿美元。
据北京商业研究院副院长李铎介绍，目前中国主题公园在布局方面正向“三个面和一条线”聚集：“‘三面’就是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冀。‘一线’就是重庆、武汉这些长江沿线的城市，他们串起了中国的主题公园带。在我们国家东部应该是主题公园最繁荣的地方达到了58%，包括广东、山东、江苏是目前最活跃的地区。”
大型主题公园的崛起除了给区域吸引“人气”外，还形成了涵盖餐饮、商业等多业态的产业群。比如以迪士尼为例，主题公园并不是一个单一的游乐场，而是一个集动漫、影视、服装等于一体的`产业链。而建立一条自己独特的产业链，由此所衍生出来的餐饮、商业、酒店以及其他消费领域的内容才是主题公园的价值所在。
但与之相矛盾的是，“国产”主题公园能实现盈利的却很少。根据最新的数据显示，国内主题公园有70%处于亏损状态，20%收支平衡，仅有10%能够实现盈利。中国旅游研究院院长戴斌表示，国内大部分主题公园在设计、维护、运营等方面都不能满足现在百姓的休闲旅游需求，在文化创意上更是缺乏：“过去的主题公园，往往是以景物展示为主。到第二代产品，往往是一个游乐场的结合体，缺少一些有吸引力的主题，有吸引力的故事线、逻辑线把它串起来。不是简单的放一个恐龙的造型，放一个奥特曼的造型就是主题公园了，是让你过来以后，为了某一种情感和价值追求来到这里。园区好像是一个有生命的空间一样，我可以跟他进行有机的互动。”
据了解，目前国内不少主题公园的收入主要靠门票，这种盈利模式单一、生意链短的方式也难以支撑企业的运转，更不要说继续投入新的娱乐项目来吸引游客了。戴斌提醒，各地在审批主题公园项目时，还要防止借主题公园的名义为房地产服务的现象发生：“很多主题公园就变成了房地产公司的售楼处，开业的时候是个主题公园，结果很快发现主题公园经营不经营无所谓了。因为它通过周边的土地开发，已经把这个钱赚回来了。”
篇9：中国流动人口发展报告
中国流动人口发展报告2016
国家卫生计生委流动人口司近日发布《中国流动人口发展报告2016》(以下简称《报告》)。《报告》基于近年来国家卫生计生委组织的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对流动人口的总量、结构、分布特征进行了分析，对中长期人口流动迁移趋势及面临的挑战进行了展望，提出了相关建议。同时，基于20国家卫生计生委组织开展的流出地卫生计生服务、流动老人健康服务专题调查，分析了流出地人口变动状况及相关影响和流动老人的健康服务情况。《报告》包括主报告及人口流动迁移和城镇化、流出地人口变动状况及相关影响、流动人口社会融合和家庭发展、流动人口卫生计生服务管理、流动老人健康服务等5个专题。主要内容如下：
一、未来一段时期我国人口流动迁移仍将持续活跃。
2015年，我国流动人口规模达2.47亿人，占总人口的18%，相当于每六个人中有一个是流动人口。未来一二十年，我国仍处于城镇化快速发展阶段，按照《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的进程，20我国仍有2亿以上的流动人口。“十三五”时期，人口继续向沿江、沿海、沿主要交通线地区聚集，超大城市和特大城市人口继续增长，中部和西部地区省内流动农民工比重明显增加。
二、新生代流动人口占比持续提高，流动人口的平均年龄明显上升。
调查的务工经商的劳动年龄流动人口中，1980年及以后出生的新生代占48.8%。2015年相应劳动年龄的流动人口中，新生代的比例已经超过一半，为51.1%。
流动人口的平均年龄呈上升趋势，且老化速度快于全国人口。20流动人口的平均年龄为27.9岁,2015年为29.3岁，增加了1.4岁[1]。
三、东部地区的流动人口比重有所下降，西部地区人口流动渐趋活跃。
从流动人口的区域分布看，2013年，东部地区流动人口占全国流动人口的比例为75.7%，西部地区为14.9%;2015年的相应比例分别为74.7%、16.6%。由此可见，东部地区依然是流动人口最集中的地方，但占比有所下降，而西部地区占比有所增长。
东部地区流动人口以跨省流动为主，2013年东部地区跨省流动人口占全国跨省流动人口的比例为88.2%，2015年相应的比例有所降低，但仍为87.7%。
四、流动人口流向中心城市[2]的比例下降，流向非中心城市地区的比例有所上升。
中心城市吸收的跨省流动人口虽然过半，但比例有所下降。2013年流向中心城市的跨省流动人口占全国跨省流动人口的比例为56.8%，2015年降为54.9%。
中心城市以外的其他城市和地区吸纳省内农村户籍流动人口的比例在增加，逐渐成为吸收省内农村户籍流动人口的主要地区。2013年流向中心城市之外的其他城市和地区的省内农村户籍流动人口占全国相应人口的比例为45.6%，2015年该比例为50.5%。
五、家庭化流动趋势加强，流入人口的家庭规模[3]有所扩大。
2015年流动人口在流入地的家庭规模为2.61人，与2013年相比，流入人口家庭规模增加了0.11人。超过一半的家庭有3人及以上同城居住。从流动范围看，省内流动人口的家庭规模大于跨省流动人口。2013年，跨省为2.43人，省内为2.65人;2015年，跨省为2.54人，省内为2.75人。
居住时间越长则共同流动的家庭人口数量越多。从居住时间看，2015年，居住3年以下的流动人口平均家庭规模为2.29人，居住3-4年的为2.70人，居住5年及以上的为2.95人。
六、流动人口的居留稳定性持续增强，流动人口在流入地生育的比例快速提高。
调查显示，流动人口在现住地的平均居住时间超过4年，有一半人在当地居住时间超过3年。未来打算在现住地长期居住的比例超过半数。
与相比，流动人口子女在现居住地出生的比例上升了29.1个百分点，达到56.6%。相应地，在户籍地出生的比例明显下降。
流动人口子女出生地分布
20 20
七、流动老人规模不断增长，以低龄为主，照顾晚辈、养老与就业是老人流动的三大原因。
2015年国家卫生计生委流动老人健康服务专题调查显示，流动老人占流动人口总量的7.2%，年龄中位数为64岁，其中约有八成低于70岁(其中，60-64岁约占54%，65-69岁约占24%)，70-79岁的占18%，80岁及以上的高龄流动老人不到5%。照顾晚辈、养老与就业构成老人流动的三大原因。其中，照顾晚辈的比例高达43%，为与子女团聚或自行异地养老的比例为25%，仍有23%的流动老人因务工经商而流动。
八、基本公共卫生服务、计划生育服务和社会医疗保险的流动人口覆盖面不断扩大。
流动人口参加社会医疗保险的比例持续上升。2015年，89.3%的流动人口至少参加一种医疗保险，比提高21个百分点。2015年，0-6岁的流动人口子女的《儿童保健手册》建册率为91.8%，比2014年提高5个百分点;流动人口子女免费接种比例达98.4%。在2014年有过生育行为的流动妇女中，至少接受过1次产前检查的比例为99.6%，接受产后42天健康检查的比例为80%。
流动人口的医保参与率
20 2015年
《报告》的附录部分整理记录了近1年来流动人口管理服务方面的重要事项和主要活动，综述了近年来流动人口管理服务的理论和政策研究，公布了2015年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的基本情况。
原国家人口计生委从2010年开始组织全国范围的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每年发布年度流动人口发展报告，《中国流动人口发展报告》已连续出版7年。
[1]根据和2014年全国人口变动抽样调查计算得到的全国人口的平均年龄分别为36.8岁和37.5岁，两年间增加0.7岁。
[2]中心城市指直辖市、计划单列市和省会城市。
[3]流入地家庭规模指流动人口在流入地的家庭成员数量。
附：国家卫生计生委中国流动人口发展报告(2016)等有关情况专题发布会文字实录
时 间：10月19日
地 点：西直门办公区2号楼1层新闻发布厅
主持人：宋树立 国家卫生计生委宣传司副司长、新闻发言人
嘉 宾：王 谦 流动人口计划生育服务管理司司长
段成荣 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副院长
杨如年 江苏省无锡市卫生计生委副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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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0：中国流动人口发展报告
2016年中国流动人口发展报告
昨日，国家卫计委流动人口司发布《中国流动人口发展报告2016》。报告显示，中国流动人口规模达到2 .47亿人，占总人口18%，相当于每6个人就有一个流动人口。另外，报告还显示，近年来流动老人的规模正在不断增长。
2030年超1/5中国人
会离开故乡
2015年中国流动人口规模达到2.47亿人，较2014年末(2.53亿)有所下降。但报告认为，这是由于短期经济波动、流动人口落户规模增加、个别特大城市人口纾解和统计误差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流动迁移人口的概念包括人户分离的乡城流动、城城流动人口以及新落户的迁移人口，两类人的总体规模增速会有所降低，但持续增长态势不会变。
报告预计，流动迁移人口在前将每年增长600万-700万人，2020年之后，流动迁移人口每年增量将减至500万人以下。到2020年、2025年、2030年，流动迁移人口总量将增至2.82亿、3.07亿和3.27亿人。
此前，国家卫计委预计到2030年中国人口达到14 .5亿人的峰值。这意味着2030年超过1/5的中国人将会离开故乡在另一个城市常住。
流动老人不断增长，多为照顾晚辈
根据2015年国家卫计委流动老人健康服务专题调查，60岁以上的流动老人所占比例达7.2%，较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5.79%)有所提高，流动老人的规模继续增加。
国家卫计委流动人口司司长王谦表示，“中国人口迁移流动已进入到以家庭化迁移为主要特征的阶段。”
不过目前，流动老人中约八成低于70岁，超过一半不到64岁，80岁以上流动高龄老人不到5%。眼下构成老人流动最主要的3个原因是照顾晚辈、养老与就业。其中超过四成老人是为照顾晚辈，与子女团聚或自行异地养老的占25%，另外23%老人是因务工经商而流动。
报告还发现，尽管九成流动老人参加各种形式医疗保险，但92 .9%是在户籍地参加医保，其中58 .2%参加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如果无法解决跨省报销问题，流动老人会遇到社会保障不足问题。
焦点
东北地区人口增长趋于停滞
报告研究发现，20 0 6-2015年的10年间，东北地区人口年均增长率仅0 .21%，不到全国同期水平0 .5%的一半。
报告称，东北地区人口增长趋于停滞。以目前的生育水平和人口流出趋势看，东北地区人口已临近快速减少的下行通道。
王谦说，东北地区在计划经济时期的城镇化水平就超过50%，而当时全国的`城镇化水平只有30%，东北地区的低生育率在上世纪80年代就已显现出来。
1982年全国第三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辽宁、吉林、黑龙江三省总和生育率分别为1 .773、1 .842和2 .062，均低于2.584的全国平均水平。
此外，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东北地区少数民族的生育率也偏低，人口呈现负增长趋势。其中吉林省延边朝鲜族人口已连续十多年出现自然负增长。
2010年的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发现，当时东北三省虽然65岁以上的老年人口都只略微超出10%，且14- 60岁的劳动年龄人口占比都在75%以上，但其中45-60岁的占比就达到30%左右，这意味着老龄化在未来几年将会持续加速。
而此次报告已经发现，眼下东北地区的一些人口流出地，无论是城市还是农村，老年人口占比均已接近20%，处于严重老龄化状态。
报告指出，东北地区人口转变先于全国，低生育水平已经持续30多年，加上20多年的人口净迁出，目前的人口结构不利于经济社会长期均衡发展。
高中失学比例远高于义务教育阶段
报告还研究了流动人口子女的教育状况发现，流动人口子女的失学比例在不同的就学阶段存在很大差异，高中阶段的失学比例远高于义务教育阶段，这和中国眼下的教育政策有关。
数据显示，在义务教育阶段，留守儿童的失学比例低于流动儿童，流动儿童的失学比例每年在4%-5%之间波动。留守儿童的失学比例20为2.94%，2013年为3.97%。
然而，到了16- 18岁的高中年龄段，超过1/4的流动少年和12%的留守少年处于失学状态。
在这一阶段，流动少年失学比例高于留守少年，原因一方面在于户籍限制，流动少年在16-18岁高中阶段不得不回户籍地上学，变为留守少年;另一方面是部分留守少年不再上学后外出打工，成为流动少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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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1：中国住房发展报告(-)
中国住房发展报告(2016-2017)
11月30日，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中国社会科学院城市与竞争力研究中心共同主办，凤凰财经研究院、广东经济出版社协办的“《中国住房发展报告(2016-2017)——楼市调控：踏平坎坷成大道》发布暨研讨会”在京举行,会议对外发布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课题组完成的《中国住房发展报告(2016-2017)》。报告通过建立中国住房市场风险监测体系测度发现，全国35个大中城市普遍存在估值过高的风险，整体风险最为突出的十个城市依次是：深圳、厦门、上海、北京、南京、天津、郑州、合肥、石家庄、福州(限于35个大中城市)。报告预测，中国楼市将迎来一个短期调整期，其中，一二线城市中先前房价上涨快的城市的房价增幅回落会更大，三四线城市分化;房地产开发投资将放缓，增幅或将低于。
报告指出，2015-20，中国住房市场逐步进入上升的周期，全国商品住房销量快速增长，2016年1-4月同比增长率达38.8%，是20初以来的峰值。1-9月份同比增长27.14%，比2015年全年高出了20.27个百分点;总体房价同比增幅先快速攀升，后有所收窄。2016年3月全国商品住宅平均销售价格同比增长率为18.25%，9月份为12.66%;房地产开发投资同比增速则扭转俯冲式下滑后于2016年年初后有了明显回升，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有所增强。总体变化趋势符合课题组2015年12月利用华房指数的预测。
与先前的楼市上涨特征显著不同，本轮楼市运行形势集中体现为是市场回暖过程中的局部过热。第一，热点城市房价上涨过速过猛。第二，部分城市的本地及外地投资投机需求旺盛。第三，总量上库存连续减少，截止2016年9月末，全国商品住房现房待售面积4.14亿平方米，比2015年末减少0.39亿平方米;住房期房待售面积大约为33.24亿平方米，比2015年末(34.36亿平方米)减少1.12亿平方米，总库存比2015年底减少了1.51亿平方米，去库存取得了一定成效。但空间错配持续加剧，一二线城市库存小、销售快，三四线城市库存大、销售慢。
报告指出，在固有的制度漏洞之下，楼市局部过热及其一系列问题的产生，是购房者、开发商、金融机构、中介等市场主体以及政府部门，基于利益追求和心理预期开展合作博弈的结果。第一，经济下行、人民币贬值、资产荒、实体经济不景气与城市分化是引发楼市局部过热的重要环境条件。第二，驱动全社会支持或从事房地产投资投机的利益机制是导致楼市局部过热的深层根源。第三，市场主体合作博弈是楼市局部过热的整体原因。第四，巨量资金导入是楼市局部过热的主要源头。第五，“地王”频出是加速楼市过热与恐慌的直接原因。第六，地方政府消极调控是房价暴涨和市场恐慌的重要原因。
报告通过建立中国住房市场风险监测体系测度发现，全国35个大中城市普遍存在估值过高的风险。横向来看，热点城市的整体风险状况较为突出，而二线非限购城市的风险状况相对乐观。整体风险最为突出的十个城市依次是：深圳、厦门、上海、北京、南京、天津、郑州、合肥、石家庄、福州(限于35个大中城市)。纵向来看，当前住房市场风险整体高于，估值过高的住房市场将极有可能出现房价增速放缓甚至是房价下跌的情形。本轮楼市过热主要集中于一线城市与部分二线城市等热点城市，无论是热点城市房价的上涨幅度还是风险的积累程度，均已超过2009-2010时期，值得各界高度警惕。但全国总体风险仍然处在可控的范围。第一，主要指标没有超越风险控制线。第二，本轮过热是局部不是全局性的。第三，本轮高涨与繁荣不是长期拐点。第四，有诸多工具可以使用和备用。
检视日本的房地产泡沫形成和破灭的过程，对中国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报告研究发现，日本房地产泡沫逐步形成、不断膨胀以及最终破灭源自宏观环境、金融信贷、央地财政、土地因素的多重叠加，与当前中国房地产的处境具有一定的相似性。房地产泡沫崩塌对日本经济社会产生了深刻而广泛的破坏性影响，但是，某种意义上在倒逼结构调整、促进科技创新等方面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其对中国的`启示在于：第一，发展阶段不同使得中国在处理泡沫时更加从容，但留给中国解决房地产问题的时间并不多。第二，消化泡沫是经济发展中的必选项，采取吸收泡沫和刺破泡沫的办法各有利弊。第三，中国需要采取果断措施，既要采取吸收泡沫的手段，又要实施制度改革，由政府推动重建机制。
报告预测，20中国楼市将迎来一个短期调整期，总体将平稳回落，但具有不确定性。基于华房指数、基本面、改革红利以及投资投机需求转换等多个层面进行预测，未来楼市调整的幅度和时间长度有赖于调控和改革的力度。空间上，市场调整也将继续呈现差异化。在具体指标上，全国房价整体增幅将收窄，个别月份或将绝对下降，其中，一二线城市中先前房价上涨快的城市的房价增幅回落会更大，三四线城市分化;房地产开发投资将放缓，增幅或将低于2016年;总体库存将会进一步下降，降幅会有所收窄，且城市间分化严重，三四线城市去库存任务仍然艰巨;销售开工方面，2017年销售或将有较大幅度下降，开工面积也将会下降，同时分化还会持续，一二线新开工或将增加。但特别需要警惕调整没有到位过热仍在继续、调整过速过猛、调整出现逆转等未来的市场不确定性发展。
报告建议，为避免楼市调整过犹不及为金融稳定与经济增长带来压力，需要完善短期政策引导楼市软着陆，坚持“虚实结合，主动调控”、“长短结合，标本兼治”、“边调边看，逐步完善”、“分城施策，协同作战” 等调控施策原则。第一，密切监测调控效果，做好后续补调的准备。第二，完善“分城施策”，建立“协同作战”机制。第三，调整城市间土地供给规模，完善土地拍卖制度。第四，清查楼市的违规融资，取消过热城市的房贷利率优惠。第五，实施前瞻性引导调控政策，主动发声引导市场预期。
报告呼吁，推进中国经济去房地产化，促进房地产稳定健康发展，释放新需求去库存并对冲市场调整，关键是建立一套让房地产利润平均化的市场调节机制与政府调控机制，让政府部门与市场相关主体积极又理性地参与促进房地产发展。未来需要在四个方面着手构建长效机制。第一，调整发展战略，让房地产与宏观经济、城市化协调发展。第二，加快相关制度改革，释放新需求去库存并对冲市场调整。第三，在土地、金融、财税等关键领域实现改革突破，铲除经济房地产化及波动的根基。第四，健全楼市调控的工作机制，完善楼市调控的问责机。
估值过高市场房价极有可能下跌
《报告》指出，与先前的楼市上涨特征显著不同，本轮楼市运行形势集中体现为是市场回暖过程中的局部过热。
报告通过建立中国住房市场风险监测体系测度发现，全国35个大中城市普遍存在估值过高的风险。横向来看，热点城市的整体风险状况较为突出，而二线非限购城市的风险状况相对乐观。整体风险最为突出的十个城市依次是：深圳、厦门、上海、北京、南京、天津、郑州、合肥、石家庄、福州(限于35个大中城市)。纵向来看，当前住房市场风险整体高于20，估值过高的住房市场将极有可能出现房价增速放缓甚至是房价下跌的情形。本轮楼市过热主要集中于一线城市与部分二线城市等热点城市，无论是热点城市房价的上涨幅度还是风险的积累程度，均已超过2009-2010时期，值得各界高度警惕。但全国总体风险仍然处在可控的范围。
2017年中国楼市将迎短期调整
报告预测，2017年中国楼市将迎来一个短期调整期，总体将平稳回落，但具有不确定性。在具体指标上，全国房价整体增幅将收窄，个别月份或将绝对下降。其中，一二线城市中先前房价上涨快的城市的房价增幅回落会更大，三四线城市分化;房地产开发投资将放缓，增幅或将低于2016年;总体库存将会进一步下降，降幅会有所收窄，且城市间分化严重，三四线城市去库存任务仍然艰巨;销售开工方面，2017年销售或将有较大幅度下降，开工面积也将会下降，同时分化还会持续，一二线新开工或将增加。
报告建议，为避免楼市调整过犹不及给金融稳定与经济增长带来压力，首先要密切监测调控效果，做好后续补调准备;还要完善“分城施策”，建立“协同作战”机制;调整城市间土地供给规模，完善土地拍卖制度。
《中国住房发展报告(2016-2017)》
篇12：中国家庭发展报告
5月13日上午，国家卫计委发布了《中国家庭发展报告(2015年)》，报告显示，目前家庭规模小型化，2人、3人家庭成为家庭类型主体。同时，家庭类型多样化，核心家庭占六成以上，单人家庭、空巢家庭不断涌现。在儿童照料、教育方面，父亲的角色发挥不足。在养老方面，老年人照料主要依靠自己和家庭成员，对社会服务需求较大。
据了解，本次调查涉及全国31个省(市、区)、321个县(市、区)、1624个村(居)的32494个家庭，人口184439人。
家庭人口
以2人或3人为主
调查对家庭、家庭户和户概念进行了界定。家庭成员包括父母、子女和其他共同生活的亲属;家庭户主要包括依托亲属关系而共同居住的人，成员之间关系密切。户人口则包括调查时共同居住生活的家庭成员。
调查结果显示，家庭平均规模为3.35人，其中，农村家庭平均规模为3.56人，城镇家庭平均规模为3.07人;家庭户平均规模为3.02人，其中，农村家庭户平均规模为3.14人，城镇家庭户平均规模为2.84人;户平均规模仅有2.72人，其中，农村户平均规模为2.79人，城镇户平均规模为 2.63人。
家庭人口数量和户人口数量均以2人和3人为主。家庭规模中，2人和3人家庭分别占调查家庭总数的21.9%和31.7%;4人和5人家庭位列其后，分别占21.0%和11.5%;1人家庭居第五位，占6.4%，6人家庭居第六位，占5.3%，7人及以上家庭占2.2%。调查结果显示，2至3人的小型家庭已成为家庭主流，4至6人的家庭比例低于小型家庭，单人居住的情况也占一定比例。
流动家庭
成为重要形态
家庭类型以核心家庭为主导，核心家庭(以夫妻、子女为核心的家庭)占64.3%，直系家庭占26.2%，单人家庭占6.5%，联合家庭占1.4%，其他家庭占1.6%。
流动家庭已成为我国家庭模式的重要形态，户主居住地与户籍地不在同一乡/镇/街道的流动家庭，占比17.2%。在流动家庭中，2人户中夫妻共同流动占 81.7%，3人户中夫妻携子女共同流动占84.7%，流动家庭平均户规模为2.59人。农村留守儿童占农村全部儿童的35.1%，留守妇女占农村已婚妇女的6.1%，留守老人占农村老人的23.3%。
农村留守儿童占农村全部儿童的35.1%，留守妇女占农村已婚妇女的6.1%，留守老人占农村老人的23.3%。其中，在50岁以上及有子女的调查对象中，其子女或子女配偶均不在本户居住的空巢家庭占40.3%。随年龄增加，家庭空巢率呈下降趋势。
女性未就业者比例为15.9%
本次调查的16至59岁家庭人口中，就业比例为81.3%，退休者比例为3.6%，在学者比例为4.6%，未就业者比例为10.5%。全国非农业就业比例为53.0%，务农比例为28.3%，无论男性还是女性、城镇还是农村，非农就业比例均高于务农比例。女性未就业者比例为15.9%，高于男性未就业者(4.8%);居住在城镇的人口，未就业者比例为13.2%，高于居住于农村的未就业者比例(8.8%)。
接受调查的16至59岁成年人中，除了未找工作者，失业率为4.8%。女性失业率为5.5%，高于男性(4.3%);农村失业率为5.4%，高于城镇失业率(4.2%)。数据显示，年末全国城镇登记失业率为4.1%，与本次调查结果接近。
在婚家庭中，夫妻双方均有工作(或退休)的家庭占77.6%，夫妻双方均没有工作的家庭占3.9%，18.5%为夫妻一方有工作(或退休)。
31.9%的老年人曾从事过有收入的劳动，男性老年人比例40.5%高于女性23.8%;农村老年人比例42.2%高于城镇12.8%。
照料儿童
爸爸去哪儿了
无论是在农村还是在城镇，0至5岁儿童日常生活的主要照料人是母亲，其次是祖父母;农村祖父母照顾的比例高于城镇;城镇外祖父母和父母双方照顾的比例均高于农村。但父母双方共同照料的只占7.5%。在日常生活照料过程中，父亲角色发挥不足。
近6个月以来，0至5岁儿童在家日常教育承担人与日常生活照料人基本一致，主要是母亲，其次是祖父母，再次是父母双方。母亲承担日常教育的比例城镇家庭高于农村家庭，祖父母承担教育的比例农村家庭高于城镇家庭，父母双方承担教育的比例只占11.7%，城镇家庭高于农村家庭。
0至5岁儿童中，22.4%的儿童与父亲平均每周见面次数为0;14.4%的儿童与母亲平均每周见面次数为0，农村高于城镇。母亲每天的陪伴时间在1 小时及以下的比例只相当于父亲的1/2，而陪伴时间在4小时及以上的比例是父亲的两倍。总体来说，母亲陪伴孩子的时间多于父亲。
此外，调查显示，0至3岁儿童早教活动的参与率为46.7%，与孩子一起做游戏是最受欢迎的早教形式。
独居老人
占老年人总数10%
空巢老人占老年人总数的一半，其中，独居老人占老年人总数的近10%，仅与配偶居住的老人占41.9%。农村老人比城镇老人面临更多困难，28.9% 的城镇老年人感觉养老目前没有困难，而农村则低于城镇13个百分点。47%的农村老人认为钱不够花，42.3%认为病痛较多，均高于城镇超10个百分点。
老年人日常的生活照料主要依靠自己和家庭成员，养老服务的需求集中在健康医疗方面，对社会化服务的需求较大。老年人接受的社会化养老服务比重很低，且城乡差异不大。老年人接受过的社会化养老服务主要为身体健康检查、咨询，约27%老年人接受过该服务，其次是上门看病和帮助干农活、陪同看病，但接受过这几类服务的老年人很少，分别只有7.5%、6.8%和4.4%。
老年人获得的外部经济支持主要来自子女，农村老年人对子女的经济依赖比城镇更强。居住方面，随着年龄增长，老年人越来越倾向于同子女住在一起。随着年龄增长，名下有房产的老人比例降低。82.4%的60至64岁老年人(或配偶)有房产，而80岁以上的老年人，这一比重降低至43.9%，且这一现象在农村家庭中更加明显。原因或为农村老年人更倾向于把房子交给子女换得子女养老。
篇13：中国新闻事业发展报告
中国新闻事业发展报告
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中国记协)5月31日通过官方的网站正式发布《中国新闻事业发展报告(20)》。
这是中国记协第三次发布关于中国新闻事业发展总体情况的报告。
2016年，面对媒体格局和媒介生态环境的深刻变化，中国新闻媒体深化改革、锐意进取，传统媒体与新兴媒体深度融合，新闻媒体综合实力和影响力不断增强，新闻队伍建设扎实推进，中国的新闻事业焕发出蓬勃生机。
为全面反映中国新闻事业发展现状，中国记协会同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等部门，联合编写了《中国新闻事业发展报告(2016年)》。
报告分“前言”“新闻从业环境”“媒体转型及融合发展”“新兴媒体发展”“权益保护和职业道德建设”“对外交流合作”等部分，对2016年中国新闻事业发展状况进行了全面介绍。
报告强调，中国共产党和我国政府的大力支持、传媒产业和传播技术的快速发展、行业组织和新闻媒体的奋力进取，为中国新闻媒体和新闻记者创造了积极健康、充满活力的发展环境。
报告指出，媒体融合发展依然是2016年中国媒体发展的主题，一批形态多样、手段先进、具有竞争力的新型主流媒体先后涌现，一批拥有强大实力和传播力、引导力、影响力、公信力的新型媒体集团初具雏形，一个新的传播体系和媒体格局正在形成。
中央和地方媒体加快了传统媒体与新兴媒体从“相加”到“相融”的速度。
各媒体密切追踪新技术，以先进技术为支撑，以内容建设为根本，运用互联网思维，推动内容、渠道、平台、经营、管理等方面深度融合，改革体制机制，再造生产流程，全力打造立体多样、融合发展的.现代传播体系。
报告指出，中国的新兴媒体市场蓬勃发展，已逐渐成为传媒发展的主导力量，新兴媒体产业生态化构建逐步完成;新兴媒体法规与监管不断完善，新兴媒体领域版权保护政策法规与监管不断加强;新兴媒体发展提升公民网络信息自由，为中国的网民提供更多舆论表达渠道，在凝聚社会共识方面发挥更重要作用。
报告介绍，截至2016年底，全国共有223925名记者持有有效的新闻记者证，其中报纸记者84130人，期刊记者6007人，通讯社记者2801人，电台、电视台和新闻电影制片厂记者129829人，新闻网站记者1158人。
中国记协作为中国新闻界的全国性人民团体，高度重视新闻工作者的权益保护，通过受理维权投诉、实施新闻工作者援助项目、表彰优秀新闻工作者等方式切实保护新闻工作者的合法权益。
针对新闻行业存在的虚假新闻、失实报道、新闻敲诈等突出问题，中国新闻界采取多种措施加强规范和管理，新闻道德委员会、媒体社会责任报告制度试点等工作稳步推进，新闻职业道德建设取得积极进展。
篇14：中国农村教育发展报告
中国农村教育发展报告
《中国农村教育发展报告2016》26日在京发布。报告显示，受到乡村教师生活补助、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学校教师特岗计划等政策影响，我国农村义务教育师资短缺问题得到有效缓解，乡村学校生师比持续下降。
报告显示，截至底，中央财政已下达集中连片特困地区乡村教师生活补助资金73.7亿元，受益教师超过100万人。
在乡村教师职业吸引力得到提升的同时，乡村教师队伍学历水平和收入水平也不断提高。免费师范生政策、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学校教师特岗计划、农村学校教育硕士师资培养计划等为农村义务教育提供了师资力量。统计显示，我国乡村学校生师比持续下降，乡村小学生师比由的16.64下降到的14.41，乡村初中生师比由20的13.58下降到20的10.89。
《中国农村教育发展报告2016》为教育部资助的国家级科研项目，由东北师范大学中国农村教育发展研究院具体实施完成。报告分为农村教育年度进展报告、专题调研报告和个案典型经验等三部分。
课题组负责人邬志辉介绍，随着“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的深入推进，我国农村学前教育持续快速发展，2015年学前三年毛入园率已达到75%。农村义务教育呈“乡村小规模学校、乡镇寄宿制学校、县城大规模学校”的基本格局，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数量增加，公办学校就读率达八成以上。
报告提出，尽管我国农村教育事业发展成绩显著，但县域义务教育均衡问题仍没有彻底解决，农村基础教育质量有待提升，农民工子女教育问题需要深入关注。报告建议通过鼓励地方大胆创新、大力推进城乡教育一体化发展等方式创新体制机制，破解农村教育发展难题。
入园率增至75.0%近九成普惠性幼儿园建在乡镇
“入园难”是“十二五”之初社会普遍关注的热点问题。《报告》显示，从2011年到2015年，幼儿在园人数勐增到4264.83万人，五年增加了840.38万人，学前三年毛入园率达到75.0%，只用五年时间即超过《规划纲要》2020目标任务5%。
幼儿园数量不断增加，农村学前教育资源增幅显着。2011年全国仅有幼儿园16.68万所，到2015年增至22.37万所，增幅达34.14%。城区增加了15474所，占27.18%;镇区增加了22883所，占40.19%;乡村增加了18576所，占32.62%。其中，教育部门办普惠性幼儿园城区增加了2953所，占11.17%;镇区增加了8675所，占32.81%;乡村增加了14813所，占56.02%，近九成普惠性幼儿园投放在了乡镇及以下。
《报告》还显示，学前教育经费投入大幅增长，农村学前教育受益高于城市。学前教育投入2011年总投入为1018.58亿元，20增长到2048.76亿元。其中，城市由2011年的676.10亿元增长到2014年1145.78亿元，增长了69.47%;农村(镇区+乡村)则由2011年的342.48亿元增长到2014年的.902.98亿元，增长了1.64倍，高出城市95个百分点。
此外，国家财政性学前教育经费投入也由2011年的415.70亿元增加到2014年的934.05亿元。其中，城市国家财政性学前教育经费总投入由2011年的274.84亿元增加到2014年的472.68亿元，增加了71.98%;农村(镇区+乡村)由2011年的140.86亿元增加到2014年的461.37亿元，增加了2.28倍，农村学前教育受益远远大于城市。
“乡村学校小规模”问题凸显 无人校点高达9667个
目前，农村义务教育呈“乡村小规模学校、乡镇寄宿制学校、县城大规模学校”基本格局，县域义务教育均衡问题依没有彻底解决，当非均衡遇上城镇化时，问题变得异常复杂和艰巨。
《报告》指出，目前仍有54%的县(市、区)没有通过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督导评估认定。在城镇化背景下，县域义务教育的不均衡发展，使大量学龄儿童进入县镇上学，引发县镇大班额现象。过去5年城镇班级规模得到了有效控制。小学平均班级规模由2011年的38.49人下降到2015年的37.72人，其中城区由 47.09人下降到46.22人，镇区由45.63人下降到43.71人，乡村学校由30.98人下降到27.74人。
尽管如此，乡村学校的小规模化仍在加剧。《报告》显示，2015年，全国共有小学与教学点283，560所，其中乡村地区有200，199所，占全国小学和教学点总数的70.6%。全国共有不足100人的小规模学校126，751所，占小学和教学点总数的44.7%，其中乡村小规模学校有111，420所，占乡村小学和教学点总数的55.7%，占全国小规模学校总数的87.9%。全国有无人校点9667个，不足10人的乡村校点达3.39万个。
篇15：中国农村教育发展报告
中国农村教育发展报告
内容提要：冷静、客观分析农村教育的发展现状和存在的问题，制定科学有效的发展对策，克服计划经济形成的巨大障碍，推进农村教育的改革与创新，是摆在每一农村、农业教育工作者面前的紧要课题。
关键词：农村经济 农村教育 改革创新
教育是一个国家持续发展的关键。在中国这样一个发展中国家尤其应加大对教育的投入和投资。我国是农业大国，农村人口占据8.8亿人，相应的农村教育更应加强。农村教育出现如教育经费不足和学校负债严重等问题。这些问题不仅影响农村孩子接受教育，而且使农民对新知识的吸收及民主与法治的贯彻实行造成障碍。这不但是问题而且将是农村教育的危机。
1、农村义务教育：“基本普及”之后的问题
自两年前中国政府宣布“基本普及了九年制义务教育”之后，许多担心中国农村教育问题的人士似乎松了一口气。但是透过表面的“达标”我们会发现，农村的教育状况并没有登上一个“新的台阶”。相反，在并没有根除导致问题的根源而又遭遇农村税费改革等新的制度环境时，它变得似乎更加突出了。只是问题的表现形式不同而已。
首先，“基本普及”这一含糊的语义背后所隐藏的问题是，在15%的人口--大约为1亿8000万人--所居住的区域还远没有普及，这也就意味着每年有数百万少年儿童作为共和国的公民难以充分享受他们接受义务教育的权利。即以官方公布的“学龄儿童”入学率达到99.1%来看，由于学龄儿童的基数过于庞大，没有入学的0.9%的儿童数量实际上超过了110万人。这庞大人群的绝大多数当然是在农村，他们将成为未来的新文盲。
第二，正如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各地政府的作为所显示的那样，这种“普及”是在压力型体制下“冲刺”的结果，一些县乡政府为了达成这一目标使用了各种手段，包括“弄虚作假”这一经典式的法宝。而不择手段的结果是导致了许多后遗症，比如许多乡镇所背负的沉重的“教育债务”，此外还包括入学率的下降和失学率的反弹。两年前的一项抽样调查表明：在已经通过“普九”验收的1242个县中，失学率超过5%的有209个县，超过10%的有63个。在中西部，初中生辍学是一个带有全局性的问题。而湖南省有关部门今年夏天对6个县市的一项调查表明，农村贫困生的失学率高达30.4%（其中小学为39.7%，初中为20.0%），农村家庭用于教育的支出占家庭收入的比例仍然居高不下，其中贫困家庭教育支出占其收入的比例竟高达92.1%.
第三，从1986年《义务教育法》颁布之后到xx年实现“基本普及”之前的15年间，总计有1亿5000多万少年儿童完全没有或没有完全接受义务教育。这其中包括未入小学的近3200万人、小学阶段失学的3791.5万人、小学毕业后未能升学的5000多万人，以及初中阶段失学的3067.6万人。这一庞大人群的一部分显然在以各种各样的方式显示着他们的存在：从国家今年公布的“8500万青壮年文盲”，到各地以种种暴力手段威胁着社会的低文化层青少年犯罪。这些事实尤其需要教育行政官员们的深刻反思，同时也为教育改革提供了一面耀眼刺目的镜子。
2、城乡教育对比：差距究竟有多大
农村教育问题的另一个表现在于同城市的比较。这方面的直观感受往往会让有良知的人痛心疾首：从北京市某所花费3亿元人民币建设的小学，到贵州、甘肃乃至于距北京数十公里内存在的“危险校舍”；从城市的“中产阶级”或“白领”们每年要花费数千元去培养其子女的`“综合素质”，到农村那些尚未实现温饱的家长们要为筹集数十元的学杂费而一筹莫展；从城里重点小学或“实验小学”的教师们到“新马泰”去度假旅游，到广大农村里的多数教师领不全他们每月的薪水……新世纪的天空下“农村中国”与“城市中国”的两幅图景，的确显得“光怪陆离”，让我们看到城市教育的虚假的繁荣和农村教育的真实的危机。
农村教育要彻底摒弃以升学为目的，单纯教人学知识的偏颇做法，从这一认识出发，高度重视学生知识、技能和综合素质的培养，同时注重学生精神品质的培养。精神品质是人的精神存在，它包括思想素质、道德素质和心理品质三个方面，是人的最根本的素质。教育治贫，首先必须从解决精神贫困入手。要教育和引导学生在认识人与自然（包括社会）的矛盾中树立创业理想；在认识人与他人的矛盾中提升道德境界；在认识人与自我的矛盾中确定生命理念。通过社会理想、群体道德、个体生命理念三个层次动机的持久培养，激发并使学生最终形成比较稳定的想农村之所想，急农村之所急，为农村的振兴奋斗终生的责任感和积极性。同时，要取得国家的政策支持与倾斜，通过有效的方式，办起富有地方特色的农村高等教育，从本地区经济发展与社会进步的实际需要出发，培养和造就一批留得住、用得上，能为家乡脱贫致富尽心竭力的高级人才。
（三）实施初中分流教育
农村初中在农村教育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从教育效益看，初中是农村新增劳动力的出口；从实现“普九”和巩固“普九”成果看，初中是重点和难点。因此，改革农村初中教育，全面实施素质教育，是农村教育改革和发展的重要任务。当今世界，发达国家为推动和促进农业的发展，使农业科学技术迅速转化为生产力，在实施农村教育过程中普遍重视农业职业技术教育，向农业输送高素质的农业技术人才和农业工人，农业职业技术教育成为其农村教育的主体。同样，发展中国家也将农业职业技术教育作为农村教育发展的战略选择，采取各种措施，把农业职业技术教育放在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相比之下，我国广大农村地区，农业职业技术教育却十分薄弱，相当一部分学校仍然是以升学为主要目的，学校的一切活动都围绕着升学率，学校自我评价和社会评价的惟一标准也是升学率，分流教育根本无从谈起。在有些地区，当我们问及初中分流教育时，几乎所有的校长、乡教办主任都回避这个问题。不过他们承认，在农村初中如果真的实行分流教育的话，学生辍学率会大大减少。实施农村初中分流教育，缺少师资设备是客观原因，但思想观念不转变、思想认识不到位，农业职业技术教育在农村教育中没有位置，这一主观原因是不能忽视的。
目前，我国农业正在由传统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向智力密集型产业转化，急需各级各类技术人才，这就向农村教育提出了更新、更高的要求，即如何适应这种变化，加速培养新的农业产业大军和技术人才，推进农业向现代化产业转化。据调查问卷,有86.7%的农户迫切希望孩子从小接受农业科普知识、基本农业劳动技能等方面的教育。为此，应当把农村初中教育定位在为学生全面发展和为农村经济、社会进步服务上，在学生掌握必需的文化知识基础上，重视培养为农业服务的基本技术和基本技能，全面提高学生素质。
（四）加大对农村教育投入力度
长期以来，农村教育投入严重不足， xx年三门峡市教育部门预算内教育事业费支出占全市国民生产总值的1.7%,距离《教育法》规定的占国民生产总值4%的要求还有很大差距，从提高全民素质与维护国家稳定的需要出发，教育经费预算仍需向欠发达的农村地区倾斜，建立起义务教育由公共资源负担的原则框架。这样才能杜绝义务教育普查中弄虚作假现象，提高义务教育的质量。
参考文献：
(1)温铁军：《“三农问题”：世纪末的反思》，《读书》，一九九九年十二月
(2)孙传钊《隐蔽的遗产》，《读书》二○○一年九月
(3)李书磊：《村落中的“国家”———文化变迁中的乡村学校》，浙江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九年十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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