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语】“singkop”通过精心收集，向本站投稿了7篇闲适诗白居易，下面是小编整理后的闲适诗白居易，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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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白居易的闲适诗
白居易的闲适诗
白居易给自己闲适诗下的定义是：“或退公独处，或移病闲居，知足保和，吟玩情性者”，他的表述首先说明了闲适诗的创作多是在官闲或养病之时，没有官务拘系，在闲居独处的闲散状态中进行;其次说明其题材，与“因事专题”以美刺比兴为目的，描写反映社会现实慷慨激昂的讽喻诗，以及“随感遇而形于叹咏”的记叙人生悲欢、感伤自己、他人和外物，哀怨委婉的感伤诗不同，其视角多集中在个人身上，多写日常生活的饮食起居，交友出游，弹琴赋诗等活动及抒写内心情怀和人生态度，可以说，闲适诗承担了记录白居易日常生活的任务，其吟咏的题材，从具有概括意义的广泛事物转向更为平凡、普通、微小的生活细节，诗歌格调的降低，感情抒发的直白形成其平淡琐直的特色。
在白居易的笔下，生活的方方面面无一不能入诗。如写睡眠“春被薄亦暖，朝窗深更闲。却忘人间事，似得枕上仙。至适无梦想，大和难名言”(《春眠》);写饮酒“尽将沽酒饮，酩酊步行归”(《晚春沽酒》);写出游“朝踏玉峰下，暮寻蓝水滨”(《游蓝田山卜居》);写天伦之乐“有侄始六岁，字之为阿龟。有女生三年，其名曰罗儿。一始学笑语，一能诵歌诗。朝戏抱我足，夜眠枕我衣”(《弄龟萝》);写闲居“看山尽日坐，枕帙移时睡”(《闲居》);写弹琴“是时心境闲，稠叠长年情。勿轻一盏酒，可以话平生”(《喜陈兄至》)……诗人作细致描绘的同时，进一步抒写生活中的感受，在宁静闲散的环境中凸显散淡闲逸、淡泊名利的形象。如《闲居》“空腹一盏粥，饥食有余味。……从旦直至昏，身心一无事。心足即为富，身闲乃当贵”;如《烹葵》“炊稻烹秋葵，粒粒香复软，绿英滑且肥。饥来止于饱，饱后何所思?忆昔荣遇日，迨今穷退时。今亦不冻馁，昔亦无馀资。口既不减食，身又不减衣。抚心私自问，何者是荣衰?勿学常人意，其间分是非”，类似的诗句很多，在描绘自身食复饱，饱复睡，闲居无事、淡然寂静的生活状态之后进一步抒发知足保和、不慕荣利的情怀。可见，白居易对生活享受和精神境界是同时追求的，在种种琐屑小事中流露出闲适情怀。
白居易所表现出来的这种生活方式与人格理想，富有时代性和典型意义。随着中唐社会政治经济的重大变化，士人们的社会理想、人生理想和审美理想也发生了很大变化。六朝至隋及唐初，士阶层与君国的结合尚不够紧密，士阶层仍保持着一定的自由和个性，到了中唐，政治现实的发展使道德观念有了较大的转变，中唐士人们更为自觉地依附王权，作为君为国计，此时他们在如何看待人生的问题上，有了两种不同的选择，一是以韩愈为代表，以道自任，恢复先秦儒家“志于道”的传统，强化自身为君为国的自觉性，具有天下舍我其谁的气概与雄心;一是以白居易为代表，他们在混乱的社会现实、黑暗的官场面前放弃了兼济天下的社会理想，开始正视自己作为平凡人的欲求和情感，选择了追求“适性”的生活道路。在白居易的闲适诗中，对“适”有大量的吟咏。有从生理的角度吟咏，表现身、形、口、足、体等的“适”，如“足适已忘履，身适已忘衣”(《三适赠道友》)，“或行或坐卧，体适心悠哉”(《立秋凉风忽至》);有从精神的角度吟咏，表现心、情、意、性的“适”，如“心适复何为，一咏逍遥篇”(《犬鸢》);“飞沉皆适性，酣咏自怡情”(《春池闲泛》);“适情处处皆安乐，大抵园林胜市朝”(《谕亲友》)。这种适性，已成为白居易的人生追求，包含在其独善之义中，显示出一个闲士的人生哲学。他一再表述：“官不官，系乎时也;适不适，在乎人也……予佐是郡，行四年矣，其心休休如一日二日，何哉?识时知命而已”(《江州司马厅记》);“至如瀑水怪石，桂风杉月，平生所爱者，尽在其中，此又兀兀任化之外，益自适也。今日之心，诚不待此而后安适，况兼之者乎!此鄙人所以安又安，适又适，而不知命之穷、老之至也”《答户部崔侍郎书》)。白居易与屈原不同，他同情屈原的遭遇，欣赏屈原正直高洁的品质，却不会效仿屈原“彷徨未忍决，绕泽行悲吟”(《读史》之一)苦己一身的做法，他坦言：“长笑灵均不知命，江篱丛畔苦悲吟”(《咏怀》)，从而选择了追求适性的人生之路，更多地体现出知足常乐的心态，他一再在诗中宣称“知分心自足，委顺身常安”(《咏怀》);“朝睡足始起，夜酌醉即休。人心不过适，适外复何求”(《适意二首》之一)等，不仅如此，在闲适诗中，诗人还通过几种情况的对比来抒发知足之情。
在一些诗中，白居易将自己的生活与农民辛苦的生活对比，此时他的感情是复杂的，既同情农民穷苦的命运，对自己舒适安逸的自愧，又流露出目前享受俸禄，过着逍遥自适生活的满足与庆幸。他对农民们“请看原下村，村人死不歇。一村四十家，哭葬无虚月”(《九日登西原宴望》)，“筋力苦疲劳，衣食常单薄”(《观稼》)的悲惨现状有深刻的认识，在“自惭禄仕者，曾不营农作”的自责之后，又有“终朝饱饭食，卒岁丰衣服。持此知愧心，自然易为足”(《秋居抒怀》)的知足心态。
为官多年，白居易深感公务繁忙、政治斗争的拘系自由，朝不保夕，他一方面在诗中表达归隐之情，一方面对自己远离政治漩涡的闲官生活也多有知足之情。在其部分诗作中，他对比自己和同僚们为官的苦辛，指出官小可知足，处闲更应知足。“富贵在此中，何必居高位?君看裴相国，金紫光照地。心苦头尽白，才年四十四。乃知高盖车，乘者多忧畏”(《闲居》)，他自己过去虽在朝为官，却是“昔虽居近密，终日多忧惕。有诗不敢吟，有酒不敢吃”(《咏怀》)，而今官职虽闲，却可以“竟岁无牵役，饱食坐终朝，长歌醉通夕”。两相对照，诗人更指出他人生追求的目标：“人生百年内，疾速如过隙。先务身安闲，次要心欢适”(《咏怀》)，追求身闲心闲，白居易不断在诗中津津乐道其闲适的生活，知足之情，溢于言表。
白居易的`知足思想，作为自我心理调节手段，可以使诗人承认现状，满足现状，消解现实生活带来的困扰，从而获得精神自由，这与道家“知足”思想是分不开的。陈寅恪先生说：“乐天之思想，一言以蔽之曰‘知足’，‘知足’之旨，由老子‘知足不辱’而来。盖求‘不辱’，必知足始可也。”(陈寅恪《元白诗笺证稿》)道家主张看淡名利，寡欲清心，其表现就是知足，惟其知足，才能看淡荣华富贵，养性保身，这是道家理想人格中的一面。《老子》中多有表达知足之语，如“故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可以长久”(第四十四章);“祸莫大于不知足，咎莫大于欲得。故知足之足，常足矣”(第四十六章)等。白居易以此作为处事原则之一，自觉敛抑自我的需求，并一以贯之。他自己也曾说：“五千言里教知足，三百篇中劝式微。”(《留别微之》)为官之初，就以知足之念来平衡官小位卑，兼济之志难施的状况，如“朝饥有蔬食，夜寒有布裘。幸免冻与馁，此外复何求” (《永崇里外观居》);“葛衣御时暑，蔬饭疗朝饥。持此聊自足，心力少营为”(《官舍小亭闲望》)。他以后官位越做越高，也能以知足之心处世，自言“四十至五十，正是退闲时。年长知命分，心慵少营为”(《白云期》)，在四五十岁这样大有作为的人生壮年之期，在地方官闲散的生活中优游度日，知足而止，消解政治上的苦闷，增强个体生命的适意度。白居易更在晚年时期，不断吟咏知足主题的诗歌，津津乐道于日常生活中的一事一物、一情一景。 白居易晚年长期闲居洛阳，坐着太子宾客分司、太子少傅分司的闲官，自号“醉吟先生”、“香山居士”，过着“月俸百千官二品，朝廷雇我做闲人”的优游闲适的生活，以及对适性生活的追求。买田置产、纵酒谈禅、弹琴吟诗、妓妾声色、夏凉冬暖等最具体的生活琐事，最细致的情绪，无一不出现在他的笔下，如“弄水回船尾，寻花信马头。眼看筋力减，游得且须游”(《且游》);“闲倾残酒后，暖拥小炉时。舞看新翻曲，歌听自作词”(《残酌晚餐》)等。生活面的狭小，使他此时的诗作少有别的题材。当然，他晚年时期的诗作与当时中唐社会的现实和他本人经历密切相关。当时的社会内有牛李党争，宦官专权，外有藩镇割据，白居易为了远避祸害而退居洛阳，就在大和九年，朝官与宦官的矛盾又一次激化，发生“甘露之变”，社会危机四伏、动荡不安，可以说，当时社会政治的变化，给文人们的心理以很大的社会压力，他们的心理日趋内向、封闭，盛唐时代浪漫豪爽的气质、昂扬明朗的基调以及对建功立业的追求的政治热情已经逐渐消失，诗人的创作从对社会政治的关心转变为描写身边琐事，抒发内心情绪与体验。作为当时文人代表的白居易，他的心态也发生了变化，歌咏日常生活，一己悲欢成了诗歌创作的主要题材，与他早年提出的现实主义文学主张和讽喻诗的创作相比，诗风发生了很大变化。讽喻诗机械的、政治目的性较强的创作意图在闲适诗中得到改变，诗人注入自身一时一地的真实感受，关注个人平凡适性的生活，反应日常生活状况和复杂的内心世界，题材走向世俗化且更为广泛，正如江进之所说：“前不照古人样，后不照来者议。意到笔随，景到意随，世间一切都包囊括入我诗内。诗境界，到白公不知开阔多少。”(明・江进之《雪涛小书》)
白居易的闲适诗能发掘生活一角小小的情趣，显示出平凡生活的美，因而具有艺术美感。如“夜雨槐花落，微凉卧北轩。曙灯残未灭，风帘闲自翻”(《禁中晓卧因怀王起居》)的清幽静谧;“新枣未全赤，晚瓜有余馨。依依田家叟，设此相逢迎”(《秋游原上》)的其乐融融;“命酒一临泛，舍鞍扬掉讴。放回岸傍马，去逐波间鸥。烟浪始渺渺，风襟亦悠悠”(《游湓水》)的潇洒适意;“有意不在大，湛湛方丈余。荷侧泻清露，萍开见游鱼。每一临此坐，忆归青溪居”(《小池二首》)的闲情逸趣;“早梅结青实，残樱落红珠。稚女弄庭果，嬉戏牵人裾。是日晚弥静，巢禽下相呼。啧啧护儿鹊，哑哑母子乌。岂唯云鸟尔，吾亦引吾雏”(《官舍》)的天伦之乐…… 在其闲适诗中，这样的诗句比比皆是，诗人以平易浅显的语言，用叙事、抒情和议论相结合的手法娓娓道来，真实且多方面地表达出日常生活的情趣、情思，展现了平凡生活的美。
不过由于诗人生活面的狭窄，感情抒发的直白，不少闲适诗缺乏深度和开掘，缺乏含蓄蕴藉的诗味。张戒曾云：“其词伤于太烦，其意伤于太尽，遂成冗长卑陋
耳……若收敛其词而稍加含蓄，其意味岂复可及也。”(宋・张戒《岁寒堂诗话》卷上)尤其是他晚年的闲适诗，“晚更作知足语，千篇 一律”，(明・王世贞《艺苑卮言校注》卷四)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诗歌的艺术性，这不能不说是白居易闲适诗的一个缺憾。钱锺书先生曾指出：“香山才情，照应古今，然词沓意尽，调俗气靡，于诗家远微深厚之境，有间未达。其写怀学渊明之闲适，则一高玄，一琐直，形而见拙矣。其写实比少陵之真质，则一沉挚，一铺张，况而自下矣。”(钱锺书《谈艺录》)且不论白诗与陶诗、杜诗之高下，琐直与铺张却是白居易闲适诗的特点之一，是优是劣，是高是下，则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了。
篇2：白居易的闲适诗分析
白居易的闲适诗分析
在白居易的闲适诗中，无论是描绘日常生活起居，还是抒发内心情志，排遣政治苦闷与人生悲哀，大都可见诗人达观知足的思想贯穿其中。
白居易给自己闲适诗下的定义是：“或退公独处，或移病闲居，知足保和，吟玩情性者”，他的表述首先说明了闲适诗的创作多是在官闲或养病之时，没有官务拘系，在闲居独处的闲散状态中进行;其次说明其题材，与“因事专题”以美刺比兴为目的，描写反映社会现实慷慨激昂的讽喻诗，以及“随感遇而形于叹咏”的记叙人生悲欢、感伤自己、他人和外物，哀怨委婉的感伤诗不同，其视角多集中在个人身上，多写日常生活的饮食起居，交友出游，弹琴赋诗等活动及抒写内心情怀和人生态度，可以说，闲适诗承担了记录白居易日常生活的任务，其吟咏的题材，从具有概括意义的广泛事物转向更为平凡、普通、微小的生活细节，诗歌格调的降低，感情抒发的直白形成其平淡琐直的特色。
在白居易的笔下，生活的方方面面无一不能入诗。如写睡眠“春被薄亦暖，朝窗深更闲。却忘人间事，似得枕上仙。至适无梦想，大和难名言”(《春眠》);写饮酒“尽将沽酒饮，酩酊步行归”(《晚春沽酒》);写出游“朝踏玉峰下，暮寻蓝水滨”(《游蓝田山卜居》);写天伦之乐“有侄始六岁，字之为阿龟。有女生三年，其名曰罗儿。一始学笑语，一能诵歌诗。朝戏抱我足，夜眠枕我衣”(《弄龟萝》);写闲居“看山尽日坐，枕帙移时睡”(《闲居》);写弹琴“是时心境闲，稠叠长年情。勿轻一盏酒，可以话平生”(《喜陈兄至》)……诗人作细致描绘的同时，进一步抒写生活中的感受，在宁静闲散的环境中凸显散淡闲逸、淡泊名利的形象。如《闲居》“空腹一盏粥，饥食有余味。……从旦直至昏，身心一无事。心足即为富，身闲乃当贵”;如《烹葵》“炊稻烹秋葵，粒粒香复软，绿英滑且肥。饥来止于饱，饱后何所思?忆昔荣遇日，迨今穷退时。今亦不冻馁，昔亦无馀资。口既不减食，身又不减衣。抚心私自问，何者是荣衰?勿学常人意，其间分是非”，类似的诗句很多，在描绘自身食复饱，饱复睡，闲居无事、淡然寂静的生活状态之后进一步抒发知足保和、不慕荣利的情怀。可见，白居易对生活享受和精神境界是同时追求的，在种种琐屑小事中流露出闲适情怀。
白居易所表现出来的这种生活方式与人格理想，富有时代性和典型意义。随着中唐社会政治经济的重大变化，士人们的社会理想、人生理想和审美理想也发生了很大变化。六朝至隋及唐初，士阶层与君国的结合尚不够紧密，士阶层仍保持着一定的自由和个性，到了中唐，政治现实的发展使道德观念有了较大的转变，中唐士人们更为自觉地依附王权，作为君为国计，此时他们在如何看待人生的问题上，有了两种不同的选择，一是以韩愈为代表，以道自任，恢复先秦儒家“志于道”的传统，强化自身为君为国的自觉性，具有天下舍我其谁的气概与雄心;一是以白居易为代表，他们在混乱的社会现实、黑暗的官场面前放弃了兼济天下的社会理想，开始正视自己作为平凡人的欲求和情感，选择了追求“适性”的生活道路。在白居易的闲适诗中，对“适”有大量的吟咏。有从生理的角度吟咏，表现身、形、口、足、体等的“适”，如“足适已忘履，身适已忘衣”(《三适赠道友》)，“或行或坐卧，体适心悠哉”(《立秋凉风忽至》);有从精神的角度吟咏，表现心、情、意、性的“适”，如“心适复何为，一咏逍遥篇”(《犬鸢》);“飞沉皆适性，酣咏自怡情”(《春池闲泛》);“适情处处皆安乐，大抵园林胜市朝”(《谕亲友》)。这种适性，已成为白居易的人生追求，包含在其独善之义中，显示出一个闲士的`人生哲学。他一再表述：“官不官，系乎时也;适不适，在乎人也……予佐是郡，行四年矣，其心休休如一日二日，何哉?识时知命而已”(《江州司马厅记》);“至如瀑水怪石，桂风杉月，平生所爱者，尽在其中，此又兀兀任化之外，益自适也。今日之心，诚不待此而后安适，况兼之者乎!此鄙人所以安又安，适又适，而不知命之穷、老之至也”《答户部崔侍郎书》)。白居易与屈原不同，他同情屈原的遭遇，欣赏屈原正直高洁的品质，却不会效仿屈原“彷徨未忍决，绕泽行悲吟”(《读史》之一)苦己一身的做法，他坦言：“长笑灵均不知命，江篱丛畔苦悲吟”(《咏怀》)，从而选择了追求适性的人生之路，更多地体现出知足常乐的心态，他一再在诗中宣称“知分心自足，委顺身常安”(《咏怀》);“朝睡足始起，夜酌醉即休。人心不过适，适外复何求”(《适意二首》之一)等，不仅如此，在闲适诗中，诗人还通过几种情况的对比来抒发知足之情。
在一些诗中，白居易将自己的生活与农民辛苦的生活对比，此时他的感情是复杂的，既同情农民穷苦的命运，对自己舒适安逸的自愧，又流露出目前享受俸禄，过着逍遥自适生活的满足与庆幸。他对农民们“请看原下村，村人死不歇。一村四十家，哭葬无虚月”(《九日登西原宴望》)，“筋力苦疲劳，衣食常单薄”(《观稼》)的悲惨现状有深刻的认识，在“自惭禄仕者，曾不营农作”的自责之后，又有“终朝饱饭食，卒岁丰衣服。持此知愧心，自然易为足”(《秋居抒怀》)的知足心态。
为官多年，白居易深感公务繁忙、政治斗争的拘系自由，朝不保夕，他一方面在诗中表达归隐之情，一方面对自己远离政治漩涡的闲官生活也多有知足之情。在其部分诗作中，他对比自己和同僚们为官的苦辛，指出官小可知足，处闲更应知足。“富贵在此中，何必居高位?君看裴相国，金紫光照地。心苦头尽白，才年四十四。乃知高盖车，乘者多忧畏”(《闲居》)，他自己过去虽在朝为官，却是“昔虽居近密，终日多忧惕。有诗不敢吟，有酒不敢吃”(《咏怀》)，而今官职虽闲，却可以“竟岁无牵役，饱食坐终朝，长歌醉通夕”。两相对照，诗人更指出他人生追求的目标：“人生百年内，疾速如过隙。先务身安闲，次要心欢适”(《咏怀》)，追求身闲心闲，白居易不断在诗中津津乐道其闲适的生活，知足之情，溢于言表。
白居易的知足思想，作为自我心理调节手段，可以使诗人承认现状，满足现状，消解现实生活带来的困扰，从而获得精神自由，这与道家“知足”思想是分不开的。陈寅恪先生说：“乐天之思想，一言以蔽之曰‘知足’，‘知足’之旨，由老子‘知足不辱’而来。盖求‘不辱’，必知足始可也。”(陈寅恪《元白诗笺证稿》)道家主张看淡名利，寡欲清心，其表现就是知足，惟其知足，才能看淡荣华富贵，养性保身，这是道家理想人格中的一面。《老子》中多有表达知足之语，如“故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可以长久”(第四十四章);“祸莫大于不知足，咎莫大于欲得。故知足之足，常足矣”(第四十六章)等。白居易以此作为处事原则之一，自觉敛抑自我的需求，并一以贯之。他自己也曾说：“五千言里教知足，三百篇中劝式微。”(《留别微之》)为官之初，就以知足之念来平衡官小位卑，兼济之志难施的状况，如“朝饥有蔬食，夜寒有布裘。幸免冻与馁，此外复何求”(《永崇里外观居》);“葛衣御时暑，蔬饭疗朝饥。持此聊自足，心力少营为”(《官舍小亭闲望》)。他以后官位越做越高，也能以知足之心处世，自言“四十至五十，正是退闲时。年长知命分，心慵少营为”(《白云期》)，在四五十岁这样大有作为的人生壮年之期，在地方官闲散的生活中优游度日，知足而止，消解政治上的苦闷，增强个体生命的适意度。白居易更在晚年时期，不断吟咏知足主题的诗歌，津津乐道于日常生活中的一事一物、一情一景。 白居易晚年长期闲居洛阳，坐着太子宾客分司、太子少傅分司的闲官，自号“醉吟先生”、“香山居士”，过着“月俸百千官二品，朝廷雇我做闲人”的优游闲适的生活，以及对适性生活的追求。买田置产、纵酒谈禅、弹琴吟诗、妓妾声色、夏凉冬暖等最具体的生活琐事，最细致的情绪，无一不出现在他的笔下，如“弄水回船尾，寻花信马头。眼看筋力减，游得且须游”(《且游》);“闲倾残酒后，暖拥小炉时。舞看新翻曲，歌听自作词”(《残酌晚餐》)等。生活面的狭小，使他此时的诗作少有别的题材。当然，他晚年时期的诗作与当时中唐社会的现实和他本人经历密切相关。当时的社会内有牛李党争，宦官专权，外有藩镇割据，白居易为了远避祸害而退居洛阳，就在大和九年，朝官与宦官的矛盾又一次激化，发生“甘露之变”，社会危机四伏、动荡不安，可以说，当时社会政治的变化，给文人们的心理以很大的社会压力，他们的心理日趋内向、封闭，盛唐时代浪漫豪爽的气质、昂扬明朗的基调以及对建功立业的追求的政治热情已经逐渐消失，诗人的创作从对社会政治的关心转变为描写身边琐事，抒发内心情绪与体验。作为当时文人代表的白居易，他的心态也发生了变化，歌咏日常生活，一己悲欢成了诗歌创作的主要题材，与他早年提出的现实主义文学主张和讽喻诗的创作相比，诗风发生了很大变化。讽喻诗机械的、政治目的性较强的创作意图在闲适诗中得到改变，诗人注入自身一时一地的真实感受，关注个人平凡适性的生活，反应日常生活状况和复杂的内心世界，题材走向世俗化且更为广泛，正如江进之所说：“前不照古人样，后不照来者议。意到笔随，景到意随，世间一切都包囊括入我诗内。诗境界，到白公不知开阔多少。”(明・江进之《雪涛小书》)
白居易的闲适诗能发掘生活一角小小的情趣，显示出平凡生活的美，因而具有艺术美感。如“夜雨槐花落，微凉卧北轩。曙灯残未灭，风帘闲自翻”(《禁中晓卧因怀王起居》)的清幽静谧;“新枣未全赤，晚瓜有余馨。依依田家叟，设此相逢迎”(《秋游原上》)的其乐融融;“命酒一临泛，舍鞍扬掉讴。放回岸傍马，去逐波间鸥。烟浪始渺渺，风襟亦悠悠”(《游湓水》)的潇洒适意;“有意不在大，湛湛方丈余。荷侧泻清露，萍开见游鱼。每一临此坐，忆归青溪居”(《小池二首》)的闲情逸趣;“早梅结青实，残樱落红珠。稚女弄庭果，嬉戏牵人裾。是日晚弥静，巢禽下相呼。啧啧护儿鹊，哑哑母子乌。岂唯云鸟尔，吾亦引吾雏”(《官舍》)的天伦之乐……在其闲适诗中，这样的诗句比比皆是，诗人以平易浅显的语言，用叙事、抒情和议论相结合的手法娓娓道来，真实且多方面地表达出日常生活的情趣、情思，展现了平凡生活的美。
不过由于诗人生活面的狭窄，感情抒发的直白，不少闲适诗缺乏深度和开掘，缺乏含蓄蕴藉的诗味。张戒曾云：“其词伤于太烦，其意伤于太尽，遂成冗长卑陋
耳……若收敛其词而稍加含蓄，其意味岂复可及也。”(宋・张戒《岁寒堂诗话》卷上)尤其是他晚年的闲适诗，“晚更作知足语，千篇 一律”，(明・王世贞《艺苑卮言校注》卷四)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诗歌的艺术性，这不能不说是白居易闲适诗的一个缺憾。钱锺书先生曾指出：“香山才情，照应古今，然词沓意尽，调俗气靡，于诗家远微深厚之境，有间未达。其写怀学渊明之闲适，则一高玄，一琐直，形而见拙矣。其写实比少陵之真质，则一沉挚，一铺张，况而自下矣。”(钱锺书《谈艺录》)且不论白诗与陶诗、杜诗之高下，琐直与铺张却是白居易闲适诗的特点之一，是优是劣，是高是下，则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了。
篇3：禅宗与白居易的闲适诗
禅宗与白居易的闲适诗
白居易在日常生活中感悟生命真谛，参禅悟道中学习佛学义理，他通过大量的闲适诗佛理诗阐发感想。
中唐时，禅悦之风风靡士林，一大批文人领袖如柳宗元、刘禹锡、白居易等均与禅僧过往甚密，“或师或友”。在禅宗受到士大夫们狂热礼赞时，中唐诗歌也出现了深刻变化。“诗到元和体变新”，“诗到贞元、长庆，古今一大变”，这个“变”是变“雅”为“俗”，“就世俗俚浅事做题目”，经俗事，绘艳色，以“遣时日，销忧懑”。从题材内容、表现手法到创作目的，整个诗坛呈现出鲜明的通俗化倾向，传统儒家文学所强调的诗的典雅庄重的品格被淡化了。
盛唐时，杜甫、顾况等写有一些通俗化作品，但杜甫、顾况的通俗化主要源于社会变迁中纪实题材表达的需要，“凡出处去就，动息劳佚，悲观忧乐，忠愤感激，好贤恶恶，一见于诗，读之可知其世”，并非对通俗化审美的自觉追求。中唐诗坛在通俗化审美倾向方面则有了高度发展，文人之间以俗趣相尚，如元稹《酬翰林白学士代书一百韵》诗云：“翰墨题名尽，老阴听话移。”句下注云：“乐天每与予游，从无不书名屋壁，又尝于新昌宅听说《一枝花》话，自寅至巳犹未毕词也。”一个时代的审美意识或审美思潮的变化往往直接影响到一个时代的文学演变。中唐诗坛之所以走向“俗化”，呈现“俗”的风格特征，很大程度上就是由在审美追求上倾向“以俗为美”造成的。而禅宗，一般认为其代表了佛教的世俗转向，它抛弃经典仪轨，教义朴素，“行往坐卧，应机接物皆是道”，在日常生活中实现成佛理想，把出世之佛教完全变成了世俗化的佛教。禅悦之风既然风靡此时的士林，那么，禅宗的世俗化特征必然会对士大夫们的思想产生影响并在其文学创作中有所表现。白居易是唐王朝盛衰转型期新兴庶族的诗歌大家。在他身上，醒目而自然地混合着功利的、道德的、肉体的、享乐的、宗教解脱的等等各种层次的人生追求，这使他成为一个真正能代表士人实际精神面貌的诗人典型。我们以白居易为例看看禅宗人生观如何与中唐士人们的生活、创作相互协调。
白居易曾将自己的诗分为讽喻、感伤、闲适几类，这表明他清楚自觉地将自己的人生划分为截然不同的几个方面，努力在外在政治和内在精神世界之间进行协调。白居易任左拾遗时，曾激烈地以诗干政。中唐士大夫并非没有政治抱负，他们身上因袭着儒家传统的社会责任感和道德使命感，希望从根本上参与对政治法律秩序和文化秩序的整治，以图重振国势，实现中兴梦想，因此，他们也曾积极地干预现实，锐意进行改革。这一点反映在文学创作中，便是写民生疾苦，“救济人病，裨补时厥”。然而，改革并不顺利，政治的腐败没落不仅使他们难以施展自己的政治才能，反而在政治斗争的漩涡中频遭挫折和打击，“永贞革新”失败，柳宗元、刘禹锡等八人同时被贬为偏远之地的司马，饱尝迁谪流离之苦。白居易自己也因武元衡事，被贬为江州司马，政治理想无法实现，原来用以说明个人存在意义的政治秩序、社会理想，现在都变成了与个人存在不相干的东西，个人存在的意义只能向自身寻求答案。佛教恰恰是以人生问题为出发点和归宿，以人的生命解脱为根本旨归。禅宗认为人的本性清净光明，将生死解脱归结为人的本心自性的觉悟。人之所以不能超脱、自由，在于“目前有物”，用知解、功利的眼光看待世界。在禅宗这里，强调了对人的“自性”和对世界真存面貌的追求，人生态度就不是为出世而消极的随缘说法，而是出世而入世，以超然心态人世，以平常心为道，“饥来吃饭，困来即眠”，不为物拘，任随自然。“平常心是道”是马祖道一提出的，与白居易或师或友的惟宽、智常、如满都是马祖弟子。《旧唐书・白居易传》说：“居易儒学之外，尤通释典。常以忘怀处顺为事，都不以迁谪介意。”从这段记载中可以看到，“平常心是道”所蕴含的忘却世情、不为物拘、任随自然已成为白居易人生观的构成因素。白居易用“平常心是道”来平息内心的焦灼与矛盾，泯灭外求的.欲望，卸下心灵的重负，“还原”自己普通世俗人的“本来面目”，以把握当下、及时行乐来身体力行普通人的生活情景。他的闲适诗将这一种心态表现得尤其鲜明。
白居易的闲适、感伤、杂律诗所表现的题材内容和讽喻诗同样具有极强的世俗性特征，但关注点不同。讽谕诗是以客观社会现实为对象，体现诗人的“兼济之志”，是对杜甫写实精神的继承;而闲适、感伤、杂律诗是以个人为中心，表现个人日常生活中的种种体验和情绪情感，体现他的“独善之义”。这类作品是中唐诗歌的主流，也是白居易后期作品的主流。秋雨夜眠是诗人们常写的题材，杜甫有《茅屋为秋风所破歌》，白居易有《秋雨夜眠》，两相对照，盛、中唐诗人不同的情怀就十分清楚了。杜甫面对秋天的风雨悲壮地唱出，“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由自己风雨飘摇中的茅屋想到战乱频仍、残破不堪的国家，想到天下的寒士，其博达的胸襟和崇高的理想令人景仰。白居易的《秋雨夜眠》则是这样写的：
凉冷三秋夜，安闲一老翁。
卧迟灯灭后，睡美雨声中。
灰宿温瓶火，香添暖被笼。
晓晴寒未起，霜叶满阶红。
这首诗刻画出了一个闲适老翁形象。窗外秋雨淅沥，老翁安然睡美。夜已经过去，却还要“香添暖被笼”，打算继续躺着。红于二月花的美丽霜叶，一夜之间被秋风秋雨扫落，对此岂能毫无感触?然而老翁却“晓晴寒未起”，对它漫不经心。诗人的知足保和、怡情自在跃然纸上。《秋雨夜眠》中的老翁心无所虑，淡泊闲散，是一个普通的世俗的人，一个享受着生活的人。观白居易闲适诗作洋洋几百篇，不过都是充分表现士大夫的世俗面、人情面，展现他们作为一个普通人的精神状态、思想活动，特别表现了士大夫文人对于精神愉悦、心境闲适的努力追求。可以说，《秋雨夜眠》中的“老翁”是几百篇闲适诗中反复塑造的形象。“日高睡足犹慵起，小阁重衾不怕寒。遗爱寺钟欹枕听，香炉峰雪拨帘看。……心泰身宁是归处，故乡何独在长安!”“三年请俸禄，颇有余衣食;乃至童仆间，皆无冻馁色。行行弄云水，步步迁乡园，妻子在我前，琴书在我侧。此外我不知，于焉心自得。”……诗中人物都是知足保和的，触景怡情而不是触景伤情，是闲适诗作的基调。白居易在诗中反复表白“同出天地间，我岂异于人”，“我亦斯人徒，未能出嚣尘”，强调自己是世俗社会的普通一员。普通人的生活，也就是知天乐命、任随自然的生活，“性命苟如此，反则成苦辛，以此自安分，虽穷每欣欣”，在平凡生活中寻求解脱和内心平静，获得人生的“实在感”。
但是，尽管白居易做着“自适”的努力，但其心中并不曾真正安宁清闲过。例如他在六十七岁那年写的《与梦得沽酒闲饮且约后期》：“少时犹不忧生计，老后谁能惜酒钱?共把十千沽一斗，相看七十欠三年。闲征雅令穷经史，醉听清吟胜管弦。更待菊黄家酝熟，共君一醉一陶然。”这首诗表面写的是与挚友“闲饮”的情景，内里却包容着极为深沉的人生感慨。传统的中国知识分子如果不能在社会政治生活中实现自身的价值，内心的焦灼、悲凉是用什么方法都不能真正解脱掉的。白居易在他的闲适诗中不厌其烦地强调自己是个普通人，表白自己的生活如何怡然自在，正是他时时不能忘怀自己的真正身份，需要提醒自己、说服自己的表现。总之，白居易的闲适诗，从一个特定的方面记录和表现了白居易和他那一代文人的心志情怀与尴尬处境，至于后人说庸俗说鄙俚说旷达说情切，对此诗人似乎并不介意。
篇4：浅析白居易闲适诗的思想精神
浅析白居易闲适诗的思想精神
白居易闲适诗蕴含着哪些思想精神呢?读了白居易的诗歌是否可以详细了解到?
白居易曾将自己所作的诗歌分为讽谕、闲适、感伤和杂律四类。其中，他把以“又或公退独守，或疑病闲居”为背景创作的“知足保和，吟玩性情一百首者”称之为“闲适诗”。《白居易集》中标明“闲适诗”的诗歌共有四卷，216首;除去白居易自己定义的216首闲适诗之外，其所有具有闲适情调的诗歌，也被认为是闲适诗，共占据白居易诗歌的70%左右。这些闲适诗中，白居易经常提及“委顺”一词。例如：“形骸为异物，委顺心犹足。”(《归田三首》其三)“形骸委顺动，方寸付空虚。”(《松斋自题》“冥怀齐宠辱，委顺随行止。”(《长庆二年七月自中书舍人出守杭州路次蓝溪作》)“我无奈命何，委顺以待终。”(《达理二首》其一)
“委顺”一词，本来出自《庄子知北游》的“性命非汝有，是天地之委顺也”。“‘委顺’的‘顺’，就是‘造物者’所主宰的自然趋势;‘委’就是尽量顺从这个趋势。”“委顺”精神作为其处世哲学，是“他迂回于儒、释、道三家思想，典型地显示出唐代文化思潮中‘三教合一’的倾向。”同时，也是他顺应中唐的时代风气，融合自身性情气质气质与生命体验而产生的关注人生，处理现实矛盾的依据。
一、儒家思想
白居易出生于唐代宗大历七年(722)，即天宝大混乱后二十年，其祖父与父亲都是明经科出身，从小的耳濡目染，白居易自然而然选择了“学而优则仕”的道路。但与他的祖、父辈不同，他选择了更高层次的进士科，并开始研习儒家经典，以至于“昼课赋，夜读书，间又课诗，不遑寝息矣，以至于口舌成疮，手肘成胝”(《与元九书》)因此白居易的精神世界里具有浓厚的儒家思想色彩，儒家理念成为他一生行事的基本原则。
他的闲适诗也受到了儒家思想的深刻影响，在《与元九书》中，白居易写道：
古人云：“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仆虽不肖，常师此语。大丈夫所守者道，所待者时，为云龙，为风鹏，勃然突然，陈力以出。时之不来，为雾豹，寂兮廖兮，奉身而退。进退出处，何往而不自得哉!故仆志在兼济，行在独善，奉而始终之则为道，言而始终之则为诗。
这段话中的“兼济”“独善”，出自于《孟子尽心上》，体现儒家的经世致用思想。他认为在仕途中，抓住机遇，就要“陈力以出”，努力作出一番成就;失去“时”，便该“奉身而退”，“独善其身”。这便促成白居易的“委顺”精神，遵循人生发展的规律。“独善”是在白居易面对被贬或者其他挫折时所奉行的人生准则，从容面对官场中的'“退”，尽量顺从这个趋势。面临人生挫折时，他不是自怨自艾，悲愤难鸣，而是坦然接受，寻求内心的闲适与安定，使“进”“退”的人生得到平衡。
在白居易的闲适诗中，经常可以见到白居易因“委顺”而解脱烦恼，得到内在心情的协调。如《达理二首》其一：“我无奈何命，委顺以待终”;《长庆二年七月自中书舍人出守杭州，路次蓝溪作》：“置怀齐宠辱，委顺随行止;我自得此心，于兹十年矣”。白居易知晓自己无力对抗命运，便抱着委任顺之的生活态度，任时运、任荣辱，泰然处之，使精神意识与社会环境契合圆融，以求得身心俱适、逍遥自得的精神境界。⑥儒家经典对白居易“委顺”的人生观具有导向作用，白居易《永崇里观居》：“寡欲虽少病，乐天心不忧。何以明吾志，《周易》在床头。”而《周易系辞上》的 “乐天知命故不忧”，正是贯穿了白居易一生的处世哲学。正如他在《病中诗十五首》中说：“若问乐天忧病否?乐天知命了无忧。”他对“封建君主翻云覆雨的驭臣之术”⑦以及朝廷当中政党之争的利害关系有十分清醒的认识，因而他承认命定，安分守己，不与命运作无谓的抗争，而是顺从命运的安排，以委顺乐天的心态，排遣他仕途受挫后的烦闷，寻求更符合他心灵上舒适自得的处世之道。
二、佛教思想
白居易是一位虔诚的佛教徒，自称香山居士，与佛教僧侣往来极为密切。早年，白居易对佛教抱着批判的态度，认为佛教造成社会弊端，指责佛教不事农桑。但在元和六年，白居易为母亲服丧，接着心爱的女儿金銮子得病夭折。白居易是至情至性之人，骨肉亲情生死离别，难以自抑，因此在“生”“死”的问题上，他便开始以佛教思想来克服心里的苦恼。如：
家贫亲爱散，身病交游罢。眼前无一人，独掩村斋卧，冷落灯火暗，离披帘幕破。策策窗户前，又闻新雪下。长年渐省睡，夜半起端坐。不学坐忘心，寂莫安可过?兀然身寄世，浩然心委化。如此来四年，一千三百夜。(《冬夜》)
元和十年，白居易被贬江州，至十五年才被召回京城，此间他“兼济天下”的理想受到如此打击，无法施展自己的政治抱负，苦闷绝望的心情无法平抑。因此白居易学习禅机，主要是想以佛法来调适自己身处逆境时心中无法排遣的痛苦，读经坐禅，静养身心。他所处时代，正是禅宗中马祖道一派的“洪州禅”兴盛时期。洪宗奉行“平常心是道”，宣扬随缘任运，顺其自然。白居易在修行禅道的过程中，对贫穷、体病、悲伤、痛苦始终保持着一颗平常心，不对自己有过高的要求。他遵循“委顺”精神，委任顺化，遂性自然，化解现实的忧患，在日常平淡无奇的生活中寻求心灵上的慰藉，体会安逸闲适、充满诗意的人生。如：
肺病不饮酒，眼昏不读书;端然无所作，身意闲有余。鸡栖篱落晚，雪映林木疏。幽独已云极，何必山中居?(《闲居》)
食罢一觉睡，起来两瓯茶。举头看日影，已复西南斜。乐人惜日促，忧人厌年余。无忧无乐者，长短任生涯。(《食后》)
食饱拂枕卧，睡足起闲吟。浅酌一杯酒，缓弹数弄琴。既可畅情性，亦足傲光阴。谁知利名尽，无复长安心。(《食饱》)
这些诗歌描写的都是白居易日常的衣食住行，他却在这些细碎琐事中升华出闲适自得之心，在自己的心中构建出一个悠然自得的隐逸胜地，诗意地栖息在“闲意不在远，小亭方丈间”的理想境界。
三、道教思想
唐玄宗开始，大力推崇道家学说，把老子、庄子的著作分别命名为《道德经》和《南华经》。最高统治者推行及下，道教成为唐代的时代风尚，并逐渐成为文人精神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道家哲学是一种自然哲学，在世界观上，它主张崇尚自然，脱离社会，反对蔑视和人为。它又是一种困境哲学，它的主要理论导向是引导身处危世和险境的人，如何免害全身;是教导身处困境和逆境中的人，如何能解脱出来，保持精神上的独立，拥有一份安宁恬静的心理，以至逍遥自在的精神状态。无疑这对于深感环境险恶，亦曾深糟迫害的诗人来说，是最易接受的。”在此时代风气下，白居易思想自然也受到老庄思想的影响，他自己也说“不开老庄卷，欲与何人言”。如：
身适忘四支，心适忘是非。即适又忘适，不知吾是谁。百体如槁木，兀然无所知。方寸如死灰，寂然无所思。今日复明日，身心忽两遗。(《隐几》)
这首诗取自《庄子齐物论》中的“隐几而坐”，全篇贯穿了《庄子》的思想，不执著于世俗的生死祸福，对冷暖孤独不动于心，“坐忘”一切。
道教思想是一种自然哲学，教人顺应自然，委顺任化，保持独立的人格精神。白居易在面对生死、祸福荣辱时，以“乐天知命”、“知足保和”、随缘任运作为处世哲学，对自我进行调适，忘却现实的痛苦，使心境闲适。
“知足”语出《老子俭欲第四十六》：“罪莫大于可欲，祸莫大于不知足;咎莫大于欲得。故知足之足，常足。”抱有知足之心的人，才会认为生活美好，满足快乐。白居易的一生，不管仕途通达还是被贬穷困，都能保持“知足保和”之心，少私寡欲。故而他始终能保持平和的心态，即使仕途失意，也能知足常乐。如：
门前少宾客，阶下多松竹。秋景下西墙，凉风入东屋。有琴慵不弄，有书闲不读。尽日方寸中，淡然无所欲。何须广居处，不用多积蓄;丈室可容身，斗储可充腹。况无治道术，坐受官家禄。不种一株桑，不锄一垄谷。终朝饱饭餐，卒岁丰衣服。持此知愧心，自然易为足。(《秋居书怀》)
知分心自足，委顺身常安。故虽穷退日，而无戚戚颜。(《咏怀》)
“知足”的观念，根植于白居易的心中，成为为其“委顺”精神形成的基础。在“穷”“通”之时，都能让其保持清醒的认识，平和的心态，不以外物为羁绊，获得心灵上的自适自足。
《庄子》中说：“安时而处顺，哀乐不能入也。”白居易的“委顺”精神正是以此为依据，顺应自然造化，遵循自然发展趋势。他委运顺命，忘怀祸福宠辱，随缘自适，善于化解身心内外的矛盾，超脱于复杂现实，超越个体生命的得失。故而在在政治风云变幻之际，牛李党争鱼死网破之时，白居易能做到置身事外并且不受牵连，乐天知命，无往而不适。
四、结语
唐代统治者对儒释道三教采取兼容并包的政策，三家思想鼎足而立，深刻影响着文人士大夫的思想与创作。白居易身处唐代，深受时代风气的影响，融合三教的思想，积极调适自己内心世界，做到知足保和、委运顺命，达到进退有据、出入自如的人生境界。同时其乐天安命的旷达性格，也让他始终追求闲适、享乐人生。
篇5：白居易闲适诗的思想精神
白居易闲适诗的思想精神
闲适诗是白居易诗歌中十分重要的内容，通过对平淡生活、琐碎小事的描写，表现其随性逍遥、知足保和、委化顺性、“此心安处即是吾家”的人生态度。
白居易曾将自己所作的诗歌分为讽谕、闲适、感伤和杂律四类。其中，他把以“又或公退独守，或疑病闲居”为背景创作的“知足保和，吟玩性情一百首者”称之为“闲适诗”。《白居易集》中标明“闲适诗”的诗歌共有四卷，216首;除去白居易自己定义的216首闲适诗之外，其所有具有闲适情调的诗歌，也被认为是闲适诗，共占据白居易诗歌的70%左右。①这些闲适诗中，白居易经常提及“委顺”一词。例如：“形骸为异物，委顺心犹足。”(《归田三首》其三②)“形骸委顺动，方寸付空虚。”(《松斋自题》“冥怀齐宠辱，委顺随行止。”(《长庆二年七月自中书舍人出守杭州路次蓝溪作》)“我无奈命何，委顺以待终。”(《达理二首》其一)
“委顺”一词，本来出自《庄子知北游》的“性命非汝有，是天地之委顺也”。“‘委顺’的‘顺’，就是‘造物者’所主宰的自然趋势;‘委’就是尽量顺从这个趋势。”③“委顺”精神作为其处世哲学，是“他迂回于儒、释、道三家思想，典型地显示出唐代文化思潮中‘三教合一’的倾向。”④同时，也是他顺应中唐的时代风气，融合自身性情气质气质与生命体验而产生的关注人生，处理现实矛盾的依据。
一、儒家思想
白居易出生于唐代宗大历七年(722)，即天宝大**后二十年，其祖父与父亲都是明经科出身，从小的耳濡目染，白居易自然而然选择了“学而优则仕”的道路。但与他的祖、父辈不同，他选择了更高层次的进士科，并开始研习儒家经典，以至于“昼课赋，夜读书，间又课诗，不遑寝息矣，以至于口舌成疮，手肘成胝”(《与元九书》)因此白居易的精神世界里具有浓厚的儒家思想色彩，儒家理念成为他一生行事的基本原则。
他的闲适诗也受到了儒家思想的深刻影响，在《与元九书》中，白居易写道：
古人云：“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仆虽不肖，常师此语。大丈夫所守者道，所待者时，为云龙，为风鹏，勃然突然，陈力以出。时之不来，为雾豹，寂兮廖兮，奉身而退。进退出处，何往而不自得哉!故仆志在兼济，行在独善，奉而始终之则为道，言而始终之则为诗。⑤
这段话中的“兼济”“独善”，出自于《孟子尽心上》，体现儒家的经世致用思想。他认为在仕途中，抓住机遇，就要“陈力以出”，努力作出一番成就;失去“时”，便该“奉身而退”，“独善其身”。这便促成白居易的“委顺”精神，遵循人生发展的规律。“独善”是在白居易面对被贬或者其他挫折时所奉行的人生准则，从容面对官场中的“退”，尽量顺从这个趋势。面临人生挫折时，他不是自怨自艾，悲愤难鸣，而是坦然接受，寻求内心的闲适与安定，使“进”“退”的人生得到平衡。
在白居易的闲适诗中，经常可以见到白居易因“委顺”而解脱烦恼，得到内在心情的协调。如《达理二首》其一：“我无奈何命，委顺以待终”;《长庆二年七月自中书舍人出守杭州，路次蓝溪作》：“置怀齐宠辱，委顺随行止;我自得此心，于兹十年矣”。白居易知晓自己无力对抗命运，便抱着委任顺之的生活态度，任时运、任荣辱，泰然处之，使精神意识与社会环境契合圆融，以求得身心俱适、逍遥自得的精神境界。⑥儒家经典对白居易“委顺”的人生观具有导向作用，白居易《永崇里观居》：“寡欲虽少病，乐天心不忧。何以明吾志，《周易》在床头。”而《周易系辞上》的 “乐天知命故不忧”，正是贯穿了白居易一生的处世哲学。正如他在《病中诗十五首》中说：“若问乐天忧病否?乐天知命了无忧。”他对“封建君主翻云覆雨的驭臣之术”⑦以及朝廷当中政党之争的利害关系有十分清醒的认识，因而他承认命定，安分守己，不与命运作无谓的抗争，而是顺从命运的安排，以委顺乐天的心态，排遣他仕途受挫后的烦闷，寻求更符合他心灵上舒适自得的处世之道。
二、佛教思想
白居易是一位虔诚的佛教徒，自称香山居士，与佛教僧侣往来极为密切。早年，白居易对佛教抱着批判的态度，认为佛教造成社会弊端，指责佛教不事农桑。但在元和六年，白居易为母亲服丧，接着心爱的女儿金銮子得病夭折。白居易是至情至性之人，骨肉亲情生死离别，难以自抑，因此在“生”“死”的'问题上，他便开始以佛教思想来克服心里的苦恼。如：
家贫亲爱散，身病交游罢。眼前无一人，独掩村斋卧，冷落灯火暗，离披帘幕破。策策窗户前，又闻新雪下。长年渐省睡，夜半起端坐。不学坐忘心，寂莫安可过?兀然身寄世，浩然心委化。如此来四年，一千三百夜。(《冬夜》)
元和十年，白居易被贬江州，至十五年才被召回京城，此间他“兼济天下”的理想受到如此打击，无法施展自己的政治抱负，苦闷绝望的心情无法平抑。因此白居易学习禅机，主要是想以佛法来调适自己身处逆境时心中无法排遣的痛苦，读经坐禅，静养身心。他所处时代，正是禅宗中马祖道一派的“洪州禅”兴盛时期。洪宗奉行“平常心是道”，宣扬随缘任运，顺其自然。白居易在修行禅道的过程中，对贫穷、体病、悲伤、痛苦始终保持着一颗平常心，不对自己有过高的要求。他遵循“委顺”精神，委任顺化，遂性自然，化解现实的忧患，在日常平淡无奇的生活中寻求心灵上的慰藉，体会安逸闲适、充满诗意的人生。如：
肺病不饮酒，眼昏不读书;端然无所作，身意闲有余。鸡栖篱落晚，雪映林木疏。幽独已云极，何必山中居?(《闲居》)
食罢一觉睡，起来两瓯茶。举头看日影，已复西南斜。乐人惜日促，忧人厌年余。无忧无乐者，长短任生涯。(《食后》)
食饱拂枕卧，睡足起闲吟。浅酌一杯酒，缓弹数弄琴。既可畅情性，亦足傲光阴。谁知利名尽，无复长安心。(《食饱》)
这些诗歌描写的都是白居易日常的衣食住行，他却在这些细碎琐事中升华出闲适自得之心，在自己的心中构建出一个悠然自得的隐逸胜地，诗意地栖息在“闲意不在远，小亭方丈间”的理想境界。
三、道教思想
唐玄宗开始，大力推崇道家学说，把老子、庄子的著作分别命名为《道德经》和《南华经》。最高统治者推行及下，道教成为唐代的时代风尚，并逐渐成为文人精神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道家哲学是一种自然哲学，在世界观上，它主张崇尚自然，脱离社会，反对蔑视和人为。它又是一种困境哲学，它的主要理论导向是引导身处危世和险境的人，如何免害全身;是教导身处困境和逆境中的人，如何能解脱出来，保持精神上的独立，拥有一份安宁恬静的心理，以至逍遥自在的精神状态。无疑这对于深感环境险恶，亦曾深糟迫害的诗人来说，是最易接受的。”⑧在此时代风气下，白居易思想自然也受到老庄思想的影响，他自己也说“不开老庄卷，欲与何人言”。如：
身适忘四支，心适忘是非。即适又忘适，不知吾是谁。百体如槁木，兀然无所知。方寸如死灰，寂然无所思。今日复明日，身心忽两遗。(《隐几》)
这首诗取自《庄子齐物论》中的“隐几而坐”，全篇贯穿了《庄子》的思想，不执著于世俗的生死祸福，对冷暖孤独不动于心，“坐忘”一切。
道教思想是一种自然哲学，教人顺应自然，委顺任化，保持独立的人格精神。白居易在面对生死、祸福荣辱时，以“乐天知命”、“知足保和”、随缘任运作为处世哲学，对自我进行调适，忘却现实的痛苦，使心境闲适。
“知足”语出《老子俭欲第四十六》：“罪莫大于可欲，祸莫大于不知足;咎莫大于欲得。故知足之足，常足。”抱有知足之心的人，才会认为生活美好，满足快乐。白居易的一生，不管仕途通达还是被贬穷困，都能保持“知足保和”之心，少私寡欲。故而他始终能保持平和的心态，即使仕途失意，也能知足常乐。如：
门前少宾客，阶下多松竹。秋景下西墙，凉风入东屋。有琴慵不弄，有书闲不读。尽日方寸中，淡然无所欲。何须广居处，不用多积蓄;丈室可容身，斗储可充腹。况无治道术，坐受官家禄。不种一株桑，不锄一垄谷。终朝饱饭餐，卒岁丰衣服。持此知愧心，自然易为足。(《秋居书怀》)
知分心自足，委顺身常安。故虽穷退日，而无戚戚颜。(《咏怀》)
“知足”的观念，根植于白居易的心中，成为为其“委顺”精神形成的基础。在“穷”“通”之时，都能让其保持清醒的认识，平和的心态，不以外物为羁绊，获得心灵上的自适自足。
《庄子》中说：“安时而处顺，哀乐不能入也。”白居易的“委顺”精神正是以此为依据，顺应自然造化，遵循自然发展趋势。他委运顺命，忘怀祸福宠辱，随缘自适，善于化解身心内外的矛盾，超脱于复杂现实，超越个体生命的得失。故而在在政治风云变幻之际，牛李党争鱼死网破之时，白居易能做到置身事外并且不受牵连，乐天知命，无往而不适。
四、结语
唐代统治者对儒释道三教采取兼容并包的政策，三家思想鼎足而立，深刻影响着文人士大夫的思想与创作。白居易身处唐代，深受时代风气的影响，融合三教的思想，积极调适自己内心世界，做到知足保和、委运顺命，达到进退有据、出入自如的人生境界。同时其乐天安命的旷达性格，也让他始终追求闲适、享乐人生。
篇6：白居易古诗词的闲适情怀
白居易古诗词的闲适情怀
在白居易的闲适诗中，无论是描绘日常生活起居，还是抒发内心情志，排遣政治苦闷与人生悲哀，大都可见诗人达观知足的思想贯穿其中。
唐诗，是中国古代诗歌艺术的高峰，名家名作不胜枚举。说起唐代的伟大诗人，除了“诗仙”李白，诗圣“杜甫”，恐怕唯有“诗魔”白居易能与之媲美了。白居易的诗歌平易浅切，明畅通俗，据北宋初惠洪《冷斋夜话》记“白乐天每作诗，令一老妪解之，问解之否?曰解，则录之;不解，则不复集。”老妪能读懂，就连孩童都会背出“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由此见得白居易对后世的影响之大较于李白、杜甫毫不逊色。
白居易认为文学是能够反映自己人生哲学的工具。而依自己的现况，又可分为“兼济”、与“独善”两类。白居易曾将自己的诗分为讽喻、闲适、感伤和杂律四类，而他本人特别重视两类诗文：其一是作为“兼济”工具的讽谕诗，其一是则是反映自己“独善”心志的闲适诗。白居易闲适诗的创作基本上是在他的晚年时期，那是白居易的仕途遇到不顺，所出的作品甚少涉及到政治生活，更多的提到他的个人生活。有不少人认为白居易的闲适诗具有“消极避世”的态度，但是绝大多数的人对于白居易的“闲适”之作持有赞赏的态度。诗中所呈现出的淡泊知足之情和对清爽自然之景的描述细细品读起来更是别有一番风味。同样是诗人爱写的秋雨，杜甫的《茅屋为秋风所破歌》说：“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他由秋雨飘零中的茅屋，想到了山河破败的国家不由得悲从中来，如此博大的胸怀与理想着实令人敬仰，但白乐天的`《秋雨夜眠》则是这样写的：“凉冷三秋夜，安闲一老翁。卧迟灯灭后，睡美雨声中。灰宿温瓶火，香添暖被笼。晓晴寒未起，霜叶满阶红”，将一个在秋雨之夜难以入睡的老翁闲散，漫不经心的闲适心境写得生动逼真，亲切感人，富有生活气息。他的闲适气息是在雪夜与朋友喝上一杯美酒的逍遥：“绿蚁新醅酒，红泥小火炉。晚来天欲雪，能饮一杯无?”闲适的生活与诗酒人生在这首短诗中一览无余。
白居易的闲时情怀在他的晚年时期体现的尤为突出。他的一首《钱塘湖春行》写的清新自然，生动流畅。其实曰：“孤山寺北贾亭西，水面初平云脚低。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乱花渐欲迷人眼，浅草才能没马蹄。最爱湖东行不足，绿杨阴里白沙堤。”乐天出任杭州刺史时，已是五十几岁的的老人。“半朽临风树，多情立马人。”历史变迁、人世沧桑的悲凉，令他怅然动怀。然而面对西湖早春旖旎的风光，心下又再无惆怅之情。关于西湖，从古到今都是文人墨客竞相画大笔墨描绘的地方，“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西湖边苏小小和那多情的公子阮郁，白娘子与那许仙的的过往又是如何如。“乱花渐欲迷人眼，浅草才能没马蹄。”这一从、那一的鲜花目不暇接，小草才刚刚长出，浅浅低低，闲适的情怀融入了景中。白居易是个仕途坎坷之人。身处朋党之争，他不但不能有所作为，而且“终日多忧惕”，惊叹“高有罾缴忧，下有陷阱虞”。恐再遭权谗害，不敢久留朝中，便请求外任，这首《钱塘湖春行》，正是作于杭州刺史任，那时：“时天子荒纵不法，执政非其人，制御乖方，河朔复乱。居易累上疏论其事，天子不能用，乃求外任”在这种大背景之下白居易任职杭州。在这和煦春风中，忘掉了朋党之争与污浊。这种超然天地之外的洒脱与淡然，又有几人能悟的明白?
白居易晚年时期形成的对万事淡然闲适的情怀其实与少年战乱时在江南避难的经历有不少关联。从白居易大部分闲适诗中看得出来白居易对于江南也是有着极深的眷恋的。在江南避难的时期一方面受到江南优美山水及浓郁人文氛围的字样熏陶，为后期适宜人生态度的形成打下基础;另一方面韦应物，顾况等著名诗人的行为与创作又给其直接的启示，也对他日后的人生与文学创作产生了一种示范效应。成年后白居易人生思想中适宜达观的态度，流连诗酒亦官亦隐的放达生活，寻根朔源应始于这个时期。
在杭州时期，白居易自称“诗酒主”：“杭州风光诗酒主，相看更合是何人”。在苏州则自称“诗太岁”：“何似姑苏诗太岁，吟诗相继有三人”;“吴中多诗人，亦不少酒酤;高声咏诗什，大笑飞杯盂。五十未全老，尚可且欢娱;用兹送日月，君以为如何?。我们因此看到，与远近师友赠答酬唱，举办诗文酒会，欣赏吴越歌舞，携妓览名胜访佛寺等等，成为他此时公务之外的重要生活内容。在杭州、苏州三年多的时间里，白居易显示，杂律诗数量大增，诗歌创作继任职翰林之后又进入一个丰收时期。
白居易有首世是这样写的：“昔为凤阁郎，今为二千石。自觉不如今，人言不如昔。昔虽居近密，终日多忧惕。有诗不敢吟，有酒不敢吃。今虽在疏远，竟岁无牵役。长歌醉通夕……”一般人都想把升官晋职当做最得意的事，而白居易此诗说，原来他是“风阁郎”(中书侍郎，正三品)，现在是“二千石”(刺史，五品)，大家都说他混得不好了，官职降了。而他自己却觉得现在降了官远离了朝中倒是好事。
篇7：白居易闲适诗词艺术魅力
白居易闲适诗词艺术魅力
白居易闲适诗词艺术魅力是什么呢?大家从白居易的诗中可以领略到魅力。
白居易在《与元九书》中，把自己的诗词创造分为四类：讽喻、闲适、感伤和杂律。然而仔细分析，除讽喻外，闲适、感伤和杂律实为一类乃闲适诗也。这三类作品，虽然在表现手法上各有特色，但在内容上却互为贯通，都是诗人在四十岁以后被贬江州司马抑郁不得志时书写内心苦闷的作品。
那么是否白居易闲适类的诗作，真的只是其“独善其身”时的无奈叹息呢?
首先，从诗人所处的时代背景和所走过的创作道路来看。白居易主要生活在中唐年间。当时唐王朝已日渐衰弱，内则藩镇割据，宦官擅权;外则回纥、吐蕃不断侵扰。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日益尖锐。白居易作为一个新乐府运动的倡导者、现实主义的杰出作家，其作品反映出来的思想内容也必定是对现实的观照与反映。因此，就产生了他的作品中最具社会意义和艺术价值的讽喻诗、闲适诗。具体来看：
当他在“勿轻直折剑，犹胜曲金钩”(《折剑头》)、“正色摧强御，刚肠嫉喔咿”，(《代书诗一百韵寄微之》)，勇敢的战斗，不怕牺牲，敢于直言上书时，却遭到统治阶级的贬官命运。正如白居易自己所说：“是非不由己，祸患安可防。”(《杂感》)他只得满怀凄楚的心情离开长安。一种壮志未酬，却“穷巷途尽，爱莫能助”的心情油然而生，转而不愿意在污浊中随波逐流而寄情言志于山水之中。也就在此时，他“兼济天下”无情批判的讽喻诗，转而被“独善其身”的闲适诗所代替。但这种闲适并不全像史家所说的超然脱俗之闲适，而是诗人在特定的社会背景下，无可奈何的闲适。也是诗人清廉自洁，不愿与污浊的社会同流合污的闲适之言，无声的呐喊之言!
其次，从诗人认为文艺的社会功用在于——“为民”的文艺观来看。白居易认为文艺的作用，就在于它能“辅察时政”“泻导人情”、“上可裨教化，舒之济万民”。他认为“为君”和“为民”是一回事。且明确提出诗歌必须为人民说话，反映人民的疾苦。也就有了他的“文章合为时而著，诗歌合为事而作”的现实主义创作观。他的诗不只是单纯的语言通俗易懂，更重要的是其诗歌的内容不但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现实，还体现了人民的心声，因而他的作品深受人民群众喜爱。由此，乐天把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推向了“为民”的高峰，也正是在这一原则的指导下，白居易才创作出具有较高艺术和社会价值的诗作。虽然他的闲适诗的批判锋芒不及讽喻诗那样直率、辛辣，但是作为一个现实主义传统手法的继承者，新乐府运动的倡导者，无论其遭受到怎样的打击，现实主义始终是他创作的主要基调。
然而，同样为现实主义继承者的诗人杜牧，神韵领袖王士祯却对白居易的作品大肆攻击，认为乐天的诗或为“淫言”(指《长恨歌》《琵琶行》);或为“无神韵”。历代评论家对他的诗作(讽喻诗除外)无论从思想内容，还是艺术价值都予以彻底地否定。
下面，笔者就中学语文课本中出现的白居易的作品及他同时期的同类诗作试做进一步的探究：
一.书写坎坷遭遇 咏叹幽愁暗恨
元和十一年，白居易遭小人排挤，被贬江州做了一名司马，照唐代官制，州司马是刺史下面的辅助官，实际上无事可干。作为一名急于“兼济天下”的诗人，白居易的心中充满了忧苦，然而“忧愤出诗人”，就在这郁郁不乐的岁月中，用手中的笔写下了唱绝千古的《琵琶行》。
在诗中作者塑造了一位昔日欢乐的歌妓少女，而今忧愁难解的商人少妇的形象。诗人对于这个歌妓由欢乐而悲凉的身世遭遇不仅同情，更重要的是联系到自己的贬谪生活做对照，看起来似乎比拟不伦，实为诗人想借这个歌妓的形象深刻地揭露出封建社会摧残妇女的罪恶，同时也将自己不幸的遭遇和失意的心情倾泄出来，以示抗议!
诗人自己被贬谪在江州的寂寞生活，苦闷的心情，与琵琶女在感情上起了共鸣，虽然自己与琵琶女的地位不同，但是命运相同，都属于被封建社会抛弃的人物。诗人是在政治上被抛弃，而琵琶女则是在生活上被抛弃，自然使作者发出了“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的感慨!这既是当时封建专制下清廉、正直的中国文人悲剧命运，也是当时下层劳动人民，特别是下层妇女悲惨命运的真实写照!
正是有了如此坎坷的遭遇，如此太多的离别与苦闷，诗人才能在残酷与失败中，冷静地思考，深刻地反思;以一句唱绝千古的“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向黑暗社会发出了愤怒的呐喊!
二.借景抒情 借事咏怀
“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这是陶潜归隐后所描述的田园之趣，如此恬静、祥和，确实是一个真正隐者淡泊心志的真实写照。然而纵观陶潜一生，却是时而出仕，时而归隐。每一次隐逸，却又是每一次出仕的前奏。这实乃中国文人普遍的文化心态：儒道互补，仕隐相随，兼济与独善交替。白居易作为一个现实主义流派的继承者，也不外乎如此，如唱绝千古的《长恨歌》。
诗中作者借唐玄宗与杨贵妃的爱情悲剧故事，在如痴、如嗔、怅恨不已的哀怨中，警世喻今。《长恨歌》从诗歌语言来看，流畅优美，通俗易读。在描写中，有时仅用一两个字，打上一个比方就把人物及场面写活了，如“回眸一笑”、“芙蓉如面柳如眉”。不仅写出了杨贵妃貌美多情，也写明和回答了“君王不早朝”乃唐玄宗作为人的本性———崇美的真实显现。再从文采和格律来看，文辞艳丽，对仗工整。如“在天愿作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因此，无论从思想和艺术价值来看，《长恨歌》在中国文学史的殿堂中都占有一席之地。又如他的《钱塘湖春行》无论艺术价值和思想意义也值得令人称道。
此诗作于长庆三年，乐天被贬杭州游西湖时所作。西湖是中国文人描绘最多的景点之一，如东坡“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的赞美，而乐天的《钱塘湖春行》却以西湖的春景入手，把冬尽春来，万物复苏，一片生机蓬勃的景象，描绘得恰到好处。使人在不事雕琢的刻画中，体味到了融合怡荡的春意。
但从《钱塘湖春行》的背景来看，乐天新近被贬，心绪难平，适游西湖春景，故借景抒情。诗中的湖光山色、新燕浅草等引发了诗人的兴致，但深入体会诗中的“行不足”、“最爱”，则感到自有其不同的兴寄。早春降临之际是大地复苏，万象更新，在这里岂止万物生机勃勃，人们亦将为之精神振奋，充满信心。“乱花”之后必然是姹紫嫣红，“几处”之后必然是处处莺歌燕舞……这种美好的前景，谁又不心向往之呢?因此在这首写景诗中，我们难道不可以理解为这是乐天借景所喻吗?“冬天来了，春天还会远吗?”这就是乐天所要表达的主旨：借生机盎然的春意，表达自己虽遭被贬，但仍然乐观、积极向上，以及满怀兼济天下的雄心壮志!
三.闲言中的忧伤感 闲适中的不平静
在白居易的诗歌创作中，随着自己政治生涯的起伏跌宕，再加上儒、道互补的文化心态的积淀影响，诗歌的创作思想也沿着“兼济”、“独善”水乳交融的方向发展。入世是敢于直谏，勇于斗争;闲适时也仍以国家、人民的命运为己任。一种强烈的“济世之志”猛然撞击着“知足保和”的`独善，于是在祥和、宁静的困言中透出了作者为国家之前途而忧虑，为民生之疾苦而呐喊，不再甘于沉默的爆发。
在《自蜀江至洞庭湖口有感而作》一诗中，诗人自四川顺长江而下，出巫峡，看到洞庭湖的泛滥，想到夏禹治水的功绩，因而有感而作。在诗中作者把传说与现实结合起来，通过对湖水侵蚀农田的描写，对大禹的怀念与歌颂，斥责了唐王朝不关心人民的疾苦，只顾着尔虞我诈，争权夺利的腐朽专制，从而把自己忧国忧民的心绪表现出来，充满了积极进取的浪漫主义精神。
正当在为国家前途、人民命运大声疾呼、勇敢战斗的时侯，历史的车轮又在其诗歌创作的道路上，悄然轧上了一道深深的痕迹。元和十五年，宪宗暴死，穆宗即位。这时李德裕、牛宗闵两个官僚集团互相倾轧。加之穆宗的荒淫，不恤政事。一时朝纲混乱，人心思危，政治清明之期遥遥无望。乐天多年“兼济天下”的抱负，在上下求索中被无情的现实淹没了。多年的谪居生涯，仕途上的腥风血雨，使他泯灭了对黑暗腐朽的统治阶级所抱的最后一丝幻想，终于在太和三年退隐洛阳。
当年“无轻直折剑，犹胜曲金钩”的壮志，随着岁月的流逝而淹没在惧怕卷入党争的漩涡。然而一件偶然的变故，使乐天走出了思想的困惑，以昔年“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的豪情，撕开了闲适中的寂静，以悲凉慷慨的风格，呈现出年华虽逝，壮志依然奋发。
武宗会昌二年(838年)，白居易的知交加诗友刘禹锡病逝。为了纪念自己的老友和抒发此时的心绪，乐天写下《哭刘尚书梦得两首》悼亡之作，在诗中，乐天借对刘禹锡的怀念，抒发了时光易逝、圣贤易老的惆怅，在悲愤的气氛中流露出英雄落寞的孤寂。然而诗中“杯酒英雄君与曹，文章微婉我知丘”，写出了君即曹操，我即孔丘的豪迈之情。这是不甘沉沦于黑暗现实的昂扬之情，也是向黑暗发出挑战的呐喊之言。这就是白居易闲言中的幽伤感，闲适中的不平静所表现出来的艺术魅力。
由以上分析我们可以看出，乐天从始至终走的都是一条为国为民及为个人前途愤懑、呐喊的现实主义的创作道路。在这条道路上，乐天溶进了自己的思想感情，用手中的笔，口中的言，写下了对黑暗社会不满与谴责的现实主义诗作。故而他的闲适诗，虽在斗争的锋芒上弱于讽喻诗，但并没有如史家所说的那样一味地走上“乐天知命，知足保和，明哲保身”的消极道路，而是在失去斗争阵营的闲适中，用洗己的心和笔，写下了对统治阶级的愤懑之情和忧国忧民的济世之志。这就是在闲适外衣下所包含诗人品格“清廉洁白，毅然有所自立”的闲适之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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闲适诗白居易（共7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