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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柳宗元的佛学思想
柳宗元的佛学思想
柳宗元一生好佛，他曾说：“吾自幼好佛，求其道，积三十年。”这三十多年大致可分为幼时的盲目、为政时期的附会时尚和贬官后的自觉三个阶段。
闽南佛学
柳宗元，字子厚，生于中唐代宗大历八年(公元773年)。祖籍山西蒲州解县(今山西运城解州镇)，故人称“柳河东”。柳宗元二十一岁进士及第，二十六岁登博学宏词科，任集贤殿书院正字。二十九岁任京兆府蓝田尉。三十一,岁升为监察御史行，次年升为礼部员外郎，参与王叔文、刘禹锡等人领导的“永贞革新”。九月被贬邵州刺史，十一月追贬为永州司马。十年后又到柳州任刺史四年，于唐宪宗元和十四年(公元8)四十七岁时死于任上，故又有“柳柳州”之称。
柳宗元和韩愈共同领导了“古文运动”，历来为人们所称道，故有“韩柳文章李杜诗”的评价。他在逝世之前将文章寄给刘禹锡保存，200多年后的宋穆修收集整理柳文100余篇，后又得刘禹锡的45卷柳集，编成《唐柳先生集》。
在《柳河东集》中，与佛教有关的文章主要有诗词、序文和碑记。他的佛学文章是在长安，永州和柳州三个时期所作。在长安为佛学思想的初步形成时期，他此时的佛学作品有碑文篇，碑塔铭和序各3篇，书1篇和诗2首，其中永州时期佛学作品最多，是佛学思想逐步走向成熟的阶段，此时有碑文2篇，碑塔铭2篇，赞2篇，杂题1篇，序6篇，记庙3篇，诗2l首之多，柳州四年是他佛学思想的最高峰，其中留下来的作品有碑1序，记庙工篇，在此时也可能写过一些禅诗，但没能保存下来，而最为人们所看重的《曹溪第六祖赐谥大鉴禅师碑》即是作于柳州。
柳宗元受其母影响，从小就深得佛教的熏陶，故自幼就好佛。他在《送巽上人赴中丞叔召序》(柳公绰)中说：“吾自幼好佛，求其道，积三十年。”从中我们就可知道他十多岁时就开始修习佛法。所以他又说道：“余知释氏之道日久。”他的岳父杨凭也信佛，曾对如海法师执弟子礼。而梁肃、权德舆与其父友好：都以佛教为归依处。在长安为官时，京城事佛空气正浓。德宗李适崇信佛教，在朝堂上开展“三教讲论”，对佛教的发展推波助澜。“永贞革新”失败，柳宗元被谪居永州“南荒“的古庙尤兴寺内，受到湛然再传弟子重巽的礼待，建立起亲密的友谊，并写《巽上人以竹间自来新茶兄赠酬之以诗》，《巽公院五咏》等作品。由此可以看出重巽内外学素养甚好，以及他们的密切关系。移居法华寺，以西亭为居室，写《永州法华寺新作西亭记》赠给觉照和尚。这里还有--些僧侣往来，如游方僧文信，就曾与之“联栋而居”。后来再任柳州刺史时，重修大云寺，以供养僧侣，并写《柳州复大云寺记》。
柳宗元的佛学思想主要是在永州时逐渐形成体系，归纳起来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天台思想
柳宗元因与重巽和尚的密切关系，在永州时听重巽讲经说法，所以对天台宗的“三谛圆融”中道思想有很深的研究，故而后未有人把他说成是天台宗的信徒。
柳宗元受到“即空即假即中”的“一心三观’、“三谛圆融”的影响，故而反对“言至虚之极，则荡而失守，辩群有之伙，则泥而皆存”。是不同意执着于空。有任何一边的，他称赞无性和尚“绍承本统，以顺中道，凡受教者不失其宗”，他又对安海法师“北学于惠隐，南求于马索，威黜其导，以蹈乎中”，“推一而适万，则率无非真，混万而归一，则真无非事。推而未尝推，故无适，混而未尝混，故无归。”的中道观万分推崇，并把天台的“中道”思想与儒家的“中庸”结合起来，提出了“谨守而中兮，与时偕行”的主张。他说：“当也者，人中之道也。”而佛教‘凡化人，立中道教之权”。因此柳宗元认为儒家的“中庸”就是佛教“中道”的“无过天不及”的思想。同时把中道看成是佛教哲学的最高范畴，并且把这个范畴看成是客观世界的最后归依所在。
二、净土思想
重巽和尚与他共同探讨佛理，为此他写了《巽公院五首》，其中《净土堂》说：“结习自无始，沦溺穷苦源。流形及兹世，始悟三空门。华堂开净域，图像焕且繁。清冷樊众香，微妙歌法言。稽首愧导师，超遥谢尘皆。”从中可以看出柳宗元表示自己已领悟别了三空，即我空、法空、空空的真实不虚。龙兴寺净土堂由于年久失修“廉隅毁两顿，图像坠，”后重巽主持重修，刺史冯叙捐资了大门，柳宗元助资了回廊，并在墙上画了智凯和慧远的法像，于是写《永州龙兴寺修净土院记》。他说：“中州之西数万里，有国曰身毒，释迦牟尼如来示现之地。彼佛言曰：西方过十万亿佛土，有世界曰极乐，佛号无量寿如来。其国无有三恶八难，众宝以为饰;其人无有十缠九恼，群圣以为友。有能诚心大愿归心净土者，苟念力具足，则往生彼国。然后出三界之外，其于佛道无退转者——其言无言欺也。。。。。呜呼!有能求无生之生者，知舟筏之存乎是。此一段即说明了西方净土世界的“其言无言欺”;又说明了只要“有能诚心大愿归心净土者。。。。则往生彼国”的真实性;同时还说明了只要“苟念力具足”就能去三恶八难，十缠九恼，即能“然后出三界之外，其于佛道无退转者”念佛解脱胎换骨的方法及净土法门之殊胜。
三、禅宗思想
柳宗元在《巽公院五首》的《禅堂》中写道：“发地结菁茆，团团抱虚白。山花落幽户，中有忘机客。涉有本非取，照空不待析。万籁俱缘生，官然喧巾寂。境本同如，鸟飞无遗迹。”表达了“心体二空，万缘俱寂”的禅学思想和空有双亡，心境如一的禅学境界。故而·借诗话禅，说明佛性本自清净，“照空不待析”如同“鸟飞无遗迹”。
柳宗元在永州—时为禅宗宗帅和诸大德们写了许多禅碑记序性质的文章，在他的佛学著作中占有相当的比例，而最重要的禅学著作《曹溪禅师碑》作于柳州。在碑文中赞叹慧能人师之禅说：“今布天下，凡言禅者皆本曹溪。”他在碑文中弘扬慧能的佛学思想，突出有两点：一是“始而性善，终而性善”，二是“不假耕耘，本自静矣”。
慧能大师禅学思想的中心足佛性说，而其重要的内容是“人人皆有佛性”。慧能大师认为人可分南北，而佛性无南北之分，人可分少数民族籼华夏民族，而佛性不论地区和民族，人人都无差别的本自具足。由于人人皆有佛性，当然皆可成佛。柳宗元不仅接受了六祖慧能的佛性思想，而且把儒教的“人人皆可为尧舜”与之结合统一起来，用来教育世人。由此可见他已把佛学思想与社会现实生活结合起来，并且提高到新的境界和高度，这就是他在《碑文》中所说的：“始而性善，终而性善。”
慧能人师佛性说的另一个重要内容是“佛性本自清净”。佛性每一个人都具有，而且人人乱有成佛的智慧，只因被“妄念”所蒙蔽，所以不能认识自己的佛性一‘本源清净心。但只要一旦觉悟，犹如“拨开云雾见青天”，明心见性而成佛。柳宗元所说的“不假耕耘，本自静也”，也即是六沮所说的“何其自性本自清净，木自具足、本不生灭、本不动摇、能生万法”的境界。只要向自心去证悟，一旦认识本心，即可成佛作祖，而向心外求法即是心上生心，走上歧途。
柳宗元清楚的认识到慧能禅风的独特之处在于去繁锁，适合“秦人好简”的性格，并大力加以弘扬，这为六祖禅凤很快风靡全国，传向世界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同时他还肯定了南祥所包含的高深人生哲理与中国文化及哲学思想勾通的地方甚多，也是中国化佛教的发展趋势和必然走向。
四、律学与儒家礼仪的关系
柳宗元非常重视佛教的戒律，对戒律所起整肃僧团的作用也加以肯定。他在《柳州复大云寺记》中说：“崇佛庙，为学者居，会其徒而委之食，使击磬鼓钟，以严其道而传其言”。这无疑是说必须有严格的僧伽戒律，并使每一个僧侣都严格的加以执行，才能有整肃的僧团。佛教也只有高素质的僧侣，才能“传其言”。
在《南岳大明寺律和尚碑》中，柳宗元批评戒律荡然者说：“今之言禅者，有流荡舛误，连相师用：妄取空语而脱略方便，颠例真实以陷乎己而又陷平人。又有能言体而刁;及用者，不知二者之不可斯须离也。离之外矣，是世之所大患也。”因为在当时有许多以禅师自居者，极端的毁弃经教，不礼佛，不坐禅，不看经，不守律仪。曲解禅的含义，以为什么都不要即是禅的境界，即是方便法门，其结果是“陷乎己而又陷乎人”;以为背了几句禅的语录，记了几首禅的偈诵和诗词，就成了禅师而飘飘然起来，行为放荡不羁，无视戒律的存在，自以为是，自然要造成“世之大患”的结果。追其原因，在于口头禅脱离于用，只在言表，语言和所作所为不相应。禅虽不拘形式，但也不能失坏佛制戒律而成“颠倒”。因此他说：“儒以礼立仁义，无之则坏，佛以律持定慧，去之则丧。是故离礼于仁义者不可与言儒，异律于定慧者不司与言佛。”他义说：“言禅最病者，拘则泥乎物，诞则离乎真。真离而涎益胜，故今之空愚失惑，纵傲自我者，皆诬禅以乱其教，昌于嚣皆，放于淫荒。”从以上可以看出柳宗元“戒定生慧”的观点。
柳宗元认为佛教戒律与儒教礼仪相同之处有三点：第一是讲性善。他说“其教人，始于性善，终于性善”，第二是讲孝道。他说：“金仙氏之道，盖本于孝敬。“ “释之书有大报恩十篇，咸言由孝而极其业。”他非常崇敬元皓和尚对其父母的孝敬之心，所以他称赞元皓和尚说：;“吾见其不违，且与儒合”，第三是“诚。与“静”的修养方法。在给南岳弥陀和尚写的碑文中说;“公之率众峻以容，公之立教诚其中。“孔子无大位，后以余言持世，更扬墨黄老益杂，其术分裂，而圣浮屠说后出，推离还源，合所谓生而静者。”
柳宗元认为儒之“礼”和佛之“律”是可以互为增补，相辅相承的。因此他又说：“儒以礼行，觉以律兴，一归真元，无大小乘。”
五、柳宗元好佛所遭受的批判
(一)信仰随顺说
在中国历史上，各代杰出文坛代表和政治家信仰佛教的代不乏人，但他们也因此而成为历史上有最多争议的人物而受到批判。总结其因有三：一是中国封建社会自汉后，以儒教为正统思想来统治中国，而佛教被称作“舶来品。和“夷族宗教”自然要受到压制，其二是佛教徒不争名利，染衣出家而游于山水，遁入深林幽谷不入官场争斗，被说成是“不孝”和“消极”，自然要受到批判，其三是中国历史上历来有“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之争，而佛教被判为“唯心主义”范畴之内，同样为唯物主义”者所不齿。作为历史上的文化名人，集儒学大家和佛学名流于一身的柳宗元，自古至今受到儒家的卫道士和唯物主义的捍卫者的批判是自然的牢情，也就见怪不怪了。
在中国按照所谓“正统”思想家们的分析，把产生佛教信仰者的原因归纳为四点。
1、佛教的笃者。如道安、慧远，玄奘，慧能等名僧大德。或出身世宦门阀，富贵望族，由于社会不稳，争权夺势不成，互相倾轧败北，而看不到出路，没有迁升的希望，便怨天尤人产生消极遁世思想，误入空门，或者是家道贫寒，生活无着，饱尝人世艰辛，不堪忍受而丧失生活的勇气和信心，只得皈依佛门以求得精神;和肉体的解脱。
2、失意的政客和文人学士。或茫茫宦海的角逐中被击落水，升腾无望，空有报国之志和安邦之才而不能展抱负，于是为了标榜自己的清高和超尘脱俗，而讲经诵论，与名僧大师交友。即可以发泄失意的愤懑，又可以以此来嘲弄那些在仕官途中的得意者。
3、唯物主义思想家。如张载，王夫之等人。王夫之说自己事佛是为了“入其垒，袭其辎，暴其恃而见其暇”，因此他批判佛教说：“彼语寂灭者，住而不返，徇生执有者，物而不化。”张载批判佛教曰：“以诱聪明果毅之士而生其逸获神圣之心。”他们信佛的真正目的在于更圩的。批判和揭露”之。(在我看来此流人物大多少年生活没有着落，并不想凭勤劳谋生训，而佛家慈悲，好善乐施，又有书读。
于是投机取巧进入佛门，一旦翘膀丰满，便可反戈一击。这些人深知经藏，晓达佛理，通熟机关，操戈时更可击中“要害”“革命到底”，使你防不胜防，又可讨得主子们的.欢心，最能博得“志同道合”者的喝彩，自然是可以名声大振，身价百倍，名利双收的。请看“十年文革”之后，呵佛骂祖最卖力起劲，“最出成绩”，者，大多是此类众生也。)
4、随顺习俗老。所诡随颐习俗，自然是家庭长辈之命，“不得不从”，尔或是亲朋好友们在作“狮子吼、梵呗唱”，为不失朋友情谊，只好跟随着作作门面、装装样子。因此“正统者”们为他以平反叫曲说;“此君之好佛非出真心，乃是被迫”。)
凡此四种原因，所以有人就说柳宗元之信佛，永新革新之前乃是随顺世俗。因父亲朋友、岳父、妻子等人都是佛教徒，故此只好“随波逐流”，写一些崇僧颂佛的“好文章”。永新革新被贬永州而住无定所，团重巽和尚的安排，住于寺内。“此时官场失意，痛恨世人为了追逐名利和猎取官职?云互相倾轧啖害，僧徒不爱官，不争能，以山水力乐，以闲静安适为习尚。况且身在永州寺内，不与僧徒支游作文，又能与淮来往呢?”这段语出自世人对柳公永州信佛的评语，意思自然是说柳宗元此时向佛教靠得更紧，乃是受到和尚的“恩惠”，所谓“吃人嘴软”，出于“无可奈何”而写些“非出木心”的文章。
综上所述，柳公之信佛要归类于前而所指原因的第二类“失意政客”和第四类“随顺习俗”，所以自然“不是出自真心”。其实这些说法的真正目的在于：借否定柳宗元的佛教信仰，来否定古来所有文化名人的佛教信仰，借批评柳宗元好佛，来否定和批判整个佛教。
(二)事佛融合说
柳宗元作为一名儒学大家，又留下闪耀着光辉的不朽文章，后代批判家们当然谁也不敢全盘的否定他，只好抓住他好佛这一点来攻击。柳宗元毕竟是一个大思想家和文学家，所以在批判他信佛的时候，话语当然要说得委婉一些，于是“融合说”就成为解释柳宗元好佛的最佳变通手法，以免批评得“过了火”。
中唐时期，中国文化的发展真可谓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学术界和思想家的交流和争论比较烦繁。如太宗、武则天、玄宗、宪宗、德宗等是支持佛教发展的最高统治者，他们経常在朝庭进行“儒释道”
三教辩论大会，这必然有利于三教的和平竞争和共同发展。但太宗规定：“儒先，道次，释最后”的宗教政策，对俳教的发展自然不利，而武则天时才有所改善，即为“释在道之先”。
佛教从汉水平十年(公元67年)传入中国，至中唐时已经近七百余年。敎团的规模日益扩大，寺院遍及全囯各地，译经日趋完善，高僧倍出，八大宗派相继成立，形成完整的佛教思想体系，而且传教弘法的方式也逐步成熟起来，呈观出一派蒸蒸日上的景象，这就是佛敎发展的顶峰时期。与之相比，儒敎的发展前景则不容乐观。西汉武帝独尊儒学，成为统治中囯几千年的正统思想。虽董仲舒改造了儒学，为儒学的发展注入了新的生命力，但是到了中唐，儒学虽然还是被奉为正统思想，实际上已经是危机四伏。在当时，中央集权制更加完善，士族体制逐步解体，如何建立新的社会秩年，这个问题急待解决。而统治者赖以指导社会生活的儒学，许多教条已成为过寸或者是陈旧不堪的东西;在解决观实问题时必然显得不敷应用，儒学灼地位也就显得轻弱无力相岌岌可危。安史之乱过后的盛唐帝国已成为过去，藩镇割据和宦官擅权以及朋党之争使官场更加黑暗。此时佛教的顶峰时期已经到来，而且以不可阻挡之势向前发展，大批儒学优秀之土转而信奉佛教。柳宗元正是这时转而信奉佛教，而且越来越向佛教靠拢的，同时也是他们之中的杰出代表之一。
儒教唯我独尊的地位受到了强大的挑战，特别是来自佛教的挑战。如果不从佛教吸取所需要的东西，充实自己，完成本身的自我改造，就可能被历史潮流所淘汰。这样儒释道三教合流势在必行。当然所谓合流并不是合三为一，而是互相吸收，互相补充。而实际上佛教从传入中国就对中国的哲学思想、文学、艺术、诗歌，韩柳散文以及后来的宋词的形成和发展起到了极大的促进作用。严格的说，如果没有佛教约传入就不可能有唐诗和宋词的辉煌成就，就不可能有今天多彩多姿的中同灿烂文化。只不过许多顽固不化的儒学者，就象占了别人的便宜反而说自己吃了亏一样，口头上不愿承认而已。
柳宗元作为一个儒学大师，从小熟读儒典，饱览史书，很早就涉足官场，又屡遭打击，当然头脑要冷静得多。因此，他的事佛，并不能单单从“援佛入儒”或“佛为儒用”这一融合的观点去看待，而应该包含了他世界观和人生观的转变以及佛理如何运用于现实生活这个复杂的内容。
佛理的产生来源于现实生活，同样是为了解决现实生活中存在的问题。所以柳宗元奸佛，学佛不能简单的看成信仰上的随顷时俗，思想上的融合佛而为儒所用，答案就在于此。柳宗元被贬永州，使他脱离纷争叠起的朝庭，在寺内“修身养性”，有安静的环境更多研究佛理，有时间听经阅藏，完成一个儒学大师到佛学大家的转变，这未尝不是一件好事情。有人说什么柳宗元在永州时因受了和尚的谬沦的影响和生活上所施小恩小惠的“勾引”，出于无奈，才说了一些对和尚有利的好话，写了些为佛教歌功颂德的“不成器。文章，这样可以说从根本上否定了柳宗元的人格。在中国历史上“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才是真君子，而柳宗元就是一个真君子，不是小人，而且是一个品德高尚历来被世人所拥戴的人。所以这样的评价不仅仅是批评柳宗元信仰的问题，而是否定了柳的品德和人格，所以是无半点道理可言，应该坚决推翻的。况且柳宗元身处逆境，气不馁，志不移。学习佛法，与僧侣结支，只能使他对人生和观实社会生活的认识更加清晰，对贫民的疾苦更加了解，对朝庭政治病疾观察得更加透彻。学佛不但没有使他消极怨世，也没有失去救国爱民的思想，更没有丧却作世人师表的优秀品德，反而佛教的大慈大悲的精神使他救世济民之心更加迫切。这种忍辱负重的气量，非平凡之辈所能及，这种志向也正是大乘菩萨用出世佛法入世救民拔苦精神的体现。学佛不但可以使他凄苦的心理得到宽慰，而且可以静下来重新对现实进行思考，且被重新委以重任叶，能更好的造福人民大众。他在永州时考察民间生活情况，以实地观察，耳闻目睹的材料，写出了《捕蛇者说》等大量权威性文章，发出了“苟政猛于虎也。这震人心肺的呐喊，这实际上就是对儒学所谓“仁政”和“仁爱”思想从根本上产生怀疑，转而信奉佛教。如果从这一点上看，柳宗元的事佛不仅是融合的问题，而是对儒学“圣人道”产生怀疑和动摇之后的信仰转变。
柳宗元常说：“为吏者，人役也。”这同样是大乘菩萨悲心救苦的体现。他在柳州度过生命的最后四年，也是实践他“心乎生民而已”的诺言的最后机会。
他一到柳州就解放奴婢。在《唐律疏》卷六说：“奴婢贱人，律比畜产。”而柳宗元却反其道而行之，提出解放奴婢?与良平等。这不仅是对朝庭法律的蔑视，也是对儒学“尊卑有序”等级制度的怀疑和否定。从反面来说，不仅是保障下层人民的人身自由权利的获得，而且也是佛陀“众生平等”思想的体现。在柳州时他推广柑桔种植，提倡开荒凿并，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实行“仁政”，留下“柳柳川’的名号和佳话。这政绩，如果不是一个佛教徒，具有爱民拔苦，菩萨济世的思想，都是难以做到的。
刘柳碑元的研究历来以永贞革新为主展开争论，而他的佛学文章和佛教信仰，大多数学者是持否定态度的。对于他的佛学文章，特别是“文革”之中被贬为《柳河东集》中的糟粕来加以批判。柳宗元为什么信佛这个问题，古来能够给予客观的分析、冷静的对待、公正的评价的自然也是寥寥无几，开展柳宗元佛学思想研究工作的学者更是屈指可数。为此我认为肘柳宗元的佛学著作籼思想大有加强研究和探讨之必要，因为他毕竟是中国古代士大夫，儒学大家和文学巨匠之中信仰和推崇佛教的杰出代表之一。
有人说：柳宗元“中佛毒当然很深”。这自然是反映了几千年来，中国儒学家和唯物主义学者们尊儒排佛的“坏习惯”和治学态度的“不中道”以及心胸的狭窄和思想的偏见。但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中佛毒当然很深”也正是承认了柳宗元佛学思想的深邃和佛教信仰的牢固。
作为唐宋八大家之一的柳宗元，我认为他一生中做了三件值得人们纪念的事情;其一是他所写的大量优秀文章和倡导的古文运动为后人所膜拜和称道，其二是他和王叔文、刘禹锡等人领导的“新政”
为后人留下赞扬和批判的口实与材料;其三是他的妤佛使历代名流褒贬不一。本人作为一名佛教徒，对于柳宗元的不朽文章自然是推崇备至，而永贞革新的功过是非，也应由历史学者们去评说，我是不敢饶舌费心的。至于柳宗元好佛的历史事实，虽然名家和风骚客们大都摆出一副副不很友善的面孔教训之，而愚下却不但要大大的给予肯定，而且也很有必要费些笔墨研究研究，并说上几句，就算是为柳公鸣不平也罢，以便使更多的人们知道柳河东事佛兴法的好风尚。
篇2：王维柳宗元佛学思想的比较
王维柳宗元佛学思想的比较
王维和柳宗元佛学思想的不同，在他们的诗歌、散文中都有表现。
王维和柳宗元都是信仰佛教的，不过他们的佛学思想不尽相同。王维奉行佛教戒律，树立佛教信仰，有着佛教的思维方式。柳宗元也是出身官宦之家，他在接受佛学思想时，自觉地用一种折衷的方法来调节佛经与儒道之间的矛盾，往往“由儒而通(佛)”，把佛理与自身的主体精神合而为一。因此佛教虽然同样影响了王、柳的思想和文学创作，王维是以禅入诗，禅语、禅趣、禅法皆可入诗;柳宗元却是写了不少专门论证禅理的文章，倡导“以儒释佛”。王维从佛教中寻求到了宁静，形成了出世的心态，柳宗元却借助于对佛理的深刻领悟，取法佛理，执着济世。
一、佛学思想对诗歌的影响
禅与诗都重视内心体验，重视妙悟、启示和象喻，追求言外之意，在思维、表达方式上有许多相通之处，可以双向渗透。王维和柳宗元的诗歌千百年来为人们所传颂，而他们的佛学思想在诗歌中也有所表现。
王维的诗歌充满禅宗特有的“空”与“静”，显示出作者内心的平静，这是他坐禅修心的结果;柳宗元的诗歌也是寂静的，但他没有做到佛学倡导的“起心入静”，在他看来儒为正道，佛是别苑。佛性只为避杂养神而已。他执着于外物，无法从佛教中得到安慰，因此他的诗中有激切的情感，内心是不平静的。
王维的《辛夷坞》表现了作者平静内心。“木末芙蓉花，山中发红萼。涧户寂无人，纷纷开且落。”初读起来十分自然，甚至有些平淡，细细品味，这首诗还含有禅意，胡应麟就曾说过《辛夷坞》是入禅之作，“读之身世两忘，万籁俱寂”。山中寂静无人，没有人看到辛夷花的美丽，它们盛开，然后凋零。诗人没有出现在诗中，所以更显得辛夷花所处地的空寂，一片寂静中，似乎连时空的界限都泯灭了。这首诗表现了诗人的心境：淡漠、冷清、空灵、寂静。在禅宗的影响下，诗人无心无求，他能够在大自然的寂静中，聆听生命的吟唱，万物的`悸动,能在寂寞中悟到宇宙自然的禅意，体味到生命的真谛。
王维信仰的禅宗，是将人生的伤感情节，从感性的、肉体享受的、宣泄性的表达方式转变为理性的、精神修养的、内省式的活动。?①因此王维可以把现实生活中的情感活动转移到另一个感性世界——自然山水中去，由此就有了王维的山水诗。学者谢思炜认为山水诗是一种独特的艺术现象，因为自然山水在诗中成为了一种特殊的外在世界，一种独立审美意义的对象。而这种独立审美就体现在对自然的审美关照不可能在人的日常生活中直接产生，必须经过抽象精神的提升。王维的山水诗极具魅力，如“积雨空林烟火迟，蒸藜炊黍饷东菑。(《积雨辋川庄作》)”;“人闲桂花落，夜静春山空。(《鸟鸣涧》)”;“峡里谁知有人事，世中遥望空云山。(《桃源行》)”，这种种自然美景，也许就是作者只有在有意识的寻找生活之外或之上的东西时，才可能进入的自然山水审美境界。
柳宗元的《江雪》表现了作者心中的不平静。“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这首诗给人以冷肃、峭硬的感觉。诗人把主体置于一个极为辽阔的背景里，千山、万径，广阔无边，诗人仅仅用了“绝”、“灭”两个字，就使环境有了清冷寂静的感觉。这雪后江边之景是如此的空旷寂寥，在其间独自垂钓之人是如此的清高孤傲，凛然不可侵犯。不自觉的，读者也会被诗人带入一个寒冷寂静，远离尘嚣的意境，体味诗人寂寞、深沉的忧愤情怀。
柳宗元声称自己“自幼好佛，求其道三十年”(《送巽上人赴中丞叔父召序》)，他认为佛教义理“往往与《易》、《论语》合……其于性情爽然，不与孔子异道”，因而他的学佛，并不在于宗教层面的接受，而是在于统合儒佛，以济时用之需要。?②柳宗元无法从佛学中得到真正的安慰，他的忧愤只能在诗中表现出来。“惊风乱飐芙蓉水，密雨斜侵薜荔墙。岭树重遮千里目，江流曲似九回肠。(登柳州城楼寄漳汀封连四州)”充满了凄风苦雨;“问春从此去，几日到秦原?凭寄还乡梦，殷勤入故园(《零陵早春》)”满怀思乡之情;“海畔尖山似剑铓，秋来处处割愁肠，若为化得身千亿，散上蜂头望故乡(《与浩初上人同看山寄京华亲故》)”也是思乡，感情却更加愁苦。虽然也有“日午独觉无馀声，山童隔竹敲荼臼。(《夏昼偶作》)”的闲散，但这只是短暂的，他的生活依然是“春风无限潇湘意，欲采频花不自由(《酬曹侍御过象县见寄》)”。
二、散文中表现出王柳不同的佛学观念
王、柳的散文分别表现了各自不同的人生态度，王维的散文是内敛的，晚年甚至写了一些歌功颂德之文来明哲保身，他在践行禅宗的“修心”，向往安闲与平静，力图独善其身。而柳宗元的散文更多的是对现实生活的关注，心向百姓，是外放的，入世的。
王维禅宗理念影响着他的人生观，他看到了官场的丑陋，也试图反抗过，但最终还是软弱。另外，王维几乎没有深入接触过社会底层人民的生活，所以他对普通民众的生活并不十分了解。因此，王维的诗文里，关注社会现实的有，像统治者表忠心的奉承之作也有，如在《贺玄元皇帝见真容表》里渲染老子像开的异常景象，称颂唐玄宗迷信道教，《贺神兵助取石堡城表》又在为唐玄宗的穷兵黩武喝彩。
相比较而言，柳宗元的人生是坎坷的，他因贬谪远离政治中心，在穷乡僻壤过着艰苦的生活。柳宗元坚持“以儒统佛”，传统儒家思想的公忠爱国、仁慈待民、立身唯正、清廉勤政等思想一直在影响着他，而且，柳宗元在偏远之地生活，能深入了解百姓生活，因此他的作品多是表现社会现实，批判社会丑恶的，抗争力度远远超过了王维。他通过描写中下层人物的生活际遇，广泛反映社会现实，表现自己的政治见解。
柳宗元的作品，矛头直指黑暗的社会现实和不公的朝廷。《种树郭橐驼传》是针对当时地方官吏扰民、伤民的现象而写的。《鞭贾》暗含对朝廷识人不清的不满与批判。《六逆论》实际要指出 “贱妨贵、远间亲、新间旧”是选择国君、任用臣下的原则，是关系到天下安定还是混乱的根本。
三、结语
王维和柳宗元佛学思想的不同深深影响了他们的诗文创作乃至人生态度，王维胜在意境，他把禅宗的空与静巧妙的融于诗中，创造出不可凑泊的美妙诗境，他的静，不仅在于诗境的营造，而且表现在他以平静的心态看待世界，以宁静的心体悟自然万物，忘却现实社会的纷纷扰扰。而柳宗元善于把牢骚不平之气以高妙简淡之言出之，他处在荒凉偏僻的贬谪地，对于悲惨生活和命运有真实而深刻的体验，因此，他与百姓更接近，也因此以入世之心，坚守着爱国的热忱，将儒释结合，执着济世。
篇3：以儒解佛-柳宗元的佛学思想
以儒解佛-柳宗元的佛学思想
柳宗元对佛学中的般若思想、佛性理论以及中道观的理解深契佛理, 而其关于禅律并重、定慧等修, 境与智合、事与理并的思想反映了中唐以后佛教发展的趋势.作为一个儒者, 柳宗元对佛教的理解掺进了儒家思想的`因素, 然其所以能在佛教中的许多问题上持圆融的态度, 也正是得益于源自儒家而又有所改造的“大中之道”的思想原则和方法.
作 者：张君梅 作者单位：复旦大学,中文系,上海,37 刊 名：华南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英文刊名：JOURNAL OF SOUTH CHINA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SOCIAL SCIENCE EDITION) 年，卷(期)： 5(1) 分类号：B241.9 关键词：禅律并重 定慧等修 事与理并 大中之道篇4：柳宗元诗文佛学渗透探析
柳宗元诗文佛学渗透探析
柳宗元自幼就受到崇佛的家庭影响,谪居永州后始精研佛法.当初是为了从佛学中寻找精神上的抚慰和解脱,后来主要是为了“统合儒释”,用以佐世.因此,他受贬后撰写的大量传世诗文都渗透着佛学思想,并侧重反映在“贬官禅悦”方面.
作 者：陈琼光 作者单位：柳州市广播电视大学,广西,柳州,545001 刊 名：广西社会科学 PKU英文刊名：GUANGXI SOCIAL SCIENCES 年，卷(期)： “”(4) 分类号：B241.9 关键词：柳宗元 诗文 佛学渗透 统合儒释 贬官禅悦篇5：佛学的核心思想
佛学的核心思想
禅宗是佛家的革命派，它不是对八大宗派的延续，而是对八大宗派的反动。禅宗是革命的，是要破除一切形式。
1、佛教在我国的传播与中国化
佛教在东汉明帝时传到我国。从东汉到魏晋南北朝，佛学无间处于潜伏状态。它在潜滋暗长，在不知不觉中生长。这个阶段完成了对重要佛经的翻译，作育出远大的翻译家鸠摩罗什。鸠摩罗什和玄奘法师是中国最远大的两个翻译家。我们如今读到的主要的佛经都是鸠摩罗什翻译的。
鸠摩罗什是西域的一个王子，这个人聪明绝顶。此人通梵文、藏文和汉文，学问很好。我们读到的佛教最出名的四部典范——《金刚经》、《妙法莲花经》、《维摩诘经》、《楞来经》都是鸠摩罗什翻译的。鸠摩罗什的主要贡献是，佛经经他翻译以后，让中国人逐渐明白了佛学说的是什么。由于较杂乱的原因，逐步在我国形成了佛教八个宗派：净土派、禅宗、华严宗、天台宗、唯识宗、三论宗、密宗、律宗。
佛教的这八个宗派形成时，实际上还没有成为中国文化的正统。佛学就正式登上了中国文化的殿堂，是在隋唐时期，非常是在唐朝。当禅学形成以后，禅语。成为中国文化不可瓜分的组成局部。佛学本是外来的学术，不属于国学的范畴，但是中国文化本身就具备了兼收并蓄的气概，大凡外来的好东西，我们都可以吸收融合改造它。就像我们对中医的态度一样。我一开始就讲了体和用的关系，绝不可能在西的体上生出中医的用，因为菊花是一定开不出梅花的，兰花一定是开不出荷花的，所以中医惟有在中国文化的体上生进去。对中医我们只能像对佛学的态度，吸收它，融合它，最后改造它，改造的目的不是把它作为中医的体，这是大家要注意的。佛学成长到唐朝的时候，被称为禅学，成为唐代学术的正宗。从唐朝以后，中国的寺庙就称为禅林，祖师都称为禅师，修行的步骤都称为参禅。要了解禅学的内容先要看看佛学到底说什么。
2.佛学到底说明什么道理
全部佛法的精义归纳起来就三句话，其实佛学。第一句叫诸法实相，第二句叫般若无智，第三句叫涅槃无名。这三句话出自鸠摩罗什祖师的弟子僧肇法师著的《肇论》。经典语录。
什么叫诸法实相?诸法实相，所谓法，佛家里面讲的法就是一切精神与物质的总和。桌子叫法，板凳叫法，男的叫法，女的叫法，思想叫法，意识、文字都叫法。这个实就是指真实本相，一切万物的本相，这就是佛家的宇宙观。佛家是怎么看待大千世界万物的?佛家认为，万物的本相就是一个字：“空”。那什么叫“空”?“空”是指变化，用佛家的`话讲叫无常，用马克思的话来讲就叫变化。学会心思。佛家里面大家最熟悉一部是《心经》，《心经》里面就讲了一个重要题目，就是“色空观”。那么佛家讲的“色”是指什么呢?“色”就是指一切物质生活，物质就是“色”。“空”就是一切物质的性质，是性空。“空”怎么讲呢，解释一下大家就明白了。以我这个物质为例，我是不是个物质?我是，所有人都是。那么大家今天看到我是这个样子，昨天、前天、十年、三十年前我是不是这个样子呢?不是，我还是青年、少年、小孩，思想。30年以前还没有我，我是无中生有。最早没有我，后来是一个受精卵、胚胎、婴儿、少年、青年到今天，再过二三十年，老了，一百年死了，烧了，灰飞烟灭,又归于无.所以我是从无到无，我是处于随时变化的过程当中，这就叫做空性.
一切事物处在变化当中，一切事物不是永恒固定不变的，这就是佛法的“空”.那么我是如此，花也是如此.不是永远有这个花，最早没有，种子变成了花，花开花落，最后灰飞烟灭.桌子、板凳，一切都是如此，想知道佛学的核心思想。万物都处于生灭变化当中，这个生灭变化就是佛法讲的“空”.而佛家所说的“色”就是物质，这就是佛家讲的色即是空，空即是色，任何物质的本性都是空的，而空性又必须在具体物质中去显现.
诸法实相就是讲万物的本质都是空性，都是一成不变的.佛法里面讲：认识到这个本质的人就是省悟的人，没有认识到这个本质的人就是众生.即使省悟了的人，他的境界也有高低.只是完成自己解脱的人叫罗汉.自己解脱了，还希望大家都解脱，禅语。这种人就是菩萨.只是你我大家省悟了还不行，我想让天上的鸟儿、地上的花、厕所里面的蛆都要省悟，这样的人就是佛.
罗汉是省悟自己，菩萨就要自觉觉他，佛不仅自觉觉他，而且觉行圆满.那么不省悟的人看不到万物的空性，老把它当做实实在在的东西就叫执着.这个花漂亮，听听佛学。老想得到它，所以就产生出贪.我也想得到，他也想得到，为此而争取，结果他得到了，我没得到，就产生恨.这就是嗔，佛学入门。嗔就是恨.得不到，就愤恚，老想报仇，而且是十年报仇都不晚，天天处于仇恨当中，这就是痴.这就是佛家讲的贪、嗔、痴.因为你没有省悟，所以老是处于痛苦当中.当你省悟了，你一下子心就放开了.你认识到万物都是空性，有钱没钱，官大官小，有学问没有学问，佛学经典。男男女女，美丑都是一回事，万物的本质都是空性.这就是诸法实相，也就是佛家对宇宙的认识.
什么样叫“般若无智”呢?佛家里面有五种词是不翻译的，其中一种叫“此方无”不翻，就是说你们中国没有的词，我们就照音译，不意译.所谓般若，是音译，说白了就是智慧.但佛家认为，般若的智慧指是最高的智慧，还不是智慧可以概括得了的.“般若无智”就是说般若的智慧是没有智慧的智慧，没有智慧的智慧才是最高的智慧.
从一般意义上看是认识的别离越多，智慧就越高.歧对于历史，他不仅知道每个朝代，还知道每个朝代皇帝的细致情况，他就是历史学家;他不仅知道每个皇帝的情况，学会佛学经典语录。而且对唐朝每个皇帝每天的事情都很清楚，他是唐史专家.这种智慧是分析的智慧，是认识差异的智慧.而佛法认为，人生的一切烦恼痛苦都从差异中来.凭什么你要比我漂亮，凭什么你比我有钱，凭什么你比我官大，凭什么你比我荣幸，一般人的烦恼、痛苦就是从别离中来的.多一点，少一点，得一点，失一点，就带来痛苦.而般若智慧不是让你认识别离，而是认识同一，万物一体.这个同一是什么?万物都是空性，所以说你得也好，其实经典语录。失也好，其本质都是空，这就是万物一体.歧一般人，今天你说你爱我，我就得意，喜出望外，翌日你不爱我，爱他，我就要跳楼.这只是认识到别离而不是同一.当认识到同一的时候，我就是他，他就是我，爱他和爱我有什么区别?都一样，根本就没有区别，对不对?
万物都是一体的，万物都是空性，在这个意义上就取消了一切别离，万物都是一体，这就是佛法讲的“般若无智”.有了这种般若智慧的时候，人的一切烦恼就没有了.
最后我们来看什么叫“涅槃无名”?具备了般若智慧的人，佛学语录。他所达到的精神境界就叫涅槃。什么叫涅槃?涅槃是不可说的，故而叫做无名，就是没有名字。涅槃的那个状态，你没有成佛，你就领悟不了。但是又要让众生知道这个境界，姑且安个名就叫涅槃。取了名以后，又要给你讲，涅槃是不可能的。故又说涅槃无名。涅槃就是指寂灭。听说佛学经典。但是有灭还有生呢，事物是生生不息的，寂灭就是灭了以后不再生，这种状态就是永恒，也就是《心经》里面讲的不生，不死，不增，不减，不净，不垢。你要想不死，首先要不生;要想不痛苦，首先不要快乐;要想不脏，你首先不要干净，你干净了一定会脏，这就是佛法里面讲的涅槃无名。这个境界就是达到般若智慧的人所达到的的精神境界，处于万古的沉静当中，一切都不再生灭了，永恒。
诸法实相，般若无智，对比一下佛学的核心思想。涅槃无名，这就是全部佛法的核心。达到这种境界才是佛法讲的逾越生死，出离轮回。这里再强调一下，涅槃不是一种实现状态而是一种精神境界，它是精神修炼的产物。
3.中国化的禅学说什么
禅宗在印度就有，传了二十八传，传到达摩祖师。达摩祖师东渡，来到广东的桦林寺。这时正是中国的南北朝时期，达摩祖师往见梁武帝。梁武帝说我建了这么多庙该有多少功德?达摩祖师一听，梁武帝还在想功德，可见不懂佛法。就离开梁武帝北上，到嵩山面壁十年，创立了中国的禅宗。又传了六传，相比看佛学经典。传到慧能大师。到慧能大师时，佛学的中国化基本完成。
禅宗是佛家的革命派，它不是对八大宗派的延续，而是对八大宗派的反动。禅宗是革命的，是要破除一切形式。么一切修行在慧能大师看来，都不是修行。为什么?因为那都是形式。那真正的修行是什么呢?在慧能大师看来，就是不修之修，也就是说，生活中的任何事情都是修行，既然做什么都是修行，那么修行人和不修行人有什么区别呢?没有修行的人，佛学。吃喝拉撒;修行的人也都吃喝拉撒，区别就在心的动与不动。心动了的人就是没有修行的人，心不动的人就是修行的人。什么叫心动与不动?都是吃饭，如果当你吃饭的时候只是嘴巴的品味，一点思想都没有，就是修行。如果你吃饭的时候还有意念产生，今天的菜好吃，不好吃，味道又差什么了，再加点什么就更好了，还有这些想法跟随的时候就没有修行，你离道还很远很远。如果你吃东西时什么思想都没有，只是品味，那么就在修行。穿也是如此。人都要穿衣服，经典语录。但是一般人穿衣服都要起一些念头，当你一起心动念的时候，你就是一般人。如果你穿衣服的时候，什么思想都没有，核心。只是穿而已，就是一个动作，就是在修行。禅宗讲，修行的人和不修行的人没有形式上的区别，惟有本质上的区别，就是你那个心动与不动，这叫不修之修。禅宗还讲不证之证，佛学入门。那么什么是不证之证呢?真正的证从形式上是看不进去的，它不是形式上有什么调换，而是你的本性完全发生了变化。这种变化是什么呢?真正得道的人不是说某个题目得到解决了，而是突然之间豁然明白，一切的题目都不是题目了，这种状态就是禅宗讲的顿悟。顿悟的时候一切的题目都不再是题目。所以禅宗的祖师你去问他题目，他是不会给你回答的。你问他张三，他给你说李四。你问他尿毒症为什么不加上木蝴蝶，他就说芹菜三毛钱一斤。你去问他为什么念佛时老是眼睛冒金花，他就说你家里的席子破了找人补一补。他为什么这样讲，他这样讲的目的就是要破除你的执着。禅语。本来无一物，又何处惹尘埃。其实一切都是空，还有什么可去解决的，经典语录。烦恼的。所以说，真正顿悟的状态就是一切题目都不再是题目，这个境界是很高的。
4.佛学、禅学与重阳思想的关系
其实佛学中讲的色空，即是阴阳。色是物质，即是阴;空是变化，即是阳，故而色空即阴阳。在色空当中，佛法更看重事物的性空，认识性空才是能破除执着，所以佛学根本上也是重阳的。而被中国文化改造后的禅学更是将空看成了最核心本质的东西，才会有“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的偈语。禅学可以说是继承了经学、玄学以来的重阳思想。讲到这里大家也就明白了，禅学的根本也是重阳的。
篇6：试论柳宗元与佛学的关系
试论柳宗元与佛学的关系
摘 要：本文对柳宗元自言“好佛”的原因进行了分析，再从柳宗元的哲学思想、入世态度和在永州的行为三个方面论述他是一个自言“好佛”的人，而不是“信佛”的人。
关键词：柳宗元;永州;佛学;哲学思想
柳宗元是一个“好佛”而且“信佛”的人，这是绝大多数柳宗元研究者的共同观点。 范文澜 先生认为柳宗元“中佛毒当然很深”，“柳宗元信佛，势逆而气衰”; 任继愈 先生在《中国哲学史》中说柳宗元“受佛教唯心主义哲学影响较深……降低了他的唯物主义的思想水平”; 孙昌武 先生在《柳宗元传论》中认为“柳宗元唯物主义世界观不彻底”; 何书置 先生在《柳宗元在永州》中说柳宗元“不相信造物者的存在，但是他又信佛。有人说他好佛，并不信佛，其实不然。他是信佛的，而且有时还相当虔诚”。然而，对以上的观点，笔者始终不敢苟同。纵观柳宗元一生的经历，认真地读柳宗元的文章，要将他定性为一个“信佛”的人，是难以令人置信的。
一、柳宗元为什么说自己“好佛”
柳宗元在他的许多文章中都表明自己“好佛”。“吾自幼好佛，求其道积三十年”(《送巽上人赴中丞叔父召序》)，“知释氏之道且久”(《永州龙兴寺西轩记》)，柳宗元以上表白不仅说自己“好佛”，而且贯穿一生，始终不变。柳宗元为何要反复表明自己“好佛”呢?
佛教在东汉时期就开始传入中国，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就已经非常兴盛，到唐代则更为盛行。柳宗元经历了代宗、德宗、顺宗和宪宗四朝，四个皇帝都推崇佛教。由于朝廷的提倡，佛教在中唐的影响非常广泛。柳宗元生活在这样的环境中，他聪明好学，从小对佛教就有一定的了解。在柳宗元的眼中，佛教并不是异端邪说，“浮图诚有不可斥者，往往与《易》、《论语》合……不与孔子异道”(《送僧浩初序》)，这种认识是柳宗元表明自己“好佛”最重要的原因。
柳宗元表明自己“好佛”更为重要的原因是他为了迎合朝廷的需要，为自己的仕途铺平道路。对佛教是否认可，是唐朝选用官员的一个标准。在中唐，如果哪个官员敢公开表明自己“反佛”，就会受到朝廷的贬黜。最为人熟知的例子就是韩愈因“谏迎佛骨”而“夕贬潮州路八千”。柳宗元出生于望族，热切追求功名，他积极用世，渴望光宗耀祖。因为这样，柳宗元虽然不信佛，但为仕途顺畅，在对待佛教的态度上就要表明与朝廷保持一致的鲜明态度。特别是柳宗元被贬永州后，为了重返朝廷，他在佛教问题上更加小心谨慎地表明自己的态度。柳宗元有关“好佛”的文字大都写在被贬永州以后，为什么会这样呢?柳宗元贬到永州后，可以说无时无刻都在期盼朝廷的召回。他在写给故旧大臣的信中，一次又一次地表明悔罪的心情，希望得到援引。“敢希大贤，曲见存念”(《谢襄阳李夷简尚书委曲抚问启》)，“独有望于阁下”(《上广州赵宗儒尚书陈情启》)，然而“致书累累数千言，亦终不能少为之助”(周思谦《八司马》)。尽管这样，他始终没有放弃过东山再起的信念。他在元和九年写的《囚山赋》中写道：“圣日以理兮，贤日以进，谁使吾山之囚吾兮滔滔?”晁补之评论说：“宗元谪南海久，厌山不可得而出，怀朝市不可得而复。”这真是一语破的，道出了柳宗元心底的隐衷。为了实现自己复出的目的，柳宗元必须与皇上的喜好保持一致，在“崇佛”还是“斥佛”这个敏感的问题上，他必须让皇上了解自己的态度。否则，他这个戴罪之人将永无出头之日。
柳宗元说自己“好佛”，同他在永州坎坷的境遇密不可分。虽然柳宗元说自己“自幼好佛”，但他真正致力于“求其道”是贬永州以后的事情。“柳子厚南迁，始究佛法”(苏轼《书柳子厚大鉴禅师碑》)。柳宗元在永州的生活可以按元和五年迁居冉溪分为前后两个阶段，前五年是他一生中最黑暗、最痛苦的日子。一方面，他政治理想破灭，仕途滑入谷底，甚至还有生命之虞;另一方面，随他来永州的母亲病故，而且他“不得归奉丧事”。他自己也“痞气尤甚，加以众疾，动作不常”(《与杨京兆凭书》);他的女儿和娘也是年幼多病，在元和五年夭折。在这种忧恐凄凉的生活中，他曾产生过轻生的念头，“守道甘长绝，明心欲自刑”(《同刘二十八院长寄漕州 张使 君八十韵》)。为了寻求精神上的解脱，加之他前五年一直居住在佛寺，这就使他很自然地寄情于佛教。佛教那种万事皆空的虚无思想，和尚们“不爱官，不争能，乐山水而嗜闲安”的行为，成了他此时最大的安慰。“汲井漱寒齿，清心拂尘服。闲持贝叶书，步出东斋读”(《晨诣超师院读禅经》)，这是他在永州前五年无可奈何的选择。柳宗元在永州写的有关佛教的碑文、送别序、交游诗和寺庙记等约有三十余篇(大多写于元和二年至元和五年之间)，成为他这段苦难人生的一个缩影。迁居冉溪以后，柳宗元陆续接到了一些故旧大臣的来信，他以为重返京城的想法很快就能实现，因而在他的文章中就很少见到有关佛教的文字了。
二、柳宗元“好佛”并不“信佛”
我们注意到柳宗元三十余篇“好佛”的文章不仅写于被贬永州前期，而且这些文章多是碑文、交游诗和寺庙记类的文体，基本上是一些遵命应酬之作。在这些文章中，柳宗元除了强调自己“好佛”外，基本上读不到他对佛学的系统阐释。因而，我们不能把一个因特定原因而自我表白“好佛”的柳宗元定性为“信佛”的柳宗元。
(一)彻底的唯物论与“信佛”不可并存
柳宗元是世人公认的思想家，他在哲学、政治、经济、文学等方面都有很高的建树，特别是他在哲学上“达到了当时中国哲学的最高水平”(唐朝阔《柳宗元在永州》)。一个人的宗教思想是其哲学思想的组成部分。柳宗元的哲学思想是非常鲜明和一贯的，这就是朴素的唯物主义思想。这一评价，历来柳学家的观点是一致的。柳宗元唯物主义思想最鲜明的观点就是从元气一元论的唯物主义自然观出发，提出并阐述了“天人不相预”的新命题，彻底批判了以往神学的虚妄之说。柳宗元的“天人不相预”哲学思想彻底否认了造物主的存在，这种无神论的观点在他的哲学著作中从来没有动摇过。即使是在初贬永州企求从佛教中寻求解脱时，他在元和三年和元和四年分别写下的哲学著作《贞符》和《非国语》，仍然鲜明地表现了朴素唯物主义观点：“山川者，特天地之物也。阴与阳者，气而游乎其间者也。自动自休，自峙自流，是恶乎与谋?自斗自竭，自崩自缺，是恶乎为我没”(《非国语 · 山川震》);世之为王者，“受命不于天于其人，休符不于祥于其仁”(《贞符》)，这就是说宇宙间万物的发展变化的根本原因在事物 内部，而不在事物的外部。这一观点同佛教中那些颠倒主观和客观、精神和物质、现实和虚妄的唯心主义思想是根本对立的。那么，我们就不能说柳宗元既是一个无神论者，同时又是一个“信佛”者，否则，在逻辑上是无法自圆其说的。
有人说，柳宗元不是一个比较彻底的唯物主义者。其理由是他在永州参加了祈雨和逐毕方等活动，还有就是他虽不相信“造物者”的存在，但又“好佛”。笔者以为仅凭上述的原因就下结论是不足为信的。柳宗元并不能因为自己是一个无神论者就要求所有的人都成为无神论者，也不会因为自己是无神论者就不参加所有的涉及神祀的社会活动，正如我们共产党领导下的新中国允许宗教合法存在，我们的影视作品仍然可以取材宗教或神话内容一样。柳宗元参加一些神祀活动，是他作为一个社会的人非常正常的事情。尽管他心中并不相信这些做法，但当时的`老百姓深信不疑，他个人是改变不了这一切的。我们不能就此否认他唯物主义思想的彻底性，这就好比现在有些地方政府官员参加一些祭祀活动，我们不能因此就说他们是“信神”的一样。而柳宗元“好佛”也同样不能否定他是一个比较彻底的唯物主义者，如前文已述，柳宗元“好佛”的主要目的是为了“统合儒释”，意在“通其说”，他所取的只是“浮图诚有不可斥者”的内容，从没有将佛学引入他的哲学思想中，他始终坚持“未尝肯道鬼神等事”(《答 周 君巢饵药久寿书》)，坚信“功者自功，祸者自祸”(《天说》)。从以上分析，我们可以证明柳宗元是一个比较彻底的唯物主义者，也足以证明他不是一个“信佛”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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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宗元的佛学思想（共6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