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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浅谈柳宗元与古文运动
浅谈柳宗元与古文运动
由于政治见解与个人经历的不同，柳宗元并不属于韩愈那个作家群体，而且由于他长期贬谪在南方，离当时的文学中心较远，所以他的古文理论与创作实践没有韩愈那么大的影响，但是，柳宗元对古文复兴运动，也有其独特的贡献。
和韩愈一样，柳宗元也强调“文”与“道”的关系。他在《报崔黯秀才论为文书》中指出：“圣人之言，期以明道，学者务求诸道而遗其辞。辞之传于世者，必由于书。道假辞而明，辞假书而传，要之之道而已耳。”意思就是说，写文章的目的是“明道”，读文章的目的是“之道”，文辞只是传达“道”的手段、工具。在《答韦中立论师道书》中，他更明确提出“文者以明道”的原则，在《答吴武陵论〈非国语〉书》中，他又要求文章有“辅时及物”的作用，即能够针对现实，经世致用。
基于这样的认识，柳宗元也对骈文持批判态度。在《乞巧文》中，他讽刺骈文是“眩耀为文，琐碎排偶;抽黄对白，啽哢飞走;骈四骊六，锦心绣口;宫沉羽振，笙簧触手;观者舞悦，夸谈雷吼;独溺臣心，使甘老丑”，就是说骈文徒有表面的好看，并无实际的用处，甚至还会迷惑人心。他推崇的也是先秦两汉之文，认为“文之近古而尤壮丽，莫如汉之西京”(《柳宗直西汉文类序》)，主张写文章要“本之《书》以求其质，本之《诗》以求其恒，本之《礼》以求其宜，本之《春秋》以求其断，本之《易》以求其动”，还要旁参《谷梁》、《孟》、《荀》、《庄》、《老》、《国语》、《离骚》、《史记》的气势、脉络、文采等(《答韦中立论师道书》)。
大体上说，柳宗元的散文理论与韩愈很相近。在评价骈文时不无偏激，在强调以道为根本时难免忽视文学的独立价值，但同时却也很重视文辞气势等艺术性方面的'考虑。至于他的文章，同样不完全受他的理论的限制。
在文章的具体表现方面，柳宗元的看法与韩愈有些不同。
首先，韩愈比较偏重于散文中情感的直接表露，所谓“不平则鸣”、“愁思之声要妙”等都是指作者情感不加掩饰的宣泄，而柳宗元则比较偏重于情感的含蓄表达方式。《答韦中立论师道书》中说他自己作文：“未尝敢以轻心掉之，惧其剽而不留也;未尝敢以怠心易之，惧其弛而不严也;未尝敢以昏气出之，惧其昧没而杂也;未尝敢以矜气作之，惧其偃蹇而骄也。”
就是说在创作中要平心静气，使内在情感深沉含蓄地表现。这里面有人生态度与宗教信仰的因素。韩愈激烈反佛，曾批评学佛者“一死生，解外胶，是其为心必泊然无所起，其于世必淡然无所嗜。泊与淡相遭，颓堕委靡，溃败不可收拾”(《送高闲上人序》);而柳宗元却信佛，曾多次反驳韩愈，认为佛教让人“乐山水而嗜闲安”(《送僧浩初序》)，并主张感情不可过分外露，说“气烦则虑乱，视雍则志滞。君子必有游息之物、高明之具，使之清宁平夷，恒若有余，然后理达而事成”(《零陵三亭记》)。因此，他虽然常常压抑不住心头激情而写出激烈的作品。
篇2：浅谈柳宗元与古文运动
由于政治见解与个人经历的不同，柳宗元并不属于韩愈那个作家群体，而且由于他长期贬谪在南方，离当时的文学中心较远，所以他的古文理论与创作实践没有韩愈那么大的影响，但是，柳宗元对古文复兴运动，也有其独特的贡献。
和韩愈一样，柳宗元也强调“文”与“道”的关系。他在《报崔黯秀才论为文书》中指出：“圣人之言，期以明道，学者务求诸道而遗其辞。辞之传于世者，必由于书。道假辞而明，辞假书而传，要之之道而已耳。”意思就是说，写文章的目的是“明道”，读文章的目的是“之道”，文辞只是传达“道”的手段、工具。在《答韦中立论师道书》中，他更明确提出“文者以明道”的原则，在《答吴武陵论〈非国语〉书》中，他又要求文章有“辅时及物”的作用，即能够针对现实，经世致用。
基于这样的认识，柳宗元也对骈文持批判态度。在《乞巧文》中，他讽刺骈文是“眩耀为文，琐碎排偶;抽黄对白，啽哢飞走;骈四骊六，锦心绣口;宫沉羽振，笙簧触手;观者舞悦，夸谈雷吼;独溺臣心，使甘老丑”，就是说骈文徒有表面的好看，并无实际的用处，甚至还会迷惑人心。他推崇的也是先秦两汉之文，认为“文之近古而尤壮丽，莫如汉之西京”(《柳宗直西汉文类序》)，主张写文章要“本之《书》以求其质，本之《诗》以求其恒，本之《礼》以求其宜，本之《春秋》以求其断，本之《易》以求其动”，还要旁参《谷梁》、《孟》、《荀》、《庄》、《老》、《国语》、《离骚》、《史记》的气势、脉络、文采等(《答韦中立论师道书》)。
大体上说，柳宗元的散文理论与韩愈很相近。在评价骈文时不无偏激，在强调以道为根本时难免忽视文学的独立价值，但同时却也很重视文辞气势等艺术性方面的考虑。至于他的文章，同样不完全受他的理论的限制。
在文章的具体表现方面，柳宗元的看法与韩愈有些不同。
首先，韩愈比较偏重于散文中情感的直接表露，所谓“不平则鸣”、“愁思之声要妙”等都是指作者情感不加掩饰的宣泄，而柳宗元则比较偏重于情感的含蓄表达方式。《答韦中立论师道书》中说他自己作文：“未尝敢以轻心掉之，惧其剽而不留也;未尝敢以怠心易之，惧其弛而不严也;未尝敢以昏气出之，惧其昧没而杂也;未尝敢以矜气作之，惧其偃蹇而骄也。”
就是说在创作中要平心静气，使内在情感深沉含蓄地表现。这里面有人生态度与宗教信仰的因素。韩愈激烈反佛，曾批评学佛者“一死生，解外胶，是其为心必泊然无所起，其于世必淡然无所嗜。泊与淡相遭，颓堕委靡，溃败不可收拾”(《送高闲上人序》);而柳宗元却信佛，曾多次反驳韩愈，认为佛教让人“乐山水而嗜闲安”(《送僧浩初序》)，并主张感情不可过分外露，说“气烦则虑乱，视雍则志滞。君子必有游息之物、高明之具，使之清宁平夷，恒若有余，然后理达而事成”(《零陵三亭记》)。因此，他虽然常常压抑不住心头激情而写出激烈的作品。
柳宗元人物简介
柳宗元(773819)，字予厚，河东(今山西省永济县)人，以下是柳宗元人物简介，请考生学习。
贞元九年(793)中进士第，十四年登博学宏词科，授集贤殿正字。十七年任蓝田县尉，十九年为监察御史里行(见习御史)。二十一年正月，顺宗(李诵)即位，柳宗元积极协同王叔文等人进行政治改革，时为礼部员外郎。改革触犯了保守官僚、宦官、藩镇的利益，遭到反对，不到八个月就以失败告终。九月，王叔文等革新人物受到迫害，柳宗元始贬为邵州剌史，十一月又被加贬为永州(今湖南省零陵县)司马。直到元和十年(815)春，才奉召至京师，三月又出为柳州刺史。他在柳州颇有政绩，四年后死在那里。
柳宗元是政治改革家，也是中唐时期的思想家和文学家。他和韩愈尊儒学、力斥佛、老不同，他尊儒学(最看重《春秋》，主张取圣人大中之道以为理)，却统合佛、道之长而弃其短，并认为韩愈辟佛是忿其外而遗其中，是知石而不知韫玉也(《送僧浩初序》)。他能从势的发展来看待社会历史的进化，能从安民的角度来谈论吏治之道，这些在当时都是有进步意义的。
柳宗元的古文理论比较完备，重要的有三点。一是认为文章要表现正确的思想内容，要能为时所用。他讲文者以明道，并要以辅时及物为道，且一再中言：文之用，辞令褒贬、导扬讽谕而已。二是主张文章的内容、形式要统一起来，二者不能有所偏废。他既反对无乎内而饰乎外，也反对有乎内而不饰乎外。三是强调作家要有好的`道德修养和严肃认真的写作态度。他说大都文以行为本，在先诚其中，又讲作文切不町出以轻心、怠心、昏气、矜气。此外，他对古代文化遗产并不一概否定，而是主张参用其长，既吸收可取的思想资料，也利用各种文体(包括骈文、辞赋)的艺术形式。柳宗元这些观点对当列的青年习作者产生过一定的影响。他虽不像韩愈那样公开和一些青年建立师生关系，但受他指教的人却相当多。他在长安，每日登门求教者几十人，到了南方，不少人还从千里以外到永州向他求教。柳宗元热心帮助他们，或口讲指画，或用函授方法解决疑难，大大推动了古文运动的发展。
当然，柳宗元对古文运动的最大贡献，是他创作的许多优秀的古文。这些优秀作品大都产生在他被贬以后。原因是长期谪居南方，使他对社会弊病有了更深刻的认识，而形同囚犯的忧患生活使得他悲愤填胸，抑郁难平。再加上他这时有意识地研究了先秦两汉的古文，便使他有可能写出好的作品。总的看，柳文高、壮、广、厚，词正而理备，而又言畅而意美，显出俊杰廉悍、词气峻厉或幽郁隐微、峭丽精洁的审美特征。韩愈说柳文雄深雅健，似司马子长，崔、蔡不足多也(即含蓄不露，见《诗人玉屑》引《漫斋语录》)，刘熙载言柳文如奇峰异嶂，层见叠出，都说明它们具有内、外兼善的特点。他的论说文雄辩滔滔，凌厉峭折，大小政论无不笔锋犀利，论证精确。他的传记文善于刻划人物性格，有的是学习《史记》、《汉书》中人物传记的表现手法，有的则是自有创造。比如他的《梓人传》、《宋清传》，明显地吸取了唐传奇的特点，但又不是纯传奇。作者善于借立传来阐发道理。柳宗元是第一个使寓言成为独立文学形式的作家。他的寓言多以人、禽兽、草木的小故事为题材，有的反映作者的政治见解，有的宣扬人生哲理，寓意深远。山水游记是柳宗元对古代散文最出色的贡献，它们不但再现了南方自然山水的美，还写出了作者感情的微妙变化。这种借写被遗弃的山水以吐胸中之气的做法，把古代山水游记的写作推向了一个新阶段。柳文中还有不少骚赋，它们从风格到体制都受到屈赋的影响，在唐人中是不多见的。总之，柳文众体兼备，无论记山水、状人物、谈文章、议论政事、阐述哲理，皆能形容尽致，辩析入微，真是漱涤万物，牢笼百态，而无所避之。
柳宗元有诗一百四十余首。其诗雅淡味深，和陶渊明、王维、韦应物并称。苏轼说柳子厚诗在陶渊明下、韦苏州上(《评韩柳诗》)。又说诗到李、杜以后，独韦应物、柳宗元发纤称于简古，寄至味于淡泊(《书黄予思诗集后》)。
刘禹锡曾为柳宗元编《河东先生集》三十卷，原奉已佚，现存宋人辑本多种。今人吴文治等参校众本，编有《柳宗元集》四十五卷、外集两卷，另有外集补遗一卷。
篇3：柳宗元倡导古文运动
柳宗元倡导古文运动
柳宗元是“唐宋八大家”之一，曾与韩愈一起倡导唐代古文运动，在反对骄文、提倡古文方面倾注了大量心血。他较为重视作家的道德修养，指出：“文以行为本，在先诚其中。”凡此种种，构成古文运动理论的精华。
柳宗元(公元773一8)，字子厚，唐代文学家、哲学家，河东(令山西永济)人，故又称柳河东。他幼承母训，少年为文即有“奇名”;21岁中进土，后又登博学鸿词科。在朝为官时他参加了王叔文为首的政治集团，积极从事朝政革新，却受到贵族大官僚和宦官的反对。革新短期内即告失败，柳宗元也被长期贬谪。他先被贬为永州(今湖南零陵)司马，后又调任柳州(今广西)刺史，46岁时病殁。
柳宗元是晚唐最重要的思想家之一，他以政治家的远见，阐发了中国传统思想的`很多重大问题，对中国思想的传承作了巨大贡献，对当时的社会也产生了重大影响。
柳宗元认为世界上所有事物的实质都是自然物质——“元气”。在原始的浑饨状态中，惟有“元气”在自然运动发展，由此派生出了阴阳二气和天，阴、阳、天三者的结合点，是受“元气”所支配的观点。“元气”缓慢地吹动，形成炎热及寒冷的天气，冷热交错起到促进万物生长、变化和发展的作用。同时，柳宗元认为，国家起源于社会斗争。他论证了郡县制代替分封制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否定了关于君主根据天意创立分封制的说法，动摇了分封制的理论基础。
他坚持认为州县制度决不能被废除，因为正是这一制度维护了国家的统一。柳宗元以后不再有人怀疑郡县制的优越性，这便是柳宗元《封建论》的重要作用。
柳宗元在散文方面成就很高，在诗歌上也卓然自成一家。他的诗大多是贬官永州、柳州时所作。他的诗歌和散文反映了社会生活多方面的内容。
柳宗元诗歌中，山水诗的成就最高，后人把他与陶渊明相提并论，主要是以他的山水诗为参照。如《秋晓行南谷经荒村》，表现出超越宦海浮沉、仕途得失的豁达自适;《渔翁》一诗表现了渔人自由自在的生活;《江雪》一诗描写寒江独钓的超然，曲折地反映了作者超脱的人格风貌。这些山水诗情致委婉深沉，流露出被贬漂泊的忧愤，同时显示出诗人清逸高洁的性格。
篇4：韩愈与古文运动
韩愈与古文运动
在我们熟悉的唐代文学家中，韩愈或许是最具士大夫品格的一位。我们从“古文运动”的文学史高度理解韩愈，也对韩愈谏迎佛骨、夕贬潮州、祭鳄鱼、兴边鄙的掌故耳熟能详。
但其实韩愈也是一位具有高度政治洞见和行动能力的政治家。而韩愈平叛的事业，也与其文字生涯互为表里。
众所周知，藩镇割据是导致唐亡的重要原因之一。在韩愈生活的德宗、宪宗、穆宗时代，藩镇割据已经成为了帝国的癌症。成德节度使田弘正，本是叛将田承嗣之侄。
田弘正感于大义，归降唐朝，被擢升为中书令兼成德节度使。然其部将王廷凑率部兵变，杀死田弘正及其将士、家人三百余人，自立为节度使留后兼知兵马使。王廷凑本是回鹘人。唐朝因藩镇离心，军权松分散，便只好雇佣异族武人以对抗。
然雇佣军毕竟难以控制，终究离心离德，酿成祸乱。当时韩愈刚刚从潮州谪居任上回京，担任了短暂的国子祭酒之后转任兵部侍郎。倾危思重臣，而韩愈故友元稹的一句“韩愈可惜”，也让穆宗皇帝再次想到韩愈。穆宗以河东节度使裴度充任幽、镇两道招抚使，韩愈也临危受命宣抚，并被授权便宜行事。韩愈孤身进入王廷凑营地，王廷凑摆开阵势，以大军相迎。
当然，王廷凑知道韩愈不好对付，便忙将责任推给士卒，说田弘正之死完全是士卒哗变的结果。韩愈不吃这一套，厉声说：“皇上赏识你的才能，赐你节仗，你却辜负皇恩，大逆不道，是何道理?”王廷凑的军士中也有人站出来说：“先太师(田弘正)曾平定朱滔叛乱，血衣犹在，我们也流血流汗，不负国家，国家为什么以我们为反侧?”这名士兵显然是在偷换概念，把朝廷镇压王廷凑置换成了追究田弘正。
韩愈抓住这一点说：“我以为你不记得先太师了。记得就好。天宝以来，背叛朝廷的节度使安禄山、史思明、李希烈都有子孙在吗?有继续为官的吗?”大家只能回答“没有”。韩愈又说：“先太师田弘正以魏博六镇归顺朝廷，这是人所共知的。”军人忙抢白：“田弘正刻薄少恩，所以我们才不安。”韩愈顺势说：“但你们杀了田太师及其家人，究竟谁更无理?”大家无可置对，只能说“对”。王廷凑害怕众军人又反过来倒戈于自己，只好做出让步：“您想让我怎么样呢?”韩愈说：“神策军将领如牛元翼那样的虽然不少，但朝廷顾全大局，不忍处置。您擅自围攻，是何缘由?”神策军是唐朝的中央军。然而唐朝中央集权的松散，使得神策军复又成了宦官掌控的私人军队。虽然如此，在中央军与藩镇之间，朝廷自然要偏袒中央军。
虽有姑息之嫌，也是无奈之举。王廷凑忙说：“那我马上解围。”韩愈说：“如果真能这样，你便不会受到追究。”于是王廷凑暂时屈服，镇州的危机暂时得到纾解。
刘勰《文心雕龙·时序》说道“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当然，这并不是说乱世之音便只有怨怒，衰世之音便只有哀思。
相反，乱世中也有不少挽狂澜于既倒的志士，用文字来对抗时势的艰危。这是一种对时代的“逆反应”。“古文运动”与其说仅是一种文体的焦虑，不如说更是一种政治的焦虑，是唐王朝国运在文学上的反映，也是对唐王朝内重外轻的衰微局面的逆挽。骈文与散文表面上是文体的'差异，实质上则是其背后的生活方式和政治秩序的差异。
梁朝裴子野说“古者四始六义，总而为诗，既形四方之气，且彰君子之志，劝美惩恶，王化本焉。后之作者，思存枝叶，繁华蕴藻，用以自适。”六朝骈文体现了一种封建化的小共同体的趣味。六朝骈文以门阀政治和偏安王朝的政治形态为基础。六朝文体之卑弱，正是因为它们只是没落贵族小共同体“用以自适”的产物。六朝骈文作为去政治化的“纯粹文学”，已脱离大共同体的政治生活，沦为小共同体成员之间汲引应酬的玩物。
正是小共同体分利自肥的性质阻碍了国家的统一。而韩愈力图恢复的三代两汉古文，则寄托了儒家的大一统理念：“古文”既是“书同文”格局下的“形四方之气”的“雅言”，是统一的政治生态的产物，也是先王政典的载体，是公共性对私人性的超越。
由文体而引发的“古今之争”不啻是大共同体与小共同体的意识形态的交锋，以期重建唐王朝的大一统秩序。所以韩愈的“文以载道”，所载的也并非腐儒呼天的迂阔之道，而是急用先学的经纶之道。而作为平叛有功的士大夫，对于古文的推进，自然也比导其先路的独孤及、梁肃等古文家高出一个层次，因为这是韩愈自身政治经验的自然指向。
篇5：韩愈古文运动
韩愈古文运动
魏晋南北朝时期，文坛兴起了“骈文”。这是一种讲究对仗、声律和词藻的文体，全篇以上下对称的双句为主，每句四个字或六个字相间，所以也称“四六文”。骈文发展到后期，越来越讲究声韵对仗的工整，追求华丽的词藻，运用的典故晦涩难懂，而文章的内容却很空洞，有时甚至让人不知所云。
对这种靡丽、不健康的文风，很多有识之士都很反感，提出改革文风。隋朝时，隋文帝甚至下诏要求匡正文风;初唐的魏徵等人，在编写《隋书》等史书时，都没有用骈文，相反还在著作中批评了六朝时期的文风。他们主张使用“古文”(指秦汉时所用的散体文)，恢复秦汉以前那种自由、质朴、实用的文风。
但由于这时期并没有产生令人信服的佳作，所以他们的主张并没有得到广泛的认同和拥护。直到唐德宗时期，著名文学家韩愈、柳宗元以他们优异的散文创作成就和理论主张，使唐代的“古文运动”成为中国文学史上具有重要地位和深远影响的文学改革。
韩愈，字退之，河阳(今河南焦作孟县)人。韩家曾是昌黎(在今属辽宁义县)地方的望族，所以他又自称昌黎人，后人则称他为韩昌黎。韩愈三岁时父亲就去世了，由长兄韩会抚养。可不久韩会又去世了，留下一个年幼的儿子，小名十二郎。韩愈叔侄是由寡嫂郑氏抚养长大的，他们过着颠沛流离、含辛茹苦的生活。
韩愈从小就学习刻苦，他七岁开始读书，十三岁就能写文章。二十岁时他到京师应考，可考了三次都没考中，直到第四次才考中了进士，那年他已经二十五岁了。十年后，他才得到国子监四门博士(国家最高学府的讲官)这一职位，第二年又和柳宗元等人被任命为监察御史。可他上了《御史台上论天旱人饥状》奏本后，马上被贬为连州阳山县令。
韩愈在官场上一直不得意，但在文学上的成就却越来越大，写下了《杂说》《师说》等传诵千古的好文章。在《杂说四》中，他以“伯乐相马”的典故，批评当政者不懂得识用人才。
他们埋没、摧残了人才却又哀叹世上没有人才。文中“世有伯乐，然后有千里马。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已成为精辟的警句和名言。
韩愈的文章有内容、有深度，敢说别人不敢说的话。他写的'《谏迎佛骨表》，还差点给他招来杀身之祸。那是唐宪宗在位时，由于朝廷给予寺庙、僧侣不纳税等优惠，佛教在我国广为传播。宪宗即位后，于公元8平定了持续三年的淮西节度使叛乱，他便以“太平天子”自居，幻想长命百岁。
他听说凤翔的法门寺中供奉着佛祖释迦牟尼的一节手指骨，就派了一支人数众多的队伍，去法门寺迎取佛骨，放在宫中供奉。韩愈便针对此写了《谏迎佛骨表》。在表中，他说自古以来的帝王，凡长寿的都不供奉佛，供奉佛的大都短命。唐宪宗读后大为震怒，要处死他。多亏宰相裴度和其他大臣求情，韩愈才免去一死，但被贬到潮州(治所在今广东潮州)当刺史。
韩愈写了三百多篇优秀散文，同时又明确提出了“文道合一”的创作主张，这成为古文运动的核心理论。“文道合一”被后人解释为“文以载道”，而“道”指的是孔孟之道，也可以宽泛地理解为文章的内容和思想性。在这里，道是主体，是作文的灵魂;文是手段，是宣传道的工具。
韩愈曾四次进入国子监，从博士一直做到祭酒(相当于国立大学校长)。他向青年学子们宣传他的文学主张，倡导古文运动。在他的精心扶植下，一代文学新人被培养起来，古文运动的影响也大大扩展了。
篇6：韩愈和古文运动
韩愈和古文运动
文学发展至南北朝，唯美之风极盛，时人写诗论文，只注重平仄、音韵、偶句等外在形式，而忽略了文学自身的文学价值。于是，诗文在一片的靡丽的气息中，毫无生命力。当时的裴子野，即作《雕虫论》一书，指称骈文为淫文破典。后又有苏绰，他位高权重，想要以政治力量，提倡平实古直的古文，此举虽功败垂成，却为日后的古文运动播下种子。
此外，隋朝的.李谔和王通，前者在朝，后者在野，他们都有推行古文运动的理想，可惜这分理想，均因隋朝的国祚短暂而埋没。
唐初文人作史书时，莫不在文学传、文苑传中抨击六朝骈文的靡丽气息，发挥明道宗经的文学理论，为日后的古文运动首开了风气。
而陈子昂、张说、苏颋等人，及萧颖士、李华、元结、独孤及之士，皆对徒流于形式的文学风尚有所反省。到了柳冕，更主张文学与儒学合而为一，以利推行教化。
古文运动历经多人的鼓吹阐发，虽未成熟，实已离成熟的契机未远。
古文运动正式登场：
在文学运动中，理论可以指导作品；作品可以印证理论，二者互为表里，缺一不可。在中唐的古文运动中，由于《理论》和《作品》的健全，使古文运动蔚为一时风尚。
韩愈所提倡的古文运动，在理论的架构上十分明确。在文学思想方面，他驳斥佛、老二家的玄疏之论，而直承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孟之道，以无比魄力，欲扫除思想界空虚无根的意识形态，恢复中国故有的道统。在文学形式方面，他力斥华而无实的骈文，提倡文从字顺的新散文。主张《宏中肆外》的文学风格。《宏中》，是指文章内容应力求充实；《肆外》，是指文章的形式应有所创新，使作者能自由驰骋笔力。
韩愈不但在理论上有积极的建设，并且自己以不可一世的才气，写下了许多平易流畅的新散文。此外，其弟子李习之，得韩文公之醇厚，写起文章亦平易近人；皇甫湜得韩文公之奇崛，文章虽有险涩之气，但亦能自出新语，不流于时尚之华媚。而一代文宗柳宗元，更以其峻洁之笔，写下饱含生命感慨的永州八记，和充满批判意味的寓言式散文，这种真思想、真感情的笔触，真正体现了古文运动的精神。
韩愈所领导的古文运动，虽然成果裴然，但如昙花一现，在古文大家相继凋零之后，立即又被形式华美、音韵精工的四六骈文所淹没。直至北宋时期，欧阳修登高一呼，拔擢苏洵、苏轼、苏辙、王安石、曾巩等人。此六人呼应中唐古文运动的精神，写出了质量俱优的文作品，使文从字顺的散文，成为散文界中的主流。
篇7：韩愈：古文运动
韩愈：古文运动
所谓“古文”的复兴，有赖于韩愈的出现。而说到韩愈，则必须看到他的多面性。
一方面，韩愈具有积极维护封建专制和儒家“道统”的热情，而另一方面，韩愈又是一个个性很强、自我表现欲很强的人。在他的怪怪奇奇、汪洋纵肆的诗歌中，我们已经可以感觉到他的不甘凡庸、喜好张扬外露的气质，而“花前醉倒歌者谁，楚狂小子韩退之”(《芍药歌》)这一类自我描述，更不是拘谨敛束的形象。
甚至，他以上追孟子、继承道统自命，也可以说是上述两方面因素的共同表现。所以，当韩愈投入古文复兴运动时，他的态度与前人实有很大的不同。在以复兴儒学为核心宗旨的基本立场上，他确是继承了前人;但他的整个散文理论，特别在变革文风、推进创作方面，却增添了许多新的和更为合理的内容。而古文运动获成功，不仅由于他的理论，更重要的，是由于他写出了许多富于个性、才力和创造性的佳作，从实践上重新奠定了散体文的文学地位。同时，他大力提倡与呼吁文体改革，团结了一批撰写散体文的作家，使散体文创作形成了一股较大的文**流。
《旧唐书·韩愈传》说：“大历、贞元之间，文字多尚古学，效扬雄、董仲舒之述作，而独孤及、梁肃最称渊奥，儒林推重。愈从其徒游，锐意钻仰，欲自振于一代。”其中，独孤及对韩愈的影响应该是间接的，因为大历十二年独孤及去世时，韩愈才十岁。但梁肃对韩愈却有直接影响。韩愈《与祠部陆员外书》中曾说到过梁肃对自己及朋友的提携，《唐摭言》还记载韩愈、李观、李绛、崔群在梁肃处游学，三年未得见面，而一见之下，梁肃大为称赏，于是十分推奖他们的文章。这可能是后人杜撰的故事，但韩愈接受了梁肃的散文理论，则无可怀疑。不过，韩愈的古文理论绝不是简单地抄袭或因循前人的见解，它的实际内容要丰富得多。
第一，韩愈主张写散文“宜师古圣贤人”(《答刘正夫》)，但学习古文，并不因为“其句读不类于今”，而是“学古道则欲兼其辞，通其辞者，本志乎古道者也”(《题欧阳生哀辞后》)，也就是说，学古文根本上是为了学习“道”。表面看来，这与萧颖士、独孤及、梁肃等人的思想并没有区别，但是，萧颖士等人所说的“道”只是指伦常教化、道德规范，即儒家学说中的外在伦理规范，而韩愈所说的“道”则兼指(有时偏重)人的内在道德修养和人格精神。
他在《三器论》中曾说过，“不务修其诚于内，而务其盛饰于外，匹夫之不可”，在《答尉迟生书》中又说过，“夫所谓文者，必有诸其中，故君子慎其实”，并反复强调孟子“万物皆备于我，反身而诚”的论点(《答侯生问论语书》)，显然他是吸取了孟子学说的精神，把内在精神看得很重的。所以，他很重视“气”的作用，认为文章的好与坏，就决定于这种精神性的“气”充实与否。
他曾借孟子的话说明，如果人格高尚、志趣充实，文章也会充实，而“充实之谓美，充实而有光辉之谓大”(同上)。《答李翊书》中又说：
气，水也，言，浮物也。水大而物之浮者大小毕浮，气与言犹是也。
这当然不是韩愈的发明，但是，韩愈再次提出这些见解却有两重意义：一是他把“文本于道”从外在礼法规范、道德信条对文学的制约转化为人的内在人格修养对文学内容的决定。尽管韩愈所要求的人格修养与内在精神总体上并不与儒家礼法相冲突，但它毕竟使文学趋向自觉的表现而不是被动的诠释。二是韩愈肯定了内在精神与人格修养中情感的地位。
所谓“气”，也包括了“不平则鸣”(《送孟东野序》)、“喜怒窘穷、忧悲愉佚、怨恨思慕、酣醉无聊”(《送高闲上人序》)、“愁思之声”、“穷苦之言”(《荆潭唱和诗序》)等等“不平有动于心”的个人情感活动及其在各种艺术中的表现。这说明韩愈讲“文以明道”仍是有较大包容性的，它并不排斥、甚至赞许强烈的喜怒哀乐之情的存在。
第二，学习古人的散文体格，主要应该学习古人“词必己出”(《南阳樊绍述墓志铭》)，而不是简单地模拟古文。骈文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好用典故，而缺乏创造力的作者便把一些烂熟的套话翻来复去地镶嵌在文中，既无真情实感，又无新鲜的语言。针对这种缺陷而提倡散文的韩愈，便把“惟陈言之务去”(《答李翊书》)看得很重。虽然他也很重视从古人的作品中学习语言，如《进学解》中曾历数“周《诰》殷《盘》，佶屈聱牙，《春秋》谨严，《左氏》浮夸，《易》奇而法，《诗》正而葩，下逮《庄》、《骚》，太史所录，子云、相如，同工异曲”，但他并不是停留在这些古文的技巧和语言上。在《答李翊书》中，他说自己学文，开始是“非三代两汉之书不敢观，非圣人之志不敢存，处若忘，行若遗”，但这时并不能“唯陈言之务去”。其后，“识古书之正伪与虽正而不至焉者”，渐渐有了心得，于是“当其取于心而注于手也，汩汩然来矣”。最后，对古人之言“迎而距之，平心而察之”，养气守醇，才到了化境，可以自如地写自己的话、自己的心了。可见，韩愈要求的，乃是“师其意不师其辞”的学习古文方法和“自树立，不因循”(《答刘正夫书》)的文章语言风格。而实际上他对前代文章的借鉴吸收，范围是很广泛的，其中也包括骈文的成分。
在主张“文以明道”的同时也承认作者个人的内在情感在散文中表现的合理性，在主张“师古人”的同时又强调语言的创新和风格的个性化，这是韩愈散文理论的精华所在。但是，个人内在情感与个性的表现与“道”的`要求，并不是很容易统一的，而常常会出现矛盾。面对这种矛盾，韩愈在理论上还是把“道”放在首位。
他一方面承认人的内在情感是文学创作成败的基础，但另一方面又试图把这些感情尽可能纳入合乎封建伦常的规范中。他说他自己的“道”，乃是“夫子、孟轲、扬雄所传之道”(《重答张籍书》)，自己的“文”是“歌颂尧舜之道”的文，内容“皆约六经之旨”，虽然有“感激怨怼奇怪之辞，以求知于天下”，但也决“不悖于教化，妖淫谀佞诪张之说无所出于其中”(《上宰相书》)。总之，“道”对个性对情感的宽容，还是有限度的。
至于韩愈本人的创作，又比他的理论更能反映出他作为文学家的气质。其中虽然有大量论“道”言“性”的作品，如《原道》、《读荀子》等，但也有许多既出于真情，又刻意追求艺术性的文学作品。所以，当时人裴度说他“恃其绝足，往往奔放，不以文立制，而以文以为戏”(《寄李翱书》)，后来人说他“徒语人以其辞”(王安石《上人书》)、“第文人耳”(宋释契嵩《非韩》)、“以为文人则有余，以为知道则不足”(张耒《韩愈论》)，尤其是南宋大儒朱熹，更指责他“裂道与文以为两物”(《读唐志》)，都看到了他在追求“道”与追求“文”之间的脱节现象，看到了他对文学性的兴趣往往超过了对政治伦理的兴趣这一事实。但是，这恰恰是韩愈在文学创作中取得成功的原因所在。在创作实践中，他既投入了丰富的情感，又运用了很高的语言技巧，因而写出了许多优秀的散文作品。
韩愈的《原道》、《原毁》、《师说》、《争臣论》等说理文结构严谨，重视行文的气势和逻辑，过去很受一般古文家的称赏，但文学价值并不高。倒是一些议论性的短文，带着充沛的感情，写得真挚动人。如《送孟东野序》为孟郊鸣不平，激动地发泄着对时代与社会埋没人才现象的一腔怨气;《送董邵南序》则借安慰因“举进士，连不得志于有司”而只好去燕赵谋事的董邵南，抒发对才士沉沦不遇、生不逢时的感慨;
而《送李愿归盘谷序》则借赞美退隐者的清高，斥责那些“伺候于公卿之门，奔走于形势之途，足将进而趑趄，口将言而嗫嚅”的小人的卑劣行径，蕴含了下层文人在社会压抑下一种急于宣泄的“不平之气”。此外，还有一些近乎寓言的杂感，则锐利尖刻、生动形象，往往一针见血，而又不动声色。
如《杂说一·说龙》、《杂说四·说马》、《获麟解》等，都是借龙、马、麟等动物的遭遇来写人的，在这些杂感中往往包含了韩愈自己怀才不遇的感慨或穷愁寂寞的叹息。如著名的《说马》：
世有伯乐，然后有千里马。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故虽有名马，只辱于奴隶之手，骈死于槽枥之间，不以千里称也。马之千里者，一食或尽粟一石。食马者不知其能千里而食也，是马也，虽有千里之能，食不饱，力不足，才美不外见，且欲与常马等不可得，安求其能千里也。策之不以其道，食之不能尽其材，鸣之而不能通其意，执策而临之曰：“天下无马!”呜呼!其真无马邪?其真不知马也!
在韩愈的散文中，悼念其侄韩老成的《祭十二郎文》尤其具有浓厚的抒情色彩。哀吊之文前人多用骈体或四言韵文写作，在整齐的格式中求得一种庄肃之感。而此文全无格式、套语，而且不像韩愈其他文章那样讲究结构。全文以向死者诉说的口吻写成，哀家族之凋落，哀自身之未老而衰，哀死者之早夭，疑天理疑神明，疑生死之数乃至疑后嗣之成立，极写内心之辛酸悲恸;中间一段写初闻噩耗时将信将疑、不甘相信又不得不信的心理，尤其哀切动人。文章语意反复而一气贯注，最能体现在特定情景下散体文相对于骈体文的优长。
韩愈的记叙文中，如《张中丞传后叙》、《毛颖传》、《石鼎联句诗序》等，叙事中或加渲染，或杂谐谑，也写得很生动传神。像《张中丞传后序》写南霁云向贺兰进明求援，而贺兰进明出于妒忌，按兵不动，反而设宴以笼络南霁云，这时，韩愈以浓笔重彩写道：
霁云慷慨语曰：“云来时，睢阳之人不食月余日矣，云虽欲独食，义不忍;虽食，且不下咽。”因拔所佩刀断一指，血淋漓，以示贺兰，一座大惊，皆感激为之泣下。
下面，接着又加上一节：
(南霁云)将出城，抽矢射佛寺浮图，矢着其上砖半箭，曰：“吾归破贼，必灭贺兰，此矢所以志也。”
这两段，在刻画南霁云忠勇坚贞品格的同时，把南霁云刚烈的个性也凸现出来了。在《石鼎联句诗序》中，韩愈充分运用欲擒故纵、借外现内的方法，描写才智过人的道士轩辕弥明与刘师服、侯喜二人联诗的戏剧性过程和人物的心理变化。
他先写道士的貌不惊人，“白须黑面，长颈而高结，喉中又作楚语”，因而反衬出侯喜等人“视之若无人”的高傲似乎合情合理。但当应弥明之请而联诗后，这种心理上的高傲就开始发生变化：一开始听到写诗，刘师服便“大喜，即援笔题其首两句”，侯喜也当仁不让，“踊跃，即缀其下”，道士却一面“袖手竦肩，倚北墙坐”，一面高吟两句“龙头缩菌蠢，豕腹涨彭亨”，机带双敲，诡谲中暗含讥刺，两人便惊住了;但他们心中仍然不服，还想倚多取胜，“声鸣益悲，操笔欲书，将下复止，竟亦不能奇”，道士则“应之如响，皆颖脱含讥讽”。
直到三更，两人心理上已彻底被击溃，而道士“又唱出四十字”，这时两人“大惧，皆起立床下拜”，道士却已“倚墙睡，鼻息如雷鸣”。这篇文字如同小说，把两个文人酸文假醋的模样、前倨后恭的心理和道士不拘小节、放荡机智的形象写得十分生动。
纵观韩愈的散文创作，其艺术技巧可以归纳为以下三方面：
首先，韩愈很注意语汇的创新。骈文的一个重要缺陷就是语言陈旧、套路滥熟、好用典故，而他从前人的语汇中推陈出新，从当时的口语中提炼新词，创造出不少新颖的语汇，使文章常常闪现出妙语警句，增添了不少生气。像《送穷文》中的“面目可憎”、“垂头丧气”，《进学解》中的“动辄得咎”、“佶屈聱牙”、“业精于勤荒于嬉，行成于思毁于随”，《原道》中的“不塞不流，不止不行”，《送孟东野序》中的“不平则鸣”，《应科目时与人书》中的“俯首帖耳”、“摇尾乞怜”等，都是沿用至今、鲜明生动的词语。此外，韩愈还一反骈文好用华丽词藻的习惯，采摭一些不为人所用或刺激性很强的词汇，如《送穷文》写鬼“张眼吐舌，跳踉偃仆，抵掌顿脚，失笑相顾”，《石鼎联句诗序》写人“白须黑面，长颈而高结”，《进学解》写治学“牛溲马勃，败鼓之皮，俱收并蓄”，《送廖道士序》写山气“蜿蟺扶舆，磅礴而郁积”，看起来未必美，但极其生动传神。当然有时韩愈也不免矫枉过正，用一些冷僻生涩的文字，使文章佶屈聱牙，拗口难通。
其次，韩愈很注重句式的设计。骈文的句式，固然整齐合拍、音节响亮，但缺少变化，气势较弱，韩愈的散文，则极善于交错运用各种重复句、排比句、对仗句，来增加文章的变化与气势，发挥散文句子可长可短的优势，弥补散文缺乏音乐美和节奏感的缺陷。如《进学解》第二段论先生的学业、儒道、文章、为人，四层叙述结尾分别是“先生之业，可谓勤矣”、“先生之于儒，可谓有劳矣”、“先生之于文，可谓宏其中而肆其外矣”、“先生之于为人，可谓成矣”，使四层意思的节奏显得很整齐分明，语气在流畅中重重叠叠，层层加码，为后面突然的大转折作了有力的铺垫。又如《画记》中述画中之人，不避重复地列举了“骑而立者五人，骑而被甲载兵立者十人，一人骑执大旗前立，骑而被甲载行且下牵者十人，骑而负者二人……”等三十二种姿态的一百二十三人;
记画中的马，则一一写了二十七种马的姿态，看起来很罗嗦，但读来却娓娓动听，画上各种人、马姿态毕现，各种长短错落、节奏不一的句式以极其繁复的方式组织在一起，正好令人感受到这是一幅庞大细密、错落参差的宏大图画的布局形式。此外，《送孟东野序》连用三十八个“鸣”，由于句式变化，并不令人感到单调，反而有一种喷涌而出、咄咄逼人的气势;前面提到《祭十二郎文》中写初闻噩耗时心理的一段，句句用语助词收尾，但“也”、“乎”、“耶”的不同语气错落相杂，或感叹或疑问，句子忽长忽短，很真实地表现出感情的激烈的起伏变化。
再次，韩愈极为注意文章的结构布局。他有时以重笔陡然而起、突兀而现，抓住读者目光，然后再转入本题，如《送董邵南序》以“燕赵古称多感慨悲歌之士”起首和《送温处士赴河阳军序》以“伯乐一过冀北之野而马群遂空”起首;
有时则从远处迂回而来，如《送区册序》先说阳山的究僻荒寒、文化落后，然后借庄子关于逃世之人闻空谷足音而喜的话转接，写出其时其境中与区册交识的愉快。至于《送孟东野序》则是上述两种类型的结合，文章从“大凡物不得其平则鸣”的警句振起后，却不引入孟郊之事，而是从物声说到人声，从人声说到文辞，文辞又是从上古说到有唐，一路惝恍迷离，不着边际。最后寥寥数语归结到孟郊，反观前文，既是作者自身人生感想的抒发，又成为本文正题的铺垫。
另外，像《原道》那种抽丝剥笋般的层层推进，《原毁》的正反互映、通篇对比，虽是单纯说理文字，文章的道理也是相通的。值得注意的是，在特定情况下，韩愈还有意避免摇曳生姿的文章结构。如《柳宗元墓志铭》写得十分平实，表现出他对这位朋友爱其人格、才华而惜其行事(韩不赞同柳参与永贞革新)、怜其遭遇的心情;《祭十二郎文》也是直抒衷情，不有意为文。但这其实也是对于文章结构的一种精心考虑，即在这种情况下，自然平实就是最好的结构。
韩文具有各种体式，风格也有所不同，其最显著的特征是气势雄大、感情充沛而文字奇崛新颖、句式参差交错、结构开阖变化，前人说它“猖狂恣肆”(柳宗元《答韦珩示韩愈相推以文墨事书》)、“如长江大河，浑浩流转，鱼鼋蛟龙，万怪惶惑”(苏洵《上欧阳内翰书》)。当然，韩愈在文章上很用力，“做”的痕迹也是难免的。
当时，韩愈是文坛上的领袖，他不仅自己提出理论，参与实践，而且极力推奖提携文学上的同道，如作《荐士诗》推荐孟郊，写状推荐张籍、樊宗师(《荐张籍状》《荐樊宗师状》)，写文为李贺打抱不平(《讳辩》)等。他自己也说交游很广，“所与交往相识者千百人……或以事同，或以艺取”(《与崔群书》)，李翱则说他“颇亦好贤”，像“秦汉间尚侠行义之一豪隽”(《答韩侍郎书》)，因此，在他周围形成了一个作家集团，他们在诗文两方面都进行了具有创新意义的努力。在诗歌方面取得成就的人不少，散文方面则除了韩愈外，其他人的成就都不大。如李翱以议论文为主，虽结构整饬，却缺乏文采和气势;皇甫湜的散文则比较重视外在语言形式上的奇崛，但情感力度较弱，气势也不够雄大;樊宗师的散文更把韩愈的语言奇崛险怪推向了极端，虽然“词必己出”，但他忽略了语言交流的通则，走向了晦涩艰深。
篇8：柳宗元与刘禹锡
柳宗元与刘禹锡
刘禹锡与柳宗元有很多共同之处。在政治上，两人一起参与永贞革新，并肩战斗。在创作上，两人诗文俱佳，趣味相投，相互唱和。甚至在生活经历上，二人也有不少相似之处。他们一起进京应试，同榜登进士第。接下来，同朝为官，一起共事。后又因革新失败双双一贬再贬。
共同的志向，共同的趣味，共同遭遇，使他们结下了深厚的友谊。他们不仅在顺境时相互支持，相互砥砺。在天涯沦落，生死未卜的逆境当中，二人的真絷友谊更加巩固，也更加牢固。他们的友谊，成就了一段文坛佳话。
永贞革新失败后，刘柳二人同时遭贬，一人贬官朗州，一人贬官永州。他们忍受着事业上的失败和空间上的分离，不断地诗文往来，互相促进。其间，柳宗元和身居要职的好友韩愈之间曾展开一场哲学论战，柳宗元作《天说》陈述自己的观点，刘禹锡作《天论》三篇对柳宗元进行策应和声援。刘禹锡的散文成就受到柳宗元的重视，柳宗元的童话和寓言创作，同样被刘禹锡所推重。在患难的岁月里，是纯真的友谊、共同的志趣给了他们以鼓励，给了他们以支撑，给了他们以勇气。
十年后，当他们先后结束贬官生涯聚会长安之时，真是感慨万千，悲喜交集。一个人一生的黄金时间能有几个十年啊!刘禹锡在《阙下口号呈柳仪曹》中不禁感叹：“铜壶漏水何时歇，如此相催即老翁。”
然而，十年的分别只换来短暂的聚首，很快，他们又双双被贬。而且离长安的距离更遥远，条件也更艰苦。柳被贬柳州，刘被贬到更远在贵州的播州。此时，刘禹锡来京仅一年多时间，而柳宗元则刚刚到达不久。柳宗元虽然对自己的境遇非常失望，但考虑到刘禹锡有八十岁的老母亲需要随身奉养时，几次上书朝廷，要求和刘禹锡对换，后经友人帮助，才将刘禹锡改贬连州。
刘禹锡因好友柳宗元(字子厚，773～819)“以播易柳”的提议和鼎力相助，得到唐宪宗的格外开恩，改授连州。自长安南下连州和柳州，有一大段的路途相同，因而这一次刘禹锡与柳宗元是结伴南行的，一路上自然遍游诸景，诗酒相依。
从江陵下长江、入洞庭、逆湘江，至衡阳，柳宗元仍须乘船取道湘江西去柳州，刘禹锡则需策马跨山南下连州。他们之间的情谊早已亲逾兄弟，好像也预感到这一次如生离死别，故彼此依依不舍，几度唱和。歧路在前，柳宗元年纪小刘禹锡一岁，先作《衡阳分路与梦得赠别》：
十年憔悴到秦京，谁料翻为岭外行。
伏波故道风烟在，翁仲遗墟草树平。
直以慵疏招物议，休将文字占时名。
今朝不用临河别，垂泪千行便濯缨。
此诗似含规劝之意，虽为老友，或子厚对梦得累及自身获贬恶州的《挑花诗》不以为然吧，刘禹锡似有所悟，答诗《再授连州至衡阳酬柳柳州赠别》曰：
去国十年同赴召，渡湘千里又分岐。
重临事异黄丞相，三黜名惭柳士师。
归目并随回雁尽，愁肠正遇断猿时。
桂江东过连山下，相望长吟有所思。
为答友情，梦得“有所思”，一定程度上接受了老友的观点。子厚又作《重别梦得》：
二十年来万事同，今朝岐路忽西东。
皇恩若许归田去，岁晚当为邻舍翁。
子厚之诗，有相互鼓励、友情永续之意。对此，梦得以《重答柳柳州》相酬：
弱冠同怀长者忧，临岐回想尽悠悠。
耦耕若便遗身老，黄发相看万事休。
不过，梦得重提二人年少时曾立下忧国之志，对形势的估计，似比子厚较为乐观。相伴千里，终有一别，柳子厚再作《三赠刘员外》：
信书成自误，经事渐知非。
今日临岐别，何年待汝归?
诗似是对自己以往的`经历作总结。刘梦得以《答柳子厚》相赠：
年方伯玉早，恨比四愁多。
会待休车骑，相随出罻罗。
因柳宗元体弱多病，刘禹锡善解人意，并未再提出新的话题，费劳神思，大家挥泪惜别，各奔任所。
自长安至衡阳，一路上这样的情节并不是第一次，但这是最后一次，也是他们相互面对的绝唱了。五年后，刘禹锡扶慈母灵柩北归，在衡阳得柳宗元在柳州病逝的凶信，遂作《重至衡阳伤柳仪曹并引》，对前事悲叹不已。其诗引言云：
“元和乙未岁，与故人柳子厚临湘水为别，柳浮舟适柳州，余登陆赴连州。后五年，余从故道出桂岭，至前别处，而君没于南中，因赋诗以投吊。”诗曰：
忆昨与故人，湘江岸头别。
我马映林嘶，君帆转山灭。
马嘶循故道，帆灭如流电。
千里江篱春，故人今不见。
刘禹锡得授连州，而其时连州的社会环境条件比柳州要好得多，我们不难想象，刘、柳于路咏叹山水，吊古论今，感怀身世，切磋诗艺，他们之间的友谊会升华到一个什么样的高度。我们现在基本可以确定，刘禹锡出长安至连州，一路上不停地吟咏，仅编入诗集的就有二十多首。如刘禹锡作《题淳于髡墓》，柳宗元则有《善谑驿和刘梦得酹淳于先生》相和，诗酒之间，两个人在途中有所耽搁，也是情之所发，理之所至矣。
刘禹锡辞别柳宗元，过郴州，越桂岭，孤独南下，抵达连州任所。
长期贬谪生活的打击和艰苦环境的摧残，使柳宗元的身体受到很大的损害，健康状况非常不妙。到元和十四年，当皇帝终于良心发现准备召回柳宗元时，他已于这年十月五日含冤长逝，年仅四十七岁。身后，四个孩子都还未成年。柳宗元临死前，遗书刘禹锡，并将自己的全部遗稿留给他。
这时，年近九十的母亲刚刚去逝，护送灵柩路过衡阳的刘禹锡，接到柳宗元去世的噩耗，悲痛万分，伤心欲绝。他立即停下来为柳宗元料理后事，写了《重至衡阳伤柳仪曹》诗以寄托哀思。后又两次写《祭柳员外文》，并为其整理遗稿，编纂成集，同时介绍他的生平和成就。柳宗元的一个儿子，也由刘禹锡收养。
刘禹锡虽然在群星灿烂的李唐皇朝的文坛上还不算顶尖级的人物，在开宗立派、领袖群伦方面无法与李白、杜甫、韩愈、柳宗元、白居易相并提，但是，从《四库全书总目》对他的评价上看，“其古文则恣肆博辩，于昌黎、柳州之外自为轨辙”，其影响也足见了得。
于此，我对刘禹锡的敬慕与仰止，不仅仅是因为他诗文言辞的精锐与意境的妙道，而更在于他人品的高洁与对朋友之情的真挚。因为没有他的艰苦努力与多方筹措，柳宗元文集就难以刊行于世。像《江雪》、《渔翁》、《捕蛇者说》、《三戒》、《天对》、《封建论》这样的绝妙美文，也许只能如流星一般消解在历史的夜空之中，化为随风而逝的尘埃，无法进入千家万户，成为今天学子们互相吟咏的文学范本。
刘禹锡与柳宗元之间的这种挚友之情，有如夜空中的明月，有如黑暗中的烛光，千百年来，一直照亮着中国文坛与政坛的一片天空。
柳宗元简介
柳宗元(公元773年—公元8)，字子厚，汉族，河东(现在山西芮城、运城一带)人， 唐宋八大家之一，唐代文学家、哲学家、散文家和思想家，世称“柳河东” “河东先生”，因官终柳州刺史，又称“柳柳州”。柳宗元与韩愈并称为“韩柳”，与刘禹锡并称“刘柳”，与王维、孟浩然、韦应物并称“王孟韦柳”。
柳宗元一生留诗文作品达600余篇，其文的成就大于诗。骈文有近百篇，散文论说性强，笔锋犀利，讽刺辛辣。游记写景状物，多所寄托，有《河东先生集》，代表作有《溪居》、《江雪》、《渔翁》 。柳宗元遗族所建柳氏民居，现位于山西晋城市沁水县文兴村，为国家4A级景区。
刘禹锡简介
刘禹锡，曾任太子宾客，世称刘宾客。与柳宗元并称“刘柳”。与白居易合称“刘白”。贞元九年，擢进士第，登博学宏词科，从事淮南幕府，入为监察御史。王叔文用事，引入禁中，与之图议，言无不从。转屯田员外郎，判度支盐铁案。叔文败，坐贬朗州刺史，在贬官期间，在扬州碰到白居易，白居易写了《醉赠刘二十八使君》，刘禹锡作《酬乐天扬州初逢席上见赠》答谢白居易，再道贬朗州司马。落魄不自聊，吐词多讽托幽远。蛮俗好巫，尝依骚人之旨。倚其声作《竹枝词》十余篇，武陵溪洞间悉歌之。居十年，召还。将置之郎署，以作玄都观看花诗涉讥忿，执政不悦，复出刺播州。裴度以母老为言，改连州，徙夔、和二州。久之，征入为主客郎中。又以作重游玄都观诗，出分司东都。度仍荐为礼部郎中，集贤直学士。度罢，出刺苏州，徙汝、同二州，迁太子宾客分司。禹锡素善诗，晚节尤精。不幸坐废，偃蹇寡所合，乃以文章自适。与白居易酬复颇多，居易尝叙其诗曰：彭城刘梦得，诗豪者也。其锋森然，少敢当者。又言其诗在处应有神物护持，其为名流推重如此。会昌时，加检校礼部尚书。卒年七十二，赠户部尚书。诗集十八卷，今编为十二卷。
湖南常德历史学者、收藏家周新国先生《武陵藏珍》记载：刘禹锡被贬为朗州司马其间写了著名的《汉寿城春望》。湖南常德市委市政府为了纪念朗州司马刘禹锡，现专在柳叶湖边建有“司马楼”。
关于刘禹锡的祖籍，多有争议，有说是洛阳人，有说是彭城(今徐州)人，有说是定州人以及中山无极人。据查有关史料，刘禹锡为匈奴后裔，其七世祖刘亮仕于北魏，随魏孝文帝迁都洛阳，始改汉姓。父刘绪因避安史之乱，东迁嘉兴，刘禹锡出生于此地，因此刘禹锡“家本荥上，籍占洛阳”。关于说其“彭城人”，经查此说，出自白居易、权德舆等人之口。那不过是随顺当时“姓卯金者咸彭城”(《史通·邑里》)的习俗罢了。因此“刘禹锡彭城人”说法是不确切的。
说刘禹锡是定州人、中山人以及中山无极人，还得从他七世祖刘亮说起。周汉时期，定州、无极是冀州的属地，无极同时也是定州的属地。刘亮曾任冀州刺史、散骑常侍等职，后北魏迁都洛阳，刘亮全家也随之迁至洛阳。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集部别集类：“书禹锡本传，称为彭城人，盖举郡望，实则中山无极人，是编亦名中山集，盖以是也。”此外清《畿辅通志》及《中国历史人物辞典》和《中国历史名人辞典》等也都有刊载。经过反复查证和咨询有关专家，刘禹锡祖籍确认为无极，是有据可依的。
篇9：刘禹锡与柳宗元
刘禹锡与柳宗元
对于中唐诗人来说，如何摆脱盛唐诗风的笼罩，开创新的诗歌境界，是他们的重要课题。所以，很多诗人都在各自的角度摸索，在不同的方面创新，由此而出现了一种多元化艺术追求的趋向。以韩、孟和元、白为代表的两大新诗潮固然最为引人注目，但在此之外，还有不少具有自己独特风格、独特建树的诗人，其中比较杰出的，是刘禹锡和柳宗元。
刘禹锡(772～842)字梦得，洛阳人(今属河南)，贞元九年(793)进士，贞元末任监察御史时，与柳宗元等人参与了由王叔文、王伾领导而很快宣告失败的革新活动，因此被贬为朗州司马，此后长期在外地任职。至大和二年(828)才回到长安，先后任主客郎中、集贤殿学士。此后又曾出外任苏州、汝州刺史，继而迁太子宾客。有《刘梦得文集》。
刘禹锡早年随父寓居嘉兴，常去吴兴拜访作为江南著名禅僧兼诗僧的皎然和灵澈，据其《澈上人文集纪》自述，当时他“方以两髦执笔砚，陪其吟咏，皆曰孺子可教”，这一早年经历对其后来的诗歌创作影响很深。那么，皎然、灵澈的诗歌主张是怎样的呢?皎然有《诗式》论诗，特别注意两方面，一是主张苦思锻炼，要求诗人在对词句加以精心锤炼之后复归自然，他认为这种自然才是诗的极致;二是极重视诗歌意蕴深远而气韵朗畅高扬的境界，认为“取境偏高，则一首举体便高，取境偏逸，则一首举体便逸”。而这“境”即意境来自创作主体的心境，“真思在杳冥，浮念寄形影”(《答俞校书冬夜》)，即诗人主观心境与审美观照乃是最重要的。灵澈没有诗论传世，但据权德舆《送灵澈上人庐山回归沃州序》说，他“心冥空无而迹寄文字，故语甚夷易，如不出常境，而诸生思虑终不可至……知其心不待境静而静”;又说他常“拂方袍，坐轻舟，溯沿镜中，静得佳句，然后深入空寂，万虑洗然”，可见灵澈也重视在主体的静默观照中赢得意境的空灵深邃，而且语言也是追求自然的。这些见解一方面受到大历、贞元诗风影响，讲究字词锤炼，不露痕迹，一方面则来源于佛教重视“心”即主观体验感受的思想。刘禹锡深信佛教，得其中三昧，在很多年以后他还说，写诗的人应该“片言可以明百意，坐驰可以役万景”(《董氏武陵集纪》)，前句即指语言的简练与含蓄，后句即指主体的观照与冥想。所以他一方面重视通过锤炼与润饰使诗歌的语言既精巧又自然，而反对多用生僻字眼，提出“为诗用僻字，须有来处……
后辈业诗，即须有据，不可率尔道也”(《刘宾客嘉话录》);
另一方面，他又极重视主体的观照与冥想，在《秋日过鸿举法师寺院便送归江陵诗引》中他曾说：
能离欲则方寸地虚，虚而万景入;入必有所泄，乃形于词。……因定而得境，故翛然以清;由慧而遣词，故粹然以丽。
定，是排除杂念的观照，慧，是一种灵感的获得。这样写出来的诗，便能容纳更丰富的内涵，有着更深的意境。因此，刘禹锡的诗大多自然流畅、简练爽利，同时具有一种空旷开阔的时间感和空间感。像他的名句如“芳林新叶催陈叶，流水前波让后波”(《乐天见示伤微之敦诗晦叔三君子皆有深分因成是诗以寄》)，“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酬乐天扬州初逢席上见赠》)，都是他对历史、人生进行沉思之后的一种感悟。这种感悟以形象出现在诗里，不仅有开阔的视界，而且有一种超时距的跨度，显示出历史、现实、未来在这里的交融。
刘禹锡的咏史诗十分为人称道。这些诗以简洁的文字、精选的意象，表现他阅尽沧桑变化之后的沉思，其中蕴涵了很深的感慨，如《西塞山怀古》、《乌衣巷》、《石头城》、《蜀先主庙》等都是名篇。
王濬楼船下益州，金陵王气黯然收。千寻铁锁沉江底，一片降幡出石头。人世几回伤往事，山形依旧枕寒流。今逢四海为家日，故垒萧萧芦荻秋。(《西塞山怀古》)
朱雀桥边野草花，乌衣巷口夕阳斜。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乌衣巷》)
前一首是诗人站在西塞山远眺的感慨，在他心中，是一种永恒与短暂的强烈对比：千帆竞发、铁锁沉江，无论是战降治乱、分裂统一，这一切比起默默无言的大自然来，都不过是过眼烟云，瞬间即逝。后一首则通过王谢这些士族的旧迹变为寻常百姓家的历史变迁，呈现了人们心灵深处常有的对一切繁华与高贵都会被时间洗刷净尽的叹息。
刘禹锡的山水诗，也改变了大历、贞元诗人襟幅狭小、气象萧瑟的风格，而常常是写一种超出空间实距的、半虚半实的开阔景象，如“水底远山云似雪，桥边平岸草如烟”(《和牛相公游南庄醉后寓言戏赠乐天兼见示》)，“野草芳菲红锦地，游丝缭乱碧罗天”(《春日书怀寄东洛白二十二杨八二庶子》)。再如《望洞庭》：
湖光秋月两相和，潭面无风镜未磨。遥望洞庭山水翠，白银盘里一青螺。
在这静谧空灵的山光水色中融入了诗人的主观情感，构成了一种恬静平和的氛围。
不过，虽然刘禹锡说过“能离欲则方寸地虚”，但是他积极参与永贞革新，其实还是要在社会中实现人生理想;他的性格也比较倔强，所以尽管受佛教徒影响，他却不像后期的白居易那样，时而满足，时而颓废，诗中倒是常常表现出高扬开朗的精神。如《秋词》二首之一：“自古逢秋悲寂寥，我言秋日胜春朝。晴空一鹤排云上，便引诗情到碧霄。”《同乐天登栖灵寺塔》：“步步相携不觉难，九层云外倚栏杆。忽然语笑半天上，无限游人举眼看。”都有一种高扬的力量。由于有了含蓄深沉的内涵、开阔疏朗的境界和高扬向上的情感，刘禹锡的诗歌便显得既清峻又明朗。
此外还应该提到他受民歌影响所写的一些诗篇。皎然、灵澈等人生活在民歌兴盛的吴地，而在禅宗看来，民歌率直自然、活泼朴素，正是语言的极致，所以他们也曾汲取民歌的特色来写诗，这无疑对刘禹锡有一定影响;刘禹锡又多次贬官南方，这也是民歌盛行的地方，所以刘禹锡常常收集民间歌谣，学习它的格调进行诗歌创作，如《白鹭儿》：
白鹭儿，最高格。毛衣新成雪不敌，众禽喧呼独凝寂。孤眠芊芊草，久立潺潺石。前山正无云，飞去入遥碧。
诗以隐喻方式写自己孤高的情怀，但用的是轻快的民歌体。还有一些完全仿照民歌的作品，如《竹枝词》、《杨柳枝词》、《堤上行》、《蹋歌词》等，都很朴素自然、清新可爱，散发着民歌那样浓郁的生活气息，以下两首尤为传神：
江南江北望烟波，入夜行人相应歌。桃叶传情竹枝怨，水流无限月明多。(《堤上行》三首之二)
杨柳青青江水平，闻郎岸上唱歌声。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还有晴。(《竹枝词》二首之一)
柳宗元(773～819)字子厚，河东解(今山西运城)人。
他与刘禹锡同年中进士，又一起参加永贞革新，失败后先贬永州，后贬柳州。他的遭遇比刘禹锡更不幸，一直到元和十四年，这种贬斥的厄运还没有离开他，而当唐宪宗因裴度的请求下诏召回他的时候，他却与世长辞了，年仅四十七岁。有《柳河东集》。
柳宗元留下来的诗歌仅一百多首，但历来评价很高。尤其是宋代大诗人苏轼，他曾说：“柳子厚诗在陶渊明下，韦苏州(应物)上。退之(韩愈)豪放奇险则过之，而温丽靖深不及也。所贵乎枯淡者，谓其外枯而中膏，似淡而实美，渊明、子厚之流是也。”(《评韩柳诗》)又说，柳宗元、韦应物的诗是“发纤秾于简古，寄至味于淡泊”(《书黄子思诗集后》)。
柳宗元诗确如苏轼所说，兼有简洁、靖深、温丽、含蓄之长，在自然、朴实的语言中蕴含了幽远的情思。尤其应当注意的是，柳诗中常常出现的是一种空旷孤寂的意境，如《中夜起望西园值月上》：
觉闻繁露坠，开户临西园。寒月上东岭，泠泠疏竹根。石泉远逾响，
山鸟时一喧。倚楹遂至旦，寂寞将何言。
月是寒的，露是寒的，远处微渺的泉声和山鸟偶尔的一鸣，映衬出寒夜的清冷静寂，在寒夜中呈现了诗人所感受到的孤独与寂寞。又如著名的《江雪》：
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
在广袤的雪原上，没有人迹，在茫茫的天空中，没有鸟影，只有一叶孤舟载孤零零一个渔人，在雪漫漫中独自垂钓。又如《渔翁》：
渔翁夜傍西岩宿，晓汲清湘燃楚竹。烟销日出不见人，欸乃一声山水绿。回看天际下中流，岩上无心云相逐。
全诗表现的也是一种空旷悠远的感受，只是孤独感不是那么浓厚罢了。这些诗，都有幽深清远的意境，都包含了空旷孤寂的感受，又都是以经过精心锤炼而又不显得做作的语言和清丽朗洁而又平凡朴素的意象来表现的。
形成柳诗特色的原因很多，较为重要的是：第一，他与僧侣的交往。柳宗元崇信佛教由来已久，他自己曾多次说，“吾自幼好佛”(《送巽上人赴中丞叔父召序》)，“余知释氏之道且久”(《永州龙兴寺西轩记》)。而他的诗大都作于被贬之后，他所贬谪的永州、柳州又是禅风极盛的地方。在永、柳二州期间，他常与禅僧往来，从禅僧那里，他接受了“乐山水而嗜闲安”、对一切都以“平常心”对待的人生哲理(《送僧浩初序》)。《巽公院五咏·禅堂》一诗中说，“涉有本非取，照空不待析。万籁俱缘生，窅然喧中寂。心境本自如，鸟飞无遗迹。”《晨诣超禅师读禅经》又说：“道人庭宇静，苔色连深竹。日出雾露余，青松如膏沐。澹然离言说，悟悦心自足。”
都表现了对超越尘世而无所滞累、空灵淡泊的心境的追求，因此，他写诗也就要努力表现这种心境。第二，永州、柳州秀丽山水的影响。十余年间，他在这种美丽而又荒疏的自然山水中生活，“傥荡其心，倡佯其形”(《对贺者》)，使他对自然山水有亲切的感受;特别是在政治上受打击，心情压抑的.情况下，他更感到山水对心灵的安慰。他不仅写下了许多优美清新的山水散文，也把这些山水景色融入诗中，如“梅岭寒烟藏翡翠，桂江秋水露鰅鳙”(《柳州寄丈人周韶州》)，“蒹葭淅沥含秋雾，橘柚玲珑透夕阳”(《得卢衡州书因以诗寄》)，“山腹雨晴添象迹，潭心日暖长蛟涎”(《岭南江行》)，“山城过雨百花尽，榕叶满庭乱莺啼”(《柳州二月榕叶落尽偶题》)，这些富有南方风味的自然景象给柳宗元的诗增添了一种新颖绮丽的美感。同时，这些景象在柳宗元主观心理的作用下，呈现出静谧旷远的意趣，成为构成柳诗独特意境的重要因素。
但是，柳宗元毕竟不能忘怀现实政治和自身遭遇，失败的悲愤和被贬的怨艾始终萦绕在他的心头。这种心情常常与恬静闲适的追求纠结在一起，流露在诗中，使诗在闲适中有寂寞，在恬静中有孤独，在平和中有悲伤。如《夏初雨后寻愚溪》：
悠悠雨初霁，独绕清溪曲。引杖试荒泉，解带围新竹。沉吟亦何事?寂寞固所欲。幸此息营营，啸歌静炎燠。
被称为“愚溪”的“荒泉”自具美质而不为人理解和重视，它成为诗人自况自慰的对象。所以，柳宗元说“寂寞固所欲”，自称要“息营营”、“静炎燠，心里却是一腔无可奈何、只得如此的苦衷。又如《南涧中题》这首被誉为“平淡有天工”(曾吉甫《笔墨闲录》)的诗，却以“孤生易为感，失路少所宜。索寞竟何事，徘徊只自知”呈露了他的心情。苏轼说这首诗“忧中有乐，乐中有忧”(《苕溪渔隐丛话》引)，其实“忧”才是其中的主要情感。这种闲旷与忧郁的交织，使柳宗元的诗中出现了陶渊明、王维、韦应物等都没有的清峻。尽管他的很多诗写得很淡泊，但透过去一层看，那空灵淡泊往往是一种自觉的追求，而悲凉却是不自觉的内心呈露。而当这种悲凉侵入心头而不能自己时，那闲适淡泊便消失了，剩下的只是一种悲愤之气，像《登柳州城楼寄漳汀封连四州》：
城上高楼接大荒，海天愁思正茫茫。惊风乱飐芙蓉水，密雨斜侵薜荔墙。岭树重遮千里目，江流曲似九回肠。共来百越文身地，犹自音书滞一乡。
而当激愤到了极点时，他也会写出《笼鹰词》、《行路难》这样借困在笼里的雄鹰和追日而死的夸父来比喻自己的悲壮诗歌。
刘禹锡、柳完元的诗，虽不像以孟郊、韩愈及李贺为代表的和以元稹、白居易为代表的两大诗派那样具有十分显著的创新特征，但他们在扩展和加深诗歌内在意蕴方面是有着特出成就的。从表面上，人们很容易察觉形式、语言和内容的变化，却不太容易体会到诗歌内在蕴含量的变化及与此相关的观物体验方式的变化，事实上，诗歌内在蕴含量的扩展和加深往往是直接影响诗歌艺术性的原因，中国诗歌讲究以含蓄取胜，以意境取胜，因此，刘禹锡、柳宗元在诗歌发展史上的地位也是十分重要的。
篇10： 唐代古文运动的倡导者
A．白居易
B．韩愈
C．刘禹锡
D．杜甫
答案：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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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唐代中叶及北宋时期以提倡古文、反对骈文为特点的文体改革运动。因同时涉及文学的思想资料，所以兼有思想运动和社会运动的性质。这一运动发起于中唐，但它的成功却在北宋。除韩愈、柳宗元外，唐宋八大家中的其余6人，即欧阳修、王安石、曾巩、苏洵、苏轼、苏辙都是北宋中期人。
古文这一概念由韩愈最先提出。他把六朝以来讲求声律及辞藻、排偶的骈文视为俗下文字，认为自我的散文继承了先秦两汉文章的传统，所以称“古文”。韩愈提倡古文，目的在于恢复古代的儒学道统，将改革文风与复兴儒学变为相辅相成的运动。在提倡古文时，进一步强调要文以明道。所谓道，就是与佛教、道教相对立的儒道。文道合一，以道为主，这是韩愈倡导古文运动的'基本观点。他还将自我的主张贯彻于实践，写了许多优秀的作品，大大提高了古文的水平。他是古文运动公认的领袖。柳宗元在古文运动中的地位仅次于韩愈，其论文亦提倡文以明道，他写出超多散体文，取得与韩愈相当的成就。由于韩愈、柳宗元等人的宣传倡导和创作实践，唐后期古文写作极盛，质朴流畅的散体最后代替骈体，成为文坛的主要风尚。韩愈的古文，本有“文从字顺”和“怪怪奇奇”两种风格，后追随者们片面发展了韩文奇崛艰深的一面，古文运动逐渐衰落，骈文又在晚唐五代的文坛上占据了主导地位。
北宋建国之初，柳开曾大声疾呼恢复韩柳的古文传统，但所继承的则是唐代古文运动末流奇涩古奥的遗风，王禹也反对五代以来浮艳相尚的文风，但所见与柳开不一样，他在提倡“韩柳文章李杜诗”的同时，把“传道而明心”和“句易通、义易晓”作为古文写作的标准，纠正了柳开等人文风的流弊。继承王禹古文传统而作出了较大贡献、成为北宋古文运动中坚的是欧阳修等人。欧阳修等人也主张“文与道俱”，但已偏重于实用，而不专指遥远的道统和空洞的性理，对四六文的骈偶形式，也采取了比较实事求是的灵活态度。欧阳修进一步开创了平易流畅、骈散结合的古文新体制，使其成为宋代古文的基本特色，并为此后元明清诸代所遵循。欧阳修主持礼部考试的嘉v二年（1057），是古文运动史上极为重要的一年，苏轼、曾巩和苏辙都是这一年中的进士。再加上王安石、苏洵，欧阳修周围集结了一批优秀的古文家。内中各人的政治见解和文学主张虽不尽相同，但在此前后，都写出了不少成为后世典范的古文名篇。如欧阳修的《五代史伶官传序》、《醉翁亭记》、《秋声赋》，王安石的《答司马谏议书》、《读孟尝君传》、《游褒禅山记》，苏轼的《留侯论》、《石钟山记》、《赤壁赋》，苏洵的《六国论》，曾巩的《墨池记》等，文采斑斓，
使宋文于此极盛。欧阳修重视奖掖后进，王安石、苏轼皆出其门而相继主盟文坛，宋文得以顺利发展。嘉v二年的科举改革后，古文日益兴盛，并从此代替骈文占据了文坛的主导地位以迄近世。唐代散文继承了秦汉散文传统，又具有题材更广、与现实生活联系更密切、文学性更强等新的特点。新的古文传统构成以后，骈文并未销声匿迹。当代和后世仍不断出现骈文作家和作品，古文家亦时或采用骈辞俪句作为艺术手段，只是骈文不再占据统治地位。由唐宋古文运动开始的古文新传统，支配文坛1000多年，直到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后，才被白话文所代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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