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起名困难症”通过精心收集，向本站投稿了7篇《商君书更法》原文及译文，这里给大家分享一些《商君书更法》原文及译文，供大家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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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商君书更法》原文及译文
《商君书更法》原文及译文
【原文】
孝公平画,公孙鞅、甘龙、杜挚三大夫御于君。虑世事之变,讨正法之本求使民之道。
君曰：“代立不忘社稷,君之道也；错法务明主长,臣之行也。今吾欲变法以治,更礼以教百姓,恐天下之议我也。”
公孙鞅曰：“臣闻之：疑行无成,疑事无功。君亟定变法之虑,殆无顾天下之议之也。且夫有高人之行者,固见负于世；有独知之虑者,必见骜于民。语曰：愚者暗于成事,知者见于未萌。民不可与虑始,而可与乐成。郭偃之法曰：论至德者,不和于俗；成大功者,不谋于众。法者所以爱民也,礼者所以便事也。是以圣人苟可以强国,不法其故,苟可以利民,不循其礼。”
孝公曰：“善！”
甘龙曰：“不然。臣闻之：圣人不易民而教,知者不变法而治。因民而教者,不劳而功成；据法而治者,吏习而民安。今若变法,不循秦国之故,更礼以教民,臣恐天下之议君,愿孰察之。”
公孙鞅曰：“子之所言,世俗之言也。夫常人安于故习,学者溺于所闻。此两者,所以居官而守法,非所与论于法之外也。三代不同礼而王,五霸不同法而霸。故知者作法,而愚者制焉；贤者更礼,而不肖者拘焉。拘礼之人不足与言事,制法之人不足与论变。君无疑矣。”
杜挚曰：“臣闻之：利不百,不变法；功不十,不易器。臣闻：法古无过,循礼无邪。君其图之！”
公孙鞅曰：“前世不同教何古之法？帝王不相复何礼之循？伏羲、神农,教而不诛；黄帝、尧、舜,诛而不怒；及至文、武,各当时而立法,因事而制礼。礼、法以时而定；制、令各顺其宜；兵甲器备,各便其用。臣故曰：治世不一道,便国不必法古。汤、武之王也,不修古而兴；殷、夏之灭也,不易礼而亡。然则反古者未必可非,循礼者未足多是也。君无疑矣。”
孝公曰：“善！吾闻穷巷多怪,曲学多辩。愚者之笑,智者哀焉；狂夫之乐,贤者丧焉。拘世以议,寡人不之疑矣。”于是遂出垦草令。
【译文】
秦孝公同大臣研讨强国大计,公孙鞅、甘龙、杜挚三位大夫侍奉在孝公的面前,他们分析社会形势的变化,探讨整顿法制的根本原则,寻求统治人民的方法。
秦孝公说：“接替先君位置做国君后不能忘记国家,这是国君应当奉行的原则。实施变法务必显示出国君的权威,这是做臣子的行动原则。现在我想要通过变更法度来治理国家,改变礼制用来教化百姓,却又害怕天下的人非议我。”
公孙鞅说：“我听过这样一句话：行动迟疑一定不会有什么成就,办事犹豫不决就不会有功效。国君应当尽快下定变法的决心,不要顾用天下人怎么议论您。何况具有超出普通人的高明人,本来就会被世俗社会所非议,独一无二见识思考的人也一定遭到平常人的嘲笑。俗语说：'愚笨的人在办成事情之后还不明白,有智慧的人对那些还没有显露萌芽的事情就能先预测到。'百姓,不可以同他们讨论开始创新,却能够同他们一起欢庆事业的成功。郭偃的法书上说：'讲究崇高道德的人,不去附和那些世俗的偏见。成就大事业的人不去同民众商量。'法度,是用来爱护百姓的。礼制,是为了方便办事的。所以圣明的人治理国家,如果能够使国家富强,就不必去沿用旧有的法度。如果能够是百姓得到益处,就不必去遵循就的礼制。”
孝公说：“好！”
甘龙说：“不对,臣也听说这样一句话：'圣明的人不去改变百姓的旧习俗来施行教化,有智慧的人不改变旧有的法度来治理国家。'顺应百姓旧有的习俗来实施教化的,不用费什么辛苦就能成就功业；根据旧有的法度来治理国家的人,官吏熟悉礼法,百姓也安乐。现在如果改变法度,不遵循秦国旧有的法制,要更改礼制教化百姓,臣担心天下人要非议国君了。希望国君认真考虑这样的事。”
公孙鞅说：“您所说的这些话,正是社会上俗人说的话。平庸的人守旧的习俗,读死书的人局限在他们听说过的事情上。这两种人,只能用来安置在官位上守法,却不能同他们在旧有法度之外讨论变革法制的事。夏、商、周这三个朝代礼制不相同却都能称王于天下,春秋五霸各自的法制不同,却能先后称霸诸候。所以有智慧的.人能创制法度,而愚蠢的人只能受法度的约束。贤能的人变革礼制,而没有才能的只能受礼制的束缚。受旧的礼制制约的人,不能够同他商讨国家大事。被旧法限制的人,不能同他讨论变法。国君不要迟疑不定了。”
杜挚说：“臣听说过这样的话：'如果没有百倍的利益不要改变法度,如果没有十倍的功效不要更换使用工具。臣听说效法古代法制没有什么过错,遵循旧的礼制不会有偏差。国君应该对这件事仔细思考。”
公孙鞅说：“以前的朝代政教各不相同,应该去效法哪个朝代的古法呢？古代帝王的法度不相互因袭,又有什么礼制可以遵循呢？伏羲、神农教化不施行诛杀,黄帝、尧、舜虽然实行诛杀但却不过分,等到了周文王和周武王的时代,他们各自顺应时势而建立法度,根据国家的具体情况制定礼制,礼制和法度都要根据时势来制定,法制、命令都要顺应当时的社会事宜,兵器、铠甲、器具、装备的制造都要方便使用。所以臣说：治理国家不一定用一种方式,只要对国家有利就不一定非要效法古代。商汤、周武王称王于天下,并不是因为他们遵循古代法度才兴旺,殷朝和夏朝的灭亡,也不是因为他们更改旧的礼制才覆亡的。既然如此,违反旧的法度的人,不一定就应当遭责难；遵循旧的礼制的人,不一定值得肯定。国君对变法的事就不要迟疑了。”
孝公说：“好。我听说从偏僻小巷走出来的人爱少见多怪,学识浅陋的人多喜欢诡辩,愚昧的人所讥笑的事,正是聪明人所感到悲哀的事。狂妄的人高兴的事,正是有才能的人所担忧的。那些拘泥于世俗偏见的议论言词,我不再因它们而疑惑了。”
于是,孝公颁布了关于开垦荒地的命令。
篇2：文言文《商君书错法》原文及翻译
文言文《商君书错法》原文及翻译
原文：
臣闻：古之明君错法而民无邪，举事而材自练，赏行而兵强。此三者，治之本也。夫错法而民无邪者，法明而民利之也。举事而材自练者，功分明；功分明，则民尽力；民尽力，则材自练。行赏而兵强者，爵禄之谓也。爵禄者，兵之实也。是故人君之出爵禄也，道明。道明，则国日强；道幽，则国日削。故爵禄之所道，存亡之机也。夫削国亡主非无爵禄也，其所道过也。
三王五霸，其所道不过爵禄，而功相万者，其所道明也。是以明君之使其臣也，用必出于其劳，赏必加于其功。功赏明，则民竞于功。为国而能使其民尽力以竞于功，则兵必强矣。
同列而相臣妾者，贫富之谓也；同实而相并兼者，强弱之谓也；有地而君，或强或弱者，乱治之谓也。苟有道，里地足容身，士民可致也；苟容市井，财货可聚也。有土者不可以言贫，有民者不可以言弱。地诚任，不患无财；民诚用，不畏强暴。德明教行，则能以民之有为己用矣。故明主者用非其有，使非其民。
明王之所贵，惟爵其实，爵其实而荣显之。不荣，则民不急列位；不显，则民不事爵；爵易得也，则民不贵上爵；列爵禄赏不道其门，则民不以死争位矣。人君而有好恶，故民可治也。人君不可以不审好恶。好恶者，赏罚之本也。夫人情好爵禄而恶刑罚，人君设二者以御民之志，而立所欲焉。夫民力尽而爵随之，功立而赏随之，人君能使其民信于此如明日月，则兵无敌矣。
人君有爵行而兵弱者，有禄行而国贫者，有法立而乱者。此三者，国之患也。故人君者先便请谒而后功力，则爵行而兵弱矣。民不死犯难而利禄可致也，则禄行而国贫矣。法无度数，而事日烦，则法立而治乱矣。是以明君之使其民也，使必尽力以规其功，功立而富贵随之，无私德也，故教流成。
如此，则臣忠、君明，治著而兵强矣。故凡明君之治也，任其力不任其德，是以不忧不劳，而功可立也。
度数已立，而法可修。故人君者不可不慎己也。夫离朱见秋豪百步之外，而不能以明目易人；乌获举千钧之重，而不能以多力易力。夫圣人之存体性，不可以易人，然而功可得者，法之谓也。
翻译
我听说：古代英明的君主推行法治，民众就没有犯罪的邪恶行为；发动战争，就会造就干练的人才；实行赏罚，军队就会强大。这三个方面是君主治理国家的根本。君主推行法治民众没有邪恶行为，这是因为国家的法度严明而民众认为对自己有利；进行战争能造就人才，这是因为功劳分明，民众就全心全意为国家出力；施行赏罚军队力量强大的原因是指爵禄俸禄而说的。爵位俸禄是军队用来奖赏的财物。因此，君主颁发赐予爵位俸禄，必须遵循公开公正的原则。遵循公开公正的原则国家就会一天天强大；遵循原则不公正，国家就会一天天削弱。所以发出爵位俸禄的原则公正还是不公正是国家生死存亡的关键。那些被削弱的国家，亡国的君主，并不是没有颁发爵位俸禄，这是因为他们颁发爵禄所用的方法是错误的。三王五霸，他们所运用的`方法不过是授予爵位、奖赏俸禄，可是他们所达到和功效与其他君主相比高一万倍，原因是他们奖赏爵禄的原则正确。因此，英明的君主使用他的臣子和民众时，重用他们，一定是因为他们对国家的功劳，奖赏他们一定要加在他们在功绩上。论功行赏原则明确，那么民众就会争着立功。治理国家能让民众争着立功，那军队就强大了。
本来是处在同等地位的人而一方使另一方成了奴隶，这是因为贫富不同；富裕程度相同的国家却相互兼并，这是因为国家强弱不同；因为拥有了土地而做了君主，可国家有的强大有的弱小，这是政治昏庸与政治清明不同。如果拥有道路与居报，有土地足可以安身，有才能的人和民众就能吸引过来；假如置身于进行买卖交易的集市中，便可以聚集财富。战友有土地就不能说贫穷，拥有民众就不可以说自己弱。土地被正确使用就不愁没有财富；民众被正确役使，就不会惧怕强暴的敌人。君主的品德圣明，法令能执行，那么就能使民众所有的力量为自己所用。所以英明的君主能利用不是自己的东西，役使不属于自己的民众。
英明的君主所重视的，只是按照实际情况授予官爵，依据实情授予爵位，使他们感觉到荣耀显贵了。假如不荣耀，那么民众就不急于得到爵位；假如觉得不显贵那民众就不会追求爵位；爵位容易获得，那么民众就不认为君主赐给的爵位尊贵。颁发爵位，给予俸禄奖赏不遵循正常的门路，民众就不会拼死争夺爵位了。人天生就有喜欢和讨厌的东西，所以君主能利用它治理好民众。因此君主不能不了解清楚民众的爱好和厌恶的习性。民众的喜好和厌恶是使用奖赏和刑罚的根本原因。人之常情是喜欢爵位俸禄而讨厌刑罚，所以君主设置这两样逢迎民众的志向，而设立民众想要的爵禄。民众用尽了力，那爵位也随着得到，建立了功绩，那奖赏也跟着得到了。君主假如能让他的民众相信这一点像想念明亮的太阳和月亮一样，那军队就会天下无敌了。
君主有爵位颁发，军队的实力反而弱，有俸禄发放，可国家依然贫穷，有的国家法度确立了，而社会政治还是乱了，这几种情况是国家的祸患。如果君主先看重宠臣的求情请托，而把有功劳的人放在后面，那爵禄颁发了，而军队就实力就削弱了。民众不拼死作战而利禄爵位就能得到，那俸禄发放了而国家却贫穷了。法令没有标准，而国家的事务一天天增多，结果是确立了而社会政治混乱了。所以英明的君主役使他的民众使他们一定用尽全力来谋求立功的事，功绩建立了，而富贵便随之而来，除此之外国家没有私下的奖赏，所以国家的政令就能够成功执行。像这样就会君主英明，臣子忠诚，政绩显著而军队强大。所以英明的君主治理国家，根据民众为国家出力的情况加以任用，而不是根据私人恩德使用。因此，不担忧不劳累便将功绩建立了起来。
法度的标准确立了，法令才可以执行。因此君主不能不慎重地对待自己。离朱能在百步之外看清鸟兽身上细小的毛却不能将他的好眼力转给别人，乌获能举起上万斤的重物，却不能将大力气转给别人。圣人自身所具有的特殊禀性，也不能转给别人，但是功业却可以建立，这是因为凭借法治啊。
篇3：商君书·立本的原文及翻译
商君书·立本的原文及翻译
立本
作者：商鞅
凡用兵，胜有三等，若兵未起则错法，错法而俗成，而用具。此三者必行于境内，而后兵可出也。行三者有二势：一曰辅法而法行，二曰举必得而法立。故恃其众者谓之葺，恃其备饰者谓之巧，恃誉目者谓之诈。此三者，恃一，因其兵可禽也。故曰：强者必刚斗其意，斗则力尽，力尽则备，是故无敌于海内。治行则货积，货积则赏能重矣。赏壹则爵尊，爵尊则赏能利矣。
故曰：兵生于治而异，俗生于法而万转，过势本于心而饰于备势。三者有论。
故强可立也。是以强者必治，治者必强;富者必治，治者必富;强者必富，富者必强。故曰：治强之道三，论其本也。
文言文翻译：
凡是用兵作战，获胜的根本有三：军队还没有出征就推行法治;推行法治，使民众形成专心从事农耕和作战的风气;风气形成了，那战争所需要的人、财、物等工具便有了。这三个方面的因素在国内具备了，然后军队才能出征。实现这三点有两个条件，一是君主辅助推行法治，法治才能实行，二是君主言行一定要合乎法度，法治才能确立。如果仗着自己人多势众，那就像用茅草盖房子，虽然多但不结实。依仗武器装备美观那叫浮华取巧，却不实用。仗着虚名那叫欺诈虚伪。这三个方面，君主依赖其中一条，那他的军队就一定被对方战胜。所以强大的国家一定要使他的军队具备勇敢顽强地战斗意志，有了斗志就能尽全力打仗，拼尽了全力打仗，军队就会有无穷的潜力，这样的军队才能无敌于天下。国家的政策法令实行了，财富就会积累起来，财富积累起来，那国这家的奖赏就能增加。奖赏专门发给有战功的人，君主颁发的爵位就尊贵，爵位尊贵，国家的奖赏就会产生有利的.效果。所以说军队诞生于政治，而又因政策的不同而差异，风俗有法治的约束才能形成，而又随法治不断发生变化，取得胜利的优势在于民心，而又因武器的精良而增加。这三个方面清楚了国家就强大就可以确立了。因此，强大的国家一定社会安定，社会安定的国家一定强大;富裕国家一定能治理好，治理好的国家一定富裕;强大的国家一定富裕，富裕的国家一定强大。所以说社会安定强大的原因有三个方面，一定要弄清它的根本。
篇4：《商君书修权》原文及翻译
《商君书修权》原文及翻译
原文
国之所以治者三：一日法，二日信，三日权。法者，君臣之所共操也；信者，君臣之所共立也；权者，君之所独制也，人主失守则危。君臣释法任私必乱。故立法明分，而不以私害法，则治。权制独断于君则威。民信其赏，则事功成；信其刑，则奸无端。惟明主爱权重信，而不以私害法。故上多惠言而不克其赏，则下不用；数加严令而不致其刑，则民傲死。凡赏者，文也；刑者，武也。文武者，法之约也。故明主任法。明主不蔽之谓明，不欺之谓察。故赏厚而信，刑重而必；不失疏远，不违亲近，故臣不蔽主，而下不欺上。
世之为治者，多释法而任私议，此国之所以乱也。先王县权衡，立尺寸，而至今法之，其分明也。夫释权衡而断轻重，废尺寸而意长短，虽察，商贾不用，为其不必也。故法者，国之权衡也。夫倍法度而任私议，皆不知类者也。不以法论知、能、贤、不肖者，惟尧；而世不尽为尧。是故先王知自议誉私之不可任也，故立法明分，中程者赏之，毁公者诛之。赏诛之法，不失其议，故民不争。不以爵禄便近亲，则劳臣不怨；不以刑罚隐疏远，则下亲上。故授官予爵不以其劳，则忠臣不进；行赏赋禄不称其功，则战士不用，凡人臣之事君也，多以主所好事君。君好法，则臣以法事君；君好言，则臣以言事君。君好法，则端直之士在前；君好言，则毁誉之臣在侧。
公私之分明，则小人不疾贤，而不肖者不妒功。故尧、舜之位天下也，非私天下之利也，为天下位天下也；论贤举能而传焉，非疏父子亲越人也，明于治乱之道也。故三王以义亲，五霸以法正诸侯，皆非私天下之利也，为天下治天下。是故擅其名而有其功，天下乐其政，而莫之能伤也。今乱世之君、臣，区区然皆擅一国之利而管一官之重，以便其私，此国之所以危也。
故公私之交，存亡之本也。
夫废法度而好私议，则奸臣鬻权以约禄，秩官之吏隐下而渔民。谚曰：“蠹众而木析，隙大而墙坏。”故大臣争于私而不顾其民，则下离上。下离上者，国之“隙”也。秩官之吏隐下以渔百姓，此民之“蠹”也。故有“隙”、“蠹”而不亡者，天下鲜矣。是故明王任法去私，而国无“隙”、“蠹”矣。
翻译
国家的安定有三个因素：一是法度，二是信用，三是权力。法度是君臣共同执掌的；信用是君臣共同树立的；权力是君主独自控制的。君主失去掌握的权力则国家会陷入危机，君臣抛弃法度只顾私利国家必然混乱。所以确立法度明确公私的界线，并且不因为私利而损害法度，则国家会安定。君主独掌权力控制人民就树立了威信。人民相信君主的赏赐事业就会办成，相信君主的惩罚犯罪就不会发生。只有贤明的君主才珍惜权力看重信用，不会因为私利而损害法度。所以君主许下很多施予恩惠的空话而不能实现，臣下就不会愿意效力；屡次颁布严厉的法令而从不执行，民众就会轻视死刑。所有的奖赏都是文治，而惩罚是武治，赏罚是法度的纲要，所以贤明的君主是看重法制的。贤明的君主不被蒙蔽叫贤明，不被欺骗叫明察。所以重赏之下树立了信用，而重罚也是必然的。（重赏）不忘关系疏远的人，（重罚）不回避关系亲近的人。这样臣子就不会蒙蔽君主，百姓就不会欺骗统治者。
世上的统治者大多数都抛弃了法度而任由私人意见来统治国家，这是国家为什么混乱的原因。先王制定秤砣和秤杆，确立尺寸的标准，作为标准沿用至今，是因为制定的各种量制的界限明了。如果抛弃了权衡而判断轻重，废除尺寸而估计长短，即使估计的很准，商人也不会用这种办法，因为这样的结果不是完全肯定的。所以法度也是治国的权衡。违背法度而靠个人意见，都是不知类推事理的。不用法度就可断定人是智慧还是愚笨，贤明还是无能的就只有尧了，但世上不是人人都是尧。所以先王知道不可以任由私议和称誉个人来治理国家，必须规定法律明确标准，符合法律的就奖励他，危害国家的'就要惩罚。赏罚的法度不失标准，民众就不会有争议。（如果）不按功劳来授予官爵，忠臣就不会尽力办事；不按军功行赏赋禄，战士就不会打仗。大臣侍奉君主，多数投君主所好。君主好法度大臣就以法律奉君，君主爱听好话大臣就以谗言奉君。君主好法度身边就会聚集正直之士，君主好谗言身边就都是奸臣。
公私界限分明，平庸的人就不会忌妒有才干的人，无能的也不会忌妒功臣。所以尧舜统治天下，不是从天下获取私利，是为天下而治理天下；选择能人而传位给他，不是疏远亲生儿子而亲近无血缘关系的人，而是明白治理国家的道理。所以三王靠仁义得天下，五霸靠法律控制诸侯，都不是从天下掠取私利的，而是为天下治理天下。所以有功名的君主，天下的人都满意他的统治，没有谁能动摇他的统治。如今乱世的君臣都渺小得只重一国的利益和掌管自己官府的权力，这也是国家陷于危机的原因。所以是否公私分明是国家存亡的根本。
废除法度喜欢私议，那么奸臣就会买官来求得俸禄，一般官吏就会隐瞒民情而鱼肉百姓，这就是人民的蠹虫。谚语说：“蛀虫多了，而树会折断，缝隙大了，而墙会坏。”如果大臣争相谋取私利而不顾及百姓，那民众就会远离君主，这是国家是“缝隙”。国家常设官吏隐瞒下情，侵犯民众的利益，这就是民众的“蛀虫”。而国家有了“蛀虫”、“缝隙”而不灭亡的，天下少有。所以贤明的君主确定法律摒去私利，国家就不会有“蛀虫”、“缝隙”了。
篇5：《商君书·说民》文言文原文及翻译
《商君书·说民》文言文原文及翻译
原文：
辩慧，乱之赞也；礼乐，淫佚之徵也；慈仁，过之母也；任誉，奸之鼠也。乱有赞则行，淫佚有徵则用，过有母则生，奸有鼠则不止。八者有群，民胜其政；国无八者，政胜其民。民胜其政，国弱；政胜其民，兵强。故国有八者，上无以使守战，必削至亡。国无八者，上有以使守战，必兴至王。
用善，则民亲其亲；任奸，则民亲其制。合而复者，善也；别而规者，奸也。章善，则过匿；任奸，则罪诛。过匿，则民胜法；罪诛，则法胜民。
民胜法，国乱；法胜民，兵强。故曰：以良民治，必乱至削；以奸民治，必治至强。
国以难攻，起一取十，国以易攻，起十亡百。国好力，曰以难攻；国好言，曰以易攻。民易为言，难为用。国法作民之所难，兵用民之所易而以力攻者，起一得十；国法作民之所易，兵用民之所难而以言攻者，出十亡百。
罚重，爵尊；赏轻，刑威。爵尊，上爱民；刑威，民死上。故兴国行罚，则民利；用赏，则上重。法详，则刑繁；法繁，则刑省。民治则乱，乱而治之，又乱。故治之于其治，则治；治之于其乱，则乱。民之情也治，其事也乱。故行刑，重其轻者，轻者不生，则重者无从至矣，此谓治之于其治者。
行刑。重其重者，轻其轻者，轻者不止，则重者无从止矣，此谓治之于其乱也。故重轻，则刑去事成，国强；重重而轻轻，则刑至而事生，国削。
民勇，则赏之以其所欲；民怯，则杀之以其所恶。故怯民使之以刑，则勇；勇民使之以赏，则死。怯民勇，勇民死，国无敌者必王。
民贫则弱国，富则淫，淫则有虱，有虱则弱。故贫者益之以刑，则富；富者损之以赏，则贫。治国之举，贵令贫者富、富者贫。贫者富，国强；富者贫，三官无虱。国久强而无虱者必王。
刑生力，力生强，强生威，威生德，德生于刑。故刑多，则赏重；赏少，则刑重。民之有欲有恶也，欲有六淫，恶有四难。从六淫，国弱；行四难，兵强。故王者刑于九而赏出一。刑于九，则六淫止；赏出一，则四难行。六淫止，则国无奸；四难行，则兵无敌。
民之所欲万，而利之所出一。民非一，则无以致欲，故作一。作一则力抟，力抟则强。强而用，重强。故能生力，能杀力，曰攻敌之国，必强。塞私道以穷其志，启一门以致其欲，使民必先行其所要，然后致其所欲，故力多。力多而不用，则志穷；志穷，则有私；有私，则有弱。故能生力，不能杀力，曰自攻之国，必削。故曰：王者，国不蓄力，家不积粟。国不蓄力，下用也；家不积粟，上藏也。
国治：断家王，断官强，断君弱。重轻，刑去。常官，则治。省刑，要保，赏不可倍也。有奸必告之，则民断于心，上令而民知所以应。器成于家，而行于官，则事断于家。故王者刑赏断于民心，器用断于家。治明则同，治暗则异。同则行，异则止，行则治，止则乱。治则家断，乱则君断。治国者贵不断，故以十里断者弱，以五里断者强。家断则有余，故曰：日治者王。
官断则不足，故曰：夜治者强。君断则乱，故曰：宿治者削。故有道之国，治不听君，民不从官。
翻译
巧言善变，聪明有智谋，是民众违法乱纪的助手；儒家繁琐的礼节，使人涣散意志的音乐，是导致民众放荡淫佚的原因；仁慈是犯罪的根源；担保、举荐，是罪恶的庇护所。坏事有了帮助才能四处流行，放荡有了引导才能做起来，错误有了根源才能产生，罪过有了庇护的场所就无法制止。这八种东西结成群，民众就会不受政府法令的限制国家就会被削弱；政府的法令能压制住民众，兵力就会强大。所以，国家如果有这八种东西，国君就没有办法派遣民众去防守和打仗，国家一定会被削弱直到灭亡。国家没有这八种东西，国君就有办法役使民众去防守和打仗，国家就一定兴旺，直到称霸天下。
用所谓的善民治理民众，那么民众就只爱他们的亲人；用所谓的奸民治理民众，那么民众就会遵守国家的法制。民众结合起来就会互相掩盖过失，这就是所谓的善；使民众疏远分开，互相监督。这就是所谓的奸。表彰所谓的良民，民众的罪过就会被掩盖起来；任用所谓的奸民来治理，那么民众中的过错就会受到惩罚。民众的错误被掩盖，那么民众就会凌驾在法规之上；民众的罪过受到惩罚，那么国家的法规就能压住民众。民众凌驾在法规之上，国家就会混乱；法规限制住民众，国家的兵力就强大。所以说，用所谓的良民整理国家，国家就一定会乱，直到被削弱。用所谓的奸民治理国家，就一定能治理好国家，直到强大。
国家用难以获得的实力去攻打其他国家，用一分力量能取得十分效果；国家用容易得到的空谈去攻打其他国家，用一分力量会损失百倍的力量。国家喜欢实力，这叫用难以得到的东西去攻打别国。国家喜欢空谈，这叫用易于获得的东西去攻打别国。民众喜欢做空谈之事，国家就难以役使他们去从事农耕和作战，国家的法规督促民众作难以做到的事，战争中利用民众这些实力去攻打别国，动用一份力量能获得十倍的收获；国家的法规督促民去做容易做的事，战争中用民众所难具备的东西攻打别国，那么出十分的力量会损失百倍。
刑罚重了，爵位显得尊贵；赏罚少了，刑罚才更威严。爵位尊贵，这是郡主爱护民众；刑罚有威严，民众才能拼死为君主效命。所以强盛的国家使用刑罚，民众就能被君主役使；施用奖赏，那么君主就会受到尊重。法令周详，那么刑罚就会繁多；法令简明，那么刑罚就会减少。民众不服从管治国家就会混乱，混乱了又去治理它，就会更乱。所以治理国家要在社会安定的时候，那么才能治理好。在它混乱的时候去治理，就会更乱。民众的心情本来希望国家安定，他们做的事情却是国家混乱。所以使用刑罚，对民众犯的轻罪施行重的刑罚，那么轻微的犯罪就不会发生，严重的犯罪就不能出现了。这就叫国家安定的时候去治理。使用刑罚，犯重罪的重罚，犯轻罪的轻罚，那么轻微的犯罪不能制止，严重的犯罪就更无法制止了。这就叫在民众乱的时候去治理。所以轻罪重罚，那么刑罚能除掉而事情也能办成，国家就会强大；使用刑罚有重有轻，那么刑罚虽然用了，犯罪的事却仍然发生，国家就会被削弱。
民众打仗勇敢，那么国君就应该用民众想要的爵位来奖赏他们；民众胆小，那么就用他们讨厌的刑罚消除他们的胆怯。因此，对胆小的民众用刑罚出去胆怯，那么他们就会变得勇敢；对勇敢的民众使用奖赏，那么勇敢的民众就会拼死效力。胆小的民众变勇敢，勇敢的民众拼死效力。所向无敌的国家，一定能称霸天下。
民众贫穷，那么国家就弱，民众富裕，那么就放纵自己，民众放荡就会产生虱害，有了像虱子一样的危害，国家就会被削弱。所以对穷人用刑罚，迫使他们务农以增加收入，这样就会富足；对富裕的人用鼓励他们买官的办法，使他们减少财富，就会变穷。治理国家的措施，最重要的是贫穷的变富裕，富裕的变贫穷。贫困的变富裕，国家就会强大；富裕的变贫困，农民、官吏、商人这三种职业就不会有虱害产生。国家能长久强大，有没有虱子一样的危害产生，一定能称霸天下。
刑罚（实际上是指实行法治）能产生实力，实力能产生强大，强大能产生威力，威力能产生恩惠，恩惠从刑罚中产生。因此刑罚多了，那么奖赏就丰厚了；奖赏少了，那么刑罚就显得过分严厉了。民众有喜欢的也有讨厌的，民众所喜欢的'事中有六种放荡的事情，他们讨厌四种难做的事。国家放任民众中这六种放荡的事，国家实力会被削弱；国家推行四种民众畏难的事，兵力就强大。所以能称霸天下的国家，刑罚就用在九个方面，奖赏却只从农战这一个方面出。刑罚用的面多，那么六种放荡的坏事就能制止；奖赏从农战这一个方面出，那么四种畏难的事就能推行。六种放荡的事情被制止，那么国家就没有奸邪，四种难做的事能推行，那么军队（在列国中）就没有敌手。
民众所想得到的东西很多，可是能获得爵位的途径只要农耕和作战一条路，民众想要得到的爵位不通过这条路，那么就无法获得他们想要的东西，所以民众必须专心从事农耕和作战。民众专心从事农耕和作战，那么力量就能集中，力量集中国家就会强大。国家力量集中又用来对外对外打仗，国家就会更加强大。因此，能够创造实力而又能使用实力的国家，叫做攻打敌人的国家，这样的国家一定强大。堵塞谋求个人私利的门路，用来断绝民主的妄想。只打开奖励民众专心从事农耕和作战这一条路，用来满足民众的需要。让民众一定先做他们所厌恶的，然后获得他们想得到的东西，所以国家的实力才能雄厚。实力雄厚却不使用，那么民众得到爵位的愿望就会落空了；民众谋求爵位的希望落空，那么民众就会产生私心；民众有了私心，那么国家的实力就会被削弱，因此，能够创造实力，不能使用实力的国家，叫做自己攻打自己国家，一定会被削弱。所以说：能够称霸天下的国家，不储存实力，民众家中也不囤积粮食。国家不储存实力，是为了调动民众的力量；民众的家中不存粮食，是国家要把粮食储藏在官仓中。
治理国家有几种情况：在民众的家中能决断是与非的国家，能称霸天下，由官吏来决断事情的国家就强大，由国君来决断事情的国家就弱。轻罪重罚，刑罚就能去掉。按法规来选用官吏，国家就能治理好。要减少刑罚，就要在民众中建立什伍制度，使民众互相监督，互相约束，对那些揭发犯罪者的奖赏不可失信。发现奸邪一定要告发它，那是由于民众的心中能判断是非。国君发布的命令民众明白应响应。器物在民众的家中作成，便能在官府中通行使用，那是因为事情在家中就能明确。所以成霸业的君主如何实行奖赏和刑罚在民众心中十分明白，就佝器物该是什么样在民众家中能明确一样。社会政治清明，那么民众就会心齐，社会正当黑暗，民众对问题就会产生异议。民众同君主的意见相同，国家的法令就能执行，民众同君主政见不同，国家的法令就不能实行。国家的法令就能执行，国家就能治理好。国家的法令就不能实行，国家就会混乱。国家能治理好，是因为民众在家中就能判断对错。国家混乱，那就要君主做决断。治理国家最可贵的是在民众中作出决断，所以十个村子以内做出决断的国家弱，在五个村子以内做出决断的国家强。事情在民众家就能决断地，官府的办事时间就会不足。因此说：在当夜把一天的事处理好的国家强大。政事必须由君主来决定的国家就会忙乱。所以说第二天才以能处理好政务的国家会削弱。因此，实行法治的国家，官吏处理政务不必听从君主，民众处理事务也不必听从官吏。
篇6：商君书·开塞第七原文翻译
商君书·开塞第七原文翻译
题记：开塞即开已塞之道。商鞅所说的已塞之道就是商汤和周武王用武力统一天下的道路，他认为时代已经变化，反对用儒家仁政一统天下。
原文
天地设而民生之。当此之时也，民知其母而不知其父，其道亲亲而爱私。亲亲则别，爱私则险。民众，而以别、险为务，则民乱。当此时也，民务胜而力征。务胜则争，力征则讼，讼而无正，则莫得其性也。故贤者立中正，设无私，而民说仁。当此时也，亲亲废，上贤立矣。凡仁者以爱利为务，而贤者以相出为道。民众而无制，久而相出为道，则有乱。故圣人承之，作为土地、货财、男女之分。分定而无制，不可，故立禁；禁立而莫之司，不可，故立官；官设而莫之一，不可，故立君。既立君，则上贤废而贵贵立矣。然则上世亲亲而爱私，中世上贤而说仁，下世贵贵而尊官。上贤者以道相出也，而立君者使贤无用也。亲亲者以私为道也，而中正者使私无行也。此三者非事相反也，民道弊而所重易也，世事变而行道异也。故曰：王道有绳。
夫王道一端，而臣道亦一端，所道则异，而所绳则一也。故曰：民愚，则知可以王；世知，则力可以王。民愚，则力有余而知不足；世知，则巧有余而力不足。民之生，不知则学力尽则服。故神农教耕而王天下，师其知也；汤、武致强而征诸侯，服其力也。夫民愚，不怀知而问；世知，无余力而服。故以王天下者并刑，力征诸侯者退德。
圣人不法古，不脩今。法古则后于时，脩今则塞于势。周不法商，夏不法虞，三代异势，而皆可以王。故兴王有道，而持之异理。武王逆取而贵顺，争天下而上让。其取之以力，持之以义。今世强国事兼并，弱国务力守，上不及虞、夏之时，而下不脩汤、武。汤、武塞，故万乘莫不战，千乘莫不守。此道之塞久矣，而世主莫之能废也，故三代不四。非明主莫有能听也，今日愿启之以效。
古之民朴以厚，今之民巧以伪。故效于古者，先德而治；效于今者，前刑而法。此俗之所惑也。今世之所谓义者，将立民之所好，而废其所恶；此其所谓不义者，将立民之所恶，而废其所乐也。二者名贸实易，不可不察也。立民之所乐，则民伤其所恶；立民之所恶，则民安其所乐。何以知其然也？夫民忧则思，思则出度；乐则淫，淫则生佚。故以刑治则民威，民威则无奸，无奸则民安其所乐。以义教则民纵，民纵则乱，乱则民伤其所恶。吾所谓利者，义之本也；而世所谓义者，暴之道也。夫正民者，以其所恶，必终其所好；以其所好，必败其所恶。
治国刑多而赏少，故王者刑九而赏一，削国赏九而刑一。夫过有厚薄，则刑有轻重；善有大小，则赏有多少。此二者，世之常用也。刑加于罪所终，则奸不去；赏施于民所义，则过不止。刑不能去奸而赏不能止过者，必乱。故王者刑用于将过，则大邪不生；赏施于告奸，则细过不失。治民能使大邪不生、细过不失，则国治。国治必强。一国行之，境内独治。二国行之，兵则少寝。天下行之，至德复立。此吾以杀刑之反于德而义合于暴也。
古者，民釱生而群处，乱，故求有上也。然则天下之乐有上也，将以为治也。今有主，而无法，其害与无主同；有法不胜其乱，与无法同。天下不安无君，而乐胜其法，则举世以为惑也。夫利天下之民者莫大于治，而治莫康于立君，立君之道莫广于胜法，胜法之务莫急于去奸，去奸之本莫深于严刑。故王者以赏禁，以刑劝；求过不求善，藉刑以去刑。
译文
开天辟地之后人类诞生了。在这个时候，人们只知道自己的母亲却不知道自己的父亲，他们处世的原则是爱自己的亲人，喜欢私利。爱自己的亲人，就会区别亲疏，喜欢谋求私利，就会心存邪恶。人多，又都区别亲疏，心存邪恶为自己，那人类就会混乱。这个时期民众都尽力制服对方来竭力争夺财物，这样就发生的争斗。发生了争斗又没有一个正确的准则来解决，那人们就没有办法过正常生活。所以有道德的贤人确立了不偏不倚的正确标准，主张无私，因此人们喜欢仁爱这一准则。此时只爱自己亲人的狭隘思想被废除了，崇尚有才德之人的思想被确立了。凡是讲仁爱的人，都把爱护、方便别人当作自己的事务，而贤德的人把推举贤人当作自己的处世原则。人口众多，而没有制度，长期把推举贤人作为治理准则，就会发生混乱。所以，圣人顺应当时社会的发展形势，制定了关于土地、财货、男女等的归属权。名分确定了而没有制度不行，因此设立了法令；法令确立了而没有人来管理也不可，因此又设立了官职；官吏有了而没有人统一领导不行，所以设立了君主。君主确立了崇尚贤德的思想就废除了，而尊重显贵的思想又树立了起来。如此看来，远古时代人们爱自己的亲人而喜欢私利，中古时代人们推崇贤人而喜欢仁爱，近世人们的思想是推崇权贵而尊重官吏。崇尚贤德的人，所遵循的原则是推举贤人，可是设立了君主的地位，使崇尚贤人的准则没有用了。亲近亲人，是以自私自利为原则，而奉行不偏不倚的公正之道，使自私自利行不通了。这三个不同时代，不是做的事互相违背，而是人们原来遵循的规则有问题，所以人们原来重视的东西更改了，这是因为社会形势变了，而人们所要施行的标准也就不一样了。所以说：统治天下的原则是有规律的。
君主统治天下的标准是一个方面，而大臣辅助君主治理天下的标准又是一个方面，他们所奉行的的原则不同，而他们所遵行的准则却只有一个。所以说民众愚笨，那么智慧就能称王天下；世上的人聪明，那么雄厚的实力就可称王天下。民众愚笨就会力量有余而智慧不足；世上的人聪慧，就智七有余有实力不足。人的本性：不懂就要学，力量用尽了就会服输。所以神农教会人们从事农业生产而称王天下，这是因为人们要学习他的智慧；商汤和周武王创造了强大的实力而征服了诸侯，这是屈服他的`实力。民众愚笨，心中没有知识，就要向别人请教；贡人聪明，可是当用尽力量时就会屈服。所以靠智慧称王天下的就会抛弃刑罚，用实力来征服诸侯的人就不用德政教化民众。
/>圣人不效法古代，也不局限于现状。效法古代就会落后于时代，局限于现状就会阻碍社会民发展。周朝不效法商朝，夏朝不效法虞舜时代。三代统治方式不同，却都能够称王天下。所以建立王业有一定原则，而守住王业的办法却不相同。周武王靠叛逆的方法夺取政权，却又顺从君主的原则来治理国家，用武力夺取天下，又崇尚谦让的仁德思想；周武王夺取天下靠的是暴力，守业靠的却是礼制。现在强国致力于用武力兼并别国，弱国所做的事是尽力防守，从远古来说赶不上虞、夏两个时代，而近古时代不遵循商汤、周武王的治国原则。像商汤、周武王那样统一天的方法补被抛弃了，所以有一万辆兵车的国家没有不打仗的，有一千辆兵车的国家没有不防守的。商汤、周武王统一天下的方法已经被塞堵很久了，可现在的君主没有谁能开启这些方法，因此，没有出现第四个像夏、商、周三代那样的朝代。不是英明的君主不能听进去我的这番话，今天我愿意用实际效果来说明这个道理。
古代的民众淳朴又宽厚，现在的民众乖巧而虚伪。所以在古代有效的方法就是把用道德教化民众放在首位；现在治理国家有效的方法就是把法治放在前面而使用刑罚。这个古今不同的治理方法世俗之人是不能理解的。现在社会上所说的不义，就是要确定民众所讨厌的，废除民众的所喜欢的。现在二者名实皆不同，不可以不弄明白。确立民众所喜欢的，那么民众就会被他们所讨厌的东西伤害；确立民众所讨厌的，那民众就会享受他所喜欢的东西。凭什么知道是这样呢？人忧虑就思考，思考了做事就能合乎法度；人快乐就放荡，放荡了就会产生喜欢安逸的懒惰思想。因此用刑罚治理民众就会畏惧，就不会有邪恶的事发生，没有邪恶的事发生，民众就可以享受他们的快乐了。用道义来教化就会放纵自己，民众放纵自己就会作乱，民众作乱就会被民众所讨厌的东西伤害。我所说的刑罚，就是实施道义的根本；而现在所说的义是**的原因。治理民众的人，如果用他们所讨厌的东西去治理，最终民众一定能得到他们的喜欢的；如果用他们所喜欢的来治理，民众一定受害于他们讨厌的东西。
政治修明的国家，刑罚多而赏赐少。政治混乱的国家，赏赐多而刑罚少。所以成就王业的国家，刑罚有九分，赏赐有一分。削弱的国家，赏赐有九分，刑罚有一分。人的罪过有厚有薄，所以朝廷的刑罚有重有轻；人的善行有大有小，所以朝廷的赏赐有多有少。这两项是世人常用的法则。但是刑罚加在人民已经犯了罪的时候，奸邪就不会断绝。赏赐用在人民所认为“义”的上面，那么犯罪的事就不能去掉。刑罚不能除去奸邪，赏赐不能遏止罪过，国家必乱。因此，成就王业的国君，把刑罚用在人民将要犯罪的时候，所以大的奸邪才不产生；把赏赐用在告发犯罪方面，所以小的罪过也不致漏网，治理人民能够使大的奸邪不产生，使小的罪过不漏网，国家就治理好了。国家治，就必定强。一国这样做，他的国家就可以单独治安。两国这样做，战争就可以稍微停止。天下都这样做，最高的道德就会重新建立起来。所以我认为杀戮、刑罚能够归于道德，而“义”反倒合于残暴。
古代人们聚集在一起群居，秩序混乱，所以要求有首领。如此看来，天下的人之所以愿意有首领，是为了追求天下安定。现在有君主而没有法规，它的危害程度与没有君主相同；有了法规而不能制止混乱和没有法规相同。天下的人都不希望没有国君，却又喜欢超越他的法律约束，那么天下的人就都会感到不明白。对天下民众来说没有比国家安全的益处大的事，而治理国家没有比确立君主的统治地位大的事。确立君主的原则没有比施行法治的意义大的；实施法治的任务，没有比除掉邪恶急需的了；去掉邪恶的根本没有比严厉刑罚更厉害的了。所以称王天下的君主用刑罚归劝民众；追究民众的过错，不理会民众的善举，用刑罚除掉刑罚。
篇7：更漏子·玉炉香的原文及译文
更漏子·玉炉香的原文及译文
玉炉香，红蜡泪，
偏照画堂秋思。
眉翠薄，鬓云残，
夜长衾枕寒。
梧桐树，三更雨，
不道离情正苦。
一叶叶，一声声，
空阶滴到明。
【注释】
更漏子：词牌名。双调四十六字，上片两仄韵、两平韵，下片三仄韵、两平韵。
画堂：华丽的内室。
鬓(bìn)云：鬓发如云。
衾(qīn)：被子。
不道：不管、不理会的意思。
【译文】
玉炉散发着香烟，红色的蜡烛滴着烛泪，摇曳的光影映照出华丽屋宇的凄迷。
她的蛾眉颜色已褪，鬓发也已零乱，漫漫长夜无法安眠，只觉枕被一片寒凉。
窗外的梧桐树，正淋着三更的冷雨，也不管她正为别离伤心。
一滴一滴的雨，凄厉地打着一叶一叶梧桐，滴落在无人的石阶上，直到天明。
【简析】
秋夜寒冷漫长，对于心有牵挂的思妇来说最为难捱。一片寂静使室外空阶的雨声、叶声显得异常清晰，一阵接一阵，一声连一声，仿佛是在有意折磨她敏感而脆弱的心。上片写室内，香烛偏照，容貌不整，夜长衾寒，已见孤寂冷清；更何况有下片所言雨打梧桐、空阶滴到明的声声入耳，怎能不使人缠绵悱恻、整夜难眠！其意境之萧瑟凄凉，对后代女词人李清照的创作深有影响。
【赏析】
此词所以能够引起人们的广泛兴趣，主要具备了以下两点，一情真意切，二顺口美听。
所谓情真意切，主要包括两方面，一方面是作品本身感情饱满深沉，能够打动人心；另一方面是写实感、不矫情。当然，所谓实感不一定是作者从亲身经历的事实中生发的感情，类似的遭遇、强烈的共鸣都可以产生真情实感，何况作者对其所写闺音并不陌生。据记载，温庭筠不仅与一些青楼歌妓有交往，还与晚唐女人鱼玄机过从甚密，彼此赠唱答和。在与这些女子的交往中，对她们的不幸遭遇自然有所了解和同情。所以他笔下的所谓青楼恋词；并无狎玩的俗态。
此词的第二个特点是易唱好听。温庭筠精通音律，只称能逐弦吹之音，为侧艳之词。具体到这首词，虽然其唱腔早已失传，无法复原，但从词律上考察，仍不失为律精韵胜的佳作。自然此词的生命力并不单纯表现在音韵声律方面，主要的是作者通过着笔角度的变化，自然而准确地刻划出这一思妇的特有心态。上片所写那缭绕的轻烟，正是主人公思绪的外经，而流泪的红蜡恰恰是思妇自身的象征。眉翠三句写的是主体自身的实感，正是这种独特的视角和真实的感受，加深了此词的抒情厚度。
如果说词的上片写的是直感和视觉的话，那么下片就是由实而虚转到了听觉方面。这种虚实的过渡很自然地把人们的`注意力由对人物肖像的观感转换到对其内心世界的观照上。那一声声的秋雨既打在梧桐树上，也仿佛打在思妇的心上。不道离情正苦是全词唯一的纯抒情的语句，但它不是空泛地表达离情，而是有感于秋雨、梧桐之景，从思妇内心深处发出的对无情秋雨的一种埋怨。这样一来，不仅巧妙地衬托出思妇的一往情深，从词的结构上说，至此已完成了眼见实，到耳听之虚的转化，虚实的结合已臻完美，换言之就是情景交融、上下片浑然一体。但如果全词就这样结束在苦诉离情上，则可能给人以显露之感，这与向来以绵密隐约著称的温庭筠的词风不合。我国诗论中有不着一字，尽得风流的比喻，温庭筠用空阶滴到明这样绝妙的景语来翻足这位思妇难以排遣和诉说的离情，没有用伤别的字眼儿，却收到了比单纯抒发离情更鲜明更深刻的艺术效果，从而给人留下了无比丰富的想象余地，这就是此词的魅力之所在。
★ 商君书翻译
《商君书更法》原文及译文（整理7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