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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资料论文
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资料论文
[摘要] 当前，扩张型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已经出现边际效应递减的势头，但经济增长对它的依赖性并未减弱，经济自身的增长机制依然乏力，因而，扩张性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出现了长期化的危险倾向。国内外的历史教训表明，一旦把扩张性政策长期化，后患无穷。防患于未然，一要防止和化解财政和金融危机，二要预防陷入“滞胀”泥潭的可能；加入世贸组织，各级领导干部要做“明白人”。 认为在“经济全球化”的条件下不存在“民族经济”，只有无国别姓氏的“地产经济”的观点，是极其荒谬的，有害的。按照这种观点，我们只要把市场全部拱手让给跨国公司，工业化和现代化就可以实现，13亿人口共同富裕便指日可待。这纯粹是痴人梦语，当今世界找不到一个先例能够证实上述观点。
总结去年，规划今年，是即将开幕的九届人大五次会议的最主要的议题。世界经济强体一片衰退的冲击波荡漾全球，我国经济逆风而上继续在适度快速增长的平台上前行。经历了抵御亚洲金融危机之后，我国经济机体的免疫力、抵抗力进一步增强了。然而，我们不仅面临外患，同时还存在着内忧，忧患意识不可无。
扩张型财政政策流露长期化倾向
开始，我国财政政策由紧缩政策转而实行扩张政策。所谓积极财政政策，其基本特征是以增加赤字和增发国债为主要内容，所以属扩张型财政。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刺激了投资和消费的增长，经济保持了快速增长的态势，政策效应是明显的。但是，现在本应淡出和转型的扩张的财政政策却出现了长期化的趋势，经济快速增长染上了对扩张政策的依赖症，而潜伏的财政和金融风险却使扩张政策难以为继。这是当前政策抉择面临的一道难题。
，GDP增长7。3％，比上年下降了近一个百分点，且呈现逐季减缓趋势，经济整体增幅下降的态势表明扩张政策的效应在递减；国有企业在基本实现三年脱困目标之后，脱困的成本和代价尚未消化，又出现效益回落，利润增幅持续下滑，部分企业脱困后又返困，亏损企业亏损额上升；国有单位的投资靠国债支持继续上升与非国有单位投资乏力形成反差，表明除了政府国债投资之外，各类市场主体的自我积累机制依然乏力；物价由低速回升转为全面回落，去年零售物价下降0。8％，工业生产资料出厂价下降1。2％，生活资料出厂价下降1。5％；失业率居高不下，就业难度加大，去年下岗未能再就业的职工近600万人，城镇实际失业率高于登记失业率2－3个百分点；扩张的财政和货币政策对增加农民消费、启动农村市场乏力，制约农民增收的诸多因素仍然存在；财政对债务的依存度居高不下，潜伏的财政危机不仅没有缓解，反而进一步加深。
回顾20，瞻望，对今年经济发展和对策，似应作出以下几点认识：
连续4年实行扩张的财政和货币政策，使经济增幅下滑的态势得到遏制，并为今后经济增长和发展创造了较好的物质条件。但是，放松银根的政策只能治标，不能治本，它好比一剂强心针，不可能带来经济持续快速稳步增长，为经济长期发展埋下隐患。巨额的财政赤字，沉重的债务负担，货币超经济发行，最终势必酿成严重的财政危机和金融危机，造成恶性通货膨胀（如俄罗斯20世纪90年代），或者导致经济滞胀（如20世纪70年代西方国家）。所以，任何一位明智的当政者都不会长期推行扩张性政策。
20世纪90年代初，我国一度财政敞开国库花钱，银行开足马力印发钞票，由此酿成的苦果至今还没有消化完毕。财政长期入不敷出，赤字居高不下，社保基金缺口巨大，银行不良资产比例过高，居民储蓄超常增长等，这些因素都给经济投下了通货膨胀的阴影。现在人们之所以没有看到它的现实威胁，是由于出台的改革措施强制地遏制了购买力的需求变现，把收入锁进银行的保险柜；是由于贫困人口增加，导致生产相对过剩和购买力的需求不足的矛盾。财政和货币政策在不能兼顾推动经济增长和化解经济风险时，应当适时地把重点转向后者，决不能为保暂时增长而牺牲长远发展。
当前，扩张型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已经出现边际效应递减的势头，但经济增长对它的依赖性并未减弱，经济自身的增长机制依然乏力，因而，扩张性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出现了长期化的危险倾向。国内外的历史教训表明，一旦把扩张性政策长期化，后患无穷。防患于未然，一要防止和化解财政和金融危机，二要预防陷入“滞胀”泥潭的可能。
莫追随发达国家进入“消费社会”
经济学常识告诉我们，生产决定消费，但生产归根到底是为了消费、依赖消费。近代工业革命飞速提高了社会生产力，导致消费资料极大丰富。二战后，西方发达国家兴起了一种新的消费模式和生活方式�；�；以富裕者无节制的物欲满足为宗旨，奉行物质消费至上主义；超越生产和消费的能力，以牺牲环境和浪费资源为代价�；�；“现代消费社会”。“消费社会”正像传染病一样向发展中国家蔓延和扩，成为当代世界的一大公害。
中国GDP总量突破万亿美元大关，居世界第6位，但仅占世界GDP总量的3。6％，美国占32。6％；中国人均GDP不到900美元，不到全球人均GDP的1/5。据世界经济论坛的报告，在世界75个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增长竞争力排名中，中国居第39名，美国居第2名。
中国进出口总额达5098亿美元，为世界第十大贸易国，但在世界贸易总额中出口占5。4％，进口占3。2％。
中国靠占世界耕地总面积7％的土地养活了占世界1/6的人口，解决了13亿人民的温饱。但是，现在农村还有3000多万人处于绝对贫困状态，如果按照联合国的人均每天消费1美元的贫困标准，农村贫困人口则要多得多。在城镇，已经出现了一个相对稳定、人数众多的贫困阶层，包括600多万下岗职工、600多万失业人口，还有不能按时足额领到退休金和工资的退休职工和乡村教师。城镇中缺房和无房户上百万，大量危房、贫民窟亟待改造。城乡居民缺医少药。
虽曾为文明古国，但中国现在的文化教育事业发展状况令人发忧：公共教育经费支出占GDP的比重甚至低于最不发达国家。虽然实行了9年义务教育制度，农村教育却还要靠“希望工程”支撑，财政用于教育事业的拨款仍未达到《教育法》规定的标准。高中毕业生的升学率仅为50％，25岁以上人口中，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数比重仅为2。1％，文盲高达8507万人。用于研究与开发的经费严重不足，占GDP的比重不到1％（日本为2。88％，美国为2。44％，韩国为2。29％）。
我国是农民占人口绝对多数的农业大国，农业至今没有摆脱靠天吃饭的被动局面，劳动生产率低下，2/3的`劳动力困在人均1。5亩耕地上，由于农业现代化步履艰难，每年造成的损失达数千亿元，仅蔬菜水果因缺少保鲜设备一年就损失800多亿元。
现代工业的建立和发展是国家工业化水平的重要标志。经过50年建设，我国基本上已经建成了较完备的现代工业体系，工业化已进入到中期阶段。但是，工业总体的技术装备水平仍然落后。据全国工业普查资料，1180种专业生产设备达到国际水平的仅占26。1％。机械产品中达到90年代国际先进水平的不到5％，我国单位GDP的能耗高于世界平均水平3。8倍。每年固定资产投资所需购置的设备60－70％依靠进口，许多行业的装备都被外国占领。设备制造业丢掉了国内市场2/3的份额。信息产业的关键技术和部件的研究开发相当落后
离开繁华喧嚣的街区，人们看到的是另一个贫瘠瘦弱的中国。如此强烈的反差发人深省：我们到了追随发达国家，仿效他们的生活方式，赶超“消费社会”的时候了吗？有人说：“中国已经进入休闲时代！”错了！现在依然要高唱《义勇军进行曲》。皇家林园北京的颐和园现在成了大众的休闲地，但人们不该忘记这正是“老佛爷”的劣迹：兴建颐和园是以牺牲国防和近代工业为代价的！
加入世贸组织要做“明白人”
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朱总理要求各地、各部门、各个企业做好应对工作，告诫各级领导干部要“做领导经济工作明白人”。
做明白人，应当明白我国入世的动因。对此的权威解释是，当今世界已经实现了“经济全球化”。“全球化”论点源于美国，但美国学者和政界对“全球化”并无一致的认识，从“贸易自由化”到“美国价值观全球化”、“美国生活方式全球化”，甚至“全球美国化”，无所不包。美国统治集团则把“全球化”当作它推行霸权主义、对外扩张的工具。如果我们采纳了“全球化”的概念，那么就应当赋予它科学的内涵和确定的外延，不能盲目照搬。其次，“经济全球化”是一个发展过程，是各种力量较量和斗争的舞台。当今世界除此之外还存在着反全球化、区域化，我们不能视而不见。再其次，当今世界，即使认同了“经济全球化”，还必须正视“政治多极化”这一不可抗拒的潮流和政治格局。我们既然强烈主张“世界政治多极化”，坚决反对单极化，但“多极化”和“全球化”却是矛盾对立的，而政治又是为经济服务的。对此，我们在理论上总应自圆其说。
做明白人，应当明白当今世界经济格局。自近代工业革命开始，先进工业国家用廉价商品和炮舰轰垮了落后国家的壁垒，把各国网罗进世界经济体系之中。从此，世界划分为工业国与农业国、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穷国与富国、强国与弱国。时至今日，这一格局仍未改变。现在，尽管发展中国家说话的声音大了，与强国打交道多了一些筹码，但是国际经济秩序依然是不公正的。极少数富国不仅以强凌弱，而且把贸易、投资当作推行强权政治、霸权主义的工具。世贸组织现行规则对所有成员国一视同仁，这种形式上的平等掩盖了实际上的不平等，更何况许多规则是在发达国家主导下按照有利于发达国家的原则制定的。改变世界经济格局，建立公平、公正的国际经济秩序，归根到底要靠广大发展中国家富裕强盛。
做明白人，应当明白中国在国际经济体系中的位置，要定准位。“商场如战场”，国内市场如此，国际市场更是如此，这里奉行实力至上。我国入世后应当定好位：第一，我国是发展中国家，属于世贸成员中的弱者，应当充分利用世贸组织规则赋予不发达国家的各项权利，只承担与我国地位相适应的义务和承诺，拒绝世贸组织规则之外的要求，抵制那些损害我国利益、危及我国国家安全的举措。第二，中国是建设中的社会主义大国，在国际上永不称霸，但是，应当承担我国对第三世界应尽的国际主义义务，在国际经济交往中维护第三世界国家利益不受侵害，积极争取建立平等、公正、公平的国际经济新秩序，不放弃与霸权主义、强权政治进行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
做明白人，应当明白挑战与机遇的关系。流行的观点认为，加入世贸组织后，机遇与挑战并存，机遇大于挑战。这种看法有很大的盲目性�；�；世上没有免费的午餐。全面分析当今国际经济关系和世贸组织现行规则，应当作出以下判断：加入世贸组织对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发展，既提供了可供利用的机遇，又带来了严峻的挑战；机遇是种可能性，要经过努力才能争取到，挑战却是无法避免的；机遇能否抓住，能否用好用足，决定于我们能否有效地应对挑战，战胜挑战。世贸组织现行规则为我们在与经济强国交往中提供了为各方都可接受的、对各方都具有约束力的法规，但是，多数规则是发达国家成员主导制定的，并不完全合理；不少条款的表述含糊或附加了例外规定。在实际执行中，发达国家拥有充足的实力和必要手段摆脱世贸组织规则的约束，或者绕开世贸组织，把种种苛刻的条件强加给穷国和弱国。所以，建立公平、公正的国际经济新秩序还任重道远。而且，世贸组织规则涉及到成员国（或地区）的经济、政治、文化、教育、社会生活等各个方面，对各成员国（或地区）的影响是全面的、深刻的、长期的。说到挑战，对我国冲击最大的首当其冲的并不仅仅限于弱质产业，而是我国的基本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世贸组织是政府间的国际组织，其成员政府行为必须要受现行规则的规范和约束，并受其他成员的严格监督。深化改革低效、臃肿、政企合一的行政体制已刻不容缓。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必须坚持。
做明白人，必须明白全面开放和必要保护的关系。加入世贸组织标志着我国对外开放进入到全面、广泛、更高层次的新阶段。开放意味着为外资进入让出市场，给予外商国民待遇，但并不否定和排斥对民族经济的保护。首先，开放的目的是为了利用外资发展和壮大我们自己，加快我国现代化建设，使我国在强手如林的世界市场上立于不败之地。现在开放是为了今后走出去。所以，从上述意义上说，开放是积极的保护。第二，加入世贸组织后，并不意味着无条件、无限制开放，开放的领域只限于世贸组织规则所规定的领域，规则和协议之外则不在开放范围。第三，政府对本国产业和企业不能放弃必要的保护，凡涉及到国家主权和安全的，必须坚决维护。那种认为在“经济全球化”的条件下不存在“民族经济”，只有无国别姓氏的“地产经济”的观点，是极其荒谬的，有害的。按照这种观点，我们只要把市场全部拱手让给跨国公司，工业化和现代化就可以实现，13亿人口共同富裕便指日可待。这纯粹是痴人梦语，当今世界找不到一个先例能够证实上述观点。相反，反面教训却屡见不鲜――――从东南亚金融风暴，直到最近爆发的阿根廷金融危机，处处都看得见国际垄断资本的劣迹。
篇2：中国财政政策大转折 与货币政策首度携手
2005中国财政政策大转折 与货币政策首度携手
昨日(12月5日)闭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根据我国宏观经济形势的发展变化和巩固宏观调控成果的要求，明年要实行稳健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加强各项宏观调控政策措施的协调配合，合理调控总量，着力调整结构，促进经济平稳较快增长。稳健财政政策：稳健的财政政策意味着既不扩张，也不紧缩，标志着国家在经济政策上迈出重要一步。预算收支在预算收支上“有保有控”，保持基本平衡。
长期国债：明年长期建设国债和财政赤字的增减程度，也将成为其与积极财政政策显著不同之处。
“双稳健”政策：稳健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将在明年首度携手，这一“双稳健”之举，将协力促进经济健康平稳较快发展。
1998积极财政政策：积极财政政策功成身退
背景回顾 19亚洲爆发金融危机
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首先在泰国爆发，并迅速蔓延到亚洲大部分国家和地区，导致货币贬值、股市暴跌和大公司纷纷破产。为缓解亚洲金融危机的冲击，19，党中央、国务院果断做出了增加投入、扩大内需的决策，积极财政政策正式登台。“积极政策”拉动国民经济快速增长
财政政策是国家调控经济运行最重要的政策工具之一，从1998年开始，我国一直在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这对拉动国民经济快速增长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所长贾康称，积极的财政政策是用财政政策的手段筹集资金,其代表性事项就是发行长期建设国债,筹集资金以后,投入国家重点建设,扩大内需,在这个过程中间,又形成了一大批基础设施建设、公共工程项目的兴建和完成。1998年，我国首次大规模增发了长期建设国债1000亿元。在此后6年多的时间里，成立以来新高。连续三年，我国赤字率(财政赤字占GDP的比重)都逼近了国际上公认的警戒线――3%。
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是特定条件下采取的特定政策，从中、长期来说，应当坚持财政收支基本平衡的原则，并逐步缩小财政赤字。面对不断攀升的国债和财政赤字，不少机构和学者也一直热烈讨论关于积极财政政策如何淡出的话题。2004实施宏观调控：不寻常的面临的问题投资需求再度膨胀的压力仍在
目前形成投资扩张冲动的机制还在，投资需求再度膨胀的压力仍然很大。前三季度，在建施工项目计划总投资同比增长32.1%，新开工项目计划总投资增长25.4%。投资的摊子铺开后，运行的惯性很大，控制投资过快增长的任务还很艰巨。
粮食增产和农民增收的基础还不稳固。
物价上涨仍面临较大压力。相当部分的PPI(工业品出厂价格指数)上涨最终会以成本推动形式传导到CPI(居民消费价格指数)中去。肉禽及其制品价格也开始“补涨”，涨势高过粮价。人民银行的调查显示，居民对通货膨胀预期也在提高，通货膨胀的压力不容小觑。此外，经济发展与资源约束的矛盾比较突出，各项改革任务繁重。
近年来，我国在经济快速增长中，出现了一些不稳定不健康的因素，粮食播种的面积年年减少、产量连续下降，固定资产投资增长过猛，今年前两个月，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比去年同期增长了53%，创下了1994年以来投资增幅的最高记录。一些行业和投资过度扩张，今年一季度钢铁投资增长了107.2%，水泥、电解铝等行业也出现了类似的情况，与此同时，煤、电、油、运全面告急，在这种情况下，党中央国务院为避免中国经济出现大起大落，决定加强宏观调控，着力解决这些不健康不稳定的因素。宏观调控打出“组合拳”
“这次宏观调控打的是‘组合拳’。”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主任马凯近日如此表示：“中央多次强调主要运用经济和法律手段，辅之以必要的行政手段，十分注重发挥信贷、投资、价格等方面的`经济手段和法律手段的作用。”
10月29日的银行加息，更是在国内外引起了热烈反响。外电纷纷予以高度评价，认为中国在宏观调控中将更加灵活地运用经济手段，这充分显示了中国政府驾驭市场经济的能力越来越娴熟。
人们注意到，这次宏观调控注意从源头上控制，把紧信贷投放和土地供给“两道闸门”,对于控制投资规模过快增长起到了釜底抽薪的作用，从而成为本次宏观调控的一大鲜明特色。中国人民银行相继调整存款准备金率，并促进信贷结构优化，有效控制信贷风险。国家严加土地政策管理，坚决把住土地供给闸门，采取了诸如依法处置江苏铁本钢铁有限公司违规建设钢铁项目等措施，起到了明显成效。
“有保有压、区别对待”，这也是今年宏观调控坚持遵循的重要原则。对过热和过冷行业进行结构调整，是为下一步发展奠定良好的基础。
这次宏观调控一方面严格控制部分行业过度投资、盲目发展，另一方面加强和支持农业、教育等经济社会发展中的薄弱环节。通胀压力得到缓解
最令人感觉紧张的通胀压力也得到了缓解。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在经历了今年三个季度高位运行之后逐渐趋稳。10月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涨幅比9月回落0.9个百分点。权威部门预计11月、12月将继续这一趋势。
固定资产投资持续增长过快的势头进一步回落。前三季度，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4.5万亿元，增长27.7%，分别比一季度和上半年回落15.3和0.9个百分点。钢铁、水泥、铝业、房地产开发等部分过热行业投资增速均有明显回落。
收入的增加，是经济良好发展的直接反映。今年以来，国家的“钱袋子”和农民的“钱袋子”均大幅膨胀。财政增收创出了近年来的新高。今年前三季度，全国财政收入增收超过4200亿元。1至10月，我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9133亿元，增长39.7%。今年我国进出口贸易总额将首次突破万亿美元，在全球贸易中居第三位。
农业成为今年经济发展和宏观调控的一大突出亮点。今年我国一举扭转以来连续4年粮食减产的局面，预期目标实现在望。更为可喜的是，在粮食增产的同时，农民实现增收。前三季度，农民人均现金收入达到2110元，实际增长11.4%，是1997年以来最好的一年。2005稳健财政政策：稳健财政、货币政策双登场
财政政策是国家调控经济运行的最重要政策工具之一。当经济处于收缩阶段时，政府通过扩张性财政支出刺激需求，促进经济增长；而当经济启动后，政府财政支出就应相应减少。我国的财政政策从“积极”转向“稳健”，正是顺应了这一变化。
事实上，国家近两年在安排财政预算时，已采取了一些调控措施：自起，我国当年发行的长期建设国债开始缩减，比20缩减100亿元，20又缩减300亿元。
财政政策由“积极”转向“稳健”，取决于我国经济运行的实际情况。近两年来，我国社会投资明显增快，尤其从去年开始，固定资产投资持续高速增长。财政收入也持续攀升，国家财力充沛。这一系列变化，给积极财政政策的退出创造了合适条件。
篇3：提高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效应的途径
提高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效应的途径
一、构建与市场经济相容的微观基础在市场经济中，追求利润最大化的企业、追求效用最大化的消费者和追求收益最大化（或风险最小化）的投资者构成了经济运行的微观基础。满足了这种定语限制的经济主体是与市场经济运行的内在要求相适应的或者说相容的，反之则反是。这几个看似简单的修饰语，可以作为判断经济主体是否市场化的标准。以此标准来衡量，目前我国各种经济主体尚未实现市场化或者尚未完全实现市场化。换言之，目前我国经济的微观基础与市场经济是不相容的或者说是不完全相容的。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是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宏观调控手段，而宏观调控手段与传统计划经济条件下的“经济计划”手段最大的区别就在于，后者是―种对经济的事前规制，因为它是计划者对被计划者的直接控制，所以它发挥作用不需要市场作为媒介。而前者即宏观调控是市场机制充分发挥作用从而导致经济总量非均衡对政府提出的调控经济的内在要求，以减少市场机制自动调节的时滞所产生的高昂成本。可见宏观调控既是市场机制作用的结果又是提高市场经济效率的必然要求。同时，宏观调控政策的有效性又必须以市场行为人能够对各种市场信号作出灵敏的反应为前提。这就是说，财政货币政策有效性是基于与市场经济相容的、完善的微观经济基础之上的。那么，要提高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效应，就必须首先改善这种微观基础，具体包括：
1.从宏观层次和微观层次改革国有企业。从宏观层次改革国有企业就是站在全局的高度对国有企业进行战略性重组和结构性调整。这需要进一步完善国有企业的退出机制，以全面收缩国有企业的经营战线，使其尽可能地从一般竞争性领域退出，让位给比它具有更高效率的其他所有制企业。这既是非国有企业发展的需要，同时也是国有企业自身和整个经济发展的需要。事实上，国有企业的巨额亏损不仅使中央和地方财政难以承受，也给银行造成了沉重的负担。因为一个充斥着不可持续的信用扩张的经济结构以及一个充斥着大量的不良债权的经济体系都是不可能持续下去的。一个很明显的经验事实是，在传统国有企业经营体制下，由于预算的极度软约束，为了追求控制权的扩大，国有企业普遍存在无效率的规模扩张，在这种情况下它对贷款利率信号是极不敏感的。国有企业累积的风险可以转嫁给银行，银行最终又转嫁给国家。在这种微观基础上，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由于缺乏效率）都将无效。从这个意义上说，从宏观层次改革国有企业是提高财政货币政策效应的首要前提。而从微观层次改革国有企业是指对那些经战略性重组后保留下来的有存续必要的国有企业，按照其行业性质和对国家经济安全影响程度等方面的不同。分别建立适合他们各自特点的企业制度和企业经营机制。但总的趋势应该是，除极少数企业继续保持国有独资外，对绝大多数国有企业都要进行规范的股份制改造，建立现代企业制度，进行全面的制度创新，建立起与市场经济体制相容的微观运行机制，从而强化它作为市场主体的性质和功能，参与市场的公平竞争，或发展壮大，或退出消失。
2.保护非公产权。财政投资对民间投资的带动不足，是扩张性财政政策效应偏低的一个重要原因。而民间投资不足的原因主要有两个：其一为银行对非公企业贷款的歧视性政策，另一则为对非公产权保护的法律框架不健全。在这种情况下，非公财产所有者特别是私人财产所有者的'不确定因素多，保卫自己财产的交易成本过高。这种不确定使企业家无法形成对未来的稳定预期，从而导致非公投资者缺乏全力以赴投资的长期行为。这样，作为市场经济微观基础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的各种非公企业，就很难发展到其应有的规模、水平和实力。
3.进一步打破垄断，向非公企业开放更多的领城。第一，减少对传统国有垄断部门的准入障碍，即向民间资本（非国有经济）开放这些投资领域，这一方面为竞争格局形成提供基本前提，另一方面达到启动民间投资需求，增强社会对未来经济良好预期之目的。第二，正如国有部门垄断地位形成靠的是国家力量一样，打破这种垄断也必须依靠国家力量，对诸如电信、民航、电力、铁路、教育、金融等传统垄断领域，科技进步及社会发展已为它们成为竞争性领域提供了可能性，国家不仅要允许而且应以优惠政策鼓励新人者，同时对目前居于垄斯地位的企业赋予更多的逆补贴方式，以促使竞争格局的早日形成。
二、完善金融市场。逐步实行利率市场化
1.完善金融市场。金融市场是货币政策以及耐政政策传导和发生作用的重要条件，培育和呵护市场特别是金融市场，其本身就是实施有效财政货币政策的前提和内容之一。随着我国金融自由化步伐的加快，金融市场的发展极为迅速，在这种条件下，原有的市场管理原则已不适应经济发展的需要。而且发生这种变化后，中央银行货币政策的传导过程也会相应发生变化，所以必须对有关方面进行改革。从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的角度来看，主要应该从以下几方面入手；一是逐渐增加同业拆借市场的市场参与者，根据有关规定允许符合条件的合作金融机构、证券公司以及投资基金管理公司参与同业拆借市场，从而扩大同业拆借市场的资金需求，降低银行信贷资金滞留在同业拆借市场的比例。二是发展国债回购市场，建立国债回购的一级交易商制度，这不仅能完善我国的金融市场体系，而且还能为中央银行公开市场操作提供交易场所与交易对象。三是加快商业信用票据化的步伐。实现企业间资金融通的票据化不仅有助于解决长期以来困扰我国的“三角债”问题，而且还为中央银行货币政策调控增加了一条有效的途径。四是发展资本市场，增加企业直接融资的比率，提高企业和居民户资金安排的利率敏感度。五是大力开发金融产品，鼓励和引导各种金融机构进行产品创新和有利市场化改革方向的制度创新。
2.采取措施逐步实现利率市场化。利率作为资金的价格，在成熟的市场经济条件下，它对资金这种稀缺资源的配置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故常被用来作为货币政策的中介目标。然而在存贷款利率受到严格管制的条件下，利率的这种作用受到极大的限制。市场化的利率作为货币政策有效性的重要条件之一，从提高货币政策效应的角度上说，实行利率市场化是有益的。但实行利率市场化必须具备一定的前提，他们至少包括：第一，对利率变化具有较高敏感度的存、贷款主体；第二，完全商业化运作的银行机构，它们既有严格的风险控制机制和能力，又有追求利率最大化的有效的激励机制和动力；第三，中央银行具有较高的监管水平。目前，中国的通货膨胀负增长，总体利率水平较低，商业银行自我约束加强，利率扩张机制受到抑制，是实行利率市场化改革的有利时机。可以在扩大银行贷款利率浮动幅度的基础上逐步放开对贷款的直接利率管制，让商业银行根据贷款对象的资信状况和贷款的风险大小，灵活确定贷款利率。此后，对存款利率实行上下限管理，扩大浮动幅度，最终实现存款利率的自由化，让利率真正成为资金的“价格”，居民户可以充分自由地选择金融商品，各类企业可以在利率约束条件下一视同仁地获得贷款，这样必能反过来提高居民户和企业资金需求的利率弹性，从而促进货币政策效应的提高。
三、改革国有商业银行的产权制度和经营机制
在通货紧缩条件下货币供应的内生性加强是货币政策有效性降低的一个重要原因，而商业银行对央行调控行为的不配合又是货币内生性增强的原因。目前我国四大商业银行的存贷款总额仍占全部存贷款总额的近70%，它们的行如何
对货币政策效应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而目前我国四大商业银行不仅有着一般国有企业的通病，而且还存在大企业病。在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前，四大商业银行普遍缺乏风险控制机制，形成了大量烂帐、坏帐（当然原因是多方面的）。吸取亚洲金融危机的教训，危机之后我国商业银行普遍加强了风险控制。但现在的问题是它们似乎从一个极端走到了另一个极端，即在强化风险控制的同时没有构建与之相匹配的激励机制，以致出现普遍的消极“借贷”的行为，这种行为加剧了这次的通货紧缩。究其根源，这种消极“借贷”与当初缺乏风险控制一样，都是产权制度的缺陷所致。基于此，目前理论界和银行实际部门都在探索深化国有银行改革的措施，比如，“多级法人制”、“切块上市”等等。尽管在改革的具体措施上有不同争论，但在总体改革方向上是比较一致的，那就是国有商业银行也必须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在实现产权多元化的基础上建立有效的企业治理结构。使之成为以利润最大化为目标的真正的企业。
四、深化投融资体制改革
投融资体制缺陷是我国重复建设严重、经济结构不合理和财政政策效应低下的重要根源之一。实践表明，缺乏微观指引的扩张性宏观政策往往只能大量增加存货而使资金沉淀，从而不能带来较大的乘数效应。那么如何发挥微观指引作用呢?这就需要深化融资和投资领域的改革，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更大的作用，使资金流入有效益的行业和企业。改革的方向是减少政府在投融资领域的干预，建立符合市场规律和国际标准的投融资体系。具体而言，一方面要求商业银行提高贷款回报，并从外部“硬化”企业的财务预算。另一方面，则需要建立和发展新型的中介机构，尤其是高水准的专业化投资银行和基金管理公司，以识别高回报的投资项目，进行有选择的融资和投资提高投资的效益水平。不仅如此，这些金融机构可以依托市场对国有企业进行资产和债务重组，从而将国有企业改革、经济结构调整与投融资有机结合起来，造就行为端正的微观经济单位，为包括财政货币政策在内的各种宏观政策的实施提供良好的微观基础和机制。
五、提高低收入阶层的收入水平和中、高收入阶层的消费倾向
消费是驱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之一，无论是对财政政策乘数还是对货币政策乘数而言，都是边际消费倾向越大则乘数越大。所以提高低收入阶层的收入水平和提高全体居民特别是中、高收入阶层居民的边际消费倾向，对于提高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效应有着特别重要的意义。为此应该从以下几个方面采取措施：
1.提高农民收入，降低贫困人口比重。第一，增加对农村的财政投入，努力改善农村的自然条件、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这是提高第一产业相对生产率进而提高农民收入的物质前提。第二，改革现行农村土地使用权的管理方法，研究农民具有固定土地使用权并可进行交换的具体方法，以促进土地的规模化经营。这是改变落后耕作方式，提高相对生产率进而提高农民收入的制度前提。第三，逐渐取消户籍制，坚决取消对农民的歧视性就业政策，彻底清除限制农民向城市流动的体制障碍，使进入城市并能在城市以合理合法方式生存的农民获得体制内生存，享受公正的体制待遇。这既是农业规模化经营的前提，也是迅速降低贫困人口比重的有效途径。第四，实行优惠（至少是公平）政策，进一步促进乡镇企业的发展，并在政府的规划及其相关政策配合下通过市场机制引导乡镇企业向一定的地域适当集中，以产生集聚效应，促进农村城市化进程。农村城市化是农民非农化进而降低贫困人口比重的最根本途径。
2.加快建立社会保障体制，引导居民消费伦理合理转变。居民对未来预期收入与支出的不确定性，是居民预防性储蓄的主要动因。居民的这种不确定性越大，预防性储蓄的比率就越高，相应地即期消费也就越少。如果建立社会保障体制，可以消除或减少居民的不确定性，使消费持久上升。同时应积极发展消费信贷，促进居民消费伦理合理转变。居民在从低收入的生存型消费转变为高收入质量型消费时，消费占其收入的比重增加，周期变长，若靠居民自己储蓄，则需要很长时间，使消费波动性较大，容易出现消费的“断层”。消费信贷的介入使居民可以“花未来的钱”，从而使居民消费结构的转变在支出上得以平缓地实现，降低消费的过度敏感性，避免消费“断层”的出现。如果说低收入阶层的消费疲软可以通过收入调节来激活的话，高收入阶层的消费疲软则只能通过供给调节来激活。应通过供给主体性质的多元化来增加有效供给，从而消除供给结构“折层”，这对启动高收入群体的消费进而提高他们的消费倾向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六、优化经济结构，增加有效供给
无论对于财政政策还是货币政策而言，其效应的形成机理都是通过最初的政策变量的改变进而经过该变量在一定经济结构内与其他变量的相互作用而产生的。如果经济结构不合理，即使是适当的财政货币政策也不能发挥应有的效应。
我国目前经济结构不合理突出表现在：第二产业的地区产业结构趋同、同一类型的企业低水平重复建设严重；第三产业发展滞后；第一产业现代化程度太低，劳动生产率低下。这些问题的存在，使社会总供求的结构错位，既抑制了有效需求，使得需求严重不足，又造成了大量的低效供给与无效供给，使供给相对过剩，亦即供给相对过剩与有效供给不足并存，在这种情况下，扩张需求仅依靠财政货币政策往往难以凑效，而必须通过调整结构改善供求的结构性关系来实现。调整经济结构一是要促进传统部门的产品升级换代；二是要治理低水平重复；三是要促进新兴产业部门的发展，实现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例如促进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促进生物工程产业的发展，促进以教育产业化和旅游产业化筹为特征韵精神产品产业的发展，使新的需求得以较快增长：四是要加大对农业的投入，提高第一产业的现代化水平；五是要减少对第三产业的准入障碍，向民间资本开放第三产业投资领域，形成有效竞争的格局，全面提高第三产业的产值比重和质量水平，以增加第三产业的有效供给。总之，只有在结构调整中，才能在形成新的供给（有效供给）的同时形成新的需求，使供求结构相衔接。这样财政投入和货币政策引致的投资增加才不会以存货的形式沉淀下来，从而为财政货币政策乘数的形成提供必要前提。
七、改革财税体制，提高政策之间的协调性
财税体制从根本上说是关于资源和收入在社会成员与政府部门之间以及在各级政府机构之间进行配置和再配置的制度安排。因为这种制度安排对社会成员的经济行为有着巨大影响，进而也通过这种影响对财政货币政策效应的形成发生作用。目前我国的税制主要是1994年在治理严重通货膨胀的背景下产生的，现在的宏观经济背景与当年显著不同，故现行税制与经济发晨不相适应的矛盾日益突出，税收政策与扩张性财政货币政策的目标取向显得极不协调，也因此降低了财政货币政策的有效性。比如现行增值税，其模式是生产型的，即是一种对投资征高税的制度，越是高新技术或者机器设备越多的大型企业，不能抵扣的税金就越多，企业税负就越重，这种抑制投资需求的税种阻碍了投资的扩大，不符合加强技术创新、优化经济结构的要求，从而也不利于提高财政货币政策的有效性。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内部各工具之间（如利率、税率、汇率）以及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之间，都应围绕宏观调控的总目标彼此协调一致、相互配合，避免相互冲突而使政策效应弱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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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库未存字注释：
＠①原字礻加乃
篇4：国家宏观调控手段---经济手段：我国的财政政策 与 货币政策
国家宏观调控手段---经济手段：我国的财政政策 与 货币政策
国家宏观调控手段---经济手段：我国的财政政策 与 货币政策
制作人：郭老师 时间：2005-5-25
一、：财政政策 与 货币政策
1、含义：财政政策是指政府通过对财政收入和支出总量的调节来影响总需求，使之与总供给相适应的经济政策。
2、分类：根据财政政策在调节国民经济总量方面的不同功能，财政政策可分为扩张性政策、紧缩性政策和中性政策。
扩张性财政政策（又称积极的财政政策）是指通过财政分配活动来增加和刺激社会的总需求；增加国债、支出大于收入，出现财政赤字来实现：
紧缩性财政政策是指通过财政分配活动来减少和抑制总需求；
中性财政政策是指财政的分配活动对社会总需求的影响保持中性。
3手段：财政政策的手段主要包括税收、预算、国债、购买性支出和财政转移支付等手段
4、货币政策是指一国中央银行（货币当局）为实现一定的宏观经济目标而对货币供应量和信贷量进行调节和控制所采取的指导方针及其相应的政策措施。
5、它分为积极的货币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我国现阶段实行稳健的货币政策。
6、货币政策的工具有存款准备金率，利率等手段。
三、几种财政政策 与 货币政策的比较
（1） 严重通货膨胀趋势下的紧缩性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
通货膨胀是指纸币的发行量超过流通中所需要的数量，从而引起纸币贬值、物价上涨的经济现象。其实质是社会总需求大于社会总供给。按照通货膨胀的严重程度，可以将其分为三类：
第一，爬行的通货膨胀，又称温和的通货膨胀，其特点是通货膨胀率低而且比较稳定。
第二，加速的通货膨胀，又称奔驰的通货膨胀，其特点是通货膨胀率较高(一般在两位数以上)，而且还在加剧。
第三，超速通货膨胀，又称恶性通货膨胀，其特点是通货膨胀率非常高(标准是每月通货膨胀率在50%以上)而且完全失去了控制。
另外还有一种受抑制的通货膨胀，又称隐蔽的通货膨胀。这种通货膨胀是指经济中存在着通货膨胀的压力，但由于政府实施了严格的价格管制与配给制，通货膨胀并没有发生。一旦解除价格管制并取消配给制，就会发生较严重的通货膨胀
治理通货膨胀最根本的措施是发展生产，增加有效供给，同时要采取控制货币供应量，实行适度从紧的货币政策和量入为出的财政政策等措施 。
（2） 通货紧缩趋势下的积极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市场经济研究所副所长陈淮认为，职工下岗，物价负增长，企业负债率高涨，投资“套牢”，经济增速下滑，银行利率连续下调，资源消耗量萎缩，干什么都不赚钱了，这些都是通货紧缩的征兆。
通货紧缩是与通货膨胀相反的一种经济现象，是指在经济相对萎缩时期，物价总水平较长时间内持续下降，货币不断升值的经济现象。其实质是社会总需求持续小于社会总供给。
治理通货紧缩要调整优化产业结构，综合运用投资、消费、出口等措施拉动经济增长，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稳健的货币政策、正确的消费政策，坚持扩大内需的方针。
（3） 通货紧缩淡出，严重通货膨胀尚未形成条件下的中性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
背景：下半年以来，我国经济开始走出通货紧缩的阴影，呈现出加速发展的态势。但也出现了部分行业和地区投资增长过快等问题，资源对经济增长的制约越来越明显，并带来煤、电、油、运供求紧张的局面。同时，农业特别是粮食生产连续多年减产，粮食供应靠挖库存维持平衡，粮价逐步攀升，带动了居民消费品价格的明显上升，通货膨胀压力逐渐加重。
以来实施的积极财政政策，有效地抵御了亚洲金融危机的冲击，每年拉动GDP增长1．5到2个百分点，推动了经济结构调整，有力促进了经济持续稳定快速发展，功不可没。但积极财政政策的实质是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当通货膨胀逐渐成为影响宏观经济发展的压力时，继续实施这一政策，不仅不利于控制固定资产投资的过快增长，而且易于形成逆向调节；不仅不利于减缓通货膨胀的趋势，而且易于加剧投资与消费比例失调程度，加大经济健康运行的风险和阻力。因此，积极财政政策应当适时转向。此外，目前投资规模很大，社会资金较多，也有条件调整财政政策的取向。
另一方面，目前我国经济又并非全面过热，经济社会发展中还有农业、教育、公共卫生、社会保障等许多薄弱环节亟待加强，而且没有强烈信号表明近期会发生高通货膨胀，因此，积极财政政策不宜一下子转向紧缩的财政政策
在这种情况下，中央提出明年实行稳健的财政政策，是符合我国现阶段经济形势的发展变化和宏观调控的客观需要的，是又一次科学的相机抉择。
稳健财政政策的主要内涵是什么
实行稳健的财政政策（也就是经济学讲的中性财政政策），主要是要服从服务于改革发展大局，服从服务于中央宏观调控大局，宏观上既要防止通货膨胀的.苗头继续扩大，又要防止通货紧缩的趋势重新出现；既要坚决控制投资需求膨胀，又要努力扩大消费需求；既要对投资过热的行业降温，又要着力支持经济社会发展中的薄弱环节。政策核心是松紧适度，着力协调，放眼长远。具体说来，要注重把握“控制赤字、调整结构、推进改革、增收节支”十六个字。
控制赤字，就是适当减少财政赤字，适当减少长期建设国债发行规模，近期中央财政赤字规模大体保持在3000亿元左右。随着GDP的不断扩大，财政赤字所占比重会不断下降，预计明年将降至2％左右。
调整结构，就是要进一步按照科学发展观和公共财政的要求，着力调整财政支出结构和国债资金投向结构。资金安排上要区别对待，有保有压，有促有控。对与经济过热有关的、直接用于一般竞争性领域的“越位”投入，要退出来、压下来；对属于公共财政范畴的，涉及到财政“缺位或不到位”的，如需要加强的农业、就业和社会保障、环境和生态建设、公共卫生、教育、科技等经济社会发展的薄弱环节，不仅要保，还要加大投入和支持的力度，努力促进“五个统筹”和全面协调发展。
推进改革，就是转变主要依靠国债项目投资拉动经济增长的方式，按照既立足当前，又着眼长远的原则，在继续安排部分国债项目投资，整合预算内基本建设投资，保证一定规模中央财政投资的基础上，适当调减国债项目投资规模，腾出一部分财力，用于大力推进体制和制度改革创新，为市场主体和经济发展创造一个相对宽松的财税环境，建立有利于经济自主增长的长效机制。
增收节支，就是在总体税负不增或略减税负的基础上，严格依法征税，确保财政收入稳定增长，同时严格控制支出增长，在切实提高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益上花大力气，下大功夫。当前，我国经济结构调整和体制改革的任务还很艰巨，经济社会发展的一些薄弱环节亟待加强，国内外政治经济环境也面临一些不确定因素，需要花钱的地方还很多，增收节支工作绝对不能放松。在部分地区、行业投资仍然偏热的情况下，强调增收节支还有利于控制总需求。为此，一要依法加强税收征管，堵塞各种漏洞，切实做到应收尽收。依法清理和规范税收优惠政策，严格控制减免税。二要严格控制一般性支出，保证重点支出需要，各项财政支出都要精打细算。三要在继续深化预算管理制度改革的基础上，积极探索建立财政资金绩效评价制度，加强监督检查，严格管理，坚决制止铺张浪费、花钱大手大脚的行为，把该花的钱花好、管好、用好，切实提高财政资金使用的规范性、安全性和有效性，通过提高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益来替代一定的财政资金的增量需要。四要科学使用预算执行中的超收，一般不能做刚性支出和投资安排。
一、比较通货膨胀与通货紧缩
1、区别
⑴含义和本质不同： 通货膨胀是指纸币的发行量超过流通中所需要的数量，从而引起纸币贬值、物价上涨的经济现象。其实质是社会总需求大于社会总供给。通货紧缩是与通货膨胀相反的一种经济现象，是指在经济相对萎缩时期，物价总水平较长时间内持续下降，货币不断升值的经济现象。其实质是社会总需求持续小于社会总供给。
⑵表现不同： 通货膨胀最直接的表现是纸币贬值，物价上涨，购买力降低。通货紧缩往往伴随着生产下降，市场萎缩，企业利润率降低，生产投资减少，以及失业增加、收入下降，经济增长乏力等现象。主要表现为物价低迷，大多数商品和劳务价格下跌。
⑶成因不同： 通货膨胀的成因主要是社会总需求大于社会总供给，货币的发行量超过了流通中实际需要的货币量。通货紧缩的成因主要是社会总需求小于社会总供给，长期的产业结构不合理，形成买方市场及出口困难导致的。
⑷危害性不同： 通货膨胀直接使纸币贬值，如果居民的收入没有变化，生活水平就会下降，造成社会经济生活秩序混乱，不利于经济的发展。不过在一定时期内，适度的通货膨胀又可以刺激消费，扩大内需，推动经济发展。通货紧缩导致物价下降，在一定程度上对居民生活有好处，但从长远看会严重影响投资者的信心和居民的消费心理，导致恶性的价格竞争，对经济的长远发展和人民的长远利益不利。
⑸治理措施不同：治理通货膨胀最根本的措施是发展生产，增加有效供给，同时要采取控制货币供应量，实行适度从紧的货币政策和量入为出的财政政策等措施。治理通货紧缩要调整优化产业结构，综合运用投资、消费、出口等措施拉动经济增长，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稳健的货币政策、正确的消费政策，坚持扩大内需的方针。
2、联系
⑴二者都是由社会总需求与社会总供给不平衡造成的，亦即流通中实际需要的货币量与发行量不平衡造成的。
⑵二者都会使价格信号失真，影响正常的经济生活和社会经济秩序，因此都必须采取有效地措施予以抑制。
二、物价上涨不等于通货膨胀
一般地说， 通货膨胀必然引起物价上涨，但不能说凡是物价上涨都是通货膨胀。影响物价上涨的因素是多方面的。①纸币的发行量必须以流通中所需要的数量为限度，如果纸币发行过多，引起纸币贬值，物价就会上涨。②商品价格与商品价值成正比，商品价值量增加，商品的价格就会上涨。③价格受供求关系影响，商品供不应求时，价格就会上涨。④政策性调整，理顺价格关系会引起上涨。⑤商品流通不畅，市场管理不善，乱收费、乱罚款，也会引起商品价格的上涨。可见，只有在物价上涨是因纸币发行过多而引起的情况下，物价上涨才是通货膨胀。
三、通货紧缩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必须进行具体分析
一般来说，适度的通货紧缩，通过加剧市场竞争，有助于调整经济结构和挤去经济中的“泡沫”，也会促进企业加强技术投入和技术创新，改进产品和服务质量，对经济发展有积极作用的一面。
但过度的通货紧缩，会导致物价总水平长时间、大范围下降，市场银根趋紧，货币流通速度减慢，市场销售不振，影响企业生产和投资的积极性，强化了居民“买涨不买落”心理，左右了企业的“惜投”和居民的“惜购”，大量的资金闲置，限制了社会需求的有效增长，最终导致经济增长乏力，经济增长率下降，对经济的长远发展和人民群众的长远利益不利。由此看来，通货紧缩对经济发展有不利的一面。为此，我们必须通过加大政府投资的力度，刺激国内需求，抑制价格下滑，保持物价的基本稳定。
学习“外汇与汇率”时要注意的几个问题
外汇与汇率是高考的一个重要考点。这一知识内涵丰富，学生掌握起来较困，问题主要有两个：一是关于外汇汇率与本币汇率的比例关系在具体运用中经常弄不清楚；二是对涉及到运用外汇和汇率关系解决有关人民币升值问题感到困难。
首先外汇汇率不是固定不变的，它因各种因素的影响而不断变动。
汇率是一个以最经济地取得外汇的换汇成本的标准，它同时也是最有效的用外汇购买外国货的标准。创汇与用汇均衡是最佳汇率，适用于贸易双方。如果汇率偏离了均衡汇率，将给双方带来损害。可见外汇汇率是不断变化的但不能偏离汇率均衡。在我国是采用一百单位外币作为标准的。如果一百单位外币可以兑换更多的人民币，说明外汇汇率升高，外币币值升值，人民币汇率降低，人民币币值贬值，反之外汇汇率降低，外币币值贬值，人民币汇率升高，人民币币值升值。无论何种变动都会对本国经济和世界经济产生一定的影响。但外汇汇率与本币汇率的比例从根本上说是由世界市场的供求关系决定的，但也受国家政策制度因素的影响。
其次我国汇率不是由市场完全决定的，而是我国政府根据世界市场的供求关系确定的。我国的汇率政策是由市场供求决定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我国的汇率水平，很受制度安排的影响。所以应该先考虑汇率制度安排，在既有制度下进行讨论。实际上，各种汇率政策在长期内所得到的汇率水平应该是一样的，但对于我国影响更大的是短期。因此应提高人民币汇率决定的市场化，因为我们不仅仅要看到短期，更应看到长期，而在长期内这种低估的人民币汇率既要承受压力，也会损失我们的经济利益。而真正的稳定应该是长期的稳定，人民币背离均衡应该逐渐减小。
我国的汇率不均衡实际上是由于我们的收入分配问题引起的，由于我国的普通劳动力价值过低，导致了国内的有效需求不足的同时，商品的生产成本过低。我国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是由于我们的廉价劳动力，也许中国确实在九十年代初期由于高通货膨胀率与稳定的汇率导致了资本技术的大量流入，促进了我国经济的发展。但这种经济地位的提升，并没有完全成为人民福利的提升，相反随着这种过程的继续，各种矛盾也初步的显露出来。
最后弄清人民币升值对我国经济的影响。
1、人民币升值对进出口价格的影响。人民币升值预期对大宗商品市场可能产生的重要影响。在其他交易条件不变的前提下，人民币相对美元等外币升值，就意味着可以用同等的人民币兑换到更多的外币用于进口，从而导致进口成本降低，进口商品的价格随之就会下跌。同时增加出口产品成本、抑制出口。
2、人民币升值会使我国的价格竞争优势削弱。一方面,在国内经济保持高速增长和日益开放的背景下，人民币升值无疑将降低进口和投资的成本，从而促进经济的可持续增长。另一方面增加出口产品成本、抑制出口，进而不利于经济的增长。一般地说，，长期以来，我国的家电行业都是凭借着“物美价廉”打入国外的市场的，利润已经很薄,同时不少进口国家反倾销政策的出台,也避免了国内生产企业再打低价战。人民币升值无疑使这种微弱的价格竞争优势得到削弱，严重的话还会导致国际分工的变化。因此这将直接影响到家电行业的出口规模，
3、人民币的升值和贬值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各有侧重，不是一成不变的。随着我国经济形势的变化而变化的。不能笼统地认为人民币升值一定比贬值好或坏，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因时而宜。
外汇汇率能否稳定关系到我国经济的稳定发展，因此，只有正确分析我国人民币汇率与外汇汇率的关系，做出正确的决策，事关我国人民的根本经济利益的得失。这一问题处理得当，既有利于缓解我国的有效需求不足，真正的提升最广大人民的生活福利，又有利于缓解部分国际贸易中的摩擦。这才是我们发展经济的真正意义所在。
篇5：论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协调和配合毕业论文
由于我国本轮经济的收缩期与世界经济的收缩期叠加在一起，又由于金融危机的作用导致了收缩的时间延长和幅度加大。使得当前我国面临的经济问题既有短期性的，又有中长期性的；既有总量方面的，又有结构方面的。面对现实问题的复杂性及政策传导机制的局限性，很显然，只采用一项经济政策绝不可能实现目的，更不可能取得良好的效果。在这种情况下，任何一项经济政策都难以独立承担起推进经济改革和经济发展的重任。同时，不同的经济政策，其目标和实施的措施、手段以及工具又是不同的，其政策效果也是不同的，甚至有可能存在着某些矛盾。在综合运用各项经济政策时，需要处理好这些可能存在的矛盾，使各项政策之间相互协调，才能够治理中国经济中存在的各种问题，达到既治标又治本，使中国经济运行实现良性循环的目的。
1.在储蓄动员方面，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存在此消彼长的关系
一个国家的财政支出扩张和货币供给扩张是有内在协调性的。财政支出扩张刺激需求，扩张有两个途径：一是通过发债实现储蓄动员；二是向中央借款，转而投入实体经济，增加总需求。货币供给扩张刺激需求，扩张也有两个途径：一是增发基础货币，二是通过降低利率实现储蓄动员，增加派生货币。显然，从结构角度看，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之间有着此消彼长的关系。特别是在储蓄动员方面，在储蓄规模既定的条件下，两者的效应不可能同步、同等程度实现。同时启用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两者都在“争夺”储蓄资源，都有可能引起基础货币供给扩张。在增发货币方面，理论上讲，两者可以同等程度放大，但问题是谁也无法承受由此引发的通货膨胀。因此，货币供给的扩张会对财政支出扩张客观上起到限制作用。贷款增长幅度反映的是间接融资的储蓄动员效应的放大程度。现在我国的储蓄动员由于股票市场低迷、严控企业发行，起主导作用且操作简便的就是银行信用扩张。对财政来说，贷款增长会压缩国债发行空间。对高利润追求的本性使得机构投资者不会过多持有国债，银行当然也乐于放款。所以，不能认为财政扩张支出时发行国债没有硬障碍。而且，货币供给扩张时，资本市场会被激活，大量资金会流入市场，特别是股票市场。另外，近年来我国居民资金来源结构已发生变化，消费信贷成为居民重大支出的资金来源。从今后趋势看，房价如果下调，购房者会借低利率之机介入房市，此时，房贷规模自然膨胀。这些因素，实际上都是储蓄动员，当然会压缩国债发行的`空间，也会抬高国债发行成本。
因此，在全面启动增长上，货币政策显然有作用空间。货币政策的切入点是直接刺激市场投资需求，而市场主体积极性的强化是经济发展的主导力量。在货币供给扩张过程中，调低利率、放松贷款限制的直接效应是限制财政支出扩张。
2.财政政策具有结构特征，货币政策具有总量特征
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都能对总量和结构进行调节，但财政政策比货币政策更强调资源配置的优化和经济结构的调整，有结构特征。而货币政策的重点是调节社会需求总量，具有总量特征。只有财政和货币两种手段都充分发挥各自优势，相互协调配合，才能把政府配置资源和市场配置资源结合起来，做到在有效刺激需求的同时兼顾经济结构的调整和升级目标的实现。
财政政策通过变动收入和支出来调节经济结构。由于税负及支出规模的调整涉及面广，政策性强，直接关系到国家的财政分配关系，并受国家财力的限制。因此，财政赤字或结余都不能太大，这使得财政政策对需求总量调节具有一定的局限性。相反，财政政策对社会供求结构的调整作用要大得多。市场机制可实现经济资源的最优配置，但要付出一定的代价。为了减少资源浪费，需要政府运用财政政策进行干预。财政政策对经济结构的调节主要表现在：通过扩大或减少对某行业的财政投入，来“鼓励”或“抑制”该行业的发展。即使在支出总量不变的条件下，政府也可通过差别税率和收入政策，直接对某行业进行“扶持”或“限制”，从而达到优化资源配置和调节经济结构的效果。
货币政策扩张的优势在于既可充分调动存量货币，又可直接增发基础货币，这对投资和消费的扩张具有无可比拟的诱惑性。其本质上是把更多的储蓄吸收过来注入到实体经济，反过来又使货币供应量按乘数效应增加。从总需求扩张诱导的角度看，利率下调对投资主体和消费主体的吸引力最强。我国现行制度基本不允许实施财政贷款，财政对投资的支持，要么是无偿拨款，要么是贴息，但这两者资金额都比较小，而且不可能大幅扩张，因为财政支出主要是保公共产品供给。货币供给扩张恰好打消了人们对财政资金的期望。
现在刺激总需求，从引导全社会投资和消费角度看，冲击力最大的还是货币供给扩张。但货币政策调节社会供求结构和国民经济比例关系方面的作用相对有限。中央银行运用法定准备金率、再贴现率、利率、信贷规模、公开市场业务等各种工具来增加或减少货币供应量，从而达到调节社会总需求。可是，因为银行信贷资金是追求盈利的，其在带动资源配置方面要体现市场原则的基本要求，政府不能指望信贷资金能直接按照政府宏观调控的目标投入预期收益率低的产业，特别是公共产品产业。如果真有银行信贷资金做到了这一点，则其背后往往有财政的支持。
为了更好地解决社会经济结构矛盾和总量矛盾，必须根据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目标的侧重点不同，要求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协调配合。财政政策直接作用于经济结构，间接作用于经济总量；货币政策直接作用于经济总量，间接作用于经济结构。
从财政政策调节看，对总供给的调节首先反映为社会经济结构的调节，如财政运用税收、贴息和投资政策，引导货币流向新兴产业和瓶颈产业，优化产业结构；对总需求的调节主要通过扩大或缩小财政支出，以结构调节为前提，以刺激和抑制社会总需求。货币政策对社会总需求的调节主要是通过中央银行投放货币和再贷款等手段控制基础货币量，通过准备金率和再贴现率等控制基础货币乘数，以有效控制社会总需求。同时，中央银行在控制社会总需求的基础上也会对社会经济结构产生一定的调节作用。
篇6：区域经济财政政策论文
一、我国区域经济发展存在的主要问题
中国改革三十多年最大的成就就是消灭贫困，人民生活水平显著提高，但区域性贫困的现实还广泛存在，地区间在收入分配、社会保障、教育医疗等方面差距明显，尤其是中西部地区因地域偏远、交通闭塞、环境恶劣、资源匮乏等因素成为贫困人口密集区。党的十八大之所以做出“将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机制基本形成作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要目标”的重大部署，就是要正视区域贫富差距的客观存在并下大力气积极解决。
二、以财政政策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对策
(一)充分发挥资源配置功能促进区域经济发展
因自然垄断和市场缺陷等原因导致资源配置失效时，国家必须通过适当财政政策手段予以干预和弥补。公共财政势必要对这种干预和调控支付应有的.费用，比如实行最高限价制度和强制拆分，这时政府就要从财政提供补助或弥补亏损。其他很多诸如城市公共道路、桥梁、防洪大堤等不能由市场方式解决的公共投资项目等就需要财政予以投资和补贴。
(二)充分发挥宏观调控功能促进区域经济发展
当经济发展过程中出现不合理的分配现象，影响了社会公平时，财政政策的宏观调控作用就要发挥:调解社会分配关系，营造公平竞争环境，培训市场体系，健全市场网络，维护社会公平。财政政策主要运用法律手段和经济手段制定实施发展规划，完善和监督市场机制，协调利益关系，并为市场提供必要的服务。
(三)充分发挥经济稳定器功能促区域经济发展
财政政策的稳定功能指在经济发展的不同时期采取相应的财政政策模式来影响社会总供求。当供求趋于平衡时采取中性财政政策，以巩固和促进经济增长及社会稳定;当供小于求时则采取紧缩性财政政策，以控制支出，力争结余，减少资金损失;当供大于求时，就要采取扩张性财政政策，以促进市场繁荣和发展。在结构调整功能上主要是通过税收调整、财政补助等，诱导企业和部门将资源往适合经济发展平衡稳定的方向投入。
(四)通过调整财政支出结构促进区域经济发展
财政政策的调整一定要为某一时期的发展战略和社会发展形势服务，是优化产业结构的有力杠杆。根据当前的问题和矛盾，首先要解决的是财政支出的“缺位”和“越位”问题。对于中西部和东北地区发展，财政政策要加大调控力度，促进经济结构调整和发展方式转变，强化科技进步和自主创新，淘汰落后产能，发展环保产业。
(五)充分运用税收宏观调控促进区域经济发展
国民收入增加和消费增加时会相应提高税收，当经济出现衰退时，又要减少税收，以此防止经济过渡膨胀或走向萧条。更重要的是要在经济发展的不同时期、不同地区、不同产业制定和实施不同的税收政策，从而引导资源配置和产业结构调整，促进经济发展。
(六)通过完善转移支付制度促进区域经济发展
财力性转移支付和专项转移支付是中央扶持和平衡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举措。对于中西部地区和东北地区急需国家进一步规范专项转移支付办法，优化专项转移支付结构，加大转移支付规模，尤其对老工业基地、革命老区、边远贫困地区、粮食矿产主产区、生态保护区等加大专项转移支付力度，加大基础设施建设，提高居民收入水平，减少地域经济发展差距和城乡差距。
(七)通过与金融政策的配合促进区域经济发展
要强化财政政策和金融政策的配合，共同发挥好其优化产业机构，促进经济发展的重要作用。要实行有机协调的区域性财政政策和金融政策，建立完善统一和区域性独立并存的金融市场，建立和完善既具有全国统一性又具有区域独立性的金融市场和利率政策。需要强调的是财政政策在与金融政策相互配合时，还要注重与贸易政策、产业政策、就业政策、社保政策、投资政策、土地政策等相关政策的配合，发挥好合力作用，使调控功能事半功倍。
篇7：简论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有效搭配文献综述毕业论文
如何运用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以实现一国经济稳定发展是宏观经济学的重要研究领域，也是学界长期论争的焦点议题之一。国内外学者从不同理论视角。运用各种模型和实证方法，对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绩效及其搭配进行了深入研究。
一、国外研究情况
经济学文献对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搭配的定量实证研究始于20世纪30年代的IS-LM模型（又称希克斯一汉森模型）。根据该模型，希克斯和汉森等研究得出的结论是：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虽然在短期能够影响产出，但是从长期来看，对产出都没有影响，它们都是无效的，除了提高价格之外。之后，经济学家在其基础上，将视角延伸到对开放经济的研究。
英国经济学家詹姆斯·米德（Mead，1951）提出了固定汇率制下的内外均衡冲突问题，即“米德冲突”。在汇率固定不变时，政府只能主要运用影响社会总需求的支出增减政策来调节内外均衡，在开放经济运行的特定区间便会出现内外均衡难以兼顾的情况。而支出转换政策包括汇率、关税等的实质是在总需求结构内部进行结构性调整，使需求结构在国内需求和净出口之间保持恰当的比例，从而开创性地提出“两种目标，两种工具”的理论。荷兰经济学家丁伯根Tinbergen，19521最早提出了将政策目标和政策工具联系在一起的正式模型，即“丁伯根法则”。
若要实现n个独立的政策目标，政府至少具备n种独立的政策工具，工具之间不会相互影响。蒙代尔（MundeB，1960）提出了进一步的解决办法，指出将每一政策工具分配给它能发挥最大影响力和具有绝对优势的目标。斯旺（Swan，1960）用图形说明了支出增减政策f财政货币政策1和支出转换政策（汇率政策）各自的功用，提出了用支出增减政策和支出转换政策的搭配来实现内外平衡的模型。蒙代尔（1963）与弗莱明（1962），研究了开放经济条件下用于实现内外均衡目标的宏观经济政策的有效性问题，他们的研究成果经不断完善而成蒙代尔一弗莱明模型fMundell-Fleming Model），并由此得出了著名的“蒙代尔三角”理论，即货币政策独立性、资本自由流动与汇率稳定这三个政策目标不可能同时达到。美国经济学家保罗克鲁格曼fPaul Krugmanl根据上述原理画出了一个三角形，他称其为“永恒的三角形”fTheEtelnal Trianslel，从而清晰地展示了“蒙代尔三角”的内在原理。这三个目标之间不可调和，最多只能实现其中的两个，这就是著名的“三元悖论”。
二、国内研究现状
国内学者将以上理论和研究方法应用于对我国经济的'分析，研究结论不尽相同。马拴友（2004）运用IS-LM模型进行分析得出，在我国IS曲线较为陡峭而LM曲线较为平坦，说明在这种情况下，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相比。对治理通货紧缩具有更大的效能。张学友、胡锴（2002）运用修正的MF模型，对我国积极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效力进行比较，得出在我国现行汇率制度安排下，积极财政政策的效果要优于货币政策：当前我国的经济政策应以财政政策为主，坚持积极的财政政策，淡化扩张性的货币政策。
施建淮（2007）运用VAR模型对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和中国产出进行实证分析后得出，人民币升值在中国是紧缩性的：相对汇率变动的其他效应，汇率变动的支出转换效应是支配性的，因此运用传统斯旺模型来分析中国经济是有效的。徐长生、刘士宁（2006）根据斯旺模型政策搭配理论，认为中国经济目前正处于模型中的内部通胀、外部顺差的区域，因此对内可采用从紧的货币政策主要抑制投资过热，采取结构性的财政政策着重解决经济结构失衡问题：对外通过本币升值的汇率政策改善国际收支顺差，以实现内外均衡。
篇8：资产价格与货币政策
一．问题的提出：金融体系的变化及其对货币政策的挑战
自70年代以来，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金融创新、放松管制和金融全球化使得主要以美国为代表的工业国家资本市场发展日益深化与广化，传统的货币政策目标与操作体系面临着愈来愈多的挑战。过去来，各国中央银行虽然在控制商品与劳务的通货膨胀方面已经取得很大成效，但是对于资产价格的膨胀，却难有对策。实践上，早在1929年，纽约股市的暴跌即已导致美国和全世界经济进入长期严重的萧条；日本80年代末资产价格极度膨胀引发的“泡沫经济”对其经济造成了长期不利影响；[1]90年代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各国资产价格明显地偏离实体经济上涨的趋势更是引起了决策部门普遍担忧。[2]
同样的情形在20世纪80年代也在北欧国家（挪威、芬兰、瑞典）出现过。在挪威，银行贷款对GDP的比重从1984年的40％上升到88年的68％，资产价格急剧上升，同时投资与消费需求也显著上升。但是石油价格的暴跌引起了自二战以后最深刻的银行危机和经济衰退。在芬兰，1987年扩张性的预算导致大规模的信用扩张，银行贷款对GDP的比重从1984年的55％上升到1990年的90％。住房价格在1987年和1988年共上升了68％。1989年中央银行为了抑制信用扩张，提高利率和储备，再加上1990年、1991年与俄罗斯贸易下降，经济环境恶化，资产价格暴跌，政府不得不对银行予以救助，GDP收缩了7％。在瑞典80年代后期持续的信用扩张导致了房地产繁荣。1991年由于大量的是基于过度膨胀的资产价值，因此，众多银行遇到了困难，政府不得不干预，经济陷入衰退。
墨西哥提供了新兴国家资产价格膨胀相同的版本。墨西哥在90年代初期进行了银行私有化和金融自由化，同时，取消了对商业银行的储备要求。Mishikin（1997）指出，银行向私人非金融企业的贷款占GDP的比重从80年代末期的10％急剧上升到1994年的40％。同一时期，股票价格急剧上升。1994年总统暗杀和农民起义引发了泡沫的崩溃，进而出现了银行与外汇危机，和严重的经济衰退。
在这种大量的历史案例背后，人们发现，随着金融市场尤其是资本市场的深化和广化，金融创新使得金融机构功能分化，货币与其他金融资产界限日益模糊，货币供应量与实际经济变量失去了稳定的联系，很多学者者感觉到传统的货币政策理论需要寻找新的微观基础，正在酝酿着新的突破。
货币政策对实体经济和物价水平的影响有多种途径。根据传统的凯恩斯主义理论，这种影响主要是借助利率变量，影响消费和投资。但是，随着金融体系的不断变化，金融资产存量的增加，货币政策也可能通过对资产价格的影响，进而影响消费和投资，具体的途径如改变财富总量，改变借贷成本，以及各经济单位的资产负债状况。金融体系已经和正在发生的变革对货币政策有着重要的影响，但同时也非常难以操作和预测。尤其是金融资产对实际经济活动的比重，可交易金融资产在总资产中的比重持续增加，这些资产对利率、经济增长等变量的预期反应更加敏感。
在中国，90年代以来金融市场的迅速发展以及居民资产结构中有价证券份额的持续增加，货币市场与资本市场的资金联系加强，货币供应量的统计划分面临新的检讨；而且，造成这种变化的基础力量（金融的国际联系、信息技术在金融领域的应用、金融创新和制度变革等）还在加强，已经并将继续对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提出同样的挑战。
下面我们首先通过主要发达国家家庭资产结构的变化来看金融市场规模的增长。[3]
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世界各国的金融市场无论在规模还是范围上都有显著的增长。例如，从1985年到，主要的OECD国家中，未清偿的信用和股权总值对GDP之比，从150左右上升到250左右。（P. Mylonas etc. 2000，）
图表1 主要工业化国家金融市场趋势（年末值，占GDP百分比）
银行对私人非银行部门信贷 私人部门国内债务证券 股票市场市值
198519951998 199019951998 198519951998
美国686469 505671 5282123
日本99118118 333040 58172257
德国93103118 394253 212248
法国768780 413933 123265
英国47116120 161728 62119169
意大利515860 2263231 101846
加拿大687988 9914 416194
G10758486 394252 446798
资料来源：IMF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Statistics; BIS International Banking and Financial Market Development; International Federation of Stock Exchanges.转引自P. Mylonas etc. 2000，p.15。
从上表中可以看出，尽管银行信贷在大多数国家中还是主要的融资来源，但是确实存在着资金从银行贷款向各种证券（包括贷款的证券化，尤其是银行的抵押贷款）的转移。这体现在金融财富从银行存款向机构投资者和直接持有债券与股权的转移，这种变化在美国尤其明显。因此，具有流动性和可交易的金融资产在GDP和金融资产总量中的比重明显上升，其结果是总财富中的一个很大比重对一般市场变化和价格变化更加敏感。
从家庭资产负债表看，OECD各国（除日本）净财富相当于个人可支配收入的4－6倍，而且在90年代有所上升。家庭负债则相当于个人可支配收入的1倍左右。因此，家庭金融资产与负债的比大约为3－5倍。非金融企业的净值与GDP的比重在大多数国家都较低。但是企业的金融资产（不包括自有股权的价值）与GDP相比是上升的。
过去20多年中，发达国家和大多数发展中国家较为成功地控制住了通货膨胀，经济学家都同意物价稳定是宏观经济稳定和持续增长的前提，但是这并不是经济增长的必然保证。随着金融结构的变化，金融资产存量的累积对货币政策提出的挑战，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资产价格的定价基础是什么？资产价格的变动是否应该、而且能够得到控制？第二，货币政策需要经由许多中间环节才能最终影响实体经济，在这一过程中，资产价格对消费和投资的影响如何？第三，货币政策最终目标是维持币值稳定，但是传统的衡量通货膨胀压力的指标所包含的判别经济总量的信息已逐步丧失，因此是否需要将资产价格的变化纳入通涨指标？[4]
迄今为止，对资本市场与货币政策的研究主要是一些货币政策机构，例如，BIS19组织过两次专题研讨，并出版了论文集；美国联储Kansas1998年年会将资产价格与货币政策关系作为三大议题之一；日本中央央行鉴于“泡沫”时期的教训，也有一些探讨。但是学术界正式的研究还比较缺乏，既有的研究成果大多还处在工作论文与讨论论文形态上。笔者近年来在德国与日本的访问研究过程中，以及与这一领域的领先学者[5]的交流中感觉到，虽然大家均认为资本市场的发展对货币政策提出了新的挑战，但是在这些国家中，这一问题的研究严格说来
并没有展开。所幸的是，一些著名的经济学者，例如伦敦经济学院的C. Goodhart，普林斯顿大学的B. Bernanke, 纽约大学的M. Gertler，以及沃顿商学院的F. Allen，Gale等学者开始积极在这一领域进行探索。我国学者中，钱小安（1998），苟文均（2001）有论文进行过初步探讨；下面对既有的研究作简要归纳并分析这一研究领域存在的问题。
篇9：资产价格与货币政策
在讨论之前，我们需要对讨论的对象即金融资产作简单的界定。 由于金融创新产生了大量的新的金融资产，同时，原有资产的可交易性不断增加，目前存在着很多资产价格形式。例如证券化的债务与普通的银行贷款不同，已经具有了可观察的价格。不过，即使如此，还有大量的金融资产是不可交易的（例如个人债务），它们的市场价格与货币政策没有直接关系。换句话说，尽管金融资产的价格信息已经非常庞大，但是货币政策还是通过象银行贷款这样没有市场价格的金融资产而发挥作用的。而可交易的资产价格变动是通过影响企业的担保品价值、金融中介机构的资产负债状况等，对经济政的信贷总量发挥影响。因此，在分析资产价格与货币政策关系时，必须注意区分不同国家，不同时期金融资产形式的变化。 在既有的关于资产价格与货币政策研究中，一般是以股票和房地产为代表，本文以下的讨论也是如此。[6]
(1)资产价格的信息内涵（information content）：
无论就货币政策的传导过程还是货币政策的目标而言，资产价格所包含的信息都具有重要的意义。因为资产价格是货币政策传导中联系实体经济的中介之一，也可以作为经济预测的领先指标。
一般认为，股价和利率期限结构是最具有信息内涵的变量。从理论上看，股价的变化反应未来盈利增长的预期，而未来盈利增长与产出增长关系密切，所以股价的变化可以提供未来经济活动的信息。至于利率期限结构。根据预期理论，长期利率是未来各期间短期利率的平均值，反映了未来实际经济增长和通货膨胀的市场预期。因此，也可以较好地作为未来经济活动的领先指标。但是，从实证研究来看，各国相差很大，尤其是这两个变量与实体经济变量之间的因果关系难以确认（陈裴纹，2000）。
这说明，资产价格信息内涵的大小在很大程度上与各国资本市场深化的程度有关，因此，资产价格在货币政策中的地位需要根据不同国家的具体情况而定。从目前的情况看，资产价格很难直接作为货币政策的指标，但是，可以作为间接的参考目标。例如美国和我国台湾的景气动向领先指标中即包括股价。
(2)资产价格的决定：基本面与“泡沫”
在货币政策的制订过程中，无论中央银行将资产价格是看作信息变量（information variable）、参考变量（indicator），还是目标变量（target variable），都必须了解资产价格变化的原因。同时，只有充分了解资产价格变化的原因，才能采取相应的对策。
金融资产代表了对商品和服务的请求权，现代资产定价理论建立在这样的假设基础上，即人们进行资产交易的目的是在不同时期中进行消费的最优配置，要使得一个单位当期消费的边际收益与将这一个单位的货币投资于某种资产，将来出售该资产进行消费的边际收益相等。这就导致了该资产的风险调整的预期收益率和无风险利率之间的套利条件，一种资产的价格是其预期收益流的风险调整贴现值。 以股利定价的“戈顿方程”（Gordon Equation）为例，[7]
p=D/(g+r-g），
p是股票价格, γ是实际利率，ρ股票风险溢价，g是股息增长率。
股价是未来股利的贴现流，既受到实际因素的影响，又受到未来预期的影响。这个简单且广泛使用的公式说明，股票价格与无风险利率或投资者的风险升水呈反向关系，与盈利增长呈正向关系。但是，它在实际应用中的问题是，由于它是基于未来盈利和利率，而者两者都是无法直接观察到的。必须依赖对未来的预期，因而必然受到投资过于乐观或悲观情绪的影响。历史经验表明，这种情绪经常使得股票价格对实际盈利和股息做出过度的反应，也就是说投资心理在股价决定中往往起着关键的作用，使其偏离“基础”或“均衡”水平。[8]
至少到目前为止，金融学理论不能准确区分资产价格中的基础价格和泡沫成分（参见野口，1993: Blanchard and Fisher, 1989, Chp.5; Kindlerberger,1996;小川?北坂，1998;）。因此，中央银行要在做出政策之前确定类似股票资产的“实际价值”，或者说要判断是否存在“泡沫”是非常困难的。
三. 资产价格与货币政策的目标
目前世界各国央行多将物价稳定作为货币政策的目标。例如，日本银行法第二条规定，“日本银行的基本任务是稳定物价，并借此保障国民经济的健康发展”。因此，日本的中央银行在资产价格膨胀时期，并不是要对资产价格采取直接的措施，而是要通过一般物价的持续稳定来保障国民经济的稳定发展。但是对于“物价稳定”这一定义本身存在多种看法。白冢重典认为，物价稳定不应机械地理解为统计上的物价指标相对稳定，更本质的是将它理解为保持宏观经济稳定稳定，促进经济持续增长的前提，即“持续的物价稳定”。从日本泡沫经济的教训看，作为保障经济稳定和效率的必要条件，未来通货膨胀预期的稳定是极其重要的。与货币政策有关的是，保持未来物价预期的稳定，防止通货膨胀和通货紧缩的预期都很重要。正是在这一意义上，我们需要研究资产价格的变化在货币政策中的地位。（白冢重典，2001，P290）。
虽然理论与历史经验均显示，一般物价水平的稳定有助于经济的稳定与增长，但是并不能保证金融的稳定。相反，物价稳定有时反而导致经济主体过分承担风险的行为。例如20世纪20年代后期美国的资产价格膨胀和80年代后期日本的“泡沫经济”恰恰出现在一般价格水平比较稳定的环境中。“虽然资产价格的波动并不是什么新现象，但是多数工业化国家过去20多年中，一个显著的特点是资产价格的持续上升和急剧下跌发生在消费物价下降和宏观经济稳定的环境中”（IMF,2000, p.77）。物价下降的原因主要在于经济结构的.变化、财政纪律的实施和中央银行在控制通涨方面的成功（瞿强，2000a），
认为低通涨有可能助长资产价格膨胀的理由主要有以下几点（陈裴纹，2000）：1.当通涨率趋缓时，名义利率随之走低，由于“货币幻觉”，在短期内经济主体感觉不到实际利率的下降，因而引发大量借贷，增加了投资者利用银行信贷进行投资活动的机会；2.物价稳定使得经济主体预期货币当局不会提高利率，因而经济会持续扩张，并愿意承担更多的风险；3.低通涨期间，央行容易认为货币供应的扩张是货币实际需求的增加或货币流通速度减缓的现象，因而倾向于维持宽松的货币政策；4.低通涨期间，由于货币政策宽松，平均实际利率下降，风险溢价下降，因而资产价格将上升。[9]
如果说在低通涨环境下容易出现资产价格膨胀，另一方面，在这种环境下“资产泡沫”破灭对经济的危害更大，因为在这种情况下资产价格的实际调整只能通过名义价格的大幅下降来实现，而资产价格的急剧下降会对家庭、企业和金融部门的资产负债状况产生严重冲击，进而危及金融体系和实体
经济的安全。Kent and Lowe（1998）比较了澳大利亚70年代初和80年代末两次房地产泡沫发现，尽管这两次资产价格实际跌幅相近，但是后者通涨水平较低，因此资产名义跌幅更大，其后的经济衰退持续更久。因此，在低通涨时期，货币当局对资产价格的持续上涨更应该警惕。[10]
资产价值取决于对未来的预期。由于货币的价值取决于货币政策，那么对未来货币政策的预期自然也会影响到那些具有名义货币收入的资产的定价。反过来，货币政策的制订本身也应该考虑反映市场预期的资产价格。 这里关键的问题是资产价格是否应该包括在通货膨胀的货币政策目标中？
目前世界各国的物价指数均没有直接包括资产价格。这是因为资产价格一般是用来反映各个时点上商品的消费的成本变动，属于流量分析。根据这一理论，自然不应包括作为存量的各种资产。例如已经使用的住宅价格的变化不包括在物价指数中，但是房租的价格应计入物价指数。
但是，我们可以利用资产价格中所包含的信息，从动态的角度扩展物价指数的概念。这方面最初的尝试是Alchian and Klein (1973)，C. Goodhart（1995）进行了初步的探讨，白冢重典在一系列论著中（1998, 1999, 2001）做了系统的分析。
Alchian and Klein (1973)“沿着费雪的跨期消费分析传统”（P193），首先提出了“不同时点上的生活费用指数”（intertemporal cost of living index, ICLI）概念，借此综合反映为了实现一定的经济福利，各个不同时点上生活费用的变化。其基本思想可以简单归纳如下：
家庭或代表性个人在某个特点时点上的消费并不仅仅取决于其当期收入和当期价格，根据生命周期理论，当期消费受整个生命周期中各阶段预期收入与价格的影响。如果考虑家庭在生命周期中的消费最优化问题，其预算约束为生命周期中的收入等于生命周期中的消费。这样一来，资产价格因为反映未来商品和服务的价格预期，应该作为代理变量来考虑。
这种论述当然是非常抽象的，涉谷（1991）对此进行了具体化尝试，建立了“动态均衡价格指数”（DEPI: dynamic equilibrium price index），他用单个商品跨期科布－道格拉斯效用函数代替Alchian and Klein的一般效用函数假设，用物价指数（GDP deflator）pt和资产价格（国民财富变化率）qt加权几何平均数，构建了如下价格指数公式：
此处α为当期商品?服务价格的权重参数，α=ρ/(1+ρ), ρ为时间偏好率。
白冢认为，从理论上看DEPI指标因为动态考虑了资产价格因素，很有价值，但是在实践中，还有很多难题有待解决：第一，资产价格除了受对未来商品?服务价格预期的影响之外，还受其他很多因素的影响，因此，未必能够反映未来的价格变化。第二，资产价格在指数中的权重难以确定；如果说当期消费只是生命周期中的一小部分的话，则当期消费权重势必很小，因此统计的准确性存在很大问题。因此，DEPI既不能作为政策目标，也不能用来进行直接的政策判断，至多可以在做定性分析时作为参考指标。（白冢，2001，P296）。
篇10：资产价格与货币政策
资产价格对消费的影响大概有三种途径：第一，根据生命周期或持久收入模型，消费支出是家庭生命周期中总的金融资源的函数，因此金融资产价格的变化自然会影响消费支出。第二，当期消费受到对未来收入水平预期的影响，而资产价格变化影响未来收入水平的预期；第三，古典的消费生命周期理论假设资本市场是完全的，这样家庭可以根据其净财富和持久收入，在各个时期中最优分配消费支出。但是在实践中，由于各种市场磨擦的存在，家庭事实上不能单纯地根据收入预期来借贷，当期消费对可支配收入和外部融资“过度敏感”。资产价格的变化影响当期收入和外部借贷成本，因而影响到总消费水平。
证据表明，在多数工业化国家中，房地产和股价的变化对民间消费支出有显著影响。但是这种影响因各国金融结构、资本市场发达程度的不同而不同。其中最突出的是美国，据估计其消费支出对股票净市值的弹性大约在0.03―0.07之间。其次是加拿大、英国、日本等，而在法国、意大利则不明显（IMF,2000, P98）。[12]
图表3：家庭持有的股权在净财富中的比重
80－8485－8990－94959697
美国10.611.015.119.520.924.4
日本4.57.65.85.44.93.7
英国5.56.39.411.311.312.4
加拿大13.713.914.215.616.518.3
法国1.33.12.92.62.93.2
意大利0.82.13.63.83.64.7
资料来源：L. Boone etc. Stock Market Fluctuations and Consumption Behavior, OECD, WP. 98(21)，Paris。
篇11：资产价格与货币政策
资产价格对投资的影响主要有三个途径：第一，Tobin’s q 效应；第二，资产价格变化影响未来的GDP增长，从而
影响当期的投资支出；第三，资产价格的变化影响企业的净值，从而外部资金的成本，通过“信贷渠道”（”Credit Channel”）影响投资。
在美国90年代中后期的经济扩张中，资产价格对投资的影响非常显著，Tobin’s q 从1992年到上升了75％，为战后的最高水平。其他国家，例如澳大利亚、英国、日本也是如此，而法国、德国这种关系则稍弱。（IMF, 2000, P100）。
下面我们根据“信贷观点”分析资产价格的上升和下降过程对宏观经济影响的非对称性。
资产价格变化对宏观经济的影响，如前所述大约有两个途径，一是通过财富效应对消费的影响，另一是通过外部筹资成本的变化影响投资，同时在这一过程中，金融体系的负担加重。具体说来，如果资产价格大幅下降，经济主体的担保价值、净资产下降，不良资产增加，外部资产筹措成本上升。一方面，债务人还贷困难，另一方面债权人担心债务人风险增加，两者的行为均会趋于谨慎，总需求因而收缩。Bernanke, Gertler and Gilchrist(1996)分析认为，如果债权人和债务人之间存在信息不对称，资产价格的下降和总需求下降之间就会出现恶性循环，即所谓“金融加速因子”（financial accelerator）。[13]
在分析上述过程中，自有资本对未来可能出现的风险、损失的“预防”功能非常重要。这种功能在经济顺利发展的时期通常不被重视，但是一旦经济主体对经济的预期发生变化，自有资本不足的问题就会暴露出来。因为资产价格暴落担保价值下降，自有资本大幅减少，金融机构、企业和个人的破产风险增加，经济主体的行为更加谨慎，同时对交易对方的态度也趋于谨慎。正是这一点使得泡沫崩溃时期的影响呈现出非对称性特点。 资产价格变化还会通过它对金融体系的影响进一步扩大。尤其是在资产价格上升过程中，银行为客户提供信贷购买资产，这种成本就非常大。同时，泡沫时期虚假的价格信号导致实际资源的不当配置。一旦泡沫崩溃，这些实物资产难以改做其他用途，价值也会随之减小。
资产价格与金融体系的稳定：
工业化国家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金融业发展迅速，金融部门占GDP的比重显著上升，金融部门内部随着政府管制的放松，竞争激烈，银行业的传统业务减少，与高杠杆的家庭、企业的资产交易、抵押融资显著增加。例如，在很多国家80年代和90年代早期，银行的房地产贷款急剧上升。
图表4： 一些国家银行的房地产贷款（占私人部门贷款的％）
1982198519901992
加拿大30334651
法国28293130
德国44464240
日本12142419
挪威51485046
葡萄牙23283433
西班牙19192730
瑞士51525454
英国16193132
美国29314143
资料来源：BIS 年报，各期。
银行与资本市场的这种越来越密切的联系反映在资产价格（房地产和股价）的变化对银行等金融中介机构的资产负债状况有很大的影响。一方面，银行非贷款资产的价格下降和从事资产交易的收入可能下降，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资产价格的下降使得家庭、企业的资产负债状况恶化，净资产减少，借贷能力下降；同时银行的不良资产增加，资本状况恶化，贷款能力下降。普遍而持续的资产价格下跌更是容易形成“受用收缩”（“Credit Crunch”），使实际经济遭受打击。（Fisher,1933; Bernanke and Gertler, 1983等。）
根据Gordon 方程，如果资产价格能够完全由基本因素决定，就是最有效率的市场信号，资产价格的变动对货币政策也不会有意外的冲击。
但是，资产价格经常不是单纯由基础因素决定，从而出现所谓的“泡沫”。 “泡沫”存在的关键在于投资者的预期。“泡沫”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如果投资者出于的资产边际收益的过度预期，使得资产价格超出实际价值，可以称之为“广义泡沫”；如果在这种预期之外，投资者单纯地判断资产价格还会持续上升，并且在其下降前可以抛售套利，由此导致的资产价格上升就是“狭义的泡沫”。但是，从历史经验看，资产价格不可能脱离基础因素长期上升，含有“泡沫”的资产价格在某一时期一定会进行调整。这种调整会通过前面分析过的几种途径影响实际经济。 目前关于货币政策机制的三种代表性观点均存在的问题，首先，这三种观点对于资产价格与货币政策关系均缺乏统一的解释，对于资产价格与实体经济的关系，无论理论研究还是实证检验，均不够成熟。其次，就中国的货币政策的传导而言，第一种观点将金融资产抽象为货币，显然过于简单；第二中观点需要金融资产在居民资产结构中占相当大的比重，也即在不同的金融体制中差异较大；第三种观点需要广泛的金融资产抵押贷款制度，或者金融部门与企业更密切的联系。因此，对现实的解释力都比较欠缺。
五?政策选择
既然我们分析了资产价格泡沫对经济有多种不利影响，货币政策应该如何应对呢？
从理论上说，货币政策的最终目标是保持货币币值的稳定和整个金融体系的稳定，而资产价格的变化与金融体系的稳定关系密切。如果存在资产价格过度波动的现象，常常会引起实体经济的损失，因此，有些学者认为央行应通过调控利率等手段，进行干预。澳大利亚央行学者Kent And Lowe认为，资产价格上涨与下跌对实际经济的影响是不对称的，金融体系内部的监管能够限制，但不能消除“泡沫”，因此，为了避免资产价格过度上涨和最终崩溃带来的长期影响，货币政策在资产价格上涨的初期就应该通过调整利率等手段来干预资产价格（Kent and Lowe,1997）。
Goodhart 认为，中央银行将货币政策的目标只限定的通货膨胀上，显得过于狭窄，象住宅、金融资产等的价格也应该包括在广义的通货膨胀指标内。如果将通货膨胀定义为货币价值的下降，那么，未来消费的价格应该与现在消费的商品与劳务的价格一样重要。
但是，鉴于资产价格决定的基础难以把握，缺乏可操作的工具，各国中央银行在实践中也持比较保守的态度[14]。更多的学者较为普遍的看法是，货币政策不应该试图直接对资产价格的变化作出反应（Bernanke and Gertler,1999；Cogley,1999）。小川?北坂认为，“尽管资产价格影响消费与投资，但是政策当局将资产价格纳入一般物价目标，为了稳定资产价格而介入资金分配，从经济理论上看有违市场效率原则，从技术层面看，也缺乏有效的手段。政府所能做的充其量是规范市场信息披露制度，最大限度地抑制市场‘噪音’”（小川一夫?北坂真一，1998，P261）。[15]也有人认为，虽然中央银行不应该也无法直接控制资产价格，但是对于资产价格变化对实际经济活动的物价水平的影响，应该采取一定的措施。Crockett（1998），“比较一直的共识是，货币政策不应该以任何直接的方式就资产价格纳如目标体系，而是应该致力于物价的稳定，并保证金融体系足以应付资产价格的波动”。这方面值得注意的研究是Bernanke and Gertler（1999）。他们提出了“有弹性的通货膨胀目标
”（flexible inflation targeting），认为长期中的通涨目标，应该能同时保证宏观经济的稳定和金融体系的稳定。[16]下面，我们简要讨论与这一主张有关的经常被中央银行当作反应函数使用的Taylor’s Rule。其基本思想是，作为货币政策操作目标的利率要综合考虑通涨率和GDP缺口对均衡水平的偏离（Taylor,1993；King,1999；更多的资料参见J. Taylor的webside）。公式为，
公式中it为t期的短期名义利率（央行的操作目标）， 为长期均衡中的短期名义利率， 为t期的通货膨胀率， 为通货膨胀目标值，yt为t期的GDP缺口， 为GDP缺口的均衡水平。
Taylor’s Rule的标准解释是，央行应将通涨率和GDP缺口作为经济活动水平的两个代表性指标，并根据各自对目标值在偏离程度来评价其相对重要性。但是，如果将GDP缺口看作未来通涨压力的代理变量，泰勒规则也可以被理解为央行对现在与未来物价趋势反应的一种规则（Mayer, Goodhart）。根据这种理解，资产价格的变化可以通过前述财富效应、资产负债（净值）效应等途径，对GDP缺口产生影响，最终作为未来物价变动压力而发挥作用。具体说，一方面，当期GDP缺口中，吸收了资产价格变化的影响，根据泰勒规则，短期名义利率的调整，可以对未来的通货膨胀采取相应的措施；或者，将泰勒规则公式加以扩展，加入资产价格信息变量。[17]
结语：
本文从金融体系的变化，资产价格与货币政策目标，资产价格在货币政策传导中的地位， 和目前各国央行在实践中对资产价格的处理方法等四个方面，对资产价格与货币政策的关系进行了总结。可以看出，迄今的研究主要着眼于政策操作层面上，具体说，就是在政策传导和政策目标上，至于引起这些困难的制度变化和影响的理论问题缺乏更深入、系统的分析。而正是在这方面需要新的突破。 笔者认为，目前这一领域的研究困难在很大程度上与过于专业化的研究方法有关，货币政策与资本市场尤其是与资产价格之间的关系，涉及到至少两个研究领域，即货币理论与政策，以及金融经济学。[18]过于专业化的方法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研究的深入和扩展。
从某种意义上说，20世纪70年代以来世界范围内出现的金融体系的大幅变革，未必改变了金融体系的基本关系，尽管资产存量显著增加，资本市场日益发达，衍生工具层出不穷，但是，资产价格膨胀的过程、影响在历史上的各个时期并没有多大改变（Goodhart，1995c）。日本一桥大学的清水启典，按照Fisher(1933)年“债务收缩”分析框架，对比了29－33年美国金融危机和80年代后期日本的泡沫经济，发现两者在形成原因、过程和危害等各方面具有高度的相似性（清水启典，1997，第11章）。这就提出了一个重要的理论问题，在资本市场高度发达的情形下，货币－信用－资产在形式上更趋复杂，相互转换更为迅捷，但是其本质关系是否发生了变化？换言之，现代经济中，推动实际经济运动的主要力量是什么？商业银行的作用是否会发生根本性变化，或者象有些学者认为的会“消失”？迄今，学术界在这一根本问题上缺乏共识，也没有对货币－信用－资产简洁的模式描述，提供一个解释力较强的分析框架。[19]
此外，迄今对资产价格与实际经济的关系多从信用扩张与收缩的角度分析，但是，从社会资金总量的角度看，这一问题本身或许并不严重，因为资本市场的交易是一种“零和博弈”；关键在于资产价格脱离基础因素的上升会给实际经济发出错误的信号，同时引起社会财富的重新分配，最终导致总供给与总需求的错位，引起宏观经济波动。
附录一：资产价格泡沫模型
附录二：资产价格与实际经济关系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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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2：资产价格与货币政策
所谓“传导机制”实际上是货币政策影响实体经济的分析框架。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机制，迄今缺乏共识，争论纷纭。总起来看，有三种观点（Mishkin, 1995；Taylor, 1995; Meltzer, 1995; Bernanke and Gertler, 1995）：
图表 三种代表性的货币政策传导图示
其一是传统的凯恩斯主义观点（Keynesian View）：货币政策操作?短期利率?长期利率?投资与消费?实体经济；
其二是货币主义观点（Monetarism View）：货币政策操作?短期利率?多种资产利率的相应变化?“财富效应”，“Tobin q”等 ?实体经济；
其三是80年代以来出现的所谓“信贷观点”（Credit View）：货币政策?资产价格变化?企业和银行资产负债表的变化?社会信用水平?实体经济。
所谓货币政策的传导，实际上就是央行货币政策的变化（货币或者短期利率的调整）如何影响实际经济，因此，关于资产价格在货币政策传导中的作用，就是研究资产价格与实际经济的关系。[11]
资产价格与实际经济的关系：
关于资产价格变化对于实际经济的影响，已经有大量的经验研究。例如，E.Fama(1990)研究了美国的案例，J. Chio etc.(1999)研究了G-7的案例；但是，资产价格是否能够作为经济变动的领先指标取决于资产的类型和一个国家资本市场的深度与广度，也即取决于一个国家的金融结构。P. Mauro研究了股票市值占GDP比重，与股价作为经济领先指标之间的关系（IMF WP？）。一般说来，股价在很多国家具有比较显著的领先性质（例如在美国、英国、日本股价是GDP的领先指标，但在德国、法国则不是）。
图表2 工业化国家产出缺口、房地产价格、股价变化之间的相关性（IMF,2000,P78）
篇13：民族地区财政政策调控论文
民族地区财政政策调控论文
引言
资源优化配置是市场的本性，利润驱使下，资源会涌向能够创造更多经济价值的领域或产业。市场经济使部分经济基础较好、条件较为健全的地区得以聚拢更多的资源，同时也使部分条件较为欠缺的区域在市场环境下形成资源流失、经济发展更加困难等问题，最终拉大区域经济发展的差距。市场经济环境下，民族地区由于地理位置、经济基础、基础设施、体制管理等方面的因素制约，在资源聚拢方面缺乏优势，流向民族地区的资源较少，同时民族地区既有的资源也因市场的驱使而流失严重。因此市场环境下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必须借助政府的帮助和推动，通过财政政策来平衡因市场手段调节而形成的各种问题。通过民族地区财政政策的合理调控，民族地区才能在资源分配方面保持相对的平衡。根据政策科学原理，财政政策调控必须根据所要调控对象所处的客观情势、矛盾症结和基本需求等情况来调控，在此基础上确立政策调控目标，选用政策工具，并对政策调节的具体实施进行有效论证，由此，财政政策的推出才能达成预期目标。发展经济改善民族民众生活是民族地区的主要目标，资源缺乏、环境脆弱是民族地区的基本情况，结合市场环境下民族地区发展需要以及资源分配的相对公平需求，民族地区财政政策调控的民族关怀主要在经济发展、环保、资源、生活改善等方面。
一、财政政策调控以优化民族经济为基础
各民族共同繁荣是我国的基本民族政策，推动民族地区经济发展，提高民族地区经济水平一直是民族地区的重要问题。虽然民族地区人口较少，但是民族地区的区域面积占到国土面积的一半还多，民族地区经济的发展不仅是本区域经济的增长，更关系着国家经济总量的提升。另外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不仅是经济问题，也是政治问题，关系着我国多民族国家的和平和稳定。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民族地区经济已经形成了区域经济发展的基本模式，根据民族所处区域不同，不同民族区域的经济发展或狩猎经济、游牧经济，或农业经济，第一产业比重较大是大多数民族地区经济结构的共同特征。根据市场发展规律，第一产业在区域经济中所占的比重越大，区域经济发展就越落后，工业和服务业的比重增加将有效提升区域经济发展的速度。民族地区单单依靠小农经济的生产模式或者初级加工工业的模式已经远远不能实现市场环境下经济利益的最大化，因此必须依靠财政政策等财政杠杆撬动区域经济的发展。产业结构不合理、经济附加值低、经济发展活力不足等问题都是大部分民族地区在经济发展方面的普遍问题。结合民族地区的实际情况，依据财政政策来推动民族区域经济发展，可以从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支持和发展新兴产业，推进产业升级等几个方面来着手。首先是培养新的经济增长点，发展新产业，拉动经济发展，动力不足是民族地区普遍问题，民族地区经济的发展必须要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发展新产业，在此基础上财政政策调控就要向新产业增加支付，为新产业发展进行资金倾斜，从财政方面解决新产业发展中的资金不足问题。其次，推进产业升级，在多年的发展过程中，民族地区已经在当地资源基础上形成了区域经济发展的基本系统，农业、工业、服务业各有发展，但是由于技术水平和需求制约，民族地区的农业、工业、服务业等方面明显存在着技术因素不足等问题，农业依靠经验，工业主要是初级加工，而服务业方面更多地局限于区域的生产生活服务，技术服务等服务业的发展不足，要推动区域经济发展，就必须推进产业升级。产业升级主要在于成本、技术等因素限制，因此借助财政政策推动产业升级，就需要结合产业升级需求，根据相关问题，通过税收、补贴、转移支付等手段来推进产业升级，最终推进产业附加值提升。最后，产业结构方面，产业结构不合理，第三产业发展不足、第一产业比重过大是民族地区经济的基本特征，财政是导向，财政政策导向下的资本流动可以使更多的资金进入到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最终推动劳动力向第二、第三产业的转移，优化产业结构。
二、财政政策调控以合理利用民族资源为方向
计划和市场是资源配置的两种手段，广泛利用资源是市场的基本特性。在利润导向下，因供给和需求的复杂作用，资源会流向更加符合其经济利益最大化特性的领域，优化资源配置是市场的基本功能。市场对资源的自发调节在经济利益层面来看是合理的，但是从社会层面来看，市场对资源的自发调节功能很容易使区域之间的资源分配失衡。由于多种因素制约，少数民族地区在经济基础、管理体制、基础设施等方面都缺乏聚拢资源的优势，因此市场环境下民族地区的资源很容易流出民族地区，而外部的.资源也因为民族地区缺乏市场吸引力不愿意进入民族地区。国家经济的发展，不是某个或某些地区的单独发展，而是多个区域经济的共同发展，虽然部分区域由于条件不足发展较晚，但是在目标上，所有区域、所有人群的共同发展是国家社会发展的最终目标。市场环境下的资源分配不平衡使得经济发展本来就缓慢的民族地区更缺乏资源支持，因此借助国府的力量，调整市场环境下的资源流向不平衡，有助于民族地区缩短与其他区域的发展差距。配置资源、公平分配和稳定经济是财政的基本功能，财政政策是财政功能发挥的主要表现形式，民族地区在市场环境下的资源流失问题可以通过财政政策的资源配置等功能来化解。市场环境下民族地区的资源流动包括自然资源流动和人力资源流动。以自然资源来看，民族地区地域广阔，资源丰富是大部分民族地区的共同特征，在资源优势条件下，不少地区以资源开发为方向，形成了资源开发输出的基本经济模式。因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的需求不足，在这种环境下，民族地区的资源在当地的加工利用较少，更多的初级资源因其他地区的市场经济发展需求而从民族地区流出，而对民族地区而言，自然资源以低廉的价格流出使资源对于经济发展的贡献有限，同时也使得该区域在之后的经济发展中资源缺失。从人力资源来看，近年来，民族地区的教育发展较快，接受高等教育的民族学生越来越多，民族人才素质水平在不断提高，但是，由于民族地区经济发展不足，市场上的人才需求不足，市场经济下自主就业政策使得民族学生走出来的多，但民族地区可以选择的岗位并不多，由此更多的民族学生流出民族地区。另外由于经济水平有限，市场环境下民族地区对人才所能提供的薪资待遇等方面和其他地区相比并不具备优势，因此进入民族地区的人才也较少，一方面是本地人才的流出；另一方面是外地人才的不愿进入，人才资源匮乏成为民族地区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制约因素。对于因市场经济而带来的民族地区的资源流失，需要财政政策在调控方面对相关问题予以平衡。首先是资源方面，可以财政补贴的方式推进民族地区自然资源深加工，尽量使民族地区资源在本地提高附加值再进入流通领域，增加资源在民族地区的效益。其次是人力资源方面，可以通过财政政策方面的倾斜，鼓励外地高素质人才进入，同时也为吸引本地高素质人才的回归提供财政方面的便利，如创业补贴等，增加民族地区对人才的吸引力。
三、财政政策调控以保护民族生态环境为前提
由于地理条件、气候条件等影响，少数民族地区大多生态环境脆弱。西南、西北是我国少数民族的主要聚居区，也是我国多数水系资源的发源地。自然地理上的区位特征使得民族地区的生态环境与整个国家的生态环境息息相关，民族地区的生态环境维护具有国家战略意义。市场环境下，为了推动民族地区经济发展，民族地区通过各种措施来推动当地产业发展，提高经济水平。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使得当地的矿产资源、土地资源、森林资源、湿地资源、自然资源等资源的利用更多地局限在经济领域内，过度开发、滥砍滥伐的现象在民族地区时有发生，经济发展中的经济主导性使得民族地区的生态环境维护处于被忽略的地位，极大地损害了民族地区的生态环境，因此也使得民族地区生态灾害频发，严重影响了民族民众的生活。民族地区的生态环境是民族民众的生存依赖，建立在生态环境损害基础上的经济发展实质上是暂时的短暂的发展，只有建立在生态环境维护基础上的经济发展才有利于民族地区的可持续发展。经济和生态关系密切，生态效益较好的地区经济水平往往也较高，不少发达地区或国家中经济效益和生态效益的同步发展已经从实践上证明了经济和生态的正相关性。因此无论是从民族地区的可持续发展和生态对经济的促进作用来看，民族地区的生态环境维护都十分必要。市场自发调节带来的生态损害需要通过国政府的力量来调节，财政政策作为国家经济调控发展最为重要的手段，在民族地区的生态环境维护方面具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民族地区的生态环境维护也是财政政策调控需要考虑的重点内容。财政政策对生态环境的维护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进行：首先，通过财政税收等手段遏制生态环境损害的企业或产业发展，同时减少对生态环境不利的产业方面的投资，通过资金方面的流动，提高损害生态环境的成本，减少损害生态环境方面的资金流入。其次，通过财政转移支付等手段，对民族地区的生态环境进行维护或修复，鉴于民族地区生态环境的重要性，财政政策需要对生态环境问题较为突出的地区进行专项资金支持。最后，立足民族地区的生态环境，推动民族地区生态经济的发展。生态也是资源，立足生态，发展经济是民族地区未来经济发展的必然方向，通过财政政策鼓励生态经济方面的资金投入，可以有效推动民族地区生态经济下的各种产业发展。
四、财政政策调控以改善民族民众生活为目标
地理条件、经济基础等因素使得民族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相对于其他经济发达地区有不小的差距。基础设施建设不仅是区域民众生产生活的必需，也是区域经济发展的必要条件，缺乏良好的交通、通信等基础设施，将使区域在吸引投资等方面处于不利地位。民族地区地处偏远，地势复杂，自然条件恶劣，经济基础薄弱，由此带来的是民族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具有资金力量薄弱、建设难度大、短期回报不明显等问题，在以经济利益为导向的市场体制下，从成本与效益两方面来衡量，民族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在社会力量投资方面缺乏有力的支撑。虽然民族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在经济方面的效益不够乐观，投资吸引力小，但是从社会层面、政治层面等方面来看，民族地区基础设施建设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发展民族地区经济，改善民族民众的生产生活条件是区域发展的必然选择。对于民族地区基础设施建设在市场方面的投资失灵，必然需要由国家通过财政政策等手段来进行宏观调控。就财政政策而言，其对民族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的调控表现在加大国家对民族地区的财政投入，通过积极的财政政策为民族地区基础设施投资提供有利条件，借助市场手段增加民族地区基础设施建设的积极性等。首先，增加对民族地区的财政投入是基于财政政策调控促进民族地区基础设施建设最为直接的方式，在市场调节的基础上，根据民族地区的基本条件对其基础设施进行改善是国家对民族地区社会责任的践行；其次，民族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水平较低，建设难度较大，基础设施建设的收益更多倾向于社会效益，同时民族地区基础设施建设往往需要大量的资金投入，单单依靠国政府的财政转移是不够的，财政政策还需要基于市场机制通过补贴等方式促进社会力量对民族地区基础设施建设的投资，使其成为民族地区基础设施建设的重要力量。最后，作为公共设施，民族地区的基础设施更多的是为民族地区民众服务，因此，民族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离不开当地财政力量的参与，在合理的政策导向下，借助市场机制的调节作用，可以促使民族地区的财政发挥积极主动性，参与到地方基础设施建设中去，为区域基础设施建设进行合理有效的资源分配。结束语由于民族地区的特殊条件，民族地区在市场环境中处于劣势，这种劣势使得民族地区在原来较为薄弱的发展基础上和其他地区相比，制约因素更多，发展压力更大，因此民族地区的市场经济发展需要财政政策等国家调控手段来参与。另外，市场环境是民族地区财政经济政策调控的大环境，市场环境下民族地区财政政策调控不仅要解决民族地区资源问题，减少市场经济发展为民族地区所带来的不利影响，同时还要借力市场环境推动民族地区发展。依据政策科学原理，民族地区的财政政策需要在讲求技术精湛的基础上，结合民族地区的基本情况，酌情调控，找准着力点，由此民族地区的财政政策才能发挥出其应有的调控效应。
篇14：新形势下我国财政政策论文
新形势下我国财政政策论文
一、政府加强投资引导，推进民间投资
新形势下,我们要将政商关系理顺，成功转变政府职能，推动管制政府向服务政府转变、全能政府向有限政府转变。针对投资备案、审核、审批等制度要组织开展规范改革工作，积极将政府的核准范围缩减，促使审批程序得到简化，从而降低经营性收费及行政事业性收费，推动民营企业收费实现公平化，将非国民待遇现象消除掉。其二，财政相关部门建立起专业化的投资服务机构，加强对民营企业的投资信息指导及产业政策支持。同时要开展民间投资的营销策划、审核报批、投资咨询、管理决策等各方面的综合服务，建立起包括技术信息、政策信息、市场信息在内的投资信息网，综合筛选投资项目，健全民间投资服务体系，致力于为全社会提供充分的、准确的投资信息。其三，加强建设民营企业的权益保护机构，尽力维护民营企业的合法权益，为民间投资营造出良好的市场环境。
二、财政倾斜于民生，保障并改善民生
(一)加大财政资金投入，扶持中小企业发展和灵活就业
虽然每一年我国财政在就业方面的资金投入都有较大的增长，但这并不能满足我国愈加严峻的就业形势。因此，政府应当以公共理财理念为出发点，积极调整财政支出结构，将行政管理费用支出进行大力的整顿和压缩，将公共财政倾斜到民生领域，增加就业的财政资金投入，建立长效的就业财政机制，促使就业工作取得保障性强的、长期的财政支持。新形势下，小群体创业及中小企业等在解决自身就业问题时为社会大众提供了良好的劳动力需求空间。政府部门应当积极扶持它们，在信贷、资金及税收等各个方面为他们提供支持，逐步形成中小企业群体，致力于将社会的不同素质、不同层次的劳动者广泛吸收到这一群体里来，确定灵活就业的行业标准及范围，完善税费减免措施，从而健全财税扶持政策。对于灵活就业范围内的自谋职业人员，政府可以给予重点的`财税支持，鼓励人们积极创业，从而有效带动就业。
(二)加快社会保障改革，完善对农民工社会保障的政策支持
在受到金融危机冲击的所有群体里面，农民工遭受的损失最大，一旦他们失业返乡，就无法享受到养老保险、失业保险等，即便他们能够享受家庭保障机制及农村土地保障机制等，但依旧无法将他们的生活影响降低，从而造成农村的消费能力低下，不利于实现刺激消费等宏观的经济调控政策，严重时甚至会冲击社会和谐。因此，政府应当加快改革社会保障制度，积极培训农民工，鼓励并支持他们自主创业，通过财政拨款加大对农村公用设施的投入力度，为他们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其一，将农民工吸收到工伤保险体制里面，将农民工遭受的职业风险有效分散甚至化解；其二，针对农民工构建医疗保障体系，帮助因病陷入生活窘境的农民工化解风险；其三，构建养老保险政策，为农民工的晚年生活提供财政保障，确保他们能够获得真正的养老待遇。
三、健全消费税政策，加快发展对外贸易
在新形势下，我们要进一步改革并健全消费税政策：适当扩大消费税范围，将裘毛皮制品、高档美术制品、高档实木家具、保健品等纳入到消费税征收范围之内；一些洗涤、洗浴等企业消耗水资源较大，应当对它们征收消费税；公共汽车轮胎、酒精等一部分人民生活、卫生的必需用品应当停止消费税的征收。与此同时，要针对持续完善的消费税制度构建立法程序，将国内税收负担进一步科学化、合理化，促进国内制造企业积极生产并进行出口贸易活动，加快发展对外贸易。
四、全力打好节能减排的攻坚战、持久战
首先，我们要以建筑、交通、工业等为主要对象，大力推进节能政策，提高能源的使用效率。推进开展节能产品惠民工程、千家企业节能行动、十大重点节能工程等，致力于在全社会范围内营造出良好的节能风尚。其次，加强对环境的保护力度，积极推动城镇污水垃圾处理、重点区域环境治理、综合整治重金属污染等工作的开展。第三，大力发展节能环保产业及循环经济。抓好节水、节材、节地、节能等工作，支持循环经济技术研发及能力建设并积极推广示范，综合利用矿产资源，加大回收利用工业废物，进一步将生活垃圾资源化，等等。最后，针对气候的变化及时制定应对措施，加大低碳技术的开发力度，并将高效节能技术进行推广，大力发展可再生能源、新能源等，同时加强建设智能电网。加快绿化进程，努力构建低碳的消费模式及产业体系，全力打好节能减排的攻坚战、持久战。
五、结束语
我国是开放性的国家，即便是全球经济有所复苏，但我们依旧不能摆脱国外经济对我们的影响，我们应当以新形势的具体经济发展要求为依据，积极探究我国财政政策的选择，从而确保我国取得经济可持续发展。
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资料论文（精选14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