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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周易》中的成语与中华民族精神
《周易》中的成语与中华民族精神
在中国文化史上，《周易》被尊为“群经之首”、“六艺之原”。几千年来，大到治国安邦，小到家务琐事，人们都习惯于到《周易》中去寻找答案。在汉语中，有200余条成语源出《周易》经传。这些成语蕴涵着极其丰富的精神内涵，其中如“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等，堪称是对中华民族精神某个方面内容的经典概括，对后世影响持久而深刻。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应当继续发挥这种优秀传统文化的影响力。
（一）“自强不息”的进取精神
进取精神是中华民族精神的核心内容之一。语出《周易》“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中的“自强不息”这条成语，就是对这种精神的经典概括。作为一种精神，它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长盛不衰的精神力量，也是中华民族薪火相传、继往开来的精神动力。可以说，在中国历史上，自强不息精神始终是中华民族拼搏进取、艰苦奋斗、奋发图强的力量源泉。
《周易》成语中，从不同方面强调这种进取精神的还有“朝乾夕惕”、“持之以恒”、“革故鼎新”等。勤劳是中华民族进取精神中最突出的一个表现。中华民族素以“刻苦耐劳著称于世”。盘古开天辟地、神农遍尝百草、虞舜勤劳躬耕等古代的神话、传说，就突出地反映了中华民族的勤劳品格。从某种意义上说，没有勤劳，就不会创造出灿烂辉煌的华夏文明。由《周易乾》“君子终日乾乾，夕惕若厉，无咎”一语而浓缩成的“朝乾夕惕”这条成语，就是强调勤勉谨慎的。
“持之以恒”这条成语出自《周易家人》“君子以言有物而行有恒”，这也是中华民族进取精神的一个重要表现。中华民族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面对各种坎坷磨难，却从来没有停止过对民族进步和发展的追求。可以说，正是这种“持之以恒”的品格，才使中华民族始终保持了顽强的生命力。
《周易杂》中有“革，去故也；鼎，取新也”的记载，后在此基础上形成了“革故鼎新”这个成语。这是对中华民族除旧布新发展观念的准确概括，它是中华民族进取精神的又一重要内容，是我们民族进步的灵魂和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
（二）“厚德载物”的宽容精神
宽容精神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也是中华民族精神的核心内容之一。语出《周易坤》“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中的“厚德载物”这条成语，就是对这种精神的经典概括。它要求一个人像大地那样厚实宽广，像大地承载万物、生长万物那样，在为人处世方面心胸开阔，严于律己，宽以待人。
《周易》成语中，提倡这种宽容精神的还有“殊途同归”。《周易系辞下》有“天下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的记载，后形成了“殊途同归”这个成语。现在我们使用这条成语，一般是指“走不同的道路而到达同一个目的地，比喻采用不同的方式、方法得到相同的结果”，但其语源却是提倡不同派别、不同类型的思想相互渗透、彼此交融，从而在共同的目标下实现有机的融合，实际表现的是宽容精神的一个重要方面，即强烈的兼容意识。
（三）“同心协力”的.团结精神
中华民族一向对团结统一有着深刻的认识，自古就有“和则一，一则多力，多力则强，强则胜物”（《荀子王制篇》）和“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孟子公孙丑下》）的思想，认为只要内部和谐团结,上下齐心合力,力量就会增大，就能无往而不胜。《周易系辞上》有“二人同心，其利断金；同心之言，其臭如兰”之语，这段话后来形成了两条成语：一条是“二人同心，其利断金”，意思是说两个人一条心，力量很大，好像锋利的刀剑能斩断铜铁；一条是“金兰之友”，用来形容交情非常深厚的朋友。两条成语均是强调团结的力量。
（四）“信及豚鱼”的诚信精神
“诚信”也是中华民族精神的一个极其重要的方面，其内涵就是“诚实守信”。中华民族是崇尚诚信的民族，在求生存、求发展的历史过程中，视诚信为做人、立业和处世之本。《周易乾》中有“君子进德修业。忠信，所以进德也；修辞立其诚，所以居业也”。后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修辞立诚”这条成语，就是告诫人们要注重文化教养，做到立身诚实。《周易》成语中突出表现“诚信”内容的还有两条：一条是由《周易中孚》“豚鱼吉，信及豚鱼也”一语提取出来的“信及豚鱼”，意思是对小猪和鱼这样微贱的东西也讲信用，形容非常讲信用；另一条是由《周易乾》中的“闲邪存其诚”一语浓缩而成的“闲邪存诚”，意思是防范邪恶，存其真诚。
（五）“卑以自牧”的谦虚精神
“谦虚”是中华民族大力提倡的美德之一，《周易》六十四卦中的“谦卦”，便是专门论述人应该具备谦虚美德的，其卦辞“谦：亨，君子有终”，则表明谦道美善可行。《周易》成语中涉及到谦虚美德的主要有“谦谦君子”、“卑以自牧”、“谦尊而光”、“大而能谦”等。
《周易谦》中有“初六：谦谦君子，用涉大川，吉。《象》曰：谦谦君子，卑以自牧也”的记载，后形成了“谦谦君子”和“卑以自牧”这两条成语。“谦谦君子”当初是指非常谦虚、非常有修养的人。后来语义发生了变化，才用来指那些故作谦虚而实际虚伪的人。“卑以自牧”则是要求保持谦虚的态度，提高自身的修养。
“谦尊而光”也出自《周易谦》。《周易谦》云：“谦尊而光，卑而不可逾。”孔颖达疏：“尊者有谦而更光明盛大，卑谦而不可逾越。”意思是尊者谦虚而更显示其美德。
出自《周易序》“有大者，不可以盈，有大而能谦必豫”一语中的“大而能谦”这条成语，后用来指既有一定的知识、名望、地位或财产等，又能够谦虚待人的人。
综上所述，中华民族精神的基本内容在《周易》成语中均有着生动的表现，《周易》成语在传承中华民族精神方面有着杰出的贡献。研究《周易》成语所蕴涵的中华民族精神，对于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更好地传承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必将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
篇2：《老子》与《周易》中民族精神比较
《老子》与《周易》中民族精神比较
何谓“民族精神”?所谓民族精神，是指这个民族大多数成员的价值观念、思维方式和行为准则的总和。
它是一个国家或民族的强有力的精神支柱力量，是这个民族文化传统孕育的结果。它集中体现了一个民族在一定自然环境和社会历史条件下建构自己生活的独特方式，反映了一个民族的独特性格和风貌。它是整个民族文化 的灵魂和升华。辜鸿铭先生说：“我所指的中国人的精神，是中国人赖以生存之物，是本民族固有的心态，性情情操。”而所谓中华民族精神，也就是中国文化的基本精神，是在中国长期的社会实践中形成的、为大多数人民所认同和追求、对推动民族进步与社会发展具有积极作用的基本思想和基本观念。张岱年先生认为，中国几千年来文化传统的基本精神的主要内涵是四项基本概念，即“(1)刚健有为;(2)和与中;(3)崇德利用;(4)天人协调。”
那在《老子》与《周易》中所凝聚的一般的共同的民族精神又是什么呢?我们先从两部典籍及其关系加以探讨。《老子》是春秋末年作品，为老子所著。《史记·老庄申韩列传》记载;“老子者，楚苦县厉乡曲仁里人也。姓李氏，名耳，字伯阳，谥曰聃，周守藏室之史也。”老子生于西周乱世，任周守藏之史是可以肯定的。其博览商周典籍，读到《易经》也在情理之中。《周易》分《易经》与《易传》两个部分.“《易经》乃殷周之际作品，约在公元前11世纪，为上古巫史文化的百科总汇，反映原始社会晚期、奴隶社会早期的社会历史文化知识。……《易传》则不同，它是公元前4—3世纪的作品，反映战国中后期新兴封建阶级的世界 观，已形成独特的哲学思想体系。“经”是占筮书，早于《老子》。“传”，又称“十翼”，是后人对 “经”的解释，比“经”晚出很长时间，在《老子》之 后。李镜池先生在《周易探源》中说：“传’虽然是解释‘经’的，但作者们从卦画和卦、爻辞分析综合、引申发挥，研究宇宙问题和人生问题，很清楚，《易传》是哲学书。”
《老子》五千文深邃思辨，文约义丰。其立论的根基是“道”这一观念，“‘道’的问题，事实上只是一个虚拟的问题。……将‘道’视为人的内在生命的呼声，它乃是应合人的内在生命之需求与愿望所开展出来的一种理论。”“道”是老子哲学的核心，其不仅是宇宙万物的本体和运行规律，也是人生的准则和宗旨，是对经验世界的总结和感性人生的体悟。并由宇宙观来反省人生观，以求社会发展应然与必然的统一。徐复观先生说：“(老子)不仅是要在宇宙根源的地方来发现人的根源;并且是要在宇宙根源的地方来决定人生与自己根源相应的生活态度，以取得人生的安全立足点。《老子》哲学是中国人生命中的内在精神，与孔子一样，其独特的哲学思维模式已扎根人心，决定着中国人的性格情操和处世待物的`方式方法。《老子》与孔子的内在精神共同决定了中华民族精神的内涵，而民族精神在《老子》哲学中有其独特的表现，它上承《易经》，下启《易传》，自成体系。《易经》对《老子》和孔子都产生过巨大的影响，而《易经》中的阴阳符号、八卦构架，以及富有哲理意味的卦爻辞，都是构成《老子》哲学思想的基本因素。《老子》秉承《易经》中的天人合一的思维模式，发展了其阴阳辩证思想和整体性直觉性的思维方法，并对《易传》的形成发挥了直接的启发作用。
《老子》与《周易》的传承关系十分明显。陈鼓应先生说：“《老子》这本书在哲学史上第一次有系统地建立了一套完整的形而上学体系及独特的人生观。其自然观的形成，可上溯《易经》而下启《易传》，并成为(易传》哲学思想的主要骨干。”而《老子》中所蕴含的民族精神也是由此脉络而得以展开与延伸。《老子》虽没有直接引用《易经》，但《老子》中所讲的“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的创生历程，很像是《易经》在八卦构成上的构思，即由整体的“一”衍生出两个爻，又由两个爻经排列组合衍生出“三”画的八卦。“三生万物”的说法也很像《易经》从八卦组合中衍生出象征万物的六十四卦的构思。同时《老子》中“贵柔”、“守雌”的观念，也与《易经》相辅相成，在一定程度上吸收了传自商代的《归藏》(即《坤乾》)的思想。与此相应，《老子》的思想又为《易传》的形成提供了理论基础。首先在思维模式上，《易传》直接承继《老子》，由天道推衍人道，以天道明人事，并进而以人道反观天道，以社会反观自然，追求天人合一的思维模式。这是两者民族精神融会贯通的基础与联结的桥梁。《老子》追求“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老子》25章，以下引用《老子》只注章目)，强调“人道效法天道，《易传》也追求天人合一的整体观，认为“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强调天地人三才统一，认为：“阴阳合德，而刚柔有体，以体天地之撰，以通神明之德。”(《易传·系辞下》以下引用《易传》只注章目名)其次，两者共同点是“道”，“道”不仅是《老子》的核心观念，其也贯穿于《易传》始终。《老子》认为，“道”超越万物而存在，“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为天地母。”(25章)而以“道”释(易》是《易传》的一大特点，《系辞上》说：“神无方而易无体”，“一阴一阳之谓道。”“易”是变易不居的“道”。《老子》中的精义在《易传》中得到了充分的传承与发挥，《老子》与《易经》中的民族精神也在《易传》中得到充分的交汇与融通。
《周易》中的·易”、“太极”、“中”、“和”、“阴阳”、“刚柔”、“天地人”、“德”、“生”等概念与《老子》中的“道”、·一”、“天地”、“冲气”、“阴阳”、“守中”、“和”、“柔弱·等概念都有相同或相通之处，两者互补兼蓄。融会贯通，共同铸造了中华民族精神的灵魂.对两者加以比较研究，便能概括出中华民族精神最一般的特质和本质内涵，这就是：“刚柔同构·”的进取精神、“宽厚相得”的道德情怀、“中和为用”的和谐观念以及“利生并重”的人文理想。
篇3：《周易》“时”“位”观与中华人格
《周易》“时”“位”观与中华人格
摘要：《周易》提出了“时”“位”这两个相当重要的观念，“时”与“位”有区分也有联系，两者都与中国哲学的最高范畴“道”紧密相连，是“道”之“时”、“道”之“位”。儒家、道家、和禅宗分别从各自不同的角度出发，对这种“道”之“时”“位”观做出了回应，生成了各具特色的“君子人格”、“圣人人格”和“超越人格”。三者共同熔铸成中华民族所共有的人格品质。
关键词：《周易》 时 位 道 中华人格
《周易》是中华民族的一部“智慧书”，其中的许多观念对于整个中华文化而言具有重要的开创性意义。“时”与“位”就是这样的两个观念。历代的易学家对于这两个观念都给予了相当的重视，进行了着力探究。但在当代，尤其是近十年的《周易》研究中，研究者对于这两个观念都较少涉及。在我看来，无论是在《周易》史还是在周易文化的研究中，“时”“位”的观念都具有重要的'意义。不仅如此，它们在讨论中华文化，尤其是中华民族所特有的的人格精神时，更具有源初的意义。本文旨在从文化的角度对《周易》中的“时”“位”观念及其对中华人格的形成和影响作一番考察。
一、《周易》中的“时”“位”观念
《周易》是中华民族最为古老的文献之一，被誉为“群经之首”。《周易》分《易经》和《易传》两部分。其中，《易经》包括卦名、卦辞、爻题和爻辞；《易传》包括汉儒称之为“十翼”的上下《彖》、大小《象》等七种十篇，都是后人对《易经》的解释之词。在构成《周易》的这些文本（尤其是《易传》）中，“时”“位”观念频繁出现，它们可以说是《周易》的两大基本观念。
《周易》中的“时”大致可分为两种类型，一类是对自然界中时间流转、四季变化的描述，如：“观天地之神道，而四时不忒”（《观卦・彖传》），“变通莫大乎四时”（《系辞上传・第十一章》）等，这一类“时”都是对外在自然界变动规律性的归纳总结，故可以解释为时间、时辰、时节等；另一类“时”则是对人事活动的概括，如：“君子藏器於身，待时而动，何不利之有？”(《系辞下传・第五章》)，“损刚益柔有时，损益盈虚，与时偕行”（《损卦・彖传》）等，这多是强调社会活动的规律性，故可以解释为时务、时局、时势等。
这两类“时”的观念的形成方式是各不相同的。表示自然时序的“时”是直接得之于对自然的观察，即所谓“仰以观于天文，俯以察于地理”， “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贲卦・彖传》）。此处的“天文”二字尤为重要，古人对于四季变迁的观念就来自于对天之“文”，即星相、云霞、雨雪、霜降等的直观感受。他们就是从这种直观感受中抽取了“时”的观念，作为他们对外在自然进行解释和把握的方式。从某种意义上讲，这也是一种科学的把握方式。古之人又将这种对自然时间性的体察方式运用于社会，“与四时合其序”，以对待自然界变化的方式来对待社会变化，从而将“时”的观念从自然界扩展到了人类社会。虽然人类社会的运动发展规律与自然规律不能等量齐观，但是在“变动不拘”这一点上，两者有着共通的结构。《周易》就是在对这种内在变化规律的把握上将“时”这一观念运用于人类社会的。
再来看《周易》中的“位”。“位”在《周易》中也有两层含义：一者是“爻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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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4：《周易》中的“类”与“推”
《周易》中的“类”与“推”
亚里士多德直言三段论中的“类”是词项类,其“推”是运用类间蕴涵关系进行的。
成书于周文王的《周易》是占筮活动中理性思维的直接结果,是古代先人对事物情况反映经验的浓缩,是远古人类文化沉积的结晶。以初始阴阳爻画建立起来的具有象征意义的符号类推系统,成为后人断疑解难时进行类比思维的参照标准。由于兼具符号性与工具性从而使《周易》承载有逻辑的意义,然而该逻辑系统不同于亚里士多德关于认识事物的演绎系统而是一个关于问题解决的类比系统。因此其中的“类”与“推”亦有其自身的特点。
卦是一个符号系统,各卦始于两个爻画(两仪),两个爻画自反或相互两两相组成四象(太阳,少阳,少阴,太阴),四象再与两仪分别相组成六十四个重(复)卦(卦名略)。这一系列符号(组)不是空虚无意而可任意设定代入或赋意象征的。它们整体上表征着先人对事物情况归类的认识(二、四、八、六十四),每一卦又蕴涵着具有范畴意义的义理。我们把已寓含一定意义的符号卦叫卦象(体)。为了阐释卦象,《周易》中还包括有起例证解说作用的卦辞和爻辞。卦象、卦辞和爻辞组书成《周易》,是筮者综合考虑社会历史文化、经验等因素的结果。其中卦象是核心,是类推的根本基础。每一卦象都映射着一类事物(关系)。根据卦象对事物映射的特点,本文将《周易》中对事物情况或关系研究的归类结果分为不同层次的三大类:阴阳类,象形类比类,会意类比类。
阴阳类:是以阴爻与阳爻映射世间具有阴、阳两类属性的事物的类。数字卦由繁到简渐定于一和八或六两数,卦体之数代表了奇偶性;当两数字符号演化为爻画时,原来与之对应的奇偶性也再度发散,抽象概括为阴阳两类事物。爻画与阴阳两类物的对应本是规定,然而我认为这种规定是服从了象形、会意原则的,使阴类对双画爻,阳类对单画爻。经过符号演变,象形、会意、类比思维方式的应用便产生了《周易》系统中初始的形、意结合体――阴爻与阳爻。它们是《周易》系统中最高层次的类,蕴藏着万象之机。基本卦画映射赋意既是历史文化发展的选择,又是象形、会意、类比思维的结果。因此爻象不是什么古奥之玄,它们犹如《易》中流动的概念,阴阳物类与思维方式便是其内涵。爻象的有限与类比的无限形成的张力,决定了阴阳爻象的“定义域”。
象形类比类:由于“形似”“性近”,映射八类事物情况而成的八卦之类。它们包括乾-天,坤-地,震-雷,巽-风,坎-水,离-火,艮-山,兑-泽。三爻一组八经卦的符号形状与上面八类事物的独体古象形字的形状有相似性的`特征,该“形似”特征形成了称为共相的认识图式,使八卦符号与八种事物相映射。同时八种具体事物的属性也随附到了经卦上。这样人们不仅依据物形字形,而且还可依据物性或其他方面,进行层叠类比衍附,从而使八经卦分别映射多种事物情况,而蕴涵多种物象。原来八卦符号对应的具体事物情况也就超出了其本义而上升为“类”的范畴。具有了象征引伸义。由于八卦成类在思维层面上都应用了象形、类比的基本方法,所以通称它们为象形类比类。八卦成类是对事物深入认识的标志。类名下应循实是正确归类的保证。
会意类比类:以会意、类比方式映射事物情况间关系而成的类,共有64个子类。重卦卦体可分成上下两个经卦,取其意象整合后体会其新义,叫做复卦的本义。以该新义为源,类比相似的事物情况,从而产生了引伸义。这样复卦就寓含多重意义,映射多种事物间关系,复卦也就有了类的属性。复卦之类是以经卦之类为基础的。由于象形基础上的会意,复卦之象就兼有象形类比、会意类比带来的整体优势。这实际上是由于整体原理造成的,即整体的功能是各部分功能与各部分产生的联系的功能之和。因此会意类比类的复卦系统是对事物整体认识的反映。
《周易》系统中的类是依据卦符对事物情况或其关系的映射方式划分的。象形-象形类比-会意-会意类比这种映射方式的层递蕴涵,使得卦符以“形”为基“赋象聚意”,层层叠起形成了“一”映“多”的对应关系。其中“象”与“意”是建立系统时,依据某些方面的共性所获得的信息。它们是演《易》的核心,主、客体联系的中介。《周易》中的“类”是形式和意象的统一体。如《系辞》言“八卦成列,象在其中矣。因而重之,爻在其中矣。”所谓形式性的爻画在其一诞生那一刻起就被赋有了“意”“象”。所以《易》中的类不可被形式化。鉴于此,本文将《周易》中的类统称为“意象类”这是《周易》类的本质名称。
用《周易》解难释疑时,关键是从具体事物情况中“取象”。姑且论其“用”中之“推”,则其法有:可以占卦取象,然后将所取之象归入系统中相应者,再依《易》中之象或卦爻辞类比演赋;若取卦时生“之卦”,亦如上法汇通整合;也可以观察分析,取象后入《易》,再依《易》中之“象”或辞进行类推比附,交合析取可信度有所提高。
本文认为在运用《周易》时要尽量“全息取象;以象尽意”。这样《周易》在决疑解难时会更好地发挥指导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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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易》中的成语与中华民族精神（共4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