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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个人所得税制论文
个人所得税制论文
一、现行个人所得税制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税目划分不够科学
1.税目较为零散复杂，不利于税收征管。从征收效率方面来看，现实中各种收入名称繁多,难以与税制所列项目对应。对不同的税目采用不同的税率、费用扣除标准,纳税期限也不尽相同,可能促使纳税人分解收入,多次扣除费用,造成偷税和避税。
2.分类税制调控不均，难以体现税负公平。在分类所得税模式下，对于纳税人取得的个人收入，实行分项扣除费用、分项确定税率、分项征收管理。从税负公平的角度来看,对于那些从多渠道取得收入、应纳税所得额较大，但分属若干应税项目的纳税人税负相对较轻,而对于那些收入渠道单一、应纳税所得额较小的纳税人税负相对较重,难以实现真正的税负公平。
3.征收范围比较狭窄，不能适应形势发展。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我国居民的收入已由工资收入为主向收入形式多元化的趋势转变。国务院、财政部确定征收的“其他所得”不能涵盖现阶段所有的个人所得项目，也不能适应个人收入多元化的发展趋势。
（二）税率设计不能充分体现税收公平
我国个人所得税制采用的是超额累进与比例税率并存的税率形式。税率设计过于繁杂,操作难度较大,既不利于纳税人纳税,也不利于征收管理。
1.税率级距设置不合理。虽然工资薪金所得适用的超额累进税率级次由九级改为七级，但仍显得比较多，最高边际税率高达45%。同时，低税率的级距比较小，这使得本不应是个人所得税主要调控对象的中低收入阶层成为纳税主体。
2.劳动所得和非劳动所得的税率设计不够科学。现行的个人所得税对工资、薪金所得按3%至45%的七级超额累进税率征税；对劳务报酬所得按照20%的税率征税，一次收入畸高的实行加成征收；对经营所得(生产、经营所得和承包、承租经营所得)按5%至35%的五级超额累进税率征税；对资本所得(特许权使用费、股息、利息、红利、财产转让所得、财产租赁所得)按20%的税率征税；而对偶然所得，如彩票中奖，只按照20%的税率征收。这在客观上形成了对劳动所得征税高，对非劳动所得征税低的现象。
3.同一收入类型的税收负担不够均衡。公民通过工资薪金取得收入，通过劳务获取收入以及通过个体经营获取的收入都属于个人劳动获取的收入。但因当前税法中规定的不同所得类型适用的税率及费用扣除标准存在差异，造成了具有类似性质收入的税负不均。
（三）费用扣除标准不太合理
个人所得的确定需要从取得的收入中扣除必要的费用。个人支出费用是个人收入的减项，不属于征税对象。支出费用的多少受到个人收入、消费和物价水平的影响。与企业费用相类似，个人情况不同则支出费用也会有所差别。
1.费用扣除过于简单，未考虑生计成本。如对纳税人工资薪金所得实行“一刀切”的扣除标准，每月的费用扣除额为3500元，未考虑个人住房、养老等因素，未考虑不同家庭结构的差别，如赡养人口、婚姻状况等，也未考虑纳税人健康、年龄等情况，从而造成不同纳税人之间税收负担不均。
2.费用扣除缺乏灵活性，未考虑物价因素。如对工资薪金所得采取的定额扣除法，以固定金额作为费用扣除标准，未能与物价指数挂钩，不能适应由于物价上涨、通货膨胀造成居民生活费用支出上涨的现实情况。
3.费用扣除内外有别，不利于纳税公平。个人所得税允许在中国境内的外商投资企业和在外国企业工作的外籍人员等在中国境内取得的工资薪金所得，每月在扣除3500元的基础上再减除1300元。这种内外有别的规定不能体现横向公平的要求。
（四）优惠政策不够规范
现行《个人所得税法》的减免税政策较多且不规范，应有的政策导向作用难以发挥，已不能适应当前形势发展需要。
1.减免税优惠政策存在较多区别对待。现行《个人所得税法》规定了10类所得可免纳个人所得税，其中每一类又有多个具体项目，除此之外，还有3类减征个人所得税的情形。此外，财政部和国家税务总局发布的文件和公告中对一些项目给予了一定的税收优惠，或者是对同一项目实行差别待遇。如股票转让所得，有的征税，有的不征税；利息股息红利所得有的按20%征税，有的按5%、10%征税。这些区别对待造成了税收上的不公平。
2.减免税优惠政策的导向作用不明显。当前国家的税收支持方向已向照顾低收入者、鼓励就业、技术创新和个人投资等方面转变，而现行个人所得税减免政策的支持方向却还不完全与之相适应。
（五）纳税申报方式不利于税收征管
我国个人所得税实行的是以代扣代缴为主，自行申报为辅的纳税申报方式，绝大多数纳税人不直接参与纳税申报过程，纳税意识缺乏，税法遵从度不高。
1.过多依赖代扣代缴。从近年来个人所得税分项目统计数据来看，工资薪金所得项目占比平均达60%以上，扣缴单位较好掌控的就征收较到位，而对于其他项目所得，由于其多样化、隐蔽化或者没有扣缴义务人而造成征收管理缺位。甚至有的纳税人认为纳税是扣缴单位的事情，税款少缴也应由单位负责，个人不承担法律责任。
2.纳税人自行申报弱化。国家税务总局于出台了《个人所得税自行纳税申报办法》明确规定了四种情形应进行自行申报。但在征管实践中，主要是年所得12万元以上的纳税人进行自行申报，而且需要税务机关督促，纳税人申报质量还不够高。
3.中介机构代理作用未能发挥。目前在我国以单位代扣代缴为主，个人所得税的计算和申报纳税比较复杂。中介机构通过税务代理服务，不仅可以解决纳税人不熟悉税法、计算复杂和申报繁琐的问题，也可以为纳税人提供合法合理的税收筹划。
（六）税收征管体系有待完善
推进个人所得税制改革还需要建立相应的征管配套制度，而现行的征收管理方式还不能满足建立综合与分类相结合税制模式的需要。
1.税收征管手段缺乏。在实践中，税务机关往往以申报的数据作为税收征管的依据，而对于申报信息的真实性和准确性较难掌握，对于多处取得收入的渠道更是无从查起，从而缺乏对纳税人收入的有效控管。
2.税收执法力度不够。在日常征管中，税务机关往往把查补税款作为重点，以补代罚等问题还不同程度存在。《税收征管法》第六十九条明确规定：扣缴义务人应扣未扣、应收而不收税款的，由税务机关向纳税人追缴税款，对扣缴义务人处以罚款。但在征管实践中，对已离开原任职单位的纳税人，仅靠税务机关追缴税款的难度较大。又如现行《个人所得税法》未建立离境清税制度，逃避税者一旦离境，所欠税款很难追缴。
3.涉税数据信息难共享。不同地区的税务机关、税务部门和其他相关部门间缺乏法定的协作制度，对纳税人的财产、消费等信息数据很难实现信息共享，针对个人所得税的信息数据库的开发还基本是空白，对涉税信息没有进行深入加工及分析，而要建立综合与分类相结合的个人所得税模式，离不开各部门之间的协调配合。
4.协税护税机制不健全。日常工作中的协税护税主要是通过双方或多方协商的方式予以解决，还没有上升到法律层面。个人财产实名登记制度还在建立中，个人财产信息的获取和使用制度还不完善。在资金支付方面，相应的金融配套机制还很缺乏，现金交易比较普遍。税务机关对个人或者家庭的实际收入和支出状况难以掌握与分辨,个人征税系统的全国联网还未实现。
二、建立综合与分类相结合的个人所得税制的建议
所谓综合与分类相结合的个人所得税制，是指对同一纳税人在一定时期内的各种所得分类课征所得税；纳税年度终了，再将本年度全部所得相加，按照累进税率计税，平时已缴纳的分类所得税，可以在纳税年终应缴纳的综合所得税中扣除。推进个人所得税制改革任务艰巨，面临的实际情况比较复杂，应当在兼顾长远与现实的基础上，采取渐进式改革策略，逐步建立和完善这一新的税收制度。我们的具体建议如下：
（一）简化调整现有税目
根据各项所得的性质，可将现行税法中的11类所得项目整合为3大类调整后的税目简化为3大类：劳动所得包含工资、薪金所得，劳务报酬所得，稿酬所得，个体工商户的生产、经营所得，对企事业单位的承包经营、承租经营所得等；资本所得主要是利息、股息、红利所得，特许权使用费所得，财产租赁所得，财产转让所得；其他所得包含偶然所得和其他所得。原因在于：一是对劳动所得应推行综合征收改革。劳动所得在个人所得税中占比最大，实行综合征收后，对个人所得税的收入稳定影响不大。二是对资本所得延续目前分类征收的办法，将来逐步选择纳入综合征收范围。这一选择是基于当前国情和征管外部环境，目前尚不完全具备对资本所得实行综合征收的条件。三是对其他所得适当拓宽征税范围，可以将确定征税的权限适当下放，由国家税务总局或省级税务机关确定。随着征管条件的成熟，应当逐步调整扩大纳入综合征收的所得项目。
（二）科学设计税率档次
在个人所得税的税率设计方面，其他国家提供了两种思路：一是对劳动所得采用同一累进税率征收。这体现了相同性质所得相同待遇的原则，有利于提高征管效率，使个人所得税税负更趋合理。二是减少累进税率档次，降低边际税率。目前，OECD的34个成员国中，25个国家的个人所得税累进税率不超过5级、22个国家的最高边际税率不超过40%。结合我国实际，具体设计思路如下：一是对劳动所得采用超额累进税率，按年计征，适当拉开税率级距。目前，对工薪所得实行按月征收，其45%的最高边际税率过高，可以考虑降低最高边际税率，并对劳动所得按年综合计算征收。与此同时，为了解决目前税率设置级数过密、级距较窄的问题，可以将目前的7档减为5档，对综合所得可以考虑采用5%、10%、20%、30%、40%等5级超额累进税率，适当减轻中等收入者负担，同时加大对高收入者的征税力度，形成橄榄型的收入分配格局。具体税率设计见表3。二是对于目前暂时实行分类课征的资本所得，建议继续实行20%的比例税率，实行按次征收。对资本所得的应纳税所得额超过50万元的部分，依照规定计算应纳税额后再按应纳税额加征五成。资本所得实际上适用20%、30%的2级超额累进税率，与改革后综合所得税率表的第3至第4级税率对应。具体税率设计见表4。三是对于目前暂时实行分类课征的其他所得，建议继续实行20%的比例税率，实行按次征收。由于偶然所得等其他所得具有偶然性、不可控性，可以采取中性策略，不必实行加成征收。
（三）合理制定费用扣除标准
应改变单一费用扣除的方式，根据税目设计制定合理的扣除标准。同时，各项扣除要简便易行，具有可操作性。一是继续保留基础性的标准扣除，个人所得税费用扣除额可以设定为4000元左右，建议取消对外籍人员的单独扣除标准，做到内外统一、公平税负。二是资本所得继续采取成本费用扣除的办法，允许纳税人扣除为获得应税收入而支付的必要成本费用。三是渐进式推进生计扣除的.办法。生计扣除是赡养纳税人本人及其家庭成员的最低生活费用。由于对家庭相关信息掌控的不充分、不及时，目前全面推行生计扣除的条件尚不具备，可以通过渐进式的改革来试行这一扣除办法。生计扣除需要考虑的具体项目可以包括医疗费用、家庭住房抵押贷款利息、老年人赡养费、公益救济性捐赠等。
（四）逐步规范优惠政策
现行税法中，规定的免税所得有10大类，除此之外还有3类减征个人所得税的情形。过多的区别对待容易促使纳税人为逃税而进行人为的财务安排，也容易造成国内外居民的税负不公。因此，应对现行优惠政策进行清理。一是取消一般性的税收优惠。尤其是对普通外籍人员，不应给予比国内公民更多的税收优惠，对普惠制政策可以通过费用扣除标准的调整予以考虑。二是保留特殊照顾的税收优惠。如对残疾人的劳动所得、烈士家属的所得、政府的特殊补助、下岗再就业取得的所得等，其他税收优惠则应当严格限制。三是制定激励高端人才的税收优惠。根据国际惯例，对具备较强研发能力、掌握尖端科技的高端人才，或在特殊行业或特殊领域作出杰贡献的人才，可由省部级以上单位确认，将其取得的相关所得确定为免税所得。
（五）构建税源监控体系
税务部门应充分利用现代化的征管手段，尽快建立严密的个人收入税源监控体系，这是实行综合与分类相结合的所得税制的关键环节。一是完善自然人税务登记制度。改革个人所得税制，要求将目前以单位为主的申报主体扩展至以个人为纳税单位的申报主体，这需要建立和完善自然人税务登记制度。如瑞典公民一出生就拥有一个10位数字的终身税务代码，并用于纳税申报、银行开户、社会保险缴费等经济活动，管理十分严格。通过税务号码，税务部门可以随时查询纳税人的缴税信息。结合我国实际，可结合居民身份证管理制度建立自然人纳税代码制度,即以每个自然人的身份证号码作为纳税代码。每个公民必须持居民身份证到税务机关办理税务登记，税务机关就此号关联纳税人的所有银行账户，实时掌握个人收入和支出信息，税务机关再通过税收征管信息系统集中处理，为强化个税征管建立基础。二是强化税源代扣代缴管理制度。凡是支付个人应纳税所得的各种单位、机构都应依法履行代扣代缴的义务，并严格按税法规定解缴税款。可以借鉴德国模式，实行重点监控、普遍抽查的方式，对普通纳税人进行随机抽查，而对高收入者进行重点监控，一旦怀疑某位高收入者进行虚假纳税申报，便会对其真实收入和银行账户进行审核。一旦发现其偷逃税款的证据，则将给予惩罚，并在媒体上曝光。三是建立防控型个税稽核系统。在建立全国统一的申报信息系统的条件下，逐步推行对自然人的纳税评估和稽查制度。每个纳税年度清算结束后，利用税收情报分析系统，有针对性地选择一定比例的纳税人，对其收入和纳税情况进行评估，实行劳动所得付出方和收入方的双向申报制度，不断提升纳税人的税法遵从度。
（六）完善信息管理体系
信息化管理能够有效提高个人所得税的征管效率。有条件的地区还可以通过建立税收情报中心，对个人所得税涉税信息进行情报交换和风险推送。一是大力推行第三方信息报告制度。个人所得税征管高效的国家，基本实现了税务机关与其他部门的信息共享。西方国家普遍实行税收协同管理，充分利用第三方信息。美国、英国等国家的税法都明确规定哪些单位和个人负有向税务机关报告信息的义务、报告何种信息以及对不提供信息者给予何种处罚。建议在《税收征管法》修订时，进一步强化银行、海关、工商等部门向税务机关报告信息的义务，明确不履行义务的责任和后果，加强部门之间的联系与协调。二是逐步建立协税护税信息网络。加强与国税、银行、工商、房管、海关等部门的密切配合，构建实时共享的信息网络体系，全面掌握纳税人的收入、财产及支出等涉税信息。同时，通过立法明确协税护税部门及时提供真实涉税信息的TaxReform税制改革义务，任何部门不得拒绝税务机关依法提出的涉税协查申请。可以结合《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规划纲要（2014-）》，建立跨部门的信用信息共享机制，积极开展纳税人基础信息、交易信息、财产保有和转让信息以及纳税记录等涉税信息的交换、比对和应用工作。三是着力构建个人信用体系。将纳税人的偷逃税行为及相应处罚记录在其信用档案中，定期向社会公开。将纳税人的个人纳税信用与就业、贷款、出入境等进行关联，提高税收违法成本。在个人储蓄存款实名制的基础上，对个人金融资产、房地产以及汽车等重大资产实行实名登记制度，促使纳税人的财产收入显性化，便于税务机关实时掌控个人涉税信息。同时，从立法层面推进现金使用管理制度改革，减少现金使用频率和规模，大力推广电子结算方式的应用，强化个人收入银行结算制度，促使个人收入信息透明化。
篇2：中美个人所得税制比较论文
中美个人所得税制比较论文
个人所得税最早起源于18世纪末的英国，当时为了筹措英法之间战争的费用，英国开征了个人所得税。此后几经废立，最终在1842年将个人所得税作为专门的税种固定下来。随着经济和社会的发展，个人所得税也作为一个成熟的税种为世界各国所普遍接受。目前，发达国家中的个人所得税在其税收收入中占有较大的比重，平均占比在50%左右。其中美国的个人所得税占其全部税收收入中的比重已经超过50%。作为较早开征个人所得税的国家之一，美国的个人所得税制经过长期的发展，已经建立了比较完善的体系。其健全的税收立法、严密的税收征管和公民较高的纳税观念在各国中居于前列。借鉴美国在个人所得税征管方面的经验，对中美两国的个人所得税制加以比较分析，对于完善我国个人所得税体系建设，提高个人所得税的征管水平，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中国和美国个人所得税之间的比较分析
1.税收制度模式。
美国的个人所得税目前采取的是综合税收制度模式。将纳税人的各项收入进行综合，以家庭作为课征单位，采取纳税人自行进行申报纳税的模式。这种税收制度模式的特点是将纳税人的各项所得进行汇总及进行相应的扣除，采取累进型的税率，体现了支付能力原则，确保了税收的公平。但这种模式的征收的程序较为复杂，增加了税收的征收成本，这种征税方式要求纳税人具有较强的纳税观念以及征税机关具备较高的征税水平。我国当前采取的是分类征收的模式。即将纳税人的所得进行分类，各类所得独立进行纳税。其特点是税收的征管简便，采取源泉扣缴的方式进行。但是这种征收方式不能根据纳税人的负担能力进行征税，会导致纳税人之间的税负不均衡的现象。此外采取代扣代缴的征税方式也不能有效增强纳税人纳税观念。
2.税率。美国当前采取的是六级超额累进税率。
目前其个人所得税的税率分为10%、15%、25%、28%、33%、35%共六个档次。且在申报方式上分为夫妻联合申报、夫妻分别申报、单身和户主四种申报方式，采取不同的申报方式，其应税的区间不同。我国目前的工薪所得适用的是七级超额累进税率，个人所得税的税率分为3%、10%、20%、25%、30%、35%、45%共七个档次。企事业单位的承包、承租经营所得以及个体工商户的所得税率分为5%、10%、20%、30%、35%共五个档次。劳务报酬的税率为20%、30%和40%三个档次。稿酬所得在20%税率的基础上再减征30%，实际适用税率为14%。特许权使用费、财产租赁、财产转让和偶然所得适用20%的比例税率。我国对劳动收入所得采取的是超额累进型的税率。而对资本和财产性所得实行比例税率，这就造成了财产和资本性所得的税收负担较轻。劳务报酬所得尽管采取加成进行征收的方式，但是由于采取按次计征的方式，纳税人可以通过将所得分解的方式规避税收，降低了其累进程度。
3.扣除标准。
美国的费用扣除实行的是分项扣除。美国的个人所得税采取的是综合课征模式，将其各种收入综合后，经过两次扣除，减去相应的免税项目后，扣除成本和生计的.费用后，就余额按相应的税率进行课征的模式。这种课征模式能够充分结合纳税人的实际负担情况进行征税，体现了量能课税的原则;考虑了通货膨胀的影响，对扣除标准结合每年的通货膨胀情况进行指数化调整，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纳税人的税收负担;个人宽免额考虑了赡养老人和抚养子女的情况，不同的情况宽免额也不相同。费用扣除中包含住房贷款中的利息支出、医疗方面的支出和个人捐赠等方面的费用都可以进行扣除，对于65岁以上的老年人和盲人还可以享受附加扣除。我国的费用扣除采取综合扣除的方式，尽管征税方式简便易行，但是却未考虑到纳税人的家庭负担状况、婚姻等相关因素，对生计费用的扣除较为缺乏，不能较好地体现量能课税的原则。并且扣除的数额相对固定，不能根据通货膨胀情况进行调整，会增加纳税人的税收负担。
4.所得确认。
美国采取的是综合课税模式，即针对纳税人的综合所得进行征税。包括以下内容:(1)纳税人各种类型的收入都应当纳入税基，无论哪种类型的收入，都说明纳税人能够达到的相应的福利水准，因此应当包括在内。(2)对纳税人各种来源的收入都应当纳入税基，包含劳动取得的收入、地租收入、资本红利形式的收入等都应当纳入税基。(3)此种征税方式允许在一定范围内进行扣除，在具体实施过程中规定了相应的扣除标准，确保了纳税的公平。我国目前采取的是分类所得课征的模式。将个人所得分为11类，仅仅对这11中类型的所得征税，而这11类所得之外的收入则不予征税，因此导致我国此类税种的征税范围比较狭窄。具体来说，我国的个人所得税对资本利得、推定所得等所得还没有进行征税，因而导致损失了较大一部分的税收收入。从资本利得来看，尽管我国的个人所得税法中有针对财产转让所得征税的相关条文，但是与世界各国通行的资本利得的内涵有较大的区别，并不包含针对股票转让所得的征税规定。从推定所得来看，我国的税法尽管也要求对工资以外的收入、实物收入征税，但是规定较为笼统，缺乏可实施的具体政策。
5.征管制度。
在征收管理方面，美国的收入署构建了完善的监控收入体系，采取双向进行申报的制度。要求雇主严格履行税款的代扣代缴义务，纳税人同时也应当自行申报缴纳税款。建立了健全的税务信息稽核系统，美国的纳税人每人对应一个编号，并且这个编号会伴随纳税人的一生。当进行交易时，参与交易的各方提交给税务局的相关文书应当对编号进行记录，通过这种方式，纳税人的支出及收入情况都已经记录在其税收档案中;美国的税务部门利用信息系统对纳税人的情况进行审核，以确保纳税人的申报信息客观真实。与美国相比，我国现今的个人所得税的征收管理水平还比较低，税务征收部门并没有实现同海关、企业、银行之间的纳税人的信息共享，致使其获得的纳税人的相关信息不足，同时由于对个人所得税的稽查力度较弱，造成了目前我国的个人所得税的征收管理水平不高的现状。
二、美国个人所得税制度对我国的启示
1.实行综合课征和分类课征相结合的个人所得税课征制度。
借鉴美国在个人所得税课征方面的成功经验，我国应当对目前个人所得税的征管模式进行改革，构建完善的个人所得税征管体系。基于目前我国的实际情况，应当实行综合课征和分类课征相结合的个人所得税制度。采取此种课征模式，首先应当对税基进行拓宽，其次应当对相应的税目进行整合。从应纳税所得的层面来看，属于纳税人主要来源的收入，例如工资和薪金所得、劳务报酬所得、财产转让及租赁取得的所得等应当采取综合课征的方式，采取此种课征方式能较好地体现量能课征原则;对于纳税人不经常取得的收入，例如股息、利息和红利所得、特许权使用费所得、稿酬等项所得，仍然可以采取比例税率进行课征。实行综合课征与分类课征相结合的课征方式，符合当前我国国民经济的发展现状，能够较好地对个人收入进行调节，体现量能课税的原则，有利于社会的稳定和经济的健康发展。
2.完善税率结构。
目前世界各国个人所得税的税率设计主要是采取累进型的税率，但是累进程度应当有一定的限制，否则会带来不利的影响。因此，在征收个人所得税时，必须要重视税率的设计。个人所得税的边际税率设置的过高，愿意缴纳税收的纳税人会相应地减少。其边际税率设置的较低，愿意缴纳税收的纳税人会相应的增多。目前世界各国的个人所得税的税率设置一般为3－5级，其对应的最高边际税率普遍也低于我国。我国目前的个人所得税采用的是7级超额累进税率，最高边际税率为45%，高于世界大多数国家的个人所得税的最高边际税率。因此我国下一步个人所得税改革的方向应当是进一步简化税制，提高个人所得税的征收管理水平。应当将个人所得税的边际税率适当降低，最高边际税率在30%左右为宜，同时将税率的级次由目前的7级缩减为3—5级，以进一步优化税率结构。鉴于当前我国当前工薪阶层成为个人所得税缴纳主体的实际状况，借鉴美国的经验，可以适当增大初始档次税率的级距，将初始档次3%的税率对应的上限1500元增加到4000元，采取按年计征的方式，能够避免逃避纳税行为的发生，维护了纳税人的利益，同时也保证了国家的税收收入。
3.将家庭作为纳税单位。
将家庭作为纳税单位是指把家庭作为独立的申报单位，将其在一定时期中所获得的总体收入，减除其所有成员的扣除及免征额后，就其余额进行课征的方式。美国的申报方式主要采取家庭申报的方式，同时兼顾到个人申报，采取此种申报方式，能更好地体现量能课征的原则。通过建立以家庭申报为主的个人所得税申报制度，可以对家庭的支出状况进行综合考量，针对不同情况设立相应的扣除标准，包括子女的抚养费用以及教育的费用，赡养老人的费用、贷款利息支出等项费用，采取此种征税方式可以充分照顾到家庭的实际支出状况，确保了纳税人的利益，同时也有利于税收的公平，
4.健全费用扣除制度。
我国目前的费用扣除相关制度不能适应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实际状况，没有考虑通货膨胀的因素，不能综合考虑纳税人的子女抚养、教育、赡养老人、房贷利息、医疗等项支出从而设立合理的费用扣除标准。因此我国的费用扣除设计应当借鉴美国的经验，建立完善的费用扣除制度。首先应当将目前的按月缴纳税款的方式改为按月或按季度预缴，年终汇算清缴的方式，以简化目前的税收征管模式，提高个人所得税的征收效率。其次应当对个人所得税的免征额和费用扣除标准结合通货膨胀的实际状况进行指数化调整，确保纳税人的税收负担不因通货膨胀受到影响。同时应当综合考虑纳税人在子女抚养、教育、赡养老人、房贷利息、医疗等方面的实际支出情况，同时结合纳税人的婚姻状况，制定科学合理的费用扣除标准。最后，应当结合我国的国民经济发展的实际状况，采取分项与综合相结合的费用扣除方式，允许纳税人结合自身情况选择一种方式进行扣除，以确保税收的公平。
5.完善税收征管体制。
提高我国的个人所得税征管水平，需要建立完善的税收征管体制。应当建立现代化的税收征收管理体制，利用计算机实现对纳税人的管理，建立纳税人信息监管系统，实现征税部门与银行、企业、国家机关及其他部门纳税人信息的共享，以强化对纳税人信息的监控。建立纳税人财产申报制度，对纳税人的个人财产状况实施监控，税务管理部门可以结合纳税人的财产变动情况对纳税人的实际收入进行推断，进而准确计算其应纳税额，确保税款的及时足额入库。设立纳税人税收档案，详细记录纳税人的各种涉税信息，税务管理部门应当在银行、企业、国家机关及其他部门建立完善的纳税信息监控机制，对纳税人的各种涉税信息进行实时监控，并且实现纳税人涉税信息的自动归档，确保纳税人的税务信息准确无误。加强对税务干部的培训，提高税务干部的工作能力和业务水平，构建业务能力强、工作能力突出、综合素质高的税务干部队伍，切实提升我国的个人所得税征管水平。
篇3：完善我国个人所得税制的几点思考
有关完善我国个人所得税制的几点思考
摘要：个人所得税是调节社会分配的主要税种，是贯彻社会政策的重要工具。在我国，个人所得税虽几经合并与改革，但从经济和社会发展及国际税收现状等角度来看，我国个人所得税仍然存在诸如课税模式老化、边际税率过高、课税项目划分不清、计征方法和费用扣除标准不合理、征管效率低下等问题。为了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必须对其进行改革，笔者认为应采取综合税制、单一税率、以家庭为计税单位、重新界定征税范围、改进征管手段等政策措施，以使我国个人所得税制更加完善。关键词：个人所得税制 综合所得税制 单一税率制
一、选择个人所得税的征税模式和税率制度
目前世界上普遍实行的是综合所得税制或混合所得税制，其中多数国家实行综合所得税制。我国现行所得税制采用分类所得税制，这种税制曾一度被认为是合理的，但随着经济的发展，这种税制既容易造成不同项目、不同所得税纳税人之间的税负不平；又容易造成纳税人分解收入、分次扣除费用、逃避税收等不利于税收征管的问题。那么，我国究竟应选择怎样的税制模式？不少人认为，目前我国公民的纳税意识差，征管水平低，只能实行分类综合所得税制，待条件成熟后再实行综合所得税制。笔者同意选择综合所得税制的观点。因为这种税制将个人所得税的税基大大扩展了，包括各种形式的收益，不论是劳动所得还是资本或偶然所得，不论是现金所得还是实物所得，也不论是应计所得还是已实现所得，都要包括在应课税所得之中。综合所得税制最重要的特征就是符合量能负担的原则。
在税率的设计上，笔者主张积极尝试单一税率制度。从理论上讲，单一税率制度具有税率单一、消费税基和更加“中性”的特征，同时还可以最大限度地避免加重纳税人额外负担。首先是税率单一。在单一税率制度下，所有或绝大多数纳税人都按设有一定免征额的单一税率纳税，在免征额之内不征税，超过免征额部分实行单一税率。其次是消费税基。这主要是因为所得税的税基是由GDP减去投资后的余额即消费额来确定的。就个人所得税而言是指在个人取得的全部收入中，对其用于投资支出的部分免税，仅对用于消费支出的部分征税，如工薪所得的税基是工资、薪金和补助金额减去税收免征额、个人投资之后的余额。这样有利于进一步鼓励社会投资，促进经济增长。第三，税制更加“中性”，主要是指实行单一税率要求取消或减少特定类型消费或投资的税收优惠，以免使得所得税税基受到侵蚀，从而更有利于经济发展。因此，西方学者也把单一税率的这种特征称为“整洁的”税率制度。第四，单一税率制度可以最大限度地避免加重纳税人的额外负担。一方面，在单一税率制度下，实行标准扣除、单一比例税率、纳税人的投资支出可一次性扣除等措施，这样，纳税人可完全根据市场规律作出经营选择，而不必考虑税收因素，有利于纳税人在同等条件下公平竞争，从而提高社会经济效率；另一方面，在单一税率制度下，通过提高税收免征额，使一些低收入家庭能够完全免税，可以促进纵向公平。通过普遍纳税，加强监控，减少了寻租、逃税和任意减免税收等行为，更容易获得横向公平；同时通过实行单一税率制还有利于消除双重征税等弊端，鼓励人们更多地投资和工作，从而刺激经济增长。
当然单一税率制也存在调节功能不强等弱点，但瑕不掩玉，从公平和效率角度看，单一税率制将在不久的税收实践中充分发挥其作用。
再从世界各国所得税实践看，单一税率制改革如燎原之势，波及范围很广，效果明显。俄罗斯自1月1日起对个人所得税实施了改革，以13％的单一税率代替了原有的12％、20％、30％的三档累进税率。此外，针对非居民纳税人和某些特定收入（如博彩收入等）设置了30％和35％两档补充税率。为照顾低收入者和纳税人的一般生活需求，新税制还设置了标准扣除额，20改革后，俄罗斯个人所得税收入达到2547亿卢布，比上年增长46％。1～5月，俄个人所得税收入比上年同期增长了40％。再如牙买加，1992年，牙政府将标准扣除额从1986年的8580牙买加元提高到14352牙买加元，税率由33.3％降低至25％，个人所得税占GDP的比重约为5％，单一税率制的改革，培植了公平的税收环境，促进了牙买加经济的增长。其他如新加坡、加拿大的阿尔伯特省及挪威和中国香港特区等地都实施了或正在进行不同程度的单一税率制改革。
目前我国经济正处于转型时期，与俄罗斯有某些相近之处，因此完全可以用单一税率如20％取代原有的累进税率，对一次性收入畸高的可实行加成征收。另外，我国企业所得税也明显带有单一税率制的性质，这为我国个人所得税实行单一税率制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二、确定个人所得税计税单位
现行个人所得税以个人为计税单位，这种以个人为计税单位的征收方式，虽简单，但不够合理，不能反映家庭收入的'整体状况。因此建议以家庭为计税单位比较科学、合理，也便于对居民的收入和消费进行调节。特别在我国，家庭是最基本的利益共同体，家庭的收入状况比个人更能全面反映纳税能力，以家庭为单位纳税，更能增强家庭观念，有利于家庭和社会的稳定。
三、调整费用扣除标准
笔者认为，我国个人所得税的费用扣除标准仍然为人均每月800元左右为宜。因为800元的费用扣除标准已深入人心，只不过考虑的是家庭每月人均。另外，在确定费用扣除标准进行计税同时，还应考虑以下两方面因素：一方面允许个人及家庭的医疗费用在税前扣除，另外，允许纳税人为其子女支付的学费及纳税人助学贷款还贷本息在税前扣除。家庭的医疗费用应包括纳税人配偶、父母、子女的医疗费用，扣除时要以正规医院的医疗发票作为扣除依据。鉴于我国税法中未考虑将家中赡养人口费用进行扣除，同时，因实际操作主观成分较大，建议可通过社会保障机制加以完善，暂不作为费用扣除因素对待；另一方面可采取费用扣除标准指数化的做法。这样，既能做到税负公平，又能真实反映纳税人的负担能力，使得个人所得税的征纳更趋合理。同时，通过提高和调整费用扣除标准，也能达到刺激消费、拉动经济增长的一定目的。 四、重新界定应纳税所得范围
如前所述，个人所得既有劳动性所得，又有资本性所得。我国目前征收个人所得税的项目，主要是劳动性所得。从当前国际税收学界对征税所得的不同看法分析，倾向于以纯资产增加学说即某人的经济力量在两个时点之间净增长的货币价值作为其课税依据，这一学说纯粹从货币价值增加角度着眼，不问来源是否具有规则性，不仅反复连续发生的工薪、利息等收益购成所得，临时性、偶然性、恩惠性所得也包括在征税所得之中。因此，个人所得税制改革的又一重点应是重新界定应税所得的范围。针对我国目前有不少个人拥有大量的资本性所得和附加福利所得等现实，应在原有所得项目基础上增加以下几项所得：（1）资本性所得。随着我国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发展，资本市场特别是证券市场、金融市场、房地产市场等不断发育和扩大，使得个人投资于这些方面的资本性所得不断增加，这也是引起个人收入分配差距扩大的重要原因之一。因此应增加国库券利息、金融债券利息、证券交易所得作为应纳税所得。（2）附加福利所得。除了以上应税所得外，我国应税所得还包括个人收入之外的福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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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供劳务人员使用的汽车、休息场所以及为其支付的医疗保险和人寿保险等附加福利所得。据国家统计局估计，这些附加福利所得，相当于工资总额的15％左右，这些福利收入构成了个人收入的一部分，应计征个人所得税。另外，对从事农、林、牧、副、渔业专业户中的高收入部分及某些可能产生避税问题的原可以用货币表现的实物性收入也应纳入征税范围。另外，现行个人所得税的征收范围采取的是正列举征税项目方式，表面上看项目明确、清楚，但实际执行时，各种收入名称既多又不统一，难以对号入座，容易造成偷税和逃税。不明确列举免税项目，意味着征税范围和免税项目之间还有一些不明确的地方，这就造成了实际执行中的困难。
建议将征税范围采用反列举免税项目方法，即明确免税的项目后，其余收入和福利、实物分配均为征税范围，这种办法在一些发达的西方国家也是常用的，既可以避免解释不清，又可防止少报收入造成偷税和逃税。
五、将个人所得税与养老金相挂钩，以提高纳税人的纳税积极性
为了消除纳税人对所得税款用途的疑虑，建议将个人所得税按一定比例专户存储作为养老金之用，纳税越多，未来受益越大。
六、建立完善的个人收入分配机制
依据我国国情，单一的个人所得税税率很难从根本上发挥调节个人收入差距的作用。借鉴西方国家的经验和做法，着手建立以个人所得税为主，辅以遗产税、赠与税、社会保障税等税种的调节体系，对个人生前的收入、储蓄利息、消费、积累及个人死后的财产进行多层次多环节的税收调节，充分发挥不同税种相互协调配合的整体调节功能，最大限度地发挥税收对个人收入差距的调节作用。
七、充分发挥个人所得税的调节作用
随着加入世贸组织后，我国开放程度的进一步扩大，人员与服务的跨国流动速度的加快将使居民个人跨国收入和非居民个人本国所得都相应增加，这必然要相应加强直接税诸如个人所得税在税种结构中的地位，并发挥其对国民收入的调节作用。对此，我们必须认真研究WTO原则对我国个人所得税制的影响，特别是有关税收管辖权的选择、居民标准的确定以及如何妥善处理国民待遇和涉外税收优惠之间的关系等等。
总之，在经济全球化、市场化的今天，我们要制定出既能体现税收国际化，又有利于维护我国经济权益和经济发展，较为科学、合理、完善的个人所得税制。
参考文献
（1） 杨崇春《有关完善个人所得税的几个问题》，《税务研究》2001年第9期。
（2）吴小海《我国个人所得税制的目标定位及政策设计》，《税务研究》2001年第9期。
篇4：浅论企业所得税制和个人所得税制的衔接
本文所说的所得税制的衔接指的是企业所得税制和个人所得税制的衔接问题，这种衔接并非要求企业所得税制与个人所得税制在形式上统一为一部法律，而是要求二者在职能上更好地衔接配合，避免或减少这方面的冲突。在笔者看来，所得税制的衔接问题源于所得税的收入再分配职能。理由如下：从所得税的职能来看，所得税是国家组织财政收入的重要手段之一，除此之外还担负着宏观调控的职能，主要体现在资源配置、调节经济周期和收入再分配三个方面。在所得税的上述功能中，组织财政收入是各种税收的共同功能，其重要性由其收入额在全部税收收入中所占的比重决定。在宏观调控职能中，资源配置的职能主要由其他税种担当，所得税被誉为经济运行的“自动稳定器”，除此之外还可以作为“审慎的财政政策”的一部分，以短期的税率调整（包括名义税率的调整和以其他方法进行的实际税率的调整）对经济运行周期进行调节。但是，这种职能的发挥主要与所得税的总量有关，而不是与所得税的结构有关，因此，也不应成为所得税制衔接问题的关键。与之相反，所得税的收入再分配职能的实现则与所得税的结构有密切的关系，因而，也就成为了所得税制衔接问题的关键所在。当前我国存在的所得税税收流失问题即与此有密切的联系，而本文即以此为重点就所得税制衔接问题进行论述，提出一些看法，并希望能够对收入再分配，特别是对杜绝或减轻利用所得税制的漏洞避税的研究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一、关于利用所得税制的漏洞进行避税的问题
所得额与所得税额会出现不相称的情况，其中的原因是多方面的，而所得税制规定中存在的漏洞是其中的重要原因之一。这方面的问题主要体现在：（1）许多企业的所有者和工作人员将企业的资金用于个人或集体的福利乃至于生活开销，这样，其生活需求（在经济学上被称为“效用”）的满足中有一部分是不依赖于个人收入的。而这一部分开销依照我国当前的企业所得税制是要被列入企业经营成本的，因此，这些开销不属于企业所得税的税基部分，而这些人虽然享受了实际的利益，但因为没有采用货币化的形式，依照我国目前的个人所得税制也无须缴纳个人所得税。由此不难看出，许多拥有大量资产的人之所以能够不分红也不领取高工资并非由于他们能够“安贫乐道”，而是由于他们有办法通过法律的漏洞在避免缴纳所得税的同时享受到高品质的生活。同时应当注意的是，这种实际利益的获取还存在着多和少的差别，同时，也不仅仅存在于企业。加上以非货币形式存在的实际利益，收入的不均等性有可能会进一步扩大。（2）许多企业年终不分红或很少分红，这样，虽然股东持有的股份已经增值，但在通过市场交易变现之前，并不能对其征收个人所得税，其实际效果相当于为股东提供了一笔无息贷款，并且这样的时间利益是与股东所持股份的数量成正比的，这也是收入的不均等进一步扩大的一个因素。
二、关于所得税的分工
有学者提出，企业所得税与个人所得税在调控过程中应当有所分工，企业所得税应当以效率为先，而个人所得税则应当以公平为先，在所得税体系内部，收入的分配职能应当主要由个人所得税来承担。笔者同意这种看法。原因是所得税是以所得额为依据征税的，而企业的所得额不是衡量收入均等化的有效尺度。个人来自于企业利润的所得既与企业的所得额有关，也与其持有的股份占企业股份的比例有关，一家企业的所得额也许是惊人的，但其股权可能是分散在成千上万的股东手中，而一家所得额相对较小的企业其股权却可能是高度集中的。同时，在一家企业的内部，股东之间持有股份的比例也可能十分悬殊。因此，如果对企业所得依据其数额的大小来按累进税率征收所得税事实上是不科学的，这样做会使那些持有获利丰厚的企业的.小额股份的股东承受偏重的税收负担而使那些在获利较少的企业中持有大量股份的股东享受不合理的税收利益。与之不同的是个人所得税，由于直接以个人所得为征税对象，可以有效识别个人的纳税能力，对其采用累进税率可以有效地达到收入再分配的目的。
三、企业所得税制与个人所得税制衔接的具体措施
（一）征收适度的企业所得税
这里“适度”的权衡主要应考虑以下几个因素：（1）税收调控作用的发挥是在发挥组织财政收入职能的基础上实现的，后者是税收的第一任务，考虑企业所得税收入在全部税收收入中占有重要的比重，其税率不能过低。（2）企业所得税对于股东以不分红的手段来延期纳税所造成的消极影响有一定的纠正作用，而这种作用的发挥是与其税率成正比的，这也是企业所得税税率不能过低的原因之一。（3）来自于企业所得的累积税负应与其它类型所得的税负大体相当，因此，企业所得税的税率又不能过高。由于这些因素之间存在一些矛盾，如何求得均衡就成为一个具有挑战性的问题。值得注意的是，如果能够较好地实现个人所得税收入总量的增加和税负分配的合理化，则这种均衡的实现会相对容易一些。因为在这种情况下，企业所得税的税率不能过低的原因就得到了弱化。 （二）扩大个人所得税的税基
目前，我国的个人所得税制中规定的来自于企业利润的个人所得只涉及货币形式的所得，导致了上述提到的那种以实物分配和其它福利形式避税情况的发生。针对类似的情况，国外学者提出了“企业内部消费”的概念，认为这种“企业内部消费”实际上同个人的货币收入一样有助于提高个人的福利，因此应当对其征税。与之相对应，还提出了“家庭内部生产”，认为以家庭内部生产来替代直接的购买，免去了商品生产所导致的税收，因而，也应当对其征税。笔者以为，“企业内部消费”行为确实在较大程度上导致了税收的流失，并加大了个人收入的差距，因而，有必要将超过一定限度的“企业内部消费”列入个人所得税的税基，同时，为了公平起见，机关、事业性单位等存在的类似现象也应以相同的标准对待。在“家庭内部生产”是否应当列入个人所得税税基的问题上，笔者持否定态度，理由是除了心理因素和社会传统外还包括难于精确计算和征税成本过高。
（三）对个人所得实行综合课税，并作生计扣除
由于企业所得税应以比例税的形式计征，对于不同的股东采取相同的税率必然使其在实际上具有一定的累退性，而在个人所得税阶段进行综合课税并进行生计扣除可以使这种事实上的累退性在一定程度上得到纠正。这样，可以较好地兼顾到一部分实际收入并不高的股东的利益，使所得税收入再分配的职能得以强化，从而缩小调整后的收入差距。
（四）对重复征税加以调整
①二是“以欧洲国家为代表的整体制模式，它以‘法人虚拟说’为基础，认为应当把公司和股东作为一个整体来加以考虑。为此，这些国家采取了多种措施来尽量缓解或消除双重征税”。由以上两种做法可以看出不同的国家基于不同的理论在税法上做出了不同的规定。具体到我国，与之相对应的企业所得税的法律制度应当采取何种方式呢？笔者以为，应当采取一种将分劈税率制与归集抵免法相结合的设计。具体方法是：在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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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得税阶段，采取分劈税率制，即对留利部分和分红部分采取不同的税率，前者较高而后者较低，在个人所得税阶段采取归集抵免法，用已经缴纳的企业所得税的一部分抵免个人所得税中的一部分。之所以作出这样的法律制度设计的原因是：（1）这样的设计有助于减轻股东以不进行年终分红的方法来延期纳税，获取时间利益。（2）这样的设计可以使股东的累积负担不至于过重。当然，这种设计也有其不足之处：采取分劈税率制的税率差是难以准确把握的。但是，有一条基本的原则可以遵循，那就是要与股东所能获得的时间利益大致相当，如果税率差过大，则会导致企业积累过少，不利于企业的发展；反之，则不能实现该法律制度设计的目的。参考文献
（1）张守文著《税法原理》，北京大学出版社版。
（2）张志超编著《现代财政学原理》，南开大学出版社19版。
（3） 沈玉平著《所得税调节作用与政策选择》，中国税务出版社1999年版。
（4）（英）安东尼。B.阿特金森、（美）约瑟夫。E.斯蒂格里茨著，蔡江南、许斌、邹华明译《公共经济学》，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5）（美）理查德。A.波斯纳著，蒋兆康、林毅夫译《法律的经济分析》，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版。
（6）齐中熙《“个税”调整 箭在弦上》，《望》20第36期。
① 参见张守文《税法原理》第220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出版。
② 参见张守文《税法原理》第221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出
篇5：金融业税制论文
金融业税制论文
一、我国现行金融业税制存在的问题
(一)税负偏高
1．流转税负担。用来分析和评价对经济增长起到明显作用的其中一个税种就是流转税。然而，企业税收负担的关键在于，无论企业有无利润，都需要交纳增值税等相关的流转税。究其原因，还是与我国采取的税收制度有密切的关系，而这种体系恰恰是以流转税作为重点税种。目前营业税是中国金融业流转税中的主体税负。尽管1994年以来我国的营业税历经数次改革，但目前金融业流转税制仍然不是很完善，很多企业，还未来得及享受国家的税收优惠政策，便已经消失，其主要原因如下:
(1)税负偏高。
①营业税。对于金融业来说，营业税还是其纳税的主要税种。从起，经国务院批准，我国金融保险业的营业税税率从20起，将原有的8%的营业税税率，每年下调一个百分点，直到为止下调到5%。但下调后的营业税税率还是要高于我国国内其他行业的税率，尤其是同样为经营银行业务的邮政储蓄，按“邮电通信业”税率3%征收税率。这样就导致金融银行保险业的税负要比邮政储蓄的税负高很多。
②印花税。对金融行业所拥有的资产也要收取相应的印花税。尽管我国目前的印花税税率比较低，但也会构成一定的税收负担。对于海外的一些其他国家，采取的大多都是减少营业税的收取或者是征收一些低税率的相关税种，以此来减少对其国内金融业发展所带来的负面影响。
(2)重复征税。由于我国实行的流转税制度是增值税与营业税并行的税收制度，对金融业实施营业税制，而对工商、制造等行业实行的是增值税制，因此流转税制并未统一。我国对提供劳务的'企业以收取营业税为主，对销售货物企业以收取增值税为主。而对于主要从事经营活动需缴营业税的企业来说，所购进的项目已缴纳的增值税不能得到抵扣，而且增值税是按17%的税率进行征收，这就更加重了金融行业在税收方面的负担。
2．企业所得税负担
(1)我国法定的企业所得税税率偏高。目前，我国对于居民企业的征收税率为25%。对于我国的金融企业来说也和其他类型的企业一样缴纳同税率的企业所得税，尤其是对于证券交易征税也是按照统一的普遍所得来征收。虽然我国的税率略低于一些经济发达的国家，但是仍然高于俄罗斯、新加坡等经济发展中国家或新兴工业国家。与此同时，中国对运输和邮政等企业单位推出相应的优惠政策正在逐步地实施，但实际我国的金融类企业和其他类企业相同都缴纳企业所得税。这种税率在金融业方面反映较高。
(2)企业所得税的税前扣除项目限制比较多。根据我国现在实行的所得税的相关税收制度来看，对于一些支出的项目的规定还过于严格。比如:对于银行业的坏账准备金提取的税务处理是按照规定对坏账准备资产的期末余额以百分之一的比率进行计提，对这部分计提的资金是可以在缴纳企业所得税前进行减除。而对于金融企业的坏账核销来说符合规定的部分，应该先冲减已经扣除过的坏账准备金，也就是之前计提的资金。在缴纳企业所得税之前是允许其对不能被冲减掉的部分来扣除的。当前中国的金融行业还存在着较大的经营风险，而对于这部分坏账核销来说，若能及时地进行核销，才能有效地保障中国目前金融市场的抗风险的能力。必须在逾期满三年才可以计入呆滞贷款，即作为坏账来进行核销。这样的规定在操作上给企业带来了不便。如果钱款收回，而且这一部分已经冲销，就要将其计入应纳税所得额。
(二)税制不合理
1．金融税制覆盖面窄。
(1)我国征收营业税的领域并没有将部分金融企业之间所形成的往来业务或者收益纳入到征税范围中。随着中国金融业的不断进步，金融范围内的一些业务如:银行之间相同体系内的联合性质的合作、银行与银行之间的拆借业务以及所需要资金流动的业务也在日益增多。目前，由于营业税的征收领域还未将该部分资金流动加入到其范围之内，所以金融业的相关企业就有了一定的空间来避税。
(2)对于一些金融企业中进行租赁业务的公司所实行的税收政策不够完善，应享有相应优惠政策的企业并未享受其应有的政策，比如一些进行融资租赁类的企业其具备投资性质;如果企业想要对不动产进行再次回租，也要缴纳营业税，这样的重复操作也加大了税收负担。
2．金融税制重复征税严重。严重的重复征税导致了我国金融业税制不合理。不但体现在依据全部营业额来收取营业税出现的两次收取税费所产生的税收压力，而且还体现在:
(1)再次对不动产进行回租的企业需要缴纳两次营业税;
(2)金融类企业在扣除相应的企业所得税后所获得的净利润，在股东以其他形式获得利润分配时，其个人所得税还应由其利润获得者缴纳。同时对于支付给职工的劳务报酬及薪金工资，我国个人所得税法也对个人又一次征收了个人所得税。我国的金融类的企业双重税收包袱多数由这些重复性的征税引起，与此同时，这也使我国企业的革新及发展受到了严重的阻碍。
3．税制不规范，存在不合理的差别待遇。从营业税的税制来看，在新型金融业务的税收政策上，每个国家都会对相关业务进行扶持，然而在我们国家，对该项新型业务所进行的扶持优惠政策基本属于欠缺项目。从而导致了中国在金融产业的离岸业务受到了严重的阻碍。
二、深化改革，推动金融业税制改革
(一)稳定税负
1．降低营业税税负。在我国未来的金融机构发展过程当中，还应进而降低我国金融业税率，比如营业税，用这样的方式来减轻我国金融行业所承担的税收负担，更好地体现我国金融业在国际金融业上的竞争力，使其能够达到与建筑行业、交通运输行业等税率一致的标准。可以采取逐步降低的措施。
2．对金融业之间往来业务征收营业税。这不仅有利于维护统一性的税收政策，提高银行业资金的利用效率，还有利于对偷逃税款的漏洞进行有效防治，也有利于内资与外资金融企业的税负公平。
3．调整金融租赁业营业税政策。在一些特殊行业中的税收政策应当进行相应改变和革新，例如针对回租行业的相关特点，我国税收监管部门应根据其行业的特殊情况进行改变，以使其重复性征税的局面得到改善;针对那些通过融资的方式进行租赁业务且具备投资性质的企业，要使其享受到等同于固定资产投资时所享受的有关税收优惠政策。
(二)优化税制，加强征管
1．对金融衍生品征税。我国可以在相应的税种中(比如营业税、增值税等税种)，确立金融衍生品的相关涉税的税目。根据其产品的性质和特点，来确定其具体的征税对象、税率、适用税目、计征的方式，并设置相应的低税、免税等税收优惠政策。
2．对投资者买卖证券所获得的价差收益进行征税。目前，中国证券市场还处于非规范化阶段，证券市场上仍然有很多不规范的甚至是违规行为的存在，税收的征管水平还处于较低的水平，要对我国证券市场征收资本利得税时机尚不成熟。在我国证券市场不断发展的同时，现应选择适当时机对资本利得税进行收取。
3．进一步推进增值税改革，简化相关税率。，我国已将部分现代服务业和交通运输业的“营改增”试点推向了全国，邮政业和铁路运输业也于1月1日被正式纳入了范畴。这样看来，金融业“营改增”的步伐已渐行渐近。要适时推进我国金融业的增值税改革。可以分三个阶段进行，首先是在金融业“营改增”政策出台之前，要全面分析其对金融机构各方面的影响，做出前瞻性的预测，制定全面细化的实施方案;其次，在金融行业的“营改增”的政策出台后，做好各项准备工作;最后，对正式实施之后的跟踪工作的运行情况，进行进一步的审核。
4．加强税收征管。目前我国金融业的纳税现状是税收负担严重，如果想对这一现状进行改善，就要对税收制度进行完善，制定严格的征管制度，更好地防止税收征管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可按如下方案执行:
(1)抓好分类管理的落实;
(2)加强金融类行业所得税相关税前的扣除项目的管理;
(3)加强金融类行业计税收入的管理;
(4)加强中国对金融类行业在网络交易当中征收税费时所生成的征收管理体系的建设，控制国家金融行业税收的流失等。
篇6：房地产税制论文
房地产税制论文
一、国外房地产税制比较
（一）德国房地产税制
1.征税对象和纳税人。德国是土地私有制国家，对拥有土地的自然人、法人征收土地税；对用于出售的房地产征收房地产税和不动产交易税。纳税人为土地所有者及房屋所有者。
2.计税依据和税率。土地税计税依据土地登记的状态和价值确定，一年一缴；房地产税按照用于出售的房地产评估价值的1%至5%征收；不动产交易税按照房地产交易价格的2%至3.5%征收。其中，对土地和房地产价值的评估设立独立的评估机构，并实行“指导价”制度，只允许土地和房地产价格在“指导价”的合理区间浮动。
3.税收优惠政策。德国房地产税对居民住宅与其他买卖和经营性质的土地、房屋实行区别对待政策，对自有自住的房屋不缴纳房地产税，只缴纳房屋所在的土地税；对参加住房储蓄的纳税人给予奖励；对自建房和购房的纳税人提供个人所得税优惠政策。
4.税收调控政策。为抑制房价上涨，德国通过税收手段加大不动产交易成本，对不动产的买卖除了征收土地税、房地产税和不动产交易税外，还征收15%的不动产买卖差价盈利税；起用于出租的不动产，对租金收入征收25%的资本利得税。
（二）新加坡房地产税制
1.征税对象和纳税人。新加坡对所有房地产均征收物业税，物业税属于一般财产税，征税对象主要是土地、房屋以及其他建筑物等不动产，纳税人是土地、房屋以及其他建筑物等不动产的所有人。
2.计税依据和税率。新加坡房地产的计税依据为房屋年价值，房屋年价值用年租金来衡量，由国内税务局对房地产年租金进行综合评估，对自住型房地产征收4%的物业税，对其他类型房地产征收10%的物业税。
3.税收优惠政策。一是不同类型的房地产采取不同的税率，对购买自住型、小户型房地产的纳税人实行较低的税率，对投资性质以及改善型的购房人采取较高的税率；二是采取累进制税率，对富人征收更多的税收，起，对于房地产年价值低于6千新元的房地产免征物业税，对年价值在6千至2.4万新元的只征收高出部分的4%，对年价值超过2.4万新元的`征收高出部分的6%。
4.税收调控政策。新加坡政府为控制高房价，对超过100平方米的房地产征收更高倍的土地出让金和物业税。
二、国外房地产税制的经验借鉴
（一）房地产税制体系完整，征税对象范围广
对房地产取得、保有和转让环节都设有相应税种，且以保有环节的税收为主，对保有环节征收较高的税收能够有效避免房屋空置，提高房屋、土地的流动性及使用效率，同时鼓励住房人购买小面积房屋。征税对象包括自然人、法人拥有的各种类型的房地产，由于房地产税收征收范围广、税源稳定，房地产税收在地方政府税收收入中占有重要的地位，是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之一，如美国，房地产税收占地方财政收入的50%以上。
（二）计税依据明确，税率设置灵活
房地产税的计税依据较为统一，有独立的机构对房地产价值进行评估，按照房地产评估价值征收房地产税，评估价值随着经济增长而提高，相应税收也会增加，起到自动调节房地产价格的作用，也更加客观、公正。税率设置层次丰富，通过设置不同的税率，使低收入者、购买自住型住房者、小面积住房者纳税更少，高收入者、购买投资性住房者、“豪宅”购买者等纳税更多。
（三）房地产税收征收管理制度较为完善
一是建立了房地产产权登记制度，健全的房地产产权登记和公开查阅制度减少了房地产的私下交易，增强了房地产税制的有效性；二是完善的房地产评估制度，有独立的机构评估房地产价值，并具备标准化的房地产评估理论和方法，能够客观、公正地对房地产价值进行评估，如美国的财产管理处和财产评估办公室，新加坡的产业估价及核税处等。
（四）实行多项税收减免优惠政策
各国都设置了专门针对自住型购房者的税收优惠政策，鼓励自住型住房购买，如美国对自住型住房进行减免税，另外房地产税超过一定数额的纳税人可以从州政府得到相应的个人所得税抵免或现金补偿；德国对自有自住的房地产免征房地产税；新加坡对自住型房地产实行较低的税率。
三、我国房地产税制存在的问题
（一）房地产税收目标不明确
我国房地产税种类较多，而每个房地产税税种具有不同的政策目标，所以导致整个房地产税收体系的政策目标不明晰、不协调。现行的房地产税制存在的弊端，使得房地产税的调节作用难以发挥效果，而且，我国现行的房地产税种在法制上并不健全。
（二）征税范围狭窄，征税对象不完整
一是我国目前存在的房地产税、城镇土地使用税、土地增值税的征税范围为城市、县城、建制镇、工矿区，不包括农村，随着经济的发展，农村地区经济蓬勃发展，一些单位、个人到农村地区进行房地产投资进行合理避税，不利于发挥税收杠杆的调节作用；二是我国目前征收的房地产税主要是对个人经营性房地产征收，对个人自住房地产不征收，导致无法通过该项税收调控房地产价格、调节社会贫富差距等。
（三）保有环节税负轻，流转环节税负重
目前我国房地产税制存在轻保有、重流转的现象：一是在流转环节的税收种类较多，保有环节的税收种类少；二是在流转环节的税率高，保有环节的税率低。相关资料显示，针对城镇土地持有环节上所征收的土地使用税，最高只有30元/年平方米，而对于非经营性用房免征使用税。而我国对流转环节却征收高达30%-60%的增值税，这样不同环节的征税标准差距过大，会严重降低房地产税的调节效率。
（四）计税依据不合理
我国房地产税种繁多且存在多个征税标准，如面积、交易价格、投资总额、评估价格等名目都是计税依据和课税标准。征税标准不一，既增加了征收房地产税的难度，又降低了房地产税对市场的调节力度，违背了房地产税设置的初衷。这种房地产税计税依据存在的不合理性，也使得房地产税收收入增速房地产税制国际比较研究与房地产价格增速不同步。
（五）房地产税收征收管理制度不健全
一是不动产登记制度未正式落实，不利于房地产税相关税种设置，同时不利于加强税收征管力度；二是房地产价值评估制度不健全，缺少专门的机构进行房地产价值评估，现有的房地产评估机构、评估人员素质无法满足房地产税收征收管理需要。
四、完善我国房地产税制的政策建议
（一）扩大房地产税征收范围，使房地产税逐步
成为地方政府的稳定财政收入来源借鉴国际经验，我国房地产税的征税范围应扩大至所有国家、集体、个人拥有的各类不动产，包括农用土地、农村房地产、城镇居民房地产以及闲置的土地、房屋等，实现城乡税制一体化。房地产税是一项稳定的税源，应通过扩大税源基础，使房地产税逐步成为地方主体税种。
（二）简化房地产税种，防止重复征税，重点培育
房地产保有环节税收合理分配不动产税种在取得、保有和转让环节中的设置，降低转让环节的税收，提高土地流动性，刺激土地供给增加，重视不动产在取得和保有环节征税，通过增加对保有环节的征税，可以提高不动产的使用效率，降低房屋空置率。一是取消土地增值税，对土地增值的收益以保有环节税收征收；二是对契税实行差别化税率，调节不同收入群体、不同购房类型的征税标准；三是扩大房地产保有环节征税范围，对个人自住型房地产征收房产税。
（三）合理确定计税依据，灵活设计房地产税率
科学合理选择房地产税基，有效消除房地产税收不公现象。一是以房地产市场价值为基础征收房地产税，每年对房地产价值进行一次评估，避免以房地产原值征税带来的不公问题；二是以房屋的租金收益为基础征收房地产税，房屋租金每年进行一次评定，以更好地体现房地产升值因素。在房地产税率设计上，可以采取累进制，降低低收入者的税负水平，并赋予地方政府在一定范围调节税率的权利，由地方政府依据地方经济发展状况、居民购买力水平，以有利于地方房地产市场健康发展，有利于满足居民基本住房需求为原则，自主调节税率。
（四）建立健全房地产产权登记制度，完善房地产价值评估制度
我国房地产产权登记制度尚未执行，房地产市场存在私下交易而未进行登记的现象，不利于税务部门掌握房地产税源信息。因此，要建立健全房地产产权登记制度，对土地、房屋产权信息进行全面清查登记。同时，完善房地产评估制度，房地产评估价值是房地产税的计税依据，要制定房地产评估相关法律规定和操作规程，设立独立的房地产评估机构，培养房地产评估专业人才，建立公平、公正、公开的房地产评估制度，提高房地产税收征收管理水平。
篇7：浅谈生态税制研究论文
浅谈生态税制研究论文
[摘要]生态资源是人类赖以生存的物质条件，随着生态危机的频频发生，生态税制的研究已成为人们关注的话题。本文试着从制度经济学的视角，分析生态税制与现行税制的关系、生态税制的组成结构和功能等问题，加深对其产生的必要性理解。
[关键词]生态税制制度经济学税收制度
从凯恩斯主张政府干预经济以来，税收就成了政府宏观调控的重要手段。随着生态恶化,循环经济理论的发展,税制理论的研究视野得到再一次拓展。在这种大背景下，我国学者纷纷从生态保护的角度研究生态税制。但是,事物的多样性使得同一事物从不同的视角分析有着不同的内涵。本文试着从制度经济学的视角，来进一步认识生态税制，加深对其产生的必要性的理解。
一、生态税制和税收制度
新制度经济学认为，制度（institutions）是指约束人们的行为的规则体系，并可具体分为正式规则和非正式规则两部分。正式规则是指人们有意识制定的一系列政策法则，它是由权力机构来保证实施的，如法律、法令、合同、章程等。非正式规则是人们在长期交往中无意识形成的，具有持久的生命力，并构成代代相传的文化的一部分，主要包括价值观念、伦理道德、社会习惯和意识形态等。那么，可以说生态制度就是人类针对生态需求的无节制和伦理缺失，而导致在生态需求大于生态供给的情况下，将生态因素引进制度安排，形成的行为规则体系，它具体可分为生态正式规则和非正式规则两部分（见下图）。
可见，生态税制只是生态制度正式规则的一部分，它不仅具有传统税制的特性，还具有生态补偿功能；它是依据税收是否具有生态性的标准进行划分后形成的一种税收制度，并不是一个独立的税种；它也不是取代现行税制的一种新税制。例如，燃油税按课税对象的不同，它属于流转税制；按税收是否具有生态性，它又属于生态税制。因此，生态税制设计的真正意义不在于取代原有税制，而是要将生态保护原则纳入原有税制的基本原则之内，贯彻于原有税制中的税种分类，并在各个税种的相互配合中体现出税制的生态性。这并非过于超前的设计，而是频频发生且日益加剧的各种生态危机，导致了这种税制设计的必要性和紧迫性。
二、生态税制产生的必要性思考
任何事物都不是凭空产生的，都有一个“源”。生态税制也不例外，那么生态税制是怎么产生的呢？我们不妨从制度经济学的视角来思考一下。
现代社会中的生态问题涉及到两个方面：一是人和生态的关系:二是人类之间的关系。人和生态的关系表现为人和生态的冲突和互动;人类之间的关系表现为使用和分配生态资源时的冲突和互动。最重要的是，一旦人类在使用生态资源出现紧张时，就会导致人和生态资源之间的紧张。例如，我国北方地区缺水的原因更多的是当地企业、工业污染和居民的不合理用水，导致了人和水资源的紧张。相应地，解决生态危机的方法通常有两个方面：一是工程治理，就是通过建造一些生态工程如自然保护区、“南水北调”等来改变人和生态的关系；另一就是建立制度，规范人们行为，达到生态资源的合理配置。可见，前者涉及技术，后者涉及制度，而技术的发展是离不开制度环境的。
科斯认为，只要在交易费用为正的情况下制度更重要。制度是一个在长期的博弈过程中，利益各方达到一致的方案，它应该考虑到各方的利益而不是一方的利益。在今天，“利益各方”不仅包括人，而且包括生态。生态资源是一种特殊的公共物品，它的消费不仅具有明显的外部性，还直接关系到人类赖以生存的物质基础，这就决定了其必须由政府来干预供给。税收又是政府干预经济，配置资源的重要手段。因此，从这种意义上说，生态税制的产生就不可避免了。
此外，制度变迁就是从效益较低的制度到效益较高的制度的转变。制度的效益是针对一定的制度环境而言的，当制度环境发生变化，制度的变迁就不可避免了。凡勃伦认为：“制度必须随着环境的变化而变化，因为就其性质而言，它就是对这类环境引起的刺激发生反应的一种习惯方式。而这些制度的发展也就是社会的发展。今天的制度，也就是当前公认的生活方式。”那么，生态资源消费的“免费搭便车”和“公共地悲剧”的普遍存在，与生态资源天然供给的不足，造就了当前的税制环境，而税制环境的变化就要求税制的再次变迁。因此，生态税制的产生也是税制变迁的必然要求。
三、生态税制的制度观
1.生态资源产权分析。生态资源不仅具有不可再生的特性，更重要的是具有一般公共物品的特征。因此，它应该是一种公共产权，不同于私人产权，确切的说，是国有产权即由国家所拥有，由政府及其代理人来行使的产权。
德姆塞茨认为，公共产权存在巨大的外部性问题。首先，公共产权往往过分强调当代人的索取权，赋予其超过经济要求的权重。其次，公共产权条件下，外部性问题向内部转化的交易成本较大:一是所有者数量的增加，增大内部化的成本；二是没有明确的产权主体，使得责任很难追究。柯武刚和史漫飞也特别强调，“产权并非物质对象，而是一些在社会中受到广泛尊重的权利和义务”。因此,政府作为公共产权的代理人，就有必要去履行其应尽的义务，采取必要措施解决生态资源产权外部性问题。那么，作为政府宏观调控的重要手段——税收制度，将维护政府自身产权的任务——保护生态资源纳入税制也就成为天经地义的事了。
2.生态税制的正式规则与非正式规则。简单地说，生态税制是约束人们过度消费生态资源的规则体系。它作为社会“规则”的一部分，当然也就有正式规则与非正式规则之分。其正式规则就是现行税制中具有生态功能的税收和税法等内容，其非正式规则应锁定在生态税制的价值观念、纳税意识等内容，它表明人们对税收生态性的认识程度，决定人们在一定时期对税收具有生态性的遵从心理和遵从程度。制度经济学认为，制度的正式规则是在非正式规则的基础上形成的，非正式规则是正式规则有效实施的环境条件，有效运作的土壤。正式规则只有在社会认可，即与非正式规则相容的情况下，才能发挥作用。在实际社会经济生活中，正式规则与非正式规则对经济发展的“共同影响”是很难分割开的。
因此，生态税制的构建过程中不能仅仅重视生态税制的先进性，集中在生态税制正式规则的设计制定上，还要考虑生态税制非正式规则的现实状态，即当前人们对税制具有生态性的认识和包容度。只有恰当协调好生态税制的正式规则与非正式规则的关系，才能使通过法律形式建立起来的生态税制达到预期的目标。
3.生态税制的制度功能。新制度经济学认为，制度都是具有一定功能的，制度的功能就是为个人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行为提供一个框架结构和约束规则。舒尔茨认为，制度的基本功能是为经济活动提供便利和服务，每一种制度都有其特定的功能，因而具有特殊的经济价值。所以生态税制应当具有功能，并且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1)提供激励机制。人与自然的'和谐需要依靠生态技术的变迁。而技术的变迁与制度的创新有很大关系，制度的创新会导致技术的进步。同理，生态税制也会激励社会生态技术的发展。没有生态税制对企业超标排污的限制，就没有企业主动提高生产技术的动机，更没有生态技术推广和应用的市场，最终发明和创造该技术的组织或人得不到相当物资的激励，失去进步发明创造生态技术的动力。
(2)降低生态交易费用。交易费用是不同于生产费用，它的产生与人或经济组织的有限理性和机会主义行为是分不开的。例如，污染河流的造纸厂对附近的村庄农田种植产生了影响，当没有生态税制介入调解时，个别农民的有限理性使得双方达成谈判协调的可能性很小，即使达成合约，造纸厂的投机行为使得履行合约的风险加大，最终增加了生态交易费用。因此，在一定程度上，生态税制能有效地降低生态营销的不确定性，抑制经济组织的投机行为，从而降低生态交易费用。
(3)有利于外部性的内部化。确立有效率的经济组织具有生态性，是生态和经济和谐发展的关键。但是，经济组织往往都是理性的，其追求最大利润的机会主义行为使得私人收益率与社会收益率不等，产生外部性。例如，一个造纸厂为使经济利润最大化，将造纸过程的污染废弃物排放到就近的河流中，使得其收益是以损害社会收益为代价的。当税制的生态性明确了生态资源的产权，对经济组织的非生态行为开征高税，才能使经济组织在有效率的前提下，将生态因素纳入自身生产成本的核算，最终达到经济组织的私人收益率接近社会收益率，将外部性内部化。
(4)带来额外的经济效益。尽管理论上要求税制设计要保持“中性原则”，但是在现实经济生活中税制中性只是一种理想罢了，其对私人经济决策产生逆向扭曲已是司空见惯。例如，所得税在一定程度上打击了人们工作的积极性，使人们过多选择休闲代替工作。但是，生态税制不仅回避税制的非中性问题，还带来额外的经济效益。
首先，生态税制对具有外部边际成本的私人行为或产品课征的矫正性税收，不仅增加了财政收入，还有效地限制私人对生态资源的过度消费。
其次，可以确保在财政收入稳定前提下，适当降低其他具有明显非中性税种的税率。
第三，鼓励私人的环保行为，在增加社会就业的同时也有效保护了生态资源的持续开发利用。
篇8：国际房地产税制论文
国际房地产税制论文
1境外房地产税制概况
1．1日本的房地产税
日本对土地所课征的税种有地价税、特别土地所有税，对土地、房屋合并征税的有固定资产税、不动产购置税和城市规划税。其中，地价税属国税，固定资产税属都道府县税，特别土地所有税、不动产购置税和城市规划税属市町村税。
（1）地价税。地价税的纳税人为拥有日本国内土地及租地权的个人与法人。课税对象为个人与法人所拥有的土地及土地权力。税法规定，每个纳税人每年对其1月1日所有的土地承担纳税义务，地价税的计税依据为土地的评估金额，税率为比例税率，现行税率为0．15％。地价税还按金额和面积比例设定的两种起征点，即定额起征点和面积比例起征点。
（2）特别土地所有税。特别土地所有税设置了较高的起征点，只对较大规模的土地所有者课税。课税对象为土地的所有和购置行为，计税依据为土地的购置价。特别土地所有税实行固定税率，土地所有的税率是1．4％，土地购置的税率是3％。为避免重复征税，在计算特别土地所有税时，要扣除与其性质相近的其他税种的纳税额。具体来讲就是：对土地所有者课征特别土地所有税时，扣除同年固定资产税的纳税额；对土地购置者课征特别土地所有税时，扣除该土地购置时已缴纳的不动产购置税额。
（3）固定资产税。固定资产税对个人或法人所有的固定资产课税，包括土地、房屋和折旧资产。其计税依据为各市町村《固定资产登记册》中所列示的应税财产的评估价值，该评估价值原则上用时价（即当地同期买卖价格）来计算固定资产的价值。评估价值每三年重估一次，纳税人对评估价值有异议的可以向固定资产评估委员会提出申诉。住宅用地计税依据实行按评估价值扣除一定比例的制度。固定资产税标准税率为1．4％，限制税率为2．1％，超过1．7％时自治省有权下调。固定资产税对土地、房屋和折旧资产分别设置了起征点，对新建住宅可以适当减免。
（4）不动产购置税。不动产购置税对购置和改扩建土地、房屋的个人和法人课税，其计税依据为固定资产课税台账所记载的评估价值，而且符合一定条件时可以从计税依据中扣除一定金额。不动产购置税实行比例税率，标准税率为4％，住宅购置为3％，对土地，新建、扩建的房屋以及其他房屋也分别规定了起征点。
（5）城市规划税。城市规划税的纳税人、计税依据、缴纳方法等与固定资产税相同，通常与固定资产税一并征收。不同之处在于：城市规划税不对折旧资产课税；对住宅用地的.计税依据所设置的扣除比例也不同于固定资产税；税率上规定了0．3％的限制税率；对新建住宅不进行税额减免。
1．2加拿大的房产税制度
加拿大对土地、房屋的所有者课征房地产税，对不动产的占用者征收营业财产税。各省对房地产税的征收方式、税基、估价、税率及税收优惠都作了规定。房地产税和营业财产税的税基由两个部分组成，一部分是土地，一部分是建筑物和其他不动产。税基由政府评估，政府估价一般采用市场评估法。为了降低评估误差，各省都成立了专门的集中评估机构，并制定出评估手册来指导评估师的工作。同时，绝大多数省都通过立法来保证评估师调查和取得必要信息的权力，当事人必须配合评估师的工作。各省税率主要依据各个地方政府的收支情况确定，全国甚至全省都没有统一的税率。加拿大房地产税的税收优惠与美国类似，主要依据房地产的用途和所有者确定减免。
1．3香港的房产税制度
在香港，房产税又称为物业税。香港物业税对土地及建筑物的所有者和占用者均课税，主要是对业主来自物业的租金收入征税，没有租金收入则不需要缴纳物业税。物业税的税率为15％左右，业主必须把所拥有的全部物业填报在综合报税表中，接受税务机关评税，再根据评税通知书列明的时间和税额缴纳税款。香港物业税的免税项目主要有：由业主支付的差饷（即物业管理费）；来自物业的租金收入，但在该课税年度内无法收取；作为支付修理费及其它开支费用20％的免税额，该扣除额与实际开支数目大小无关，统一按20％扣除。
2国外关于房产税的做法对我国的启示
从国外房产税的概况及其比较可以看到，房产税是一个地方税种，由地方政府负责征收管理，它对土地、房产及其他建筑物的保有环节征税，按房地产的评估价值的一定比例计算应纳税额，由纳税人申报纳税。国外房产税的做法对我国房地产税制有以下启示：
2．1合理确定房产税税制要素
（1）纳税人。由于我国土地归国家所有，房产税的纳税人可以设定为拥有建筑物所有权及土地使用权的单位和个人。
（2）征税范围。建议将房产税的征收范围扩大到城市非经营性房地产和农村地区的房地产。同时，借鉴日本的做法，通过设置一个足够高的起征点，使城乡中低收入者不用负担房产税。
（3）计税依据。遵循国际惯例，房产税应以房地产的市场价值为计税依据。这里的市场价值即经过评估机构评估确定的评估价值。评估价值可以依据房地产的市场价值、重置价值或租金价值确定，不同的情况下依据不同的价值，比如，对商业用房采用市场价值或租金价值，对旧住宅采用重置价值。
（4）税率。房产税税率的设计有一个基本原则，即科学测算现行房地产相关税费的总体规模，使房产税的总体收入规模与之基本相当。在具体制定税率时，应该是由中央政府确定税率幅度，各个地方依据本地经济发展水平、房地产市场状况、纳税人的负担能力和地方政府收支情况等因素确定本地适用税率。同时还可以借鉴国外经验，对不同用途的房地产设置不同的税率。
（5）减免税。房产税的减免规定应该规范透明，体现国家重要的长期政策走向。建议房产税保留对国家和政府所拥有的房地产、外国领事馆房地产给予免税，对教育、文化、宗教、慈善等非营利性事业给予免税，对城乡居民住房设定起征点，对农业用地暂免征收房产税。已售住房因为已经预交了30~70年的土地出让金，可以考虑给予适当的税收优惠。
2．2建立房地产价值评估机制
房产税以房地产的市场价值为计税依据，这就要求我国建立完善的房地产评估机制。首先要制定与价值评估有关的评估方法、技术手段、操作程序、争议处理等法规，然后再设定专门的评估机构，配备专业的评估人员。在评估机构的设置上，建议我国借鉴加拿大的做法，由省级政府设置评估办公室，对市（县）一级政府的评估进行管理协调，或者由省级政府负责招标，在民间选定评估机构，市（县）级政府则具体负责辖区内的评估工作。对评估从业人员也要定期进行培训，并考核其执业能力。
2．3建立与不动产登记、评估有关的数据库
房地产价值评估需要用到大量的详尽的信息，建议我国借鉴美国、日本等的经验，建立房产登记制度。在对房地产信息进行登记时，要运用计算机技术对房地产信息进行及时的搜集、处理、存储和管理，从而更加方便快捷地获取有效的评估和征管资料。20xx年3月1日不动产登记条例终于开始实施。
2．4适当下放房产税的征管权限
从国际经验来看，房产税是地方税，其征管应该由地方政府负责，并把房产税逐渐培育成地方政府的一项重要收入来源。在我国现在的五级政府的框架下，省以下的省、地（市）、县、乡镇都叫地方，本文所说的地方与现在的地方还不完全一样，与国际上通常所讲的地方也不一致。只有在完成了“乡财县管”、“省管县”等改革将我国政府减少到中央、省、市（县）三级政府时，国外所说的地方才能对应到我国的市（县）一级，房产税才可以清晰的配在市（县）一级政府上。将房产税的征管权限下放到市（县）政府是因为房产税以不动产为征税对象，它几乎没有流动性，具有很强的稳定性，便于地方掌握。具体的下放的征管权限有具体税率的最终决定权、具体起征点的最终决定权以及对低收入者和缺乏收入来源的伤残者的减免规定等。
篇9：试论从税收公平角度看我国个人所得税制的全面
四、依公平原则改革我国个人所得税制的构想
在借鉴国际经验和立足国情的基础上,依据税收公平原则,按照“转变模式、调整税率、规范扣除、强化征管”的思路,对我国个人所得税制进行全面性改革,提高其公平性,充分发挥其调节功能,实现社会公平目标。
(一)转变税制模式,消除“先天性”公平缺失
在国际上,个人所得税的税制模式分为三种类型,即综合税制模式、分类税制模式和综合与分类相结合的税制模式(又称混合税制模式)。这三种模式各有优缺点,综合税制模式最具有公平税负的优势,但对相关征管条件和配套措施的要求很高;分类税制模式的公平性最差,但对征管约束条件相对宽松些;综合与分类相结合的税制模式能较好地兼具前两者的优点,既能在较大程度上体现税收公平原则,又能适应税收征管和配套约束条件不是很完备的税收环境。目前,除少数发达国家采用综合所得税制和少数发展中国家采用分类所得税制外,大多数国家都是实行分类与综合相结合的税制模式。
从现实国情看,经过十几年的个人所得税实践,我国很多公民的纳税观念得到明显增强,税收征管现代化水平有了很大提高,银行存款、房地产、汽车等实名登记制基本建立,个人(特别是高收入群体)收入监控体系初步建立。因此,当前我国应尽快为实行综合与分类相结合的个人所得税制创造征管条件。实际上,十六届三中全会的《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就已提出“改进个人所得税,实行综合和分类相结合的个人所得税制”这一改革目标。主要建议是:(1)对个人取得的普遍性、经常性所得实行综合征收办法,即将纳税人在一定时期内(通常为1年)的各种经常性所得,如工资、薪金、劳务报酬、生产经营性收入、财产租赁和财产转让所得等进行加总,减去法定减免额和其他扣除项目金额,就其余额按超额累进税率征收,以调节收入分配差距。(2)对个人取得的一次性、偶然性所得实行分类征收办法,即将个人的稿酬所得、特许权使用费所得、利息、股息、红利所得、偶然所得等,继续实行分类征收办法。
(二)调整税率结构,实现税收公平与效率的统一
税率结构设计的科学合理,是实现个人所得税公平与效率相统一的重要环节。从国外个人所得税制的发展趋势看,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各国纷纷按照“降低税率、简化税制、扩大税基”的原则进行税制改革,主要内容就是降低税率,减少累进档次。在对个人的综合所得进行课税时,各国采用的累进税率档次一般不超过6级,多数国家采用4级税率;个人所得税最高边际税率一般在35%至50%之间(如表3)。
根据我国现行个人所得税的税率结构、税负水平状况及改革的政策目标,建议改革后的个人综合课征所得采用5%一40%的5级超额累进税率(如表4)。与现行工薪所得累进税率相比,改革后的综合所得累进税率有四个主要变化: (1)将原5%～45%的9级超额累进税率简化为5%～40%的5级超额累进税率,减少了4个税率档次,降低了最高边际税率,有利于提高税收效率。(2)将原适用5%低税率的年应纳税所得额上限6000元大幅提高至24000元,壮大了适用5%低税率的低收入群体。(3)大幅度降低了中等收入群体所得额在60000元至120000元之间的税负水平(即由原边际税率20%降低至10%),有利于提高中等收入群体收人。(4)适当降低了所得额在120万元以上部分的最高边际税率(即由原45%降低至40%),这有利于调动最高收入群体进一步发展生产和扩大投资的积极性,有利于提高经济效率。总之,改革后的个人所得税税率结构和税负水平更趋公平合理,有利于充分发挥其调节功能,促进社会公平。同时,税率结构大大简化,有利于提高税收效率。
对于实行分类课征的各项所得,建议继续实行20%的比例税率。但是,为鼓励勤劳致富,抑制少数社会成员想“一夜暴富”的投机心态,对偶然所得一次收入畸高的,应实行加成征收。具体建议是:对偶然所得的应纳税所得额超过50万元至100万元的部分,依照规定计算应纳税额后再按应纳税额加征五成;超过100万元的部分,加征十成。所以,偶然所得实际上适用20%、30%、40%的3级超额累进税率(如表5),基本上是与改革后综合所得税率表(见表4)的第3至第5级税率相对应。这样,偶然所得与各类勤劳所得之间的税负趋于公平,有利于发挥个人所得税调节功能。
(三)规范费用扣除项目,体现量能负担原则
目前我国采用“一刀切”的费用扣除制度,没有充分考虑纳税人的家庭状况、健康状况等因素,根本无法体现量能负担原则。在转变税制模式后,应借鉴发达国家的成功经验,科学合理地设计费用扣除项目与扣除标准。主要思路如下:(1)对于个人综合课征所得项目,其费用扣除应包括两大类:第一类为成本费用扣除项目,即纳税人为获取收入而必须支付的直接有关的成本费用。各类所得项目的成本费用扣除方法如表6所示。第二类为生计费用扣除项目,即纳税人用于维持本人及家庭成员基本生活的各种费用。为操作简便且又体现量能负担原则,建议目前只考虑五种生计扣除,即基础扣除、配偶扣除、抚养扣除、特殊扣除和附加扣除,如表7所示。同时,为保证税收公平,建议全国实行统一的生计费用扣除标准。在税制运行一定时期后,视情况是否增加个人保险支出、医疗支出、家庭教育支出等费用扣除项目,以及基础扣除费用是否引进税收指数化方案等。(2)对于个人分类课征所得项目,其费用扣除标准可继续按现行税法规定执行。
(四)强化税收征管,实现税收管理公平
1 完善征管制度,实行代扣代缴和自行申报纳税并重的征管方式
进一步完善包括个人所得税代扣代缴、自行申报纳税等征管制度,明确代扣代缴单位的主要负责 人、财务部门负责人等有关人员的义务及应承担的法律责任,并提高征管制度的法律层次,增强其权威性,使代扣代缴和自行申报纳税落到实处。同时,为保证综合与分类相结合的所得税制顺利实施,不断增强公民自行申报纳税意识,减少国家税收流失,除应继续重视代扣代缴的征管方式外,还应重视和加强对个人自行申报纳税的管理,实行代扣代缴和自行申报纳税并重的征管办法。具体说,对于个人综合课征所得项目,采取每月(或每次)按预扣率预扣预缴、年终自行申报、汇算清缴、多退少补的征管办法;对于个人分类课征所得项目,采取每次按税率代扣代缴和年终自行申报的征管办法。
2 尽快建立严密的个人收入监控体系
税务部门应充分利用现代化征管手段,尽快建立严密的个人收入监控体系。这是实行综合与分类相结合的所得税制的关键环节。 (1)加快建立健全所有个人,特别是高收入行业和高收入群体的纳税档案建设步伐,强化纳税人税务登记号管理。可借鉴国外经验,以居民身份证号码或个人纳税编码为标识,按照“全国统一,一人一号”的原则,归集所有个人的基础信息、收入及纳税信息。税务机关根据所掌握的涉税信息,定期对代扣代缴义务人的扣缴申报情况和个人自行纳税申报的情况进行交叉稽核、分析评估。(2)尽快建立个人财产登记制度。将纳税人的财产、收入显性化,为税务机关掌握个人财产和收入信息创造有利条件。(3)加快税务部门与海关、银行、工商、出入境管理、公检法等部门之间的计算机联网,加强各部门之间的协作和资源共享。(4)通过银行管理体制改革,大力推进个人信用卡或支票结算制度,强化现金管理,从资金流上掌握税源变动情况。(5)应充分发挥新闻媒体、中介机构的监督作用,减少偷逃税现象。
3 建立个人诚信纳税档案,严厉惩处偷逃税行为
在大力做好税法宣传的基础上,应建立个人诚信纳税档案。这既可为税收监控提供重要信息,又可为建立社会信用体系提供可靠依据。同时,应加强税务部门与工商、银行、公检法等部门之间的密切配合,加大对偷逃税行为以及不依法代扣代缴单位和个人的稽查与处罚力度,增强公民自觉依法纳税意识,树立“纳税光荣、偷税可耻”的社会风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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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0：试论从税收公平角度看我国个人所得税制的全面
摘 要:公平原则是各国税制建立的基本出发点和基本原则。公平的个人所得税制将可以充分发挥其调节收入公平分配的独特功能。然而,由于在税制模式、税率结构、费用扣除和税收征管等方面的缺陷,导致我国现行个人所得税制的公平缺失非常严重。因此,必须对个人所得税制进行全面性改革,即通过转变税制模式、科学设计税率结构、合理规定费用扣除标准和完善税收征管等方面的改革,提高其公平性,以有效发挥其调节功能,实现社会公平目标。
关键词:税收公平;个人所得税;分类税制模式;混合税制模式;调节功能;公平分配
一、引言
近年来,党和政府高度重视社会公平问题,提出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目标,强调“要更加注重社会公平,加大调节收入分配的力度”。然而,由于转型期的一些制度不完善,导致我国收入分配差距呈不断扩大趋势,贫富差距正在逼近社会容忍的“红线”。从基尼系数看,我国自2000年起就已越过0.4的国际公认警戒线,目前学界普遍认为已达到0.47。从最高与最低收入群体的收入差距看,我国最高收入10%人群与最低收入10%人群的收入差距已从1988年的7.3倍上升至2007年的23倍。当前,如果我国不尽快遏制贫富悬殊和分配不公加剧的势头,则可能会危及经济社会的稳定健康发展,甚至出现社会动荡。因此,必须采取各种切实有效的措施,特别是要充分发挥个人所得税调节收入公平分配的独特功能,逐步缩小贫富差距,实现社会公平目标。
个人所得税调节功能的发挥程度,从根本上说取决于税制本身的公平性。所谓税收公平,是指国家征税要使各纳税人承受的负担与其经济状况相适应,并使各纳税人之间的负担水平保持均衡。一般说,它包括两个方面:一是税收横向公平。即纳税能力相同者应缴纳相同的税。二是税收纵向公平。即纳税能力不相同者应缴纳不同的税。税收公平与否,不仅直接影响到各经济主体之间的平等竞争和收入公平分配,而且也是保证税收制度正常运转的必要条件。所以,长期以来,公平原则已成为各国税制建立的基本原则。然而,由于现行个人所得税在税制模式、税率结构、费用扣除等方面的缺陷,导致其本身公平缺失非常严重,根本无法承担起遏制贫富差距扩大和公平收入分配的重任。正如着名经济学家张曙光所言:“个税没有体现公平,只是增加政府收人”。因此,依据税收公平原则,对个人所得税制进行全面改革,将是势在必行。
二、相关
从税收公平角度研究个人所得税制改革的文献已有很多,其主要观点可分为两大类。一是主张实行综合与分类相结合税制模式。这是十六届三中全会就已明确提出的税制改革目标,也是近年来大多数学者的观点。如,岳树民(2004)认为,应通过实行分类与综合相结合的课征制、调整税率设计、调整劳务报酬和稿酬等收入的税前扣除等措施,以体现个人所得税在公平收入分配方面的作用。徐蓉(2005)认为,现行个人所得税法在横向公平、纵向公平和社会公平方面存在问题,难以体现税收公平,并建议采用分类综合所得税制、减少超额累进税率档次、提高法定费用扣除标准等。杨卫华(2006)指出,现阶段我国个人所得税应以实现公平为主要目标,但现行“个税”的目标欠明确,制度不健全。因此,必须调整“个税”制度,包括实行分类综合所得税制、合理设计税率、适时调整费用扣除标准等措施,实现公平目标。董洪(2008)分析认为,由于实行分类所得税制、税率设计不合理、费用扣除标准有失公平、税收征管效率低下等因素,导致个人所得税制在公平方面的扭曲。他建议,实行综合为主、分类为辅的课征制,适当降低边际税率和减少累进档次,合理设计扣除费用,建立严密有效的征管机制。刘春明(2010)也认为,由于分类征收制、税率设计不完善、费用扣除标准不合理等因素,导致现行个人所得税税制要素缺乏公平,并建议实行分类与综合相结合的混合征收制,合理调整超额累进税率和确定费用扣除标准。二是主张实行综合税制模式。如,崔治文和杜延军(2005)认为,现行个人所得税无法衡量纳税人的纳税能力,税负水平和生计费用扣除存在不公平性。所以,应逐步改为以家庭为纳税人和以个人为纳税人的综合个人所得税征收模式,根据家庭结构确定生计费用,并适当调整税率。高凤勤(2010)也认为,现行个人所得税由于分类课征模式、税率设计不当、费用扣除标准和征管模式不合理等弊端,导致其逆向调节作用明显,难以实现分配正义目标。所以,应当构建交叉型课税模式(接近于综合型课税模式),以消除分类课征的弊端。
以上的研究成果对于我国个人所得税制的改革和完善,均具有一定的启发意义。然而,不难发现,它们提出的改革建议大都只是原则性的,非常笼统,可操作性不强。所以,本文将从税收公平的角度。对我国个人所得税制改革进行深入的探讨。
三、现行个人所得税制的公平缺失分析
现行个人所得税制是在1994年税改时建立起来的。经过十几年的不断发展,个人所得税在组织财政收入和调节收入公平分配方面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其收入占税收收入的比重已从1994年的1.4%快速提高到2009年的6.8%,成为我国税收体系中的第四大税种。通过2006年1月1日和2008年3月1日两次调高工资薪金所得费用扣除标准(前者是从800元调高至1600元,后者是从1600元调高至2000元),我国个人所得税在减轻中低收入阶层的税负、改善其收入的65%来自于工薪阶层的不公平状况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是,由于其自身公平缺失的严重性,导致这种小的“修补”改革根本无法有效“撬动”个人所得税调节收入公平分配的功能。
(一)分类税制模式导致个人所得税的“先天性”公平缺失,难以有效发挥其调节收入公平分配功能
我国个人所得税自1994年开征以来就是实行分类税制模式。这种模式与我国当时的特殊国情是相吻合的,主要表现在公民纳税观念相当淡薄、收入渠道较为单一、征管手段非常落后等。但是,随着十几年的经济快速发展和分配制度的调整,我国个人收入的来源和结构均发生了较大变化。在高收入群体的收入来源中,工资性收入的比重呈下降趋势,多数占其总收入的一半左右,甚至更低;而其他收入如经营性收入、财产性收入、第二第三职业收入等的比重呈上升趋势。在收入渠道多元化的情况下,分类税制模式无法对个人的全部或主要收入适用超额累进税率进行综合课征,从而导致个人所得税的横向与纵向“双向”公平缺失,难以有效发挥调节收入公平分配功能,甚至出现逆向调节作用。
1 个人所得税的横向公平缺失分析
在分项征税条件下,由于应税所得项目的来源不同、取得所得的次数不同,即使纳税人取得相同收入,也会导致纳税人之间的税负严重不平,违背了税收横向公平原则。如,假定甲、乙、丙、丁四人的全年所得额均为12万元,但其所得项目类别有差异(如表1)。从表中看出,尽管四个纳税人的
全年所得额完全相同,但他们所承担的所得税负却有天壤之别。其中,乙的所得来源相对分散,既有工薪所得,又有劳务报酬所得,税负最轻,而丁的所得为生产经营所得,其税负最重,分别比甲、乙、丙多缴税额为5850元、7050元和1350元。然而,在综合税制或混合税制模式下,四个纳税人的应纳税额往往是相同的。可见,现行税制模式有悖于税收横向公平原则,使个人所得税公平收入分配作用失效。
2 个人所得税的纵向公平缺失分析
在分项征税条件下,由于应税所得项目的来源不同、取得所得的次数不同,还可能会导致个人所得税的纵向公平缺失,对纳税人的收入分配产生逆向调节作用。如,假定甲只有劳务报酬收入,全年取得收入共20次,每次收入均为2000元,全年收入为40000元;乙只有工薪收入,每月工薪收入4500元,全年工薪收入54-000元。此时,甲全年应纳个人所得税额为4800元,而乙全年应纳税额仅为3000元,比甲少纳税1800元。显然,分类税制模式不利于贯彻“多得多征、少得少征”的税收公平原则,甚至使公平收入分配程度恶化。
(二)费用扣除制度欠合理,难以体现量能负担原则
费用扣除制度的合理化,不仅可以体现量能负担原则,而且能够鼬突税收的人文关怀精神。现行个人所得税是采用分次分项的定额扣除和定率扣除相结合的费用扣除制度。这种做法虽简便易行,特别是1994年税改初期,在税收征管手段比较落后,不能对税源进行有效监控的情况下,具有较强的可操作性。但是,这种过于简化的费用扣除制度存在明显的不合理性。
1 “一刀切”的费用扣除制度不能充分体现量能负担原则
目前我国的费用扣除制度没有考虑纳税人赡养家庭人口多寡、健康状况、小孩和老人等因素,而是采用“一刀切”的费用扣除标准,根本无法体现量能负担原则。如,假定甲和乙两个纳税人取得的收人数量、性质等条件完全相同,惟一不同的是两人的家庭状况。甲是四口之家的惟一劳动力,需供养老人、妻子和小孩;乙是三口之家的主要劳动力,妻子有一定的收入,两人共同供养小孩。在现行的费用扣除制度下,甲、乙两人的费用扣除额和应纳税额均完全相同,但是,他们的实际纳税能力却有较大的差别,乙的纳税能力要比甲大得多。此外,在分次分项扣除费用的情况下,很容易诱发纳税人“分解”收入、多次扣除费用等违法行为。如,假定甲、乙、丙三个纳税人取得劳务报酬所得均为6000元,同时,假定甲为一次性收入;乙为两次收入或能通过不法手段将其一次性所得“分解”为两次所得,即4000元和2000元;丙为三次收入或能通过不法手段将其“分解”为三次所得,即3000元、2000元和1000元(如表2)。按税法规定,甲可按20%的比率扣除费用1200元,应纳税额为960元;乙可定额扣除费用和应纳税额分别为1600元、880元;丙可定额扣除费用和应纳税额分别为2400元、720元。可见,三个纳税人的所得总额及性质均完全相同,仅仅因取得收入的次数不同而导致税负相差较大。这显然严重违背了税收公平原则,也很容易引诱纳税人违法犯罪。
2 部分应税所得项目的费用扣除标准偏低
在2006年和2008年两次调高工薪所得费用扣除标准之后,我国个人所得税工薪所得费用扣除标准严重偏低的不合理状况得到了较大程度的改善。然而,由于其他所得项目如劳务报酬所得的费用扣除标准在近十几年来均未作任何调整,结果又导致工薪所得与其他所得之间的税负严重不公。如,假定甲、乙两个纳税人每月的收入均为5000元,但是,前者收入为工薪所得,后者为一次性劳务报酬所得。根据税法规定,甲每月应纳税额325元,乙每月应纳税额800元,乙每月比甲多缴纳所得税475元。可见,同属于勤劳所得的两个纳税人之间的税负严重不公,加剧了收入分配矛盾。
(三)税率结构设计不合理,导致部分应税所得项目之间的税负严重不公
1 生产经营所得的税负明显高于工薪所得税负
在现行的税率结构中,个体工商户的生产经营所得和对企事业单位的承包经营、承租经营所得(包括个人独资企业和合伙企业的所得)是适用5%-35%的5级超额累进税率,而工薪所得适用5%-45%的9级超额累进税率。虽然后者的最高边际税率45%远高于前者35%,但实际上,前者的税负往往要远高于后者。如,对全年工薪所得为96000元(平均每月所得为8000元)的多数中产收入阶层来说,其年纳税额为9900元,适用最高税率为20%;而对全年生产经营所得为96000元的个体工商户来说,其年纳税额(费用扣除按表1中的方法)为13410元,适用最高税率为35%。可以看出,个体工商户的生产经营所得比工薪所得多缴纳税额3510元,适用的最高边际税率比工薪所得高出15%。实际上,现行企业所得税对年应纳税所得额为960000元的居民企业也只适用25%的基本税率。可见,这种不合理的税率结构导致纳税人之间的税负严重不公,具有明显的歧视“生产经营所得”之嫌,与当前我国鼓励“全民创业”的政策相悖。
2 勤劳所得的税负有时会远高于非勤劳所得的税负
现行税法对工薪所得和各类生产经营所得都是采用超额累进税率,对劳务报酬所得还有加成征税规定,但对利息、股息、红利、中奖等所得则实行20%的比例税率。在这种税率结构下,可能会造成勤劳所得的税负要远高于资本性收入或偶然所得的不合理状况,出现一种逆向调节作用。如某个人在购买彩票时中奖500万元,其所得适用20%的比例税率,应纳税额100万元,而具有相同所得(指全年所得)的个体工商户或取得工薪的纳税人,则适用的最高边际税率分别为35%和45%,应纳税额分别为147.235万元和205.47万元。可见,生产经营所得和工薪所得适用的最高边际税率分别比中奖所得高出15%和25%,应纳税额分别达到中奖所得者的1.47倍和2.05倍。这种勤劳所得的税负要远高于非勤劳所得税负的不合理税率结构,从根本上违背了税收立法精神。
(四)税收征管不力,导致个人所得税公平缺失加重
1 没有真正将自行申报纳税和代扣代缴制度落到实处
现行税法并没有强制要求所有纳税人都必须自行申报纳税,所以,主动申报纳税的个人非常少。而且,即使主动申报,其纳税申报质量也不高,瞒报、不报的情况相当普遍。对于代扣代缴制度,尽管1995年国家税务总局下发了《个人所得税代扣代缴暂行办法》,但作为一个部门性税收规章,其法律效力较低,加之对代扣代缴义务人所承担的法律责任规定不够明确,导致部分代扣代缴单位的领导不够重视,一些应税项目的代扣代缴责任难以落实,故意漏扣漏缴的现象屡见不鲜。这样,必然会造成纳税人之间的税负不公平。
2 未建立起严密的个人收入监控体系
近年来,税务部门逐步加强了对高收入群体的重点税源管理,推行了全员全额管理办法,初步建立了纳税人与扣缴义务人向税务机关双向申报制度。但是,这与严密的个人收入监控体系建设还有很大的差距。目前我国个人收入财产登记制度仍未建立,许多交易活动都是通过现金形式实现,特别是
银行、工商、海关、房产等相关部门都没有与税务部门形成计算机联网,甚至国税与地税部门之间都没有实现计算机联网。所以,税务部门根本不可能完整、准确地掌握纳税人的收入和财产信息,使许多收入渠道广、隐性收入多的高收入者偷逃税现象难以得到有效控制。这部分偷逃掉的大量税款成为许多非工薪高收入者暴富的一个重要原因。相反,工薪阶层的工资单比较透明,应纳税款一般由所在单位代扣代缴,结果造成个人所得税的征收主要管住了工薪阶层,个人所得税调节贫富差距作用没有得到有效发挥,甚至还起到了逆向调节作用。
3 对偷逃个人所得税行为的处罚不力
近年来,我国加强了对个人所得税的征管,对偷逃税的个别典型“明星”、“大腕”进行了打击,使一些高收入者的偷逃税行为有所收敛。但是,可以看到,真正受到严厉查处的高收入者寥寥无几。因为,需要缴纳较高个人所得税的高收入纳税人,一般都是具有一定地位和名望的各种“名人”、“权贵”,税务部门在查出他们偷逃税时大多只是要求补缴税款,很少会采取严厉处罚措施,有时甚至“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了事。这也使得一些高收入者认为偷税被查出后顶多是再补缴税款,不会有其他更多的麻烦,从而造成偷逃税现象难以得到有效抑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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