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语】“Ama”通过精心收集，向本站投稿了6篇梁实秋的文学思想，下面就是小编给大家带来的梁实秋的文学思想，希望大家喜欢阅读!
篇1：梁实秋的文学思想
梁实秋作为上世纪中国文坛的重要人物，其文学创作是对社会生活的感受和体验的升华，这些影响深远的文学思想有其独特的文学人性论和自给自足的文学评论体系。
一 引言
梁实秋是20世纪中国著名的作家、批评家、翻译家，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大名鼎鼎的人物。但由于种种原因，长期以来，我们一直没有对梁实秋的文学思想进行系统的、认真的研究，只是笼统地将其定义为资产阶级的文艺思想。梁实秋的文学思想究竟是什么样的，它产生的原因又何在?
篇2：梁实秋的文学思想
梁实秋作为上世纪中国文坛的重要人物，其文学成就影响深远。这些影响深远的文学思想有其独特的文学人性论和自给自足的文学评论体系。同时，文学创作是作家丰富的精神世界的外在表现形式，是作者对社会生活感受和体验的升华，凝结了创作者的知识积累和艺术想象力，渗透着创造者的人格力量。因此，我们应该对梁实秋的文学思想体系重新审视，给予其合理客观的评价。
1 梁实秋的人性论
梁实秋在文学问题上一贯强调理性的节制，反对“放纵”情感的浪漫主义，他力主文学是少数人的事业，只有少数人能够享用文艺。梁实秋与鲁迅进行过持久的论战，其焦点聚焦在民众与天才、文学的人性与阶级性、文艺要不要大众化等问题。所以，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梁实秋与左翼作家之间在文学问题上好像结下了“深仇”，一直被认为是资产阶级的代言人。梁实秋的创作执著地固守人性论的文学界面，其人性观融合了中西方文化。他是作为自由主义倾向的文人代表而闻名的，有一段时间连中学课本上都收有讨伐他“人性论”的文章;但到底又还是陌生的，对梁氏的思想渊源及文学观的研究了解一直很少。我们在探讨梁实秋的文艺思想体系时会发现：人性观是一个基础的核心，它反映着梁实秋看待文学的实质、文学的社会功能、文学的价值尺度等核心问题，简而言之，“人性是测量文学的唯一标准”。
(1)人性观思想的形成
梁实秋的思想秉承中国的孔子、古希腊的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古典思想，追求一种中庸的人生境界。当梁实秋在美国接触到欧文·白璧德的新人文主义思想时，他的人生目标与文学追求便有了生长的土壤，“人性论”文学思想也因此形成。如果仔细分析梁实秋的思想，并把他的思想和他的老师白璧德加以比较，我们就可以清楚地看出，其实梁实秋的人性论和他的老师是一脉相承的。文学界这样评价梁实秋的“人性论”思想体系：“一端直接通向西方哲学与文论，另一端则勾连着中国传统哲学与美学。”仔细推敲其“人性论”思想体系，我们会发现，它与中国传统的儒家思想有着千丝万缕的关联。
(2)人性论的核心
真正优秀的文学作品应该是彰显人性的。在《文学的纪律》中，梁实秋提出：“文学发于人性，基于人性，亦止于人性(梁实秋，1988)。”梁实秋的人性论体系包含了以下两个重要方面：一为自然人性和人性的对立。作为一名新人文主义的忠实信仰者，梁实秋继承了白璧德的二元论思想，认为人性是情欲与理智、善与恶二元对立的，人之所以为人，是理性制约情欲的结果，理性是人的本质属性。真正优秀的文学作品不是作者的感情流露，而是作者在理性的指导下对人的真实和生活真实的反映。梁实秋将“人性”与“自我”进行了区分，认为“自我”属于人类情感的感性面，没有经过理性的升华荡涤，不具有人的现实性的刻画。因而，梁实秋这样规定人性：人性是不分古今中外，人性是普遍的、固定的、常态的、健康的(白春朝，1991)。二为阶级论与人性论的对立。梁实秋认为，文学本无阶级之分，只有是否具备“人性”，因为文学无国界，可以超越民族种族的'限定，更没有所谓的阶级属性，“文学就是表现最基本的人性的艺术”。梁实秋认为：文学创作和文学欣赏本无阶级可言，强调文学的阶级性，就会使文学坠入一条不归之路。梁实秋反对文学作为革命宣传的政治工具，反对文学中的功利色彩，避免使文学成为政治的附庸，反之，无疑是让文学失去了自身的立场。反对文学的阶级性的目的不是其故意在宣扬写作技巧和艺术表现手法，而是强调人性的重要意义。在他看来，只有人性才能使文学作品具有感人的艺术魅力，使作品具有真正的社会价值。梁实秋的人性论体现了文学观的一种全局性和历史感的纵横性。
由此可见，通过对自然人性论和阶级性的对比，梁实秋强调了共同性和社会性，否定了差异性和个体性，从而得出个性是普遍的、常态的、永恒的结论。梁实秋把人性看成了文学的一种根本准绳和写作表现的目的，并通过一系列的阐释，分析区别了与自然人性和阶级性的区别，强调了人性的固有性与普遍性，否定了个人性和特殊性，从而得出“伟大的文学亦不在表现自我，而在表现一个普遍的人性”。从这些论述中，我们可以看出，人性奠定了梁实秋整个文学的基石。
(3)人性论对中国现代文学的启示
梁实秋的“人性论”思想体系虽然还存在着缺陷，但在新文学伊始的那个年代，当众多有抱负的文人志士致力于彻底地反对传统文学，一味推崇情感、狂热追求个性和自由的浪潮中，无暇顾及自身言行得失和行为对错的时候，梁实秋却保持了难得可贵的清醒，努力使自身的西学精髓结合国学的优良传统，从而完成中国文学理论的转型。但在那个政治超越文学、经典永恒的人性的文艺思想还缺乏生长的物质基础和精神基础的特殊历史年代，这个观点一直被曲解和排斥，最终破产。
在道德观念逐渐淡泊、人文精神逐渐丧失，“腐败”和“拜金”日盛的今天，当我们重新分析中国文学的转型路径，以理性的眼光重新审视“五四”现代性时，我们会发现，当现代知识分子在强烈反传统精神指导下激情澎湃地进行中国文学现代性的转型时，对自身文化的否定和传承，导致中国文学从开始就出现了追求的片面性。因此，梁实秋人性论中对人性的强调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弥补易守难攻的不足和缺憾，拓宽中国文学发展的道路，从而促进中国文学发展，形成多样现代性并举的“百家争鸣”局面。
篇3：梁实秋的文学思想
作为梁实秋思想体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文学评论也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而且，梁实秋是新文化运动中较早从事文学评论，把文学评论作为一门学问、作为专门事业的人，在文学评论方面也是颇有建树。
文学评论是评论家建立在自己对文学的认读基础上进行的评论。梁实秋基于自己人性论的观点，从西方文艺理论中吸取新人文主义批评理论，对中国的新文学进行批评探究，从而形成了自给自足的批评理论体系。对于梁实秋的文学评论体系，我们可以分别从批评的性质、批评标准和批评目的三个方面进行探讨。
(1)批评的性质
梁实秋把文学批评定义为一种文学的判断，并对判断有两层定义：判，即对文学作品进行分析筛选;断，即对文学作品进行合理价值点评。梁实秋认为，靠人的感觉去欣赏一件艺术品，只能叫作“鉴赏”，根据一个固定的标准去鉴赏一件艺术品才是“批评”。梁实秋反对当时的鉴赏式批评和科学的批评，梁实秋觉得，鉴赏式的批评把艺术和文学批评混为一谈，否定了批评家敏锐的判断力，把批评家局限在鉴赏家的角色;科学的批评把科学的方法施加于文学评论，有很大的缺憾，文学评论不等同于事实的归纳和统计的研究，而是伦理的选择和价值的固定，因此，“文学批评既非艺术，更非科学”。
(2)批评的标准
在梁实秋的文艺批评中，只有普遍的、纯正的、固有的人性才是文学批评的准绳。梁实秋认为，文学的本质就是“模仿”，他所理解的模仿不是对生活的写实主义，他所著中的是深藏在森罗万象的现实人生中最底层的的人性。罗刚这样评论道：“当我们把梁实秋的文艺观的核心一般地概括为人性论时，仍未接触到他的思想实质。他的文艺思想的真正核心，应该说是理性与理性制裁，或者更确切地说，是一种以理制欲的人性论。”因此，理性的人性才是梁实秋一切文学批评的基本准绳。
(3)批评的目的
文学批评的目的就在于确定文学作品的价值取向。梁实秋认为，艺术和人生是不可分割的，我们欣赏文学作品是为了“将要在文学里认识人生，感悟人生”。梁实秋认为：“批评的主要的努力还是在于根据常态的人生经验来判断作品的价值”，“我们不相信文学必须有浅薄的教训意味，但是却相信文学与道德有密切关系，因为文学是以人生为题材而以表现人性为目的”。所以，梁实秋的文学评论强调道德的教化作用和伦理学的意义。
对文学批评性质、批评标准和批评目的的阐述，确立了梁实秋文学批评的自足体系，此体系不仅有“史”的研究价值，而且在某些具体的观点上存在着合理的因素。梁实秋主张文学源于人生又高于现实，强调文学净化心灵的道德功用，重视作家的内心生活体验，提倡文学评论中的历史透视法等，而这些文艺思想，至今仍有着重要的意义。
3 思想的局限性
温儒敏在《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史》中说：“梁实秋捡了芝麻，丢了西瓜，因为他所试用的新人文主义总的是一种向后看的守旧的文学馆，用来评价像‘五四文学’这样一种变革的激进的文**流，当然就南辕北辙了，只好用非历史的观点去历数和指责新文学的‘浪漫的混乱’。这个‘定论’限定了他，成了他的盲点，使他不能从本质上肯定这‘浪漫的混乱’中所表现出来的历史的进步性。”梁实秋试图以文学家的理想主义的眼光在文学的领域建立起一个纯文学的世界，只顾追文学上的理想主义，忽视了当时的社会和民族的需要，此也是造成他思想中合理的成分长期被人忽视的原因。
三 结语
在当代文坛，自由开放的文化方针为文人的创作和批评提供了一个更为广阔的天地。基于这一大的时代背景，我们应该更加提倡文坛的自由创作、流派交流和百家争鸣，同时，我们也应该对梁实秋的文学思想客观地对待、合理地评价。梁实秋与左翼文坛论争的时代，中国正面临着帝国主义的侵略，国家危在旦夕，在这样生死存亡的历史关头，文学必然走向为国家、民族服务，反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这一方向。而在这样严肃的历史时刻，像梁实秋这样的自由主义者们，仍然抱着艺术至上、文艺自由的观点不放，这就违背了历史的要求，与整个时代和社会大环境不符，因此在当时看来难免偏激。然而，梁实秋的文学思想对曾经的文坛也有着警示作用，对眼下的文艺界以及将来更有着很强的启示意义。虽然在漫长的时间内，他的文学思想被质疑，甚至被忽视，但历史终究不会遗忘他曾经的努力，让中国已经成熟的文艺界还梁实秋文学思想一个客观的定位，给文人一个贴切的文学定位。
篇4：韩愈的文学思想
诗人介绍
韩愈(768～824) 字退之，号昌黎，故世称韩昌黎，谥号文公，故世称韩文公，唐朝河南河阳(今河南孟州)人，另有祖籍邓州一说，是唐宋八大家之一。自谓郡望昌黎，世称韩昌黎(“郡望”一词，是“郡”与“望”的合称。“郡”是行政区划，“望”是名门望族，“郡望”连用，即表示某一地域国范围内的名门大族。而韩愈世居昌黎,故又称韩昌黎)。晚年任吏部侍郎，又称韩吏部。与柳宗元同为“古文运动”倡导者，故与其并称为“韩柳”，且有“文章巨公”和“百代文宗”之名，提出了“文以载道”和“文道结合”的主张，反对六朝以来骈偶之风。著有《韩昌黎集》四十卷，《外集》十卷，《师说》等等。有“文起八代之衰”的美称。
人物评价
唐代古文运动倡导者，宋代苏轼称他“文起八代之衰”(指韩愈的古文提振八代的萎靡文风。)，明人推崇他为唐宋散文八大家之首，与柳宗元并称“韩柳”，杜牧把韩文与杜诗并列，称为“杜诗韩笔”，有“文章巨公”和“百代文宗”之名。著有《韩昌黎集》四十卷，《外集》十卷，《师说》等。
25岁中进士，29岁登上仕途，却在功名与仕途上屡受挫折。
德宗贞元十九年(803)被贬为阳山(今广东阳山县)县令。顺宗永贞元年(公元8)，又量移为江陵府法曹参军。
赴任途中，自郴至衡，路过耒阳，专程拜谒了杜甫墓，并作长诗《题杜工部坟》以吊之，最先认识到杜诗的价值。
与衡州刺史邹儒立会于石鼓山合江亭，留题古诗二十韵。《题合江亭寄刺史邹君》全诗凡二百言，一韵到底，一气呵成，音调铿锵，气势磅礴，为自唐以来题咏石鼓千古传诵、脍炙人口之杰作，亦为后世文人学士所推崇，步其韵而歌者不乏其人。尤其是“瞰临渺空阔，绿净不可唾”两句，已成为后世人们广为传诵的名句。明万历中(1587～1598)，与李宽、李士真、周敦颐、朱熹、张栻、黄干同祀石鼓书院七贤祠，世称石鼓七贤。
登临祝融峰，“韩愈开云”千百年来在南岳衡山传为佳话，历代文人以“开云”为题歌咏不绝。
他也是第一个写诗吟诵禹王碑的文人，明代杨慎称其《岣嵝山》一诗“发挥称赞岂在石鼓之下哉?”
因此四事，成为对衡阳人文历史影响最深远的大文学家。
篇5：韩愈的文学思想
古文运动
后人把他与柳宗元、苏轼、苏辙、苏洵、曾巩、欧阳修、王安石合称为唐宋八大家，并尊他为唐宋八大家之首。杜牧把韩文与杜诗并列，称为“杜诗韩笔”;苏轼称他“文起八代之衰”。韩柳倡导的古文运动，开辟了唐以来古文的发展道路。韩诗力求新奇，重气势，有独创之功。韩愈以文为诗，把新的古文语言、章法、技巧引入诗坛，增强了诗的表达功能，扩大了诗的领域，纠正了大历(766～780)以来的平庸诗风。韩愈积极领导了唐代古文运动，并使这一运动获得重大的成功。 所谓古文运动，就是改变汉魏六朝以来的骈体文，恢复先秦时代的散文体。
韩愈把古文运动推向了一个新的阶段。韩愈提倡古文的目的，就是：“通其辞也，本志乎古道也。”以古文来振兴儒学，恢复“圣道”。 韩愈认为，“文以载道”，文和道必须有机结合起来，应该首先重视的是道，“本深而末茂，形大而声宏”。 韩愈以“物不得其平则鸣”为根据提出了一条理论，认为人“有不得已而后言者”。 韩愈认为，文体上应该学习古代圣贤之为文。但必须“师其意，不师其辞” 。
韩愈还提出，写文章应该“唯陈言之务去”，去陈词滥调，务争有所创新。韩愈领导唐代古文运动是成功的，从此“古文自唐以后为一大变”，一改淫靡的文风。苏轼据此称 是“文起八代之衰”。韩愈的.文学主张，对于后代文学理论的发展和文学实践活动都有积极的影响。
文学创作
韩愈的作品非常丰富，现存诗文700余篇，其中散文近400篇。 韩愈的散文、诗歌创作，实现了自己的理论。其赋、诗、论、说、传、记、颂、赞、书、序、哀辞、祭文、碑志、状、表、杂文等各种体裁的作品，均有卓越的成就。
韩愈散文内容丰富，形式多样，语言鲜明简炼，新颖生动，为古文运动树立了典范。韩文风格雄健奔放，曲折自如。其散文作品大致可分为以下几类：杂文，与论说文相比，杂文更为自由随便，或长或短，或庄或谐，文随事异，各当其用。如《进学解》通过设问设答的方式，反话正说，全文多用辞赋铺陈的手法排比对偶，行文轻松活泼。
杂文中最可瞩目的是那些嘲讽现实、议论犀利的精悍短文，如《杂说》、《获麟解》等，形式活泼，不拘一格，有很高的文学价值。序文(即赠序)，大都言简意赅，别出心裁，表现对现实社会的各种感慨，如《张中丞传后叙》、《送李愿归盘谷序》、《送孟东野序》等。此外，韩愈还在传记、碑志中表现出状物叙事的杰出才能，如《毛颖传》《柳子厚墓志铭》等。
传记、抒情散文，韩愈的传记文继承《史记》传统，叙事中刻画人物，议论、抒情妥帖巧妙。《张中丞传后叙》是公认的名篇。他的抒情文中的《祭十二郎文》又是祭文中的千年绝调，具有浓厚的抒情色彩。
韩愈也是诗歌名家，艺术特色以奇特雄伟、光怪陆离为主。如《陆浑山火和皇甫用其韵》、《月蚀诗效玉川子作》等怪怪奇奇，内容深刻;《南山诗》、《岳阳楼别窦司直》、《孟东野失子》等，境界雄奇。但韩诗在求奇中往往流于填砌生字僻语、押险韵。韩愈也有一类朴素无华、本色自然的诗。韩诗古体工而近体少，但律诗、绝句亦有佳篇。如七律《左迁至蓝关示侄孙湘》、《答张十一功曹》、《题驿梁》，七绝《次潼关先寄张十二阁老》、《题楚昭王庙》等。
纪念馆
阳山韩愈纪念馆，位于广东阳山县境内，这是为了纪念曾任阳山县令的大文豪韩愈而修建。展厅内挂满了韩愈在阳山留下的手迹石刻及历代文人景韩诗文的拓片。展厅内，有一张珍贵的韩愈全身像的拓片。在阳山韩愈纪念馆内，存有肖炳堃的摩刻附有诗及诗序，诗及诗序富有激情，读后让人叹为观止。
篇6：《雨巷》文学思想
《雨巷》文学思想
《雨巷》产生的1927年夏天，是中国历史上一个最黑暗的时代，反动派对革命者的血腥屠杀，造成了笼罩全国的白色恐怖。原来热烈响应了革命的青年，一下子从火的高潮堕入了夜的深渊。他们中的一部分人，找不到革命的前途。他们在痛苦中陷于彷徨迷惘，他们在失望中渴求着新的希望的出现，在阴霾中盼望飘起绚丽的彩虹。《雨巷》就是一部分进步青年这种心境的反映。戴望舒写这首诗的时候只有二十一二岁。1927年3月，还因宣传革命而被反动当局逮捕拘留过。
“四·一二”政变后，他隐居江苏松江，在孤寂中嚼味着“在这个时代做中国人的苦恼”。(《望舒草·序》)他这时候所写的《雨巷》等诗中便自然贮满了彷徨失望和感伤痛苦的情绪。这种彷徨感伤的情绪，不能笼统地说是纯属个人的哀叹，而是现实的黑暗和理想的幻灭在诗人心中的投影。《雨巷》则用短小的抒情的吟诵再现了这部分青年心灵深处典型的'声音，在这里我们确实听不到现实苦难的描述和反叛黑暗的呼号。这是低沉的倾述，失望的自白。
然而从这倾述和自里，我们不是可以分明看到一部分青年人在理想的幻灭后的痛苦和追求的心境吗?失去美好希望的痛苦在诗句里流动。即使是当时的青年也并非那么容易受着“欺骗”。人们读了《雨巷》，并不是要永远彷徨在雨巷。人们会憎恶这雨巷，渴望出离这雨巷，走到一个没有阴雨，没有愁怨的宽阔光明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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