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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梁实秋的古典主义文学批评观
梁实秋的古典主义文学批评观
一、文学批评的涵义
梁实秋认为“文学的目的是在籍宇宙自然人生之种种的现象来表示出普遍固定之人性”。文学批评的出发点是人对人生的态度,这是一个哲学的问题”,“自亚里士多德以至于今日,文学批评发展的痕迹与哲学如出一辙,其运动之趋向,与时代之划分几乎完全吻合,当然,在最古的时候,批评家就是哲学家。”由此可以看出,梁实秋把哲学思想当作文学批评的基础,有哲学根据的文学批评才能有固定的标准,产生始终一贯的文学批评,而他的文学批评观就是建立在亚里士多德以来的古典主义哲学思想上的,其目的是研讨文学作品的哲学价值,特别是伦理学意义。因为他认为文学以人生为题材,以表现人性为目的,文学不离人生便不离道德。即便题材是非人性非道德的,比如母子乱伦,子弑亲父等,也会因其作家的态度是有道德的,文学也就是有道德的,文学与道德密不可分,这是其“人性”文学思想的依据。
梁实秋在《文学批评辩》中讲道:希腊文的“批评”本是判断之意。“判断有两层步骤,――判与断。判者乃分辨选择的工夫,断者乃等级价值之确定。其判断的标准乃固定的普遍的,其判断之动机,乃为研讨真理而不计功利。”这段话可以作为他对文学批评的简要定义,可分为三个层次理解。
(一)文学批评的性质
梁实秋坚持古典主义文学思想,认为古希腊艺术是最为和谐完美的,其批评理论也是来源于古希腊的批评作品。所以,他从“批评”的希腊文意义入手,将批评的性质界定为“判断”,文学批评的价值就在于公正地判断文学作品的价值。
为了强调批评的最终目的和方法正则是判断,梁实秋首先对批评和鉴赏进行了区分。他认为,靠着自己的感觉享受一件艺术品是“鉴赏”;根据一个固定的标准评判一件艺术品的价值叫做“批评”。[5]鉴赏由印象而得,批评由品味而得。观众和读者处于鉴赏者的位置,批评家则不能停留在鉴赏者的位置,因为批评包含鉴赏而不等于鉴赏。对于作品是否合于艺术原则,是否人生之模仿,是否人生之批评等原理性问题,只有批评家才会去思考,观众和读者要的只是娱乐。此外,鉴赏常带有人类的同情,易使情感泛滥,而古典主义强调的是理性节制情感,认为文学批评应用理智约束情感,用理性去选择和判断。
其次,梁实秋还把批评同艺术、科学进行了区分。亚里士多德认为人生的目的是幸福,最高的幸福是心灵的活动,模仿就是心灵活动之一,这里所说的模仿是“诗的模仿”,将其引申到更广泛的文学领域,则诗就是指文学,模仿就是文学创作,文学创作就是心灵的活动。梁实秋由此也设定文学批评是心灵判断的活动,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在时间上无先后之别,性质上无优劣之异,都是心灵活动的方式之一,并且最上乘的文学创作必含有理性选择的成分,最上乘的文学批评对于作家必有深刻的鉴赏。但是,徒有理性亦不能成为创作,徒有鉴赏亦不能成为批评。“以批评与艺术混为一谈者,乃是否认批评家判断力之重要,把批评家限于鉴赏者的地位”，是创作天才与批评家品味的混乱,所以,文学批评并非艺术。此外,梁实秋反对近代以来将文学批评变成科学之势。他认为科学是归纳事实,统计研究,文学批评探讨的是价值问题,是伦理的选择,价值的估定,这些是科学所不能涉及的问题,所以,文学批评不是科学研究,它只能是对文学作品价值的判断和估定。
梁实秋坚信判断才是文学批评的正统,至于批评逐渐偏离正统,由判断到武断再到反抗,最终只有两个结果:要么流于科学的解释,要么停于印象的欣赏,这些都不能达到批评的终极目的――价值评估。
(二)批评的步骤
文学批评分为两步,先是分辨选择,再是确定等级价值。对于第一步分辨选择的内容,梁实秋并未明确指出。从他在《王尔德的.唯美主义》一文中反对王尔德将艺术批评作为艺术创造,反对其将批评家的工作归纳为对作家已选择的材料进行再选择,可以推论出其分辨选择的不会是所批评的文学作品的内容。而在《亚里士多德的<诗学>》中,梁实秋从亚里士多德曾说过:“凡公共所企求者,所认为目标者即为善,反是为恶。”推论人类的善与恶都具有普遍性,是文学表现的内容,而人类行为的善恶是可以自由选择的,这承认了意志之自由与理智之效用。由善恶选择的意志自由可以暂且认定分辨选择的内容是伦理意义上的,或者说是古典主义所强调的善恶、真理、人性等。
对文学作品的等级价值的确定是文学批评的第二步,也是终极的目的。梁实秋认为文学是有等级的,伟大的文学作品都倾向于一个共同的至善至美的中心,离中心较远的是二三流的文学,与中心背离的是最下乘的文学。由此而来,文学批评本身也是以至善至美的中心为中心的,其任务在于叙说文学作品与中心的距离和远近程度,最终进行价值判断,这种价值与伦理学关系甚密。
(三)文学批评的动机
文学批评的动机是研讨真理并具有非功利性。喀赖尔认为,诗是真理的写照,诗人是真理的宣扬者。真理是隐藏的、玄奥的,并非人人都能窥探到,诗人也并非一般人所能理解。在这样的情况下,诗人与一般人中间需要一种人作为媒介物,把诗人探得的真理以一般人所能理解的形式进行转化和传达,这种人就是批评家,并由此引申出解说的、传记的、历史的三种批评方法。梁实秋在《喀赖尔的文学批评观》中表示赞同喀赖尔对诗和诗人的定义,但不满于他降低了批评家的地位,提升了文学批评的社会功用,将文学批评功利化。因为他认为“文学批评本来该是不计功利,无所为而为的活动”。“批评的任务不是作文学作品的注解,而是作品价值的估定。”[8]解说的方法、传记的方法、历史的方法只能作为文学批评方法的一部分,不能作为批评的最终目的和方法正则,文学批评的最终目的和方法正则只能是“判断”。
二、文学批评的标准
在五四新文学运动的浪潮中,梁实秋是偏于“浪漫的”,后来在留学期间受白璧德新人文主义思想的影响,他由“浪漫的”转向了“古典的”,将新文学运动定性为“浪漫的混乱”,在中国现代文论史上树起了“人性”的旗帜。
在《文学批评辩》一文中,梁实秋明确指出:“纯正之‘人性’乃文学批评惟一之标准”。他认为文学里可以不要规律,但不能不要标准。浪漫主义的唯一的标准就是“无标准”,以致造成了“过度的放纵的混乱”,而文学应该在理性的指导下约束情感,描写健康的常态的普遍的人性,人性是一切伟大的作品之基础,因此,文学作品可以用普遍的固定的“人性”作为标准来衡量。“人性”在这里成为文学批评的至善至美的批评中心,是统摄一切文学的形而上的批评标准。
随后,梁实秋在《文学的纪律》中表示反对新古典主义所定立的文学标准,认为它桎梏了文学创作的自由,是“外在的权威”,而文学标准应是“内在的制裁”,其节制的力量在于以理性驾驭情感,以理性节制想象。在他的古典主义文学思想中,情感与理性,“浪漫的”与“古典的”并不是两个可以平等对峙的名词。他认为浪漫主义运动追求“天才的独创”和“想象的自由”,这对于推翻新古典主义的文学标准不无价值,但其结果是过度的有害的。“伟大的文学者所该致力的是怎样把情感放在理性的缰绳之下。文学的效用不在激发读者的热忱,而在引起读者的情绪之后,予以和平的宁静的沉思的一种舒适的感觉”即亚里士多德所说的“卡塔西斯”。“伟大的文学的力量,不藏在情感里面,而是藏在制裁情感的理性里面。”古典主义文学批评观所强调的是艺术的健康,健康的艺术应由各部分合理组合而成,是一个和谐统一的有机整体。在文学的创作、鉴赏和批评中,无论情感、想象还是形式,都需要一个制裁的总枢纽,即理性。理性是高于情感的,是节制情感的工具。所以,梁实秋也认为“古典的”即是健康的,“浪漫的”即是病态的,西方文学批评渐渐脱离健康的正统,反抗纪律,悖叛常态,文学批评者的任务就是以常态的固定的普遍的人性为标准来评估文学作品的价值。
三、文学批评的方法
梁实秋在《文学批评辩》中给文学批评的方法作了如下定义:“文学批评的方法是具体的,是以哲学的态度施之于文学的问题。”并对当时盛行的“印象主义的批评”和“科学的批评”进行了批判。
他认为印象主义的批评将批评和艺术混为一谈,把文学批评视为文学创作中的创作,批评者只凭主观偏好,没有固定的标准,没有达到判断文学作品价值的目的,它只能算是鉴赏,并未达到批评。他强调文学批评必须要有标准,“其灵魂乃是品味,而非创作,其任务乃是判断,而非鉴赏,其方法是客观的,而非主观的。”
对于在科学主义思潮中产生的科学的批评,梁实秋认为它与文学批评是两回事。比如,社会学的批评方法首先认定文学创作要受社会影响的支配,所以批评文学作品要解释其产生的社会状况,注重对文学与社会的关系的外部研究。梁实秋则认为文学作品不但表现了当时的社会状况,也表现了作家个人的人格。社会学的批评方法并未涉及到作家个人的人格方面,也并未实现批评的终极目的――价值判断,它可以作为文学批评的准备工作,却不是文学批评。此外,他还认为精神分析学的批评方法的效用范围极为有限,只能对变态的文学作品和作家进行分析,而伟大的作品和作家都是健康的、常态的,精神分析学的批评方法是没有用武之地的。
总之,他认为这些新的批评方法都是有用的,可以作为参考,但不能作为批评方法的正统,因为批评不能抛弃哲学的态度,人性、道德则是统摄一切文学之哲学态度,文学批评应该根据常态的人生经验来判断作品的价值。
结语
综上所述,梁实秋对文学批评相关问题的探讨是建立在一个哲学王国基础上的,他首先设定了文学具有永恒性,其表现的内容是固定的普遍的人性,所以,文学批评要以恒定的常态的“人性”为标准,其方法是用有道德的有人性的哲学态度去判断文学作品的价值。当他的这种“人性”标准和批评方法被放到具体的文学批评中时,便显示出形而上的伦理学意义,具有不可实施性。他在看到社会学的、精神分析学的批评方法的局限性的同时,也表现出其认识的片面性。
当然,我们回顾和探讨过去的理论,并不是为了去指责它的不足之处,而是为了探寻其在当代的价值。梁实秋的文学批评观具有古典主义的特征,强调理性的节制,它为我们明确了文学批评的任务和目的是进行价值判断,将批评与哲学、宗教视为一物,赋予批评以哲学意义,抬高了批评家的身份和地位。也正如他的理论所预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经典之作都经受了“人性”标准来衡量,充满着伦理学意义。但是,他的这种以“人性”为核心的古典主义文学批评观,更多的应该作为文学批评的哲学态度,至于具体的可实施之方法仍需进一步探寻。
篇2：梁实秋文学批评的古典主义倾向和理性精神
梁实秋文学批评的古典主义倾向和理性精神
梁实秋在现代中国是一位自觉的职业批评家，他的批评触角是多方面的，有对文学批评原则的阐发，有对西洋文学批评传统的追溯，有对各种文体的评论等等，但贯穿他文学批评最为长久的是新人文主义的古典主义倾向和理性精神。
一、文学批评的定义
梁实秋考希腊文“批评”一字，原是判断之意，即客观的判断的批评。他认为文学批评既非艺术，更非科学，文学批评的任务是判断，而非鉴赏，其方法是客观的，而非主观的，文学批评的根本不是事实的归纳，而是伦理的选择，不是统计的研究，而是价值的估定。文学批评和哲学也是分不开的，但文学批评的本身绝对不是哲学。它的出发点是人对人生的态度，是以哲学的态度施之于文学的问题。梁实秋在文学批评与艺术和科学之辩之外，又提出了文学批评的标准，他认为常态的人性和常态的经验是文学批评的最后标准，人性之所以是固定的普遍的，正以其有理性的纪律为基础，人性是根本不变的，而纯正的人性乃是文学批评唯一的标准。我们从梁实秋对文学批评的定义和理解中，就可以看出他的古典主义倾向和理性精神。
二、对浪漫文学进行清算的古典主义倾向
早期梁实秋的文学批评是浪漫主义的，从《〈草儿〉评论》到《拜伦与浪漫主义》，梁实秋系统阐发了他的浪漫主义批评主张，即推崇情感，并以情感来揭示文学的审美本质。而后随着白璧德的新人文主义的影响，他从极端的浪漫主义转到了接近于古典主义的立场。新人文主义帮助梁实秋奠定了自己文艺观的基础，形成了他后来长期信守不渝的文学观念。
作为一场文学运动看，古典主义是指17世纪出现于法国的一种很有影响的文学创作思潮。人性至上、理性至上、传统至上、规则至上，构成了古典主义文学运动的基本特色。梁实秋在文艺批评上，最基本的努力就是批判浪漫主义的文学思潮，重建古典主义的美学原则。他于1926年发表的《现代中国文学之浪漫趋势》一文，是他从浪漫主义走向古典主义的标志性文章。自这篇文章，梁实秋开始给所有的文学创作套上理性的缰绳，认为只有理性的文学才是健康、有道德的文学。在这篇文章中，梁实秋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对五四新文学的浪漫主义倾向进行清算。
第一，外国的影响。梁实秋认为文学无新旧可分，只有中外可辨。旧文学即是本国特有的文学，新文学即是受外国影响后的文学。他认为浪漫主义者有一种“现代的嗜好”，任性地引进外国的`文学思想，来打击中国固有的标准，但却没能建立新的标准，因而，浪漫主义者的标准就是“无标准”，新文学运动就全部来看，是“浪漫的混乱”。
第二，情感的推崇。他指出古典主义最尊贵人的头，浪漫主义者最贵重人的心。头是理性的机关，里面藏着智慧;心是情感的泉源，里面包着热血。他认为新文学运动对于情感过分推崇，结果造成颓废主义和假理想主义。浪漫主义就是不守纪律的情感主义。而且，情感在量上不加节制，浓重的 “人道主义”的色彩，正是理性所要不得的。
第三，印象主义。他认为“沉静的观察人生，观察人生的全体。”是古典主义者对人生的态度。古典文学表现出来的人性是常态的，普遍的，其表现的态度是冷静的，清晰的，有纪律的。然而，现在的新文学被主观的印象主义所支配了，小说创作中有大量表面的自我表现，是靠感觉境界内的一些印象。其表现在文学批评上的则是鉴赏的批评，是缺乏理性的判断力的批评。
第四，自然与独创。梁实秋认为，凡是自然的便不是独创的，自然美应该是成熟的、完全的，就像人的一生最值得赞美的是老年时代一样，文学所追求是应是“从心所欲不逾矩”的境界。真理想的境界也应该存在于理性的生活里，而不应在情感的幻梦里。因此，他不赞成与艺术立于相反地位的自然，而推崇以人性为中心的自然;不赞成浪漫主义者叛离人性中心的独创，而推崇在理性指导下的独创。
梁实秋的文学批评充斥着古典主义的因子，他从新人文主义文艺思想出发，对五四新文学运动进行了前所未有的全面批判。从而也导致了他与鲁迅、郁达夫等新文学领袖人物的持久论战。
三、文学的纪律——理性精神
梁实秋在他的《文学的纪律》一文中，指出创作家要遵着规律创作，批评家也遵着规律批评。文学里有超于规律的标准，可以不要规律，但不能不要标准。从事文学事业的人，对于这个标准要发生一种相当的关系，那便是文学的纪律的问题。文学的力量，不在于开扩，而在于集中;不在于放纵，而在于节制。所谓节制的力量，就是以理性驾驭情感，以理性节制想象。伟大的文学者所致力的是怎样把情感放在理性的缰绳之下。伟大的文学的力量，不藏在情感里面，而是藏在制裁情感的理性里面。
他又指出文学的想象同样需要纪律。文学不是无目的的荡游，是有目的的创造，所以文学的工具——想象，也就不能不有一个剪裁、节制和纪律。在理性指导下的人生才是健康的常态的普遍的，在这种状态下所表现出的人性才是最标准的，在这标准之下所创作出来的文学才具有永久的价值。文学的态度之严肃，情感下想象之理性制裁，才是文学最根本的纪律。
梁实秋的古典主义倾向的文学批评观显示出形而上的伦理学意义，具有不可实施性。而且，在很长一段时间内，由于他的自由主义倾向，对他的评价都是困难的。但这只能表明他的文学观念是不合时宜的，然而我们却不能抹杀它的价值以及它对当代文学的借鉴意义。
篇3：梁实秋的古典主义文学观
梁实秋的古典主义文学观
梁实秋作为新古典主义文学的重要人物，他提出的理论从最初就备受争议，而且经常受到误解与排斥。
梁实秋从小家境富裕，熟读中国的四书五经，精通古文，从小接受的教育大多是儒家的一套，后来又出国留学，使得梁实秋为文给人的感觉既有儒家君子的温柔敦厚，又不失英美自由主义的绅士风度、公平精神，笔锋显得不够凌厉。虽然这并不是他最后走上古典主义的必要经历，但后来走上古典主义道路似乎有着某种征兆，在后来提出的观点多多少少与这段经历有关。从小的学习也为古典主义打下深厚的功底。梁实秋曾经是热衷浪漫主义的文艺青年，而二十三岁赴美留学，师从白璧德之后，博学慎思的白璧德把他从浪漫的热血提升到古典的清明。梁实秋彻底成为古典主义的拥护者，并成为中国现代古典主义文学思潮理论的奠基人。
一、梁实秋观点转变历程
梁实秋提倡新人文主义，认为一位作家如果不能冷静全面的观察人生，即会失于偏激成为浪漫主义。当然梁实秋认为革命文学同样以偏概全，最终引发与鲁迅的论战，即有名的鲁梁论战。论战发生时梁实秋二十五，鲁迅四十七，梁实秋以一种初生牛犊不怕虎之姿，大胆提出自己的观点。同时还有一些左翼作家也参与论战，如冯乃超等。论战从一九二七年十月一直持续到一九三一年初才告一段落。梁实秋写《卢梭论女子教育》，鲁迅针对此文发表了《卢梭和胃口》《文学和出汗》，论战由此开始。论战的争端在于：文学应该正视普遍的人性，抑或强调阶级性。梁实秋主张人性超越阶级而且历久不变，文学表现正是这种普遍而恒久的人性。鲁迅则认为人性因阶级而不同，更随时代而变化，不能一味要求文学去处理抽象的人性。而这一问题不能单纯地说对错，但在当时的背景下，梁实秋能够挺身而出，明确地指出文学的本质，表现出了智者的眼光。
二、梁实秋对古典主义的主要观点
1.古典主义的基本观点及西方古典主义大家的观点
古典主义，一般而言，它有两种基本定义，从狭义上讲，它是指17世纪初至19世纪初法国兴起后流行欧洲各国的一种文艺思潮，同时也指古典主义的创作方法。因其文艺思想和创作实践上坚持以古希腊、罗马的文艺为典范，而被称为古典主义，又被称为新古典主义或伪古典主义。从广义上讲则是指一种文学精神、美学倾向、审美理想或创作品格，它在古今中外文学历史上均有不同程度地表现。其特点是以适度的观念、均衡和稳定的章法、寻求形式的谐调和叙述的含蓄为特征;它主张摹仿古代作家，弃绝对罕见事物的表现，控制情感和想象，遵守各种写作体裁所特有的规则。古典主义被等同于美、理性、健康和传统。
“文学是生活的评论”是阿诺德从社会功能、历史使命的角度对文艺的定义做的`界定。从亚里士多德到阿诺德再到白璧德及梁实秋，其学术的特质就是偏重于文艺的社会功用，强化文艺与伦理道德的关系。古典主义文学里面表现出来的人性是常态的、是普遍的。其表现的态度是冷静的、有纪律的。总之，是要用理性、纪律、普遍人性价值等古典主义原则来对抗五四以来个性解放、尊情、崇尚自然等现代价值取向。
两千多年前，亚里士多德提出了“艺术模仿自然”，从那以后，特别是在新古典主义时期以及后来，这一观点被重述和讨论着。白璧德作为新古典主义的代表，而梁实秋作为白璧德的弟子，梁实秋是不会忽视这一观点的内容和主旨的。在“与自然同化一文中”，梁实秋回顾卢梭与提可在各自作品中所提到的与自然同化，觉得这样太玄妙，例子太极端。并表示现代人与自然同化，不外乎两种意义：(1)与自然同化，所以逃避现实社会。(2)与自然同化，所以到忘我境界。诺瓦里斯认为凡是在这个世界不快乐不如意的人该走向自然，住在那较优世界的宫里。在自然里他可以找到一个慈爱的心，一个朋友，故乡，上帝。这是明明白白地讲，与自然同化乃所以逃避现实生活。逃避根本的是个很丑的意思，不承认输败、不自甘暴的人绝不逃避。而古代的文人墨客对自然的爱：吟风弄月，侣鱼虾而友麋鹿，不是与自然同化，本质上也是对现实社会的逃避。王尔德却又是另一个极端，认为自然使人觉得渺小，梁实秋认为这是一种自我夸大狂，而极端主张与自然同化的，与王尔德相比又是另一个极端，是一种情感的放纵，主观的幻想。
梁实秋认为文学发于人性、基于人性、止于人性，表现一个普遍的人性。继承了他的老师白壁德的人性观。白璧德所谓的人性有两个层次意思，第一个层次是我们一般理解的人性，人普遍有的生老病死、喜怒哀乐等性质。第二个层次是二元人性论，这是白壁德人性论的核心。即人身上有理性和欲望二元，用理性控制欲望，以善抑恶，白壁德认为社会的和谐发展需要增加理性的成分，削弱欲望，但是理性不是所有人都有，只存在一部分人身上，这一部分人就是古典主义者。
2.古典主义的社会性功能及内在理性
梁实秋强调文艺的社会功用，强化文艺与伦理道德的关系。他认为可以利用文学从事社会教育，但是文学不是革命或政治的工具。梁实秋曾明确提出：文学的效用不在激发读者的热忱，而在引起读者的情绪之后，予以和平宁静的沉思。这种精神愉悦要符合伦理标准和古典立场，不是随心所欲的迷醉。这一观点与亚里士多德的排除涤净相通。亚里士多德认为悲剧就起到了这一作用，即悲剧的功效在于能引起观众的悲悯情感，这种情感本是人人都有的，但经过悲剧的刺激作用下，使观众的情绪得以排泄，然后情感得到安息。梁实秋认为这样使人可以达到一种内在的健康。
新古典主义认为一切文学都有规律，戏剧有三一律，规定理想的悲剧有五幕，如果是四幕或六幕就不适当。文学作品中对老年人的描写必须是缺乏热情的、易怒的对年轻人有残酷的批评，如果把老年人描写成善良、热心的就不符合规律。浪漫主义对新古典主义的这一批评是对的，但是浪漫主义者所推翻的不仅是新古典的规律，连标准，理性，体制的精神，一齐打破。浪漫运动的这一举动就是过度的。他认为文学可以不要外在的规律，但是有一种内在的标准，就是古典主义称的文学的纪律。新古典主义定下的规律是外在的，古典主义的纪律是内在的，就是作品中要有节制，理性驾驭情感。梁实秋认为文学之所以重纪律，为的是要求文学的健康。人性是复杂的，情感地表达有真有假，浪漫主义和古典主义不是完全对立的，浪漫成分在任何作品中都可能存在，但只要有纪律作为统领才能有好的健康的作品，就像人的身体，身体内部有秩序与规则才能是健康的。所以他的观点是，古典主义者要注重理性，不是把理性作为文学的唯一的材料，而是说把理性作为最高节制的机关。
三、对梁实秋古典主义观点的评论
在中国现代文学建构的发轫期，梁实秋现代性的古典文学批评思理立场却一度遭受到20世纪中国现代文学史观建构的尴尬误读、冷落、打击与忽视。这一点从鲁梁的论战就能初见端倪。实际上，梁实秋关于现代中国文学建构之影响较大的文学批评观都或隐或显地遭受到当时学界的鄙薄、针砭、苛评，甚至一概抹杀的诟病，因舆论引导的偏差而旁生出诸多的误解、误读，使其独到心得思想被一度边缘化，甚至被遮蔽、淹没、尘封，以致其诸多敏锐而锋芒的思想亮点鲜被学者概观论及。他曾开宗明义地论析：“西洋文学，除了极端浪漫派及晚近的颓废派以外，差不多都一致地承认文学是贴近于人生的。欲救中国文学之弊，最好是采用西洋健全的理论，而其最健全的中心思想，可以‘人本主义’一名词来包括。……我不用‘古典主义’这名词，因为人本主义包括的范围较广，即浪漫运动中之较健全的理论与作品也可包括在人本主义之内。中国的儒家思想极接近西洋的人本主义，孔子的哲学与亚里士多德的伦理学颇多暗合之处，我们现在若采取人本主义的文学观，既可补中国晚近文学之弊，且不悖于数千年来儒家传统思想的背景。”他不仅曾纠正了当时新思潮激进浪漫派之极端和过度的危险错误，同时也有力地概括并肯定了现代新思潮与新文学批评中的某些正统的东西。
梁实秋的观点也有某方面的缺点，比如虽然一直强调普遍的人性，但是对于人性，梁实秋自己也不能给出具体的定义。梁实秋出国留学时期，美国的经济政治等已经有了比较高的发展，白璧德的古典主义是比较顺应当时美国环境的，而当时的中国迫切需要的是激进，表现在文学上是对革命文学的推崇。梁实秋在当时推崇古典主义对于大众而言自是不易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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