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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考察思想实验方法在伦理学研究中的应用论文
考察思想实验方法在伦理学研究中的应用论文
“思想实验”是一种在哲学、自然科学等领域的研究中被广泛应用的研究方法。它既不同于实验室的实际操作实验,也有别于形式逻辑的推理。思想实验是按照假想的实验程序设计进行思维推理,在合乎逻辑的思维推理过程中引发问题或推出悖论的一种特殊论证方式,如自然科学领域中伽利略的“自由落体”思想实验“薛定愕的猫”,经济学领域的“囚徒困境”,哲学上认识论领域的“特修斯之船”、“空地上的奶牛”、“缸中之脑”等。本文旨在考察“思想实验”这种研究方法是否适合应用于所有伦理学问题的研究,通过分析这一研究方法在伦理学中的应用效果探讨其利弊,对伦理学研究的方法论问题进行反思并提出建设性意见。
一、思想实验方法在伦理学中的应用—以“电车难题”为例
著名的伦理学思想实验“电车难题”最先是由牛津大学哲学教授菲利帕·富特针对功利主义理论提出的。这个思想实验所设定的场景是:一个电车司机驾驶有轨电车疾驰在轨道上,忽然看到前面轨道上有5个工人在工作,想停下电车,可刹车意外失灵了,这时另一条轨道上有1个工人在工作,如果此时他转动方向盘让电车向另一条轨道驶去,那5个工人就会躲过一劫而那1个工人会被撞。作为电车司机是否应该转动方向盘?后来这个思想实验又被加工为不同的版本并引出更加复杂的问题,例如新设定一种情境:假设作为旁观者发现轨道上方的桥上站着一个胖子,是否应该把他推下去挡住电车以拯救5个人的生命?而如果桥上的胖子是旁观者的亲人,旁观者又是否愿意把他推下去?这些附加的版本也引起了更多关于功利主义理论的探讨。哈佛大学心理学家马克.豪瑟尔曾用电车难题作过社会调查,参与调查的人跨越了地区、年龄、性别和受教育程度等因素,但他们却给出了相似度极高的选择:在第一种情形下几乎所有的人都愿意转动方向盘,牺牲1个人的生命来换取5个人的生命,而只有少数人愿意将桥上的胖子推下去来拯救那5个人。
思想实验研究方法在这里所体现出的一个很好的功用,就是它能够通过程序设计和思维推理得出悖论,即“伦理困境”,从而通过“伦理困境”指出某一伦理理论所存在的缺陷和弊端,如电车难题就是针对功利主义的理论缺口而提出的。这些缺陷和弊端揭示了理论与实践不能够一一对应的地方,对这些偏差之处进行反思平衡,有利于理论的检验和修正。这种方法在批判性的维度上有一定意义,但却缺乏建设性维度上的指导,即对“伦理困境”问题本身并没有给出一种深刻的解读和建设性的分析思路,最后的.结果只是将我们引入几种理论的矛盾争论之中,陷入非此即彼的理论抉择。以电车难题为例,这一思想实验通过合乎逻辑的思维推理最终得出了几种伦理理论的相互矛盾,也就是“功利主义”与“义务论”的矛盾,这种矛盾会引导我们这样解释人们的选择:如果在最开始的情境下选择转动方向盘以1个人的生命换取5个人的生命,那么就是“功利主义”(大多数人都会这样选择),相反则是“义务论”;而在第二种新设定的情况下大多数人却没有选择将桥上的胖子推下去以1个人的生命换取5个人的生命,这时大多数人又导向了“义务论”。
仔细分析就会发现,这个结果恰恰说明多数人在进行行为选择时并非完全出自于一个事先预设的“理论指导”,而是出自于一种基于实际情况并包含理智、情感和欲望综合考虑在内的整体性判断。如果我们出于电车难题思想实验的困惑而苦苦思考究竟应该选择“功利主义”还是“义务论”,我们的思维其实己经被这两种理论所限制。理论的分歧并没有真正深入探讨并解释一个行动者发出行动的原因和实质,我们难道是因为知道什么是功利主义、什么是义务论后再命令自己要遵循该理论而作出行为选择的吗?一个简单的伦理理论足以构成我们行为的全部理由吗?如果一个规范的伦理理论足以指导我们所有的行为,那么为什么大多数人在前后两种情境下作出了理论不一致的选择?在这里,思想实验研究方法有效地指出了功利主义的理论缺陷,也把我们带入了更大的困惑之中。
二、思想实验方法在伦理学中应用的局限性
(一)知识论话语的限制
“思想实验”这一研究方法通过假想的程序设计和合乎逻辑的思维推理引出问题并得出悖论,这种研究方法背后所展现的思维方式(假想实验、逻辑推理、归谬反证等)是以知识论话语为背景的,而伦理学具有实践性质,诉诸于价值领域的探讨,知识论的思维取向与伦理学的价值论视野并不能够得到很好的结合“电车难题”这一伦理学思想实验中设计者试图引出“功利主义”和“义务论”这两种伦理理论的矛盾冲突,从而使我们陷入到一种理论选择的困境中,这个困境实质上是一种知识论思维的限制,即认为我们必须在一种具有普遍必然性的规范化理论指导下才能够发出确切的行为,从而试图去引发构建一种没有漏洞的理论以确保知识的可靠性。然而,从一个更大的价值论和存在论的视角来看,我们发出一个行为首先是基于具体的实际情境,基于对生活世界自身的价值和意义理解来进行一个综合的判断,而不是出于某一固定理论规范的预先指导,如果想要把这一理论通过逻辑论证普遍化、必然化,就更加不符合价值探讨的思路了。
(二)实验与实际的差异
“思想实验”本质上是一种假想实验,理论上的设想与实际生活的实践存在着一定的距离,理论上所表达出的立场也并不能够蕴含生活实践的全部价值。思维假设中的场景和我们实践生活中的场景具有不同的性质:对于实际生活中的问题而言,我们常常是被动的,因为实际中的问题往往会随时随地发生而并不跟从于我们的主观设想,每一个具体的环境和情境都是随机的。然而,对于思想实验中的问题,我们的出发意图是主动的,即这种假想是特定的、尤其是针对某种理论来建构和设计的。由此多数思想实验针对某一理论观点进行批判和反驳,是一种从观点出发的思路,而不是从问题出发再到观点的思路,理论如果先入为主,这种特定的预先指向性并不利于整个问题的研究进程。伦理学问题的实践性质决定了研究方法需要从实践到理论再到实践,而不是简单的理论内部之争。
(三)行为与行动者分离
随着近代科学的兴起以及随之而来的现代哲学的深刻变革,在现代性的语境之下,伦理学话语也发生了转变,越来越脱离“关怀伦理”而转向“操作伦理”,从以探讨“德性”为主的美德伦理学转向以探讨“行为正当性”为主的功利主义、义务论等主流伦理学说,从一种以“行动者”为中心的德性诉求转向了以“行为”为中心的分析和论证,这也就导致了德性与规范、行动者与行为的分离,用斯托克的比喻来说就是现代道德哲学的“精神分裂症”。而大多数的思想实验研究方法也是在这样的话语转向下应运而生的,马赫作为第二代实证主义的代表,在其《认识与谬误》一书中第十一章以“论思想实验”为题展开论述,这一般被认为是思想实验最早作为一种正规的学术研究方法出现并被应用,可见这一研究方法在某种程度上带有科学主义和行为主义的色彩,是话语转向的一种表现。
在亚里士多德和孔子的时代,人们关注以行动者为中心的德性。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所要考察和评判的不仅仅是一个行为本身,而是包括发出这个行为的行动者,“对每个人来说,适合他的品质的那种实现活动最值得欲求。一个人在生活实践中获得优良的德性与他做出合乎德性的行为是一致的,成为好人与做好事可以是内在统一的,行动者作为一个本体概念蕴含着德性、规范和幸福本身。而现代伦理理论的代表功利主义和义务论所关注的则是行为自身的合理性,无论行动者是一个怎样的人,只要他的行为选择符合规范,就是可以被接受的,即“人们只是为了确定何种行为是达到这种善的正当(正确)手段而追求关于目的的知识。” “行为中心”的理论追求“好的行为”,而“行为者中心”的思路则朝向“好人”、“好生活”这样更大的图景。如果我们把伦理学中“电车难题”这一思想实验所得出的悖论放置在亚里士多德和孔子的时代,也许并不会符合那样一种话语体系,是否转动方向盘和是否把桥上的胖子推下去这些行为选择并不意味着某人是一个功利主义者或义务论者,而很可能是反映了某人拥有某种德性。并且,出于一种德性也许并不妨碍他在前后不同的情境下做出看似矛盾的行为选择。例如在第一种情境下他选择转动方向盘以一救五,这说明他具有衡量并珍爱生命的意识,在第二种情境下他没有选择将桥上的胖子推下去,则意味着他拥有怜悯之心,而前后这两种德性是不会相互矛盾的,即便他在行为上作出了看似矛盾的选择,却依然可以用他自身(行动者)的德性来合理解释。如果从这样一个伦理视角重新审视“电车难题”的话,那么这个困境的解答也就不单单是某种悖论或几种理论的内在纠纷了。
思想实验方法在伦理学中被应用时,多以行为本身是否合理的反问方式来针对某种理论进行质疑和反驳,在这一方面反映出这种研究方法的话语局限,并在一定程度上侵害了伦理话语的完整性,从伦理学整体的历史变迁上来看,并不能很好地涵盖所有的伦理学话语和评价方式。
三、结语
思想实验研究方法通过程序设计和思维推理揭示某种理论的理论漏洞,具有一定的批判性意义,但如果思想实验试图通过制造理论矛盾去激发人们寻找一种毫无缺陷的伦理学理论或体系(这种研究方法的背后暗示着一种规范主义的倾向),那么这种尝试的意义并不大。再完美的伦理规范理论也不可能涵盖生活世界的全部价值,即便没有理论上的缺陷和漏洞,我们在实际生活中依然面临种种选择,因为人的实践活动和生活的内在价值与经过抽象和规范化处理的伦理理论是两种不同质的东西。人的实践是一个可能的无限展开的过程,我们不应该在规范主义的影响下把一个理论固化为行为的全部解释系统,这样的伦理和道德对于我们来说就是封闭的,不再具有任何开放性与可能性。规范化的理论要求只能帮助维护某种生活方式和社会秩序的稳定性,却不能够说明一种生活是好生活,也不能够决定一个人是好人还是坏人。伦理学研究应基于实践,基于我们可能的生活世界。这意味着我们总是先基于对生活世界价值和意义的理解而发出行为,继而抽象为理论,而不是由一个固定的规范理论指导后再发出行为。
从这个意义上讲“电车难题”并非是一个困扰人们以至于无法解决的永恒悖论,只是我们被一种特定的研究方法和思维方式所限制了。将伦理学问题简化为伦理学理论的规范问题,而不能够深入到伦理学最根本的生活价值和意义问题上来,思想实验的研究方法在伦理学领域的应用存在一定的局限性。
篇2:信息化教学在基础化学实验课程中应用问题研究论文
信息化教学在基础化学实验课程中应用问题研究论文
摘要:信息化教学能充分调动学生参与性、增加学生的可选择性, 同时丰富了教学内容, 拓宽了学生视野。基于目前基础化学实验课程中所存在的问题, 提出将信息化教学贯穿于整个实验课程, 利用信息化资源、模拟实验软件、网络课程平台, 对实验课程进行改革探索, 以增加课程的趣味性, 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解决问题的能力以及创新能力。
关键词:信息化资源; 化学基础实验; 课程改革;
自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之后, 我国进入了科学技术迅速发展的时代, 人们生活的各方面都逐渐信息化, 网络作为交流沟通、传播信息的主要载体, 已经渗透到社会发展的每一个角落, 尤其在教育行业中也逐渐融入计算机和多媒体等信息化教学方式[1-2]。而信息化教学存在降低实验风险性;减少资源浪费, 安全环保;提供24h平台, 增大课堂教学容量等优点。目前, 教育信息化在教学中显现出强大的功能:使得教学手段、教学方法、教材观念与形式、课堂教学结构、以至教学思想与教学理论都发生了强大的变化[3-4]。
基础化学实验教学在化工院各个专业的基础教学过程中占有很重要的地位, 包括无机、分析、有机和物化等基础实验的单元操作练习, 基本操作训练和一些小型综合性实验。它是培养学生实践实操能力、锻炼学生结合理论知识分析和解决问题能力的重要课程, 在高校培养应用型人才的过程中尤为关键。在实验学习中, 学生通过观察与思考的结合, 动手与动脑的结合, 实现认识上由现象到本质, 由感性到理性的飞跃, 能有效地培养学生的动手操作和创新思维能力, 对学生以后的专业发展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5]。然而, 目前的'相对单一的教学模式, 对于调动学生的积极性及主动思考能力有较大的欠缺, 因此, 如何充分利用信息化资源, 将其有效的运用到化学基础实验教学中, 使化学实验信息由抽象变具体, 培养学生科学探究的能力、提升学生实践操作能力, 是当前从事化学类教育教师所面临的一个挑战。
1 实验课程中存在的问题
1.1 学生课前预习效果不佳
基于学生本身基础不同, 以及各自理论课的学习程度不同, 因此在课前预习时, 对于实验原理的理解上较为困难, 部分实验仪器之前没有接触过, 有很大的陌生信息, 从而导致部分同学形成了为了预习而预习的照抄照搬现象, 导致不能很好的理解实验的原理, 及实验操作中的注意事项。
1.2 实验操作的规范性培训不足
实验操作的规范性表现在两个方面, 其一是对于使用仪器的规范操作, 其二为对测试结果的正确记录。目前基础实验课堂中, 只是通过课堂的讲解操作规范, 很难让同学们深刻的理解, 这就需要在学生实验操作过程中进行指导, 但目前一名教师常常同时负责35名左右的同学, 所以部分同学的问题得不到及时改正, 很多操作细节学生基本没有重视;实验结束后, 学生处理实验数据粗糙, 常出现数据偏差过大等问题。
2 信息化在化学基础实验教学上的运用探讨
将信息化多媒体网络平台运用到实验教学的设计中, 可以丰富实验课程的教学内容, 进而充分调动学生对实验课堂的主观能动性, 更好地提升学生对实验技能的掌握、体会到理论联系实际的意义以及具有科学探究的能力。针对上述两个方面的问题, 我们探究了如何在基础化学实验课堂中充分利用信息化教学资源, 提高教学质量, 使学生在实验课中体会到更多的乐趣, 培养其创新能力。
2.1 提供学生搜索的信息化资源
将优质课堂等相关资源上传于学校的课程网络平台, 若同学们在学习上遇到问题, 又不能及时得到老师的解答, 可以通过网络教学平台, 进一步学习。另将一些相关数据库 (如中国知网, 万方以及一些英文数据库等) 进行整理, 通过网络培训教会学生如何使用。这样通过信息化资源的运用, 学生能更有针对性的寻找到自己不了解的知识, 弥补自己的不足;能随时随地查找到更全面的知识点, 拓宽自己的知识面, 进一步平衡学生基础知识不同所造成的差异。
2.2 充分利用模拟实验软件
实验模拟平台也能减少化学实验对环境的污染, 体现了我国“绿色环保”的理念;降低了实验的风险性和对资源的浪费[6]。模拟实验软件可以将实验仪器、实验过程、实验环境通过计算机仿真系统仿真出来, 运用此软件, 学生可以根据自己理论课的学习基础, 充分搞清实验原理和需做实验的相关知识点, 正确了解实验仪器的信息和操作流程, 达到有效、充分的预习效果。
随着科学技术迅猛的发展, 各种化学模拟实验平台层出不穷, 如加拿大Model Science Software公司开发的Chem Lab系统, NB实验室, Crocodile chemistry, phet仿真实验室等模拟实验软件, 学生可在各类模拟平台上, 对实验流程有整体把握, 并能够将书本上的实验步骤由抽象变具体, 由微观变宏观, 同时抓住实验的重点、难点, 找出自己可能存在的问题, 带着问题上课, 加深对实验内容的理解, 以提高其解决问题的能力。
2.3 进行网络课程平台的建设
网络课程提供比较多样化的平台, 打破了传统单一的课堂教学模式, 而且通过网络课程平台, 可以构建完整的学习窗口, 实现“一体化, 多层次, 开放式”的基础与专业相结合的新体系, 使课程内容丰富多彩, 增加趣味性, 提高学生对实验的积极性[7]。
一方面, 课程过程中网络平台的建设, 可针对实验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可及时反馈, 例如:实验过程关键步骤的讨论, 实验数据的实时上传和对比分析等, 让学生对实验过程中自身所可能具有的疑问及时在网络平台提出, 老师和其他同学就可以及时的进行反馈。同时可设置操作规范性检验, 让学生提高操作规范意识, 并可以予以及时纠正。
另一方面, 课外网络平台的建设, 与学校教师的科研进行结合, 设置开放性的实验课程, 让学生可以选择性的加入到自己感兴趣的课题中, 为培养学生的创新灵感和创新精神创造了条件, 将创新意识和实践能力运用到实际生活中, 成为当今社会所需要型人才。
3 结论
将信息化教学资源应用于实验教学中, 可充分调动学生的主观能动性, 多层次的培养学生的操作技能, 知识的集成运用能力, 创新与可持续发展能力及工程素养的运用, 本文针对基础实验课程中普遍存在的问题, 提出利用信息化资源及模拟实验软件, 调动学生学习的主观能动性, 构建网络课程平台, 发挥网络平台的优势, 与学生形成实时互动, 提高课堂的教学效率, 规范实验操作技能, 设置开放性实验课程, 进一步提升学生的应用创新能力。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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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侯向阳, 李东升, 高楼军, 等.打造精品实验课程, 促进物理化学实验信息化教学环境建设[J].实验技术与管理, 2008 (1) :129-131.
[4]宋从从, 刘艳蕊, 陈进.信息化教学在高职分析化学实训教学中的应用[J].山东化工, 2016 (18) :151-152.
[5]许丽梅, 陈建中, 林若川.化学实验课程的信息化教学设计[J].大学化学, 2017, 32 (7) :37-43.
[6]傅厚暾, 冯钰錡, 赵俐敏, 等.开放式计算机模拟气相色谱分析实验软件的设计[J].实验室研究与探索, 2001 (1) :50-52.
[7]姜晶.网络课程平台的设计与实现[J].现代电子技术, 2018 (2) :34-37.
篇3:逻辑学研究方法在中医领域中的应用论文
逻辑学研究方法在中医领域中的应用论文
中医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组成部分,在悠久的历史中曾经创造出了灿烂的辉煌“观今宜鉴古,无古不成今”当今中医事业进一步发展在于如何准确的理解古人的医学思想,思维方式,如何继承前人的医疗经验。随着现在医学的发展,科学实验的兴起,中医理论,医疗模式受到了极大的影响和冲击,支撑中医理论的科学性问题,诊疗过程的规范化,流程化问题,中药作用靶向问题都需要我们在准确继承古人思想精髓的基础上做出合理的解释。继承是发展的基础,但古今思维方式的巨大差异可能会导致我们思想认识上的误区,究其原因,是由于一个人的思维方式不仅与其所受到的教育文化有关,还与其所处的时代背景,所生活的地理环境条件,所处之处的生产方式,个人的身份地位,心理变化,关注焦点,所接触的病人疾病种类等因素相关。在曰常生活工作中,人们说话,做事都是在遵循一定的逻辑基础下的行为,它是一种先天能力,是基于语言的思维模式和推理方法,是人们为了实现自己意图的做事方式。逻辑学是研究思维形式,思维规律的学科,它既是一门基础性学科,又是一门工具性学科,人们思维方式正确与否,表达的思想是否周密,是否具有可论证性,是否是必然性的推理都是通过逻辑学这一工具去衡量。古代中国曾经是世界逻辑发展的三大源流之由于历史上种种原因的限制,没有形成形式化,系统化的逻辑学建构体系,未能进入世界逻辑发展的主流之中,这只能说明中国没有形成完备的逻辑学框架,而并不能质疑中国是否有逻辑。既然逻辑是人们大脑中的思维方式,而中医学继承和发展的关键在于合理的理解古代医者的思维方式,将逻辑学研究方法引入到中医领域中来,以期更好的解读古人的思维方式和当今的临床诊疗思维模式,就显得十分的必要了。本文首先对中医领域中已采用的逻辑学方法进行了分类梳理,通过从古至今逻辑学自身发展变化的过程,结合前人的工作经验,分析各阶段逻辑方法的优势和应用点,通过比较为研究中医思维方式找到了合适的逻辑学研究方法:语言逻辑中的言语行为理论。
1.逻辑学在中医中的应用
1.1传统逻辑方法在中医中应用
传统逻辑方法指的是1900年以前的逻辑学发展,主要包括了亚里士多德逻辑(三段论、假言推理)和中世纪逻辑(命题逻辑)。假言推理是一种重要的推理形式,甚至可以说它是一种先天的逻辑能力,后世的分离规则均来源于此,之后逻辑学的发展也都是以假言推理为基础发展起来的。“三段论”作为一种初级推理形式,任何理论思维都离不开它。在《内经》中,对于“三段式”推理的应用,即俯拾皆是。例如“是故味过于酸,肝气以津,脾气乃绝”这段论述的大前提是:凡木皆克土,小前提是:肝属木,脾属土,其结论则为“脾气乃绝”1]。《伤寒论》在构建“证一方”体系的过程中使用的主要是“如果某某证,那么某某方”的充分条件假言命题。假如使用必要条件假言命题,亦多将必要条件假言命题的前件构成“合取式”是这一“合取式”成为充分条件假言命题的前件,从而形成以新的充分条件假言命题。例如“伤寒脉浮缓,身不疼,但重,乍有轻时,无少阴证者,大青龙汤发之”即是“伤寒脉浮缓,身不疼,但重,乍有轻时”与“无少阴证者”的“合取”从而形成“大青龙汤发之”的充分条件2,诸如此类。
传统逻辑方法所面临的难点是逻辑究竟有无民族性的问题。不同民族,不同语言,不同文化背景的人在认知模式上是有很大不同的。中国古人是否与古希腊人一样应用的是三段论逻辑推理方式?从目前的研究来看,逻辑是有民族性的,中国的古人所使用的并非是西方的三段论逻辑推理方式。中国古人更多的应用的是类比和归纳,而非是演绎的推理方式,这是由中国古代的农耕文化所决定的,古人们追求的政治理想和生活目标是“修身,齐家”他们在广茂的土地上辛勤劳作,俯仰天地,仰观宇宙,把自己视为自然宇宙的一部分,把自然事物与自身与身边的事物相联系,用隐喻,归纳的方法认识事物,这一点可以从农谚,二十四节气中得到佐证,二十四节气就是人们在劳作过程中,通过总结经验,并与自然事物相联系而形成的带有隐喻手法的智慧果头。
归纳推理和类比推理起源于近代实验科学发展之时,归纳推理和类比推理是完全不同于演绎推理的推理形式。归纳逻辑是从个别性例证到一般性原理的推理,或是从个别性论断到另外的个别性论断的推理,包括完全归纳,不完全归纳和简单枚举。除完全归纳以外都是一种非必然推理的形式。类比推理是根据两个或两类事物在一系列属性上的相似,从而推出他们在另一个或另一些属性上也相似的推理,也属于一种或然性推理。在演绎一统天下的上个世纪没有得到很好的重视,如今在认知科学的背景下又重新绽放光芒。贾春华等在类比方法上借助语言学研究成果建立了“方剂语法语义”假说。王宏利认为:取象比类思维是中医学特有的思维方式,它既不同于严格的逻辑思维,也不是直观的灵感思维。取象比类思维具有自身特定的逻辑性。它以象为思维的基本单位,经过取象、移象、比类的过程,最终得出思维结果。这一过程的发生是以某些事物存在的时空相同、数类相符或态势相似等为逻辑前提4。中国古人这种独特的推理方式应该得到我们的重视。
1.2基本逻辑方法在中医中应用
基本逻辑方法主要指的是19世纪末到20世纪30年代经典逻辑方法以及由经典逻辑扩充或变异而来的模态逻辑,多值逻辑,模糊逻辑,直觉主义逻辑,相干逻辑等方法。
经典逻辑,又称数理逻辑/数学逻辑,它是在解决由罗素悖论所导致的整个数学基础是什么的问题上产生的,在解决这一问题的过程中,产生了数学逻辑的四大分支,即公理集合论,模型论,证明论和递归论,后来在这四大分支基础上又形成的逻辑演算。1930年哥德尔证明了作为逻辑演算基础的一阶逻辑的完全性定理,即一阶逻辑是一致的,它当中是没有矛盾的,所有定理都是真的;同时该系统也是完全的,所有真的都是可证的,由此数学基础问题得到了彻底的解决。但是,1931年哥德尔却又在该系统中发现了真而不可证明的命题,这就是哥德尔不完全性定理。之后,经典逻辑向着两个方向发展,一个是经典逻辑的扩充,就是不触动经典逻辑的基本公理和规则,但增添新的算子以及相应的公理和规则,如模态逻辑、时态逻辑、道义逻辑、认知逻辑、优先逻辑等;一个是经典逻辑的变异,就是虽然使用与经典逻辑相同或相近的词汇,却从根本上修改了公理和规则,从而得到新的逻辑系统,如多值逻辑,模糊逻辑,量子逻辑、亚协调逻辑等。经典逻辑加上对经典逻辑的扩充和变异合称为基本/基础逻辑。
基本逻辑的方法是人们在进行科学研究过程中由于不满自然语言的歧异性,模糊性,而试图设计出的一套符号语言,试图利用这套符号无矛盾的,严密的推演出整个我们所认为的科学理论问题和哲学问题。这样的符号语言(形式语言)在30世纪的时候达到顶峰,其中代表这种语言革命哲学的巅峰之作就是维特根斯坦早期的《逻辑哲学论》,标志着第一次语言转向。
以王瑞祥对《伤寒论》的研究为例,他用数理逻辑解读典籍原文,提出了对中医语言进行符号化、规范化的思路,例如《伤寒论》中有如下关于太阳病治疗的语句“太阳中风,阳浮而阴弱。阳浮者,热自发;阴弱者,汗自出。啬啬恶寒,淅淅恶风,倉倉发热,鼻鸣干呕者,桂枝汤主之/’“太阳病…,无汗,恶风,葛根汤主之/’“太阳病,头痛发热,身疼,腰痛,骨节疼痛,恶风,无汗而喘者,麻黄汤主之。用F(x)表达使用x方剂,则上述语句可以转化为如下蕴含表达式:Z(太阳中风)AS(鼻鸣)AS(干呕)F(桂枝汤);Z(太阳病)八S(无汗)八S(恶风)F(葛根汤);Z(太阳病)八S(头痛)AS(发热)AS(腰痛)AS(骨节疼痛)AS(恶风)八S(无汗)AS(喘)F(麻黄汤)。当确定一个患者是否适用桂枝汤时,首先找到太阳病,然后根据太阳病等价公式找到太阳病的所有症状,就是S(脉浮)AS(头项强痛)AS(恶寒),如果符合,再确定是否符合鼻鸣、干呕症状,如果符合,则适用于桂枝汤5。丁占螯对中医阴阳学说与五行学说建立数学模型,提出采用动态二值逻辑的方法进行描述0。彭瑜以慢性乙型肝炎患者的苔色分类为例,提出了一种基于模糊逻辑的算法辅助中医师进行苔色诊断,建立典型舌苔隶属度矩阵,输入采集图像并进行推理,确定模糊输出H。周昌乐等介绍引入次协调逻辑、缺省推理逻辑等先进逻辑来与中医诊断学结合的思想和方法,为今后构造一种符合中医诊断原则的中医阴阳五行推演逻辑系统做准备,用来描述基本的中医辨证推演过程8。贾春华以相干蕴涵原理为基础对《伤寒论》中的条件句予以分析08。运用基本逻辑的方法的难点在于:能否用一套形式化的语言代替自然的中医语言,从而解决中医语言的模糊性和歧异性,从而在形式语言的框架下,无矛盾的推出整个中医理论。从逻辑学的发展历程上来看,这种想法行不通。但是这样的研究仍然是有意义的,只有吸收了形式化的研究成果,才能更好的解读中医的自然语言,这一点在逻辑学发展上也是如此,逻辑学中第二次语言转向中,自然语言研究中正是吸收了形式语言的研究成果,才形成了形式化的自然语言,才能形成与传统逻辑自然语言完全不同的自然语言,完成否定之否定的转化过程。
1.3当代逻辑方法在中医中应用
当代逻辑方法主要是指以基础逻辑作为研究工具,各学科相互交叉而形成的哲学逻辑、语言逻辑、人工智能逻辑和认知逻辑。1931年哥德尔发现不完全性定理后,维特根斯坦也意识到早期的形式系统存在问题,这些发现破灭了人们在逻辑学发展道路上试图构造出一种纯净的语言,并在该语言框架下构造出纯净的逻辑系统,用该系统说明人类思维的一切真理的理想。这种理想语言和纯粹逻辑的局限性使得逻辑学家重新思考人类对逻辑的想法是否正确。维特根斯坦很快从早期对纯粹逻辑的崇拜返回到自然语言,著成《哲学研究》,提出语言游戏论,这就是第二次语言转向。50年代相继出现了一批语言学派和逻辑学派的大师,他们均返回到无比丰富的自然语言中,代表性的有乔姆斯基的句法学,蒙太格的语义学,以及奥斯汀和塞尔的语用学。经过60年代的发展,语言逻辑和语言哲学的三大派均已发展成熟。1975年认知科学建立,带动了包括逻辑学在内的各门学科的发展。基础逻辑成为各个领域的研究工具,各门学科相互交叉,形成了哲学逻辑、语言逻辑、人工智能的`逻辑和认知逻辑。哲学逻辑研究经典逻辑自身的问题,逻辑的基本概念以及经典逻辑的扩充与变异产生的各种结果。对他们的研究是把经典逻辑自身作为对象,因而越出逻辑学的范围,成为哲学逻辑的对象M。语言逻辑是现代语言学与现代逻辑学的交叉学科,他是孕育于语言哲学之中成长起来的。它与语言哲学都是研究句法学,语义学,语用学,不同的是语言哲学侧重于哲学方面,而语言逻辑侧重于逻辑方面。人工智能逻辑是逻辑学与计算机科学交叉产生出来的学科,包括了布尔代数,可计算性理论,计算机编程的逻辑,格论逻辑,矩阵逻辑,递归论,组合逻辑,概率逻辑等。认知逻辑是逻辑学与认知科学交叉产生出来的学科。包括心理逻辑,文化与进化的逻辑,神经系统的逻辑。
比如:桂起权认为古代中医理论的逻辑基础在于辩证逻辑,中医理论在古代阴阳辩证法思想指引下,通过“以形正名”形成类概念(包括证型、典型模式),通过“取象比类”进行归类判断,由将新案例代入典型模式,推测出未知。从而完成了由现象把握本质、由感性上升到理性、由经验上升到理论的认识过程,也使中医学能够透过现象抓住生命和疾病的本质规律。于是构筑起中国人特有的富于朴素辩证逻辑意味的医学理论体系。贾春华从认知语言学特别是隐喻认知的立场多中医学的诸多概念进行分析探究,分析探究中医概念中所蕴含的比喻的、想象的、类比的东西……症状与症状之间的联结就是语法,证候的临床意义就是语义,证候出现的背景,就是它的语用。由此可见,证候的研究不只是一个临床意义所能解决的,必将涉及到症状所出现的背景以及“症状体征序列”之间的关系[12]。刘奋荣运用动态认知逻辑的系统思想对中医治疗的总原则进行分析和阐释,揭示其动态的特征,中医诊疗之总则“观其脉证,知犯何逆,随证治之”是一个典型多主体的动态过程,其中信息在中医学家和患者的具体交流中不断流动,导致中医学者和患者认知的变化。把中医学家和患者之间的交流看作是一个多主体认知系统中主体间的信息互动。
2.讨论
通过上述的分析,我们看到,0世纪前后,数学逻辑取得了一统天下的地位,其作用也被无限放大。由此形成的哲学派别被称为逻辑实证主义。数学逻辑的影响如此之大,以至于在21世纪的今天我们的头脑里仍然受到这种逻辑实证主义的影响,我们所探究的自然科学问题必须用实验室数据去验证我们提出的假说;世界上所有发生的事件都被看为是一个个的命题,原子命题对应原子事件,复合命题对应复合事件,将自然语言翻译成形式语句,形式语句的真假性可以通过数学逻辑的推导得到证明,似乎只有且仅有通过这两种方法得到证实的东西我们才称之为科学。中医的问题既不能通过实验反复验证,也不能通过严密的数学逻辑的推导得到证实,因而被质疑为是不科学的,但是逻辑实证主义的思想本身随着逻辑学的发展也逐步被人们认识到是不完善的,是有漏洞和缺陷的,而我们仍然还在用这种标准去衡量一切事情的真伪,会造成认识上的错误。
在解读古人思维方式和当今中医诊疗思维模式时,我们应当重视将当代逻辑方法引入中医领域中来,尤其应当重视自然语言逻辑研究方法。借助于符号学的分类方法,自然语言研究被分为句法学,语义学和语用学三个部分。句法学研究的是语言符号的空间排列关系,语义学研究的是语言符号与现实世界的关联,语用学则不仅侧重于语言符号与现实世界的关联,更加重视的是语言和语言使用者之间的关系,也就是说一个语句最完整的意义是语用学上的定义。语用学涉及五大要素,即说话者,时间,语境,地点,听话者,中医医家的思想必然与当时的政治、历史、文化环境相联系,即使处于同一时代的医家,由于其所处的地理环境条件的不同也会产生出不同的医学思想。同时,医家的医学思想还会受到医家心理,焦点,预设等的影响,再运用隐喻,类比等手段表现出来,这些也都是语用学关注和研究的重点。形式语用学的核心是言语行为理论。言语行为理论关注的是我们在说话过程中的一类特殊的语言,这类语言我们使用它的目的不是为了“说”而是为了“做事”其最早可以追溯到20世纪30年代维特根斯坦建立的“语言游戏论”他认为人们的说话是一种受规则支配的行为。20世纪50年代初,牛津学派分析哲学家奥斯汀在维特根斯坦后期思想的影响下,重视对日常语言的语词和语句意义的分析,特别是对语言使用条件即语境因素的分析,在维特根斯坦所描绘的“语言游戏论”的蓝图下,构建起言语行为理论的具体框架,彻底改变了人们对语言的性质和功能的看法。之后奥斯汀的重要思想”doingsomethinginsayingsomething”被其学生塞尔等人丰富发展,形成了言语行为理论,开辟了语言哲学发展的新时代。中医学中无论是记录古人思想的中医古籍,还是现今中医的诊疗过程,都是用自然语言为载体进行表述的。例如我们在诊疗过程中,问诊的过程就可以看做是一个言语行为的过程,医者有什么样的思维方式就会问出什么样的问题,医者问诊的内容不是为了“说事”(sayingsomething),更是用来“做事”(doingsomething)的,利用该方法可以更好的认识中医诊疗过程中的各类认知和思维规律问题。
3.总结
逻辑学作为反应人类思维和认知规律的一门科学,可以很好的诠释古代医者思维方式和和当代名老中医的临床诊疗思维模式。自然语言逻辑研究方法中的语用学研究重视的是说话者(医者),听话者(患者),时间,语境,地点等各种要素对语句意义的影响,此外语用学研究还重视对心理,预设,焦点,隐喻的分析,其理论核心言语行为理论更加重视的是我们所说的语言中不仅为了“说事”更为了“做事”的那一部分语言,这些对于分析中医诊疗思维模式和规律具有重要的作用,是一种能将各种实际因素都能完全考虑进去的方法,该方法相对于其他逻辑学研究方法而言,既保留了自然语言无比丰富的特点,又吸收了形式逻辑发展的精华,在分析古代医者和当代名老中医的思维诊疗模式中具有更大的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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