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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新时期中国人口生育政策调整的经济学分析论文
新时期中国人口生育政策调整的经济学分析论文
我国在20世纪80年代初确立的计划生育政策，确实从一定程度上控制了人口过快增长，缓解了人口压力，但是独生子女带来的社会问题，性别比例失衡问题，人口老龄化问题，人口红利问题逐渐突显出来。于是，适当的放开人口生育政策成为新时期中国生育政策调整的必经之路，如今我国已全面放开二胎。本文结合一定与人口增长和人力资本发展的经济学理论，结合中国现状，对人口放开的背景及其必要性入手，综合各方的观点，进一步分析如今采取的人口政策对中国的经济发展有何有利和不利的影响。
一、人口与经济增长的理论指导
(一)人口增长对经济发展的抑制作用
这方面最具代表性的事马尔萨斯的人口论。马尔萨斯在他的《人口原理》一书中，运用两个级数和两种抑制的研究方法，研究了人口生育与生活资料之间的关系，开创性的建立了人口与经济关系的分析框架。他认为人口增长与经济发展之间存在着一种负的反馈效应，并且提出经济发展可能会刺激人口增长，而人口增长却会阻碍经济发展，这种自然法则成为贫困的原因，要消除贫困就必须抑制人口增长。
普林斯顿大学人口学家胡弗通过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研究，得出人口迅速增长会对经济发展产生严重负作用的结论。 其实，很多经济学家都曾提出过人口增长会抑制经济发展，如保罗・艾利奇也直言不讳地指出人口激增会破坏经济的发展。H・D・麦多斯通过建立的世界模型，认为人口增长，粮食供应，资本投资，环境污染和资源浩劫是一组相关变量，各种因素变化均源于人口增长，他甚至认为人口增长一旦到达危机水平，世界经济就会崩溃，随之而来的事世界末日。
(二)人口增长对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
这方面最具代表性的理论是凯恩斯和汉森的“长期停滞理论”，该理论认为在发达经济或成熟经济中，人口增长的下降是有效需求不足和投资动力减弱的重要原因，刺激有效需求的源泉应该是促进人口增长。另一个具有代表性的理论是托夫勒和库兹涅茨的人口增长与经济增长同步理论。
(三)人口素质的提高对经济发展的积极作用
人力，即人的知识与技能被认定为资本的一种形态，可以说是一种特殊的资本，这种资本的形成，是对教育、卫生、健康、劳动力迁移等影响人力资本投资的结果，能更大程度的带来经济效益，从而在经济发展中起着决定性作用，对人力资本投资、生育率、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剖析，这就是舒尔茨和贝克尔理论，它从人力资本的角度，明显肯定了提高人口生育素质对促进经济发展是有积极作用的。
二、放开后对中国经济的影响
中国由于实行计划生育造成了一定的不利影响，如本文第二部分所述，这些问题的出现导致了人口生育政策放开的必要性。因此，“单独二胎”政策开始逐渐推行。那么，人口政策逐渐放开的过程中又会对经济的发展带来哪些影响呢?结合本文第一部分对于人口和经济理论的.阐述，进行综合分析。
(一)人口增长对经济的正效应
人口增长对经济会产生正效应。中国现实施开放“二胎”政策，会对中国的经济成长带来积极效应。比如，短期内，婴幼儿相关的产业和产品将会明显受益，对婴幼儿消费品及服务的需求会明显提高;从长远来看，更能提高经济增长潜力，缓解养老金缺口。
(二)人口增长对经济的负效应
人口放开政策确实会对人口老龄话和性别比例失衡起到缓解作用，并且从一定程度上加大了需求，促进经济发展。但是，还有一项消极因素我们不得不考虑到。那就是放开人口生育政策将使我国短期的劳动力数量减少。据联合国预计，中国劳动适龄人口数量将会在达到峰值之后开始急速下降。新时期人口政策变化，也就是只要父母一方是独生子女便可以生养两个孩子，意味着更多劳动力将会离开生产线。但人口统计学家称，未来二十年，由于第二个宝宝会增加人口中的非工作人口，父母亲和祖父母也会减少工作时间来照顾他们，这会使中国的人口问题更加严峻，而不是相反，使之得到解决。复旦大学经济学者彭希哲认为， “计划生育政策的放开会加重中国经济的依赖负担”。总体而言，两位经济学者预计未来二十年中国经济增长的上限将会是6.9%，且可能“大大降低”。两位经济学者重新做了计算，他们发现由于新政策，每年将会新增150万人口，未来十五年人口结构将会更加恶化。前美联储高级国际经济学者Sheets也表示， “允许人们生更多孩子，只会在二十年，这些新生儿长大之后，帮助解决劳动适龄人口的短缺问题，在那之前，这些孩子还没有工作，也需要人来照料。这意味着他们的家长将会把花在工作上的时间和金钱(尤其是教育)支出花在他们身上。”这说明，要想培养出促进经济发展的人力资本，一定的支出是不可避免的。另一方面，中国家长就像其他地方的家长一样，会花更多的钱在他们的孩子身上，因而促进消费增长。许多领域将会从新生儿中得益，这包括玩具制造商、服装公司和教育产业。随着孩子渐渐长大，也将会有对更多、更大房子的需求。有这些都会减少中国的存款率，也会帮助经济进行人们期待已久的转型――中国将会更加依赖国内消费，并减少对出口、政府在房地产和资本密集型产业大力投资依赖。
综合国内外的观点，各方对中国在新时期放开人口政策都持有不同的立场，人口政策的放开，不论对中国经济短期还是长期都会带来一定的有利和不利的因素，但是究竟人口放开的政策对中国可能带来哪些真实的影响，还要等政策实施之后经济各项指标和社会福利变化等各方面的真实反映。
篇2：中国生育政策调整
生育政策调整与中国发展》的作者有人口学家、社会学家、经济学家，他们以不同的学科本位，从重新认识中国的人口形势、人口政策与应对老龄化策略、独生子女政策、人口城镇化与生态环境压力、现行生育政策对中国经济活力的影响等方面，探讨了生育政策调整与中国发展这一大家共同关心的问题，各抒己见，提出了今后人口发展战略和政策的前瞻性建议。
内容介绍
生育政策事关国计民生，深入的学理探讨，可为国家的政策坚持或调整提供思想学术支持，这也是《生育政策调整与中国发展》意义和价值之一方面。
作者介绍
曾毅，现任北京大学健康老龄与发展研究中心主任, 北大国家发展研究院、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美国杜克大学(Duke University)医学院老年医学部教授, 杜克大学中华人口与社会经济研究中心主任, 以及德国马普研究院(Max Planck Institute)杰出研究学者和荷兰皇家艺术与科学院外籍院士。
3作品目录编辑序 经济发展战略与现行生育政策调整林毅夫
前言――历史回顾、主要议题及背景概述曾 毅 顾宝昌 梁建章 郭志刚
第一部分 人口形势与对策
第一章 重新认识中国的人口形势郭志刚
第二章 人口政策与应对老龄化策略郭重庆
第三章 中国的独生子女政策到了该结束的时候了加里?贝克尔
第四章 建议尽快实行“普遍允许二孩与提倡适当晚育”政策曾 毅
特邀评论 尽快实施普遍允许生二孩政策左学金
自由讨论
第二部分 生态环境、经济活力与基层干部呼声
第五章 人口城镇化有可能减轻生态环境压力李秀彬 辛良杰 谈明洪 赵宇鸾
第六章 现行生育政策负面影响中国经济活力梁建章
第七章 基层计划生育工作者对现行生育政策的认识江浙沪粤基层计划生育工作调查课题组
特邀评论 尽快调整现行生育政策，促进经济社会持续发展姚 洋
自由讨论
第三部分 经济社会均衡发展与现行生育政策调整
第八章 高房价与低生育意愿潘 莉 徐建国
第九章 生育政策调整的必要性与迫切性陆杰华
第十章 人口抚养比提高对未来中国经济增长的影响李建民
第十一章 建议加快调整一胎政策卢 锋
第十二章 我国中长期人口发展趋势与现行生育政策调整分析余乐安 汪寿阳
第十三章 中国“用工荒”的分省研究……………………………苏 杨 尹德挺
特邀评论 调整生育政策的人口与发展战略意义胡鞍钢
自由讨论
第四部分 “以人为本”与国际比较视野
第十四章 中国人口法制的变迁与反思湛中乐
第十五章 人口转型与经济兴衰李宏彬 谢洁玉 李 蕾
第十六章 人口变迁替代规律与大国兴衰李建新
第十七章 世界人口新形势下中国的生育政策抉择王 丰 蔡 泳 沈 可
特邀评论 生育政策调整的多维审视陈友华
自由讨论
新时期中国人口与经济发展战略论坛结束语
术语表
[中国生育政策调整]
篇3：安倍经济学政策无效性的人口根源论文
安倍经济学政策无效性的人口根源论文
—、引言
安倍经济学已实施两年有余，但其刺激政策基本无效。已有研究大多从巨额财政赤字、金融体系痼疾、内外需求不振等方面探究日本经济长期低迷的原因，并把它们归结为安倍经济学政策的无效性。不可否认，这些领域确实都存在问题,但这并不深人:第一，作为一个成熟的发达市场经济体,曰本早已在财政、金融、投资和消费等各方面形成了独特、固定且适合本国历史传统的模式，在某些方面甚至表现得比欧美更优秀，即使出现问题也不至于造成长达20余年的低迷;第二,以上问题在各主要经济体中都存在，具有普遍性，但日本却迟迟不能走出通缩和低迷的泥潭,这说明还有更深层次的因素制约着日本经济的复苏;第三，客观地讲，日本经济并非其对外宣传的那样糟糕,日本经济的根本问题是经济增长潜力的不断丧失,如果不能有效阻止这一趋势，那么，日本经济的前景只能是平稳衰落，这才是日本政府经济政策日益激进化的根本原因。
因此,以上诸多领域中的问题并不能从根本上解释为何曰本在超长期的经济低迷中屡次实行刺激政策却长期无效，更无法解释日本经济潜力因何丧失。从决定经济增长潜力最为根本的三要素——资本、技术和人口来看，人口基础恰恰构成了日本经济的短板,而日本人口变动与经济增长的协同关系并没有受到足够的重视，很多学者只是把人口变动作为日本经济的一个侧面加以探讨，且很少有系统的和定量的成果出现。这种研究倾向或多或少地忽视了人口作为基础性结构对经济体长期增长的促进或制约作用。从人口危机的角度不仅能很好地解释安倍经济学所面临的结构性困境,预判日本经济的长期走势，同时有助于人们在更宽广的社会背景下思考经济政策。
二、安倍经济学刺激5嫌的内容及其无效性
(一)安倍经济学刺漱政策的内容
自9月以来，日本安倍内阁出台并实施了一系列政策试图摆脱长期通缩、增长乏力的经济形势，并把最主要的宏观经济刺激政策都推向了极端。安倍经济学大致可以分为两个版本，第一个版本是“超常规的刺激政策”，其目标是以超常的财政刺激政策和激进的货币剌激政策摆脱通货紧缩的困扰，最终实现2%的通货膨胀目标;第二个版本是“宽领域的结构性改革”，以6月“修订版日本再兴战略”出台为标志,其目标是解决日本经济深层次的结构性矛盾，为今后的持久增长奠定基础。
1月，安倍内阁即宣布以“15个月预算”形式全面推行财政刺激政策，a首先以10万亿日元作为的补充预算,进而在财政预算中确定了92.61万亿日元的支出总额，并大幅增加在公共事业上的财政投人(同比增长16%),体现出安倍内阁通过扩大公共投资刺激经济增长的决心。此后,安倍不断推高财政预算总额，?屡创历史新高(见表1)
在货币政策方面，为制造通货膨胀，安倍政府强势要求日本央行(即日本银行，BOJ)配合发钞，效法欧盟和美国在金融危机发生后实施的“量化宽松”政策,并撤换掉作风保守的白川方明，代之以激进的黑田东彦任央行总裁。黑田上任伊始，日银便破天荒地一次性购买了超过1万亿日元长期国债，之后日本央行更是以每年60万亿~70万亿日元的规模不断扩大基础货币，日本的基础货币量已增发了两倍。20底，日本央行推出了第二轮货币刺激政策，把每年的基础货币投放规模增加至80万亿日元。
(二)安倍经济学刺激政策的无效性
安倍经济学的首要政策目标是提高通货膨胀率,增加就业和投资，最终为重振日本经济奠定基础。但从通胀率、工资就业和经济增长等主要宏观经济指标来看，日本经济并无太大起色，而安倍经济学最大的“功绩”就是制造了日本股市的疯狂上涨，吹大了资产泡沫。
首先,安倍经济学远未实现其承诺的通胀目标。204月，日本央行总裁黑田东彦承诺将设法在两年内实现2%的通胀率目标，但截止到5月，这一目标并未实现。不可否认，日本央行的货币宽松政策确实在初期推高了物价，作为实现通货膨胀的主要手段,但是若扣除上调消费税对物价的“助推”作用，日本的通胀率远没有达到2%。安倍内阁不仅没能实现设定的通胀率目标，而且历史性地推髙了国债余额，国债在日本央行资产中的比例越来越大，央行的政策余地则越来越小，安倍经济学货币刺激政策已然失效。.
其次，安倍经济学在工资和就业上的成绩有颇多水分。安倍经济学最为得意的就是提高了工资与就业水平，但仔细考察这一成绩单就会发现，工资和就业的政策目标也没有完全实现。安倍经济学开局的年，日本经济形势出现较大增长，但职工月平均工资却降至1990年以来的最低点，这说明增长的好处基本上被企业独占，而消费税提高在助推物价上涨的同时却降低了国民的实际工资收人。安倍经济学的就业数据更是充满水分，虽然安倍经济学刺激政策实施以来日本就业人数增加了90万人左右,但增加的是就业稳定性较差而且工资较低的非正式雇员，目前该群体已达雇佣劳动者总人数的38%。H由于正式就业者工资收人是非正式者的三倍,这进一步拉低了日本的社会总收人水平因此，安倍经济学的工资和就业政策目标并没有达到理想的、甚至是基本的预期。
最后,安倍经济学未能给日本经济带来平稳而良性的增长，副作用日益明显。借助于超大规模的财政支出计划和极为激进的货币宽松政策，日本经济在2013年确实有所好转，曰元大幅贬值使得出口有所恢复，大型公共投资扩大了内部需求，经济增长率达到2.1%。但这种刺激效应极为有限，2013年和年的总体增长趋势是“髙开低走”，2014年全年GDP降至零增长，即使2014年第一季度的增长成绩也是受上调消费税之前民众突击消费的拉动作用,但上调消费税对私人消费、住宅投资、设备投资、工矿业生产和进出口等各部门打击沉重,p安倍经济学的副作用日益显现。因此安倍经济学未能使日本进入良性发展轨道。
截止到205月，日本所谓的“经济复苏”主要体现在金融指标上，本质上只是一种货币驱动下的虚假繁荣。超级宽松的货币政策使日本国内企业资金充裕,但这些资金大部分被投人股票市场，对于促进企业实体投资的效果极为有限;此外，海外投机资本大量涌人日本股市,?这加剧了日本经济的资产泡沫，日经225指数从20末的10395点狂涨至年5月1日的19531点，涨幅接近100%(日本经济新闻社，日経平均資料室，日次?月次?年次亍一夕)。日本股市髙涨的副作用还在于再次拉大了日本的贫富差距，因为绝大多数日本民众并不喜欢股票投资,?所以,股价高涨的主要受益者是大企业。即使现任日银总裁黑田东彦也不得不很委婉地承认了股市暴涨对促进实体产业投资的无效性[4_和“杀贫济富”的财富再分配效应。
三、人口因素对安倍经济学刺激政策的制约机制
一般认为，人口因素包括人口总量与人口结构两个方面,在人口数量中，对经济增长最重要、最直接的是劳动力的数量及其占总人口比例;人口结构具体指人口年龄结构、人口性别结构和人口就业结构等,对经济增长影响最大的是人口年龄结构，衡量人口年龄结构最重要的指标就是人口老龄化程度。值得注意的是，人口老龄化与劳动力数量之间有着密切联系，所谓“人口老龄化”指的就是65岁以上老年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不断上升的过程，与之相对应的则是其他年龄组人口数量及比例的不断下降，但在理论上人口老龄化并不必然减少劳动力数量。
从人口经济学角度看，人口总量(尤其是劳动力数量)、人口年龄结构(主要指人口老龄化程度)将从供给环路和需求环路两个方面影响经济增长，日本的人口因素变动也正是通过这两个环路制约了安倍经济学的刺激政策，最终使其归于无效。
(一)人口因素对供给环路的制约
在供给环路,人口因素将通过决定经济增长的基础要素对国民经济施加影响，具体从劳动供给、资本形成和技术创新三个方面产生作用。只有当一个经济体的人口数量适度增长、人口结构较为年轻时，经济增长才具备了可能性。欧美各国在进行工业革命之前，都是先爆发了“人口革命”,充足的人力储备是经济增长的必要条件。
首先，人口数量及其年龄结构对劳动力供给有决定性影响,15~64岁的人口是劳动力的供给主体，是就业大军和后备劳动力大军的主要组成部分，是处于生产年龄的.人口。日本劳动力数量自后开始进人负增长，进人21世纪，日本劳动力减少的速度明显加快，根据日本官方预测,今后日本的就业人数还将大幅度下滑，到将比年减少323万人，到2030年将减少821万人。[<?根据2012年的一份调査，日本有28%的企业认为劳动力不足已经严重限制了企业的经营和发展，尤其是建筑业等劳动密集型行业。在安倍经济学刺激政策实施期间，诸多企业受困于劳动力不足的境况并没有得到改善，反而蔓延到航空、零售、社会医疗、福利设施、交通运输和餐饮等服务业部门，很多企业被迫放弃业务扩张计划，甚至停工,因为即使高工资也无法招到员工。m《经济学人》前总编辑比尔?艾默特甚至认为，日本应该用“劳动力经济学”(Laboumomics)代替“安倍经济学”。由此可见劳动力数量不足对安倍经济学的反向制约作用。
其次，人口年龄结构年轻有利于实现高储蓄一高投资一高增长的经济循环。根据消费和储蓄的生命周期理论，劳动年龄人口的消费往往小于收人,是社会主要的物质财富创造者和净储蓄群体，而老年人群体则是物质财富的净消耗者。因此，人口结构年轻化是经济高速增长的基础，因为只要通过金融体系的转换和政策环境的配合,年轻型人口结构所创造的大量储蓄就会被用于投资，从而实现快速的资本积累。众所周知，日本已经进人重度人口老龄化时代，2012年，日本65岁以上老人占总人口比例已达到24.3%,成为世界上老龄化程度最高的国家，从1980—，日本的总储蓄率和总投资率分别下降了8个百分点和12个百分点,_这一时段正是日本人口老龄化的加速期。此外,人口老龄化还加剧了社会养老负担，日本政府用在福利方面支出的比例也越来越重，不断挤压着国民收人中用于资本投资的部分，这从根本上制约着安倍经济学财政刺激政策的空间。
最后，人口因素对技术创新的影响是间接的但并非不重要。随着老龄化向纵深演进，整个社会的科技创新力也会随之逐渐衰竭，因为老年人学习创新能力明显不如年轻人，尤其是在知识更新换代越来越迅速的当今时代，人口老龄化向纵深发展意味着劳动力本身也将出现老化趋势，这对于劳动生产率的提髙和利用最新的科学技术成果极为不利，劳动力老化对日本经济长期增长潜力的削弱作用将日益显现出来。
(二)人口因素对需求环路的制约
在需求环路,人口因素通过影响消费需求和投资需求的总量与结构制约着安倍经济学发挥作用。人口年龄结构老化从根本上造成了日本内部需求不振，并使安倍经济学的刺激政策归于无效。
从消费需求来看,个人消费占到了日本GDP的60%,假设人均国民收人水平不变，日本人口规模的不断萎缩本身就意味着社会有效需求的降低，日本政府甚至为此打出了“一亿人口保卫战”的旗号。虽然日本一直在倡导促进老年人消费,但老年人一般都会保持以前的习惯，很难改变，而且老年人的消费总额明显不如有工资收人的年轻人，日本又向来是一个“重储蓄、轻消费”的国家，出生于战后一代的老年人尤其如此。从短期来看，消费税上涨前大量集中的消费使个人消费市场趋于饱和,2015年3月份个人消费支出比上年同期减少10.6%，连续12个月同比减少;从整个安倍经济学实施期间来看，日本个人消费需求基本围绕在每月30万日元上下波动，若剔除消费税的影响则大多数时间低于30万日元，增长空间极为有限。
支柱的企业资本支出更是复苏乏力。日本国土狭窄，加上数十年的开发，各投资领域基本饱和。从根本上讲，投资是现代经济“迂回生产”的关键链条,投资的最终目的仍然需要相应的人口群体去消费。人口老龄化使得本已饱和的国内投资需求雪上加霜。以住房投资为例，新开工住房投资是各国经济增长的重要推动力量，安倍经济学在短期内刺激了住房建设,但好景不长,2014年后新开工住房建设户数持续下跌(日本国土交通省“新設住宅着工?利用関係別戶数，床面積”)。从长远来看，随着日本人口持续减少和少子老龄化趋势进一步深化，日本的住房奮求不可能再有大的上升空间，这也预示了未来日本投资需求平稳下降的大趋势。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人口数量减少及年龄结构老龄化在不同领域、以不同力度制约着安倍经济学刺激政策的实施。虽然各个经济部门都有着自身的发展变化规律,但是毫无疑问，人口因素正在从根本上削弱着日本经济的长期增长潜力。特别需要指出的是，这种影响在需求环路表现的不够突出，但是对供给环路的影响则是决定性的，并主要表现在劳动力供给领域,因此有学者称日本经济已经进人一种“新供给约束型经济”。
四、人口因素制约日本经济的历史惯性
(一)人口惯性影响经济增长的理论基础与模型
安倍经济学刺激政策失效的深层次原因在于人口因素的制约，而这种制约是长期历史发展的结果，是人口矛盾逐渐积累的必然产物。已有研究指出，在短期内，日本人口增长率与实际经济增长率的相关程度较弱，随机性较强;在长期内，两者的相关性显著，有很强的协同变动趋势。根据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原理，物质再生产与人口再生产是相互影响且密不可分的。但物质再生产与人口再生产最显著的不同就是:物质再生产的周期较短，而人口再生产周期远比物质资料再生产周期长,一般都会超过。人口再生产的超长周期决定了人口变动具有极大的历史惯性，这种惯性将长时期决定着一个经济体的人口变动方向，也是这一期间任何经济政策发挥作用的现实约束。因此,考察日本人口变动对安倍经济学的制约作用还需放在一个长期内进行，这不仅有助于考察安倍经济学各项政策运行的大背景,还可以预判日本未来的经济增长趋势并评估安倍经济学的前景。
五、人口危机与结构性改革：安倍经济学的前景
经济政策的前景取决于经济体是否具备相应的增长潜力基础并以适当的方式挖掘、发挥这种潜力，而人口基础的樹塌，包括劳动力数量的绝对减少和深度人口老龄化已经并将继续从根本上瓦解着日本经济的增长潜力,并制约任何刺激政策的实施。如果说劳动生产率和劳动参与率还有可能以适当政策缓解，但人口问题因其超长的再生产周期和极大的发展惯性已经成为日本经济的“阿喀琉斯之踵”,并将严重制约安倍经济学结构性改革的开展，极有可能使其归于无效。
2013年6月，安倍经济学的“结构性改革”内容终于出台，在2014年的“修订版再兴战略”中，日本政府进一步提出了针对长期结构性顽疾的改革政策，施政重点包括:下调企业所得税，解除农业、雇佣和医疗等产业的规制，搞活地方经济与中小企业,金融体系改革，打破电力行业垄断割据局面。可以看出,安倍经济学结构性改革的目的是重塑日本经济增长的潜力基础，为重振日本经济创造条件。但是，从人口基础及其惯性变动的角度来看，安倍经济学结构性改革的前途很不乐观，尤其是涉及到农业规制、劳动力雇佣的改革内容。
以农业规制改革为例，日本农业的根本问题在于农业生产者的老龄化和后继无人，日本的劳动力调查结果显示，日本农业就业者中绝大多数是65岁以上的老年人,40岁以下的劳动者微乎其微，这种劳动者的年龄构成明显需要政府加以保护，安倍经济学却要打破农业的管制政策。此外，日本粮食自给率已经降至40%，贸然打开农产品市场必然带来灾难性的影响。因此，打破农业规制很容易，但是提升日本农业的劳动生产率、增加农业劳动力简直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劳动力市场改革也是安倍经济学的重要组成部分，诚如哈佛大学教授肯尼斯?罗格夫所说，日本经济的深层次问题是人口问题，这些问题绝非剌激政策所能解决的，日本经济迫切需要针对劳动力市场的结构性改革。
总体规模自19之后就处于下降通道，从表2可以看出，日本劳动力规模处于加速下降趋势，这种惯性使得劳动力市场异常脆弱，而安倍的劳动力市场改革基本遵循了“新自由主义”路线,是以损害劳动者阶层利益为代价的,对曰本经济的总体影响无疑是雪上加霜。
安倍经济学结构改革中也有旨在提升总体劳动力利用效率的“女性经济学”,但日本女性就业始终与“男主外、女主内”的历史传统和企业内部“重男轻女”的用人制度有着密切联系。最重要的是，随着人口老龄化的继续深化，日本女性不得不在家庭责任与工作之间进行选择，因为“在日本照顾不能独立生活的老年人绝对被认为是和他们有关的女性亲属的责任女性经济学”的前途并不乐观。
总之，在人口因素的根本性制约作用下，安倍经济学刺激政策的失效有其必然性，在劳动力数量绝对减少和人口老龄化的双重压力下，日本经济增长前景将严重受制于日本人口的变动趋势，未来安倍经济学的结构性改革极有可能也是无效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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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日本総務省統計局長期時系列亍一夕?年齡階級、雇用形態別雇用者数”年平均結果.
[3]张季风.安倍自己毁了“安倍经济学”.
[4]吕守军，严成男.安倍经济学对劳动力市场的结构性改革研究——基于法国调节学派基础理论的分析[J].教学与研究，2014,⑶.
篇4：中国劳动力流动的经济学分析论文
中国劳动力流动的经济学分析论文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劳动力流动不仅速度在加快,而且其流向也呈现纷繁复杂的局面。大量的劳动力流动在各省区市之间、城乡之间、城市之间、农村之间、城乡与工矿区之间,劳动力的跨国流动也在逐步增加。是什么原因引起劳动力的流动呢?本文从劳动力的流向、劳动力流动的群体性、劳动力流动对不同地区的影响三个方面进行实证分析。
一、中国劳动力流动的实证分析
(一)关于劳动力的流向
首先分析全国范围内省际之间劳动力的流动问题。根据现有的资料,从迁移和暂时居住两个方面分析劳动力在省际之间流动.从劳动力迁移状况看,近年来中国东、中、西三大地带省际人口迁移的一个重要特点是,中部和西部地区多数省区市迁往省外的人数大于省外迁入的人数,省际之间净迁入人数为负值;而东部地区多数省区市迁往省外的人数小于省外迁入的人数,省际之间净迁入人数为正值。,东部净迁入人数比西部和中部分别高40.2倍和5.2倍,东部地区除福建、山东、广西三省其余9省的净迁入人数全部为正值,西部地区除西藏、陕西、新疆外其余7省的净迁入人数都是负值,中部9省有7省的净迁入人数为负值。从劳动力暂时居住的情况看,全国各地外出务工经商人口远大于省际迁移人口,而且大部分集中在经济发达地区,在经济欠发达地区的人数要少得多。20全国外出务工、经商、服务、当保姆的暂住人口为3786.3万人,其中72.9%集中在东部地区,仅广东省就有1241.1万人,占暂时居住人口总数的32.8%。西部占12.57%,中部占14.54%。从上述分析可以看出,劳动力及人口由西向东流动是我国现阶段劳动力及人口流动的一个基本特征。
劳动力及人口之所以出现向东部流动的倾向,最主要是国内东、中、西三大地带的发展差距逐步拉大,与此相适应,三大地带的劳动者的报酬出现了较大差距。在计划经济时期,全国各省区市之间劳动者的平均收入差距不大,加上严格的户籍管理制度和劳动力的有计划配置,从而使劳动力的流动非常缓慢,劳动力流动自身表现出来的倾向性不明显,即便在某个特定阶段出现了劳动力流动的某种倾向性,譬如六十年代出现劳动力由沿海向内地流动,那也是政府行为的产物,而非劳动力流动自身表现出来的倾向性。改革开放以来,中央提出了使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的方针,东部地区依靠得天独厚的自然、地理、社会等有利条件,迅速推动其经济向前发展,从而使东部与其他地区在经济发展水平以及劳动者收入上的差距随之逐步扩大。与此同时,随着劳动就业制度和户籍管理制度改革的逐步深化,劳动力的计划配置制度被打破,严格的户籍管理逐步松动。在这种背景下,为了追求更高的收益,一部分劳动者开始由收入低的地方流向收入高的地方,这是一种利益驱动性流动。因为东部的城镇从业人员平均劳动报酬和农民家庭人均纯收入普遍高于中、西部地区,有些地区的差距高达一倍以上。在计划经济时期全国各地也存在差距,但差距远没有现在这么大。正是这种较大的收入差距诱导劳动者由低收入地区向高收入地区流动。根据我国现行的经济体制和各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状况,今后劳动力的.流动仍将存在强化的趋势。
其次,讨论城乡之间劳动力流动的问题。根据全国第四次人口普查10%的汇总数据推算,1985年7月1日到1990年6月30日,全国跨市、镇、县的迁移人口共有3384万,比1987年调查的迁移数量上升约三分之一。其中,迁入城市2088.4万人,占61.7%。由城市迁出628.9万人,占18.6%。迁入迁出相抵,城市净迁入1459.5万人;迁入集镇679.5万人,占20.1%;由集镇迁出637万人,占18.8%。集镇净迁入42.5万人;迁入农村616.1万人,占18.2%。由农村迁出2118.1万人,占62.6%。农村净迁出1502万人。城市和集镇净文秘站－您的专属秘书！迁入1500万人(《中国人口统计年鉴》,1993,第434页)。这表明,我国劳动力流动呈加速的态势,其主要流向是由农村迁入城镇。从暂住人口的城乡分布看,按照国家统计局1995年1%人口抽样调查数据推算,1990年10月1日在外县市区的人口有3323万人,其中,居住在城市的2041万人,占61.4%;居住在集镇的333万人,占10%;居住在县的949万人,占28.6%。全部在外县市区的人口中,农村在外县市区的人口1986万人,其中,居住在城市和集镇的1195万人,占60.2%;居住在县的791万人,占39.8%(《中国人口统计年鉴》,,第213页)。可见,农村流动人口的主要流向同样是城镇。
农村劳动力及人口之所以向城镇流动,原因可以列出很多,诸如追求丰富多彩的城市生活,寻找个人发展的机会,为了子女受到更好的教育,等等。然而就大多数人而言,最基本的动因仍然是经济利益。由于劳动者从事生产的目的是为了获得尽可能多的收益,所以,只要城镇的发展水平高于农村,只要城镇居民的收入高于农民的收入,在国家对城乡劳动力流动采取比较宽松的政策的情况下,农村劳动力向城镇的流动就不可避免。城乡发展的差距越大,农村劳动力向城市流动的愿望就越强烈。在计划经济时期,虽然城乡居民的收入存在一定差距,但国家为了控制城镇人口的增长速度,采取严格的城镇户籍管理制度,结果农村劳动力流向城镇的数量较少。改革开放以来,城乡居民的收入差距有时扩大有时缩小。20世纪80年代初期城乡居民的收入比例曾下降到2以下,其他多数年份保持在2以上,最高达到2.86。城乡居民的收入存在较大差距势必强化农村人口进城愿望,与此同时传统的户籍管理制度逐步得到改革,农村人口进城比计划经济时期容易多了,于是越来越多的农村劳动力及其家庭进入城镇。他们中有条件的将户口迁入城镇,另外一部分则举家暂住在城镇,还有相当一部分农村劳动力季节性地在城乡之间流动。
(二)关于劳动力流动的群体特征
按照劳动力迁移成本收益分析理论,可以推论,在整个社会群体中,对于那些具有迁移愿望的劳动者来说,收益较高的群体应当是最有可能迁移的群体。那么,实际情况又是如何呢?根据宁夏回族自治区党委组织部2000年的专题调查,1992年以来,由于地区收入差距的扩大,人才外流的数量明显增加。1980―1985年六年间,宁夏共迁出2600人,其中相当一部分是早年来自国内东中部地区支援边疆和民族地区的人员;1992―八年间,则迁出7000多人。在这7000多人中,具有大学专科以上学历者占80%,45岁以下的中青年专业技术骨干占67%。
关于不同学历劳动者的收入水平,据国家劳动和社会
保障部的工资抽样调查统计资料分析。这次工资抽样调查的范围是全国35个大中型城市各种类型的职工,调查人数共80万人。从调查中可以看出,我国城镇职工的学历层次高低与其收入水平高低成正相关关系:学历层次低,其工资就低;学历层次高,其工资就高。收益的高低制约劳动力的迁移,劳动者的素质则直接影响其收益。由于高学历的劳动者可获得较高的工资收入,所以在迁移成本一定的条件下,具有高学历的劳动者进行迁移将比低学历劳动者更有利。高学历的劳动者可以通过迁移获得更高的收入,而低学历的劳动者迁移很可能得不偿失。这就是高学历劳动者更具有流动性的主要原因。
(三)不同地区对劳动力流动的态度
经济发达地区:(1)对高素质劳动者流动的态度。和欠发达地区相比,虽然发达地区的高素质劳动者在全部劳动力中所占的比重要高得多,然而,山不厌高,水不厌深。高素质劳动者所拥有的较大的人力资本存量和较高的潜在生产力,对发达地区仍具有很大吸引力。只要我们浏览一下发达地区21世纪的人才发展规划,基本上都有积极吸引人才这项内容。为了把这一人才战略落到实处,各地都采取了相应的对策,如在户口、住房、工资待遇诸方面给予优惠等等,不一而足。特别引人注目的是,一些人才比较集中的大城市,为了限制城市的规模,以往一直采取十分严格的户籍管理办法,即便是高素质劳动者也不易迁入。近年来一反常规,为了吸引高素质劳动者,对原来的户籍管理办法作了重大调整。如有的地方规定,对于外地大学本科毕业生,只要本地有单位同意接收,就可以在该地落户;有的地方规定,大学本科毕业生愿意在当地工作,可以先落户再找单位。(2)对普通劳动者的态度。由于发达地区的经济发展速度较快,资本积累及投资能力较强,所以这些地区对普通劳动力的需求量也较大。发达地区所需要的普通劳动力除了,由本地劳动力市场供给一部分以外,还有相当部分需要欠发达地区的劳动力来补充。原因可能有两个方面:一是有些工作本地劳动力不愿意干,必须招聘外地劳动力;一是欠发达地区的劳动力要求的报酬较低,用人单位愿意聘用来自欠发达地区的劳动力。因此,一般情况下,发达地区对来自欠发达地区的普通劳动力持欢迎态度。这就是为什么发达地区在劳动力供给大于需求的情况下,仍然需要欠发达地区的劳动力的主要原因。当然,由于欠发达地区流向发达地区的普通劳动力多数是从事体力劳动的人员,文化水平不高,缺乏专业技术,可替代性大,加上收入较低,所以迁居发达地区的可能性比高素质劳动者要低得多,他们中的多数人很难象高素质劳动者那样直接迁移到发达地区就业,而只能季节性地到发达地区劳动一段时间,然后再返回老家。
欠发达地区:(1)对高素质劳动者流动的态度。由于欠发达地区的自然、经济等方面条件较差,对人才吸引力较小,所以相对发达地区而言,对人才的需求更显得迫切。为了稳定和吸引人才,一方面许多欠发达地区在财政较紧张的条件下,制定了不少优惠政策,千方百计吸引高素质劳动者到欠发达地区工作,稳定原有的高素质劳动者;另一方面,为避免高素质劳动者的流失,许多欠发达地区在努力提高这些劳动者待遇的同时,也采取了一些限制高素质劳动者流失的政策措施,以抬高这些劳动者流出的门槛,阻止高素质劳动者外流。(2)对一般劳动者流动的态度。与高素质劳动者的流失不同,欠发达地区对一般劳动者的流动持积极的态度。由于欠发达地区经济发展水平较低,因此这些地区普遍存在以下两个方面的困难:一是资本积累能力低,投资不足,劳动力就业困难,社会就业压力大;二是生产效率较低,劳动者收入不高。基于上述原因,欠发达地区一般都希望通过劳动生产输出来缓减其就业压力,增加劳动者的收入。由于发达地区经济发展水平高于欠发达地区,因此欠发达地区的劳动力在发达地区就业,虽然这些劳动者的平均收入可能低于当地劳动者的平均收入,但仍会高于欠发达地区,这是欠发达地区的劳动者愿意到发达地区寻找就业岗位的主要原因。正是由于一般劳动者的流出是有利的,所以近年来中国西部及其他欠发达地区都十分重视劳动力输出,各级政府都设置了专门机构,有的省市在发达地区派驻了办事机构,由这些机构组织劳动力输出,收集劳动力需求信息,帮助劳动者解决外出中遇到的困难。
二、相关结论与建议
1.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市场机制对中国劳动力流动的影响越来越大,最终将成为影响劳动力流动的决定性因素。在一定的条件下,市场机制作用下的劳动力流动趋势具有不可逆性。除非相关的条件发生变化,劳动力流动的这种趋势不会发生逆转。
2.从劳动力的流向看,不论是迁移还是暂时居住,现阶段中国劳动力流动的趋势都表现得十分明显:西部和中部地区的劳动力向东部流动,农村劳动力向城镇流动,经济和自然条件差的地区的劳动力向经济和自然条件好的地区流动。劳动力的流动必然伴随着人口的流动,虽然人口流动率可能低于劳动力流动率。利益驱动是导致中国现阶段劳动力流动的主要原因。
3.劳动力流动的群体特征主要表现为:高素质劳动力由条件差的地区迁居条件好地区的机率高于低素质劳动力。由于高素质劳动者拥有的人力资本存量高于低素质劳动者,所以前者和后者比不仅更容易找到工作岗位,而且其劳动报酬要高于后者,于是高素质劳动者的流动往往表现为迁移,低素质劳动者的流动则表现为暂时居住。人力资本存量的大小及其收益的多少是决定劳动力流动形式的主要因素。
4.在对待劳动力流动的问题上,政府和劳动者已基本适应了市场经济的要求,能够按照经济规律的要求理性地认识和处理这类问题。这对实现劳动力的优化配置是有利的。
为了促进全国劳动力的合理流动,实现劳动力的充分就业和优化配置,提出以下几点建议:
(1)因势利导,积极创造条件,促进农村劳动力向城市流动,加快全国城镇化的进程。城镇化是世界性的经济社会进步的重要标志。它对于加速经济社会发展,实现农业劳动力的转移,缩小城乡差别,提高人民生活水平,都具有重要意义。劳动力流动特别是农村劳动力向城市的流动,是实现城市化的重要途径。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和劳动力市场的逐步完善,劳动力流动的速度必然加快。在此过程中,将有更多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特别是那些发展速度快的城市流动。全国各地应以此为契机,采取有效措施,为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流动创造条件。首先要彻底改革现行的户籍管理制度,打破城乡分隔的制度壁垒,实行城乡统一的户籍管理制度。其次,城市要对所有居民实行统一待遇。不论原有居民还是外来居民,在购房、就业、社会保障、子女读书等方面都应实行统一政策,平等对待。再次,遵循城市发展规律,根据我国城市化的需要制定科学的城市长远发展规划,加强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努力提高城市的承载能力。
(2)充分发挥经济发展速度快的城镇的聚集经济功能,增强其吸纳劳动力的能力,逐步形成符合经济规律和我国国情的现代化城市体系。这一体系的形成必须遵循客观规律,而不能人为地“制造”。经验表明,违背客观规律而人为地制造的“经济中心”是不可能发展起来的。劳动力及人口由经济落后地区向经济发达地区流动和聚集,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也是确定我国城市体系的布局和结构的主要依据。据此可以设想未来中国城市体系应当是:以现有大城市为中心辐射周边城镇形成数百个城市聚集体,以此为依托形成以东部及沿海地带为重心、东中西部布局合理、规模不同的数十个城市化地带。它是未来中国工商业中心和大多数人口。的聚居地。
(3)大力提高人力资源素质。国内外的经验表明,人力资源素质与其现代化和城市化水平是密切相关的。一个国家或地区的人力资源素质越高,它的现代化和城市化水平就越高;反之亦同。道理很简单,我们不可能设想在一个文盲占比重很大的国家实现现代化和城市化。只有不断提高人力资源素质,才能使农村劳动力较快向城市转移,才能使整个国民经济技术进步速度加快,从而加快实现现代化和城市化。提高人力资源素质,最根本的是要增加人力资本投资。现在中国各级政府、企业及不少家庭已认识到人力资本投资的重要性,人力资本投资数量连年较快增长。要进一步调动各方面的投资积极性,扩大人力资本投资的来源,使人力资本投资总量能更快增长。同时要不断扩大教育的规模,积极发展各种教育形式,努力提高教育质量,以利于培养更多的高素质劳动者,使全民族的素质不断提高。
(4)受经济发展水平的影响,中国中西部地区人力资源特别是高素质人才流向发达地区的趋势在短时间内难以改变。在这种情况下,中西部地区应采取以下人力资源战略:第一、鼓励和支持普通劳动者向发达地区流动与迁移。因为这些地区自然条件和经济条件较差,人口承载能力有限,如果能够通过劳动力流动减少一部分人口,一方面可缓解这些地区的就业压力,另一方面又能够增加这些劳动者的收入。第二、强化中西部城市的人才极化效应,吸引和稳定高素质人才。所谓人才极化效应,是指人才聚集需要一定条件,不管任何地方,只要具备上述条件,就能够在一定范围内吸引和聚集人才。经济发展滞后的地区整体上不利于吸引和留住人才,但并不意味着这些地区在吸引人才方面无能为力。经验表明,只要集中在一些地方形成有利于发挥人才作用的条件,经济发展滞后的地区同样可以吸引和稳定人才。中西部地区应集中力量在一些城市创造能够吸引和聚集人才的条件,逐步形成若干吸引力较强的人才聚集中心,筑巢引风。
篇5：中国政策科学发展分析论文的内容
中国政策科学发展分析论文的内容
摘要:政策科学作为一门以端正社会发展方向、引导社会全面进步为己任的新兴学科,
在我国已走过了10 多年的光辉历程。然而,作为一门相对独立的学科,中国政策科学尚处在发展和完善过程中,特别是在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今天, 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的进一步深化所带来的社会结构和社会生活的变化以及所提出的现实要求,使中国政策科学既面临着大好的发展机遇,又受到十分严峻的挑战。怎样把握机遇、如何应对挑战,以推动和促进中国公共政策学科的进一步繁荣和发展, 已成为学界和政界普遍关心的重要而又紧迫的问题。
关键词：政策科学，发展，问题与对策
公共政策研究由来已久,中国自古至今更是不乏安邦治国的政策思想, 在不同的历史发展时期均涌现了不少政策研究的成果。但客观地讲,作为一门相对独立的学科,政策科学在中国则更多地属于“舶来品”, 它之所以于20 世纪80 年代中期在中国兴起并得以快速发展,绝非偶然, 从根本上源于人们对改革开放前公共政策实践的经验与教训、特别是政策失误所带来的不良后果的深刻反思, 和对改革开放后现代化建设实践对政府公共决策科学化与民主化及政策执行规范化和高效化的迫切需求。
回眸中国公共政策学科十几年的发展历程,我们不难发现,中国公共政策学科从无到有、逐步完善, 无论是对西方政策科学研究成果的引介还是对中国政策科学理论体系的探索, 无论是对学科基础理论的建设还是对现实公共政策问题的研究,都取得了可喜的成绩,概括起来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理论框架基本确立
一门学科能否在科学之林和现实世界中获得其独立的地位, 从根本上取决于它是否建构起自己完备的理论体系。经过多年的探索,他们从中国的实际国情出发,以当代中国公共政策实践为研究基点, 并充分吸收和借鉴了西方政策科学的理论成果, 逐步确立了一个以公共政策及政策问题、政策功能、政策类型、政策结构、政策主体、政策客体、政策环境、政策系统、政策价值等基本概念为基础的,以由政策议程、政策规划、政策采纳、政策执行、政策监控、政策评估、政策终结等环节构成的公共政策运行过程为中轴, 以政策科学方法论为重要内容的政策科学理论框架, 为中国公共政策学科的理论体系勾勒出了一个大体的轮廓, 为中国政策科学理论体系的建构和完善奠定了必要的基础。
(二)科学研究成绩斐然
。目前, 中国公共政策学界与国外同行的学术交流也日趋活跃。迄今为止, 中国公共政策学界除了在译介国外政策科学研究成果方面取得了大批成果之外, 许多公共政策研究者还从自己的学术背景出发, 通过对中国公共政策的理论与实践问题进行颇有成效的研究, 发表了大量的专业学术论文, 出版了一系列公共政策方面的教材与专著, 其中有不少论著具有相当高的学术质量和较大的社会影响。
(三)教学体系初步形成
目前,在我国,不仅许多党校和行政学院等干部培训机构开设了政策科学课程, 而且绝大部分普通高校的行政管理(公共管理)及其相关专业院系中都开设了公共政策及其相关的课程。尤其值得注意的是, 在公共政策学界的强烈呼吁和政界有关方面的大力支持下, 国家教育部在其于 年3 月1 日发布的教高函(2002)5 号《教育部关于公布 年度经教育部备案或批准的高等学校本科专业名单的通知》中,已正式批准在中山大学和西北大学(试)开办公共政策学本科专业, 北京大学等享有设置本科专业自主权的学校也在考虑设置公共政策学专业。至此,公共政策作为一门学科已经逐步进入到我国高等学校各个层次的学历教育之中。
(四)实践价值日益显现
可以说, 在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过程中, 从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每一个五年计划的制定到农村改革、企业改制、政府重塑、社会转型等领域的各项具体政策的出台, 几乎每一
项公共政策都无不在一定程度上吸收了公共政策学科的研究成果, 凝聚了公共政策学者的智慧和心血。不难发现, 伴随着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的进一步发展, 中国公共政策学科正日益显现出其独特的重要实践价值。
尽管我国政策科学已有了长足的进步，但是，存在的问题也相当突出，有不少薄弱环节亟待加强，不能过高估计我国政策科学学科的发展水平。有学者指出: 公共政策的理论研究滞后于实践研究，本土化研究与独创性成果的缺乏，对国外公共政策研究成果消化吸收的不足，是目前中国公共政策研究面临的最大困境。具体来说，目前中国政策科学发展中存在的主要问题有:
1，在学术研究方面，政策科学的总体研究水平不高，学科的基础不牢，成熟的研究范式尚未形成，学术创新与学科理论构建任重道远。
2，在学科建设及人才培养方面，成规模的、相对独立运作的.公共政策的教学与研究机构的数量有限，设置独立的公共政策本科专业的学校并不多，已开设的MPP 专业与MPA 专业的区分度不大; 公共政策的学会或研究会的建设相对滞后，跟不上学科发展步伐。
3，在知识应用方面，公共政策的理论研究滞后于实践研究，知识应用的体制机制不健全。
目前，中国政策科学正面临着新发展与新突破的良好的机遇。我国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发展急需公共政策的创新研究。随着全球化、信息化和知识经济时代的来临，当代国外公共政策的理论和实践发生了深刻变化; 在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实践中，产生了大量亟待解决的关于公共政策方面的重大问题，公共政策学科成为党和国家的战略需求及经济社会发展重大需求领域。近年来，党和国家领导人反复强调推进政治、行政、社会和文化的体制改革，强化公共服务及服务型政府建设，推进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的重要性和迫切性。新形势要求我们迅速改变公共政策学的研究与教学还比较落后、水平不高的局面，努力克服目前学科发展中存在的问题与困难，寻求中国政策科学发展的新的、更大的突破，以适应迅速变化着的公共政策与公共管理实践的需要。
篇6：中国投资基金发展的若干经济学分析论文
中国投资基金发展的若干经济学分析论文
内容摘要：中国投资基金发展已近十年，日渐成熟，但也有待于进一步成长。本文概括了中国基金业现存的四个主要问题，比较了与发达国家的差距，并运用现代经济学委托代理理论、信息不对称理论等原理对此进行分析、总结，最后提出了面对入世中国投资基金应采取的策略。
关键词：投资基金 委托代理 信息 入世
一、引言
从1992年第一家由中国人民银行批准的淄博乡镇企业投资基金设立至今，我国投资基金已经历了近十年的发展与探索，以11月颁布的《证券投资基金管理暂行办法》为界，中国投资基金进入“新基金”时代，基金的设立发行，投资运作以及外部监管逐步走向规范化，各基金的投资风格日趋多元化，多数基金表明了市场定位，成长型、平衡型及重组型等品种相继问世，基金管理公司在外部压力和内在激励之下，积极扩容，完善法人治理结构，增强研发力量以提升自己的竞争地位。开放式基金的发行工作也排到了证监会和基金管理公司的日程表上，《投资基金法》在经过四稿修改之后也即将提请通过，为我国投资基金的进一步大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截至底，我国一共批准设立了10家基金管理公司和34只证券投资基金，托管银行5家，累计发行基金单位562亿个，基金净值847.35 亿元，约占到深沪两市流通市值的7%。
二、中国投资基金发展存在的问题及其分析
投资基金在中国的发展进程中虽然成绩喜人，但与世界发达国家的基金业发展水平有一定差距，现存的问题已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基金大发展，概观现实的发展情况，我国投资基金矛盾最突出，最迫切需要解决的症结为以下四个问题：
1、基金规模偏小，缺乏机构投资者。
基金的规模大小包含三个意思：一是投资基金的资产总额，二是单个基金的融资量，三是单位基金管理公司管理的基金数量。我国目前基金总资产净值为847.35亿元，而在基金业发达的美国共同基金的资产为6.8 亿美元，是美国金融市场上的第一大金融中介，英国共同基金的资产规模到底也达到了4191亿美元。 基金资产规模的大小决定了基金在证券市场乃至整个经济运行中的影响力，规模偏小将使基金难以发挥稳定市场的作用。根据国外研究结果显示，机构投资者规模占股市流通股总市值比率为33%时，才能发挥良好作用，我们如果引用美国基金在机构投资者中的份额――30%～40%进行计算，我国证券投资基金的资产规模必须达到33%×30%≈10%，才能发挥其证券市场导向和稳定器的作用，所以目前7%的比率还远未达到这个要求。
单只基金的资产规模方面，19以来发行的新基金规模大都为10～30亿元，而美国基金的平均规模却达24亿美元。从投资组合理论来看，单个基金资产规模偏小限制了基金的投资范围，无法进行有效的投资组合，弱化了基金分散风险的功能。从规模经济理论来看，单只基金的平均运行成本随着规模的增加先下降后上升，当每基金单位的边际成本为0，即每基金单位用分摊后的最小成本获得了最大收益时的规模才为单只基金的最佳规模。根据国外基金单位收益远超过我国的经验来看，中国的单个基金资产规模虽处于平均成本下降阶段但还未达到边际成本为0的那一点，应进行积极扩容。随着市场竞争日趋激烈，基金业的集中趋势更为突出，美国的400多家基金管理集团管理着7000多只基金，英国2100多个单位信托基金则仅由152家基金管理公司管理， 但我国一家公司平均只管理3个左右的基金，在抵御风险，降低成本和提供全方位服务和多样化产品上都没有很大的竞争优势。事实上我国基金管理管理公司“一拖二、三”正处于规模收益递增阶段，增加基金管理数量所带来的管理费收益、信息及人力资源共享等收益要大于由此带来的人事管理、行政协调等成本，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只有当公司的规模增长率与运行成本增长率相等，即规模收益不变时，我国的基金公司才达到最佳管理规模。
英美国家基金资产规模日渐庞大还主要得益于机构投资者特别是养老基金构成其重要资金来源。1970年代中期以前，美国共同基金的主要投资者也一直是中小投资者，基金规模发展缓慢，但随着机构投资者的进入，在1993―期间，基金资产增长了近231%，其中养老基金所持有的共同基金占到基金总资产的36%。 我国的基金业一直以来都缺乏机构投资者，随着三类企业入市以及保险公司连接类帐户的出现才有了一点改观，但要完全起到扩大基金市场规模的作用，力量还十分微薄。从委托代理理论来看，由于缺乏机构投资者，基金持有人多为中小投资者，因此对基金管理公司监督的成本内化和收益外化问题更加突出，这会加剧持有人在监督上的“搭便车”行为，从而不能有效监控基金管理公司的运作。当机构投资者比例上升时，可以最大限度地减少监督成本内部化和收益外部化，降低信息搜集成本，减少信息不对称，改变基金持有人的信息劣势地位，有利于基金市场的健康发展。
2、以封闭式为主的基金类型无法形成有效的激励约束机制，降低基金管理公司的代理风险。
基金管理公司作为投资基金的代理人在基金的运行发展中地位至关重要，但目前我国的各家基金管理公司侵害投资者利益，沉淀基金资产的现象十分普遍，主要原因是资金全封闭的投资基金无法对管理者形成有效的约束与激励。
在基金持有人委托基金管理公司进行资产运作的过程中，由于信息不对称会产生代理风险,包括逆向选择问题和道德风险。前者是持有人不可能在事前准确地甄别管理人的真实经营能力，有可能接受基金管理人的错误信号而选择劣质管理者。后者是基金管理人的最优行为选择与投资者利益最大化目标并不完全一致。从委托―代理理论来看，投资基金的这两个现象是必然会存在的。基金管理公司比投资者拥有更多的信息，最清楚自己的素质和经营能力，为了吸引投资者的资金多赚取管理费用，管理公司将隐蔽不利信息，甚至不惜以错误信息误导投资者，投资者以投资收益率来甑别管理者的经营能力只能算是事后的判别，逆向选择出现。在确立了委托―代理关系之后，代理人的决策与使委托人福利最大化的决策之间存在某些偏差 ，这主要是由于代理者即基金管理公司与投资者的效用函数也各不相同，投资者的效用函数中投资收益I是唯一变量，即U投=U（I），追求投资收益最大化；基金管理者的效用函数U管=U（t,Ie），t为工作时间，Ie为预期收益，工作时间的减少和预期收益的提高都能增加管理者的效用，但预期收益提高的前提是管理者花更多的'时间来努力工作，因此管理者会面临闲暇时间与投资收益的选择。如果选择前者，将与投资者的目标函数发生偏离；如果想同时实现，只能是管理者将希望寄托在运气上，采取过度投机的机会主义行为，这两者均会导致道德风险问题。为了保护投资者的利益必须有一套有效的激励约束机制来约束管理公司隐蔽真实信息，激励管理者选择投资收益的最大化，从而降低代理风险出现的可能性，封闭式基金却无法做到这一点。
投资者一旦选择了封闭式基金，如发现其不能满足自身投资意愿，只能在二级市场上转手基金份额，基金的资产丝毫不受影响，管理公司按资产净值提取的管理费用也分毫不少，这样很难约束基金管理公司在募集发行时公布真实的投资素质和潜在风险因素，吹嘘隐瞒的“圈钱”行为将加剧逆向选择问题。封闭式基金不存在因经营不力而导致基金管理费减少的问题，管理费比例一般比较固定，因此掌握资产的经理们缺乏外部赎回压力和提高投资收益的激励，会采取更有利于自身效用的行为，如“偷懒”，“交叉持股”等，逐步侵蚀基金持有人的本金。而在开放式基金的运作过程中，管理公司面临基金份额随时会减少的压力，以上这些行为都将得到遏制，代理风险将大为降低。目前世界上基金业发达的国家都以开放式基金为发展主流，美国开放式基金占文秘站－您的专属秘书，中国最强免费！到了基金总额的93.9%，英国为76.6% ，这也从侧面反映了封闭式基金的不足和开放式基金的优势。
3、基金管理公司法人治理结构不完善，独立性差。
由于我国现行法规的条件限制，基金管理公司的发起人均为有一定资本实力的证券公司，这一方面也考虑了从业人员的专业要求和公司的资金要求，但同时导致了基金管理公司组织制度的重大缺陷。“一家控股，多家辅助”的发起形式使基金管理公司的人事安排、投资运作均受制于控股股东的意志，这种现象在经济学中被称为股权集中而导致的“权力放大”。
根据日本经济学家奥村宏的研究，控股股东的权力放大会引起公司内在结构与公司基本形式相比产生较大的偏离，表现在投资基金上即基金管理公司原来代人理财的形式偏化为证券公司的资产管理机构。权力放大效应还将极大地改变公司利益相关者的原有利益格局和相互关系 。我们应注意，基金管理公司不同于一般的股份公司，还管理着非公司所有的基金资产，控股股东的出现改变了基金持有人与管理公司的利益格局，根据控制权理论，掌握控制权即获得剩余索取权，证券公司将取代持有人的索取者地位，成为真正的基金获利者，管理公司的运作目的不再是获取投资收益而是通过关联交易将利益输送给控股股东。因此，在过去几年中，基金管理公司屡屡出现违规的关联交易行为，基金管理者动用基金资产为控股股东的新股承销，配股甚至自营业务服务，以及通过高买低卖方式向其输送利益。在部分上市公司披露的十大股东中投资基金与其管理公司的大股东并列出现的情况并不罕见。此外，证券投资基金通过频繁的交易来增加证券公司的利润，如19基金兴华上半年股票交易量就达116亿元，部分资金周转率高达743%！仅支付给华夏证券的佣金就有2317.58万元，数目十分可观 。基金管理公司“控股型”的股权结构削弱了其独立性，不利于基金管理公司成为真正的利益独立体，严重制约了我国基金市场的健康发展。
对比国外的基金管理机构，公司型几已日渐成熟，股东即为基金持有人，有机构也有中小投资者，“相对分散型”的持股结构更有利于基金的独立运作，再加之独立董事的特殊监督，构成了一个完善的法人治理结构。
4、信息披露及外部监管力度不大
我国在年出台的《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指引》规定基金管理公司必须及时、准确地向投资者披露相关信息。在初期，基金管理公司基本上按要求进行较透明的披露，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各公司信息披露的时间越来越长，内容越来越空，并且存在严重的信息误导。如在年报、中报和投资组合公告的截至日到公告见诸于公众之日中间的90、60、15日工作期内，各基金会对持仓作重大变动，因此投资者看到的所谓投资组合早已成为“过去时”，获得的信息将误导投资者的分析判断。对于新增、剔除股票明细的披露，各基金往往采取保留象征性余额的方法逃避披露，至于关联交易更是不可能在会计报告书附注中得到解释说明，由此可见，我国信息披露的及时、准确可靠在基金的实践过程中往往都有不少问题。与此同时，证监会往往无法深入到基金的具体运作细节进行实质性监督，法规条例的不完善也让基金有“对策”可用，因此这种信息披露已经不能对基金管理公司的不规范行为进行有效制约。
从信息经济学角度来看，正是由于信息传递机制的缺陷，会造成委托―代理关系中的信息不对称现象，从而导致代理人的偷懒，内部人控制，机会主义倾向等损害委托人利益的行为。因此基金管理公司为了自身利益，逃避持有人监督，必然会延迟或破坏有效信息的传导，加剧信息不对称。通常委托人为减少信息不对称带来的损失必须收集信息，以对代理人进行监督，但是信息的搜寻和监督是有成本的，并且与代理人行为被发现的概率成正比 ，越隐蔽的行为为之付出的监督成本就越高。在基金这一组织形式中，由于专业知识和时间的缺乏，投资者发现基金管理者的道德风险行为较困难，因而监督成本较高，加之成本的完全内部化和收益的外部化，投资者搜集信息进行监督的动机几乎为零，这时就需要建立起一个有效的信息传导机制，以督促基金管理者主动披露信息。而我国目前信息披露存在的问题已不能使投资者及时地得到来自基金公司的有效信息，基金的效率损失现象十分严重。同时政府强制性监管和中介机构对信息进行审核、公证等外部监督的不力也使基金管理人主动传递信息失去可靠性。
三、入世后中国投资基金的发展策略
上述几个主要问题的分析，让我们看到了中国投资基金业亟待进一步发展的内在压力，同时对外还面临着中国入世后国际基金业的潜在威胁。根据WTO有关协议，一旦入世，外资可进入中国的基金管理行业，参股比例可达33%。三年后增至49%，五年后51%，国外基金业届时将凭其丰富的管理经验，雄厚的资本实力向国内基金业发起挑战，加快解决中国投资基金发展中现存的主要问题，缩短与发达国家的差距，提升我国投资基金的竞争实力已迫在眉睫。
1、积极扩容，加速基金持有机构化。
扩大基金规模即能达到规模经济又能改变我国投资基金“轻量级”对抗国外基金“重量级“的局面，具体可从以下几方面进行：在条件合适的前提下，积极推进基金的设立、发行，扩大基金的总体规模；已发行基金在扩容条件具备时，可选择扩募，以增加单个基金的资产规模；积极开展基金管理公司的增资扩股工作，同时鼓励优势突出的管理公司增加基金管理的数量，降低成本，提高效率。
在扩大规模的同时，我们也要注意基金品种的多元化。国外基金投资风格多样，各种投资方法组合形成了品种齐全的投资对象，满足各类投资者的偏好，在吸引投资者方面颇具优势。因此我们除了继续明确各投资基金目前的投资风格外，可引入成长价值复合型、新兴成长型等新的风格，并从投资对象上发展债券基金、货币市场基金、对冲基金等。
此外，还要加速基金持有人的机构化，增加基金的资本来源，迅速扩展投资基金的资产规模，并能降低信息搜寻成本，增强与基金公司的谈判能力。具体来看，可以将保险资金和三类企业作为突破点，尤以前者为重点。保险资金自1999年10月间接入市以来，到20末，已投资证券投资基金134亿元，保监会批准的三家保险公司投资连接类帐户投资证券投资基金的最高帐户也从30%增加到100%。 今后可以逐渐放大保险公司投资基金的范围；还应适当考虑私募基金的合法化，定向向机构募集发行基金。
2、尽快推出开放式基金，降低代理风险。
封闭式基金的实践已证明了它的运行机理无法构成一套有效的约束激励机制，因此我国应尽快推出开放式基金，以降低代理风险。目前国内已确立第一家开放式基金由华安基金管理公司推出，除了尽快做好各项技术、人员系统的安排与测试以外，我国推出开放式基金还应注意：(1)起始规模不宜太大。在试点初期鉴于我国证券市场的品种、规模有限，基金管理公司还未形成一套成熟、完整的开放式基金运作经验，规模过大不利于其顺利运行。(2)起始定位可考虑向机构投资者倾斜。由于国内投资者第一次接触开放式基金，证券市场又不稳定，中小基金持有人的投资分析能力不强，投资理念不成熟，极有可能盲目认购和赎回，易引起开放式基金的剧烈波动。(3)可以考虑在试点初期设立非严格意义的开放式基金作为过渡，如当基金规模达到一定程度时停止发行或申购，延长赎回期，形成一种“易进难出，半开半闭“的局面，以便使投资者和管理者都有一个适应期。在推出开放式基金之后，基金管理者在收益率方面的压力会大大提升，而同时又要面临基金资产高度流动性的要求，因此还需采取措施分离投资基金获取收益和规避市场风险的双重职能，发展基金套期保值和对冲风险的手段，适时推出符合我国国情的金融衍生交易品种，如股指期货等。
3、加快完善基金管理公司法人治理结构。
针对目前基金管理公司被大股东绝对控股的弊端，下一阶段要重点进行对现存基金管理公司持股结构的改革。从华安基金管理公司的扩容工作来看，公司通过增资扩股不仅增加了资金实力，而且重新调整了股权结构，5位股东出资额差距不大，改变了“一家控股，多家辅助“的情况，也为基金管理公司投资运作的独立性打下了良好基础。其余各家公司也不妨可以在增资扩容时对股权结构进行调整，完成从“控股”到“相对分散”的变革，逐步脱离各大证券公司，成为利益主体。除此之外，要完善法人治理结构，基金管理公司必须要实行独立董事制度，今年1月19日证监会已经发出通知，要求各管理公司实行此制度。独立董事要承担起保护基金持有人权益的特殊监督责任，必须真正完全独立。为此，应在《投资基金法》中明确规定独立董事制度，独立董事在董事会中的比例应大于2/3，以确保对董事会的投票过程有充分的监控能力，任期可以连任，但不能无限期。
⒋加强信息披露和外部监管的力度。
信息披露是敦促基金管理公司向公众提供有效信息，接受监管的最直接途径，它在实践中的执行情况至关重要，因此要保证基金信息披露的及时性、准确性和可靠性。严格要求各基金的年报、中报按照“三公”原则和相关会计制度要求进行规范处理，督促各基金管理公司修改有关信息披露的内容、格式和具体标准，聘用会计、律师等中介组织对信息的可靠性作权威认证，加强其准确程度。
此外，还有赖于外部监管力度的加强。除了尽快出台《投资基金法》，证监会需加强在基金具体运作中的监管，如对大额交易对手进行调查和监控等，变被动的、应付突发事件的监管为经常性的、主动的监管；托管机构要改变“无为而治”的现象，采取由基金持有人或监管机构而非基金管理公司选择托管人的方法，或则增加“基金管理人选择托管人的限制条款”，使托管人真正成为“三权制衡”中的重要一角。同时，行业公会和社会公共基金评级机构要尽快成立，以完善基金监管体系。
5、发展中外合作投资基金。
要切实提高国内投资基金的竞争力，还需实行“请进来”的发展战略，积极开展中外投资基金业的合作活动，使国内的基金管理公司学习到国外先进的管理制度与经验，借鉴他们的产品设计和销售模式以及投资理念和技巧等，全面增强管理的综合水准。中外合作可以采取以下方式：聘请海外基金管理公司为国内公司的投资顾问；组建中外合资的基金管理公司；引入中外合资基金，即海外基金收益人的介入。
考虑到现阶段的外汇政策和投资法律，且便于管理，目前我国可以组建中外合资的基金管理公司，即狭义的中外合作基金。组建模式有两种，一是选择现场的国内基金管理公司出让一部分股权，另一种是重新在国内注册一家全新的合资基金管理公司。资金的募集可以先在国内募集，等时机成熟后再向海外募集基金，为引用外资开辟新径。募集的中外合作基金应鼓励多投向实业项目，发展成产业投资基金和创业投资基金，并且当局应该在投资法律、产业政策和外汇管理等方面制定相关的监管政策。
主要参考文献
1、林义相等著，《证券投资基金投资分析和运作》，上海远东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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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蔡晓曙，“加入WTO对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的影响及政策”， 《国际金融研究》.5
5、许卓炎，“对入世后我国证券投资基金发展 的思考”， 《国际贸易问题》2000.7
6、刘静，“证券投资基金的功能缺陷与委托代理问题”，《投资与证券》2000.11
篇7：我国外资政策调整的影响分析和政策建议论文
我国外资政策调整的影响分析和政策建议论文
一、国际直接投资的新动向
国际直接投资~出现下降,这种趋势目前仍在持续。短期来看,由于战争因素的影响,美国经济复苏的不确定性进一步加大,国际资本市场很快再现繁荣的可能性很小。因此,国际FDI流动趋缓的势头将持续一段时期。但是,从中长期来看,随着经济全球化趋势的不断推进,国际直接投资仍将在其中发挥主要作用,并出现快速增长。英国经济学人资讯社(EIU)4月1日发表的分析报告指出:全球FDI将在20出现复苏,年实现较快增长,~2009年期间的增长速度可能超过世界GDP和国际贸易的增长水平(新加坡《联合早报》2009年4月2日)。
近年来的国际直接投资活动具有以下特点。
第一,跨国购并仍然是国际直接投资的主导方式。统计表明,20世界直接投资的急剧减少,首先是跨国公司之间的购并大幅度下降所造成的,但是,由于跨国购并额的下降幅度与全部直接投资流入额的下降幅度相近,前者在后者中所占比重并没有降低,跨国购并仍然是最主要的投资方式。
第二,IT投资是引发国际直接投资波动的决定性因素。IT产业购并投资的快速增长曾经是90年代后半期国际直接投资的显着特点之一,2000年该行业购并增长对全部购并投资增长的贡献率达到72.8%。另一方面,在2001年跨国购并的下降额中,仅IT投资购并的下降额就占了55.5%(日本贸易振兴会《贸易投资白皮书》,2009年9月)。2009年起IT商品和服务开始进入缓慢复苏阶段,但是由于海湾战争的影响,国际著名机构(美国高技术调查公司IDC)已经将原来IT产业投资6%的增长预测值下调为3.7%(《中国经济时报》,2009年4月1日),据此估计,短期内IT相关的直接投资仍然难以出现较快增长。
第三,流向发展中国家的FDI比重有所提高。流入发展中国家的国际直接投资占全部直接投资的比重,19曾经达到41%,但以后逐年降低,2000年仅有17%。2001年,流入发展中国家的国际直接投资虽然也出现下降,但由于下降幅度明显低于发达国家,使得所占份额上升到28%。主要原因在于流向发展中国家的直接投资以绿地投资方式为主,而这种投资受发达国家资本市场波动的负面影响相对较小。
第四,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引资竞争日趋激烈。主要表现为以下几点。一是出现两极分化倾向,2001~2009年,中国、菲律宾、印度等国家仍然保持了较大幅度增长,其中中国2009年的外商直接投资流入量已经上升到发展中国家流入总量的37%(根据世界银行《2009年全球发展金融》,2009年4月2日;另外,2001年中国吸收外来直接投资占发展中国家的比重是23%);其他发展中国家(地区)的下降幅度很大。二是墨西哥作为NAFTA(北美自由贸易区)成员同时又与EU(欧盟)建立FTA(自由贸易协会)关系的发展中国家,吸引直接投资方面成效突出,在连续几年增长的基础上2001年再增86.1%,占世界FDI总额的比重也由0.9%提高到3.6%,表明已经加入自由贸易区的发展中国家在吸收直接投资方面具有较强的竞争力。三是各国竞相采取更为开放和优惠的吸收外资政策,这一点尤其值得我们注意。
二、周边国家吸收外资政策的新特点
(一)韩国的外资优惠政策 90年代中期特别是亚洲金融危机之后,韩国政府开始改变以往限制外资流入的政策,采取积极措施鼓励外商投资。首先是大幅度放宽行业准入和各种限制性规定,其内容:一是放开准入行业,在所有1058个行业中,仅有近海渔业、沿岸渔业、广播电台、电视台等4个行业禁止外资进入,其他全部放开。二是放开关于外方持股比例的限制,1030个行业允许外方100%持股,只有24个行业有不同程度的比例限制。三是取消过去对外资企业持有土地用途和面积的限制。四是放宽关于外国投资者投资资金下限的要求,目前的规定是投资资金不[文秘站－中国最强免费！]得少于5000万韩元(约5万美元)和投资比重不得低于10%。
其次是实施外商投资的鼓励和优惠政策。1995年4月韩国开始实施新的《引进外资法》,将电子信息、电气机械设备制造、精密机械、新材料、生物工程、航空、运输、环境能源领域、社会基础设施等行业列为鼓励行业,此后在1998年11月又进行了补充。目前总共有533个行业被确定为鼓励外商投资领域。对于这533个行业,主要实施了以下优惠政策:一是对企业所得税实行最初7年免征,以后3年减半征收的“七免三减”政策;二是对投资用机械设备免征进口关税、特别消费税和附加值税;三是对投资企业进口提供通关便利。
(二)泰国的外资优惠政策及其特点 按照泰国政 府2000年3月公布的《外国人事业法》,所有行业都允许外资进入,只是在43个行业外方持股比重或外方投资占投资总额的比重不得超过50%。其中绝对禁止的行业有9个,需要经过内阁会议同意并由商务部长批准的行业有13个,需要经过外国人事业委员会同意并由商业登记局批准的有21个行业。绝对禁止外方持股超过50%的领域包括报纸、广播电台、电视台、农业、果树园、渔业、药草采集、文物交易拍卖、佛像和僧钵的制造和贩卖、土地交易等。
按照泰国的产业分类,鼓励外资进入的行业有126个,第一类是26个农业和农产品加工行业;第二类是18个采掘业;第三类是16个轻工业行业;第四类是22个机械、运输设备和金属制品等行业;第五类是电子、电气机械零部件行业;第六类是15个化学、造纸、塑料等制造业;第七类是20个服务和公共事业行业。对鼓励类行业的优惠程度根据投资地区有所不同。所有外资企业可以享受的优惠政策包括:从盈利之日起的.3~8年内免征企业所得税,如果在免征期内发生亏损可以从优惠期结束后的税前利润额中扣除。其次,还根据不同地区对外资企业给予不同的机械、原料进口关税减免优惠政策。
(三)日本的外资企业鼓励政策 不仅发展中国家通过优惠政策鼓励外商投资,一些发达国家也开始在这方面进行尝试,日本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日本从80年代中期实行资本项目自由兑换以来,基本取消了对外商投资的限制。但是由于其国内企业之间所特有的序列纽带关系,以及人工成本高昂等因素的影响,外资进入相对困难。90年代以来,长期的经济萧条使得日本政府开始大幅度调整经济政策,希望通过吸收更多的外国资本给日本经济带来活力,尤其是许多深受人才外流困扰的地方政府也准备通过积极吸收包括外资在内的投资者来本地投资,采取了许多积极措施,1998年日本政府出台了一项鼓励外商投资的政策,决定对157个行业的外商投资企业提供信贷担保,担保范围包括固定资产投资、流动资金贷款,最高担保额可以达到企业全部资产的95%。此外,为了完善面向外资企业的服务体系,日本还在政府设置的企业信息服务机构“日本贸易振兴会”建立了专门的咨询窗口和网络。近年来,日本政府进一步提[:请记住我站域名/]出了通过制度创新促进结构调整、振兴经济的方针,其中主要内容之一,就是允许地方政府建立各种形式的“经济结构改革特区”,并通过颁布专门法律在特区内实施特殊政策。其中包括了以吸收外资为主要目的的“经济特区”。例如在日本冲绳县设立的“特别自由贸易区”,在吸引外来投资方面实施了以下优惠政策:一是区内企业可以从事加工贸易、保税(关税和消费税)加工产品并出口,如果产品需要在国内市场销售,企业可以在按照零部件、或按照成品自由选择一种税率缴纳关税。二是对区内企业给予企业所得税、法人事业税、固定资产税、土地保有税等减免优惠待遇;其中关于企业所得税的减免政策规定:在开业后连续中企业所得税按照从企业所得中扣除35%之后的基数征收;照此计算,在前5年企业所得税率仅为22.9%,相当于法定所得税率(40.9%)的55.9%;后5年的所得税率平均为27.4%,相当于法定税率的67.0%。三是对制造业设备投资给予一定减税优惠,如可从企业所得基数中扣除相当于机械设备购入价值的15%、建筑物投入金额的8%;同时投资设备可享受特别折旧优惠。四是对区内企业吸收当地30岁以下年轻人就业给予特别补助和奖励,其中补助最长可享受两年,补助金额最高可达补助对象员工工资的1/3。五是区内企业还可以享受冲绳县的其他鼓励性政策优惠,如对制造业、公路货物运输、仓储、包装、批发商业、软件、信息处理服务、信息咨询服务、设计、自然科学研究等行业给予产地调查、清理和购置费用补贴等。该区从2001年建立以来,已经在吸收外来投资方面取得明显成就,其中包括来自德国、意大利、加拿大等国企业的投资。
除了以上三个国家之外,新加坡、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菲律宾、越南和印度等国家都在继续实施、并:请记住我站域名不断增加鼓励外商投资的优惠政策和措施。
三、我国在引资竞争中面临的主要压力
长期的经济增长潜力和巨大市场规模以及大量存在的廉价劳动力是我国在吸收外资方面的明显优势,这也是2001~2009年我国吸收FDI能够实现恢复性增长的主要原因,但是,由于许多国家竞相调整外资政策,向外国投资者提供,各国之间的引资竞争日趋激烈,再加上我国目前在市场体制、投资环境和知识产权保护方面存在 的诸多问题,今后吸收外资的总体形势不容盲目乐观。
篇8：当前我国财政扶持中小企业融资的政策分析经济学论文
当前我国财政扶持中小企业融资的政策分析经济学论文
[摘要]自2008年下半年以来的全球金融危机给实体经济发展带来的危害不断加深，虽然我国政府果断出台了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的相关政策，在财税、信贷等方面给予了大力支持，但就目前情况而言，中小企业融资形势依然严峻。本文阐述了中小企业在后金融危机时代的融资困境，根据中小企业在后金融危机时代存在的机会，提出了适合中小企业融资的方式和途径，同时借鉴国际经验提出了加大政府的财政支持力度，创新管理模式的政策建议。
[关键词]中小企业融资财政扶持国际经验与借鉴
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小企业已经成为我国经济发展中的一支重要力量。《中国中小企业发展报告（2007―2008）》的数据显示，截止2006年底我国中小企业的数量已占全国企业总量的99.8%，在繁荣经济、促进增长、扩大就业、推动创新等方面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我国GDP的58%、工业新增产值的75%、社会销售额的59%、税收的50.2%以及出口总额的63%均是由中小企业创造的，全国75%左右的城镇就业岗位也是由中小企业提供的。2008年末，随着一场金融海啸袭来，全球经济进入了“寒冬”。
在这场金融海啸和寒流的双重冲击下，我国的中小企业面临着严峻的考验，中小企业融资难问题再次凸显出来。从国内环境看，2009年第二季度，全国GDP增长2.9%，内需市场回升速度加快，步入了一个后金融危机时代，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我国中小企业的生存状态较金融危机开始时又发生了微妙的变化。
中小企业面临内忧外患，内忧是主要矛盾，近两年来人民币升值、原材料价格上涨、劳动力成本上升的问题逐步累积，使企业的盈利能力趋于恶化，银行存在的问题和外部融资环境的欠缺使得银行不愿意也不能提供贷款。因此如何使中小企业成为银行合格的贷款者是我国目前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面临的最突出的问题。
一、我国中小企业融资面临困境
（一）中小企业自身存在的问题
2009年12月23日国家工业和信息化部发布了《中国中小企业管理运营健康调查报告（2009）》，该报告显示中国中小企业处于亚健康状态（按照指标设计，满分10分，8分以上为健康，5分以下为不健康），中小企业的平均健康指数为6。57分，同时中小企业的内部管理也属于中下游水平。中小企业自身存在的缺陷使得遵循审慎经营原则的银行不愿意承担向中小企业发放贷款所带来的风险。中小企业自身缺陷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缺乏现代企业制度、混乱的产权结构、短期化的经营行为、不健全的企业管理制度、市场竞争力不足、抗风险能力差、科学技术含量低、不合理的资金用途、缺失的诚信文化。尤其是针对那些高污染高能耗、两头在外的加工型企业，由于不符合国家产业政策、银行很难以给予信贷支撑。
（二）缺乏为中小企业服务的金融机构
银监会于2008年12月发布了《银行建立小企业金融服务专营机构的指导意见》，建议银行建立中小企业金融服务专营机构，要求2009年6月末五大国有商业银行和12家股份制商业银行完成专营机构的构建任务。虽然总行层面的专营机构建设工作由上述银行如期完成，但是仍未完全实现中小企业业务在分支层面的机构设置以及人员配备、信贷审批等方面的独立开展，甚至有一部分专营机构只是在公司业务部外单挂一块牌子，人员和业务并未发生实质变化，很难有效开展中小企业业务的推进。
（三）中小企业板对改善中小企业融资作用有限
根据Weston和Brigham所提出的企业金融生命周期理论，自有资金以及风险投资是企业在初创期的主要资金来源，其直接融资多体现在成熟期。中国风险投资行业尚处于起步阶段，中小企业板发债融资成本高，上市门槛较高，手续复杂，与广大中小企业灵活快速的融资要求存在较大差距。规模相对较大，发展较为成熟的中型企业是上市的主体，小型企业特别是初创期企业的外部融资渠道集中于银行，随之而来的违约风险也集中于银行。
（四）担保规模小、缺乏风险分散与补偿制度
担保规模小、缺乏风险分散与补偿制度与企业信用能力提升的需求不适应。广大中小企业提升信用能力需要面向中小企业的信用担保业的发展。政府出资设立的信用担保机构缺乏后续的补偿机制，一般情况下在筹建之初只得到一次性资金支持；民营担保机构只能独自承担担保贷款风险，因为受所有制歧视而无法与协作银行形成共担机制。因为尚未形成担保的风险分散与损失分担及补偿制度，较大地制约了担保资金的放大功能和担保机构的信用能力。
二、我国财政扶持中小企业融资现状
中小企业在经济发展中的重要地位与其弱质经济本质的矛盾，即“强位弱势”的巨大反差决定了中小企业的发展离不开政府和社会各个方面的广泛理解和支持。如英、美两国对中小企业都曾实行过不干预政策，让其自生自灭，但后来都对中小企业的发展给予了强有力的扶持，尤其是克林顿时期政府对高新技术的中小企业的鼎力支持，为美国经济带来了十年的繁荣，进一步拉大了美国与欧盟国家和日本的距离，强化了美国在世界经济中的霸主地位。因此，财政介入中小企业融资，政府通过财政杠杆对中小企业提供一定的资金支持，充分发挥财政资金“四两拨千斤”的作用，是市场经济体制下政府职能的实现。
（一）发挥财政资金的引导作用，加大对中小企业的资金扶持力度。国家先后设立了支持中小企业发展的各种专项资金。1999年至2002年，中央财政相继设立了科技型中小企业技术创新基金、中小企业国际市场开拓资金和农业科技成果转化资金。在2003年实施了《中小企业促进法》以后，中小企业科目由中央财政预算设立，并增设了中小企业服务体系专项补助资金、中小企业发展专项资金和中央补助地方清洁生产专项资金。“十五”期间，中央财政累计安排各类支持中小企业的专项资金共85亿元；2007年，中央财政安排支持中小企业的专项资金比上年增长16.7%。同时许多省级财政设立了中小企业、民营经济专项资金，2006年安排资金达40亿元；许多省级财政还出资或参股设立了中小企业服务机构、担保机构、创业投资企业等。2009年中央财政安排中小企业发展专项资金5亿元，增长25%；安排中小企业国际市场开拓资金12亿元，增长20%；安排中小企业服务体系及平台式服务体系补助资金1。1亿元。
（二）促进信用担保体系建设，改善中小企业融资环境。财政部在2001年下发《中小企业融资担保机构风险管理暂行办法》的基础上，2003年7月又专门出台了《关于加强地方财政部门对中小企业信用担保机构财务管理和政策支持若干问题的通知》，要求有关部门和机构加大对中小企业信用担保的支持力度。2009年中央财政下达10亿元中小企业信用担保业务补助资金，资助330家符合条件的信用担保机构，以鼓励此类机构积极开展中小企业贷款担保业务，继续大力支持中小企业信用担保机构发展，引导金融机构开展小额担保信贷业务。由于中小企业缺乏有效的抵押担保，融资难问题极大地制约了此类企业的发展。目前国际金融危机席卷全球，在各行业面临巨大生存困境的背景下，政府用财政资金资助中小企业信用担保业务，一方面担保公司资金额得到了补充，增加了银行的信心，另一方面使得银行愿意将资金放给中小企业，其放大作用是非常可观的。多年来被批评为混乱发展的担保行业，由于融资性担保行业部际联席会议制度的正式确立，也有了监管的制度框架。
（三）实施中小企业税收优惠政策，促进中小企业发展。自2008年1月1日起，我国开始实施新企业所得税法，对内外资企业统一实行25%的所得税率。为减轻小企业负担，在新税法中规定，对工业资产在3000万元以下，员工100人以内，利润在30万元以下的小型微利企业，减按20%的税率征收企业所得税，比其他企业优惠五个百分点。此外，对国家需要重点扶持的高新技术企业，减按15%的税率征税。
对创业投资企业从事国家需要重点扶持和鼓励的创业投资，可以按照其投资额的一定比例抵扣应纳税所得额。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的征收率从6%降至3%，数次调高部分中小企业相对集中的纺织、服装产品的出口退税率，停止征收个体工商户管理费和集贸市场管理费，取消和停止征收100项行政事业性收费。
（四）完善政府采购制度，拓宽中小企业市场空间。为了有效利用政府采购政策支持中小企业发展，根据国家有关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的法律、法规，财政部将于近期制定《中小企业政府采购管理办法》，加快开展中小企业产品和服务政府采购工作，推动各级政府将政府采购资金向中小企业倾斜。在中小企业发展过程中，我国财政给予了多种形式的支持。但是，我国财政体制目前处于由“生产建设型财政”向公共财政的转型过程中，财政支持中小企业发展的政策体系尚需完善，在支持中小企业的融资过程中还存在许多问题。第一，在支持手段上，政策支持重视不够，只重视了资金支持；第二，在支持方式上，对间接支持财政资金的引导作用重视不够，只重视了直接支持；第三，在支持的内容上，对支持中小企业公共服务体系与平台建设的重视不够，只重视了对某些企业、某些项目的支持；第四，在支持区域上，倾向于平均“用力”，对区域差异重视不够；第五，在支持的管理上，重视支持的“给予”，对“支持”的监督管理重视不够。
三、国外财政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的支持体系
中小企业融资与生俱来的特殊性，离不开财政的支持。国际上很多国家和地区都对中小企业融资给予特殊的财政支持，从而形成了一个相对完善的中小企业发展的政府的财政扶持系统，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为完善我国中小企业融资的财政支持提供了借鉴。
（一）财政扶持
中小企业的技术创新鼓励中小企业技术创新有利于提高中小企业的竞争力。外国政府对中小企业主要是通过设立政府专项基金，制定中小企业技术创新计划，对符合条件的中小企业给予专项补助。
德国政府制定了《中小企业研究与技术政策总方案》等有关文件，以提高中小企业科研、技术开发和技术革新的能力，从而加快中小企业的技术创新和技术改造。同时设立专项科技开发基金，扩大资助中小企业科技开发。“示范中心”和“技术对口的访问和信息计划”由联邦研究部建立，以在技术转让方面为中小企业提供帮助，提供最新的研究成果和研究动态，并帮助进行技术发行和技术引进。德国各级政府、金融部门和教育培训机构联手合作，建成了大量的高新技术企业孵化中心，扩建科研网络，加强产学研联合，在实践中全国中小企业孵化系统逐步形成。通过拨专款实施政府资本参与计划，帮助中小企业抵御市场风险；高新技术产业化和中小企业高新技术化得到了推动和促进。2009年欧盟委员会批准了德国一项旨在帮助中小企业脱困的法案，使众多中小企业解决了为应对当时金融危机而扩大研发规模所需的资金。该救助法案临时修改了现有的德国企业创新法案―――《中小企业研究与技术政策总方案》，为众多身处困境的德国中小企业科技创新提供了资金帮扶。为此，德国财政部在编制次年预算的时候，特别增加了9亿欧元，用于扶持中小企业科技创新。
英国财政资助中小企业1931年《麦克米伦报告》出台之后，英国政府立即着手建立中小企业融资支持体系。英国政府鼓励小企业发展的一条重要途径，是向小企业提供各种财政资助，为较之大企业在资金来源上更为困难的小企业解决投资发展问题。1945年英国工商业金融公司成立，主要为中小企业提供长期资本。自1981年起，英国政府开始实施“小企业信贷担保计划”，由政府向30多家金融机构对7。5万英镑以下的中期贷款提供贷款额80%的担保，旨在扶持那些有可行性的商业计划，却因缺乏抵押或信用而得不到贷款的小企业。发展迅速的非正规投资市场以及风险投资基金的作用得到了政府的重视，并特别注重提供财政帮助给高新技术小企业。同时中小企业政策性投资基金由英国政府建立，中小企业在技术开发和创业过程中的融资困境得到了有效缓解。
（二）税收支持
德国财政扶持中小企业。德国中小企业是指雇员500人，年营业额在5000万欧元以下的工业、商业、手工业、服务性行业中的企业以及自由职业者。德国现有就业总人数的78%是中小企业雇员数，德国总投资的46%是中小企业投资，GDP的75%是中小企业所创造的价值，全部税额的70%是由中小企业所交纳的税额。中小企业在促进德国经济稳定、持久、快速发展中，发挥了重要的支撑作用。政府在德国中小企业发展过程中给予了大力扶持。德国政府每年扶持中小企业发展的财政预算资金约61亿欧元。在预算安排上的专项列支情况，一是每年安排1亿欧元用于政府向企业购置用品，企业咨询服务的补助费，培训业主，参加国内外产品展销会和商品交易会的补贴；二是为中小企业研究机构提供经费资助。三是联邦政府出资或与州政府合股创办政策性银行，其专门为中小企业提供资金和融资服务。每年从税收中安排一部分资金充实这两家银行的资本金，使其资本金从开办时的10亿欧元发展到现在的115亿欧元（含资本金自我滚动发展的36亿欧元，实际增资69亿欧元），对中小企业融资的能力不断增强。为应对此次金融危机，2009年6月，德国国会还通过了一项名为《减负法》的法案，该法案涉及中小企业营业税、农业柴油税以及养老金问题。2009年和2010年，营业额低于一定数值的中小型企业可不预交营业税，而是等到客户付了款后再缴纳。同时德国每年拨款近10亿马克用于资助中小企业发展业务，将中小企业营业税起征点从2.5万马克提高到了3.25万马克。
（三）财政在担保领域的扶持
1999年英国工贸部建立了担保企业基金，用于支持银行和风险资本来满足成长型中小企业对债务和股本融资的需要；政府提供不超过50万英镑的地区风险资本基金给缺乏资金、但具有高增长潜力的中小企业；设立王子青年企业信托基金为年龄在14―30岁之间的年轻人提供创业机会。英国更加注重信用担保，1981年英国政府制定了“中小企业贷款担保计划”，中小企业有了政府的担保，可以从银行获得长期贷款，此贷款低于金融市场利率，由于政府提供政策性融资担保，中小企业信贷融资得到了直接的支持。
日本政府全资或部分出资成立了为中小企业申请贷款提供保险和担保的机构，通过成立中小企业信用保险公库、信用担保公司等，大大增加了中小企业从民间银行获得贷款的机会。美国联邦政府的“美国进出口银行”就是通过向中小企业出口商提供信用及风险担保，同时向购买美国中小企业产品的外商提供直接或间接贷款来促进美国产品外销的。
四、借鉴国外经验，完善我国财政扶持中小企业融资机制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发现为帮助中小企业解决融资难题，各国的.政府制定了各种扶持政策与资金援助计划，鲜明地体现了政府的意图，发挥政府的财政资金的杠杆作用，促进中小企业的良性发展。
（一）政府采购制度
在政府采购方面，一是加强对政府采购政策功能的认识。二是政府采购在同等条件下，确定一定比例或优先购买中小企业的货物、工程和服务。（1）将政府采购定单量划出一定的比例（如20%）给予中小企业，也可以在政府采购定单中规定，大企业必须向中小企业分包一部分零配件和产品等。鼓励大企业实行合同分包，带动中小企业发展。（2）在商品和服务质量无明显差别的情况下，可适度优先采购中小企业商品。鼓励中小企业形成联合型组织，提高竞争力，参与政府采购。（3）成立专门机构帮助中小企业赢21得政府采购合同。（4）在政府采购预算中确定一定比例用于中小企业产品和劳务的采购。（5）提高信息公开的规范化，并适当降低有关招标门槛，给中小企业更多参与竞争的机会。
（二）财政补贴政策
财政补贴政策指的是政府对中小企业符合政府要求的做法给予财政上的援助。具体做法，可以鼓励居民对中小企业进行投资，贴息给对市场前景看好、具有财源价值的生产和建设项目，补贴给用自有资金创建中小企业和对现有中小企业增加投资，从而启动民间投资，促进经济增长。
对中小企业新增员工的培训、工资费用进行适当补贴，从而创造新增就业机会，扩大就业。对有成果的科学研究开发项目支出进行补助，鼓励中小企业技术创新，推动社会科技进步。扶持中小企业的各项财政补贴应遵循效率原则，确保各项资金的使用都落到实处。
此外，也可利用财政贴息杠杆，引导金融部门为中小企业注入生产经营资金，这样不仅仅为中小企业降低了费用支出，也因其表现了政府对企业的支持态度使金融机构的贷款收益得到了一定程度的保障，加大了金融机构向中小企业贷款的信心，从而达到财政资金“四两拨千斤”的良好效果。
（三）建立中小企业发展银行
政策性金融机构是充当政府发展经济、促进社会进步、进行宏观经济管理工具的金融机构，其特点包括政府创立、政府参股或保证、不以盈利为目的，专门为贯彻、配合政府社会经济政策意图，同时在特定的业务领域内，直接或间接地从事政策性金融活动。政策性金融是财政支持的制度安排，是一种特殊的金融制度安排。中小企业发展银行资金筹集渠道有四个，第一，政府的财政拨款；第二，将“中小银行再贷款”资金安排等额划拨给中小企业发展银行，其原属中国人民银行及所属各大区分行、地市中心支行，每年主要为支持中小企业发展；第三，将邮政储蓄上存入人民银行的资金提取一定的比例；第四，发行政府担保的金融债券，在金融市场上筹集资金，可以向包括商业银行在内的金融机构、社会群体发行特种国债。由于中小企业发展银行的服务对象具有分散的特点，为更贴近中小企业，方便开展业务活动，应通过设立分支机构，形成总行和分行模式。
（四）建立中小企业基金会
各地方政府应采取更加主动与积极的措施，彻底改变以往那种“为他人做嫁衣”的目光短浅的错误心态，在资金、市场环境、舆论等多方面支持当地的中小企业互助基金会、准备金等，尽快建立、规范运作起来。这些基金的垫底资金基本来源于政府拨款，由于其资金主要来源于地方财政，在资金提供时很大程度上仍然通过与金融体系的风险共享等“杠杆放大效应”发挥作用。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问题的有效途径之一就是成立中小企业基金会，设立中小企业专项基金，实现财政和金融的完美结合。为解决我国中小企业贷款问题和扶持中小企业的发展，为中小企业服务的基金可建立三种：一是建立提供信用担保给中小企业和提供保险与再保险给中小企业信用的中小企业信用保证基金；二是建立用于资助中小企业创业、技术创新和风险经营、调整中小企业产品结构和科技成果产业转化、技术改造项目贴息和资助中小企业社会化体系等中小企业发展基金；三是建立中小企业互助基金，加入金融互助基金的中小企业，只需交纳一定会费，就可申请到数倍于会费的贷款额。
最后，国家应出台相应的政策，引导各种资本进入担保领域，对由地方政府出资设立的担保基金，上级政府应为其配套一定比例的担保基金，以共同扶持中小企业的融资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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