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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孙绍振简介
愧对书斋
作者：孙绍振
有人给我出个题目：“我的书斋”。这个“斋”字，高雅有点可疑。
在我们老祖宗看来，书斋并不仅仅是读书的地方，而且是修身养性的所在，所谓“养心斋”之类的匾额，就透露了这样的秘密。圣人要我们把我们修炼到严肃而谨慎的样子(斋如); 达到无所不明,无所偏颇 (斋明)，严肃庄敬(斋庄)，专一庄敬 (斋肃)的境界。达到这样的标准的“书斋”，肯定不是一般的斗室，而是很豪华的，要花一大笔银子。唐代元稹在《遣悲怀》中透露：“今日俸钱过十万,与君营奠复营斋。”在经济上阔气，才能保证在心境上高雅。但是，这一切可能只适合著作等身，财源滚滚的金庸那样的大师，一般平头百姓，以为只有在这样的书斋里，才能出好人格，好文章，就未免有点傻乎乎了。
就我而言，最令我骄傲的文章莫过于那篇《新的美学原则在崛起》。1980年末，写这篇文章的时间，一家三口，吃喝拉撒睡，就在一间十四点五平方米的小房间里；并没有刘禹锡的“苔痕上阶绿，草色入帘青”那样的景观。整个房间，只有一张直径一米的白木桐油的桌子，兼饭桌和书桌双重功能。通常是堆满了杂志、书籍、来信和讲义。有时，次要书籍和草稿，上不得台盘，就屈尊于地板上。吃饭的时候，用我太太当时的话来说，就是在乱纸堆中，刨一个坑；写作的时候，就再刨一次坑。稍稍有异者，孩子坐到痰盂上，空气中就弥漫着某种气味，然而，《新的美学原则在崛起》，五千文字，一气呵成。开头一两百字，还记得要分段，剩下的四千八百字，长达三页，就懒得费心，让它一段浑然。
八十年代初期，分得套房。卧室遂与六平方米“饭厅”分治；而书房仍告阙如。《文学创作论》，《论变异》、《美的结构》一百余万字，一字一句，一笔一画，均完成于衣橱前半平方米翻板之上。夏日炎炎，既无空调，亦无电扇，晶莹汗水，如珠，如溪，如川。无书斋之雅，而学术生涯中奠基性著作大抵均完成于此时。
九十年代中叶参与集资建房，乃有一百二十平方米之“豪宅”，遂拥有八平方米之书室。两面书架直顶天花板，一面供凭窗远眺，正面空调、电脑、扫描仪、打印机一应俱全。坐拥书城之豪情油然而生。借互联网之便，驭信息高速公路之风， “寂然疑虑，思接千载，悄焉动容，视通万里” 坐享刘彦和神往之境界。俨然有文化南面王之感。
感恩科学技术，坐如此豪华之平台。老妻得免于抄写之劳，自家又免于遗失稿件之痛。
写作之速度空前提高，年近耳顺，蓄养胸中浩然之气，作少年不平之鸣。于斗室中，发出“孙大炮”的呐喊，一炮，轰高考一考，二炮，轰四六级英语统一考试。所喜，均非空炮。高考分省自主命题，英语四级考试与大学生学位脱钩，于国于民皆有裨益。
每思及此，于心常沾沾自喜焉。
书城颇大，藏蓄亦丰。研究资料，辄能自足。巡视书架上，圣贤、大师拱立待命，检索电脑，当代思潮谱系胸前。生为读书人，与书为伍，为友，为臣，为仆，为命。日日读书，享人生之至乐，饮生命之醍醐，自撰格言曰：读书之乐乐于当官。
然多年来，疲于应命，性命耗于作文者几倍于阅读，中年常叹，壮志未酬。壮志者何？青年时代，聆何其芳先生教，有计划缺课，顺序读文史；未半，为大跃进运动所阻。又羡马克思每年重读莎士比亚之乐，乃重读《沫若文集》，又中断于下放山区。至今有闲之日在望，然又逢信息爆炸之时。知也，千倍于庄子时代之无涯，而生不加多。自家藏书，伸手可触，曾有此生重阅一过足矣之想。然，书店购进，故人赠送，出版家奉献，昔日门生，素昧平生者之作，源源不绝，一周之内，几及等身，书城膨胀至客厅，至茶桌，至电脑旁，至沙发下，至沙发上，至书桌上，至坐椅后，至坐椅旁，至坐椅前，至书桌旁，至书桌中。
于是二十年前之旧状重现，当其饮食、作文之时，又复从书堆中，作兔子扒窝状，刨一小坑。 重阅架上之书，殆成空想。何况，电脑尚存有鲁迅全集、二十五史、四部备要，四库全书等等，遂悟生也有涯，嗜书之欲也无涯，乃人生一大矛盾，一大悲哀。乃有愧对“书斋”之叹。
愧对书架上的历代圣贤，从孔夫子到司马光，愧对蔡伦后嗣，愧对北大方正，愧对激光排字；愧对电脑软件，愧对爱迪生，愧对让我占有着比唐太宗更多资源的高科技时代，愧对生命。愧对有限的时间。唯一不感到愧对的是一本五十年代出版的《西廂记》。文革期间，被强制做清洁工，从资料室窃取。隔离审查，整整七月，除了毛泽东选集（四卷精装本）以外，就只有此书与我为伴，舍不得一口气看完，用写交代的纸张，逐字抄写。唯恐抄写太快，遂用仿宋体，一笔一笔描出印刷的效果。
当其时也，书是有限的，纸是有限的，一切都是有限的，只有时间，在我年轻的感觉中，我的生命，是无限的。
回想起来，好不令人神往也。（解放日报-10-9）
篇2：孙绍振《细读》：《背影》背后的的美学问题
孙绍振
一
《背影》中对父亲的爱的拒绝是公然的，而为父亲感动流泪却是秘密的。亲子之爱的这种错位，不仅是时代的，而且是超越历史的，表现了一代又一代重复着的普遍的人性。
底武汉一家晚报披露，朱自清的名作《背影》在中学生民意测验中得分相当低，中学生不满的理由是，父亲“违反交通规则，形象又很不潇洒”。因此，某中学语文教科书将《背影》排除在外。据说这一消息引起了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家长的义愤。教科书的编者又连忙出来“辟谣”，说是该新闻失实。《背影》已经决定列入下一册语文课本，一场新闻**就此平息。但是，为什么要放入下一册，教科书编者并没有任何解释。尤其重要的是：对于“违反交通规则”和“不够潇洒”没有正面回答中学生的质疑。
事实上，这里有一个很严肃的美学问题。遵守交通规则与否，属于实用价值。遵守是善，不遵守是恶。道德的善恶是一种理性。审美价值，则是以情感为核心的，情感丰富独特的叫做美。“情”与“理”之间的关系，既不是完全统一的，也不是分裂的，而是错位的。
在《背影》里，父亲为儿子买橘子，从实用价值来说完全是多余的。父亲执意自己去，越是不顾交通规则、不考虑自己的安全，就越显示出对儿子的深厚情感。如果左顾右盼地考虑上下月台的安全，就太理性了，没有感情可言，甚至杀风景了。这篇抒情散文以情动人，情感的审美价值和实用理性的反差越大，越是动人。杜十娘怒沉百宝箱，完全不讲实用理性：你不是为了三百两银子吗?我百宝箱里有的是。可是你背叛了情感，我就不但财宝不要，连命也不要了。把情感看得比财富，甚至比生命还重要，才更动人，审美价值更高。
至于“不够潇洒”的问题，也一样。父亲越是感觉不到自己的费劲、自己的笨拙，越是忘了自己的不雅观的姿态，就越是流露出自己心里只有儿子，没有自己。这就是诗意。如果不是这样，父亲很轻松地、很潇洒地、很轻快地把橘子买来了，就光剩下实用性，一点诗意也没有了。
学生不理解，与他们缺乏美学修养有关。对《背影》进行到位的教学，对于青少年进行审美启蒙是很有帮助的。 当前语文教改课堂上最为突出的现象是：由过去的“满堂灌”变成了“满堂问”。问来问去，平面滑行，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什么都是对的。《背影》中的父亲“不够潇洒”也是对的。这种倾向发展到极端，就是“一切由学生说了算”。事实上是，一千个学生说了都算，就没有人说了能算，放任这一切，就完全放弃了教师的职责。
其实，就是接受美学，还有一个“共同视域”范畴。在一定的历史语境当中，还要看你是不是达到学科前沿，有一个相对而言哪一个比较深刻正确的问题。福建师范大学赖瑞云教授在他的《混沌阅读》中指出：“一千个哈姆雷特，还是哈姆雷特，不可能变成李耳王。”教师有一个如何把学生向当代学术水准的高度引导的任务。当学生把《背影》的精华当成糟粕的时候，语文课本编者的理论水平和分析能力就面临着严峻的挑战。
这不仅是对美学观念的考验，而且是对思想方法的考验。《背影》的语言，和朱自清同时期的许多作品相比，有一个显著的不同，不像《春》《梅雨潭的绿》和《荷塘月色》那样采用华彩的语言、排比的句式，不作大幅度的渲染，直接抒情的语句都被压缩到文章的结尾去了。在作者情感发生震撼的地方，用的是比较朴素的语言，几乎全是叙述。这是很见功力的。朱先生早期常用的抒情和渲染的办法，其实并不是文章成熟的表现，留下了比较稚嫩的痕迹。到了上世纪三四十年代，朱先生的文风，一洗铅华，回归朴素，达到了更高的层次，这是叶圣陶、唐|、董桥早已指出的。
二
《背影》从上个世纪代写出来，直到今天，80多年期间，文学理论、教学方法和观念，更迭颇为频繁，但是，对于《背影》的解读，却并没有多少进展。其最佳者，照搬叶圣陶先生上个世纪前期所作的论述：作者笔下的父亲把大学生的“我”当做“一个还得保护的孩子”。圣陶先生还提出，全文含蓄地表达了做儿子的深情，省略了许多多余的直接抒发的成分。今天客观地推敲，圣陶先生的说法还是比较表面的，没有真正抓住《背影》中父子感情的深刻和独特的表达。我们来看这句话：
我赶紧拭干了眼泪，怕他看见，也怕别人看见。
被父亲感动得流下了眼泪，怕别人看见，还有道理，怕自己的父亲看见，就有点特别了。这里明白地显示了，儿子对父亲之爱和父亲对儿子之爱的不平衡，或者错位。对父亲的爱，儿子在起初并不以为然，对父亲随时都要加以保护的姿态毫不领情，甚至是厌烦和拒绝的。但是，父亲在儿子种种明显的抵制下，却依然故我地事必躬亲，没有丝毫感觉，直到父亲为儿子买橘子。这里不可忽略的有以下几点：第一，面对父亲那么多正面言语和行为，儿子都没有被感动，却被父亲并不优美的、笨拙的、没有诗意的背影感动得热泪盈眶。第二，这种感动，是偷偷的，不能让父亲发现的，因为自己对父亲有愧疚感。这种愧疚感，在当时，是一种懊悔（两次提到自己当时真是“太聪明了”“聪明过分了”）。这种内疚和懊悔的性质，并不如叶圣陶先生所说的那样是“一贯的”。其动人之处，恰恰在于双方感情不同步。开头对父亲的感情的不理解、不珍惜，是无声的，父亲并没有觉察，故懊悔之情也不便提起。第三，更为重要的是，父亲对于儿子情感的转折，依然毫无感觉。儿子不领情也好，被感动也好，父亲都不在意。他的爱是不求回报的，只是做完了自己认为该做的，就“心里很轻松”了。
“背影”是不平衡的父子之情转化为平衡的关键，忽略了这个词语的内在含量，就无从把握《背影》的情感特点。它并不是从父亲那里单向发出的，而是和儿子双向互动的；不是静态的，而是动态的。把儿子“当做小孩子”，是一种真诚的意向，在父亲虽然是一贯的，在儿子却是从不接受到被感动的。
《背影》的动人之处，不仅是父子之情，还在父子之情的动态转化。文章的高潮是：一方面是强烈的转化，一方面是无所觉察，二者的对比，显出父亲的爱是无条件的爱。而儿子的爱则是在条件逐步作用之下才升腾起来。儿子的爱是一种激动状态，而父亲的爱则是平静状态。这里就显出了朱自清的深刻之处：他笔下的亲子之爱，是错位的，爱与被爱是有隔膜的。爱的隔膜，正是《背影》之所以不朽的原因。在五四新文学中亲子之爱是很普遍的主题，冰心的`母爱曾经有很大的影响。经过半个多世纪阅读历史的考验，冰心的文章在中学语文课本有逐渐消逝之势，而《背影》不论在内地还是在港台，仍然是众多课本必选的经典，原因可能就在于《背影》中的爱的隔膜有着特别的深度。
三
到这里为止，还只是分析了当时父子感情的变化过程。但是，事情发生在19，文章写作在1925年，是整整八年之后。这期间发生了许多事情。例如，文章中写父亲要到南京谋事。事实是，从那以后，一直没有成功，也就是长期失业。这就导致了家庭经济近于破产的边缘。当时的情感拉开了时间和空间的距离，在回忆中获得了程度上，甚至是性质上的改变。文章结局的“背影”就超越了当时当地，而是转移到了写作时间上，这时儿子对父亲的感情有了变化：
但最近两年的不见，他终于忘却我的不好，只是惦记着我，惦记着我的儿子。我北来后，他写了一信给我，信中说道：“我身体平安，惟膀子疼痛厉害，举箸提笔，诸多不便，大约大去之期不远矣。”我读到此处，在晶莹的泪光中，又看见那肥胖的、青布棉袍黑布马褂的背影。唉!我不知何时再能与他相见！
这里，当时的悔懊变成了如今的忏悔。然而，忏悔什么却并没有交代。是忏悔当年对父亲的不领情吗?似乎不是。
先从文章的结构上看，“背影”分别在开头、情感的高潮和结尾出现三次，背影第三次出现时，是忏悔中带着对父亲的回护和原谅。文章强调忏悔是很沉重的，沉重到每思及此，就流下眼泪。有一些苛刻的读者认为，“《背影》一文素有散文佳作之誉，其实不无瑕疵，其一便是失之伤感。短短千把字的小品里，作者便流了四次眼泪，也未免太多了一点。”
其实，朱自清的眼泪的内涵是很丰富的，不是浅薄的“伤感”，其中蕴涵着不可明言的复杂的矛盾。要解开这个谜底，关键在于“他终于忘却我的不好”。“不好”从何而来呢?
从朱自清的传记材料看，不难找到答案。
朱自清1920年从北大毕业以后，到杭州某中学任教，每月薪资七十元，寄一半回家。仍然不能满足要求，因为其父娶有一妾，朱自清的生母和妻子颇为压抑。为节约开支，乃往扬州一中学就职。偏逢校长系父亲故旧，薪资全送父亲处。又去职，往温州、上海等地任职。这一行动的结果，就导致了父子二人“两年的不见”。直到1925年，朱自清终于在清华谋职成功，乃将生母及妻儿接往北京，形势显然进一步僵化。转机是，其父考虑到朱自清孩子众多（五个），教育不便，乃主动要求将一部分子女及其生母接回扬州。父子关系虽然有所缓和，但是，每
月邮扬州家用，其父均无回音。故到1927年7月，放暑假了，还拿不定主意要不要回家探看双亲。
所有这一切，都可能是朱自清忏悔的缘由。但是，这些都是后来的事，在当年，也就是1917年，朱自清还是个大学生，这些触他之怒的事情尚未发生，对父亲的回护原谅，又从何说起呢？从《背影》来看，某种难言之隐存在于字里行间。再来看看文章的开头：
那年冬天，祖母死了，父亲的差使也交卸了，正是祸不单行的日子。我从北京到徐州，打算跟着父亲奔丧回家。到徐州见着父亲，看见满院狼藉的东西，又想起祖母，不禁簌簌地流下眼泪。父亲说：“事已如此，不必难过，好在天无绝人之路!”
《背影》中写的就是“从北京到徐州，打算跟着父亲奔丧回家”的感受。当时，朱自清在北大读预科，《朱自清年谱》（1917年冬）有如下记载：
因祖母逝世，回扬州奔丧。父亲时任徐州榷运局长，在徐州纳了几房妾。此事被当年从宝应带回淮阴的淮阴籍潘姓姨太得知，她赶到徐州大闹一场，终至上司怪罪下来，撤了父亲的差。为打发徐州的姨太太，父亲花了许多钱，以至亏空五百元让家里变卖首饰，才算补上窟窿，祖母不堪承受此变故而辞世。（姜建、吴为公《朱自清年谱》，安徽教育出版社19％年，第13页）
原来，造成祖母逝世、家庭濒临崩溃的原因，就是父亲道德上的过错。作为20岁的大学生，他对父亲此等说不上口的品行以及造成的后果，虽然口不能言，但却郁积于心。在此情况下，儿子对父亲在情感上是有距离的。说得客气一点，至少认为父亲是不高明的。可是到了车站，父亲却处处做出高明的样子。儿子认为父亲“迂”，讲话“不漂亮”，给自己丢脸。正是因为这样，后来看到父亲艰难地爬月台买橘子，才分外感动。
经典总是历史的，理解经典文本，有一个基本要求，就是回到历史的语境中去。不回到朱自清所处的历史语境，就不能理解他为什么被父亲爬月台的姿态感动，自发性的感受只能是感到“不潇洒”“违反交通规则”。《背影》中对父亲的爱的拒绝是公然的，而为父亲感动流泪却是秘密的。亲子之爱的这种错位，不仅是时代的，而且是超越历史的，表现了一代又一代重复着的普遍的人性。
经典文本的历史性和当代青少年之间的隔膜，是一个重大的难题，但，并不是不可沟通的。
篇3：柴绍简介
柴绍
柴绍(?—638年)，字嗣昌，晋州临汾(今山西临汾)人，唐朝大将，凌烟阁二十四功臣之一。
柴绍的祖父柴烈曾是北周骠骑大将军，历任遂、梁二州刺史，封冠军县公；父亲柴慎，为隋太子右内率，封钜鹿郡公。柴绍出身于将门，自幼便“趫捷有勇力”(《旧唐书·柴绍列传》)，以以抑强扶弱而闻名于关中。少年时便当了隋朝元德太子(隋炀帝长子)的千牛备身(陪伴)。唐国公李渊也将三女儿(即后来的平阳公主)嫁给了柴绍。
此时，农民起义烽火已燃遍全国各地，并逐渐形成以李密、窦建德、杜伏威为首的三支主力农民起义军，他们分别活动在今河南、河北、山东和江淮一带，以摧枯拉朽之势瓦解著隋王朝的统治，将隋统治集团及其军队主力分隔于江都(今江苏扬州)、洛阳、长安三处，陷入四分五裂的状态。一些隋贵族和地方官吏见隋朝大势已去，也乘机而起，占据郡县，建立割据政权，称王称帝，隋王朝的统治已是日薄西山、奄奄一息。在这种形势下，早就心怀异志的太原留守李渊父子也开始做起兵的准备。
隋义宁元年(617年)四月，李渊见时机成熟，开始征太原、西河(治隰城，今山西汾阳)、雁门(治雁门，今山西代县)、马邑(治善阳、今山西朔县)四郡20至50岁的男子为兵征高丽，以激怒人民起来反隋。李渊还秘密派人召李建成、李元吉和柴绍到晋阳(今山西太原市西南)。当时柴绍夫妇都在长安，二人接信后，便商议如何脱身。柴绍说：“尊公将扫清多难，绍欲迎接义旗；同去则不可，独行恐罹后患，为计若何？”李氏知情况紧急，便对柴绍说：“君宜速去。我一妇人，临时易可藏隐，当别自为计矣。”(《旧唐书·平阳公主列传》)于是柴绍自长安启程赶往晋阳。
柴绍在道上路遇自河东出发的李建成、李元吉二人。李建成对柴绍说：“追书甚急，恐已起事。隋郡县连城千有余里，中间偷路，势必不全，今欲且投小贼，权以自济 。”柴绍则认为不妥，便果断地说：“不可。追既急，宜速去，虽稍辛苦，终当获全。若投小贼，知君唐公之子，执以为功，徒然死耳 。”(《旧唐书·柴绍列传》)李建成听从了柴绍的话，加速赶路。行至雀鼠谷(今山西介休西南、霍县以北汾河河谷)时，听说李渊已于五月十五日晨宣告起兵，三人相互庆贺，李建成、李元吉都称柴绍的主意对。
李渊太原起兵后，于六月建大将军府，授柴绍右领军大都督府长史之职。七月初五，李渊统甲士3万于晋阳誓师出发，柴绍又兼领马军总管。李渊军将至霍邑(今山西霍县)时，柴绍先到城下侦察了隋将守宋老生的布防，回来后对众将领说：“老生有匹夫之勇，我师若到，必来出战，战则成擒矣 。”(《旧唐书·柴绍列传》)八月初三，李渊计诱宋老生出城，两路夹击，大败隋军，柴绍也力战有功。霍邑之战的胜利，为李渊军进军关中打开了通道。
李渊军攻取霍邑后，沿汾水南下，乘胜破临汾，拔绛郡(治正平，今山西新绛)，柴绍在作战勇敢，每战都当先登城破阵，因功又授右光禄大夫。十五日李渊军进至龙门(今山西河津西北)。九月初，隋左武侯大将军屈突通派虎牙郎将桑显和率数千名士卒乘夜袭击左统军王长谐等军，王长谐等初战不利。孙华率精锐渡河增援，柴绍则与史大柰率轻骑从侧后袭击桑显和军，桑显和大败，败回河东(郡治河东，今山西永济西南)。
柴绍离开长安后，李氏从长安避居鄠县(今陕西户县)，散家财，招引山中亡命，得数百人，以此响应父亲的起义。又遣家奴马三宝招降地主武装何潘仁，合兵攻下鄠县城。马三宝又招降反隋的李仲文、向善志、丘师利等部，李氏部众达7万人。他们相继攻下盩厔(今陕西周至)、武功(今陕西武功西北武功镇)、始平(今陕西兴平东南)等县。后来他们发展到七万人，李氏派人报告她的父亲，李渊喜出望外，便派柴绍率军渡过黄河去占领华阴，依傍南山接应其妻。这时李氏引精兵1万多人在渭河北岸与李世民会师，而后与柴绍别后重逢。于是依带兵将军的惯例，各自设置幕府，一齐包围长安。军中称其军为“娘子军”。李氏的起兵，牵制了隋军力量，为李渊西进关中夺取长安扫除了障碍。李渊进据长安后，即封她为平阳公主，以其独特的功劳，赏赐重于他人。
十月二十七日，李渊命李建成从东、南两面，李世民从西、北两面，同时向长安城发起进攻。十一月初九，军头雷永吉等先登入城，诸军继进，遂克长安。李渊入城后，拥杨侑即位。柴绍因功进右光禄大夫，封临汾郡公。
唐武德元年(6)五月，李渊在长安称帝，建立唐朝，是为唐高祖，柴绍又拜左翊卫大将军。此后柴绍随秦王李世民参加统一战争，平薛举，破宋金刚，败王世充，擒获窦建德，屡立战功，因此封为霍国公，赐食邑一千二百户，并转为右骁卫大将军。
武德六年(623年)四月，吐谷浑侵扰芳州(治常芳，今甘肃迭部东南)，唐芳州刺史房当树逃奔松州(治嘉诚，今四川松潘)。二十一日，吐谷浑军进扰洮(治美相，今甘肃临潭)、岷(治溢乐，今甘肃岷县)二州。五月初五，柴绍(时为岐州刺史)奉命率兵前去救援。十五日，吐谷浑及党项侵犯河州(治临夏，今属甘肃)，唐河州刺史卢士良将其击败。六月，柴绍军进至岷州。二十九日，柴绍与吐谷浑作战，被围困在一山谷中。吐谷浑军据高临下射击柴绍军，箭如雨下，形势危急，唐军将士皆失色。柴绍则临危不惧，安然而坐，让人弹奏胡琵琶，使二美貌女子翩翩对舞。吐谷浑士卒非常奇怪，都放下弓矢驻足观瞧。柴绍见吐谷浑军阵容不整，乘其无备，暗遣精骑绕到吐谷浑军背后，突然袭击，大败吐谷浑军，斩首500余级。八月，吐谷浑归附唐朝。此役，柴绍在被围情况下，临危不乱，用美人计迷惑吐谷浑军，然后乘其不备派精骑迂回到其背后，突然袭击，终获胜利。美人计虽在历史屡次被使用，但像柴绍这种用法，则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矣！
同年，柴绍的妻子平阳公主去世。
自武德七年(624年)三月起，突厥军不段入侵唐边。八月十二日，秦王李世民率军在五陇阪(今陕西凤翔西)计退突厥军。为配合李世军，柴绍于二十三日率军在杜阳谷(今陕西麟游西北)击败了突厥军。
武德八年(625年)，突厥军又多次南下攻扰唐边，十月十七日，突厥军侵扰鄯州(治西都，今青海乐都)，柴绍奉命前去救援。
武德九年(626年)五月，柴绍(时为平道将军)率军兵攻打胡人。六月，秦王李世民率部在玄武门(长安太极宫北面正门)发动政变，伏杀太子李建成、齐王李元吉，夺取了皇位继承权。初七，李渊立李世民为皇太子。柴绍拜右卫大将军。
同年，突厥军仍然多次骚扰唐边。四月二十五日，突厥侵扰西会州(治会宁镇，今甘肃靖远)。五月十一日，侵扰秦州(治上邽，今甘肃天水)。同月侵扰兰州。六月，突厥侵扰陇州(治沂源，今陕西陇县)。十五日，突厥侵扰渭州(治襄武，今甘肃陇西东南)。面对突厥的不段入侵，柴绍又奉命率军出击，七月初三，柴绍在秦州打败突厥，斩杀突厥特勒(官名)1名及将士1000余，凯旋而归。
八月初八，唐高祖李渊退位。初九，李世民即皇帝位，是为唐太宗。十月，唐太宗大封功臣，柴绍食实封一千二百户。
在隋义宁元年(617年)二月时，朔方鹰扬郎将梁师都据朔方郡(今陕西靖边东北白城子)，起兵反隋。后称帝，国号梁。唐朝建立后，梁师都依附突厥，经常引突厥军南下侵扰。唐军虽多次击败梁师都军，但因其受突厥保护，一直未将其歼灭。贞观二年(628年)，突厥内部争斗，政局混乱，无力继续庇护梁师都。唐太宗李世民乘机用书信劝其归降，梁师都不从。太宗乃命夏州都督长史刘旻、司马刘兰成伺机出击。刘旻等数次遣轻骑践其禾稼，又使反间计，离间其君臣，梁师都国势渐衰，降唐者接踵而至。梁师都名将李正宝等企图抓获梁师都投唐，事情败露后，降唐。从此，梁国上下更加互相猜忌，刘旻等见时机成熟，上表请求出兵。
唐太宗即命柴绍与殿中少监薛万均率军攻打梁师都，同时又遣刘旻等进屯朔方东城进逼。梁师都引突厥兵至城下，唐将刘兰成偃旗息鼓，按兵不动，待梁师都夜间退兵时，出兵追击，大败其军。突厥大发兵救援梁师都，柴绍军在离朔方数十里处与其遭遇。柴绍率军唐军奋勇出击，大破突厥军，乘胜包围朔方城。突厥不敢救援，城中食尽。四月二十六日，梁师都堂弟梁洛仁杀梁师都，举城投降。唐以其地置夏州。唐军击灭梁师都，占领朔方重镇，为反击突厥准备了前进基地。
不久柴绍转左卫大将军，又为华州刺史。
贞观三年(629年)十一月，突厥军进扰河西，唐太宗于二十三日诏命6路军马反击突厥：并州都督李绩为通汉道行军总管，兵部尚书李靖为定襄道行军总管，任城王李道宗为大同道行军总管，检校幽州都督卫孝杰为恒安道行军总管，灵州大都督薛万彻为畅武道行军总管，柴绍则为金河道行军总管，与上述5路共同出击。唐军共计10余万，皆受李靖节度，于贞观四年(630年)正月出征，最终灭了掉东突厥。
贞观七年(633年)，柴绍加镇军大将军，行右骁卫大将军，改封谯国公。
贞观十二年(638年)，柴绍病重，唐太宗亲自前去探望。不久，柴绍去世，赠荆州都督，谥号襄。
贞观十七年(643年)二月二十八日，唐太宗命人画二十四功臣图于凌烟阁，皆真人大小，柴绍名列其中，位于第十四名。
篇4：叶绍翁简介
游小园不值英文译文
（宋）叶绍翁
应嫌屐齿印苍苔，十扣柴扉九不开。春色满园关不住，一枝红杏出墙来。
visit to the garden when host’s not in
by ye shaoweng (song dynasty)
as hating so much on the lawn to have the prints of shoes
that oft at nine knocks out of ten the wooden gate oped not;
but spring bearties all o’er the garden no one can enclose,
so outstretch’s o’er the wall a bough of red apricot.
篇5：杨绍军简介
杨绍军简历
杨绍军 男，59岁。企业家。十届全国人大代表。
改革开放后，杨绍军通过养猪、酿酒、汽车修理、汽车运输和开办汽车驾驶学校等逐步有了一些积累。1982年他开始赡养7位孤寡老人，长达。1995年在各级政府的支持下自己创办了阳光孤儿院，占地面积14亩，兴建了两栋孤儿公寓及办公楼，并在全省范围内收养烈士后代、老山区和灾区孤儿116名。在已培养输送社会的孩子中有9名在部队，其中1名当上连级指导员，5名任人民教师，孤儿院工作人员12人。目前这些孤儿中有在读大学生3名，高中生48名，初中生46名，小学生19名。每年需要正常开支近百万元。
杨绍军说他最初赡养孤寡老人时并没有过多的想法：“只是觉得脱贫后有了些多余的钱就应该做些该做的事。后来，在1995年的一天让我有了更多、更大的想法。”十几年来，杨绍军将自己赚来的一千多万元收入几乎全部用到了慈善事业上。他资助、教育失足青年28人，还花费了近15万元让他们学技术，引导他们迷途知返，重新做人；他先后资助15名大、中、小学生重返校园；他还使20多名患病者重获健康。他办的驾驶学校专门培训贫困灾区和下岗职工1896人，减免费用共计56.6万元，为他们提供了一条就业之路。
他刷新了自己的个人独资兴办全国规模最大、条件最好的孤儿院的记录，民政部领导称赞该院是“神州第一院”。，联合国授予杨绍军“爱心工程奖”。并入围候选民政部主办的“中华慈善奖”。
篇6：刘绍棠简介
蒲柳人家（节选）分析
课文研讨
一、整体把握
《蒲柳人家》是当代作家刘绍棠的代表作，发表于1980年，曾以其独特的创作风格引起当时文坛的广泛关注，并获首届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小说人物众多，但主线情节并不复杂。故事背景发生在20世纪30年代，花鞋杜四家的童养媳望日莲与周檎相爱，可阴险邪恶的杜四夫妇另有打算。半路又杀出巡警麻雷子，勾结杜四，要把望日莲卖给董太师做小，并要以“抗日”的罪名把周檎抓走。于是，矛盾激化，以何大学问、一丈青大娘、柳罐斗、吉老秤等为首的父老乡亲一齐出面，挫败麻、杜阴谋，檎、莲顺利完婚。全篇小说共分12节，但这个主线故事只占不到2节的篇幅，其余10节随意分杈，记述了运河边十来个乡间人物的逸闻趣事。由此可以看出，小说诗歌文学作品的重心在于放笔为古运河边的民俗风情和父老乡亲画像，为他们的多情重义、锄奸助良、扶危济困的美德立碑。
本文节选的是小说的前两节。这两节浓笔重彩描写的正是书中三个主要人物：六岁男孩何满子是小说的主要线索人物，作者正是通过这样一个机灵顽皮、充满稚气的孩子的眼睛，串起了整个故事，为我们勾勒出了几个世代栖息于北运河边的农民的性格和命运。奶奶一丈青大娘和爷爷何大学问则是小说的两个主要描写对象。作者以高超的艺术表现手法，运用语言、动作、外号等描写，生动地刻画出他们的音容笑貌、喜怒悲乐，使人读来如闻其声，如见其人。你看，奶奶一丈青大娘，个高脚大，身强体壮，种地、撑船、打渔、扎针、接生，样样是行家。性格更是爱憎分明，提得起放得下。因为年轻纤夫的无理，她可以大打出手，几个年轻纤夫合起来都不是她的对手；为了可怜的童养媳望日莲，她不惜跳过篱笆，救出这个可怜儿，后来干脆认为闺女，当起了名副其实的保护神。正因为她这种泼辣大胆、刚直不阿的性格，乡亲们都管她叫“一丈青大娘”，把她与《水浒》中武艺高强的著名女将一丈青扈三娘相提并论。然而这样一个泼辣无比的人，也有一个“克星”，那就是孙子何满子。何满子是她的“心尖子，肺叶子，眼珠子，命根子”，“要天上的星星，奶奶也赶快搬梯子去摘”。一个口苦心甜、溺爱孙儿的奶奶的形象跃然纸上。再看爷爷何大学问，也是同样的人高马大，膀阔腰圆，和一丈青大娘真是天造地设的一对。他长得像关公，脾气性格也像关老爷一样，侠肝义胆，仗义轻财，慷慨豁达，爱打抱不平，甘为朋友两肋插刀。当然，他也有自己的弱点，好说点大话，喜欢戴高帽，虽没有多少钱，却爱讲排场，摆阔气，每次从口外赶马回来，都要请知音相好们来聚会，吹一吹他沿途过五关、斩六将的经历，因此得了个“何大学问”的外号。而为了和这一外号相称，他还真穿起了长衫，说话也咬文嚼字起来，让人忍俊不禁。在这些人物身上，无疑寄予了作者深厚的感情，使我们强烈地感受到，这些朴实的农民，生活是贫困的，精神却是富足的；物质是匮乏的，感情却是丰满的。可以说，小说正是透过一幅幅风俗画，热情地赞颂了那些淳厚朴实的劳动人民，他们热诚正直的感情，以及那种肝胆相照、扶危济困、赤诚相见的美好品格和高尚情操。
这也是一篇洋溢着浓郁的乡土气息的小说。它就像一幅幅风俗画，将20世纪30年代京东北运河一带农村的风景习俗、世态人情展现在读者面前。无论是何满子的光葫芦头木梳背儿，还是一丈青大娘专门为他准备的大红肚兜、长命锁；无论洗三、百家衣，还是何大学问的走西口，都别具魅力，强烈地吸引着读者的兴趣。可以说，大量的乡土风俗已经成为这部小说诗歌文学作品的有机组成部分，这种浓郁的地方色彩又增加了小说诗歌文学作品的民族气息，构成了刘绍棠小说诗歌文学作品独特的魅力。
二、问题研究
1．为什么说这篇小说具有民族作风和民族气派？
众所周知，五四以后，鲁迅一代引进了外国小说的艺术表现手法，创立了全新的小说模式，中国小说也开始呈现出与古典小说截然不同的面貌。但与此同时，古典文学的传统也以其强大的生命力继续存在和发展着。如20世纪40年代的赵树理就以其“民族作风和民族气派”受到读者的普遍欢迎。而到了新时期，又涌现出了刘绍棠这样一位继承和发扬了古典文学的传统，并形成自己独特风格的乡土作家。《蒲柳人家》正是其中的代表作。
首先，从人物形象上来说，这篇小说的人物具有中华民族独有的性格特点和传统美德。他们身上那种侠肝义胆、仗义轻财、疾恶如仇、扶危济困的品格，正是我们民族世代相传的精神财富，是《三国演义》《水浒》等古典小说一贯宣扬和传承的价值追求。这可以从“一丈青大娘”的外号和爷爷何大学问“一副关公相貌”中反映出来，更从他们为人做事的方式上表现出来。对这种人物、这种品德的追求，正显示了小说诗歌文学作品的民族本色。
其次，在艺术上，小说不仅情节富有传奇色彩，而且塑造人物性格时也多借鉴中国古典小说和民间说唱艺术的表现手法。在我国古典文学的发展史上，英雄传奇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类别，《三国演义》《水浒》《西游记》以及《三侠五义》《说岳全传》等都是其中的代表作。而《蒲柳人家》中无论一丈青大娘的大闹运河滩，何大学问的威镇古北口，还是后来的巧计锄奸、智斗花鞋杜四，无不出奇制胜，神乎其神，使人自然而然地想起“智取生辰纲”“大闹野猪林”等故事，想起我们民族多少“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的义举。可以说，刘绍棠以一种平凡中的传奇的形式，赋予了这一民族传统以新的生命力，内在地暗合了民族的审美习惯，为民族传统的继承和发扬作出了独特的贡献。另外，小说的艺术表现手法也是民族的。在结构上，《水浒》先讲述单个人物的故事，然后聚义梁山，共图大业。而本文的结构也正得其神韵，前几节分别介绍一位人物，最后由望日莲的故事将他们串在一起。再如多用语言和动作表现人物性格，用外号概括人物性格特点等，也正是我国古典小说和说唱艺术常见的表现手法。
2．本文的语言有什么特点？
这篇小说的语言非常有特色。在叙述故事、描写人物时，一方面，作者采用活灵活现的民间口语与俗语，并加以提炼，形成一种活泼伶俐、凝练而富有动感、充满乡土气息的语言。写天气之热，“热得像天上下火”；写一丈青大娘溺爱孙子，“要天上的星星，奶奶也赶快搬梯子去摘”，“何满子是一丈青大娘的心尖子，肺叶子，眼珠子，命根子”，形象生动而又准确传神。另一方面，作者又继承了说唱艺术的特点，讲究压韵和对偶，用词造句文白相间，读来抑扬顿挫，很有节奏感。如“一丈青大娘勃然大怒，老大一个耳刮子抡圆了扇过去，那个年轻的纤夫就像风吹乍蓬，转了三转，拧了三圈儿，满脸开花，口鼻出血，一头栽倒在滚烫的白沙滩上，紧一口慢一口气，高一声低一声呻吟”，“何大学问人高马大，膀阔腰圆，面如重枣，浓眉朗目，一副关公相貌”。这样的句子在文中比比皆是，增加了小说的文采和趣味性。
练习说明
一、如果你读过《水浒传》，你就会明白宋江、吴用、李逵为什么外号叫做“及时雨”“智多星”“黑旋风”。在这篇课文中，何满子的奶奶为什么号称“一丈青大娘”？爷爷为什么号称“何大学问”？作者用了哪些肖像、动作和语言描写来表现这两个人物的性格？
此题意在引导学生由人物的外号出发，把握人物性格，体会小说的艺术表现手法。
奶奶一丈青大娘个高脚大，身强体健，性格豪爽，爱打抱不平，这种女中豪杰的形象，与《水浒》中的著名女将一丈青扈三娘颇为神似。爷爷的外号带有戏谑的性质。他貌似关公，脾气性格也像关老爷一样，侠肝义胆，仗义轻财，慷慨豁达，爱打抱不平，甘为朋友两肋插刀。同时善于讲故事，想像力丰富，编起故事来生动曲折，引人入胜，因此得了个“何大学问”的外号。而为了和这一外号相称，他还真穿起了长衫，说话也咬文嚼字起来，让人忍俊不禁。作者采用了精彩的肖像、动作和语言来刻画这两个人物的性格。可以让学生把有关的语句画出来，仔细体会其作用。
二、仔细品味下面几段文字，体会这篇小说的语言特色（如词语和句式的选用、修辞方法和语言风格等），再从课文中找出类似的语段加以体会。
此题意在引导学生体会小说在语言运用上的高妙之处。
1．一丈青大娘勃然大怒，老大一个耳刮子抡圆了扇过去，那个年轻的纤夫就像风吹乍蓬，转了三转，拧了三圈儿，满脸开花，口鼻出血，一头栽倒在滚烫的白沙滩上，紧一口慢一口气，高一声低一声呻吟。
这段话中的动词用得非常生动传神，“抡圆了”“扇过去”充分写出了奶奶一丈青大娘的怒气和力气，纤夫“转了三转”“拧了三圈儿”“栽倒”“气”“呻吟”，则写出了奶奶一丈青大娘这一巴掌的威力，读来令人如闻其声，如见其人。
2．何满子是一丈青大娘的心尖子，肺叶子，眼珠子，命根子。
这段话以活灵活现的民间口语与俗语，说何满子在奶奶一丈青大娘心目中的地位，突现了一位爱孙如命的奶奶的形象，用词活泼简洁，凝练而富有动感，充满乡土气息。
3．何大学问人高马大，膀阔腰圆，面如重枣，浓眉朗目，一副关公相貌。
这句话继承了中国传统说唱艺术的特点，讲究压韵和对偶，多用四字句，用词造句文白相兼，读来抑扬顿挫，很有节奏感。
4．何满子的爷爷，官讳已不可考。但是，如果提起他的外号，北运河两岸，古北口内外，在卖力气走江湖的人们中间，那可真是叫得山响。
这段话中，“官讳”等是书面语，“叫得山响”等是民间口语，二者的有机结合给小说增添了幽默诙谐色彩。
三、△这篇小说借鉴了中国传统小说和评书艺术的表现手法，具有浓郁的民族风格。课外阅读《水浒传》《西游记》以及评书《三侠五义》《说岳全传》等，体会本文与它们之间的联系。
此题意在引导学生由课内出发，进行广泛的课外阅读，体会中国古典小说和评书艺术的特点，扩大视野。
教学建议
本文可用两节课教读。教学时要注意以下几点：
一、这是一篇颇有特色的当代小说，一方面，它的故事背景发生在20世纪30年代，讲述的是现代人的生活，但另一方面，它继承和发扬了中国古典小说和说唱艺术的传统，虽然没有采用章回体，但其中的艺术表现手法乃至主题都深深地浸润着古典文学的色彩。这在五四以后深受外国文学影响的新文学发展史，尤其当代文学史中是有独树一帜的意义的，是具有中国特色的小说技巧、审美趣味以及乡土文学传统在继赵树理之后于当代文学中的新发展。因此，学习时不妨多联系《三国演义》《水浒》《说岳全传》等学生熟悉的古典文学名著，引导他们了解这一类小说的写作特点和艺术手法，进而扩大阅读视野，增进对小说多样化的艺术风格的感性了解。
二、小说的背景虽然发生在抗日战争时代，离现在的学生生活比较远，但由于采用的是儿童视角，从一个六岁男孩的眼睛来看世界，因此很多场景和故事应该不难理解。教学时不妨多引导学生从自身的生活经验出发，感受和理解人物的性格特点和思想感情。
三、这篇小说的语言既有口语的生动活泼、准确传神，又经过了作家的精心提炼，同时继承了说唱文学语言的压韵和爽脆，读来朗朗上口，值得细细揣摩和学习。因此建议教学时加强诵读，一些精彩的语句和段落还可以引导学生摘抄和背诵。
有关资料
一、为粗手大脚的爹娘画像（刘绍棠）
我在阔别文坛22年，重新恢复创作权利，第一次出席北京文艺界聚会的讲话中宣告：“我要一生一世讴歌生我养我的劳动人民”，并且仍然要保持我的“田园牧歌”风格。1979年我创作和发表的《芳草满天涯》等八个短篇小说，便是将这个诺言化为行动的小说诗歌文学作品。1979年底，面对当时五光十色的文学主张和创作现象，我总结自己的得失，认识自己的短长，选择今后的道路，决定致力乡土文学的创作。
乡土文学这个词儿，我最早见于鲁迅先生的《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序言》中，而不是像某位理论家责难我是从台湾趸来的。但是，我并没有现成的乡土文学创作理论可循。我的学识和兴趣，也难以研究出一套理论来。因此，我只是满怀感恩、孝敬，为粗手大脚的爹娘──哺育、爱护、救助我的乡亲父老画像的心情，踏上这条虽然前人早已开端，却又久已荒芜的道路的。
《蒲柳人家》是我迈出的第一步。
近两年来，我创作和发表的十三部中篇小说中，自以为《蒲柳人家》《渔火》（已收入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刘绍棠中篇小说集》）《瓜棚柳巷》（《当代》文学丛刊1981年第3期）《花街》（《十月》文学丛刊1981年第4期》）《草莽》（《新苑》文学丛刊1981年第3期）《水龙吟》（《科尔沁文学》1981年连载）《荇水荷风》（《长江》文学丛刊1982年第1期）等七部，可算乡土文学之作。而发表在《北疆》文学丛刊1981年创刊号上的中篇小说《鱼菱风景》，则是运用乡土文学的艺术手段，表现农村现实生活题材的试作。
《蒲柳人家》等7部中篇小说，写的都是20世纪30年代中期京东北运河岸上农村的历史和风土人情。
我从自己的乡土文学创作实践中，得出了自己对乡土文学的认识，即：坚持文学的党性原则和社会主义性质，坚持现实主义，继承和发展民族风格，保持和发扬强烈的中国气派和浓郁的地方特色，描写农村的风土人情与农民的历史和时代命运。这当然不是乡土文学创作的“成龙配套”的理论，还有待于真正的理论家的科学总结与概括。
有人说，我提倡乡土文学，而对其他文学创小说诗歌文学作品种采取排他主义。这是误解。有关乡土文学创作问题，我曾零零碎碎发表过不少短文，述说自己的看法和想法，毫无废黜百家，唯我独尊之意。因为，我读过文学史，古今中外没有任何一个文学流派，能够削平群雄，一统天下。牡丹虽然贵为花中之王，也不能扼制百花齐放；何况乡土文学不过野花而已，更不可能在文坛的百花园中取缔其他的奇花异卉。
进行乡土文学创作，必须深入生活，从生活出发，热爱和熟悉劳动人民，热爱和熟悉家乡的土地、风习和一草一木。我在《蒲柳人家》等7部中篇小说中所描写的劳动人民，各自都有生活的原型，在我的童年、少年、青年、中年时代有恩于我，对我怀有深情。他们中的许多人，都已先后作古，因而，我更加怀念和感激他们，也就文思潮涌，写个不止。现在，我准备告一段落，是因为我想进行一次总结，将来集中时间，集中精力，写一部人物比较多些，生活画面比较丰富多采，篇幅比较长一点的小说诗歌文学作品。同时，也因为农村现实生活题材强烈地激动着我，文思的潮头向这方面奔涌。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纠正了农村政策的左倾错误，落实两项决策，农村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我与家乡父老兄弟姐妹保持着密切的联系，不但亲眼目睹生产在发展，产量在提高，农民的日子在一年年富起来，而且深切感受到农民的精神面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社会风尚和家庭生活，都出现了令人喜悦的新气象。家乡大地上的新的风土人情，为我的乡土文学创作提供了大量的素材。
我并不想在反映农村现实生活题材的小说诗歌文学作品中图解政策或粉饰太平；而是要以饱蘸色彩的笔写人，写人情，写富起来的农村风光。还是搞田园牧歌和乡土风俗画，但却是现实生活的田园牧歌和乡土风俗画。深入到农村中去，深入到农民中去，便会发现，人情和风景，都美不胜收。但是，如果脱离生活，脱离群众，脱离实际，鼻梁上又架着左视或右视眼镜，便只能“望天低吴楚，眼空无物”，人家娶媳妇你吊孝。
因为是创作，所以每写一篇小说都是重新开创，没有一整套的经验可以照搬套用；否则，下一篇只不过是上一篇的复制品。因此，我面临着许多想到和想不到的难题，有待于通过创作实践进行解决。
我仍然是为粗手大脚的爹娘画像，但是粗手大脚的爹娘已经眉梢生喜，面带春风，目光中充满了希望，因此，我的作画必须具有新意和亮色，否则便会失真，歪曲劳动人民的形象。
《鱼菱风景》是我跨出的新一步，我将沿着这个方向，奋然前行。
1981年9月
二、漫评《蒲柳人家》（唐挚）
刘绍棠同志，从被放逐的精神荒原上归来，便回到了他那充满了眷恋之情的运河两岸，这魂牵梦萦的故乡的热土，这抚育过他难忘的童年的乡亲，这长满了五颜六色的野花的运河滩，这铺满翠藤碧叶的瓜田，这蓬蒿茂草、蒲柳小屋，无处不牵动着他的种种思绪，缕缕诗情……
于是，从《运河的桨声》开始，穿过曲折漫长的航道，现在又给我们送来了《蒲柳人家》。
童年的印象总是最新鲜的，犹如晨露新月。童年自然也是各式各样的，但即使有辛酸、苦难和眼泪，在回忆中，童年仿佛也总是被涂抹上了某种迷人的、天真的、无邪的色彩，动人魂魄。因此在作家的艺术世界里，童年似乎常常占有一席地位。何其芳同志曾诉说过：“说起‘故乡’两字，总连带地想起许多很可怀念的事物来，我的最美的梦，也就是我的幼年的故乡之梦了。”孙犁同志的《铁木前传》有一个散文诗般的开端，描摹着童年的一星欢乐，也透露着作者自己童年最深切的感受，甚至如今已七十高龄的他，不久前在和来访的记者谈话时还说：“现在想来，我最喜欢一篇题名《光荣》的小说。在这篇小说诗歌文学作品中，充满我童年时代的欢乐和幻想。对于我，如果说也有幸福的年代，那就是在农村度过的童年岁月。”
啊，神奇的、迷人的童年的岁月！
读《蒲柳人家》，给我最强烈印象的就是这种渗透于全部构思中的、带着童年情趣的真率之情；就是这种赤子之心，真率之情，使我们时而怦然动心，时而莞尔而笑。我们分不出究竟是从小说中那个剃个葫芦头、光着屁股的小满子的眼睛里，还是从作者的眼睛里，在三十年代充满物质贫困、精神苦难的简陋朴质的农村生活中，竟看到了这么多给人以希望的美好心灵，这么多给人以抚慰的巨大温暖。也许我们可以说，对于当时的社会矛盾，错综复杂的社会关系以及人们思想感情上的冲突，作者观察得还不够深刻，揭示得还不够深入，但是，我们应该承认，作者满怀真率之情，十分真实地描画的这三十年代北方农村的生活和他们的悲欢，是有巨大的感染力的。雨果曾经精辟地指出：“真实的暗疾是渺小，伟大的暗疾是虚伪。”在作者笔下的这一角水乡，不仅一切都像生活本身那样真实，同时渗透着率真美好之情。这些朴实的农民，生活是贫困的，精神却是富足的，物质是匮乏的，感情却是丰满的。而这正是这篇小说之所以具有艺术魅力之所在。清人袁枚说：“熊掌豹胎，食之至珍贵者也，生吞活剥，不如一蔬一笋矣；牡丹芍药，花之至富丽者也，剪彩为之，不如野蓼山葵矣。味欲其鲜，趣欲其真，人必知此，而后可与论诗。”对于绍棠同志这部真率之作，似也可作如是观。
* * *
有的同志认为这部中篇是一幅风俗画，这是真确的。在这里，作者对20世纪30年代京东北运河边上农村的人情世态、生活风习，写得历历如绘，情致缠绵。像望日莲在七巧之夕，拜月乞巧，穿针引线的插曲就写得异常真切动人。按照古老的风习，七夕之夜，年已及笄的姑娘，半夜时分，要给垂挂中天的月芽儿焚香叩拜，然后引线穿针，如果一穿而中，便能跟自己心爱的人儿结成良缘。作者那支善于抒情的笔，就从这风习的描绘中透露了这个受尽苦楚的闺女内心对于幸福的强烈渴求。而特别富于情趣的是，所有这一切，又都是通过何满子偷偷“听歌”发现的，并且因此，他真正听到了两颗年轻热情的心的互相倾诉，使这小小的插曲，喷洒上一层微妙的喜剧色彩，荡漾着诗情画意。又如在运河边上，何满子和周檎这叔侄俩，坐在柳荫下的沙地上，追忆周檎与望日莲在儿时玩“拜花堂”的往事时，小满子充满好奇心的追问和周檎动情的回答，把农村孩子按照古老婚俗玩的游戏，在一问一答中表露得情趣盎然，别具乡土风味。像这类人情世态的生动描写，在小说诗歌文学作品中比比皆是，诸如何大学问请老秀才教书，柳罐斗摆渡为生，引来沦落风尘的云遮月的传奇式的热恋，都是十分精彩的篇章。字里行间，我们不仅听到了北运河淙淙的流水声，呼吸到瓜棚豆地的泥土气息，饱览着北运河两岸恬美秀丽的风光，而且也体察到世世代代生于斯、长于斯、终老于斯的质朴农民的欢乐和忧伤。所有这一切都说明，作者对于自己所描写的对象，从生活风习到人物内心，都熟习得有如熟悉自己的指纹。而这正是因为作者本来就是从农村深处走来的一员，血管里流动着农民的血液，对生活在这块土地上的乡亲们有着刻骨铭心的热爱，所以他下笔有情，能把他们的心、他们的脉搏摸得那样准确，表达得这样贴切。
* * * *
善于真切地再现人情世态、生活风习，把我们引入一个我们不完全了解的天地，当然会使我们觉得新鲜，饶有生趣，这不用说是一种可羡的艺术才能。但是，仅仅忠实地描绘生活风习，却不一定能使我们引起感情的共鸣，不一定具有扣打人们心弦的强烈艺术力量。这里还应该有更深厚的社会内容，还应该有穿透那表面的生动现象，而表达出人民灵魂中的渴望与追求的更本质的东西，才能使我们进入更高一层的艺术境界。在《蒲柳小屋》的构思中，有一种使我们从感情上流连忘返的吸引力，有一种使我们为之动心的东西，那就是透过一幅幅往日的风俗画，处处洋溢着、浸润着蕴藏在朴实淳厚的劳动人民中间的纯真热忱的感情，那种赤诚相见，肝胆相照，危急相扶，困厄相济的美好品格和高尚情操。一丈青大娘嫉恶如仇，抢救望日莲；吉老秤莽撞戆直，痛打小管家；柳罐斗抚养亲人，终生不娶，却又传奇式地结交了风尘女子云遮月；何大学问为望日莲、周檎完婚，慷慨割舍两亩祖传土地，都闪射出一种耀眼的、足以澡雪精神的光采。世世代代受压榨、受剥削，在惊人贫困的物质生活煎熬下的农民，积压着多么深重的苦难、哀伤、痛苦和叹息，但是深知这些质朴农民性格和内心的作者，却相信什么也扑灭不了他们精神上的火光，斩伤不了他们淳厚的美德，践踏不了他们对于美好生活的向往与追求。在作者的感受和发现下，他所刻画的老老少少的劳动者身上，都有着那么丰富强大的精神力量，使你不能不为蕴藏在劳动人民中间的无与伦比的精神美而感叹！这里面凝聚着他们朴素的爱憎感、是非观和道德力量。在日常生活中，这种力量支持着、伸张着一切善良的、正直的、美好的事物；而在非常的生活中，这种精神美就会爆发为伟大的斗争力量，抗击一切来自旧世界，从陈腐的社会制度中滋生出来的种种不公正、残暴和邪恶。我以为，这就是这部小说令人动心、令人神往的地方。
* * * *
当然，作者提炼自己的艺术构思，表现某种艺术上的追求，决不是说，作者在创造他的小说诗歌文学作品时，就是在专注于某种观念，或是通过某些生动的生活例证去注解或图解某种“思想”。正如黑格尔所说：“艺术家的创作所依靠的是生活的富裕，而不是抽象的普泛观念的富裕。”某些按照所谓主题先行或从概念、从逻辑推理去炮制的艺术品，往往就是如此这般地违背了艺术的基本法则，丧失了艺术的生机而陷于失败。就艺术创作过程而言，常常是由于作者自己思想上和艺术上的敏感，而对于一些人物的命运和遭遇，引起了巨大的关注和震动，于是孕育于心头，缭绕于胸际，点燃起创造的激情，并且就在捕捉和把握，那饱含社会内容和典型意义的具体形象的同时，也捕捉到了思想──从形象中、从形象的冲突中自然而然流露出来的思想。由此可见，艺术创造终究要落脚于人的把握，通过人与人的关系来反映社会。正是人的命运和人的心灵世界，才是艺术家活动的领域，才是艺术家活跃的故乡。
《蒲柳人家》正是以独特的角度，通过充满稚气、机灵伶巧的何满子的眼睛，为我们勾勒出了几个世代栖息于北运河边上的农民的性格和命运。他们的义侠血性、慷慨豪宕和博大宽厚的灵魂，被写得情真意切、淋漓酣畅。燕赵自古多慷慨悲歌之士，读了《蒲柳人家》，浮现于我们眼前的人物，不论是一丈青大娘、何大学问、望日莲、周檎，还是吉老秤、柳罐斗，都那么热忱，那么浑朴，那么富于乡土色彩，那么独具丰姿。他们朴素，同时他们单纯；他们忠厚，同时他们刚强；他们爱得深沉细致，同时他们恨得果决分明。应该说，作为一部中篇，出场的人物也许过多了，也许还有些可有可无的枝蔓，但是作者似乎并不在意，他不刻意追求严谨的结构，不拘泥于完整的情节，通篇小说诗歌文学作品似乎只是在激情的推动下，任凭形象仓库中蜂涌而来的印象、感受、性格，行云流水般地自然发展。而作者勾勒性格特征，探测人物内心状态的本领，竟使他用寥寥几笔，就准确地刻绘出几个主要人物的音容笑貌，喜怒悲欢，使我们如闻其声，如见其人。
你看小满子的奶奶一丈青大娘，个高脚大，有双长满老茧的大手，提得起放得下，直肠直性，是非分明。为了年轻纤夫不说理，她可以大打出手，赶得纤夫纷纷落水；为了花鞋杜四和那歹毒婆娘豆叶黄欺侮童养媳望日莲，她不惜跳过篱笆，抢救这可怜儿，而且干脆认了干闺女，担当起保护神的角色；她也有点迷信，为了小满子不肯穿那花花草草的花红兜肚，她气得咬牙切齿，但在她那威吓咒骂声里，却浸透着对孙子的一片爱心，因为她怕阎王爷来勾魂索命，夺走她的“心尖子，肺叶子，眼珠子，命根子。”她也许不能识文断字，但她那刚直不阿、如火如荼、危急相扶、困厄相济的性格，都透出了一股庄稼人的凛然正气。
再看何满子的爷爷何大学问，人高马大，膀阔腰圆，和一丈青大娘真是天造地设的一对。他有个“好戴高帽儿，讲排场，摆阔气”的毛病，但他却是仗义轻财、爱打抱不平、甘为朋友两肋插刀的硬汉子，因此他不见容于地主，只得去口外赶马。口外的风云变幻，使他没有赶成马，却差点被当成共产党赔了性命。他个人命运的浮沉正是那多灾多难的时代的反映。而最出色的，是他为了干闺女望日莲和周檎的婚姻大事，和粗犷鲁莽的吉老秤一同去力斗花鞋杜四和豆叶黄的场面。在这里，几个人物性格真是色彩斑斓，光彩夺目。
不同人物的神态，不同要求的心理，不同个性的语言，剑拔弩张的气氛，和为了夺回望日莲被控制的命运而形成的一场唇枪舌剑的斗争，犹如紧锣密鼓，环环相扣。作者仅仅通过这一个场面，竟把吉老秤的粗犷简单、义侠血性，何大学问的慷慨豁达、博大胸怀，杜四的贪婪狠心，奸滑无耻，全部淋漓尽至、以一当十地凸现无遗。按照托尔斯泰的说法：“艺术是以艺术家的感受感染广大群众的一种方法。”但要达到这种强大的感染力，不仅要有披肝沥胆的激情，而且还要有洞察人物性格特征、对人物心理情绪的戏剧性变化的精确把握。在这方面，作者不仅对几个主要人物，就是对柳罐斗、云遮月的勾勒也是轮廓分明、独具特色的。
* * *
小说诗歌文学作品所选取的这段生活的时代背景是1936年。
作者在小说诗歌文学作品的后半部分写到了党所领导的冀东抗日活动在农村中激起的反响，也生动地描写了周檎在党的领导下和几个乡亲秘密安排下计谋，依靠柳罐斗的水中绝技消灭了河防局的麻雷子，揭开了北运河农村抗日斗争的序幕，透露了人民中间正在聚集着、运行着的地火。但人们也可能会提出这样的问题：当时正是民族危亡的紧急关头，风云变幻，山河易色，一场为夺取民族生存权的大搏斗迫在眉睫，小说诗歌文学作品既然在一些章节里点染了当时的气氛，却为什么不作更正面的描写，更深入地揭示出时代风云在农民内心深处所激起的矛盾变化，从而力求小说诗歌文学作品对于历史面貌作出更深刻的、更有分量的概括呢？我想，这或许可以说是小说诗歌文学作品的一个弱点，但同时我设想，这也有作者自己的理由。一方面这是因为任何作者都有自己生活体验的局限和自己经验感受的局限，作者只能扬长避短，写自己最熟悉、最激动、感受最深切的生活，并且只能在这个范围内，施展自己的才能。就目前小说诗歌文学作品所已达到的成就来看，作者从忠实于自己的感受、忠实于自己的认识和理解出发，对于当时的时代气氛、特定环境以及人物性格的描绘和开掘，都还是达到了一定的深度。另一方面，从作者构思来看，作者不仅致力于劳动人民相互之间的人情美的抒发，而且也努力于揭示出深深植根在劳动人民内心中的精神力量和精神美。这种精神美，不仅是我们这个绵延数千年的古老伟大民族迭遭侵凌而不屈的根基，也是我们在坎坷险阻的历史道路上，不折不挠、克敌制胜的源泉。“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在面临深重的民族灾难的时刻，我们党正是依靠和组织千百万劳动人民，调动和激发起这种充满蓬勃生机的精神力量去战胜入侵的寇仇。从这个角度来看，作者虽然没有能正面去描写当时的民族矛盾和民族斗争，却从侧面真切地表达了这场民族斗争胜利的精神源泉。
《蒲柳人家》在刘绍棠同志的小说诗歌文学作品中是一部力作。在当前有些作者不从生活出发，不从自己真实的体验和感受出发，却十分热衷于编造离奇的、矫饰的、不自然的情节，追逐那种决不能激起人们美好感情的陈腐的、庸俗的情调的时候，这部小说诗歌文学作品犹如一股清新的风，使人神清目爽。小说诗歌文学作品的独特的艺术角度，富于诗意的抒情笔法，鲜明生动的人物个性，以及语言的性格化和浓郁的乡土气息，都使这部小说诗歌文学作品成为一部独具风格的优秀中篇小说。我在欣喜之余，写下了这拉杂的感受，恐怕也远远未能传达出它真正的妙谛之所在。
（选自《北京师院学报》1981年第2期）
三、创作与局限──刘绍棠创作道路得失刍议（赖瑞云）
一
关于刘绍棠小说诗歌文学作品民族风格的内涵，撰文立论者已经很多。方顺景首先提出了“传奇色彩”的分析。作家本人，后来也多次以“传奇性与真实性的结合”来表明他所独特继承的中国古典小说的传统艺术。我认为，准确一点说，平凡中的传奇或说传奇与日常生活的结合，才是刘绍棠独到的从古典小说中首先继承的优秀传统。
《蒲柳人家》临近高潮时，面临掉进火坑的紧迫危险的望日莲奔跑到河边，向她干爹何大学问和诸位长辈求救。望日莲“噗通”跪下，惨然决绝以“投河”相逼。这时小说诗歌文学作品写道：
何大学问哈哈笑道：“那是麻雷子的下场！”
“莲姑娘，不必急火攻心！”吉老秤笑咪咪地说：“我保你七天之内，跟檎哥儿完婚。”
望日莲惊呆了，抬起头，满脸泪光，睁大眼睛望望吉老秤，望望何大学问，又望望柳罐斗。……
柳罐斗一直没有开口，朦胧的月光中，他站在船头，像一尊古代勇士的石像。
接着，这幅传奇画面展开了，小说诗歌文学作品的传奇情节达到了高潮。柳罐斗们果然在七天之内，巧计淹死麻雷子，智斗挫败杜老四，易如反掌使莲、檎顺利结合。侠肝义胆，出奇制胜，神乎其神！不禁使人想起“智取生辰纲”的掌故，想起我们民族中多少“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的义举。
这段传奇，是《蒲柳人家》中最接近某种重大政治斗争的了（除掉麻雷子也是为了捍卫正在进行的秘密抗日活动），然而，情节的重心还是儿女之事。至于小说诗歌文学作品中大量的传奇笔墨：一丈青大娘大闹运河滩，何大学问威震古北口，柳罐斗与云遮月的渡船幽会，吉老秤与牵牛儿的忘年交友谊，无不取景于日常生活、男女之情、家庭悲欢。堪称壮阔传奇画卷的《渔火》，本为抒写京东抗日活动，可其传奇色彩最浓、最动人的部分却是围绕春柳的婚姻命运，尤其是各路好汉“虎口救佳人”那场斗争而展开的。柳叶眉“劫掠”放鹰女人花三春，强迫她嫁与穷教书匠吴钩（《瓜棚柳巷》）；叶三车两度勇救落水女人，且与她们结下的苦恋奇情（《花街》）；陶红杏与叶雨夫妇，桑家父子的奇缘巧遇（《草莽》）；一切历史篇章的大量传奇莫不为此日常生活现象。
显然，刘绍棠的传奇，不是《三国》《水浒》主要取材于重大政治、军事斗争的英雄传奇；它走向人间，与日常生活结合。正是这平凡与传奇的结合使刘绍棠小说产生了独特的魅力。而这，首先正是典型的古典传统的继承。
我国古典小说，在内容的构成上大体可以分为三大类。第一类，英雄传奇（包括神魔小说），其代表小说诗歌文学作品就是《水浒》《三国演义》和《西游记》。第二类，即古代小说理论的所谓“寄意于时俗”一类小说诗歌文学作品，《金瓶梅》《儒林外史》和伟大的《红楼梦》就是其成功之作。这类小说诗歌文学作品的出现，是现实主义的深入发展。但是日常生活，琐细平凡，市井下民，业迹不著，要写得引人入胜，须有较高的艺术手法；而在当时，难度是大的。《红楼梦》所以在中国古典小说史上空前绝后，恐怕离不开这个因素。于是有了第三类小说诗歌文学作品，传奇与人间日常生活的结合，诸如婚姻悲欢、善恶报应。它比之第一类，更接近生活；比之第二类，更易于得手。其高潮出现的《三言》《二拍》时代，小说家凌初以“耳目前怪怪奇奇”的命题论述了这一重大划分。“五四”以后的文坛对这三类小说的继承却是耐人寻味的。“英雄传奇”，至今生命力强大，革命战争题材和反映当代重大政治、军事斗争的小说，就是很好的例子（当然作了现实主义的改造）。“寄意于时俗”类，则从鲁迅一代引进外国表现手法，创立“五四”民族新小说后，古典小说表现手法的局限突破了，现实主义的广阔道路开辟了。于是，写日常事件中的重大矛盾，写几乎无事的悲剧，成功者不绝。而第三类小说诗歌文学作品，命运迥然不同。在古典小说时代，由于向现实靠拢的需要和表现手法的局限，它们应运而繁盛，充斥于白话篇。然而，只见泛滥，不见改造，这类小说诗歌文学作品，特别是才子佳人小说，在明末后走向了粗制滥造，乃至不堪入耳的末路。直至“五四”之后，继承这种表现体系的，多是失败之作。至于表面取材于日常琐事、生活浪花或者儿女之事的沈从文、孙犁小说，并不着意结合传奇去取胜，而更多是向《红楼梦》靠拢，以主题深度的含蓄征服人。而刘绍棠，才是这一“平凡中的传奇”的表现体系明显而成功的继承者。这一继承的直接效果，就是小说诗歌文学作品的通俗化、民间化。我们知道，《三言》《二拍》式小说诗歌文学作品，尽管明末后走向粗俗，但它以奇巧为中心的为人喜见乐闻，其“语语家常”的明白晓畅却使它拥有广泛的群众基础。而群众性、通俗性正是我国古典小说最重要的民族特色之一。刘绍棠是认真研究过了这种情况，是特别注意从古典小说，包括民间说唱中吸取了这种营养的作家。似曾相识燕归来。当作家使这种平凡中的传奇，使这类婚姻悲欢、善恶报应的旧小说在几百年后重放异彩时，确实给人亲切、欢欣之感。有人很为刘绍棠部分小说诗歌文学作品被称为“新才子佳人小说”抱不平。其实，这不过是形式，重要的是寄托的内容和主题。刘绍棠并没有滥写艳情，就是和古典中这类小说诗歌文学作品的优秀篇目比，也高出一筹。当时的杜十娘、白素贞们主要是为了个人争自由、争幸福的斗争，而刘绍棠的男、女主人公的行动更多是为了他人，乃至大众的幸福。即使花碧莲，云遮月，花三春这样性格较为复杂的女性，不仅有为心爱的人勇于牺牲的义举，而且正跟上革命新生活的潮流，在冲刷着自身的污泥浊水。更不用说蛾眉，青凤，水芹，蓑嫂，柳叶眉，关青梅等等侠骨柔肠，深明大义的优秀女性和周檎，柳岸，叶三车，叫天子，俞文芊，蔡椿井等等先人后己、忧国忧民的多难才子了。总之，正如人们评价的，它的主题是歌颂扶危济弱，多情重义，造福他人的美德。没有这样的创新和发展，刘绍棠的“才子佳人”小说当然只能步明末后末路传奇的后尘。刘绍棠赋它以新的生命，使这一有着强大通俗力量的表现武器，古为今用。这不能不是他在民族传统继承上的独特贡献。
如果仅是上述“平凡与传奇结合”的再现，刘绍棠小说诗歌文学作品的民族特色和独创性，还未必能那么鲜明饱满。重要的是，它还继承了我国美学传统中最富民族色彩的部分。我国古典美学的基调偏重和谐，渗透“中和”原则。即使阳刚之美也显著地区别于西欧那种完全悲剧式的，着重展现对立面的排斥与冲突的，以痛感为基础的“崇高”。固然，中国的“阳刚”同样喜欢展现如长风如闪电的狂澜巨涛的斗争，但它的重心是歌颂英雄（或正面人物）走向胜利的历程，它着重表达一种英雄的气概，掺和着乐观型的理智；而不是像西欧式的“崇高”去着重渲染不幸、失败、痛苦、悲惨、恐怖和迷妄性的思虑。这一美学现象在文学（这里指古典小说）上的体现就是小说诗歌文学作品的基调乐观、奋发、高昂，即使是悲，也是悲壮为多；小说诗歌文学作品结局总难以逃脱大团圆，等等。在精神生活中的体现就是中华民族酷爱自由，崇尚和睦，富于理想，勇敢勤劳、善良的民族美德。刘绍棠小说诗歌文学作品的美学内涵充分继承了上述传统。当然，自有它独特的角度。在民族美德上，它摄取了扶危济困、多情重义这一侧面，尤其是讴歌了燕赵之士的慷慨豪侠；在文学上、更多地溶进了光明、昂奋的基调和突出了大团圆结局。所以其大量小说诗歌文学作品洋溢着胜利的欢笑和颂歌，叙述着一曲曲驱霾逐雾“人间喜临门”的故事。即使现实篇章中最为有“血泪”“苦难”的、反映1957年问题的《两草一心》等，不仅结局是夫妻完聚，“恶梦醒来是早晨”，而且篇中字里行间透逼出正义必胜的乐观和希望。正如刘绍棠后来说的：“……没有着重渲染苦难，而是讴歌人民给受难者以爱护、救助和激扬向上。”刘绍棠这种独特角度带着多少有点浪漫的笔调，因而光明的色彩更加艳目，美好的调子更加悦耳，胜利的步伐略显轻松；这可能带来某种片面，但他强调了我们民族美学观的精华，并由此生发，加上乡土气息，才形成的它清心畅肺的田园牧歌笔调。其实，这种光明和胜利的偏重，已经不止是“继承”了，它充满了历史进入新中国、新时期才有的时代气息。作为多数小说诗歌文学作品主旋律的“造福他人”的美德，就已经超出了“燕赵古风”的积淀，而闪耀着共产主义思想的光华，饱含着“拨乱反正”的今天所要努力造就的时代新风。刘绍棠光明、胜利的小说诗歌文学作品，在一拨接一拨的伤痕、反思、朦胧文学面前，又显示了他的独特本色。
民族传统的继承创新上的独创性当然还表现在语言、结构、手法等其他方面。值得一提的是“故事体”。作为中国古典小说的这一主要特点，刘绍棠充分继承了它的行云流水的叙述笔法，具相生动的言、行白描以及引人入胜的情节描绘。然而，却不以故事为重构局，而以人物为中心，枝蔓横生，漫写性格，造成了《蒲柳人家》式中篇──总故事粗线简约，题材一般；人物却众多饱满，小故事琳琅满目的新颖而独特的风格。在这方面，他既像他的不重故事的老师孙犁，又像他运河家乡善于说书的京东艺人们。这种新型“说书”，在民间文学和当代小说中都是独具一格的。
刘绍棠发掘、融汇了那么多优秀民族传统，这在民族虚无主义的潜流若隐若现于当代文坛时，无疑树起了一面异军独起的鲜艳旗帜。而和现代、当代许多努力造就具有强烈中国气派和中国作风的作家相比，他在探索小说诗歌文学作品通俗化、民间化以及新中国农民喜闻乐见的形式和审美情趣上所作的努力，又有别人所不企及的独到之步。他的独创是鲜明的。正如好几年前，其风格初展的第一部长篇《地火》写成时，小说诗歌文学作品的第一位读者，一位种菜姑娘说的：“你写的跟别人不一个味儿。”
“不一个味儿。”这就是人民对其独创性的评价。
二
与上述民族特色紧密相连，也是刘绍棠独特风格的重要部分，就是众所周知的乡土色彩。文学的形象思维特性使得文学更强调个性。具有浓郁地方色彩的情节会增强小说诗歌文学作品民族气息，增添亲切可信感。刘绍棠小说诗歌文学作品，充斥其中的蒲篱苇舍、瓜田绿柳、水气花香的运河图景，尤其是紧紧与人物行动个性，与小说诗歌文学作品主题、矛盾融汇在一起的风俗画──诸如何满子偷瓜，柳叶梢开园，别有风味的“榆钱饭”，奇特神秘的放鹰船以及运河当午，裸体纤夫，芦港薄暮，穷家浴女，最给我们这种留连于民族习俗的瑰丽殿堂的无限魅力。大凡伟大的民族作家其小说诗歌文学作品都少不了鲜明的地方色彩。甚至异国风情，异域色彩，反而更引起不熟悉彼地彼情的读者的注意。正如鲁迅说过的，现在的小说诗歌文学作品，越具有地方色彩，越能够打到世界去。于是，一类“极致”的小说诗歌文学作品就产生了，把地方乡土色彩强调成文学的一种风格，一个流派。刘绍棠就是当今突出一例。其浓郁乡土特色是作为它独具内涵的民族特色的不可缺少的方面，一起构成其独特风格的。甚至，“乡土特色”的成熟是其风格形成的最后标志。最能说明问题的，是《蒲柳人家》之前，作家重返文坛的一些小说诗歌文学作品，特别是众口交誉的《芳草满天涯》，就以主人公碧桃用少女的乳房哺育“叛国犯”的遗孤小沉香等动人之幕大量闪现了后来风格的种种特色。然而，风格形成的代表小说诗歌文学作品不是它，其主要原因就是远没有《蒲柳人家》那样，形成贯穿始终的，紧紧与性格、主题交融在一起的大量乡土风俗，风景画。所以，作家后来出现的文学主张要叫“乡土文学”理论；其一切民族传统的继承发展的观点要统一在这面旗帜之下，就不无道理了。
本文第一部分，已经试图从宏观的，历史的角度，初步探讨了这一风格的一些内在要素的形成原因。现在，我们有了“乡土”这一条，就比较好从具体的创作道路，看看这一独创性的造因了。在这方面，刘绍棠提出了“一口井”创作观。这口井，主要是指生他育他的“乡土”──儒林村。作家说：“儒林村是我的创作源泉”，“写这些小说，完全依靠我在儒林村打‘深井’”，“每一个人都是一口泉，……泉源不竭。一个作家能有几口泉，就很富有了。我不主张云游四方，泛泛而交，因而不离热土，眷恋乡亲，在自己的生身之地打‘深井’，无非是不愿舍近求远。”这样的观点，刘绍棠是作为其“乡土文学”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在许多文章中反复讲到的。“一口井”当然是相对的，多少有点夸张意味的比喻说法。但其创作源泉囿于一点，创作路子着眼于封闭式而不是开放式的意思是十分明确的。而正是这一封闭于乡土，造成了刘绍棠的高度独创。
儒林村位于古运河岸边，天子脚下；积燕赵古风，开风气之先，得田园秀色。义和团的呐喊，革命战争的炮火，京东大鼓的说书乃至南来北往的船夫曲都熏陶着这个典型的中国北方农村，形成了其民族传统的丰富深厚和水乡特色的浓郁。刘绍棠1957年遭难返乡后，一直处于父老乡亲的保护之下，没有遭受一句恶言恶语，此“得天独厚”，就是见其伟大民族美德的光华。就在这个“运河明珠”之村，作家度过了他生活、包括创作生涯的绝大部分时间，加上他有意识的在“一口井”中挖掘，这造成了他在创作追求上的一致性，连贯性，重复性和稳固性，因而先于许多同辈作家形成了他的强烈民族特色的小说诗歌文学作品风格。这几年，刘绍棠是一发不可收拾，不仅四十来部中、短篇，三百多万字的乡土篇章接踵问世，而且还以六十多篇短论散文阐述着他颇有体系、特色的“乡土文学”理论。这种当代作家中少见的情况，就是他“一口井”文学活动的实迹。
（选自《当代作家评论》1984年第5期）
篇7：谢绍泉简介
谢绍泉
谢绍泉1938年7月生，广西玉林人。
高级工程师，中共党员。1964年毕业于中南矿冶学院，曾任上海冶金局有色金属公司及上海铜厂技术员、金属新材料研制组长，玉林地区轴承厂厂长，现任玉林地区石材联合公司副总经理、党支部书记，兼任广西机械工程学会热处理分会理事。长期从事金属物理性能测试、金相分析，金属新材料试制、提高金属材料性能的科研试验，金属热处理及石材加工等技术和企业管理工作。曾出国到意大利学习天然石材加工技术。1972-1977年负责参加冶金部下达的研究提高发电机冷凝器铜管质量，赶超同类产品世界先进水平的科研项目。该项目成果在上海及沈阳举行的全国冷凝器管技术会议上得到肯定。应用于生产，其结论数据，被列为冶金部现行的有关部颁标准。在玉林地区轴承厂，制订了合理轴承热处理工艺，参加了设计制造氨分解气氛震底炉，使轴承零件热处理淬火实现半自动化。主要论文有《ha177-2中杂质mg、sn对耐蚀性的影响》、《几种77-2铝黄铜腐蚀对比试验总结》、《含砷h68黄铜管耐蚀试验报告》等多篇，均在全国性专业技术（或学术）会议上宣读；其中《氨分解气氛震底炉在轴承零件热处理中的应用》刊登在《玉林农机》，并获玉林地区科协优秀科技论文二等奖。因成绩突出，获广西玉林地区七五期间“技术进步先进工作者”荣誉称号；并连续3年获地市级专业技术人员德、能、勤、绩考核优秀奖。
篇8： 孙犁简介
孙犁，是一位中国现当代小说家、散文家。早年曾当过机关职员、小学教员。1927年开始文学创作。1933年毕业于保定育德中学，研究生。1937年参加工作，任安新县同口镇小学教师，1939年后参加抗日工作，曾任河北抗战学院教官，晋察通讯社、晋察冀边区文联、晋察冀日报社及华北联合大学修改、教师等职业，延安鲁迅艺术文学院教师，《平原杂志》修改。抗日战争时期在中国共产党内从事宣传工作，曾任《晋察冀日报》修改。1940年代发表的文集《白洋淀纪事》是其代表作，其中的小说《荷花淀》运用革命浪漫主义的手法，开创了荷花淀派。1950年代又发表了《铁木前传》、《风云初记》等作品。7月11日晨六点病逝于天津，终年89岁。
学习总结（2）：
篇9： 孙犁简介
孙犁（194月6日～207月11日），现代小说家、散文家、作家，短篇小说
孙犁大师，被誉为“白洋淀派”创始人。原名孙树勋。河北省安平县人。12岁在安平县城上小学时，开始接触五四新文学。鲁迅和文学研究会对他有很大影响。他一向坚信艺术为人生的主张。孙犁14岁考入保定育德中学。学习期间，开始阅读社会科学、文艺理论著作和一些苏联文学作品，扩大了他的视野，并为之后的创作和评论奠定了很好的基础。他一向坚信艺术为人生的主张。高中毕业后无力升学，流浪北平，在图书馆读书或在大学旁听，曾用笔名“芸夫”在《大公报》上发表文章。还先后在市政机关和小学当过职员。
1936年暑假后，孙犁到河北安新县的小学教书，在那里他对白洋淀一带人民群众的生活有了初步了解。后任教于冀中抗战学院和华北联大，在晋察冀通讯社、《晋察冀日报》当修改。孙犁的小说有诗体小说之称。代表作：《荷花淀》，《芦花荡》，《度春荒》，长篇小说《风云初记》，中篇小说《铁木前传》，《村歌》小说与散文《白洋淀纪事》。
篇10： 孙犁简介
孙犁1913年4月生，7月逝世，现代作家。原名孙树勋。河北平安人。
中学毕业后曾任小学教员。1938年投身冀中人民的抗日斗争，194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冀中抗战学院、华北联合大学、延安鲁迅艺术学院教员和晋察冀通讯社、晋察冀日报、晋察冀边区文联修改。1949年后，在天津日报社工作，历任副刊科副科长、编委、顾问，长期主持天津日报文艺副刊修改工作，并曾任中国作家协会名誉副主席、原顾问，中国文联名誉委员、原委员，天津市作家协会名誉主席、原主席，天津市文联名誉主席等职。
孙犁一生笔耕不辍，1927年开始文学创作，1945年在延安《解放日报》发表他著名的短篇小说《荷花淀》。他从事文学创作75年来，著有长篇小说《风云初记》，小说、散文集《白洋淀纪事》，中篇小说《铁木前传》、《村歌》，文学评论集《文学短论》等，另有《孙犁文集》正续编8册和《晚华集》、《秀露集》、《澹定集》、《尺泽集》、《远道集》、《老荒集》、《陋巷集》、《无为集》、《如云集》、《曲终集》10种散文集传世。孙犁是中国解放区文艺的代表性作家之一，他以其众多经典性的作品，描绘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一幅幅壮丽、清新的文学画图。全国解放后，孙犁文学创作继续取得长足的'进展，成为新中国文学史上极负盛名的小说，散文大家，被认为是著名文学流派“荷花淀派”的创立者。在改革开放的新时期，孙犁文学创作迎来了第二个高峰，他的作品以思想的深邃，文体的创新，艺术风格的鲜明和炉火纯青，在国内外产生广泛影响
。
作为孙犁文学业绩的重要组成部分，孙犁同志长期从事党报文艺副刊修改工作，为解放区文学和天津文学的繁荣，为天津业余作者个性是工人作者的成长付出了极大的心血。他开创了天津日报文艺副刊热心扶植青年作者的优秀传统，几十年来为天津和全国文坛培养了一批批知名作家和业余创作骨干。他是我国报刊史上一代修改典范。
孙犁同志是我国革命文学的一面旗帜，是我国现当代文学的一位大师。他始终不渝地遵循党的文艺方针，身体力行发扬并丰富了我国革命文学的现实主义传统。他对中国革命文学的卓越贡献，他崇高的文品、人品，深深地影响了一代又一代人，赢得了广大作家和读者的敬爱。
孙犁作品结集出版的有短篇小说集《芦花荡》、《荷花淀》、《采蒲台》、《嘱咐》，中篇小说《村歌》、《铁木前传》，长篇小说《风云初记》，叙事诗集《白洋淀之曲》，通讯报告集《农村速写》，散文集《津门小集》、《晚华集》、《秀露集》、《澹定集》、《书林秋草》、《耕堂散文》，作品集《尺泽集》、《曲终集》，论文集《文学短论》，还出版了《孙犁小说选》、《孙犁诗选》、《孙犁散文选》、《孙犁文论集》以及《孙犁文集》等。
学习总结（3）：
篇11：孙恩简介
孙恩、卢循起义
东晋末年孙恩、卢循领导的农民反晋斗争。这次起义是东晋南朝时期规模最大、历时最长的一次农民起义。
起因 在南北士族支持下建立的东晋王朝始终对士族持宽纵态度。东晋末年，由于地方割据，政府实际控制只限于所谓“东土”的三吴地区。这里南北士族田园别墅最集中，封建剥削最严重，政府又将绝大部分赋役加于此地，农民负担格外沉重。他们有的沦为奴隶、佃客，有的逃亡山海屯聚反抗。这是孙恩起义爆发于该地，并能坚持数年之久的基本原因。起义的导火线是隆安三年(399)朝廷征发“免奴为客”者(指本身或父祖是奴隶，但已放免为佃客的壮丁)当兵，他们不愿应征。征发这部分客，对其主人也是损失，从而引起世家大族对政府的不满。所以一时“东土嚣然，人不堪命”。孙恩(？～402)，出自琅邪(今山东临沂)孙氏，属于低级士族。孙氏奉五斗米道，恩叔父泰是大教主。隆安元年兖州刺史王恭起兵反晋，孙泰纠合兵众，准备起事，事泄被杀。孙恩逃至今舟山群岛，聚集逃亡农民。
经过 隆安三年十月，孙恩带一百多人从海上登陆，攻下上虞，袭破会稽郡(今浙江绍兴)，杀内史王凝之。义军得到广大农民和奴客的拥护，也获得部分不满朝廷的地主分子的响应。于是，会稽、吴郡、吴兴、义兴、临海、永嘉、东阳、新安等八郡(今浙江大部和江苏东南)一时俱起，杀长吏以应之，史称“旬日之中，众数十万”。孙恩自称征东将军，号义军为“长生人”。义军无情打击南北士族，如吴兴太守谢邈、永嘉太守司马逸、嘉兴公顾胤、南康公谢明惠、黄门侍郎谢冲，张琨、中书郎孔道、太子洗马孔福、乌程令夏侯愔等先后被杀，他们田园别墅的佃客和奴婢纷纷参加义军。朝廷派卫将军谢琰(谢安子)和北府名将刘牢之率北府兵镇压，孙恩率男女二十万口退入海岛。四年五月，孙恩自浃口(今浙江宁波东北)再次登陆，入余姚，破上虞。邢浦(今浙江绍兴北)一战，又大败官兵，并于山阴阵斩谢琰及其两子。后因朝廷增兵，义军于十一月再次退入海岛。五年二月，孙恩第三次自浃口登陆，五月，攻克沪渎垒(今上海)，杀吴国内史袁山松。六月，义军浮海进至丹徒(今江苏镇江东南)，威胁京师。因建康有备，义军乃北破郁洲(今江苏连云港东)和广陵。后因与刘裕交战屡次失利，损失很大，终于被迫退入海岛。元兴元年(402)三月，孙恩最后一次登陆，不幸战败，投海而死，义军乃推其妹夫卢循为首，继续战斗。
卢循(？～411)虽出自范阳大族卢氏，但因渡江较晚，未受朝廷重用。元兴二年，卢循与刘裕战于东阳(今浙江金华)、永嘉(今浙江温州)和晋安(今福建福州)一带，不利，乃浮海南下。次年十月，卢循破番禺(今广东广州)，自称平南将军，接受朝廷所封征虏将军、广州刺史、平越中郎将官号。并派姐夫徐道覆和亲党占据始兴(今广东韶关南)及其他各部。卢循、徐道覆虽接受朝廷官号并遣使献贡，但又派人到大庾岭一带伐木，秘密准备北伐船只。义熙六年(410)二月，卢、徐乘刘裕北伐南燕，东晋后方空虚之际，分两路北上。一路由卢循率领越五岭，经长沙、巴陵(今湖南岳阳)直指江陵。一路由徐道覆率领直下庐陵(今江西吉水北)、豫章(今江西南昌)，大败官兵，杀江州刺史何无忌。卢、徐即合兵东下，五月，在桑洛洲(今江西九江东北长江中)大败晋大将刘毅，军抵淮口(秦淮河入长江之口，今南京西北)，直逼建康。此时义军战士十余万，舳舻千计，楼船高达十二丈，舟车百里不绝，朝廷一片慌乱，刘裕星夜赶回，仓促应战。徐道覆主张立即登陆与刘裕决战，户循多疑少决，贻误战机，使刘裕得以集中兵力，周密部署。义军小挫，卢循下令退却。十月，义军西攻江陵，不利。十二月，义军与官兵在大雷(今安徽望江)、左里(今鄱阳湖口)相继展开死战，损失惨重，南退番禺。但此时番禺已被官兵抢先占领。次年三月，卢循攻番禺不下，转至交州，四月，兵败自杀。同年二月，徐道覆亦牺牲于始兴。
性质与影响 孙恩、卢循领导的反晋斗争主流是农民起义性质。这一斗争虽带有宗教色彩，但斗争双方并非按宗教划分，笃信五斗米道的王凝之等人被杀，就是证明。孙、卢是北来失势士族，起义初期也确有不少地主分子参加，但义军的基本成员无疑为会稽三吴地区的贫苦农民和奴客。起义席卷东晋大部分地区，东晋王朝业已名存实亡。起义还沉重打击了南北士族，特别是谢琰被杀后，北府兵为寒人掌握，士族从此失去军权。所以这次起义又是门阀衰落，寒人兴起的一个重要标志。这次起义迫使刘裕采取一些减轻人民负担和抑制豪强大族的措施，从而为刘宋初期江南经济的繁荣创造了有利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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