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桃桃杀手”通过精心收集，向本站投稿了9篇《古籍小常识》古籍的流传，下面小编为大家带来整理后的《古籍小常识》古籍的流传，希望能帮助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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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古籍小常识》古籍的流传
《古籍小常识》古籍的流传精选推荐
古籍的流传形式古今很不相同，简策时代的古籍是以单篇流传；纸普遍使用之后，由于书写工具的改进，古籍开始以“集”的形式流传；雕版印刷盛行之后，古籍便以整部的批量流行了。 简策时代的古籍所以是单篇流行，主要是因为文字的载体──竹简太笨重。
从出土的秦汉竹简看，通常每枚竹简只容纳三十或四十个字左右。即以四十个字算吧，一篇一万字的文章就需要二百五十枚竹简，这就是说，一部五十万字的书，就需要一万二千五百枚竹简，这无论从体积上说还是从重量上说，都是十分可观的。这就决定了当时的书籍，只能是以一篇为单位流传。例如大史学家司马迁，在《史记。管晏列传》中说：“吾读管氏《牧民》、《山高》、《乘马》、《轻重》、《九府》……”他在同书《老子韩非列传》亦说，韩非“故作《孤愤》、《王蠹》、《内外储》、《说林》、《说难》十余万言。”我们不难看出，司马迁所列举的，都分别是今天《管子》、《韩非子》两书中的篇名，很可说明当时的书籍的单篇流行的事实。
古籍的单篇流行，带来了下列后果：①一个作者的'书，读者所得篇章有多有寡，不相统一；②一部完整的书，由于单篇流传而容易散佚，而且大都是整篇整篇的散佚。如《史记》一百三十篇，从司马迁写成，到班固《汉书。艺文志》著录时，就已有“十篇有录无书”，即是典型的事例。
魏晋之时，纸作为一种轻便的书写工具，已逐渐普遍使用。 晋人传咸称纸“含章蕴藻，实好期文”。并说纸有“揽之则舒，舍之则卷，可屈可伸，能幽能显”的优点（以上引文均见《纸赋》）。这样，古籍就改变了过去单篇流行的形式，而以多篇集在一起，即“集”的形式流传了。《四库总目》“别集类”的上序说：集……其自制名者，则始张融《玉海集》，其区分部帙，则江淹有前集，有后集；梁武帝有诗赋集，有文集，有别集；梁元帝有集，有小集；谢有集，有逸集；与王筠之一官一集，沈约之正集百卷，又别选集略三十卷者，其体例均始于齐梁。盖集之盛，自是始也。（卷一四八、集部、别集类） “集”的流传形式，大体有下列特点：①一个人的著述较为集中，为研读一个人或一个学派的著述提供了方便；②文集或诗集大都由作者或作者的亲属、门弟子编定、较为可靠；③由于“集”的容纳量视简策的单篇大大加大，钞写并不容易，故书籍很受人珍视，往往一书而几代相传，反复校勘，绝少讹误，精本较多。 自唐以后，雕版印刷盛行，书籍不仅一改而为批量流行，而且，它还作为商品进入了交易市场。这种情况带来的结果是：①书籍很容易得到；②刻版尚有讹误，则广为扩散，甚至以讹传讹；③由于商人刻书以盈利为目的，粗制乱造者往往有之。鉴于这种情况专门研究和品评版本优劣的版本学便应运而生；同时，校订文字讹误的校勘学也得到了极大发展。
篇2：古籍小常识
古籍小常识推荐
从总体看来，历代流传下来的古籍分为抄写本、刻印本两类，抄写本即人工抄写的图书，刻印本即采用雕版印刷或活字印刷的图书。但具体区分，又有种种不同的版本名称。
按照写刻的不同情形
按照写刻的不同情形，可分为写本、影写本、抄本、精抄本、稿本、彩绘本、原刻本、重刻本、精刻本、精刻本、修补本、递修本、配本、百衲本、邋遢本、活字本、套印本、巾箱本、袖珍本、两截本、石印本、铅印本等等。
写本早 期的图书，都依赖于抄写流传，雕版印刷术普及之后，仍有不少读书人以抄写古籍为课业，所以传世古籍中有相当数量是抄写本。宋代以前，写本与抄本、稿本无较 大的区别，但宋元以后，写本特指抄写工整的图书，例如一些内府图书，并无刻本，只以写本形式传世，像明代《永乐大典》、清代《四库全书》以及历朝实录。影写本明清时期，藏书家为保存稀见宋元版书原稿，雇请抄手，用优良纸墨，照原样影摹下来，版式、字体往往与原本相差无几，这样的写本被称作影写本，又叫影抄本。其中以汲古阁毛氏影宋写本最为著名。抄本 精抄本由于工抄写的图书，非抄写者亲撰。其中抄写精美，字体工整的称为精抄本。稿本已经写定尚未刊印的书稿，称为稿本。其中，由作者亲笔书写的为手稿本，由书手抄写又经著者修改校定的为清稿本。稿本因其多未付梓，故受人重视，尤其是名家手稿及史料价值较高的稿本，一向为藏书家珍爱。彩绘本以两种或两种以上颜色绘写的图书。多用于插图或地图较多的图书，如民间流传的等。原刻本据原刻本重印的图书。其中凡版式、行款、字体依照原刻本摹刻的，称为仿刻本、翻刻本、覆刻本、影刻本；对原刻本内容进行增删校订或添加评注的，则称为增刻本、删刻本、评注本。精刻本指校勘严审、字体工整、纸墨优良的刻本。其中请名人书写上版的刻本（多在书版上留有姓名）称为写刻本。修补本递修本将旧存书版重新修整、补配之后印出的图书称为修补本或重修本。有的书版保存时间较长，历经多次修补，则称递修本。如果宋朝书版经过宋、元、明三朝修补的，则称为三朝递修本或三朝本。配本将不同地区的书版，配合起来印成一种完整的书，称为配本。如清代金凌、淮南、江苏、浙江、湖北五省官书局出二十四史，版式不同，却同为一部书。百纳本百 纳即补缀很多的衣服，利用零散不全的版本全成一部完整的书，称为百纳本。清初人宋荦汇集宋元三种版本印成百衲本《史记》，近代又有百衲本《资治通鉴》和 《二十四史》。其中，商务印书馆于1930-1937年影印的百衲本《二十四史》最为著名。该本选用当时最古的善本影印。
如《史记》用宋庆元黄善夫家塾 本，《汉书》用宋景祐刻本，《晋书》以几种宋刻本配齐，南北朝七史均用宋眉山七史本，《隋书》和《南史》、《北史》用元大德刻本，《旧唐书》用宋绍兴刻 本，《新唐书》用宋嘉祐刻本，《旧五代史》世无传本，用清人自《永乐大典》中辑出的本子，《新五代史》用宋庆元刻本，宋、辽、金三史均用元至正刻本，系初 刻本，《元史》用明洪武刻本，《明史》用清乾隆武英殿原刻本。邋遢本古代书版因刷印多次，已经模糊不清，印出的书被称为邋遢本，如著名的宋眉山七史到明代还在使用，印出的书字迹迷漫，被称为“九行邋遢本”（因眉山七史9行18字）。活字本用 胶泥、木、铜、铁、铅、锡、磁、瓢制成方块单字，然后排版印刷的图书，称为活字本。据沈括《梦溪笔谈》记载，北宋中期，毕升首先发明了泥活字，元代王祯又 用木活字排印了《农书》，但均未见存本。现存最早的活字本是1972年发现的西夏文木活字排印本《大方广佛华严经》。明清时期活字本较多，明弘治五年（公 元1492年）华燧以铜活字排印了《锦绣万花谷》，弘治八年（公元1495年）又排印了《容斋随笔》和《古今合璧事类备要》等书。清雍正年间，内府以铜活 字排印了一万卷《古今图书集成》，乾隆间又以枣木活字排印了《武英殿聚珍版丛书》。此外，流传到我国的还有朝鲜活字本。套印本用两种或两种以上颜色分版印刷的图书。常见的有朱墨二色套印本，被称为朱墨本。此外，还有三色、四色、五色、六色套印本。明代发明分版分色套印和凹凸版印技术，称为饾版和拱花，这种印刷方法，常用于版画。巾箱本袖 珍本巾箱即古人放置头巾的小箱子，巾箱本指开本很小的图书，意谓可置于巾箱之中。宋戴埴《鼠璞》载：“今之刊印小册，谓巾箱本，起于南齐衡阳王手写《五 经》置巾箱中。”由于这种图书体积小，携带方便，可放在衣袖之中，所以又称为袖珍本。古代书商还刻印有一种儒经解题之类小册了，专供科举考生挟带作弊之 用，这种袖珍本则称为挟带本。
两截本有的书在版面中增加一条横线，使之分为上下两块，称为两截本或两节本。常见于图文并茂的小说戏曲，便览大全之类图书。铅印本采 用现代铅印技术排印的古籍。清道光二十三年（公元1843年），上海成立了我国最早的铅印出版机构----墨海书馆，咸丰七年（公元1857年）出版了最 早的汉文铅印本《六合丛谈》。此后，不少古籍也采用铅印法。晚清及民国铅印古籍多用线装，与刻本外观形式相似，要注意鉴别。石印本用石印印刷的图书。这也是晚清时传入我国的一种现代印刷方法。采用药墨写原稿于特制纸上，覆于石面，揭去药纸，涂上油墨，然后用沾有油墨的石版印书。石印与铅印本均是油墨印刷，与水墨印书的刻本古籍有区别，而且石印本多为手写软件字，易于辨认。
按照刊刻时代区分
按照刊刻时代区分，有唐刻本、五代刻本、宋刻本、辽刻本、西夏刻本、金刻本、蒙古刻本、元刻本、明刻本、清刻本、民国刻本等等。唐刻本唐代中晚期雕版印刷刚刚出现，抄写本仍是图书的主要形式，流传下来的印刷品多为佛经和历书。五代刻本五代十国时期（公元907—959年）刻印的图书。包括后唐、后晋、后周刻印的蓝本九经及后蜀、吴越、南唐刻印的类书、别集、佛经。五代刻本大都亡佚，现能见到的多是刻经，有敦煌发现的后晋天福八年（公元934年）所刻《金刚经》，吴越所刻《宝箧印经》等。宋刻本两宋时期（公元960—1279年）在宋王朝统治区域内刻印的图书。由于雕版印刷术的普及，官私刻书业极为繁盛，刻书范围已包括经、史、子、集各类图书，刻印质量上乘，被历代藏书家视为珍本。辽刻本与北宋同时代，在契丹统治区域内刻印的图书。契丹书禁甚严，辽刻本极少流传。1974年，在山西应县佛宫寺木塔中发现了60余件印刷品，多为辽代刻经，还有最早的刻本《蒙求》。西夏刻本西夏建国于1032年，1227年为蒙古所灭。西夏自创文字，并以西夏文刻印了《大藏经》等书，但传世很少。近年考古工作者在宁夏贺兰山中发现了8册蝴蝶装西夏文刻经。金刻本大致与南宋同时，在金代统治的中国北方地区刻印的图书。其中以平阳府（今山西临汾）刻书最为发达，官方设有经籍所，主持刻书。金刻本流传下来的不多，较著名的有《刘知远诸宫调》和《赵城金藏》。蒙古刻本元朝立国之前在平阳刻印的图书。基本沿袭金代平阳经籍所旧规。传世品有1247年刻《析城郑氏家塾重校三礼图注》，1249年平阳府张存惠晦明轩刻《重修政和经史证类本草》，1244年刻《玄都宝藏》残卷等。元刻本元代（公元1279—1368年）刻印的图书。北方以大都（北京）、平阳为中心，南方以江浙、福建为书坊集中心。元代刻本流传较多，且有独特风格。明刻本明代（公元1368—1644年）刻印的图书。这一时期，无论在刻书地区、刻书形式、刻书范围等方面都远胜前代。
流传下来的明刻本以中后期作品较多，正统以前较少。明中期以后刻本有两个显著变化，一是出现了适应于印书的仿宋字，二是线装取代了包背装。清刻本清代（公元1645—19）刻印的图书。这一时期，官私刻书业均达到鼎盛。尤其是乾嘉时期，考据学兴起，学者热衷于版本校勘，出现了大批校核精审，刻印典雅的图书。现今流传的古籍大部分是清刻本。其中，乾隆前后所刻精刻本受到学者重视，有不少被列为善本。民国刻本中华民国时期（公元1912—1949年）刻印的图书，以汇刻、翻刻历代珍本、善本居多。这一时期，影印、铅印技术已大量采用，传统的雕版印刷势渐衰微。
按照刻书地域分
按照刻书地域分，则有浙本、建本、蜀本、平阳本、外国本（日本本、高丽本）等。浙本宋代浙江地区刻印的图书。宋代两浙路经济文化比较发达，刻书数量大，质量高，杭州、衢州、婺州、温州、明州、台州、绍兴等地均刻印图书，因而有杭本、衢本、婺州、温州、明州、台州、绍兴本的区分。建本又称闽本，为宋元明福建地区刻印的图书。宋代福建刻书集书于建宁、建阳两地，建阳麻沙镇盛产榕木竹纸，易于雕印图书，因而书坊林立，一些著名书坊历宋元明三代未衰，所印图书又称为麻沙本。蜀本五代及两宋时期四川地区刻印的图书。以成都、眉山较发达，成都在北宋初刻印了著名的《开宝藏》，眉山则刻有《宋书》、《南齐书》、《梁书》、《陈书》、《魏书》、《北齐书》、《周书》七史及《资治通鉴》等书。蜀本又分大字、小字两种。平阳本 又称平水本，金元时期山西平阳（又叫平水，今山西临汾）地区刻印的图书。金灭北宋以后，将北宋开封的刻工掠至这里，又设立刻书机构，从此平阳成为北方刻书中心。日本本 又称东洋本，古代日本刻印的古籍。多用日本皮纸，与高丽本相似，惟质量不及高丽本。日本本常间用平假名和片假名，较易识别。朝鲜本 又称高丽本，古代朝鲜刻印的汉文古籍。我国印刷术最早传入朝鲜，朝鲜刻本继而传入我国。朝鲜本刻印比较精美，书品宽大，写刻清晰，多采用洁白的皮纸。
根据刻书机构的性质
根据刻书机构的性质，又可区分为官刻本、家刻本和坊刻本。官刻本由官府刻印的图书。五代以来，历朝中央和地方官府均有刻书之举，但所设机构不同，所以官刻本又有各种不同名称。主要有：监本历 朝国子监刻印的图书。主要是各种儒家经典、文史名著。据文献记载，从五代开始，国子监刻印有九经，北宋承其遗制，继续刻印经史，南宋时，旧版不存，遂征调 地方版片至京师国子监印书，称旧版为“旧监本”，新版为“亲监本”。明朝在南京和北京均设国子监，都刻印了二十一史，因而又有“南监本”和“北监本”的区 别。公使库本两宋地方官府动用公使库钱刻印的图书。经厂本明代司礼监所辖经厂刻印的图书。多《五经》、《四书》、《性理大全》等常见古籍。特点是书品宽大，字大如钱，但由于主持其事的是宦官，因而校勘不精，错讹较多。内府本明清两朝宫殿刻印的图书。明内府刻书主要是经厂本，清内府刻书多殿本。内府刻书往往不惜工本，讲究形式，但清内府本校勘亦精。昭连《啸亭杂录》续录有内府刻书目录。殿本清康熙间，于武英殿设修书处，乾隆四年（公元1739年）又设刻书处，派亲王、大臣主持校刻图书，所刻之书称为殿本。殿本校刻精致，纸墨上佳，堪与宋刻本相媲美。所刻《明史》、《通典》、《通志》、《文献通考》等书，一向被列为清刻善本。聚珍本清 乾隆年间选刻《四库全书》珍本，武英殿采用活字印刷，共刻木活字25万余个，乾隆定名为“聚珍版”，所印图书遂称武英殿聚珍本。后来各地官书局也仿聚珍版 印书，被称为“外聚珍”，而武英殿活字本被称为“内聚珍”。 书局本清同治间，由曾国藩提倡，江西、江苏、浙江、福建、四川、安徽、两广、两湖、山东、山西、直隶先后创立官书局，所刻图书称为“书局本”或“局本”。私刻本即 私人出资刻印的图书，其中不以营利为目的的私家刻书称为家塾本或家刻本。自宋代以来，私家刻书持续不衰，有的以室名相称，如宋廖莹中“世彩堂本”，余仁 仲“万卷堂本”，明范钦“天一阁本”，毛晋“汲古阁本”，清纳兰性德“通志堂本”，鲍廷博“知不足斋本”，黄丕烈“士礼居本”；也有以人名相称，如宋“黄 善夫本”，明“吴勉学本”。坊刻本历代书坊、书肆、书铺、书棚刻印的`图书。坊刻本以营利为目的，刻印较差，往往校勘不精，惟宋代坊肆刻书，如临安陈氏、尹氏书籍铺等，所刻图书与官刻本、家塾本不相上下。
根据流传情况和珍贵程度
根据流传情况和珍贵程度，古籍又可分为足本、节本、残本、通行本、稀见本、孤本、珍本、善本等等。足本内容完整无缺的图书。节本因原书篇幅过巨，刻印时只节取其中一部分，或是因为其他原因予以删节，称为节本或删节本。残本指内容残缺的图书。古籍在流传过程中，由于各种原因造成残缺，有的仅是缺卷、缺册，经过抄配，仍能补全；有的残缺过甚，只能作为他书的配本。一般说来，残本较足本的价值要降低很多。通行本指刻印较多、流传较广、年代较晚的古籍版本。稀见本刻印较少，流传不多的古籍。如明刻方志，历代族谱、家谱，均不多见。孤本世所仅见的古代图书，往往不见于诸家著录，如明《永乐大典》。国内仅存一部的书则可称为“海内孤本”，如宋刻30卷本《五臣注文选》。珍本写刻年代较早，流传很少，研究价值较高的古籍，通常指宋元刻本，内府写本，有史料价值的稿本及名人批校本。善本最 早是指校勘严密，刻印精美的古籍，后含义渐广，包括刻印较早、流传较少的各类古籍。由于历代藏书家中，善本肯定是旧本，那些抄写、刻印年代较近的只能是普 通本，如晚清藏书家丁丙在其《善本书室藏书志》的编例中，规定收书范围是：
1、旧刻；
2、精本；
3、旧抄；
4、旧校。他按照那个时代的标准，将旧刻规定为 宋元版书，精本为明代精刻。依据这一划分，随着时间的推移，收藏家心目中的善本年代界限也日益后移。民国时期，明刻本渐渐进入旧刻行列，本世纪中期以后， 乾隆以前刻本全都变成了善本，甚至无论残缺多少，有无错讹，均以年代划界。实际上，真正的善本仍应主要着眼于书的内容，着眼于古籍的科学研究价值和历史文 物价值。
70年代末，《中国善本书总目》开始编篡，在确定收录标准和范围时，规定了“三性”、“九条”，这应该是对善本概念的一个完整周详的表述：
（1）元代及元代以前刻印或抄写的图书。
（2）明代刻印、抄写的图书（版本模糊，流传较多者不在内）。
（3）清代乾隆及乾隆年以前流传较少的印本、抄本。
（4）太平天国及历代农民革命政权所印行的图书。
（5）辛亥革命前在学术研究上有独到见解或有学派特点，或集众说较有系统的稿本，以及流传很少的刻本、抄本。
（6）辛亥革命前反映某一时期，某一领域或某一事件资料方面的稿本及较少见的刻本、抄本。
（7）辛亥革命前的有名人学者批校、题跋或抄录前人批校而有参考价值的印、抄本。
（8）在印刷上能反映我国印刷技术发展，代表一定时期印刷水平的各种活字本、套印本，或有较精版画的刻本。
（9）明代印谱，清代集古印谱，名家篆刻的钤印本（有特色或有亲笔题记的）。
篇3：小常识古籍的印章
小常识古籍的印章
古今藏书，大都在书上施以印章。这些印章，勾勒了一部书的流传轨迹，是我们鉴定一书的价值，特别是其文物价值的绝好依据。 钤在古籍上的印章，就其类型而言，大体可区分为四类，这就是：①名章，②鉴赏章，③训诫章，④闲章。 名章是钤在古籍上的最重要的印章，因为它表示古籍的归属。 凡是官方藏书机构，如清代的文渊阁、文源阁、文溯阁、文津阁、文汇阁、文宗阁、文澜阁，乃至近现代各类图书馆的藏书印章，均称作公章；属于个人姓名、表字、楼阁、斋堂的，则称作私章。 明代钤在古籍上的私人印章大都比较简单，如著名藏书家毛晋，即多用“毛晋”、“毛氏子晋”、“毛晋之印”、“毛晋私印”、“汲古主人”、“汲古阁”、“东吴毛氏图书”等，有时亦单用“毛”或“晋”两个单字连钤。另一著名藏书 家黄虞稷，也多用“黄虞稷印”、“俞邰”这一名一字的印章。 清代藏书家则多将郡望、姓名、表字合刻在一起，如季振宜，其一章云：“季振宜字诜今号沧韦”，共九个字。徐乾学的一印章为“昆山徐乾学健庵藏书”，亦九个字。而查慎行的一印章则是：“海宁查慎行字夏仲又曰悔馀”，共十二个字。近现代藏书家也有类似的印章，如著名学者郑振铎的藏书章即是：“长乐郑振铎西谛藏书”。此章由著名学者魏建功先生书写制印、全印皆用通行的简化汉字，这在一般藏书印中是不多见的，它体现了作为语言学家的魏建功先生对推行简化汉字的不遗余力。名章还有单刻官衔的，如季振宜就有“御史之章”。但这种印章必须与其它名章一起作用，人们才能知道这究竟指的谁人，否则，就几乎失去了意义。如《天琳琅书目》卷七的《六经图》，仅钤有“汉阳太守印”。这就很难考定究属谁人了。值得提及的是，名章中还有一种寓名章，即不直接写出名字，而读印章的文字，却能悟出其名。如当代著名学者、书画家启功先生，就有一枚“功在禹下”的印章。大禹的儿子是启，故“禹下”自然是寓“启”字，而“功”又在其下，这不就是启功先生的大名吗？ 名章之外，古籍上常见的是鉴赏章。如“项墨林鉴赏章”、“莫云卿赏识”、“谨上斋鉴赏章”等，都是直云“鉴赏”或“赏识”，一望而知。有些印章不刻“鉴赏”，如“毛晋秘箧”、“毛晋秘玩”、“晋宝”之类，也应属鉴赏章，表示对被赏古籍的珍视。有些鉴赏章直舒鉴赏结果，如“墨妙笔精”、“天葩云锦”、“稀世之珍”、“善本”、“宋本”、“元本”、“甲” 等印章，都属此类。 古籍上的训诫章，对于官书来说，所刻是对读书者的某些必须遵守的.规定。如《天禄琳琅书目》卷一著录的《春秋公羊经传解诂》，原是鄂州州学的官书，上有训诫章云：“鄂泮官书，带去准盗！”意即带着书离开将和盗贼一样看待，其规定可说极为严厉。而对于私书来说，则主要是对后世子孙永保其书的期望，这类印章大都不外是“子孙永保”、“鬻及借人为不孝”之类。 也有文字较多的训诫章，如《天禄琳琅书目》卷四著录的《宋张时举弟子职等五书》。上有一训诫章，共七行，每行八字，共五十六字：赵文敏公书卷末云：五家业儒辛勤置书，以遗子孙其志何如！ 后人不读将至于鬻，颓其家声不如禽犊。 苟归他室当念斯言，取非其有无宁舍旃。 古籍的印章，常见的还有一种闲章。所谓闲章，即这种印章只是抒发一下个人心迹，而对图书来说，并没有实际的意义。如《天禄琳琅书目》卷一著录的《春秋经传集解》，即有一闲章云：“美酒饮教微醉后，好花看到半开时。”再如同书卷九著录的《新编古今事文类聚》，上有一闲章为：“对此展玩咀嚼，自谓葛天氏之民。”这种印章，就其寓意来说，亦难说不闲雅，但钤在书上，毕竟可有可无，没有实在的意义。近人叶德辉在其所著《藏书十约》中说：“余见宋元人收藏书籍、碑帖、字画、多止钤用姓名，或二字别号，或三字斋名，此正法也。明季山人墨客，始用闲章，浸淫至于士大夫，相习而不知其俗……”足见在书上加盖闲章并不受人欢迎，甚至以为这是件粗俗之事。 古籍上的印章，尤其是名人印章，可大大提高该书的身价，因而，常有伪造， 这是特别需要注意的。
篇4：《古籍小常识》古籍的序跋怎么写
《古籍小常识》古籍的序跋怎么写
序跋作为一种文体，都是叙述一书作意（包括宗旨、目的或写作动机等等）的文字，以今人习惯而论，冠于一书之前的称序或叙，有时也称作序言、题记、弁言、前言等等；而置于一书之末的称跋，有时也称“后序”、“后记”、“题跋”、“跋尾”等等，如李清照《金石录后序》、文天祥《指南录后序》等就属此类。
序有作者的自序和旁人的序两种，跋亦相同。‘
旁人的序一般多出自师友或名家。
这种序通常冠以作序者的姓氏，如“赵序”、“钱序”等等，写序的人并在文末署名。
古代的书序不在书前，而是在书后。
如《史记》一百三十卷，其最末一卷为《太史公自序》；再如《汉书》一百卷，其最末的《叙传》，即作者班固的自序。
汉王符著《潜夫论》三十六卷，末卷《叙录》，即其自序，也在全书之末。
直到齐梁之间，刘勰著《文心雕龙》，仍遵循古例，全书最末一篇为《序志》，正是刘勰的自序。
在简册时代，书籍大都以单篇流行，就是说，那时的书籍，大都是以一篇为一个装订单位，取阅不受原著篇目选后次第的限制，故书序在前抑或在后，对人们阅读并没有什么影响。
但书籍进入册页装订以后，无论是包背装还是线装，篇 目的先后次第在装订时已经固定，而这种装订，又决定了不可能单独抽出一篇来阅读，故读书应当先读的序言置于全书之末，从阅读角度说，就已显得不便，于是人们逐渐改变古例，把一书的序移在了全书之前。
如杨雄的《法言》，其“序 旧在卷后，司马公集注，始置之篇首”。
（见[ 宋] 王应麟《困学纪闻》卷十）《四库全书总目》说，司马光注释《法言》时，尚存李轨、柳宗元、宋咸、吴秘的注本，并说：《法言》“旧本十三篇之序列于书后，盖自《书》序、《诗》序 以来，体例如是。
宋咸不知《书》序为伪孔《传》所移，《诗》序为毛公所移，乃谓‘子云新旨，反列卷末，甚非圣贤之旨，今升之章首，取合经义’。
其说殊谬。
然光本因而不改，今亦仍之焉。
”治学谨严的司马光默认了宋咸的做法，没 有把宋咸错误地置于书前的《法言》序移到书后去，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北宋时书序已普遍在书前的事实，故司马光尊重了现实。
至于李清照、文天祥等特冠以“后序”二字，就更说明，至迟到南宋，序已不再置于书后了。
对于古籍来说，除书稿完成时有自序、旁人写的他序之外，往往还有整理者、刊刻者的序。
刊刻者的序极似今日的《出版说明》，这对了解其书的'特点及其版本源流有十分重要的价值。
如清阮元《刻< 山海经笺疏>序》，其中说：郭景纯 （按即晋人郭璞）注，于训诂、地理未甚精澈，然晋人之言，已为近古。
吴氏《广注》（按即清人吴任臣《山海经广注》），征引虽博，而失之芜杂。
毕氏（按指清人毕沅） 校本，于山川考校甚精，而订正文字尚多疏略。
今郝氏（按即本书作者郝懿行）究心是经，加以笺疏，精而不，博而不滥，粲然毕著，斐然成章，余览而嘉之，为之刊版以传……嘉庆十四年夏四月扬州阮元序。
这段序文历述《山海经》的各个注本、校本，评其优劣，要言不繁，一箭中的，甚有参考价值。
特别是序文的写作年月，对考察古籍的流传及刊刻情况尤其宝贵。
至于跋，明人吴师曾《文体明辨》说：“按题跋者，简编之后语也。
凡经传子史、诗文图书之类，前有序引，后有后序，可谓尽矣。
其后览者，或因人之请求，或因感而有得，则复撰词以缀于简末，而总谓之题跋。
”序一般是对全书的总体说明，跋一般只是有感而发。
跋的内容亦较灵活，或抒情，或考订，或议论，长短不拘。
跋的作用与序大体相似。
篇5：经典古籍《孙子兵法》
经典古籍《孙子兵法》
《孙子兵法》是兵家经典著作，由春秋末年著名军事家孙武所著，共十三篇。《孙子兵法》在深刻总结春秋时期各国相战的经验的同时，集中概括了战略战术的一般规律。
《孙子兵法》又称《孙子》、《孙武兵法》和《吴孙子兵法》，是中国古代的兵书，作者为春秋末年的齐国人孙武（字长卿）。一般认为，《孙子兵法》成书于专诸刺吴王僚之后至阖闾三年孙武见吴王之间，也即前515至前5，全书为十三篇，是孙武初次见面赠送给吴王的见面礼；事见司马迁《史记》：“孙子武者，齐人也，以兵法见吴王阖闾。阖闾曰：子之十三篇吾尽观之矣”。
有个别观点曾认为今本《孙子》应是战国中晚期孙膑及其弟子的作品，但是银雀山出土的汉简（同时在西汉墓葬中出土《孙子兵法》、《孙膑兵法》各一部）已基本否定此说。
《孙子兵法》是世界上最早的兵书之一。在中国被奉为兵家经典，后世的兵书大多受到它的影响，对中国的军事学发展影响非常深远。它也被翻译成多种语言，在世界军事史上也具有重要的地位。
孙子兵法体例
全书共分十三篇，主要论述了军事学的主要问题，对当时的战争经验进行了总结，提出了一些著名的军事命题，并且揭示了一些具有普遍意义的军事规律。
1.始计第一
2.作战第二
3.谋攻第三
4.军形第四
5.兵势第五
6.虚实第六
7.军争第七
8.九变第八
9.行军第九
10.地形第十
11.九地第十一
12.火攻第十二
13.用间第十三
另外有一些佚文如《吴王问》。
孙子兵法的特色
太极的思想
“形兵之极，至于无形”
慎战的思想
“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
全争的思想
“不战而屈人之兵”，“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伐城”
先胜的思想
“昔之善战者，先为不可胜，以待敌之可胜”
兵法概述
孙子认为战争是国家大事，关系国家生死存亡，不可不研究。 （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
一如“武”是由止戈构成，孙子严格说是一个反战者。原因不是他爱好和平，而在于，战争就是消耗资源（日费千金），最棒的作战，是不战而胜（善战者，不战而屈人之兵；或全国为上，破国次之）。
孙子最早在兵法上提出情报的重要性，他主张知彼知己，百战不殆，不知彼而知己，一胜一负，不知彼不知己，每战必殆。一方面要用各种方法获取，(包括派间谍)探取敌方军情，军力，部署，动向，补给，同时将本身的军情严格保密，或发放假军情，虚虚实实，诈骗敌方，令敌方信假为真。
孙子强调备战“故用兵之法无持其不来，持吾有以待也，无持其不攻持吾有所不可攻也。
若不得已开战，选在自己熟悉的地形，以逸代劳最佳，其次是在平地一比一决战，最下是攻城。 (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伐城）
孙子时常有譬喻式的描述，诸如他注重势与节（时机），形容前者如湍急河水上的漂石，后者如飞鸟攻击猎物﹔其中最有名者，乃后来被武田信玄使用的风林火山：“疾如风，徐如林，侵掠如火，不动如山。”（后面还有：难知如阴，动如雷震。）
孙子主张，战争的胜利在于敌方露出破绽，有可趁之机。
孙子主张，用兵在于正奇相用（凡战者，以正合，用奇胜。）：正可视之为按牌理出牌，奇可视为不按牌理出牌，这两者没有一定规则，不需拘泥。后，在《李卫公问对》里面，唐太宗特别问李靖正奇之间的比例，李靖回答没有一定。
“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出自孙子兵法。
谈到对败兵的处置，特别主张“网开一面”，以全面瓦解敌方士气的观点。所以孙子主张：穷寇莫追，阙师勿围。
战场局势，类似出奇兵原则，孙子也主张“置之死地而后生，置之亡地而后存”，意味要考量部队特色，适时激励拼死一搏的气势。这一点在后来韩信井径大破赵国时使用。
孙子认为兵无常势，就好像水一样，形势不同，所以可以因敌人的变化，而取得胜利，方能用兵如神。 （故兵无常势，水无常形；能因敌变化而取胜者，谓之神。）
孙子兵法编撰过程
孙武原是齐国人，后来辗转到吴国。当时适逢公子光政变。在被吴国聘为将军以前，曾经蛰伏之久。后，吴光即位，伍子胥听说其才能，向吴王推荐，当时，孙武就带着这13篇晋见吴王，获得重用。后，吴王进攻楚国，将领就是孙武。
《汉书·艺文志》记载：“兵权谋家吴孙子兵法八十二篇，图九卷”。八十二篇中的十三篇着于见吴王前；见吴王后又着问答多篇。 [3]。晚至唐代，流传的孙子兵法共三卷，其中十三篇为上卷，还有中下二卷。 [4]《孙子兵法》注家杜牧认为，曹操将八十二篇孙子兵法删节为十三篇；但其他注家认为十三篇出自孙子本人，不是曹操删节的结果。
目前认为《孙子》由孙武草创，后来经其弟子整理成书。
历代的孙子注释本
曹操的《孙子略解》为《孙子兵法》最早的注释本。
欧阳修曰：“世所传孙子十三篇多用曹公、杜牧、陈皞注，号三家。”
宋吉天保《十家孙子会注》，十家指曹操、李荃、杜牧、陈皞、贾林、孟氏、梅尧臣、王皙、何延锡、张预。
清孙星衍《平津馆丛书》所收的影宋本《孙吴司马法》中《魏武帝注孙子》。
近代中国有蒋百里，陶汉章，台湾的钮先钟、朔雪寒，日本的服部千春，等等均有深入钻研并有专作。
孙子兵法的版本
西夏文的草书《孙子兵法》局部，藏于宁夏档案馆
西夏文的草书《孙子兵法》局部，藏于宁夏档案馆
竹简本——1972年出土的汉初抄本，是现今为止最早的版本。
1935年中华学艺社影宋刻《武经七书》本。
丁氏八千卷楼藏刘寅《武经七书直解》影印本。
孙子兵法的翻译本：
1782年法国耶稣会士Jean Joseph Marie Amiot最先将《孙子兵法》翻译成法文，此书可能影响拿破仑。
《孙子兵法》现在有17种英文翻译本。
孙子兵法的影响
一、对当时的影响
吴王阖闾称：“子之十三篇，吾尽观之矣。”表示他对孙武作品的欣赏。吴王知孙子能用兵，拜为大将。孙子以三万兵，西破强楚二十万兵，北威齐晋，显名诸侯。因《孙子兵法》的关系，孙武被人誉作“兵圣”。
二、后世影响
1、军事方面
《孙子兵法》中讨论了一些军事学的重要问题，言简意赅地阐述了基本的军事思想。
此书对中国古代的军事学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被奉为兵家经典。它是中国古代军人必须研读的一本军事著作，许多著名的军事家都对此书作过注解。自公元600多年左右，《孙子》被翻译成许多不同语言，开始流传到世界各国。最初书版被带到日本，及后至东南亚，再至西方各国。日本便有不少研究《孙子兵法》的学会、协会和俱乐部。当中，英国曾翻译了共8个版本。 1772年，法国人的《孙子兵法》翻译版中，在扉页上载：“凡欲成为军官者，都必须接受以本书为主要内容的考试。”[5]
在许多国家的军校中，《孙子兵法》为学生的必修课程。波斯湾战争中，每位美国军队军官曾被发放《孙子兵法》为读物。英国军事理论家利德尔·哈特感称：“在《孙子兵法》中，把我20多部著作所涉及的战略和战术原则几乎包罗无遗。”
(1)、刘伯温
明朝军事家刘伯温的《百战奇略》包含孙子兵法。孙子：“知己知彼，百战不殆”，“故知战之地，知战之日，则可千里而会战”。刘伯温：“凡兴兵伐敌，所战之地，必预知之。师至之日，能使敌人如期而来，与敌则胜。……知战之地，知战之日，则可千里而会战。”
杜牧注孙子《用间篇》：“不知敌情，军不可动；知敌之情，非间不可”：刘伯温：“凡欲征战，先用间谍，觇敌之众寡、虚实、动静，然后兴师，则大功可立，战无不胜。”
(2)、毛主席军事思想
毛主席的军事思想融汇着孙子兵法。孙子曰“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不仅是既存国家政权的保卫和维护需要兵，一个政权的推翻，一个国家的创立也需要兵；毛主席的名言“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是孙子这一条原理在夺取政权方面的演绎。
孙子：“故用兵之法十则围之”--毛主席：“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
孙子：“善用兵者避其锐气击其惰归”--毛主席：“敌来我走，敌驻我扰，敌退我追”。
孙子：“其疾如风”--毛主席的运动战。
2、其他方面
韩非子里面也有提到孙武的故事（但韩非的故事仅支持其论点，未必真实发生）：某天吴王问孙武：“什么人都可以用兵法训练吗？”孙武答：“可以。”于是吴王把他的后宫佳丽全部交给孙武，要他练出一支娘子军。
这批娘子军起初只认为吴王是戏谑，在校场上嬉闹。孙武为了建立军纪，于是把带头的，也是吴王最宠爱的妃子当场斩首，其他佳丽于是震慑着孙武的军威，建立起军威，任凭孙武指挥。
《孙子兵法》的思想影响超越军事应用，实际上是博弈策略的经典著作，如在棋艺对垒或运动竞技方面。 《孙子兵法》不仅在世界军事领域发挥着重要的影响，对政治、经济、商业、人事管理和市场策略等方面与博弈有关的领域有指导意义。
，何炳棣提出“老子辩证思维源于孙子兵法”的说法。
法国谈论日常生活战略的Micheal de Certue，在《日常生活的战略》一书，也提到要读中国的经典《孙子兵法》与《易经》。
孙子兵法的评价
曹操在《孙子略解》的自序中曾写道：“吾观兵书战策多矣，孙子所著深矣。”
明代人茅元仪在评价《孙子》一书时说：“前孙子者，孙子不遗；后孙子者，不能遗孙子。”
唐太宗李世民评论：“朕观诸兵书，无出孙武”
孙中山先生说：“就中国历史来考究，二千多年的兵法，有十三篇，那十三篇兵书，便成立为中国的军事哲学。”
孙子兵法的章节
始计第一
【原文】
孙子曰：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
故经之以五事，校之以计，而索其情。
一曰道，二曰天，三曰地，四曰将，五曰法。道者，令民与上同意，可与之死，可与之生，而不畏危也。天者，阴阳、寒暑、时制也。地者，高下、远近、险易、广狭、死生也。将者，智、信、仁、勇、严也。法者，曲制、官道、主用也。凡此五者，将莫不闻，知之者胜，不知之者不胜。
故校之以计，而索其情。曰：主孰有道？将孰有能？天地孰得？法令孰行？兵众孰强？士卒孰练？赏罚孰明？吾以此知胜负矣。
将听吾计，用之必胜，留之；将不听吾计，用之必败，去之。计利以听，乃为之势，以佐其外。势者，因利而制权也。
兵者，诡道也。故能而示之不能，用而示之不用，近而示之远，远而示之近。利而诱之，乱而取之，实而备之，强而避之，怒而挠之，卑而骄之，佚而劳之，亲而离之；攻其无备，出其不意。此兵家之胜，不可先传也。
夫未战而庙算胜者，得算多也；未战而庙算不胜者，得算少也。多算胜，少算不胜，而况于无算乎！吾以此观之，胜负见矣。
【译文】
孙子说：战争是一个国家的头等大事，关系到军民的生死，国家的存亡，是不能不慎重周密地观察、分析、研究。
因此，必须通过敌我双方五个方面的分析，七种情况的比较，得到详情，来预测战争胜负的可能性。
一是道，二是天，三是地，四是将，五是法。道，指君主和民众目标相同，意志统一，可以同生共死，而不会惧怕危险。天，指昼夜、阴晴、寒暑、四季更替。地，指地势的高低，路程的远近，地势的险要、平坦与否，战场的广阔、狭窄，是生地还是死地等地理条件。将，指将领足智多谋，赏罚有信，对部下真心关爱，勇敢果断，军纪严明。法，指组织结构，责权划分，人员编制，管理制度，资源保障，物资调配。对这五个方面，将领都不能不做深刻了解。了解就能胜利，否则就不能胜利。
所以，要通过对双方各种情况的考察分析，并据此加以比较，从而来预测战争胜负。哪一方的君主是有道明君，能得民心？哪一方的将领更有能力？哪一方占有天时地利？哪一方的法规、法令更能严格执行？哪一方资源更充足，装备更精良，兵员更广大？哪一方的士兵训练更有素，更有战斗力？哪一方的赏罚更公正严明？通过这些比较，我就知道了胜负。
将领听从我的计策，任用他必胜，我就留下他；将领不听从我的计策，任用他必败，我就辞退他。听从了有利于克敌制胜的计策，还要创造一种势态，作为协助我方军事行动的外部条件。势，就是按照我方建立优势、掌握战争主动权的需要，根据具体情况采取不同的相应措施。
用兵作战，就是诡诈。因此，有能力而装做没有能力，实际上要攻打而装做不攻打，欲攻打近处却装做攻打远处，攻打远处却装做攻打近处。对方贪利就用利益诱惑他，对方混乱就趁机攻取他，对方强大就要防备他，对方暴躁易怒就可以撩拨他怒而失去理智，对方自卑而谨慎就使他骄傲自大，对方体力充沛就使其劳累，对方内部亲密团结就挑拨离间，要攻打对方没有防备的地方，在对方没有料到的时机发动进攻。这些都是军事家克敌制胜的诀窍，不可先传泄于人也。
在未战之前，经过周密的分析、比较、谋划，如果结论是我方占据的有利条件多，有八、九成的胜利把握；或者如果结论是我方占据的有利条件少，只有六、七成的胜利把握，则只有前一种情况在实战时才可能取胜。如果在战前干脆就不做周密的分析、比较，或分析、比较的结论是我方只有五成以下的胜利把握，那在实战中就不可能获胜。仅根据庙算的结果，不用实战，胜负就显而易见了。
作战第二
【原文】
孙子曰：凡用兵之法，驰车千驷，革车千乘，带甲十万，千里馈粮，则内外之费，宾客之用，胶漆之材，车甲之奉，日费千金，然后十万之师举矣。
其用战也貴胜，久则钝兵挫锐，攻城则力屈，久暴师则国用不足。夫钝兵挫锐，屈力殚货，则诸侯乘其弊而起，虽有智者，不能善其后矣。故兵闻拙速，未睹巧之久也。夫兵久而国利者，未之有也。故不尽知用兵之害者，则不能尽知用兵之利也。
善用兵者，役不再籍，粮不三载，取用于国，因粮于敌，故军食可足也。国之贫于师者远输，远输则百姓贫；近师者贵卖，贵卖则百姓财竭，财竭则急于丘役。力屈财殚，中原内虚于家，百姓之费，十去其七；公家之费，破军罢马，甲胄矢弓，戟盾矛橹，丘牛大车，十去其六。
故智将务食于敌，食敌一钟，当吾二十钟；萁杆一石，当吾二十石。
故杀敌者，怒也；取敌之利者，货也。故车战，得车十乘以上，赏其先得者，而更其旌旗。车杂而乘之，卒善而养之，是谓胜敌而益强。
故兵贵胜，不贵久。故知兵之将，生民之司命，国家安危之主也。
【译文】
孙子说：要兴兵作战，需做的物资准备有，轻车千辆，重车千辆，全副武装的士兵十万，并向千里之外运送粮食。那么前后方的军内外开支，招待使节、策士的用度，用于武器维修的胶漆等材料费用，保养战车、甲胄的支出等，每天要消耗千金。按照这样的标准准备之后，十万大军才可出发上战场。
因此，军队作战就要求速胜，如果拖的很久则军队必然疲惫，挫失锐气。一旦攻城，则兵力将耗尽，长期在外作战还必然导致国家财用不足。如果军队因久战疲惫不堪，锐气受挫，军事实力耗尽，国内物资枯竭，其他诸侯必定趁火打劫。这样，即使足智多谋之士也无良策来挽救危亡了。所以，在实际作战中，只听说将领缺少高招难以速胜，却没有见过指挥高明巧于持久作战的。战争旷日持久而有利于国家的事，从来没有过。所以，不能详尽地了解用兵的害处，就不能全面地了解用兵的益处。
善于用兵的人，不用再次征集兵员，不用多次运送军粮。武器装备由国内供应，从敌人那里设法夺取粮食，这样军队的粮草就可以充足了。国家之所以因作战而贫困，是由于军队远征，不得不进行长途运输。长途运输必然导致百姓贫穷。驻军附近处物价必然飞涨，物价飞涨，必然导致物资枯竭，物财枯竭，赋税和劳役必然加重。在战场上，军力耗尽，在国内财源枯竭，百姓私家财产损耗十分之七。公家的财产，由于车辆破损，马匹疲惫，盔甲、弓箭、矛戟、盾牌、牛车的损失，而耗去十分之六。
所以明智的将军，一定要在敌国解决粮草，从敌国搞到一钟的粮食，就相当于从本国启运时的二十钟，在当地取得饲料一石，相当于从本国启运时的二十石。
所以，要使士兵拼死杀敌，就必须怒之，激励之。要使士兵勇于夺取敌方的军需物资，就必须以缴获的财物作奖赏。所以，在车战中，抢夺十辆车以上的，就奖赏最先抢得战车的。而夺得的战车，要立即换上我方的旗帜，把抢得的战车编入我方车队。要善待俘虏，使他们有归顺之心。这就是战胜敌人而使自己越发强大的方法。
所以，作战最重要、最有利的是速胜，最不宜的是旷日持久。真正懂得用兵之道、深知用兵利害的将帅，掌握着民众的的生死，主宰着国家的安危。
谋攻第三
【原文】
孙子曰：凡用兵之法，全国为上，破国次之；全军为上，破军次之；全旅为上，破旅次之；全卒为上，破卒次之；全伍为上，破伍次之。是故百战百胜，非善之善者也；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
故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攻城之法，为不得已。修橹轒轀，具器械，三月而后成；距堙，又三月而后已。将不胜其忿，而蚁附之，杀士卒三分之一，而城不拔者，此攻之灾也。故善用兵者，屈人之兵而非战也，拔人之城而非攻也，毁人之国而非久也，必以全争于天下。故兵不顿而利可全，此谋攻之法也。
故用兵之法，十则围之，五则攻之，倍则分之，敌则能战之，少则能守之，不若则能避之。故小敌之坚，大敌之擒也。
夫将者，国之辅也。辅周则国必强，辅隙则国必弱。故君之所以患于军者三：不知军之不可以进而谓之进，不知军之不可以退而谓之退，是谓縻军；不知三军之事而同三军之政，则军士惑矣；不知三军之权而同三军之任，则军士疑矣。三军既惑且疑，则诸侯之难至矣，是谓乱军引胜。
故知胜有五：知可以战与不可以战者胜，识众寡之用者胜，上下同欲者胜，以虞待不虞者胜，将能而君不御者胜。此五者，知胜之道也。
故曰：知彼知己，百战不殆；不知彼而知己，一胜一负；不知彼不知己，每战必殆。
【译文】
孙子说：战争的原则是：使敌人举国降服是上策，用武力击破敌国就次一等；使敌人全军降服是上策，击败敌军就次一等；使敌人全旅降服是上策，击破敌旅就次一等；使敌人全卒降服是上策，击破敌卒就次一等；使敌人全伍降服是上策，击破敌伍就次一等。所以，百战百胜，算不上是最高明的；不通过交战就降服全体敌人，才是最高明的。
所以，上等的军事行动是用谋略挫败敌方的战略意图或战争行为，其次就是用外交战胜敌人，再次是用武力击败敌军，最下之策是攻打敌人的城池。攻城，是不得已而为之，是没有办法的办法。制造大盾牌和四轮车，准备攻城的所有器具，起码得三个月。堆筑攻城的土山，起码又得三个月。如果将领难以拟制焦躁情绪，命令士兵像蚂蚁一样爬墙攻城，尽管士兵死伤三分之一，而城池却依然没有攻下，这就是攻城带来的灾难。所以善用兵者，不通过打仗就使敌人屈服，不通过攻城就使敌城投降，摧毁敌国不需长期作战，一定要用“全胜”的策略争胜于天下，从而既不使国力兵力受挫，又获得了全面胜利的利益。这就是谋攻的方法。
所以，在实际作战中运用的原则是：我十倍于敌，就实施围歼，五倍于敌就实施进攻，两倍于敌就要努力战胜敌军，势均力敌则设法分散各个击破之。兵力弱于敌人，就避免作战。所以，弱小的一方若死拼固守，那就会成为强大敌人的俘虏。
将帅，国家之辅助也。辅助之谋缜密周详，则国家必然强大，辅助之谋疏漏失当，则国家必然衰弱。所以，国君对军队的危害有三种：不知道军队不可以前进而下令前进，不知道军队不可以后退而下令后退，这叫做束缚军队；不知道军队的战守之事、内部事务而同理三军之政，将士们会无所适从；不知道军队战略战术的权宜变化，却干预军队的指挥，将士就会疑虑。军队既无所适从，又疑虑重重，诸侯就会趁机兴兵作难。这就是自乱其军，坐失胜机。
所以，预见胜利有五个方面：能准确判断仗能打或不能打的，胜；知道根据敌我双方兵力的多少采取对策者，胜；全国上下，全军上下，意愿一致、同心协力的，胜；以有充分准备来对付毫无准备的，胜；主将精通军事、精于权变，君主又不加干预的，胜。以上就是预见胜利的方法。
所以说：了解敌方也了解自己，每一次战斗都不会有危险；不了解对方但了解自己，胜负的机率各半；既不了解对方又不了解自己，每战必败。
军形第四
【原文】
孙子曰：昔之善战者，先为不可胜，以待敌之可胜。不可胜在己，可胜在敌。故善战者，能为不可胜，不能使敌之必可胜。故曰：胜可知，而不可为。
不可胜者，守也；可胜者，攻也。守则不足，攻则有余。善守者，藏于九地之下；善攻者，动于九天之上，故能自保而全胜也。
见胜不过众人之所知，非善之善者也；战胜而天下曰善，非善之善者也。故举秋毫不为多力，见日月不为明目，闻雷霆不为聪耳。古之所谓善战者，胜于易胜者也。故善战者之胜也，无智名，无勇功，故其战胜不忒。不忒者，其所措必胜，胜已败者也。故善战者，立于不败之地，而不失敌之败也。
是故胜兵先胜而后求战，败兵先战而后求胜。善用兵者，修道而保法，故能为胜败之政。
兵法：一曰度，二曰量，三曰数，四曰称，五曰胜。地生度，度生量，量生数，数生称，称生胜。
故胜兵若以镒称铢，败兵若以铢称镒。胜者之战人也，若决积水于千仞之溪者，形也。
【译文】
孙子说：以前善于用兵作战的人，总是首先创造自己不可战胜的条件，并等待可以战胜敌人的机会。使自己不被战胜，其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中；敌人能否被战胜，在于敌人是否给我们以可乘之机。所以，善于作战的人只能够使自己不被战胜，而不能使敌人一定会被我军战胜。所以说，胜利可以预见，却不能强求。
敌人无可乘之机，不能被战胜，且防守以待之；敌人有可乘之机，能够被战胜，则出奇攻而取之。防守是因为我方兵力不足，进攻是因为兵力超过对方。善于防守的，隐藏自己的兵力如同在深不可测的地下；善于进攻的部队就像从天而降，敌不及防。这样，才能保全自己而获得全胜。
预见胜利不能超过平常人的见识，算不上最高明：交战而后取胜，即使天下都称赞，也不算上最高明。正如举起秋毫称不上力大，能看见日月算不上视力好，听见雷鸣算不上耳聪。古代所谓善于用兵的人，只是战胜了那些容易战胜的敌人。所以，真正善于用兵的人，没有智慧过人的名声，没有勇武盖世的战功，而他既能打胜仗又不出任何闪失，原因在于其谋划、措施能够保证，他所战胜的是已经注定失败的敌人。所以善于打战的人，不但使自己始终处于不被战胜的境地，也决不会放过任何可以击败敌人的机会。
所以，打胜仗的军队总是在具备了必胜的条件之后才交战，而打败仗的部队总是先交战，在战争中企图侥幸取胜。善于用兵的人，潜心研究致胜之道，修明政治，坚持致胜的法制，所以能主宰胜败。
兵法：一是度，即估算土地的面积，二是量，即推算物资资源的容量，三是数，即统计兵源的数量，四是称，即比较双方的军事综合实力，五是胜，即得出胜负的判断。土地面积的大小决定物力、人力资源的容量，资源的容量决定可投入部队的数目，部队的数目决定双方兵力的强弱，双方兵力的强弱得出胜负的概率。
获胜的军队对于失败的一方就如同用“镒”来称“铢”，具有绝对优势优势，而失败的军队对于获胜的一方就如同用“铢”来称“镒”。胜利者一方打仗，就象积水从千仞高的山涧冲决而出，势不可挡，这就是军事实力的表现。
兵势第五
【原文】
孙子曰：凡治众如治寡，分数是也；斗众如斗寡，形名是也；三军之众，可使必受敌而无败者，奇正是也；兵之所加，如以碬投卵者，虚实是也。
凡战者，以正合，以奇胜。故善出奇者，无穷如天地，不竭如江海。终而复始，日月是也；死而复生，四时是也。声不过五，五声之变，不可胜听也；色不过五，五色之变，不可胜观也；味不过五，五味之变，不可胜尝也。战势不过奇正，奇正之变，不可胜穷也。奇正相生，如循环之无端，孰能穷之哉！
激水之疾，至于漂石者，势也；鸷鸟之疾，至于毁折者，节也。故善战者，其势险，其节短。势如彍弩，节如发机。
纷纷纭纭，斗乱而不可乱；浑浑沌沌，形圆而不可败。乱生于治，怯生于勇，弱生于强。治乱，数也；勇怯，势也；强弱，形也。
故善动敌者，形之，敌必从之；予之，敌必取之。以利动之，以卒待之。
故善战者，求之于势，不责于人，故能择人而任势。任势者，其战人也，如转木石。木石之性，安则静，危则动，方则止，圆则行。故善战人之势，如转圆石于千仞之山者，势也。
【译文】
治理大军团就象治理小部队一样有效，是依靠合理的组织、结构、编制；指挥大军团作战就象指挥小部队作战一样到位，是依靠明确、高效的信号指挥系统；整个部队与敌对抗而不会失败，是依靠正确运用“奇正”的变化：攻击敌军，如同用石头砸鸡蛋一样容易，关键在于以实击虚。
大凡作战，都是以正兵作正面交战，而用奇兵去出奇制胜。善于运用奇兵的人，其战法的变化就象天地运行一样无穷无尽，象江海一样永不枯竭。象日月运行一样，终而复始；与四季更迭一样，去而复来。宫、商、角、徵、羽不过五音，然而五音的组合变化，永远也听不完；红、黄、蓝、白、黑不过五色，但五种色调的组合变化，永远看不完；酸、甜、苦、辣、咸不过五味，而五种味道的组合变化，永远也尝不完。战争中军事实力的运用不过“奇”、“正”两种，而“奇”、“正”的组合变化，永远无穷无尽。奇正相生、相互转化，就好比圆环旋绕，无始无终，谁能穷尽呢。
湍急的流水所以能漂动大石，是因为使它产生巨大冲击力的势能；猛禽搏击雀鸟，一举可致对手于死地，是因为它掌握了最有利于爆发冲击力的时空位置，节奏迅猛。所以善于作战的指挥者，他所造成的态势是险峻的，进攻的节奏是短促有力的。“势险”就如同满弓待发的弩那样蓄势，“节短”正如搏动弩机那样突然。
旌旗纷纷，人马纭纭，双方混战，战场上事态万端，但自己的指挥、组织、阵脚不能乱；混混沌沌，迷迷蒙蒙，两军搅作一团，但胜利在我把握之中。双方交战，一方之乱，是因为对方治军更严整：一方怯懦，是因为对方更勇敢；一方弱小，是因为对方更强大。军队治理有序或者混乱，在于其组织编制；士兵勇敢或者胆怯，在于部队所营造的态势和声势；军力强大或者弱小，在于部队日常训练所造就的内在实力。
善于调动敌军的人，向敌军展示一种或真或假的军情，敌军必然据此判断而跟从；给予敌军一点实际利益作为诱饵，敌军必然趋利而来，从而听我调动。一方面用这些办法调动敌军，一方面要严阵以待。
所以，善战者追求形成有利的“势”，而不是苛求士兵，因而能选择人才去适应和利用已形成的“势”。善于创造有利“势”的将领，指挥部队作战就象转动木头和石头。木石的性情是处于平坦地势上就静止不动，处于陡峭的斜坡上就滚动，方形容易静止，圆形容易滚动。所以，善于指挥打仗的人所造就的“势”，就象让圆石从极高极陡的山上滚下来一样，来势凶猛。这就是所谓的“势”。
虚实第六
【原文】
孙子曰：凡先处战地而待敌者佚，后处战地而趋战者劳。故善战者，致人而不致于人。能使敌人自至者，利之也；能使敌人不得至者，害之也。故敌佚能劳之，饱能饥之，安能动之。
出其所不趋，趋其所不意。行千里而不劳者，行于无人之地也；攻而必取者，攻其所不守也。守而必固者，守其所必攻也。故善攻者，敌不知其所守；善守者，敌不知其所攻。微乎微乎，至于无形；神乎神乎，至于无声，故能为敌之司命。
进而不可御者，冲其虚也；退而不可追者，速而不可及也。故我欲战，敌虽高垒深沟，不得不与我战者，攻其所必救也；我不欲战，虽画地而守之，敌不得与我战者，乖其所之也。
故形人而我无形，则我专而敌分。我专为一，敌分为十，是以十攻其一也，则我众而敌寡；能以众击寡者，则吾之所与战者约矣。吾所与战之地不可知，不可知，则敌所备者多，敌所备者多，则吾之所与战者寡矣。备前则后寡，备后则前寡，备左则右寡，备右则左寡，无所不备，则无所不寡。寡者，备人者也；众者，使人备己者也。
故知战之地，知战之日，则可千里而会战；不知战之地，不知战之日，则左不能救右，右不能救左，前不能救后，后不能救前，而况远者数十里，近者数里乎！以吾度之，越人之兵虽多，亦奚益于胜敗哉！故曰：胜可擅也。敌虽众，可使无斗。
故策之而知得失之计，作之而知动静之理，形之而知死生之地，角之而知有余不足之处。故形兵之极，至于无形。无形，则深间不能窥，智者不能谋。因形而措胜于众，众不能知。人皆知我所以胜之形，而莫知吾所以制胜之形。故其战胜不复，而应形于无穷。
夫兵形象水，水之形，避高而趋下，兵之形，避实而击虚。水因地而制流，兵因敌而制胜。故兵无常势，水无常形，能因敌变化而取胜者，谓之神。故五行无常胜，四时无常位，日有短长，月有死生。
【译文】
孙子说，大凡先期到达战地等待敌军的就精力充沛、主动安逸，而后到达战地匆忙投入战斗的就被动劳累。所以，善战者调动敌人而决不为敌人所调动。能够调动敌人使之自动前来我预想的战地，是用利益来引诱；能使敌人不能先我来到战场，是设置障碍、多方阻挠的结果。所以，敌人若处军安逸，能使之疲劳；若敌人粮食充足就能使之匮乏；若敌人安然不动，就能使他不得不行动起来。
通过敌人不设防的地区进军，在敌人预料不到的时间，向敌人预料不到的地点攻击。进军千里而不疲惫，是因为走在敌军无人抵抗或无力抵抗的地区，如入无人之境。我进攻就一定会获胜，是因为攻击的是敌人疏于防守的地方。我防守一定稳固，是因为守住了敌人一定会进攻的地方。所以善于进攻的，能做到使敌方不知道在哪防守，不知道怎样防守。而善于防守的，使敌人不知道从哪进攻，不知怎样进攻。深奥啊，精妙啊，竟然见不到一点形迹；神奇啊，玄妙啊，居然不漏出一点消息。所以能成为敌人命运的主宰。
进攻时，敌人无法抵御，那是攻击了敌人兵力空虚的地方；撤退时，敌人无法追击，那是行动迅速敌人无法追上。所以我军要交战，敌人就算垒高墙挖深沟，也不得不出来与我军交战，是因为我军攻击了它非救不可的要害之处；我军不想与敌军交战，虽然只是在地上画出界限权作防守，敌人也无法与我军交战，原因是我已设法改变了敌军进攻的方向。
所以，使敌军处于暴露状态而我军处于隐蔽状态，这样我军兵力就可以集中而敌军兵力就不得不分散。（如果敌我总兵力相当），我集中兵力与一点，而敌人分散为十处，我就是以十对一。这样，（在局部战场上）就出现我众敌寡的态势，在这种态势下，则我军所与战者用力少而成功多也。敌军不知道我军所预定的战场在哪里，就会处处分兵防备，防备的地方越多，能够与我军在特定的地点直接交战的敌军就越少。所以防备前面，则后面兵力不足，防备后面，则前面兵力不足，防备左方，则右方兵力不足，防备右方，则左方兵力不足，所有的地方都防备，则所有的地方都兵力不足。兵力不足，全是因为分兵防御敌人；兵力充足，是由于迫使敌人分兵防御我。
所以，既预知与敌人交战的地点，又预知交战的时间，即使行军千里也可以与敌人交战。不能预知与敌人交战的地点，又不能预知交战的时间，仓促遇敌，就会左军不能救右军，右军不能救左军，前军不能救后军，后军不能救前军，何况远的相距十里，近的也有好几里呢。依我对吴国所作的分析，越国虽然兵多，但对他的胜利又有什么帮助呢？所以说：胜利是可以创造的，敌人虽然兵多，却可以使敌人无法有效地参加战斗。
通过仔细分析可以判断敌人作战计划的优劣得失；通过挑动敌人，可以了解敌方的活动规律；通过“示形”，可以弄清地形是否对敌有利；通过试探性进攻，可以探明敌方兵力布置的强弱多寡。所以，示形诱敌的方法运用得极其巧妙时，一点破绽也没有。到这种境地，即使隐藏再深的间谍也不能探明我的虚实，智慧高超的敌手也想不出对付我的办法。根据敌情采取制胜的策略，即使摆在众人面前，众人也理解不了。人们都知道我克敌制胜的方法，却不能知道我是怎样运用这些方法制胜的。所以战胜敌人的.战略战术每次都是不一样的，应适应敌情灵活运用。
兵的性态就象水一样，水流动时是避开高处流向低处，用兵取胜的关键是避开设防严密实力强大的敌人而攻击其薄弱环节；水根据地势来决定流向，军队根据敌情来采取制胜的方略。所以用兵作战没有一成不变的态势，正如流水没有固定的形状和去向。能够根据敌情的变化而取胜的，就叫做用兵如神。金、木、水、火、土这五行相生相克，没有哪一个常胜；四季相继相代，没有哪一个固定不移，白天的时间有长有短，月亮有圆也有缺。万物皆处于流变状态。
军争第七
【原文】
孙子说：凡用兵之法，将受命于君，合军聚众，交和而舍，莫难于军争。军争之难者，以迂为直，以患为利。故迂其途，而诱之以利，后人发，先人至，此知迂直之计者也。
故军争为利，军争为危。举军而争利，则不及；委军而争利，则辎重捐。是故卷甲而趋，日夜不处，倍道兼行，百里而争利，则擒三军将，劲者先，疲者后，其法十一而至；五十里而争利，则蹶上将军，其法半至；三十里而争利，则三分之二至。是故军无辎重则亡，无粮食则亡，无委积则亡。
故不知诸侯之谋者，不能豫交；不知山林、险阻、沮泽之形者，不能行军；不用乡导者，不能得地利。故兵以诈立，以利动，以分合为变者也。故其疾如风，其徐如林，侵掠如火，不动如山，难知如阴，动如雷震。掠乡分众，廓地分利，悬权而动。先知迂直之计者胜，此军争之法也。
《军政》曰：「言不相闻，故为金鼓；视不相见，故为旌旗。」夫金鼓旌旗者，所以一人之耳目也。人既专一，则勇者不得独进，怯者不得独退，此用众之法也。故夜战多金鼓，昼战多旌旗，所以变人之耳目也。
三军可夺气，将军可夺心。是故朝气锐，昼气惰，暮气归。善用兵者，避其锐气，击其惰归，此治气者也。以治待乱，以静待哗，此治心者也。以近待远，以佚待劳，以饱待饥，此治力者也。无邀正正之旗，无击堂堂之阵，此治变者也。
故用兵之法，高陵勿向，背丘勿逆，佯北勿从，锐卒勿攻，饵兵勿食，归师勿遏，围师必阙，穷寇勿迫，此用兵之法也。
【译文】
孙子说：用兵的原则，将领接受君命，从召集军队，安营扎寨，到开赴战场与敌对峙，没有比率先争得制胜的条件更难的事了。“军争”中最困难的地方就在于以迂回进军的方式实现更快到达预定战场的目的，把看似不利的条件变为有利的条件。所以，由于我迂回前进，又对敌诱之以利，使敌不知我意欲何去，因而出发虽后，却能先于敌人到达战地。能这么做，就是知道迂直之计的人。
“军争”为了有利，但“军争”也有危险。带着全部辎重去争利，就会影响行军速度，不能先敌到达战地；丢下辎重轻装去争利，装备辎重就会损失。卷甲急进，白天黑夜不休息地急行军，奔跑百里去争利，则三军的将领有可能会被俘获。健壮的士兵能够先到战场，疲惫的士兵必然落后，只有十分之一的人马如期到达；强行军五十里去争利，先头部队的主将必然受挫，而军士一般仅有一半如期到达；强行军三十里去争利，一般只有三分之二的人马如期到达。这样，部队没有辎重就不能生存，没有粮食供应就不能生存，没有战备物资储备就无以生存。
所以不了解诸侯各国的图谋，就不要和他们结成联盟；不知道山林、险阻和沼泽的地形分布，不能行军；不使用向导，就不能掌握和利用有利的地形。所以，用兵是凭借施诡诈出奇兵而获胜的，根据是否有利于获胜决定行动，根据双方情势或分兵或集中为主要变化。按照战场形势的需要，部队行动迅速时，如狂风飞旋；行进从容时，如森林徐徐展开；攻城掠地时，如烈火迅猛；驻守防御时，如大山岿然；军情隐蔽时，如乌云蔽日；大军出动时，如雷霆万钧。夺取敌方的财物，掳掠百姓，应分兵行动。开拓疆土，分夺利益，应该分兵扼守要害。这些都应该权衡利弊，根据实际情况，相机行事。率先知道“迂直之计”的将获胜，这就是军争的原则。
《军政》说：“在战场上用语言来指挥，听不清或听不见，所以设置了金鼓；用动作来指挥，看不清或看不见，所以用旌旗。金鼓、旌旗，是用来统一士兵的视听，统一作战行动的。既然士兵都服从统一指挥，那么勇敢的将士不会单独前进，胆怯的也不会独自退却。这就是指挥大军作战的方法。所以，夜间作战，要多处点火，频频击鼓；白天打仗要多处设置旌旗。这些是用来扰乱敌方的视听的。
对于敌方三军，可以挫伤其锐气，可使丧失其士气，对于敌方的将帅，可以动摇他的决心，可使其丧失斗志。所以，敌人早朝初至，其气必盛；陈兵至中午，则人力困倦而气亦怠惰；待至日暮，人心思归，其气益衰。善于用兵的人，敌之气锐则避之，趁其士气衰竭时才发起猛攻。这就是正确运用士气的原则。用治理严整的我军来对付军政混乱的敌军，用我镇定平稳的军心来对付军心躁动的敌人。这是掌握并运用军心的方法。以我就近进入战场而待长途奔袭之敌；以我从容稳定对仓促疲劳之敌；以我饱食之师对饥饿之敌。这是懂得并利用治己之力以困敌人之力。不要去迎击旗帜整齐、部伍统一的军队，不要去攻击阵容整肃、士气饱满的军队，这是懂得战场上的随机应变。
所以，用兵的原则是：对占据高地、背倚丘陵之敌，不要作正面仰攻；对于假装败逃之敌，不要跟踪追击；敌人的精锐部队不要强攻；敌人的诱饵之兵，不要贪食；对正在向本土撤退的部队不要去阻截；对被包围的敌军，要预留缺口；对于陷入绝境的敌人，不要过分逼迫，这些都是用兵的基本原则。
九变第八
【原文】
孙子曰：凡用兵之法，将受命于君，合军聚合，圮地无舍，衢地合交，绝地无留，围地则谋，死地则战，途有所不由，军有所不击，城有所不攻，地有所不争，君命有所不受。
故将通于九变之利者，知用兵矣；将不通于九变之利，虽知地形，不能得地之利矣；治兵不知九变之术，虽知五利，不能得人之用矣。
是故智者之虑，必杂于利害，杂于利而务可信也，杂于害而患可解也。是故屈诸侯者以害，役诸侯者以业，趋诸侯者以利。
故用兵之法，无恃其不来，恃吾有以待之；无恃其不攻，恃吾有所不可攻也。
故将有五危︰必死可杀，必生可虏，忿速可侮，廉洁可辱，爱民可烦。凡此五者，将之过也，用兵之灾也。覆军杀将，必以五危，不可不察也。
【译文】
孙子说：用兵的原则，将接受国君的命令，召集人马组建军队，在难于通行之地不要驻扎，在四通八达的交通要道要与四邻结交，在难以生存的地区不要停留，要赶快通过，在四周有险阻容易被包围的地区要精于谋划，误入死地则须坚决作战。有的道路不要走，有些敌军不要攻，有些城池不要占，有些地域不要争，君主的某些命令也可以不接受。
所以将帅精通“九变”的具体运用，就是真懂得用兵了；将帅不精通“九变”的具体运用，就算熟悉地形，也不能得到地利。指挥作战如果不懂“九变”的方法，即使知道“五利”，也不能充分发挥部队的战斗力。
智慧明达的将帅考虑问题，必然把利与害一起权衡。在考虑不利条件时，同时考虑有利条件，大事就能顺利进行；在看到有利因素时同时考虑到不利因素，祸患就可以排除。因此，用最另人头痛的事去使敌国屈服，用复杂的事变去使敌国穷于应付，以利益为钓饵引诱敌国疲于奔命。
所以用兵的原则是：不抱敌人不会来的侥幸心理，而要依靠我方有充分准备，严阵以待；不抱敌人不会攻击的侥幸心理，而要依靠我方坚不可摧的防御，不会被战胜。
所以，将领有五种致命的弱点：坚持死拼硬打，可能招致杀身之祸；临阵畏缩，贪生怕死，则可能被俘；性情暴躁易怒，可能受敌轻侮而失去理智；过分洁身自好，珍惜声名，可能会被羞辱引发冲动；由于爱护民众，受不了敌方的扰民行动而不能采取相应的对敌行动。所有这五种情况，都是将领最容易有的过失，是用兵的灾难。军队覆没，将领牺牲，必定是因为这五种危害，因此一定要认识到这五种危害的严重性。
行军第九
【原文】
孙子曰：凡处军、相敌，绝山依谷，视生处高，战隆无登，此处山之军也。绝水必远水，客绝水而来，勿迎之于水内，令半濟而击之，利；欲战者，无附于水而迎客；视生处高，无迎水流，此处水上之军也。绝斥泽，唯亟去无留；若交军于斥泽之中，必依水草，而背众树，此处斥泽之军也。平陆处易，而右背高，前死后生，此处平陆之军也。凡此四军之利，黄帝之所以胜四帝也。
凡军好高而恶下，贵阳而贱阴，养生而处实，军无百疾，是谓必胜。丘陵堤防，必处其阳，而右背之，此兵之利，地之助也。上雨，水沫至，欲涉者，待其定也。
凡地有绝涧，遇天井、天牢、天罗、天陷、天隙，必亟去之，勿近也。吾远之，敌近之；吾迎之，敌背之。军旁有险阻、潢井、葭苇、林木、翳荟者，必谨覆索之，此伏奸之所处也。
敌近而静者，恃其险也；远而挑战者，欲人之进也；其所居易者，利也；众树动者，来也；众草多障者，疑也；鸟起者，伏也；兽骇者，覆也；尘高而锐者，车来也；卑而广者，徒来也；散而条达者，樵采也；少而往来者，营军也；
辞卑而益备者，进也；辞强而进驱者，退也；轻车先出居其侧者，陈也；无约而请和者，谋也；奔走而陈兵者，期也；半进半退者，诱也；
杖而立者，饥也；汲而先饮者，渴也；见利而不进者，劳也；鸟集者，虚也；夜呼者，恐也；军扰者，将不重也；旌旗动者，乱也；吏怒者，倦也；粟马肉食者，军无粮也；悬缸不返其舍者，穷寇也；谆谆翕翕，徐与人言者，失众也；数赏者，窘也；数罚者，困也；先暴而后畏其众者，不精之至也；来委谢者，欲休息也。兵怒而相迎，久而不合，又不相去，必谨察之。
兵非贵益多也，惟无武进，足以并力、料敌、取人而已。夫惟无虑而易敌者，必擒于人。卒未亲而罚之，则不服，不服则难用。卒已亲附而罚不行，则不可用。故合之以文，齐之以武，是谓必取。令素行以教其民，则民服；令素不行以教其民，则民不服。令素行者，与众相得也。
【译文】
孙子说：在各种不同地形上处置军队和观察判断敌情时，应该注意：通过山地，必须依靠有水草的山谷，驻扎在居高向阳的地方，敌人占领高地，不要仰攻，这是在山地上对军队的处置原则。横渡江河，应远离水流驻扎，敌人渡水来战，不要在江河中迎击，而要等它渡过一半时再攻击，这样较为有利。如果要同敌人决战，不要紧靠水边列阵；在江河地带扎营，也要居高向阳，不要面迎水流，这是在江河地带上对军队处置的原则。通过盐碱沼泽地带，要迅速离开，不要逗留；如果同敌军相遇于盐碱沼泽地带，那就必须靠近水草而背靠树林，这是在盐碱沼泽地带上对军队处置的原则。在平原上应占领开阔地域，而侧翼要依托高地，前低后高。这是在平原地带上对军队处置的原则。以上四中“处军”原则的好处，就是黄帝之所以能战胜其他四帝的原因。
大凡驻军总是喜欢干燥的高地，避开潮湿的洼地；重视向阳之处，避开阴暗之地；靠近水草地区，军需供应充足，将士百病不生，这样就有了胜利的保证。在丘陵堤防行军，必须占领它向阳的一面，并把主要侧翼背靠着它。这些对于用兵有利的措施，是利用地形作为辅助条件的。上游下雨，洪水突至，禁止徒涉，应等待水流稍平缓以后。
凡遇到或通过“绝涧”、“天井”、“天牢”、“天罗”、“天陷”、“天隙”这几种地形，必须迅速离开，不要接近。我们应该远离这些地形，而让敌人去靠近它；我们应面向这些地形，而让敌人去背靠它。军队两旁遇到有险峻的隘路、湖沼、水网、芦苇、山林和草木茂盛的地方，必须谨慎地反复搜索，这些都是敌人可能埋设伏兵和隐伏奸细的地方。
敌人离我很近而安静的，是依仗它占领险要地形；敌人离我很远但挑战不休，是想诱我前进；敌人之所以驻扎在平坦地方，是因为对它有某种好处。许多树木摇动，是敌人隐蔽前来；草丛中有许多遮障物，是敌人布下的疑阵；群鸟惊飞，是下面有伏兵；野兽骇奔，是敌人大举突袭；尘土高而尖，是敌人战车驶来；尘土低而宽广，是敌人的步兵开来；尘土疏散飞扬，是敌人正在拽柴而走；尘土少而时起时落；是敌人正在扎营。
敌人使者措辞谦卑却又在加紧战备的，是准备进攻；措辞强硬而军队又做出前进姿态的，是准备撤退；轻车先出动，部署在两翼的，是在布列阵势；敌人尚未受挫而来讲和的，是另有阴谋；敌人急速奔跑并排并列阵的，是企图约期同我决战；敌人半进半退的，是企图引诱我军。
抵兵倚着兵器而站立的，是饥饿的表现；供水兵打水自己先饮的，是干渴的表现；敌人见利而不进兵争夺的，是疲劳的表现；敌人营寨上聚集鸟雀的，下面是空营；敌人夜间惊叫的，是恐慌的表现；敌营惊扰纷乱的，是敌将没有威严的表现；旌旗摇动不整齐的，是敌人队伍已经混乱。敌人军官易怒的，是全军疲倦的表现；用粮食喂马，杀马吃肉，收拾起汲水器具，部队不返营房的，是要拼死的穷寇；低声下气同部下讲话的，是敌将失去人心；不断犒赏士卒的，是敌军没有办法；不断惩罚部属的，是敌人处境困难；先粗暴然后又害怕部下的，是最不精明的将领；派来使者送礼言好的，是敌人想休兵息战；敌人逞怒同我对阵，但久不交锋又不撤退的，必须谨慎地观察他的企图。
打仗不在于兵力越多越好，只要不轻敌冒进，并集中兵力、判明敌情，取得部下的信任和支持，也就足够了。那种既无深谋远虑而又轻敌的人，必定会被敌人俘虏。士卒还没有亲近依附就执行惩罚，那么他们会不服，不服就很难使用。士卒已经亲近依附，如果不执行军纪军法，也不能用来作战。所以，要用怀柔宽仁使他们思想统一，用军纪军法使他们行动一致，这样就必能取得部下的敬畏和拥戴。平素严格贯彻命令，管教士卒，士卒就能养成服从的习惯；平素从来不严格贯彻命令，管教士卒，士卒就会养成不服从的习惯。平时命令能贯彻执行的，表明将帅同士卒之间相处融洽。
地形第十
【原文】
孙子曰：凡地形有通者、有挂者、有支者、有隘者、有险者、有远者。我可以往，彼可以来，曰通。通形者，先居高阳，利粮道，以战则利。可以往，难以返，曰挂。挂形者，敌无备，出而胜之；敌若有备，出而不胜，难以返，不利。我出而不利，彼出而不利，曰支。支形者，敌虽利我，我无出也，引而去之，令敌半出而击之，利。隘形者，我先居之，必盈之以待敌；若敌先居之，盈而勿从，不盈而从之。险形者，我先居之，必居高阳以待敌；若敌先居之，引而去之，勿从也。远形者，势均，难以挑战，战而不利。凡此六者，地之道也，将之至任，不可不察也。
凡兵有走者、有弛者、有陷者、有崩者、有乱者、有北者。凡此六者，非天之灾，将之过也。夫势均，以一击十，曰走；卒强吏弱，曰，；吏强卒弱，曰陷；大吏怒而不服，遇敌怼而自战，将不知其能，曰崩；将弱不严，教道不明，吏卒无常，陈兵纵横，曰乱；将不能料敌，以少合众，以弱击强，兵无选锋，曰北。凡此六者，败之道也，将之至任，不可不察也。
夫地形者，兵之助也。料敌制胜，计险阨远近，上将之道也。知此而用战者必胜，不知此而用战者必败。故战道必胜，主曰无战，必战可也；战道不胜，主曰必战，无战可也。故进不求名，退不避罪，唯民是保，而利合于主，国之宝也。
视卒如婴儿，故可以与之赴深溪；视卒如爱子，故可与之俱死。厚而不能使，爱而不能令，乱而不能治，譬若骄子，不可用也。知吾卒之可以击，而不知敌之不可击，胜之半也；知敌之可击，而不知吾卒之不可以击，胜之半也；知敌之可击，知吾卒之可以击，而不知地形之不可以战，胜之半也。
故知兵者，动而不迷，举而不穷。故曰：知彼知己，胜乃不殆；知天知地，胜乃可全。
【译文】
孙子说：地形有“通”、“挂”、“支”、“隘”、“险”、“远”等六种。凡是我们可以去，敌人也可以来的地域，叫做“通”；在“通”形地域上，应抢先占开阔向阳的高地，保持粮道畅通，这样作战就有利。凡是可以前进，难以返回的地域，称作“挂”；在挂形的地域上，假如敌人没有防备，我们就能突击取胜。假如敌人有防备，出击又不能取胜，而且难以回师，这就不利了。凡是我军出击不利，敌人出击不利的地域叫做“支”。在“支”形地域上，敌人虽然以利相诱，我们也不要出击，而应该率军假装退却，诱使敌人出击一半时再回师反击，这样就有利。在“隘”形地域上，我们应该抢先占领，并用重兵封锁隘口，以等待敌人的到来；如果敌人已先占据了隘口，并用重兵把守，我们就不要去进攻；如果敌人没有用重兵据守隘口，那么就可以进攻。在“险”形地域上，如果我军先敌占领，就必须控制开阔向阳的高地，以等待敌人来犯；如果敌人先我占领，就应该率军撤离，不要去攻打它。在“远”形地域上，敌我双方地势均同，就不宜去挑战，勉强求战，很是不利。以上六点，是利用地形的原则。这是将帅的重大责任所在，不可不认真考察研究。
军队打败仗有“走”、“驰”、“陷”、“崩”、“乱”、“北”六种情况。这六种情况的发生，不是天时地理的灾害，而是将帅自身的过错。地势均同的情况下，以一击十而导致失败的，叫做“走”。士卒强捍，军官懦弱而造成失败的，叫做“驰”。将帅强悍，士卒儒弱而失败的，叫做“陷”。偏将怨仇不服从指挥，遇到敌人擅自出战，主将又不了解他们能力，因而失败的，叫做“崩”。将帅懦弱缺乏威严，治军没有章法，官兵关系混乱紧张，列兵布阵杂乱无常，因此而致败的，叫做“乱”。将帅不能正确判断敌情，以少击众，以弱击强，作战又没有精锐先锋部队，因而落败的，叫做“北”。以上六种情况，均是导致失败的原因。这是将帅的重大责任之所在，是不可不认真考察研究的。
地形是用兵打仗的辅助条件。正确判断敌情，考察地形险易，计算道路远近，这是高明的将领必须掌握的方法，懂得这些道理去指挥作战的，必定能够胜利；不了解这些道理去指挥作战的，必定失败。所以，根据分析有必胜把握的，即使国君主张不打，坚持打也是可以的；根据分析没有必胜把握的，即使国君主张打，不打也是可以的。所以，战不谋求胜利的名声，退不回避失利的罪责，只求保全百姓，符合国君利益，这样的将帅，才是国家的宝贵财富。
对待士卒象对待婴儿，士卒就可以同他共患难：对待士卒象对待自己的儿子，士卒就可以跟他同生共死。如果对士卒厚待却不能使用，溺爱却不能指挥，违法而不能惩治，那就如同骄惯了的子女，是不可以用来同敌作战的。只了解自己的部队可以打，而不了解敌人不可打，取胜的可能只有一半；只了解敌人可以打，而不了解自己的部队不可以打，取胜的可能也只有一半。知道敌人可以打，也知道自己的部队能打，但是不了解地形不利于作战，取胜的可能性仍然只有一半。所以，懂得用兵的人，他行动起来不会迷惑，他的战术变化无穷。
所以说：知彼知己，胜乃不殆；知天知地，胜乃可全。
九地第十一
【原文】
凡用兵之法，有散地，有轻地，有争地，有交地，有衢地，有重地，有圮地，有围地，有死地。诸侯自战其地者，为散地；入人之地而不深者，为轻地；我得亦利，彼得亦利者，为争地；我可以往，彼可以来者，为交地；诸侯之地三属，先至而得天下之众者，为衢地；入人之地深，背城邑多者，为重地；山林、险阻、沮泽，凡难行之道者，为圮地；所由入者隘，所从归者迂，彼寡可以击吾之众者，为围地；疾战则存，不疾战则亡者，为死地。是故散地则无战，轻地则无止，争地则无攻，交地则无绝，衢地则合交，重地则掠，圮地则行，围地则谋，死地则战。
所謂古之善用兵者，能使敌人前后不相及，众寡不相恃，贵贱不相救，上下不相收，卒离而不集，兵合而不齐。合于利而动，不合于利而止。敢问:“敌众整而将来，待之若何？”曰：“先夺其所爱，则听矣。”兵之情主速，乘人之不及，由不虞之道，攻其所不戒也。
凡为客之道，深入则专。主人不克，掠于饶野，三军足食。谨养而勿劳，并气积力，运兵计谋，为不可测。投之无所往，死且不北。死焉不得，士人尽力。兵士甚陷则不惧，无所往则固，深入则拘，不得已则斗。是故其兵不修而戒，不求而得，不约而亲，不令而信，禁祥去疑，至死无所之。吾士无余财，非恶货也；无余命，非恶寿也。令发之日，士卒坐者涕沾襟，偃卧者涕交颐。投之无所往，則诸、刿之勇也。
善用兵者，譬如率然。率然者，常山之蛇也。击其首则尾至，击其尾则首至，击其中则首尾俱至。敢问︰“兵可使如率然乎？”曰︰“可。夫吴人与越人相恶也，当其同舟而济，遇风，其相救也，如左右手。”是故方马埋轮，未足恃也；齐勇如一，政之道也；刚柔皆得，地之理也。故善用兵者，携手若使一人，不得已也。
将军之事，静以幽，正以治。能愚士卒之耳目，使之无知；易其事，革其谋，使人无识；易其居，迂其途，使人不得虑。帅与之期，如登高而去其梯；帅与之深入诸侯之地，而发其机。焚舟破釜，若驱群羊，驱而往，驱而来，莫知所之。聚三军之众，投之于险，此谓将军之事也。九地之变，屈伸之力，人情之理，不可不察也。
凡为客之道，深则专，浅则散。去国越境而师者，绝地也；四達者，衢地也；入深者，重地也；入浅者，轻地也；背固前隘者，围地也；无所往者，死地也。是故散地，吾将一其志；轻地，吾将使之属；争地，吾将趋其后；交地，吾将谨其守；衢地，吾将固其结；重地吾将继其食；圮地，吾将进其途；围地，吾将塞其阙；死地，吾将示之以不活。故兵之情：围则御，不得已则斗，过则从。
是故不知诸侯之谋者，不能预交；不知山林、险阻、沮泽之形者，不能行军；不用乡导者，不能得地利。四五者，不知一，非霸王之兵也。夫霸王之兵，伐大国，则其众不得聚；威加于敌，则其交不得合。是故不争天下之交，不养天下之权，信己之私，威加于敌，则其城可拔，其国可隳。施无法之赏，悬无政之令，犯三军之众，若使一人。犯之以事，勿告以言；犯之以利，勿告以害。投之亡地然后存，陷之死地然后生。夫众陷于害，然后能为胜败。故为兵之事，在於佯順敌之意，并敌一向，千里杀将，是谓巧能成事者也。
是故政举之日，夷关折符，无通其使，厉于廊庙之上，以诛其事。敌人开阖，必亟入之，先其所爱，微与之期。践墨随敌，以决战事。是故始如处女，敌人开户；后如脱兔，敌不及拒。
【译文】
孙子说：按照用兵的原则，军事地理有散地、轻地、争地、交地、衢地、重地、圮地、围地、死地。诸侯在本国境内作战的地区，叫做散地。在敌国浅近纵深作战的地区，叫做轻地。我方得到有利，敌人得到也有利的地区，叫做争地。我军可以前往，敌军也可以前来的地区，叫做交地。多国相毗邻，先到就可以获得诸侯列国援助的地区，叫做衢地。深入敌国腹地，背靠敌人众多城邑的地区，叫做重地。山林险阻沼泽等难于通行的地区，叫做圮地。行军的道路狭窄，退兵的道路迂远，敌人可以用少量兵力攻击我方众多兵力的地区，叫做围地。迅速奋战就能生存，不迅速奋战就会全军覆灭的地区，叫做死地。因此，处于散地就不宜作战，处于轻地就不宜停留，遇上争地就不要勉强强攻，遇上交地就不要断绝联络，进入衢地就应该结交诸侯，深入重地就要掠取粮草，碰到圮地就必须迅速通过，陷入围地就要设谋脱险，处于死地就要力战求生。
从前善于指挥作战的人，能使敌人前后部队不能相互策应，主力和小部队无法相互依靠，官兵之间不能相互救援，上下级之间不能互相联络，士兵分散不能集中，合兵布阵也不整齐。对我有利就打，对我无利就停止行动。试问：敌人兵员众多且又阵势严整向我发起进攻，那该用什么办法对付它呢？回答是：先夺取敌人最关心爱护的，这样就听从我们的摆布了。用兵之理贵在神速，要乘敌人措手不及的时机，走敌人意料不到的道路，攻击敌人没有戒备的地方。
在敌国境内进行作战的一般规律是：越深入敌国腹地，我军军心就越坚固，敌人就不易战胜我们。在敌国丰饶地区掠取粮草，部队给养就有了保障。要注意休整部队，不要使其过于疲劳，保持土气，养精蓄锐。部署兵力，巧设计谋，使敌人无法判断我军的意图。将部队置于无路可走的绝境，士卒就会宁死不退。士卒既能宁死不退，那么他们怎么会不殊死作战呢！士卒深陷危险的境地，就不再存在恐惧，一旦无路可走，军心就会牢固。深入敌境军队就不会离散。遇到迫不得已的情况，军队就会殊死奋战。因此，不须整饬就能注意戒备，不用强求就能完成任务，无须约束就能亲密团结，不待申令就会遵守纪律。禁止占卜迷信，消除士卒的疑虑，他们至死也不会逃避。我军士卒没有多余的钱财，并不是不爱钱财；士卒置生死于度外，也不是不想长寿。当作战命令颁布之时，坐着的士卒泪沾衣襟，躺着的士卒泪流满面，但把士卒置于无路可走的绝境，他们就都会象专诸、曹刿一样的勇敢。
善于指挥作战的人，能使部队自我策应如同“率然”蛇一样。“率然”是常山地方一种蛇，打它的头部，尾巴就来救应；打它的尾，头就来救应；打它的腰，头尾都来救应。试问：可以使军队象“率然”一样吧？回答是：可以。那吴国人和越国人是互相仇视的，但当他们同船渡河而遇上大风时，他们相互救援，就如同人的左右手一样。所以，想用缚住马缰、深埋车轮这种显示死战决心的办法来稳定部队，是靠不住的。要使部队能够齐心协力奋勇作战如同一人，关键在于部队管理教育有方。要使强弱不同的士卒都能发挥作用，在于恰当地利用地形。所以善于用兵的人，能使全军上下携手团结如同一人，这是因为客观形势迫使部队不得不这样。
主持军事行动，要做到考虑谋略沉着冷静而幽深莫测，管理部队公正严明而有条不紊。要能蒙蔽士卒的视听，使他们对于军事行动毫无所知；变更作战部署，改变原定计划，使人无法识破真相；不时变换驻地，故意迂回前进，使人无从推测意图。将帅向军队赋予作战任务，要象使其登高而抽去梯子一样。将帅率领士卒深入诸侯国土，要象弩机发出的箭一样一往无前。对待士卒要能如驱赶羊群一样，赶过去又赶过来，使他们不知道要到哪里去。集结全军，把他们置于险境，这就是统帅军队的要点。九种地形的应变处置，攻防进退的利害得失，全军上下的心理状态，这些都是作为将帅不能不认真研究和周密考察的。
在敌国境内作战的规律是：深入敌境则军心稳固，浅入敌境则军心容易涣散。进入敌境进行作战的称为绝地；四通八达的地区叫做衢地；进入敌境纵深的地区叫做重地；进入敌境浅的地区叫做轻地；背有险阻前有隘路的地区叫围地；无路可走的地区就是死地。因此，在散地，要统一军队意志；在轻地，要使营阵紧密相连；在争地，要迅速出兵抄到敌人的后面；在交地，就要谨慎防守；在衢地，就要巩固与列国的结盟；入重地，就要保障军粮供应；在圮地，就必须迅速通过；陷入围地，就要堵塞缺口；到了死地，就要显示死战的决心。所以，士卒的心理状态是：陷入包围就会竭力抵抗，形势逼迫就会拚死战斗，身处绝境就会听从指挥。
不了解诸侯列国的战略意图，就不要与之结交；不熟悉山林、险阻、沼泽等地形情况，就不能行军；不使用向导，就无法得到地利。这些情况，如有一样不了解，都不能成为称王争霸的军队。凡是王霸的军队，进攻大国，能使敌国的军民来不及动员集中；兵威加在敌人头上，能够使敌方的盟国无法配合策应。因此，没有必要去争着同天下诸侯结交，也用不着在各诸侯国里培植自己的势力，只要施展自己的战略意图，把兵威施加在敌人头上，就可以拔取敌人的城邑，摧毁敌人的国都。施行超越惯例的奖赏，颁布不拘常规的号令，指挥全军就如同使用一个人一样。向部下布置作战任务，但不说明其中意图。只告知利益而不指出危害。将士卒置于危地，才能转危为安；使士卒陷于死地，才能起死回生。军队深陷绝境，然后才能赢得胜利。所以，指导战争的关键，在于谨慎地观察敌人的战略意图，集中兵力攻击敌人一部，千里奔袭，斩杀敌将，这就是所谓巧妙用兵，实现克敌制胜的目的。
因此，在决定战争方略的时候，就要封锁关口，废除通行符证，不充许敌国使者往来；要在庙堂里再三谋划，作出战略决策。敌人一旦出现间隙，就要迅速乘机而入。首先夺取敌人战略要地，但不要轻易与敌约期决战。要灵活机动，因敌情来决定自己的作战行动。因此，战争开始之前要象处女那样显得沉静柔弱，诱使敌人放松戒备；战斗展开之后，则要象脱逃的野兔一样行动迅速，使敌人措手不及，无从抵抗。
火攻第十二
【原文】
凡火攻有五：一曰火人，二曰火积，三曰火辎，四曰火库，五曰火队。行火必有因，煙火必素具。发火有时，起火有日。时者，天之燥也。日者，月在箕、壁、翼、轸也。凡此四宿者，风起之日也。
凡火攻，必因五火之变而应之：火发于内，则早应之于外；火发而其兵静者，待而勿攻，极其火力，可从而从之，不可从则止；火可发于外，无待于内，以时发之；火发上风，无攻下风；昼风久，夜风止。凡军必知有五火之变，以数守之。故以火佐攻者明，以水佐攻者强。水可以绝，不可以夺。
夫战胜攻取而不修其功者凶，命曰“费留”。故曰：明主虑之，良将慎之。非利不动，非得不用，非危不战。主不可以怒而兴师，将不可以愠而致战。合于利而动，不合于利而止。怒可以复喜，愠可以复悅，亡国不可以复存，死者不可以复生。故明主慎之，良将警之，此安国全军之道也。
【译文】
孙子说：火攻形式共有五种，一是火烧敌军人马，二是焚烧敌军粮草，三是焚烧敌军辎重，四是焚烧敌军仓库，五是火烧敌军运输设施。实施火攻必须具备条件，火攻器材必须随时准备。放火要看准天时，起火要选好日子。天时是指气候干燥，日子是指月亮行经“箕”、“壁”、“翼”、“轸”四个星宿位置的时候。月亮经过这四个星宿的时候，就是起风的日子。
凡用火攻，必须根据五种火攻所引起的不同变化，灵活部署兵力策应。在敌营内部放火，就要及时派兵从外面策应。火已烧起而敌军依然保持镇静，就应等待，不可立即发起进攻。待火势旺盛后，再根据情况作出决定，可以进攻就进攻，不可进攻就停止。火可从外面放，这时就不必等待内应，只要适时放火就行。从上风放火时，不可从下风进攻。白天风刮久了，夜晚就容易停止。军队都必须掌握这五种火攻形式，等待条件具备时进行火攻。用火来辅助军队进攻，效果显著；用水来辅助军队进攻，攻势必能加强。水可以把敌军分割隔绝，但却不能焚毁敌人的军需物资。
凡打了胜仗，攻取了土地城邑，而不能巩固战果的，会很危险，这种情况叫做“费留”。所以说，明智的国君要慎重地考虑这个问题，贤良的将帅要严肃地对待这个问题。没有好处不要行动，没有取胜的把握不能用兵，不到危急关头不要开战。国君不可因一时愤怒而发动战争，将帅不可因一时的气忿而出阵求战。符合国家利益才用兵，不符合国家利益就停止。愤怒还可以重新变为欢喜，气忿也可以重新转为高兴，但是国家灭亡了就不能复存，人死了也不能再生。所以，对待战争，明智的国君应该慎重，贤良的将帅应该警惕，这是安定国家和保全军队的基本道理。
用间第十三
【原文】
孙子曰：凡兴师十万，出征千里，百姓之费，公家之奉，日费千金，内外骚动，怠于道路，不得操事者，七十万家。相守数年，以争一日之胜，而爱爵禄百金，不知敌之情者，不仁之至也，非民之将也，非主之佐也，非胜之主也。
故明君贤将所以动而胜人，成功出于众者，先知也。先知者，不可取于鬼神，不可象于事，不可验于度，必取于人，知敌之情者也。
故用间有五：有因间，有内间，有反间，有死间，有生间。五间俱起，莫知其道，是谓神纪，人君之宝也。乡间者，因其乡人而用之；内间者，因其官人而用之；反间者，因其敌间而用之；死间者，为诳事于外，令吾闻知之而传于敌间也；生间者，反报也。
故三军之事，莫亲于间，赏莫厚于间，事莫密于间，非圣智不能用间，非仁义不能使间，非微妙不能得间之实。微哉微哉！无所不用间也。间事未发而先闻者，间与所告者皆死。凡军之所欲击，城之所欲攻，人之所欲杀，必先知其守将、左右、谒者、门者、舍人之姓名，令吾间必索知之。
必索敌间之来间我者，因而利之，导而舍之，故反间可得而用也；因是而知之，故乡间、内间可得而使也；因是而知之，故死间为诳事，可使告敌；因是而知之，故生间可使如期。五间之事，主必知之，知之必在于反间，故反间不可不厚也。
昔殷之兴也，伊挚在夏；周之兴也，吕牙在殷。故明君贤将，能以上智为间者，必成大功。此兵之要，三军之所恃而动也。
【译文】
孙子说：凡兴兵十万，征战千里，百姓的耗费，国家的开支，每天都要花费千金，前后方**不安，戌卒疲备地在路上奔波，不能从事正常生产的有七十万家。这样相持数年，就是为了决胜于一旦，如果吝惜爵禄和金钱，不肯用来重用间谍，以致因为不能掌握敌情而导致失败，那就是不仁到极点了。这种人不配作军队的统帅，算不上国家的辅佐，也不是胜利的主宰。
所以，明君和贤将之所以一出兵就能战胜敌人，功业超越众人，就在于能预先掌握敌情。要事先了解敌情，不可求神问鬼，也不可用相似的现象作类比推测，不可用日月星辰运行的位置去验证，一定要取之于人，从那些熟悉敌情的人的口中去获取。
间谍的运用有五种，即乡间、内间、反间、死间、生间。五种间谍同时用起来，使敌人无从捉摸我用间的规律，这是使用间谍神妙莫测的方法，也正是国君克敌制胜的法宝。所谓乡间，是指利用敌人的同乡做间谍；所谓内间，就是利用敌方官吏做间谍；所谓反间，就是使敌方间谍为我所用；所谓死间，是指制造散布假情报，通过我方间谍将假情报传给敌间，诱使敌人上当，一旦真情败露，我间难免一死；所谓生间，就是侦察后能活着回来报告敌情的人。
所以在军队中，没有比间谍更亲近的人，没有比间谍更为优厚奖赏的，没有比间谍更为秘密的事情了。不是睿智超群的人不能使用间谍，不是仁慈慷慨的人不能指使间谍，不是谋虑精细的人不能得到间谍提供的真实情报。微妙啊，微妙！无时无处不可以使用间谍。间谍的工作还未开展，而已泄露出去的，那么间谍和了解内情的人都要处死。凡是要攻打的敌方军队，要攻占的敌方城市，要刺杀的敌方人员，都须预先了解其主管将领、左右亲信、负责传达的官员、守门官吏和门客幕僚的姓名，指令我方间谍一定要将这些情况侦察清楚。
一定要搜查出敌方派来侦察我方军情的间谍，从而用重金收买他，引诱开导他，然后再放他回去，这样，反间就可以为我所用了。通过反间了解敌情，乡间、内间也就可以利用起来了。通过反间了解敌情，就能使死间传播假情报给敌人了。通过反间了解敌情，就能使生间按预定时间报告敌情了。五种间谍的使用，国君都必须了解掌握。了解情况的关键在于使用反间，所以对反间不可不给予优厚的待遇。
从前殷商的兴起，在于重用了在夏朝为臣的伊挚，他熟悉并了解夏朝的情况；周朝的兴起，是由于周武王重用了了解商朝情况的吕牙。所以，明智的国君，贤能的将帅，能用智慧高超的人充当间谍，就一定能建树大功。这是用兵的关键，整个军队都要依靠间谍提供的敌情来决定军事行动。
篇6：经典古籍《鬼谷子》
经典古籍《鬼谷子》
创作背景
《鬼谷子》成书于春秋战国时期，这个时期周朝衰微，无实际控制能力，中原各国因社会经济条件不同，各国间战争日益加剧。根据许倬云编写的统计材料，公元前722—前464年的259年中，只有38年没有战争。各国之间的竞争，也间接带动了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发展，于是一个新的社会阶层应运出现了，这就是士。他们来自社会的各个方面，地位虽然较低，但很多是有学问有才能的人，有的是通晓天文、历算、地理等方面知识的学者，有的是政治、军事的杰出人才。其代表人物如孟子、墨子、庄子、荀子、韩非子、以及商鞅、申不害、许行、陈相、苏秦、张仪等，都是著名思想家、政治家、军事家或科学家。
由于士的出身不同，立场不同，因而在解决或回答现实问题时，提出的政治主张和要求也不同。他们著书立说，争辩不休，出现了百家争鸣的局面，形成了儒家、道家、墨家、法家、阴阳家、名家、纵横家、杂家、农家、小说家等许多学派。鬼谷子是当时的纵横家，也是活跃于外交舞台上的名士张仪、苏秦的老师，俗称“鬼谷先生”。《史记》的《苏秦列传》和《张仪列传》都说他们“习之于鬼谷先生”，“俱事鬼谷先生学术”。鬼谷子因隐居于鬼谷，以地得名。在战国时代频繁的外交活动和热烈的“百家争鸣”的激励下，他曾经东行游学于齐、魏等国，在那里授徒讲学。并在齐国留下其宝贵的讲稿。据1973年在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的《战国纵横家书》记载，苏秦约与燕昭王处于同时代，而张仪则与秦惠文王处于同时代，苏秦的活动年代要比张仪晚二三十年。他们先后在鬼谷先生处学习游说技术，后来都成为著名的外交活动家，在合纵连横的兼并战争中建过功业，这些都先后为《鬼谷子》的成书创造了条件。
哲学思想
《鬼谷子》思想学说之所以能在百家争鸣战国时期独树一峡，不仅在于他的与众不同的纵横理论，更在于他以“道”为理论依托，将其思想学说提升到哲学的高度。在书中鬼谷子的哲学思想对老子道家思想进行了吸收并有进一步的突破发展，运用到实践领域，实现了理论与实践的统一。
“道”是宇宙的本源
先秦时代的文献中常有提及“天道”、“人道”等概念，而首先将“道”提到一个哲学范畴高度的是老子，将“道”视为宇宙之本，将阴阳作为化生万物之因。“道者万物之奥”（六十二章）[|]，这里的“奥”，有荫蔽，隐藏的意思，即道是万物藏身之所，是万物生长的庇荫。“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四十二章）[2]道是宇宙万物的本源，产生原始混沛的气，再产生阴阳二气，阴阳二气又产生中和之气，阴阳二气与其作用产生的中和之气产生万物。万物都有阴阳二气，互相冲击渗透成为和气。之后的《庄子》也继承了这一思想：“夫昭生于冥冥，有伦生于无形，精神生于道，形本生于精，而万物以形相生……天不得不高，地不得不广，日月不得不行，万物不得不昌。此其道与！”（《知北游》）天无“道”则不高，地无“道”则不广，日月无“道”则不行，万物无“道”则不能昌盛，世间万物都由“道”来决定。
从本体论的进路来看，《老子》和《庄子〉〉的“道”皆是是万物之所以为万物的形而上的根据，《鬼谷子》也是如此，《本经阴符七术》云：“道者，天地之始也，一其纪也”首先就说道是天地宇宙的本源。纪，纲纪，“一其纪”就是一是道的纲纪，是由道产生的万物的.总原理。接着又说：“物之所造，天之所生，包容无形，化气先天地而成，莫见其形，莫知其名，谓之神灵。故道者，神明之源，一其化端，是以德养五气，心能得一，乃有其术。” “一其化端”，一是化万物的开端，认为“道生一”并非常重视“一”的作用，这点与老庄的“道”相合，《老子》的“道”有时也用一表示：“昔之得一者：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宁，神得一以灵，谷得一以盈，万物得一以生，侯王得一以为天下贞”（三十九章）。《庄子》中也有相同论述：“一之所起，有一而未形”（《天地》）。
由此我们可以得到《鬼谷子》的宇宙生成模式，即道生一，一化气，气生天地而后有万物，这与《老子》“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即道生成一，一生成阴阳二气，阴阳交互生成天地万物的宇宙生成模式也是十分相近的。
“道”无形无名、周密贵微
上段引文提到道是“莫见其形，莫知其名，谓之神灵”的，陶弘景注曰：“言天道混成，阴阳陶铸，万物以之造化，天地以之生成，包容宏厚，莫见其形，至于化育之气，乃先天地而成，不可以状貌诘，不可以名字寻，妙万物而为言，是以谓之神灵”因此《鬼谷子》的道无形无名，不可被感知，《本经阴符经》篇又云“神道混纯为一，以变论万，说义无穷”是说道神妙混纯莫测，在《反应》篇中也有相关描述“古之大化者，乃与无形俱生”。这些说到底都是对老子道论思想的吸收和利用。《老子》云：“有物混成……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强为名之曰大。”（二十五章）又“视之不见名曰夷，听之不闻名曰希，博之不得名曰微。……是为无状之状，无物之象，是为惚恍。迎之不见其首；随之不见其后”（十四章）丨。道不是现象，具有无形无名，不可感知，不可言说的特点。
在《鬼谷子》中，道的另一特点是周密贵微，“即欲捭之，贵周；即欲阖之，贵密。周密之贵微，而与道相追”（《捭阖篇》）。捭贵在周详，阖贵在隐密。周详隐秘，与道相合。又“故谋必欲周密”（《摩篇》）。将“道”的范畴引入游说纵横的谋略中，自然也必须周详隐秘。注重细节，从微观的角度，关注事物最细小的变化，以免招致祸患。上文介绍《鬼谷子？抵戏》篇提到“戏”有缝隙的意思，《抵戏》整篇所言都是对微小事物的防范，“事之危也，圣人知之，独保其用。因化说事，通达计谋，以识细微。经秋毫之末，挥之于太山之本”。这也是老庄思想所主张的，《老子》有：“古之善为士者，微妙玄通，深不可识。”（十五章）图难于其易，为大于其细。天下难事，比作于易，天下大事，必作于细”（六十三章），“其安易持，其未兆易谋；其脆易判，其微易散。为之于未有，治之于未乱。合抱之木，生于毫末；九层之台，始于累土”（六十四章）。《庄子？齐物论》有：“天下莫大于秋毫之末，而太山为小”[3]，与上面的“经“经秋毫之末，挥之于太山之本”的说法非常相似。
“道”之“无为”与”不争”
《老子》认为“为道日损，损之又损，以至无为。无为而无不为”（四十八章）[4]。真正的修道工夫，须用减法，一步步否定减损固有的偏见思维和外部纷纷扰。老子的“无为”并非不为，什么都不去做，而是不妄为，要依照事物的自然属性，顺其自然地作为，因此又是无不为。
《鬼谷子》继承了老子“为道日损”乃至“无为而无不为”的思想，在《本经阴符经》“损兑”一段中有云：”故圣人以无为待有德，言察辞合于事。兑者，知之也。损者，行之也。损之说之，物有不可者，圣人不为辞也。”有关损兑的含义，陶弘景有注：“《老子》曰：‘塞其兑。’河上公曰：'兑，目也’《庄子》曰：‘心有眼’然则，兑者谓之以心眼察理也；损者谓减损他虑，专以心察也。”
故这里的意思是指圣人用自然无为应对所得，言辞观察与具体事情相符合。专心观察，是为了了解事物；减少杂念，是为了坚持行动。减少杂念专心观察之后，事情如果还是不行，圣人是不会加强辩解的。这里既提到了“为道日损”的体道工夫，又与《老子》的“圣人行不言之教，处无为之事”（二章）的思想相契合。而对“无为”之强调，《鬼谷子》中也时有体现，认为谋略“无为而贵智”（《谋篇》），真人“无为以包志虑思意”，圣人“以无为待有德”“常为无不为，所听无不听”，养志“无为而求，安静五脏，和通六腑”（《本经阴符经》）；“夫贤、不肖；智、愚；勇、怯；仁、义有差。乃可捭，乃可阖，乃可进，乃可退，乃可贱，乃可贵；无为以牧之。”（《捭阖》）。
在道之“无为”的基础上，《鬼谷子》与《老子》都有着‘‘不争”的思想。《老子》认为水与道相似的原因在于“水善利万物而不争……夫唯不争，故无尤”（第八章）；《鬼谷子》则是将“不争”的思想运用到为政治国、军事战略之中，这一点在《摩》篇中有着最集中的体现：“所谓主事日成者，积德也，而民安之，不知其所以利。积善也，而民道之，不知其所以然；而天下比之神明也。主兵日胜者，常战于不争不费，而民不知所以服，不知所以畏，而天下比之神明。”主持政事总有成绩的人，积累德政，人们安居乐业，不知道是谁给了他们利益；积累善政，人们都去做，不知道是为什么。指挥战争常常胜利的人，通常不争取什么，不耗费资材，老百姓不知道为什么归服他，为什么害怕他。所以天下的人都把他比作明。《老子》在行军作战方面中也有“不争”的论断：“善为士者，不武；善战者，不怒；善胜敌者不与，善用人者，为之下。是谓不争之德，是谓用人之力，是谓配天，古之极。”（六十八章）
道法自然
《老子》云“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二十五章），人们效法大地劳作繁衍，大地效法上天孕育万物，上天效法道，道效法自然。即尊重事物的自然规律，顺其自然，顺应天地四时之变化。《鬼谷子？持枢篇》虽然残存简赅，但寥寥数句，也表达出顺应天地四时的观点。“持枢”谓“春生、夏长、秋收、冬藏，天之正也，不可干而逆之。逆之者，虽成必败。故人君亦有天枢，生养成藏，亦复不别干而逆之。逆之，虽盛必衰。此天道、人君之大纲也。”⑷这体现的是中国古代“天人相应”、“天人合一”的思想：人与自然是一个有机统一的整体，春天生发、夏天茂盛、秋天收获，冬天蔽藏，这是自然的运行之道，自然界的都要遵循这一根本法则，违背他就会自取灭亡。
上面的“正”字，陶弘景注曰：“言春夏秋冬四时运用，不为而自然也。不为而自然，所以为正也”《庄子？德充符》言：“受命于天，惟舜独也正，幸能正生，以正众生”，正生即正性，”正”是标准或法则。这里都是告诫世人做一切事都要要依循自然规律，效法自然。
篇7：渔父古籍
先秦：屈原
屈原既放，游于江潭，行吟泽畔，颜色憔悴，形容枯槁。渔父见而问之曰：“子非三闾大夫与？何故至于斯？”屈原曰：“举世皆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是以见放。”
渔父曰：“圣人不凝滞于物，而能与世推移。世人皆浊，何不淈其泥而扬其波？众人皆醉，何不餔其糟而歠其醨？何故深思高举，自令放为？”
屈原曰：“吾闻之，新沐者必弹冠，新浴者必振衣；安能以身之察察，受物之汶汶者乎？宁赴湘流，葬于江鱼之腹中。安能以皓皓之白，而蒙世俗之尘埃乎?”
渔父莞尔而笑，鼓枻而去，乃歌曰：“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吾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吾足。”遂去，不复与言。
译文
屈原遭到了放逐，在沅江边上游荡。他沿着江边走边唱，面容憔悴，模样枯瘦。渔父见了向他问道：“您不是三闾大夫么，为什么落到这步田地？”屈原说：“天下都是浑浊不堪只有我清澈透明（不同流合污），世人都迷醉了唯独我清醒，因此被放逐。”
渔父说：“圣人不死板地对待事物，而能随着世道一起变化。世上的人都肮脏，何不搅浑泥水扬起浊波，大家都迷醉了，何不既吃酒糟又大喝其酒？为什么想得过深又自命清高，以至让自己落了个放逐的下场？”
屈原说：“我听说：刚洗过头一定要弹弹帽子，刚洗过澡一定要抖抖衣服。怎能让清白的身体去接触世俗尘埃的污染呢？我宁愿跳到湘江里，葬身在江鱼腹中。怎么能让晶莹剔透的纯洁，蒙上世俗的尘埃呢？”
渔父听了，微微一笑，摇起船桨动身离去。唱道：“沧浪之水清又清啊，可以用来洗我的帽缨;沧浪之水浊又浊啊，可以用来洗我的脚。”便远去了，不再同屈原说话。
注释
既：已经，引申为“（在）……之后”。
颜色：脸色。形容：形体容貌。
三闾（lǘ)大夫：掌管楚国王族屈、景、昭三姓事务的官。屈原曾任此职。
是以见放，是：这。以：因为。见：被。
淈(gǔ)：搅浑。
餔：吃。糟：酒糟。歠(chuò)：饮。醨(lí)：薄酒。 成语：哺糟歠醨
高举：高出世俗的行为。在文中与“深思”都是渔父对屈原的批评，有贬意，故译为(在行为上)自命清高。举，举动。
沐：洗头。
浴：洗身，洗澡。
察察：皎洁的样子。
汶(mén)汶：污浊。
皓皓：洁白的或高洁的样子。
莞尔：微笑的样子。
鼓枻：摇摆着船桨。.鼓：拍打。枻(yì)：船桨。
沧浪：水名，汉水的支流，在湖北境内。或谓沧浪为水清澈的样子。“沧浪之水清兮”四句：这首《沧浪歌》也见于《孟子·离娄上》，二“吾”字皆作“我”字。
濯：洗。
缨：系帽的带子，在颔下打结。
遂去，遂：于是。去：离开。
不复与言，复：再。
赏析
在第一部分中，屈原开始露面。文章交待了故事发生的背景、环境以及主人公的特定情况。时间是在“既放”之后，即屈原因坚持爱国的政治主张遭到楚顷襄王的放逐之后；地点是在“江潭”、“泽畔”，从下文“宁赴湘流”四字看来，当是在接近湘江的沅江或沅湘间的某一江边、泽畔；其时屈原的情况是正心事重重，一边走一边口中念念有词。文中以“颜色憔悴，形容枯槁”八字活画出屈原英雄末路、心力交瘁、形销骨立的外在形象。
第二部分是文章的主体。在这部分中，渔父上场，并开始了与屈原的问答。对渔父不作外形的描述，而是直接写出他心中的两个疑问。一问屈原的身份：“子非三闾大夫与?”屈原曾任楚国的三闾大夫(官名)，显然渔父认出了屈原，便用反问以认定身份。第二问才是问话的重点所在：“何故至于斯?”落魄到这地步，当是渔父所没有料想到的。由此一问，引出屈原的答话，并进而展开彼此间的思想交锋。屈原说明自己被流放的原因是“举世皆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即自己与众不同，独来独往，不苟合，不妥协。由此引出渔父的进一步的议论。针对屈原的自是、自信，渔父提出，应该学习“圣人不凝滞于物，而能与世推移”的`榜样，并以三个反问句启发屈原“淈泥扬波”、“哺糟歠酾”，走一条与世浮沉、远害全身的自我保护的道路。他认为屈原不必要“深思高举”，从思想到行为无不高标独立，以致为自己招来流放之祸。渔父是一位隐者，是道家思想的忠实信徒。老子说：“和其光，同其尘。”(《老子》)庄子说：“虚而委蛇。”(《庄子·应帝王》，后世成语作“虚与委蛇”)渔父所取的人生哲学、处世态度，正是从老庄那里继承过来的。他所标举的“圣人”，指的正是老、庄一类人物。儒家的大圣人则说：“道不同，不相为谋。”(《论语·卫灵公》)坚持“苏世独立，横而不流”(《九歌·橘颂》)的高尚人格的屈原，对于渔父的“忠告”当然是格格不入的。他义正辞严地进一步表明了自己的思想、主张。他以“新沐者必弹冠，新浴者必振衣”的两个浅近、形象的比喻，说明自己洁身自好、决不同流合污的态度。又以不能以自己的清白之身受到玷污的两个反问句，表明了自己“宁赴湘流”，不惜牺牲性命也要坚持自己的理想。屈原在《离骚》中就曾旗帜鲜明地表示过：“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既莫足与为美政兮，吾将从彭咸之所居!”《渔父》中的屈原，正是这样一个始终不渝地坚持理想、不惜舍生取义的生活中的强者。司马迁将《渔父》的文字作为史料载入屈原的传记中，当也是有见于所写内容的真实性，至少是符合屈原一以贯之的思想性格的。
全文的最后一部分，笔墨集中在渔父一人身上。听了屈原的再次回答，渔父“莞尔而笑”，不再答理屈原，兀自唱起“沧浪之水清兮”的歌，“鼓枻而去”。这部分对渔父的描写十分传神。屈原不听他的忠告，他不愠不怒，不强人所难，以隐者的超然姿态心平气和地与屈原分道扬镳。他唱的歌，后人称之为《渔父歌》(宋人郭茂倩《乐府诗集》第八十三卷将此歌作为《渔父歌》的“古辞”收入)，也《沧浪歌》或《孺子歌》。歌词以“水清”与“水浊”比喻世道的清明与黑暗。所谓水清可以洗帽缨、水浊可以洗脚，大意仍然是上文“圣人不凝滞于物，而能与世推移”的意思，这是渔父和光同尘的处世哲学的一种较为形象化的说法。
最后这一部分，不见于《史记》屈原本传中。从全篇结构来说，这一部分却是不可或缺的：它进一步渲染了渔父的形象；渔父无言而别、唱歌远去的结尾，也使全文获得了悠远的情韵。不少研究者认为《渔父》这篇作品是歌颂屈原的。但从全文的描写、尤其是从这一结尾中，似乎很难看出作者有专门褒美屈原、贬抑渔父的意思。《渔父》的价值在于相当准确地写出了屈原的思想性格，而与此同时，还成功地塑造了一位高蹈遁世的隐者形象。后世众多诗赋词曲作品中吟啸烟霞的渔钓隐者形象，从文学上溯源，都不能不使我们联想到楚辞中的这篇《渔父》。如果一定要辨清此文对屈原与渔父的感情倾向孰轻孰重，倒不妨认为他比较倾向于作为隐者典型的渔父。
《渔父》是一篇可读性很强的优美的散文。开头写屈原，结尾写渔父，都着墨不多而十分传神；中间采用对话体，多用比喻、反问，生动、形象而又富于哲理性。从文体的角度看，在楚辞中，唯有此文、《卜居》以及宋玉的部分作品采用问答体，与后来的汉赋的写法已比较接近。前人说汉赋“受命于诗人，拓宇于楚辞”(刘勰《文心雕龙·诠赋》)，在文体演变史上，《渔父》无疑是有着不可忽视的重要地位的。
篇8：古籍基本知识
古籍基本知识
古籍，是中国古代书籍的简称，主要指书写或印刷于19以前具有中国古典装帧形式的书籍。
一、古籍版式
古籍版式指古籍版刻的样式。包括版面、大小题名、版框（亦称边栏）、界行、天头、地脚、版心、行款、字数、鱼尾、象鼻、书耳、书牌、条记、句读、插图等等。版式的概念出现在雕版印刷行世之后，但明显保留了雕版印刷之前的简策、手写帛书等装帧形式的特点。
1、版框：也称为边栏，指每版内围框文字的四周边线，上方叫“上栏”，下方叫“下栏”，两旁叫“左右栏”。单线的叫“单边”或“单栏”，双线的叫“双边”或“双栏”。一般比较粗黑，给人稳定感。四周只印一道粗黑的边线，称为四周单边。四周粗黑线内侧再刻一细黑线，称四周双边。如果仅左右粗黑线内侧有细黑线，称为左右双边。不仅有规范、整齐版面的作用，而且保留了简策、帛书的遗风。
2、界行：也称界格。指在版面内分割行字的直线。两道隔线间的.条格叫界格，是竹木简书籍的流风余韵。在鉴定和著录时，人们习惯以半叶计算，叫做“半叶× 行×字”，有的径称“×行×字”，若每一行中有两排字（通常为大字的注解），叫做“小字双行每行×字”。若双行字数与单行正文相同，就不再注出。这种著录和说明方式，称为行格，又称行款。
3、天头：版框外空白纸的上方叫天头。
4、地脚：版框外空白纸的下方叫地脚。
5、版心：也称“叶心”，或简称“心”， 指古籍书叶两半叶之间、没有正文的一行。为折装整齐，版心多刻有鱼尾、口线等，为便检索，也常记有书名、卷数、页码、每卷小题、刻工姓名等文字。因为这一行居于两版的中心，故称版心。 版心通常有用作对折准绳的黑线和鱼尾形图案。
6、书口：又称版口，或简称口。指书籍装订成册后开合一侧的端面，有白口、黑口等款式。就书版而言它是版心。对于以包背装或线装的方式装订起来的书籍而言，这一部分为书可以翻阅的开口，故称书口。
7、鱼尾：版心中间的图形因其酷似鱼尾，故名。刻于距版心上边大约四分之一之处。有时版心上下方都有鱼尾。一个鱼尾为单鱼尾，两个鱼尾称双鱼尾，个别有三鱼尾。鱼尾刻印出花样的称花鱼尾。鱼尾的作用是用作标示中缝线，作为折叶的标准。
8、象鼻：鱼尾上下到版框有一条线，叫做象鼻。象鼻为一条细黑线的叫细黑口或小黑口，象鼻为一条粗黑线的称为粗黑口或大黑口，无象鼻者为白口。
9、书耳：版框外左上角的空格，里面刻有简单的篇名，因为形状象耳朵，所以称书耳。书耳中的题名叫耳题、耳记。
10、墨钉：又称墨等。指版面上常有文字般大小的黑墨块，形状似钉帽。出现的原因是文稿雕版时未定的文字，等待校勘后写上去再印。
11、书牌：又称牌记，与现在的版权页类似，常常镌有书名、作者、镌版人、藏版人、刊刻年代、刊版地点等。明清时期的书牌作用多为表示特色和所有权，明清以前则更多是刻书题记，讲刻书缘起，选用底本，校本，甚至多少具有广告宣传作用。
12、大题：指一种书的题名。
13、小题：指一种书内各篇卷的题名。
14、行款：又称“行格”，指正文之行数与字数。通常以半叶计算。同一种书，不同时期有不同刻本，行款也往往不同。故行款为鉴别版本依据之一。
15、朱丝栏 乌丝栏：行格界栏以红色印的称为朱丝栏，以黑色印的称为乌丝栏。主要见于唐以前写本。明清时期，专有印刷各种颜色笺格的作坊，用不同颜色和界栏笺纸抄写的古籍，通常直接著录为红格、黑格、蓝格、绿格等等。
二、古籍版式
单叶装订成册，就成为一部古籍。现存古籍以线装居多。古籍的结构是指一部具体古籍外在形式和内容的各个组成部分，在流传的过程中，逐渐有其特定的名称。
1、书签：用作题写书名的长方形纸条，一般贴在古籍封皮左上角。有时还有册次和题写人姓名。
2、书衣：为保护书在书的前后加的封衣，也称封皮，一般选用较硬的纸作为书衣的材料，并在书衣上题写书名。
3、书名叶：在封皮之后，题有书名的一叶，又称封面、封、面叶、内封面。书名叶的后面一般加上一张空白纸，叫护叶或扉叶。
4、书脑：装订时，锥眼订线的地方叫书脑。
5、书脊：也称书背，一书装订处的侧面，如同书的脊背，称为书脊。
6、书首：书脊的最上端，称为书首，又称为书头。
7、书脚：书脚是书的底部，有些藏书家自己为方便翻检、阅读或者保存而将书名写上去。
8、书根：书脚中简单记载卷册的部分。
篇9：经典古籍《史记》
经典古籍《史记》
作品介绍
《史记》（中国古代最著名的古典典籍之一）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纪传体通史与后来的《汉书》（班固）、《后汉书》（范晔、司马彪）、《三国志》(陈寿)合称“前四史”。
史记 《史记》记载了上自中国上古传说中的黄帝时代，下至汉武帝（公元前122年），共3000多年的历史。作者司马迁以其“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史识，使《史记》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纪传体通史。
《史记》全书包括十二本纪（记历代帝王政绩）、三十世家（记诸侯国和汉代诸侯、勋贵兴亡）、七十列传（记重要人物的言行事迹，主要叙人臣，其中最后一篇为自序）、十表（大事年表）、八书（记各种典章制度记礼、乐、音律、历法、天文、封禅、水利、财用），共一百三十篇，五十二万六千五百余字。
《史记》最初没有固定书名，或称“太史公书”，或称“太史公记”，也省称“太史公”。“史记”本来是古代史书的通称，从三国时期开始，“史记”由史书的通称逐渐成为“太史公书”的专称。
《史记》对后世史学和文学的发展都产生了深远影响。其首创的纪传体编史方法为后来历代“正史”所传承。同时，《史记》还被认为是一部优秀的文学著作，在中国文学史上有重要地位，被鲁迅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有很高的文学价值。刘向等人认为此书“善序事理，辩而不华，质而不俚”。与司马光的《资治通鉴》并称“史学双壁”
史记（司马迁编写的中国纪传体通史）全书有本纪十二篇，表十篇，书八篇，世家三十篇，列传七十篇，共一百三十篇。班固在《汉书·司马迁传》中提到《史记》缺少十篇。三国魏张晏指出这十篇是《景帝本纪》、《武帝本纪》、《礼书》、《乐书》、《律书》、《汉兴以来将相年表》、《日者列传》、《三王世家》、《龟策列传》、《傅靳列传》。后人大多数不同意张晏的说法，但《史记》残缺是确凿无疑的。今本《史记》也是一百三十篇，有少数篇章显然不是司马迁的手笔，汉元帝、成帝时的博士褚少孙补写过《史记》，今本《史记》中“褚先生曰”就是他的补作。《史记》取材相当广泛，取自《谍记》、《五帝系谍》、《尚书》、《秦记》、《牧民》、《山高》、《乘马》、《轻重》、《九府》及《晏子春秋》、《司马兵法》、《春秋历谱谍》、《春秋 (史书)》、《国语》、《离骚》、《天问》、《招魂》、《哀郢》等；当时社会上流传的《世本》、《国语》、《国策》、《秦记》、《楚汉春秋》、《诸子百家》等著作和国家的文书档案，以及实地调查获取的材料，都是司马迁写作《史记》的重要材料来源。特别可贵的是，司马迁对搜集的材料做了认真地分析和选择，淘汰了一些无稽之谈。对一些不能弄清楚的'问题，或者采用阙疑的态度，或者记载各种不同的说法。由于取材广泛，修史态度严肃认真，所以，《史记》记事翔实，内容丰富。
作者简介
司马迁（公元前145年～公元前87年?），西汉史学家、思想家、文学家。字子长，左冯翊夏阳（今陕西韩城南芝川镇）人。著有《史记》，《汉书·艺文志》著录有《司马迁赋》八篇；《隋书·经籍志》有《司马迁集》一卷。
司马迁 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任太史令，写古今通史的愿望没有实现，临终要司马迁完成其夙愿。后来，司马迁继任父亲太史令之职，开始写《史记》，十多年后，终于完成。
大约二十岁，司马迁开始外出游历——“南游江、淮，上会稽，探禹穴，窥九疑，浮于沅、湘，北涉汶、泗，讲业齐、鲁之都，观孔子之遗风，乡射邹、峄，厄困鄱、薛、彭城，过梁楚以归。”回到长安以后，做了皇帝的近侍郎中，随汉武帝到过平凉、崆峒，又奉使巴蜀，他到过最南边是昆明。
汉武帝元封三年（公元前108年），司马迁三十八岁时，正式做了太史令，有机会阅览汉朝官藏的图书、档案以及各种史料。他一边整理史料，一边参加改历。等到太初元年（公元前104年），我国第一部历书《太初历》完成，他就开始撰写《史记》。
天汉二年（公元前99年），司马迁因为替李陵辩护，而被关入监狱，并处以宫刑。太始元年（公元前96年）司马迁出狱，后当了中书令。直到征和二年（公元前91年），《史记》全书得以完成。
建元五年（公元前136年），10岁，在夏阳耕读。《太史公自序》：“耕牧河山阳，年十岁，则诵古文。”
建元六年（公元前135年），11岁。窦太后死，汉武帝罢黜黄老之言，发动尊儒。
元光元年（公元前134年），12岁。是年董仲舒上“天人三策”。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司马迁时在夏阳耕读，时在长安求学。
元朔二年（公元前127年），19岁，从夏阳迁居长安。从孔安国学《尚书》，从董仲舒学《春秋》。孔安国为侍中。
元朔三年（公元前126年），20岁，开始外出游历，回长安后，为汉武帝近侍郎中，随汉武帝到过平凉、崆峒，又奉使巴蜀。
元封元年（公元前110年），36岁。汉武帝封禅泰山，司马谈病死洛阳。司马迁到泰山参加封禅。
元封三年（公元前108年），38岁，正式做太史令，一边整理史料，一边参加改历。
太初元年（公元前104年），42岁，《太初历》完成，开始编写《史记》。
天汉二年（公元前99年），47岁，汉武帝攻打匈奴，骑都尉李陵投降。司马迁为其辩护，下狱，遭宫刑。(《史记》一半左右都是在他入狱的时间中完成的)
太始元年（公元前96年），50岁，汉武帝改元大赦。司马迁出狱后当了中书令。
征和二年（公元前91年），55岁，完成了《史记》。
《史记》全书130篇，五十二万六千五百余字，包括十二本纪（记历代帝王政绩）、三十世家（记诸侯国和汉代诸侯、勋贵兴亡）、七十列传（记重要人物的言行事迹，主要叙人臣，其中最后一篇为自序）、十表（大事年表）、八书（记各种典章制度记礼、乐、音律、历法、天文、封禅、水利、财用）
★ 经典古籍《史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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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间流传故事
★ 中国民间流传故事
★ 端午节小常识
★ 消防安全小常识
★ 清明节小常识
★ 流传的趣味歇后语
《古籍小常识》古籍的流传（精选9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