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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1篇:试论征收土地补偿制度设计的成本效益分析第2篇:论企业环境管理的成本效益分析第3篇:教育成本效益分析的理论研究论文第4篇:道德制度的成本收益分析第5篇:河北省建立农村社会保障制度成本效益分析第6篇:对企业并购的成本与效益分析论文第7篇:对企业并购的成本与效益分析论文第8篇:对企业并购的成本与效益分析论文第9篇:小高层项目成本分析例会制度有哪些?第10篇:成本效益分析在企业成本会计中的应用经济论文第11篇:基于实物期权的绿色建筑增量成本效益分析的论文第12篇:绩效考评中的博弈分析与绩效考评制度设计第13篇:基于成本与收益分析的我国创业板市场做市商制度可行性研究第14篇:基于成本与收益分析的我国创业板市场做市商制度可行性研究
篇1:试论征收土地补偿制度设计的成本效益分析
试论征收土地补偿制度设计的成本效益分析
试论征收土地补偿制度设计的成本效益分析闫凤翥
我国现行土地补偿采用不完全补偿原则,与公平补偿相距甚远。这其实是剥夺了失地农民分享工业化和城镇化成果的机会,严重威胁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建设和和谐社会的构建;同时刺激了政府过度征地,导致农地资源严重浪费,威胁国家粮食安全。因此,为了统筹国家、农村集体和农民个人三者利益,确保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的实现,我国应尽快确立公平补偿原则,并在此基础上,借鉴它国经验,渐进地构建起具有中国特色的征收土地公平补偿制度。
一、现行征收土地补偿制度
我国关于征收土地补偿的法律性条款,最早见于1944年颁布的《陕甘宁边区地权条例》中,之后1950年的《铁路留用办法》和《城市郊区土地改革条例》、1962年的《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1982年的《国家建设征用土地条例》都对征收土地补偿的问题做了或多或少的规定,1986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颁布后以耕地前三年平均年产值为征地补偿制度正式法律化被固定下来,该法随经几次修改,但该制度一直延续至今。目前,征收土地补偿制度设计法律条款体现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47条中,该条规定:“征收土地的,按照被征收土地的原用途给予补偿。征收耕地的补偿费用包括土地补偿费、安置补助费以及地上附着物和青苗的补偿费。征收耕地的土地补偿费,为该耕地被征收前三年平均年产值的六至十倍。征收耕地的安置补助费,按照需要安置的农业人口数计算。需要安置的农业人口数,按照被征收的耕地数量除以征地前被征收单位平均每人占有耕地的数量计算。每一个需要安置的农业人口的安置补助费标准,为该耕地被征收前三年平均年产值的四至六倍。但是,每公顷被征收耕地的安置补助费,最高不得超过被征收前三年平均年产值的十五倍。征收其他土地的土地补偿费和安置补助费标准,由省、自治区、直辖市参照征收耕地的土地补偿费和安置补助费的标准规定。被征收土地上的附着物和青苗的补偿标准,由省、自治区、直辖市规定。依照本条第二款的规定支付土地补偿费和安置补助费,尚不能使需要安置的农民保持原有生活水平的,经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批准,可以增加安置补助费。但是,土地补偿费和安置补助费的总和不得超过土地被征收前三年平均年产值的三十倍。国务院根据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在特殊情况下,可以提高征收耕地的土地补偿费和安置补助费的标准。”依据该法条规定征收土地补偿费用包括土地补偿费、安置补助费以及地上附着物和青苗的补偿费三项内容。二○○六年四月十日国务院办公厅转发劳动保障部关于做好被征地农民就业培训和社会保障工作指导意见的通知(国办发[2006]29号)明确提出:“各地要从实际出发,采取多种方式保障被征地农民的基本生活和长远生计。对城市规划区内的被征地农民,应根据当地经济发展水平和被征地农民不同年龄段,制定保持基本生活水平不下降的办法和养老保障办法。对符合享受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条件的,应按规定纳入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范围。已开展城市医疗救助制度试点的地区,对符合医疗救助条件的要按规定纳入救助范围。有条件的地区可将被征地农民纳入城镇职工养老、医疗、失业等社会保险参保范围,通过现行城镇社会保障体系解决其基本生活保障问题。对城市规划区外的被征地农民,凡已经建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开展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试点和实行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地区,要按有关规定将其纳入相应的保障范围。没有建立上述制度的地区,可由当地人民政府根据实际情况采取多种形式保障被征地农民的基本生活,提供必要的养老和医疗服务,并将符合条件的人员纳入当地的社会救助范围。”8月31日,国务院下达《关于加强土地调控有关问题的通知》(国发〔2006〕31号)第二条规定:切实保障被征地农民的长远生计,征地补偿安置必须以确保被征地农民原有生活水平不降低、长远生计有保障为原则。社会保障费用不落实的不得批准征地。“上述规定征收土地还应给予农民社保补偿,从而使征收土地补偿项目增加为四项。
土地补偿费和安置补助费的补偿标准按照该耕地被征收前三年平均年产值的倍数进行确定,总和不得超过被征收前三年平均年产值的三十倍;被征收土地上的附着物和青苗的补偿标准,则由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规定。从法律的规定和征地实践来看,这种以产值标准确定补偿的制度,实际是在计划经济体制下的经济补偿,而对与被征收土地因市场供求关系形成的土地收益毫无关系。
二、现行征收土地补偿制度设计成本大于效率
现行征收土地补偿制度设计属于不完全补偿制度设计,与当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运行体制不能匹配,以耕地产值确定补偿标准不能反映现实农村土地实际收益。在86年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农业生产,是以单一种植为主,而今在市场经济体制下的农民家庭土地承包经营体制是以土地为主的多种经营,完全参与了市场竞争;耕地年产值已经不能完全的反映农民土地的实际收益价值,耕地年产值只是农作物产量与价格的函数,其高低与被征土地地区的建设用地土地供求关系、城市等级、土地利用、被征土地位置、当地经济状况、土地供应市场价格等众多因素无关;农产品的市场供求价格与建设用地供求市场价格没有必然的联系,且是不稳定的指标,两个价格的市场溢价也没有必然联系。耕地年产量受自然界因素影响较大,如果前三年连续遇到自然灾害,颗粒无收年产量必将为零或下降,从而直接影响产值,如果此时被征收补偿岂不是为零吗?实践中按年产值计算出来的补偿标准根本不能解决失地农民的长远生计。从理论上讲,土地补偿标准的确定很大程度上与被征地所处的区位、区域经济发展状况及区域基础设施条件等紧密相关,而与土地年产值的关联性并不明显。概括的说,现行征地补偿制度游离于土地市场价格之外,已产生较大的社会负面影响。严重损害了农民权益。建立市场补偿制度,不仅要补偿所征收土地本身的通常价值,还必须补偿其“特别价值”(1794年《普鲁士一般邦法》)以减轻日益加重的政治的、社会的、经济的成本。
年产值是农作物产量与价格的函数,其高低受所处地区的农业生产条件和社会经济条件的影响,与被征地的区位等地价因素无关。农产品价格是不稳定的指标,农业生产受自然界因素影响较大,前三年中如果遇到自然灾害年产量下降直接影响产值。实践中按年产值标准计算出来的补偿标准根本不能解决失地农民的长远生计。从理论上讲,土地补偿费的确定很大程度上与被征地所处的区位、区域经济发展状况及区域基础设施条件等紧密相关,而与土地年产值的`关联性并不明显。概括的说,现行法定的征地补偿标准游离于土地市场价格之外,严重损害了农民权益。
随着工业化、城市化进程加快,征收土地补偿制度设计滞后,许多地方掀起了以兴建经济开发区、高新技术园区为名义的轰轰烈烈的“圈地运动”,大量的农村土地被征收用于非农建设,农民集体土地加剧流失,大量失地农民生存状况急剧恶化。据统计,每年我国因征收土地征用约近30余万农民失去土地,农民土地权益损失近20000亿元。在众多的上访案件中,近三分之二的案件是由征收土地征用而引发的。由于征地补偿制度设计不合理,政府以十分低廉的补偿费就买断了他们祖祖辈辈赖以生存的土地,从而倒手出让给开发商换取高额的土地出让金,农民丧失土地就意味着丧失了生存的基础。对于很多年龄偏大、文化程度不高、缺乏就业技能及丧失劳动能力的农民来说,在当下严峻的劳动就业形势下明显处于弱势地位,难以谋求新的职业。而且许多地方的失地农民并未获得必要的医疗、养老保险、失业保障等社会保障,于是成了“种地无田、上班无岗、社保无份”的三无人员。加之对征地纠纷的处理、征地执行等,法律规定远不完善,农民的利益受到损害时,缺乏及时有效的法律救济,难免产生愤懑怨恨对立情绪。在长期的二元社会结构下,至今存在歧视、轻视、忽视农民的现象,缺乏自觉维护农民权益的观念。因此,造成征收土地社会效益低下,形成成本高于效率的被动局面。
三、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征收土地补偿制度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以下简称《宪法》)第10条第3款规定:“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照法律规定对土地实行征收或者征用并给予补偿”。这是我国第一次在宪法层面上明确肯定了国家动用征收土地权时的补偿义务,意义重大。但遗憾的是《宪法》未就征收土地补偿原则做出明确的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以下简称《土地管理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以下简称《物权法》)等相关法律均采用了相同的立法技巧,即在有意无意之间回避了征收土地补偿制度的设计修改或重新确立。
我认为:应尽快确立征收土地市场补偿制度,从根本上改革我国现行征收土地补偿以年产值为标准的补偿制度设计,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的征收土地公平补偿制度。
一是摒弃“产值倍数法”,建立与市场相联系的征收土地补偿机制,确保农民分享土地增值收益。无论是征收耕地、园地、林地还是建设用地均将土地所有权补偿、土地承包经营权补偿、残余地补偿、地上附着物补偿统一采用市场定价补偿制度。
二是确立以被征地土地的市场交易价格为征地补偿参考值,在确定补偿比例来确定征地补偿标准的市场补偿制度。我们可以通过改革征收程序,即先行组卷上报审批―批准征收后组织土地评估上市挂牌交易―交易成功收取土地出让费―按法定比例支付补偿费―交付土地。根据地块所处的位置、所征地块的用途、基础设施条件及相同水平地块的使用权出让价格等因素,得出征收土地补偿的参考价格。
三是把征收土地补偿制度与社会保障制度相分离,针对农民失地后生活没有保障,工作很难落实的现状,不少学者提出建立失地农民基本生活保障制度并逐步与城镇社会保障并轨是失地农民问题的最终解决之道,并提出从提高的征地补偿或出让收益金中提取部分资金作为社保资金,用于失地农民的社会保障。从形式上看,这种思路似乎是在解决农民的国民待遇问题,把农民也纳入社会保障体系。事实上,农民和城市人一样,都应当享受同等的待遇和保护,无论是失地农民,还是没有失地的农民,都应当享受社会建立的保障制度,而不能拿农民的土地补偿金建立所谓的社会保障制度。因此,必须扭转观念,逐步建立农村的社会保障制度,实现征地补偿和社会保障制度的分离。
四是丰富补偿方式,征收补偿市场化后,征收土地补偿方式的丰富不失为一种可行的保护失地农民合法权益的方法,因为它可以多角度、多方面对农民遭受的损失进行切实补偿,避免使其因此无法生活或者生活水平下降。
建国以来,我国征地补偿制度大致经历了重安置轻补偿――招工安置与货币补偿并重――单一货币补偿的变迁过程{18}。近年来我国虽然提高了征收土地补偿标准,但是由于单一的货币补偿方式不能很好地解决失地农民就业、住房和保障等问题,引发了一系列严重社会问题。()因此,在新形势下我们必须对征收土地补偿方式进行新的探索。10月21日国务院发布的《关于深化改革严格土地管理的决定》和国土资源部2011月发布的《关于完善征地补偿安置制度的指导意见》已经为这种探索指出了方向。实践中也有极大的尝试和创新,如苏州工业园区以公寓房作为对失地农民的补偿,通过发展“房东经济”解决失地农民的后顾之忧,还有的将征地费入股收红利,有的政府留地安置收益归农民,改变了过去那种货币支付的一次性补偿方式,较好地解决了农民生活来源和长远的发展问题,值得肯定和推广。
四、结论
征收土地市场补偿公平补偿制度,因其契合所有权社会理性规则,促进公共利益和私人利益的双赢,为众多发达国家普遍接受。而我国征收土地固守前三年平均年产值的不完全补偿原则,它导致国家、农村集体和农民个人三者之间利益分配格局的混乱,不利于我国土地资源保护、粮食安全和社会稳定,已严重威胁到和谐社会的构建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的实现。我国应立足于国情,借鉴国际经验,逐步、渐进地构建起有中国特色的征收土地市场补偿制度,减轻征收土地成本,提高征收土地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
篇2:论企业环境管理的成本效益分析
论企业环境管理的成本效益分析
本文认为,由于企业环境管理与一般经营管理不同,它的成本效益分析并不仅仅以未来经济利益的流入为唯一标志,而是环保效果与经济效益并重.据此,文中提出环境管理的.成本效益分析模式,并对采用生态设计、清洁生产、环保资本预算等环境管理手段的成本效益分析进行了一一探讨.
作 者:林万祥 肖序 作者单位:林万祥(西南财经大学)肖序(中南大学)
刊 名:会计之友 PKU英文刊名:FRIENDS OF ACCOUNTING 年,卷(期):2003 “”(1) 分类号:F27 关键词:篇3:教育成本效益分析的理论研究论文
教育成本效益分析的理论研究论文
成本效益分析较多地运用于对工程项目可能方案的选择,主要是通过比较各种备选方案剔除成本后的净效益,进而判断备选方案的经济性。从教育经济学的角度,教育成本效益分析可以理解为“用系统的方法来考虑决策方案的成本和效果”,教育成本效益分析是一种辅助决策的工具,通过它可以确定哪种是实现特定教育目标最为有效的方式。随着教育投资理论研究的深化和发展,成本效益分析方法开始逐渐成为教育成本分析的有机组成部分。
一、教育成本效益分析的重要地位
随着教育规模的不断扩大,就学人数的大幅增加,对于教育经费的需求也不断增加。相对于稀缺的教育经费资源,如何保证教育产出的质量是一个十分艰巨的系统任务。在此背景下,进行有效的教育成本效益分析,对于推动教育事业健康发展将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有助于更好地筹集教育资金。从投资角度来看,尽管教育具有较强的外溢作用,特别是对整个国民经济发展具有很强的推动作用,但是教育依然无法通过市场行为来实现均衡,教育注定是一项消耗性工程。教育对于整个社会或国家而言,是一种公共物品,从根本上说教育是为满足公共利益服务的一种机制,这一机制只有由代表公众利益的政府来提供才能更好地体现公平和效率。从各国教育发展的实践来看,政府在其中所起的作用越来越大,我国的情况更是如此。政府在教育投资中具有不可或缺的地位,对整个教育的发展起着决定性的保障作用。因此,教育成本效益分析,有利于发挥教育财务管理在筹集资金方而的积极作用,用真实的成本效益分析数据来向国家财政部门筹集预算内的教育资金。
有助于对教育资源进行合理配置。资源合理配置是将各种具有价值的人、财、物,按照某种规则进行排列组合,使得经过重新组合后的资源能够发挥更大效用。资源相比较于人的需求而言,总是有限的和稀缺的,当社会需要不停扩张时,就会出现资源难以满足需要这一社会普遍问题。因此,合理有效地配置教育资源,发挥其最大效能,是对教育成本效益分析的基本要求。教育资源配置就是将有限的教育资源合理地分配到教育系统的各个部门和机构中去,以便能发挥教育资源更大的作用。它包括两个层次的含义:如何在初等、中等、高等教育之间,普通教育、职业技术教育、成人教育之间,教育事业发展和教育基本建设之间进行合理的资源配置;如何在各级各类学校之间进行有效的资源配置。然而,教育资源配置是一项十分复杂、困难的工作。要使教育资源发挥应有的效应,教育资源的配置就要做到既符合需要,又体现公平效率,否则就会出现教育浪费现象。因此,教育成本效益分析既要考虑我国教育投入的现实状况,也要充分考虑不同地区教育、不同类别教育和不同层次教育等的要求,坚持将教育资源投到最需要它的地方去,既促进教育发展,也体现教育公平。
有助于科学合理地调节教育资金。加强教育成本效益分析有助于教育资源的合理配置,但也应该看到,教育资源的科学合理配置不是一朝一夕的事。现实中,教育的发展受到诸多因素的影响,并且这些因素不是一成不变的。在教育环境发生变化时,这些因素又会呈现出新的特点。因此,在教育发展的过程中存在着复杂多变的客观现实。也正是因为这些不断变化着的现实,教育成本效益分析更要从实际出发,保证教育资源的配置具有针对性,更富有效益。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不断完善,我国基本确立了以市场机制为主的社会运行机制,作为社会劳动力再生产基地的教育系统,也必然参与这个新型循环。但是,由于教育系统自身所固有的公益性和非排他性等特点,一方而需要计划机制进行宏观上的供需调节,另一方而也必须引入市场调节手段和方式。因此,利用成本效益分析将有助于科学合理地调节教育资金的配置和流向,使教育投资更贴近实际,更趋于合理,从而最大限度地发挥教育成本效益分析的资金调节作用。
二、影响教育成本效益提高的因素分析
提高教育成本效益的关键在于进行准确的教育成本效益分析,作为一种帮助进行教育决策的工具,成本效益分析并非十全十关、无所不能。和其他分析方法一样,在实施过程中也会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其成效取决于对这些因素是否有全而的认识,以及能否对其做出恰当的处理。一般而言,影响教育成本效益分析的因素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目标约束。任何决策都必须首先明确其活动目标,目标既是决策的出发点,又是决策的归宿点。没有相应的决策目标,决策者无法拟定具体的备选方案,更不要说为了选择优化方案而进行评估和比较。那么,如何确定成本效益分析的目标呢?某项行为方案是否可取,要看该行为方案的效益是否超过成本,或者至少相等。只有这样,教育决策者才会认为值得,行为本身所需资源也才能得以保障。利用成本效益分析工具评估行为方案时,一定要注意分析方案的整体效益,既要实现重点目标,也应兼顾其他目标。在很多情况下,决策者而对许多复杂问题时,并不能够保证从一开始就有十分清晰的决策目标,问题的紧迫性也不允许决策者等到总目标都完全弄清了再选择决策方案。因此,需要他们根据已掌握的部分信息,确定短期的.、局域胜的小目标,先从解决紧迫的、局部的问题入手,一边了解情况,一边解决问题,逐渐明确总体的决策目标。
物质约束。决策是为了实施,要实施就得具备实施的现实条件。决策是否可行,取决于主观、客观的许多因素,要认真分析比较,使人力、物力、时间、技术等各方而都得到保证。超出现实条件,片而追求高指标、高速度,这样的决策只能是欲速不达,非但不能获得预期的效益,反而会浪费稀缺的教育资源,造成教育成本不必要的增长。因此,在成本分析过程中要考虑客观物质条件的约束。
人员约束。很明显,所有教育成本效益分析都将受到决策者个人因素的影响。理查士和格林罗曾指出“行政决策的达成,很多时候是受个人原因和情绪因素影响”。他们认为,最常用来选择适当行动方向的方法,是依赖于个人的知识、直觉、判断和经验。台湾学者吴清基也提出“有关决策之个人因素探讨,可从四角度去加以分析:个人价值观念、个人知识背景、个人直觉习惯、个人人格特质”。
组织环境约束。只有当决策者全而了解了相关信息,并能较好地控制周围环境中可变因素的影响之后,决策才能成功。所以,进行成本效益分析除了要对个人的因素进行考察外,还要对组织环境因素加以研究。一般而言,影响成本效益分析的组织环境因素主要有三方而,即组织内的信息处理与沟通、组织内部的人际关系,以及组织所承受的外部压力。
三、提高教育成本效益分析有效性的策略
成本效益分析必须是一种“教育理性”行为。“理性”曾被理解为是一种特定的行为方式,是在特定条件约束下的,对各种备选方案进行比较,进而选择出让大部分人满意方案的一种行为方式。由此可知,理性行为方式就是人们用什么样的方式进行思维和行动。因此,也就决定了凡是理性的行为方式必定是有着稳定的评价标准。强调“教育理性”行为,是因为个人的理性行为无法排除主观因素。所以,不能因为决策者的价值体系或评价标准不符合决策者以外其他人的或其他集团的价值观,就否定其行为的理胜。为了更科学、更严谨地讨论相关问题,我们有必要选择“教育”作为限定词来对成本效益分析中的理性加以限制,以此表明正确的教育投资价值观。这里所说的成本效益分析必须是一种“教育理性”行为,是指在制定教育活动目标,设计备选方案,进行评价与判断时,都要按教育规律和经济规律办事。 对方案的评估判断必须独立进行。对于教育成本效益分析而言,要想充分发挥每一位决策组织成员的潜在能力,不仅要给决策组织创造出一种自由抉择的环境,为决策组织成员营造一种自由思考的氛围,还要使他们深刻认识到自己做出的决定可能会给项目实施效果造成的影响,更要让他们在整个方案评估判断过程中负起一定的责任,承担起相应的风险。
决策组织成员的构成必须强调互补。决策组织成员不能过多,但要尽可能多地集中智慧,这是一对矛盾。要想解决这一矛盾,就必须强调组织成员构成的互补。首先,在专业结构上的互补。在一个决策组织中,应尽可能地包括来自不同学科的专门人才。不同学科的专门人才在知识结构上的互补,不仅使得对问题的认识盲区大为减少,而且也促使决策组织中的成员相互启发,激发出更多创造性的新思想。其次,是在性格、气质和决策风格上的互补。每位成员都有自己独特的个性、气质和决策风格,在某些方而可能非常出色,但在别的方而又会稍稍逊色。不同的成员组合在一起,相互弥补不足,往往会在整体上表现得更加优秀。再次,是年龄结构上的互补。决策需要经验,但更需要创新。一般来说,老年人阅历丰富,善于分析,年轻人没有框框,勇于探索,敢于创新,中年人则兼具二者之长。所以,在决策组织中,老、中、青咨询人员应兼容并收,相互取长补短,相得益彰,使决策组织始终保持活力。此外,在主体结构上的互补。也就是说,决策组织中高、中、初级决策人员应有一个合理比例。如果决策组织成员的知识水平普遍偏低,自然无法胜任工作;如果决策组织成员水平都很高,又可能造成智力浪费。决策组织中应当有能进行战略指导的高级决策人员,也要有能进行战役指导的中级决策人员,还应有能冲锋陷阵的初级决策人员。
成本效益分析的方式必须合理有效。对不同教育活动的成本效益分析,在方式选择上应有所区别。简单的活动,或紧迫问题的分析决策,应强调迅速集中意见,果断做出抉择,立即采取行动,不主张在讨论活动方案上花费过多的时间。比如发生地质灾害之后,对被毁校舍重建、学生上课临时场地的安排等亟待解决问题的决策,就应强调快速高效。对那些周期较长、成本较高的活动,则应集思广益、群策群力。要广泛地征询决策组织成员的意见,尽可能地启发每一个成员充分发表自己的见解。组织领导者不能急于对某种观点表态,要确信已了解所有成员的观点之后,再对这些观点的适用性、有效性、合理性和科学性进行总结评价,最终确定实施方案。当然,小组成员之间的辩论应讲效率,教育成本效益分析过程本身也需要耗费成本。这些成本既包括付给专家的酬金、活动方案验证经费等直接成本,还包括参与分析判断的决策小组成员的机会成本。所以,要想提高教育活动的效益,就要从降低成本效益分析过程自身的成本开始。
方案选择必须确定正确的选优标准。在教育决策中“优”是个相对的概念,并不存在绝对的“优”,往往只能要求对决策目标中主要目标的满足达到相对“优”,以满意为准则。决策者要有战略眼光,衡量取舍其利弊,在利中取其大者、弊中取其小者,综合考察备选方案,选出相对满意的方案。对于成本效益分析而言,效益有时并不是判断的唯一标准,效益高的方案并不一定就会被选中。有专家指出,效益率相差10%-20%的方案,并不足以说明它们之间的优劣,原因是目前的条件无法完全保证信息资料的质量,加之估算方法和技术并不能确保结论可以达到令人满意的精确度,效益率的估算存在一定的误差。此外,决策者在对各种备选方案进行评估时还必须考虑其他因素,而这些因素是无法用量化指标进行度量的。如方案实施的难度、每个班级学生的相应经验基础、教师或其他相关部门对该方案的接受程度等等。当然,如果效益率相差很大,那么决策者应当优先考虑效益率最高的方案。如果经过检验后证明成本效益估算没有差错,但效益率高的方案却被放弃,表明此时的决策已偏离“教育理性”方向。
方案的分析评估必须同方案的具体实施相结合。决策者应当意识到,其所采用的成本效益分析结果不一定恰好反映计划方案的真实水平。由于规模因素的影响,有时平均成本并不能真正代表某个方案真实的成本水平,规模越大并不意味着平均成本就越低,在超过规模能够承受的临界点后成本反而会上升。同样,成本效益分析结果并不一定可以外推。同时,进行成本效益分析还应对方案实施对象的特点予以考虑。即使是同一方案,而对不同质量和特征的实施对象,其效益率可能呈现很大差别。如果在不确定实施对象是否相同或相似的情况下,套用某一特定成本效益分析的结论,很有可能会影响对备选方案的合理选择。如某些生源基础特别好的所谓“重点”学校的经验或分析结论,不一定能适用于普通学校,而高等院校的某些经验或分析结论,也不一定能套用到对中小学校的分析之中。
篇4:道德制度的成本收益分析
道德制度的成本收益分析
道德制度无论从制定、遵循还是实施过程来看,均需要一定的`资源投入与成本消耗,因而可以从成本收益角度加以分析.对道德制度进行成本收益分析,不仅有利于降低道德制度的运行成本,而且有利于促进市场经济的良性发展和整个社会的和谐稳定.
作 者:杨文兵 Yang Wenbing 作者单位:南京师范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刊 名:社会科学 PKU CSSCI英文刊名:JOURNAL OF SOCIAL SCIENCES 年,卷(期):2005 “”(5) 分类号:B82-053 C912.6 关键词:道德行为 道德制度 成本收益分析篇5:河北省建立农村社会保障制度成本效益分析
河北省建立农村社会保障制度成本效益分析
在现代化进程中,农村社会保障始终处于整个社会保障体系的边缘,农民长期游离于社会保障网络之外.改革的实践和理论都未能突破城市和农村两个独立的圈子,这造成了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建设严重滞后的状况.建立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必然要付出巨大的`成本,包括推行成本和社会保障费用支出成本.但建立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带来的社会效益也是非常明显,是难以用数据来衡量的.
作 者:李雪筠 LI Xue-yun 作者单位:河北经贸大学财政税务学院,河北,石家庄,050001 刊 名:经济与管理 英文刊名:ECONOMY AND MANAGEMENT 年,卷(期):2005 19(12) 分类号:F328 关键词:推行成本 社会保障费用支出成本 社会效益篇6:对企业并购的成本与效益分析论文
并购是实现企业之间资产重组的重要形式之一,也是企业实现快速扩张的重要手段。从社会角度而言,企业间的并购也是对社会资源进行优化配置的重要途径。汤姆森金融研究机构(thomsonfinancial)的数据表明:去年的全球企业并购总量与前年相比增长了近50%,预测今年将再创新高。在我国,企业间的并购也正方兴未艾。
但我国企业间的并购与发达国家相比,无论在规模还是质量上都存在很大差距。规模上的差距主要是由于我国企业规模普遍偏小,而质量上的差距则主要是由于我国企业对并购怀有一种盲目乐观的看法,而且对并购的成本与效益不能做出正确的判断。据有关报道,目前我国企业并购的成功率只有20%至30%,即只有少数企业在实施并购后赢得了财务优势,提升了竞争力。因此,企业要想通过并购实现低成本扩张就必须对并购计划做出正确的成本效益分析。
篇7:对企业并购的成本与效益分析论文
企业并购作为一项重要的资本经营活动,它产生的动机来源于追求资本最大增值和减少竞争的压力。横向并购有利于降低竞争成本,形成规模经济;纵向并购有利于降低交易成本,形成协同效益;而混合并购能有效降低进入新行业的障碍,获得竞争优势。这些正是全球范围内企业并购兴盛不衰的'主要原因。具体来讲,企业并购的收益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获得规模经济的收益。
企业并购可以获得企业所需要的产权及资产,实行一体化经营,达到规模经济。企业的规模经济是由生产规模经济和管理规模经济两个层次组成的。生产规模经济是指:企业通过并购,对生产资本进行补充和调整,达到规模化生产的要求。在保持整体产业结构不变的情况下在各分厂实现单一化生产,达到专业化的要求。管理规模经济主要表现在:由于管理费用可以在更大范围内分摊,使单位产品的管理费用大大减少。
合理避税的收益。
税法中,不同类型的收益所征收的税率是不同的。比如,股息收入和利息收入、营业收益和资本收益的税率就有很大区别,因此企业可以利用并购来合理避税。企业可以利用税法中亏损递延条款来获得合理避税的收益。如果企业在一年中出现了严重亏损,或者企业连续几年不盈利,企业拥有相当数量的累计亏损时,这家企业往往会被考虑为并购对象,或者该企业考虑并购盈利企业,以充分利用它在纳税方面的优势。
寻找机会和分散风险的收益。
在跨行业并购中,一些并购公司的主要目的不在于追求高收益,而在于通过并购其他行业的公司,寻求投资新领域和未来的发展空间,同时分散经营单一产品的风险。这种跨行业并购一定要以成功的专业化为基础,不可盲目多角化经营。
获取融资渠道的收益。
一些公司之所以并购上市公司或金融企业,主要在于为自己寻求一条比较方便的融资渠道,“买壳上市”就是这种方式。非上市公司通过证券市场收购已挂牌上市的公司,再以反向收购的方法注入自己的有关业务和资产,达到间接上市的目的。优势企业通过“买壳上市”可以利用“壳”企业的配股和增发新股较为便利的募集资金。
因此,企业并购并非一并就灵,只有全面正确地对企业并购的成本和效益进行分析,并购才能成功,盲目并购只会使企业背上沉重的负担。尤其当前处于世界的第五次并购浪潮中,在国际上处于强强并购、跨国并购、多元并购的新形势下,我国企业并购的成本效益分析更加显得至关重要。
篇8:对企业并购的成本与效益分析论文
在企业并购过程中,并购成本主要来自三个方面:并购实施前的准备成本、对目标公司的购买成本和并购后的整合成本。准备成本和购买成本都比较好理解,在实际操作中也容易掌握。在实践中,有一种倾向就是绝大部分实施并购的企业都非常关注购买成本的高低,认为购买成本是决定实施并购与否的核心因素。实际上,购买成本只是并购成本的一部分,多数企业并购的准备成本、购买成本看起来很低,但总成本实际上却很高。在企业并购失败的诸多案例中,导致其失败的原因主要还是由于对并购后的整合成本认识不足。
整合成本,也被称作并购协调成本,是指并购企业为使被并购企业按计划启动、发展生产所需的各项投资。当并购完成后,由于并购企业与被并购企业作为两个不同的企业,在业务经营、管理模式、企业文化等方面都会存在显着的差异。要使它们成为一家企业,就必须对这些相异点进行整合,实现一体化运作。
在企业并购过程中,还有两种成本需要考虑,一个是退出成本,另一个是机会成本。退出成本主要是指企业通过并购实施扩张而出现扩张不成功必须退出,或当企业所处的竞争环境出现了不利变化,需要部分或全部解除并购所发生的成本。一般来说,并购力度越大,可能发生的退出成本就越高。这项成本是一种或有成本,并不一定发生,但企业应该考虑到这项成本,以便在并购过程中对并购策略做出更合适的安排或调整。
并购的机会成本是指企业为完成并购活动所发生的各项支出尤其是资本性支出相对于其他投资和收益而言的利益放弃。充分考虑这一项成本,可以对并购战略做出科学的判断。
总之,企业并购的成本是多样的,企业在实施并购战略时应充分考虑各项成本的性质和大小,避免对通过并购实现“低成本扩张”战略的过分夸大和盲目自信。
篇9:小高层项目成本分析例会制度有哪些?
小高层项目成本分析例会制度有哪些?
为有效控制项目成本,进一步完善项目的成本体制,特制定此制度:
1)成本分析例会时间:每月20日15: 00时,
2)成本分析例会参加人员:项目经理、总工、工程经理及各室主任
3)成本分析内容:
a. 由工程部通报上月工程完成形象进度,并分析实际进度较进度计划提前或推后原因;
b. 由技术部通报下月进度计划和材料计划及材料进场时间;
c. 由材料部通报上月材料供应、物资合同评审及材料列销情况,并按材料进场时间安排备料计划;
4)由财务部通报上月及总体财务成本情况;
5)由预算部通报上月及总体验工计价、相关合同评审及相关费用列销情况,并结合工料分析和材料计划分析材料使用情况(附表说明),
篇10:成本效益分析在企业成本会计中的应用经济论文
成本效益分析在企业成本会计中的应用经济论文
企业在日常生产经营活动中,通过会计人员对相关会计活动进行记录、计量、报告、分析等来产生企业会计信息,这其中企业成本会计信息是重要内容,成本会计信息包含了企业使用价值和价值的相互统一。正是在日常的成本会计信息管理中,会计人员依据企业会计准则以及相关会计制度要求对企业在日常生产经营活动中所消耗的各项成本要素进行计量,并定期产生会计报告,整理分析相应的成本信息,以此为企业管理层、投资者以及债权人等利益相关者科学决策提供信息支持。
一、成本会计信息中的成本构成分析
成本会计信息中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企业成本,通过企业成本分析研究企业在日常成本管理中的关键点和薄弱环节。一般来讲,企业文秘站-您的专属秘书,中国最强免费!成本会计信息中,其成本的构成大概有以下几个方面要素:
1.企业成本会计信息的生成成本。企业的成本会计信息源于企业的日常生产经营活动,企业会计人员通过对企业相关会计活动中会计要素的收集、汇总、记录、计量、确认以及报告、分析等相关流程步骤对整个生产过程进行管理,并最终将经济活动中的信息转化为成本会计信息,这个收集、整理、分析的过程必然会消耗一定的人力、物力,产生相应的信息生成成本。这其中就需要会计人员人力费用、相应的办公设施及办公软件等来作为物力支撑,产生成本。为保证会计信息的`可靠性和真实性,对于会计报表的审计活动所产生的审计费等也属于成本会计信息的生成成本。尤其是对于较为复杂的会计处理,其相应的会计生成成本会更高些,总的来讲,这些会计信息生成成本都具有可计量性的特点。
2.会计信息传递成本。会计信息是企业会计人员通过对经济活动进行确认、记录、计量、报告等产生的,但同时会计成本信息的使用者往往是企业管理层、投资者以及债权人等,成本会计信息需要在这两者之间进行传递,才能真正实现为他们科学合理决策提供信息支持。会计信息的传递过程就是会计报告的披露过程,这其中需要相关财务软件、人工传递等费用成本,产生期间待摊费用或者人工费用,这些都属于成本会计信息中的成本构成要素。
3.管理机会成本。企业的会计报告按照信息使用者不同区分为财务会计报告和管理会计报告。后者主要是为企业管理层服务的,属于企业内部会计信息,它一般是根据企业管理层的信息需要来设定会计计量的方法和模式,相关会计信息因为不需要对外发布,管理层可以根据主观意愿来解释相应的成本信息,对于公认会计原则不需要完全符合。正是由于管理会计的定位,企业管理层可以依据主观意愿来解释相应会计信息,这就会造成管理者选择其中某一解释方式时形成管理的机会成本。同时,企业一般设置相应预算对企业成本进行考核评价,通过实际会计数值与预算会计信息之间的比较分析,找出产生差距的原因并针对性地提出建议措施,促进企业目标实现。正是在管理层计划管理过程中,出于对相关计量方法和模式的主观选择,可能会对管理产生不科学合理的评价分析,这就会造成企业管理中的机会成本,这也属于企业成本会计信息中的成本构成因素。
4.其他相关成本因素。当前企业面临的生产经营环境日益复杂,面临的风险和不确定因素也越来越多。例如企业在管理经营中可能会面临诉讼、谈判、信息技术培训等相关活动,这些都需要企业为之付出成本代价,通过诉讼成本来为企业生产管理铺平道路,通过谈判成本来降低企业成本,获得竞争优势,通过技术培训费用来提高相关人员专业技术能力等,这些费用成本的产生都增多了企业成本会计信息中的成本。
二、成本会计信息中的效益构成分析
效益分析是企业成本会计分析中的另外一个方面,一般来讲,效益构成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企业成本的降低。通过降低企业生产管理成本,可以直接提升企业利润,增强企业效益。降低企业成本主要有下面方式,一是在不改变原先的技术手段、经济规模以及相应的产品质量等情况下,通过积极实施提高生产效率、合理组织企业生产以及降低企业日常消耗等一系列措施来实现企业成本降低的目的。
2.积极改变原有的成本发生基础。企业成本要素之间的管理联关系构成了企业成本发生的基础,因此基于对相关基础的分析研究改变企业管理制度、组织结构、产品工艺及以产品流程等诸多方面有效改善成本发生基础。
3.提高企业利润。一般情况下,降低成本对于提升企业整体实力只能起到一部分作用,还需要通过积极增加企业的利润。通过提升企业产品质量、数量、价格、市场份额等一系列指标来扩大企业利润水平,实现企业利润最大化。
4.在企业资源相对固定的情况下,通过积极运用企业成本会计信息来有效降低企业成本,增加企业经济效益,是企业成本会计的重要应用,通过企业成本会计信息中的成本效益分析有效管理企业薄弱环节,解决约束瓶颈,实现企业顺利发展。
成本会计信息的计量是一个动态、发展、变化的过程,企业管理层应当积极运用企业成本会计信息中的成本效益分析,有效权衡企业会计信息的成本以及效益,得出有效的、适当的、符合单位需求的成本会计信息,更好地为企业管理服务。
篇11:基于实物期权的绿色建筑增量成本效益分析的论文
基于实物期权的绿色建筑增量成本效益分析的论文
一、引言
中国经济发展面临资源枯竭、环境污染、速度放缓等多重挑战。新型城镇化建设中如何激发经济发展活力,使经济发展可持续,发展绿色建筑是必然选择。绿色建筑的推广应从项目投融资决策阶段进行,按照深化投资体制改革要求改进决策程序,提高绿色建筑项目决策的科学化水平。我国绿色建筑评价体系是项目建成以后进行评价,符合绿色建筑星级标准将给予相应奖励。但按照基本建设程序,是否建设绿色建筑,应从投资扫会研究,可行性研究阶段就要综合考虑,项目前期阶段就要进行项目绿色建筑的投资。绿色建筑投资在先,奖励在后,这就存在一个时问差的问题,不利于我国绿色建筑推广。目前,对绿色建筑的评价主要集中在项目是否达到绿色建筑相应星级的评价,也有对绿色建筑增量成本效益的评价,但没有区分不同主体对项目的评价。从不同主体对绿色建筑进行评价,通过财务评价和经济评价的对比分析,使投资者进行科学决策,政府也具有财政补贴的依据。同时,投资者具有是否建成绿色建筑的选择权,这种灵活性使绿色建筑项目具有实物期权的价值。引入实物期权法更有利于投资者对绿色建筑项目科学评价,将助推绿色建筑发展。
二、绿色建筑经济的外部性及其投资决策评价的特点
绿色建筑以循环经济为理念设计、运营,运用可持续发展绿色节能技术。绿色建筑的巨大环境效益和社会效益是发展绿色建筑的重要原因。由于绿色建筑经济外部性,使私人与社会的成本和效益不一致。绿色建筑的初始成本要比传统建筑高,由于绿色建筑利益主体的多元化,使得绿色建筑的推广比较困难。推广绿色建筑首先要解决的是经济外部性问题。通过政府主导、市场调节和经济利益的驱动推广绿色建筑,进一步发展绿色建筑需要将外部成本效益内部化。通过市场机制抑制外部不经济性,使绿色建筑有眼前的现实利益,而且更有利于存量的积累,对后人有利。这需要绿色建筑在决策评价时,政策导向明确、充分共享市场信息、价格信号合理、减少不确定的因素、增强投资者投资绿色建筑的信心。
对于政府投资项目,直接投资和注入资本金的,政府从投资决策角度只审批项目建议书和可行性研究报告更易于推广绿色建筑。作为市场主体的企业如果不使用政府投资建设项目,实行核准制和备案制。对政府投资项目主要是市场资源配置失灵的项目,绿色建筑的经济外部性效果显著,推行绿色建筑目前主要是政府主导。用传统的经济评价方法,从增量成本效益分析项目可行即可投资。因此,绿色建筑的推广首先也易于从政府投资的项目开始。对于大量企业投资的项目,按照“谁投资、谁决策、谁受益、谁承担风险”的原则,企业将从绿色建筑带来的直接费用和直接效益进行决策分析。由于绿色建筑的经济外部性,这类项目还需进行经济评价,通过增量财务现金流量与增量经济费用流量的对比分析,判断二者出现的差异及其原因,分析绿色建筑项目市场失灵原因,提出政府干预的必要性,将评价结果作为政府进行财政补贴的依据,提高政策效率、弥补市场失灵叫。完善绿色建筑项目投融资决策机制,以促进绿色建筑发展。
三、绿色建筑成本效益的识别
绿色建筑成本效益的识别涉及到直接成本和直接效益、外部成本和外部效益,按照“有无对比”原则,正确识别增量成本和增量效益为科学评价提供基础数据。绿色建筑的成本效益正确识别的前提是全面分析绿色建筑对不同经济主体的影响。明确从投资者的角度分析绿色建筑成本和效益,更有利于绿色建筑投融资科学决策。
绿色建筑的直接成本就是生产成本,包括为达到绿色建筑标准的前期咨询、规划设计、建造和运营成本。增量成本是为了满足绿色建筑特点的技术和运营要求而增加的成本,主要包括建造成本、咨询设计成本、运营成本、维修成本、报废拆除成本等。
绿色建筑的直接效益是绿色建筑给投资者带来效益,包括使用房产成本节约效益或房产售价和出租价格,政府对绿色建筑的财政激励政策奖励收入。增量效益是相对一般建筑使用房产费用节约或房产售价和出租价格的提高,政府对绿色建筑的财政激励政策奖励收入。绿色建筑的效益主要表现在外部效益上,包括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环境效益和宏观经济影响。经济效益:应用新节能技术使能源节约、水节约、建筑运行费用的节省,应用新材料使建筑造价减低,产生成本降低。环境效益:环境污染减少、二氧化碳排放减少、空气质量改善。社会效益:环境质量的改善、舒适度提高、健康、工作效率提高。绿色建筑对宏观经济影响主要是增量投资的带动效益。
四、结论
经济新常态下,提升城镇化建设的质量,主要之一是要提升新型城镇化建设载体建筑的质量,建筑质量直接决定着社会财富多少和持续性。节能、环保和舒适的`绿色建筑是低碳经济发展的必然,因此,城镇化建设需优先发展绿色建筑。绿色建筑的推广重在投融资决策阶段,考虑到现阶段绿色建筑项目开发的实际,运用实物期权方法对绿色建筑项目科学评价,以采用市场机制和政府激励相结合的方式推进绿色建筑。从投资项目前期审批制度和投资项目的投资主体看,以社会效益最大化原则,积极发展低碳经济,政府投资项目应首先易于推进绿色建筑。文章对企业投资项目从投资者、国家等不同角度对绿色建筑进行科学评价,以“有无对比”的原则,对绿色建筑项目的成本与费用进行了全面识别和计量,重点分析了绿色建筑项目增量成本和增量费用识别和计量。同时,通过案例将项目增量财务现金流量与增量经济费用流量进行对比分析,得出从投资者的角度如果政府的财政补贴不到位,由于绿色建筑经济外部性等原因,企业投资者主动推动绿色建筑的积极性不高;考虑绿色建筑外部效果和外部费用后再进行经济效益分析,得出需要政府干预,对绿色建筑进行相应的财政税收激励措施,并根据财务评价结果提出财政补贴的依据。同时,由于投资者对是否开发绿色建筑项目和开发绿色建筑项目的星级具有选择权,使项目具有实物期权价值。考虑到项目开发的实际,随着政府和社会对绿色建筑认识的提高,政府的财政补贴的连续,人们对环境和健康支付意愿的提高。运用实物期权法对绿色建筑进行科学评价,有利于反映绿色建筑项目的真实价值,更有利于绿色建筑的发展。由于绿色建筑外部性需要进一步对绿色建筑环境和社会效益定量分析,以期全而科学评价绿色建筑的价值。
篇12:绩效考评中的博弈分析与绩效考评制度设计
绩效考评中的博弈分析与绩效考评制度设计
从当前行政事业单位人员考评制度入手,采用博弈分析的方法,对绩效考评中的几种可能的博弈一一做了分析,从而找出现存考评制度存在的.缺陷,重新设计出更为科学的考评制度框架,使主观人为因素对绩效考评的负面影响降到最低.
作 者:仇建鸣 作者单位:国家税务总局扬州税务进修学院,江苏,扬州,225007 刊 名:湖南税务高等专科学校学报 英文刊名:JOURNAL OF HUNAN TAX COLLEGE 年,卷(期):2006 19(1) 分类号:F243.5 关键词:绩效 博弈 纳什均衡 制度篇13:基于成本与收益分析的我国创业板市场做市商制度可行性研究
基于成本与收益分析的我国创业板市场做市商制度可行性研究
国际上存在两种交易制度:一种是报价驱动制度,另一种是指令驱动制度。报价驱动制度也称作做市商制度,其特征是:做市商就其负责的证券向投资者报价买入和卖出,投资者可直接或者是通过经纪人与做市商进行交易,按做市商报出的买价与卖价成交。使用做市商报价驱动制度的市场主要是美国的NASDAQ市场和英国国内股票市场与国际股票市场。从美国NASDAQ的经验来看,做市商最大的作用就是有利于保持市场的流动性以及维持价格的稳定性,因此适合于风险大、流动性不足的创业板市场。如果创业板市场在中国得以推出,最大的问题就是其高风险性以及因此而带来的流动性不足和价格剧烈波动的问题,而采用做市商这种交易机制可以通过做市商的连续报价以及在价格波动剧烈时救市的行为来维持价格的稳定性,保持交易的连续性从而解决流动性问题。但是中国证券市场起步较晚,券商也还不成熟,他们是否有能力担当做市商的角色值得思考。本文站在做市商的角度,从分析做市商交易过程中的成本与收益入手,讨论中国的市场现状能否使券商做市达到合理的效率,做市商制度在我国创业板市场是否可行。一、做市商的成本分析
做市商作为以盈利为目标的'企业法人在市场操作中必须考虑成本因素。这里不考虑与交易无关的固定成本,我们只考虑交易时的成本,大致有以下三种:
1、单据的处理成本
单据处理的成本就是在每笔交易填单、审查、输入、报单、清算、交割等一系列环节中所发生的费用。这种成本会随着交易所交易技术系统的进步而大大降低,特别是在电子化交易的现代,交易所之间的联网,托管清算系统的统一集中等都使交易的效率得到极大程度的提高,交易时间和空间相对缩短了。因此,随着科技的进步,这一部分成本所占的比重将会越来越小。
2、存货风险成本
做市商要按其报出价格买进或卖出证券,必须需要拥有一定数量的证券存货以保证交易的连续性。但是按一定价格建立起来的存货存在着一种存货风险,因为价格的不确定性会引起存货头寸价值的变化。这种存货成本与做市商的资本充足情况和融资融券能力有关,对特定的做市商而言,资本越不充足,对风险的反感程度越大,存货风险对这类做市商的影响就越大;而做市商的融资融券能力越弱,其存货成本越高。
存货风险的存在,使存货管理成为做市商的一项重要的任务。一方面要在连续不断的买卖中来保持适当的存货头寸。另一方面,要尽量降低建立存货的成本,可通过多种融资渠道与信用交易方式,减少自有资金的使用量;通过股票指数期货、期权交易等多种避险方式减少价格影响所造成的存货亏损。因此,做市商通常要综合考虑价格变动的趋势,自有资金情况,融资融券能力,市场投资者的数量和结构以及可用的避险方式及其避险程度等来确定存货的数量。
3、信息不对称成本
在一个有效的市场上,存货的控制只能引起价格暂时性的变化,而信息会引起价格的永久性变动。然而信息不对称是客观存在的,虽然做市商有一定的信息优势,但与其他市场参与者作为一个整体相比就存在着信息劣势,因为市场总有交易者掌握着做市商所不知道的消息,做市商也就有可能蒙受由于信息的滞后而造成的损失,这是一种信息不对称成本。例如,如果一个公众交易商掌握可以促使市场真实价格高于做市商买盘报价的信息,而他仍按这相对较低的报价买入,那么,这家做市商就会产生相对的损失,这就是做市商面临的信息不对称成本。一般来说,信息不对称成本与市场的成熟度、政策及监管的健全以及人们的自律意识密切相关。
二、做市商的收益分析
做市商不收取交易手续费,他的收益主要来源于买卖的价差,因此研究做市商的价差对于研究它的做市行为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较早研究买卖价差的有斯蒂格勒(Stigler)和德姆塞兹(Demsetz)。他们认为在竞争均衡时,买卖价差正好等于做市商的单位成本,此时的价差叫做保留价差。根据德姆塞兹提出的买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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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4:基于成本与收益分析的我国创业板市场做市商制度可行性研究
基于成本与收益分析的我国创业板市场做市商制度可行性研究
国际上存在两种交易制度:一种是报价驱动制度,另一种是指令驱动制度。报价驱动制度也称作做市商制度,其特征是:做市商就其负责的证券向投资者报价买入和卖出,投资者可直接或者是通过经纪人与做市商进行交易,按做市商报出的买价与卖价成交。使用做市商报价驱动制度的市场主要是美国的NASDAQ市场和英国国内股票市场与国际股票市场。从美国NASDAQ的经验来看,做市商最大的作用就是有利于保持市场的流动性以及维持价格的稳定性,因此适合于风险大、流动性不足的创业板市场。如果创业板市场在中国得以推出,最大的问题就是其高风险性以及因此而带来的流动性不足和价格剧烈波动的问题,而采用做市商这种交易机制可以通过做市商的连续报价以及在价格波动剧烈时救市的行为来维持价格的稳定性,保持交易的连续性从而解决流动性问题。但是中国证券市场起步较晚,券商也还不成熟,他们是否有能力担当做市商的角色值得思考。本文站在做市商的角度,从分析做市商交易过程中的成本与收益入手,讨论中国的市场现状能否使券商做市达到合理的效率,做市商制度在我国创业板市场是否可行。一、做市商的成本分析
做市商作为以盈利为目标的企业法人在市场操作中必须考虑成本因素。这里不考虑与交易无关的固定成本,我们只考虑交易时的成本,大致有以下三种:
1、单据的处理成本
单据处理的成本就是在每笔交易填单、审查、输入、报单、清算、交割等一系列环节中所发生的费用。这种成本会随着交易所交易技术系统的进步而大大降低,特别是在电子化交易的现代,交易所之间的联网,托管清算系统的统一集中等都使交易的效率得到极大程度的提高,交易时间和空间相对缩短了。因此,随着科技的进步,这一部分成本所占的比重将会越来越小。
2、存货风险成本
做市商要按其报出价格买进或卖出证券,必须需要拥有一定数量的证券存货以保证交易的连续性。但是按一定价格建立起来的存货存在着一种存货风险,因为价格的不确定性会引起存货头寸价值的变化。这种存货成本与做市商的资本充足情况和融资融券能力有关,对特定的做市商而言,资本越不充足,对风险的反感程度越大,存货风险对这类做市商的影响就越大;而做市商的融资融券能力越弱,其存货成本越高。
存货风险的存在,使存货管理成为做市商的一项重要的任务。一方面要在连续不断的买卖中来保持适当的存货头寸。另一方面,要尽量降低建立存货的成本,可通过多种融资渠道与信用交易方式,减少自有资金的使用量;通过股票指数期货、期权交易等多种避险方式减少价格影响所造成的存货亏损。因此,做市商通常要综合考虑价格变动的趋势,自有资金情况,融资融券能力,市场投资者的数量和结构以及可用的避险方式及其避险程度等来确定存货的数量。
3、信息不对称成本
在一个有效的市场上,存货的控制只能引起价格暂时性的变化,而信息会引起价格的永久性变动。然而信息不对称是客观存在的,虽然做市商有一定的信息优势,但与其他市场参与者作为一个整体相比就存在着信息劣势,因为市场总有交易者掌握着做市商所不知道的消息,做市商也就有可能蒙受由于信息的滞后而造成的损失,这是一种信息不对称成本。例如,如果一个公众交易商掌握可以促使市场真实价格高于做市商买盘报价的信息,而他仍按这相对较低的报价买入,那么,这家做市商就会产生相对的损失,这就是做市商面临的信息不对称成本。一般来说,信息不对称成本与市场的成熟度、政策及监管的健全以及人们的自律意识密切相关。
二、做市商的收益分析
做市商不收取交易手续费,他的收益主要来源于买卖的价差,因此研究做市商的价差对于研究它的做市行为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较早研究买卖价差的有斯蒂格勒(Stigler)和德姆塞兹(Demsetz)。他们认为在竞争均衡时,买卖价差正好等于做市商的单位成本,此时的价差叫做保留价差。根据德姆塞兹提出的买卖价差模型,价差就是支付给有组织的市场中所存在的可预见性的即时性补偿,当竞争充分时,价差就等于提供即时性的成本。
荷(Ho)和斯托尔(Stoll)给出了在竞争市场上的保留价差模型。设a和b分别是在一段时间内卖出和买进证券的保留费用率,保留费用是交易所需要的最小费用,则做市商的`卖价至少是p(1+a),买价为p(1-b)。其中p为证券的真实价格,而a,b是以p的比例记。则保留价差S与证券的收益变化率、做市商对风险的厌恶度以及交易价格(价格・交易量)有关。
S=p(a+b)=σ[2]・R・P・Q
其中,σ[2]=证券的收益变化方差
R=对所厌恶风险的补偿系数
Q=交易量
而在一个成熟的市场上,实际价差不是某个做市商所能单独决定的,它是在保留价差的基础上由众多因素共同决定的。
1、市场风险度。
市场风险体现为证券收益的波动程度,即收益方差σ[2]。风险越高,收益方差σ[2]越大,则所要求的风险回报也越多,就必然要提高价差。
2、市场的活跃度。
市场越活跃交易量Q越大,虽然会使保留价差S变大,但由于流动性的提高同时也缩短了做市商证券持有的时间,从而减少了库存风险,降低了做市商对存货风险所要求的补偿系数R,两者综合作用下往往会使实际价差变小。
3、做市商之间的竞争。
这种竞争决定着价差超过保留价差的程度。在一家做市商垄断的情况下,买卖价差通常会高于保留价差,做市商的数目越多,竞争力越强,他们之间互相约束的能力也越强,这种约束力总能把实际价差往保留价差的方向牵引,使价差减小。
4、限价指令的作用。
在一些实行场内做市商制度的交易所中允许限价指令交易,即个人投资者如果发现买卖价差太大,就会设置限价指令进行交易。由限价指令确定的市场报价是一个服从泊松分布的随机跳动过程,并且交易越清淡,跳动概率越大,从而使市场价差越大。
在一段时期内,做市商的利润应该大致等于买卖价差总和加上存货利润(因为存货价格变化带来的利润,也可能为负)。做市商制度形成初期,做市商主要是通过买卖证券的价差来弥补成本或实现盈利。但随着做市商之间的竞争越来越激烈,双边报价的差额越来越小,做市商几乎难以通过报价产生盈利,许多做市商则更多的考虑如何利用做市商所具有的较高的市场信誉来在其他业务比如代理、承销业务上吸引更多的客户来弥补在做市业务上的不足。以美国NASDAQ为例,自1997年实行了《交易指令处理规则》和引入ECNs(Electronic Communication Networks)系统以来,ECNs扮演了电脑竞价和电脑做市商的双重角色,做市商和经纪人若不愿接受客户的限价指令,则必须要将该指令输入到ECNs中,通过ECNs自动寻找对手交易(如图1所示)。其导致的结果是市场竞争大大加剧,NASDAQ市场的平均价差下降了40%以上。而ECNs市场份额的快速上升并非源于其交易技术而主要是因为NAS-DAQ做市商制度的高成本导致。因此降低成本尤其是进行存
货控制与管理对做市商极为重要,它直接影响到做市商的效率。经济学中的效率概念指的是投入与产出的对比关系,也是成本与收益的对比关系,在市场经济中它直接影响到资源的配置,使资源总是流向使其达到最优效率的领域。同样,在设计我国的创业板市场交易体制时,在考虑国家的宏观效应的同时,应该更注重如何使市场的各个参与主体达到各自应有的效率。因此,如果引入做市商制度就必然要考虑做市商能否达到应有的效率,这也是决定做市商在我国是否可行的关键因素。
附图
注:箭头方向代表限价指令方向
图1 NASDAQ交易过程流程图
三、在我国创业板市场实行做市商制度的可行性研究
1、从做市商成本的角度来看
对做市商来说,要获得高效率就是要获得较好的成本与收益的配比,最关键的就是要降低成本,提高单位成本的收益。因此是否具有存货成本控制及风险管理机制是关系做市商制度可行性的重要因素,而我国在这方面还存在很多的障碍。
首先,经过近十年的发展,中国已经建立了一套电子撮合设备和软件体系以及与之相适应的运行管理体系,在单据处理上的成本已大大降低,也积累了大量的经验。但是要建立一套全新的电子交易报价系统,短期内投资数额大,券商也有一个适应过程。
其次,缺乏足够合格的能充当做市商的市场主体。引入做市商制度对券商的数量、规模、资金实力与专业人才配备的要求较高。只有资金雄厚,才能形成规模效应,降低成本,同时拥有高素质专业人才也是有效进行存货管理、降低存货成本的因素之一。在NASDAQ市场上,做市商共有650多家,活跃的股票通常有30多个做市商为其报价,每一种证券的做市商也有12家。这些做市商大多都是些资金雄厚、大规模的投资银行,包括世界有名的美林、高盛、所罗门兄弟以及摩根斯坦利等。在中国,一方面,创业板市场流通市值不可低估。曾有人指出,中国如果推出独立的创业板,开始时至少要有300家企业挂牌才能形成足够的“人气”,假设平均每家公司以10元价格发行2000万股股票,则需要600亿元,如果股价翻一番,流通市值将达到1200亿元。另一方面,投资银行规模有限。在中国,能充当投资银行的主要是综合类证券公司和四大资产管理公司。截至2002年,综合类证券公司14家,总注册资本约267亿元,并且由于目前一级市场利润率高,券商将其有限的资金大量的沉淀于一级市场,导致二级市场“贫血”,要以有限的资本为上千亿元流通市值的市场做市显然是很勉强的;而四大资产管理公司的主要任务是收购、管理和处置四大国有银行剥离的不良资产。从自身素质上看,我国券商在规模、实力、管理能力、业务人才与研究水平上也与做市商的要求存在不小的差距。许多证券公司没有建立科学的风险管理体系,如果开展做市商业务,将会承担巨大的存货风险。
第三,缺乏便捷的券商融资市场。由于做市商的存货成本与融资能力负相关,因此券商做市要有效的降低存货成本就需要有便捷的、交易成本低廉的融资渠道来调集资金。券商进行融资的主要渠道有:通过增资扩股进行股权融资、通过回购市场融资、发行中长期金融债券(特种债券)、进入同业拆借市场、应用券商资本进行抵押融资和股票抵押贷款。在我国,1999年3月,证监会发布《关于进一步加强证券公司监管的若干意见》,引发了券商首轮增资扩股热,但券商在通过增资扩股融资时也遇到了一些困难,主要问题有:一是大多数券商的分红比例低于10%,有的甚至几年未分红。二是相对于股本5亿元以上的综合券商来说,即使投资几千万也只是个小股东,对公司的经营管理基本上没有发言权,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新股东的积极性。三是一些限制性措施也影响了资金来源,如限制自然人入股证券公司。同时,券商通过参与银行间同同业拆借市场融资也有一定的局限性,主要是同业拆借期限品种太少,没有期限较长的折借品种。根据《证券公司进入银行间同业市场管理规定》,成为全国银行间同业市场成员的证券公司的拆入资金最长期限为7天,债券回购的最长期限为1年,同业拆借和债券回购到期后不得展期。另外,国债回购市场被分割为场内回购、银行间债券交易市场和公开市场三个部门,市场的彼此分割,导致资金跨市流动不畅,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券商的融资能力。
第四,缺乏做市商证券存货调整市场。合理规模的证券存货是做市商存货决策的关键,为保持做市商调节存货行为的顺利进行,就要求有相对发育的机构间证券短期拆借市场与之配套。而在我国,作为调整券商存货头寸的主要市场――证券回购协议市场,只有国债一个交易品种,从而制约了做市商存货的调节能力,无法进行有效的成本控制。
第五,缺乏卖空机制与避险工具,不能有效转移价格波动引起的存货头寸的价值风险,无法最大可能的降低存货成本。我国金融市场的股票指数期货、股票期权等重要的衍生金融工具还未推出,同时市场缺乏卖空机制也限制了券商规避风险的能力。因此券商基本无法逃避可能存在的巨大存货风险导致的成本上升。
最后,做市商承受的信息不对称成本较大。我国证券市场尚处在发展初级阶段,证券监管体系不完善,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存在失真现象;加之政策制度界定范围与有效性不是很强,人们的自律意识较差,必然增加做市商的信息不对称风险和成本。另外,由于我国非流通股构成的控制权长期集中在几个股东手里、同股而不同利,一方面严重侵害了小股东的权益;另一方面大股东也无法获得流通带来的资本利得,造成大股东将重要信息透露给其利益关联人以谋取间接的资本利得。作为市场主要参与者的做市商虽然较大多数小股东具有信息优势,但相对于一些与公司大股东有利益关联的主体尚未明确、政府的行政职能和经营职能尚未彻底分离的情况下,作为股东的国家不可避免地会把政府的行政管理内容渗透到公司管理中,更限制了证券市场定价功能的发挥,使做市商面临行政政策带来的不确定性,这也是一种难以避免的信息不对称成本。
2、从做市商价差收益的角度来看
首先,我国拟在创业板上市的公司多数建于1999年前后,投资经营期短,公司素质普遍不高,投资价值低下,许多高科技公司实际上也只是在传统产业的基础上注入了一些科技因素,其本身并不具备高新产业的高成长率,以这些公司为主形成的市场无法长期地带动交易量,保证做市商的收益。
其次,投资者结构不合理,缺乏大量成熟的机构投资者。我国的主板市场仍是以中小投资者为主的散户市场,虽然近年来陆续设立了多家新的证券投资基金,但753.7亿元的总发行额度与1.3万亿元的流通市值相比差距还是很大(数据来源于国研网),而且这些投资基金主要定位于主板市场,此时推出创业板必然以中小投资者为主,这将导致市场单边交易,做市商的价差收益无法补偿其成本以实现盈利。
综上所述,从做市商做市的成本和收益来看,主要问题体现在存货成本过高,资金融通难,存货风险难以分散,信息不对称成本较高以及风险较高,从而使成本与收益难以达到合理的配比,无法实现其应有的效率。因此以我国目前的金融市场环境来看暂时还不具备在创业板市场推行做市商制度的条件。
四、在我国创业板市场实行做市商制度尚须解决的问题
虽然做市商制度目前在我国还不
具备可行性,但也并不是说做市商制度在我国创业板市场完全行不通,只是时机还不成熟,一些问题尚待解决:
首先,现有的主板市场须更加成熟,在提高上市公司竞争能力的同时进一步完善法人结构治理。
其次,金融市场有待进一步完善。一方面是加快金融工具的创新,尽快推出股指期货等配套避险工具。另一方面要改善现有的金融环境,为券商提供便捷有效的融资渠道。在完善同业拆借市场、回购市场的基础上积极推动金融债券的发行,充分发挥财务杠杆的作用,使券商的长短期资金都能得到保证。
再次,改善投资者结构和培养健康的投资理念。大力培育机构投资者尤其是大型投资机构,加快券商业内重组速度,扩大资金规模。中小券商可以通过合并或被大券商兼并等途径加入综合类券商的队伍;而业已具有一定实力的券商则可以考虑通过兼并重组实现资金、技术、人才、研发、网络、管理与服务的优势互补,从而提高整个券商业的风险管理水平。
最后,进一步完善证券监管体制,增强信息披露的及时性、有效性和充分性,从而降低由于信息不对称而给券商和投资者带来的信息不对称成本。
在以上各方面完善的基础上,将做市商制度引入中国创业板市场还是可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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