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眠飛行”通过精心收集，向本站投稿了7篇中国古代书籍笔记，下面给大家分享中国古代书籍笔记，欢迎阅读!
篇1：中国古代书籍笔记
《清波杂志》
宋代记载历史轶事典章制度人物故实类笔记，南宋周煇撰。周煇(1126—1198)字昭礼，钱塘人，著名词人周邦彦之子。南宋绍兴年间曾应试博学鸿词科，家藏故书几万卷，平时父子“自相师友”，自然具有较高的文化修养，加上他自幼就跟父亲到过不少地方，成年后自己也到各处行役，扬州、饶州、建康、池阳、信州、无锡等地都留下过他的足迹，五十岁那年还作为使节的下属到过金国，因此见识很广。张诉在《清波杂志》跋中就称赞作者“涉历久而见闻该，阅习工而语意贴”。晚年隐居钱塘清波门，“日往来湖山间，把酒赋诗，悠然自得其乐”《清波杂志》就是在此间写成，时年六十六岁。除《清波杂志》12卷外，周煇海著有《清波别志》3卷和《北辕录》。
书中所载，有的可与他书互相印证或互校异同，而其中为他书所未载的，又可拾遗补阙，故常为学者所称引，是研究宋代历史、社会、思想和文化的一种很有价值的参考资料。周煇一生，经历了靖康丧乱，国土沦丧之痛，时时在字里行间有所流露。在他随使节到金，经过汴都时，顾瞻宗庙宫室，不禁有黍离之叹。但他相信，“以中原复中原，规恢洪业，信自有时节”。他把金主完颜亮的侵宋比作辽世宗的侵周，二人皆被部下所杀的下场皆是“干纪妄动”之报。书中还详细地记下了宋将李宝和金兵海道作战大获全胜的战况。宋人方回读此书读至五更，并写下《十月二十二夜三更读清波杂志至五更》诗：“再卧卧不成，灯膏幸犹有。坐至五更转，读过一寸厚。是书必有益，但当审去取。”表达自己对此书的喜爱。
今有：《清波杂志校注》刘永翔校注，中华书局版;《清波杂志》(全四册)中华再造善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版;《清波杂志·别志》，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
《西湖老人繁盛录》
记载南宋都城杭州一带都市生活和风俗习惯类笔记，一卷。题西湖老人撰。作者生平生卒均不详，似南宋宁宗时临安(今浙江杭州)人。所记内容与《梦梁录》、《武林旧事》、《京师繁胜录》同，主要记录临安市民游艺活动及各类艺人姓名和事迹，其中保存不少宋代民俗和南宋经济社会史料，如记南宋时杭州的路灯、油价以及灯会的情形：“庆元间，油钱每斤不过一百文，巷陌爪札，欢门挂灯，南至龙山，北至北新桥，四十里灯光不绝。城内外有百万人家，前街后巷，僻巷亦然，挂灯或用玉栅，或用罗帛，或纸灯，或装故事，你我相赛。州府札山栅。三狱放灯，公厅设醮，亲王府第、中贵宅院，奇巧异样细灯，教人睹看”;又记南宋时杭州一带酒的品牌有：“玉练槌、思春堂、皇都春、中和堂、珍珠泉、有美堂、雪腴、太常、和酒、夹和、步司小槽、宣赐碧香、内库流香、殿司凤泉、供给酒、琼花露、蓬莱春、黄华堂、六客堂、江山第一、兰陵、龙游、藩葑、府第酒、庆远堂、清白堂、蓝桥风月。”
《西湖老人繁盛录》原本已佚，今本辑自《永乐大典》。有《涵芬楼秘笈》本。
今有：《东京梦华录(外四种)》，古典文学出版社1957年版;《东京梦华录(外四种)》中华书局版;《东京梦华录都城纪胜西湖老人繁盛录梦粱录武林旧事》中国商业出版社1982年版;《西湖老人繁盛录》，文化艺术出版社1984年版;《西湖老人繁盛录》浙江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归潜志》
金元最出色的四种历史轶事类笔记之一(其余三种是王恽《玉堂佳话》、刘埙《隐居通议》、陶宗仪《辍耕录》)，十四卷。金末刘祁撰。刘祁(1203—1250)，字京叔，浑源(今属山西)人。出身书香门第，父亲刘从益是金朝官员，自小就是个神童，随父亲在任所读书。早年随祖父﹑父亲游宦於金之南京开封府(今河南开封)，结识了不少名官显宦和文人学士。后成为太学生，屡试不第。元兵入汴京，亲历战争之残忍。金亡后，从汴京辗转回到故乡浑源，把书房取名“归潜”，有感於“昔所与交游皆一代伟人，今虽物故，其言论﹑谈笑想之犹在目。且其所闻所见可以劝戒规鉴者，不可使湮没无传”，意在“异时作史，亦或有取焉”。于是写下往日所见所闻，取名《归潜志》，入元后，一试即中，当过山西东路考试官，著有《神川遁士集》，今佚失。
《归潜志》共十四卷，卷一至卷六为金代人物传记，其中大多数皆是金代著名的文学家，如赵秉文、李纯甫、雷渊、麻知几、辛愿、李汾、杨云翼、冯壁等，共涉金末一百多位文人的事迹，是研究金代文学的重要资料。卷七至卷十杂记遗事，其中有金代文人对诗、文的评论，其评论范围，包括北宋苏轼、黄庭坚、南宋杨万里，可以见到当时北方对南方文风的看法。此外，尚有作者对金代自明昌、承安以来至金末诗文风气的演变的论述，有时党怀英、辛弃疾等人轶事的记载。卷十一《录大梁事》，专记元兵包围开封始末。当时开封被围，金兵屡败，执政者仓皇无计，末帝在宫中想自缢，并欲坠楼，为人所救。城内百姓多饿死，甚至人相食。卷十二《录崔立碑事》，专记金朝叛将崔立降蒙古及其被杀始末。同卷之《辩亡》，以亲身感受，分析了金朝亡国的原因：金南渡后，宰执往往无恢复之谋，上下皆以苟安为乐;朝廷近侍，谄谀成风，隐瞒灾异和民间疾苦，遇事不肯明白表示可否，互相推诿，号“养相体”;宰执用人，必先择无锋芒、软熟易制者。曰“恐生事”足见当时官场的腐败。卷十三﹑十四，多是发表个人感慨，并辑录了他人投赠的诗作。其中论述金玉于粮食在平日和危难时不同价值，就很令人深思：
金银珠玉，世人所甚贵，及遇凶年则不及菽粟，何哉?事有先后，势有缓急也。平时富贵之家，求一珠玉犀象玩好器物，至发粟出帛，唯恐其不得，将以充其室夸耀于人以自乐者，皆是也。壬辰岁，余在大梁时，城久被围，公私乏食，米一升至银二两余，殍死者相望。人视金银如泥土，使用不计。士庶之家，出其平日珠玉玩好，妆具环佩，锦绣衣衾，日陈于天津桥市中，惟博鬻升合米豆，以救朝夕。尝记余家一毳袍，极致密鲜完，博米八斗，金钗易牛肉一肩，趣售也。以是知明君贵五谷而贱金玉，诚知其本也。古人云：“薪如桂，米如珠”，岂虚言哉!
这两卷中作者评论诗文颇有见地，如“唐以前诗在诗，至宋则多在长短句，今之诗在俗间俚曲”，概括了唐、宋文学的特点及金、元文学的发展趋势。
《归潜志》所记载的，大都是他熟悉和亲历的人和事，写作态度又十分严肃，“所传不真及不见不闻者，皆不录”。它与同时元好问在金代典籍大量散失的情况下，此书是研究金代史实的重要参考资料，为历代史家所重视。元人修《金史》多采用其著，如《金史》对金代兵制的批评，对金末近侍权重的批评，对南渡後宰执的批评等，都取自刘著的议论。其他如李之纯﹑赵秉文﹑王郁等人的传记，也采用了刘著资料。《归潜志》
今有：《归潜志》崔文印点校，中华书局1986年版;《归潜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
《玉堂嘉话》
金元最出色的四种历史轶事类笔记之一，八卷。元代王恽撰。王恽，字仲谋，号秋涧，卫州路汲县(今河南卫辉市)人。至元五年(1268)，元世祖建御史台，王恽为首任监察御史。中统二年初为翰林修撰，知制诰，兼国史馆编修官，至元十四年复入为翰林待制时，大德五年(公元13)六月，王恽在汲县去世，终年七十八岁。王恽刚直不阿，一生仕宦，清贫守职，好学善文。他不畏权势，上书《击邪》、《纳海》等，论列一百五十余条，成为元世祖忽必烈、裕宗皇太子真金和成宗皇帝铁木真三代的谏臣。去世后，朝廷的钦差大臣在汲县看到他的故居依然是茅屋陋室，清贫如民。其儿孙们田园生涯，耕稼自给，便如实奏明圣上。皇上赐钞万贯，赠翰林学士承旨资善大夫，追封太原郡公，谥号“文定”。子孙荫封受禄。家乡人民也把他少年勤奋读书的古子涧村誉为“秋涧书声”，被列为“汲县八景”之一。有诗文集《秋涧集》一百卷，《承华事略》，并与赵孟頫同修《元世祖实录》，
《玉堂嘉话》记录自元世祖中统二年(1261)至至元三十一年(1294)这34年间，作者任翰林学士是朝廷见闻、典章礼仪。“玉堂”，官署名，宋以后为翰林所居之地，故名《玉堂嘉话》。
书中所记的当时文诰礼仪等，都足以显现有元一代典制，如卷一“为春旱禁酒诏”，“为春旱祈雨青词”，卷三的“修端门前桥启土告岁地祗文”，卷四“告太庙文”、“瀛国公制词”都是王恽见到的第一手材料。元世祖时还有一种特定的“望拜行在所”仪式，也靠该书让我们得知其具体做法：
至正十五年戊寅正月甲寅乙酉朔，同李侍讲德新、应奉李谦陪百官就位望拜行在所，凡七拜。其侍仪先一日于端门两阙门灰界方所，以板书百官号，随各司依品秩作等列。班定，以次入宫行礼。礼毕由左掖门出，风埃大作。所谓“出门尘涨如黄雾，始觉身从天上归”。曾有口号一绝：“隔夜端门分板位，平明簪笏列鸳行。紫云低复千官入，润作金炉百合香”。
《玉堂嘉话》记载的唐宋以来文诰掌故、轶闻遗事以及书画等材料，亦多可采，《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称其“所记当时制诰特详，足以见一朝之制。如船落致祭文，太常新乐祭文之类，皆他书所未见。他如记唐张九龄、李林甫告身之式，记平宋所得法书古画名目，宋聘后六礼金，科举之法，以及论宣谕、制诰之别。据柳公权跋，知唐时已有《广韵》，辨米芾之称南宫，以赠官太常，记秦桧家庙之制，摘颜真卿书《出师表》之伪，谓《金史·天文志》出於太史张中顺，与张德辉述塞北之程，刘郁述西域之事，皆足以资考证。而宋、辽、金三史之议，尤侃侃中理”。
岳飞被害后，至孝宗时才复官、改葬、追封，《宋史·本传》中只有“淳熙六年谥武穆，嘉定四年追封鄂王“的简单记载。《玉堂嘉话》卷二中则录有宁宗诏书《鄂王岳飞谥忠穆文》，肯定岳飞的忠忱与功勋，回顾其被害之因和追封的委屈，代表朝廷谴责“当时的权臣”，对皇祖赵构的曲为回护，为我们保存了一篇珍贵的历史文献，现抄录如下：
主而忘身，兹谓人臣之大节;谥以表行，必稽天下之公有。申锡赞书，追告幽穸。故太师追封鄂王谥忠穆岳飞，威名震于区狭，智略根乎诗书;结发从戎，前无坚敌;枕戈励志，誓清中原。谓恢复之义为必申，为忠愤之气为难遏。上方密契，诏札具存。夫何权臣，力主和议。未究凌烟之伟绩，先罹偃月之阴谋。李将军口不出辞，闻者流涕;蔺相如身虽已死，凛然犹生。犹高皇眷恋之不忘，肆孝庙哀矜之备至，还故官而礼葬，颁祠额而旌表。逮于先帝之时，檖以真王之爵。既解诬于累圣，可无憾于九京。然而易名之典虽行，议礼之言未一。始为忠愍之号，旋更武穆之称。朕获睹中兴之旧章，灼知皇祖之本意。爰取危身奉上之实，仍采克定祸乱之文，合此两言，节其一惠。昔孔明之志兴汉室，若子仪之光复唐都，虽计效以或殊，在秉心而弗异。垂之典册，何嫌今古之同符;赖及子孙，将与山河而并久。英灵如在，茂渥有承。
卷二还有一篇《辛殿撰小传》，记辛弃疾因力主北伐，与韩侂胄主张相合，文集中有《寿南涧翁文》，即为韩侂胄祝寿之文，亦可补史之阙。卷二、卷三中摘记其所见宋内府书画二百余幅，也不见它书记载，为研究古代书画传绪可贵资料。
《玉堂嘉话》常见本有《墨海金壶》本，《守山阁丛书》本。
今有：《玉堂嘉话》商务印书馆1939年版;《玉堂嘉话》;《玉堂嘉话》，杨晓春点校，中华书局，元明史料笔记，版。
《西塘集耆旧续闻》
宋代记载历史轶事、诸家杂说和个人见闻类笔记，十卷，南宋陈鹄撰。陈鹄，生平事迹不详，据书中所载陆游辛弃疾诸人遗事，又自记尝与知辰州陆子逸游。则可能是宁宗开禧以後(1207)人。所录自汴京故事。及南渡後名人言行共137条，大多是，辑述诸家杂说，其中间有作者见闻。关于诗文的见解考辨也很有见地。《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评曰：“所据皆南渡以後故家遗老之旧闻。故所载多元祐诸人绪论。於诗文宗旨，具有渊源。如：驳《苕溪渔隐丛话》议东坡《卜算子》词之非;据宋祁奏议。摘欧阳修撰《薛参政墓志》之误，亦颇有考据。虽丛谈琐语，间伤猥杂。其可采者要不少也。”
今有：《涧泉日记·西塘集耆旧续闻》，郑世刚点校，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师友谈记·曲洧旧闻·西塘集耆旧续闻》孔凡礼点校，中华书局，“唐宋史料笔记”版。
篇2：中国古代书籍第一部
中国古代书籍第一部汇总
01第一部纪传体通史书《史记》。
02第一部编年体史书《春秋》。
03第一部断代史史书《汉书》。
04第一部历史评论专著《史通》。
05第一部兵书《孙子》。
06第一部古代制度史《通典》。
07第一部学术论争集《白虎通》。
08第一部文艺理论书《文心雕龙》。
09第一部诗歌评论专著《诗品》。
10第一部农业百科全书《齐民要术》。
11第一部农业生产技术论著《天工开物》。
12第一部植物学词典《全芳备祖》。
13第一部药典书《新修本草》。
14第一部医药书《黄帝内经素问》。
15第一部地理书《禹贡》。
16第一部茶叶制作书《茶经》。
17第一部建筑学专著《营造法式》。
18第一部珠算介绍书《盘珠算法》。
19第一部气象史名著《乙己占》。
20第一部栽培学名著《荔枝谱》。
21第一部综合农学专著《农政全书》。
22第一部地理学专著《水经注》。
23第一部矿物学专著《山海经五藏山经》。
24第一部教育史专著《学记》。
25第一部绘画理论著作《古画品录》。
26第一部戏曲理论著作《闲情偶记》。
27第一部戏曲史《宋元戏曲韵史》。
28第一部大百科全书《永乐大典》。
29第一部图书总目录《七略》。
篇3：中国古代哲学思想书籍推荐
中国古代哲学思想书籍推荐:
1.为“三纲”正名
方朝晖 著/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本书的一大新意在于，从全新的角度回答了“三纲”与民主的关系。 “三纲”的本义是指从大局出发、尽自己位分所要求的责任，其核心精神是“忠”，而这种精神是现代民主政治不可缺少的成份。
2.平民尚书
叶立群 著/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出版社
神秘的《尚书》记录了什么信息?传世本《尚书》可信度如何?诸多大儒名家对《尚书》的解读是否成立?传说中的尧舜禅让到底是怎么回事?草根出身的虞舜为什么能驾御诸多贵族?大洪水发生在哪里?《平民尚书》将为您一一解密。
3.丧家狗：我读《论语》(修订版)
李零 著/山西人民出版社
本书讲述了：孔子不是圣，只是人，一个出身卑贱，却以古代贵族(真君子)为立身标准的人;一个好古敏求，学而不厌、诲人不倦，传递古代文化，教人阅读经典的人;一个有道德学问，却无权无势，敢于批评当世权贵的人……他很栖皇，也很无奈，唇焦口燥，颠沛流离，像条无家可归的流浪狗。读他的书，既不捧，也不摔，恰如其分地讲，他是个堂吉诃德。
4.星空与帝国：秦汉思想史与占星学
章启群 著/商务印书馆
作者以为秦汉之际之所以“大一统”观念及儒学占据国家政治思想领域的主导地位，与中国古来有之的占星学密不可分。作者试图超越现存既有的解释框架，将占星学作为关键字来重新勾勒秦汉之际的思想剧变，以求引起学界对秦汉思想、学术、政治、科学甚至历史学已有版图的重新审视。
5.陈来儒学思想录：时代的回应和思考
陈来 著 翟奎凤 编/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本书是陈来三十多年来儒学思想的集中体现，从传统文化与现代化、儒学与现当代、古典儒学新诠、论现代新儒家、国学论衡等方面展示了作者的文化观、儒学观和国学观，展现了新时代儒家思想在实践智慧方面作出的新探索，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6.儒学与女性
[美] 罗莎莉 著 丁佳伟 曹秀娟 译/江苏人民出版社
作者依据儒家伦理并结合中国历史对守节、缠足、纳妾等现象进行了深刻探讨，罗莎莉的这些研究为未来儒家女权主义的研究奠定了基础，并使儒学成为妇女解放过程中一个可供选择的道德范畴。
7.沟口雄三著作集：中国的思维世界
沟口雄 著，三刁榴、牟坚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本书为“沟口雄三著作集”之一本，从观念史的角度研究中国传统的思维特性。前半部分(1—6)，在与日本进行比较的前提下，阐明中国的哲学概念如天、理、自然等等诸种观念的特性，在此基础上，后半部分(7—10)揭示中国理气论以及天理观的形成过程，进而，对于天人合一的中国特性，以及中国哲学中中国原理的独特性进行考察，共收十篇文章。
8.孔子如来
鲍鹏山/岳麓书社
本书从道德修养、社会政治理想、教育思想、孔门人物品藻、生死天命观等方面，在“知识正确”和“价值观正确”的基础上，以散文化的笔触、隽语性的思辨，对孔子言论进行解读，体悟孔子的思想智慧和正知正见，阐发孔子思想的现代价值，传递文化的涵养和力量。
9.由巫到礼·释礼归仁
李泽厚/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本书由正文4篇、附录3篇构成，其中新作3篇，是作者有关由巫到礼归仁为中华文化关键所在学术思想的文章结集。周公将传统巫术活动转化性地创造为人际世间一整套的宗教一政治一伦理体制，使礼制下的社会生活具有神圣性，是为“由巫到礼”……
10.风物长宜放眼量：季羡林谈传统文化
季羡林/重庆出版社
本书文字是作者感性认识与理性思考相结合的精华所在，先生其情也真、其言也善。通过本书的阅读，读者将从先生的体悟与沉思里，感受到中华传统文化的精髓和东方文化的深厚底蕴;也才有可能在全球化的语境中，坚持中华民族的文化自觉，强化文化认同，树立文化自信。
11.论天人之际：中国古代思想起源试探
余英时/中华书局
本书主要在探讨中国思想的一个主要特色，大致以“天”代表超越世界，以“人”代表现实世界。这两个世界在“轴心突破”以前已存在，但两者之间的关系则因“突破”而发生了重要变化。这是余英时先生自称为“收官之作”的重要作品。
12.新纲常：探讨中国社会的道德根基
何怀宏 著/四川人民出版社
为了寻找出路，作者对传统的三纲赋予新的涵义：民为政纲、义为人纲、生为物纲，又对五常重新定义，将之分为两部分：五常伦，即五种经常性的需要人来处理的社会关系;五常德，即人应当具有的五种持久性的德性。通过这样的阐释，作者希望一种温和而坚定的中道力量能够兴起且成为稳固的主流，如此，观点的差异乃至比较极端的观点对立也就不足惧，而且是必要的。而他本人也希望本书的探讨能为中国社会的平稳过渡尽一点力量，甚至进而言之，成为未来长治久安的社会之道德根基的一个可供选择的设想。
13.经学的瓦解
陈壁生 著/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本书展现了西学东渐中，中国学术研究的主流整体性从章太炎的“以史为本”转向胡适之的“以史料为本”，新文化运动、整理国故、古史辨相继兴起，全面移植西方学术分科，从而实现中国学术现代转型的基本历程。从经学角度对现代分科之学赖以成立的一系列预设提出质疑。中国文明的核心即在经学，经学大义之相传，方能保礼乐文明之不坠。作者提出：重回经学!
哲学不等于马哲原理，真正的哲学很有趣
哲学是一个谜，对中国人来说，哲学像是一个穿着破烂衣服的青葱少女……第一眼污浊不堪，仔细一看，心生爱慕。
因为高中政治课本和大学《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的折磨，年轻人对哲学的理解有两种：一种是心灵鸡汤，一种是唯物主义。
心灵鸡汤往往要冠上哲学的帽子，声称是人生哲学，装作一副救世主的样子。唯物主义则面目可憎，除了废话就是废话，考试的时候还折磨人。
由易到难，这次分享的12本书按照难易程度划分为：小学版、中学版和大学版，分别对应的是：哲学零基础、哲学入门、哲学专业三个层次。话又说回来，我只推荐对哲学感兴趣的同学看小学版，中学版和大学版留给学有余力的同学好了。
问题：学有余力的同学是谁?
小学版：
1、《不疯魔不哲学》
这本书是清华大学的博士师姐的作品，主要写的是哲学人物小传，里面穿插了不少段子，读起来很轻松。虽然我这么说，他读起来仍然有一定的难度，主要是一些哲学理论部分稍微枯燥了一点。
这本书曾风靡豆瓣文艺青年圈子，放在第一位置推荐。
2、《苏菲的世界》
如果没有《不疯魔不哲学》，《苏菲的世界》应该成为第一推荐。
这是欧洲一位哲学老师为孩子们写的小说，通过苏菲的故事把哲学史上的经典理论都串联起来。它后来被改编为一部电影，名字也叫《苏菲的世界》，不想看书的同学可以看电影。
我知道，你这么懒肯定会看电影版的。
3、《公正》
这本书的流行还是因为网络公开课。
第一课里就有一个有意思的问题：铁道上有五个人，岔道上有一个人，现在列车必须选择一条路，你选择撞死铁道上的五个人，还是赶紧拐到岔道上撞死一个人?
这是一个引发了数千年伦理学争论的经典问题——什么是“善”。
4、《洞穴奇案》
政治哲学的入门书，适合用来刷新三观。这本书后面有N位大法官关于同一个案件截然相反的判词，读起来真的是——三观碎成饺子馅。
如果你看惯了新闻联播，此书值得拥有。
中学版：
1、《哲学通论》
推荐孙正聿版本的，比较适合用来给高中政治和大学《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解毒。
一本就见效。
这门课我考了97分?记不太清楚了。
2、《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
为什么推荐这篇呢?
字数不多，理解难度不高，而且是恩格斯同志撰写的。中文译本是国内最顶级的翻译家完成的(当政治任务来做，不计成本)，翻译质量高到违反广告法。文辞优美、赏心悦目，是文学与哲学的完美合体……
说这么多是为了证明我自己有眼光：我大一哲学通论课期末作业写的就是这部作品的读书报告……
3、《道德形而上学基础》
我知道你是看不懂康德的其他书的，这本书大概是正儿八经康德哲学书里最好懂的一部了吧。
这是一部道德哲学作品，适合对伦理学感兴趣的同学。坦白说，能读完这本书，说明你具备了读懂绝大多数哲学著作的能力——德国人写文章真的太墨迹了。
4、《伦理学简史》
作者是麦金泰尔。这个人牛到什么程度呢?如果你能跟着这个老头读博士，我觉得国内的大学哲学系你随便挑……
当代为数不多的巨星级别的伦理学大师。
《伦理学简史》是一本很薄的伦理学史作品，读起来不费劲儿。忘了说了，对初学者来说，不必区分所谓的伦理学与道德哲学。
大学版：
1、《纯粹理性批判》
这本书很厚，很晦涩，大概没有几个哲学系的学生能在毕业前认真读完它。
但作者康德是一个大水库，他之前的哲学家就像涓涓小河，最终汇入这个大水库，后面的哲学家就像水库的下游分支，和他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
对有志于入门哲学领域的人来说，这本书是第一个障碍和桥梁。
2、《存在与虚无》
这是海德格尔，不，是保罗·萨特的代表作。海德格尔的作品叫做《存在与时间》，也是哲学史上里程碑式的作品。
萨特是人类历史上少有的奇葩，比如，他拒绝了1964年的诺贝尔文学奖。
是的，你没看错，他获奖了，但他拒绝了。
偶像啊……这才叫真正的装13。
3、《逻辑哲学论》
据说这是维特根斯坦在战场上写下的笔记，后来整理出版，轰动了哲学界。我说的轰动和你理解的万人夹道欢迎是两码事——包括罗素在内的大哲学家在人前都说”小维这本书写得不错啊“，转眼没人的时候会骂”维小子写的什么乱七八糟地，横看竖看看不懂“。
这是现代西方哲学的重要奠基之作。
4、《阿特拉斯耸耸肩》
对于被某些理论洗脑过的人来说，集体主义就像天上的太阳一样，永恒正确……
在遥远的美国，政治哲学领域曾出现过一个”客观主义哲学“运动，发起人是原苏联人安·兰德(这是她去美国后重新起的名字)，这个运动的圣经是一本小说《阿特拉斯耸耸肩》。
最著名的一句话是：我永远不为别人而活，也不需要别人为我而活。
篇4：中国古代文学史笔记
第一节 司马迁的生平和著作
司马迁(前145——前87?)，字子长，左冯翊夏阳(今陕西韩城)人。父司马谈有广博的学问修养，曾“学天官于唐都，受易于杨何，习道论于黄子”。又曾为文“论六家之要旨”，批评了儒、墨、名、法和阴阳五家，而完全肯定地赞扬了道家，这说明他是深受当时流行的黄老思想的影响的。司马谈在这篇论文中所表现的明晰的思想和批判精神，无疑给司马迁后来为先秦诸子作传以良好的启示，而且对司马迁的思想、人格和治学态度也必然有影响。汉武帝即位后，司马谈做了太史令，为了供职的方便，他移家长安。在此以前，司马迁“耕牧河山之阳”，即帮助家人做些农业劳动，同时大概已学习了当时的通行的文字——隶书。随父到长安后，他又学习了“古文”(如《说文》的“籀文”和“古文”等)，并向当时经学大师董仲舒学习公羊派《春秋》，向孔安国学习古文《尚书》。这些对年轻的司马迁都有很深的影响。
司马迁在二十岁那一年开始了漫游生活。这就是他在《史记?太史公自序》中所说的：“二十而南游江淮，上会稽，探禹穴，闚九疑，浮于沅湘。北涉汶泗，讲业齐鲁之都，观孔子遗风，乡射邹峄，厄困鄱薛彭城，过梁楚以归”。归后“仕为郎中”;又“奉使西征巴蜀以南，南略邛、笮、昆明”。以后又因侍从武帝巡狩、封禅，游历了更多的地方。这些实践活动丰富了司马迁的历史知识和生活经验，扩大了司马迁的胸襟和眼界，更重要的是使他接触到广大人民的经济生活，体会到人民的思想感情和愿望。这对他后来著作《史记》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元封元年(前110)，汉武帝东巡，封禅泰山。封建统治阶级认为这是千载难逢的盛典，司马谈因病留在洛阳，未能参加，又急又气，生命危在旦夕。这时司马迁适从西南回来，他就把自己著述历史的理想和愿望遗留给司马迁，司马迁流涕说：“小子不敏，请悉论先人所次旧闻，弗敢阙!”三年后，司马迁继任为太史令，他以极大的热情来对待自己的职务，“绝宾客之知，亡室家之业，日夜思竭其不肖之才力，一心营职以求亲媚于主上”。并开始在“金匮石室”即国家藏书处阅读、整理历史资料。这样经过了四、五年的准备，在太初元年(前104)，他主持了改秦汉以来的颛顼历为夏历的工作后，就开始了继承《春秋》的著作事业，即正式写作《史记》，实践他父亲论载天下之文的遗志。这年司马迁是四十二岁。
正当司马迁专心著述的时候，巨大的灾难降临在他的头上。天汉二年(前99)李陵抗击匈奴，兵败投降，朝廷震惊。司马迁认为李陵投降出于一时无奈，必将寻找机会报答汉朝。正好武帝问他对此事的看法，他就把他的想法向武帝说了。武帝因而大怒，以为这是替李陵游说，并借以打击贰师将军李广利。司马迁就这样得了罪，并在天汉三年下“蚕室”，受“腐刑”。这是对他极大的摧残和耻辱。他想到了死，但又想到著述还没有完成，不应轻于一死。他终于从“西伯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等先圣先贤的遭遇中看到自己的出路，于是“就极刑而无愠色”，决心“隐忍苟活”以完成自己著作的宏愿。出狱后，司马迁升为中书令，名义虽比太史令为高，但只是“埽除之隶”、“闺閤之臣”，与宦者无异，因而更容易唤起他被损害、被污辱的记忆，他“每念斯耻，汗未尝不发背沾衣”。但他的著作事业却从这里得到了更大的力量，并在《史记》若干篇幅中流露了对自己不幸遭遇的愤怒和不平。到了太始四年(前93)，司马迁在给他的朋友任安的信中说：“近自托于无能之辞，网罗天下放失旧闻，考之行事，稽其成败兴坏之理，凡百三十篇。”可见《史记》一书这时已基本完成了。从此以后，他的事迹就不可考，大概卒于武帝末年。他的一生大约与武帝相始终。
司马迁接受了儒家的思想，自觉地继承孔子的事业，把自己的著作看成是第二部《春秋》。但他并不承认儒家的独尊地位，他还同时接受了各家特别是道家的影响。他的思想中有唯物主义因素和批判精神，特别由于自身的遭遇，更增加了他的反抗性。班彪、班固父子指责司马迁“是非颇谬于圣人：论大道则先黄老而后六经，序游狭则退处士而进奸雄，述货殖则崇势和而羞贫贱”，这正说明了司马迁的思想比他的许多同时代人站得更高，而为一些封建正统文人所无法理解。我们今天正是从这些封建正统文人的指责中，看到了司马迁进步思想的重要方面。
《史记》是我国历史学上一个划时代的标志，是一部“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伟大著作，是司马迁对我国民族文化特别是历史学方面的极其宝贵的贡献。全书包括本纪、表、书、世家和列传，共一百三十篇，五十二万六千五百字。“本纪”除《秦本纪》外，叙述历代最高统治者帝王的政迹;“表”是各个历史时期的简单大事记，是全书叙事的联络和补充;“书”是个别事件的始末文献，它们分别叙述天文、历法、水利、经济、文化、艺术等方面的发展和现状，与后世的专门科学史相近;“世家”主要叙述贵族侯王的历史;“列传”主要是各种不同类型、不同阶层人物的传记，少数列传则是叙述国外和国内少数民族君长统治的历史。《史记》就是通过这样五种不同的体例和它们之间的相互配合和补充而构成了完整的体系。它的记事，上自黄帝，下至武帝太初(前104-前101)年间，全面地叙述了我国上古至汉初三千年来的政治、经济、文化多方面的历史发展，是我国古代历史的伟大总结。
司马迁的著作，除《史记》外，《汉书?艺文志》还著录赋八篇，今仅存《悲士不遇赋》一篇和有名的《报任安书》。《报任安书》表白了他为了完成自己的著述而决心忍辱含垢的痛苦心情，是研究司马迁生平思想的重要资料，也是一篇饱含感情的杰出散文。《悲士不遇赋》也是晚年的作品，抒发了作者受腐刑后和不甘于“没世无闻”的愤激情绪。
第二节 史记人物传记的文学价值
《史记》开创了我国纪传体的史学，同时也开创了我国的传记文学。在“本纪”、“世家”和“列传”中所写的一系列历史人物，不仅表现了作者对历史的高度概括力和卓越的见识，而且通过那些人物的活动，生动地展开了广阔的社会生活画面，表现了作者对历史和现实的批判精神，表现了作者同情广大的被压迫、被剥削的人民，为那些被污辱、被损害的人鸣不平的战斗热情。因此，两千多年来，《史记》不仅是历史家学习的典范，而且也成为文学家学习的典范。
《史记》是一部具有强烈的人民性和战斗性的传记文学名著，这首先表现在对封建统治阶级——特别是汉王朝统治集团和最高统治者丑恶面貌的揭露和讽刺。司马迁写汉高祖刘邦固然没有抹杀他统一楚汉纷争、建立伟大国家的作用，但也没有放过对他虚伪、狡诈和无赖品质的揭露。为了避免被祸害，司马迁在《高祖本纪》中不能不写那些荒诞的传说，把他写成是“受命而帝”的神圣人物。但在《项羽本纪》中却通过与项羽的鲜明对比，写出了他的怯懦、卑琐和无能。在垓下之战以前，刘邦几乎无不处于挨打受辱的地位，而下面两个片段更真实地描写了他的流氓无赖、残酷无情的嘴脸。
……汉王乃得与数十骑遁去……道逢得孝惠、鲁元，乃载行。楚骑追汉王，汉王急，推堕孝惠、鲁元下车。滕公常下收载之，如是者三，曰：“虽急，不可以驱，奈何弃之!”于是遂得脱……
当此时，彭越数反梁地，绝楚粮食，项王患之。为高俎，置太公其上，告汉王曰：“今不急下，吾烹太公。”汉王曰：“吾与项羽俱北面受命怀王，曰‘约为兄弟’，吾翁即若翁，必欲烹而翁，则幸分我一杯羹。”
其他如在《留侯世家》中写刘邦贪财好色，《萧相国世家》中写刘邦猜忌功臣，而《淮阴侯列传》中则借韩信的口，谴责了刘邦诛杀功臣的罪行，道出了“狡兔死，走狗烹;高鸟尽，良弓藏;敌国破，谋臣亡”这一封建社会君臣能共患难而不能共安乐的真理。作者正是通过这些描写揭露了刘邦真实的精神面貌，从而勾消了在本纪中所作的一些神圣颂扬。对于“今上“汉武帝的暴力统治作者也流露了悲愤和厌恶的情绪。《循吏列传》中写孙叔敖、郑子产等五人，没有一个汉代人。而《酷吏列传》却全写汉代人，其中除景帝时的郅都外，其余九人都是汉武帝时暴力统治的执行者。张汤“为人多诈，舞智以御人”，但最为武帝所信任。他治狱时，善于巧立名目，完全看汉武帝眼色行事。杜周也是同样角色，当别人质问他：“君为天子决平，不循三尺法，专以人主意指为狱。狱者固如是乎?”杜周却回答说：“三尺安出哉?前主所是著为律，后主所是疏为令，当时为是，何古之法乎?”这里司马迁彻底揭露了封建社会中所谓法律的虚伪性，指出它不过是统治者任意杀人的工具。《酷吏列传》中还揭露了统治者屠杀人民的罪行。义纵任定襄太守时，一日竟“杀四百余人，其后郡中不寒而栗”。王温舒任河内太守时，捕郡中“豪猾”，连坐千余家;二三日内，大举屠杀，“至流血十余里”。汉朝惯例，春天不杀人，王温舒顿足说：“嗟乎，令冬月益展一月，足吾事矣!”对此，司马迁愤怒地说：“其好杀伐行威，不爱人如此!”这是人民的正义呼声。酷吏虽也打击豪强，但主要是镇压人民。作者在写这群酷吏时，每每指出“上以为能”，用意显然在于表示对汉武帝的讽刺和愤慨。《史记》中还描写了统治阶段内部复杂尖锐的矛盾。最著名的如《魏其武安侯列传》写窦婴与田蚡两代外戚之间的明争暗斗，互相倾轧，以及他们同归于尽的下场。这样，作者就进一步揭露了统治阶级残酷暴虐的本质，表达了对现实的深刻批判。
司马迁不仅大胆地揭露了封建统治集团的罪恶，而且也热情地描写了广大被压迫人民的起义反抗。在《酷吏列传》中作者叙述广大人民的反抗形势说：“自温舒等以恶为治，而郡守、都尉、诸侯二千石欲为治者，其治大抵尽放温舒。而吏民益轻犯法，盗贼滋起。南阳有梅免、白政、楚有殷中、杜少，齐有徐勃，燕赵之间有坚卢、范生之属。大群至数千人，擅自号，攻城邑，取库兵，释死罪，缚辱郡太守、都尉，杀二千石，为檄告县趣具食。小群盗以百数，掠卤乡里者，不可胜数也。”这些反抗虽为统治者所镇压，但并没有被消灭，不久又“复聚党阻山川者，往往而群居，无可奈何”。从这些叙述中我们可以看出，司马迁是同情人民的起义反抗的，他承认了“官逼民反”的合理性。基于这种认识，司马迁热情歌颂了秦末农民的起义。他在《陈涉世家》里，详细地叙述了陈涉发动起义的经过和振臂一呼群雄响应的革命形势，指出了农民起义的正义性;分析了他们失败的基本原因，并肯定了他们推动历史前进的不朽功绩。认为“桀纣失其道而汤武作;周失其道而《春秋》作;秦失其政而陈涉发迹。诸侯作难，风起云蒸，卒亡秦族。天下之端，自涉发难”。他更以极其饱满的情绪写《项羽本纪》，项羽的勇猛直前摧毁暴力统治的英雄形象给予读者极深的印象。作者虽批评项羽“自矜功伐，奋其私智而不师古”，“欲以力征经营天下”，指出了他必然失败的原因。但仍把他看成秦汉之际的中心人物，寄予深刻的同情，说他：“乘势起陇亩之中，三年，遂将五诸侯灭秦，分裂天下，而封王侯，政由羽出，号为霸王。位虽不终，近古以来，未尝有也!”司马迁这样热烈地歌颂人民对暴力统治的反抗，以及把陈涉和项羽分别安排在“世家”和“本纪”的作法，都充分显露了他卓越的思想见解和救世济民的热情。这是以后的封建正统史家所不可能达到的思想高度。
《史记》的人民性、战斗性，还表现在记载那些为正史官书所不肯收的下层人物，并能从被压迫被剥削人民的观点出发，分别给他们以一定的评价。《游侠列传》写朱家“振人不赡，先从贫贱始”;写郭解“振人之命，不矜其功”。在对游侠的“言必信”，“行必果”，“已诺必诚，不爱其躯”的高尚品格的热烈歌颂中，表达了封建社会人民要求摆脱被侮辱、被损害处境的善良愿望。《刺客列传》写荆柯的勇敢无畏，视死如归的英雄行为是那么绘声绘色，激荡人心。在我们今天看来，刺客的个人暴力行动不可能真正解决政治上任何实质问题，但在漫长的封建黑暗统治之下，刺客们自我牺牲、反抗强暴的侠义精神，却是可歌可泣，在一定程度上打击了封建暴力统治的气焰，恰如夜空一颗皎洁的明星，给人们以鼓舞和希望。作者热情地说：“此其义或成或不成，然其立意较然，不欺其志，名垂后世，岂妄也哉!”
《史记》中还写了一系列的爱国英雄。《廉颇蔺相如列传》通过完璧归赵、渑池之会、将相交欢等历史情节的叙述，突出了蔺相如勇敢机智的英雄性格和“先国家之急而后私仇”的高贵品质。在《魏公子列传》中，作者亲切地用了一百四十七个“公子”，叙述信陵君“仁而下士”的故事，不仅因为这位公子真能放下贵族的架子，“自迎夷门侯生”，“从博徒卖浆者游”，而且更重要的，是因为他这样做的结果，终于得到游士、门客的帮助，抵抗了秦国的侵略，救赵存魏，振奋诸侯。《李将军列传》也是作者用力写作的一篇。“君不见，沙场征战苦，至今犹忆李将军”，“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渡阴山”：汉代名将李广，千百年来，一直为人们所景慕。他的保卫祖国边疆的功绩，超凡绝伦的勇敢，以及敌人闻之丧胆的声威，是通过太史公的笔深深地铭刻在人们心上的。但李广的一生却是在贵戚的排挤压抑中度过的，作者对他“引刀自刭”的悲惨结局，寄予深厚的同情，同时也流露了自己不幸遭遇的感慨，从而对封建统治阶级的压抑人材进行了有力的揭露和抨击。作者不仅写出了李广保卫祖国、奋身疆场的功绩，而且也写出了他的体恤士兵，热爱人民的品质：
广廉，得赏赐辄分其麾下，饮食与士共之。终广之身，为二千石四十余年，家无余财，终不言家产事。……广之将兵，乏绝之处，见水，士卒不尽饮，广不近水;士卒不尽食，广不尝食。宽缓不苛，士以此爱乐为用。
正因为如此，当李广被迫自杀后，“广军士大夫一军皆哭。百姓闻之，知与不知，无老壮皆为垂涕”。作者通过这些描写，不仅说明将帅应该爱护士卒，而且告诉他们，只有上下一心，同甘共苦，才能战胜敌人，保卫祖国。
总之，作为传记文学的《史记》的思想内容是丰富深刻的：它一方面揭露了统治者及其爪牙的无比丑恶，画出他们的真实的脸谱;另一方面表达了人民的思想感情和愿望，歌颂人民及其领袖的起义反抗，以及可歌可泣的爱国英雄和救人困急的侠义之士，表现了我们伟大民族的革命传统和优良品质，这对今天都还有积极意义。
《史记》的思想意义是和作者精心的构思、高度的写作技巧密不可分的。作为一种历史著作，《史记》是忠实于历史事实的记载的，所以刘向、扬雄、班氏父子等都称之为“实录”。但作者却在“实录”的基础上，塑造了鲜明的人物形象，表现了人物思想性格的重要特征，具有极强的艺术感染力量，这是《史记》传记的主要特点，也是作者匠心独运的所在。
司马迁是怎样在坚持历史真实的原则下写人物的呢?我们且看他在《留侯世家》中的一句话：“‘留侯’所与上从容言天下事甚众，非天下所以存亡，故不著。”这说明作者并不是有事必录，而是有所选择的。张良平日与高祖谈论的天下事很多，但只写那些和天下存亡有重大关系的事件，从而表现其性格特征。写其他人物当然也不例外，即只写重要的，能够表现人物特征的东西。在《留侯世家》中还有这样的话：“语在项羽事中”、“语在淮阴事中”;其他各篇也常常有这样的话。这就是前人指出过的“互见法”。司马迁使用这种方法情况很复杂，有的注明，有的并没有注明，它不只是消极地避免叙述的重复，而且是积极地运用资料，为突出人物的特征服务。例如《项羽本纪》集中了许多重要事件突出他的喑恶叱咤，气盖一世的性格特征。作者对他的行为在传赞中虽有所贬责，但热情的歌颂、深切的同情却是主要的。这样，就体现了项羽这个历史人物的形象的完整性。作者在本纪中没有过多地去批评项羽个人的缺点和军事上政治上的错误，而把它放在《淮阴侯列传》，借韩信的口中道出，这样既不至损害项羽英雄形象的塑造，而又显出韩信的非凡的才能和过人的见识。就这样，司马迁通过对历史材料的选择、剪裁和集中，不仅使许多人物传记正确地反映了他们在历史上的活动和作用，而且突出了他们的思想和性格，表达了作者的爱憎。
《史记》中人物形象的丰富饱满、生动鲜明，不仅得力于司马迁对材料的取舍和安排，而且也得力于他运用了多种方法去表现人物的思想性格和特征。作者在写作人物传记时，尽力避免一般地梗概地叙述，而是抓住主要事件，具体细致地描写人物的活动，使人物性格突出。救赵存魏是信陵君一生的重大事件，但《魏公子列传》中却没有过多地写他在这一事件中政治的军事的种种活动。而把描写的重心放在他如何和夷门监侯赢、屠者朱亥的交往以及“从博徒卖浆者游”的故事上，通过这些故事的具体描写，突出了他的仁而下世、勇于改过、守信重义、急人之难的性格。特别值得提出的是信陵君自迎侯生的一段：
公子于是乃置酒大会宾客。坐定，公子从车骑，虚左，自迎夷门侯生。侯生摄敝衣冠，直上载公子上坐，不让，欲以观公子。公子执辔愈恭。侯生又谓公子曰：“臣有客在市屠中，愿枉车骑过之。”公子引车入市，侯生下见其客朱亥，俾倪故久立，与其客语，微察公子。公子颜色愈和。当是时，魏将相宗室宾客满堂，待公子举酒。市人皆观公子执辔，从骑皆窃骂侯生。侯生视公子色终不变，乃谢客就车。至家，公子引侯生坐上坐，遍赞宾客，宾客皆惊。酒酣，公子起，为奉侯生前……
作者通过不同的角度去写信陵君，他写侯生毫不谦让直上公子上座，写侯生故意久立市中以微察公子，写市人皆观公子执辔，写公子从骑者窃骂侯生，写宾客们的惊讶。通过这些不同人物的不同反映，愈来愈突出信陵君始终如一的谦虚下士的态度，使我们有身临其境的感觉。司马迁还善于通过琐事来显示人物性格的特征，如《酷吏列传》写张汤儿时的一个故事：
其父为长安丞。出，汤为儿，守舍。还，而鼠盗肉。其父怒，笞汤。汤掘窟，得盗鼠及余肉，劾鼠掠治，传爰书、讯鞫论报。并取鼠与肉，具狱磔堂下。其父见之，视其文辞如老狱吏，大惊。遂使书狱。
这虽然是儿时游戏，却异常生动地突出了张汤的残酷的性格。再如《万石张叔列传》中的一段：
〈石〉建为郎中令，书奏事，事下，建读之曰：“误书!‘马’字与尾当五，今乃四，不足一。上谴死矣!”甚惶恐。其为谨慎，虽他皆如是。万石君少子庆为太仆。御出，上问车中几马?庆以策数马毕，举手曰：“六马。”庆于诸子中最为简最矣，然犹如此。
作者通过这些细节，写出了石家一门的拘谨性格和伴君如伴虎的心情。其他如《留侯世家》写张良为圯上老人进履;《淮阴侯列传》写韩信忍辱胯下;《李斯列传》写李斯少时见厕鼠和仓鼠而发感叹等，都是以琐事刻划人物性格的例子。这些是司马迁表现人物所用的故事化的方法。这种方法避免了平板的叙述，使人物形象具有动人的艺术力量。
为了表现人物，司马迁还通过许多紧张斗争的场面，把人物推到矛盾冲突的尖端，让人物在紧张的斗争中，表现他们各自的优点和弱点，表现他们的性格特征。《项羽本纪》鸿门宴一节是很有代表性的。鸿门宴前，楚汉两军几至火并，而楚强汉弱。刘邦项羽此时相会斗争是相当激烈的。作者就通过这场面对面的斗争来表现人物性格。刘邦的懦怯而有机智，项羽的坦率而少谋略，以及其他人物，如范增、张良、樊哙、项伯等的性格，都由于在这场斗争中的不同态度而有很好的表现。再如《魏其武安侯列传》中灌夫使酒骂座和东朝廷辩论两个场面也写得十分好。前者写在宴会上人们对田蚡、窦婴、灌夫的不同态度，不仅写尽了贵族社会的炎凉世态，而且也很好地表现了这些人物的不同性格：田蚡得势后的矜持傲慢，窦婴失势后结欢当权者的用心和强争面子的窘态，特别是灌夫始则不悦，继则怒而指桑骂槐，终于演成与田蚡的直接冲突，充分地表现了他“为人刚直”，“不好面谀”的性格。后者写大臣们在武帝面前辩论灌夫的曲直，彼此吞吞吐吐，不敢明断是非，武帝大怒，退入后宫，十足表现了饱经世故的官僚们的虚伪和圆滑。故事化的手法和紧张场面的运用，使《史记》的人物传记饶有波澜，人物形象各具特征，如见其人，如闻其声，因而成为历史与文学互相结合的典落著作。
《史记》在语言运用上也有极大的创造。从文学角度看，其最大的特色就是善于用符合人物身分的口语来表现人物的神情态度和性格特点。刘邦和项羽都曾见过秦始皇，从他们所表示的感慨中可以看出他们性格的不同：项羽说：“彼可取而代也!”语气极为坦率，可以想见他强悍爽直的性格;刘邦却说：“嗟乎!大丈夫当如此也!”说得委婉曲折，又正好表现他贪婪多欲的性格。《陈涉世家》中写陈涉称王后，陈涉旧时伙伴见他所居宫殿说：“夥颐!涉之为王沉沉者。”“夥颐”是陈涉故乡的土语，是多的意思，这里用以形容陈涉宫殿陈设的丰富;“沉沉”是形容宫殿广大深邃，又带有惊异的语气，它生动地表现了农民的质朴性格。在《张丞相列传》中，作者还写出了周昌的口吃和他又急又怒的神情。《史记》还有一些对话则更深刻地表现了人物的不同性格和当时的精神状态。《平原君列传》中毛遂自荐一节，表现了平原君和毛遂不同的身分和性格，特别是毛遂犀利明快的对答和“请处囊中”的自白，真是“英姿雄风，千载而下，尚可想见，使人畏而仰之”(洪迈《容斋五笔》卷五)。《史记》在叙事和记言中还常常引用民谣、谚语和俗语。由于它们产生、流传于民间，概括了广大的社会生活，是一种精粹的富于战斗性和表现力的语言，因此，使《史记》的语言更加丰富生动，并且有力地表达了作者对历史事件和人物的批判。如《淮南衡山列传》引民歌、《魏其武安侯列传》引颍川儿歌，对统治阶级进行了讽刺和斥责;《李将军列传》引谚曰：“桃李不言，下自成蹊”，来说明好人不用自我宣传，自然会获得别人的尊敬。此外如“千金之子，不死于市”、“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以上《货殖列传》)、“以权利合者，权利尽而交疏”(《郑世家》)、“利令智昏”(《平原君列传》)等，都是对旧社会、旧风习的深刻揭露，有助于读者对历史、人物的理解。最后应该指出，《史记》的语言，在现在看来全部都是所谓文言而不是白话，但它是在当时口语的基础上提炼加工的书面语，与当时语言是相当接近的。而且为了使那些古奥难懂的古籍能为一般人所理解，司马迁在引用古书时，往往把已经僵化或含义不明的词句改成一般易懂的语言。正因为如此，《史记》直到今天，我们读起来基本上是明白晓畅的。
第三节 史记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和影响
《史记》是伟大的历史著作，也是传记文学名著。它在我国散文发展史上起着承先启后的作用。
尽管封建统治阶级把司马迁看成是离经叛道的人物，把《史记》看成是“谤书”，但他们都不能阻止《史记》的流传，取消《史记》的影响。尽管班固从封建统治者的立场出发对司马迁有不少贬词，但他也不能不承认司马迁有“良史之才”，即“善序事理，辨而不华，质而不俚”的叙事才能，不能不赞美“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的实录精神。班氏以下的史学家和散文家对司马迁几乎无不推崇备至，力图做到像司马迁那样“不待论断而序事之中即见其指”(顾炎武《日知录》卷二十六)。《史记》中所歌颂的许多英雄人物，如项羽、信陵君、侯赢、鲁仲连、蔺相如等对后代人民特别是封建文士精神上也有影响。他们仰慕历史上这些英雄人物，并受到鼓舞和激励，如唐代伟大诗人李白在诗歌中不止一次地把古代的侠义之士引为自己的同调，并希望自己能像他们一样为国家、为人民做一番事业。
在写作方法、文章风格等方面，自汉以来的许多作家作品都从《史记》中得到有益的启发。郑樵所说的“百代以下，史官不能易其法，学者不能舍其书”，无论对史学和文学来说都是合适的。从《汉书》起，所谓“正史”，在体裁形式上都是承袭《史记》的。在文学创作方面如唐以后传奇文以至《聊斋志异》等小说都直接或间接受《史记》的影响。唐宋以来的古文家更无不熟读《史记》。号称“文起八代之衰”的韩愈十分推崇司马迁，把《史记》的文章看成为文的规范，他的《张中丞传后序》、《毛颖传》等文，很显然是学习《史记》的人物传记的。宋代大散文家欧阳修散文的简练流畅，纡徐唱汉的特点，深得《史记》的神韵，他的《五代史伶官传序》的格调，与《史记?伯夷列传》十分相似。而当古文家们反对形式主义的繁缛或艰涩古奥的文风时，《史记》常常成为他们的一面旗帜。唐代韩愈、柳宗元，明代归有光都是这样。
特别是它的一些艺术方法，如通过人物的行动、对话来表现人物性格，避免冗长静止的叙述，以及注意故事曲折动人，语言简洁生动等;无疑都为后来优秀的小说创作所吸收并加以发展。《史记》的人物传记在形成我国古典小说的传统风格中是起了巨大的作用的。至于小说或戏剧取材于《史记》的也很多，如《窃符救赵》、《楚汉春秋》、《琴心记》等，这些故事一直到今天还流传不衰，为广大人民所喜爱。
篇5：中国古代文学类笔记
《学林》
宋代考据辩证类笔记，10卷，亦称《学林新编》，王观国撰。王观国，字不详，长沙人。生卒年均不详，约宋高宗绍兴十年(1140)前后在世。绍兴中，以左承务郎知汀州宁化县，主管动农公事兼兵马监押。
《学林》10卷，凡358则。这部书专门考辨六经史传以及其它书中的字体、字音、字义，并博引《十三经》《史记》《汉书》《后汉书》《晋书》《唐书》之文以前人诗歌，广采《说文》《玉篇》《广韵》《经典释文》等注疏笺释之说，参校异同，加以订正。附带兼及词语、解释名物。资料收集详备，辨析精赅，是宋人笔迹中较有学术价值的一种。其它如谈沈括论杜诗之拘泥，谈双声叠韵之分别亦甚精到。解释名物者，如说琥珀乃松脂凝结入地而成，驳斥琥珀生于地中，为龙血入地而成的缪说，也表现了作者的见识通达。《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称其“引据详洽，辨析精核，可谓卓然特出之著”。
《学林》有武英殿聚珍本;嘉庆十四年(1809)，萧山陈春将此书收入《湖海楼丛书》;同治五年(1866)刻本等。
今有：《学林》，中华书局1988年版。
《东轩笔录》
宋代历史轶事笔记，十五卷。北宋魏泰撰。魏泰，字道辅，襄阳人。出身世族。姐魏氏是北宋著名女词人，封道国夫人，姐夫曾布官至丞相。魏泰从小好逞强行霸，尝于试院中殴打考官几死，因此不得录取。后博览群书，但不思仕进。性诙谐，尤好谈朝野趣闻。善辫，与人谈笑，莫有能挡其词锋者。徽宗崇观年间，(1102-11)，大臣章惇赞其才，欲任以职事、辞不就。晚年居家，倚仗姐夫之势，横行乡里，邑人深为不满。又爱讹托他人之名作书，如借张师正名作《志怪集》、《括异志》、《倦游录》;借梅尧臣名作《碧云》。以本人名则著有《临汉隐居集》二十卷、《临汉隐居诗话》一卷、《东轩笔录》十五卷传于世。
《东轩笔录》记载北宋太祖至神宗六朝官场见闻，以仁宗、神宗两朝事居多，由于魏泰昌与上层人物多有交往，熟知内情，所记当时历史尤其是王安石变法相关资料，有重要参考价值。如卷六所记曾布与王安石关系，说明曾因反市易法被黜后，与王仍有交情，并未发展到势不两立的地步。书中对贪污贿赂，趋炎附势、狼狈为奸的现象时有揭露。卷十还记载了宋仁宗打击报复、庇护皇亲的事实，在历史笔记中相当少见。此书所记亦有一些失实之处，《旧闻证误》、《容斋随笔》等书均有驳正。总的来说，在宋人笔记中，《东轩笔录》还是史料价值较高的一种。朱熹《五朝名臣言行录》引此书达三十六条，在二百二十五种引书中，居第五位。
今有：《东轩笔录》李裕民点校，中华书局版;《东轩笔录》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笔记小说大观，1983年版;《东轩笔录》大象出版社“宋人笔记”第二编，版。
《萍洲可谈》
北宋代记述有关典章制度、风土民俗及海上交通贸易等情况的笔记，3卷朱彧撰。朱彧，生卒年不详。其父朱服于元符二年(1099)至崇宁元年(1102)时居官广州。朱彧根据其父见闻，于徽宗宣和元年(1102)撰成此书，共3卷。该书记载的宋代朝廷制度、风俗民情、特别是海外交通与来华穆斯林的经商与生活等情况，是研究中西交通史及中国伊斯兰教史的重要参考资料。如关于宋代广州蕃坊及来华穆斯林商贾情况，书中云：“广州蕃坊，海外诸国人聚居。置蕃长1人，管勾蕃坊公事，专切招邀蕃商人。”“蕃人衣装与华异。饮食与华同。或云其先波巡尝事瞿昙氏，受戒勿食猪肉，至今蕃人但不食猪肉而已”;关于宋代来华穆斯林与中国妇女通婚情况，书中云：“元祐间广州蕃坊刘姓人娶宗女。官至左班殿直。刘死，宗女无子，其家争分财产，遣人挝登闻鼓。朝廷方悟宗女嫁夷部。因禁止。三代须一代有官，乃得娶宗女”;关于宋代海外贸易及市舶管理情况，记有舶船到港后“编栏”(即派兵监视)、“抽解”(即征税)、“呈样”(抽查货物质量)、“禁榷及博买”(即政府收购专卖货物及确定商人自由出卖)情况，舶船来去季节时间、舶船大小及互贸货物情况，海舶使用指南针情况等。其书的倾向是曲意维护王安石新政中的舒亶、吕惠卿等小人，攻击元祐党人苏轼等。《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曾批评并解释其原因：“彧之父朱服虽坐与苏轼交游贬官，然实非元祐之党。尝有隙於苏辙，而比附於舒亶、吕惠卿。故彧作是书，於二苏颇有微词，而於亶与惠卿则往往曲为解释。甚至元祐垂帘，有政由帷箔之语。盖欲回护其父，不得不回护其父党;既回护其父党，遂不得不尊绍圣之政，而薄元祐之人。与蔡绦《铁围山丛谈》同一用意，殊乖是非之公”，但也肯定其价值：“然自此数条以外，所记土俗民风，朝章国典，皆颇足以资考证。即轶闻琐事，亦往往有裨劝戒。较他小说之侈神怪，肆诙嘲，徒供谈噱之用者，犹有取焉”。
《文献通考》著录三卷，但现存的左圭《百川学海》本、陈继儒《宝颜堂秘岌》本今仅一卷，五十馀条。
今有：《后山谈丛·萍洲可谈》，李偉國点校，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萍洲可談》李偉國点校，大象出版社“宋人笔记”第二编，20版。(该书是以《墨海金壶》本为底本，校以《百川学海》和《四库全书》系统之各种版本。又检中华书局所印《永乐大典》残本及《宋会要辑稿》等书，得佚文三条，录出附于卷末)。研究论文：郑宇之硕士论文《朱彧及其笔记〈萍洲可谈〉研究》。
《孙公谈圃》
记录北宋孙升所述人物轶事、品评人物的笔记，刘延世撰。刘延世字君孚，高邮人。孙升在元祐中官中书舍人，哲宗绍圣四年因属元祐党人而贬谪汀州，两年后死于任上。刘延世的父亲时为时长汀县令，得从孙升游，将孙升所述的北宋朝人物轶事以及对此的品评记录下来成为此书。宋临江刘延世录所闻于孙升之语也。刘延世在书序中曾交代成书的经过和动机：“绍圣之改元也，凡仕于元祐而贵显者，例皆窜贬湖南，岭表相望而错趾，惟闽郡独孙公一人迁于临汀。四年夏五月，单车而至，屏处林谷，幅巾杖屦，往来乎精蓝幽坞之间，其后避谤，杜门不出。余时侍亲守官长汀县，窃从公游，闻公言皆可以为后世法，亦足以见公平生所存之大节。于是退而笔之，集为三卷，命曰《孙公谈圃》。公状貌奇特，眉目孤耸，望之凛然可畏。元祐时，历三院，迁左史，入中书为舍人，危言谠论，内外惮之。已而忤时宰意，以集贤殿修撰留守南都，后迁天章阁待制。其谪官也，自南都为归州，遂以散秩谪临汀。公在汀二年，竟以疾终。明年，岁在庚辰，天子(按：徽宗)嗣位，尽还公官职，士大夫伤公之不及见也。余辱公之知且久，而公之语亦尝属余记焉，公之子幼而孤，则其事久或不传，于是详而述之，庶几不为负公者，非特为谈圃道也。公讳升，字君孚，高邮人。建中靖国元年正月初四日，临江刘延世述之引。”正因为其中夹带个人恩怨，所以记录品评中带有倾向性，而为后世所讥。孙升为元祐党人被贬，所以书中记王安石见其子王雱在冥中受报应;又因与二苏有隙，书中记苏轼为翰林学士事，苏轼试馆职策题论汉文帝宣帝及仁宗、神宗事，“则又不满于苏轼”;记争吊司马光事，“亦不满程子(程颐)”。
《孙公谈圃》最早有临汀刊本三卷;宋高宗建炎初山阳吴氏录本。
今有：《乐城先生遗言·东谷所见·鸡肋·孙公谈圃》，新兴书局，1927年版;《孙公谈圃》上海古籍出版社据《说郛》本影印，1987年版;《孙公谈圃》宋人笔记第二编，大象出版社2006年版。
《演繁露》
又称为《程氏演繁露》，十六卷，后又有《续演繁露》六卷。宋代以格物致知为宗旨的笔记，南宋程大昌撰。程大昌(公元1123─1195)，字泰之，徽州休宁(今属安徽)人。高宗绍兴二十一年(公元1151)进士。二十六年，除太平州教授。二十七年，召为大学正。三十年，迁秘书省正字。孝宗即位，擢著作佐郎，历国子司业兼权礼部侍郎、直学士院。出为浙东提点刑狱、江西转运副使。淳熙二年(公元1175)，召为秘书少监。三年，权刑部侍郎。累迁权吏部尚书。出知泉州、建宁府。光宗即位，徙知明州。庆元元年卒，年七十三。谥文简。有《程文简集》二十卷，已佚。今存《诗论》、《演繁露》、《续演繁露》、《考古编》等。《宋史》卷四三三有传。
《演繁露》为模拟汉代董仲舒《春秋繁露》之作《演繁露》记载了三代至宋朝的杂事488项。其书《演繁露》不分类，《续演繁露》分制度、文类、诗事、谈助四门。援引很为广博，考证多详明可取。如卷九“鞠”，有关古代踢皮球的记述;卷十五“不托”关于古代汤饼的考辩，都能使人对事物有具体的了解。《四库总目提要》称其“大昌所演，虽非仲舒本意，而名物典故，考证详明，实有资於小学。所引诸书，用李匡乂《资暇集》引《通典》例，多注出某书某卷。倘有讹舛，易於寻检，亦可为援据之法”。其中一些解释，不仅对文字学，对历史、文学亦有帮助，如“李白墓”条：“采石江之南岸田畈间有墓，世传为李白葬所。累甓围之，其坟略可高三尺许，前有小祠堂，甚草草。中绘白像，布袍裹软脚幞头，不知其传真否也。白尝供奉翰林，终不曾得官，则所衣白袍是矣。范传正作白碑，曰白之孙女言曰：尝殡龙山之东麓，坟高三尺。传正时为宣歙观察使，谕当涂令诸葛纵改葬于青山，则在旧瘗之东六里矣，其时元和十二年也。然则龙山、青山，两地皆著白坟，亦有实矣。至谓白以捉月自投于江，则传者误也。曾巩曰：范传正志白墓，称白偶乘扁舟，一日千里，白之歌诗亦自云如此。或者因其豪逸，又尝草瘗江边，乃饰为此说耳。正史及范碑皆无捉月事，则可证矣。”又如“霓裳”条：“乐天《和元微之霓裳羽衣歌》略曰：“移领钱塘第二年，始有心情问丝竹。玲珑箜篌附好筝，教得霓裳一曲成。前后只应三度案，闻道而今各星散。今年五月至苏州，忽忆霓裳无处问。闻君部内多乐徒，问有霓裳舞者无。元答云七州十万户，无人知有霓裳舞。惟寄长歌与我来，题作霓裳羽衣谱。”案，此乃乐天守杭日，自教官妓玲珑习为霓裳舞。至乐天镇苏时，习舞者已皆不存。元微之为越守，乐天求此舞人于越，而越中无之，但寄得《霓裳歌》以为之谱耳。元、白距明皇不远，此时此曲已自无传，况今日乎?”“霸陵折柳”条：“黄图曰：霸桥，跨霸水为桥也，汉人送客至此桥，折柳为别，故李白乐府曰：“年年柳色，霸桥伤别。”而王维亦曰：“渭城朝雨邑轻尘，客舍青青柳色新。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审求其地，则在渭北，盖汉分秦咸阳，置县名渭城也。若霸陵，则在渭南，不在渭北矣。维之所饯者，其人出戍阳关，而赋诗之地乃在渭北，仍援折柳为词，则仍用霸陵故事也”
今有：《程氏演繁录》、《续演繁露》京华出版社;《程氏演繁录》、《续演繁露》国家图书馆“中华再造善本工程”版;《程氏演繁录》、《续演繁露》，宋人笔记第一编，大象出版社版。
篇6：中国古代文学史完整笔记
我国古代文学史中的人文精神的几种主要表现：
一. 我国文学中的乡国情怀：
1、在我国的诗文里，对于故乡、故国的思念是一个永恒的主题。
2、与乡土相联的，是对于国家的思念。君与国家，在古代文人那里，是一致的;至近代，此种精神由忠君报国而转向追求国家的自立自强。
3、乡国的情怀的泛化，是对于山川之美的描写与赞颂。
二. 我国古代文学中的亲情主题。
1、爱情。可分为来自民间和受民间作品影响的一系和文人作品的一系。
来自民间的一系：表现出更为充分的人性特点。从《诗》开始到乐府民歌，所表现的男女之爱很少受到礼的约束，表现更为热烈执着、更带野
性色彩。
文人的描写爱情之作：表现得较为复杂。含蓄了、深化了、带有理想的色彩(白朴《墙头马上》、加进悲剧色彩(《会真记》、《长恨歌》、
董解元《西厢记》、王实甫《西厢记》、《长生殿》、《牡丹亭》、《红楼梦》)。
2、友情。视朋友如兄弟，这是我国思想传统里的一种认识。交友不因贵贱而阻隔，不以利而以义，守之以信，忠之以言。
三. 我国文学中的人生感悟主题。
1、对于生命虽短促而宇宙却永恒的感悟。对于历史、人生的思索，实际是对于生命永恒的向往，是珍视生命热爱生命的一种独特的表现方式
2、对于人生的感悟主题，还表现为对于现实人生的反思，往往交叉着宗教理路，劝善惩恶，提出人生的归宿问题。在小说、戏剧中表现得更
为突出。
我国古代文学的艺术特征：
1、抒情传统是我国文学的重要特色，但无论是抒情文体还是叙事文体，都有明显的抒情特色。陆机《文赋》“遵四时以叹逝，瞻万物而思纷
”、李白《金乡送韦八之西京》：“狂风吹我心，西挂咸阳树。”诗化世界的认知方式，因此在表诉上就常常着重于内心感情的抒发而不是着
重与外物的描写。从古诗十九首开始的内心世界的展示，深远地影响了我国诗歌的发展。
2、我国各体文学虽式样各异，但有一点相通，那就是重视意境的创造。《牡丹亭•惊梦》：“原来姹紫嫣红开篇，似这般都付予断井颓垣。
良辰美景奈何天，赏心乐事谁家院!”心境与物镜融合无间。
第一编 先秦文学
第一章 上古歌谣和神话传说
神话的基本特征：
一. 神话都是想象或幻想的;
二. 神话是远古人类对所观察或经历的自然界或社会现象的解释和说明，只是它经过了“幻想”的加工，成为了想象中的“神化”了现实生活
;
三. 神话反映着远古人类解释自然(或社会)并征服自然(或社会)的愿望;
四. 神话只能产生在史前的远古时代，它是人类还没有能力对自然现象和社会现象作出符合实际的解释时代的产物。
简述我国古代神话神话与传说的区别：
一. 神话的产生要比传说早;
二. 神话是传说的故事原型，传说是神话的社会历史化;
三. 神话具有明显的非理性的神异色彩，而传说则内含着人间的行为原则。
试论我国古代神话对后世文学发展的影响。
一. 神话的艺术规则为后世文学的发展提示了方向。神话所开创的为人生的主题，事实上成为了我国文学发展的主流。神话富于情感、富于形
象、富于想象的特征，也极大地影响着后世文学的发展。
二. 丰富多彩的神话作品，成为后世文学创作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题材源泉。如：屈原的楚词、庄子散文、李白诗歌等;明清小说如《西游
记》《封神演义》等。
第二章 诗经
《诗经》分为风、雅、颂三类的依据及其各自的含义是什么?
一. 是依据音乐的不同来分类。
二. “风”是指各地不同的音乐。“雅”是雅正之声，指周王朝京畿地区的音乐。雅又分为小雅、大雅，也是缘于音乐的不同。“颂”是宗庙
祭祀用的舞曲。
简述《七月》的内容梗概。
一.《七月》这首诗叙说农夫一年四季无休无止的辛苦劳作。
二.全诗八章，大体依照春耕、蚕桑、收割、打猎、修缮房屋和年关祭祀的次第，按月歌唱，平铺直叙一年四季适应不同节候的各种劳作，也
反映了农夫在衣、食、住等方面的情况，有较大的史料价值。
试述《诗经》最具影响的两类作品——情爱诗和社会政治诗的内容。
社会政治诗的内容：
A.下层人民抨击政治的诗：
一. 表达下层人民对统治者的讽刺和对治国政策的批评，形象生动，情感浓郁。
1、揭露宫闱丑行，如《邶风•新台》
2、对于贵族统治者的荒淫无耻，人民极度愤慨，予以严厉批评，如《墉风•相鼠》
二. 反映当时繁重的徭役给人民带来苦难，抒发愤怨情绪。如《邶风•击鼓》、《王风•君子于役》
三. 对剥削现象表示不满。如《魏风•伐檀》《魏风•硕鼠》
B.官吏对政治表达不满的诗如《邶风•北门》
C.抒发生活郁懑和人生忧伤的诗。如《王风•黍离》
D.称颂执政者的诗
情爱诗的内容：
A. 歌咏美丽的爱情，反映出周人生活的一个侧面。如《郑风•溱洧》写男女自由表达爱情;《邶风•静女》诗风温文典雅。
B. 《诗经》中还有许多抒写婚姻生活的诗。如《周南•桃夭》。
C. 还有一些诗，在歌唱婚恋爱情的同时，也反映着某些相关的社会问题。如《郑风•将仲子》
分析《诗经》史诗重要 篇章的艺术特色。(即《大雅》五篇史诗的主要内容)
《大雅》五篇史诗包括：《生民》、《公刘》、《绵》、《皇矣》、《大明》
一. 叙述了周人之始祖后稷出世直到武王灭商的一些史迹和传说。
二. 有选择地描绘具体的事件，从而歌颂先祖的功勋，抒发了周民对先王的崇敬和爱戴之情。
三. 周人史诗还有先祖神话的记述，如《生民》写始祖后稷的出生。
四. 总结历史教训，提出了治国思想，也是周人史诗的主要内容。
论述《诗经》的主要文学成就。
篇7：中国古代商业笔记
1.中国古代商品经济发展
(1)先秦:商民善于经商，后世将经商的人称为“商人”;商朝以贝作为货币;商朝都城已成为繁华的商业都市，有“商邑翼翼，四方之极”之称。春秋战国时期，商业发达，各地土特产品互相交流，在中原市场上可买到南方的象牙、北方的马、东方的鱼盐和西方的皮革;许多城市成为繁华的商业中心，如齐国临淄、赵国邯郸、楚国郢等;出现了许多有名的大商人，如春秋后期的范蠡(“陶朱公”)和战国后期的吕不韦。
(2)南北朝:南北朝时，不少城市遭到战争破坏，商品经济发展缓慢;北魏以后，北方商品经济有所恢复;与之相比，南方商品经济相对比较活跃。北魏时，洛阳城内市场很多且有周长近八里的大市;一些富商大贾周流天下或远走异域。建康(南京)城内建有四市，市内唐铺林立;秦淮河两岸商旅云集，交易兴盛。草市(农村集市)开始出现，含义有二:一是贩饲马料之市;二是草草构成之市。
(3)隋唐:农产品商品化程度提高，尤其是茶叶的市场广泛，唐朝中期政府开始征收茶税;隋唐商业的四个特点如下:一是交通发达(交通要道上有接待客商的私家店肆，备有供客商骑用的“驿驴”;以运河、长江为主的水运也很方便;从长安、登州、扬州、广州等地出发的对外交通也很发达);二是货币统一(由五铢钱到开远通宝);三是市场发达(场所固定--市;官员管理--物价和税收等;邸店柜坊--邸店兼营旅店、货栈和交易场，柜坊专营货币的存放和借贷;店铺限定--营业面积;时间限定--市的买卖时间;夜市草市--繁华大城市里有夜市，偏远的农村有定期举行的草市);四是商人众多(大商人、中等商人、小商小贩、胡商、外商)。
(4)宋元:北宋时期的商业有了一个新的转折。其表现在:①解除了商业活动在时间和空间上的限制。②政府允许工商业者“以资买官”，商人地位有所提高，形成地主、官僚、商人逐步结合的趋势。③商税收入在政府财政收入结构中比重剧增。④市镇的集市发展，城市商业区域扩大到城外。⑤城市的消闲文化发展，如瓦肆的出现和宋词的发展。王安石变法的理财措施中有“市易法”，由政府设立市易务，有利于稳定物价和商品交流，也增加了国家的收入。
(5)明朝:清代前期棉花、蚕桑、茶叶、油料等经济作物种植面积扩大，还形成了一些专业生产区域，促进了农业生产商品化。国内商业繁荣(市场大--国内市场扩大、品种多--农产品和手工业品品种达到两百余种、贩运快--区域间长途贩运发展较快、城市多--北京和南京是全国性商贸城市，全国出现了数十座较大的城市、向农村--商品经济向农村延伸，江浙地区以工商业著称的市镇蓬勃兴起);对外贸易艰难(实行闭关政策，限制对外交往)。
2.中国古代货币的演变
(1)先秦:商朝人善于经商，以贝为币;战国时期，各国出现了铁钱，秦国使用圆形方孔钱，称半两钱(齐国使用刀形币，赵国使用铲形币，楚国使用蚁鼻形币)。
(2)秦汉:规定圆形方孔钱作为通行全国的货币。汉代以黄金和铜钱为主币。汉代的铜钱重量几经变化，至武帝铸五铢钱才稳定下来。
(3)三国:那时货币减少，布帛、谷物成为主要的流通手段。曹魏曾以法令形式废止铜钱，使用实物交易，以后行废不定。
(4)隋唐:仍铸五铢钱，禁止使用前代大小不一的旧币，有利于贸易的发展。唐初改革币制，唐高祖下令“废五铢钱，行开元通宝”。新铸的“开元通宝”，成为唐朝通用的货币，后来发行量很大。以后历代的货币都以它为范式。设柜坊专营货币的存放和借贷，是我国最早的银行雏形，比欧洲地中海的金融机构要早六七百年。
(5)宋元:北宋时在四川地区出现了世界上最早的纸币“交子”。由金属货币发展到纸币，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纸币的推广，减轻了商人携带金属货币的负担，有利于商品交换，反映了商业的高度发展。
(6)明清:明初，主币是纸钞，辅币是铜钱，禁止民间使用金银交易。到明中后期，白银成为普遍流通的主要货币。
第一，商业起源很早，并且在不断的发展。原始社会末期，随着剩余产品的出现、社会分工的发展，在氏族部落之间和氏族内部偶尔出现了以物易物的交换行为，产生了原始的商业。商朝的商业活动已达到相当高的水平，产生了专门通过物品交换牟取暴利的职业商人和最早的货币。周朝实行“工商食官”。春秋战国时期，随着“工商食官”制度的逐步瓦解，各地涌现出许多商品市场，私营商业应运而生，各国纷纷铸造货币，黄金、白银也开始用为货币，形成了许多著名的都会。秦始皇统一中国后,统一货币、度量衡，修建驰道，促进了商业的发展。西汉“开关梁，驰山泽之禁”，使富商大贾周流天下。魏晋南北朝时期，社会动荡，北方商业发展时起时伏，波动较大，南方商业小幅发展。隋唐时期，政治上的统一和大运河的开通，密切了南北方的经济往来，商业贸易蓬勃发展起来，长安、洛阳、扬州等成为闻名中外的大都会，陆上海上丝绸之路呈现出空前的繁荣景象。宋元时期，古代商业发展进入了新的高峰期，坊市不分，“交子”出现，海外贸易发展迅速。明清时期，社会上经商风气浓厚，农产品大量涌入市场，农产品加工的副业产品也成为商品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区域性的商人群体实力雄厚，形成徽商、晋商等大商帮。
第二，对外贸易由盛转衰。对外贸易起自汉朝，通过丝绸之路，中国的丝和丝织品运到中亚，再转运到西亚和欧洲，开辟了中西贸易的新纪元。唐朝陆路边境贸易和海外贸易都得到发展，与亚洲各国都有直接的贸易联系。宋元时期边境贸易、海外贸易发展迅速。明朝前期郑和先后七次下西洋，与亚非30多个国家和地区进行友好贸易，最远到达东非海岸和红海海岸地区。从明朝中后期起，由于倭寇入侵，我国政府开始实行闭关政策，多次下令禁止海外贸易，只开放广州一地与外国通商，严重阻碍了对外贸易发展和经济文化交流。
第三，古代中国的市场交换比中世纪的西欧发达。因为中世纪的西欧实行庄园制，其经济单位远远大于中国一家一户的小农经济，大部分生产和生活用品可以在庄园内解决，无须通过市场交换获得，有限的交换仅是用于弥补庄园自给自足经济中的不足。而中国农民家庭仍然需要以自己生产的部分产品去换那些自己不能生产的东西，尤其是再生产所需要的生产资料。所以古代中国的市场交换比中世纪的西欧发达。
第四，古代中国的商业没有为资本主义的发展创造条件。一般说，商品流通是资本的起点。商品生产和市场交换的发达，是资本主义的前提。然而，在古代中国，不管其市场交换怎样发达，却不能动摇封建经济制度，为资本主义发展创造条件。这是由古代中国传统的市场模式造成的。古代中国的商品市场主要有两类：一类是城市市场;另一类是乡村墟集市场。城市市场上主要进行的不是生产者之间的交换，其主要功能是满足皇室、贵族、官僚、绅士的享受消费，城市手工业品与乡村农产品交换很少。只有城市手工业品与乡村农产品的交换，才能为近代机器工业的发展创造条件。乡村墟集市狭小、分散、处于相当封闭的状态，它只是作为自然经济的补充而存在。
第五，古代中国的商业发展受封建政权的压制。自战国时期的商鞅变法开始，政府实行重农抑商政策，古代中国商业发展便处于封建政府的压抑之下。政府长期实行官营和专卖，商人社会政治地位低下，迫使大商人只有同封建势力相结合才能立住脚，大商人、大官僚、大地主三位一体，自由、独立的大商人很少的。
第六，官营商业和私营商业并存。西周有“工商食官”，汉武帝元狩三年实行盐铁官营，这些官营商业长期存在，利润归国家政府所有。此外，政府对多数商品并未实行禁榷，由私商经营，商业利润一般为私商所有。
第七，从空间布局看，商业呈现从大小城市向广大乡村扩展之势。商业发展和城市紧密相连，城市一直是古代商业繁荣发展的主要载体。从周秦至唐代，县以上才可设市，商业中心一般都在城中特定位置，都城商业最繁荣。宋以后，县以下的城郭和乡村允许设市，农村集市贸易发展迅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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